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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黄帝内经素问校义》，胡澍撰。序言 《汉书·艺文志》著录医家著作时，把《黄帝内经》列在首位。《隋书·经籍志》中有全元起注本《内经》，但已经散佚，不能全部看到。如今流传的只有唐代王冰注本，但其篇章句读已经不是全元起旧本的原貌了。然而，古字和古义仍有一些保存下来。明代以来流传刊刻的版本尤其混乱，庸俗的医生和刻工把错误的说法习以为常、当成正确，已经无法考究了。绩溪胡君甫精通经学，年少时体弱多病，中年又多病，于是留心医方，得到宋刻本《内经》，并用元代熊氏本、明代道藏本以及唐代以前典籍中的记载加以校勘订正，阐发了许多前人未明之处。例如“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一句，全元起注本作：“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 胡君认为，“作”和“诈”相通。《礼记·月令》说“不要有人制造过分精巧的物品”，郑玄注说：“如今《月令》中的‘作为’，就是欺诈虚伪。” “不妄”和“不作”相对；“为”在这篇文章中读作“作”，“作”在古代读音如“胙”，上句与“者”“数”“度”押韵，下句与“俱”“去”押韵。王冰把“不妄不作”改成“不妄作劳”，这是误解了“作为”中的“作”，又把“作劳”连在一起解释，实在不合乎意义。王冰又不了解“持满不时御神”这句话。胡君认为，“时”是善的意思，“不时御神”就是不能善于调养精神。《小雅·弁》篇说“你的酒食已经很好了”，毛亨传说：“时，就是善。” 又如“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一句，全元起注本作：“上古圣人的教导，下面的人都实行它。” 胡君认为，“下皆为之”是说下面的人都受到它的教化。《尚书·梓材》说“由此使民众陷于混乱”，《论衡·效力篇》引用作“由此率领并教化民众”，这说明“为”就是“化”的意思。“作”是“者”的通假字。王冰把“吴以谓为告”解释成告知；“谓之”中的“谓”，其实是把下句的字提到了上句，因而这个字原本的含义已经失去了。又如“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胡君认为“奇”应当是“苛”字，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苛”也有疾病的意思。古人本来就常使用复语；“字”字原本作“说文：病也”。下文说：“违背它，灾害就会发生；顺从它，苛疾就不会发生。”这就是说，已经获得了养生之道。联系上文来理解，“奇病”应当写作“苛病”，就很清楚了。“苛疾”和“灾害”相对举，因此“苛”也是疾病的意思，这一点很明确。又如“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胡君认为“佩”应读作“倍”；《说文解字》说，“倍”就是反、背离的意思。“圣人行之，愚者佩之”的意思是：圣人践行正道，愚人却背离正道。《荀子·大略篇》说“一佩易之”，注释说：“‘佩’有的本子作‘倍’。”这就是古代通用字的证据。又如“故圣人传精神”，胡君认为“传”应当是“抟”字的讹误。“抟”和“专”相同，是说圣人的精神专一，不向旁处驰骛。古书中表示“专一”的字，很多写作“抟”。《系辞传》说“它安静时专一”，《经典释文》说：“‘专’字，陆德明的本子作‘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像琴瑟那样专一”，《经典释文》说：“‘专’字原本作‘抟’。”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专心一意，收敛心志”，《索隐》说：“‘抟’是古代的‘专’字。”这些都是证据。又如“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是说阴阳彼此更替、相互胜负的变化，是疾病形态的表现。胡君认为“能”应读作“态”。《荀子·天论篇》说：“耳、目、鼻、口的形态，各自都有所接触，却不能彼此相同。” “形能”也就是形态；《楚辞·九章》说“本来就是庸俗的形态”。《论衡·累害篇》把“态”写作“能”，《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的“君子之态”，《史记》徐广本也把“态”写作“能”。这些都是古人以“能”表示“态”的证据；并且还据此刊正原文，使字义和训释得以明白，所以许多疑惑都像冰雪消融一样彻底澄清了。虽然这部书还没有全部完成，但头绪已经建立起来了，将来一定会有人继续完成它。我曾经说过，医家有《内经》，其内容博大精深，与儒家的五经相同，只是还没有义疏之学。天下的学者中凡是懂医的，为什么不就王冰的注本，辅以全元起散佚的义理，用义疏的方法，解释字音、训诂、名物，再广泛采集《灵枢》《难经》以及后世古代医家的论述，加以疏通和证明，使黄帝、岐伯的医学事业昭然显明于世，不再被庸医和俗工所……那么胡君这部书，就是开创这一事业的先导了。因此读到胡君这部书，附带谈论这些事情。光绪辛巳年春季三月癸亥初一，仪征刘寿曾在冶城山馆记。户部郎中胡君甫的事略

译同治十一年，即壬申年八月十四日，胡甫在户部任职时因病死于京城住所，享年四十八岁。讣告传来后，培系写文章哭悼他。胡君所著的《内经校义》，如今由刑部尚书潘伯寅先生在京城刊刻。培系因为南方的学者不容易看到这部书，于是重新刊印发行。想到我和胡君年少时一同求学，成年后志趣相同，我是最深切了解他的人。事情办完后，我于是编写胡君的生平事迹，作为行状，请求撰写墓志和传记，使后世有所考察。胡君名澍，字甫，另有一字甘伯，号石生，是绩溪县城北人。他的先祖三山公名舜陟，宋徽宗大观三年考中进士，历任徽猷阁待制，死后追赠少师，仕宦事迹见于《宋史》本传。著有《论语义师》《律阵圆》《奏议》《文集》《咏古诗》《三山老人语录》。他的仲祖苕溪公名仔，任晋陵县知县，著有《孔子编年》《苕溪渔隐丛话》，本朝收入《四库全书》。传到明代的充寰公，名思伸，万历乙未年考中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仕宦事迹见于府志和县志。著有《督抚奏议》《边垣圆纪》，这就是胡君的八世祖。自充寰公以下，列入本朝的人中，品德深厚而未显扬。胡君的曾祖父名立三，追赠儒林郎。祖父时未公名仕未，按例授予登仕郎，追赠儒林郎，后来晋赠朝议大夫。父亲正晖公名尚昱，按例授予儒林郎，候选直隶州同知，死后追赠奉政大夫。曾祖母高氏，追赠安人。祖母许氏，追赠安人，后来晋赠恭人。母亲周氏、生母程氏，都追赠宜人。庶母叶氏，按例封为安人。州同公生性孝顺友爱，家里一向贫穷，担心没有办法供给父母美味的食物，于是放弃读书而经商，在江浙一带奔走数十年，终于富裕起来。他因为乐于行善、广泛施舍，在当时很有声望；县里凡有善举，没有不参加的。他五十岁时还没有儿子，到了七十岁却有了七个儿子，人们都说这是积善所得的报应。胡君是长子。他小时候聪明颖悟，父母格外喜爱他。一天，州同公到先父的私塾，看到先父教导培系兄弟的方式，心中敬佩并感到惊异，于是命令胡君也来受业。胡君当时刚九岁，培系十二岁。从这时直到二十岁，凡是读书、作文，以及日常饮食起居，无不与胡君共同进行。胡君沉默寡言，诵读学习从不需要督促责备，先父看待他与其他弟子不同。