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五百一

译《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五百零一卷 总论 《易经》无妄卦 九五爻说：没有妄念而得的疾病，不要用药，反而会有喜庆。【《程传》说：人有疾病，就用药物和砭石攻除邪气，以扶养正气。如果气体平和，本来没有疾病，却反而加以攻治，就会损害正气，所以不服药便会有喜庆。所谓有喜，是说疾病自行消失了。】《象传》说：对没有妄念所致的疾病，不可试用药物。【《程传》说：人若有妄念，按理必须加以改正。既然已经没有妄念，却又用药治疗，反而成了妄为，怎么可以使用呢？所以说不可试用。“试”是暂时使用的意思，也就是稍微尝试一下。本义：既然已经没有妄念，却又服药，反而成了妄为并产生疾病。《大全》中溪张氏说：没有妄念却出现疾病，又在没有妄念的情况下服药，反而成了妄为，招来了疾病。这就是没有妄念所致的疾病之药不可试用的原因。孔子说：“我还没有通晓，不敢尝试。” 圣人不试用药物，对待妄为之药就是如此。】《尚书》说命上 如果药物不能使人头昏眼花、烦闷不适，那么这种疾病就不会痊愈。【孔安国传：服药必须达到头昏眼花、烦闷难受的程度，疾病才会消除。《正义疏》说：“瞑眩”是使人昏乱烦闷的意思。《方言》说：凡是饮药后中毒，东齐和海岱一带有的称为“瞑”，有的称为“眩”。郭璞说：“瞑眩”也是通行的说法。这样看来，药物攻治疾病时，先使人头昏眼花、烦闷昏乱，疾病才能痊愈。传文说“瞑眩极”，是说烦闷到了极点，药力才得以发挥。】《礼记》曲礼下 君主患病服药，大臣要先尝药。父母患病服药，子女要先尝药。行医未满三代传承的医生开的药，不要服用。【《大全》中严陵方氏说：君主平时没有事情、身体无恙时所吃的膳食，由膳夫品尝，太子亲自察看，也是为了做到谨慎罢了。那么在患病的时候，就更不能有所忽视了。行医这种技艺，如果不是父祖子孙世代传授技业，那么医术就没有由此精通的途径。医术不精，怎么可以服用这样的医生开的药呢？《周礼》说司徒以世代传承的事务来教导有才能的人，确实就是这个道理。不过，经书所说的，也只是讲通常的道理罢了。至于没有世代传业却有人凭自己的心得而获得医术的，尚未传到三代，本来也在可以取用之列。所以《周礼》说医师以治病十次十次都能痊愈为上等；如果医术虽传了三代却传给了不合适的人，也同样不应取用。所以孔子说，没有恒心的人，不可以从事巫术和医术。《集说》中郑氏说：先考察估量它所能承受的程度；医术未传三代，就不要服用其药，这是谨慎对待药物、调制药剂的意思。】【孔氏说：一般人患病必定服药，父子相承达到三代，才会懂得谨慎选择药物、调配药剂。又有解释说：所谓三世，是指第一部《黄帝针灸》，第二部《神农本草》，第三部《素女脉诀》；不学习这三代相传的医书，就不能服用他的药。】【蓝田吕氏说：孔子所谨慎对待的是斋戒、战争和疾病。疾病是危险的事情。处在危险之中却不谨慎，是招致祸患的道路，更何况是君主和父母的疾病呢？如果药物不能使人头昏眼花、烦闷不适，疾病就不能痊愈，那么攻治疾病的药物就未尝没有毒性。药物的好恶性味有时会失去本性，调配和剂量有时会失当，寒热、补泻的运用有时会反其作用；轻则使病情加重，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丧命。作为臣子和子女，如果不先尝药就给君主或父母使用，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不孝了。这就是许世子只因没有尝药的过错，因而背负了弑君罪名的原因。医生传承到三代，医治的人已经很多，对药物的使用也已经熟练，疗效经过验证而没有疑问，然后才服用，这也是谨慎对待疾病的方法。】【山阴陆氏说：三代相传之后，连心意所不能察觉的地方也能够察觉了。世间有句话说：“老医少卜。”】《周礼》天官

译医师设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订义》中郑康成说：医师，是众医的首长。陈宏甫说：人的一身所发挥的作用，与天地相同；有余就损减，不足就补益，这是天道。如果不是通晓造化运行、消息盈虚的道理，怎么能够知道人体中气机偏盛偏衰的所在呢？这件事确实丝毫不能差错，像后世那些平庸的医生，怎么能弄清楚这件事呢？所以周成王时让士大夫担任医师。】【薛平仲说：膳夫从庖人到腊人，既然已经分工协作、共同履行职责，那么设置食医一职并让它隶属于医官是可以的；特别把食医列在诸医之中，本来就是君主护养身体的方法。然而先王不忍只厚待自己而忘记百姓，因此在食医之前设置医师，掌管分别诊治百姓和各种物类的疾病；在食医之后，又依次设置疾医、疡医和兽医。大概仁德从自身发出而施加于百姓，对万物的爱护，实际上就是从一饮一食之间推及开来的。】掌管医务的政令，聚集毒药以供医事使用。【《订义》中刘执中说：医师掌管医务的政令，就要聚集各种毒药；药物产地是否适宜、采集的时令、炮制的方法以及攻治疾病的制度，都要预先了解清楚，然后才能供办医事。】凡是国家中有疾病或患疮疡的人前来求治，就让医师分别诊治；年终考核他们的医疗工作，据此确定俸禄：十人中全部治愈的为上等，十人中有一人未愈的为次等，有两人未愈的又次一等，有三人未愈的再次一等，有四人未愈的为下等。【《订义》中王氏说：俸禄依照办事的成绩发放，这样有能力的人会受到激励，能力不足的人也会努力。】【史氏说：计算医师治病失败的次数，排定优劣等次，那么行医的人只会担心有所失误。】食医设中士二人，掌管调和君王的六种饭食、六种饮料、六种膳食、百种珍味、百种酱料和八种珍品的配制；凡是君子的饮食，通常都仿照这些标准。【《订义》中郑节卿说：古代的史官、乐官以及医官、卜官，都世代承袭本业，不兼任其他官职，也不分心从事其他事务，是担心技艺不能精通。医生的医术没有传承三代，不要服用他开的药。凭借技艺侍奉君上的各种事务中，只有医术最难精通；疾病又是不能不谨慎对待的事情，先王怎么敢让一个人兼有两三个人的才能呢？因此食医之下设置疾医，使其调理饮食而不兼治疾病；疾医之下设置疡医，使其察看内在病证而不兼治外在病证；疡医之下设置兽医，使其治疗禽兽而不兼治人。一定要追求技艺精专，不敢计较官职是否繁多，这就是先王的仁德。】疾医设中士八人，掌管调养万民的疾病，用五味、五谷和五类药物来调治他们的病。【《订义》中郑康成说：五药，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养”和治疗的意思相同。疾病由气的偏盛或偏衰而产生，要攻治有余的部分，调养不足的部分。王氏说：《素问》说：形体不足，就用气来温养；精气不足，就用味来补益。味用来滋养精气，谷用来滋养形体，药用来治疗疾病。