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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质疑录》，清代张介宾著。序。医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却有一定不变的道理。如果道理没有可疑之处，那么即使是庸医偶然说对了一点，也绝不能因为说话的人不高明就废弃他的意见；如果道理有可疑之处，那么即使是前代的名医，即使是历代祭奉为典范的人，也不替他掩护短处，必定把其中哪怕万分之一的错误摘出来，拿来向天下后世质证。这是因为医生的言论关系到人的生死，所以不得不阐明其中的精微之处，深入探究它所包含的意义。这就是会稽张景岳先生撰写《质疑录》一书的缘由。追溯黄帝轩辕和岐伯两位圣人，他们化育天地，发下普度众生的愿心，撰写《灵枢》《素问》等经典，创立了医学之道，使百姓已经登上仁慈长寿的境域，他们的功德实在广大；春秋时期，秦越人又撰成《难经》；汉文帝与淳于意问答若干条；关于脏腑的表里、阴阳，以及疾病证候的寒、温、虚、实，都说得切中病情和治法，清楚得如同看自己的手掌。这难道就是后世质疑辨析之事的开端吗！此后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位先生先后兴起，著述最为丰富，有的精通伤寒，有的擅长杂证，各自创立一家学说，阐发前人尚未阐明的道理，大大弘扬了医学传统，于是使医学之道如同日月运行于天空、江河湖海映照大地，光明昭著地流传于宇宙，历经万古仍然像新的一样。后世精通医学的人，又有什么疑问可以拿来质证呢？即便如此，愚笨的人反复思考，难道就没有一点所得吗？聪明的人反复思考，难道就没有一点失误吗？何况医学就像用兵一样，奇正相互变化，运用全凭心意，既不能离开法则，也不能拘泥于法则，难道能被前贤的章句束缚，因而寄人篱下，却不思考如何变通吗！先生天资卓越，又竭尽人力钻研，对于岐黄之术，经验之深不下于三次折断手臂而后成为良医的人，在浙江东西两地何止救活了万人！取法先圣的经典，用来辨明前贤的错误。比如伤寒这一证，必须辨别虚实，攻法和补法兼施，而不拘泥于“伤寒无补法”这一句话；中风就必须辨别十二经所表现的证候，而不能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治疗它；血证必须先清除外感病邪，然后调理内伤，而不拘泥于洁古所说的“见血无寒”。像这样值得怀疑的问题还有很多，先生逐一搜寻剔除，真可以说是善于读古人之书了。我出生得晚，没有机会亲自接受先生的教诲；然而直到今天读他的遗著，虽然不能达到他的境界，内心却私下十分向往。我点着灯披阅这些著作，凭它来向轩辕、岐伯质证可以，向四大名家质证也可以，即使凭它来向天地鬼神质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由此才知道先生对天下万世所建立的功劳是多么巨大，而精通医学的人大概也可以不再有疑惑了。因此先把这部书刻印出来，使它公之于天下；至于先生全集中，还有《杂证谟》《伤寒典》《妇人规》《传忠录》《本草类考》等书，今后应当和志同道合的诸位君子商议，按次序刊刻流行，以便共同欣赏！康熙丁卯年五月，东海石楷谨记。张景岳传。

译近二十年来，在世间广泛流行的医家著作，是张景岳的《类经》和赵养葵的《医贯》。然而《医贯》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类经》阐明岐黄之学，其中有王冰尚未充分阐述的内容，即使是读书的士大夫，也必定要花上几个月才能通晓。过去在戊寅年，我曾在张平子的座席上认识景岳，只是与他交臂而过，失去了深入交往的机会。己酉年，我寄居在证人书院，有个叫蒋一玖的人，已经八十岁了，想替他的舅舅作传；这个舅舅就是景岳。景岳名叫介宾，别号通一子，是越地山阴人。他的父亲是定西侯的门客。介宾十四岁时，就跟随父亲在京师游历。当时天下太平，奇才异士都聚集在侯府门下。介宾年幼时就〔原文“齐”字疑有讹误〕，于是遍交那些年长的人。当时金梦石精通医术，介宾跟随他学习，把他的传授全部学到了。他认为，通常所说的人体阴阳，只是以血气、脏腑、寒热来说明，这些只是后天具有形体的方面，并不是先天无形的方面。患者大多因为后天因素损伤了先天之本，而治病的人却只知道有形的邪气，完全不顾无形的元气。自从刘河间以暑火立论，专门使用寒凉药物以来，造成的危害已经很严重；幸亏李东垣论述脾胃之火，主张务必温补调养，挽救和纠正的作用确实很大。朱丹溪出来后，提出阴虚火动的理论，寒凉药物的弊端又重新盛行，所以他注释《本草》时，唯独详细说明了人参、附子的用法。他又感慨世上的医生茫然没有定见，只勉强施行杂乱应付的医术，借假称面面俱备来侥幸碰中病情，借口平和稳妥来掩饰自己的拙劣。病属虚证就用补法，又担心补法会造成危害，于是再用攻消之法来制约；病属实证就用消法，又担心消法会造成危害，于是再用补法来制约。像这样的人，连用药物相互牵制都还来不及，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治疗到疾病本身呢？幸而偶然治好了，也不知道究竟是补法的力量，还是攻法的力量。到了没有治好时，也不知道究竟是补法造成的危害，还是消法造成的危害。因此，他给人治病时，总是深入思考病因，使用单独的方剂和分量较重的药物，往往一用药就迅速见效。一时间前来求医的人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到他的门前，沿边地区的大帅也都派人携带金钱财帛来聘请他。他所著的《类经》，综合考核诸家学说，剖析精微的义理，共有数十万字，经过四十年才完成。西安的叶秉敬称它为“海内奇书”。班孟坚赞美汉孝宣帝时期的治理，说掌管政事以及文学、法理的士人，都精通自己的才能；至于技巧、工匠和器械，自元帝、成帝年间以来，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们！介宾的这部书，如果不是遇上神宗朝的盛世，也不可能写成。他又认为治疗疾病如同应对敌人，于是撰写《新方八阵》，又作《八略》来破解疾病。可惜这部书问世较晚，至今还收藏在他家中。介宾学识广博，除了医学之外，对象数、星纬、堪舆、律吕，也都能探究其中的奥秘。他在辽阳途中，听到驾驭御马的人歌声嘈杂刺耳，介宾说：“这是不祥的声音，辽国不出五年就要灭亡了。” 后来事情果然应验了。他的亲近之人拿近来的事情来问他，介宾说：“我夜间观察天象，皇帝恐怕将要晏驾，天下从此也要乱了。” 没过多久，神宗驾崩。介宾于是返回越地，那年五十八岁，又过了二十年才去世。临终那天，他亲自题写自己的画像，并召来三个儿子教诲他们。他的门人说：“先生难道真的要死了吗！” 我们先生本来就有不会死去的地方。介宾含笑而逝。自从太史公为仓公作传，详细记载他的事迹以来，后世的儒者常常仿照这种体例，来撰写名医传记。戴九灵、宋景濂都撰写过这样的传记，而名医也往往自己记述行医事迹，保存为医案，以便后人遇到相同的病情时，仿照医案来治疗，这也是一种盛大的善意。世风不如古代，有些人把行医当作贩卖技艺，这和乡里的庸俗医生没有区别；但他们又不肯以乡里庸医自居，即使像割草一样随意害死人，也还要粉饰医案来欺骗人。介宾的医案散见于《景岳全书》中，我不在本篇叙述，是厌恶后世抄袭模仿的人太多。赵养葵名叫赵献可，是宁波人，和介宾生活在同一时代，未曾见过面，但两人的议论往往相合。姚江黄宗羲太冲父撰。综概。医学之道起源于轩辕黄帝和岐伯，而著书立说来阐明它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最为突出；至于陶、王、陈、薛等人，也各有阐述，然而他们的学说也不可能没有弊端。比如一句话的错误，常常会把祸害遗留给后人，因此不得不把它取出来加以辨析，以纠正其中的失误；这并不是胆敢妄自诋毁前代贤人。姑且把它作为质疑辨析的一点帮助罢了！论“伤寒无补法”。伤寒的证候千变万化，但用“虚”“实”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方是实，一方是虚，也就是邪气和正气相互较量；正气胜就会痊愈，邪气胜就会死亡。如果正气充实，即使感受强大的邪气，病情也较轻；如果正气虚弱，即使感受轻微的邪气，病情也会严重。所以凡是正气充实而患病的人，只要祛除邪气，使用攻法并不困难；所应担心的，只有伤寒兼有虚证最难治疗！最令人痛恨的是，有人说“伤寒无补法”，扰乱人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张仲景制定三百九十七种治法，其中脉象和证候属于虚寒的就有一百多种吗；他确定了一百一十三个方剂，其中使用人参的有三十个，使用桂枝、附子的有五十多个。谁说伤寒没有补法呢？何况如今人们患有兼虚的伤寒，十个人中常有六七个；而传诵“伤寒无补法”的人，十个中有八九个。他们见到虚证不予补益，反而还用攻法，这种情况实在数不胜数。所以我竭力辨明这一点，是想挽救当时的弊病，并不是偏好使用补法。就像表邪没有解除，多次使用发散法却仍然不出汗，这是因为中气虚弱无力，阴气不能向外通达。人们不知道汗液产生于阴，补益阴气最能促使发汗。又比如身体发热不退，多次使用清热法而热势仍然炽盛，这是因为阴气不足。人们只知道寒凉可以退热，却不知道滋养阴气才能降低火热。又比如正气不足而邪气有余，正气不能胜过邪气，病就必然不能解除；只要充实中气，使正气在体内强盛，逼迫邪气向外排出，营气和卫气就会逐渐平和。这样不使用发散表邪的方法，表证自然会解除；不使用攻邪的方法，邪气自然会退去。如今的人不懂得辨别虚实，看到发热、胸闷不退，动手就使用攻法，结果邪气还没有去除，正气却因攻伐而先行败伤。这些都是拘守“伤寒无补法”一句话而造成的错误。论真正的中风在外表有六经的形态和证候。