十四岁时，遭逢生母程太宜人去世，他悲哀憔悴得像成年人一样。他很早就以文章闻名。十六七岁时，他就和县中知名人士结社交往，互相酬答唱和。辛丑年秋天，众人在县城东面的石照山举行修禊，绘图赋诗；胡君年纪最小，同辈人却都对他折服。癸卯年秋天，先父患病，胡君和培系连夜奔走二十里寻找医药。先父去世后，胡君补好被褥，来到培系兄弟处，在艰苦的环境中与他们同住，同起同卧。古人所说的内心服丧之情，在胡君身上体现出来了。甲辰年，胡君和培系兄弟在郡城的紫阳书院读书。这一年，他因为研习古学受到督学季文敏公芝昌的赏识，被补为徽州府学生。丙午年，胡君和培系一起到金陵参加考试，乘船经过邗江，游览红桥、竹西等名胜。在京口遇到风阻，便登上金山寺的佛塔。培系走到一半想要停止，胡君却强拉着培系的手，一直登上了塔顶。随后他们取道吴门，溯钱塘江而上，泛舟西湖，过了一个月才返回。这时买到了洪稚存、孙开如、黄仲则诸位先生的著作，胡君慨然立志要以他们为榜样。开如先生的文集中有《释人》一篇，胡君广泛考核古代训诂，为它疏通文义、考据证明。嘉定朱亮甫先生右曾看到他的著作，说：“我活到五十岁，见过的人相当多，像您这样年少而好学的人，实在很少见。” 胡君更加奋发自励，常常想着要取得功名、成就事业，以显扬父母。不久，周太宜人和州同公相继去世。胡君料理完安葬父母的事情后，便背着书箱前往杭州，跟随溧阳缪武烈

译公缪梓学习制举业。胡君二十岁以前所作的时文，不太合乎规范，但时时流露出英锐之气。到了这时，武烈公教他用古文的方法来写时文，胡君于是非常高兴；每次听到武烈公的议论，就分条记录编成一册，名为《尊闻录》，用心揣摩、亲手追习，力求学成武烈公的学问。己未年考中乡试，成为举人。庚申年春天，参加计偕入京，到清江时道路受阻，便折返回来。这一年二月，粤匪窜入绩溪，胡君的旧居大厦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祖业荡然无存。杭州城不久也失守，胡君回来时已经无家可归，只好带着家眷奔走于浙江东西各地；从此烽火连天，几乎没有可以托身活命的地方。壬戌年，杭州城再次陷落，胡君带着幼子良驹，历经艰险辗转同行到苏州，遇到救援才得以脱险。不久又从上海乘轮船北上。乙丑年，会试发榜后没有考中，便按例授为内阁中书，不久请假回南方。戊寅年，会试又没有考中，于是捐纳取得郎中资格，分发到户部山西司任职。当时仕途人员冗杂，各司等待任用的人员很多，胡君资历浅，无法自我表现，仍然以著书为业，不随意同人交际应酬。他身体一向虚弱，又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忧患，精力受到损耗。壬申年二月，他写信给培系说：“我曾经因为在风尘中奔波劳碌，检验轮船铁制轮轴，每年必定磨损一寸左右，何况凭我这样脆弱单薄的身体来承受这些劳累，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自从我来到京城，痔疮已经成为顽固的疾病，频繁发作而没有停止；其他疾病侵袭身体，也没有一个月不发作的。” 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他的兴致已经索然，几年以后便准备告老还乡了。人活一世，能够得到几十卷书流传后世，又有优秀的子孙来保存守护，这远远胜过做万户侯。我想到这些，羡慕这些，却东涂西抹地写作，直到最后仍一事无成，实在可怕。这是胡君的绝笔。唉！胡君本来就淡泊于仕宦之事，却专心于著述。我曾见过本家竹村先兄和郝兰皋年兄，他们都在户部任官，并且都以学问绝伦闻名于当世。我私下希望胡君能够继承他们的道路，天意为什么竟然如此呢？上天既然吝惜他的际遇，又吝惜他的寿命，使他做官没有成就，著书也没有完成，只能怀抱着自己积蓄的学问郁郁而终，这真是活着的人所遭遇的最大悲哀了。胡君年少时就有极为真挚的天性，侍奉父母时总是和颜悦色、态度恭顺，终身都保持着孩子对父母的仰慕之情。他和各位弟弟尤其友爱。幼弟祥麟以浙江候补府经历的身份从军于衢州，积劳成疾；胡君得到消息，立即收拾行装赶赴衢州，替他称量药物、计算饮水，一个月里衣服都没有解开。弟弟去世后，他又扶送灵柩回乡安葬，路上的行人都为之悲哀。胡君身材只是中等，文弱得好像连衣服都承受不起；可是遇到事情却有胆量和谋略，对于亲近的人，他愿意一同承担患难，把生死托付给彼此，并坚定地把这些责任当作自己的职责。他与人交往从不故意保持距离，性情平和温厚，因此人们都亲近他。然而他心中是非分明，绝不肯随波逐流、看人行事。他曾经逐一考察交游的人，私下编册记录，并排列他们的等级。培系开玩笑说：“您是在做月旦评吗？还是在编写古今人物表呢？” 胡君笑着推辞。培系和胡君先后在缪武烈公门下学习了六七年，和同门的余姚周君双庚、会稽赵君叔、溧阳王君西坨，以及缪君芷汀、稚循兄弟，以文章和道义互相切磋。这几位都很有传统才学，但都很喜爱胡君；每当考察古代、订正今事，搜求奇闻、选取胜迹，如果胡君不在，大家就不觉得快乐。当时经学学问深厚通达的人，如归安杨君见山、德清戴君子高，都和胡君一见如故。胡君居住京师时，潘伯寅先生正任户部侍郎，便把他视为文章上的知交。潘氏滂喜斋所刻的《唐释湛然辅行记》，就是胡君搜集整理的。胡君援例进入户部任职时

译，王君西坨资助了他。胡君去世后，潘司农和他的家人芸楣比部替他料理丧事，还替他把客葬在外的灵柩和家眷送回去，又为他刊刻遗著。几位先生的风义实在无人能及，这也是因为胡君贤德，才使他们如此对待他。胡君童年时就会作诗，起初学习李白，稍长后自认为诗作不足以流传，于是不再作诗。他的骈体文有齐梁时期的风味，也不多写。先父把段氏《说文注》、顾氏《音学》五书、江氏《四声切韵表》等书传授给他，于是他通晓了字音和训诂。后来读到高邮王氏的著作，更加专心喜爱这门学问。即使身在旅途之中，案上积满尘土，只要有空闲，他一定展开书卷阅读。每当重新搜求考索，每得到一个义理，便高兴好几天。庚申年以后，我们不能经常相聚，但每次见面，便拿各自的心得互相质询考证，谈论起来娓娓不倦。他年轻时所著的《释人疏证》《左传服氏注义通俗玄疏证》，都毁于战火。他中年多病，因此研究医术时常有超出常人的领悟。后来他在京城书肆得到宋刻本《内经》，于是以元代熊氏本、明代道藏本以及唐代以前的古书，专心加以校勘，阐明古义，撰成《内经校义》。这部书草创未成，如今保存下来的有数十条，训诂说明精确，体例大致像王氏《读书杂志》。他又替从兄印溪校订刊刻先祖苕溪公的《孔子编年》，在这部书之外，广泛考察其他典籍中所见的先圣事迹，写成跋文，内容极其完备通达。此外，《淮南子一切经音义》也有校订本。他还著有《墨守编》《正名录》，都没有完成。胡君精于刻印，擅长篆书，得到秦汉人的遗风，直到现在仍为学者所珍爱。他生性爱好收藏，常常想到书价下降时，便到琉璃厂书肆搜求善本；遇到自己喜爱的书，一定买到手，即使典当财物也毫不吝惜。所积累的书达到五千多卷。他曾经自己说：在春秋时代仰慕叔向，在西汉时代仰慕刘向，想把居所题名为“二向堂”；他的志趣就是如此。我们家族人丁兴旺，培系和胡君从始祖以下第十五代都同出一祖，后来各自成为一支。培系对胡君来说，是族叔祖。胡君小时候跟先父学习经学，因此两人更加亲密。中年以后经历了许多灾难，他把胡君倚为左右手；遇到困难时，胡君常常典当衣物来接济他。培系被某位戚姓之人所牵累时，胡君竭力替他遮护，不顾避嫌，也不怕招致怨恨。培系性情急躁，对内外之人一向不善交往，常常处理不当，因而多次招致缪、郝两家的误会和纠纷。胡君常常用委婉的话讽谏劝解；培系心情郁闷、不得意时，只要听到胡君一句话，便顿时释然，连自己也不知道心情为何会这样改变。大概从少年到老年，几十年共同经历甘苦，不因荣辱得失而改变心意的人，只有胡君一人罢了。我正说胡君活着时是我的鲍叔牙，死后是我的荀巨卿，哪里想到胡君竟然先我而去呢？悲痛啊！胡君生于道光五年乙酉四月初二日，死后葬在县城南门外的洪上塘。娶周氏，封为宜人。又娶万氏。有两个儿子：长子良恭，议叙授九品官衔，是周氏所生。次子良驹，是国子监生，为万氏所生。有两个女儿，都是周氏所生：一个嫁给李家，一个嫁给孙家。男孙良驹相貌魁伟，举止很像胡君，大概能够继承他的学问。

