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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医林琐语》清代元和陆懋修，字九芝，著。行医的道理，没有比不让病情发展严重更重要的了；而要做到不让病情加重，没有比一有病就及时治疗更好的了。这样既可以保全富贵，也可以区别贫贱。即使是小到用草来取嚏，似乎也实在不值得一提，但这种方法出自《内经》。《伤寒论》说：服用桂枝汤后病仍不解，先针刺风池、风府。风池两个穴位，在耳后的凹陷中，按压时有牵引感直达耳内的地方就是。风府在项部上方发际处，在大筋隐约隆起的中间位置。否则，就把三根手指紧密并排，在脑后发际处横向擦拭，直到两耳旁，使那里产生温热感，也可以祛除风邪。喉咙闭塞、不能咽下汤药时，用一只手横向捏住颈部的皮肤，另一只手灌药。这是因为颈部皮肤从横向收紧，喉部的皮肤就会从纵向张开。这个方法是我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曾经反复试用，果然有效。中风后牙关紧闭、无法服药，必须先把乌梅肉浸在水中使它变软，再用青布包住筷子头，蘸取乌梅肉擦拭；等到口涎流出，牙关就会张开。上面的牙齿属于胃，下面的牙齿属于大肠；饮食经过煎熬、爆炒、炙烤，热气积聚在肠胃中，牙齿必然会因此患病。石膏五钱、元明粉三钱、胆矾一钱半，共同研成末。每天早晨盥洗漱口后，用牙刷蘸药末擦拭，可以使牙齿更加坚固有力。老年人牙齿脱落后，吃东西时必然会把食物的渣滓吐出，这样可以避免食物停留积滞。《内经》说：“圣人躲避风邪，就像躲避箭和飞石一样。” 年轻力壮时不相信这句话，到了年老以后才相信。苏东坡一生经常吃茯苓，对于饮酒的人尤其应该仿效他。楼英说：“饮酒而头部出汗，是血证。头部出汗而额头上尤其多的，额头属于心部，也属于血证。” 这是十分确切的评论。眉棱骨疼痛，服用白芷就能缓解；这个部位就是攒竹穴。张从正《儒门事亲》说：养生和攻治疾病，本来就是不同的事情。现在的人用补药治疗疾病，难怪不会见效。赵养葵《医贯》说：食物填塞太阴经，称为食厥；下部有脉而上部没有脉，不吐出来就会死亡。如果肠腹绞痛，手不能按压，更不能使用攻下法。凡是攻下血积，必定要用桃仁、红花。攻下水积，必定要用甘遂、牵牛。攻下水中的血积，必定要用水蛭、虻虫。赵固把六味丸用于统治各种疾病，尚且有这样的说法，更可以看出治病并不是只重视补法。张从正说：郁滞形成时，开始非常轻微，可以通过呼吸调节、按压和导引把它除去；如果强行用补法使它停留下来，一旦停留就不会消失，最终会形成五积。咳嗽往往由风寒引起，必须尽力祛除风邪，并辅以消食导滞之法；刚开始时痰色白而稀薄，味道咸。咳嗽严重时，腹部皮肤被牵引而疼痛，并不是水液泛溢凝聚成痰。病情逐渐好转，痰也逐渐变稠，颜色渐渐转黄；即使咳嗽持续一两个月，也不能服用滋腻的药物。失血、遗精，人们都说这是十成的劳病了；然而这些病一定有其原因。只要遵循《内经》“先处理导致疾病的原因，制服潜伏的主要病邪”这两句话，没有不能治愈的；一旦使用补药，病就不会消失了。汗液是人体的宝贵物质，夏天一旦汗孔闭塞就会生病。人们常说寒冷时没有汗，却不知道热邪太盛时也会没有汗；凡是服用石膏来发汗，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附子是北方玄武真神，能够镇守水邪，力量足以运行水液。使用附子，并不只是用它来扶助阳气，实际上是用它来攻破阴邪。因此，对于属于水寒而外表呈现热象的情况，先用一二剂试验；如果没有热象，就应当改用附子，不能一会儿认为是热证而使用寒凉药，一会儿又认为是寒证而使用温热药。凡是身体和骨节酸痛不适，只要使用羌活、独活，当天就能停止，这是非常有效验的。