译中风证应当遵从洁古、东垣的论述，以中脏、中腑、中血脉作为辨证的依据。洁古说：中腑多累及四肢，中脏多使九窍阻滞。东垣也说：中腑则四肢关节废弛，中脏则性命危险，中血脉则口眼〔缺字〕斜。然而方书所记载的内容，却混杂地说外在有六经的形态和证候，并以大小续命汤为主要方剂。人的身体有脏腑十二经，手有三阳三阴，足有三阳三阴。中风有所谓六经形态和证候，究竟是手的六经吗？还是足的六经呢？六经的证候，只有伤寒才有。有人说，中风的六经形态和证候，就是伤寒的六经形态和证候，甚至引用伤寒六经的证候来解释中风六经的证候。这种说法实在非常可笑。伤寒的六经证候，只损伤足经而不损伤手经，所以第一天传至太阳经，就会有发热、恶寒、头项疼痛、腰脊强硬等证候，而中风没有这些证候；第二天传至阳明经，就会有身热、眼睛疼痛、鼻腔干燥、不能入睡等证候，而中风没有这些证候；第三天传至少阳经，就会有胁肋疼痛、耳聋、口苦、寒热交替发作并呕吐等证候，而中风没有这些证候。这些是足三阳经所表现的证候。等到传入足三阴经，第四天会有腹部胀满、咽喉干燥、自动泄泻、不口渴、腹痛等证候，这是足太阴经所表现的证候，中风也有这些吗？第五天会有牵拉衣服、蜷曲着身体躺卧、舌头干燥、口中干燥等证候，这是足少阴经所表现的证候，中风也有这些吗？第六天会有烦闷胀满、阴囊收缩等证候，这是足厥阴经所表现的证候，中风也有这些吗？伤寒的六经按照次序传变，所以张仲景有麻黄、桂枝、大承气汤、小承气汤等治法；中风是突然发作的疾病，患者一时突然倒下昏迷，难以分辨所中的是哪条经络，但有中脏、中腑、中血脉的区别，或者中于足的六经，或者中于手的六经，并不像伤寒那样按次序传变。如果说中风的六经形态和证候就是伤寒的六经形态和证候，就是想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治疗中风，那么这样做几乎没有不杀人的！若论中风，那么十二经都有各自表现出来的证候，并不只是六经。比如四肢不能收动、手足拘挛，是风邪侵入足太阴脾经；口眼〔缺字〕斜、口部闭住不能张开，是风邪侵入足阳明胃经；痰涎壅塞，呼吸声像拉锯一样，是风邪侵入手太阴肺经；大便闭塞不通，是风邪侵入手阳明大肠经；舌头麻痹、不能说话，是风邪侵入足少阴肾经；眼睛昏花、神志昏迷、不省人事，是风邪侵入手少阴心经和手厥阴心包络经；〔“螈”字词义疑有缺误〕身体强直、角弓反张，是风邪侵入足厥阴肝经和足太阳膀胱经；耳聋、胁肋疼痛，是风邪侵入足少阳胆经。这些都是中风的形态和证候，难道可以拘泥于六经来解释吗？它与伤寒的六经显然不同了！论中风半身不遂，左侧属于血，右侧属于气。《内经》只说左右是阴阳运行的道路，从未把人体的气血分为左右。人的气血周流全身，气像〔“橐”后疑缺字〕，血像波涛；气推动血运行，血又配合气，阴阳相互维系，循环不息，哪里有左右的分别呢？自从朱丹溪论述中风证，将半身不遂分为左右，认为左侧属于血虚，以四物汤为主，加竹沥、姜汁；右侧属于气虚，以四君子汤为主，加竹沥、姜汁。脾、肺在右侧，右半身不遂，说是脾肺发病所主，可以这样解释；肾、肝在左侧，左半身不遂，说是肾肝发病所主，也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一定要说右侧属于气、左侧属于血，难道血只运行于左侧，而右半身没有血吗；难道气只运行于右侧，而左半身没有气吗？这样一来，人体的气血已经分离而不相互关联了。气主〔原文缺字〕，血主濡养；气运行，血就运行；气滞，血就停滞。血和气本来相互维系，哪里有左右的分别呢？世上的医生拘泥于这种说法，分左右来辨别气血，治疗中风半身不遂的证候，从来没有能够治愈人的。如果确实属于血虚，也应当补气，因为气有生血的作用；如果确实属于气虚，也应当养血，因为血有调和气的作用。如果血只是血，气只是气，那么阴阳就彼此乖离，哪里还能说是治疗疾病的权衡之道呢？论“肝无补法”。（凡是一切〔缺字〕癖、〔缺字〕瘕、痞气、奔豚，腹中像杯子、盘子一样有积块的，都是肝虚、肺金衰弱、肝木横逆的病，应当滋补肾水来救治，切不可使用疏利、攻伐肝脏的药剂。） 足厥阴肝是属风木的脏器，喜欢条达舒畅而厌恶抑郁，所以经文说“木郁就应当使它通达”，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肝脏藏血，人夜间睡卧时血液归藏于肝；肝所依赖来得到滋养的，就是血。肝血虚，肝火就旺盛；肝火旺盛，就是肝气上逆。肝气上逆，气就壅实，属于有余；有余就应当泻，世人都说这是攻伐肝脏，所以称为“肝无补法”。他们不知道肝气有余不能补，补了就会使气滞而不得舒畅；这并不是说肝血不能补。肝血不足，就会出现筋脉拘挛、角弓反张、抽搐、指甲枯槁、头晕、头痛、胁肋疼痛、少腹疼痛、疝痛等各种证候。这些全都是肝血不能荣养所致，难道可以不补吗？然而要补养肝血，又没有比滋补肾水更好的方法。水是木的母体，母体旺盛，子体就强健，所以应当滋养化生的根源。如果说“肝无补法”，一见到肝病就只顾攻伐肝脏，越是疏泄攻伐，肝就越虚，病情便有说不尽的严重后果。所以说“肝无补法”，是说肝气不能补，并不是说肝血不能补。论“见血无寒”。世上患吐血、衄血的人很多，而洁古却说：“见血就没有寒证。” 东垣也说：“凡是出现出血，都应当归咎于热。” 丹溪也说：“血没有火就不能上升。” 三家的学说出现后，世上治疗吐血、衄血的人，都把滋阴降火作为治法了。哪里知道《内经》论述血液上溢、下泄时，六淫邪气都可能导致这种病，所以《纲目》在叙述失血证时，唯独记载了运气和六淫邪气。王海藏说：“六气都能使人失血，并不只是火邪一种。” 这句话大大唤醒了千古以来蒙聩不明的人。六气使人失血，这是说外感邪气导致失血。

译然而外邪到来，没有不是由于内伤的。忧愁思虑会损伤心，饮食失节和劳累会损伤脾，拿重物、长途行走会损伤肝，受寒、饮冷会损伤肺，房事过度会损伤肾。五脏受到损伤之后，外邪才会乘虚侵入。所以凡是治疗失血，必须先审察它究竟属于风、寒、暑、湿、燥还是火；先清除外感邪气，再调理内伤，这样邪气就容易潜伏消退，也容易治疗。如果不先治疗表证，反而立即救治根本，凡是一切失血都专门归咎于一种火邪，每天只用黄芩、黄连、知母、黄柏、栀子、生地黄、牡丹皮治疗，从未见这样能够治愈人的。血遇到热就运行，遇到寒就凝滞。寒凉药物天天服用，出血反复停止又反复发作的情况，往往会越来越严重。这种吐血病人的死亡，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医生。可悲啊！论“无痰不作眩”。眩，就是头晕，眼前出现黑花，好像站在船车上一样旋转，这就是眩。刘河间专门从火立论，认为这是肝木自身发病。经文说：“各种风病、摇动、眩晕，都属于肝。” 这是肝风妄动、火气向上炎升所致。所以朱丹溪曾说，没有火就不能生痰，痰随着火向上，所以说没有痰就不会发生眩晕。眩晕，是一种病。痰，并不是病。痰并不是人体本来就有的东西。痰，就是人体的津液。气滞、血凝，津液就会化为痰，这是痰因疾病而产生。如果说没有痰就不会眩晕，似乎就是把痰当成了眩晕的根本。哪里知道眩晕发生时，有因气虚而眩晕的，有因血虚而眩晕的，也有因肾虚而眩晕的。气虚的人，阳气衰弱，清阳之气就不能上升。经文说：“上部的气不足，头部因此感到困苦倾斜”，就是这个意思。血虚的人，因吐血、衄血、崩漏，或产后失血过多，虚火向上炎升，眼前就会出现黑花。经文说：“肝虚，眼睛就不能看见东西”，就是这个意思。肾虚的人，房事过度，肾气就不能归于本源，反而向上逆行奔涌。经文说：“头部昏蒙，眼睛昏暗，上部有余而下部不足，过错在足少阴肾经和足太阳膀胱经。” 又说：“髓海不足，眼睛就会因此眩晕”，就是这个意思。风火所致的眩晕属于外感，气虚、血虚、肾虚所致的眩晕则根本属于内伤。至于说因痰而眩晕，必定是内外邪气相合之后，痰才聚集并造成危害，并不是完全以痰为主因就能导致眩晕。如果一味只攻痰，而不大力补益气血、壮水滋阴来救治根本，病人没有不死亡的。论“无痰不作疟”。疟病，是风、寒、暑、湿等邪气导致的外感三阳经病。