滋养精气是根本，滋养形体次之，治疗疾病则是末务。吕氏说：先用五味、五谷调养，接着才用五药；以药物为治疗手段，是下等的方法。即使如此，难道只是医术如此吗？】用五种气息、五种声音和五种面色，观察人的死生。【《订义》中贾氏说：气的病在体内，常人看不见；从声音和面色上观察，就能知道病情是在加重，还是在减轻。王氏说：观察他的气息，又听他的声音，又察看他的面色，以此判断死生，不过是五种情况；用五味、五谷和五药调养他的疾病，也不过是五种情况，这是因为万物都有五种交替状态，即当旺、当衰、当囚、当死等。】再结合九窍的变化来判断，并参考九脏的活动。凡是百姓患有疾病的，就分别诊治。年终时，各自把诊治疾病的情况和原因记录下来，呈报给医师。【《订义》中贾氏说：疾医有中士八人，各有所长，所以让他们分别诊治。】疡医设下士八人，掌管肿疡、溃疡、金疡和折疡的祝、药、劀、杀等疗法及其调配。【我考察医家使用祝术的情况，按道理或许确实如此。如今世上有人用气封闭疮口并配合治疗，正是祝由术遗留下来的方法。祝术不能奏效，于是就使用药物；药物如果不能去除病患，就一定用刀刮削疮处，除去恶血；刮削后仍不痊愈，就一定用药物腐蚀杀死病灶，并使药物作用于坏死的肉。这四种方法各有深浅、轻重的程度，所以说是调配其剂量。】《春秋》三传 许世子止没有先尝药 《春秋》记载：昭公十九年夏季五月戊辰日，许国世子止弑杀了他的君主买。《左传》记载：许悼公患疟疾，服用了太子止的药而死；太子逃到晋国。经书却写作“弑其君”。君子说：尽心竭力侍奉君主，即使舍弃药物也可以。胡氏按《左传》说：许悼公患疟疾，服用了世子止的药而死；经书写作“弑其君”，是因为止没有先尝药。古代说，医生的医术没有传承三代，不要服用他的药。孔夫子所谨慎对待的事情有三件，疾病就是其中之一。季康子送来药，说：“我还没有通晓药性，不敢尝用。” 君主患病服药，大臣要先尝药；父亲患病服药，儿子要先尝药。这大概说的是谨慎。止不选择合适的医生，便轻率地使用他的药；药物又没有先尝试，就误给君主服下，这是心中忽视君主和父亲而不谨慎。【《大全》中张氏说：药剂导致人死亡的原因不止一种，所以姑且以疟疾为例说明。如今治疗疟疾，把砒霜煅制后服用，多能痊愈；但煅制不得法，反而毒死人的情况也很多。悼公的死，一定属于这种情况。疏中说：按照《左传》的记载，许君只是服用了止开的药而死，实际上并不是被弑杀，却加上“弑”的罪名，是责备止侍奉父亲时没有舍弃药物，意思是用药应当信任医生，不需要自己擅自作主。作为子女的孝道，只应尽心尝药、祷告罢了；药物的配制，并不是他们所学习掌握的。许止身为许国的继承人，国内并不是没有医生，却轻率冒然地进献药物，所以罪行等同于弑君；这大概是为了给后人立下深远的警戒。】《黄帝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 圣人不等疾病已经形成才治疗，而是在疾病尚未形成时就预防；不等祸乱已经发生才治理，而是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就防治。疾病已经形成之后才服药，祸乱已经形成之后才治理，就好比口渴了才挖井，发生战斗了才铸造兵器，不是太晚了吗？生气通天论篇 疾病拖延日久，就会发生传变；上下之气不能相互协调，即使良医也无法施治。因此，阳气蓄积会使人发病而死；阳气应当被阻隔时，阻隔之处应当用泻法疏通；如果不赶紧正确治疗，庸医就会把病治坏。金匮真言论篇 善于诊察脉象的人，应谨慎观察五脏六腑，辨别其或逆或顺，以及阴阳、表里、雌雄的规律，把这些道理藏在心中，使心神与精微之理相合；不是合适的人不要教，不是真正的道理不要传授，这才叫得道。阴阳应象大论篇

译治疗疾病，必须追究其根本。所以治疗如果不遵循天时的规律，不依据地理的道理，灾害就会到来。所以邪风到来时，发病迅速如同风雨。善于治病的医生先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再其次治筋脉，再其次治六腑，最后才治五脏。治疗已经深入五脏的疾病，患者已经有一半可能死亡、一半可能生存了。善于运用针刺的人，从阴分引导阳气，从阳分引导阴气；用右侧的治疗方法治疗左侧，用左侧的治疗方法治疗右侧；通过自身的情况推知患者的情况，通过表证推知里证，以观察气血太过或不及的规律。能够从细微征兆中发现病变，治疗时就不会有危险。善于诊断的人，观察面色、按察脉象，先辨别阴阳；审察面色的清浊，便知道病变所在的部位；观察呼吸，听辨声音，便知道患者的痛苦所在；观察气血运行的权衡、规矩，便知道病变所主的部位；按察寸口、关上、尺部的脉象，观察脉的浮沉、滑涩，就知道疾病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治疗。诊察没有差错，就不会失误。阴阳别论篇 辨别阳气的情况，就能知道疾病所在的部位；辨别阴气的情况，就能知道患者死生的大致期限。辨别阳气的情况，就能知道疾病所忌讳的时令；辨别阴气的情况，就能知道患者死生的大致期限。灵兰秘典论篇 最高深的道理存在于细微之处，变化无穷无尽，谁能知道它的根源呢？真是困窘啊！那些观察消长变化的人忙碌不已，谁能知道其中的关键？面对纷繁复杂的病情，谁能知道什么才是良好的治法？恍惚难明的变化有其细微的数量，细微的数量起于度量；把它扩大到千、万，就可以逐渐增大；推演并扩大它的范围，事物的形态才由此确定。黄帝说：好啊！我听说这是精微明澈的道理，是大圣人的事业；要宣明大道，如果不斋戒并选择吉日，我不敢接受。于是黄帝选择吉日和吉祥的征兆，把这些道理收藏在灵兰之室，以便传授和保存。五脏别论篇 凡是治疗疾病，必须察看患者的大小便，调和他的脉象，观察他的意志情绪以及疾病的情况。拘泥于鬼神之说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最高的道德。厌恶针刺和砭石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最高超的医术。疾病不允许治疗，疾病一定不能治愈；勉强治疗也不会有功效。移精变气论篇 黄帝问道：我听说古代治疗疾病，只要转移精神、改变气机，施行祝由术就可以了。现在治疗疾病，用毒药治疗内部，用针刺和砭石治疗外部，有的痊愈，有的不痊愈，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回答说：远古的人生活在禽兽之间，用活动来躲避寒冷，居住在阴凉处来躲避暑热；内心没有眷恋思慕的牵累，外在没有追求官职的形迹。这是恬静淡泊的时代，邪气不能深入人体。所以毒药不能治疗其内，针刺和砭石不能治疗其外，只要转移精神、施行祝由术就可以了。如今的时代不是这样：忧患从内心产生，劳苦使形体从外部受伤；又违背四时的变化，违反寒暑的规律，贼风屡屡侵袭，虚邪早晚不断侵入，内则深入五脏骨髓，外则损伤孔窍肌肤。