太阳病的脉象，有所谓阳浮而阴弱；阳指寸脉，阴指尺脉。这是说病在上部而不在下部，不能把阴弱理解为阴虚。按摩这一门技艺，失传已经很久了，但这种方法实际上不可缺少。《难经》说，手三阳经的脉受到风寒侵袭，潜伏停留而不离去，称为厥头痛，并不是说厥阴头痛。“真正的头痛，手脚青冷直到关节，是死症，无法救治。” 古人把“青”和“清”通用，意思是清冷。真正的心痛，手脚青冷直到关节，也不能救治；这说的都是手脚冰冷。三公坐在一起谈论治国之道，这是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所做的事。姚际恒竟然说《素问》的言论多有穿凿附会之处，还认为黄帝和岐伯相互问答是荒诞的。他的见识实在太狭隘了。姚际恒又说：“《本草》在《汉志》中没有记载；汉平帝下诏让天下推举通晓方术和本草的人，本草这个名称才从此出现。” 既然汉平帝已经下诏推举懂得本草的人，那么汉代以前早已有《本草》，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可是他又说：“这一定是东汉人写的。” 那么，汉平帝难道是在下诏推举后汉时期能够通晓本草的人吗？《伤寒论》中“清谷”的“清”和“清便”的“清”，都是“圊”字；“圊”就是厕所。“圊”字，《唐韵》注音为“七情切”。《集韵》注音为“亲迎切”，都读作“清”音。《说文》解释“厕”字说：就是“清”。大徐说：厕所古代称为“清”，意思是污秽之物应当经常清除。“溷”字，《说文》解释为：厕所。《唐韵》和《集韵》都注音为“胡困切”。《集韵》又注音为“苍经切”，读作“青”音。阴阳五行都以年份久远的情况来说：十天干中甲、丙、戊、庚、壬属阳，乙、丁、巳、辛、癸属阴。角、徵、宫、商、羽五音中，五太属阳，五少属阴，这说的是阴阳。甲与己相合化土，乙与庚相合化金，丙与辛相合化水，丁与壬相合化木，戊与癸相合化火，这说的是五行。不明白这些道理，就会说火对应丙、水对应癸。太阳病误用下法，就会形成热实结胸。太阴病误用下法，就会形成寒实结胸。误用下法以后，邪气就会向内陷入；陷入以后就会成为实证，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是如今只知道误用补法会形成实证，难道也不知道误用下法同样可以形成实证吗？旋复代赭汤，治疗嗳气不止。“噫”是从声音方面来说的。这里不说声音而说气，指的就是《论语》所说“出辞气”的气，是说嗳气发出的是带有食物的气。“鞕”字，反切为“鱼孟切”。读音同“硬”。白虎汤治疗气分的实热，桃仁承气汤治疗血分的实热；也有可以使用犀角地黄汤的情况。如果用犀角代替石膏，那么气分和血分就混淆不分了。汗出过多会亡阳，下法使用过多会亡阴，这些说的都是津液耗亡。阳明主管津液所产生的病变。病情必须询问以后才能知道的，关键在于能够不用询问便知道，这才是高明的。少阳病使用柴胡后出汗，是因为上焦得以通畅，津液得以下行，胃气因而调和，所以汗自然就出来了。并不是柴胡能够发汗。升麻、葛根也是这样。“呕吐已经停止，下利也已经停止，出汗而手足厥冷，四肢拘挛紧急不能缓解，脉象微弱将要断绝”这十九个字应当作为一句来读。这里所说的“呕吐已经停止，下利已经停止”，难道真的应该理解为呕吐和下利都已经停止吗？所谓四逆，是指寒冷超过肘部和膝部。手脚厥冷，怎么能称作四逆呢？鸡子黄能作用于血分，所以心中烦躁、不能安睡的情况适宜使用它。鸡子白能作用于气分，所以声音发不出来的情况适宜使用它。