所以经文说：“夏天伤于暑邪，到了秋天就形成风疟。” 有时先受寒邪，后来又受风邪，就先发寒后发热；有时先受风邪，后来又受寒邪，就先发热后发寒。病属于三阳经，而寒热交替发作，就以少阳经为主。起初并不是先有痰，把痰当作疟邪的根源。疟邪随着人体的卫气出入，所以有发作迟早、每日发作或一日间日发作的不同；并不是痰能够形成疟病。为什么呢？人体本来没有痰，痰就是人体的津液。随着邪气所在的部位不同，血液凝滞、气机阻滞、饮液停留、食物积存，津液就会化为痰，这是痰随邪气而形成疾病。然而严用和论述疟病，说“没有痰就不会发生疟病”；如果把痰指为疟邪的主因，反而就把疟邪当成痰病的客因了。难道会有人体津液变成痰，又变为寒、变为热而形成疟病吗？痰本来是因为疟邪才产生的，并不是因为有痰才有疟邪。比如痰生于脾，脾厌恶湿邪，湿邪就会使痰活动；痰的根本在肾，肾阴虚，水液就会泛滥。疟病中的痰，是因风寒邪气而产生的痰。难道没有痰就一定不会发生疟病吗？到了杨仁斋、许叔微，又有人把瘀血、停留的涎液、黄水说成是疟病的根源；于是后世治疗疟病的人，都用常山、草果、槟榔、砒信等，以吐痰、消瘀、截断疟病发作作为治法，白白损伤人的元气，败坏脾胃，以致夭折枉死。论各种疼痛不应补气。《灵枢》说：“疼痛这种病，属于阴。” 又说：“没有形体而发生疼痛，是阴这一类的病。” 这是阳气完整而阴气受到损伤，应当急治阳气，不要攻伐阴气。阳，就是气；所以疼痛病应当先治疗气。不过，气有虚有实。实，是邪气充实。虚，是正气虚弱。邪气实的人，用手按压会疼痛，疼痛就适宜疏通。正气虚的人，用手按压疼痛就会停止，疼痛停止就适宜补益。朱丹溪轻率地说：“各种疼痛都不适宜补气。” 实证固然不适宜补，难道虚证也不适宜补吗？所以凡是疼痛而兼有胀满、闭塞的，大多属于实证；不胀满、不闭塞的，大多属于虚证；疼痛而喜欢寒凉的，大多属于实热；喜欢温热的，大多属于虚寒；吃饱后疼痛加重的，大多属于实证；饥饿时疼痛加重的，大多属于虚证；脉象充实、气息粗大的，大多属于实证；脉象虚弱、气息少的，大多属于虚证；新发疾病而患者正值壮年的，大多属于实证；越攻伐病情反而越严重的，大多属于虚证。疼痛在经脉的，脉象弦而大；疼痛在脏腑的，脉象沉而微；再结合脉象和证候来参考，虚实自然可以辨别。因此，治疗表虚所致的疼痛，是阳气不足，不能不温通经脉；治疗里虚所致的疼痛，是阴气不足，不能不养血和营；上部虚而疼痛，是心脾受到损伤，不能不补益中气；下部虚而疼痛，是泄泻脱失、阴气亡失，不能不迅速救治脾肾，温补命门。凡是各种疼痛属于虚证的，都不能不补益。有人说“通畅就不会疼痛”，又说“疼痛随着通利而减轻”。人们都把这当作不可改变的法则，却不知道这话是针对实证疼痛而言的。所以王海藏解释“痛利”二字时说，“利”不能解释为“下”，应当作“通”来训释。这个说法非常好。像朱丹溪这样明智的人，却只说“各种疼痛都不可补气”，那就错了。论关格是脉象而不是证候。《素问》说：人迎脉和气口脉都旺盛到超过正常四倍，叫作关格。关格的脉象虚弱，不能达到天地精气的极限，就会死亡。《灵枢》说：邪气在六腑，阳脉就不调和；不调和，阳脉就会盛大；邪气在五脏，阴脉就不调和；不调和，阴脉就会盛大。阳气过于旺盛，阴气就不能与它相互营运，所以叫作关；阴气过于旺盛，阳气就不能与它相互营运，所以叫作格。患关格的人不能尽享天年就会死亡。这就是《灵枢》《素问》论述关格时，以脉象来说，而不是以证候来说。张仲景遵从这一说法，认为尺部脉有问题叫作关，寸部脉有问题叫作格。关就不能小便，格就会呕吐逆气。人迎脉旺盛四倍，寸口脉也旺盛四倍。

译这并不是所说的尺部、寸部脉象；至于所说的呕吐逆气，这是膈食证。所说的不能小便，这是癃闭证。从王叔和以后，就都不能辨别这一点，全都用寸部、尺部来解释关格。而洁古说：寒在上，热在下。两手寸脉都旺盛四倍以上，难道可以说是寒在上、热在下吗？东垣则认为，清气反而运行在浊气的通道上叫作格，浊气反而运行在清气的通道上叫作关。朱丹溪只说胸膈中感觉像有东西阻碍，不能升降，这是有格而没有关。元代医家把大便、小便都不通说成关格，这种说法尤其错误。后来朱丹溪竟把关格作为证候分别立门，导致后来的学习者茫然不能辨别。只有马元台竭力辨明诸家说法的错误，认为关格不是膈食、癃闭的证候。巢元方、张仲景、李东垣、朱丹溪都是医学宗师，尚且有与《内经》相违背的地方，何况那些医术低下的人呢？难道不知道关格是脉象的形态，而不是病名吗！论疝病不应当专门归属于肝经病。巢氏在疝证序言中列有厥疝、寒疝、气疝、盘疝、〔缺字〕疝、狐疝、瘕疝等名称。张子和认为，这些名称并不是错误地随意设立的；环绕阴器、抵达少腹的部位，属于足厥阴肝经循行的区域，也是疝病发生的部位。所以凡是疝病，不是肝木受到邪气侵袭，就是肝木自身过盛，都属于肝经，于是便立了七疝之名，说是寒疝、水疝、气疝、狐疝、筋疝、血疝、〔缺字〕疝，治疗多采用下法。自从朱丹溪以来，大家都遵从他的说法，但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前阴和少腹之间，是足三阴经、足阳明经，以及冲脉、任脉、督脉三脉汇聚的地方，怎么能只说属于厥阴经呢？只是像本篇所说的六种疝病，都兼说有风；这里的风本来不是从外面侵入的风，风属于肝，肝主筋，所以说各经的疝病大多在筋，且都夹有肝邪，这样说可以；如果说一定只在厥阴一经，就不可以了。论疝病与肾经绝无关系。肺在上而属于阳，肾、肝在下而属于阴。肾，是肝的母脏；肝，是肾的子脏。肾肝同病，就是乙癸同源的道理。所以凡是肝经有病，必定要追溯其化生根源至肾。比如疝病属于足厥阴肝经病，因为它环绕阴器、抵达少腹、牵连睾丸而疼痛，这些都属于肝经所主。而《素问》又说：肾脉所主的病，从少腹向上冲到心胸而疼痛，大小便不能通，叫作冲疝。那么疝病未尝不是以肾经发病为根本，为什么朱丹溪却说疝病主要属于肝经，与肾经绝无关系呢？肾属于水脏，膀胱是它的腑。膀胱由寒水之气所化，疝病本来就是感受寒湿之气所致，以寒邪招致寒邪，邪气发作最快；而肾与膀胱互为表里。经文说：“各种寒邪所致的收缩拘急，都属于肾。” 所以疝病拘挛急迫并向上冲击心胃的，正是肾邪所导致的疾病。看如今的人患疝病，只要一有房事劳累，病就立即发作而不停止。所以《圣济总录》说：嗜欲和劳累损伤身体，肾水枯竭，无法滋养肝气，就会停滞内结，发作成为阴疝；由肾虚引发的疝病大多就是这样。如果治疗疝病不从化生根源入手，却每天只从攻伐肝脏、疏通引导方面着手，病情就会更加严重而难以治疗。遇到这种证候，应当参考朱丹溪的说法；专属于肝经以及由肾虚导致的情况很多，以人参、白术为主药，辅以疏通引导的药物，这样才是恰当的，不能拘泥于“与肾经无关”的说法。论三消证有寒，并不专门属于火。看刘河间论述三消，一概都认为是燥热太过。张子和论三消，也都从火来判断。两位先生的说法已经很详尽了。然而《内经》又说：心脏把寒邪传移给肺，就成为肺消，饮一份水而排出二份尿，这种病会死亡，无法医治。这是元阳已经亏损，肺金寒、肾水冷，于是阴邪乘虚侵入；阳气衰弱，气就虚；阳气不能统摄阴气，水液就不能化为气。所以饮水少而小便、大便都多，这是肺肾消证，必须用温热药剂驱散寒邪；阳气逐渐恢复，阴寒自然退去。这正是所谓心脏把寒邪传给肺，饮一份水而排出二份尿的证候。由此可见，消证有阴阳之分，不能一概称为火。论“阳常有余”。“二”属于阴，是后天形成的形体；“一”属于阳，是先天的气。神由气化生，气根源于天，所以生发我身体的，就是先天真阳之气；形体由精形成，精由气产生；构成我身体的，就是先天真阴之精。经文说：女子十四岁时天癸到来，男子十六岁时天癸到来。又说：人到了四十岁，阴气自然只剩一半。所谓阴，就是我的精，用来构成我的形体。人的生命全盛时期，只在十六岁以后到四十岁以外，前后不过二十多年；过了这个时期，形体就逐渐衰弱。所以朱丹溪借日月的盈亏，认为“阳气常有余，阴气常不足”，并创制补阴丸作为神效的丹药。他不知道天癸未到，本来是由于气；阴气自然减半，也同样是由于气。这说明形体虽然属于阴，气却属于阳。所以人体全身的温暖，就是阳气。等到人已经死亡，形体还存在而气已经离去，这是阳气先脱离，阴形留在后面。由此可见，人的生存由于阳气，人的死亡也由于阳气。并不是阳气能使万物死亡，而是阳气到来就生，阳气离去就死。所以经文说：阳气，就像天空和太阳；一旦失去应有的位置，寿命就会减损而生命不能显荣。由此可见，人的生存，只靠这一息真阳之气在体内运行。谁说阳气常有余，却要用苦寒药味来损伤这种阳气呢？论气有余就是火。人体中起护卫作用、冲和不息的叫气；扰乱、变动、妄行的叫火。火和气，是二者其实为一、一中又分二的关系。不过人体的气有正气，也有邪气；人体的火有少火，也有壮火。少火能生成人体的元气，所以这种火就是气。这种气就是正气。壮火会消耗人体的元气，所以这种气就成了火。这种气就是邪气。邪气有余就成为火；如果正气有余，就是人体的元气。人体的元气产生于命门。命门，是精神所寄居的地方，也是阳气的根本。所以命门之火旺盛，就能蒸化糟粕而转化为精微，这就是所谓人没有这种火就不能生存。这种火就是气，不能错误地把它认作有余的邪气。气是使人产生少火、维持生命的根本。如果正气有余，不能就把它指作火。朱丹溪的话很不够明白。论《原病式》的病机十九条。

