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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述学》是亡友汪容甫汪中所写的著作。我与容甫交往将近四十年，以古学互相督促勉励。我研究训诂、文字、音韵之学，而容甫研讨经史，详尽地梳理阐发，提挈其纲领。我拙于文辞，而容甫淡泊雅致的才华，超越近代。我常自愧所学不如容甫那样广博。我在京城做官，独居多有感慨，屡次想南归，与老朋友讲习学问，志向未能实现，而容甫却因病去世了。我常记得容甫才识卓越高超，片言只字，都应当被世人珍视。我想寻求他的遗书却没有结果。甲戌年，他的儿子喜孙参加礼部考试，把他父亲所撰写的《述学》已刻和未刻的，共六十六篇，向我求序。我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啊。”自元明以来，解说经书的人大多弊病在于凭空臆造，而纠正这种弊病的人，又陷入拘泥固守的浅陋。写文章的人担心沿袭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的痕迹，而志在复古的人，又故作奇特怪异，反而更加失去真实。现在读《述学》内外篇，可以说卓尔不群了。它对经义有功劳的，有解释“三九”、妇人无主答问、女子许嫁而夫死从死及守志、议居丧释服解释义理、《春秋》述义等，使后世治经的人振奋精神、消除疑惑，而得到融会贯通。它表彰经传及先儒的，有《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释疑《荀卿子》通论、《贾谊新书叙》等，使学者笃信古人，而止息其背离常道的习气。其他考证的文章，都确有依据，可以流传给将来。至于他的文章，则融合汉、魏、晋、宋的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深奥典雅、醇厚茂盛，无意模仿而精神与之契合。大概宋朝以后没有这样的作家了。当世最称颂的，是《哀盐船文》、《广陵对》、《黄鹤楼铭，而其他篇章也都与此相当。大概他的学问贯穿于经史诸子之书，而流露于笔墨之间，推究其本源，也是酝酿深厚啊。至于他的为人，对父母孝顺，对朋友笃厚，疾恶如风，而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大概是出于天性使然。看世上那些熟习时务而依附阿谀、庸俗卑劣的人，又怎么样呢？正直诚信、见闻广博，是古代的益友，说的就是容甫吧？我因为容甫儿子的请求，而叙述容甫的学问，以及他文章绝世、人性天资过人之处，缀连在卷末，以等待后来编写儒林传的人有所查考而采录。嘉庆二十年，乙亥年，正月初七，高邮王念孙作序，当时七十二岁。

《述学》内篇一 江都汪中撰

解释“曟”“曑”二字

东方七宿中最明亮巨大的，没有比心宿更甚的。西方七宿中最明亮巨大的，没有比昴宿更甚的。所以古人多使用它们，来记录时令。《夏小正》说：五月初昏，大火居中。八月辰时则伏藏。《诗经》说：“七月流火。”《春秋左传》说：“凡是土木工程，火星出现而开始使用，火星居中寒暑才退去，火星出现而完成赋税。”火星在夏历出现为三月，在商历为四月，在周历为五月。火星伏藏后冬眠的动物才全部出来，火星仍向西流。《国语》说：“火星早晨出现了，火星出现而清风警戒寒冷。”火星初次出现，期限在司里。这是以心宿为纪年的。《夏小正》说：二月初昏，昴宿居中。三月昴宿则伏藏。五月昴宿则出现。八月昴宿居中则天亮。《诗经》说：“惟昴与昴，三星在天（毛传义），这是以昴宿为纪年的。从文字上看，昴从晶，大火为大曟。曟也从晶，都象征二星的形状，而星字即从它。所以知道曟、昴的作用，涵盖列宿了。

解释阙

天子诸侯的宫城都四周环绕，开辟南面为门，城到这里而中断，所以称为阙。《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郑伯在阙西辟朝见周王。”《太傅礼保傅篇》：“经过阙就下车。”就是这样，也称为阙门。《谷梁传》桓公三年：“诸母不出阙门。”《史记》魏世家：“臣在阙门之外。”就是这样。库门在外，路门在内，居于二门之中，也称为中阙。《扁鹊仓公传》：“出来在中阙见到扁鹊。”就是这样。它的异名，《鲁周公世家》：“炀公筑茅（徐广说：一作弟，一作夷）阙门。”《秦本纪》：“孝公筑冀阙。”《战国策》：“摩燕乌集阙。”就是这样。阙巍然而高，所以称为巍阙。《庄子·天下篇》：“心居住在巍阙之下。”就是这样。正月吉日，悬挂治理、教化、政令、刑罚的图像，这些图像的法度在这里，所以称为象巍。《周官·冢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职文。《春秋左传》哀公三年：“站在象巍之外。”就是这样。让万民观看图像，所以称为观。《礼运》：“出游于观之上。”《尔雅·释宫》：“观称为阙。”就是这样。观有台，所以称为观台。《春秋左传》僖公五年：“于是登上观台眺望。”就是这样。就在门上建台，所以称为台门。《礼器》：“天子诸侯台门。”就是这样。也称为门台。《春秋左传》定公三年：“邾子在门台。”就是这样。观有左右，所以称为两观。《春秋左传》定公二年：“两观发生火灾。”就是这样（《说文》：“阙，门观也

译“阙”意为缺口。古代城墙南面留有缺口，称为“阙”。字形从“亭”，省略了“缺”字中间的“中”部。（按：“阙”的古文写法，从“夬”得声，“亭”象征门阙及两侧观楼相对。许慎保留了字形却误解了字义。《公羊传·定公十二年》何休注说：“天子筑圆形的城，诸侯筑方形的城，方形城在南面留缺口以接受责罚。”这是因误解“阙”的含义而产生的谬说。）因为它位于宫殿的南面，所以称为南门。《尚书·顾命》说：“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盛德记》说：“揖拜早朝后从南门出去。”就是此意。也称为大门。《周礼·司仪》说：“驾车迎接，拜谢屈尊，走出大门。”《公食大夫礼》说：“宾客穿着朝服在大门外就位。”《曲礼》说：“车马奔驰，车夫到达大门。”就是此意。也称为宫门。《周礼·阍人职》说：“丧事期间，清道禁行于宫门。”就是此意。也称为公门。《曲礼》说：“大夫和士经过公门要下车，在乡里进入公门。”就是此意。也称为中门，与中阙意义相同。《周礼·阍人职》说：“掌管守卫王宫中门的禁令。”就是此意。室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宫室用寻来度量，野外用步来度量，道路用轨来度量。只有城墙用雉来度量，所以王宫门阿的规制是五雉，宫墙的角楼规制是七雉，城墙的角楼规制是九雉。城墙以雉为度量单位，是从宫城开始的，所以宫城的门称为雉门。《春秋》定公二年的传文说：“雉门发生火灾。”《明堂位》说：“雉门，就是天子的应门。”这十六种名称，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

译释三九上

一为奇数，二为偶数，一和二不能构成完整的数。二乘一则为三，所以三是数的形成。累积到十，就又回归于一。十不能构成完整的数，所以九是数的终结。因此先王制定礼制，凡是“一”和“二”所不能穷尽的，就用“三”作为节制，如“三加”、“三推”之类就是如此。凡是“三”所不能穷尽的，就用“九”作为节制，如“九章”、“九命”之类就是如此。这是制度中的实数。由此产生人们措辞的习惯，凡是“一”和“二”所不能穷尽时，就约略用“三”来表示其多；凡是“三”所不能穷尽时，就约略用“九”来表示其极多。这是言语中的虚数。实数可以考证，虚数不可以拘泥。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周易》说“近利市三倍”，《诗经》说“如贾三倍”。《论语》说“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左传》说“三折肱为良医”（《楚辞》作“九折肱”），这些不一定限定为三次。《论语》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说陈仲子吃李子“三咽”。这些不能确知就是三次。《论语》说子文“三仕三巳”，《史记》说管仲“三仕三见逐于君”，“三战三走”，田忌“三战三胜”，范蠡“三致千金”。这些不一定确实就是三次。所以知道“三”是虚数。《楚辞》说“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不可能真有九次死亡。《诗经》说“九十其仪”；《史记》说“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说“肠一日而九回”。这些不一定限定为九。《孙子兵法》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九天之上”。这些不能用实数九来解释。所以知道“九”是虚数。推而广之，十、百、千、万，本来也是如此。所以学习古人的人，通晓其语言，就不会拘泥于文字了。

释三九中

古代的名物制度与现在不同，古代的言语与现在不同，所以古代的事情不能全部知晓。至于言辞又有两种情况，叫做“曲”，叫做“形容”。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曲礼》说：年成凶荒，谷物歉收，膳食不祭肺。礼制规定，食用杀死的牲畜要祭祀祖先，周人不用肺祭祀，就是不杀牲（郑玄注义）。然而不说“不杀牲”，而说“不祭肺”。《坊记》说：大夫不坐羊皮，士不坐犬皮。古代杀牲食用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皮，就是不无故杀生（郑玄注义）。然而不说“不无故杀生”，而说“不坐犬羊”。《春秋左传》说：卫懿公喜欢鹤，鹤有乘坐轩车的。鹤并不以乘车为乐，喜欢鹤的人不求它飞得远，是说用卿的秩位宠信它，用卿的俸禄供养它。所以说鹤确实有禄位，然而不说“视同卿”，而说“乘轩”。《论语》说：孔子见到戴冕的人，即使关系亲近，必定以貌敬冕，因为冕是非常礼服，当他行礼时，凡人而以貌敬之。只有卿有元冕，说“冕者”，是指那个人，即上大夫。然而不说“上大夫”，而说“冕者”，这是言辞的委婉。《礼器》杂记说：晏平仲祭祀祖先，猪肩盖不住豆，猪放在俎上，不放在豆里，豆直径一尺，并排两个猪肩没有不盖住的，这是说他节俭（本郑玄注义）。《乐记》说：武王攻克商朝，还没下车就封黄帝、尧、舜的后代，大封赏必定在宗庙，因为祭祀策命不能在车上进行，这是说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任务。《诗经》说：“嵩高维岳，峻极于天”，这是说它高（本刘勰注义）。这是言辞的形容。周人崇尚文饰，君子对于言语，不直白而达到目的，所以有委婉。言辞不过分表达意思就不畅达，所以有形容。名物制度可以考证，言语可以通晓。至于这两种情况，不爱好学习深入思考，就不知道其意思。所以学习古人的人，知道其意思就不会怀疑其语言了。

释三九下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称为孝了。”三年，是说时间长。为什么不改变呢？因为那是道。如果那不是道，即使早上去世晚上改变也可以。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常理败坏，上天就不给他洪范九畴。鲧被杀，禹继承兴起，常理有序，上天就授予禹洪范九畴。蔡叔勾结商朝残余，离间王室，他的儿子蔡仲改变行为遵循道德，周公让他做卿士，在王面前任命他治理蔡国。这是改变他父亲的人吗？不仅如此，虞舜地位卑微，父亲愚顽，母亲凶恶，弟弟傲慢，他能协调关系，以孝道日益增进，治理而不陷入邪恶。恭敬地拜见瞽瞍，恭敬谨慎，瞽瞍也顺从。曾子说：“君子所说的孝，是预先揣测父母心意，顺承父母意志，引导父母于道。”这是父亲在世而由儿子改变他的情况。这不是以不改变为孝。那么为什么不改变呢？因为那是道。说三年，即使终身也可以。自从这个意义不明，后来章惇、高拱的邪说就出现了。

明堂通释

明堂有六种：一是宗周，二是东都，三是路寝，四是方岳之下，五是太学，六是鲁大庙。《逸周书·明堂篇》，周公辅佐武王讨伐纣王，平定天下。攻克纣王六年，武王去世，成王继承年幼柔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统治天下，平定祸乱六年，天下大治。于是会集方国诸侯于宗周，在明堂之位大朝诸侯。天子之位，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公卿士侍立在左右。三公之位，在中阶之前，面向北，以东为上；诸侯之位，在阼阶之

译东方诸侯的位次，在西面，以北为上；诸伯的位次，在西阶的西侧，东面，以北为上；诸子的位次，在门内的东侧，北面，以东为上；诸男的位次，在门内的西侧，北面，以东为上；九夷的邦国，在东门之外，西面，以北为上；八蛮的邦国，在南门之外，北面，以东为上；六戎的邦国，在西门之外，东面，以南为上；五狄的邦国，在北门之外，南面，以东为上；四塞九采的邦国，世代告至的，在应门之外，北面，以东为上。这是宗周明堂的位次。明堂用来明确诸侯的尊卑，所以周公建立它，并在明堂位次上明确诸侯的身份，制定礼乐，颁布度量衡，于是天下大为信服，万国各自进献其方物。七年将政权归还给成王。周公实行这套礼仪后，太史便记录其事，作为礼书，现在《觐礼》中说：“诸侯朝见天子，建造宫室，方圆三百步，四面有门，坛高十二寻，深四尺，在上面设置方明。方明是木制的，方形四尺，设置六种颜色：东方青色，南方红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面玄色下面黄色。设置六种玉器：上面是圭下面是璧，南方是璋，西方是琥，北方是璜，东方是圭。上介都捧着君主的旗帜，放置在宫中，尚左。公、侯、伯、子、男都靠近各自的旗帜站立。四次传命摈相，天子乘坐龙车，载着大旗，绘有日月，升龙降龙。出东门之外拜日，回来祭祀方明。在南门外礼敬日，在北门外礼敬月与四渎，在西门外礼敬山川丘陵。”当时在朝廷有职位的人，都按照各自的职责参与执事。《周官》记载它作为一代的典制。其中《司仪》篇说：“将要会合诸侯，就命令修筑三层的坛，宫旁设一门，诏告王仪，南面会见诸侯，对庶姓行土揖，对异姓行时揖，对同姓行天揖。等到摈相引导时，各按其等级：公在上等，侯伯在中等，子男在下等。他们进献币帛也如此，行礼也如此。”其中《掌次》篇说：“朝日，祭祀五帝，就张开大次、小次，设置重帟、重案。会合诸侯也如此。”其中掌舍官说：掌管王会同时的馆舍，修筑坛壝宫棘门。其中大宗伯说：用玉器制作六器，用来礼敬天地四方。用苍璧礼敬天，用黄琮礼敬地，用青圭礼敬东方，用赤璋礼敬南方，用白琥礼敬西方，用玄璜礼敬北方。都有牺牲币帛，各自仿照其玉器的颜色，都称为这种礼仪，所谓君主所作的原因。周公朝见诸侯后，于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享上帝，并作诗说：“我将我的祭品，只有羊只有牛，愿上天保佑他。效法文王的典章，日日安定四方。伟大的文王，已经保佑祭品。我早晚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保全它。”国史为之作序说：“我将祭祀文王于明堂。”古代天子即位，朝见诸侯，礼敬百神，都有其事。《尧典》正月吉日，在文祖接受禅让，在璇机玉衡以齐整七政，于是类祭上帝，禋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收集五瑞，既月乃日朝见四岳群牧，颁发瑞玉给群后。《伊训》说：“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祭祀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这两处文字与《觐礼》完全吻合，可知明堂是古礼）周公借鉴前代，而举行这至大的礼仪，因此制定会同之礼，以发布四方禁令，施行天下政令。习礼者传释其文，作为朝事之义，而鲁国的儒者又依据《周书》的旧文，增饰为《明堂位》篇，以表彰周公的功绩。然而有虞氏郊祭尧，夏后氏郊祭鲧，商人郊祭冥，代为一帝。周公以后稷始封于有邰，思念文王之德，能配享上天，而文王受命称王，为周太祖，在宗庙祭祀，认为以鬼神之祭不足以称颂其德，于是协于义理，制定明堂配帝之礼，然后尊亲之道完备了。所以孔子说：‘孝没有比严父更大的，严父没有比配天更大的，那么周公就是这种人。’从前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的明堂以配上帝，因此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祀，说的就是这个。祭祀方明以礼敬天地四方之神，所以《尚书大传》说：‘六宗，是天地四方。万物没有天不覆盖，没有地不承载，没有春不生，没有夏不长，没有秋不收，没有冬不藏，都对民有功，所以尊崇而祭祀。’六宗之祀与文王同地，所以叫宗祀。四海九州之君都在，国中不足以容纳，所以在郊外修筑坛壝，登坛，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就是这样。堂有两个名称，有宫室的堂，有坛壝的堂。《说文》：‘堂，从土，高省。’《金縢》：‘为三坛同墠。’马融注：‘坛上堂。’《楚辞》：‘南房小坛，观绝溜只。’王逸注：‘坛犹堂也。’所以在郊外修筑坛，得称曰堂。《大傅礼》四代：‘天子盛服朝日于东堂。’日不可在堂上礼敬，也是指东郊的坛。因为它没有屋顶，所以不说当楣、当序、端当东西荣，而说阼阶之东、西阶之西。因为它是坛壝宫，所以有四门，有中阶，不与寝庙制度相同。其曰应

译门，也是棘门。天子每年到那里，用来祭祀五帝。《周官》大宗伯说：“在四郊为五帝立坛。”五帝与上帝是通用的称呼，所以《大宗伯》说：“国家有重大变故，就旅祭上帝。”注解说：“上帝，就是五帝。”《王制》说：“天子将要到上帝那里去类祭。”注解说：“指的是五帝中的上帝，在南郊祭祀的。”五帝分别在四郊祭祀，而以在南郊祭祀为最尊贵，所以孟夏的大雩祭、季秋的大享祭，都在南郊举行。

到了秦汉时期的畤，名称不同但制度相同，仍然堆土筑坛。（《说文》说：“畤，是天地五帝的基础遗址，用来祭祀地。”）天子又每月到那里，听朔。《玉藻》说：“天子穿着玄端礼服，在南门外听朔。”（注：端应当作冕。）南门，就是国门。南门外面就是明堂。古代礼仪在宗庙施行，礼仪没有比王事更大的，所以天子到诸侯国去，一定住在他们的祖庙；诸侯听朔，一定在大庙。天子诸侯都是从祖先那里承受国家的。周的祖先是文王，而明堂则是文王配享上帝的地方。比大庙更为重要，所以天子听朔不在宗庙，而在明堂，用来表明文王受命于天，开始改正历法，颁布给各国。后世没有人敢背离这个原则。所以《春秋》记载“春王正月”，左氏补充其义说：“春王，是周的正月。”而公羊传解释说：“王者指的是谁？指的是文王。”这是七十子所传承的重大义理，不可诬蔑。

这是宗周的明堂，它的地点在郊外，它的形制是土坛，方圆三百步，深四尺，旁边各有一个门。这是周公摄政六年时，大朝诸侯，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的地方。《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将要还政，于是在天下的中心建成大邑成周，内城方圆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圆七十里，南边连着洛水，北边靠着郏山，作为天下的大都会。于是在南郊设立坛兆，用来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于是安排五宫：大庙、宗宫、考宫、重屋、明堂，都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惇。常画内阶、玄阶、堤、唐山、墙、应门、库、台、玄阉，这是东都的明堂。”

匠人记载它的制度说：“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为尺度，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占地二筵。”古代的室，都是在堂的后部建造的，有堂没有室叫做榭，没有把室建在堂的中央及四角的。“每室占地二筵，这是说南北的长度。”以九筵的地界划分为五室，每室得一筵，有十分筵的八分，可知所以不说宽度。中间是大室，东边是东房，西边是西房，再东边是东夹，再西边是西夹。夹室以南叫做东堂、西堂，五宫都相同这种制度。宗周的大庙、路寝也是这样，它们与其他宫室的不同之处，在于四阿、反坫之类以及夹室、东西堂。所以见于《洛诰》的叫做“大室”，见于《顾命》的叫做“牖闲”、“西序”、“东序”、“西夹”、“西房”、“东房”、“东堂”、“西堂”，这是周朝君臣丧祭所亲历的地方，当时大史记载事情的明文，后来的君子舍弃这些将用什么作为证据呢？

东都的明堂，也叫做清庙。所以《大戴记·盛德篇》有人认为明堂是文王的庙，又说“明堂用茅草盖屋顶”，而《春秋传》说“清庙茅屋”。蔡邕《明堂论》引用《檀弓》“王齐禘于清庙”，《明堂古周礼孝经说》认为明堂是文王的庙，都是它的证据。《周书·洛诰》正是说作洛的事，却说“戊辰，王在新邑举行烝祭岁，周公说：‘现在王命令说，记录功臣，以功臣作为元祀。’”按照《司勋》的职责，凡是有功的人在大烝祭时祭祀，所以《孔悝鼎铭》说“勤大命，施于烝彝鼎”。那么《洛诰》所说的，正是功臣跟随享祭大庙的礼仪。而《周书·大匡篇》说“勇知害上则不登于明堂”（根据篇首，此篇作于武王十三年，那时还没有明堂，大概古代有明堂的称呼，所以《素问》说“黄帝坐明堂之上”）晋狼瞫引用它作为未获死所的证据吗？清庙与明堂是同一个地方。周公既然在明堂祭祀文王，又在东都营造清庙，因为它们都是祭祀文王的地方，所以也叫做明堂。周公在东都祭祀文王，作诗说：“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着在天上的文王，骏奔走在庙中，不显不承，无厌于人斯。”国史为它作序说：“清庙祭祀文王。”周公既然建成洛邑，朝见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凡是特立的庙都另有名称，所以姜嫄叫閟宫，文王叫清庙，因为它的礼仪是以前君王所没有的，所以说王开始称殷礼，在新邑祭祀，全都按次序没有遗漏。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没有比率领诸侯祭祀他们的先祖更重要的。所以《逸周书·世俘篇》说“四月既旁生霸，六日庚戌，武王在周庙燎祭；次日辛亥，在天位祭祀；五日乙卯，于是率领各国在周庙祭祀馘”（《汉书·律历志》也引用此注，认为今文《尚书》不对。《乐

译《礼记》说“在明堂祭祀，百姓就懂得孝顺”，指的就是这件事。所谓“明堂”，是后世的通称。这是指武王攻克商朝、拥有天下之事。宗周的明堂，是指周公摄政、实现太平之事。洛邑的祭祀，是指成王亲政、营建东都以朝见诸侯之事。这三者，是国家的大纲常。天神不能安置在宗庙里，所以宗周的明堂，只筑坛而不建屋。宗庙不能在野外设立，所以洛邑的明堂，建在国都之中。《尸子·君治篇》说“明堂在左边，称为东宫”，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古人建造宫室都邑，都取法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面正中，称为明堂，这是宗周明堂所象征的。明堂三星在大微宫西南角外，这是东都明堂所象征的。工程始于周公还政之后，所以说“我恢复儿子的明君地位”。说“周公辅佐文王武王，受命只有七年”。天子的路寝，称为明堂，《玉藻》说“朝见君主，日出时观看他，退下后到路寝听政”，每月初一既在明堂举行视朔仪式，就把一个月的政事在路寝听取，因此得以称为明堂。《逸礼》说“王居住在明堂”就是这个意思。与东都的明堂制度相同，因此得以称为明堂。《盛德篇》解释明堂，“这是天子的路寝，不斋戒就不居住在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周官》说“大史在闰月时告诫王居住在门内终月”，指的是路寝的门。不在朝堂而在门内，是为了显示这是多余的月份。称之为“居”，是听政的通称，并非寝宿的固定处所。方岳之下有明堂的，《孟子·梁惠王篇》齐宣王问道：“人们都说我拆毁明堂。”孟子回答说：“那明堂，是王者的大堂。”《史记·封禅书》说“泰山东北山脚，古代有明堂的地方”，其制度如果是会盟就筑坛，记载在《司仪》《掌舍》中；如果是王所居住就建宫。《春秋传》说“王巡视虢国，虢公为王在玤地建宫；晋侯为王在践土建宫”，还保留着这种礼制。《荀子·强国篇》说“在塞外为他修筑明堂以朝见诸侯”，也是这个意思。辟雍的堂，称为明堂的，蔡邕《明堂论》引用《礼记·大学》说“礼士大夫在圣人那里学习，善人在明堂祭祀，没有爵位的人在大学祭祀”。魏文侯《孝经传》说：“大学，就是中学；是明堂的位置。”《礼记·昭穆篇》（《诗·灵台》正义引作“政穆”）说“大学，是明堂的东序”。《盛德篇》说“明堂，外面有水环绕，叫做辟雍”。《封禅书》说“天子称为明堂辟雍，诸侯称为泮宫”。《白虎通》说“在明堂礼敬三老，用来教导诸侯孝顺；在大学礼敬五更，用来教导诸侯悌敬”。这起源于周朝衰微礼制废弛，名实混淆，学者各自记录所闻，于是形成了不同的说法。但既然有了这个名称，就不能湮没。鲁国大庙称为明堂的，《小戴记·明堂位》说“大庙，是天子的明堂；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是天子的庙饰。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劳，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他，所以周公的庙其制度得以像明堂。《礼记》说：“季夏六月，用禘礼祭祀周公，升歌《清庙》。”蔡邕认为这是取周《清庙》之歌，在鲁大庙歌唱。明确鲁国的大庙，就像周的清庙一样。即依据经典的正文，来考察这六种制度，都事理言辞明白可据，然后百家的异说就可以辨别了。考察《工匠人职》说“夏后氏的世室，堂长十四尺，宽是长的四分之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级台阶，四旁两个夹窗；白盛门，堂占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殷人的重屋，堂长七寻，堂高三尺，四阿重屋，这是它的制度。郑玄、贾公彦都望文解义，粗略地明白了端绪，其详细要点无法得知。为什么呢？三代相承，依次有增减，夏殷的权量既然不能知道，宫室的制度更没有其他文字可以证明。学问不像孔子时代，不同于东周，对于文献细微之事，存疑是可以的。周的五室，大概创始于夏后氏；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或许仿效于殷商；其他则未曾沿袭。所以郑玄注说：“这三者，有的举玉寝，有的举明堂，互言以说明它们制度相同。”贾公彦说：“是说当代王者，其制度相同，不是说三代制度相同。”他们的言论确凿。《盛德篇》采集礼说，其中有瑕瑜不掩的忠诚。它说“一室而有四户八窗，三十六户，七十二窗”，是因为世室的制度而错误；它说“上圆下方”，是因为重屋的制度而错误。而《白虎通》、蔡邕《明堂并沿其说，谬学流传，固然与昆仑之图蒿宫之柱，同样宏大荒诞了。《吕氏春秋》十二纪：“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大庙；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庙；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庙大室；孟秋之

译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于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于玄堂大庙；季冬之月，天子居于玄堂右个。”查《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让他的门客各自记录所闻，汇集议论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认为完备地涵盖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现在看这本书，儒、墨、刑名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实在是后世类书的始祖。这《十二纪》又见于《淮南子》的《时则训》，而且文字更加详细。现在不知道是谁撰写的，通过中星来考证，是在周末时期，沿袭周代《尚书》《时训》的旧制，兼采《逸礼》《明堂》的篇章，参入新的见解，用来垂示典章制度。其中先王的制度，难道没有一二件赖以传下来的吗？而明堂的制度最为荒诞不经，令人深为愤恨。《易经》说：“圣人面南而听治天下，向着光明而治理，大概是取象于离卦。”所以魏舒面南而坐，卫彪徯知道必有大的灾祸。而孔子赞美仲弓，也说：“可以让他面南而坐（治理政事）。”现在让天子的居所随着四季变换位置，在三个夏季月份都面北朝见臣子，这是第一个谬误。礼制的文献虽然缺失，但五门、三朝、六寝的规制仍然清晰可考。现在《月令》中的明堂，不知道建在什么地方？认为建在郊外，就没有王者整年住在野外的礼制；认为建在宫中，又没有地方容纳。郑玄虽然附会为大寝，但查考《周官》中各职官的记载，实在没有一处符合，这是第二个谬误。各个房间环绕四周，形状像井，如果不上面设置冲梯，下面开通隧道，就没有出入的门，这是第三个谬误。神灵依附于庙，人居住于寝，各有其处，所以不相混杂。现在四个正方位的房间都叫做大庙，用天子按时听政的地方，冒用始祖世代祭祀的宫室。即使是汉高祖祭祀黑帝，周宣王居住天台，也不至于这样，这是第四个谬误。用青阳、总章、玄堂三个名称与明堂相配，那么总共是十二个房间，明堂只占其中三个，凭什么独占这个名称？这是第五个谬误。其他与周代制度相违背的，不可枚举，因为与明堂无关，所以不再详细论述。考察其文字，实在是大一统下行九宫之学的产物，所以《盛德篇》中的“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就是其制作的含义。汉代称之为明堂阴阳，见于《艺文志》以及《魏书》相传，建武以后著作为王礼，司马彪所编《礼仪志》详细记载其文字。自从马融将其编入《礼记》，郑康成为其作注，后世于是尊崇为经典，而没有人敢议论了。《魏书·贾思伯传》记载他的话：“《月令》也没有九室的文字，推究其制度设置不违背五室，其青阳右个就是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就是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就是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就是青阳左个。”这样那么房间仍然是五个，而布政十二次，这种说法附会五室，列举四正而遗漏四隅。宋人效法它，于是成为《考工记》与《月令》的调和者。竟然不知道吕氏本是假设之词，而自古以来本来就没有这种制度。《玉藻》正义引用郑志说五室的制度：“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在东南，火土用事交在中央，金火用事交在西南，金水用事交在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天帝一室。现在根据其说法推求，七筵的堂，大室占据其中两个，南北所余各得二筵半。在大庙，就没有朝聘飨食的地方；在路寝，就没有听政合族的地方。因为它与《顾命》《斯干》《觐礼不合，于是编造言辞，而言辞就遁逃了。又神灵没有庙享的礼制，牵强附会五帝五室的文字，妄说每帝一室，推求礼制的意旨，尤其有所违背。风雨小祀尚且在坛上，亡国之社才开始覆盖其上，怎么会有天帝大神而在二筵之室升降？以郑氏的学问，对于天神地祇人鬼的区别，难道心中还有未明了之处，而忽然有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千虑一失。后来的俗儒，自认为继承绝学，而巧言解释说：“为坛而祭，所以称之为天；在屋下祭祀而以神祇之事对待，所以称之为帝。”君子对此，哀怜尚且来不及，又何必责怪呢？议论礼制的学者，古称聚讼，比较严重的，没有像明堂礼这样。说：“不要抄袭别人的言论，不要人云亦云，一定要效法古昔称颂先王。”孔子说：“大概有不知而妄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多闻选择其中好的而跟随，多见而记住，这是次一等的智慧。”窃取其义，来写这篇文章。

译明堂五室二图

明堂位图

吕氏春秋明堂图（省略）

解释媒氏篇的文字

媒氏在仲春之月，命令男女相会，在这个时候，私奔的人不予禁止。如果无正当理由而不听从命令的，予以惩罚。“会”字读音如同“司会”的“会”，其训释为“计”。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具备做父亲的道理；女子十五岁许配人家，具备出嫁的道理。媒氏命令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所谓礼制，说的是极限，也就是不超过这个限度。霜降时节迎娶新娘，冰融化时停止婚嫁；到了仲春，就超过时节了。大凡男女从取名字开始，媒氏都记录他们的年、月、日、名。在这个时候进行统计，那么他们的年龄和人数都可以知道了。那些三十岁不娶、二十岁不嫁的人，虽然私奔者不予禁止，这并不是教导百姓淫乱，而是将此事写入法令，使百姓感到羞耻，促使他们及时嫁女娶妇。《王居明堂礼》记载，孟冬之月，命令农夫完成积聚，拴系收拢牛马。《月令》记载，仲冬之月，农夫有不收藏积聚的，马牛牲畜有放佚的，予以没收而不追问。这并不是教导百姓盗窃，而是将此事写入法令，使百姓感到恐惧，促使他们及时收敛。不仅是使他们感到羞耻，还加以惩罚。所以说：如果无正当理由而不听从命令的，予以惩罚。命令，是指媒氏命令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的命令。如果有正当理由，即使不听从命令也可以。《内则》所说的有正当理由，是指二十三岁出嫁。《国语》记载勾践的命令：女子十七岁不嫁，她的父母有罪；男子二十岁不娶，他的父母有罪。勾践处以刑罚，周官处以羞耻，处以惩罚，其意图是一样的。周朝兴盛时，周南的教化，《桃夭》赞美它；召南的教化，《摽有梅》赞美它。周朝衰败时，晋国失去政令，《绸缪》讽刺它；陈国失去政令，《东门之杨》讽刺它。婚姻之道，可以观察政治，是先王所重视的。媒氏又掌管没有夫家的男女而使他们相会，“会”的意思是统计。鳏夫寡妇有不能自存的，向上报告，用门关的财物供养他们。

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服丧，考据如下。

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他本宗亲属的服丧，经典只记载了父母、兄弟、兄弟的堂兄弟的长殇、出嫁的姐妹，而没有曾祖父母、祖父母的记载，根据兄弟降一等服丧的记录，推论可知不能实行。这些曾祖父母、祖父母虽然不作为后嗣，但仍然是正尊，小功兄弟的服丧，不可以用来为祖父母服齐衰三月，降等则无服，依据经典的本意，其服丧本服无疑。持重的大宗，服丧不有两个斩衰，所以降等父母期亲无数，一并服丧有什么嫌疑？曾祖往上递减更没有嫌疑了。女子出嫁的，为她的父母服期，为曾祖父母、祖父母都不降等。传文说：“不敢降等她的祖父母。”这就是例子。

妇人没有主牌应答问难

问：凡是祭祀妇人没有主牌，在礼制上有证据吗？答：谨按《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虞主用桑。”《檀弓》：“虞祭而立尸，士虞礼记：男子用男尸，女子用女尸。”虞祭、卒哭、祔祭、练祭、祥祭、禫祭，都是男女分别用尸，分别用尸就分别用主。虞祭、卒哭、祔祭，妇人既然已经有主牌了。《公羊传》：“练主用栗。”注释：“期年练祭，将虞主埋在两阶之间。”《易》用栗，祥祭、禫祭，妇人还有尸，而在练祭时不制作主牌，这不对。埋掉虞主而不制作练主，这也不对。从练祭到毁庙，只有一个主牌，那么妇人有主牌就很明白了。祔祭见于《杂记》《丧服小记》，妇人祔于祖姑，妾祔于妾的祖姑，公子、公孙中做士大夫的，他们的妻子祔于各位祖姑，亡故的都在中一以上而祔。妾没有妾的祖姑的，更换牺牲而祔于女君的祖姑。有三人就祔于亲近的。刚来任职没有庙的，丈夫死后祔于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大夫而死，后来他的丈夫不是大夫而祔于他的妻子，就不更换牺牲。妻子死后丈夫成为大夫而祔于他的妻子，就用大夫的牺牲。如果所祔的没有主牌在庙里，那么后来的虞主在哪里祔？妇人虽然与丈夫同庙，也有分别祭祀的礼制。所以《杂记》：“男子祔于祖父则配，女子祔于祖母则不配。”如果妇人没有主牌，祖母怎么能专享祭祀？《谷梁传》文公二年正义，糜信（叙录字，南山东海人，魏乐平太守）引用卫敬仲（次当作敬）说：“宗庙主牌都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宽厚三寸。祭祀完毕放入西壁坎中，离地一尺六寸。右主指父亲，左主指母亲，这是可以依据的。问：吉祭妇人为什么没有尸呢？答：谨按《少牢馈食礼》筮占尸的命辞说：“孝孙某来，日期丁亥，用来向皇祖伯某推荐岁事，用某妃配某氏，用某的某为尸，尚飨。”这是妇人与丈夫共同筮占一个尸，并不是没有尸。吉祭虽然只止于男尸，尸既然以孙的身份体现祖父母，那么，就不必再用孙妇来象征了。郑玄注释《司几筵》说：“虽然合葬及同时在殡，都异几异体，实在不同祭于庙中，同几，精气合，这是其义。”中间又论述，妇人的尸必须使异姓，不使卑贱者。如果共同筮占两个尸，

译他们是否为夫妇关系，无法确知；若让男女在室内交错行礼，对于祭祀之事而言是亵渎的，在禘祭、祫祭中尤其不可行，因此援引爵位与谥号跟随丈夫的原则。不设立女性尸主，至于设立神主牌位则没有嫌疑。如果有分设不同宫室的情况，如周朝祭祀姜嫄，鲁国祭祀仲子，也必定会有尸主。侍郎方苞家的宗庙不为妇人制作神主牌位，认为这符合礼制。我谨慎地依据礼制对此进行纠正，情况就是这样。

译女子已许配婚嫁而未婚夫去世，关于是否随夫殉死或坚守贞节的问题，在此进行议论。

女子出嫁，其礼仪有三项：迎亲、共食同牢、拜见公婆。至于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的“六礼”，固然也是礼仪的一部分，但这些是礼仪得以推行的过程，并非礼仪得以完成的标志。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曾子问道：“婚礼已经纳币，并确定了吉日，此时女方父母去世，该怎么办？”孔子说：“男方派人去吊唁，就像男方父母去世，女方家也派人去吊唁一样。父亲去世称父母，母亲去世称母，父母都不在，就称伯父伯母。男方安葬后，男方的伯父向女方家传达话说：‘我的儿子因父母去世，不能继承兄弟之礼，特派我传达此意。’女方家答应而不敢再嫁，这是合乎礼的。男方除丧后，女方父母派人去请，男方不娶，然后女方再嫁，这也是合乎礼的。女方父母去世，男方也照此办理。由此看来，在请期之后，可以改嫁的情况共有四种，而都称为合乎礼。那么，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这些是礼仪得以推行的过程，并非礼仪得以完成的标志。”所以曾子问道：“娶妻已定吉日，而女方去世，该怎么办？”孔子说：“男方穿齐衰服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男方去世也照此办理。”曾子问道：“迎亲时，新娘在路上，而男方父母去世，该怎么办？”孔子说：“新娘改穿布制的深衣、白色的头巾，快步去奔丧。”如果新娘在路上，而女方父母去世，新娘就返回去。郑玄补充说明其义理说：“没有确定的婚期，是因为有三年之丧的恩情。”这就明确了只有在亲迎之后，才能为公婆服丧，只有在亲迎之后，才能为父母服降等之丧，为父母服丧。先王制定礼仪，认为这是不可逾越的。所以女子已许配而未婚夫去世，随之殉死，或者到男方家侍奉其父母，为其立后而不改嫁，这都是不合礼的。夫妇之礼，是人伦的开端。儿子得到妻子，父母就得到儿媳。所以婚礼第二天才拜见公婆。父亲得到妻子，儿子就得到母亲。所以继母如同母亲，如果不做儿子的妻子，就不做公婆的儿媳；如果不做父亲的妻子，就不做儿子的母亲。所以女子已许配而未婚夫去世，到男方家侍奉其父母，为其立后而不嫁，是不合礼的。礼制规定，女子未拜见宗庙而死，不迁入祖庙，不附祭于丈夫的祖母，丈夫不拄丧杖、不穿丧鞋、不睡次卧，将女子归葬于女方家族，以示她未成为正式的媳妇。如今，生前不同居而死却同穴，活着被称为贞女，死后被称为先妣，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合礼的呢？妇人以内属于夫家，以外疏离父母家，父母是生我的人，丈夫是成就我的人。父母的丧事，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妇人没有两个斩衰之服，所以为丈夫服斩衰，则为父母服齐衰一年，这是没有的。如果因为夫妇之恩，而加重丧服，从而降低对父母的丧服等级，视父母为无因，这是不孝，在失礼之中，又失礼了。女子出嫁后，作为继承人，都因为出嫁而为父母服齐衰一年。如果让不属于我大宗的人强行作为继承人，这就是所谓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他人，这与上述情况有何不同？先王厌恶人们因死亡而伤害生者，所以制定丧礼来节制。那些因无法承受丧事而死去的人，是礼所不允许的。那些以死殉葬的人，更是礼所不允许的。虽然如此，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恩，在心中不可解除，因过度悲痛而为之死去，君子尚且哀怜。如果未曾亲身侍奉却以死相殉，那就是不仁了。女子侍奉丈夫，如同臣子侍奉君主。仇牧、荀息，君主逃亡便随之逃亡，这是忠义的极致。如果君主正命而死在寝宫，即使是近臣也不必殉死。如果让山野之士未曾执礼为臣，却号哭自杀，也不能称之为忠臣，这与上述情况有何不同？刘台拱说：“归太仆说：女子没有以身许人的道理。女子未嫁而为其未婚夫死，且不再改嫁，这是六礼不完备，男方未亲迎，比作私奔，他的言辞委婉而恳切。我认为这还不够。事情如果不合礼，即使有父母的命令，夫家的礼仪，也不能遂行。所以女子想要这样做，父母或男方父母可以阻止；父母或男方父母想要这样做，国家的官吏，乡里的士君子可以阻止。周公鉴于夏商两代而制定这些礼仪，孔子阐述其意。周公、孔子不可非议吗？那么他们的礼仪不可逾越。所以说：过犹不及。”婚姻之礼，完成于亲迎。后世不知道这一点，于是重视受聘，以我所见，钱塘袁庶吉士的妹妹，幼年许配给高秀水；郑赞善的婢女，幼年许配给郭。后来这两个男子都不肖，流荡迁徙，过了十多年，男方及女方父母都愿意改图，而两个女子坚守志向不变。袁氏女子嫁后数年，备受鞭打，后来竟被卖掉，她的哥哥告官并迎接她回家，最终在家去世。郑氏的婢女被郭氏逼迫，服毒而死。传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像这两个女子，可谓愚昧了。本来不懂礼而自认为守礼，以致丧命，实在可哀。传曰：“一与之齐，终身不二。”不是说一旦接受聘礼，就终身不二。又说：“烈女不事二夫。”不是说不能聘二夫。归太仆说：“女子在娘家，只有父母可以许配给人，而自己无权参与，纯粹遵循女道而已。”

《述学》内篇二 江都汪中撰

玎文正

《说文》：“玎，玉声也”

译“玎”字，从玉，丁声。”齐太公的儿子谥号为玎公。查考《史记·吕伋》篇称丁公，丁公的儿子称为乙公，乙公的儿子慈母称为癸公，这些说法实际上出自《世本》，丁、乙、癸都取自十天干，不能像《说文解字》那样写成“玎”。周初的诸侯没有称谥号的，《周文公》见于《国语》，但经传中只称周公；《召康公》见于《左传》和《毛诗序》，但经传中只称召公；齐国的太公也不是谥号。所以伯禽称为鲁公，蔡叔的儿子胡称为蔡仲，蔡仲的儿子荒称为蔡伯，振铎称为曹叔，曹叔的儿子脾称为大伯，大伯的儿子平称为仲君，封称为康叔，康叔的儿子称为康伯。宋国始封的君主称为微子、微仲，微仲的儿子稽称为宋公，宋公的儿子申也称为丁公。虞国称为唐叔，唐叔的儿子夑称为晋侯。当时改名的礼制只施行于王者，诸侯获得谥号的大多在第二代及第三、四代之后，在此之前有的用伯仲，有的用国邑，而夏殷的礼制沿袭而未改变，所以还有用甲乙作为称号的，齐国的丁、乙、癸，宋国的丁公就是如此。古书中有时借用“玎”作“丁”，许慎就据此而为之解说罢了。