译伤寒病使用白散方时，如果服后没有下利，就进食一杯热粥；如果下利不止，就进食一杯冷粥；这说的是巴豆。如今却把这个说法移用到大黄上了；试想服用大黄后下利不止，难道还可以吃冷粥吗？阅读《伤寒论》必须特别留意治疗水病的方剂。大青龙汤清除体内扰动所致的烦乱，所以治疗表寒里热。小青龙汤治疗体内蓄积的水气，所以治疗表热里寒。小青龙汤归入太阳经，治疗阳水之病；真武汤归入少阴经，治疗阴水之病；五苓散、十枣汤、陷胸丸也都是这一类方剂。古代的二陈汤原本是六味药，用来治疗久咳；后人把它移用于治疗新发咳嗽，于是去掉生姜、乌梅，成为四味药。这个方中的生姜、乌梅，就是小青龙汤中的干姜、五味子，这一点可从四兽饮中看出。小柴胡汤是疏通表里之剂；旋复花汤、各种泻心汤，以及黄连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都是疏通上下之剂。都粱丸就是白芷。举卿古拜散就是荆芥。六味丸这个名称，原本是因酸、苦、甘、辛、咸、淡六种滋味而得名，并不是说由六种药物组成。扁鹊玉壶丸只使用硫黄这一味药。天王补心丹中的桔梗、归脾丸中的木香、七味白术散中的葛根、玉屏风散中的防风，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去掉它们，就不符合原方的意义了。牛黄清心丸，以万氏的一方最为稳妥。该方使用西牛黄二分五厘、镜面辰砂一钱五分、黄连五钱、黄芩三钱、山栀三钱、郁金二钱，研成粉末。制成黍米大小的丸剂，每次服七八丸；如果温邪向内陷入包络，也不是此药便不能透达进去。肾是胃的关口，关门不能打开，所以水液聚积，并随着同类之气运行；东垣所制的通关丸，用黄柏、知母各一两，肉桂用一半的量，最为合适。也叫滋肾丸。舌是心在外部的征象，颜色本应为红色，但有时会白得像堆积的粉末；白色是肺金的颜色，却反过来加临于心火之上，这叫作反过来侮辱它所胜的对象。逍遥散本来是八味药：柴胡、当归、白芍、白术、白茯苓各一钱，甘草五分，此外还有煨姜一片、薄荷五分；人们都忽略了这些药味。其中丹皮、山栀各一钱，是薛立斋在原来的八味药之外加上的。妇女临产时被接生婆损伤，出现小便淋漓不尽的情况，用补脬散这一方最为有效。“脬”就是妇女的膀胱。该方使用生黄丝绢剪碎一尺、白丹皮连根一钱、白芨研成浓汁一钱，最为有效。败酱草这一味药，能够使脓转化为水。治疗疮疡的方剂中加入皂角刺三分、穿山甲三片，能够引导各种药物到达病灶所在之处。脑漏、鼻渊等证，只用白芷一两、辛夷仁和薄荷叶各五钱、炒苍耳仁去皮二钱五分，最能清除在头顶的风火。《经脉别论》说：一阴一阳相结，称为喉痹。一阴指厥阴，一阳指少阳。厥阴之上，由风气主宰；少阳之上，由火气主宰。依据这个原则来治疗，问题就已经解决过半了。银柴胡、胡黄连、青蒿子、左秦艽，专门用于治疗骨蒸劳热。白丹皮治疗无汗的骨蒸，地骨皮治疗有汗的骨蒸。桑白皮治疗寒热往来的骨蒸。洞泄就是水泄，使用白蒺藜、野大蒜、萝卜荚、荠菜花四味药，各三钱，煎服后立即见效。治疗水泄不止最为有效；这是我先母记得的家传方。画眉膏用于给小儿断奶，方法非常有效。药方是：雄黄、雌黄、辰砂、麝香各二分，轻粉一分，山栀一个，共同研成粉末。等小儿睡熟时，用麻油调和后擦在两眉毛上，他就不会再想吃奶，此后也不会有憋弊。如果能在伏断日按此方法使用，就更为合适。凡是适宜升发的阳气，与适宜补益的阳气，是不同的。凡是适宜补益的阴，以及具有滋阴作用的药味，一个错误在于不讲阳气郁滞，另一个错误在于不讲阴气。泄泻一开始就适宜温暖中焦，这一点与痢疾不同。苏东坡说：“我有了病情，一定把情况全部告诉医生，使他心中完全明白。然后再诊脉，那么各种疑似的情况就不能迷惑他了。我的本意是治好病，难道是要故意使医生为难吗？” 如今却有人把不询问医生当作高明。王海藏说：病人拱手沉默，只要求医生切脉，正好可以试试看医生是否知道病情。寒、热、虚、实，这些情况可以从脉象上知道；然而一种脉象可以对应几十种证候，得病的原因却不能从脉象上知道。比如饮食所伤，或许可以由脉象知道，但究竟伤的是哪一种食物，难道会显现在脉象上吗？所以医生不能不询问，病人也不能不说明。