因此小病必然加重，大病必然死亡，所以祝由术不能治愈疾病。黄帝说：我想在面对病人时观察他的死生，判断疑难，想知道其中的要点，如同日月的光明一样，可以讲给我听吗？岐伯说：面色和脉象，是上天所珍视的，也是先师传授下来的。上古时曾命僦贷季研究面色和脉象，以通达神明之理；把它们与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和六合相结合，不违背通常规律，观察万物的变化转移，以观察其中的奥妙，了解其中的要旨。想知道其中的要旨，面色和脉象就是了。面色用来应合太阳，脉象用来应合月亮；经常探求其中的要旨，就能掌握它的要旨。面色的变化，是用来应合四时脉象的；这是上天所珍视的，因为它能与神明之理相合。因此可以远离死亡而接近生存，使养生之道得以长久，这样的人称为圣王。中古时期治疗疾病，是疾病一出现就及时治疗。服用汤液十天，以祛除八风和五痹之病。十天仍未痊愈，就用草苏、草荄的枝茎来治疗，以根本和末节相互辅助。病的标和本都已经掌握，邪气于是就能被制服。后世治疗疾病就不是这样了。治疗不以四时为根本，不懂得日月的变化，不审察病情的逆顺；等到病势已经形成，才想用微针治疗外部，用汤液治疗内部。庸医气势汹汹，认为可以攻治，所以旧病还没有痊愈，新病又复发了。黄帝说：希望听到其中的要道！岐伯说：治病的最高要领，就是不要错失面色和脉象的变化。运用它们而不迷惑，这是治病的根本法则。如果违背或顺应的规律颠倒施行，标本又不能辨明，就会精神亡失、国家败亡。去除旧的弊病而趋向新的状态，才能成为真人。黄帝说：我已经从先生那里听到了其中的要旨。先生说不能离开面色和脉象，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岐伯说：治病的最高原则归结为一个要点。黄帝说：什么叫一个要点？岐伯说：所谓一个要点，就是根据病情而获得治疗依据。黄帝说：应该怎样做呢？岐伯说：关闭门户、堵塞窗户，使病人专心于疾病，多次询问他的病情，以顺应他的意愿。能够保有精神的就会兴盛，失去精神的就会死亡。黄帝说：好。汤液醪醴论篇 黄帝说：上古的圣人制作汤液和醪醴，制作出来却不使用，为什么呢？岐伯说：古代圣人制作汤液和醪醴，只是为了预备而已。上古制作汤液，正因为只是预备，所以并不服用。到了中古时代，通达道德的风气渐渐衰微，邪气不时侵袭，服用汤液和醪醴就能万无一失地治愈疾病。黄帝说：如今这个时代，疾病却不一定能够治愈，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当今时代，必须调配毒药从内部攻治，用镵石、针刺和艾灸从外部治疗。黄帝说：形体已经衰败，血液已经耗尽，治疗却没有成效，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是精神不能发挥作用。黄帝说：什么叫精神不能发挥作用？岐伯说：针刺和砭石只是治病的工具。如果精神不能振作，意志不能调理，所以疾病就不能痊愈。黄帝说：疾病开始产生时，病势极其轻微隐约，必定先在皮肤中结聚；如今良医都说，等到疾病已经形成，病情就转为逆势，那么针刺和砭石便不能治疗，良药也来不及发挥作用了。如今良医都掌握了治病的方法，遵守诊治的规律，亲戚兄弟无论远近，其声音每天都能听到，五色每天都能看见，而疾病仍不能痊愈，这又怎么会不是没有及早治疗的过错呢？岐伯说：疾病是本，医生是标。标和本不能相应，邪气就不能被制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举痛论篇 黄帝说：我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与当今相合；善于谈论人的人，必定能在自己身上得到验证。这样，道理就不会使人迷惑，重要的规律也能达到极致，这就叫明察。至真要大论篇 岐伯说：各种疾病的发生，有的是由本产生的，有的是由标产生的，有的是由中气产生的。有的取本治疗而痊愈，有的取标治疗而痊愈，有的取中气治疗而痊愈，有的取标本治疗而痊愈，有的采用逆治而痊愈，有的采用从治而痊愈。所谓逆治，正是顺应病情的正常治法；表面看似顺治，实际上却是逆治。所以说，懂得标和本，运用起来就不会有危险。明确知道逆治和从治的规律，就可以正确施行而不必疑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懂得这些道理，就不足以谈论诊断，反而足以扰乱医经。所以《大要》说：庸医嬉笑轻浮，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说热病还没有结束，寒病又重新开始。同样的气机却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迷惑诊断，扰乱医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黄帝说：各种疾病的发生，都由风、寒、暑、湿、燥、火引起，是它们相互转化和变化的结果。医经说，邪气盛的要泻，正气虚的要补。我把这些方术传授给方士，方士运用它们，却还不能达到十全十美。我想使重要的治病原则一定能够施行，如同鼓槌击鼓、鼓声相应，又如拔除刺、洗去污垢，达到技艺精巧、神妙圣明的境界，可以把这些道理讲给我听吗？岐伯说：审慎察看疾病的病机，不要错失气机的适宜规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著至教论篇

译黄帝坐在明堂，召见雷公问道：你知道医术的道理吗？雷公回答说：我能诵读，颇能理解；理解了，却还不能辨别；能够辨别，却还不能明白；能够明白，却还不能阐明。这样的水平足以治疗群臣，却不足以治疗诸侯和君王。希望能够接受建立于天道之上的法则，把四时阴阳与它相合，辨别星辰与日月的光辉，从而彰明医经的学术，使后世更加明白。向上可以通达神农之道，著成最高深的教诲，与伏羲、神农、黄帝二皇的事业相媲美。黄帝说：好。不要失传这些道理。这些都属于阴阳、表里、上下、雌雄之间相互输注、相互呼应的关系。这样向上通晓天文，向下通晓地理，中间通晓人事，就可以长久地施行，并用来教导众人，也不会疑惑或陷入危险。医道论篇的内容，可以传给后世，可以作为珍宝。雷公说：请让我接受这些道理，并诵读学习、加以理解！黄帝说：你如果接受传授，却不知道怎样与最高深的道理相合，就会惑乱师传的教诲。我告诉你最高深道理的要旨：疾病会损伤五脏，使筋骨逐渐消瘦。你所说的还不明白、不能辨别，这说明世上的君主已经把医道学尽了。示从容论篇 黄帝闲坐时，召见雷公问道：你接受医术、诵读医书，如果能够广泛阅览各种学问，推类比较，贯通并合其中的道理，就把你的长处告诉我。