译释连山

《周官》中，大卜掌管三种易学，第一种叫连山。占卜时人文相同。郑玄注释大卜时说：“名叫连山，好像山吐出内气一样。”这种说法望文生义，大概失之偏颇了。连山就是烈山。《春秋》昭公二十九年的传文中提到烈山氏的祭法，烈山氏拥有天下就是证明。《鲁语》中也称它为厉山，这都是语音的转讹。杜子春认为连山是宓戏，杜预认为烈山是神农时代的诸侯，韦昭认为厉山是炎帝的称号，三种说法不同。韦昭的说法较为可信。

释童

《说文解字》：“童，男子有罪称为奴。奴，称为童。从辛，重省声。僮，指未行冠礼的人。从人，童声。”中按：《春秋传》说：“士役使皂，皂役使舆，舆役使隶。”又说：“斐豹，是隶人，名字写在丹书上，司厉掌管他的奴役。”男子因罪沦为隶人，女子因罪沦为舂稾。郑司农说：“现在的奴婢，就是古代的罪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说：“高祖逮捕赵王贯高，以及门客孟舒等十余人，都自行剃去头发、颈戴铁圈，成为王家的奴仆。”《田叔列传》说：“孟舒、田叔等十余人，穿着赭色囚衣，自行剃发戴铁圈，自称王家的奴仆。”《季布栾布列传》说：“周氏于是剃去季布的头发并给他戴上铁圈，连同他的几十个家僮一起到鲁地，被朱家买下。朱家心里知道这是季布，就买下来安置他。田告诫他的儿子说：‘种田的事听从这个奴仆。’”《汉书·贾山传》说：“贾山称颂文帝的恩德说：‘赦免罪人，怜悯他们没有了头发，赐给他们头巾。’”《王式传》说：“昌邑王被废黜，王式得以减死罪论处，但没说论的是什么罪。”根据《王吉龚遂传》：“两人都减死罪剃发服城旦刑，那么王式也是剃发服城旦刑。王式后来被任命为博士，征召来时穿着博士的衣服却不戴帽子，说：‘受过刑的人，怎么适宜再充当礼官。’”详细考察这几条记载，可知古代因罪被剃发的人，就沦为奴仆；后来凡是沦为奴仆的人都剃发戴铁圈以自别。剃发后头巾和簪子都无法使用，所以不戴帽子而称为童。童的意思是秃，语音转讹而意义不同，所以没有角的牛羊叫童牛、童羖；没有草木的山叫童山，其意义是一样的。婴儿出生三个月，剪发为鬌；稍大些束发为总角；等到行冠礼才束发戴冠，所以未行冠礼称为童。名义都是相互关联的。童字从人作为类属，加上偏旁，如同刍豢的犓、巢车的轈，散文中则通用。古书中多假借字，后人传写时便互相替换。重又童字的假借，《说文解字》的意义没有可疑之处。这篇文章是回答举主谢侍郎所作。

左氏春秋释疑

《左氏春秋》是典策的遗存，本于周公笔削的意旨，依从孔子圣人的道理，没有比周公、孔子更完备的了。阐明周公、孔子的道理，没有比《左氏春秋》更好的了。学者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然而古代左史记事，有所行动就记录下来，这就是《春秋》。而左氏所记载的，不专于人事，另外还有五种：叫天道，叫鬼神，叫灾祥，叫卜筮，叫梦。它的过失在于巫术，说的就是这个吧？我从它的书中寻求答案：楚子庚侵犯郑国，董叔说天道多在西北，南方军队不合时宜，必定没有功效。叔向认为这在于国君的德行。有大星孛于大辰，向西到达银河。裨灶说：“宋、卫、陈、郑将同日发生火灾。”如果我用瓘斚、玉瓒祭祀，郑国必定不会发生火灾。子产不采纳。第二年郑国发生火灾。裨灶说：“不采用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子产认为天道遥远，人道切近，裨灶哪里知道天道？这也多说了！难道不一定有应验的吗？于是子产不采纳，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由此说来，《左氏》谈论天道，未曾废弃人事。随侯用肥壮的牺牲，丰盛的谷物，认为可以取信于神。季良认为“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就百姓而后致力于神。百姓和顺而神降下福佑。齐侯生病，梁邱据请求祝固祈祷。史嚚、晏子认为祝祷不胜诅咒。由此说来，《左氏》谈论鬼神，未曾废弃人事。郑国内蛇与外蛇争斗，内蛇死亡。申繻认为妖异由人兴起，人没有祸端，妖异不会自行产生。陨石落在宋国五六块，鹢鸟退飞过宋都。内史叔兴认为这是阴阳之事，不是吉凶产生的原因，吉凶由人决定。由此说来，《左氏》谈论灾祥，未曾废弃人事。晋献公占卜将伯姬嫁给秦国，史苏占卜说不吉利。等到惠公被秦国所擒，说：“先君如果听从史苏的话，我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韩简认为先君多败坏德行，史苏这样占卜，不听从，有什么益处？南蒯将要叛乱，占卜得到坤之比。子服惠伯认为忠信之事就可以，不然必定失败。《易》不可以占卜险恶之事。由此说来，《左氏》谈论卜筮，未曾废弃人事。卫成公迁到帝邱，梦见康叔说：“相夺予亯公命祀相。”宁武认为“相的不亯在这里很久了，不是卫国的罪过，不可以闲成王、周公的命祀。”晋赵婴与庄姬通奸，赵婴梦见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赐福。”女士贞伯认为“神福佑仁德而祸害淫乱，淫乱而没有惩罚，是福佑。祭祀难道能逃避吗？”祭祀的第二天就被流放到齐国。由此说来，《左氏》谈论梦，未曾废弃人事。这十件事，是后世儒者所执持以怀疑《左氏春秋》的。而当时

译具有深刻见识和远见卓识的君子，大抵能够发出美好的言论，消除众人的疑惑；而左丘明已经广泛记载并详尽陈述，后世的人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至于像子玉佩戴玉饰却未能保全性命，或许他懂得道理，但最终兵败身死；臧会僭越礼仪、佝偻着身体报告吉兆，最终导致臧氏家族衰败。天网恢恢，吉凶的应验有时会出现偏差。史书上的旧有文字，严谨地记录这些，是为了阐明教化。有人问：“天道、鬼神、灾异祥瑞、占卜、梦境等都被详细记载在史册上，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史官的职责。在《周官》中：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史官，都隶属于春官；像冯相氏、保章氏、视祲，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大祝、丧祝、甸祝、司巫、掌宗庙祭祀的官员，是掌管鬼神的；大卜、卜师、龟人、菙人、筮人，是掌管占卜的；占梦、司梦，是掌管梦境的，他们与五类史官都是同僚。周王室东迁后，官职失去了原有的职守，而各诸侯国又不具备完整的官制，于是各类史官都能处理这些事务。在典籍中看到的，有‘瞽史’、‘祝史’、‘史巫’、‘宗祝巫史’、‘祝宗卜史’等称呼，明显表明他们是联合办事的。楚公子弃疾灭掉陈国，史赵认为岁星在析木之津，还将由吴国开始，对越国用兵；史墨认为越国得岁星之利而吴国去攻打它，必定承受凶险。那么史官本来掌管天文。有神降临在莘地，周惠王向内史过询问，内史过请求用相应的物品祭祀。狄人囚禁了史华龙滑和礼孔两个人，说：‘我们是大史，确实掌管祭祀。’那么史官本来掌管鬼神。陨石落在宋国五六块，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宋襄公向周内史叔兴询问吉凶，有云：‘像许多红色的鸟夹着太阳飞。’三天后，楚子派人向周大史询问。那么史官本来掌管灾异祥瑞。陈敬仲出生时，周大史带着《周易》去见陈侯，陈侯让他占卜；韩起在大史那里观看书籍，看到《易》象；孔成子占卜立君，把结果给史朝看。那么史官本来掌管占卜。昭公将要到楚国去，梦见襄公的祖梓慎，认为不能成行；赵简子梦见瘦弱的童子转动身体唱歌，向史墨询问占卜。那么史官本来掌管梦境。掌管这些事务却不记载，就是失职。所以说：‘天道、鬼神、灾异祥瑞、占卜、梦境被详细记载在史册上，是史官的职责。’古代诗书礼乐，由大司乐掌管；《易》象、《春秋》，由大史掌管。而儒者是有道、有德的人，被用来教育国家的子弟，死后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后世这两种官职都消亡了，而六艺的学问都归于儒者，于是儒者就凭借自己所从事的学业来质疑大史，这是片面认识所得到的结果，不足以谈论大道。说：这些都是对的，但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左丘明记载人事，是为了表彰善行、抑制恶行，以此告诫后世。但有不相信的，有不公平的。这类情况有上百种，请简要说说。郑国和息国有违逆之言，息国攻打郑国而失败。左丘明认为息国犯了五种不义而攻打别人，知道它将灭亡。郑国向陈国请求讲和，陈桓公不允许。左丘明认为他长期作恶而不悔改。考察郑庄公在位期间，与四邻结怨，没有一年没有战争，夺取周朝的禾麦，射中周王肩膀，把母亲安置在城颍，发誓不再相见，人道尽失。但他作为周朝孟侯而死。陈国和息国的一次小过，却屡次称述他的恶行，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一点。楚武王将要出征而心神不定，邓曼知道他的禄命将尽。莫敖举脚很高，斗伯比知道他必定失败。考察商臣弑父和君主，执掌国家十二年，灭掉江、六、蓼，使陈、郑、宋臣服，自身得以善终。儿子有美德，潘崇教唆别人的儿子，让他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占据了太子的位置，作为大师掌管环列之尹，攻打麋国、袭击舒国，多次主持军事，有党羽和支持者，成为国家的世臣，与武王相比，莫敖的罪过谁更多？他的征兆在哪里？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二点。有神降临在莘地，虢公祭祀神。神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史嚚知道他将灭亡。虢公在渭水弯曲处打败戎人，桑田舟之侨、卜偃知道他将灭亡。考察虢国在周朝担任卿士，平定子颓之乱有功，不幸晋国正接连进犯，不祭祀忽然就灭亡了，而四位史官都列举了他灭亡的征兆。况且周朝东迁，忙于抵御戎人，渭水弯曲处桑田之战，难道不是也顺应了周王的愤怒，以张扬中原的威势，而认为这是招致灾祸，这就错了。晋献公烝其母，尽灭桓庄之族，以妾为妻驱逐众公子，并杀死了世子。虢国多凉薄之德，难道会这样吗？而每天开辟百里之地，晋国因此强大，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三点。公孙归父谈论鲁国音乐，晏桓子知道他将灭亡。考察归父想要去除三桓以扩大公室权力，与国君谋划并出使晋国，想要借晋国人之手去除三桓，他的忠诚很盛。不幸宣公去世，事情没有成功。行父借公义对抗私怨，于是驱逐子家，从此公室四分五裂，昭公、哀公失去国家，这可以说是国家的不幸。而远怀鲁国，掩盖他的罪过，而且意如在内干预国政，在外结交齐晋的臣子，同恶相济，杀害无辜，有君主不侍奉，使他死在野外，又废黜他的儿子，他谋害人的事情难道不多吗？而他自身没有灾祸，后代继承基业，这是值得怀疑的第四点。像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天道福佑善人而惩罚淫邪。祸福的到来，必定有其征兆。君子见微知著，明确地陈述其言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验如同回声。作史的人比较事件而记载，史册侍奉在君主身边，就诵读它；有人询问，就告诉他。他的善

译如果行为端正而获得福报，足以用来劝勉人们向善；如果行为放纵而招致灾祸，足以用来警戒人们止恶。这是史官的职责。所以《国语》中记载史官进献书籍，又在面临具体事务时有盲人和史官的规谏之道。又有楚国的左史倚相，能够讲述训诫典章，以叙述万事万物，早晚向君主进献善行与败迹，使君主不忘记先王的功业。《礼运》说：“君王前面有巫师，后面有史官，保傅传达，盲人和史官诵诗。”又有一种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应对敏捷且善于对答的人，称为“承”。“承”是承接天子遗忘之事的人，常站在君王身后，这就是史佚。这在《左氏春秋》中有所记载，说：“君主的举动必须记录。”说：“史官负责书写。”说：“诸侯会盟，其德行、刑罚、礼义，没有哪个国家不记录的。”至于国家中发生的事，都向史官询问，这是史官的职责所在。史官的主旨在于警戒和劝勉，并不专门在于记述。其所记载的事情，有时会有不同的传闻。所以史克列举舜的功绩，十六位辅相，四凶的名字，与《尚书》不同，这是因为史官有所侧重。所以昭公失去国家，史墨说作为君主应谨慎对待权柄与名分，不可以假手于人，至于“君父不校”的道理，并不是昭公所能达到的。所谓言论并非只有一种标准，各自有其恰当之处，正是如此。如果有善行却没有福报，行为放纵却没有灾祸，即使事前有预言，也不足以起到警戒和劝勉的作用，于是便删去不写。如果事情不可埋没，就记载下来；如果原因不可知晓，就不再为之作辞。所以史官对于祸福，只列举那些已经应验的。对于上等的智者，他们即使听不到也不会不知，即使不劝谏也会进入正道；对于下等的愚者，他们不可教诲，不懂得言语，对于警戒和劝勉，也没有用处，那么祸福即使没有应验，也可以不写。天下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很少，而中等的人很多，所以先王设立史官，让他们以先世的善行、放纵、祸福为鉴戒，来知晓警戒和劝勉，这是针对中等的人而言的。如果是中等的人，那么列举那些已经应验的事情就可以了。这是史官的职责。虽然如此，史官的警戒和劝勉还有两种情况。蔡侯般弑杀了他的君主，岁星在豕韦，苌弘知道这不会超过这一年，于是楚灵王在申地诱骗他，埋伏甲士杀了他，这是明显地展示灾祸来作为警戒。商臣用宫中的甲士包围成王，成王自缢，这是直接记载其事来作为警戒。祸福是否存在，是史官所不能决定的。书写法则不隐瞒，是史官所能做到的。君子也只做他能做到的事情罢了。这是史官的职责。百世以前，时代不同，事情也特殊，所以说：“古人及其不可传述的东西已经死了。”所珍贵的是心意，了解其意图。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左氏春秋》中的疑惑，就在这里解开了。

译关于居丧期间脱去丧服的礼制解释：

居丧期间脱去丧服的礼仪，《王制》记载：“祭祀天地社稷，可以越过丧绳而举行仪式，这是第一点。”曾子问道：“天子去世，尚未入殓，五祀的祭祀不进行；已经入殓后祭祀，从启殡到反哭期间，五祀的祭祀不进行；已经安葬后祭祀，这是第二点。”《周语》记载：“襄王派遣大宰文公和内史兴赐给晋文公任命，在武宫举行仪式，设置桑木主牌，铺设几案和席位，大宰主持。晋侯穿着端委礼服进入，大宰以王命命令他穿戴冕服，内史赞礼，三次命令后才穿戴冕服。当时距离献公去世已经十六年，文公不想继承惠公和怀公的统绪，所以假借居丧继位的礼仪来实行。那天子赐命，诸侯的正统礼仪，本来就是这样，这是第三点。”《曲礼》记载：“安葬后拜见天子，称为‘类见’，这是第四点。”又提到谥号称为‘类’，注解说：“派遣大夫行象聘问的礼仪。大夫为君主守孝三年后拜见天子，则穿戴元冕，这是第五点。”《左氏春秋》文公元年传记载：“凡是君主即位，卿大夫出使并聘问，这是第六点。”《聘礼》记载：“遭遇丧事，将要向大夫传达命令，主人穿着长衣、练冠来接受，注解说：不用纯凶的礼仪接待纯吉的礼仪，这是第七点。”又说：“聘问的君主如果在后面去世，报丧的人还没到，就在巷子里哭，在馆舍里穿丧服，注解说：在馆舍里穿丧服是因为不可以穿凶服出来见人，聘问的事情自然像吉礼一样。”贾公彦说：“他执行正式的聘问就穿吉服，《杂记》说执玉不穿麻服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第八点。”《聘礼》又说：“回国时让众介先穿丧服跟随，注解说：君主接纳后才穿朝服，反命出公门后脱去丧服，这是第九点。”《檀弓》记载：“士只有在公门才脱去齐衰，曲礼说苞屦、扱衽、厌冠不进入公门，服问说只有在公门有税齐，曲礼正义引用熊安生的话说：父亲的丧事只有扱上衽不进入公门，拄着齐衰的杖则鞋子不得进入，这是第十点。”《郊特牲》记载：“郊祭的日子，有丧事的人不敢穿凶服，这是第十一点。”《丧服小记》记载：“供养有疾病的人不穿丧服，这是第十二点。”曾子问道：“君主去世，世子出生，报告给君主，大祝、大宗、大宰都穿裨冕，这是第十三点。”《士丧礼》记载：“占卜宅地，已经早晨哭，主人都前往兆域，南北面，免绖，这是第十四点。”《檀弓》记载：“戴弁、系葛绖而安葬，是与神灵交往的道理，这是第十五点。”《丧服小记》记载：“杂记说祥祭穿朝服，祭祀后才穿素缟麻衣，这是第十六点。”

那些不是三年之丧而脱去丧服的，《杂记》记载：“大夫占卜宅地和安葬日期，有司穿麻衣、布带，穿着丧屦、缁布冠不垂缨，占卜的人穿皮弁，这是第一点。”又如占卜则史穿练冠、长衣来占卜，占卜的人穿朝服，这是第二点。《士丧礼》记载：“将要安葬占卜日期，族长莅临占卜以及宗人穿吉服站在门西，面向东，以南为上，这是第三点。”《杂记》记载：“含者把玉璧放在殡宫东边。”南宰夫穿朝服，即丧屦，从西阶上去，面向西坐下，取玉璧。正义认为邻国执玉而来，执玉不穿麻服，所以穿朝服，这是第四点。又宰举起玉璧和玉圭，则上介赗赠，执玉圭传达命令，宰也穿朝服，这是第五点。

那些遵循这些礼仪而实行的，《汉书·律厯志》引用《伊训》：“大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祭祀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说虽然有成汤、大甲、外丙的丧事，在冬至越过丧绳祭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这是第一点。《周书·顾命》记载：“成王去世，康王穿麻冕、黼裳，即位。卿士、邦君穿麻冕、蚁裳，大保、大史、大宗穿麻冕、彤裳。”这是第二点。《春秋传》隐公元年三月（惠公的丧事，下面凡是元年二年以童求之）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这是第三点。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这是第四点。这一年，公子豫与邾人、郑人在翼地结盟，子为父、臣为君，都穿斩衰三年，会盟都穿吉服，这是第五点。三年三月，平王去世，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这是第六点。桓公元年，公即位，与顾命相同。桓公弑兄而自立，仍然使用遭丧继位的礼仪，所以记载即位，这是第七点。三月，公与郑伯在垂地会见，这是第八点。四月，与郑伯在越地结盟，这是第九点。二年三月，公与诸侯在稷地会见，这是第十点。七月，杞侯来朝见，这是第十一点。九月，公与戎在唐地结盟，这是第十二点。十四年十二月，齐僖公去世，十五年六月，襄公与鲁桓公在艾地会见，这是第十三点。庄公十二年八月，宋弑闵公，十三年前，宋人在北杏会见，这是第十四点。闵公元年八月，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这是第十五点。僖公元年，与诸侯在柽地会见，臣不殇君，闵公祔庙完成丧礼，这是第十六点。九年三月，宋桓公去世，未安葬，襄公与诸侯在葵邱会见，这是第十七点。九月，晋献公去世，十一年春，王派遣召武公、内史过赐给晋侯任命，接受玉，这是第十八点。十二年十月，陈宣公去世，十三年四月，穆公与诸侯在咸地会见，这是第十九点。十七年十二月，齐桓公去世，十九年冬，诸侯在齐地结盟，孝公参与结盟，这是第二十点。二十五年四月，卫文公去世，十二月，成公与诸侯在洮地会见，这是第二十一点。二十六年正月，卫宁速与鲁、莒在向地结盟，这是第二

译第十二件。二十七年六月，齐孝公去世；二十八年二月，鲁昭公与晋国在敛盂结盟，这是第十三件。五月，昭公又与诸侯在践土结盟，这是第十四件。冬天又在温地会盟，这是第十五件。五月陈穆公去世，冬天共公在温地会盟，这是第十六件。三十二年十二月晋文公去世，中间隔了一年，即文公元年，襄公在温地朝见周王。下文说五月围攻戚地，那么这件事在四月以前，尚未举行大祥祭，这是第十七件。文公元年昭公即位，这是第十八件。四月周王派毛伯来赐予昭公任命，叔孙得臣前往周朝拜谢，昭公和得臣都应当穿着裨冕，这是第十九件。第二十件。二年三月昭公前往晋国，与阳处父结盟，这是第二十一件。公孙敖在垂陇参与结盟，这是第二十二件。六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七年八月赵盾与诸侯在扈地结盟，这是第二十三件。十四年九月公孙敖在齐国去世，十五年夏天惠伯仍然毁掉宗庙来请求，站在朝廷上等待命令，这是第二十四件。宣公元年昭公即位，这是第二十五件。六月昭公会齐侯于平州，这是第二十六件（宣公丧期娶襄仲前往齐国聘问，这件事不合礼制，所以不计数）元年十月匡王去世，三年春天不举行郊祭而进行望祭，这是第二十七件。八年六月敬嬴去世，九年正月昭公前往齐国，这是第二十八件。十年四月齐惠公去世，冬天国佐来聘问，这是第二十九件。成公元年昭公即位，这是第三十件。夏天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这是第三十一件。二年八月卫穆公去世，三年十一月孙良夫来聘问，并且重申盟约，这是第三十二件。二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四年春天华元来聘问，这是第三十三件。五年十一月定王去世，六年六月邾子来朝见，这是第三十四件。六年六月郑悼公去世，七年春天郑子良辅佐成公前往晋国，这是第三十五件。十四年十月卫定公去世，十五年三月献公会诸侯在戚地结盟，这是第三十六件。十一月孙林父会诸侯的大夫于钟离，这是第三十七件。十八年八月昭公去世，十二月仲孙蔑会诸侯及崔杼在虚朾结盟，这是第三十八件。襄公元年昭公即位，这是第三十九件。夏天又在鄫地会诸侯的大夫，这是第四十件。邾子来朝见，这是第四十一件。冬天卫国派公孙剽来聘问，鲁国在庙中一并接受，这是第四十二件。晋国派荀罃来聘问，这是第四十三件。二年七月仲孙蔑会诸侯的大夫于戚地，这是第四十四件。冬天又在戚地会盟，这是第四十五件。同年七月叔孙豹聘问宋国，这是第四十六件。四年三月陈成公去世，五年秋天，哀公会诸侯于戚地，这是第四十七件。五年十二月，季孙行父去世。六年冬天，孙宿前往晋国，这是第四十八件。七年秋天，又前往卫国，这是第四十九件。十年冬天，盗贼在西宫朝堂上杀害郑子耳。十一年九月，郑国派良霄前往楚国。三年之丧，期满不派遣使者，这里尚未期满，这是第五十件。十五年十一月，晋悼公去世。十六年春天，平公会诸侯于澶渊，这是第五十一件。二十九年，郑子展去世，子皮即位。按照即位没有固定名称，朝见、祭祀、丧事、宾客都有，这里则是继承父亲成为卿，在朝廷上有职位，这是第五十二件。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去世。三十年正月，楚子派薳罢来聘问，这是第五十三件。昭公元年，昭公即位，这是第五十四件。叔孙豹会诸侯的大夫于虢，已经进入郑国，郑国又向他献酒，这是第五十五件。二年，晋韩起来聘问，接受聘问一定在庙中，并且接受玉帛，又向他献酒，昭公和大夫都应当穿着裨冕，这是第五十六件。又在季氏家中宴饮，季氏应当穿着朝服，这是第五十七件。四年十二月，叔孙豹去世。五年正月，昭子即位，与子皮相同，这是第五十八件。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去世。十一年五月，华亥会诸侯的大夫于厥憗，这是第五十九件。十二年夏天，华定来聘问，这是第六十件。十二年二月，郑简公去世。夏天，子产辅佐定公朝见晋国，这是第六十一件。十六年，晋昭公去世。十七年秋天，晋国派屠蒯前往周朝，请求在洛水与三涂举行祭祀，见周王和祭祀都穿吉服，这是第六十二件。定公元年六月，定公即位，这是第六十三件。三年二月，邾庄公去世。冬天，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地结盟，这是第六十四件。四年二月，陈惠公去世。三月，怀公会诸侯于召陵。五月，又在皋鼬结盟，这是第六十五件。五年六月，季孙意如去世。六年夏天，孙斯前往晋国，这是第六十六件。哀公元年，哀公即位，这是第六十七件。二年二月，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这是第六十八件。三年，季孙斯去世，已经安葬，康子在朝廷上，这是第六十九件。以上都是居丧期间脱去丧服，但不参与金革之事（左氏《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普文公去世。三十三年四月，尚未安葬，襄公抵御秦军，穿着墨衰绖。《丧大记》说已经卒哭，戴弁戴绖系带，金革之事没有回避的。军礼变服，有这两条。如果是禡祭和祈祷，则也穿吉服）于是中间对此解释其义说：“穿丧服哭泣，是丧礼的形式；不饮酒，不吃肉，不亲近内室，是丧礼的实质。”然而郊祭时说：“居丧者

译不敢哭，寡妇不在夜间哭，奔丧时在街市朝堂旁哭。」国君派人来吊唁，主人迎接吊唁者时不哭。国君来视察敛尸，主人见到马头时不哭。撤去大敛的祭品，设置早晨的祭品。妇人捶胸但不哭。公史宣读遣辞，主人和主妇都不哭。妇人下堂时不哭。男子走出寝门见到别人时不哭。凡是封土成坟时，大夫命令母亲哭，士人哭泣时互相制止。遭遇大灾荒时哭泣，不保留日子。生病时饮酒吃肉，七十岁的人饮酒吃肉。安葬后，国君进食他们就进食，大夫中父亲的朋友进食他们就进食了，不避开精米肥肉。国君命令赠送酒肉，就不敢推辞。古代守丧的人，只有侍奉内室这一件事不可假手于人，所以孟献子因为侍奉内室而没有回家，孔子认为他比一般人高出一等。至于哭泣饮食，都是可以变通的，那么丧服在一定时候可以脱去，是适宜的。吊唁别人，当天不娱乐，不饮酒吃肉，这是一口之丧的规矩。所以即使是天子诸侯有吊服和脱去丧服的制度，也是片刻的敬意。所以事情做完就恢复常态。国君对臣民有恩德，生病时去问候，有丧事时去临吊，在路上遇到灵柩就派人吊唁。所以戴着丧冠、系着丧带、穿着丧服、穿着丧鞋都进入公门。正在办理丧事时国君到来，主人不改变圭璧来礼神合瑞，所以即使是含殓也必须立即改穿吉服。祖先与死者为一体，所以天子驾崩，诸侯去世，祝官取来群庙的牌位藏在祖庙，卒哭完成祭祀后牌位才各回其庙。丧期不祭祀，神与人道不同，所以外事穿吉服，因丧事接待神灵则改变服饰。丧事中开始时最悲哀，所以后来的丧事即使曾经举行过禘祭、郊祭、社祭，簠簋已经陈列，天子废除这些礼仪，神灵不可以缺乏祭祀，所以五祀的祭祀在殡后举行。有国家的人不以人的死亡为忌讳，所以朝聘时如果死了就用尸体来接待宾客的礼仪，不可以穿着丧服进行。所以聘问时国君在国内去世，聘问的使者依然如常穿着吉服。这就是所谓人道的极致文饰。虽然如此，君子不剥夺别人的丧礼，也不可被剥夺丧礼。如果有可以不脱去丧服的情况，就不脱去。季武子卧病，蟜固不脱去齐衰而入见说：「这礼仪将要亡失了。」士人只有在公门才脱去齐衰。武子说：「不也很好吗！」君子表彰细微之处。晋平公去世，安葬后，诸侯的大夫送葬的人想趁机拜见新君，叔孙昭子说：「不合礼。」不听。叔向辞谢说：「大夫的事情已经完毕，而又命令我，我正处于斩衰服丧之中，如果穿着吉服拜见，那么丧礼还没有完毕；如果穿着丧服拜见，这是再次接受吊唁。」大夫将怎么办？都没有辞令可以拜见。这件事，明白了这个，然后可以解释墨子久丧不能从事听治的困惑，可以破除杜预段畼天子诸侯卒哭除丧谅阴终三年的谬误，可以解释苏轼康王吉服即位的疑问。

译《周官》征引文献

《汉书·河闲献王传》记载：“献王所得到的书籍，都是先秦时期的古文旧书，属于《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类。”《汉书·艺文志》记载：“《周官》经文有六篇，王莽时期刘歆设置了博士。”《经典叙录》记载：“有人说：河闲献王时有李氏，献上《周官》五篇，缺失《事官》一篇，于是悬赏千金寻求却得不到，便取《考工记》来补全它。”根据这三处文献，汉代以前《周官》传授的源流，都无法详细知晓，所以被众儒排斥。贾公彦在《周礼》序中论述其废兴，记载马融传中说：“秦国自孝公以下，采用商鞅的法度，其政令酷烈，与《周官》相反，所以秦始皇禁止携带书籍，特别憎恶想要灭绝它，搜求焚烧它，唯独详尽地谈论它，也没有依据。”我在其中考证古代文献，共得到六条证据：逸《周书·职方解》，就是《夏官·职方》的职官条文，根据序言在穆王时代，说“王道教化虽然松弛，天命正遭水灾，四夷八蛮所尊崇，王政作《职方》”，这是第一条。《艺文志》记载：“六国君主中，魏文侯最好古，孝文帝时得到他的乐人窦公献上的书，乃是《周官》大宗伯的大司乐章。”这是第二条。太傅《礼》朝事篇记载《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马仪四个职官的条文，这是第三条。《礼记·燕义》记载《夏官》诸子的职官条文，这是第四条（“诸”与“庶”字通用）；《内则》“食齐视春时”以下，是天官食医的职官条文；“春宜膏豚膳膏芗”以下，是庖人的职官条文；“牛夜鸣则庮”以下，是内饔的职官条文，这是第五条。《诗经·生民》传“尝之日莅卜来岁之�”以下，是春官肆师的职官条文，这是第六条。远则西周时代，王朝的政典，由大史记录，以及列国的官职世代守护，以此作为生计，官职失传后由师儒传授，七十子后的学者将其系于六艺，其传习的脉络明白有据。像这样却因其晚出而怀疑它，这是不学无术的过错。有人说：《周官》是周公制定的，却说穆王作《职方》，为什么呢？回答说：赋诗的意义，有创作篇章，有叙述古事，所谓“作”也是如此。召穆公在成周纠合宗族，而作《常棣》之诗，那么叙述古事也称为“作”，详见《职方》《大司乐》两条，可知《周官》的文字，各官都分别记载其一，作为官法，所以每个职官之下都系以“掌”字，而太宰建立它作为六典，则合为一书，穆王所作，只是重申其告诫，使举行政职罢了。至于古代的典籍，除了四术以外，不能每个人都诵习，所以孟子论述井田爵禄，汉博士作《王制》，都不见于《周官》，不可执着于此来议论它。古今情况不同，其有不可通行的，相信古书而存疑即可。

古玉释名

古玉一长尺有一寸，其首部旁边宽一寸有半，脊与身平，将首部十五等分，以其一分作为厚度，其刃部减半，其末端剖开成规整形状而不锋利，上部厚度如同其刃，宽一寸有十分寸之九，中间宽减五分之一，距离首部一寸有十分寸之八，在脊部有珥，在刃部有射，倚靠而不直，其宽二寸有十分寸之四，为孔，珥與射之间围半寸。起初宛平孙侍郎得到这块玉，秀水朱检讨为此作《释圭》一篇。玉现在归江宁张氏所有，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丁丑日，我访问巴予籍于左卫街，巴予籍将玉展示给中看，中认为这不是圭，圭厚半寸，这不合一圭，剡上左右各寸半，这不合二大圭，广三寸，自中向上逐渐变窄，上部广二寸半，这不合三，于是确定它是刀。古代玉做的器物，有戚；石做的器物，有砮，有砭，都取其锋利，对于刀，有什么可疑？检讨的话有不可通行的地方，现在一并纠正它。琰圭用来易行除慝，郑众说它有锋铓，那么它的厚度且变窄。按琰圭有锋铓，只在圭首，此玉不是圭形，而末端及一边有锋，不可以当之，厚度且变窄。检讨借郑众之义以演成其说，然而由厚而薄，则可谓之閷，即桃氏所谓从，此玉整体都薄，何閷之有？检讨只是嫌于厚半寸的文字，而从为之辞。王所搢圭，插于绅带之间，大概其锐与剑相类，所谓终葵首。按天子搢珽，文见《玉�》注，释文《正义》并不解释搢义，《玉篇》《广韵》《说�》新附都云搢插也，今搢插相间成文，实为不辞。剑锐故有室，�不锐故可搢于带（此谓�圭，若琰圭无搢于带之事），使�之锐与剑相类，衣与带必受�病矣。终葵者，椎也，在于�首，其长六寸，以明无所�，故谓之�，所谓方正于天下也。上言锐，下�终葵，制�不合，义亦相违。《考工记》天子�中必，郑氏谓以组约其中�，以�失坠，而典瑞��璋璧琮琥璜之渠�，则以组穿联六玉，是几为�？�凿好于肉，然后以组穿之也。��之为体也

译用细微的丝线、韦皮和木板三种材料，再次加工制成垫席，又用彩色的丝带捆扎约束它，其牢固程度就非常高了。凿孔做得比玉肉还好看，《玉人》《释器》两篇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大圭不雕刻纹饰，反而会有孔洞吗？“约”字的含义，并不是说穿孔（《少仪》：“刀却刃，授颖。”注：“颖，镮也。”这里的孔正与镮同用）。圭中用于约束的是命圭，圭中用于插带的是镇圭，检讨也没有加以辨析。《典瑞》中的六玉，是收敛尸体时使用的，在玉上开槽作为眉形，让尸体的汁液能够流走，用丝带穿系，放置在尸体的上下四方。经文以及郑玄、郑众的注解都非常明确，并不是说凡是制作圭都要这样。涂车、刍灵，怎么可以类推为生者所用的器物呢？况且“渠”与“孔”，它们的形状也不同。检讨说：玉长一尺二寸，宽二寸。按照这个玉的尺寸，用现在的营造尺量只有尺有一寸，在周尺中则是二尺。检讨不考证古代的制度，强行命名为圭，恐怕无法辅助他的学说。他依据郑玄一尺二寸的记载而勉强附会，然而怎么可以用现在的尺子作为殷周时期的度量标准呢？玉的宽度在首、中、末三处，共有三种度量。现在径直说宽二寸，也是不对的。又没有提到厚度，大概是知道《聘礼》《礼记》《杂记》中的记载不可歪曲，所以暂且搁置不提。检讨说：削尖它的上部，大概是古时琰圭一类。按“琰”字义从“剡”，“剡”的意思是“炎”。火焰燃烧，其上部必定尖锐，所以圭的“剡”，就是上部削尖。琰则是上部削尖并且两边分开呈规形，所以凡是圭都削尖上部，但只有琰才得此名。并非削尖上部就是琰。然而琰的不同之处在于两边分开呈规形，而其上部削尖左右各宽一寸半则是相同的。这块玉左右尖锐而中间平坦，其不能称为琰是显而易见的。检讨说：客人有先让我观看的，为此赋《玉剑歌》。我考证桃氏制作剑，没听说过加工玉剑。玉剑记载于六经中的是没有的。按剑的制度，有末、有腊、有从、有茎、有史、有首、有缑、有脊、有镗、有夹，有长、有广、有重，前代的典籍都具备，为什么不逐一引用以驳斥他，而只说六经没有记载呢？六经没有记载的器物，流传到后世的很多，这不足以堵住他的嘴。孔子说：“大概有不知而妄作的人。”检讨对此谨按，此篇有初稿、有次稿，原刻本依据初稿刊板，现在依据次稿更正。孤喜孙识。

译周公居东的考证

《尚书·金縢》记载：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兄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太公望和召公奭说：“我如果不避开（摄政之位），我就无法向我们的先王交代。”周公在东都居住了两年，于是罪人就被抓获。后来周公作诗送给成王，名为《鸱鸮》。诗中写道：“鸱鸮啊鸱鸮，你既然抓走了我的孩子，就不要毁坏我的巢室。”《传》解释说：“宁愿失去两个儿子，也不能毁坏我周朝的宗庙。”

《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武王攻克殷商后，立王子禄父，让他主持商朝的祭祀，在东方建立管叔的封地，在殷地建立蔡叔、霍叔的封地，让他们监视殷商的臣民。武王回师后，在当年的十二月于镐京去世，安葬在岐周。周公辅佐天子，管叔、蔡叔、霍叔以及殷、东、徐、奄和熊盈等部族背叛周公。周公对内安抚父兄，对外抚慰诸侯。元年夏六月，将武王安葬在毕。二年又组建军队，逼近卫国进攻殷地，殷人大为震动溃败，三叔和王子禄父投降，向北逃奔至管叔处而死，于是将蔡叔囚禁在郭凌。总共征伐熊盈族十七个国家，俘虏九座城邑，俘虏殷商的贤民，迁往九毕，让康叔在殷地建都，让中旄父在东方建都。

《逸周书·明堂解》记载：武王去世，成王继位，年幼体弱未能登上天子之位，周公摄政，统治天下，平定动乱六年，天下大治，第七年将政权归还给成王。

《列子·杨朱篇》记载：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体弱，周公摄行天子之政，召公不高兴，四国散布流言，周公在东都居住三年，诛杀兄长，流放弟弟。

《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年幼，周朝刚平定天下，周公担心诸侯背叛，于是摄行政事主持国政。管叔、蔡叔等众兄弟怀疑周公，与武庚作乱背叛周朝，周公奉成王之命讨伐诛杀武庚，流放蔡叔。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旦专掌王室大权，管叔、蔡叔怀疑周公会对成王不利，于是挟持武庚作乱，周公旦秉承成王之命讨伐诛杀武庚，杀死管叔而流放蔡叔，迁徙他时给予车十辆，随从七十人。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代行政事主持国政，管叔、蔡叔怀疑他，于是与武庚作乱，企图袭击成王，周公既秉承成王之命，诛杀武庚，杀死管叔，流放蔡叔，于是命令微子开继承殷商的后代，奉祀其祖先。

《说文解字》说：“辟，治理的意思。”《周书》说：“我不去治理。”

《豳谱正义》引用王肃对《金縢》的注释：武王九十三岁去世，在冬十二月，次年称为元年，周公摄政，遭遇流言，作《大诰》并东征，二年攻克殷商，杀死管叔、蔡叔，三年后返回。《金縢》说：“武王去世后，就说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居东。”这说明武王一去世，管叔、蔡叔就散布流言，周公就东征了。有人说：“《诗序》说三年后返回”，这里说居东二年，错误在哪里呢？回答说：“《尚书》说的是罪人被抓获的那一年，《诗经》说的是返回的那一年。”

《诗经·车攻》：“驾车前往东方”，《传》：“东方，指洛邑。”

以上共十一条。《尚书》文字简练而事实确凿，毛公渊源出自子夏，专门懂得《诗经》的事，《逸周书》对年月日期的记载尤其详细，《列子》次序明了，最可依据。《史记》在《周本纪》、《管蔡世家》、《宋微子世家》中都没有错误，胜过《鲁周公世家》。许慎称“书孔氏”，于是使用古文的“辟”字，从“井”训为“治”，孔壁遗简，孔安国讲授，其传承本来如此。《逸周书》三次提到“东”，不知是什么地方，用《车攻》的《传》来证明，才知道就是东都。王肃喜欢与郑玄不同，此注持论独正，因此全部录下。

《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周公担心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周公于是登位代成王摄行政事主持国政。管叔和他的众兄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太公望、召公奭说：‘我之所以不避开而摄行政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无法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他们为天下忧虑操劳很久了，到现在才完成。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将要成就周朝的基业，我之所以这样做。’于是最终辅佐成王，而让他的儿子伯禽代他去鲁国就封。管叔、武庚等人果然率领淮夷反叛，周公于是奉成王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于是诛杀管叔，杀死武庚，流放蔡叔。”

以上一条依据《大传》。礼制规定成王即位时十三岁，说“襁褓”是极言其年幼。将“弗辟”解释为“不避开而摄行政事”，这是另一种含义。司马迁虽然从孔安国那里学习《尚书》，但用《说文解字》来证明，则这不是孔安国的含义。至于先有流言而后反叛，推究情理，确实应当如此。只是曲阜的封地，实际上是奄国的居所，奄国与三国一同背叛，才开始被消灭，在此之前伯禽没有理由去就封。然而将“辟”读为“避”，而不说避居东都，还是比马融、郑玄的解释要好。钱少詹事说：“《春秋传》只说因为商奄的百姓而将鲁国作为古奄国，出自《续汉书·郡国志》，不知有什么依据。”郑康成、杜元凯都没有确切指出奄国的所在地。更应当考察其中，按《汉书·艺文志》：“礼的古经出自鲁国淹中。”苏林说：“是里名。”《楚元王传》记载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一起跟随浮邱伯学习《诗经》。服虔说：白生是鲁国奄里人。《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用《皇览》说：