《内经素问》无论内容是否完全真实，总归是秦汉以前的书；《伤寒论》无论篇章是否完整，总可以根据它的用法来治疗今天人的疾病。姚首源把《素问》说成穿凿附会，把《伤寒论》说成驳杂不纯，并把它们都列入伪书之中，却不知道自己这是在与病人为敌。治疗重病，关键在于把病人领出死亡的关口，引入生路。病处在关口之内时，变化的端绪很多；一旦离开这个关口，病即使尚未痊愈，也没有死亡的征兆了。医书本来不记载接续用方的方法，因为接方没有固定的法则。然而医生的本领，全在接续用方上体现出来；这必须经过很多临证实践以后才能做到。有些病本来就不是一剂药能够治愈的，用药也不必过于峻猛。有些病必须依靠这一剂药见效，用药就不能轻率。胃脘痛这一证，没有比游山方更神效的。草果、延胡索、五灵脂、没药四味，也叫手拈散。茯苓这一味药，是治疗痰证的主要药物。痰的根本是水，茯苓可以利水；痰的活动表现为湿，茯苓又可以行湿。陈修园说：肝胆是温病发生的根源，阳明是温病形成后聚集的地方。俗话说：年老以后身体状况，就像历年记录一样，会在逢节时发病。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每逢大的节令交替，都是风寒与营卫交替的时候。此时用药，应当根据所见的病证，顺势把它祛除；如果一味使用补药，就会使病邪滞留而不能去除，病也会因此加重。所以逢节发病，绝对不能用补法。疾病导致的自汗，虽然已经有汗，但这仍属于病汗；还要通过解肌使汗出，才是能够祛除疾病的汗。治疗风邪伤及汗□阳病时，应当特别注意水。治疗中风病时，应当特别注意火。寒、热、温、凉本来就是四种不同的性质；温与热不同，凉与寒也有区别，不能因为使用温药就把它称为热药，也不能因为使用凉药就把它称为寒药。《千金方翼》是《伤寒论》的原始渊源。《伤寒论注》以成无己的注本最早。《金匮要略注》以赵以德的注本最早。世间□郁的病最多；疏达、发散、夺取、泄下，都是治疗郁证的方法。

译眼病遇风就流泪，应当归咎于有火。这就像心热便出汗、肾热便小便一样。大概是枫磷火于眼中，皮毛收敛闭塞，使经脉中的阳气郁滞，于是产生里热；阳气聚集到上部，就是五火独自发作的情况，怎么会不因热气蒸迫而流泪呢？即使是怕光、畏惧阳光，以及拳毛倒睫，也无不由火所致。鼠妇就是《诗经》中所说的“〖虫伊〗□在室”，是由水湿产生的虫。水湿所致的病，多见于太阴，这是脾脏的水液流布成湿。火燥所致的病，多见于阳明，这是胃火趋于燥的缘故。太阴属于三阴，所以三阴疟就是太阴疟。丹溪认为，在子、午、卯、酉日发作的是少阴疟，在寅、申、巳、亥日发作的是厥阴疟，在辰、戊、丑、未日发作的是太阴疟；我恐怕并不一定如此。周慎斋说：阳气充足，阴气就全都化为血；阳气不足，阴气就全都化为火。自汗和盗汗都属于虚证。阳虚就会自汗，阴虚就会盗汗。阳虚所出的汗一定带寒，阴虚所出的汗一定带热。然而阳明实热的时候，也有出现自汗、盗汗的。消渴病，是津液失常的疾病。上消以天花粉为最好的药品；中消用朽木煎汤，这是取腐朽之物可以胜过焦热之物的意思；下消用缫丝汤代替茶饮，并□半夏。善忘，多数属于蓄血证。麻和木这两种证候，应当区分气血：气虚就麻，血虚就木。癫和痫这两种证候应当分辨水火：癫属于阳病，是火所致的病；痫属于阴病，是水所致的病；痰聚集起来，就是水病。痫属于阴水所致的病；水就是痰，痰盛则有火。痰结聚在心胸之间，有时因为稍微劳累，有时因为少睡一会儿，就会突然头晕跌倒，好像中风一样。发病时会发出声音，或者口中发出六畜的叫声；将要苏醒时就会吐出涎沫。共有五种痫证，治疗总以化痰解结为主；脉象虚的可以治，脉象实的就会死亡。病了七天以上，病邪运行完一经，想要再次传经时，应当针刺足阳明；不预先针刺太编辑，所以病到了三阴，绝没有再传到太阳的道理，只会转属阳明而已。白虎汤是用来清除阳明内部蒸腾的热，不是用来解除阳明外在表现的热。所以只有表热时，不可使用石膏。