五脏六腑、胆、胃、大肠、小肠、脾、胞、膀胱、脑、髓、鼻涕、唾液、哭泣、悲哀，以及水液运行的途径，这些都是人体产生疾病和治疗失误的相关内容。你应当努力弄明白这些，才可以达到十全十美。如果不能明白，就会被世人怨恨。雷公说：臣下请允许我说，我已经诵读《脉经》上下篇很多内容了。对不同的病情加以辨别、推类比较，我尚且不能做到十全十美，又怎么足以把这些道理弄明白呢？黄帝说：你所能治疗的疾病，所知道的也很多，但你却失去了对这些疾病的正确认识。这就好比鸿雁飞翔，也只是冲向天空而已。圣人治疗疾病，遵循法度，援引事物来相互类比，在幽微难见之处使病情发生转化；由上推及下，哪里一定要拘守医经的文字呢？疏五过论篇 黄帝说：唉，这道理多么深远啊！深远难明，就像观察深渊，又像迎接浮云。深渊还可以测量，浮云却无法知道它的边际。圣人的医术，是万民应当遵循的准则。讨论裁定人的意志和情志，必须有一定的法则。遵循医经、恪守诊治规律，按照医事来诊治，是为了使万民得到辅助。所以医事中有五种过失和四种美德，你知道吗？雷公离开座位拜了两拜，说：臣下年幼，蒙昧愚钝而受到迷惑，不曾听闻五种过失和四种美德；对于病情形态和名称的类比，我只是空泛地引用医经，心中无话可以回答。黄帝说：凡是尚未诊察疾病的人，必须询问患者是否曾经尊贵后来变得卑贱；即使没有受到邪气侵袭，疾病也会从内部产生，这叫作脱营。曾经富有后来变得贫穷，叫作失精。五脏之气长期滞留，疾病相互合并；医生诊察时，病变不在脏腑，身体形态也没有改变，诊察之后仍然疑惑，不知道疾病的名称。身体一天天消瘦，气虚而没有精气；病势深重，正气衰少，常常洒洒然发冷，时常受到惊吓。病势深重，是因为外部耗损了卫气，内部夺伤了营气。良医的过失，在于没有了解病人的病情。这也是治病的一种过失。凡是要诊察疾病，必须询问患者的饮食和居住情况，以及是否突然快乐、突然痛苦，或先快乐而后痛苦；这些都会损伤精气。精气耗尽，形体就会毁败衰弱。突然暴怒会损伤阴气，突然大喜会损伤阳气。逆乱之气向上运行，充满脉道而使形体衰败。愚昧的医生治疗这种病，不懂得补法和泻法，也不了解病情，导致精气一天天脱失，邪气于是乘虚合并。这就是治病的第二种过失。善于诊察脉象的人，必定通过类比正常与异常的脉象，从容地了解病情。做医生却不懂得医道，这种诊察就没有可贵之处。这就是治病的第三种过失。诊察有三种通常必须询问的情况：患者曾经的贵贱变化、封君遭遇败亡损伤的情况，以及是否曾有成为王侯的愿望。所以原本尊贵后来失去权势的人，即使没有受到邪气侵袭，精神也会从内部受伤，身体必定败坏死亡。原本富有后来贫穷的人，即使没有受到邪气损伤，也会皮肤憔悴、筋脉屈曲，发生痿躄而成为拘挛。医生不能严肃对待，不能震动并调动患者的精神；患者外表柔弱，情志紊乱而失常，疾病不能转移，那么医疗就无法施行。这就是治病的第四种过失。凡是诊察疾病的人，必须知道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始末。要了解疾病遗留下来的情况，切按脉象并询问病名，还应结合患者的性别来判断。情志离散、郁结，以及忧、恐、喜、怒等变化，会使五脏空虚，血气失去固守。医生不能了解这些，还谈得上什么医术呢？曾经富贵而后来受到重大损伤，筋脉被砍伤断裂；身体虽然还能活动，却使津液不能流通，所以损伤败坏而结聚，邪气留滞、迫近阳气，形成脓积、寒热等病变。庸医治疗这种病，急忙针刺阴阳各处，导致身体解散、四肢筋脉转筋，死亡的日期就可以确定了。医生不能明白病情，也不询问疾病的起因，只说死亡的日期，这同样是庸医。这就是治病的第五种过失。以上五种情况，都是因为接受的医术不通达，对人事也不了解。所以说，圣人治疗疾病，必须懂得天地阴阳、四时运行的规律、五脏六腑，以及雌雄、表里的关系。针刺、艾灸、砭石和毒药，各有其所主治的疾病。从容处理人事，以阐明医经的道理。贵贱、贫富不同，诊治的具体情形和规律也各不相同。询问患者年长年幼、勇敢怯弱等方面的情况，审慎辨别各部位，知道疾病的根本和起始，再结合八正、九候诊察，诊断就一定能够符合病情。治病的道理，以调理体内气机为最重要。遵循并探求其中的道理；如果求取而不能得到，过错就在于没有辨清表里。遵守诊治的规律来治疗，不要失去俞穴的道理。能够施行这种医术，一生都不会有危险。不懂得俞穴的道理，就会出现五脏郁热、六腑发生痈疽；诊察疾病不周密，这就叫失常。谨慎遵守这种治法，就能与医经的道理相互印证。以上经和下经的道理，用来推测衡量阴阳。奇恒的变化以及五脏的情况，都可以根据明堂部位来判定。能够察知疾病的始末，就可以通行无阻地运用医术。征四失论篇 黄帝在明堂，雷公陪侍在旁。黄帝说：先生通晓的医书、接受的医事传授已经很多了，请试着说说治病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会导致失败？雷公回答说：我遵循医经接受学业，所学的都说可以达到十全。至于其中有过失的情况，请让我听听它的具体情形并加以解释。黄帝说：你年纪还小，是智慧还没有达到吗？难道你要说把各种方法混杂在一起吗？经脉有十二条，络脉有三百六十五条，这些都是人们明白知道的，也是医生所遵循运用的。之所以不能达到十全，是因为精神不专一，意志情志没有得到调理，内外不能相互配合，所以有时会疑惑不定。诊察时不懂得阴阳逆从的道理，这是治病的第一种过失。没有完成老师的传授，就妄自创作杂乱的医术，把错误的说法当作医道；又改换名称，把功劳归于自己，任意使用砭石，后来给自身留下了祸患。这就是治病的第二种过失。不能根据患者贫富贵贱的居处、坐卧环境的厚薄、形体所受寒温来辨别，也不能适应饮食的宜忌，不能分辨人的勇敢或怯弱，不懂得类比推求；这样足以使自己混乱，却不足以使自己明白。这就是治病的第三种过失。诊察疾病却不询问疾病的起始，不询问忧患、饮食失节、起居过度等情况，也不询问是否受到毒物损伤。不先询问这些情况，最后只按持寸口脉，怎么可能诊中疾病呢？任意妄说并强行命名，最终会被庸医所困。这就是治病的第四种过失。因此世人的议论传到千里之外，却不明白寸口脉的道理，诊察时也不顾及人的实际情况。治病的规律，在于从容地守护并掌握它。只管按持寸口脉，诊察却不能与五脉相合；各种疾病发生后，起初先归咎于自己，后来又把过错推给老师。因此治疗不能遵循医理，就把医术抛弃在市井之中。胡乱治疗偶尔见效，愚昧的人便自以为得意。唉！幽深昏冥，谁能知道其中的道理啊！大道广大，足以比拟天地，配合四海。你不懂得大道所传授的道理，却把明白的说成昏暗。方盛衰论篇