译奄里伯公的墓地在城内祥舍中。民间传言鲁国拥有五德，奄里伯公便葬在他的宅第里。《说文解字》说：奄，是周公所诛灭的奄国，位于鲁地。《括地志》说：兖州曲阜县的奄里就是奄国的故地。淹与奄是古今字。《墨子·耕柱篇》说：古时周公旦没有担任关叔的职务，辞去三公之位，向东退居商地。按：武王攻克商朝后已经册封了商的后裔，等到他晚出时，管叔、禄父相互勾结作乱，周公怎能抛弃官位，投身于必死之地呢？这种说法的不实，显而易见。而避位之说正是以此作为缘起，因为此事见于诸子百家，自宋代以后，学者们劳心于主观臆断，疏于考古实证，对于典籍方略几乎不加探寻，所以将“管”说成“关”，只是语音转讹罢了。《经典释文》说：“弗辟”，马融、郑玄读作“避”，意思是避居东都。马融的义理现在已不流传，幸赖此记载得以留存。《豳谱正义》引用郑玄《金縢》注说：周公在武王去世三年后出奔，五年秋天返回并居摄政事，那些被认定为罪人的周公属党以及知晓摄政之事的人，周公出奔两年，全部被成王抓获，称为罪人，这是史书记载成王的意思。成王并非周公的本意，尚且未能理解，现在又为罪人说话，想要推让，推究其恩义亲情，所以不敢（轻易定罪）。《豳谱》说：成王时期，周公为了避免流言之难，出居东都两年。《鸱鸮》笺说：当时周公正在为武王守丧，想要摄政以成就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成王不了解周公的本意，因而多责怪周公的属党。兴起者比喻这些大臣，他们是世袭大臣的子孙，他们的父祖因勤劳而有此官位土地，现在如果诛杀他们，不断绝他们的官位、不夺取他们的土地，成王的意思是想讥讽周公，由此而产生。《文王世子正义》引用郑玄《金縢》注说：文王去世次年生成王，那么武王去世时成王十岁。服丧三年完毕，成王十二岁。次年将要登基，周公想要代替他摄政，群叔散布流言，周公避位居东都。当时成王十三岁。居东两年，成王收捕周公的属党，当时成王十四岁。次年秋天大熟，遭遇雷风之变，当时周公居东三年，成王十五岁，迎接周公返回并居摄的第一年。居摄四年，封康叔作《康诰》，是成王十八岁。所以书传说：天子太子十八岁称孟侯。居摄七年，成王二十一岁。次年成王亲政，二十二岁。《诗·邶风谱》说：“武王去世后，管叔及其众弟见周公将要摄政，便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避位，居东都。两年秋天，大熟未获，出现雷电疾风之异象。后来成王醒悟而迎接他，返回后便居摄。”三监与武庚叛乱，成王既废黜殷商天命，杀死武庚，又讨伐三监。《鸱鸮》正义引用王肃说：“按经传内外，周公的党羽都还在，成王无所诛杀，凭空造出此言，这是其一错误。假设有诛杀，不救其无罪之死，却请求保留其官位土地，缓其大罪而急其小过，这是其二错误。假设已有诛杀，就不能说无罪，这是其三错误。”按：马融、郑玄的《尚书》之学，属于古文；郑玄的《诗》笺多与毛亨义理不同，而以此诸条推求，则违背常道。君主在居丧期间，三年不言，百官总领各自职责而听命于冢宰，《尚书》《论语》《檀弓都有明文记载。所以曾子问：“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则有摄主。”《春秋》说“国君未逾年，则称为子”，这是前代成宪，孔子所依据的。成王即位时年仅十三岁，又处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才将世子之法施于伯禽，使成王知晓父子君臣长幼之义。念及社稷，新造旋遭大丧，周公自认为王室懿亲，身为冢宰，登基治理以安抚天下，而三叔觊觎主少国疑，大臣未附，苟且肆行恶言，诖误百姓，相率抗拒命令以成就其奸谋。周公执掌国家权柄，礼乐征伐皆出自己，伤痛基业将坠，忧虑四方不宁，恭行天罚以惩治有罪之人，这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等到管叔已经因蔡、霍流放，虽受常刑，仍哀悼同气，因此咎《鸱鸮》之取子，见《零雨》而心悲（《诗·东山》“我心西悲”，传：“公族有罪，公亲素服不举乐为之变，如同其伦之丧”），其言有文采，其声有哀情，这是仁至义尽的表现。如果真如所言，流言一至，周公即避位；流言再至，周公能不杀身吗？放弃万乘之国而成为匹夫，以遁于荒野，一个死士之力足以制伏他，这岂不令人寒心？周公出奔后，这两年中，宫廷府署之事究竟归属谁？假使二公可以替代，那么周公起初也不会摄政，况且管蔡能以流言离间周公，难道不能以流言离间二公吗？这又是进退无据的。当成王即位时，朝野安宁，三叔却辄思动摇。王室及宗臣释位，国衅已生，却俯首帖耳，环视不动，待至三年而后返回，不合情理。所以使摄位之举，自周公创始，处非其据，这叫做攘除浮言，朝播大权，夕谢，仓皇逃窜，若恐不及。王躬国事，莫复谁何，这叫做愚。居东两年，东征，又三年，国步既夷，王年

译周公也长寿，等到他返回时，才再次摄政，这就叫做“食”。况且周公摄政时，公卿、尹、牧、伯，下至士人和百姓，谁不知道呢？却说有罪之人，周公的臣属和知道摄政的人，这又是私党阴谋的说法，不能用来议论周公。至于臣属被诛杀，请求官位土地的事，王肃纠正它，是恰当的。郑玄和王肃的时代相接，郑玄的义理如果有所依据，王肃没有理由看不见，郑玄的门人，又何必不据此来诘难王肃呢？现在既然不是这样，说这是凭空捏造，大概不虚假吧。至于说想禅让却不敢，这就又是水火无端，互相生灭，难道就是所说的很难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吗？“孟”作为庶长的称呼，“矦”是五等爵位，用来指代太子，并且断定以年岁，这本来就是街巷中无根据的说法，世俗老师的鄙陋背离。现在却把它当作法规，迁就古书，以求符合，也太过分了。在《吕氏春秋·正名》篇中说：“齐愍王，是周室的孟矦，本来与康矦、宁矦之类相同，他的美号，又怎么会有太子十八岁的说法呢？”圣人做事，通于神明，史书缺漏有间隙，应当折中处理。马融、郑玄是前世大儒，立义有误，不能歪曲跟随，后人沿袭错误，本来无可指责。《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起初，成王年幼时生病，周公于是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向神祝祷说：“王年幼，没有见识，触犯神命的，是我旦。”也将祝祷的简策藏在府库中。成王病好了，等到成王执政，有人谗毁周公，周公逃奔楚国。成王打开府库看到周公的祷书，于是哭泣，召回周公。《索隐》说：“经典中没有文字记载，这件事或许另有出处，而谯周说：‘秦朝焚烧书籍后，当时人想谈论金縢的事，失去了本末，就说成王年幼时生病，周公祷河想代替王死，把祝策藏在府库中。成王执政，有人谗毁周公，周公奔楚，成王打开府库看到祝策，于是迎接周公。’又与《蒙恬传》中的事相同，或许是真的。《蒙恬传》记载：从前周成王初立，还未脱离襁褓，周公旦背着王上朝，最终平定天下。等到成王病重危险，周公将要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说：“王没有见识，是我旦执事有罪，灾殃让我旦承受不祥。”于是写下并藏在府库中。等到王能治理国家，有奸臣说周公旦想作乱很久了，王如果不防备，一定有大事。王于是大怒，周公旦逃跑奔楚。成王查看府库，得到周公旦沉书的记录，于是流泪说：“谁说周公旦想作乱呢？”杀了说这话的人并召回周公旦。右边秦汉之际关于周公的事义理不同如此。

译世上学习老子学说的人，就贬低儒学；儒学也贬低老子。只有儒家和墨家也是这样。儒家贬低墨子的人，有孟子和荀子（《汉书·艺文志》记载董无心有一卷书，并非墨子所作，现在已失传。《孔丛子》诘难墨子，是伪书，不把它算在内）。荀子的《礼论》《乐论》，认为是王者治理安定、功业成就、盛德显现时的事情；而墨家的节葬、非乐，是用来挽救衰败世道的弊端的。它们的意图相反却互相补充。至于兼爱，只是墨家学说的一方面。然而他们所说的兼爱，是希望各国谨慎地守卫自己的疆界，而不虐待邻国的百姓和牲畜。虽然从前先王制定了聘问、吊唁、抚恤的礼节，用来和睦诸侯之间的邦交，这与兼爱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竟然用兼爱来教导天下做儿子的人，让他们用孝道来侍奉父母，却称墨子为无父，这已经过分了。后来的君子，天天习染孟子的学说，而没有看到墨子的原著，众口交相攻击，更是过分了。世人没有不认为诬蔑孔子是墨子的罪过的。虽然如此，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孔子的尊贵，确实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没有的；从墨家的角度来看，孔子是鲁国的大夫，而墨子是宋国的大夫，他们的地位相当，他们的年代又相近，他们的操守和方法不同，而立言务求取胜。这在诸子百家中，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墨子诬蔑孔子，就像老子贬低儒学一样，归结起来只是彼此不互相谋划罢了。我读墨子的书，只认为守丧两年会败坏男女之间的交往，违背了道义；至于他叙述尧舜，陈述仁义，禁止攻伐暴虐，制止奢侈浪费，感慨圣王不再出现，而哀怜百姓长久劳苦。百代之后，好像看到了他的心意。《诗经》所说的“凡百姓有丧事，匍匐着去救助”的仁人，大概就是墨子吧。他在九流之中，只有儒家足以与他相抗衡，其余诸子都不如他。纵观周汉时期的书籍，大约有一百多条，都是孔墨、儒墨对举。杨朱的书，只崇尚放纵逸乐，当时也没有人尊崇他，把他列入墨家，确实不是同类。自从墨子死后，他的学说分裂为三派，门徒遍布天下。吕不韦两次称他为巨子（《吕氏春秋·去私篇》《尚德篇》），韩非称他为显学。到了楚汉之际才衰微（《淮南子·泛论训》），汉武帝时，还有传承的人，见于司马谈后来的叙述，之后就无人知晓了。可惜啊，墨子那样勤勉于生、轻视于死，而致力于国家急务，后来的执政者，本来应该借正统的议论来厌恶他吗？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选拔贡生江都汪中述。

译墨子后序

我既已整理《墨子》一书，却因俗务缠身，时而写作，时而停歇。过了六年，友人阳湖人孙季仇（名星衍）将刊刻本示给我看，原来巡抚毕侍郎、卢学士都曾为此书出力。他们遍查各类典籍，以此校正文字，广博而精审。我不必耗费时日精力，这本书的疑难之处便全部通晓了。况且旧文孤学，能得两三位好古的君子与我志同道合，于是我有三件喜事。既接受此书并完成校订，心中仍有未尽之意，便作这篇后序回复孙季仇说：“孙季仇认为墨子之学出自大禹，他的论述很宏伟。不只是禽滑厘有这样的说法，庄周的书中也说道：‘不以自我苦行为极致的人，不是大禹之道’。这都是说墨家之道与大禹相同罢了，并非说它出自大禹。从前在成周时期，礼器完备，凡是古代的学术都设有官职来掌管。官职丧失其职责，九流才兴起，于是各持一种学术作为学问，忌讳其真正的来源，而依托上古神圣来抬高名声。不说是神农，就说是黄帝。墨子质朴诚实，不曾援引他人来自重。他效法古代称颂先王，提到尧舜禹汤文王的有六处，提到禹汤文王的有四处，提到文王的有三处，却从未专门提及大禹。墨子固然非议儒家而不非议周朝，也不说他的学问出自大禹。公孟说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装然后才仁德，墨子既已非议他，便说：‘你效法周朝而未效法夏朝，那么你的古就不是真正的古’。这是顺着他喜好来激将他，且归结于言语服饰，非常明白易懂。然而说墨子背离周朝而顺从夏朝，是不对的。只有墨家分裂为三派，取舍相反，背离诡诈不同，自称为别墨，然后依托大禹来尊崇其学术，而《淮南子》才记载了这种说法。虽然如此，说墨子之学出自大禹，并无妨害。说大禹制定三个月的丧期，那是《尸子》的错误，从而相信它是不对的。怎么证明它是这样的呢？古代丧期没有定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大治，那么五服精粗的制度就确立了。尧去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这是可以看到的。夏后氏为父亲守丧三年，既已入殓就处理政事，那么夏朝为父亲守丧三年了。大禹去世，三年丧期结束，益避居大禹之子于箕山之阴，那么夏朝为君主守丧三年了。由此看来，其他丧服的期限也可以知道了。《士丧礼》中从小敛祭奠、大敛祭奠、每月初半荐祭、遣奠、大遣奠，都用夏朝的祝官，如果夏后氏制定丧期只有三个月，祝官怎么能熟悉其礼仪来辅助周人三年的丧礼呢？至于死于水葬于水，死于山葬于山，这是针对天下大水不能具备礼仪的情况而言的。”荒年政令，削减哀悼，周朝何尝不是因袭夏礼来聚集万民呢？路上有死人，尚且掩埋他，这是节葬。收敛头足成形，回葬而没有外棺，这又是节葬。岂能拿着这些来说周礼呢？如果这样，夏朝不节制丧事，史佚难道节制丧事吗？下殇墓远，棺敛在宫中，召公向周公进言，然后才实行。像这样重视终事，先王制定礼仪，哪敢有不周全的呢？墨子，大概是学习而自成其道的人。所以他关于节葬说：‘圣王制定节葬之法。’又说：‘墨子制定节葬之法。’那么说墨子自己制定的是对的。所以说：‘墨家治丧，以薄葬为其道’（《孟子·滕文公篇》说：‘墨子生不唱歌，死不服丧，桐棺三寸而没有外棺，作为法式’；《庄子·天下篇》说：‘墨者安葬，冬天穿冬衣，夏天穿夏衣，桐棺三寸，服丧三个月’；《韩非子·显学篇》说：‘如果夏后氏有这样的制度，这三个人不会用它来遮蔽墨子了。’）

贾谊新书序

《新书》五十八篇，是汉梁太傅洛阳人贾谊撰写的。现在缺失一篇，校本从“凡人之知”到“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共四百三十四字，书中缺失其文，依据此来补全。《问孝》、《礼容》、《语上》二篇有目录而无书，《艺文志》只说贾谊称《新书》，这是刘向校录所加的。《荀卿子》称《荀卿新书》，见杨倞的序，是其证据。《过秦》三篇，本书题下缺失“论”字。《陈涉》、《项籍》传论引用此，应邵注说：‘贾谊书的首篇。’足以说明篇名不是论。《吴志》阚棱传开始目为论，左思、昭明太子都沿袭其文误。从《数宁》到《辅佐》三十三篇，都是陈述政事。查《晁错传》，晁错说应该削夺诸侯的事及法令可更改的，书共三十篇，那么知道当日封事，事各一篇，合为一书，本来有其体例。班固约略其文而分载之，本传《食货志罢了。其指事类情，优游详畅，或许不及本书。从《春秋》到《君道》，都是国中过失之事；从《官人》到《大政》，都是通论修政；上下都是重言。三古的遗绪，寄托以传下来。《容经》以下，都是古礼逸篇及其义理。旧本编录缺失次第，现在略以意属之，定为六卷。题下有《势》、《有连语》、《有杂事》与《管子》书同例，现在也仍然如此。别为年表一篇，使阅览者详尽。《经典序录》所次本，刘向《七略》叙《左氏传》说：‘荀卿授阳武张苍，苍授洛阳贾谊。’那么贾谊固然是荀氏再传弟子，所以他的学问长于礼。

译他所陈述确立的诸侯王制度，教导太子尊敬大臣，都是先王留下的成法，周公的旧典，孔子的志向。大概《春秋》经世致用的学问，就在这里面了。因此，完备地记载典章策命，国家赖以建立，君主的举动必定记录，用来昭示后世。《春秋》是秉持周礼而谨慎对待其变化的著作。我对于荀子、贾谊谈论礼制的言论，更加深信不疑。刘向称“汉朝的儒者，只有贾谊罢了”，难道这是虚言吗？他的书中叙述《左传》的事，只到《礼容》篇中叔孙昭子一条。《先醒》篇说宋昭公出逃后复位，虢君出走，他的车夫进献酒食和枕头，最终死去。《耳痹》篇说伍子胥为何被装进皮囊而自投于江。《谕诚》篇说楚昭王凭借当房的德行复国，这些都与《左传》不符。《审微》篇说晋文公请求使用隧葬，叔孙于奚救援孙桓子。《春秋》篇说卫懿公喜爱鹤而亡国。《先醒》篇说楚庄王与晋人在两棠交战，在汉阳会盟诸侯，申明天子的禁令，这些都与《左传》有同有异。那时经学的传授没有写在竹帛上，解释训诂和诵读，大都是口耳相传。如果有古书、雅记、异人的传闻，也就依据事例列举，取足以阐明教化罢了。《礼》篇、《君道》篇、《说诗》、《驺虞》、《鸳鸯》、《灵台》、《皇矣》、《旱麓》，都不符合毛亨的释义。当时，三家诗学尚未确立，所以秦朝时老师大儒还有存留的，师友所承袭的不能全部知晓。如果能让这千百种说法贯通，难道还会有末流师承的浅陋吗？唉！汉代崇尚经术，史家称其加以修饰，所以公卿有的持禄保位，遭受阿谀的讥讽。博士讲授的老师，仅仅方正自守；文吏又一切以取胜为目的。大概孔子死后，六艺之学中卓然立于世用的，是贾谊。《传》说称颂先王，《诗》说井然有序的大道，圣人没有违背，贾谊具备这些。班固叙述梁、淮南、吴、楚及淮南四子的败亡，对于他们治理国家的体统既已阐明，列举他们的功绩却不详述其学问的本源，因此表而出之。至于五饵三表，秦穆公使用它，于是称霸西戎；而中行说也用它来告诫匈奴，这已经有证据了。说它是疏漏，这是一孔之见。汉代这本书盛行于世，司马迁、刘向著书动不动就称引它。孝昭帝通晓《保傅传》，当时用它来教育太子，傅的职责与保傅连语，辅佐胎教，戴德采录《礼》篇的文字，记载在《曲礼》中。现在这两本书都被尊为经，而这本书传习的人大概很少，道的行废，难道是命运吗？《艺文志》记载赋七篇，现在见到《吊屈原》、《惜誓》、《服赋》、《旱云赋》、《簴赋》、《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可以说是多才了。记录并附在后面，也是《成相赋》篇的意思。乾隆屠维大渊献且月，江都人汪中述。

译年表时政出处

高帝七年出生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孝惠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高后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十八岁，因能诵读诗书、撰写文章而在郡中闻名。河南郡守吴公将他召到门下任职。

六年十九岁

七年二十岁

八年，二十一岁。淮南丞相张苍担任御史大夫。

孝文元年，二十二岁，征召河南郡守吴公担任廷尉，召贾谊为博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二年，二十三岁，皇帝亲自耕种藉田，减免天下田租的一半/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按，三位王被立之事，本纪记载在二年，列传记载在三年。代王刘武改封为淮阳王，本纪记载在三年，列传记载在四年。本纪依据的是下诏之日，列传依据的是到达封国之日。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

三年，二十四岁，淮南王刘长杀害辟阳侯审食其/匈奴入侵北地、河南进行劫掠/济北王刘兴居反叛/代王刘武改封为淮阳王，太原王刘参改封为代王，并保留太原都晋阳的旧制。

四年，二十五岁。绛侯周勃被逮捕送至廷尉诏狱，最终恢复爵位和封邑/御史大夫张苍担任丞相。

五年，二十六岁，废除禁止私铸钱币的法令，作《鵩鸟赋》。

六年，二十七岁，梁怀王入京朝见，征召贾谊担任梁怀王太傅，劝谏皇帝允许百姓私铸钱币。

七年二十八岁

八年，二十九岁，封淮南厉王的四个长子为列侯，劝谏皇帝善待淮南王的诸子。

九年三十岁

十年三十一岁

十一年，三十二岁，六月，梁怀王再次入京朝见，坠马身亡。

十二年，三十三岁，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贾谊去世。

右按本传记载：梁王刘胜坠马而死，贾谊在一年多后也去世。贾谊去世时年仅三十二岁。梁怀王去世之事，本纪记载在十一年，年表记载在十年，参酌前后记载，以本纪为准，那么贾谊去世应在十二年，他出生在高帝七年。文帝刚即位时，任命吴公为廷尉，吴公推荐贾谊为博士，当时贾谊二十二岁，所以列传中说“年二十余”。《经典序录》记载：《左氏传》，阳武人张苍传授给洛阳人贾谊。根据《百官公卿表》，张苍在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朝担任御史大夫，第二年文帝即位，贾谊向张苍求学，必定是在那个时候。列传记载：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鸟飞入贾谊住所。他的赋中说：“单阏之年。”查考《史记·历书》，太初元年为焉逢摄提格，上推至孝文五年，即为昭阳单阏。贾谊在孝文元年担任博士，当年破格提拔至太中大夫，随即出任长沙王太傅，至此正好三年。列传记载：一年多后，文帝思念贾谊，征召他入京，任命为梁怀王太傅，这应当是六年的事。那年梁怀王入京朝见，十一年再次入京朝见，那么贾谊自六年以后都在梁国。他陈述政事以及劝谏梁王、淮南王诸子，都应当是在这个时候。《哀帝纪》下令诸侯王入京朝见可以携带其国的二千石官员如傅、相、中尉，都是二千石官员。梁怀王入京朝见，贾谊应当跟随到达京师，梁王去世，其子嗣断绝，封国废除，那么王国官员被裁撤，可知贾谊当时正上书请求增封梁、淮阳，这是以原二千石官员的身份留在长安。

石鼓文证

孙星衍编修认为石鼓文是宇文周时期的物品，说《周书》本纪多次记载“狩于岐阳”，可以据此请求考证。《周书》太祖本纪：“魏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十三年太祖侍奉魏帝西狩于岐阳。”高祖纪：“保定元年狩于岐阳，天和三年行幸岐阳。”共有这四件事。现在查阅《后汉书·邓骘传》：“遭遇元二之灾”，注解说：“元二就是元元，古书中字应当重复读的，就在上字下面写个小‘二’字，表示这个字应当读两遍。”现在岐州石鼓铭文凡是重复言说的，都写成两个“二”字，这是明显的证据。详细考察这条注疏的意思，是因为石鼓是三代时期的物品，所以用来解释汉代的事情，并用古书的体例来说明。如果石鼓是宇文周时期制作的，那就是以后代证明前代，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不会这样做。章怀太子与后周时期的人耳目相接，张大安等人都有文学修养，不可能不知道，这是第一个证据。《元和郡县志》引用吏部侍郎苏勖的话说：“史籀的痕迹，近在关中，岐阳石鼓就是。”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共同称赞其古朴奇妙。查考褚遂良年辈稍晚，现在不详细论述。欧阳询传记载：“八十多岁去世，既然没有明确记载具体岁数，而且不知道他哪一年去世。”考古的人也无法揣测。只有虞世南在贞观十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那么他出生在陈高祖永定二年，实际上正当周世宗二年。等到陈朝灭亡进入隋朝时，虞世南三十一岁，这时周朝灭亡才九年，距离岐阳狩猎最近的一次四十四年，次之四十二年，再次二十八年，又次二十一年。如果石鼓立于后周，那么这是刚刚脱手之物，以虞世南的博学精鉴，难道会

译难道会错误地认为这是史籀的笔迹，从而赞叹其古朴精妙吗？《传》中说：“用现在的眼光看古代，古代就像现在一样。”当今写篆书的人，有给事中王澍。我比王澍小十岁，当时王澍还在世，但我看王澍写的篆书，本来就不认为他达到了李阳冰、党怀英的水平。况且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书法为何会与石鼓文暗中契合？这是第二个证据。周太祖割据关陇地区，军国事务繁多且充满忧患，顾不上文教，那时的文士只有冀儁、赵文渊以及平定江陵后得到的王褒。王褒、冀儁的书法如今不流传于世。赵文渊擅长碑额榜书，他所写的《骊山温泉颂》石刻尚存，其篆书额题笔法平庸低劣，又不符合六书规范，与石鼓文相比，岂止是天壤之别？如果石鼓文出自宇文氏时代，究竟是谁写的？难道会默默无闻无人知晓吗？这是第三个证据。有人说周朝时苏绰曾模仿《尚书》撰写《大诰》，那么石鼓文模仿《小雅》《大雅》，按理本该如此。然而史书记载苏绰的政令粗疏，效法魏晋宪章虞夏，虽然措辞有师法古人的优点，但矫枉过正不符合时宜，所以不能长期实行。根据武成元年五月戊子的诏书，已经改变了这种格式。又世宗驾临同州，经过故宫，诗作记载在本纪中，仍是当时的文体，未曾刻意摹古。如果认为石鼓文出自苏绰之手，那么苏勖是苏绰的曾孙，难道会数典忘祖，而将此事远远归附给史籀吗？这是第四个证据。《太祖本纪》记载大统十四年，奉魏太子巡视安抚西部边境，从新平出发到安定，刻石记录事件，那么刻石之事就记载在本纪中了。如果石鼓是当时所刻，为何只写“在岐阳狩猎”，而不写“刻石”呢？这是第五个证据。编修的话，本源于马定国，马定国的说法，如今不得其详。编修既然有此疑问，同僚中大多相信他，我谨就他的言论如此辨析。至于石鼓文字淳厚古朴，百世之后，仍能看见仓颉、史籀创作的遗意，好学深思的人士，应当能自己领悟，现在不再详细论述了。

译广陵曲江考证

枚乘《七发》中说，将在八月十五与诸侯、远方的朋友兄弟一同前往广陵的曲江观看波涛。广陵是汉代的县名，其地在今甘泉县及天长县南部，位于长江以北。本篇李善注引用《山谦之南徐州记》说：“京江”即《禹贡》中的“北江”，《春秋》记载朔日辄有大涛涌至江面，向北冲击赤岸，尤其迅猛。《南齐书·地理志》记载：“南兖州广陵郡土地非常平坦开阔，刺史常在秋月出海陵观看波涛，这里与京口隔江相对，是江面最壮阔的地方。”这两段文字都明确确凿，可以作为依据。本篇中有“凌赤岸”、“篲扶桑”之句，李善因为“扶桑”一词，连带怀疑“赤岸”也在远方。然而郭璞《江赋》中说：“在赤岸鼓动洪涛，余波沉沦于柴桑”，正是承用《七发》的文意。那么《七发》中的“扶桑”应当是“柴桑”的误字。如今潮水仍到达湖口的小孤山便折回，亲眼可见即可证实。《江赋》注称“赤岸”在广陵舆县。《寰宇记》记载：“赤岸山在六合县东三十里，高十二丈，周长四里，土色都是红色，因此得名。”顾祖禹《方舆纪要》引用《南兖州记》说：“潮水从海门进入，冲激六七百里到达这里，其势头才开始减弱。”这就是郭璞《江赋》所说的“在赤岸鼓动洪涛”。现在考察此山，府县志所载，民间俗称，均无异议，所以曲江就是北江，并非孤证。过去我的家乡越闿辰六以“广陵涛”作为书斋名，朱检讨（朱彝尊）写信与他争论，认为《七发》所说的在钱塘，他的说法确实错误。朱检讨所依据的是本篇中“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場”，根据注释认为“骨母”是“胥母”的讹误，却没有说明这两个地方在哪里。又截取郦道元《水经·渐江篇》注作为证据，不知道越国的北境只到今天石门，浙江并非吴地。所以《越语》说“句践的地域，北到御儿”，韦昭注：“即今嘉兴语儿乡。”《吴语》说“大夫种谋划伐吴说：我利用御儿逼近它”，韦昭注：“御儿，是越国北边的边邑，在今嘉兴。”《尔雅·释地》说：“吴越之间有具区”，这话很确切。当时的战场都在今天苏州、嘉兴两府的边界。所以《春秋·定公十四年》记载：“于越在檇李打败吴国”，杜预注：“吴郡嘉兴县南的醉李城。”《左传》说：“吴国攻打越国，越王句践抵御，在檇李列阵。”又说“阖庐回国死于陉，距离檇李七里。”哀公元年《左传》说：“吴王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国”，注：“吴郡吴县西南太湖中的椒山。”《越语》说“句践即位三年，兴师伐吴，在五湖交战，不胜”，正是如此。吴越交战，共三十二年，内外传所说的江，都是吴江。所以《春秋》哀公十七年传：“越王攻打吴国，吴王在笠泽抵御，夹水列阵。”《吴语》：“越王句践于是率领中军溯江而上袭击吴国，进入其外郭。”韦昭注：“江，是吴江。”又说“吴王在江北起兵，越王在江南驻军。”韦昭注：“江，是松江，距离吴国五十里。”吴国杀了伍子胥，把他的尸体投入江中，也是吴江。《七发》注引用《史记》：“吴王杀了伍子胥，把他投入江中，吴人在江边立祠，因此命名为胥母山。”《史记·伍子胥列张》：“吴王取出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袋里，漂浮在江中。吴人怜悯他，在江边为他立祠。”张晏说：“胥山在太湖边，距离江不远百里，所以说在江上。”正义引用《吴地记》说：“越军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又向下三里，临近江北岸，立坛杀白马祭祀伍子胥，酒杯晃动酒尽干，后来在此江上立庙。”《吴太伯世家》正义引用《吴俗传》：“伍子胥死后，越国从松江北开渠到横山东北筑城伐吴，伍子胥于是与越军梦中指示从东南进入攻破吴国，越王随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坛杀白马祭祀伍子胥，酒杯晃动尽干。越国于是开渠，伍子胥作涛荡罗城，向东开入灭吴，至今称为示浦门，即{鱼普}{鱼孚}。”吴国投伍子胥的尸体，难道会舍弃本国，向南五十里的吴江，却进入邻国三百多里投入浙江吗？那么伍子之山、胥母之场，本来与浙江无关，不能引为证据。《吴越春秋》说：“句践杀了大夫种，葬在国家的西山。一年后，伍子胥从海上穿过山胁带着种离开，与他一起浮于海上。所以前潮水扬波的是伍子胥，后重水的是大夫种。”这话固然荒诞，但只说海潮而不说浙江。《论衡·书虚篇》说：“吴王杀了伍子胥，投入江中。伍子胥怨恨，驱水成涛，用以淹杀人。现在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都立了伍子胥的庙，大概是为了安抚他的恨心，止息他的怒涛。”两江都祭祀伍子胥，是在东汉时期。《水经·淮水篇》注引用应劭《风俗记》：“江都县有江神祠，俗称伍相庙。”伍子胥只是配享祭祀罢了，每年三次

译祭祀，与五岳相同。伍子胥配享大江，这是奉命祭祀。《渐江篇》的注释依据《吴越春秋》，将《七发》中所说的专属浙江，这就错了。检讨又说：曾巩为《鉴湖图》作序。有所谓广陵斗门，在今山阴县西六十里，距离浙江不远。现在以它的地理位置来衡量，实在在浙江以东。从吴地到浙江，不经过那个地方，况且它是堰闸的小名，为什么要取用它，而把它冠在曲江之上呢？当时吴王刘濞都城在广陵，北江在国门之外，所以强令太子去观看它。如果跨越江湖一千二百里到达浙江，那么病弱的人是不能做到的。检讨又说，江都改名为广陵，是在元狩三年，当时乘巳已经去世，不应该在文中先出现，这就更加荒谬了。《史记·五宗世家》记载：江都王刘建自杀，封国废除，土地并入汉朝，设为广陵郡。根据《汉书·诸侯王表》和《地理志》，都在元狩二年，当时所改名的广陵郡。而广陵郡自有广陵县，作为郡治，作为吴江都广陵，三国都城，它的名字在楚、在秦、在荆、在吴、在江都，都有。所以《史记·六国表》记载：楚怀王十年，修筑广陵城。《项羽本纪》记载：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巡行广陵。《樊郦滕灌列传》记载：灌婴渡过淮河，全部降服其城邑直到广陵。《吴王濞列传》记载：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次在广陵起兵。不能说元狩三年之前没有广陵这个名字。汉朝所设置的郡国，如弘农、陈留、平原、千乘、丹阳、桂阳、零陵、武都、安息、朔方，都取县名来命名郡；广平、真定、信都、广阳、高密，都取县名来命名国，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江都作为封国，广陵作为郡或国，都是以县命名的。检讨没有根据就坚持己见，虽然越地风俗喜好鬼神，钱塘广陵侯的淫祀，举子所从事的，元人钱惟善的试卷，都一一列举，而对于经史正文反而摒弃不看。等到一引用《汉书》，其错误竟如此之大，这也是后学的大戒了。至于广陵城本来在蜀冈上，邗沟环绕其东南，长江就在其外。所以《水经·淮水篇》注说：“过去吴国将要讨伐齐国，从广陵城东南修筑邗城，城下挖掘深沟，称为韩江，也叫邗溟沟。”现在从广陵驿向北，是旧城的集市，河北到堡城，折向东到黄金坝，汇合于运河，这是它的旧址。从这里进入淮河，一名中渎水，所以说中渎水源头在广陵郡的江都县接受江水，县城临江，就是这样。晋以后长江更加向南迁移，所以《沔水篇》注说：“毗陵县丹徒北二百步有故城，过去离江三里，河岸稍微毁坏，于是就到了城下。城北有扬州刺史刘繇的墓。”沉沦于江中，就是这样。现在扬州城外的运河，是唐代王播所开凿，事情见于《王播传》。那时长江还到达扬子桥，而东关以外，在汉代就是江边。那么城东小水称为广陵涛，固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凡是检讨所说的，只有《水经注》承袭郦道元的说法，其余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恐怕后人习以为谬而不知道，所以加以纠正。

译《述学外篇》第一卷，江都汪中撰写。

《京口建浮桥议》

《尔雅》中说天子建造舟桥，郭璞解释说将船只并列连接成桥，就是现在的浮桥。大的河流，如黄河、渭水、洛水，都有浮桥。那些建造在长江上的浮桥，有：汉建安二十五年，夏侯尚建造浮桥以进攻南郡；唐乾宁四年，朱友恭在樊港建造浮桥以进攻武昌；宋开宝二年，曹彬在采石建造浮桥以进攻江南；元至元九年，伯颜在石箄建造浮桥以进攻宋朝。以前的史书都有详细记载。现在京口的渡口，从瓜洲到金山是一里三分，从金山到箄湾是它的一半。在长江渡口这里是最狭窄的，如果在南北两岸建造两道浮桥，在金山交汇，行人旅客往来就像在枕席上一样方便。这是百代的利益啊。从前杜预请求在河阳建造浮桥，议论的人都说古代没有这种事，杜预最终建成了它。到了唐朝还依赖它的便利。近代李敏达公在鄞县甬江建造浮桥，至今人们称赞其便利。有非同寻常的事，必定要等待非同寻常的人，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

《广陵对》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间，我在钱塘拜见大兴朱侍郎。侍郎对我说：“我的祖先籍贯在萧山，本是会稽之地，现在恰好奉命出使到这里。曾经阅览朱育回答濮阳兴的话，喜欢他知识渊博，估计后来的人不能做到这样。你咨询古代的事迹，并且多知晓前人的言论和行迹，也可以用广陵的事情告诉我吗？”我回答说：“我幼年失去父亲，没有受到父兄的教诲；长大后游历四方，又有昏聩不明的毛病，所以《尚书》《尔雅》十篇中不看一篇，哪里足以回答您的明问？不过听说不知道却说话，知道却不说，是不忠，这两者是我所不敢做的。”从前黄帝迎日推算历法，把天空分为十二次，南斗牵牛就是星纪，日月五星会合在这里，制定历法的人从这里开始推算，而后年、月、日、时都得到它们的顺序。扬州的地域，就是它的分野。自从汉朝以来，有时治所在历阳，有时治所在寿春，有时治所在建业，而广陵最终独占这个名字。它的占验对应的是，昆仑山实在是西方的尽头，黄河出自它的北面，长江出自它的南面，从丽江到高阙，距离八千里，经历万折向东流，夹着广陵流入大海，而邗沟贯穿其中，江河在这里汇合。在星次上是维首，在水流上是归墟。所以广陵，是天地用来开始和终结的地方。我私下曾经探求人事，考察其成功与失败的迹象，比照《易经》蒙卦的诵辞，大概差不多吧？秦灭六国，楚国最没有罪过，当陈王首先起事而死，楚地的民众没有归属。有人假借项氏的命令，领兵渡江以争夺天下，于是战于巨鹿，向西屠杀咸阳，这是召平首先建立大谋，以报秦仇。汉朝皇室倾覆危险，董卓在纪百城抚心叹息，没有人敢首先发难。有人身为小小的郡吏，在朝廷没有爵位，却因义理感动邦君，结盟讨伐罪人，登上祭坛慷慨激昂，以必死为期，这是臧洪劝说张超起兵纠合州牧郡守，以诛杀贼臣。祖约、苏峻举兵侵犯宫阙，年幼的君主被幽禁困厄，京城遭受涂炭。有人固守孤垒，向三军发布大誓，极力遏制贼寇的冲击，以保全东土，西边的军队乘势进攻，于是消灭了狂寇，这是郗鉴统率义军，在上游形成犄角之势，以匡扶晋室。桓玄背负雄豪的名声，凭借累世的资财，挟持荆州的军队，趁着晋道中衰，根本和末节都虚弱，改朝换代受命，人们没有异心。有人亲手枭首逆徒，在京口协同谋划，既然攻克建康，偏师独自进发，凶恶的家族全部被夷灭，皇帝复位，祭祀晋室配享上天，不失旧有的基业，这是刘毅举州兵以平定桓氏，光复大业。侯景反噬，两宫陷入危难，各藩镇不致力于救助君父的急难，反而天天寻找干戈，甚至有的望风请命，委身于贼手。有人身处围城之中，没有谋人军师的责任，却倡导义理勤王，有死无二，这是祖皓、来嶷、袭斩董绍，率先发布檄文讨伐侯景，成为梁朝的忠臣。武氏淫乱暴虐，人伦道义尽失，临朝称制，唐朝国运将要倾覆。有人控制江淮，奉辞讨贼，功业虽然不成，他所揭露的，也足以在天下伸张大义，这是徐敬业举兵匡复，杀身亡宗，以报答国恩。况且武氏的立位，李绩实际上赞成了。徐敬业既然心在王室，又为了弥补前人的过错，忠孝存在其中。侍郎说：“徐敬业不直接趋向洛阳，却窥视金陵的王气，这固然是忠臣吗？”我说：“兵器是凶器，在唐朝全盛的时候，武氏积威所胁迫，海内没有人不听命。徐敬业举乌合之众，起而与他抗衡，所以想要扫定江表，厚集力量，先让自己不可被战胜，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发谋之初，义形于色，掌握兵权的日子尚浅，没有不臣的迹象，怎么可以逆料他的心思而苛责他呢？”《春秋》推崇反常合道的礼，不推测未至的情况，推演这个义理，即使与日月争光也可以。侍郎说：“好，希望听完你的话。”我说：“宋太祖从行伍中提拔，掌管军队宿卫，受到后周厚恩，庆幸主少国疑，倒戈自立。有前代懿亲，不喜欢自身侍奉二姓，修缮兵器守卫竟城，孤立无援，举族殉难，这是李重进以淮南抗拒命令，握着符节而死，下去见世宗。”宋朝积衰，元兵南伐，势如摧枯拉朽，各郡土崩瓦解，不投降就溃败。有孤城独立，血战经年，等到行在失守，三宫北迁，却焚毁诏书斩杀使者，勇气更加激烈，忠诚胜过张巡，坚守坚于墨翟。

译那么李庭芝凭借城池与全国共同作战，亡与不亡，也就在此一举了。在明朝末年，流寇肆虐如滔天洪水，南京朝廷初建，奸佞之人盘踞朝堂，地方藩镇专断擅权，国家局势危在旦夕，似乎无可救药了。然而，有人对上辅佐昏庸的君主，对下安抚骄横的将领，对内汇聚众人的谋略（督师开设礼贤馆，许多士人都归附他），对外抵抗天朝大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史可法在边疆效命，终究成为国家的忠臣。因此，凭借广陵这一座城池，天下太平时，它通过煮海制盐，让万民从事此业，向上缴纳给少府，以减轻农民耕作的负担，以及通过河渠转运，使各种货物流通，利益遍及四海。一旦国家有变，进可以辅佐天子，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退可以据守州县土地，图谋复兴。不幸的是天长地久的秩序崩坏，智力和勇气都陷入困境，仍然与百姓共同坚守，誓死不离，以彰显为人臣子的道义。历经十八个朝代，两千多年，城池未曾陷落，子孙未曾从中断绝。由此说来，广陵对天下有什么亏欠呢？侍郎说：高明的言论啊！从前陈郡袁氏，世代有死节尽忠的臣子，他们自傲于门第出身，不与普通人并列。今天听到你的言论，天下各郡，确实没有比得上广陵的。后来经过这里的人，对着它的城池致敬就可以了。又听说：危险的事情不能用来求安，必死的事情不能用来求生，那么智慧就没有什么可贵了。这几位君子中，刘毅有才能和武勇，所以有战功；郗公有名望和德行，从容自若罢了。自从祖暐以下，败亡接踵而至。我猜想四川土地平坦空旷，不是用武之地，那里的百姓脆弱，不能立即投入战斗。至于那些建立名望、树立道义的，大多是守土之臣，又像虞翻所说的，是外来的君主，并非当地土著。你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吗？中回答说：蔡泽曾说，人建立功业，难道不希望成全吗？自身和名声都保全的是上等，名声可效法而自身死亡的是次等，名声在羞辱之中而自身保全的是下等。如果一定要按照你所说的，向前代寻求，功成名就，难道没有人吗？孙策用兵，类似项羽，平定江东后，威震海内，率领十倍于己的军队，攻打城池请求决战。陈登出奇制胜，两次击败他的军队。从此划江而守，吴国虽然向西扩张，但在北方没有增加一寸土地，这是匡琦之战的功劳。金人凭借百战百胜的势头，挟持齐国南下，其锋芒不可抵挡。韩世忠在半路拦截，俘获斩杀众多敌人，各位将领听命作战，同时奏报战功，战胜的威势，使民气百倍振奋。从此在山阳开设府署，屹立为重镇，而淮东长期不受兵祸，这是大仪之战的功劳。李全联合京东作为诱饵，勾结蒙古作为巢穴，屡次侵扰朝廷大臣，厚索俸禄赏赐，时而臣服时而叛乱，长达十六年，朝廷姑息养奸，如同养虎为患。既然接连陷落州县，进逼三城，太清之祸，近在旦夕。赵葵建议讨伐贼寇，亲自承担此事，轻装部队轮番出击，所向有功，从此长鲸授首，余寇全部平定，迅速扫清淮水岸边，恢复为王土，敌国停止阴谋，宗庙社稷再次安定，这是新塘之战的功劳。这三者保卫疆土、击退敌人的功劳，非常壮烈。不是地势不利，也不是人不勇敢。苻坚强大兴盛，禹迹所覆盖的地方，九州有七州，倾举全国南侵，眼中没有晋国了。谢玄率领北府兵，选拔精锐冲锋陷阵，使数十万大军，顿时崩溃，秦国因此灭亡，从此再次收复洛阳，进军临邺，国威中兴，尊谥号为武，这是淝水之战的功劳。隋文帝开始商议平定陈朝，贺若弻献上十条计策，随后秘密渡江，占据要害，直抵近郊，当时建康的甲士还有十余万人，鲁达忠勇，人人都有死志，而贺若弻奋力作战，摧毁锋芒，击破精锐部队，擒获骁勇将领，从此陈朝各军都溃败。新林的军队鼓行而进，江东因此平定，这是白土冈之战的功劳。朱温雄踞大梁，吞并各藩镇，尽其精兵猛将，分三路逼近淮水。当时，如果淮南不守，钱氏、马氏必定不能自立。朱温的兵力极于岭海，地广财富，那么难以图谋了。杨行密、朱瑾决计攻击弱点，斩首其上将，偏师失败，众心离散，长驱直追，从此据守江淮，奉行唐朝正朔，开拓土地，传之子孙，直到梁朝灭亡也不能在吴地得志，这是清口之战的功劳。晋国与秦国，吴国与梁朝，都不是敌手，然而举一国之命，在两军阵前决断胜负，小则兵败将死，大则国家灭亡，就是这样。何况南北分立，将近三百年，一战而天下统一，以此行军，谁能抵挡？《诗经》说：“武王举起旗帜，威严地手持斧钺，如火焰般猛烈，没有人敢阻挡。”广陵有这样的情况。至于杰出人物偶然出现，是国家的光荣，前面所陈述的，固然还没有说完，因为那些事情不关乎广陵，那么就请详细说说。桓帝、灵帝时期，常侍专权朝政，朝野上下切齿痛恨。刘瑜凭借宗室身份和明经之才，亲身侍奉禁中，同心协力于陈蕃、窦武，商议诛杀宦官，仰观天文，促使他们迅速决断，谋划未能实现，一同被灭族，而汉朝基业也衰微，同姓之臣与国家共兴衰，这是屈原的志向。王敦专断朝政，有无君之心。戴渊忠诚正直，尽心辅佐保卫，等到战车侵犯顺理，石头城失守，虽然被迫于凶威，但言辞抗争不屈，君主受辱臣子赴死，最终蒙受灾难，正色立于朝堂，没有人敢超过，而致难于其君主，这是孔父嘉的道义。武则天起初凭借美色晋升，逐渐变得骄横。来济劝谏她，上官仪谋划废黜她，引导君主向善，继之以死，这是比干的仁爱。