译光绪六年，岁次庚辰八月，族叔祖培系谨慎撰写此行状。《素问》宋代林亿等校注说：考察王冰的注文，他没有解释书名《素问》的含义。全元起有一种说法：“‘素’就是根本；‘问’就是黄帝向岐伯询问。” 书中正是陈述性情的根源、五行的根本，所以称为《素问》。全元起虽然有这个解释，但意义还不是十分明白。考察《干凿度》说：“凡是有形之物，都产生于无形，所以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太易，是还没有显现气的阶段；太初，是气开始产生的阶段；太始，是形体开始形成的阶段；太素，是物质本质开始形成的阶段。” 气、形、质都具备之后，疾病便由此萌发，所以黄帝所问的，正是太素这一物质本质的起始。《素问》这个书名的含义，或许就是由此而来。俞理初在《素问》目录序中说：“‘素问’的含义，就像‘素王’的‘素’一样。黄帝凭借大神通，广泛搜求先师珍惜著述的精华论说，又请求将它们收藏起来，谨慎地流传下去。” 古人所说的刑名、八索、九医，其中“素”“索”“医”都指空虚。刑罚和疾病都是假设出来的，是希望人们不触犯法律、不伤害性命，所以说“汤液、醪醴是预备着的，却不使用”。胡澍按语：全元起的说法固然不太明白，林亿的说法也迂曲难通。俞氏用“索”来证明“素”的含义，这是对的；但他说“素、索、医都指空虚”，虽然依据刘熙、张衡的说法，见于《释名》和昭公十二年《左传正义》，实际上也并不妥当。现在考察来看：“素”就是法则。郑玄注《士丧礼》说：“形制和法度确定为素。” 《左传》宣公十一年说：“不违背常法。” 汉代博陵太守孔彪的碑文说：“遵循先王的法则。” “素”都指法这个字，通作“索”。《六节藏象论》注文说“八素经”，林亿校注说：“‘素’有一个本子作‘索’。” 《书序》中的“八索”，《左传》昭公十二年的释文都说：“‘索’字本来作‘素’。” 《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这段文字，可以这样读作：“三坟、五典、八索、九医。” 贾逵说：“八索，是三王的法则。”《左传》定公四年说：“疆界依照周代的法则”，杜预说：“索，就是法。” 黄帝向岐伯询问治病的法则，所以这部书称为《素问》。所谓《素问》，就是关于法则的询问，就像后世扬雄著书称为《法言》一样。“三坟、五典、八索、九医”中的“典”和“索”，都可以解释为法则。至于说“五法”“八法”的询问，意义并不矛盾。如果按照俞氏的说法，那么“八索”就是八种空虚，“九医”就是九种空虚，《素问》就是空虚的询问，还有比这更不成文理的吗？所以特意辨析清楚。是人将要失去这种能力了吗？如今的人年过半百，动作就都衰退了，是时代变了，还是别的原因呢？是人将要失去这种能力了吗？胡澍按语：“人将失之邪”应当作“将人失之邪”。下文说：“人年老而没有儿子，是精力才力耗尽了吗？还是天命的定数本来就是这样呢？”（“也”和“邪”在古代是通用字。） 《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说：“请问黄帝，是人吗？还是不是人呢？” 《礼记·乐记》的正义引用“邪”字作“也”。《史记·张仪列传》说：“这就是公孙衍所说的吗？是《战国策·秦策》所说的吗？” “邪”作“也”。《淮南子·精神篇》说：“它把我当作这样拘谨的人吗？” 《庄子·大宗师》篇也这样用“邪”吗？“邪”作“也”。就是这样。上句使用“邪”，下句使用“也”，在经书和传注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不知道是上天抛弃鲁国了呢？还是鲁君得罪了鬼神，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呢？”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您认为这是吴国起兵了吗？不是。” 《史记·货殖列传》说：“难道这就是所谓不受封爵却拥有封君财富的人吗？不是。” 《征四失论》说：“是因为您年轻，才智还没有达到吗？还是说话时把各种内容杂糅在一起了吗？” 这和《素问》这一句属于同一个例子。“将”仍然是“抑”，也就是“还是”的意

译思。是时代变了呢？还是人失去了这种能力呢？是说时代变了吗？还是说人失去了这种能力呢？是精力才力耗尽了吗？还是天命的定数本来就是这样呢？是说精力才力耗尽了吗？还是说天命的定数本来就是这样呢？是因为您年轻，才智还没有达到吗？还是说话时把各种内容杂糅在一起了吗？是说您年轻，才智还没有达到吗？还是说话时把各种内容杂糅在一起了吗？注文把“将”解释为“将要失去”。《战国策·楚策》说：“先生老糊涂了吗？还是想把它当作楚国的祥瑞或灾祸吗？” 《汉书·龚遂传》说：“如今您想让我战胜它吗？还是打算把它怎么样呢？”（“也”和“邪”相通。）《楚辞·卜居》说：“我难道宁愿忠厚诚恳、朴实而忠心吗？还是愿意迎送往来、操劳不止吗？还是宁愿除草耕作、竭力务农吗？还是愿意交游权贵来成就名声吗？” 以上各句中的“将”字，也都用作表示选择的“还是”。饮食要有节制，起居要有规律，不要妄自劳作。上古时代的人，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能够取法于阴阳的变化，协调运用养生术数；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妄自劳作，所以能够使形体和精神相互协调，终尽自然寿命，活到百岁以后才离世。“食饮有节”三句，林亿校注说：“考察全元起注本，作‘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 《太素》与胡澍按语说：全元起本、杨上善本这样作是对的。“作”和“诈”相同。（《礼记·月令》说“不要有人制造过分精巧的物品，以惑乱君心”，郑玄注说：“如今《月令》中的‘作为’，就是欺诈虚伪。”） 《荀子·大略篇》说：“蓝苴路作，似乎知道却并非真正作为”，这里的“作”也就是“诈”字。“法于阴阳”和“和于术数”在文法上相对。“饮食有常节”和“起居有常度”在文法上相对。“不妄”和“不作”在文法上相对。（《征四失论》说：“饮食失去节制，起居超过法度。”） 《征四失论》又说：“妄自发言，制造名目”，也是把“妄”和“作”作为相对的词。“作”在古代读音如“胙”。上句与“者、数、度”押韵，下句与“俱、去”押韵。王冰把“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改成“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这样句子的虚词和实词就不相对了。他又把“不妄不作”改成“不妄作劳”，这是误读了“作为”中的“作”（杨上善《太素》注文也有同样的错误），又把“作劳”连起来解释，实在不合乎意义；既违背经文旨意，又昧于古人用词的方法。这不仅违背古人组织文辞的法则，还使有韵的文章无法协调诵读，一次改动就造成三重过失，实在太严重了！古书实在不能轻易改动。