译《内经》所说的十九条，确实是考察病机的要旨；篇末说“有的要探求它，无的也要探求它，盛的要责察它，虚的也要责察它”，用来回应篇首“盛的泻它，虚的补它”的宗旨，总结全篇十九条的要法，这正是先圣心传的精妙旨意。刘河间略去了事情的始末，遗漏了这十六个字，只取其中十九条病机，写成《原病式》，偏重论述气盛邪实，把其中十之七八都归重于火；至于气不足、邪气虚弱的情况，则完全不顾。他又说：治疗时只应当泻去过盛的气，不可反而误治它兼有的变化。像这样立论，虚证怎么办呢？至于病机的大要，是各自归属于相应的类别。属于太过所化生的病，叫作盛。盛，是正气。属于受到邪气所化生的病，叫作虚。虚，是假借而成的气。所以，有这种病变表现时，恐怕其中的气是假的，因此即使有也必须进一步探求。没有这种病变表现时，恐怕邪气隐藏在内部；凡是寒邪过盛化为火、燥邪过盛化为风，以及寒邪潜伏反而烦躁、热邪潜伏反而厥冷这一类情况，所以即使没有也必须进一步探求。病变表现似乎属于盛，恐怕这种盛还不确实，所以即使是盛也必须加以审察。病变表现似乎属于虚，恐怕这种虚还不是真虚，所以即使是虚也必须加以审察。这十六个字是病机的关键，如今却全部删去，就好比有船却没有驾船的人，有军队却没有统率军队的将帅。这实在是聪明人的一次失误啊！论怪病多属于痰。孙真人说，人体的疾病有四百零四种。《素问》《灵枢》所记载的，病情大约已经详述了八九成。而病邪的到来，对外不过是风、寒、暑、湿、火、燥六淫之气，对内不过是喜、怒、忧、思、惊、恐、悲七情的损伤，变化表现于十二脏腑、经络、皮毛之间而成为疾病。疾病又哪里有所谓怪异呢？即使有所谓怪病，例如有人进入庙宇、登上坟墓后出现飞尸、鬼击、客忤等症，也都是由于本人气血虚弱，邪气乘虚侵入，才表现为谵妄、邪祟，好像有神灵凭附在身上一样，因而被认为是怪病。所以《灵枢》中也有黄尸鬼、青尸鬼、白尸鬼、赤尸鬼、黑尸鬼等病症，哪一种不是由于五脏平素虚弱，才显现出这种形态呢？庸医不懂得疾病的机理，一遇到自己不能认识的病症，就动辄说是怪病，只凭痰来推测病情，并说：“怪病大多属于痰。” 痰本身并不是疾病。人的身体本来没有痰，痰只是身体津液的变化，怎么能指称痰为怪病来作为推诿的借口呢？即使王隐君著述痰病，列举了种种症状，也不过是推究痰的变化难以预测，从未把它当作怪病。把怪病大多归于痰，实际上是庸医不认识疾病的能力和机理，用这种说法来掩饰自己的无能。真是可悲啊！论右肾就是命门 《内经》起初并没有“命门”这个名称，命门的说法始于越人的《三十六难》；书中说肾有两个，左边是肾，右边是命门，男子的精藏于此，女子的胞系于此。既然右肾收藏男子的精，那么左肾将收藏什么呢？女子的胞宫为什么偏偏只系属于右边呢？这种说法不能不令人怀疑。命门位于两肾之间，并不偏在右边；它就是妇女子宫的门户。子宫是肾脏收藏精气的府舍，位于关元、气海之间；男子的精和女子的血都聚集于此，形成先天真一之气，也就是所谓坎中的真阳，是全身生化的根源。因此，命门在两肾的中间，不能说它只偏在右边。两肾都属水，但有阴阳之分；命门属火，位于两阴之中。所以《脉经》把肾脉分配在两尺部，只应当说左尺主真阴，右尺主真阳；命门是阳气的根本，随着三焦相火一起在右尺显现，这样说就可以了。若说左肾专主肾，而右肾偏偏就是命门，这是流传千古的错误，不能不赶快加以纠正。论痢疾不专属于湿热 疟疾、痢疾发生在夏秋季节，根本原因是暑气湿重，难道不是湿热吗？但炎热蒸腾的时令是上天所给予的，如果能够顺应自然之气，怎么会生病呢？只是因为怕热而求凉，过分放纵自己，才使疾病由人的行为造成。所以凡是风寒从外部侵袭人体的，邪气在经脉，病大多表现为疟疾；生冷食物从内部损伤人体的，邪气在脏腑，病大多表现为痢疾。痢疾的发生，如果是暑湿郁积日久，就会转化为湿热；但也有吃瓜果生冷之物、受凉风、饮冰水等情况，未必会郁积成湿热，再加上饮食相互冲犯，受到触动而形成痢疾，那么痢疾没有不以寒湿造成灾害为根本的，难道一定只是湿热为患吗？论痢疾有寒证和热证，不应当以赤白来区分气血 根据痢疾的颜色赤、白来区分寒热，是巢元方以下历代医家所主张的。这是自古以来的医法，不能说是错误的理论。自从刘河间认为白痢属于肺，肺主气以来，又认为赤痢属于心，心主血，这种说法也有道理。朱丹溪因此进一步认为，白痢是从大肠来的，赤痢是从小肠来的。我认为赤痢也有寒证，但总的来说热证较多；白痢也有热证，但总的来说寒证较多。有些白痢却属于热证，其脉象和症状必定表现出热；有些赤痢却属于寒证；其脉象和症状必定表现出寒。如果说白痢一定属于肺，恐怕白痢并不是没有血分发生变化的情况；如果说赤痢一定属于心，恐怕血痢也不能脱离气分。《局方》治疗痢疾，通常使用温热药；刘河间治疗痢疾，专门主张使用苦寒药：这些都属于偏见。论痢疾不能一概使用止法 痢疾必定由积滞所致，所以说：“没有积滞就不会形成痢疾。” 治疗痢疾初期，必定要使用消除积滞、疏导滞塞的方法，以推荡积滞为治疗原则。这就是张仲景治疗痢疾的十种方法，都以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为主。刘河间也说：“使气机运行，里急后重自然会消除；调和血分，脓血便自然会停止。” 这大概是针对痢疾有实邪的情况而言的，也就是所谓“痢疾不能使用止法”。如果是久痢之后，元气已经亏虚，比如气机本来已经下陷了，却又继续运行气机，里急后重难道不会更加严重吗？中气本来已经虚弱了，却又再次攻伐积滞，元气难道不会因此耗竭吗？湿热损伤血分，本来就应当调理血分；如果过度使用推陈攻积的方法，血分就会受到更严重的损伤。积滞反复被排下，便认为应当继续消导；长久这样克伐身体，积滞反而会越来越多。这只是知道根据眼前所见，把它当作有形的疾病，却不知道受到损伤的全都是无形的气血。难道可以拘泥于“痢疾不能使用止法”这一句话，便说《内经》有“通因通用”的治法，最终导致杀人吗？论赤痢是从小肠来的 白痢是从大肠来的，赤痢是从小肠来的，这是朱丹溪以赤、白来区分气血时所说的。然而大肠是负责传导排泄的腑，痢疾会使脏腑脂膏受损，也会损伤肠胃的血络，所以无论赤痢还是白痢，都会一同进入大肠而排下。至于小肠，是负责排出尿液的，那么赤痢怎么能说是从小肠来的呢？如果说心主血，心与小肠相表里，所以赤痢本来是小肠化生而来的，这样说还可以；但若说赤痢是从小肠排泄而来，就没有见过小肠是产生下痢的腑。不能因为言辞的表面含义而损害原本的意思。论三日疟应按子、午、卯、酉日来区分

译疟疾是风寒邪气所致，属于三阳经受病；而每隔三天发作一次的，就称为三日疟，是三阴经受病。所以朱丹溪说：每隔三天发作一次的，是阴经受病。这句话是恰当的。如果说在子、午、卯、酉日发作的是少阴疟；在寅、申、巳、亥日发作的是厥阴疟；在辰、戌、丑、未日发作的是太阴疟。马仲化认为，子、午虽然说属于少阴，但卯、酉却属于阳明；巳、亥虽然说属于厥阴，但寅、申却属于少阳；丑、未虽然说属于太阴，但辰、戌却属于太阳；这种牵强拼凑、附会解释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疟邪的发作没有固定时间，哪里会有在某一天发作，就必定属于某一经的疟疾呢？我认为朱丹溪用地支来区分三阴经，大概是按照十二时辰来说的，而不是按照日期来说的。例如成无己说：疟疾分属六经，以三个时辰作为发作后病势缓解的时间。太阳经的时间从巳时到未时，阳明经从申时到戌时，少阳经从寅时到辰时，太阴经从亥时到丑时，少阴经从子时到寅时，厥阴经从丑时到卯时。按照十二时辰来划分三阳经和三阴经，阳经主白天，阴经主夜晚；三阴经的疟疾，大多在子时以前、午时以后发作，这是因为阳道通常有余，阴道通常不足。朱丹溪把子、午、卯、酉分别归属于三阴经，是按时辰来说的，并不是按日期来论的。论安静状态下感受暑邪称为中暑 洁古在《此事难知》中说：活动劳作时感受暑邪叫作中热，安静状态下感受暑邪叫作中暑。这句话不能不加以辨析。中热和中暑，都是在夏季感受暑热邪气所致。所以中暑就是中热，起初并没有区别；只是二者的受病方式有所不同。例如行人、农夫在道路、田野之间奔走劳作，当时暑热之气充斥，突然感到昏闷而倒下，这叫中暑，也叫中热，都是在活动劳作时感受暑邪所致。如果是在安静状态下得病，例如安逸的人在高楼大堂、凉亭水阁中乘凉，阴寒之气一时阻遏郁结，全身的阳气不能舒展越出，于是皮肤起鸡皮疙瘩、头痛、发热，这是夏季感受寒邪的疾病，不能把它称为中暑。中暑是感受时令暑热邪气所致，怎么能把感受居室中的阴寒之气混同于安静时得病，也称为中暑呢？如果人在安静时感受了夏季的寒邪，却笼统地称为中暑，不纠正病名、不辨别症状，反而使用清暑寒凉的药物，像白虎汤、益元散那样投用，必然会给人造成祸害！论小便不通应采用隔三的治法 小便不通，是热邪结聚在膀胱，使尿液只能点滴而不能排出。医经说：膀胱气化不利，就会形成癃闭。这是热邪进入膀胱而导致的疾病。