数脉有两种情况，不是热邪旺盛，就是虚损到了极点。迟脉也有两种情况：寒证固然会见迟脉，但热邪到了极点也能使脉象迟缓；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迟脉，而是脉气伏藏、不能搏动显现。尚未出汗却怕冷，是邪气旺盛、表证坚实。已经出汗仍怕冷，是邪气已经退却、表气虚弱。出汗以后，强盛的邪气既然都已经散去，就不应再有怕冷的症状；出汗后反而更加怕冷，难道不是虚证吗？所谓病邪向内陷，是说邪气向体内陷入，不能从体表解除；如今却把内陷解释成虚证了。正气虚弱而邪气实盛，邪气与正气相争，所以会先发战栗，继而出汗，病就能解除。正气并不虚弱，邪气也没有实盛，邪气不与正气相争，所以不会发战栗，而是出汗后病就解除。邪气和正气都衰弱，阴阳自然调和，所以既不发战栗，也不出汗，病就自行解除。服用桂枝汤后，必定先感到烦躁，然后出汗，病才会解除。服用柴胡汤后，必定会阵阵寒战，随后发热，出汗，病就能解除。这种烦躁和这种寒战，下面□都是战汗。战栗后出汗，病一定会解除，不要误以为这是病情加重。阳明病突然发狂，接连不断地出汗而病得以解除，也同样属于战汗。尚未经过发汗或攻下却出现燥证，这是阳气旺盛导致的阳明燥证，必须把清除热邪放在首要位置。已经经过发汗或攻下却出现燥证，这是损伤津血导致的阳明燥证，应以滋润燥邪为主；滋阴药物使用的先后、缓急，都应以此为准。同样是呕吐，若伴有发热、怕冷而呕吐，属于太阳病。若寒热交替出现并伴有呕吐，主要属于少阳病。若只是发热而不怕冷，并伴有呕吐，属于阳明病。所以凡是呕吐，都应当分辨属于三阳中的哪一经来治疗。若没有寒证也没有热证却发生呕吐，就应当从中焦取治。疾病刚传入阳明时，仍然可以分辨营分和卫分；超过这个阶段，就不再讨论营卫的区别了。古人把人体的阳气称为阳，把阳性的邪气也称为阳。把人体的阴气称为阴，把阴性的邪气也称为阴。只有头部出汗，是阳气郁滞在体表，并不是阳虚而向上浮越。少阴病使用麻黄，相关证候都表现为发热而无汗。《论》中没有说“无汗”，是因为阴证本来不应有汗，所以没有必要特意说明。六经的病，要根据证候来区分。读书时先弄清楚哪一经会出现哪一种证候，那么临证时才能知道某种证候属于哪一经；患病的人也才能□告诉医生□自己患的是哪一经的病。所以一定要先读书，然后才能临证。阳邪大多聚结在上部，阴邪大多聚结在下部，所以属于上焦的结聚多为热，属于下焦的结聚多为冷。营气和卫气的运行，都以肾中的先天之气为根本，所以称作卫气、营气，都是用“气”来命名。温病不怕冷，是因为热邪从体内产生。中暑时出汗却怕冷，是因为暑邪从体表侵入。温病的脉象浮而有力。中暑时脉象浮而无力，是因为暑邪损伤了元气。温病的传变没有固定规律。中暑不会传变，但如果不进食就会死亡。温病初起，不过只是想喝水。中暑初起就会非常口渴，不停地喝水。温病和暑病可以据此加以辨别。中暑与伤寒相似，伤寒初起没有汗，也不口渴。中暑初起，就会口渴并出汗。中热与温病相似，温病初起口渴而不怕冷。中暑初起却会怕冷并口渴。同样是烦躁，太阳病的烦躁使用青龙汤，阳明病的烦躁使用白虎汤，少阴病的烦躁使用真武汤。仲景治病的方法着重于保存津液，这一点人人都知道；至于他保存津液的方法，就是汗、吐、下、和、寒、温六法。六法之中，尤其以急下法保存阴液，片刻也不能耽误。轻率地使用滋腻的药物，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存津液，恰好与这六种方法相反，所以即使有病也没有一种能够治好。温病起于中焦，有时向上浮越到上焦，也波及下焦；只要治疗中焦，上焦和下焦就都能安定。如果只在上焦或下焦单独出现病变，就不是温病。刘河间说，古人把各种疾病都称为杂病，只有伤寒被称为大病。刘河间讨论的是温病，所以并没有所谓“大病”这一说法；他说的就是温病，也就是伤寒中的温病。