译黄帝说：诊察有十种衡量方法：衡量人的脉象，衡量脏腑，衡量肌肉，衡量筋，衡量俞穴。阴阳之气都已经耗尽，人的疾病就会显现出来。脉搏跳动失去常态，阴气涣散而阳气偏盛。脉气脱失而不完整，诊察也没有固定的规律可以施行。诊察必须考察上下部位，以衡量平民、君主和卿大夫的情况。没有完成老师的传授，就会使医术不能明白。不察知病情的逆顺，就属于妄自行事。只掌握阴而失去阳，舍弃阳而依附阴，不懂得阴阳相互配合，所以诊断始终不明。把这种错误传给后世，反而会使错误的说法自行彰显。阴气达到极盛，天气就会断绝；阳气达到极盛，地气就会不足。阴阳交会，是至人的行事原则。阴阳交会时，阳气先到，阴气后到。所以圣人掌握诊察的方法，依照阴阳到达的先后次序来诊察。奇恒脉的形势，共有六十首。诊察细微而相合的情况，追究阴阳的变化，辨明五脏中的情形；从这些论述中取得虚实的要领，确定五种衡量方法的具体情况。做到这样，才足以诊断疾病。所以只诊察阴而不能得到阴的情况，阳脉的诊断就会消失。只得到阳而不能得到阴，所守的学问就不深湛。知道左边却不知道右边，知道右边却不知道左边；知道上部却不知道下部，知道先却不知道后，所以治疗不能长久有效。知道丑和善，知道有病和无病，知道高和下，知道坐和起，知道行动和停止；运用这些都有一定规律，诊察之道才算完备，万世都不会有危险。能够知道病情开始时哪里有余，也要知道哪里不足。衡量上下各方面的情况，考察脉象的相应关系；因此形体虚弱、气虚的人会死亡。形气有余而脉气不足，会死亡。脉气有余而形气不足，可以生存。所以诊察疾病有大的法则，坐下和起身都有一定的常规。出入行动都有一定规律，用来使精神与神明相通。诊察时必须清明、安静；观察上部和下部，掌握八正与邪气的情况，辨别五脏的部位；按察脉搏的动静，依据尺脉滑涩、寒温的意义，观察脉象的大小，并结合疾病的表现，辨明逆顺，进一步知道病名。这样诊断可以达到十全，也不会失去对患者实际情况的了解。所以诊察疾病时，有时观察呼吸，有时观察神志意念，因此不会失去条理。医道非常明察，所以能够长久传行。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会失去医经、断绝医理。妄自发言，妄测病期，这就叫失去医道。解精微论篇 黄帝在明堂，雷公请求说：臣下接受医术的传授并加以施行，学习医经理论、从容辨治、形法阴阳、针刺艾灸和汤药；凭这些来施行治疗，其中有贤能的医生，也有不肖的医生，未必都能达到十全。如果先询问悲哀、喜怒、燥湿、寒暑以及阴阳、妇女等情况，请问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至于卑贱富贵、人的形体，以及从下部各方面了解情况，贯通运用这些方法来面对病情，以适合医道，我已经恭敬地听受您的教诲了。请问还有一些愚昧、疏漏而经书没有记载的问题吗？我希望听听它们的具体情况。黄帝说：意义太广大了！《灵枢经》邪气脏腑病形 黄帝向岐伯问道：我听说，观察面色而知道疾病，叫作明；按察脉象而知道疾病，叫作神；询问疾病而知道病位，叫作工。我希望听闻怎样通过观察而知病、通过按脉而得病情、通过询问而穷尽病因，应该怎样做呢？岐伯回答说：面色、脉象和尺脉之间应当相互符合，就像鼓槌敲鼓、回声随声响应一样，不能彼此失去联系。这也是根、本、根部和叶部所显现的征候。所以根死了，叶子就会枯萎。面色、脉象、形体和肌肉之间，也不能彼此失去联系。所以能知道其中一种，就称为工；能知道其中两种，就称为神；能知道三种，就既神妙又明察了。所以善于调理尺脉的人，不必等待观察寸脉；善于调理脉象的人，不必等待观察面色。能够把这些方面参照结合起来施行诊治的，可以称为上工；上工十人中能治愈九人。能够施行其中两种的，称为中工；中工十人中能治愈七人。只能施行其中一种的，称为下工；下工十人中能治愈六人。根结 使用针刺的要领，在于懂得调和阴阳。调和阴阳，精气才会充盛明亮。使精神与气相合，就能使精神藏于体内。所以说，上工使气机平和，中工扰乱脉象，下工使正气断绝而危及生命。所以说，做下工的不能不谨慎。必须审察五脏的病变、五脉的相应情况、经络的虚实，以及皮肤的柔软或脆弱，然后才能施针。官针 使用针刺的人，不知道年岁的变化、气的盛衰以及虚实产生的原因，就不能称为医工。逆顺肥瘦 岐伯说：圣人所行的医道，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须有明确的方法，用来建立衡量的尺度和数值。有了法式和检验标准，然后才可以传授。所以工匠不能舍弃尺寸而凭意念判断长短，废弃墨绳而凭空测定水平。工匠不能不用圆规而制作圆形，不用矩尺而制作方形。懂得运用这些方法，就能掌握自然事物的规律、容易施行的原则以及逆顺变化的常规。顺应气机，一天分为四个时段 黄帝说：气机在某些时候出现反常，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这是气机不应合四时，某一脏独自主宰其病的缘故。这种病必定在该脏之气所不胜的时令加重，在该脏之气所胜的时令发作。黄帝说：应该怎样治疗呢？岐伯说：顺应天时，疾病的痊愈日期就可以预期。顺应天时的称为良工，违背天时的称为粗工。贼风 黄帝说：有的疾病只用祝由术就能治好，原因是什么呢？岐伯说：上古的巫医因为懂得各种疾病相互制胜的规律，预先知道疾病由什么产生，所以只用祝由术就可以治愈。《扁鹊难经》十二难 医经说：五脏的脉在内部已经断绝，使用针刺的人反而使外部的脉气充实；五脏的脉在外部已经断绝，使用针刺的人反而使内部的脉气充实。内部和外部的脉气断绝，应当怎样加以区别呢？是这样。五脏的脉在内部已经断绝，是肾脉、肝脉在内部已经断绝，医生却反而补益心肺；五脏的脉在外部已经断绝，是心脉、肺脉在外部已经断绝，医生却反而补益肾脏和肝脏。阳气断绝却补阴，阴气断绝却补阳，这叫把实证当作实证来补、把虚证当作虚证来补，损伤不足，增益有余。像这样死亡的患者，是医生把他治死的。十三难 医经说：观察到患者的面色，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脉象，反而得到相克的脉象，就会死亡；如果得到相生的脉象，疾病就会自行痊愈。面色和脉象应当相互参照、彼此相应，应该怎样判断呢？是这样。五脏各有相应的五种面色，都显现在面部，也应当与寸口和尺部相应。比如面色青，脉象应当弦而急；面色赤，脉象应当浮大而散；面色黄，脉象应当中取缓而大；面色白，脉象应当浮涩而短；面色黑，脉象应当沉、濡而滑。这就是所说的五色与五脉应当相互参照、彼此相应。脉象数，尺部的皮肤也应当数；脉象急，尺部的皮肤也应当急；脉象缓，尺部的皮肤也应当缓；脉象涩，尺部的皮肤也应当涩；脉象滑，尺部的皮肤也应当滑。五脏各有相应的声音、面色、气味和滋味，应当与寸口和尺部相应；不相应，就是有病。比如面色青，脉象浮涩而短，或者大而缓，这是相克的脉象；脉象浮大而散，或者小而滑，这是相生的脉象。医经说，知道一种情况的，称为下工；知道两种情况的，称为中工；知道三种情况的，称为上工。上工十人中能治愈九人，中工十人中能治愈八人，下工十人中能治愈六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六十一难