膀胱是津液汇聚的府，气化功能能够使津液排出；所以三焦之气不能气化，水液通道就不能通畅调达，水液也不能向下输送到膀胱而成为尿液。朱丹溪所谓隔二的治法，认为水液的来源在高处，肺金是肾水之母，因此滋养肺金以生成肾水，这是这种治法中好的方面。至于隔三的治法，认为脾湿不能运化，所以精气失调，应当燥湿健脾、健运胃气，以补益脾土来生成肺金，再通过肺金来充养肾水，使用二术、六君作为治疗。如果是气虚，就应当补气以促进水液气化；如果气分有热，却反而使用燥气、闭气的药剂，这岂不是助长邪气而造成疾病吗？这种隔三的治法，迂回而不切合实际。论伤寒只传足经而不传手经 伤寒的传变，只说传入足经，不说传入手经，原本是《内经·热病论》中六节文字的内容。自从草窗刘氏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创立伤寒只传足经、不传手经的说法以来，这种荒诞妄说、欺骗人心的言论，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人体的金、火二脏，不过是按照五行来分别归类，难道真有纯粹的金、纯粹的火，所以就不能受到伤害吗？后来陶节庵把这种说法改成伤足经而不伤手经。既然说不伤手经，那么手经六经所表现的症状，为什么也会在伤寒的症状中出现呢？再看《内经》原文说三阴三阳、五脏六腑都能受病，那么手经也包括在其中了。所以张仲景有心、肝、肺、脾、肾五脏的绝症论述。只是《内经》原文不说手经，是因为伤寒属于表邪；要观察外在症状，只应当察看全身，而全身上下的脉络，只有足六经能够遍布，手经不能遍及全身。而且手经所到达的部位，足经没有不到的，所以只说足经，手经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内经》原文只说足经，是为了察看全身的表证。这个疑问直到今天还存在，都是被刘氏的妄言迷惑罢了！况且人体的脏腑在内部，经络在外部，所以脏腑属于里，经络属于表。位于体表的经脉，手、足各有六条，共为十二经脉。把十二经脉按阴阳划分，六条阳经属于腑而为表，六条阴经属于脏而为里。把十二经脉按手、足划分，足经的脉络长而且延伸得远，从上到下遍布并联络四肢躯体，所以可以按察它来观察全身的疾病；手经的脉络短而且距离近，都在足经之间出入，所以凡是诊察伤寒，只说足经而不说手经。论痰病和香港脚都类似伤寒 《活人书》中说：中脘有痰，会使人怕冷而发高热，胸膈痞塞闷胀，症状有些类似伤寒。又说：伤寒只传入足经，不传入手经。大地上的寒、暑、风、湿，都化作蒸腾之气，人的足经常踩踏在地上，于是形成香港脚，所以它的病症与伤寒相类似。这些议论实在很能迷惑人。伤寒属于热病，有六经传变的不同。痰是人体津液因凝结、气机因阻滞而形成的，从来没有六经传变的症状。至于香港脚，是感受寒、湿、热三种邪气所致；虽然李东垣有南、北、内、外的区分，孙真人对香港脚的各种症状也讲得十分详细，但同样从来没有六经的区别。怎么能把这两种病竟然都因为类似伤寒，就混同起来称说呢？难道是想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治疗痰病和香港脚吗！凡是治疗疾病，必须先确定疾病的名称；名称不准确，治疗就没有依据。论伤寒发汗药宜早用，攻下药宜迟用

译伤寒这种病，首先要分清表证和里证；治疗表证和里证的方法，首先要分清应当发汗还是攻下。发汗和攻下只要有一项用错，就会出现各种变证，所以前人论治伤寒时说过：发汗药宜早用，攻下药宜迟用。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大原则，也是十分重要的治法。所谓宜早，是说风寒邪气从体表侵入，就应当迅速发汗解表，也就是张仲景所说的，一察觉病情即刻就应及早治疗，不论早晨还是夜晚都不应避忌。所谓宜迟，是说风寒邪气传入内部，必须等到邪气进入正阳经阳明之腑时才能攻下，也就是张仲景所说的，攻下过早恐怕会形成痞气和结胸。这里所说的“迟”和“早”，论的是治疗方法，不是论具体时刻。可是《此事难知》认为，这不是预先及时的“早”，而是早晚的“早”，说发汗应当在午时以前的阳分进行；也不是等待久了才用的“迟”，而是早晚的“迟”，说攻下应当在巳时以后、阴分之时进行。把“迟、早”两个字解释成按日辰推算的迟早，实在最容易惑乱人心，应当赶快纠正。论伤寒太阳经再次传入 伤寒六经的传变，是由表入里；三阳经属于表，三阴经属于里，由浅入深。六经传遍之后，绝没有再从里面出去而重新传入的道理。成无己认为，第六天厥阴经传遍之后，第七天应当痊愈；第七天仍不痊愈，就会再次从太阳经传出，重新传到厥阴经；到第十三天仍不痊愈，就称为传经过期的坏病。这些注释错误得非常严重。马元台辨析说，从太阳经到厥阴经，就像人进入门户、登上厅堂，最后进入内室一样。太阳经属于三阳，位置最在外；阳明经属于二阳，在太阳经的里面；少阳经属于一阳，在阳明经的里面。这就是三阳经所处的表层。太阴经属于三阴，在少阳经的里面；少阴经属于二阴，在太阴经的里面；厥阴经属于一阴，在少阴经的里面。这就是三阴经所处的里层。所以第一天开始于太阳经，第二天传到阳明经，第三天传到少阳经，第四天传到太阴经，第五天传到少阴经，第六天传到厥阴经。经文所论述的依次传变，只是说明大概情况罢了！所谓第七天仍不痊愈而再次传经，是因为七天之内经脉运行尚未结束，仍然停留在太阳一经。正如张仲景所说，太阳病头痛，七天以上可以自行痊愈，是因为太阳经的运行已经结束；如果还要再次传经，就针刺足阳明经，使经脉不再传变，病就会痊愈。由此可见，太阳一经有运行超过七天的情况，那么阳明、少阳二经也可以停留而超过传经时间，不能自行解除。所以针刺阳明经的中土，使经脉不再传变；这是因为经脉的运行尚未结束，并不是说它已经传遍了该经。如果说六经已经传遍，又从厥阴经传出而再次传到太阳经，那么中间还有二阴、三阴、一阳、二阳层层阻隔，难道会有邪气从外面进入内部之后，又从内部越出到外面的道理吗？风寒邪气进入人的脏腑，难道会在两阴经都传遍于里之后，又从皮毛向外重新进入太阳经来造成危害吗？成无己的错误，是千古以来最大的疑惑，请允许我对此加以辨明。论相火是元气的贼害 李东垣整部《脾胃论》都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无非是要培补人体后天元气的根本。不过，元气是生成身体的精气，而实际上以胃为其根源。所以胃气又有谷气、荣气、卫气、宗气、阳气等不同名称，但这些全都是元气的不同称呼；这种气就是《内经》所说“少火生气”的气。“少火生气”，就是指真阳之气，是使人生成并维持生命的根本。这种火寄藏于肾、肝，称为相火。所谓相火，是因为君火不主持时令，而由它代替君火运行，所以说：“相火以位。” 既然这种火本来不是邪火，又怎么能说它是元气的贼害呢？元气存在于两肾命门之中，随着三焦相火温煦分肉、充养皮肤，蒸化糟粕而生成精微物质。所以元气正是相火所化生的，并不是损害元气的东西。真正损害元气的，是壮火而不是相火。如果说相火是下焦包络之火，便把它指为元气的贼害，并说火与元气不能同时存在，一方增强另一方就会减弱，那么能够生成元气的又是哪一种火呢？论阴火乘脾土之位 《内经》论述火，只列有君火、相火、少火、壮火和五志之火这些名称，并没有以“阴火”为名的说法。把它称为阴火，是从李东垣开始的。李东垣认为，心火就是阴火，起于下焦，其脉络向上联系于心。心位于膻中、气海之中，是足厥阴包络经所属的脏，所谓阳中之太阳；又怎么能把它称为阴火呢？既然把心火指称为阴火，心本来位于上焦，又怎么能说它起于下焦呢？既然说它起于下焦，就不应当再把它指称为心火了！况且，所谓土，就是脾胃。火是土的母气，补土必定要先补火。向上蒸化丹田，使水谷腐熟的，就是心火，也就是这种所谓的阴火。难道能说阴火来乘犯脾土之位，从而损伤脾胃生发之气吗？火乘犯脾土而损伤脾土生发之气的，必定是阳邪之火，而不是心君之阴火。少阴的心火，正好可以补助太阴的脾土，这是虚则补其母的意思，但不能使火过于旺盛。火太旺，土反而会变得燥热，又应当增强水气来制约它。论子宫之胞与膀胱之胞并不相同 《阴阳别论》说“女子胞”，《气厥论》说胞把热邪传移给膀胱，《五味篇》说冲脉、任脉都起于胞中。凡是这些“胞”字，都读作“包”，指的是子宫。《灵枢》说膀胱的胞膜薄而柔弱。这里的“胞”读作“抛”，指的是盛尿的脬，也就是膀胱。“胞”字有两个读音，但字形相同，后人不了解其中的含义，都读作“包”，反而根据经文把膀胱和胞误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类纂》中说：“膀胱是胞的居室。” 王安道则说：“膀胱是主管津液的腑。” 又有“胞居住在膀胱的居室中”的说法，实在非常荒谬。膀胱就是脬，脬就是膀胱。怎么还会有另一个东西，居住在膀胱里面呢？以致使后来的学习者产生疑惑。论治病不外乎气、血、痰、郁 人体疾病的变化，千头万绪，没有穷尽。相应的治疗方法也是千变万化，不能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方式。朱丹溪治疗疾病，总的来说不超出气、血、痰这三类。这三类之中，又大多兼有郁滞。气病用四君子汤，血病用四物汤，痰病用二陈汤，郁病创立越鞠丸，把这些作为固定的治法。王节斋对此作了极力的阐述。庸医像邯郸学步一样机械模仿，也就拘泥于这些说法，认为行医的本领全都不过如此。其实朱丹溪的话，不过是提纲挈领地论述大要罢了！如果说气病就治气，血病就治血，痰病就治痰，郁病就治郁，那么行医又有什么困难呢？论心肺属于远血，肾肝属于近血