因此他又说，体内有阴寒的，只能算杂病，最终不能成为汗病。疟疾兼有其他经的证候是有的，但没有不涉及少阳的；这并不只是少阳病。凡是做医生的，首先应当具备见到病证就想到用药的心思，然后再谈见识是明还是暗、医术是高还是低。即使当时还没有达到很高明的程度，将来也一定会成为良医。俗话说：“十个医生有十种治法。”这话不对，因为病人只有一个人，理应也只有一种治法。阴邪旺盛时，阳气也会脱失，并不是因为阳虚才脱失。阳邪旺盛时，阴液也会脱失，并不是因为阴虚才脱失。姜和枣都是极其微小平常的药物，却具有扶助正气、通达邪气的妙用。有个患疟疾的人，病情一天较轻、一天较重。我说，所谓轻的一天其实是重的一天，所谓重的一天其实是轻的一天，必须让这两天都变重，才会逐日转轻，后来果然如此。

译岐伯说：“谨慎而熟练地辨明阴阳，不要同众人一起谋议。” 为什么说阴阳这两个根本方面，不能向众人征询意见呢？由此可见，众人口中所说的阴阳，并不就是岐伯心中所说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道理也都是这样。《内经》说“热未消退，寒病又复发”，这句话下面还有一句：“寒未消退，热病又复发。” 意思是说，并不只是说其中一个方面。膀胱排尿不畅称为癃。经书说：患癃病的人一天要小便几十次。这与湿邪下注所导致的里急后重相似，都是下焦火邪郁结所致，所以都没有使用收涩止尿之法的道理。有些疾病虽然属于虚证而不能攻治，但在补益之中本来就包含着攻治的意义；善于补阴，正是为了攻除热邪；补阳，正是为了攻除寒邪。如果是实证，就不能这样说。实证却误用补法，虚证却误用攻法，错误相同，造成的祸患也相同。运气之学被马元素一类人败坏了，竟说某年出生的人在某日得病，应当使用某种药，这也是丹溪的说法。后来又有程德斋撰写《伤寒钤法》，以得病那一天的干支为主要依据；正因为有这类人，运气学说于是就无法讲通了。《宋史·仁宗本纪》记载：“至和元年正月，捣碎通天犀，和药用来治疗百姓的疫病。嘉祐五年五月，京城百姓发生疫病，选派医生并发给药物来治疗他们。” 这里所说的“疫”，就是《说文》所说的“众人都生病”的疫病；朝廷因此选派医生、发给药物，必定不是只有一个人独自患温病。曾经看到一本书中说：“我平素不喜欢使用热药。” 用热性药物治疗寒证，用寒凉药物治疗热证，都是治病的方法。使用寒凉药还是温热药，难道能看医生个人的喜爱或厌恶吗！“苦寒药物会损伤胃”的说法，是针对虚寒证而言的；如果是实热证，不用苦寒药物就无法祛除病邪、保护胃气。宋代有个叫窦材的人，自称是“第三扁鹊”，说仲景只能治疗小病，狂妄地诋毁〖讠其〗他。我认为，这才是真正能够读懂仲景著作的人；由此可见，只要能够运用仲景的治法，就可以使疾病不发展到严重地步。石膏不能煅烧，煅烧后就会变成石灰，药性反而变热了。药物中能够起死回生的，只有石膏、大黄、附子、人参。有这四种药物所能对应的病证，一剂药就可以使病情好转如春。除此以外的药物，都不完全是这样。有七十二种风病，却没有听说有七十二种治法；有三十六种痛病，也没有听说有三十六种治法。而且如果说一张方子可以通治，那么为什么还要分为七十二种、三十六种呢？这只不过是说风病、痛病的种类很多罢了。刮痧的方法，也是很好的方法。张景岳著有《刮痧新探》。用六味地黄丸统治伤寒病，是赵养葵在《医贯》中的说法；汪讱庵把它列在《医方》的开头，实在是严重误导病人。口渴得厉害却呕吐，必定是因为饮水过多。呕吐得厉害却口渴，必定是因为津液受到损伤。疾病有初期、中期、末期三个传变阶段，而初、中、末三个阶段的期限也没有固定标准，但终究不能不加以区分。春夏气候温热，难道只是用药不同于冬季寒冷吗！曾见有些人家在温热季节也使用厚重的褥子、重叠的帐子，甚至用红毡遮罩窗户，这实在是大忌。疾病通过出汗而解除，药力一到，自然就会出汗；即使冬月患正伤寒也是如此。