译医经说，通过望诊就知道疾病的，称为神；通过闻诊就知道疾病的，称为圣；通过问诊就知道疾病的，称为工；通过切脉就知道疾病的，称为巧。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通过望诊而知道疾病，是观察患者的五种面色来知道疾病；通过闻诊而知道疾病，是听患者的五种声音来辨别疾病；通过问诊而知道疾病，是询问患者所想吃的五味，从而知道疾病产生的原因和所在部位；通过切脉而知道疾病，是诊察寸口脉，观察其虚实，从而知道疾病在什么脏腑。医经说，通过外在表现知道内部疾病，叫作圣；通过内部脉象知道疾病，叫作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七十七难 医经说，上工治疗尚未形成的疾病，中工治疗已经形成的疾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所谓治疗未病，是看见肝病，就知道肝病应当传给脾，所以先使脾气充实，不让它承受肝邪，因此叫作治疗未病。中工治疗已病，是看见肝病，却不懂得疾病会相互传变，只是一心治疗肝脏，所以叫作治疗已病。八十一难 医经说，不要把实证当作实证来补、把虚证当作虚证来补，反而损伤不足、增益有余；这是说寸口脉吗？还是说疾病本身有虚实之分呢？对不足和有余应当怎样损益呢？是这样。这里所说的是疾病，并不是说寸口脉，而是说疾病本身有虚实。假如肝实而肺虚，肝属木，肺属金，金与木本应相互平衡；应当知道用金来平抑木。假如肺实而肝虚，肝气微弱不足，就应当用针补肝，却反而重重地补实肺，所以说这是把实证当作实证来补、把虚证当作虚证来补，损伤不足而增益有余。这就是中工造成的伤害。《金匮要略》【汉代·张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 有人问：上工治疗未病，是什么意思？老师说：所谓治疗未病，是看见肝病，知道肝病会传给脾，应当先使脾气充实。四时之中脾气旺盛，不会受到邪气侵袭，就不必再补脾。中工不懂疾病相互传变，看见肝病，不懂得先使脾气充实，只知道治疗肝脏。《褚氏遗书》【齐代·褚澄】除疾 治疗疾病的方法，首先要详尽考察各种证候，询问患者的嗜好，查明致病的原因，再观察当时人们所患的疾病，这样就能彻底了解疾病的始末了。既然已经查清了疾病，就应当从外部疾病治疗内部，从上部疾病救治下部。辨明患病脏腑的虚实，疏通患病脏腑与其母脏、子脏之间的关系；根据患者的老幼强弱，斟酌病势的浅深来制定药剂，这样才能达到上等医工的完善境界。配制药剂，以单味药为上等，两味药次之，使用多种药物则为下等。酸味药能通达骨骼，甘味药能解除毒性，苦味药能清除热邪，咸味药能引导下行，辛味药能发散阻滞。对于应当验证疗效的药物，如果尚未验证，切不可急于使用。主要病势既已消退，残余病势就不宜再行用药。体形修长而肥胖的人，服用药剂可以剂量充足；形体瘦弱的人，所用药物应当减量。用药就像用兵，使用医生就像任用将领。善于用兵的人，即使只有车兵，也能取得相应的功效。善于用药的人，即使使用姜，也能发挥桂的功效。了解将领的才智，把军队交给他，这是任用将领的方法；了解医生的医术，把生命交给他，这是任用医生的方法。世上没有难以治疗的疾病，只有不善于治疗的医生；药物中没有难以替代的品类，只有不善于替代的用药之人。百姓中那些横遭绝命的人，确实可以由此看出原因了。审察细微之处 有些疾病误用凉法而反而得到寒冷的病变，有些证候看起来相似，实际上却并不相同。诊治稍有差错，便会损害人的寿命。《浮栗经》的《二气篇》说：各种泄泻都属于热证，各种寒冷病变都属于气机阻滞。属于热证，就应当先使脏腑清凉；属于寒证，就应当先温暖血液。《腹疾篇》说：腹中干燥而疼痛，并且有一定时间规律的，应当考虑是虫病；产后出现刺痛的，都可能逐渐转变为肿胀。《伤寒篇》说：伤风、时疫、湿病、暑病、停留在体内的痰，以及发作成疟疾、疹病的，都与伤寒相类似。当时的人多患疟疾，就应当预防按疟疾来处理；当时的人多患疹病，就应当预防按疹病来处理。春季的瘟病和夏季的疫病，往往先出现内部证候。中了湿邪或暑邪，可以用苓、朮来试验辨别。给他服用发散药剂后，呕吐、出汗、泄下等反应都出现了；这种证候叫作宿痰，若失于疏导，必然会使四肢功能废弛。唉！有些疾病表面上轻微，却能使人丧命；有些病势看似严重，却容易治疗。能够精细而深入地辨别这些差异，才是天下高明的医生啊！辨析医书 尹彦成问道：生活在当今时代，却想成为古代那样高明的医生，也有方法吗？回答说：以良医为老师和朋友，通过他们的言谈来认识病情的变化；观察、反省古代经典，借助古书这个捕鱼的工具来探求其中的真理。广泛涉猎医书以了解疾病，多次诊察以辨识脉象，反复使用能够通治疾病的药物，这样又有什么可愧对古人的呢！《物理论》【梁代阳泉】论述医学 医生如果不是仁慈博爱的人，就不能把病人托付给他；如果不是聪明而通达事理的人，就不能任用他；如果不是廉洁淳厚善良的人，就不能信任他。所以古代任用医生，一定选择有声望家世的人；要求他品德仁慈宽厚、广泛博爱，才智能够通达事理、曲折剖析；能够知晓天地鬼神的次序，明白性命吉凶的规律，分辨虚实，确定逆顺的时机，探究疾病和疹病的轻重，再衡量药剂用量的多少；能够贯通细微之处、通达幽深之理，连细小的地方也不遗漏，这样才称得上良医。道家往往崇尚寒凉，认为草木之药应当以寒凉之性使人获得生机；医家则往往崇尚温暖，认为血脉要靠温暖才能通畅。如果只知道其中的大意，却不能通晓细微的道理，就不会知道刚柔有轻重之别，节气有多少之分，进退盈缩都各有节度。名医通晓脉理，只要在寸口脉的三部九候之间求察，就能诊察出来。能够根据节气来判断寒温，参照脉理来配合病情的轻重，衡量药物和砭石而使它们都与病情相应，这才可以称为名医。有名声却并不贤良的人，也有没有名声却很贤良的人；君主任用医生，必须综合考察他们的才智和品行，再加以审定。《隋书》《经籍志》医方，是用来消除疾病、保全性命的方法。天有阴阳、风雨、昏暗和明亮的气候变化，人有喜怒哀乐、爱憎等情感；能够节制情感并按规律行事，就会和平协调、气血调理，若专一沉溺于某种情感，就会失常而产生疾病。所以圣人探究血脉的根本，借助针石的作用，凭借药物的滋养，调和脏腑、养护正气，疏通阻滞、解除结聚，使身体恢复到本来的状态。其中高明的医者，能够从脉象推知政事，又由疾病推及国家的状况。《周官》中医师的职责，是掌管收集各种药物，凡是有疾病的人都为其治疗，这就是医师所负责的事务。如果让鄙陋的人来行医，反而会损伤人的根本和本性。所以说，有病而不治疗，往往还能得到中等医术的治疗效果。