译《金匮要略》论述大便下血，把排便前出现的血分为近血，把排便后出现的血分为远血。这是根据血出现的早晚来区分远近，从来不是以血出自心肺还是肾肝来决定远近。朱丹溪却说，排便后出血的，来源于心肺；心肺在上，所以血来得迟；排便前出血的，来源于肾肝；肾肝在下，所以血来得早。心主管血，肺则主管气；肝收藏血，肾则收藏精。大便排出的血，本来是湿热之气损伤大肠而形成的疾病。这种血总是属于大肠经所出，所以有人终年患此病，却不见形体消瘦、身体疲弱。这是湿热邪气所致，并不是四脏受损所导致的出血。如果四脏受到损伤，又频繁无度地出血，心肺受损就会面色衰败，肾肝受损就会形体消瘦，怎么还可以说没有患病呢？所以，对于大便排出的血，根据出现的先后区分远近是可以的；若把大便排出的血分为来自心肺和来自肾肝，就是牵强附会了！论在内为血，在外为汗 许多方书都说，血和汗名称不同而属于同一类。朱丹溪因此提出了血在身体内部、汗在身体外部的说法。这样看来，似乎血就是汗，汗就是血了。哪里知道血和汗的来源并不相同，不能把它们作为同一类并论。医经说：心主管血，血由心生成。又说：肾主管五液，五液进入心就成为汗。又说：汗是心的津液。这句话说汗是心的津液，并不是说汗就是心的血。血由心生成，由脾统摄，由肝收藏；但它的根本来源，是水谷的精气在中焦得到，通过变化提取汁液，与五脏调和，并输布到六腑，用来供养人的生命。汗则是人体的津液，因为腠理疏松，皮毛不能在外固护，风、暑、湿、热等邪气侵袭它，津液便被蒸发而出，津津然成为汗。所以汗是身体阳气所化生的，因此说阳气加于阴液，就称为汗。应当说，在体内的是气，在体外的是汗。这可以用气来说明，不能把它归入血类。难道能把体外的汗与体内的血混在一起说吗？人的身体有涕、泪、涎、唾、便、溺，都属于同一种水液的变化，只是从九窍之中排出。鼻子排出的叫涕，眼睛排出的叫泪，口中排出的叫唾、叫涎，二阴排出的叫便、溺，而皮毛泄出的则叫汗。如果可以把汗归入血类，那么涕、泪、唾、涎、便、溺也都可以说成是血了！论天癸不是精血 关于天癸的含义，各家都用精血来解释，这是没有详细了解《内经》旨意的缘故。仔细考察《内经》原文说：女子十四岁时天癸到来，月经按时来潮；男子十六岁时天癸到来，精气充满而泄出。可见是先有天癸，随后精血才产生，所以天癸并不就是精血，这一点很清楚。天癸，是由天一所生的真水，在人体中称为元阴，也可以称为元气。人在尚未出生时，这种气蕴藏在父母体内，称为先天元气；人出生以后，这种气在自身中化生，称为后天元气。只是元气刚开始生成时，真阴非常微弱；等到元气充盛以后，精血才会旺盛。但必须真阴充足以后，精血才会化生；这说明真阴在精血之前，精血在真阴之后。否则，女子四十九岁、男子六十四岁时，天癸都已经断绝，那么他们全身的精血为什么仍然能够运行于营气和卫气之中，却从来没有见到精血枯竭呢？由此就知道天癸不是精血，事实很清楚了。把精血直接说成天癸，是王太仆、陈良甫以下医家的错误理论。论命门之火不能只在右尺部诊察 人的身体有两个肾，两个肾分别在左右尺部诊察，而命门位于两肾的中间。所谓命门之火，就是两肾之中的元气。元气产生于命门，并不偏在右边。自从《难经》说：“肾有两个，左边是肾，右边是命门。” 命门于是被专门归属于右边，华元化又因此开始把左肾归属于水、右肾归属于火，所以把命门之火归于右肾。后世医家没有详细了解其中的含义，论命门之火时，必定只在右手尺部诊察，哪里知道两尺部都分别属于两个肾呢？肾属水，都是收藏精气的居所，所以越人说：命门是男子收藏精气的地方。精属于水，不属于火；火存在于水之中，就是所谓一阳居于二阴之间。怎么能把命门之火只在右尺部诊察呢？世上的人都昏昧不明，实在值得讥笑。那么，论命门之火，应当在哪个部位诊察呢？仍然在两尺部诊察就可以了。根据两尺部脉象的强弱，来验证命门之火的衰旺，这才是正确的！如果只根据右尺部的肾来论命门，而遗漏左尺部的肾，这是习俗流传造成的弊端，不能不赶快纠正。至于有人认为男子的命门在右边、女子的命门在左边，说男子以右边为命门、左边为肾；女子以左边为命门、右边为肾。这就更加颠倒悖谬，无法考据了！论圣人的治病方法只有三种，没有第四种 张戴人论述疾病时说，疾病不是人体本来就有的东西，或者从外部侵入，或者从内部产生，都是邪气。邪气侵入身体，就应当迅速攻除。他确立发汗、催吐、攻下三种方法来攻除邪气，邪气去除以后，元气自然会恢复。所以说，圣人的治病方法只有三种，没有第四种。他的论述相当卓越。所以朱丹溪最初读到张子和的书时，只致力于攻邪，也认为医治疾病的方法全都在这里了。后来读《内经》时看到其中说：虚，是精气虚。实，是邪气实。实证就应当泻，虚证就应当补。怎么能说圣人的治病方法没有第四种呢？于是不能不对此产生怀疑。张子和的书并不是张子和亲笔所写，而是麻征君假托张子和之名写成的。圣人的言论已经载于《灵枢》《素问》，其中主张补虚、泻实的说法并不只有一种，张子和怎么敢写出违背圣人之意的书呢？赵以德感叹《儒门事亲》一书说：它的言辞直截了当，道理明白，却只顾及其中一面，完全不顾另一面。后世读这部书的人，应当领会其中的治法并灵活运用，不要拘执于这些治法而偏执沉溺，这就差不多了！凡是治病，都应当像使用秤一样权衡，随着病情的高下、轻重和时势变化而灵活变通；如果偏执于一种说法而矫枉过正，给人的祸害就不小。论三焦有几个

译人体的十二脏腑和经络，《灵枢》《素问》都有详细辨析，各自有确定的名称和部位；唯独三焦这个名称，在经文中也有许多主观臆说；后世贤者中详细解释它含义的，旁涉杂说更多，却没有统一确定的论断，因此不能不产生疑问，并对它加以考察研究，以纠正其最终所指。例如王海藏是李东垣的高足，也对三焦这个名称产生疑问，提出“三焦有几个”的问题，开启了这一讨论，却始终没有确定他的说法。因此我汇总经文和各位贤者的论述加以详细考察，才知道三焦有三种三焦；只是后人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所以说法多有分歧，始终不能正确确定它的名称。所谓三焦有三种三焦，就是依据经文来加以说明。《灵枢》《素问》论述三焦，与《难经》论述三焦，已经各不相同了。《灵枢》说：三焦在上与手少阳经相合，脉气出于关冲穴，位于小指旁边的无名指末端。三焦向下，位于足大趾之前、少阳之后，出于〔原文“中外”一词前有缺字或文字疑误，无法确定〕，足太阳经用它联络手少阳经。这里论述的是手少阳三焦经脉运行所经过的部位。又说：脐下的膀胱向下通到足部，称为足三焦。下焦另行通到回肠，把水液输注到膀胱，使其渗入。这里论述的是足太阳膀胱，而足太阳膀胱属于三焦这一腑。手三焦的经脉属于少阳，主管上部；足三焦的腑是膀胱，主管下部；这就是两种三焦。所以《本脏篇》说：腠理致密、皮肤厚的人，三焦和膀胱都厚；腠理粗疏、皮肤薄的人，三焦和膀胱都薄。《论勇》说：勇敢的人，三焦的腠理横向分布；怯弱的人，三焦的腠理纵向分布。而《素问·五脏别论》又说：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五个腑，是由天气所主宰的。三焦、膀胱与胆、胃、大肠、小肠四腑并列论述，而且又有厚、薄、结、直、纵、横等形态的说法；这里所说的三焦，是归属于腑的、确实有形有状的三焦。至于《灵枢》又说：上焦像雾，中焦像水泡翻腾，下焦像沟渠。这种三焦是同一气机所主，所以《三十一难》据此说：上焦在胃的上口，主管纳入而不主管排出；它的治疗部位在膻中；中焦在胃的中脘部，主管腐熟水谷；它的治疗部位在脐旁。下焦在脐以下，主管分别清浊，主管排出而不主管纳入。这种三焦，就是《灵枢》所说的像雾、像水泡翻腾、像沟渠的三焦。所以《难经》又接着说，三焦是水谷运行的道路，是气运行终始的所在。三焦，是元气的别使。元气是两肾之间的动气，是人的生命和十二经脉的根本，主管运行三焦之气，周行于五脏六腑。这里所说的三焦，是归属于气的，正是王叔和所说的只有名称而没有形状的三焦。这又是一种三焦。论其经脉，手少阳三焦主管上部；论其腑，足太阳三焦主管下部；论其气，则是两肾元气所形成的三焦，在人体中部运行。所以说，《灵枢》《素问》论述的三焦，与《难经》论述的三焦，名称各不相同。《灵枢》《素问》所论述的手少阳三焦和足太阳三焦，是有形的腑。《难经》所论述的上焦、中焦、下焦，是无形的元气。有形的腑，与胆、胃、大肠、小肠相配；无形的气运行于五脏六腑之中，温煦分肉、充养皮肤；这就是肾间的元气，从下部运行到中部，再从中部运行到上部。