然而有些夏季所患的病，也想用温暖衣被覆盖身体来取汗，那就完全不对了。有些疾病本来适合使用寒凉药物，但不能因此任意吃生冷食物；只有梨汁、蔗汁、西瓜汁不在此例。“甘”也有淡的含义，并不只是甜才叫甘。《尚书》说“稼穑作甘”，《礼记》说“甘受和”，说的都是淡味；所以石膏的甘味不同于麦、地黄的甘味。《周礼》说：“秋季有疟疾、寒冷之类的疾病。” 贾公彦的《疏》说，这不是火□金。张、刘、李、朱被称为金元四大家；其中张氏指的是洁古，有人说是子和，但应当以洁古为正确。李士材竟把张氏说成仲景，错误得太厉害了。世俗所说的伤风，不发热，只是咳嗽、流清涕、鼻塞、鼻音重罢了；它不是《伤寒论》中的中风，所以不会发生传变。治疗咳嗽必须区分新病和久病，新咳宜用疏泄之法，久咳宜用收敛之法。新咳误用收敛法，风寒就不能排出；久咳反而过度疏泄，就会使肺叶张开，这些都足以造成医家所说的怯证。新病和久病应当以年限来计算，不能以月数和日数来计算。《伤寒论》中的“口中和”三个字，最应当留意；口中和就不会口燥口渴，口燥口渴则说明口中不和。一个证候使用附子，另一个证候使用石膏，但两者的背部都稍有恶寒，辨别时应当审慎。怕风的人不一定都怕冷，但怕冷的人没有不怕风的。阳明经的热证，只用石膏、知母；阳明腑的热证，才开始使用芒硝、大黄，以有无燥屎作为辨别依据。《伤寒论》所说的往来寒热，与疟疾相似，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凡是疟疾，在发作以前和发作缓解以后，饮食、行动都和常人一样，可以据此加以辨别。探望病人是礼节，但最容易使病人劳累；不过总之不能让病人与来访者多说话，病重时甚至不能让来访者走到病床四周。疾病往往在稍有好转时反而加重，所以病后的谨慎应当比病前增加十倍；胃口刚刚恢复时，切忌多吃，这就是仲景提出“减少饮食就会痊愈”这一告诫的原因。病情加重和疾病将要痊愈，外在表现相似，最应当加以区别；所以鼻出血以后没有再次发汗的道理，其余情况也可以依此类推。仲景把热邪从表向里发展的情况称为“翕翕发热”，把热邪从里向表发展的情况称为“蒸蒸发热”。“翕翕”和“蒸蒸”，就是表热和里热的区别。疾病一旦传入阳明，无论是风、寒、暑、温哪一种因素所致，最终都归于火化；所以六种病因所致的疾病，如果没有进入阳明，都不会出现火热的表现。宋人的书中有把“敦阜之纪”“敦阜之土”写作“厚阜”的，这是为了避宋光宗名讳〖忄享〗，并不是改动经典原文。同样都是湿邪，寒湿可以使用姜、附子，湿热可以使用黄连。疾病开始时如果恶寒很严重，正是即将发热的先兆，因为这是人体自身的阳气在起作用。虚证有各种不同的虚，补法也有各种不同的补。虚寒证所说的“寒”，不就是通常所说的寒冷。虚热所表现的热，并不就是火。风寒病以解表为主，温热病以清里为主，所以伤寒转变为温病时，也专门采用清里的方法；这里所说的表是太阳，里是阳明，并不是泛泛地说脏腑的表里。学习医学从《伤寒论》入手，开始困难，后来就容易了。从后世各家著作入手，开始好像很容易，后来却会非常困难。六经的病证既要分别观察，又要合起来观察；总之，心中先要有六经病变的整体认识，然后眼中才会看见六经的具体证候。古人所说的破气药，是破除气中停滞的药。古人所说的票血药，是破除血中结聚的药。气血既然有所停滞，就非破除不可；难道一使用这种药，就会把人的气血全都破坏掉吗？