《千金方》【唐代孙思邈】论述高明医师的学习和从业 凡是想成为高明医生的人，必须熟悉《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以及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人所著的各种经方著作；还必须精妙地理解阴阳、禄命等诸家的相法，以及灼烧龟甲所得的五种兆象、《周易》和六壬，并且都要精通熟练，这样才可以成为高明的医生。如果不是这样，就如同没有眼睛却在夜间行走，行动之间很容易跌倒丧命。其次还必须熟读这些医方，探寻其中精妙的道理，留心钻研，这样才可以和人谈论医道。还必须广泛涉猎各种书籍。为什么呢？如果不读五经，就不知道仁义的道理；不读三史，就不知道古今的事情；不读诸子百家，就不能默默领会其中的道理；不读《内经》，就不知道慈悲、喜舍等品德；不读庄子、老子的著作，就不能顺任真性、体察运行之理，于是吉凶、拘束和禁忌便会处处产生。至于五行的旺衰、七曜的天文现象，也都必须广泛探求；如果能够把这些都学习掌握，那么在医道上就没有什么滞碍，便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论述高明医生的精湛医术和真诚品德

译张湛说：经方的精通难以达到，来由已经很久了。如今有些疾病，内部病情相同而外在表现不同，也有内部病情不同而外在表现相同的；因此，五脏六腑的充实与亏虚、血脉和营卫之气的通畅与阻塞，本来就不是单凭耳目能够察知的，必须先通过诊脉察候来审辨。而且寸口的关、尺部有浮、沉、弦、紧等复杂脉象，俞穴经脉的流注有高下、浅深的差别，肌肤、筋骨又有厚薄、消瘦、柔弱等不同，只有用心精细体察的人，才可以谈论这些道理。如今要用粗浅的思考去探求极其精微的事理，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如果病邪已经充盛却再加以补益，正气虚弱却反而加以损耗，已经通畅却再使其通泄，已经阻塞却反而加以壅滞，已经寒冷却再使其受寒，已经发热却反而用温法，这就是加重病情，却还希望病人活下来；在我看来，这样做只会导致死亡。所以，医方和卜筮，都是技艺中最难精通的。既然不是神灵传授的，又凭什么能够得到其中幽深精微的道理呢？世上有愚昧的人，读了三年医方，便说天下没有不能治的病；等到实际治病三年，才知道天下没有一个方子可以随便使用。所以学习医术的人，必须广泛穷究医学的源流，精心勤奋而不厌倦；不能只凭道听途说，便说自己已经通晓医道，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凡是高明的医生治疗疾病，都应当安定精神、稳定意志，不存私欲，不求私利，首先生起慈悲怜悯之心，发誓愿意普遍救助一切有生命者的苦难。如果有人因疾病灾祸前来求救，不得询问他的尊贵卑贱、贫穷富有、年长年幼、美丑、是怨家还是亲友、是善人还是朋友、是华夏人还是夷狄、是愚昧还是聪明，应当一律平等看待，全都像对待至亲一样。也不得瞻前顾后，自己忧虑吉凶，爱惜自身性命。看见对方的痛苦烦恼，就像自己也有这些痛苦一样，内心深深悲伤；不躲避险阻，无论昼夜、寒暑、饥渴和疲劳，都一心赶去救治，不应抱有计较功劳、留下名迹的念头。这样才可以成为拯救百姓的高明医生；违背这一点，就是残害一切有生命者的大盗。自古以来的名医贤者治疗疾病，大多使用动物的生命来救助危急病情；虽然说牲畜卑贱而人尊贵，但说到爱惜生命，人和动物是一样的。损害它物来使自己获益，万物的感受都是相同的，何况是人呢？杀害生命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只会离生存之道更加遥远。我现在这个方剂之所以不用活物作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虻虫、水蛭这一类药物，如果市场上有已经死亡的，就买来使用，不属于上述情况。只有鸡蛋这一物，因为它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遇到十分紧急而又不得已的情况，只能忍痛使用；能够不用它的，才是大智慧之人；即使是大智慧之人，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对于患有疮疡、痢疾，身上污秽恶臭到令人不忍直视、人人都厌恶接近的病人，只应生起惭愧、悲悯和忧虑体恤之意，不得产生一丝嫌恶厌弃的念头，这就是我的志愿。高明医生的仪态，应当澄清精神、内省自身；看上去庄严端正，宽厚从容而气度广大，既不炫耀也不昏昧；察看病情、诊察疾病时，要专心致意、深入思考，详细观察形体和证候，丝毫不能遗漏；处置针灸和药物时，也不得有任何差错。虽然说疾病应当迅速救治，但临事时必须不受迷惑，只应当仔细审察、深入思考；不能把人的性命当作儿戏，轻率地逞能求快、谋求声誉，那就是不仁。又到了病人家中，即使满眼都是华美的衣饰，也不要左顾右盼；即使丝竹音乐充满耳边，也不要表现出仿佛有所娱乐的样子；即使珍馐美味接连摆上来，吃起来也应当如同没有味道；即使美酒同时陈列在面前，看见它也应当如同没有看见。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一个人独自面对墙角悲伤，满堂的人都会感到不快乐；何况病人正遭受痛苦，片刻也不能离开，而医生却安然欢娱、傲然自得，这正是人与神都共同感到羞耻的行为，是有道之人所不做的，这大概就是行医的根本宗旨。行医的方法，不得多言戏笑，不得谈谑喧哗，不得议论是非、评论人物，不得炫耀自己的声名，也不得诋毁其他医生、自夸自己的德行。偶然治好了一种疾病，就昂首扬脸，露出自我夸许的样子，认为天下没有人能与自己相比，这就是医生最严重的弊病。老君说：人行阳德，上天自然会报答他；人行阴德，鬼神就会加害他。考察这两条途径，以及阴阳之间的报应施与，难道是欺骗世人的吗？所以医生不得倚仗自己的长处，专心谋求财物，只应存有救济苦难的心；这样在幽冥不可见的道理中，自然会感得许多福报。也不得因为对方富贵，就给他使用珍贵而难以求得的药物。自行炫耀医术功效，想来也不是忠恕之道。因为心中存有救济众人的志向，所以连这些琐碎细小的事情也一一加以论述。学习医术的人，不要以这些言语浅俗为可耻！论述治疗疾病的大略条例 上天布列金、木、水、火、土五行，用来生成万物；人禀受仁、义、礼、智、信五常，形成五脏。经络、脏腑和腧穴彼此相通，阴阳相互会合贯通，其中元始深奥的道理幽微难测，变化也难以穷尽。《易经》说：如果不是天下最为深奥精微的事理，谁能够参与并通晓到这种境地呢？