译庞勋既然攻陷了武宁，泗州作为巡属之地，又处在长淮的要冲，是双方必争之地。辛谠抱着万死不顾一生的决心，冒着被围困的危险去求救，往返共十二次。当时叛军北至泰山，南到横江，主帅已被杀害，官军屡次战败，而在朝廷近侧，唯独这一座城池完好无损，辛谠身心受苦、愁思焦虑，为国家的安危担忧，就像申包胥痛哭求师一样。黄巢突然袭击京城，僭越称帝，皇帝流亡到遥远的边地，群盗像蜂群一样兴起，占据州郡，唐朝的政令不再通行于四方。在这个时候，天命似乎已经离去。王铎联合十道的军队，总领征伐的重任，秉承皇帝旨意进行封拜，以维系天下人的心。王师既然奋起，叛贼于是败逃而死，而唐朝国运得以延续，将近三十年。两位宰相干预诸侯事务，如同周朝共和时期的政治一样。宋朝武功不兴盛，西夏猖獗，天下动荡不安，皇帝为此寝食难安。张方平建议赦免他们的罪过，与他们重新开始，因此元昊请求臣服，中原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等到熙宁年间用兵，张方平再次苦口婆心地劝谏，但谋臣不忠诚，于是造成了灵州、永乐的战祸，而神宗因此含恨而死。君王致力于德行，而不使百姓在远方劳苦，这是祭公谋父的谏言。所以广陵在周朝以前，属于荒服之地，那时的人士在上国没有听说过。秦汉以后，才开始有值得记载的事迹。但在三代盛世，忠臣烈士的行事，震动天地，先民有所作为，全都足以胜任，这也是人才最为兴盛的时候。至于政事、法理，关乎民生；文学、道艺，立言不朽；乡里的德高望重者、孝子贞妇，那些极致的德行，大概数以千百计。如果不是关系到国家废兴存亡的，就都略去不记。考察他们的事迹，就像那样；谈论他们的人才，就像这样。对于桑树和梓树，一定要恭敬对待。所以君子尤其乐于称道。先生详细地叙述了这些，侍郎说：“你称赞广陵说得好，言辞不浮夸而事实确凿，可以说是有根据的。”古代诵训的官员，掌管讲述地方志，以告知观察事物。君王巡视时，他们跟随在君王车旁，所以说：“能讲述山川情况，可以担任大夫。”你是合适的人选。朱育的回答，哪里足以与你相比？我谦逊地表示不敢当，退下来后打开书卷，恭敬地记录成这篇文字。

译表忠祠碑文（并序）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己卯日，皇帝长久追念明朝建立、革除旧制之际，各位大臣坚守不共戴天的道义，牺牲生命、家族沉沦，百折不回。在明朝中期，虽然稍微放松了严厉的禁令，终究因为臣子隐讳曲折，使得忠臣义士的气节未能伸张。于是皇帝命令朝廷大臣追溯事迹、商议谥号，以发扬幽微的光华。于是朝廷议定了专谥、通谥的典制，那些因靖难之役而死的人获得谥号的共一百几十位，让地方官员各自在其家乡祭祀，对于失去世居地的人，则在其殉难地祭祀。臣某恰好掌管江宁府西部，那里有座祠堂叫“表忠”，是明朝万历四年敕令修建的，祭祀太师魏国公徐辉祖、文学博士方孝儒以下一百一十四人。经过多年而倒塌，我奉宣诏书，担心常规祭祀不修，致使神灵怨恨伤痛，无法称颂朝廷表彰乡里、封土立墓的恩德，于是率领官员、士人、百姓，在旧基址上加以扩建，工程不超过时限，花费白银五百六十八两，又凑集白银二百两，作为本金生息以共同承担祭祀事务。各位公卿有的举族赴死，孤苦无依，没有血食祭祀，而这里是他们殉难之地，既符合法令典制，又契合因国家无主后而祭祀的道义，于是嘱托臣中撰写文章刻石记载。辞曰：

在明朝第二代，孝孙继承皇位。有个叛臣叫燕王，窃取我的王国。臣子没有二心，上天实在制约着他。谋臣军师，战败就死去。社稷可以迁移，君主却亡了。谁是仇敌，能与他共存？于是灭绝他的身体，于是覆灭他的家族。君主获得死节，臣子德行没有瑕疵。平民有志向，没有人敢阻止。唉，你们这些乱臣，威势暴虐因此受阻。仇牧断头，孔父神色端正。九宗五正，并非只在古代，何况开创基业，报恩之礼更重。以我的忠肠，遭遇这创痛。也有冥鸿，在山泽间徘徊。浩然悲歌，用来抒发国哀。所有这些忠臣，人人只求自身安定。不顾惜自身，荣耀名声谁还庆幸？国运衰退时代更替，改变朝班列位。黄河白日，风范期许不灭。皇帝考察古制，眷顾地发出策令。涣然发布德音，以荐献坚毅的魂魄。祠官隆重承继，奔走恭敬。有寝宫有厅堂，遵循旧章。钟山向东顾盼，兴起如云雨。朝日夕月，照耀我的屋宇。冶城绵蕝，是朝会演习的地方。玉佩华裾，神灵在此游乐。祭祀不只一族，同类因同德。昭示感通不违背，甘甜我的饮食。天子教导忠义，万世遵循。恭敬的斋宫，是人臣的榜样。

大清故高邮州学生贾君之铭（并序）

贾君名田祖，字稻孙。祖先本是北平人，十四世祖贾愚，因跟随明成祖靖难有功，任高邮指挥司佥事，子孙世袭官职，因此定居在那里。祖父贾良璧是举人，父亲贾兆凤，任翰林院检讨。贾君好学，广泛涉猎，喜爱《左氏春秋》，不曾离手，旁行斜上，朱笔批注灿烂鲜明。擅长写诗，所作共三千多篇，言辞深挚，哀乐之情超过常人。本性明达，对释老、神怪、阴阳拘忌及宋以后的禅学，都不迷惑。长兄有痼疾，喜怒失度，贾君侍奉他曲意满足其欲望，崇尚名节，志向刚猛疾恶，很少宽容。对于他所赏识的人，即使是穷乡僻壤的末流学者，有一点美德，终身赞叹诵读，不可磨灭遗忘。与同乡李惇、王念孙交友，三人都善饮（句）酒酣时，贾君就钩深析微地辨析经书疑难，穿插歌诗、旧闻，泛演旁出，谈笑风生，戏谑而不刻薄。等到叙述先正之明清朝代，哀伤末俗的流失，声情激烈，常常压倒座中众人，人们因此敬佩他。贾君虽然穷困年老但志向不衰。乾隆四十二年，贾君在泰州应试，五月乙亥日，住了一夜就去世了。琴瑟刚摆好，吊唁者在门，旅馆中的桐木棺材，他视而不见不接受含殓。这是人生极大的悲哀啊。贾君十三岁进入州学，很久以后，才开始享受廪膳。他去世时，享年六十四岁，葬在神居山某原，附葬于先人墓旁，符合礼制。妻子陈氏，安于贫困品味道义，高雅志向早年与贾君和谐，贾君去世，现在同穴合葬。儿子载铭曰：

啊，贾君，实在固守穷困，鉴于前人言论，以润泽自身。北风萧萧，平地积雪一尺，饥人在床上，歌声出自金石。驾着我的朱轓，婆娑乐神。刚正危言，纠正那淫乱昏聩，内心没有愧疚，名声却不显扬。幽宫永夜，郁结这刚肠。小同蒙稚，西华沦落，家风于是陨落，遗书少有寄托，善行如何劝勉？天意难以知晓，我铭刻乐石，只有无愧的言辞。

大清诰授通议大夫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提刑按察使兼管驿传冯君碑铭（并序）

冯君名廷丞，字均弻。他的祖先本是毕公高的后代，在冯城受封食邑，因此以冯为氏。年代久远失传了谱系。明朝成化年间，寿光冯盛以军籍隶属振武卫，于是定居代州。传五代到冯期，考中乡荐，他的家族开始显赫。清朝冯如京，任广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儿子冯云骕，任礼科给事中。冯君的高祖冯雍玉，任南宁府同知。冯君的曾祖冯光裕，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南。冯君的祖父冯祁，任翰林院编修。冯君的父亲。冯氏以文学起家，到冯君共十一代。在朝廷做官，都有名绩。家法严谨，为北方人所敬重。冯君成年后，考中乡试。乾隆二十一年，由荫生授光禄寺署丞。冯君仪态温雅，仓促间必合乎礼法。曾经被引见给皇上，皇上望其举止，高兴地说：“这是旧家子弟。”遭遇父亲丧事离职。冯君

译他自认为在朝廷有俸禄，于是将全部遗产分给各位弟弟，独自承担办理丧事的责任。守丧期满，补授原官职。官职清闲事务少，因此得以全力致力于学问。他与大兴人朱学士筠及其弟侍郞珪、嘉定人钱少詹事大昕、青浦人王按察使昶、歙县人程编修晋芳、桐乡人汪舍人孟鋗，以名声节操相互推崇，文章议论都深厚而有根基。当时这些人都是小官，后来做官的有的显达有的不显达，天下人都称赞他们是有名望德行的人。他熟悉史事，尤其精通地理。从《禹贡》以下，河流的异同、都城的沿革，他口讲手画，清晰得如同亲眼所见。批注的书籍堆满书箱，年老更加勤勉，然而不喜欢著书，只是自我娱乐罢了。他差遣监通州本裕仓，有良好的政绩。既然接替的人到来，官吏百姓往来京师，过了十多年，参拜谒见依然恭敬谨慎。升任大理寺寺丞。旧例大理寺在三法司中主管平反冤狱，刑部权力日益加重，大理寺不能履行其职责。他在任上对罪名的出入多次纠举驳正，刑部各官都愤怒，而大学士刘文正兼任刑部尚书却内心赞赏他。不久升任刑部广西司员外郞。拜见刘文正后，刘文正倾心礼遇他，事情无论大小，都向他咨询。过了一年升任广东司郞中。他公正廉洁不接受请托，然而用法持平，多有怜悯宽恕。这时刘文正正掌握政事，所奏请的事没有不恰当的，所以他得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后来他从江西按察使入京朝见，大学士于文襄问他任刑部时的政绩。他说：“狱案，越追究越深，关键在于适中而止，这样情理和法律都能兼顾。”文襄赞叹欣赏他的话，告诉各官作为法则。外调任浙江。分巡宁绍台兵备道兼海关监督，每年制造战船，在所属各县采木，官吏借此牟利。他核实木材，登记在册，依次砍伐，官吏没有可乘之机。潮水侵犯萧山，他急忙整装站在堤上，说：“水到就死在这里。”督促官吏百姓修筑堤防，经过三个昼夜，堤防得以保全。每年收入有余，就用来办理当地的公事；其次就施舍给同族中的穷人。他通晓名士的德行礼仪，接待他们唯恐不及，所以交往的士人都得到满足，而他穿着像儒者，不听音乐，终身没有妾室。升官的时候，甚至没有钱置办行装，调任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承接黄教乱后，安抚治理凋敝的局面，务求安静不苛扰百姓。修筑三千七百丈的栅栏城墙，作为外卫。多次巡视厅县，供给馈赠一概不接受。曾经一夜拒绝七件金如意，全城叹服，称为盛事。有官吏负责造船，应支取番银二万，官吏的儿子是诸生，那年应当选拔，官吏请求不收取银两而让儿子入贡，最终没有答应。升任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江西处在江湖岭峤的交汇处，地势险要而百姓贫瘠，因此盗贼多。他广泛设置侦查手段，查出主谋姓名，将要结案。恰逢王锡侯字贯案兴起，他因失察获罪，革职发配军台效力赎罪。不久准许他捐资赎罪，发配江南以同知任用。四十五年皇上南巡，驻跸宿迁，下诏准许他降级捐官为道员，仍留在江南候补。他自从到江南，前后担任总督的人认为他不熟悉吏治，接待他非常简慢。既然赎罪完毕，变卖家产也不够抵偿十一，他向来谨慎多忧，至此落魄，生机遂尽。各道总共空缺七个官职，都被别人得到。代理常州、徐州、淮安三府，苏松常镇太粮储、河库、江南盐巡、松台兵备四道，往往不到几个月就被替换，常常日夜彷徨无所获。商人催逼家产都受到压迫。等到他正式任职，则清廉操守更加严格。同僚有人询问他的收入，他总是用借口回答，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大概他尽心民事，尤其急于帮助贫弱，即使只有一天也一定履行其职责。当时的人认为他喜欢施舍而不索取，清廉而不苛刻，笃实好学勤于政事，不曾追求名声，称他为“三反”。当他管理河库时，大学士诚谋英勇公巡视河务来到，见他深相器重，让他开临河集引河，限期完成。等到回朝，陈述他忠实可任，并且说他有恩惠于民，因此补任整饬江南盐务分巡江宁道。过一个月升任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驿站，荆门州知州。某地百姓因抗粮被殴打，听说他急忙前往安抚平定众人，追究引发事端的始末，于是定罪为首者而宽恕其余的人。施南百姓因争地互相仇杀，他行走于万山之中，亲自划定边界，被瘴气所中，加上饥劳旧疾于是发作。回来之后，仍然冒着暑热听讼断案，不停止。过了秋天病情逐渐加重，请求解官治病，刚上报准许就去世了。这是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享年五十七岁。贫穷不能备办敛葬，妻子儿女无处居住，寄食京师。士大夫无论认识与否，没有不痛惜的。他擅长安抚驾驭，短于应对变故，所以与同僚多不相合，而常得民心。曾经仰慕古代争臣守节死义，公开议论天下事，遇事激发，引为己任。长期在京城做官，随牒平迁，没有言责。后来担任五个司道，上不能专制，下不能亲近百姓，清廉勤勉自力，无所建树。经世之学，体国之忠，生前未能施展，死后不传于后世，真是可悲啊。他娶翰林院侍读学士钱塘周玉章的女儿，诰封淑人，儿子宬，候补八品小京官。女儿嫁给翰林院编修临汾曹锡龄。宬在父亲去世的次年十一月乙丑，安葬父亲

译在代州的烟望村，举行葬礼。我原本依附于有道德的人，直到一颗星宿运行终结，惭愧自己才能低下，却蒙受君子的赏识。起初如同困鸟投入怀抱，实在承蒙您不顾身份差异，而年间的流言并不被相信。随后我情意深重地追随您，共同经历平安与危险，凡是所陈述的，无不心意尽达。曾经担心生命如朝露般短暂，将使老母和弱女拖累您的高义，然而刚在祖道祭别，就突然到了抚棺痛哭的地步，于是以衰病残存的余生，哀痛地叙述您往日的德行。天道与人事，哪里可以估量。铭文说：

译邈远啊！冯公的高祖光我文昭公，毕公，分晋国冯氏坐于秦朝，上党东阳，其延续十世，良德和龙亦雄踞四方，代州的显赫，正当明末鼎革，绵延祭祀二百年。自他处有荣耀，君生而尊贵，也与忧患俱来，保世守官，尺寸不逾越。高柴用刑，被断足的人感念恩惠；汲黯闭阁，淮阳称颂治理。君虽习吏治，恩泽不及百姓，盛德在胸，万物知春。在朝在野，都有簠簋，何以整饬？臣心如水，朝酗夜歌。那是什么人，竟速居高位，以安其身？此乃小心如履薄冰，集木缿筩，尺书仓促，诏狱钧金，孔棘焚心，汗颜陨落我国宝。悲伤啊！百锾牵复，有时交相摧折，莫诉如彼。敬通坎坷末路，目光营四海，受缠朱绂，金玉满堂，淡泊如无物。一材一艺，百年千里，闻名向往，载矜载喜。生馆死殡，归者如林。外无德色，内无倦心。戚戚兄弟，莫远具迩。女子忧愁叹息，如余在体。穷年奔命，一肉不完，人赖举火。君子死勤官，年才中寿，家亦屡空。完然白璧，君子的身体，百世有师，清风不坠。我无愧辞，人惟堕泪。

大清故贡士冯君墓铭（并序）

有冯廷重者，衰年造访家门，以其叔父冯邵所写的行状，请求我为他作铭，并埋入其父之墓。冯邵为人敦厚笃实好学，与我交情深厚，知道我的言语不轻率，于是嘱托我说：

君名鄄，字翼演，先世是寿光人。明成化年间有叫冯盛的，以军籍隶于振武卫，于是籍贯代州。到君共九世。曾祖冯云骕，任礼科给事中。祖父冯钦，任刑部四川司主事。父亲冯祖悦，任陕西整饬洮岷兵备道，按察使司副使。君七岁时丧母，居丧如成人。侍奉副使孝顺谨慎，未曾有过失。乾隆二十年，副使以雷州府知府的官职卒于任上，君年二十二岁。副使向来廉洁贫穷，官职多次迁谪，垂老投于瘴疠之地，办理丧事之日，余下的俸禄不足以供给敛葬。从代州水陆万里，归乡无居业，安葬无墓地，老幼百口不知所依。君以弱年担任家督，谋划应对，常常半夜废寝，北行未半，干粮将尽，其家遂散。君让诸妇孺各依其母氏，而自己与弟弟抬棺归乡，间或出外向四方借贷，经营生计以安葬，以赡养，以迎接其亲属。督促诸子弟就学，娶妻生子，嫁其二妹。历经十余年，副使之家遂立。起初，君出生时，副使年四十三岁，人们认为晚育，至此竟收其力。君与其弟冯郏、冯邵相爱甚深，冯郏已先亡，冯邵久客无子，君命冯邵归家，而自己授学京师。越五年竟卒，君以选拔贡生的身份举顺天乡试，卒之年四十七岁，葬于代州某原，合乎礼制。君既尽力处理家事，风雨漂摇，仅而即安，而以忧劳损其天年终，客死他乡。宜冯邵之述德累行其词有哀焉。冯邵又说君侍奉继母有礼，性平恕，恢然长者，可惜我没有见到。铭曰：

噫嘻！冯君率是常道，送死侍生，孝于惟孝。丧葬既举，室家既聚。众曰：“清吏是宜有后，曾是克家？不康其身，旅馆童奴，伤哉！”饰巾句注，苍苍有子，有弟百里见星孰抚？尔视封土，若堂巍然，牛脊我铭。志之终，惟安居。

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并序）

君名惇，字孝臣，高邮人。祖父某，父亲某，世代好善，多所周济借贷，家故富赡，因此遂贫。君治诸经，通敏于《诗》、《春秋》，尤深，作解义数十条，义理并精审。晚年好历算，得梅氏书，尽通其术。此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皆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其倡导，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皆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君于年为长，三人者兄事焉。君知鬼神情状，不惑非类，于宋以后愚诬之学，排斥尤力。内行淳笃，临财无所苟，与人交恂恎退让，己所不为，不以责人，己所知不与人争，其所亲善，死生贫富不以易其心。既久困诸生籍，以高弟将贡于国子监，其前夕，执友贾田祖死，君遂不入场试，而亲棺敛以归之。君身高不及中人，貌质朴，嗜酒，善谐笑。至于其执心尚义，勇于为人，虽贲、育不过也。乾隆四十五年，君成进士，选授知县。越四年，病卒，年五十一。我既与君久要，得详其行谊，每观前哲话言，诗书所称述，求之于君身，则百行备焉。尝与同志叹息谓：“古淑人君子见于今日。”然君居则受侮于家，出而不谐于乡里，客于四方，游于京师，人始慕而终弃之，其爱而加敬的不十人。以为古之道不宜于今，今之人不足以知君也。然而君当少壮

译到了那一天，穷困饥饿，四处奔走，急切焦虑而没有欢愉。中年以后，各种疾病交相侵袭，身体消瘦得只剩骨架，没有获得一官半职，竟然中途夭折，女儿失去了归宿，儿子又不争气，这就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了。这才知道世上那些合力排挤您的人，实际上是顺应了上天的意志，而庄周所说的“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到了您这里，这话就不灵验了。唉，难道这是您的命运吗？铭文说：

译努力治学修养德行，这职责在于我自身。说是贫穷，说是疾病，大道之中没有不可生存的理由。没有人了解我，死后难道还看重名位吗？哀悼那些累及德行的人，以此表达我的情感。

大清已故吴县儒学教谕乔君墓碑（并序）

乔君名汲，字敏伯，祖先籍贯长洲。明朝洪武年间有位先人，开始迁居到宝应的柘沟，到乔君一共十三代。曾祖父可聘，在明朝担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巡按浙江，国家灭亡后隐匿踪迹保全节操而死。祖父莱，在清朝担任翰林院侍读，与河道总督靳辅争论海口问题，被剥夺官职。父亲崇修，因用人推荐而被征召，既已面见皇帝却以疾病坚决推辞，被授予铜陵县教谕。从乔君曾祖父起又迁居到县城。乔君二十岁考取乡试功名，娶了武陵胡氏为妻。岳父胡期恒，担任甘肃巡抚，乔君跟随在女婿的书馆中求学。这时已故的抚远大将军方贵担任巡抚，为他竭尽全力，而且特别偏爱乔君，乔君只要有请求，拜见两次就能向皇上求得批准。当乔君在道州县任职时，有时郊外迎接长跪，通过门客禀报事务。乔君节俭德行，隐藏名声，隐居诵读学习，人事往来馈赠问候都不通达。两个家族既已败落，官府在芜湖追踪乔君，审讯牵连数十天，最终没有定罪，被选为吴县教谕。当时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大抵依靠富人为靠山，乔君坚守官职敦厚朴实，每天与诸生讨论经义，不曾拜访他人，束脩之礼，不合道义的不接受。诸生聚集民财在包山祭祀大禹，既成之后，向大府报告，乔君议论说：“大禹在江南受祭，会稽的庙宇确实是奉命祭祀，礼仪繁琐就会亵渎。诸生自有先圣先师，不可以陪侍古代明王的祭祀。”因此中止。县是布政使治所，房屋在学宫堆积木材，乔君争辩不能得到，说：“我担任这个官职，这是不能干预的。”离职就只由公家做主，当天就以病告老还乡。学政晋宁李侍郎，很久得知这件事，惋惜乔君的离去，表彰他的行为事迹，下达给各学官作为法则。乔君在家笃行孝道，三族之礼，吊唁死者询问疾病不曾不在场。冻梨植鳍，有审视他的容貌，登降折旋，整天没有惭愧。多识朝廷掌故，先民德音，言辞和蔼，依从忠信，大小倾心，虚往实归。乡里的君子无不叹息，认为这是国家的光彩，人伦的表率。乔君每天坚持自己抄写书籍，蜡烛点燃就诵读文章，不达到标准不停止。既患病只讽诵诸经，去世的前夕，读到《礼记》中间，遇到错误文字请求书籍校正，却在那时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这是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甲午日，遗命三月后下葬，不办理佛事，合乎礼制。中之妻对乔君是镾甥，过去拿着几杖，屡次接谈音容，委婉平生情澜不竭，顾望崦嵫，凄凉身世之托，曾不逾岁，再经君里已在殡宫，永念久要期无，惭愧辜负乔君。儿子士宗，务求通达的官员，本来不具状，谨据所知叙述并收藏，且系以辞曰：

乔维望宗三世，著《节遗训》之资，于是发扬他的功业。秩秩庠门，载洒载扫。说食其官，说守其道。大木百车，闲于弦歌。我的义不安，他人则那。杖函玉佩，雍容井里。洋洋话言，充人心耳。唯寝唯食，唯学与谋。属纩绵绵，洛诵其休。广川大业，鲁山德范。既训既亲，吾生何憾。唯此善人，实以天全。安其真宅，式告万年。

黄鹤楼铭（并序，代毕尚书作）

长江流出三峡，向东到达巴地，邱水、沅水、湘水两条水流入其中。又向东到达夏口，汉水流入其中。于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柯，南自桂岭，西北自嶓冢，五条水流所经过，半天下，都汇聚在这里，注入大海。而江夏黄鹄山当其中，江环绕其三面，再折而后东，所以地形称险。县因山为城，山之西有矶起于江边，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恒数里于形为尤险。其上为楼，都取于山以为名。始自孙吴，郦氏著之，齐梁二书并载其迹于后。楼的兴废，史莫能纪。乾隆元年，大学史文靖总督湖广，于是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壮丽，称其山川。历年六十，坚密如新。其下则水师在焉。岁以十月都试，吴戈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货所凑，道路昼夜行不休。著籍户八百万，公私舟楫列樯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望，无高山深林之蔽。鼓一鸣，上下百里，若示诸掌，无所匿其迹。惟江夏自宋立州以来，代为重镇，国家疆理天下，慎固封守，常以尚书侍郎镇抚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冠盖四至，趋风驲路，剧骖轩之使，不日则月。西南际属国以百数，终王吏，累译来庭，往反上都，道于此。守土之吏率会于兹，以饮食之礼亲其僚友，不降序，而民风穑事可知也。洎夫王臣咨诹，靡及，舌人体委，怀柔远人，官莅民，礼宾诘戎，邦之大，于是乎咸在外以设险，内以国，地势然也

译如果有被贬逐的臣子、羁旅的客子，登高而作赋，因感触外物而发端，既可兴起赞美，也可抒发哀怨；还有丹丘的仙人，在云水间栖居游历，在此地徘徊漫步，都足以激发抒发文采，增添成就历史的典故。沅刚入仕途时，文靖公以元老身份在朝中任职，先后同科进士，这是士大夫阶层引以为荣的盛事。我蒙受恩宠，历任官职，如今继承他的足迹，既欣喜于登上这胜地，又感念于遗留的建筑，于是写下铭文如下。

译海中有神山，黄河有砥柱山。巨灵神在此劈开，众仙人居住于此。这山丘多么令人快乐啊！曾城的顶峰，向上高耸着壮观的景象，向下俯瞰着大河。支撑着天空而不倾斜，阻挡着江水似乎要使其回旋。山势增高堪比五岳，水流激荡声如雷鸣。这里是都会的枢纽，控制着蛮荆之地。光辉映照鸟帑，气势吞没云梦泽。四周原野平坦，八方窗户通透相连。登上此处如同凌空，极目远眺。朱衣人行于水上，毛人落入城中。梦境有先兆，神灵或许不合常理。大别山在西侧蹲踞，樊口在东侧奔流。大禹彰显明德，黄武谋划宏图。河水奔流不停，人事变迁不再。我记录这次游历，希望与百姓同乐。

汉上琴台铭（并序，代毕尚书作）

从汉阳向北出发两里，有一座山丘。它的面积有十亩，东面正对大别山，左侧以汉水为界，石堤横亘在前面，月湖环绕在四周。地方志认为伯牙在此鼓琴，钟子期在此聆听，大概就在这里。居民在山丘上建造馆舍，命名为琴台。交通要道直通，来客停留在近郊，层层轩榭，超脱尘世之外。土地大多平坦开阔，林木茂盛遮蔽，水至清澈浅显，鱼藻交相辉映，可以在此隐居，可以登高眺望，可以游泳嬉戏，没有探寻幽深、攀登险远的劳累，也没有登高临深的恐惧。这座山丘，确实兼具两种美景。桃花绿水，秋月春风，都市人游乐，从未虚度时日。凭借夔、襄那样的技艺，温、雪那样的交情，一挥动五弦琴，便独擅千古。在深山穷谷之中，在广厦细毡之上，灵迹所寄托的地方，何必刻意在胜地刻舟求剑，抒发心意确实符合高雅的赏鉴。我年少时喜好雅琴，粗略懂得弹琴，自从奉命出仕，久已忘记弹琴。在夏口停驻，借宿汉皋。在岘首山同感，对桑下有所留恋。借此在沧浪水中洗脚，在高大树木下乘凉，听渔父击桨，思游女解佩，也足以高尚地谢绝尘世缘分，仰慕往昔哲人。何必抚弦动曲，才改变我的情怀。铭文说：

那座高耸的山丘，在汉水的北面。两位君子来此游览，一直延续到今天。宽阔的河流人声寂静，孤独的馆舍天色深沉。微风长夜，空灵的声响生于林中，水边清冷，时常泛起遗留下的琴音。三声叹息应和节拍，如同那赏识的心。朱弦已经断绝，空桑琴谁去抚弄？海上回忆乘舟，岩间思念避雨。遥远的高台，岿然屹立在旧楚之地。譬如弹奏南音，尚且怀念故土。白雪之歌停止，湘灵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直到永远。

附伯牙事迹考证

汉上伯牙的遗迹，地方志没有记载，确实不值得称道。古籍记载伯牙的事迹，所牵连到的，《琴操》中有成连、方子春；《吕氏春秋》中有钟子期、成连、方子春，没有考证。《吕氏春秋·本味篇》说：“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高诱注说：“伯氏名牙，或作雅；钟氏名期，子是通称，都是楚国人。”又《精通篇》说：“钟子期夜里听到击磬的人而悲伤。”高诱注说：“钟是姓，子是通称，期是名。是楚人钟仪的族人。”高诱受学于卢尚书，立言不随便，当时古书《雅记》存在的还很多，必定有所依据。期是钟仪的族人，那么就是世代为官且继承其业，他懂得音乐本来应当如此。又钟建也担任乐尹，不知道与期有何区别。《荀子·劝学篇》说：“伯牙鼓琴，而六马仰头吃草。”杨倞注说：“伯牙不知是何时人。”现在查检《史记·魏世家》：“昭厘王十一年，相当于秦昭王四十一年。昭王问左右：‘今天韩魏谁比起初强大？如耳魏齐谁比孟尝芒卯贤能？中旗冯琴回答。’”中旗，秦策又作中期；而韩非子《见难篇》正作钟期。以冯琴之事推论，那么就是钟子期无疑了。昭王十年，楚怀王入秦，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夺取郢都设为南郡。钟期从楚入秦，本来有原因。那么伯牙是楚怀王、顷襄王时的人就明白了。《列子》与郑子阳同时代，而《汤问》也记载此事，刘向说《穆王》、《汤问》两篇迂腐荒诞怪异，不是君子的言论。以现在考证，正是其他书误入的驳杂文字。我既然为这座台作铭，因此附写在石碑背面，以告知学者。

述学补遗

解释冕服的用途

冕服的用途，除了祭祀之外，见于经典的共有十一项：《玉藻》说，穿玄端礼服在南门之外听朔，注说：“端当作冕”，这是第一项；《哀公问》说，戴冕亲自迎亲，这是第二项；《周官·司服》说，飨射时穿鷩冕，这是第三项、第四项，根据注及正义，食礼在庙中，也穿鷩冕，这是第五项；《觐礼》说，天子穿衮冕，背着斧扆以朝见诸侯，这是第六项；《文王世子》说，戴冕总干，亲自站在舞位以养老，这是第七项；《祭义》说，天子诸侯为藉田戴冕而亲自手持耒耜，这是第八项；《司服》说，诸侯的大夫聘问天子，穿玄冕，这是第九项；《夏采》说，王崩用冕服在太祖庙招魂，这是第十项；《节服氏》说，穿衮冕的六人朝觐，维系王的大旗，诸侯四人，服饰也如此，这是第十一项。后来的俗儒，专门用祭服来对应，错了。

江都县榜驳义

江都县衙前的榜文第二条说：“绩传董相邑肇荆王中”，认为都是错误的。自从孝景前四年，迁徙汝南王，并非王江都。传子，建元、朔二年自杀，共两代，三十三岁。那时一并得到鄣郡，而不能拥有吴地的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宛陵

译秣陵，即原来的句容、泾、丹阳、石城。

译湖孰、陵阳、芜湖、黝、溧杨、歙、宣城等二十一县，相当于今天的扬州、太平、宁国、池州、徽州五府，以及广德二州，江宁府的上元、江宁、句容、高淳、溧水，镇江府的溧阳，还有杭州府的于潜、昌化，泗州的天长这十个县的地域。诸侯治理自己的封国，其地位相当于郡守，秩级为二千石，在诸侯之上（见《哀帝纪》、《汲黯传》），而江都县自属于江都国，其县令的秩级从千石到六百石，如今的江都县知县，正好相当于汉代的江都令罢了。地域的广阔程度，还不到汉代的一半。如果附会于董仲舒，那就是把封国当作县，把相当作县令，混淆得太过分了。荆王刘贾在高帝六年受封，到十一年被英布所杀，没有后代，其建立封国的时间极短。刘贾定都于吴（见《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此地是其支邑，自名为广陵。到了孝景帝设置江都国时，刘贾已死四十三年，江都县的名字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怀疑是此时才开始设立的，怎么能认为始于刘贾呢？这两种说法，都因学识浅陋而错误，石碑立了五年，没有人察觉其错误。我根据史实来辩驳。

汉代雁足灯盘铭文释文

汉代铜雁足灯，灯盘高今尺三寸七分，直径四寸七分，铭文环绕半周。灯盘背面刻有：“竟宁元年，考工工护为内者制造。”铜雁足灯重三斤十二两。护武啬夫名霸，掾广汉，主右丞名赏，守令名尊。护工卒史名不禁，省。又一行刻有：“中宫内者弟二十五下少空。”又说：“受内者凡。”篆文共五十五字，重文作二者一（开头六个字模糊不清，日中用水擦拭后，才能辨认。考字下面从作者的，其刻痕特别清晰，是后人妄加钩剔，不值得辨析）。这盏灯原本是江都马氏的藏品，现在归巴慰祖所有。我凭借我外甥胡唐咏陶审定的文字，现在详细释读如下。说：“竟宁元年，是元帝建昭六年正月改元，即位的第十六年。”说：“考工，是少府的属官，原本名叫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臣瓒说：冬官为考工，主管制作器械，这是对的。”说：“为内者制造铜雁足灯，内者也是少府的属官，有令有丞。《外戚传》中许广汉的女儿平君应当担任内者令，欧侯氏的儿媳则是内者，可见内者并非宦官。古代的蜡烛用束薪制成，或者手持，用油脂制作蜡烛，始于《秦始皇本纪》，那么应该有盘子来承接它。灯是另一种形式，所以《外戚传》说夜里张灯烛。钟鼎款识中所记载的七盏灯，另外有车宫承烛盘，就是这种。灯和锭互训，正是指器物顶部注油的部分（徐鼎臣说锭中放置蜡烛，所以称为灯，这是错误的）。所以上林荣宫灯铭：‘上林荣宫铜雁足灯’，下面有盘子，总重六斤，就是这种。”说：“重三斤十二两，现在称量得到二十四两二钱。”吕微仲《考古图》中汉代好畤官厨鼎刻有：“重九斤一两，现在重三斤六两。”欧阳永叔《集古录中》汉代谷口铜甬刻有：“重四十斤，现在重十五斤。”用这盏灯来校勘，现在六两相当于汉代一斤。有盈余有短缺，都不统一，怀疑汉代权衡公私大小并非一律。说：“护武啬夫霸，掾广汉，主右丞赏，守令尊。”汉代制度，县有啬夫，职责是听讼，称为少吏。张释之有虎圈啬夫，《外戚传》中有暴室啬夫，以及此铭文中的武啬夫，名称杂乱。汉代官职中非正式任命的，有行、领、护、守。郎中秩级比三百石，是都水水衡都尉的属官。刘向以郎中身份担任都水使者，本传称领护三辅都水及迁光禄大夫，秩级比二千石，地位尊贵，而所校诸书序，都称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那么护是兼官的名称，如同后世的差遣。这武啬夫是假吏，霸是啬夫名，掾、丞、令，都是考工官吏，广汉、赏、尊是他们的名字。守令也是尚未正式任命的人。丞的数量多，佽飞有九丞，掖庭有八丞，宦者有七丞，唯独考工不知其数。现在说主右丞，那么就不止一个丞了。说护工卒史不禁，不禁是卒史名，啬夫、掾、丞、令，都是先卑后尊。卒史在令之后，是因为护工另外列出。说省，汉代各种器物铭文中多有此字，如同《吕氏春秋》所说的监工。说中宫内者弟二十五，汉代皇后所居称为中宫，大概是永定宫。汉代各种灯铭多记载其次序。说受内者，是说中宫侍御受之内者。《金石录》平周金钲铭说“平定五年受圜阴”，与此意思相同。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晦，汪中释读。

江淹墓辨

歙县的江氏都祖奉梁代金紫光禄大夫醴陵侯江淹，因为江淹是济阳考城人，每年派人到现在考城修墓致祭，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宋书·州郡志》说：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淮北的流民，相率过淮，也有过江在晋陵郡界的。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将淮南的流民迁徙到晋陵各县，那些迁徙过江及留在江北的，都设立侨郡县来管理。又说：文帝元嘉八年，以南徐

译州治所在京口，将扬州的晋陵、兖州等九郡中侨置在江南的郡县都归属它，所以南徐州完备地拥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的郡邑。南徐州下辖济阳郡，管辖考城、鄄城两个县，萧子显的《南齐书·州郡志》与《宋书》《南齐书》的州郡志记载相同。南徐州的济阳郡管辖考城、鄄城，建武三年撤销济阳郡，考城县划归鲁郡管辖，不久又撤销鄄城县，划归南濮阳郡管辖。《南齐书·州郡志》又说：临淮以下十二郡都没有实际的辖地，由此说来，江氏的籍贯实在就是今天的考城。《春秋》时期的戴国，汉代的菑县，汉章帝时才改为现在的名字，而隶属于醴陵的济阳考城则是侨置在今天的丹徒县境内，两者相距遥远互不相干。醴陵死于天监四年，自从宋明帝泰始三年失去淮北四州，今天的考城长久沦陷于魏国，到此时已经四十二年了。魏国的济阳起初设置徐州，后来归属阳夏郡，《地形志》记载其建置非常明确。当醴陵去世时，正值战乱，那时寿阳、合肥都是魏国的领土，难道会深入敌境千里去为自己营造坟墓吗？况且渡江的各族人士都没有返回故乡安葬的事例，一堆黄土不知是谁的，数百位士大夫跪拜流泪，真可以说是无端的福分罢了。

译雷州府知府冯君与三位李氏妻子不合葬的议论。

代州的冯氏家族都实行族葬，自从明代举人某位先祖在州东北的华甲庄占卜选定墓地后，到雷州府君冯君为止，五世以来共有二十六座墓基。雷州府君共有五位妻子，选取其中三位，分别是李氏、张氏、戈氏，戈氏至今尚健在。最初娶的李氏，死于康熙三十九年，葬于四十一年；第二位李氏死于四十七年，葬于五十一年；第三位李氏死于雍正七年，葬于十年，这三位都葬在祖墓中。张氏生下儿子鄄郏、邵郿。乾隆五年，冯君出任岷洮道道台，张氏死于任所，当时华甲庄的墓地已尽，无法再葬，于是暂厝在墓地外的碑堂。又过了十五年，冯君在任上去世；又过了十七年，才在州北的北冈找到吉地，距离三位李氏去世，最长的将近六十年，最近的也有四十多年。有人提议将冯君迁葬与北冈合葬。冯氏家族的长老们都说：“埋葬已久，情况不明，既然移动就会损害亡灵，倘若棺木朽坏，怎么忍心让遗骨暴露于天日之下？况且灵魂有知，往来冥合，并非墓地所能隔绝。如果并非如此，不如长久依附于公婆，不要迁徙以跟随丈夫。”于是没有迁葬，只有张氏与冯君同穴合葬。

其后三年，邵郿客居鄞县，将此事告诉汪中，并且说：“我三位前母都没有儿子，我兄弟又未能侍奉她们，而亲生母亲独自跟随父亲安葬，人们会怎么议论我？你为我从礼法上寻求依据，我将把它刻在墓石背面：‘汪中说，这样做求之于礼，确实不相合。不相合却为之辩解，不是汪中所能做到的。虽然如此，奉冯君附葬于祖墓，却没有地方；迁葬三位母亲以就冯君，又担心棺木毁坏。这是人事的穷尽，并非故意作为而已。’张氏的体魄不能立即安葬在暂厝的三位李氏之下，下葬年代久远，只能保留其真正的宅墓，这是必然之事，并非厚薄之差。前代如晋代的郑袤，先娶孙氏早亡，郑袤死后，继室曹氏，迎孙氏的灵柩于黎阳，合葬。唐代的楚王李灵龟，前妃阎氏，嫁后不到一年夭折，等到李灵龟去世，妃子上官氏备办礼仪同葬，史书都赞美他们知礼。如今张氏既然先于冯君去世，世事非自己能主宰，与曹氏、上官氏相比并无亏欠，又她们是孤魂无依，而张氏是附葬祖墓，事情有所不同。如果想要表达无尽的情意，还有两种办法：如果华甲庄墓域之外有地可以拓展，日后让一个孙子及孙媳跟随三位李氏，参照卒哭时祔祭的条文，来确定公墓昭穆的次序。女子尸身异姓，神灵所凭依，不是亲属而祔祭，表示不远远抛弃（《丧服小记》：妇人祔祭于祖姑，祖姑有三位。人则祔祭于亲近者，注：亲近者，指舅所生）这是失礼中的礼。古代的事情，只重视庙祀，在野外享祭，于礼不合。冯氏四季家祭，每人各立牌位，那么张氏不先于三位李氏受祭，其尊卑次序自然分明。如果以拜墓的典礼，有举必行，那么祭冯君成礼，随即驰祭三位李氏的墓，然后回来祭张氏。同日或异日，看道路的远近，以此作为先后的顺序。那么夫妻母子之心，尚且可以互相安慰。虽然如此，私议刻在石上，不是古法。附在谱记中，等待后世通达的人，可以吗？江都县附学生员汪中谨议。”

狐父之盗颂（并序）

《列子·说符篇》记载，东方有个人，叫爰旌目，将要出行，却在路上饿倒。狐父的盗贼名叫邱，看见他，就放下壶中的食物给他吃，吃了三次才能看见东西。有感于这件事，因此作此颂。

狐父的盗贼，名叫邱。带着干粮嬉戏，歇息在路边。周朝东方有个人，名叫爰旌目，迷迷糊糊地走来。已经饥饿而跌倒在地，你这位盗贼睁大眼睛，仔细审视：不是我昏乱的配偶，不是我旧日的故交。颓然倒下的七尺之躯，形体存在而精神奄奄一息，呼吸刚刚接续。饥火正旺，导致这样并非我的过错，哀怜你无辜。左手提着精美的竹筐，右手拿着方形的壶。得到就能活，失去就会死。渺小的一箪食物，忽然间决定人鬼之别。茫茫大地，竟然无可依靠。只有盗贼喂我，如同慈母对待婴儿。那盗贼的食物，从哪里得来？对外抵御国门，对内意图窟室。勇夫放下兵器，抵御暴客。国家有常刑，在于死罪不赦。因为得到艰难，以致忘却自身。既然淘米又做饭，来救济路人。舍弃有何罪过，救助有何报答？悲心内心激荡，直行不弯曲。唉呀子盗，谁能比得上你的仁德？用你的道，轻薄的人可以敦厚。悠悠沟壑，相遇出于天命。谁是盗贼？我将寄托于他。