以此耗散人的真气，以欲望竭尽人的精气，以此耗散人的真气。林亿校注说：考察《甲乙经》，其中的“耗”字作“好”。胡澍按语：“以耗散其真”和“以欲竭其精”在句义上不相对，因此皇甫本作“好”是对的。“好”读作“耆好”的“好”，“好”也有欲望的意思。（凡是经传中说“耆好”，就是“耆欲”；说“好恶”，就是“欲恶”。《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于生者”，《中论·天寿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为所非”，《韩诗外传》作“好利”。）写作“耗”的，是由于读音相近而产生的错误。王冰注说“轻易使用叫作耗”，只是主观臆说，无法解释通。不能善于调养精神，也不知道保持精气充足。不能善于调养精神。林亿校注说：考察其他版本，“时”字作“解”。胡澍按语：“时”字作“解”是不对的。“时”是善的意思。“不时御神”就是说不能善于调养精神。《小雅·弁》篇说：“你的酒食已经很好了。”毛亨传说：“时，就是善。” 《广雅》的解释也相同。“解”字无论字形还是读音，都与“时”字不相近，没有理由会造成这种错误，也没有依据可以相通。大概是后人不明白“时”字的训释，才妄自改动它。况且“善”也有“解”的意思，《礼记·学记》说“相互观摩学习，称为摩”，正义说：“善，犹如解。” 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更没有必要把它改成“解”了。上古圣人对

译下民的教导，都是让他们这样做。林亿校注说：考察全元起注本作：“上古圣人的教导，下面的人都实行它。” 《太素》和《千金》也都这样作。杨上善说：“上古圣人要求人们实行的事情，自己总是先实行，以此作为不用言语的教导。不用言语的教导胜过用言语的教导，所以下面的百姓仿效实行的人很多，因此说‘下面的人都实行它’。” 胡澍按语：全元起本、杨上善本、孙本以及杨上善的说法都是对的。“上古圣人的教导”在这里断句；“下面的人都实行它”也在这里断句。“下面的人都实行它”，就是说下面的人都受到它的教化。《尚书·梓材》说“由此使民众陷于混乱”，《论衡·效力篇》引用作“由此率领并教化民众”，这说明“为”就是“化”。王冰本作“谓者为之”，这里的“者”只是借字。《左传》僖公五年说：“一次这样做已经很过分了，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 《六微旨大论》说：“上升之后就下降，所谓下降，就是天气下降；下降之后又上升，所谓上升，就是地气上升。” 《左传》昭公元年说：“说这种情况太多了。” 如果能少一些，我凭什么还能见到你呢？《左传》成公十年说：“轻慢他已经很过分了，却还要一次次这样做。”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说：“登上它已经很过分了，我又加重了这种做法。” 《国语·周语》说：“守护府库已经很多了，怎么还能兴盛起来呢？” 《国语·晋语》说：“八年已经够长了，凭什么能够长久呢？” 《大戴礼·少间篇》说：“为什么会不同呢？”（这里依从元本。）《战国策·楚策》说：“人们都认为您对富挚不友善。” 《管子·霸言篇》说：“所以即使尊贵到做天子、富有天下，我也不认为自己贪求富贵。”《韩诗外传》说：“君王想任用您，您为什么要推辞呢？又说：“为什么这样哭泣呢？” 《淮南子·人间训》说：“国家危急而不得安定，祸患积结而不能解除，为什么还要以智谋为贵呢？” 《列女传·仁智传》说：“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新序·杂事篇》说：“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 《汉书·文帝纪》说：“这就是所谓本末，二者没有什么不同。” 以上各例都把“谓”当作“为”使用；“为”和“谓”只是同声转化，所以这两个字往往可以通用。《说苑·君道篇》说：“为什么不把官职配备齐全呢？” 《晏子春秋·问篇》中“为”字作“谓”。《吕氏春秋·精谕篇》说：“为什么不可以呢？” 《淮南子·道应训》中“为”字作“谓”。《文子·微明篇》说“处在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状态”，《淮南子·人间训》中“为”字作“谓”（这里依从道藏本）。《汉书·高帝纪》说“郦食其做里门监门”，《英布传》说“为什么废弃上策而采取下策”，《史记》中的“为”都作“谓”。正如《素问》“下皆为之”一句，王冰所依据的本子把“为”字作“谓”。这些通假大概都以声音为依据：作为语气词的“为”通作“谓”，“行为”的“为”通作“谓”，“作为”的“为”通作“谓”，所以“化为之”的“为”也可以通作“谓”。王冰没有理解这一点，误把“谓”解释为“告”；“谓之”中的“谓”，其实是把下句的字提到了上句。从“字之上”以上，到“古圣人之教”以下，都应当断句；“谓之”三个字应归入下句，王冰失去了原文的旨意。“恬”是虚静、淡泊的意思；元代本子作“元”。熊宗立本和明代道藏本都作“恬”。胡澍按语：《一切经音义》卷十六引《苍颉篇》说：“恬。”这里的“是”与“同”相通，“澹”与“淡”相通。《文选》潘安仁《金谷集诗》说“绿池淡淡”，李善说：“‘淡’与‘澹’相同。”然而《释音》作“恬”，那么宋本原本就应当作“恬”。《阴阳应象大论》说“乐恬之能”（藏本作“恬”，也与“澹”相同）。《淮南子·真篇》的注文说：“就是安定。” 《后汉书·冯衍传》的注文说：“澹，就是安定。” “澹”和“淡”相同。所以《淮南子·泰族训》的“静漠恬”字也作“淡”；《移精变气论》的“此恬之世”也都作“恬”。那时的人民

译因此质朴，所以以自己的食物为美，任意穿着自己的衣服，以自己的风俗为乐；地位高低互不羡慕，这样的人民因此称为“朴”。林亿校注说：考察其他本子，“曰”字作“日”（宋本“曰”字上多了“云”字，现据熊本、藏本删去）。胡澍按语：“曰”字在这里意义无法解释，其他本子作“日”是对的。“日”和《孟子·尽心篇》“民日迁义”的“日”意义相同，是说人民因此日益归于质朴。写作“曰”的，是因为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说：“所以火的光向外照，而金和水的光向内照。”《淮南子·天文训》中把“日”写作“曰”，与这里的错误相同。头发开始脱落，头发脱落，胡须和眉毛脱落，这是五八、七七时的阳气衰退表现。经脉衰弱，面色开始憔悴，头发开始脱落。下文又说：“五八，肾气衰弱，头发脱落，牙齿枯槁。” 《长刺节论》说：“患大风病，骨节沉重，胡须和眉毛脱落。”（熊本、藏本作……。）王冰对“堕”字都没有作注。胡澍按语：“‘堕’字原本作［缺字］。” 《说文解字》说：“发落。”这个字通作“堕”。“堕”的意思就是秃。《墨子·修身篇》说：“头发花白而头顶秃了，却仍然不舍弃。”其中“堕颠”就是秃顶，今天的俗语仍然如此。头发秃叫作“堕”，胡须眉毛秃也叫作“堕”，鸟兽的毛羽秃也叫作［缺字］。《文选·江赋》说：“产积羽”，李善说：“‘HT’与［缺字］相同。”并引用字书说：“‘HT’是毛发脱落。” 郭璞《方言》注说：“毛类逐渐脱落的名称。”角秃叫作“随”（《吕氏春秋·至忠篇》说：“荆庄哀王在云梦打猎，射中随兕。”）；尾巴秃叫作［缺字］（《淮南子·说山训》说：“把无角无尾的犁牛阉割。”高诱说：“科，指没有角、没有尾。”）；草木叶子脱落叫作“堕”（《脉解篇》说：“草木全部凋落，阳气穷尽，四时不调和，树木枝叶稀疏。”）