正如李东垣所说，它有名称而没有形体，主持各种气，统领全身的气，温润皮肤、充养身体并使毛发润泽。三焦之所以有三种，就是这个道理。王海藏提出“三焦有几个”的问题，只能辨明手少阳三焦主管上部、足太阳三焦主管下部，却没有涉及《难经》所说作为命门别使的元气三焦，所以使后人产生疑惑而不能辨明。所以王叔和所说的三焦没有形状、只是徒有名称，指的就是肾间元气所形成的三焦，不能说他的说法完全错误。只是陈无择把脐下的脂膜作为三焦；袁淳甫把人体内部最靠里、颜色最红的一层形体作为三焦；虞天民把包裹肠胃的总管、指人体的腔子作为三焦；这些说法都无法考证。至于金一龙舍弃手三焦、足三焦的说法，改称前后三焦，就更加荒诞而支离了。我起初注释三焦时，随意引用《灵枢》中关于肺在三焦〔原文此处有缺字或空缺〕、心在五焦〔原文此处有缺字或空缺〕、膈在七焦、肝在九焦、脾在十一焦、肾在十四焦之间的说法，把躯体以外称为焦，又采用虞天民关于包裹六腑五脏的脂膜之说，来证明三焦的含义。自从马仲化把肺、心的“焦”字解释为“椎”〔原文“肺 、心 之‘焦’为椎”存在缺字或文字疑误〕，那么我的说法虽然抓住了要点，也还是可以讨论，却未必恰当。论用苦寒药补阴的错误 万物的生长和死亡，本来都取决于阳气。如今人患阴虚病的，十个人中常有八九个，却不知道这个“阴”字正是阳气的根本。阴不能没有阳，阳也不能没有阴。所以万物的生长，是由阳气产生的；而万物的成就成熟，是由阴气完成的。因此要补阴，应当先补阳。自从刘河间倡导火热学说以来，朱丹溪又把苦寒药当作补阴的神奇良药，世人都奉行这种说法。这完全是因为热证表现明显，人们大多容易察觉；寒证表现隐微，人们有时不能察知；而且虚火和实火之间，尤其难以辨别。哪里知道，实热导致疾病的，十个人中不过三四个；而虚火导致疾病的，十个人中常常有六个。实热，是邪火。邪火旺盛时，元气本来没有受到损伤，所以可以用苦寒药折制它；但药力也不能过度，过度就一定会损伤元气。虚火，是由于真阴亏损。真阴不足，难道用苦寒药就可以填补吗？人们只知道滋阴可以降火，却不知道补阳可以生水。所以我说：如果任由刘河间、朱丹溪的说法流传不止，那么轩辕、岐伯的医道就不能彰明。论伤寒阳证攻下过早形成结胸，阴证攻下过早形成痞气

译张仲景《伤寒论》说：病发于阳证，却反而使用攻下法，热邪乘机内陷，就会形成结胸；病发于阴证，却反而使用攻下法，内部因而虚弱，就会形成痞气。又说：阳证攻下过早，就会形成结胸；阴证攻下过早，就会形成痞气。结胸、痞气由于攻下过早而形成，这一点人人都能明白。只是其中“阴阳”两个字，还没有人能够确切辨明，所以不能不对其中的含义产生疑问。这里的阴阳，是指表里之阴阳吗？还是指风寒、气血之阴阳呢？还是指三阳三阴经、脏腑之阴阳呢？所谓阳证、阴证，难道是把阳邪之热作为阳证吗？把阴邪之寒作为阴证吗？如果把阴阳理解为表里之阴阳，把病发于阳理解为阳证、属于表证，不应当攻下，误用攻下就形成结胸，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把病发于阴理解为阴证、属于里证，本来正应当攻下，又怎么能说误用攻下反而会形成痞气呢？由此可知，这里的阴阳并不是指表里之阴阳。如果把阴阳理解为风寒、气血之阴阳，风属于阳，阳邪损伤卫气，而卫气主管气；气受到损伤，反而会形成结胸；寒属于阴，阴邪损伤营气，营气主管血；血受到损伤，反而会形成痞气。结胸是实邪所致，病证较重；痞气是虚邪所致，病证较轻。难道会有阳邪损伤无形的气，反而形成结胸这种实证；阴邪损伤有形的血，却反而形成痞满这种虚证的道理吗？由此可知，这里的阴阳不是指风寒损伤气和血的阴阳。如果把阳证、阴证理解为三阳经和三阴经，那么三阳经的证候属于腑；太阳、阳明、少阳发病，病在表，应当发汗而不应当攻下，误用攻下，邪气就会进入内部而形成结胸，这样说是对的。但三阴经的证候属于脏；太阴、少阴、厥阴发病，病在里，本来正应当攻下，既然应当攻下却又说误用攻下会形成痞气，那么可知这里的阴阳不是指三阴三阳所属脏腑的阴阳。如果把阳邪所致的热证作为阳证，攻下过早形成结胸，这样说还可以；但如果说阴寒所致的阴证一攻下就会死亡，难道只会形成痞气吗？由此可知，这里的阴证不能指中寒之邪所致的阴证。所以阳证攻下过早形成结胸，这个说法本来无需辨析；唯独“阴证攻下过早形成痞气”这一句话，不能不令人怀疑。张仲景也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历代名医从成无己、许叔微以下，也没有人阐明其中的道理。有人把阴证的“阴”解释为阴证之阴，有人解释为阴寒之阴，有人解释为营血之阴，有人解释为三阴经之阴，众说纷纭，却没有确定的结论。我反复思考，才知道这里阴证的“阴”，大概是从经脉和腑来讲的。三阳经既有经证，也有腑证；三阴经也有经证，也有脏证。病在经脉，可以发汗而不能攻下；如果风寒邪气还停留在三阴经，邪气就在肌肉的表层，所以说攻下过早就会形成痞气。也就是说，病在经脉而损伤了脏，邪气就会进入内部而形成痞气。因此邪气在三阴经时可以发汗，若已进入三阴之脏则可以攻下；邪气还在经脉、尚未进入脏腑时，就不能攻下。所以病发于太阴，是病发于阴经；在阴经发病却反而攻下，就会形成痞气。虽然这样辨析是对的，但所谓三阴包括太阴、少阴、厥阴；然而足厥阴是一阴，足少阴是二阴，足太阴是三阴。概括说三阴，究竟指太阴吗？指少阴吗？指厥阴吗？伤寒邪气从三阳经中的足太阳膀胱经开始传入；膀胱经是三阳经的首经。邪气在三阳经时可以发汗，却反而使用攻下法，所以形成结胸。三阴经以足太阴脾经为开始，脾经是三阴经的首经；如果邪气在三阴经的足太阴脾经，便可以发汗而不能攻下，反而攻下就会形成痞气。因此这里的“阴”指的是太阴脾经。所以王海藏和李东垣论述痞气时，认为它来源于血分；治疗痞气，专门补益中焦。所谓中州，就是脾。脾可以补而不能泻，本来应当补脾却反而泻它，所以形成痞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论伤寒在春季变为温病、在夏季变为热病 《内经》说：人受到寒邪损伤，就会成为热病。又说：热病，是伤寒这一类的疾病。这里所说的热病，是指冬季严寒时，人受到寒邪侵袭，感邪后立即发病；并不是说夏季因暑邪所致的病，也可以和这种热病相提并论。夏季的热病，是夏至以后，感受天时暑热炎蒸之邪而发病；它与冬季感受寒邪所致的热病，大不相同。冬季寒邪所致的热病，是从体表进入；夏季暑邪所致的热病，是从内部发作。发病的时间不同，所以治疗方法也不同。辛温药发汗解表与寒凉药清热解除邪气，不能相提并论。自从王叔和为《伤寒论》作序说：感受寒邪后立即发病，称为伤寒；没有立即发病的，寒毒藏伏于肌肤，到春季变成温病，夏至以后变成暑病。暑病，是热邪比温病更加严重的病。这句话一出，后世医家都认为，春季的温病是由冬季受寒变化而来；夏季的暑病也同样是由冬季受寒变化而来。这样说来，温病、热病都是冬季受寒，到了春季、夏季才发生变化而形成的疾病。这种说法难道不是非常荒谬吗？经文说：冬季受到寒邪损伤，春季必定患温病；这是因为冬季不能藏精，受到寒邪侵袭，所以春季必然出现温病的症状，并不是说春季的温病一定都是由冬季的寒邪变化而来。又说：夏至以后患热病的，称为暑病。这本来是天地时令的大热之气，人在当时感受后立即形成的疾病；怎么会有寒毒藏在肌肤之中，到了春季没有发作，经历春季三个月后仍然潜藏到夏至以后，又变化成热病的道理呢？王叔和又说：三月、四月，正值阳气还微弱的时候，被寒邪折伤，患热病就较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经旺盛，被寒邪折伤，患热病就较重。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的寒邪，是当时突然出现的寒气，与冬季严寒时潜伏收藏的寒邪不同。既然说春季变为温病、夏季变为热病，是由冬季的寒邪传变而来；又说阳气已经旺盛，被寒邪折伤，那么这种变化而成的温病、热病，究竟是冬季的寒邪所致吗？还是当时流行的寒邪所致呢？这种立论本身就互相矛盾了。风寒损伤人体，在尚未发病以前，不能预先知道它停留在哪条经络、哪个脏腑；等到发病以后，才能审察它是由于什么原因、感受了什么邪气。如果说冬季受寒，就一定可以预先断定春季必然变成温病、夏季必然变成热病，那就是牵强附会而无法考证了。大致说来，冬季受到寒邪而立即发病的，称为伤寒；冬季不能藏精而在春季发病的，称为温病；夏季受到暑邪而患热病的，称为热病。这三种病证本来都是在各自的时令中感受邪气而发病，并不是寒邪变化成温病、又变化成热病的意思。论肺热反而损伤肺