吊黄祖文（并序）

往日探寻祢衡的生平事迹，常常羡慕他受到的优待，所以北海郑玄忘年而下交，章陵刘表跣足而请命。那两位贤人，可以说是死友，确实无法称颂了。至于曹操威震天下，却屈意听从狂夫的话；刘表坐谈西伯，却忍耻于小人的谗言。旷世高举，异人同情，似乎若有天相。即使遭遇命运，江夏最终陨落国宝，后世的君子抒发怀旧的思绪，悼念生才之难，无不扼腕叹息，伤心五百。然而看祢衡为黄祖作书，轻重疏密各得宜。黄祖握着他的手说：“处士，这正是得到我的意思，如我腹中想要说的话。”那么还有知音的待遇。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人情所常有；至于临文激发动色，相咨解带，表达真诚欢苦，亲戚其冲怀远识，岂能期望于今世士大夫呢？虽然枉死天年，最终获得

译了解我啊。唉！祢衡可以没有遗憾了。我少年时依附他人，虚度光阴，勉强效力，等到长大成人，几乎侍奉过十个主人，何尝不在盛大的宴席上像祢衡那样赋《鹦鹉赋》，不在路边认出那些记载功绩的丰碑？然而那些主人因为酒足饭饱而过度放纵，同样狭隘偏激；虽然祢衡纵论辩才、驰骋辞章，却未曾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赏识。至于黄祖，大概是只得到了他的坏处而遗忘了他的好处。古人有三种毛病，现在却没有了。评论的人不细察，竟让黄祖在千年之后独自承受恶名。这是不平之事啊。因此写下这篇文字，昭告后人，洗雪过往。它的辞赋说：

译岁在单阏，四月接近望日，有一位士人失去了职位，独自居住，心中悲伤惆怅。世间既然没有人了解我，就将寄托于古人。逆流汶江以传达诚意，远远地吊唁府君。昔日夏口盛大的集会，正像老虎一样环视而自我显示威严。为什么死去的公卿与平庸之人同路，竟然被白衣平民所羞辱。他们丧失了生命，你丧失了名声。唉，因为片刻的不忍心，于是两败俱伤，一同倾覆。这固然是凶恶品德的交汇，难道连上天也无法纠正吗？只因人世间的不齐整，谁富有长寿而谁贫穷夭折？看到周鼎而眼花缭乱，捧着破瓦罐当作宝贝。你吹竽确实精巧，本来我们的君王就不喜欢。只有夫子能识别真伪，又通达心意而不欺骗。从执手的诚恳话语中，说以白头偕老为期。感念这种情意的诚信深厚，遗憾不能与他同时代。如果我的生命能得遇一次，即使以死报答又有什么推辞？只有夫子杀害士人，世人互相告诫畏惧险途。经历千年而蒙受耻辱，也足以掩盖他的罪过。以一点恩惠作为名声，还将傲视今人。以所无重说：凤凰虬龙不可束缚，看那九州。身安置，愿得君子终老侍奉，或许能保全大吉。没吾世。

荀卿子通论

荀卿的学问出自孔子，而对诸经尤其有功。《经典叙录》记载：《毛诗》，徐整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高行子传授给薛仓子，薛仓子传授给帛妙子，帛妙子传授给河间人毛亨。毛亨在家为《诗》作故训传，传授给赵人毛苌。另一种说法：子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魏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人孙卿（即荀卿），孙卿传授给鲁人毛亨。由此说来，《毛诗》是荀卿所传的。《汉书·楚元王交传》记载：年轻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一同跟随浮邱伯学习《诗》。浮邱伯是孙卿的门人。《盐铁论》说：包邱子与李斯都师从荀卿（包邱子就是浮邱伯）。刘向叙说：浮邱伯受业成为名儒。《汉书·儒林传》记载：申公是鲁人，年轻时与楚元王交都师从齐人浮邱伯，学习《诗》。又说：申公最终用《诗》《春秋》传授学生，而瑕邱江公完全能够传承。由此说来，《鲁诗》是荀卿所传的。《韩诗》现存的是《外传》，其中引用荀卿来解说《诗》的有四十四条。由此说来，《韩诗》是荀卿的别支。《经典叙录》说：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卫人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楚人铎椒，铎椒传授给赵人虞卿，虞卿传授给同郡的荀卿，名况，况传授给武威（武威据《史记·张丞相传》应作阳武）张苍，张苍传授给洛阳贾谊。由此说来，《左氏春秋》是荀卿所传的。《儒林传》说：瑕邱江公从鲁申公那里学习《谷梁春秋》及《诗》，传给儿子，到孙子时成为博士。由此说来，《谷梁春秋》是荀卿所传的。荀卿所学的本来擅长于礼。《儒林传》说：东海兰陵孟卿善于研究礼和《春秋》，传授给后苍、疏广。刘向叙说：兰陵多善于治学的人，大概是受荀卿影响。长老至今称颂说：兰陵人喜欢称字为卿，大概是效法荀卿。又二戴的礼都传承自孟卿。《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记载了《修身》《大略》两篇的文字，《小戴礼记·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义篇》记载了《礼论》《乐论》篇的文字。由此说来，曲台之礼是荀卿的分支和余脉。大概自从七十子之徒去世后，汉代诸儒尚未兴起，中间经历了战国和暴秦的动乱，六艺的传承赖以不绝的就是荀卿。周公创作，孔子阐述，荀卿传承，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所以他说霜降迎娶新娘与《毛诗》意义相同，《礼论》《大略》两篇，《谷梁》义理具备，又在《解蔽篇》解说《卷耳》，《儒效篇》解说《风雅颂》，《大略篇》解说《鱼丽》《国风》好色，都是先师的逸典。又《大略篇》说《春秋》称赞穆公善于胥命，这就是《公羊春秋》的学问。楚元王交本来师从浮邱伯，所以刘向传承《鲁诗》《谷梁春秋》。刘歆研究《毛诗》《左氏春秋》，董仲舒研究《公羊春秋》，所以作书赞美荀卿，他们的学问都有所本。刘向又称荀卿善于研究《易》，其义理也见于《非相》《大略》两篇。大概荀卿对于诸经没有不通晓的，而古籍缺失亡佚，他的授受不能全部知晓了。史书记载孟子师从子思的门人，对于荀卿则没有详细记载。现在考察他的书，始于《劝学》，终于《尧问》（刘向所编《尧问》排在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赋》两篇，然而《尧问》附有荀卿弟子的话语，作为末篇无疑，应当以杨倞改订为是），篇次实际上模仿《论语》。《六艺论》说：《论语》由子夏、仲弓合撰。《风俗通》说：《谷梁》是子夏门人所作。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中，常常将仲尼、子弓并称。子弓就是仲弓，就像子路就是季路。知道荀卿的学问确实出自子夏、仲弓。《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杂乱记载孔子及诸弟子的言行，大概是依据他平日从师友那里听说的，也是由于渊源所渐染，传习有素而形成的。所以说荀卿的学问出自孔子，而对诸经尤其有功。

《韩诗外传》《客有说春申君

译《者曰》记载：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凭借百里的土地，都兼并了天下。如今孙子是天下贤人，您借给他百里之地的权势，我私下认为这对您不利。为什么呢？春申君说：“好。”于是派人向孙子辞谢。孙子离开楚国前往赵国，赵国任命他为上卿。门客又劝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夏朝投奔殷朝，殷朝称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进入齐国，齐国强盛而鲁国衰弱。由此看来，贤人在哪里，那里的君主没有不好的，那里的国家没有不安定的。如今孙子是天下贤人，为什么要推辞而离开呢？”春申君又说：“好。”于是派人去请孙子。孙子假装高兴，写信谢绝对方说：“俗语说：‘厉王可怜楚王’，这是不恭敬的话。虽然如此，也不能不审慎对待。这是针对被劫持、杀害、死亡的君主而言的。如果君主年轻而放纵，没有法术来识别奸邪，那么大臣就会专权谋私，以此禁止君主对自己进行诛杀。所以抛弃贤能的长子而立年幼体弱的，废黜正当的嫡子而立不贤的。所以《春秋》记载说：楚王的儿子围到郑国聘问，还没出境，听说楚王生病，就返回探病，于是用帽带绞杀楚王，自己即位。齐国崔杼的妻子很美，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率领党羽攻打庄公，庄公请求与他分国，崔杼不答应，庄公想在宗庙自杀，崔杼又不答应，庄公逃跑翻过外墙，被射中大腿，于是被杀而立了他的弟弟景公。近代所见，李兑在赵国让主父在沙丘饿死，一百天后杀了他；淖齿在齐国抽出齐愍王的筋，悬挂在宗庙的梁上，早晚之间就杀了他。厉王虽然患有痈肿疮疖，向上比较远古时代，还没到绞颈射股的地步；向下比较近代，还没到抽筋饿死的程度。由此看来，厉王可怜楚王是可以的。于是作赋说：‘璇玉瑶珠不知道佩戴，杂布与锦缎不知道区别，闾娵子都这样的美人没有人为她们做媒，嫫母力父这样的丑人却受到喜爱，把盲当作明，把聋当作聪，把是当作非，把吉当作凶。唉！上天为什么如此相同？’《诗经》说：‘上帝非常怠慢，不要自取灾祸。’按：春申君请孙子，孙子回信，或去或留，不曾一言提及，却泛泛引用前世劫杀死亡之事，不知他的意图指向哪里？况且灵王虽然无道，毕竟是楚国的先君，怎么适宜向他的臣子斥责他的罪过？不知是谁凭空捏造了这些？韩婴错误地用来解说《诗经》，刘向没有明察，采录入《战国策》，后来编撰《荀子》《新书》又记载了它，这是失误。这本书从‘厉怜王’以下，是《韩非子·奸劫弑臣》篇的文字，其言论刻薄苛刻，玩弄智巧来驾驭他人，这本来就是韩非的本意，其中的赋词是荀子佹诗的小歌，见于《赋篇》，由两书杂采而成篇，所以文义前后不连贯。幸好原书都在，其谬误不难破除。孙卿自任兰陵令，到春申君死，共十八年，其间确实未曾到赵国，也没有以荀卿为上卿的事。本传称齐国有人谗毁荀卿，荀卿才到楚国。《诗外传》《战国策》所载，有人劝春申君的话，就是因此作为缘饰。周秦之间这样的记载很多。至于引事说诗，是韩婴书的成例，《战国策》载其文而不删去其诗，这是葛龚奏章中的旧例。”

译现在流传的《荀子》共二十卷，元代刻本题署：“唐大理评事杨倞注。”另一本题署：“唐登仕郎守大理评事杨倞注。”这些说法实际上无法考证。《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杨倞是杨汝士的儿子，而《宰相世系表》却记载杨汝士有三个儿子，分别叫杨知温、杨知远、杨知至，没有叫杨倞的。世系表和艺文志出自同一人之手，为什么记载差异如此之大？《古刻丛抄》收录了《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行蔚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马公墓志铭》，这篇文章是杨倞所作，题署：“朝请大夫使持节汾州诸军事守汾洲刺史杨倞撰。”其官衔比《荀子》题署更为详细。墓志铭中记载马公去世和安葬的年月说：“于会昌四年三月十日去世，同年七月十日安葬。”据此可知，杨倞是唐武宗时期的人。

荀卿年表

赵、齐、秦、楚四国本纪及列传

赵惠文王元年：任命公子胜为相，封为平原君。齐愍王二十六年，秦昭王九年，楚顷襄王元年。

二年，二十七年，十年，二年。

三年，二十八年，十一年，三年：楚怀王在秦国去世，秦国归还其灵柩。

四年，二十九年，十二年，四年。

五年，三十年，十三年，五年。

六年，三十一年，十四年，六年。

七年，三十二年，十五年，七年：秦国迎娶楚女，秦楚两国恢复和平。

八年，三十三年，十六年，八年。

九年，三十四年，十七年，九年。

十年，三十五年，十八年，十年。

十一年，三十六年，十九年，十一年。

十二年，三十七年，二十年，十二年。

十三年，三十八年：秦国灭掉宋国。二十一年，十三年，《王伯篇》记载齐愍王凭借强盛的中部力量攻取宋国。

十四年，三十九年，二十二年，十四年：与秦昭王友好会晤于宛地，缔结和亲盟约。

十五年，四十年：燕、秦、赵、魏、韩五国联军在济水之上击败齐国，齐王逃往莒地。二十三年，十五年，《仲尼篇》记载齐愍王被五国毁灭；《王伯篇》记载燕赵起兵攻打齐国，如同摇落枯草一般，齐愍王身死国亡，成为天下极大的祸患。

十六年，襄王元年。二十四年，十六年：齐国与秦昭王友好，在鄢地会晤，又在穰地会晤。《列传》记载：“齐襄王时期，荀卿是最受尊敬的老师。齐国尚且补全列大夫的缺额，荀卿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

十七年，二年，二十五年，十七年。

十八年，三年，二十六年，十八年。

十九年，四年，二十七年，十九年：秦国攻打楚国，割让上庸和汉水以北的土地给秦国。

二十年，五年：田单杀死燕国将领骑劫。二十八年，二十年，《议兵篇》记载：齐国的田单，是世俗所谓善于用兵的人/燕国能够兼并齐国，却不能巩固统治，所以田单夺回了政权。

二十一年，六年，二十九年，二十一年：秦国攻占楚国郢都，烧毁夷陵，楚王向东退保陈地。《议兵篇》记载：秦军到来，鄢、郢被攻占，如同摇落枯草一般。

二十二年，七年，三十年，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八年，三十一年，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九年，三十二年，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十年，三十三年，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十一年，三十四年，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十二年，三十五年，二十七年：再次与秦国讲和，送太子到秦国做人质。《强国篇》记载：如今楚国的父亲死在秦国，直到这时才派仇人服役/《仲尼篇》记载：楚国拥有六千里土地，却沦为仇人的奴役。

二十八年，十三年，三十六年，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十四年，三十七年，二十九年。

三十年，十五年，三十八年，三十年。

三十一年，十六年，三十九年，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十七年，四十年，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十八年，四十一年：任命范雎为相，封以应地，号为应侯。三十三年，《儒效篇》记载秦昭王与荀卿问答的话/《强国篇》记载应侯与荀卿问答的话。

赵孝成王元年：秦国攻占赵国两城。平原君任相十九年。四十二年。三十四年。《议兵篇》记载：临武君与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兵法。又说秦国四代连胜。又李斯问孙卿子说：“秦国四代连胜，都是指从孝公到昭王。”

二年，王建元年。四十三年，三十五年。

三年，二年，四十四年，三十六年。

四年，三年，四十五年，考烈王元年：春申君任相。

五年，四年，四十六年，二年。

六年，五年，四十七年，三年。

七年，六年，四十八年，四年。

八年，七年，四十九年，五年。

九年：秦国围困邯郸。魏国信陵君夺取晋鄙的兵权。平原君向楚国求救。楚国派遣春申君与魏国一起救援赵国，击退秦军，保全了邯郸。八年，五十年，六年：《楚世家》记载六年。秦国围困邯郸。赵国向楚国紧急求援。楚国派遣将军景阳救援赵国。七年至新中。秦军撤退。《春申君传》记载四年。秦国击败赵国长平军队，四十多万人。五年围困邯郸。邯郸向楚国紧急求援。楚国派遣春申君率军前往救援。秦军也撤退了。查考六年围困邯郸，传记中写作五年。

译（前文）有误。《议兵篇》说：韩国的土地纵横不过数百里，却完全富足，却归附赵国。赵国不能凝聚人心，所以秦国夺取了它。《臣道篇》说：平原君对于赵国，可以说是辅佐之臣了。信陵君对于魏国，可以说是弼正之臣了。然而功绩出于赴死，无私地献出忠诚而公正的人，这就叫做通达忠诚的顺从。信陵君似乎就是这样的人。

译十年：秦军罢兵。九年、五十一年、七年。

十一年、十年、五十二年、八年：任命荀卿为兰陵令。《列传》记载：齐国有人进谗言中伤荀卿，荀卿于是前往楚国，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令。

十二年、十一年、五十三年、九年：迁徙到巨阳。

十三年、十二年、五十四年、十年。

十四年、十三年、五十五年、十一年。

十五年：平原君去世。十四年、五十六年/孝文王元年/庄襄王元年。《秦本纪》记载：五十六年秋天，昭襄王去世，儿子孝文王即位。十月己亥日即位，三天后辛丑日去世，儿子庄襄王即位。十二年。

十六年、十五年、二年、十三年。

十七年、十六年、三年、十四年。

十八年、十七年、始皇元年、十五年：春申君改封到吴地。

十九年、十八年、二年、十六年。《李斯列传》记载：李斯辞别荀卿，向西进入秦国。恰逢庄襄王去世，于是谋求成为秦相吕不韦的门客。

二十年、十九年、三年、十七年。

二十一年、二十年、四年、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二十一年、五年、十九年。

二年、二十二年、六年、二十年。

三年、二十三年、七年、二十一年。

四年、二十四年、八年、二十二年：楚王向东迁徙到寿春。

五年、二十五年、九年、二十三年。

六年、二十六年、十年、二十四年。

七年、二十七年、十一年、二十五年：李园杀害春申君。《列传》记载：春申君死后，荀卿被废黜，于是定居在兰陵。著书数万言，最终去世并安葬在兰陵。

我根据本书及《史记》、刘向的叙录考证确定其文字如下：荀子，赵国人，名况。五十岁才开始游学，来到齐国，那应当是齐愍王末年。所以传记中说：“田骈那一类人都已经死了。”又说：“等到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资深。”大概齐国复国之后，康庄路上的旧人，只有荀卿还在。齐襄王十八年，相当于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国封范雎为应侯。《儒效》、《强国》篇中有昭王、应侯的问答，那么从齐襄王十八年以后，荀卿离开齐国到秦国游历。次年，赵孝成王元年，本书《荀卿与临武君子议兵》中提到赵孝成王之前，那么荀子入秦没有遇到明主，又回到赵国。十一年后，相当于齐王建十年，是楚考烈王八年。楚国宰相黄歇任命荀卿为兰陵令。本传记载：“齐国有人进谗言中伤荀卿，荀于是前往楚国，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令。”那么应当在齐王建初年，荀卿又从赵国来到齐国，所以说“三次担任祭酒”。这时，春申君封地在淮北，兰陵是他的属邑，所以任命荀卿为令。八年后，春申君改封到吴地，而荀卿仍然担任兰陵令。又过十二年，考烈王去世，李园杀害春申君，灭尽他的家族。本传记载：“春申君死后荀卿被废黜，于是定居兰陵，著书数万言后去世，安葬在兰陵。”荀卿去世的年份不详。《尧问》篇说：“孙卿迫于乱世，困于严刑，上无贤明君主，下遇暴虐的秦国。”《盐铁论·毁学》篇说：当李斯做秦相时，始皇信任他，臣子中没有第二个。然而荀卿为此绝食，预见他将遭遇不可测的祸患。”根据李斯传，李斯做丞相在秦国统一天下之后，距离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离齐愍王去世六十四年，这时荀卿大概一百多岁了。荀卿生于赵国，游历于齐国，曾一度入秦，而在楚国做官，最终安葬在楚国，所以以四国为经，始于赵惠文王、楚顷襄王的元年，终于春申君之死，共六十年，希望论世的君子能了解其梗概罢了。

刘向叙录：“荀卿在齐宣王时来稷下游学，后来在楚国做官。春申君死后荀卿被废黜。”《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春申君之死，上距齐宣王末年共八十七年。《史记》称荀卿五十岁开始游历齐国，那么春申君死的那年，荀卿应当一百三十七岁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史记》所说的五十岁是十五岁的讹误。然而颜之推《家训·勉学篇》说：“荀卿五十岁才开始来游学。”颜之推所见的《史记》古本已经如此，不能轻易认为是讹字。况且汉朝的张苍，唐朝的曹宪，都活了一百多岁，为什么唯独对荀卿表示怀疑呢？

荀子回到赵国，怀疑是在赵孝成王九年、十年时。所以《臣道篇》屡次称赞平原君、信陵君的功绩。这时信陵君本来就在赵国。以信陵君喜好士人，能从毛公、薛公那里得到人才，却从荀卿那里失去人才。可惜啊。

《韩非子·难四》篇：燕王哂贤子之，而非议荀卿，所以自身死亡被羞辱。荀子游历燕国，在游历齐国之前，事迹仅见于此。

本书《强国篇》荀子对齐国相国说：“现在强大的楚国悬挂在我们前面，大燕国困迫在我们后面，强劲的魏国钩连在我们右边，西边的疆界不断如绳。楚国人则拥有襄贲、开阳来逼近我们左边，如果一国谋划，三国必定兴起而乘虚而入。这样齐国必定被切断为四，三国就像借城一样。”他的话正当齐愍王时代。齐愍王再次攻破燕、魏，扣留楚太子横以割让下东国，所以荀卿说这番话。其后五国伐齐，燕军进入临淄，楚、魏共同

译夺取淮北之地，最终正如荀卿所言。荀子在齐国任职，与乐毅为燕国谋划伐齐时所见到的情况完全相同，难道能说儒者对国家没有益处吗？这是因为齐国的相国是薛公田文，所以称他为“相国”。他在上能专断君主，在下能专断齐王。《伯篇》说：“权谋之术日日施行，国家却难免危亡削弱，到了极点就会灭亡，齐愍王和薛公田文就是这样的例子。”荀卿之所以这样说，是痛恨田文不能任用贤士。

译《大学》的文辞平正无瑕疵，与《坊记》《表记》《缁门》《缁衣》等篇不相上下，是孔子七十位弟子之后的后学所记录。在孔子学派中，它属于支流余裔，师徒代代相传，并不声称出自曾子之手。与《曾子问》《曾子立事》等篇章相比，它不在同一等级。宋代禅学盛行，士大夫君子深入其中，于是将《大学》归附于孔子名下。因此，在经典中寻求依据，只有《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可以附会，但未能阐明其主旨。有人认为是错误，有人认为是缺失，便把平日的心得写进书中，作为本义。既然这样，那么想俯就就俯就，想仰视就仰视，没有人能违背它。不良习俗胜过真理，全国都陷入疯狂，即使有见识独特的人士在心中醒悟，也只是修改文字来与之争辩，这也是思考不周的表现。如果真知道它是儒家的绪言，记述礼制的通论，孔子设教之初并未将其视为至德要道，而让人必须走这条路，那么就没有人能置喙了。

周秦时期的古书，凡是篇中叙述多件事，必定先详细列出条目，然后才逐一阐述。这在《逸周书》《管子》《韩非子》，乃至《祭统》中的十伦、孔子《闲居》中的五至三无，都是如此。现在将其定为经和传，认为是两个人的言辞，而首尾呼应，实际上出自同一人之口，这大概不是解释经文的方法。大概如果不假托孔子，那么其道就不尊贵；而在中间引用曾子，又不利于行事。必须这样才安心罢了。

门人记录孔子的话，必定称“子曰”。孔子说：“夫子之言曰，以显之。”现在《大学》不标明是谁的话，却认为是孔子所说，义理上没有依据。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明白教育并非只有一种方法，必定要根据人的情况而定。这在《论语》中可见，问仁、问政，回答没有相同的；问“闻斯行诸”，判断截然相反。这就是孔门的特点。标举《大学》作为纲领，而驱使天下人跟随，这是宋代以后门户之争。孔子学派不是这样的。宋儒既然凭借《大学》来推行他们的学说，担心其孤立无援，就牵引《中庸》来配合它。然而曾子在孔门受业，而子思是他的孙子，现在将《中庸》排在《论语》之前，岂不是颠倒了？大概是想让他们的学说先入人心，使之合同而化，然后改变孔子的义理而没有人非议，所以善于运用这种手段，而不顾名分。

大清故国子监生赠句容县儒学教諭孙君墓铭（并序）

孙君名枝生，字一凤，祖先是定远人。明代乐安郡公兴祖的弟子，濠梁卫指挥使继达，被赐予常州住宅，于是籍贯改为武进。武进孙氏，共有两位侯爵、三位指挥使，传承十余代，与明朝始终相伴。担任官职的又有一百多人，其中尚书慎行以清廉的节操和卓越的品德在四朝闻名，因此世代成为望族。孙君的曾祖艅，被封为翰林院检讨。祖父自仪，任桂阳州同知，被封为翰林院编修。父亲谋，任礼部主客司郎中。孙君十几岁时，哥哥凤飞在恩承州任吏目，孙君跟随他。恩承州义宁县知县许建，是宜兴人，没有儿子，有一个女儿，把孙君招为赘婿，生了儿子勋。孙君想到家族中衰，双亲去世，自己远在外家依靠，不学习就无法自立，于是闭门诵读，不分昼夜。他体质素来清瘦虚弱，于是患病去世。这是雍正九年四月壬子日，享年二十六岁。过了一年，义宁县知县许建也去世了。孙君的妻子许孺人，带着儿子捧着两具棺材回去，分别附葬在各自的祖坟，为父亲立了后嗣，而自身回到武进，以侍奉孙氏。她教育勋严厉而有法度。勋考中顺天乡试，任句容教谕，追赠孙君以他的官职。勋侍奉母亲孝顺谨慎，喜欢结交朋友，刚直有气节，尤其通晓政事。三个儿子都有才能，叫星衍、星衡、星衢。星衍通晓小学，最擅长写文章，也考中了乡试。孙君少年时远在他乡，以生员身份早逝，所以行迹不传于世，但他苦守节操坚贞，能够昌盛后代，最终成就了孙君的志向。那么孙君对妻子内行教化，向下施及孙子，就可以知道了。孙君葬在武进某原，五十四年后，星衍让他的朋友汪中为他作铭。铭文说：乐安桓桓，官有世功，门第中衰，谁振兴宗族。那文孙啊，心长命短，刚打开书箱诵读，厅堂已哭声震天。孤儿抱着丧服，越过山岭渡过湘江，旗帜翩翩。贤妻辛劳，两代昌盛。苦体有伴，孙君不朽。封土延陵，坚实美好。立石表彰事迹，推崇公的表率。

修禊叙跋尾

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琅琊人王羲之《修禊叙》定武石刻，五字未损本。乾隆五十年八月，江都人汪中审定题字。

今体隶书，以右军为第一。右军的书法，以《修禊序》为第一。《修禊叙》，以定武本为第一。世间所存的定武本，以此为第一。在四累之上，所以天下古今无二。

《修禊叙》别本很多，理宗所集，游氏所藏，无法见到，无法确定其甲乙。现在流传的，颍上本笔致翩翩，矫若云中之鹤，所以是别调，也具有本色。至于东阳国学二本，都是定武的嫡传，而各有其一体。东阳本清劲，超过这个则其缺点是峻峭，开皇伪体

译是这样的。国学的风格秀逸明朗，超过这个限度，它的弊病就是柔媚，吴兴临本就是这样。孔子说：“质朴胜过文采就会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会虚浮，文采和质朴配合得当，这样才是君子。”用这个标准来评论书法，我在定武石刻中见到了这种境界。

译序文中涂改的那些字，此刻如果是因为寄托所托，因“字”而向“之”，这两个字确实很好，这两个字令人悲叹。那“字”和“斯文”二字，文字都是先书写其他字，然后才修改的，笔迹依然清晰可见。那些翻刻的定武本以及其他版本所刻的，都不是这样，所以知道定武本是从王右军真迹上石拓印的。然而米芾虽然能鉴赏古物，假如没见到定武真刻，又从哪里知道呢？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定武石刻出自欧阳率更，如果认为是欧阳率更所书写的，米芾曾经对此有所怀疑。唐太宗对于这篇序文，喜爱得如此深厚，得到它如此艰难。既然想要将其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久远，嘉奖那些士人，却舍弃王右军的真迹，采用欧阳率更的临摹本。这好比叔敖当政，优孟受封；蔡中郎在朝，虎贲接席，大概不是这样的。后来看到何延之《兰亭始末记》说：“皇帝得到帖后，命令冯承素、韩通政等人各拓印数本，赐给太子和各位亲王。当时擅长书法的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公，都以临摹拓印相尚。”刘餗《嘉话录》说：“《兰亭序》，武德四年进入秦王府，贞观十年才开始拓印分赐给近臣。”何子楚跋文说：“唐太宗诏令供奉官临摹《兰亭序》，只有欧阳率更令欧阳询自己拓印的本子，夺取真迹勒石，留在宫中。”然后才知道定武本是欧阳率更响拓的，而不是他亲手书写的。于是以前的疑惑才消除。古人称石刻中最好的，说“仅次于真迹一等”，这个本子凭借王右军的真迹，唐太宗的独到鉴赏，欧阳率更的绝妙技艺，盛事汇聚，千载难逢。即使山阴雅集，兴致所至再次书写，昭陵中的纸本，在人世间重新出现，又怎么能超过它呢？自从宋代以来，士大夫不惜万金巧妙求购，性命都可以轻视，确实是有原因的。

过去看到宋代番阳姜氏的《禊帖偏旁考》，心里暗自嘲笑。就像这个本子正确，如同青天白日，连奴仆都能看见，何必去验证偏旁，然后才知道是定武真本？假设有作伪的人，依照姜氏的话去做，又怎么应对呢？那么牵强附会于姜氏的，就是所谓的贵耳贱目了。姜氏确实是季咸所见到的善于机巧的人。

古代碑刻的工匠，以昭陵的为最，这个刻本也是如此。转折锋棱，细微之处都具备。从贞观到庆历，共四百年，像前三行以及一个“死生”的字之类，固然日渐磨损，然而那些保存下来的点画，精神焕发，如同新脱手一般，与太学石鼓完全相同。不只是碑师优秀，即使是石头也是美材。过去班孟坚评论汉宣帝的治理，到了器械工巧方面，元帝、成帝以来，很少能比得上。我对于这个刻本，也因此知道贞观年间文物的兴盛了。

王右军的书法不局限于一体，《十七帖》中，《吾服食久》、《旦夕都邑》两帖，极其像欧阳率更的书法，正是欧阳率更书法的来源。《唐书·文苑传》称欧阳率原本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可以说是高明的见识，这一定是柳芳、吴兢的旧文，宋祁继承使用的罢了。世人不认识王右军的书法，看到定武《修禊序》的结构像欧阳率更，就认为是欧阳率更所书写的，那就错了。

褚河南的书法本来就和欧阳率更抗衡，现在流传的颍上本还是覆刻的王澍给事本。有一本元代拓本，给事在跋尾上细书了十六次，考证鉴定都非常精审，现在归巴慰祖舍人所有，我曾经见过，确实是绝世之宝。然而比起定武本，正像婢女见到夫人，由此知道定武本不是欧阳率更所书写的。董尚书书法比定武本轻细，风力未能学步，却说颍上本在定武本之上。曹邺诗说：“难将一人手，掩尽天下目。”请让我为尚书诵读这首诗。

我的朋友赵文学、魏江编修，德行和度量都在金石之学上很深。赵文学对魏编修说：“南北朝到初唐碑刻存于世间的，往往有隶书的遗意。到了开元以后，才纯粹是今体。王右军虽然改变了隶书，不应该古法完全丧失。现在流传的各种刻本，如果不是唐人临摹本，就是传摹失真了。”魏编修把这话告诉米芾，米芾赞叹赵文学精于鉴赏，是别人赶不上的。然而米芾过去看到吴门缪氏所藏的《淳化帖》第六、第七、第八三卷，点画波磔都带有隶法，与其他刻本截然不同。这个本子也是如此。比如“固知”的“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的“夫”字，斯文文字正与魏《始平公造像记》、梁《吴平侯神道》、石柱极其相似。因此感叹前贤遗墨，多被俗刻所淹没，如果不见到定武真本，终究不能谈论王右军的书法。

米芾十四五岁时，就喜欢收藏金石文字。几十年来积累很多，恰逢有天幸。每次得到善本，只有《修禊序》未曾留意，认为得不到定武本，其他刻本就不值得称道。而祖刻一生难遇，没有希望的念头，本来就没有益处。今年夏天，有人拿着几种书画求售，这个刻本在其中。装潢潦草，没有题跋印识，而纸墨神采如新，于是买到了它。想到这张纸留存在天地间的，将八百年。中间经过几个人，竟然没有丝毫损坏，确实说是神物护持。然而假如有那么一两个好古识真的士人为它表彰，再加上锦褾玉轴的装饰，那么应当价值连城，被有力者占据，我又怎么能有它呢？事物的显晦遇合，确实有定数吗。

赵承旨得到独孤长老本，是在至大三年。承旨当时五十七岁，那个本子已经损了五个字。米芾出生在承旨后五百年，

译名声、声望和家产财力，有一百样也比不上承旨。今年我四十二岁，而所得到的，不过是五个字未曾受损罢了。在文章、学问、碑版这三方面的福分中，所享受的已经很多了。天道忌讳满盈，人贵在知足。所以对于科举功名和仕途官位，淡然无求，实在是因为自己知道禀赋和承受都有一定的限度罢了。

译江都县学增广生员先父灵表

先父是唐代忠武将军华氏的后裔，家族繁衍于歙县。在宋朝嘉祐年间，有一位叫承清的祖先，居住在县西的古唐，到先父一共传了二十五代。先父名一元，字兆初。高祖父叫文耀，曾任余姚县知县，有仁惠的政绩，去世后配享于土地庙。曾祖父叫应健，娶了郑重的女儿为妻，学到了郑重的绘画技法。祖父叫镐京，擅长写诗，喜爱篆书和籀文，与名流通士多有交往，开始迁居到江都。父亲叫良泽，善于刻印，是位德行高尚的人。从先父往上数几代，都负有非凡的才华，擅长文艺却未显达。先父的母亲乔孺人，怀孕七个月时，因患疟疾而早产，没有乳汁，用酒喂养他，所以长大后身体瘦弱。孺人对他格外怜爱。他十岁时还敷粉涂面，被放在母亲的膝上。家中一向贫困，孺人亲自打水做饭，常让叔父帮忙分担辛劳，不让先父承担。然而先父侍奉双亲，尤其顺从他们的意愿。双亲去世后，四季的祭品，如果没有祭祀，他不敢先尝。在学宫读书二十年，自矜名声，意气自负，放弃靠卖文教书为生，不以此谋食。他深沉安静，喜爱读书，星历、卜筮、声乐，都探究其精微之处。曾经让人手握一把粟米，先父用筷子在几案上计算，立刻得出数量。用当时的历法逆推，长达十余年，与天文台官员的推算都严密吻合。先父去世后，我母亲查看他的文稿，直到乾隆十四年四月。先父确实是在这个月去世的，大概是用推算知道的。我从小七岁起，睡觉休息嬉戏游玩，没有不在先父身边的。参加文会、吊唁丧事，都把他抱在怀里。一顿饭不合口味，就怅然若失，不自在。乡邻朋友没有不感到惊异的。等到先父去世，才知道先父对我父子的恩情极深，而相处的日子极短，所以急切地依赖他，惟恐不尽，即使先父自己心里也无法解开这种遗憾。先父留下书籍三箱，朱墨批注遍布其上。亲手写的书又一箱，因年饥荒，家室流散，一并丢失，于是无法知道先父所学。先父立身行事，无愧于天地神明。上天既然吝啬给予他地位和寿命，连他的言论文章文采也不流传于后世。大概自古以来怀抱道义而不得志的士人，以先父为最困顿。先父去世时四十二岁，安葬在县北大仪乡叶家桥，附葬在祖父母墓的右侧。有两个儿子，我中选拔贡生，另一个叫庚的早逝。有两个女儿，都嫁给了黄塾。合葬孙子喜孙后三十八年，我母亲将要安葬在这里，搜集先父的遗事，流着泪刻在石头上说：

有位君子，聪慧而身材矮小，步伐雅致庄重，君子的操守，少笑且言语稀少，处理世事，学问修养德行，名声与际遇不相符，隐居在乡野，中年去世，百世的珍藏，希望不要朽坏。

先母邹孺人灵表

母亲名维贞，祖先原是无锡人，明末迁居江都，共有七支，其中六支都断绝了，所以丢失了谱系。父亲是处士君鼐，母亲是张孺人。处士在家教授学生，母亲闲暇时在屏风后旁听，因此塾中的各种书籍都能背诵。张孺人早逝，处士衰病消瘦，母亲尽心奉养，抚养两个弟弟有恩德，家事得以治理。等到嫁给汪家，汪家本来贫穷。先父起初做上门女婿，叔父打算卖掉宅子，先父无处安置。母亲说：“哪有做媳妇的不侍奉公婆的？”请求处士君分割一间屋子来奉养。不久叔父几人也都来一起做饭。先父瘦弱多病不治疗，生母和生子女各两个，家中没有童仆婢女，饮食衣物鞋履都靠母亲一人操办，每月不睡觉的时间常超过一半。先父去世后，叔父更加贫困，很久后散去。母亲教几个女弟子，并且编织草鞋来谋生，还想与子女互相保全。恰逢年成大饥荒，于是彻底无处依托性命了。再次迁居北城，居住的地方只有三席地，左边没有墙壁，用草席覆盖。日常让姐姐守舍，带着我和妹妹狼狈地向亲友乞讨，通常一天吃不到一顿饭。回来就躺在地上的草垫上，每到冬夜号哭寒冷，母子相拥，没想到能保全性命，等到看见晨光就欣然有了生存的期望。等到我进入学宫，游历四方，稍微能供给甘美的食物供养母亲。母亲百病交加，缠绵多年，最终不起。唉，痛哉！母亲忠诚质朴慈祥，生平没有虚妄之言，对待下属以恩德，多有眷顾念想。当我年幼时，三族中没有怜悯我的人，母亲九死一生流离失所，抚养遗孤直到成人。母亲禀赋素来强健，不接近医药。计算母亲活了七十六年，年少时苦于操劳，中年苦于饥乏，老年苦于疾病，加上天伦之乖离，人事的湮没郁结，大概终其一生很少有快乐的日子。论其摧残剥蚀，金石可销，何况血气之躯？所以我母亲虽然以中年告终，不能说她的天年就止于此。唉！生养我的恩情，送死我的哀戚，人所共有。家庭得以再造，而积苦导致身亡，路人尚且悲伤，何况为人子者？唉，痛哉！在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初一去世，次年三月戊寅与先父合葬。其哀子我泣血为之作表说：

唉！汪氏节母，这里就是她的墓。历经百苦以保全后代，后人尚且要保护她的坟墓树木。

毕尚书母张太夫人神祠之铭（并序

在乾隆四十五年，天子巡视南方，镇洋毕尚书当时正为母亲张太夫人守丧，在家乡，蒙受召见在行宫，详细陈述单门早孤，母亲原是名家之女，有文学修养，各种经典多由她口授，既养育又教育，直到成人，如今得以受恩效力的人，都是母亲的恩赐，皇上动容称好，嘉奖太夫人的美德，能勤勉地培养儿子成为国家的栋梁，因此亲手书写表彰，以成全尚书称善

译扬名显亲的志向，其文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遵循经书训诫以持家，史官将其详细记载于简策；二是追求忠诚并惠及同类，成为美好的谈资，而国人都称赞他如愿以偿，说：“有幸有这样的儿子，这可以称为孝了。”

起初，尚书遵照太夫人的命令，居住在吴县西边的灵岩，闭门诵读学习，将近十年。等到这次接受任命，于是推究根本以成就学业，确立功名。因此开辟旧馆，建造楼阁以供奉御赐书籍，其西侧设立祠堂，共同祭祀太夫人。建成后，命令在拴牲口的石头上刻写铭文。

古时候，封爵给有德之人，授禄给有功之人，策命中的辞语必定称颂其祖父，以彰显世代选拔贤能、继承辛劳的美德。受命者面向北方，两次拜谢，叩头至地，接受诏书后回家，在宗庙中举行祭奠，制作常备的礼器来论述祖先的德行、善举、功业、勋劳、庆赏、声名，这些名列于天下，以及车马、服饰、戈带等赏赐，都刻写在铭文上。祭祀祖先以报答并宣扬天子伟大的美好任命，使子孙万年永远珍视并享用。

尚书本籍休宁，既遵循宗法祭祀先世祖考，又依据《鲁颂·閟宫》和《春秋》中仲子考宫的意义，建立这座祠堂以荣耀君主的任命，并昭示太夫人的德行。按照礼仪进行祭祀，这称为孝，按礼法应当刻写铭文。

太夫人世代居住在吴县邱江县，是知县、诰赠中宪大夫、分巡云南迤西道讳某的女儿，诰赠荣禄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河南兼提督军门讳镛的妻子。尚书刚开始巡抚陕西的第三年，太夫人在任所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儿子三人：长子就是尚书，次子员外郎泷，三子知县某。所有的官职门第、言行事迹都记载在墓碑上，所以这里不再详细书写。铭文说：

译遥想那江河，流出必有源头。家族姓氏将要兴盛，必定要开创其先例。毕氏的东支，当时是衰弱的宗族，有年幼的孤儿。当时由老翁抚育，赞叹那女师，早早通晓诗礼，言语间体恤家庭，言语间训导儿子。如同古代的教育，在瞽宗和上庠。感叹我们的女师，在北堂横陈经书，无论是春天还是夏天，都在诵读和弹琴。有儿子而有才能，居家用度不改变。地道没有成就，内言不传出，因此能治理好家庭。占卜得大吉，仲氏高洁超脱，金玉般的声音。季氏兴起贤能，中途去世如琴声中断。显赫诚信的尚书，在朝廷上宣扬，庇护我们众生，四方国家得以匡正。天子说：咨询，你真是善良谨慎，我有股肱之臣，实在由你训导。训导施行于儿子，功绩遍及世间，国家依靠其珍宝，百姓享受其利益。高峻的灵山，有松有柏，安葬完成非常安宁。神灵居住于此，太湖波涛汹涌，大波如舞蹈。感念那寒泉，兴起言语诉说劳苦。美好的祭品按时，笾豆洁净修好，来进食来游历，永远保佑我们的春秋。君主则有恩德，母亲则有教诲，施予孙子，用来兴起孝道。整齐的鱼轩，来到周道，沿着那南陔，边说边笑。家室已经安宁，福禄已经成就，百年有期限，既哀伤又荣耀。

吕氏春秋序（代毕尚书作）

《吕氏春秋》世间没有善本，我向来所收藏的都是明代刻本，阅览久了，往往有所订正。当时嘉善的谢侍郎和仁和的卢学士都喜好这本书，以及同窗诸君各有校订的本子，于是辑为一编，而嘱托学士刻印。刻印完成后，作序说：周官失去了职责，而诸子的学问因此兴起，各自选择一种术数来阐明其学问，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等到比较而等同它们，那么仁与义，敬与和，就像水火那样相反。最后《吕氏春秋》出现，那么诸子的学说兼而有之。所以《劝学》、《尊师》、《诬徒》（一作《诋役》）、《善学》（一作《用众》）四篇，都是教学的方法，与《学记》表里相应。《大乐》、《侈乐》、《适音》（一作《和乐》）、《古乐》、《音律》、《音初》、《制乐》都论述音乐。《艺文志》说刘向校书，另外得到《乐记》二十三篇，现在《乐记》只有其中一篇，而其他篇名记载在《别录》的，只见于《正义》所引用。考察本书《适音》篇，《乐记》记载了它，怀疑刘向所得也有采及诸子，同于河间献王。凡是这些篇章，就是六艺的遗文。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就是明堂阴阳之学。《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崇尚清净养生之术，就是道家流派。《荡兵》（一作《用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七篇，都论述军事，就是兵权谋、形势两家。《上农》、《任地》、《辨土》三篇，都是农桑种植之事，就是农家流派。其中有抵牾的，《振乱》、《禁塞》、《大乐》三篇，认为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是过错，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更甚者，吴起离开西河，《长见》、《观表》两篇，一事两见。只有《有始》、《览》所谓解见某书的，在本书中能观其会通罢了。司马迁说吕不韦让他的门客人人著其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那么这本书的完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所以不名为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徧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为杂家，确实有原因。然而其所采摭，现在见于周汉诸书的，十不及三四，其余则本书已经亡佚，而先哲的嘉言、前古的佚事，依靠这个流传于后世。其善的可以劝勉，其不善的可以惩戒。也有闾里小智，一意采奇词奥旨，可喜可观，差不多是立言不朽者了。其文字异同，已经注于篇中，这里不再提及。所以序其著书之意，以质诸君子，希望正教之。