。范望说：“科，是枝叶不能铺展开来。”这些字的读音和意义都相同。即使有子女，男子也不会超过八八之数，女子也不会超过七七之数。黄帝说：“有的人年纪已经老了，却还能有子女，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自然寿命超过常数，气血经脉始终通畅，而且肾气还有余力。即使有子女，男子也不会超过八八之数，女子也不会超过七七之数；到了这时，天地所赋予的精气都已经竭尽了。” 王冰注“此虽有子”三句说：“虽然年老还能生子，但子女的寿命也不能超过天癸所规定的数限。” 胡澍按语：这是错误的说法。详细考察岐伯的回答，是说人年老后虽然也有人能有子女，但通常生育子女的时期，男子在八八之前，女子在七七之前，所以说：“即使有子女，男子也不会超过八八之数，女子也不会超过七七之数；到了这时，天地所赋予的精气都已经竭尽了。” “男子不过尽八八”中的男子，就是承接上文所说的男子；“女子不过尽七七”中的女子，就是承接上文所说的女子，并不是说老年人生下的子女。怎么能说子女的寿命也不过天癸所规定的数限呢？况且老年人生的子女一定不能长寿，也没有这样的道理。真人。我听说上古有真人，能够提挈天地，掌握阴阳。王冰注说：“真人，就是得道之人。” 胡澍按语：这个注释的意义宽泛而不切合，而且“成”和“全”的意义相近，无法与下文“淳德全道”的至人区别开来。现在考察来看：“真人”就是变化成仙的人。《说文解字》说：“真，是仙人变化形体而登天；字形从‘匕’（‘匕’就是‘化’的本字），从‘目’，从‘八’，表示所乘载之物。” 这就是“真”的含义。至人。中古时代有至人，德性淳厚而使道体完备。王冰注说：“使自己的至道完备，所以叫作至人。” 林亿引用杨上善的话说：“积聚精气、保全精神，能够达到德的境界，所以称为至人。” 胡澍按语：杨上善、王冰二人的注释都是从下文附会出意义，没有想到下文说的是“淳德全道”，并没有说“至德”“至道”，大概是失误了。现在考察来看：“至

译”就是大的意思。《尔雅》说：“就是大的意思。” 郭璞把它写作“至”。《释文》说：“另一版本又写作‘至’。” 《易经·彖传》说：“乾元伟大啊，坤元至高啊。” 郑玄注释《哀公问》说：“至，就是极其伟大的意思。” 高诱注释《秦策》说：“至和大是同义的。” 《吕氏春秋·求人篇》的注释说：“至，就是大的意思。” 因此，所谓至人，就是德行最为高大的人。《乾·文言》说：“所谓大人，是他的德行与天地相合。”这与本文所说“至人淳厚的德性和完整的道”意义相近。《庄子·天下篇》说：“不离开真性的人，称为至人。” “不离开真性”，就像下文说的“也归于真人”，所以至人排在真人之后。《论语》说：“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论。”所以至人排在圣人之上。使自己的心志仿佛潜藏着、隐伏着，仿佛心中另有私念，又仿佛已经有所收获。熊本藏本把“若匿”写作“若匪”，并注说：“现在考察，‘匪’字应当作‘匿’。” 澍按：高诱注释《吕氏春秋·论人篇》说：“匿与伏的意思相同。” 经文把“匿”和“伏”并列使用，而且“匿”又与“意”“得”押韵（“意”字古代有时读作“亿”，如《论语·先进篇》“亿则屡中”；《汉书·货殖传》把“亿”写作“意”；《明夷·象传》说“这是获得内心意念”，其中的“意”与“食则得息、国则为韵”中的字押韵；《管子·戒篇》说“身处草野之中，却没有恐惧的神色”，其中的“意”与“惑色”押韵；《吕氏春秋·重言篇》说“将用它来安定心志”，其中的“意”与“翼”押韵；《楚辞·天问》说“心意将寄托在哪里”，其中的“意”与“极”押韵；秦国众多刻石文字中有“承顺圣意”，它与“德服极则式”押韵。）由此可见，这里写作“匿”字是毫无疑问的。王冰注释《生气通天论》时引用这句话，也写作“匿”，这是尤其明确的证据。写作“匪”的版本，是北宋以后出现的错误版本。凭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呢？“匿”和“匪”的草书字形相似，所以“匿”被误写成“匪”，这是第一个证据；宋本本来就正确地写作“匿”，《生气通天论》的注释引用时也相同；这样就可以知道现在所见“匪字当作匿”的注语并非王冰注，这是第二个证据；现在考察上文没有“新校正”三个字，也可以知道它不是林亿的校语，这是第三个证据。大概南宋时期有一个把这里写作“匪”的版本，读者在旁边记下“今详匪当作匿”七个字，后来传抄时误把这句话抄进了注释中，熊本藏本于是也一并沿用了这个错误。又考察可知：“若有私意”原本应当作“若私有意”，是抄写者把词序误倒了。《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说：“心中所趋向的，就叫作意。” 郑玄注释《王制》说：“意思就是心中的念头。” “若私有意”是说“仿佛私下有了自己的念头”；这里的“已”也有私自、自己的意思。郑玄注释《特牲馈食》及《礼记》说：“私臣，是自己所选用的臣属。”注释《有司彻》又说：“私有家臣，是自己亲自请来任用的家臣。” 注释《曲礼下》说：“私行，是指办理自己的事情。” 注释《聘义》说：“私觌，是私下带着自己的礼物拜见主国国君。”由此可见，“己”仍然有“私”的意思。“若己有得”，是说仿佛私下已经有了自己的所得。“若私有意”和“若己有得”两句相对成文。如果像如今的版本这样写，句法就长短不齐，也不相协调了。《生气通天论》注中引用的文字也有错误；“若有私意”应当作“若私有意”，就是这样。“私”不一定要解释成“己”，引用郑玄的解释仍然有些牵强。按： “若私有意”是对上文“若伏”的申说；“若已有得”是对上文“若匿伏”的申说；起初本来没有什么，却在内心有所发动，所以说“私有意”；“匿”则是已经有所占有，并藏在内心，所以说“已有得”。（赵之谦附记）

译名贵的树木就会大量枯死。王冰注说：“名，是指有名的果树和珍贵的树木。” 澍按：这个注释没有通晓“名”字的含义。《说文》的解释是：疾病。引用《五行传》的话说：当时就出现了口部的病变。另一处作《广雅》的解释是：疾病。《洪范五行传》说：当时就出现了下部肢体生到上部的病变。郑玄注说：疾病。通常也写作“苛”。《吕氏春秋·审时篇》说：“身体没有苛病和灾祸。” 高诱说：“苛，就是疾病。” 《至真要大论》说：“阴阳之气保持清静，生长化育就能正常进行；一旦妄动，苛病就会发生。” 《管子·小问篇》说：“消除君主的苛病。” 苛疾就是苛病。（“疾”和“病”分别说明时含义有别，合起来泛称时则相通。）下文说：“所以，阴阳和四时，是万物产生和终结的规律，也是生死的根本。” 违背它们，灾害就会发生；顺应它们，苛病就不会产生，这就叫作掌握了养生之道。承接这段文字来理解，就可以明确知道“奇病”应当改作“苛病”。“苛疾”与“灾害”相对举证，因此“苛”也是疾病的意思，这一点很明确。王冰在本篇注释“苛疾”说：“苛，就是重的意思。” 他在《至真要大论》注释“苛疾”又说：“苛，就是重的意思。” 这里所说的“苛疾”，与《生气通天论》“大风苛毒”以及《六元正纪大论》“暴过不生，苛疾不起”中的“苛”虽然意义不同（《六元正纪大论》注说：“苛，重也”），但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把“苛毒”与“大风”相对，后者是把“苛疾”与“暴过”相对；这里则把“苛疾”与“灾害”相对，把它同“生化”作对文，因此意义自然不同。每个词在不同文句中都有适当的含义，若混同为一，那么在前文中讲得通的解释，到了这里必然会遇到障碍。肺气变得焦灼而满闷。林亿校注说：考察“焦满”二字，全元起本作“进满”，《甲乙经》和《太素》都作“焦满”。