译王节斋说，虚劳咳嗽的病证，应当禁止服用人参、〔原文此处缺一药名〕；服用这些药物的人必定会死亡。接着又说：肺热反而会损伤肺。这句话一出，世上治疗肺经虚劳咳嗽的医生，动辄把人参当作毒药。手太阴肺主管全身之气，气有虚有实；实证是邪气实，实证的脉象来势洪大而数，按之有力。这样的病证如果服用人参，势必气息上冲而喘，胸中发热而烦躁，药物反而助长病邪，症状必定加重。那么，虚劳咳嗽的热，究竟是虚证吗？还是实证呢？脉象有时虽然数，但一定细；按下去一定虚弱无力。症状有时表现为烦热、口渴、面红、气喘，以及气短到不能接续呼吸。这是阴虚、相火灼伤肺金所致的虚证。阴虚所致的热势必定很盛，若误认为实热，投用白虎、泻白、知柏等补阴药剂，患者就会立即死亡。这种虚热，非用甘温药不能消除。人参味甘、性温，虽然能够补益五脏的元气，但尤其专入手太阴肺经，所以因虚劳而形成肺经咳嗽的，非用人参不能治疗。这正是朱丹溪所说的虚火可以补益，人参、〔原文此处缺一药名〕之类就是这样。这样看来，人参是补肺的药；可是有人却说它会损伤肺，是因为它具有温热之性。然而热有虚热、实热之分，实热应当戒用温补，虚热则应当补益。这不是补益火气，而是补益肺中的气，使肾水得以生成罢了！火之所以灼伤肺金，并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因此想要制约相火，必须增强肾水；想要增强肾水，必须滋养水的母气，以清肃肺金、保护肺脏。肺气旺盛，水液就会从高处的源头充足流出，阴虚之火得到制约，肺热就能平息；若舍弃人参，就不能取得这样的疗效。如果不辨别肺的虚实，只拘泥于“肺热会损伤肺”的说法而禁用人参，那么虚劳病患者能够不死的机会就太少了！论伤寒没有阴证 经文说：人受到寒邪损伤，就会成为热病。既然热病就是汗病，哪里有所谓阴证呢？遍考《素问》《灵枢》等经书，都没有“阴证”这个名称，所以刘守贞论述伤寒时，不论三阴经还是三阳经，都一概认为属于热证，没有寒证。所以说，伤寒没有阴证，阴证只是杂病。然而张仲景却说：没有发热而怕冷，是病发于阴。没有发热而怕冷，就知道没有阳经郁积的热邪；说病发于阴，就知道邪气不是从阳经传入的，所以才有使用四逆汤、理中汤的治法。怎么能说伤寒没有阴证呢？这是不知道伤寒确实有阴证。有真正的寒邪直接侵入少阴经，而称为阴证的；有因房事过度损伤肾脏、上下虚寒而阴虚，也称为阴证的。这种阴证，不能混同于伤寒中的阴证来称说。如果三阳经的热邪传入三阴经而称为阴证，这是阳经热证传入阴经后的阴证，并不是寒邪直接侵入或房事损伤肾脏所致的阴证。有人说，伤寒传变到三阴经的阴证，张仲景用四逆汤、理中汤等温热药治疗，是因为它本来是热邪传经，由于误用寒凉药治疗，热证变成了寒证；这种说法尤其荒谬。三阳经传入三阴经的邪热，本来就是热邪；即使误用寒药治疗，难道会突然变成阴寒之邪而成为阴证，还要用四逆汤、理中汤温经散寒吗？论泻南补北不能用来治疗痿证，治疗痿证应取阳明 《痿论》说：五脏都能使人患痿病，而根本在于肺热使肺叶焦枯。最后说：治疗痿病，专门取阳明经。也就是说，痿病起源于手太阴肺经，由热邪传变而形成；治疗时，则只取足阳明经作为关键。阳明是五脏六腑之海，统摄宗筋，约束骨骼，使关节能够正常活动。阳明虚弱，宗筋就会松弛，带脉不能约束，所以手足不能活动而形成痿病。所以痿病的发生起于肺经，而治疗则取阳明经。后人说“专门取阳明”，这个“取”字有教人补益阳明的意思。因此朱丹溪专门引用越人泻南方、补北方的方法，来阐明“专门取阳明”的旨意。但他最终没有完全说明取阳明的含义，反而与这一治法的本意有相违之处。南方，属于离火；北方，属于坎水。他的说法是：金的性质燥，位居上部，主要畏惧火；土的性质湿，位居中部，主要畏惧木。泻南方之火，就能使肺金清肃，而东方的肝木不会过盛；补北方之水，就能使心火下降，而西方的肺金不会虚弱。他的论述似乎是为肺热叶焦这一病机作阐发的，但对于治疗痿病取阳明的方法，反而没有完全说明。阳明，就是胃土。补火可以生土，他却反而说要泻南方之火；滋补水气就会助长湿邪，他却反而说要补北方之水，这就与取阳明的本意不相符合了。足阳明是水谷之海，说阳明虚弱而宗筋不能发挥作用，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为什么有些痿病患者两足不能承受身体，饮食却和平常一样，甚至吃得比常人多一倍呢？难道是阳明之气旺盛，水谷进入胃海，却唯独不能运化精微以强健筋骨吗？为什么饮食越来越多，形体越来越肥胖，而双足痿弱不能使用呢？由此可知，阳明的虚并不是阳明本身真正虚弱，而是火邪潜伏在胃中，只能消耗水谷，却不能滋养血气、生成津液，来灌溉全身百骸；所以饮食比常人多一倍，双足反而因此不能活动。这就是所谓“壮火食气”，而邪热并不是不能消化水谷。阳明的邪热，原本是从肺热传到胃中来的。所以治疗痿病专门取阳明，并不是补益阳明，而是治疗阳明的火邪，不让它侵入气血之中；这样湿热就会清除，筋骨就会强健，筋骨强健，痿弱的双足就能重新站立。张子和曾说，痿病都是由外来的热邪造成的，绝没有寒证。朱丹溪也说，治疗痿病应以清热为主，不能当作风病来治而使用祛风药。这才真正领会了取阳明的含义。论发汗解表不应避开温热药，攻下里证不应避开寒凉药的错误

译这两句话的要旨，全在“发”和“攻”两个字上。所谓发，就是把邪气驱逐到体外。所谓攻，就是把邪气从体内驱除。寒邪在表，非用温热之气不能使它消散，所以发汗解表不应避开温热药。热邪郁积在体内，不用沉降寒凉的药物就不能清除，所以治疗里证时不应避开寒凉药。然而，也有使用小柴、白虎、益元这一类方药，借助发汗而使疾病痊愈的，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表里都有热，所以应当用寒凉之法清解，并不是说要用发汗的方法。又有使用四逆、理中回阳这一类方药，却能消除疼痛、去除积滞的，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阴寒之邪停留滞塞，所以应当温暖中焦，并不是说要用攻伐的方法。所谓发，是打开体表闭固的邪气；所谓攻，是攻伐体内有形的实邪。如今那些昏昧的人，只看到外感发热等病，却不能察知人是先受寒而后传变为热，其中有本质属寒、表象属热的道理，便动辄使用芩、连等药来清除表面的热邪。哪里知道寒邪还在体表，所用的寒凉药却进入体内，以寒凉之药助长寒邪，使内外寒邪合在一起，于是就无法解除。这就是治疗表证却使用寒凉药物的害处。所以凡是寒邪在表、尚未消散的病，即使外表热势炽盛，只要内在没有寒证，正因为火热并不在里，就最忌讳使用寒凉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误治而伤害病人，就是不知道对于应当发散的病，不能避开温热之药。又如内伤所致的喘、痛、胀、满等症状，多数都兼有三阴经亏损。如今的人只看到这些症状，不辨别是否属于虚寒，便仓促使用硝、黄来攻下里邪。哪里知道有表面像实证而实际是虚证的病，反而再去攻伐它，那么病邪还没有去除，元气却已经受到损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误治而伤害病人，就是不知道对于应当攻下的病，不能避开寒凉之药。这两种治法造成的危害相当多，所以不得不把它们明白地指出来，作为警戒！跋（后记） 张景岳凭借医术在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声名卓著；他编纂的《类经》和《景岳全书》两部书，流传天下几乎到处可见，唯独《质疑录》这一部书，虽然已经由东海石氏刊刻，但世间见到它的人很少。这部书对于古代名医，如刘、李、朱、张等人，只要所说的稍有偏颇，就一定加以辨析纠正。大概是担心后世不善于读书的人拘守其中的一种说法，不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裁用，因而误伤百姓的性命，所以他不怕直截了当地发表激烈的议论来阐明这些道理。难道他是喜欢替前人洗垢求疵吗？考察他所列举的各种论说，其中有些已经见于《景岳全书》和《类经》；也有些与《景岳全书》《类经》的说法略有不同，是因为他后悔自己过去立论时有所不当。人们因此怀疑这是他晚年尚未定稿的著作；又由此知道他的学问越到老年越发明白，从不自夸已经获得了真知，而是孜孜不倦地每天寻求最恰当的正理，把它作为准则。其中只有“论伤寒春变温病夏变暑病”这一条说法是不对的，这一条尤其不正确。大概也可以说，这是聪明人千虑之中的一次失误吧！叶敬问为景岳撰写《类经》的序文，称他是会稽的杰出人士，幼年便禀有聪明才智，对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加以考察研究的。鲁谦庵撰写《景岳全书》的序文，称他对于各种书籍没有不曾浏览研究的。他壮年时喜欢谈论军事，想着要在世上有所作为。他占筮《易经》得到天山遁卦，于是开始决意隐居山林。黄梨洲撰写《景岳传》，称他对于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等学问，都能探究其中的精深内涵。至于辽阳的败亡、中原的动乱，他都在数年以前预先推断出来了；可见他的学问十分广博，并不只是医术这一方面！乾隆甲申年正月十五日，钱江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