江陵万城堤铁牛铭（并序，代作）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江陵水溢。皇帝命令大学士诚谋、英勇公阿桂、湖广总督毕沅，大筑万城堤，作为防御。并且铸铁牛九头，以镇之。建成后，铭曰：

巨大的堤防盘曲，已经筑成已经加固。有牛凭依于此，高耸而巨大。西峡委波，云奔山动。皇帝制定五材，以神其用。看你欣騢，实秉金精，奉行天明威，以肃百灵。罔象阳候，盱睢却顾。雷渊九回，安然流向东注。夏后疏导长江，云梦已经成为陂泽。铸鼎知奸，百物适宜。穆穆我们的皇帝，明德同美，继承禹的成功，南国的纲纪。

亳州涡水堤铭（并序，代亳州知州，今任凤阳府知府江恂作）

乾隆四十三年黄河在仪封考城决口，由涡水注入淮河。亳州首先受到水患，田庐城郭荡然无存。过了一年水宿不去，当时仪征江恂待罪于此地，于是召集其僚佐士庶谋划说：“州的区域西至于鹿邑，东至于蒙城，涡水贯穿其中，像带子一样。自城以外为保八十有一，而在涡水南的五十有二。是此地于三垂为大，而且州治在这里。涡水的北方尽为黄河，依靠涡水来排泄，这是不可防御的。现在在涡水阴立堤，水循堤而东西南的田可得而食，水涸而土沃，收获自然加倍。水北的人得以资以养十

译数万民众，安坐而仰赖官府供给食物，将难以持续。让他们从事劳役，就没有被掠夺的担忧，也没有离散流亡的痛苦。河水不冲毁城墙，北关之外，是商旅和百货聚集的地方。黄河恢复故道，留下堤坝作为外郭，设置险阻和重门，街市里巷不再恐惧，这有五种好处。”于是大家都说很好。二月吉日，天地和谐调顺，日中时分长久地祭扫坟墓，趁着刚健的时节兴办事业，可以谋划长远。版筑、干土、畚箕、夯筑等工具，艾猎考虑到事情重大，由下而上，敬仲主持其功。土地平整治理，孙匠人顺应地势，水流宽缓，待诏陈述其策略，遵循已有的法度，就没有过失。劳役不超过时限，这就是如愿以偿。堤坝宽四丈，外侧减半，用减半的宽度作为高度。东起支家林到季家湾，西起草寺到河礓溜，顺着水流蜿蜒，长一千五百八十丈。过了一个月，大水再次到来，淹没到堤坝的一半，城邑得以安定，南部边境大获丰收，全州食用都吃不完。于是亳州人豁然明白堤坝的好处。年成丰收，众人吃饱而嬉戏，在水边和沟渠旁，祭祀和宴饮，营室星黄昏时端正，于是谋划后续工程。从河礓溜筑堤，西抵杨家桥，连接到鹿邑，长五千三百九十丈，遍及亳州边界，与涡水相连，宽度和高度都参照前堤。富人保卫其居所，穷人利于其食物，因此出力气而不劳累，施舍财物而不浪费。后来虽然有水患，亳州都不再知晓。只有天子恩惠保护百姓，忧虑得好像来不及，自从黄河开始灾害出入两年，所赈济借贷以万万计。地方官吏奉行宣扬德意，没有不敢尽力，而谨慎舒展四肢，非常害怕跌倒以招致官刑。当大水刚到时，就假借便宜行事发放粮食和国库财物以急救民命，大府宽容，每天有赏誉。东堤既成，据以入朝报告，勤民能事的褒奖在王言中。明年巡视南国，蒙恩召见，还不满一个月，连续提拔到右职，于是愧居方面之职，没有期望的。福愧于非，据既将离开这个州，于是写文章记录其功，说财物用度远近，基址以告知亳州百姓，与后来守此土的人，并系以铭文，其辞曰：

译黄河水势浩大，泛滥到南方土地。可怜我耗尽民力的百姓，逃避死亡能到哪里去？聚集在沼泽之中，远离那空旷的原野。怜悯这鸿雁般的流民，他们并非犀牛猛虎，为何要修筑高大的堤防，来巩固我们的边防？百堵墙垣已经建成，人们载歌载舞。父亲告诫，兄长勉励，应和着筑墙的鼓声，抱着弓轮般的工具。身体弯曲如磬，行列参差有序，神明保佑着我们。在涡水之滨，河水干涸淤积，长出了我的禾黍。官员不失职守，他们是百姓的母亲。每年增加赋税，种植柏树杨树。百姓得到丰饶，得以生存和聚集。因此刻下这些词句，使后人继承。

释印

黄山的百姓治理土地，挖出两枚铜印。外形圆内形方，周长某寸，直径某寸，印文是“管军万户府印”。印背刻着“中书礼部监造”。两枚印相同，一枚刻“治平三年某月”，另一枚刻“太平三年某月”。江都人汪中解释说：“汉代的军，是指一个军营；唐代的军，是指一道；宋代的军，是指一州；元明两代的军，是指一个人。”管军，是元代各路军的称号。“万户府”，元代有上万户府，管辖七千以上的军队，设达鲁花赤一人，万户一人，都是正三品；副万户一人，是从三品。“中万户府”，管辖五千以上的军队，达鲁花赤一人，万户一人，都是从三品；副万户一人，是正四品。“下万户府”，管辖三千以上的军队，达鲁花赤一人，万户一人，都是从四品；副万户一人，是从四品。这些官职都是世袭的，有功劳就升迁。明代各卫所，实际上仿效的就是这种制度。元代蒙古各路以及屯田炮手万户府的名号非常多，隶属枢密院、御史台统领；中书礼部监造的，是元代的制度。礼部，是尚书省所属的官署。元代尚书省曾三次设置三次废除，而中书省直到元代结束都保持不变，所以礼部隶属于中书省。所谓“治平三年”，是罗田人徐寿辉占据蕲水作为都城，国号天完，僭越称帝，改元治平，他的治平三年相当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岁在丙戌。元代各位皇帝以及僭越称帝的各国，没有用太平纪年的。这两枚印既然制度相同、文字相同，那么徐寿辉确实曾经用这个年号改元。徐寿辉所设置的官职，如邹胜任太师，陈友谅任平章事，都沿袭元代制度，设置万户也就不足为奇了。徐寿辉在至正十一年十月僭越称帝，十三年十二月被江浙行省平章事伯颜帖木儿等人打败，抛弃蕲水逃跑。十五年正月，他的部将倪文俊打败宽彻普化的军队，重新占据汉川。次年正月，倪文俊在汉阳建立伪都，迎接徐寿辉占据那里。他改元一定是在这个时候，史书没有记载所以无从得知。徐寿辉从起兵到死一共十年，至正十九年，陈友谅以江州作为都城，迎接徐寿辉居住在那里。过了五个月就被陈友谅杀害。如果改元在江州，就不可能有三年了。这两枚印形制的差异，大概也是区别于其他官印吧。

自序

从前刘孝标在自序中叙述平生，认为自己的境遇与冯敬通相比，有三处相同，四处不同。后世诵读他的话而为他悲伤。我曾综合冯平原（冯衍）遗留的轨迹，感叹我这一生没有快乐。相同与不同的缘故，还可以说清楚。冯衍节操高亮，慷慨激昂，率性而行，博览群书，文采出众，这是天赋极高，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虽然情感符合前代贤哲，也不值得过多自夸。我正当壮年，野性难驯，与麋鹿同游，不嫌弃被排斥。商瞿晚年得子，一部经书可以传下去。这四科，不必举例说明。孝标幼年丧父，孤苦流离，寄身佛寺，依附刘宝。我幼年遭受贫困惩罚，从事鄙贱之事，替人舂米、放猪，连一顿饱饭都没有保障。这是第一处相同。孝标有悍妻在家，家道艰难。我受诈欺于兴公，争吵多年，邻里因借火而烦言，家庭因蒸梨而结怨。东西奔波，最终像沟水一样决裂。这是第二处相同。孝标从小到大，忧愁不乐。我长期经历艰难困顿，生路断绝。春晨秋夜，登山临水，极目伤心，不是悲哀就是怨恨。这是第三处相同。孝标早患虚弱疾病，担心损害寿命。我药石缠身，砍柴永远荒废。鳏鱼叹息无法闭眼，桐枝只剩下我。半生死神在门，四季都不属于我。这是第四处相同。冯衍出身将门，期功以上亲属在朝廷任职的，有十多人。兄长掌管方州，余光映在墙壁上。我家族衰微零落，顾影无伴。白屋藜羹，只送食物而不祭祀。这是第一处不同。孝标厌倦游历梁楚，先后侍奉英王，在章华宫作赋，在睢阳苑置酒，白璧黄金，被尊为上客。虽然车耳未生，但长裾屡次拖曳。我持笔佣书，与倡优同处。百里之长，再命之士，贿赂断绝，问候不通。这是第二处不同。孝标高蹈东阳，端居遗世，像鸿雁高飞，蝉蜕般超脱，物外保全天性。我卑微栖身尘俗，降志辱身，乞食于饿鸱之余，寄命于东陵之上，看重义气，轻视名望，朋友陨落。这是第三处不同。孝标身陷困境但道义显扬，当时名声很大，入选高斋学士，编纂安成类苑。国门可以悬挂，都人争相抄写。我著书五车，命运穷尽只能覆瓮。长卿恨不同时，子云见知后世。以前听说这话，现在没有这事。这是第四处不同。孝标践行正道，贞吉不干世议。我天谗司命，赤口烧城，笑脸啼颜，都成了罪状。刚迈一步，荆棘已生。这是第五处不同。唉！冯敬通穷困了，孝标相比他更加酷烈。我对于孝标，又不如他。

译由此可知，九渊之下，仍有通往天庭的道路；秋荼的甘甜，有人说如同荠菜。我的命运究竟如何，实在是命运各不相同。劳苦的人自然如此。歌唱并非为了取悦他人，听者闭目，心意疲倦，姑且写下这些文字。

译《哀盐船文》是江都汪中所写的文章。汪中早年学习《诗经》六义，又喜好深沉精微的思考，所以指陈事物、类比情感，抒发他高雅的志向，从《大招》中采撷遗存的体制，在变徵之声中激发哀怨的音调，可以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有人怀疑汪中正学习古人的道统，他的言论必定期望有用，像这篇文章将有什么用处呢？回答说：汪中亲眼目睹奇异灾祸，迫于内心不忍，而用文辞加以修饰，在人心肃然震动之时，为他抒发哀怜痛苦之情，且不忘记上天降下的惩罚，并且怜悯死者的无辜，叹息感慨，消散他们冤屈压抑之气，使人不遭遇这种灾害，这是《小雅》的宗旨。君子因此有所取法。至于把它印在旧纸上，识别李华的精妙构思，传遍京城，像左思写赋那样，本是文章遇合机缘的事，又是次要而不值得称道的。仁和杭世骏作序。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日，仪征盐船失火，毁坏船只一百三十艘，被烧死和淹死的人有一千四百人。这时盐船运输都直达，东起泰州，西到汉阳，转运天下半数货物。只有仪征扼守其入口，桅杆林立遮蔽天空，沿江而立，望去隐约像城郭。一夜之间全部丧命，变成干枯的尸体，惨烈的厄运，能不悲伤吗？当时冬神宣告完成，万物休息，极阴之气凝结，寒气凛冽。黑云突然涌来，阳光向西隐藏，众人吃饱正嬉戏，唱歌宴饮。死气交织缠绕，看人脸只有黑色。夜漏刚开始滴下，狂风突起，万孔怒号，地脉动荡决裂，大声发自空旷之处，而水波如山耸立。在这个时候，有火产生，摩擦木头自然生火，星星点点如血，火光一灼，百艘船全红。青烟闪烁，火苗猛烈如雪融化，蒸腾云气成为霞光，炙烤阴崖而焦灼。起初连接船桨以下碇，于是像火一样一起沉没。在火中跳跃，清楚看见毛发，痛苦呻吟，狂呼气息耗尽，辗转惊慌，生路未绝。忽然火焰腾高，鼓动腥风而一声长叹。等到尘埃雾气重新散开，于是声音消失形体灭绝。将千条性命齐集于一瞬，指向人世长久诀别。发出冤气的熏蒸，混合游荡的雾气而遮蔽太阳。行走当午却迷失方向，扬起沙砾快速飘飞，丝绸败絮，黑色木炭屑，浮在江上而下，直到海边不断。也有沉没的人，善于游泳操舟如神，死亡威严，从井中有仁德，旋转进入雷渊，都成为水鬼。又有人选择声音没有门路，投身急流，知道蹈水必然湿透，还是进入险境想渡河，挟持惊浪如雷奔，形势像登岸而最终坠落。逃避灼烧腐烂的片刻，于是同归于死地。积累哀怨于心灵，凭借精神成为厉鬼，从寒流中经过十二天。眼睛瞪视仍然看着，知道亲属前来抚慰，想要流血充满眼眶，诉说强死的悲心。口不言而用意，至于焚剥支离，模糊无法分辨，圆的像圈，破的像玦。积尘堵塞孔窍，折断手指失去关节，叹息狸首的残形，聚集谁何而同穴。收取一抔灰烬，辨认焚烧后的白骨。呜呼哀哉！况且众生顺应造化，这是天道常理，妻儿环绕断气，躺在床上死去。保卫君主登上明堂，离开而不惩戒，祭祀为国殇。这里无名，又不是天命。天啊有什么罪，遭受这冤横？游魂不归，居人心绝。麦饭壶浆，临江呜咽。太阳落下天色昏暗，凄凄鬼语，守哭艰难。心期冥遇，只有血嗣相依，尚且腾哀而属路。或者举族沉波，最终狐祥而无主。悲夫丛。坟墓有坑，泰厉有祭祀。强饮强食，凭借其气类，尚且群游之乐，而无为妖祟。人遭遇凶险吗？天降酷烈吗？为什么而至于此极哉！

大清故国子监生洪君妻蒋氏墓志铭并序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友人洪礼吉丧母，已经一个月将要安葬，写信来请求写墓志铭。志曰：母亲蒋氏，世代是武进人，云南嶍峨县知县讳斫淳的女儿，国子监生洪君讳翘的妻子。起初洪氏因行义毁家，母亲嫁过来，十余岁而监生去世，家境更加困窘，母亲忍死抚养子女，常遇年饥，有时自己磨糠核吃，而把食物给儿子。儿子哭泣不吃，母亲也哭泣。母亲知书明大义，教导礼吉严格而有法度，凡为儿子做衣服，必定按照祖父及父亲时的制度。礼吉在外做客久，衣服或改变样式，见到就怒说：“一件衣服尚且随俗变迁，其他事怎能自立？”礼吉所结交的朋友，必定请示母亲。里人某者，多次到他家，母亲说：“这不是端正的人，缓急且有变。”等到母亲去世，某竟不去吊唁。妹妹余早寡，母亲以儿子迪吉为后，返回他家而与他同寝，督促礼吉安葬三世七棺。起初，监生与通州盛聪交好，监生在殡，邻居失火，盛聪冒火保护他的棺木，盛聪去世，一子年四十不能娶妻，母亲斥责礼吉，装举其事，闻者义之。先前母亲曾说：“我三个女儿都有丈夫，两个儿媳侍奉我谨慎，我即使死，愿这十人都能侍奉我，才不遗憾。”等到去世，九人都在侧，只有礼吉在处州谋生，所以他的奔丧有过礼。悲夫！母亲去世时六十三岁，安葬在某山某原。铭曰：

懿维硕人，蚤罹百辜，往悼我儀，居伤藐孤嫠室，惸惸

译孔煎坚冰与苦蘖，消磨我壮盛的年华。孝子们哀伤不已，家中既有妻子又有幼子，白昼与幽泉，逼迫我前行的道路。当家庭遭受毁灭时，活着如同死去。等到儿子成才，本该欢乐却反而悲哀，断送了我个人的性命，却延续了我整个宗族。对于家庭来说是吉祥的，对于个人来说却是凶险的。日月运行有其时节，我依傍着同室的亲人。所有的女师们，请看着这块贞洁的石碑。

译瞽瞍说

舜的父亲在《尧典》中只被称为“瞽”，而在《左氏传》、《孟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中则都称为“瞽瞍”。这并非他的名字，而是官职名。春官中的瞽蒙有上瞽、中瞽、下�9。《周颂》称他们为蒙瞍。《周语》说：“瞽告有协风至。”《左氏传》中师旷说：“我屡次唱北风的歌，又唱南风的歌。”《郑语》说：“虞幕能听协风，从而成就万物生长。”《左氏传》说：“从虞幕到瞽瞍，都没有违背天命。”那么，掌管音乐的瞽，本来就是世代为官并继承其业，就像虞、夏之后的夔一样。不必认为他们的父子祖孙都有残疾。《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帝尧即位，于是命令质制作音乐。质于是模仿山林溪谷的声音来歌唱（注：质应当是夔），于是用皮革蒙在瓦器上敲击，又拍打石头、敲击石头来模拟上帝玉磬的声音，以此来招引百兽起舞。瞽瞍于是将五弦瑟改为十五弦瑟，命名为大章，用来祭祀上帝。舜即位后，延仰于是将瞽瞍制作的瑟增加八弦，做成二十三弦瑟。”这就是证据。唐虞时期，以官职代称而不称名字的，有三类：四岳、共工、瞽。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改为“盲者子”，这是错误的。

嫔于虞解

嫔，指妇女；虞，是国名，其国君是瞽瞍。舜是庶出之子，居住在妫水弯曲处，尧将两个女儿嫁给他，这就是所谓的不告父母而娶妻。既已出嫁并前往虞国，去拜见公婆，然后妇道才算完成，所以称为嫔。《诗经》说：“来到周地出嫁，称为在京师为妇。”先说嫁，后说嫔，意义与此相同。诸侯以国名为氏，公子代表国君，也可以称国名。史伯说：“虞幕就像晋重、鲁申；四岳说虞舜，就像郑子华、吴季札。”那么，瞽瞍是虞国的国君，就很明白了。

王基碑跋尾

魏国东武景侯王基碑的残文，在乾隆初年出土于洛阳地下，共十九行，前三行每行二十二字，第九行九格处停止，有十二字，第十四行十字，其余都是二十一字。碑文刻在下方，其上方尚未开凿。出土之时，朱书依然鲜艳，合阳的秦习谦亲眼所见，而工匠只知道捶拓拓片，没有人记录全文，于是导致文字灭失，非常可惜。碑上记载的历任官职事迹，都与传记相符，只有卒年七十二岁，是史书所略去的。查考王基去世在景元二年，上距建安五年郑玄去世共六十二年，那时王基才十岁，对于郑玄并非亲受教诲。《后汉书》特别因为王基据守郑玄的义理，常与王肃抗衡，于是将王基列为郑玄的门人，不如《魏志》只说他在琅琊境内游学，更符合事实。碑文叙述王氏出自王子成父，钱少詹事认为必定有所依据。查考碑文说：“孙湫避乱成为莱国大夫”，仲孙湫见于《左传》闵公元年，那时莱国尚未灭亡，没有理由让齐国臣子做莱国大夫。冯商说张汤与留侯同祖，汉代叙述世系已经多有附会，大概不可轻信。

老子考异

《史记·孔子世家》说“南宫敬叔与孔子一起到周国问礼”，大概是见于《老子》一书。《老庄申韩列传》说：“孔子到周国，将向老子问礼。”查考老子的言行，现在见于《曾子问》的共有四处，这是孔子所师从的，可信。至于助葬时遇到日食，却以见到星星为嫌忌，停止灵车以听候变化，他对礼的谨慎就是这样。然而他的书却说：“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动乱的开端。”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等先哲，他尊重相信前代贤哲就是这样。然而他的书却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两者相违背太严重了。所以郑玄注解说“老子”是古代长寿者的称呼，黄东发《日钞》也对此表示怀疑，但都无法辅助他们的说法，这是第一个疑点。本传说：“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又说：“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查考周王室东迁后，辛有进入晋国（《左传·昭公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国（《吕氏春秋·当染篇》），王官的族人有的流散到四方列国，只有晋悼公曾在周朝任职，其他都没有听说过。况且楚国对于周朝，声教阻隔，又不同于鲁、郑两国。而且古代的典籍旧闻，只在瞽史手中，这些人世代为官继承家业，羁旅之人无处安身，这是第二个疑点。本传又说：“老子，是隐君子。”身为王官，不能说是隐士，这是第三个疑点。现在查考《列子·黄帝》、《说符》两篇，共三次记载《列子》与关尹子问答的话（《庄子·达生篇》与《列子·黄帝篇文字相同，《吕氏春秋·审已篇》与《列子》说符篇文字相同），而《列子》与郑子阳同时出现在本书中，《六国表》说：“郑国杀其相驷子阳，在韩列侯第二年，上距孔子去世共八十二年。”关尹子的年代既然可以考证得知，那么为关尹子著书的老子，其年代也可以推知了。《文子·精诚篇》引用老子的话说：“秦、楚、燕、魏的歌曲不同，但都使人快乐。”查考燕国直到春秋末期都不通盟会，《精诚篇》称燕国自文侯之后才开始与冠带之国

译《燕世家》中有两位文公，一位是武公之子文公，司马贞《索隐》引《世本》称其为闵公，他的事迹不见于《左氏春秋》，不能说他开始与穿戴冠带的诸侯国交往。另一位是桓公之子，也称文公，司马迁记载他给予车马金帛直到赵国，约集六国合纵，这与《文子》中所称的时势正好相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去世共一百二十六年，老子将燕国与秦、楚、魏并列，那么老子已经赶上看见文公开始强盛了。又魏国建国，上距孔子去世共七十五年，而老子将魏国与三国并列，那么老子已经赶上看见魏国称侯了。《列子·黄帝篇》记载老子教导杨朱的事（《庄子·寓言篇》文字相同，只是把“朵”写作“子居”，现在江东读“朱”如“居”，张湛注解《列子》说“朱”字不是“子居”），《杨朱篇》说：“禽子说：‘用你的话去问老聃、关尹，那么你的话就对了；用我的话去问大禹、墨翟，那么我的话就对了。’那么杨朱确实是老子的弟子。”又说：“端木叔，是子贡的后代。”又说：“他死的时候，没有安葬的资财。”又说：“禽滑厘说：‘端木叔是狂人，辱没了他的祖先。’段干生说：‘端木叔是通达的人，德行超过了他的祖先。’”杨朱是老子的弟子，而且赶上看见子贡的孙子去世，那么杨朱所师从的老子不能与孔子同时。《说苑·政理篇》说：“杨朱拜见梁王，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中运转。”梁国称王从惠王开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去世共一百一十八年，杨朱已经赶上看见他称王，那么杨朱所师从的老子的年代世系就可以知道了。本传说：“看见周朝衰败，于是离开到了关。”《抱朴子》认为是散关，又认为是函谷关。考察散关远在岐州，秦国的函谷关在灵宝县，正当周朝通往秦国的道路。关尹又与郑国的列子相接，那么以函谷关为是。函谷关的设置，史书没有明文记载。在孔子的时代，二崤还是晋国的土地，桃林的险塞，由詹瑕实际守卫。只有贾谊《新书·过秦篇》说：“秦孝公占据崤山函谷的坚固”，那么这是旧有其地了。秦国自躁、怀以后，几代中间衰微，到献公才开始强大。所以本纪说：“献公二十一年，与晋国在石门作战，斩首六万；二十三年，与魏国、晋国在少梁作战，俘虏了他们的将领公孙痤。”那么函谷关的设置实在是在献公的时代了。由此说来，孔子所问礼的老聃，他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言语和行为就是《曾子问》所记载的那样。周太史儋拜见秦献公，本纪记载在献公十一年，距离魏文侯去世十三年，而老子的儿子宗做魏国将领，封在段干（《魏世家》：安厘王四年，魏国将领段干子请求割让南阳给秦国以求和；《战国策·华军之战》：魏国不能战胜秦国，第二年将要派段干崇割地讲和；《六国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打魏国华阳军。考察这时上距孔子去世共二百一十年），那么他是儋的儿子无疑，而讲述道德之意五千多字的，是儋。他入秦拜见献公，就是离开周朝到函谷关的事，本传所说。有人说儋就是老子，他的话是对的。至于孔子称老莱子，现在见于《太傅礼》、《卫将军文子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记载他的说法，而所说的“贫而乐者”与《隐君子》的文字正好相合。老莱子是楚国人，又见于《汉书·艺文志》，大概就是苦县厉乡曲仁里。而老聃是楚国人，则是因老莱子而误。所以本传“老子对孔子说去掉你的骄色和多欲的心态与淫志”，而《庄子·外物篇》则说：“老莱子对孔子说，去掉你的躬矜和你的容知。”《战国策》记载老莱子教导孔子的话，《孔丛子·抗志篇》认为是老莱子对子思说，而《说苑·敬慎篇》则认为是常枞教导老子（《吕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闾”，高诱注：“商容，殷朝的贤人，老子的老师。”商常容，枞音近而误。《淮南子·主术训》“表商容之闾”注相同。《缪称训》：“老子学商容，看见舌头而知道守柔了。”《吕氏春秋·离谓篇》：“箕子、商容因此穷困。”注：“商容，纣时贤人，老子所师从的人）那么老莱子被称为老子很久了，实际上三人不相混淆。如果《庄子》记载老聃的话，大多源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记载孔子将书藏在周室，尤其误导后人。寓言十九，本来已经自己揭穿了。

译宋世系表序

沈约所撰《宋书》中的世系表已失传，如今选取宋氏宗室中见于纪传的人物，编纂成这篇世系表，并撰写序言如下：宋武帝承受晋朝禅让，从永初改元开始，直到升平末年，共历经五代六十年，皇族本支共有百二十九人，其中被杀害的有一百二十一人，而骨肉之间互相屠杀残害的有八十人。当齐朝初年，记载彭城刘氏宗族时，大概还有存活的人，但武帝的直系亲属，以及长沙、临川两个支系都已断绝。国家的兴衰更替，历代都有，凡是公族成员，都与之休戚与共。因此商朝的后裔不足万人，却臣服于周朝；汉代的王公贵族，争相谈论符命祥瑞。在改朝换代之际，忍受耻辱侍奉仇敌，甘愿做臣仆，以保全性命和姓氏的人是有的，但未曾有过像宋氏这样，君临天下，传承九位君主，一朝革命，宗族覆灭，祭祀断绝，子孙灭绝，毫无遗留的情况。当宋国像景平年间那样完整，像元嘉年间那样治理清明，像大明年间那样威势显赫，国运尚未倾覆，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之时，父子兄弟却日日削减、月月屠杀，唯恐不及，甚至全族被杀，灾祸波及婴儿，使得年幼者不能长大，壮年者不能生育，最终导致宗族稀少衰弱，王室衰败，奸雄在一旁窥伺，拱手促成宗族断绝的祸患，难道不令人悲哀吗？或许有人说，武帝出身平民，经营天下十余年，最终成就王业。当时晋室宗亲几乎被诛杀殆尽，而共同举义的人很少存活，开创基业、垂范后世，只是为了应付一时的需要，并没有积累德行仁爱的传统，娄敬、干宝那样的陈词滥调，已经显得迂阔而远离实际情况了。过去汉、魏末世，虽然受到逼迫夺权，但历经多年传承，最终保全了吉祥，下至昌邑王、海西公，还能终享天年，未曾公然操刀杀戮。自从刘裕解除桓玄的玺印，人心尚未断绝，武帝借此倾覆桓氏，殷商的教训就在眼前，零陵王因此未能幸免。从此以后，禅代的君主，不同世代却遵循同样的轨迹，而君亲相杀的祸患，沿袭下来无人革除，实际上是从武帝开始的。用象人殉葬，尚且可能导致没有后代，何况身为战争祸首，祸患流及后世，却希望子孙美名长存，怎么可能呢？当武帝刚即位时，威德在人心中，内外臣服，他所忧虑回首顾盼、不能喘息安息的，只有前朝君主罢了。等到前朝君主去世的消息被掩盖，子孙稳固如磐石的计策，即使到现在也可以存在，但不到两年，前事的教训，继承大统的长子，先遭受祸害，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天道好还，制定法则反而自我败坏吗？后代的衰败，也就可想而知了。唉！没有一民一土的凭借，战必胜，攻必取，总揽英才，振奋风俗，遗诏中告诫继任者的意思，确实是人中豪杰。认为祸患的到来，不可逆转。知道致力于增进德行，而不多加杀害无辜之人作为防备，这才是上古三位圣王祈求上天永保命脉的原因。

泰伯庙铭（并序）

吴地有君主，从泰伯开始。百姓初生时，依仗血气之勇，都有争强之心。有圣人出现，制定君臣长幼的礼节，教导他们礼让，然后百姓的心志得以安定，群居而不混乱。黄帝、尧、舜就是这样的人。在这个时候，大江以南，五湖之间，水草聚集的地方，蛇龙居住其中，声教未能到达。等到泰伯舍弃嫡长子之位，自我放逐到荆蛮之地，实际上治理周礼，百姓受其感化，拥戴他为君主，吴国由此成为国家。后来，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达到周道的极盛。而句吴的兴起，竟在周道极盛之前的三世百年，山川之气与王化相会，在这里开启。在中国之前，有黄帝、尧、舜；在吴地，有泰伯。开创万物成就事务，他们的功绩是一样的。等到周室东迁，王者的踪迹消亡，而季札审察音乐，言游学习礼仪，在上国结交，向孔子求学，文武之道都具备在这里。伟大的泰伯啊！以谦让造就周礼，以教化吴地。王业既成，民俗于是改变。考察行为论功绩，只有至德不足以尽述其美。法度施于百姓，列入祭祀典章。汉代吴郡太守麋豹，实际开始建立祠堂。虞潭以下，有举荐没有废弃。自从阳人成为聚落，甬东未能到达，王季、仲雍最终不被祭祀，而泰伯在这土地上享受血食，百世不迁。礼所说的“诸侯祭祀因国在其地，而没有主后者的”，这就是它的意义吧。岁在强圉，道路经过祠堂下，仰望屋椽，怀念德音，而雅颂不歌，其事金石刻画，掌管故典的人没有听说。因此作这首词，以代替周乐。铭曰：

只有江外方才在扬州成为裔民，从泰伯向东，吴业因此光辉绵绵。吴土是泰伯的疆域，简化其草野服饰，资助以章甫冠。有笋，有蒲，有鲂鱼，有鱮鱼。老人既安康，于是成为宾客的俎肉。青色质地的羽毛，于是教导野舞。伐管会稽，和以土鼓。三江环绕，灵气所吹拂，万物嘉美生长，不能自我举起。天启之心，譬如及时雨。显允周道，海滨是起始。二南未兴，当殷末造。文公多才多艺，实际彰显诗乐。上溯姜嫄，以及烈考。嗟嗟伯氏，从他有耀。西虞其宅，不登清庙，闲于弦歌。太师没有教导，只有这吴人，永世丕冒。为而不有，谁得而称。刻此乐石，文献其征

述学别录

讲学释义

讲，是讲习；习，是习肄；肄，是讲习。《国语》说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春秋左传》说大雩在梁氏讲习。又孟僖子生病，不能相礼，于是讲学。《月令》

译孟冬之月，天子于是命令将帅演练武事，练习射箭、驾车和角力，这就是“讲”的含义。古代施行教化，凭借四种方法：文字就阅读它，诗与乐属于同类，就诵读它、歌唱它、弹奏它、舞蹈它，揖让周旋，以此来施行礼仪。所以他们学习这些，总是与人共同进行。学习并时常温习，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这就是所说的君子与朋友讲习。《传》说：“夜间练习《小雅》中的三篇”，又说：“臣认为练习学业并达到标准”，都是指这个意思。学生练习，老师就跟随并教导他们。《礼记》说：“小学学习干戚之舞，大胥辅助他；学习戈戟之舞，钥师丞辅助他；春季诵读、夏季弹琴，大师在瞽宗教导他们；秋季学习礼仪，掌管礼仪的人教导他们；冬季阅读典籍，掌管典籍的人教导他们。”说“学”，说“赞”，说“诏”，必定都有言语交流。所以在文字上“讲”从言部，在施行礼仪时，有时称为“相”，有时称为“傅”，本质是一样的。孔子到宋国，与弟子在大树下练习礼仪。鲁国的儒生们讲习礼仪，在孔子的墓前举行乡饮酒礼和大射礼，这都是讲学的表现。礼仪和音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身体，所以孔子担忧学问不被讲习。后世人们整天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性命之理，却称之为讲学，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译释“夫子”

古时公、孤、卿、大夫都称“子”。“子”是五等爵位之一。《周礼·典命》说：公的孤卿是四命，用皮帛作为信物，其地位相当于小国的国君。《大行人》说：大国的孤卿，其礼仪相当于小国的国君。《春秋传》说：列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小国的国君就是子爵和男爵。子爵和男爵等级相同，不能并列称呼，所以保留“子”而省去“男”，遵循尊崇者的称呼。周王室中如刘子、单子就是如此。列国中如高子、国子也是如此。周王室中，生前称“子”，死后配谥号称“公”。列国中，生前称“子”，死后配谥号也称“子”，这就是区别。称“子”而不成词，就称“夫子”。“夫”是人名中的指代词。在《春秋传》中出现的例子有：“夫”指称国君说“夫”，难道不知道吗？服虔说：“夫”指称斗伯比说“夫”，石犹还生我。服虔说：“夫”指称孟孙说“夫”，不厌恶你吗？服虔和杜预都说：“夫”指称太子说“夫”，难道没有姻亲族人吗？杜预说：“夫”指称晋国说“夫”，也就更懂得治理了。杜预说：“夫”指称尹何说“你”，“夫”也，必定灭亡。杜预说：“夫”指称华亥就是这样。用“夫”配合“子”，所谓取足成词罢了。凡是担任大夫的人，从适子以下，都称他们为“夫子”。孟献子、穆伯的孙子，穆伯的两个儿子，亲近地称呼他们的伯父为“夫子”。崔成、崔强称呼他们的父亲也称“夫子”。所以知道担任大夫的人，惯例称“夫子”，不因亲疏有别。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他的门人称他“子”，称“夫子”。后人沿袭作为师长的通称，而没有追溯其起源的（《左氏春秋·昭公七年》：孟僖子召集他的大夫说：“我如果去世，一定把说和何忌托付给夫子，让他们侍奉他。”疏说：“身为大夫，就称夫子。这时仲尼尚未做官，不能称为夫子。用未做官时的话作为做官后的语，这是左丘明意在尊崇他而失于事实，更加知道只有卿大夫才能称夫子）。

释“厉”字义

戴君说：“《卫风》‘深则厉’”，《说文》作“砅”，说“踩着石头渡水”。《尔雅》却说：“穿着衣服涉水，水深超过腰带以上叫厉。”这是《尔雅》的错误，应当遵从《说文》。查《说文》“砅”或作“濿”，“厉”是“濿”的省文（下面也说“徒步行走涉水叫厉”），这两个字义正通，并非《尔雅》的错误。“踩着石头渡水叫厉”，“穿着衣服涉水，水深超过腰带以上也叫厉”，一个字两个意义，不可偏废。《诗经》有“狐在彼淇厉”，《楚辞》“石濑兮浅浅”，“濑”与“砅”同，这是“踩着石头渡水”的“厉”。《列子·说符篇》：“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河桥上停车休息观看，有三十仞深的悬水，九十里宽的漩涡，鱼鳖不能游过，鼋鼍不能居住，有一个壮士正要涉水而过。”这是“穿着衣服涉水”的“厉”。《诗经》“都人士垂带而厉”，传“厉是垂下的带子”，《方言》“垂下的带子叫厉”，《礼记》“大带垂下三尺，涉水时垂下的部分先湿”，这又是因“水深超过腰带以上”的“厉”，辗转训释而产生的，是名也。“深则厉”的意义，以《尔雅》为优长。

释“郢”

孟子“文王卒于毕郢”，赵氏注只说“毕郢，地名”。伪疏却说“郢，楚国都城在南郡”，这显然毫不相干。查《周书》《史记》解释“毕”，程氏以“亾”，《吕氏春秋·具备篇》说“武王曾在毕裎陷入困境”，高诱注“毕裎，毕丰裎，丰为丰，也没有依据”。《周书》说“王季住在程”，又说“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召南谱》正义说“程也在岐山南面，是周地的小别称”。皇甫谧说“文王迁居到程，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的西面，文王从程迁到这里”。“皇矣”诗说“测量那鲜原，居住在岐山南面，在渭水之滨”，正义认为就是程邑。那么郢、裎、程只是同一个地方，字形声音略有差异罢了。

六国独燕无后争义

顾处士认为秦灭六国，唯独燕国没有后代，说是燕国抛弃了其宗族枝派。我认为六国中燕国弱小且偏僻，到易王时才见于史书，所载国事多简略，公侯卿大夫也很少见于记载，叫市被，叫骑劫，叫栗腹，叫卿秦，叫将渠，叫鞠武，都是将相大臣，没有证据确定他们不是同姓。秦灭六国，世家记载韩说“俘虏王安”，赵说“颜聚逃亡，王迁投降”，又攻破嘉，于是灭赵；魏说“俘虏王假”，于是灭魏；楚说“俘虏楚王负刍”，燕说“俘虏燕王喜”，终于灭燕；齐说“秦兵进入临淄，王建于是投降，迁到共”。而《淮南子》说“迁流到房陵”，《列女传》说“秦杀王假，诛杀群公子，灭其族”，《货殖传》说“俘虏卓氏”，《信陵君传》说“屠大梁”，《货殖传》说“迁宛孔氏”。秦的威虐所及，世家记载不全。以秦对燕的切齿痛恨，既已兼并天下，逐杀太子丹、荆轲的门客都逃亡，渐离改名换姓，为人佣工，既因善于击筑得赦，那么王喜、太子丹难道有后代吗？《高帝纪》云“高祖说：‘秦始皇

译秦始皇、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都断绝了后代。”《张耳陈余传》中说：“秦朝无道，攻破别人的国家，毁灭别人的社稷，断绝别人的后代。”根据这些记载，那么六国遭遇暴秦的时代，国家被灭亡且没有后代，不能责怪燕国宗室的不振作。况且六国的建立，不过是豪杰借他们的名号来收揽人心，并非一定是为了本宗支系的打算。韩广率领军队巡行燕地，燕国旧日的贵人豪杰对韩广说：“楚国已经立了王，赵国又立了王，燕国虽然小，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希望将军自立为燕王。”当时楚国立陈胜为王，赵国立武臣为王，燕国立韩广为王，又有什么不同呢？处士博学多识，详细解说，内心所信奉的，但这句话却不准确，所以我为此与他争论。

译五诸侯释义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王率领五诸侯的军队向东讨伐楚国（《汉书》记载相同）。这五诸侯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魏王魏豹、韩王韩信。汉二年，汉王向东攻占土地，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司马欣都投降了，韩王韩昌不服从，汉王派韩信击败了他，改立韩太尉韩信为韩王。三月，汉王从临晋渡过黄河，魏王魏豹率领军队跟随，他的国土、位号、军队都具备，所以将他们计入五诸侯之中。章邯当时正被围困在废丘，司马卬已经被汉军俘虏，那么应邵说有雍王和殷王，如淳、徐广说没有韩王而有殷王，韦昭说没有河南王而有殷王，这些都是错误的。张耳只身投奔归命，哪里值得提及他的士卒？留侯张良用多种计谋误导楚军，怎么能作为依据？颜师古的说法荒谬了。

答复钱少詹事的提问

问：《陈书·本纪》记载：“太建五年，左卫将军樊毅攻克广陵楚子城。六年，广陵金城投降。十二年，周广陵义主曹药率领部众归附。”以上三条所说的广陵，是现在的江都呢，还是后魏侨置的广陵呢？

答：您问《陈书》宣帝太建五年、六年、十二年所说的广陵，都在现在扬州府治以北四里处，即汉代的广陵国，隋代的江阳县。陈朝继承梁朝战乱后的局面，淮南的州郡有的陷落有的幸存，广陵则依然作为南兖州。太建五年，樊毅跟随吴明彻北伐，当时军队路线由长江进入淮河，再由淮河进入泗水。六年，刚刚攻克寿阳，江北兵力正盛，楚子城、大概是军戍的别垒，被齐人所占据，所以樊毅传中说“攻打广陵、楚子城，攻克它们，击退齐军”是正确的。至于曹药的归附，是在太建十一年淮南全部失陷之后，那时也得到了一队人，但从未得到那块土地。本纪说“南北兖、晋三州以及盱台、山阳、阳平、马头、盱眙、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百姓，都自行撤离前往建邺”，也是这类情况。这时周朝在广陵设置吴州总管，作为重镇。义主，《南史》作义军主，在辞义上更完整。陈、齐、周交战，南到建康，北到吕梁，西到寿阳为止。如果说是魏朝侨置的广陵，那是分东豫州设置的，根据《隋书·地理志》，东豫州在汝南新息县，是陈朝兵力所达不到的地方，况且魏朝兴和年间设置的，到这时或者合并或者废除，不可得知，而且人口不满二千，无缘无故另有城戍。

答复别人的提问

问：郊祀使用牺牲，而《易传》说：“圣人烹煮以享上帝”，难道也有献祭牲体、折俎吗？

答：《周语》记载禘祭和郊祀之事，则有全烝。郑玄注《内饔》：“放入鼎中叫脀，烝和脀，是古今字罢了。”《礼器》说：“郊祀用特牲，郊祀用血；大飨用腥，三献用爓，一献用熟。”注说：“血腥、爓熟，远近具备，是古今的区别。尊者先取远的，依次递减，到小祀只用熟的罢了。”这里说天子祭宗庙和郊祀，血腥、爓熟都具备，群小祀以及大夫、士祭祀祖先，只献熟肉罢了。上级可以兼用下级的，下级不得僭用上级的。韦昭训：“烝为升。”这是对的。说禘祭和郊祀都用血腥，则未尽其意。既然说全烝，那么牲体不解剖可知。记载称“函牛之鼎”，大概是用在这个地方吧（郊祀有燔燎，正祭只有特牲。熊氏、皇氏认为分牲体而使用）