澍按：作“焦”才是正确的。全元起本作“进”，这是因字形相似而产生的讹误。“焦”与《痿论》“肺热叶焦”的“焦”意义相同；“满”与《痹论》“肺痹者烦满”的“满”意义相同。王冰把“焦”解释为上焦，说肺气在上焦满闷，这种解释很难说得通。“焦满”与下文的“浊沉”是相对成文的；如果“焦”指上焦，就不能与下文相对，而且上焦也不能只说成“焦”，这样解释就错了。肾气独自下沉。林亿校注说：详细考察“独沉”二字，《太素》作“沉浊”，藏本作“独”。澍按：“独”和“浊”在古代字书中可以通用。《秋官序官》“壶涿氏”条下，郑司农注说：“独”读作“浊”。另外，《蝈氏》的疏也说：“独”的读音与“涿”相近。有些书也写作“浊”。这样看来，“独沉”和“沉浊”两种说法在意义上都讲得通。愚昧的人背离这条道路，圣人却实行它。愚昧的人背离它。澍按：“佩”应读作“倍”。《说文》说：“倍，就是反。” 《荀子·大略篇》说：“教导别人却不称他为老师，这叫作背弃。” 杨倞注说：“倍，是反叛、违逆的名称。” 这个字有的版本写作“背”（见《坊记》《投壶》）；经典中通常把“背”当作“倍”。“圣人行之，愚者佩之”，是说圣人实行这条道路，愚昧的人却背离这条道路。愚昧的人背离这条道路。“行”和“倍”正好相反，所以接下来就说：“顺从阴阳就能生存，违逆阴阳就会死亡；” 顺从它就能使身体得到调治，违逆它就会发生紊乱。“从”和“逆”也正好相反；“从”就是实行（《广雅》说：“从，就是行”），“逆”就是背离、倍反（见上文《荀子》的注释）。“佩”和“倍”在古代声相同而可以通用。《释名》说：“佩，就是倍。”这是说它们不是同一个事物，而是有相背、相反的意思，也是古代同声字可以通用的证据。《荀子·大略篇》有一处解释《易经》的“佩”字说：“佩，有的版本作倍。”这是古代通用字的证据。王冰注说：“圣人的心与道相合，所以勤勉地实行它；愚昧的人本性困守于迷惑，所以只是把它佩带、服从罢了。”这种解释没有得到“佩”字的正确含义，只是曲折地作了解说。古人的文章中，经常有通假字；不从读音方面求解，却只从字形笔画上寻找意义，难怪会把文句解释得艰深难通而成为弊病。“传精神”，所以说圣人传达精神，服从天气而与神明相通。澍按：“传”字的含义无法讲通。王冰注说：精神可以相传，只有圣人中得道的人才能做到。这也没有解释所谓“传”究竟是什么意思；“传”应当是“抟”字的讹误。（“抟”与“传”“搏”“博”字形相近，所以有时误作“传”，有时

译误作“搏”，有时误作“博”，下文都能见到。）“抟”与“专”相通，是说圣人的精神专一，不被其他事物牵引。（《征四时论》说：“精神不专。”）《宝命全角论》说：“精神不向众多事物营求。”其意义与这里相近。古书中的“专一”二字常写作“抟”。《系辞传》说：“它安静时专一。”《释文》说：“专，陆德明的本子作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如同琴瑟那样专一。”《释文》说：“专，原本作抟。”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专心一意，收敛心志。”《索隐》说：“抟，是古代的‘专’字。” 《管子·立政篇》说：“使道路统一，出入专一。”《幼官篇》说：“专一而纯正坚固。”（今本“抟”都讹作“博”。）《内业篇》说：“能够专一吗？” “能够专一吗？”（今本“抟”讹作“博”。）《荀子·儒效篇》说：“亿万民众却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今本“抟”讹作“博”。）《讲兵篇》说：“和谐团结而归于一。”（今本“抟”也讹作“博”。）《吕氏春秋·适音篇》说：“耳朵不收摄，精神就不能专一。”高诱注说：“不能专一纳入，就是不能专心一致。” 这些都是“抟”字通“专”的证据。病因在湿邪，头部就像被东西包裹着。澍按：这里是说，病因在湿邪，头部像被东西蒙住一样，使人感到不清爽。注家把上文解释为：这是表热导致的疾病，应当发汗，使邪气从汗中泄出；如果反而使头部受湿，就像用湿东西把头包裹起来，那么这就说明疾病不是由于湿邪侵入，而是由于医生的错误治疗造成的。况且表热而使头部受湿，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治疗方法。王冰大概是因为看到下文有“因而饱食”“因而大饮”“因而强力”等说法，都是由于某种行为而致病，于是便把这里的“因于寒”“因于暑”“因于湿”“因于气”（“气”是指热气，解释见下一条）也解释成相因致病。所以他的解释才有这样的错误；他没有考虑到，后文说的是由于这些行为而相继发生的疾病。这里说“因于”，是说寒、暑、湿、热各有各自的致病原因，原本互不相干，怎么可以把它们并列起来作同样解释呢？前后各段注释互相承袭而作解释，全都错了，而这一条注释尤其严重，所以特意加以辨正。病因在热气，就会发生肿胀。澍按：这里的“气”是指热气。上文说寒、暑、湿，如果这里泛泛地说气，就与上文不相类，所以知道“气”指的是热气。《阴阳应象大论》说：“热邪胜盛，就会发生肿胀。” 本篇注文引用《正理论》说：“热邪经过的地方，就会形成痈肿。”所以说病因在热气就会发生肿胀。汗只从身体一侧流出，汗出偏沮，就会使人半身枯萎。王冰注说：人的身体如果经常只有一侧出汗而湿润（宋本作“湿润”，这里依从熊本藏本），时间久了就会半身枯萎，半身不能随意活动。林亿校注说：考察“沮”字，《千金》作“祖”，全元起本作“恒”。澍按：王冰本及其注释这样写是正确的。《一切经音义》卷十引用《仓颉篇》说：“沮，就是逐渐湿润。” 《广雅》说：“沮，就是逐渐变得润泽、低洼湿润。” 《诗经·魏风》说“那汾水边低洼湿润的地方”，毛传说：“沮洳，就是逐渐变得低洼湿润的地方。” 《王制》说“山川中的沮泽”，何氏隐义说：“沮泽，就是低洼潮湿的土地。” 因此，“沮”就是润湿的状态。从前我澍在西安县署任职时，见到侯官县的林某。他每次一活动或进食，身体左侧就出汗，湿润得透过衣服，即使冬天也是这样。这正如经文和注文所说，因此经文原本作“沮”字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沮”还与“枯”押韵。孙本写作“祖”，是偏旁造成的讹误。（《说文》古文的“示”写作“HT”，与篆书的字形相似，所以“沮”误作“祖”。）全元起本作“恒”，则整个字都错了。（“沮”字左边的偏旁讹误写成“心”；《小雅·采薇》正义引用郑玄《易注》所说，古书篆文把“立心”写得与“水”相近。它的右边又讹作“亘”，“亘”与“且”的今文字形也相近，所以合起来讹作“恒”。）