译病在经脉的，适宜发汗；病在腑的，适宜攻下，这是确定的治法。却有人说，病在中腑应该发汗，病在中脏应该攻下；他们把明明属于经病、表现为脉浮而恶风寒的情况说成中腑，又把明明属于腑病、表现为大便秘结的情况说成中脏。这样一来，经与腑、发汗与攻下便都没有了固定法则，势必会出现里实已经形成却仍然使用发汗法，脏气真元已经失守却仍然使用攻下法的情况！世上喜欢谈论补虚的人，常说正气非常旺盛，外邪就不能侵犯；这句话用来谈尚未患病的人，□可以这样说。如果这个人已经患病了，那么外邪已经侵犯人体；既然已经侵犯，就必须先除去所侵犯的邪气，正气才不会受到损伤。如果仍然拘泥于这种说法，那么邪气不去，最终只会眼看着他越来越虚弱罢了。“案”是断定的意思，必须能够作出判断，才可以称为医案。“方”是法则的意思，必须具有治病的方法，才可以称为医方。《本草从新》在“人参”和“生地”条下说：“治疗伤寒瘟疫。” 为什么在伤寒之外，只有瘟疫这一种病呢？“人参”条下又说：“平庸浅陋的人，不察看虚实，只要看到发热，动手就用攻下法。” 这种说法，不知道究竟是要怎样教导人！景岳、石顽都把温疫列入杂证，但他们所论述的其实都是温热病；由于他们不知道温热病就是《伤寒》门中的病，所以不在伤寒门中论述，而一旦把它列作杂证，就不再使用伤寒方，因此温热病没有一种能够救活人的方法。升发药中，有的是从下部向上升提的，因为邪气下陷了；有的是从里部升达于表部的，因为邪气不能到达体表。如果一升提就立即发生脱证，通常就不采用升提法。有小便不通却使用升麻的，是认为这好比酒从上面倒入：上面的窍道打开了，下面的窍道自然就会通。如今竟有人把这种方法用于大便秘结。人因为虚弱而患病，称为弱证。除此之外，则把没有病看作虚，有病看作实，所以赵以德说：邪气在气分，气就是实的；邪气在血分，血就是实的。医生常说邪气在某一经，病人听到一个“邪”字，就把它当成鬼祟作怪，于是抛弃医药而去求巫；有时竟真的被鬼祟所凭附。疾病刚传入阳明时，还存在营分与卫分的区别，所以有桂枝法、麻黄法两种治法；过了这个阶段，就不再区分营卫，也应当不再使用桂枝、麻黄了。葛根方中加入桂枝、麻黄的，名为葛根汤；葛根方中加入芩、连的，名为葛根黄连黄芩他刀。前人在阳明病中使用葛根芩连汤，有时也只说“葛根”；明白的人知道这是指含有芩、连的葛根汤，糊涂的人却仍把它看作含有桂枝、麻黄的葛根汤。又因为刚传入阳明时，有时也适宜使用桂枝汤、麻黄汤这两种方剂。于是对于阳明证，便始终不能提出高明独到的见解了。由此可知，两种葛根汤中的葛根，也正如青龙汤、白虎汤中的石膏一样；在应当使用白虎汤中的石膏时，怎么能使用青龙汤中的石膏呢！孟□有《本事诗》，杨元善有《本事曲》，许学士因此写成《本事方》；我也想仿效这种体例来记载医事，只是治验已经很多，难以全部记载。医书往往记载一个证候、说明一种治法，却不谈兼有的证候，更不能说明先出现什么证候、后来又出现什么证候。所以读书多很重要，尤其要重视多亲自诊治病证。读书人如果不谈五道，樵夫都会笑话他；为什么偏偏在窍道上，却有“有道而不谈道”的说法呢？闭证和脱证，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闭证是邪气牢固地束缚在体外，元气在内□安定。脱证是邪气大大损伤元气，元气不能与邪气相抗。脱证却用泻法，气一断绝就会死亡。闭证却用补法，会使邪气被禁锢，最终导致死亡。病到舌头发黑、牙齿干焦、嘴唇裂开，没人不认为这是燥证；到了这种程度，本来应当完全使用滋润药，但仲景在这里却只用厚朴、枳实这类燥药。大便一通，燥证就会消除；一旦使用滋补润燥的药物，从此反而不能再润养了。《云笈七签》引用《阴阳应象大论》说：“冬天受了寒，到了春天必然患温病”，却写作“冬天伤于汗，到了春天必然患温病”。凡是《内经》中说到精的地方，都是在说汗；这里写作“汗”字，正好与《金匮真言》所说的“精是身体的根本，所以能够藏精的人，春天就不会患温病”相互印证。可以相互印证。而《评热论》所说的“汗就是精气；人之所以出汗，都是由谷物产生的，谷物又由精产生”，难道不正可以看出所谓藏精，就是不让汗液妄自外泄吗？喻嘉言读书还不够遍博，因此不知道精就是汗，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