唐元宗《鹡鸰颂》跋尾

唐元宗的行书现在存世的，只有金仙公主碑以及石台孝经后的批答手书，都丰劲气象，伟大得让人望之心慑。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还让人想见其盛况。这本书笔致翩翩，可以说具体而微。行间有时有米芾的法度，有人怀疑是米元章所摹。然而米元章善于仿古，往往乱真。如果出自他的手，也可以说是买王得羊了。根据《集古录》称，王沂公旧有刻本，现在不可见。这卷较戏鸿堂所刻，毫发无异。所以知道是其底本。董思翁精于鉴赏，自然先得我心也。

徐季海书《朱巨川告身》跋尾

《宣和书谱》收录唐人告身共三十六件，现在存世的只有这一件罢了。自从洪武年间尚书开济刊定文书颁行新格式，唐宋以来的旧式后人于是无从得知。这件作品戏鸿堂、快雪堂两刻都删去官阶，只保留署名，意在从简，不如停云馆所刻颜书《朱巨川告身》得体。其敕由中书而门下而尚书，当日三省职掌如此（侍中、中书令很少正式授予，中兴后功臣方镇大多作为加官，虽然不判省事，仍列其官。崔佑甫传记载朱泚、郭子仪事，也是这个例子）尚书省诸官自署其名，而中书、门两省皆令史所书者，因为告身是尚书吏部的事，所以在中书、门下两省只录其文，如同现在的钞白。尚书只有左丞者，因为左丞总领吏、户、礼三部。署名不署姓的六人，曰鸿渐、绾、庆、焕、亚者，是杜鸿渐、杨绾、裴遵庆、蒋焕、杜亚。鸿渐、绾、遵庆、亚及元载入皆有传，蒋焕见崔元暐传。当时遵庆年纪将近九十，可谓衣冠盛事。曰察、延昌者，《宰相世系》

译表中提到王察、李延昌都符合当时的情况，但不知是否就是他们本人。郗昻著有《乐府古今题解》三卷，见于《艺文志》。这道告身旧传为徐季海所书，当时徐季海从庐州被召入京城，再次担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职位尊贵，书写告身本来不是他的职责，如果是告身本人出于私情请求他书写，那倒是有可能的。其笔势沉厚雄健，具有怒狮抉石、渴马奔泉的气势，因此知道非徐季海不能写出。这篇跋文是为毕尚书所作。

译云麾将军碑跋尾

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上所记载的历任官职，都与史书相符。史书大概是采录碑文来撰写传记的。李思训曾担任江都县令，李北海（李邕）就是他的县民。碑文中提到的“侄吏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院学士修史”是指李林甫。李林甫是李思训弟弟、扬州参军李思诲的儿子。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李林甫以黄门侍郎的身份兼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时他资历尚浅、声望不高，所谓以其他官职兼任，名分并不正当。到了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他晋升兼任中书令，这才成为真正的宰相，而“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就不再使用了。这是开元时期的制度规定。他担任吏部尚书，则是开元二十七年四月的事。当时李北海六十三岁，这块碑的树立应当在此之后。又过了八年，李林甫构陷杜有邻一案，李北海因此含冤而死。文字的缘分，不足以庇护他的性命。李林甫的残暴狠毒，真是令人畏惧啊。云麾将军碑的书法出自王献之，变革原有风格并加以强化，更加刚劲险峻。在用笔方法上，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了。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各自以书法称雄一代，其实都是从这块碑中汲取了法度。所以这块碑确实是书法的津梁。

怀素草书千字文跋尾

怀素自题说：“贞元十五年，我六十三岁，应当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到贞元年间，已是德高望重的郎官。石书记在贞元二十九年，那时人书俱老。自叙帖中所说‘恨不与张颠长史同时’，正是此意。”王右军的草书，正如德骥驰骋的气势，坚固而保存下来。虔礼的讥讽，王献之、米芾的议论，张旭正是担心其放纵罢了。这幅作品深沉郁结、权变奇崛，生气勃勃，而追求王右军的法度，不失毫厘，没有狂放张扬的习气，可以说是草书的中兴，书家中的圣人。在唐代，只有《书谱》足以与之抗衡。过去安氏得到《书谱》真迹，刻印流传于世，世人称为千金帖。这个本子可以与之争席了。王澍给事中曾说，王右军之后，只有智永的《草书千字文》、孙过庭的《书谱》足以称为继承者，可谓知言。但我惋惜他没有见过这个本子。这三家的学问，王右军各自不相谋合，譬如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内而遺其外，这就是所谓的深造自得。然而除此之外，也很少有声息了。颜鲁公、杨少师的草书，在意外雄奇方面胜过王右军，终究是别派罢了。每天面对这幅字，说不出它的美。记得唐太宗论王右军书法说：“云烟霏雾凝结，形状看似断却常连；凤凰展翅鸾鸟飞翔，气势看似奇险却归于正。”可谓善于形容了。请为怀素大师诵读这些。此跋是为毕尚书所作。

高府君墓志跋尾

高力士，是太冯盎的曾孙，作为延福的养子。延福没有其他才能，因为高力士的缘故，生前共享恩宠，死后扬名，大概有天幸吧。谁不是人的儿子，如果想要保全世代、光宗耀祖，尚且要念及这一点啊！汪中赠谦之学书并题。孙季良好见《新唐书·文苑传》。延福还有神道碑，由张燕公撰写，见《文苑英华》第九百三十一卷。墓志说：开元十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碑文说是十二年，享年六十四岁，不知哪个正确。碑文及《唐书·宦者传》都说名叫延福，大概是以字行于世。

定武石刻修禊叙铭

唉，我福薄，居于贱位且贫穷，晚年得到这件宝物，希望伴随我终生，活着时不被掠夺丢失，或者用来殉葬哀悼而听任它，确实是仁人。

定武修禊叙箧铭

云门在梁昭陵，用玉鲛龙守护它，船行不翻覆。

扬州营游击白公颂（并序）

古代的政典，从军将到伍长，都从六乡的官吏中选取。平时治理他们的家庭、井田、放牧、饮食、射猎、读法之事，有变故则授予他们兵器，掌管征发命令。对于事务没有不应当做的，所以恩信在人，周知里巷的疾苦，所到之处都有功绩。兵农分开，文武异其用。武臣虽然存心利物，但势有所不得为，所以功盖天下，却不足以得民心。夫事不越职，而道济于世，这是白公之所以不可及的原因。白公以侍卫历任扬州营游击，以体恤和训练士气，既施政严肃，人驯服，没有成群饮酒喧哗于市的人。凡是利民之事，如同迫于自身，宣扬德政通达民情，政令没有隐瞒。追捕纠察暴行，人们告知其心。其他官吏有的沉溺安逸不合度，畏惧白公清直，辄逡巡收敛行迹。虽然臧谷妇子，无不祭祀祝祷，洒然如出一口。而白公的德政尤在救火，城市穷乡，火苗一发，则匹马如风，万人辟易而至，跃入火中，火烧及须眉，指挥水龙，应手而灭。所以自从白公到来，火不为灾。夫兵犹火也，先王以火政彰显天地之光明，化腥臊而救时疾，利益众多。燎原之势不可接近，于是以生人之道杀人。兵者凶器，圣人制作它以威慑不轨。于是以杀人之道生人，周以司爟隶属夏官，而掌管行火之政令。天生五材而并用，大概以兵火为官联，而白公能举其职。比之攻城野战，剿民命以为名的，其功为大。《诗》说：“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岂

译这难道不是仁人君子所追求的利益吗？我隐居在家，翻阅典籍，每每回顾古代贤人的治国功绩，那时和风拂面、甘霖普降，万物得以成就，百姓安居乐业，我常遗憾自己未能生于那个时代，去歌颂传唱他们的德行事迹，何况我身处后辈之位，怎敢忘记他们的美善功业？这位姓白名云的先生，是上河内人。颂辞说：

译猿臂修长，面色红润。骑着骏马，身穿锦衣，光彩照人如同神人。吸吮伤口，分享甘甜，靠近他感到温和。笑声不断，温暖我的头额。红旗四处挥舞，烟雾消散，煤炭熄灭。荧惑星和风师，沉默退立。原野的土地没有焦枯，万片瓦片依然赤红。系上战鼓，宰杀山羊，聚会饮酒，心中喜悦。创作这首好歌，来记录文石的事迹。

师君赞

每天准备盐谷，养活千人，既安定又聚集，回归到井溢（村名师姓所居）。各位君子，看这淳厚的德行，水灾毁坏、树木饥荒，年份没有我的困厄。

褊箴

峭厉峻急，不能聚集福气；泛爱宽容，游心自得。弓张必弛，以涵养本性。在丑类中谁尊贵？只有学习的竞争。华山倚天，其山脚却平坦；陂泽流恶，不迅速而清澈。与其追求高，不如追求大？其大廓如，浑如，大概没有灾祸。

朱先生学政记叙

乾隆三十六年，先生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提督安徽学政，于十一月甲子日到任。既进行岁考，又遍行科考，到达安庆，刚完成事务，因造册有误，被贬职离去。在官任上共两年。先生敦厚有大度，深切怀念故旧，然而廉洁正直无所苟且。自他年轻时已负盛名。既在翰林院徘徊二十年，成为通人学士的归宿，所以所到之处常致力于扶持道教，以人材、经术、名义为急。在婺原得到故岁贡生江永、故处士汪烜，将他们的书上报朝廷，且在紫阳山祭祀，与朱子合食。在亳州得到陈烈女，在阜阳得到张烈女，在和州得到薛孝子，为他们立碑于墓上，率领有司以特牲祭祀其墓。都是身不接触其人，其事不隶属于学官，而激扬慨慕若恐不及。表彰门第配祀，潜德用光百世之下，听到其事者感动。岂所谓树立风声者吗？信乎大贤之德长也。先生教育不单一术，其要以通经习小学为大端。凡是所甄引，都著于录。曾慨叹史文阙略，搜罗所部金石遗文，得三百余通，另编为《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遗刊误，使古事昭晰于真。文忠公讲学丹阳，及元张羽侍奉不屈，事尤核。先生既被议，天子仍将置于翰林，领四库书局。诸生乐于先生之教，而惜其去。重念古代行人之职，固以万民之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反命于王，以此周知天下之政。因此嘱托中次其事迹，兼仿赵商、郑志的例子，厘为四卷，使后之教者有所取法。先生对人多所爱，故居官常过于厚，强其所不足，而慎终如始，则先生优为之矣。旃蒙牂牃寎月谨叙。

龙潭募建避风馆疏

江东之渡，秦汉以上在江乘，自从齐澣开伊娄河，才下趋于京口，而龙潭当其中，为唐升州立下蜀戍地，往来者多取此径。地属句容，治为句容城，向北行七十里至此入河，又向东北行二十里至龙趵州，才出大江，又向北行二十里至青山，为仪征地，又向东行十里至新河，江路自此止，又向东行十里至仪征城。其江北上岸下船皆在新河，其江南上岸下船皆在龙潭。新河居民旅店相鳞次，风向不利则就宿焉，故行者无所苦。龙潭既然离江远，包以回沙复屿，蓬苇蒲参错，故风水之信，常不得而悉及。船达江口，其地荒野无迹，而船率露版无篷，不可以栖息，或雨雪日暮加之皇迫，故颠风怒必犯险而渡焉。当其时，中流灭没在望也，号呼冤痛之声相闻，而势不能以中止，举不赀之躯，明知其畏途也，而蹈之，至于并命于鱼腹，一瞑而万世不视，这是可哀的。若其颠连惊悸，病惑失志，遂为弃人的，又时时有之，而财物之亡失则不足以道。今度龙趵洲之南高邛之地，夏水所不至者，造草屋三间，中祀江神，召僧之强干愿诚者主之，仿京口之制，榜曰“避风馆”。官为条教，不可使胥役参与其事。凡南来之船遇风则止，其下宿者，人出三钱归之僧，饮食听之，贫者酌情减少其数，风止乃行，于船费勿有增减，以龙潭埠户领之如故。且天险既夷，行者日多，维舟之人亦无不利焉。此地旧为江船停泊，又句容漕船每岁经过此地交兑，百物市易之利久而自生。若使居人稠聚，更建汛地，北向青山营，为江南屏蔽，守望相助，盗贼盐枭皆得资其防缉。至龙潭差役既繁，船多敝漏，尚将招募红船二以备不虞。今其力不能骤集，建屋之费约银二十两，馆初建，恐四方行旅不能知，僧无所得，酌与薪米银十二两，共应用银三两。凡诸乐善之人，幸相与完成之。呜呼，人生实难，况非死地。井，有人焉。君子可逝。故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易经》曰：“泽上有地，临。君

译您凭借教化思虑没有穷尽，包容保护百姓没有边界。”他之所以能使天下百姓没有一个人不蒙受他的恩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译给刘端临的信

汪中再拜，恭敬地致信给端临先生。从前，我与次卿是深交好友。次卿去世后，我不再与外地的人结交。我认为在疾病死亡之际，不能保证一定能见上一面，这样反而辜负了对朋友的愧疚，所以不如就此作罢。虽然如此，我从家乡生长，直到在各地做官求学，道路上朝夕相处的人，哪里能计算得尽，但内心认可的人不过三四个罢了。至于志向高远、仰慕古人，崇尚与那些古人交朋友，如果赶上那个时代与他们一起进退揖让，又何必一定要亲眼见到他们才感到快乐呢？所以我和端临先生闻名而思慕，见面后彼此认可。没过几天就匆匆分别，离群索居的感慨，常常郁结在心中。然而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如果学业和品行能够彰显于后世，而人们能知道我们互相观摩而变得美好的美德，那么百年人生容易耗尽，而天地却是无穷的。今天的交情，并非偶然，离散的原因又不足以挂怀。我看到族兄观鲁道先生的涵养宁静之言，认为深深切中我的弊病，相对叹息了好几天。观鲁说：“您过去不接受别人的劝告，而现在对刘先生心悦诚服，有什么说法吗？”我对他说：“过去人们立论，起初想要挫败我以求胜利，最终归结为破坏原则以迎合世俗，这正好激发我的激愤罢了。刘先生希望我修养德性而不放纵血气之勇，这就是我信服的原因。”先生天资清高纯粹，庄重而有道，学问之事，我哪里敢多嘴？只是居官办事，一定要追求实用，不要让拘泥文法的俗吏得以随意诋毁儒者。至于冒犯威严敢于进谏，坚守节操为正义而死，则必须常怀此志以成就我的浩然之气。这是小心谨慎、持守恒久之道，足以有所作为。自思生平的风节义理，不应当说世俗可以买卖的言语，于是痛快淋漓地说了许多。又因为朋友之间互相称呼表字是礼节，所以想与端临先生实行。天气寒冷，恳请勉力进食，保重身体，以慰远方之人的心意。提笔时心中茫然，汪中再拜。

给端临的信

正月二十一日，汪中叩首恭敬地致信给端临大兄先生：去年十月收到您四月寄来的一封信，得知您留在京城教学，等待科举考试的结果，对于您的谋生之计非常得当。即使会试不一定能中，或者在书院得到一个教职，也足以赡养双亲。家境贫寒不可长久忍受啊。新年又收到您的信，得知有几条校正文字的内容，可惜没能指示一两条。我对经文也有几处校正，希望先生教导我。《尧典》中“光被四表”，伪孔安国传将“光”解释为“充”。戴震先生说：“光”应当是“横”，本来与下句是对举的。我查考郑玄《治古文尚书诗噫嘻笺》说：“噫嘻啊，能成就周公的功业，他的德行已经显著至极。”说的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颂》诗谱引用这里也作“光”字。《噫嘻正义》引用注解说：“说尧的德行光耀遍及四海之外。”这是郑玄的注解。可见不是“横”字是很明显的。《汉书·宣帝纪》：“甘露二年，陛下的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那么“光”又不可以用“充”来解释。古音“横”“黄”同音，“黄”从“炗”，古“光”字的写法，那么就不必把“光”改为“横”了。《多方》说：“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在意义上不通。《周颂·武》正义引用《尚书》说：“天惟五年，须暇汤之子孙。”多了一个“汤”字，意义才完整。《文苑英华》七百五十二卷，朱赞则《北齐文宣论》则说：“须夏汤之子孙。”又把“暇”当作“夏”解释，也讲得通。这些异文不可不知道。执金吾武荣碑也说“世载德”，杨震碑也说“世继明”，绥民校尉熊君碑也说“世载德”，李翕《西狭颂》（今在成县）也说“世赖福”，中常侍樊安碑也说“世载德”，樊毅修华岳庙碑也说“世克昌”，先生郭辅碑说“休矣”，也说“世”（都见于《隶释》），“世”就是“奕世”的意思。那么《大雅》中的“不显亦世”，就是“丕显奕世”罢了。顾炎武已经解释“不”为“丕”，而“奕世”是我所得到的。《月令》注中有“娠”，《经典释文》注音“身”，又注音“震”。那么《诗经》中“大任有身”，载“震”载“夙”，《左氏传》中“震大叔”，“身”“震”都与“娠”相同。《礼记》中“壹戎衣”，《康诰》及《左传》宣公六年所引都说“殪戎殷殷衣”，郑玄的注解已经说过，“壹”就是“殪”的误字。所有这些条目很多，可惜不能一一为先生说明。去年交州、歙州的程举人瑶田、洪中书榜两位先生，与金殿撰对于戴震的学问，都可以说是具体而微。又盛夏客居江宁，与钱少詹事朝夕相处，谈论非常投合。可惜不能为先生详细说说。程先生现在在丰润，时常来到京城，客居歙县会馆。这个人有体有用，不可不结交。李成裕客居彭侍郎幕中，王怀祖竟然没有出山的志向。两人都衰老多病，日益抑郁。李先生相见时，常常以先生笃信宋人为遗憾。君子的学问，如同蝉蜕一样，幡然改变。不知道近来进德修业，是否也曾心中醒悟？您所说的鸠集文字，我也一向有此志向。然而我的志向，在于《述学》一书，

译文章辞藻不过是末节罢了。路途遥远，相会稀少，相思之情怎能停息？只望您多多保重，不胜感激，汪中恭敬叩首。

译给竹君先生的信

八月二十三日，学生汪中叩头恭敬地写信给先生：七月初，剱潭到达，我曾恭敬地写了一封信呈上。后来收到诚斋先生的信，得知先生入夏后患疟疾非常疲惫，因此我想去歙县探望您。计算行程可以在黄山拜见先生，恰逢秋热侵袭人，老母亲旧病复发，所以没能成行。向南眺望心中惆怅，心意不知寄托何处。从前培养人才的计划，管仲期望用百年时间；宽容善良的臣子，秦穆公认为他有利。眼前平庸的各位官员，除了先生还有谁能担当重任呢？因此对先生的期望越深，就越努力引荐；负担越重，先生处理得越豪迈。喜爱憎恶、毁谤赞誉的根源，遇到先生就平息了；恢弘奇特、傲慢轻率的习气，投到先生那里就融化了。请求假借恩泽的情感，先生竭尽所能地满足。那么先生大概乐于此而不知返回吧？这就是先生之所以大大不同于我汪中沉溺于世俗习惯，碌碌无为，在古人面前无所成就的原因。做学问的方法，直到今年我才窥见门径。任重道远，无法自我达成。众多疑难问题，请教正途没有门路。那种急切而无欢乐的心情可想而知。家乡的人事，几个月来颇为衰落。光伯叩城，竟然冻死；楚望谈论经义，整天没吃饭，恐怕要为他续命怎么办？方公向上汇报事务，恭敬地有礼贤下士的礼节。在方公门下的人，程检讨和我汪中，都是他的部属百姓，而我汪中尤其依赖他。承受先生的荫庇，没有止境。唉！人生来就有群体，于是有相互为用的态势。形势紧迫而事情兴起，于是有作为并导致这种情况的情感。由此知道人生的艰难。寻找珊竹公墓诗一卷呈上。我汪中很久不亲近刻版印刷，几年不再作诗，看了就忍不住失笑。李朝阳这个人，曾经在程检讨的座席上见过他，他轻视我汪中，大概是杜温夫那样的人。剱潭日常郁郁寡欢，我汪中与他闲谈，认为这不是长寿的征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有信敢请求转交给他。恳请先生起居万福。汪中叩头。

给朱侍郎的信

十二月十五日，汪中叩头恭敬地呈信给夫子门下。七月中，纪纲北上，我收到手书以及犀角、华荚、联舟器一件。我母亲在七月初一去世，所有在远方的人，都没有告知丧事，所以不敢前往您身边。我正居丧守孝，根据礼制，除了丧事不谈，所以没能恭敬地问候您的起居。现在葬礼虽然还没举行，但时间拖延，已经过了三虞、卒哭之后，心想人事应该可以通融了吧？母亲在衰微的宗族中食贫守志，有再造之功。我撰写了一篇墓铭，表述先人的德行，卖子之痛，孤苦之哀，都记载在文章中。稍有空闲时当抄录一本呈上，所以这里不详述。在石碑的开头，大字书写七个字说“汪氏母劳苦之碑”。只有遵循母亲随儿子安葬的道义，凯风、寒泉的思念，彰显于后世，大概可以不朽。敢请求夫子署名题写，借助您的清高德行，来发扬幽微的光辉。夫子您哀怜并答应吗？巡抚毕侍郎今年购买书画七百多两，人参白术的费用，丧葬的资财，都取自于此，实在令人感激。先前承蒙夫人为我致信，因此得以到达。汪中叩头。

再有一事请求，秀水郑赞善，是一代名德，而且与先师学士有渊源旧交。身后有三个儿子，都贫穷不能自立，但清门世学，文行修饬。他的第三个儿子师亮，常年卧病，似存似亡。第七个儿子师靖，寄食亳州，仅能糊口。第八个儿子师愈，才调最美，相比赞善，可以说具体而微。又擅长星命，以此入世，雅俗共赏。先前依附金粮储，粮储用财，有坤道的吝啬。现在又死于官任，郑君更加无所依托，表彰康成的故里，字任昉的孤儿，不指望夫子，还能指望谁呢？况且此人，是国子监生，没有考校之事，推荐一个馆职，没有嫌疑。夫子您有意吗？我与郑君很久不见，时常想念他，所以敢陈述请求，希望垂意。

给巡抚毕侍郎的信

汪中叩头恭敬地回信，年伯弇山先生阁下：收到手教以及给盐政全公的信，私下认为阁下的德量，古人未曾有过。为什么呢？古人虽然喜好士人，必定见到其人然后喜好他，而阁下却施恩于您所不认识的人。推究这种心意，天下的士人，难道有一个不被您的恩泽覆盖的吗？近来您移节河南，年成不好，荒政全部施行，饥荒而不为害，只有古人才有。如果大旱用作霖雨，又说百姓望君如岁，在先生身上看到了。从前子产治理郑国，西门豹治理邺县，汲黯治理淮阳，黄霸治理颍川，虞诩治理朝歌，张全义治理洛阳，都以良绩光耀史册。先生既然兼有这些地域，又兼有这些政绩，国家的光荣，百姓的父母，这就是我汪中所企望注目的。我汪中少年时问学，实在私下效法顾宁人处士，所以曾经推演六经的宗旨以符合世用，等到做考古之学，只求实事求是，不崇尚墨守成规。所写的文章，常担心意思不符合事物，文字跟不上意思，不专一于一体。重重承蒙君子赏誉，就想尽写所作，以奉清娱。正值夏暑侵袭人，加上眼病，日月推移，竟然没有头绪。夷门的回报，不在片言半词。先生阅览遗留的事迹，也可以衡量我的心意了。我汪中先前在周秦古籍上多有校正，在《墨子》上已有成书，实在不及先生所刊刻的精确，不敢自匿短处，恭敬地抄录序目奉上。又有《

译《后叙》篇，在季仇的书里，恳请先生指教。《射阳石门画像》是东汉时期的物品，那块石头现在在我家中，恭敬地奉上拓本两份。《东京梦华录》是何焯学士校订的版本，也一并呈上供您阅览。先生巡视辖区之时，查阅典籍考据，应当会由此发出深沉的感慨吧。

译致剑潭书

正月二十四日，中白足下：我作为孤子，蒙母亲抚育成人，得以在世间有所名声。凡是与我熟识的人，与我交谈必定会提到我的母亲；凡是为我撰写文章的人，必定请求为我的母亲作传。母亲的传记中说：“君子所说的孝，是国人称颂祝愿。然而人们说：‘幸运啊，有这样的儿子，可以称得上孝了。’这说的是儿子吗？虽然如此，儿子对别人的期望，不过是描述婺室（母亲）守节的坚贞，叙述生养我的辛劳。当世号称女宗，国史怀念旧俗，也就到此为止了。我私下认为虚文无济于事，不足以充实儿子的志向。”根据我所见到的，大体上成为寡妇的人，必定能长寿地抚养儿子。如果儿子成才，那么家业必定昌盛；即使贫穷，也必定孝顺。这是天道中可以知晓的。然而当刚开始成为孤儿的时候，年幼无知，父母身体健壮，疾病不发作，但饥寒愁痛从万端削减，使他们不能一天顺遂本性。等到儿子成年，娶妻建立门户再造之日，才想着从容奉养，以娱乐晚年，而精力突然消亡，枯槁如木。人参茯苓和粱肉，对已经衰败的身体没有补益。这是忧患的日子，那么父母已经承受了，而伤害了他们的生命；安乐的日子，那么妻子仆妾都能享受，而父母反而不能保全性命。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吗？因此虽然每天用三牲供养，也不如在他们壮年时每天吃一两次饭那样美好。孟子说：“鳏寡孤独，是天下穷困无告的人。文王发政施仁，必定先照顾这四类人。”然而我观察先王时代，老人孤儿，由司门遗人用积累的财物供养他们；只有寡妇没有听说（余夫授田，见《周官》遂人篇；以及孟子“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见《周官》大宰篇及《诗经·载芟》疏；蘧篨、戚施侏儒、蒙瞍、聋聩，是官师所用的人才，见《国语·晋语》；都不涉及寡妇。《无逸》说“文王惠鲜鳏寡”，是约略而言。《王制》说“皆有常饩”，与孟子相同。不知道是哪位王的制度？《魏书·食货志》：“太和九年实行均田法，寡妇守制的，虽然免除赋税，也授予妇田。”正史之外所见，应当再考证）所以大田多稼，至于遗留的禾把和滞穗，才开始得以取之以为利。而丈夫死了妻子年轻儿子幼小，没有大功的亲人，于是有同居、不同居、继父的丧服。难道不是人道的穷困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为每件事制定制度吗？议论说：凡是州县考察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必定是良家谨慎愿守节的人），建造房屋一区，分为百间，每间各有一户，让她们居住，命名为“贞苦堂”，外面有门有守卫。门的人，门左边是塾。凡是她们的兄弟亲戚中的男子来探望的，在塾里等待。有名望的人召唤她们，就出来相见，不是这样不能进入。妇女有婆婆或子女三人的，每月供给米一石，钱二百，全年绵六斤，布五匹。多少以此为准。让她们从事女工丝枲之事，而支付报酬。门右边是仓库，有主管收藏的人，六十岁以上不能担任。主管门的人也这样。选择乡大夫中敦厚有智慧的人，总管事务，出入盈亏的节制，官吏不得过问（现在苏州冬天赈粥，就是这种方法，人们非常依赖）门外是社，有一位老师，凡是孤儿五岁到十岁的在这里学习，命名为孤儿社。三年观察他们的才能志趣，而分别授予四民的业。然而必须通晓孝经，理解字体，到十六岁能够自食其力，依次减少他们的廪食。到二十岁就举荐他们迁到外面。那些贤能的人老了，就让他们掌管堂里的事务，各自修习他们的业，以教育社里的子弟。那些富贵的人，十分他们的资财而三份投入堂里，直到他们去世。凡是百姓杂犯自杖以下，看他们的轻重而要挟他们，让他们把财物投入堂里。远乡如果有房屋不进入堂里的，听任他们，廪食像在堂里的一样。这是大略。其他损益，取决于其人（这件事所担忧的，只是财力不足罢了。经费的来源，不能预先确定。只是不宜置田，因为田地有水旱的忧患，而且需要报告布政司。多一个监临察核的方法，就产生一个吏胥耗蠹的弊端，逐渐导致案牍滋多而实意丧失。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你记住）因此哀苦焦悴的状况，每天聚集而相习，那么夜哭的感伤不产生，而从一以终的人多了。少积蓄他们的力，那么老了而不衰，而孝子得以终其养。幼有所长，而督促他们以恒业，那么夫人思自奋而材智出。国家法纪明备，百度具举，像养济院、育婴堂、漏泽园，大概都是养生送死、恤老慈幼，以周济万民的困难。只有这堂的设立，而风化以厉，人材以起，又不只是哀怜他们的茕独而已。往乾隆丙子，桂林陈公巡抚江苏，年饥，命令节妇中的贫者，亲族共同周恤他们，以保全他们的操守，诚然是大臣的话。然而那时我母子正流离乞食，而三族中的富人没有过问的，难道不是文告的感人者浅吗？你记住。他日得志，或者行之一府一县使四方以为法，或者吿于上而颁之天下以为令典，使得经世大法，诗书所载，三代圣王所不及，而今日行之。后世考其良法善政而曰「自汪某之

译因为他的母亲起初……，只因他母亲的贤德，才达到这样的地步，那么用来留给他的美名，难道还有穷尽吗？《诗经》说：“孝子的心意没有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礼记》说：“广泛施予恩惠，具备各种器物，可以称为没有穷尽了。”这就叫做大孝，这就是得到众人的欢心来侍奉自己的双亲。您努力吧！我心中怀着这样的悲痛，比常人更加剧烈，自认为身为被放逐废弃之人，有母亲却不能奉养，不过是天地间的罪人罢了。心中郁郁不乐，怎敢期望您能理解？凡是孤苦之子能够践行其志向的，都一并告知他们，使当世不只有我能说出这样的话，那就幸运了。中白

译汪中再拜，武曹足下：曾子有言：“一去不复返的，是岁月。”我过去与成裕足下相见，推算我们年龄相差九年。只有足下没有家庭人事的牵累，年轻而生活安逸，那么做学问就容易了。你有远大的见识，有淳厚笃实的品性，有勤奋学习的志向，有父兄朋友的帮助，这是上天把儒者的事业托付给武曹啊，不可以不努力。《尚书》说：“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荀子说：“刻一下便放弃，朽木也折不断；刻个不停，金石也能雕刻。”美好的年华不会重来，光阴值得珍惜，希望足下循序渐进并持之以恒。我曾经有志于在世上有所作为，而以学习无用的学问为耻，所以对于古今制度的沿革、民生利弊的事情，都广泛询问并深入探究，以等待一朝际遇。下至各种工匠的小技艺，学习一门技术来安身立命，平时可以自食其力，从而培养廉耻之心；即使遇到饥荒流离的祸患，也足以保全生命。何必苦耗心力，修饰虚浮的言辞来取悦世人呢？这是我常常独自担忧，而希望与足下共同勉力的地方。凡是端临书信中已经提到的，不再多说。足下可以取来观看。以前约定相见，不知是哪一天，我私下处于下风，等待您的佳音。汪中再拜。

繁昌县学宫后碑系（代繁昌县知县葉一彪作）

泽宫五次迁移，占卜此地吉祥。百年之后倒塌，高大的房屋变成土堆。建立其祭祀的秩序，只有智者才能遵循。百姓顺从如同流水，决堤的急流瞬息万变。我从南方而来，既已建造又已经营。开始制作时未见成效，直到建成才看到。石碑巍峨，树立在牌坊旁。正直的道路环绕围墙，周围设有棂星门。四面坡屋顶的重屋，宏伟地作为享堂。阳光照耀屋宇，红绿色彩浮动。高标隐入空中，霞光斑驳云彩飘动。墙壁涂有朱红尘土，角落深邃幽暗。白天进入室内阴凉，在暑天也不炎热。松柏遮蔽，有鹤群飞来。清风舒展在坡地，清澈的水流涌动。金色的山峰如虎背负，翠绿的削壁当门而立。东西房舍，下面有走廊。先师和国家的故旧，神明所居之处。众多的学生，宿舍排列如鱼鳞。击鼓打开书箱登上讲堂，拖着衣襟系着腰带。诵读声琅琅，朱红色的丝线应和节拍。凉风夜晚吹起，清越的声音四处传播。国家不设立学校，百姓如何受教。所有这些成就的辛劳，用来使世人效仿。不仅建成，又加以润色。事情最终完备，是我努力的结果。事物变迁而败坏，谁能约束其踪迹。敢昭告后人，看此碑文不要差错。

浙江始祀先蚕之神碑文（并序）

大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其功效能惠及万民，其精气显现为星象，那么一定有聪明睿智的人，竭尽心思，变通以尽其利，而后世人奉其为神。社稷五祀，就是它们的官职。百姓的产业，只有饮食和衣服，祈祷报答以消除田事灾祸为多。先啬、司啬，每年不缺祭祀。公桑所祭祀的，则是天驷，大概因为农祥黄昏可见，正当蚕月，取之于同类，比之于龙见，而雩祭和嫘祖的祭祀没有听说。周官散失，因此有遗落的典章。不然的话，礼制贵在回归根本，有功无不报。老妇贪人，尚且喜欢他们的祭祀，何况是黄帝的妃子，西陵氏的女儿，方雷所生，姬姓的宗祖。教化昆虫，垂衣裳而天下治，辅佐完成内政，其功劳如此之大。难道周人修习阴礼而埋没了先妣吗？汉代依据谶纬，菀窳、寓氏，名实不经。魏代祭祀轩辕，加牢无配，秩宗不修其职责，学士不考其文献。礼制失传则昏暗，由来已久了。宋代南迁，保聚于江湖，吴越的郊野，茂盛为桑土，蚕的丰歉，利益常倍于农事。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寒雨接连而至，蚕大多不成，皇帝听从浙江巡抚侍郎臣某的请求，在杭州城东艮山门右侧建立庙宇，以供奉先蚕人神。同嗜屋而不设坛，美好的祭品及时，无需等待奉种。于是自从有熊氏以来，绵延千纪，才定为天子，命祀领以祠官。神灵接受职事，大报冠带，衣被天下的功劳，创制显庸于此达到极致。那年十月，臣中游学此地，欣见嘉会，因此敢于执笔以美化形容其辞曰：咨古生民，衣皮草草，不耕不渔，有的裸露身体。有物蠕动，不知其利。天启哲人，曲为之制，抵御我寒威，也昭行礼，以遮蔽以彰显，遂修人纪。凡在能言者，自别攸始。外薄四荒，都遵循其轨。蔽前有知，犹象以韠，况且制器阙焉。不食礼亡，祭法失传，乐章民志靡依，神用弗康。百年等待，惟圣有作，赫赫明命，神具来降。岁秩其常，灵宇式启。百官奔走，有牲有酒，慎制国典。三古所逸，刻石海隅，以为民极。

巴予藉别传

予藉出身于富裕之家，生来通达敏捷，眉目清秀，身材纤细而白皙。年少时喜好刻印，务求穷尽此学，旁及钟鼎款识、秦汉石刻，于是擅长隶书，劲险飞动，有建宁、延熙遗意。又增加搜集古书画器用，以及琢研造墨，究极精美，罗列左右，进入室内光彩夺目。他的父亲不以为然，给他的居所题名为“可惜子”。予藉不能改变，又善于交游，从通人名德胜流，畸士下到工师乐伎，偏材曲艺之美，没有不一见就洒然如旧相识，周旋款密，久而不衰减。有人欺骗掠夺，予藉

译他迷迷糊糊地不去计较，日后遇到这种情况又像原来一样。我凭借喜好下棋、骑马和吟唱曲调，遇到名山胜地、美好的时节，令人欣喜或惊愕的事情，没有不亲身处在其中的，竟然几十年如此，因此大大耗尽了家财，而且日益生病。晚年替人写字来维持生计，几年间出售他的碑刻尚且得到三千金，然而他对此喜爱得更加厉害，节省衣食，时常又购买古玩。乾隆五十八年夏天，他在江都游玩时去世。我凭借虽然贫穷而死，但他的声名流传在士大夫之间，他的遗迹到处都有。可惜他在于治生谋利，而不在于喜好古物。所以揉和黏土做成器皿，方圆形状具备了，但天然的真趣却不存留其中。巧匠动手冥冥中与自然契合，观看的人整天也不能穷尽其中的趣味，然而不能用规矩绳墨去衡量它。懂得这一点的人，可以和我谈论我凭借了。我和我凭借同年而交情深厚，一别五年，相距数千里。我重病后死里逃生，而我凭借恰好到来，想要和他谈笑的内容何止这些，却竟然没能见上一面他就死了。难道我和我凭借朋友的缘分，本来就只到此为止吗？可悲啊。我凭借名慰祖，是歙县渔梁人，去世时五十岁。

译叶天赐母亲汪氏家传

母亲汪氏，是歙县某村人，二十一岁时，嫁给了同县的处士叶鼎熙。不到三个月，处士前往兴化，遭遇疾病去世，留下一个遗腹子，过了八个月才出生。刚出生时，母亲又悲又喜地说：“这是上天赐予的”，于是用“天赐”给儿子命名。家里一向贫困，多次遭遇艰难困苦，母亲奉养婆婆，抚育前妻的女儿，都充满恩爱与礼数，教导儿子严格而有法度，日夜盼望他成人自立。儿子年幼时，每次沿着墙站立，母亲就用指甲刻下他的高度，看到孩子长高就高兴。刚开始接受教育时，跟随父亲叶望龄在繁昌。长大后回来，母子突然不相识了。儿子进门，母亲看见儿子却退后站着，儿子喊道：“母亲在哪里？”母亲说：“在这里。”儿子说：“我是儿子某某。”于是互相拥抱，哭泣，屋里的人都哭了。叶天赐客居四方，努力给母亲提供美味食物。娶妻，生子，家业得以重新建立。乾隆二十二年，有关部门将母亲的节操品行上报朝廷，凡是妇人未满三十岁守寡，再过三十年可以表彰她的里巷。此前，母亲有婆婆王氏，守寡四十多年，因为丈夫去世时年龄超过三十岁，不能符合表彰的典制。母亲说：“礼制规定，儿子即使圣明，也不先于父亲进食，婆婆苦守节操，是我亲身侍奉过的，而我却因为年龄受到表彰，这是妇人掩盖了婆婆，人们会怎么说我？”叶天赐害怕，再次向巡抚侍郎胡宝瑔请求，上疏陈述王氏的节操，在家庙中张榜公布，从此母亲的牌坊才建立。母亲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叶天赐守丧合乎礼制，与中久故交，因此记录这些事。

提督杨凯传

杨凯字赓起，仪征人。年少时喜欢读书，交往的多是奇材剑客，熟悉兵法。圣祖时期，以武进士身份担任干清门侍卫，跟随皇帝到汤山，赋诗符合皇帝心意，命令他与汪灏、陈彭年等在武英殿编纂《物体辑古略》。出任湖广督标中军守备，升任镇筸前营游击。镇筸所在地，丛林溪洞，红苗四处劫掠，紧急时就逃跑隐藏，官吏不敢查问。杨凯有智谋，所到之处都了解夷险地势，多安置间谍，人们乐于为他所用。他的兵法，尤其善于使用奇兵。野牛塘寨主龙老四、龙老马依仗险固非常横行，多次到中军土桥坳杀人。寨子占据山顶，壁立二十多里，四面陡峭如削，前面一条小路通行人，幽深狭窄，盘曲上下。官军肉搏仰攻，没有不死的。杨凯得到熟苗吴大武的话，山后有路人迹荒绝，从这里上到寨子大约十多里。杨凯暗中部署，恰逢兼任中营游击，每天调他的兵到本营，点名然后饮酒，距离超为乐。贼人轻视他，不设防备。杨凯于是率兵夜驰一百二十里，渡过七十多条溪河，未到寨子二三里停止。贼人急忙乘险下木石，而杨凯军队离寨子远，不能伤害。不久几声枪响，四山鸟枪火炮齐发，尘焰涨天。守备温如奇率兵从山后进入寨子，贼人仓促反走，前后夹击，大破贼人。贼人多被烧杀及投崖死，堑谷都平。抓获贼首数百人，释放其余数千人成为平民，寨子于是成为废墟。中军狗补寨寨主吴老罗到泸溪劫人取质，杨凯尽中左前右四营兵剿灭他。很久未发，沿途诸生苗数十寨，暗中为老罗耳目。估计官军即发，非十日不至，而杨凯潜率师五百，别由乌巢河、糯糖山用两天进入寨子，俘虏老罗归来。几天后，大路诸寨苗才发觉，都惊恐称天兵。明年剿卡洞寨苗吴老卡，吴老蠽营既立，杨凯便衣从十骑出营窥探贼人，遇到贼人几千人。到这里杨凯离营五十里了，于是指挥骑兵说：“我们众寡不敌，如果停止贼人且不可测，退却是自败。”于是据险接战，恰逢日暮救兵到，收兵停止。杨凯说：“贼人估计我们正困，必不再去，兵法所谓攻其不备，可一鼓擒获。”于是急击虏获他们，升任参将署辰州副将。桑植土司某人、保靖土司彭御彬淫虐不法，总督富敏请求改设流官，世宗命令杨凯兼任桑植副将，以便宜摘印。杨凯撽辰州协守备王肃文、九溪协守备钮正己，由九溪到桑植，由桑植到保靖。彭御彬听说后，尽撤其众守桑植，而杨凯率镇筸右营参将王进昌、永顺土司机彭肇槐，由北河到保靖，抓获彭御彬及其党羽，送长沙。桑植于是溃败。彭肇槐也因杨凯请求，以永顺归内地，并其地为永顺府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县。杨凯更为永顺副将。明年升任镇筸镇总兵。湖北美容土司田旻如横恶不道，结忠建等十九土司侵慈利、石门县，抗命不出。对质问杨凯讨伐他。杨凯估计田旻如兵精，而众不附，紧急则死斗，缓则可不战而下。于是整兵压其地，驰使谕其下说：“田旻如重敛淫刑，苦役以逞欲。慈父孝子忍死莫抗者，岂力不足以制一土官哉？尊天子命，吏畏国法也。皇上不忍百姓无罪将去其疾，而田旻如保险跳梁抗拒王命，是作贼也。百年无事食土之有以长子孙，民皆王臣受国恩厚矣。党恶”

译不义，违背天命是不吉利的，况且为什么要豢养祸害来使自己悲伤呢？对内摆脱苛政暴虐，对外享有忠顺的名声，这与帮助仇寇而陷入大祸相比，哪一个更好呢？”不久，他的部下果然绑着旻如出来，旻如因畏罪上吊而死，于是平定了该地，没有杀一个人。将该地设为鹤峯州、长乐县。忠建等十九个土司，也请求归还土官印信，将该地设为施南府：施恩、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建始县。贵州台拱、丹东的红苗叛乱，与镇筸接壤，凯控制险要地势，首尾呼应支援攻击，贼寇因此困窘，大军乘势进攻，得以平定。当时，镇兵全部出动，各地红苗啸聚，图谋趁虚偷袭，城中人心惶惶。凯紧急招募数百名士兵，日夜四处巡逻警戒，所到之处变换旗帜衣服，依次替换，群苗怀疑招募的军队大量集结，畏惧不敢发动，人心因此安定。天子多次下诏褒奖赞美，赏赐非常丰厚。当今皇上即位，凯升任湖广提督。凯从守备两次升任游击，三次升任副将，一次升任总兵直至提督，历经二十年，始终没有离开湖广。总共攻破山寨三个，改土归流二十三个，开辟府两个、州一个、县十一个。夷夏敬畏信服，威信显赫，苗民终其一生不再叛乱。总督史贻直因事弹劾他失职，凯上疏自我辩白，并且不立即接受接替者，因此被革职。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到高邮，召见凯，命令仍以总兵任用，跟随驾幸杭州，授任河南河北镇总兵。恰逢泽州水涨，注入丹沁河决口，河内、武陟两县，凯督率士兵堵塞，将事情详细上报。后来归仁、利济两条渠又决口，冲坏怀庆护城堤十余丈，而柴草用尽无法连接，凯拿出数万匹布帛裹土，让士兵下去堵塞。几天后，巡抚鄂容安到来，弹劾他干预民事，并且将密旨示人，于是再次被革职。二十五年，参加贺皇太后万寿节，命令降二等给予官衔，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凯治丧尽礼，喜欢结交士大夫。兄长谦担任天津镇总兵，拖欠军饷数千金，凯倾尽家资偿还。儿子二甲宽，甲宽更名为文渊，考中进士。