译足部会生出大的疔疮，这是膏粱饮食所导致的变化；足部会生出大的疔疮。王冰注说：“高，就是膏；梁，就是粱。”（宋本作“梁”，这里依从熊本藏本。）经常享用膏粱厚味的人，体内多有郁滞的热，皮肤厚、肌肉密实，所以肌肉会发生变化而形成疔疮。疔疮之所以生在足部，是因为四肢是全身阳气的根本。林亿校注说：疔疮生长的部位并不总是在足部，大概是说享用膏粱厚味会发生变化，容易生出大的疔疮，并不是说它只长在足部。澍按：林氏驳斥王注，说疔疮不一定生在足部，这是对的；但他说“足生大丁”是“容易生出大疔疮”，措辞和意思都很鄙俗，实在不妥。“足”应当是“是”字的讹误。（《荀子·礼论篇》说：“不效法礼、不合乎礼，叫作没有原则的百姓；效法礼、合乎礼，叫作有原则的士人。” 今本把“是”一并讹作“足”。）“是”与“则”相通，《尔雅》说“是，就是则”，这里的“则”是法则之义，因此“是”也可以作语气词“则”来用。《大戴礼·王言篇》说：“教化确定了，这就端正了。”《孔子家语·王言解》作：“政教确定了，根本就端正了。” 《国语·郑语》说：“如果更换君主，用周礼教导他，这件事就容易办成。”韦昭说：“改用君主之道来引导他，就容易取得成功。” 这是说，享用膏粱厚味会发生身体上的变化，于是生出大的疔疮。春天必然发生温病；冬天感受寒邪，到了春天就必然发生温病。澍按：“春必温病”在文义上不顺，是抄写者把词序写倒了；应当依《阴阳应象大论》作“春必病温”。（宋本也误作“温病”，现在依熊本藏本改正。）《金匮真言论》说：“所以，精气藏得充足的人，春天不会患温病。” 《玉版论要》说：“患温病而正气虚损严重，就会死亡。” 《平人气象论》说：“尺部脉有热，叫作温病。” 《热论》说：“发生在夏至以前的，就是温病。” 《评热病论》说：“有患温病的人，出了汗之后往往又发热，这些都属于温病。” 筋脉败坏松弛，精神也就受到损伤。辛味吃得过多，就会使筋脉败坏松弛，精神也会受到损伤。王冰注说：“沮，就是润湿。” “弛”，就是松缓。“央”，就是长久。辛味的性质润泽，能疏散并滋养筋脉，所以能使筋脉松缓而润泽，使精神保持长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辛味能补养肝脏。《藏气法时论》说：“肝喜欢疏散，病急时应赶快吃辛味来疏散它；也可以用辛味来补养它。” 澍按：这个注释说得不对。“沮弛”的“沮”，与《汗出编》中“沮”的意义不同；前一个读平声，后一个读上声。“沮弛”是败坏、废弃的意思。《一切经音义》卷一引用《三苍》说：“沮，就是败坏。” 《小雅·小篇》说“为什么会这样败坏”，《楚辞·九叹》说“面容憔悴而受熏染，以至于败坏啊”；毛传和王逸注都说：“沮，就是坏。” 《汉书·司马迁传》的注说：“沮，就是毁坏。” 《李陵传》的注说：“沮，是毁坏的意思。” “弛”本来就写作“弛”。《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弛侯”，《荀子·王制篇》“大事殆□□□□”，杨倞都说：“弛，就是废弃。” 也有版本写作“弛”。《汉书·文帝纪》说“就立即放宽禁令以利于百姓”，颜师古注说：“弛，就是废弛。” 《文选·西京赋》说：“城门的守尉不废止巡夜击柝。”薛综说：“弛，就是废止。” 本篇上文说：“大的筋脉缩短，小的筋脉松弛；筋脉或短缩或松弛，就会拘挛；筋脉松弛而伸长，就会形成痿证。” 痿与废的意思相近。《刺要论》说：“肝气妄动，春天就会发生热病而筋脉松弛。” 注说：“弛，就像放纵而松缓。” 《皮部论》说：“热邪过盛，筋脉

译就会松弛，骨骼也会消瘦。” 注说：“弛，就是松缓。” 放纵松缓也与废弃的意思相近。《广雅》说：“弛，就是放开、弃置。” “置”就是废弃。因此，“沮弛”就是败坏、废弃。林亿校注说：“央就是殃，古文中可以通用，例如把‘膏粱’写作‘高梁’，把‘草滋’写作‘草兹’一类。” 按：林亿把“央”读作“殃”，是正确的。《汉无极山碑》说：“为百姓带来福祉，消除灾殃。” 《吴仲山碑》说：“却遭遇祸殃。” “殃”字和“央”字都写作“央”，这就是它们通用的证据。只是还没有解释“殃”字的含义。澍认为，“殃”也有败坏的意思。《广雅》说：“殃，就是败坏。” 《月令》说：“冬季闭藏失当，就会败坏。” 《国语·晋语》说：“我们的君主因为不接受贿赂而在诸侯中获得声誉，如今却要用梗阳的贿赂来败坏他的名声，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殃”就是败坏的意思。“沮”“弛”“央”三个字的意义相近，所以经文把它们列举在一起。经文的意思是：辛味太过，木气受到金气的克制，筋脉因此败坏废弛，精神也随之衰败，所以说：“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 “筋脉沮弛”与“形体毁沮”“精气弛坏”的意思相同。（“形体毁沮”，见《五过论》《疏》。“精气弛坏”，见《汤液醪醴论》《疏》；“精神乃央”与“高骨乃坏”的意思相同（“高骨乃坏”见上文）。王冰所说的“长久”与经文旨意相反，而且本段论述的是辛味过量造成的损伤，他的注释却牵涉辛味润泽、疏散、补益的意义，这就成为错误的证据了。因此可以知道，病变在皮毛。藏本没有“也”字。澍按：上文“是以知病之在筋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下文“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句末都有“也”字，不应当只有这一句单独没有。藏本脱去了“生”字。天地之间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和五行，用来促成万物的生长、收获和闭藏。熊本、藏本把“生长”写作“长生”。澍按：作“长生”是词序倒置的错误。先有产生，随后才有成长，不能先说成长而后说产生。注说：“春天生发，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闭藏，这就是四时的生长收藏，也是正文原本作‘生长’的明确证据。” 下文也说：“所以能够按照生长收藏的规律循环往复，终而复始。” 春天必然发生温病。熊本、藏本作“春必病温”。澍按：应当依照熊本、藏本把词序改为“春必病温”，具体说明见《生气通天论》。水和火，是阴阳的征象。所以说：“天地，是万物上下运行的空间；阴阳，是血气相对的男女属性；左右，是阴阳运行的道路；水和火，是阴阳显现出来的征象；阴阳，是万物产生的根本。” 澍按：“阴阳之征”中的“征”，就是征兆。原文作“阴阳之兆征也”。上面三句都以“下”字与“路”字押韵（“下”在古代读音有时近似“户”）。《召南·采苹》“宗室牖下”一句，与“女”字押韵；《召南·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一句，与“处”字押韵；《邶风·击鼓》“于林之下”一句，与“处”“马”字押韵；《邶风·凯风》“在浚之下”一句，与“苦”字押韵；《唐风·采苓》“首□之下”一句，与“苦”“与”字押韵；《陈风·宛丘》“宛丘之下”一句，与“鼓”“夏”“羽”字押韵；《陈风·东门之枌》“婆娑其下”一句，与“栩”字押韵；《豳风·七月》“入我床下”一句，与“股”“羽”“野”“宇”“户”“鼠”“户”“处”等字押韵；《小雅·四牡》“载飞载下”一句，与“栩”“盐”“父”等字押韵；《小雅·北山》“溥天之下”一句，与“土”字押韵；《小雅·采菽》“邪幅在下”一句，与“殷”“纾”“予”字押韵；《大雅·绵》“至于HT下”一句，与“父”“马”“浒”“女”“宇”等字押韵；《大雅·皇矣》“以对于天下”一句，与“怒”“旅”“旅”“祜”等字押韵；《大雅·凫鹥》“福禄来下”一句，与“渚”“处”“脯”等字押韵；《大雅·生民》“民昭假于下”一句，与“甫”字押韵；《鲁颂·有駜》“有鹭于下”一句，与“鹭”“舞”字押韵；其余群经诸子中押韵的文章，不必逐一列举。）下一句“征始”押韵；“征”读音如宫、商、角、征、羽的“征”。（《左传》文公十年“秦伯伐晋取北征”，《释文》说：“征”按本字读；《三苍》说：“县属于冯翊。”读音为“惩”；另一个读音是反切“张里反”。《洪范》“念用庶征”与“疑”字押韵；《逸周书·月令篇》“灾咎之征”（据《太平御览·时序部》卷十三所引）与“负”“妇”字押韵。（“负”在古代读音有时近似“丕”；《小雅·小宛》“果蠃负之”与“采”“似”字押韵；《大雅·生民》“是任是负”与“芑”“亩”“芑”“祀”字押韵；《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篇》“行则为人负”与“趾”“否”字押韵；“妇”在古代读音有时近似“否泰”的“否”；《大雅·思齐》“京室之妇”与“母”字押韵；《周颂·载芟》“思媚其妇”与“以”“土”“耜”“亩”字押韵；《楚辞·天问》“媵有莘之妇”与“子”字押韵，这就是证据。（“蒸”韵部的字在古代有时可以相通；《郑风·女曰鸡鸣》“杂佩以赠之”与“来”字押韵；宋玉《神女赋》“复见所梦”与“喜”“意”“记”“异”“识”“志”等字押韵；《贾子连语篇》“其离之若崩”与“期”字押韵；又据《说文》，“从人、朋声”的字读作“陪”；“位”字从“邑”旁、以“崩”为声，读作“倍”；“凝”是“冰”字的异体，采用“疑”作为声符；“HT”是“缯”的□文，采用“宰省”作为声符；《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的注说：“故书把‘仍’写作‘乃’；” 《尔雅》说：“长孙的儿子叫作仍孙”；《汉书·惠帝纪》的注说：“仍，写作‘耳’”；《战国策

译·楚策》说：“仰头承接甘露，把它饮下”；《新序·杂事篇》把“承”写作“时”；《墨子·尚贤篇》说：“守城时却背叛”；《非命篇》把“倍”写作“崩”；《史记·贾生传》有“万物凭借此而生”的话；《汉书》把“冯”写作“每”；《汉书·司马相如传》作“橙若荪”（《汉书》把“橙”写作“持”）。如今写成“征兆”的人，是后来拘泥于常见写法、不了解罕见古字，凭主观臆测改动的，却不知道这样就与韵脚不相合了。凡是古书中为了押韵而倒置文句的地方，大多被后人改动，因而失去了原来的读法。例如《卫风·竹竿》篇中“远兄弟父母”与“右”押韵，而今本作“父母兄弟”。（“右”古代读音近似“以”，“母”古代读音近似“每”，这些字都属于“之”韵部；至于“弟”字，则属于“脂”韵部。“之”韵和“脂”韵的古代读音并不相通。）《大雅·皇矣》篇有“同尔弟兄”一句，它和“王”“方”押韵；可是今天流传的本子却把顺序改成了“兄弟”。《月令》“度有短长”与“裳、量、常”押韵，而今本作“长短”。《逸周书·周祝篇》“恶姑柔刚”与“明、阳、长”押韵（“明”古代读音近似“芒”），而今本作“刚柔”。《管子·内业篇》“能无卜筮而知凶吉乎”与“一”押韵，而今本作“吉凶”（《庄子·庚桑楚篇》也误作同样的顺序）。《庄子·秋水篇》“无西无东”与“通”押韵，而今本作“无东无西”。《荀子·解蔽篇》“有皇有凤”与“心”押韵（《说文》说“凤”从“凡”得声，古音属于“侵”部，所以与“心”押韵；“风”也从“凡”得声而与“心”押韵，见《邶风·绿衣》《谷风》《小雅·何人斯》《大雅·桑柔》等），而今本作“有凤有皇”。《淮南子·原道篇》“骛忽”与“往、景、上”押韵（“景”古代读音近似“样”），而今本作“忽”。“万物终始”与“右”押韵，而今本作“始终”。《淮南子·天文篇》“决罚刑”与“城”押韵，而今本作“刑罚”。《淮南子·兵略篇》“不可量度也”与“迫”押韵（“度”与“不可度思”的“度”相同，“迫”古代读音近似“博”），而今本作“度量”。《淮南子·人间篇》“故蠹啄剖柱梁”与“羊”押韵，而今本作“梁柱”。《文选·鹏鸟赋》“或趋西东”与“同”押韵，而今本作“东西”。《客难》“外有廪仓”与“享”押韵，而今本作“仓廪”，这些都属于同一类情况。“阴阳，是万物产生的根本。” 林亿校注说：“详细考察，从‘天地’到‘万物之能始’，与《天元纪大论》相同。《天元纪大论》没有“阴阳者血气之男女”这一句，又用“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代替“阴阳者万物之能始”。澍按：本句“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应按《天元纪大论》改为“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意思是金、木二者体现万物生成与终结的全过程。“金木”与上文“天地、阴阳、左右、水火”的句式相同；“终始”与上文“上下、男女、道路、兆征”一样，都是两个字并列，文例也相同。如果依照现在的版本，那么“阴阳者”三个字与上文重复，“能始”两个字的意义也重复了。” 王冰注说“能是变化生成的根本”，这个解释本来就很牵强；即使按照他的注义，仍然与上面四句的句式不相符合，大概是传抄造成的讹误。这是疾病的形态。“乐恬之能”所说的状态，以及疾病的状态；至于疾病的状态，我愿意听听六经脉厥证的症状和病态。《病能论》把它解释为疾病的状态，指阴阳相互胜负变化所表现出的疾病形态。澍按：“能”应读作“态”；“病之形能也”就是疾病的形态。《荀子·天论篇》说：“耳、目、鼻、口，各自有形态和接触对象，却不能彼此相容。” “形能”也是形态。（杨倞误把“形”断句，把“能”归入下句；高邮王念孙《荀子杂志

译》已经订正。）《楚辞·九章》说：“本来就是平庸的形态。” 《论衡·累害篇》说：“‘态’字写作‘能’。” 《汉书·司马相如传》说：“君子的形态。” 《史记》徐广本把“态”写作“能”（今本误作“熊”），这些都是古人以“能”代“态”的证据。“态”从“心”、从“能”得声，而以“能”写“态”，是意符和声符相互通用的情况；《管子·内业篇》以“音”写“意”，《墨子·天志篇》以“之”写“志”，例子相同。这三个字大概都是以会意构形，同时兼有谐声作用。下文说：“所以圣人做无为的事情，以恬淡的状态为乐。” “能”也读作“态”，与“事”押韵；“恬之能”就是“恬之态”。《五藏别论》说：“观察他的志意以及他的病态。”（今本误作“与其病也”，据《太素》订正，辨析见本条。）“能”也读作“态”，与“意”押韵；“病能”就是“病态”。《风论》说：“希望听听如何诊察，以及疾病的状态。”也就是“以及疾病的形态”。《厥论》说：“希望听听六经脉厥证的症状和病态。”这里把“厥状”和“病能”并列使用，也就是“厥证的症状”和“疾病的形态”。第四十八篇名为《病能论》，也就是《病态论》。《方盛衰论》说：“根据尺部脉的滑涩、寒温来考察其意义，观察脉象的大小，并结合疾病的状态。”这里的“能”也与“意”押韵，就是“结合疾病的形态”。王冰对于各处的“能”字，有的没有作注，有的只是勉强附会解释，都是因为不知道它的读音。他在本篇上文解释“能”字时，把“冬不能夏”的“能”读作“奴代切”；下文“形能”的“能”也应当这样读。可是他又强行把不明白的地方说成自己明白了。顺从自己的欲望，使心志在虚无之居中得到畅快；所以圣人从事无为之事，以恬淡的状态为乐。（“能”读作“态”，说明见上文。）顺从自己的欲望，使心志在虚无之居中得到畅快。澍按：“守”字的意义与上下文不相合，“守”应当是“宇”字。《广雅》说：“宇，就是居所。”（经典中通常写作“居”。）《大雅·绵篇》说：“于是前来共同营造居所。” 《鲁颂·宫篇》的序说：“歌颂僖公能够恢复周公的居所。” 《国语·周语》说：“使每个人都有安宁的居所。” 《楚辞·离骚》说：“你为什么还留恋旧日的居所呢？” 毛传、郑笺、韦昭注和王逸注都说：“宇，就是居所。” “虚无之宇”，就是虚无的居所。“顺从自己的欲望，使心志在虚无之宇中得到畅快”，与《淮南子·真篇》“在无边无际的居所中徘徊”一句的意思相近。高诱注也说：“宇，就是居所。” “宇”与“守形”字形相近，因此因讹误而写作“守”。（《荀子·礼论篇》说：“这就是君子的坛宇，也就是宫廷。” 《史记·礼书》把“坛宇”误作“性守”；《墨子·经上篇》说：“宇，就是把空间无限扩展开来。” 今本把“宇”误写成“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