译论曰：“土司自唐宋以来，因战乱而安抚平定其地，借其兵力，于是采取羁縻政策加以控制。他们本来并非神明后裔，对百姓有功德，像古代诸侯那样受封建国。后世土司依仗地势险要和财富，残害百姓，当天子的讨伐施加下来，百姓如同从水火中被救出。这与那些借边疆战事来邀功的将帅们是不同的。恰逢时世太平，天子神武，他们奉行国家威灵，竭尽智勇，所向披靡，成功后又倡导礼乐，推崇诗书，有古代名将的风范。然而他们刚烈而不能谦下待人，最终导致衰败不振。”

记载周义仆的事迹

宝应人潘恺的仆人周大，跟随潘恺去田舍，有个佃户暴死。潘氏族人诬陷潘恺杀人，拉周大来作证。知县吴之珽审问周大，拷打折磨了好几天，周大力辩冤屈，于是用夹棍夹断了他的小腿，血从口鼻涌出而死。临死前还含糊地说佃户是病死的，断气后眼睛也不闭上。听到的人都很哀怜他。知县既然已经害死了周大，又害怕周大承认了冤情，于是改口供上报。案件五年没有决断，后来巡抚刘公参验周大的供词而怀疑其中有冤，审理后查清了事实，罢免了知县的官职，并治了族人的罪。于是案件得以昭雪，潘恺为周大修了坟墓，子孙世代祭祀不中断。汪某说：我观察现在的仆人，就知道吏治不修明以及士大夫不能保全其家族的原因了。吏员中一命以上的，那些贪婪无度、败坏法纪的人，大都是由他们的仆人促成的。那些掌权的仆人，威福有时超过主人，不幸主人遭遇失败，就把所有罪责推给主人，或者多揭露主人的隐私，迎合上级旨意，构陷主人，以希望免于刑罚败亡，前车之鉴相望，却仍不引以为戒。贪图小利而喜好眼前的娱乐，冒着大险以致覆灭宗族，悲哀啊！所以我乐于记载义仆的事迹，不只是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事。有的人委身侍奉君主，淡然得像路人相遇，明知令人担忧，却侥幸认为祸患不会落到自己身上，阿谀奉承苟且求禄以一时恣意妄为，这又是什么用心呢！

大清故翰林院检讨程君墓表（并序）

程君名元基，仪征人。由举人任元和训导，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授检讨，因丁忧回乡，一年后去世。仪征的商税，有三种：一是河饷，由常镇道主管；二是梁头税，由知县主管，都征收于船只；三是落地税，由课司主管，征收于市场。征收于市场的不征收于船只，征收于船只的不征收于市场。时间久了就交叉征收，以增加收入。三种税每年的定额，实际不到一万，主管者扰民，民力因此困顿。而淮南盐运往江西湖广的，每年一百三十万引，到达后，荆湖的鱼米竹木纸布等丰富物资，大都附在盐船上顺流而下，苦于仪征征税过重，于是向东运往镇江。船只不能按时到达，盐就囤积而日渐损耗，百货不能到达，民生就贫瘠。程君既然在家闲居，与盐政官员商议，让每年代为缴纳其税，既然盐运不再滞留，而百姓得其利，于是都答应了，将要报告给主管部门，而程君突然去世。程君曾经召集乡人修缮学宫，又与乡人准备救火器具很周全，所以去世后人们哀怜他。建国初以来，品官居住在乡里，常成为百姓的祸患，后来上级用法律严惩他们，他们的势头才收敛。虽然如此，乡里的士大夫熟悉当地利弊，又通晓官府事务，却拘谨自守，一切委托给不熟悉的吏员，以显示守法，民事因此更加不能兴办。古代分封国家给世家大族，让他们镇抚其地，与之共存亡。像程君这样的人，大概接近于此吧！起初程君在元和，也能胜任其官职。程君下葬时，有某人的文章来铭刻其幽德，所以他的族系、年寿、子女等都不详细记载，而揭示其大节来为他作表。系辞说：

唉！程君，勇于为人，如同对待自身。百世有闻，尚能保佑此坟。宜于你的子孙。

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并序）

建国初以来，学士鄙薄明朝的习气，潜心于大业，通晓六艺的有几家，所以在儒学方面很兴盛。到了乾隆初年，纪老师几乎去世，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休宁戴东原继承他，经籍之道再次昌明。起初这两个人，在末流中自奋，常被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有所合，而地处偏僻简陋，无从得到书籍。这时歙西溪汪君独独礼遇他们并请到家中，饮食供具随其所愿，又拿出千金置办书籍，更加招揽好学的士人，日夜诵读讲习其中，久的十几年，近的七八年，四五年学业成就后散去。后来江君去世，大兴朱学士来视察学政，于是尽取他们的书上呈朝廷，又让他们配享朱子。戴君游历京师，当世推为儒宗。几年后，天子编纂四库全书，征召他主管局事，这时天下的士人更加彬彬有礼地趋向于学了。大概从这两个人开始，而辅佐成就他们的，汪君确实有力。而汪君不幸去世了，然而汪君也以此自学，所著文章二百余篇，都清畅有法。著有《楚词音义》三卷，又研究《毛诗义》编未成，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去世，享年四十七岁。第二年某月葬于县某原。汪君名梧凤，字在湘。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他的祖先与中同出于唐越国公之后，儿子四个：辉、灼、炘、照。灼好学，世代继承家学。铭文说：

有哕，其鸣天下，文明其道，大放光明。西溪潏潏，实为丹穴。我的铭文记载它，标示君之幽域。

大清故国子监生顾君墓志铭（并序

顾君名春生，世代

译他是江都人。祖父某某，父亲某某。他性情深沉静默，喜爱读书，身体瘦弱秀美且多病，但善于与人交往。我与他交往的时候，年仅十四岁。所以我的朋友中，只有他和朱篔与我交情最久。乾隆三十六年春天，我在府城，恰逢他儿子满周岁，我和朱篔前去拜访。当时，他的父母已经掌管家务，都身体强健、食欲良好。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财物充足，扩建居所，种植竹木，置办书籍、琴瑟，与各地的士人一起享乐。而那天天气清朗温和，在座的多是杰出的人才和年高德劭的长者，直到傍晚，主客都醉饱尽兴。我退下后与朱篔感叹，恐怕再也无法见到这样的景象了。等到我客居当涂期间，一年内两次前往，那时他正为父亲守丧，而子女都夭折了，病情更加严重，头发时常因畏寒而洒淅作响，凄凉地担心他不久于人世。等到今天再去拜访，他的灵柩已经停放在殡宫。刚立的孙子才两岁，穿着丧服哭喊，不能完成拜礼，而他的母亲疲惫地抚慰着哀伤中的众人。唉！以他一个人的身体，不过几年时间，生死荣辱的变化竟然如此难以预料？何况在百年之中呢？人谁不死？只是他死后，生者的事情至此都消亡殆尽，尤其令人悲伤。我凭着平生的情谊，打算为他写铭文，以表达我的哀思，但行状无法得到。友人宜兴储润书向我提及此事，于是起草这篇文字交给他的家人。而他出生的年份与安葬的日期，以及地点和其他不详的情况，则等待日后详细记载。铭文说：

译从前，康子因为您喜爱硕维子而将此事托付给我，倏陵子因为您悲伤夷维子而您却不知道。萧萧的墓草，是子宫所考据的，万世都要保全。

袁玉符的妻子刘氏墓志铭（并序）

袁玉符在丧妻之后，带着生平事迹请求我撰写铭文，他说：“我的妻子，祖上是太学生某某，父亲是处士某某。妻子在乾隆三十六年某月去世，享年三十有某岁。嫁入袁家已有某年，对上孝顺婆婆，对中间尊敬并适宜侍奉丈夫，对下慈爱子孙。内心聪慧而外表温柔，能够以能力持家节俭。刚嫁过来时，生了几个孩子都没养活，担心我的父母年老而不能抱孙子，于是向婆婆请求，把侍妾打扮成陪嫁婢女。等到和侍妾一起生育，两个儿子都生病，妻子日夜抚抱侍妾的孩子，病情更加严重。现在我的儿子襃已经长大了，而妻子却突然去世。唉，这多么令人悲哀啊！我将在某月某日安葬在某地，冒昧请求撰写铭文。”我也曾听公父文伯的母亲说：“喜好外面的男人，男人会因此死去；喜好里面的女人，女人会因此死去，孝道衰微，所以她的言论容易偏私。”袁玉符为父亲守丧，哀痛过度以至于消瘦，因为痛心父亲嗜好肉食，而发誓终身不再吃肉。袁玉符对父子之恩非常笃厚，他不会被私爱牵制而诬蔑妻子，这是必然的。因此他的话可以符合法度，适宜撰写铭文。铭文说：

登上厅堂，孤单无依，婆婆年老却好像有人侍奉。进入内室，忙碌不停，孩子寒冷却好像有人照看。丈夫身体瘦弱，家事没有参与治理。我撰写铭文来彰显她，哀悼同穴合葬的志向。

大清故奉直大夫掌江西道监察御史江君墓志铭

先生名德量，字量殊，江都人。曾祖父澄，祖父世栋，都没有做官。父亲恂，是拔贡生，最终官至徽州府知府，在当时以才略著称。先生生来就有非凡的禀赋，徽州向来喜好金石文字，先生搜集辑录了很多。先生幼年去世，他的学问徽州顾，说：“我有这个儿子，这些东西在江家就能多保存几十年了。”先生刚成年，凭借进士高第被授予编修，过了六年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为父亲去世回家守丧。守丧期满，升任江西道监察御史，转任掌道御史。先生性情浑厚融合，与人交往不露锋芒，无论亲近疏远都没有违逆，然而平时行为简约宁静，不曾向人请求，不随意索取给予。公务之余闭门不出，以书籍自娱，因此享有清高的声望。众官员中有一位监试顺天乡试，很久之后遭遇母亲去世，解职。先生处理事务敏捷过人，有所咨询，立刻口头判断，洞察始终，后来即使变化再多也不能超出他的预料。越地从小跟随先生在徽州做官，熟悉吏治。在朝廷中多知晓旧闻，博通掌故，而深沉谨慎严密，不曾以才气凌人。既然凭借资历应当出任道府，更加用心研究世事，刑狱、河渠、漕运、救灾赈济损益古今的适宜，分门别类讲习，以备应用。长久遵循其道的人都拱手谢罪说不及。乾隆五十八年，先生将补官北上，染病。十月辛丑日去世，享年四十二岁。唉！以先生的器识干涉清途，而天年早逝，美好的谋略和猛烈的志向湮没没有流传，门户突然衰败，妻儿漂泊，有识之士为之哀悼生才之难而为世用惋惜。先生娶张氏，是道州知州元和某的女儿，有两个女儿，大的嫁给了徐某，小的许配给吴。

谨按这篇，先君临终前一夕所作。起初，盐政某礼聘先君校勘文宗阁四库全书，完成后，又延请前往杭州校勘文澜阁四库全书。先君在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游览杭州，寄居在梁氏葛岭园。十一月十九日二更，撰写此志，未能完成，搁笔就寝，疾病发作，自谓中脏，急忙呼唤仆人买石菖蒲，不可得。到二十日子时去世，此篇遂为绝笔。匆匆十七年，孤露余生，屏营若失。每次展读，刺心泣血，悲哀何可言。嘉庆十五年十月，孤孙喜孙泣识。

大清诰授通议大夫山东提刑按察使司原品致仕恩加一级沈公行状

曾祖父怀英，明朝仁和县学生员。祖父兆干，皇国子监生，累赠通议大，山东按察使司按察使。父亲元沧，皇敕授文林郎，文昌县知县，累赠大，山东按察使司按察使。浙江杭州仁和县忠清里沈廷芳，年七十一岁。

公字椒园，本姓徐，世代为仁和人。自从公的父亲过继给舅舅沈家，于是承袭沈姓。沈家本是吴兴望族，明朝岁贡生首旸开始迁居仁和，对于公来说是六世祖。康熙五十年八月，公出生于海宁县园华里。幼年端庄诚实，有志向操守，曾经在座位上书写“守道守身，为忠为孝”。又曾经阅读明朝杨忠愍公继盛的传记，激昂慨慕，思其为人。外祖父查少詹事升赞叹说：“这是奇童啊，即使异日立朝，其风节自此可见。”少长益潜心正业，博综群典，学以大殖。弱冠游京师，声誉藉甚。巨人耆德接待，若恐不及。安溪县李侍郎清植，长洲惠学士士奇，太仓张詹士鹏翀，桐城方侍郎苞，当时并申师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文昌公公忧归。明年，故大学士高文定公公总督南河，闻公名，驰书币至幕府。文定公公素习有宋诸儒之学，好宾接土大夫，于公尤有加礼，尝谓公公曰：“君年方少，而博闻笃行，遂”

译到了这种地步，没想到在当今之世竟能见到古人风范。」服丧期满后，再次来到京城，补授《一统志》馆校录。在此之前，世宗宪皇帝下诏选拔博学宏词科人才，公入京时已晚，隐居不出，未曾去拜访他人以求举荐。乾隆元年，原左都御史杨恪勤公杨汝榖当时以兵部右侍郎身份祭告南岳后回朝，皇上命令他继续举荐所知人才，于是杨公将公的名字及其学问品行对答上报。十月在保和殿举行殿试，公名列二等，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授编修，入值武英殿，参与修撰起居注，总理宗人府各学事务。乾隆三年充任《一统志》纂修官，兼校勘《明史》。第二年殿试，充任收掌试卷官。公曾将前世君臣善恶成败的事迹分类汇编，各类十六条，名为《鉴古录》，以作为法度警戒。这年冬天上表进献，皇上赏赐缎四匹，书稿交懋勤殿收藏。乾隆六年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公精明敏捷超过常人，熟习旧日典章，朝廷制度、国家旧事、官场风气、民间疾苦，口述手绘，本末清晰，通晓当世事务，而行事务求忠厚。皇上继承世宗励精图治之后，更加思虑勤勉体恤民生，周知百姓疾苦，采纳直言，慨然思念古代阳城、马周那样的贤才。当时西林鄂文端公、高安朱文端公、海宁陈文勤公、兴县孙文定公、江阴杨文定公，先后相继位列朝班，凭借忠诚清正公正辅佐成就至善的治理，而公以卑微官职后进与之相应和，凡所陈述奏请，尤其在于奉行宣扬皇上的德意。乾隆七年，因淮安、凤阳、徐、泗等府州接连遭受水灾，公请求在常规赈济之外，全部发出常平仓等仓库存粮，普遍进行赈恤，并增加对直隶、山东、浙江、甘肃受灾地区的赈济。又因国家设立关卡征税，旨在抑制追逐末业之民，且使国家用度不专门取自农田而已，然而米豆是百姓赖以生存的食物，正应让各地流通，以获取互通有无、交换物资的利益。况且谷物登场之时，已经征收地丁、漕粮以充正供，那么关税应当可以免除。奉旨允准施行，户部议定米豆既免正税，请求对装载米豆的船只加征船料税。公再次上奏说：「米豆的税免了，而装载米豆的船料税增加了，这就像二五与一十没有区别一样。朝廷如天般的仁爱，所争难道在此吗？请求一并免除装载米豆船只的船料税。」奉旨交九卿议定施行。此后公外调任地方官，于是又请求恢复征收米豆税。当时是从许墅关监督开始的。那年秋天，皇上巡幸奉天，公上奏说：「边地风气早寒，七八月间已如冬令，况且山川迂回险阻，跋涉疲劳，车驾远驻塞外，检阅军备，只希望您在阅武之余，不要从事驰骋田猎，恭敬谨慎起居，以迎接福祉。」又因直省米价高涨，有旨停止邻省采买。公上奏说：「采买是为了充实储备，既是楚弓楚得，而且有定数可查。只有海洋物产富饶，珍珠、犀角、羽毛、象牙之美，价值连城，而洲屿沙石交错，土地盐碱贫瘠，谷物生长不茂盛，不得不依赖内地商人，陷入重利之中，往往冒禁兴贩，近海之地，民间仓廪因此空虚。珍奇异物每日到来，百姓粮食每日减少，这是舍弃有用之物去换取无用之物。而且使无赖之徒藏身海岛得以供养并培植党羽，后患更大。」事下户部议定申禁。又说：「自古建立都城，既设支辅，又必须广设藩篱。汉、唐都关中，而朔方、西常列重兵，这是前事。现在听说三听、独石等边地盗风稍盛，特遣大臣督缉，分察疆界。查考老哈河、喀喇河屯、兴州及鄂尔多斯等处，是大宁、开平、兴和、东胜旧地，现在是八旗、察哈尔、礼部、太仆寺放牧之区，外接诸藩，内逼独石口，这些都是肥沃上地，水土甘美。请求在其中设置屯牧务一所，派遣大臣为总理，选择官员分领其事，估量。现在在京满洲闲散人员不下数万，确实迁徙到塞下屯田，给予籽种耕畜，分地种牧，闲暇时练习击刺骑射之法，修缮城堡，修饬军器，数年之后，屹然成为重镇，占据长城外险要，作为京师后蔽，兼可西护山西，东援辽东蓟州，所谓有备无患啊。有旨交议政王大臣议奏，最终搁置未行。当时东南连年米贵，公因采买已停，仓储尚少，请求将乾隆九年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北六省漕米截留数万石，视州县大小的、仓庾多寡虚实，依次抵补，作为平粜赈济之用。户部议驳，随即奉特旨施行。皇上将巡幸木兰，恰逢久雨水潦泛滥，公说车驾所到之处，一事不欲以累民，而有司多取用民木椑治道，乞以谒陵礼成赏赐所过之地。被旨申饬，部议革职，皇上命降二级调用。十年奉旨仍以御史任用，补授江南道监察御史，奉命巡视山东漕粮。十一请建祠在悯忠寺祭祀宋臣谢枋得，又因长生店、涿州积水泥泞，行旅困苦，请求敕令修治，并请求增加赈济直隶被水穷民，都报允。十二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再次命巡视山东漕粮。公因山东连年告饥，虽屡截漕加赈，恐民气

译未舒，上奏说在南漕粮食抵达山东时，再次截留六十万石。又奉命跟随大学士高文定公查办山东赈灾事务，高公分配他管理兖州、沂州、曹州、东昌、泰安五府的城市和穷乡僻壤，没有不亲自踏勘的，条理精密，官吏无法欺骗。五月视察青苗，七月勘验水灾。按照旧例，山东巡漕御史通常在六月返回官署，到这时直到九月才复命。云公担任御史前后六年，凡是起草文书，总是闭门斋戒，如同面对神明，忧劳勤勉、忠爱之心流露在神色上，洋溢在笔墨纸砚间。他的言论切合事理、通达情理，曲折详尽地表达心意。云公相貌清古俊秀，身形瘦削仅及中等身高，与人说话温和谦恭好像不能尽言，处理事务坚持廉洁正直，即使是贲、育那样的勇士也无法超过。因此尚书彭维新恢复官职任工部右侍郎，云公上奏弹劾罢免了他，尤其被人们所称道。所上的四十多道奏折，选取其中重要的记载在篇章里，那些没有刊印的，世人固然无法得知。转任分巡山东登莱青道，布政使司参政，以前做官的人饮食百货的费用从市场商人那里获取，通常占十分之五，称为官贾。宾客仆役，有时借此谋取非法利益，云公到任后刻石立约，全部革除这些弊端。管辖地区正值长期荒年之后，百姓流离失所，云公率领下属凑集数千两养廉银，招集逃亡者，给予本钱，让他们恢复生计。几年后户口充实，开垦的田地都获得大丰收。设置漏泽园，招募人收埋四境遗留的骸骨。小清河从新城孝妇河以东，经过高苑进入青州境内，曲折三百多里，到寿光入海。河道淤积狭窄，夏秋山水暴发，高苑、博兴、乐平等县田舍多次被淹没。云公观察水势，疏浚马车渎口，以上某千某百步，根据地势增筑堤堰。水流顺理，百姓不再恐惧。莱州老儒高凤起、法坤厚、毛泽东，都隐姓埋名乐于道义，不涉足世俗。云公直接到他们的住所，以宾客老师的礼节对待，一起搜访旧闻，考订学业，因此人们知道所应崇尚效法的。闲暇时骑一匹马进入村落，巡视庄稼，询问百姓的痛苦，就在田间聚集父老子弟教导他们。有时有人献上村酒果饵，欣然吃下，直到吃完。时间久了，云公所骑的白马，人们都认识。看见骑着白马走过田间小路的人，就高兴地互相告诉说：“使君来了。”故老说，先前陈恪勤公陈鹏年在江宁，陆清献公陆陇其在嘉定，本来都这样。国朝百余年来，得到这样的官员只有三人而已。升任河南按察使。祥符有个奸淫他人妇女并杀死其丈夫的人，后来把这事告诉那妇女，妇女告诉丈夫的妹妹，让她到官府诉讼。有关部门引用律法，因奸致死，本来夫妇即使不知情，也要绞刑。云公说：“本来没有参与谋划，又是由妇女首先告发，这没有死刑的法条。”巡抚及幕僚都坚持不可。云公翻阅旧案卷历时三夜，找到成案，援引它来定罪，妇女最终减等。鹿邑百姓甲杀人而贿赂乙诬服，云公察觉并纠正了罪行。其他平反核实案件，类似这样。十九年十二月入京朝见，皇上因为查太淑人年九十，特赐御书“壶范遐龄”。明年春天请求终养，回到家乡，那年秋天，太淑人去世。云公向来不喜欢佛老学说，到这时居丧，于是摒弃佛教仪式不用，并废除七七祭奠。服丧期满补任山东按察使。云公说：“愚民畏惧法律，他们犯罪有时出于不知。”于是列举日常习见容易触犯的法律条文，陈列罪名，作为条教。其他所奏变通法令几件事，都得到施行。当时巡抚正操劳吏职，云公从容儒雅，被认为迂缓。又曾征发民夫治理道路，云公故意搁置其事，因此更加不高兴。恰逢云公奏请祭祀。故尚书汤文正公汤斌在孔子庙庑，又议论孟子庙配享事。二十七年，皇上南巡到山东，因为云公年老，命令以原品致仕。云公从诸生到大官，谏言被采纳，恩泽下及百姓。对于云公不能说不遇，然而因为云公体国的忠诚，以及忧民立事的心，大概曾经怀抱无穷的蕴藏，可惜云公却衰老了。云公归乡，生儒耆老数千人向南送行四十里，到崮山驿不离开，都说：“使君先前离开，通常不过几年又回来，现在什么时候能到呢？”使君长寿无极，他日有幸得见。云公下车安慰他们说：“承蒙父老情意深厚，回去好好教导子弟，努力耕种孝顺悌爱做良民，遵守上法度，何必使者长在此呢？”使者也愿父老从今岁有丰年，不生灾害，与使者共食此福。都列拜流泪，日暮才散去。云公在官，饮食不过一肉，三族依靠他供养的数十家。既归，贫困不能自养，又以课读为业，多次担任鳌峯、端溪、乐仪、敬敷四个书院山长。曾对他的门人汪中说：“我通籍三十年，有宅一廛，莱田二頃，所以既老而终岁教学于外。你以为我不得已吗？”汪中回答说：“古者七十而致仕，大夫为父师，士为师，以教于其乡，大概与司徒、乐正之官相为用。血氣不足以任职事，而道德则可以为师。那么师者，所以息老也。因此君子生而有益于人者，不使其身一日无用於天下。”云公点头。云公为教善，因人之材，使人各尽所长，然后授之以事，所以多所成就。笃念故交

译对于通显门第的子弟以及名臣节士的后代，尤其加以重视。从初出仕途直到年老，大抵都是如此。三十年，皇上南巡，赐予公纻丝表里。三十五年，参与为皇上祝寿，赐予段四匹。公子世炜从云南主考归来，皇上在瀛台召见他，从容询问公的年龄和精力，由此可知皇上对公的恩顾深厚。三十六年，参与为皇太后祝寿，恩赐加一级。次年二月甲申日，公在京师椿树三条胡同公子礼部主事世炜的府邸去世。公的两位兄长都有学问品行，与公年少时共同经历艰苦，后来都困顿不得志，公侍奉他们无不尽心。侄子世燕担任武陟典史，公对其生养死葬关怀体恤如同亲生儿子。有孤儿早逝，为他立嗣。守纯伯兄没有儿子，先前将次子世炯过继给他。世炯死后没有儿子，又将孙子守诚过继给他。事务刚办理妥当，公便去世了。公向海宁查编修慎行及编修弟弟侍读嗣瑮学习诗歌，向方侍郎并冲学习文章。学识融汇醇正美好，与其德行气量相称，著有《理学渊源》十卷、《续经义考》四十卷、《鉴古录》十六卷、《文章指南》四卷、《隐拙斋诗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盥蒙杂着》四卷。那《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则是与嘉善浦镗共同校订的。公由庶吉士授任编修，两次担任监察御史，外放为山东登莱青道参议、河南山东按察使，诰授通议大夫，退休加一级。娶汪氏，诰封淑人，美德端庄节俭，白头偕老无违逆。儿子世炜，庶吉士，改任礼部主客司主事，明达刚直，继承了公的气节。世炯、世炆都先去世。孙子守正、守诚、守纯、守端。因公官居三品，不能在考功司请求谥号，谨将历任官职的事迹呈报翰林院国史馆论撰。恳请鉴察。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门生江都县附学生员汪中谨撰。

译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并序）

岁在单阏，我客居江宁城南，出入经过回光寺。寺的左边有一片废弃的园圃，寒凉的流水清澈见底，秋天的白菜长满田间。房屋建筑都已荡然无存，只有几棵古柏半枯半荣，风烟笼罩遮蔽，几座怪石嶙峋，散落在草丛之间。这里是明代南苑妓女马守真的故居。秦淮河水流逝，踪迹已往而名声留存。关于她的色艺风情，当地老人遗留的传闻，大多能说得出来。我曾经观赏她的画作，丛生的兰花修长的竹子，姿态文弱似乎承受不住，秀美的气韵灵动的襟怀，纷然散布在纸墨之外，我不曾不喜爱欣赏她的才华。惆怅我这一生没能见到她。她寄身于乐籍，年少时便经历风尘，人生实在艰难，怎么可以要求她以死明志呢？那倚门卖笑的婉转姿态，鼓瑟取乐的缠绵乐趣，想必都是身不由己。往昔班婕妤哀伤悼亡，蔡文姬悲愤作诗，何况这薄命之人，地位更加低下呢。唉！上天赋予这样的才华，却落在女子身上，百年千里，尚且难以期待。为什么如此钟爱美好，却摧残凌辱到如此地步呢？我出身单家孤子，仅有寸田尺宅，没有谋生的手段，老弱的性命，全系于十指之上。自从执笔为文，多次更换府主，俯仰之间志趣不同，哀乐都由他人决定。如同在黄祖的腹中，在本初的弦上。静心思量身世，我与这个人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有幸像荣启期那样拥有两乐，庆幸自己是男子，稍微没有遭受床席间的耻辱罢了。江上的歌声，因同病相怜而哀怜；秋风中的鸣鸟，听到的人产生悲哀。事情有令人伤心的，不嫌弃并非配偶，于是作辞曰：

唉！佳人确实美好啊，挺立着绰约的妍丽姿容。既然拥有这艳丽的容貌啊，又擅长蹙眉和善于戏谑。挽起洁白的手腕来构思啊，忽然含毫而意境绵邈。将幽怨寄托于墨迹啊，想那蕙质兰心盘桓郁结。女子生来便依附于人啊，本来各自安守室家。为什么这个人如此高洁秀逸啊，却流落堕入妓院。侍奉君子的光辉仪态啊，发誓偕老直到终身。为什么坐席还未温暖啊，又改换服饰去侍奉他人。顾念这七尺之躯不能自由啊，忽然如风吹浪涌而沦落。纷乱的啼笑感人啊，谁知道这不出于我的本心。张开乐舞婆娑的样子啊，本来不是我这微贱身躯所能胜任。哀叹我生来鄙贱啊，又何必矜持自己的才艺。予夺不可依赖啊，我又怎么知道男人的心意呢。人本来就有不偶的，将要在异世同样狼狈不堪。遇到秋气的凄怆啊，抚摸灵迹而长叹。料想时运命数不可为啊，独自抒发哀伤直到整夜。

汪纯甫哀词

先生名介寿，字纯甫，与我同出自越国公，从先生以上迁居钱塘，共三世，所以先生的籍贯是钱塘。先生为诸生时，某甲官任浙江，让先生掌管他的文书。起初我依附代州冯兵备在鄞县，兵备调任台湾，我不能渡海，因为与某甲是同僚，就把我托付给某甲。既然已经说定了，后来我去拜访某甲，他却以有事推辞，没能见面。于是兵备已经走远，而我留下与归，都无处谋生，怅然觉得人生困窘。当时，武进蒋御史客居在甲处，告诉我：“甲的朋友汪纯甫，多次向某甲夸耀你的才艺学业，说你的身世羁旅贫困值得怜悯，而且兵备的交情不可抛弃。”我本来出生时未曾认识先生，也没有文字上的交往，朋友旧交的宣扬。后来我两次经过先生的住处，在堂下拜见先生的父亲，先生都不在家。我回去后写信给他，说：“淮海鄙生早年丧父失学，没想到被君子采录赞誉。这身子还在，应当立名成业，来报答知己。托付生本支都到了壮年，相距七百余里，必定有见面的时候，希望相见莫逆，像子桑伯子那样的相遇。”先生回信辞旨大多相同。现在查找不得空闲，两年中多次探访先生的行迹，最后派人去问，才知道先生已经死了。我怎么知道这终身竟然不认识先生呢？悲伤啊！过去看李习之所作的梁补阙赋，常常叹息悲伤那件事。虽然习之凭借所业寻求知己，所以赞誉他；有因为自身已经亲近补阙的门庭，那么也有师友讲习的快乐，足以自我安慰。然而尚且感念他的知遇而悲伤后来不能再像这样。先生对不相熟识的人施恩德，而最终没能一见就死了，那么我的悲伤和感念应当如何呢！

先父写定《述学》内篇目录：一、《释晨曑》；二、《文二释阙》；三、《释三九上中下》；四、《明堂通释》；五、《媒氏释疑》；六、《为人后者，为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七、《妇人无主答问》；八、《释冕服之用》；九、《玎文正》；十、《释童》；十一、《释连山》；十二、《女子子许嫁，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十三、《左氏〈春秋〉释疑》；十四、《居丧释服解义》；十五、《古玉释名》；十六、《周公居东证》；十七、《墨子叙后叙》；十八、《贾谊〈新书〉叙》；十九、《石鼓文证》；二十、《广陵曲江证》；二十一、《江都县榜驳义》；二十二、《汉雁足镫铭释文》；二十三、《江淹墓考》；二十四、《故岷洮道冯君妻三李氏不合嫁议》。多有与《述学》刻本不合的地方：《释冕服之用》《江都县榜驳议》《汉雁足镫铭释文》《江淹墓考》故岷洮道冯君妻三李氏不台葬议》五篇，刻本未收录。又先父有手写文稿目录：一、《狐父之盗颂》；二、《吊黄祖文》；三、《荀卿子征文》；四、《〈大学〉平义》；五、《越三仁》

译驳董仲舒义（未作）；六、驳齐论义（未作）；七、江都县榜驳义；八、汉雁足镫铭释文；九、孙枝生墓志铭；十、修禊叙跋尾；十一、亡父灵表；十二、亡母灵表；十三、毕尚书母亲祠堂铭；十四、《吕氏春秋》序；十五、铸牛铭；十六、涡水堤铭；十七、解释印信；十八、江淹墓辨；十九、解释冕服的使用；二十、自序；二十一、哀盐船文；二十二、洪君妻子蒋氏墓志铭；二十三、瞽瞍说；二十四、嫔于虞解；二十五、王基碑跋尾；二十六、《老子》考异；二十七、《宋书》宗室世系表序；二十八、郑赞善铭（未作）；二十九、泰伯庙铭；三十、越国公庙志铭（未作）。现在将前五篇合并，去掉重复及未完成的篇目，编为补遗一卷。那些目录中没有记载的，有的是刘先生端临所记录，有的是喜孙所搜集整理的，仿照蔡邕《外传》的体例，编为别录一卷，附在后面。孤喜孙记。

译【学校勘记】（略）

【行状】王引之撰

先生名中，字容甫，是江都人。年少时丧父，勤奋好学，因家贫买不起书，便帮书商在市场上卖书，借此广泛阅读经史百家著作，过目就能背诵。二十岁时参加提学官主持的考试，考题为《射雁赋》，成绩第一，补录为附学生。他的诗和古文辞赋日益精进。仪征的盐船遭遇火灾，烧死无数人，先生为此写了《哀盐船文》。杭州编修杭世骏为之作序，认为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此先生名声大显。当时像郑虎文、朱筠、卢文弨、冯廷丞这样的通儒，见到先生的著作，都赞叹欣赏，认为他是奇才。二十九岁时才开始专门研究经学，与家父以及李成裕、刘台拱一起讨论。后来谢墉侍郎担任江左提学官，特意选取先生为拔贡生，每次考试都单独列榜，名字排在诸生之前。谢侍郎曾对人说：“我之所以排在容甫前面，是因为爵位；如果论学问，我应当面向北向容甫行礼。”先生被如此看重。朱文正公担任浙江提学官，先生前往拜见，回答关于扬州割据的历史痕迹和死节之人的问题，写成《广陵对》三千字，博采古今，堪称天下的奇文。毕沅尚书总督湖广，招揽文学之士，先生前往投奔，为他撰写《黄鹤楼铭》。歙县程瑶田将铭文刻在石上，嘉定钱坫书写篆额，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三绝”。先生对于六经、诸子、史书，以及词章、金石之学，无不广泛阅览。于是广泛考证三代的典礼，至于文字训诂、名物象数等，再加上论撰的文章，编成《述学》内外篇。又深研《春秋》之学，著有《春秋述义》，见识议论高超卓越，评论者说这是唐代以来所没有的。先生写文章以经史为根基，熔铸汉魏风格，不沿袭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的流派，而是效法古人，所以卓然自成一家。他性格正直不掩饰，痛恨当时流行的阴阳禁忌、释老神怪之说，斥责它们不遗余力；而遇到一人一行的美德、一文一诗的佳作，则称赞个不停。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家贫没有粗茶淡饭，就卖文来供养母亲，在身边服侍劳作，不辞烦劳屈辱。居丧时哀痛超过常人，对于知交故旧死后家道衰落，互相慰问关怀超过生前，大概是他本性笃厚如此。五十一岁时在杭州西湖去世，先生是家父所推崇佩服的人。他的学问和品行，我在随侍家父的日子里早就听闻了。而先生对我所著的《尚书训诂》，极力赞赏认为可以阅读父亲的著作，这又有知己之感。虽然我不擅长写文章，还是想阐述陈述这些，以告知后来的君子。嘉庆二十年，乙亥年，六月庚申日，高邮王引之恭敬地撰写行状。

【祭文】卢文弨撰

维年月日，同窗好友卢文弨、孙志祖、张燕昌、粱玉绳等，谨以清酒祭奠，致祭于拔萃汪君容甫的灵前说：唉，汪君！不要悲伤地离去，突然听到坏消息，大家都惊诧不已。日前相邀促膝而坐，谈笑还未满十天，就销声匿迹埋没光芒。你其实不狂妄，而众人说你狂妄。你内心自有春秋褒贬，泾渭分明。那些狂妄的男子，号召一群愚民，像腥膻聚集蚂蚁，像箭簇聚集蛆虫。世人崇尚尊奢，你实在唾弃。海内的正直之人，都记录在简册中。师门的风范义气，长久不忘（沈椒园、郑诚斋两位先生）。披荆斩棘拜祭坟墓，留下钱财抚恤后代。志同道合者为朋，刘台拱、王念孙、江德量已先去世。金兰之交谁来补充？四库全书装在胸中，行为如秘书般严谨，大发其辞。佩戴美玉琼琚，文章师法谁？西京、邺下、汴都、临安的文学传统，未曾稍减。不宽恕古人，指出瑕疵蹈入缝隙，何况今人？怎能避免被勒令停职？众人畏惧你的口舌，发誓要杀你。最终老死田间，得以与祸患辞别。名园高枕，种植双株山茶，竹阁柏堂，风流确实继承，不死在扬州，而死在杭州。禅智山的光景，终究首邱归葬。我们结为知己，无论新旧，闻名相思，握手情亲。气味本相同，胶漆投合。来幸得天假借，去得匆匆。一去不返，仪容尚在眼前，酒樽陈列。罪人某来回复，听说你有佳儿崭露头角，希望他年能读父亲的著作，灵魂无所不至。邗江之滨，执绋相送，涕泪涟涟。呜呼哀哉！请享用祭品。

【春秋述义】

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封国，而在其封地内尽臣子之责，生杀予夺、庆赏刑罚，全都独自专断，所以史书所记载的，国内的事情遵循国君的举动。郕国太子朱儒来投奔，鲁公以诸侯之礼迎接他，那么史书就用郕伯来记载，这是邦交遵循国君的举动。庄公子赤，襄公同为世袭嫡子，他们出生时，只有庄公被记载，桓公以太子出生的礼仪举荐他，那么史书就用“子同生”来记载，这是继承大位遵循国君的举动。公子买戍守卫国，楚人救援卫国未能成功，鲁公畏惧晋国，杀了子丛来取悦晋国，对楚人说“没有完成戍守任务”，鲁公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为由刺探他，那么史书就用“不卒戍”来记载，这是刑罚人遵循国君的举动。文姜、哀姜、声姜、齐姜、孟氏都是夫人，文姜、哀姜、穆姜都有罪，而哀姜又是齐人所杀。子氏、声子、成风、敬赢、两个定姒、齐归都是妾室。向诸侯报丧，在寝宫反哭，附祭于姑母，就说“夫人某薨葬，我小君某”；不报丧就不称夫人，不反哭就不说葬小君，这是丧礼遵循国君的举动。

译《传》依据简牍记载，务必详细叙述其事；《经》作为策书，必须遵循其体例。明白了这一点，那么《经》与《传》不相符合的地方，就可以消除疑惑了。至于《经》中没有记载的事情，其体例不止一种，并非只有不是国君的命令才不记载。《隐公元年》阐发了这一体例，即使是改葬先君、邻国参加葬礼，也因为国君没有亲临、没有接见，所以不予记载。由此可知，国内事务与国君相关联，国君的行动必定记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鲁国《春秋》编年史书的体例，实际上遵循的是周代的礼制。韩起所见到的祝鮀所陈述的内容，就有证据可以证明。

因为有即位之礼（《周书·顾命》篇、《国语·周语》），所以桓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都记载了即位。隐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他是摄政。庄公不记载文姜被驱逐，闵公不记载内乱，僖公不记载国君出逃。如果周礼中没有即位之礼，那么《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就没有依据了。

因为有国君死于路寝之礼（《丧大记》），所以庄公、宣公、成公三位国君都记载为“公薨于路寝”，《左传》在成公处阐发其体例说：“这是合乎道义的。”僖公死于小寝，文公死于台下，襄公死于楚宫，定公死于高寝，《左传》在僖公处阐发其体例说：“这是安于私欲的。”昭公死于干侯，是说失去了应有的位置。隐公、闵公只记载“公薨”而不说地点，是为了表明他们是被害死的。桓公记载“公薨于齐”，是为了表明他是被残害的。如果周礼中没有国君死于路寝之礼，那么《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就没有依据了

周公制定礼制，为各种事务设立制度，为各种细节设置防范。伯禽接受了这些礼制，用来封于鲁国。鲁国的史官世代守护这些礼制，用来编写《春秋》，没有人敢随意增减。所以说“鲁国仍然秉持周礼”，又说“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春秋》原本是一代的礼制，成了一国的史书，向上不能贯通到夏、商，向旁不能施行于吴、楚。而后来的君子想要援引《春秋》的体例，来审定历代史书的编纂，这是不对的。

有人问：“周礼完备存在，鲁国的史官依据它来书写，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孔子之后才创作呢？”回答说：“譬如审理案件，虽然有刑法典，仍然需要圣明的君主，明察的官员，忠信的长官，慈惠的老师，然后才能听取实情并议论刑罚的轻重，以验证于法典。《春秋》也是这样。有国君不侍奉周天子，有常刑，必须有像董狐那样的史官，然后才能纠正其罪恶。周朝衰微，史官失职，而礼经将要废弃。自从孔子修订之后，先王的典章才得以保存。所以说礼制与《春秋》互为权衡。不是周公不能创作，不是孔子不能修订，怎么能泛泛地指望衰世史官去做呢？”

鲁国叔仲惠伯的死，是荀息那样的忠诚，为什么不记载呢？回答说：如果用诸侯的策书来记载，就应当说“鲁公子遂弑杀其君，罪恶波及大夫彭生”。《春秋》对内避讳，记载“子卒”而不写地点。国君既然避讳，那么臣子就没有依附的对象；没有依附的对象，就不记载。忠诚如彭生，邪恶如公子翚，都是这样的。如果说“公子遂杀叔仲，彭生”，这就是两方互相杀害的说法，无法彰显惠伯的忠诚，所以不记载，是因为言辞穷尽了。杜预认为史官畏惧襄仲，这是不对的。

《春秋》有通例，有变例。诸侯失去土地，如“名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而归”，就是这样。而齐人灭谭，谭子逃到莒国，谭子不写名字，灭国与姓名相同。卫侯毁灭邢国，就是这样。而楚人灭夔，楚人不写名字。进入国都叫灭，而虞师、晋师灭下阳，夺取城邑却叫灭。宋公进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灭国却叫入。弑君称君，是因为国君无道。晋灵公、陈灵公、齐庄公无道的却不称君。襄公二十六年，澶渊之盟，晋赵武、宋朝向戍、曹人都称人，赵武是卿，没有会见公侯；向戍是后来者；曹国是微小的国家。三个称人，同样的词语不同的含义。襄公二年，夫人姜氏死，是襄公的嫡母。四年，夫人姒氏死，是襄公的母亲。九年，夫人姜氏死，是襄公的祖母。而它们的措辞没有区别。成公十年传，晋景公生病，立太子州蒲为国君，去攻打郑国。经书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朝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这个晋侯是厉公。丙午，晋侯獳死，这个是景公。而两个晋侯同样的措辞，这就是它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