看看如今的医生，不肯思考探求经典的旨意来扩展自己的知识，各自只承袭家传的医术，自始至终沿袭旧法；察看病情、询问疾病，只求用言语应付，彼此相对片刻，便开出汤药；按寸脉却顾不上尺脉，诊察手部却顾不上足部，既不察看人迎和趺阳，三部脉也不相互参验；每次诊脉只数十次呼吸，不到五十次，病人的寿命长短尚未判定，便草草结束诊察；九候从来没有认真察看，明堂、阙庭等部位也完全不加观察，这不过是从管孔中窥看事物罢了。要想察看死亡与生存，本来就已经很难了。这些都是对医生的严厉告诫，病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察看，并自行防备和思虑吗？自古以来医生之间都相互嫉妒、互相加害，扁鹊被秦国太医令李谥加害，就是这样的事情。一位医生开出的药方，不应让其他医生参与调配；如果有人暗中私自加入毒药，就会使病情加重，逐渐导致病人困顿危重。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尤其必须谨慎防范。宁可不服用这种药而任其顺应自然，也不能让愚昧的医生彼此嫉妒，残害人的性命，那实在令人悲哀。凡是医生诊察病情，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还要通过询问来了解病情，辨别疾病的深浅，这才称得上医术巧妙。张仲景说：凡是要配制汤剂、合用药物以及施行针灸，都应当精心思考。必须通晓十二经脉，辨识三百六十五个孔穴，了解营卫之气的运行，知道疾病所在以及适宜的治疗方法，这些都不可不通晓。古代上等的医生诊察人的面色。面色、脉象和形体，不能彼此不相符合。黑色侵犯赤色，是死证；赤色凌驾青色，则有生机。中等的医生通过听声音来诊察，声音应当与五音相合。属火之脏听到属水的声音，会烦闷而容易惊恐；属木之脏听到属金的声音，会产生恐惧，这是五行之间相互刑克的表现。脾属土，能够生养万物，回旋而辅助四方；脾气调和时通常看不出它的作用，病危死亡时则归于脾土。脾气太过，就会使四肢不能活动；脾气不足，就会使九窍不通、六种感官闭塞，像醉酒的人一样。四季循环运行，终了之后又重新开始。下等的医生通过诊脉，了解疾病的来源和变化运行，辨察四时中的顺逆、生克，细致审察脏腑的微妙变化，这才算是高明。论述诊察病候

译古代善于行医的人，上等医生能够治理国家，中等医生能够治疗人，下等医生只能治疗疾病。又说：上等医生听声音，中等医生察看面色，下等医生诊察脉象。又说：上等医生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中等医生治疗将要发生的疾病，下等医生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如果不用心思考，做事混乱不清，那么病人就很难得到救治。愚昧的医生不通晓三部九候和四时脉法，或者汤药使用颠倒错乱，针灸失去分寸；即使按照方剂治疗疾病，反而会增加其他病患，最终导致死亡。可悲啊，百姓中枉死的人竟有一半；这可以说是世上没有良医。若要解释经书所说，地、水、火、风四大和合才形成了人的身体。然而愚昧的医生不思考脉理，反而治疗疾病，使脏腑中的五行彼此相互克伐，就像火焰正在炽烈燃烧时又加上油一样，因此不可不谨慎。凡是四时之气相互配合而合乎规律，四方之神就会安定和谐。只要有一种气候失调，各种疾病就会由此产生；四方之神一旦发生变动，四百零四种疾病就会同时发作。又说：一百零一种疾病，不治疗也会自行痊愈；一百零一种疾病，必须治疗才能痊愈；一百零一种疾病，虽然治疗也难以痊愈；一百零一种疾病，确实是死亡之证，无法治疗。《东坡杂记》【宋代苏轼】求医诊脉 脉象难以明辨，是古今医生共同感到困难的事情。极度虚弱的病情可能表现出实证的征候，非常实的病情也可能呈现出羸弱的形态；在相差极其细微、似是而非的地方稍有差错，便会造成生死祸福的不同，这正是古今医生共同感到困难的事情。人有病不能不去请教医生，但天下能够真正辨明脉象的医生，大概只有一两个。千里马并不是时时都有，但天下人并不曾因此徒步行走；和、扁这样的名医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病人却不曾因此白白死去，也只是凭借一般医生的长处来弥补并掩护他们的短处罢了。士大夫大多隐瞒自己患了什么病来求诊，用这种办法检验医生的能力，使医生在茫然无据的情况下探求病因，在似是而非的情形中辨别虚实寒热；医生如果不幸判断错误，最终也不肯承认自己错了，反而巧加粉饰来掩盖过失，以保全自己的名声；至于没有把病人救活，就说：这本来就是难以治疗的病。偶尔有谨慎厚道的医生，虽然有时会依据病人家主的话，也再结合自己所见到的情况，两方面都保留而混合治疗，因此药物没有疗效；这是世上普遍存在的弊病，却没有人能觉察到。我一生求医，大概平时就默默考察医生医术的高下；等到自己患病求治时，一定先把病情全部告诉医生，然后再请他诊脉。让医生清楚知道疾病所在，然后再请他诊脉；虚实寒热先在心中确定，那么脉象即使有疑似之处，也不能迷惑医生。所以即使是中等医术的医生，治疗我的疾病也常常能够痊愈。我只是求疾病痊愈罢了，难道会把使医生为难当作事情吗？医生根据自己的判断用药 欧阳文忠公曾经说，有个人患了疾病，医生问他得病的原因，他回答说：乘船时遇到风，因为惊恐而得了病。医生取用多年的船舵，在舵工手汗浸渍的地方刮取细末，和丹砂、茯神之类药物混合，让病人服下，病就痊愈了。如今《本草注》引用《药性论》说：治疗汗出不止，可以使用麻黄根节，以及把古竹扇研成细末服下。文忠公因此说，医生用药时采用这种煮制或取材方法的情况很多。这些做法乍看像儿戏，然而有时确实有效，大概也不容易贸然加以诘问。我于是说：如果把您的文章和墨迹烧成灰让人服下，难道可以治疗昏昧懒惰吗？如果把这种说法推广开来，那么喝伯夷洗手的水就可以治疗贪婪，吃比干吃剩的食物就可以治好谄媚，舔樊哙的盾牌就可以治疗胆怯，闻西施的耳坠就可以治疗丑陋了。文忠公于是大笑起来。元祐三年闰八月十七日，我乘船进入颍州境内，坐在那里想到二十年前曾在此地见过文忠公，偶然记起当时谈笑中的话，姑且又把它记录下来。《避暑录话》【宋代叶梦得】士大夫不可轻易相信医生 士大夫对于天下各种事情，只要聪明而自信，往往没有不能做的；唯独行医不能勉强。本朝公卿中能够行医的，只有高文庄一人，而且尤其擅长治疗伤寒。至于他从哪里学得这些医术，就不得而知了。而孙兆、杜壬这些人，才刚刚听到他医术的一点余绪，便已经足以在当世取得声名。高文庄是郓州人。直到今天，郓州一带仍然有很多医生，尤其擅长治疗伤寒，都是以高氏的医术为根本。我在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居住在京师时，见到董汲、刘寅这些人都精通张仲景的方术，试用多次都很有效，不是江淮一带以来的庸俗医生所能相比的。苏轼在黄州时，蕲州的医生庞安常也擅长治疗伤寒，领会了张仲景医术的精髓。蜀地人巢谷提出了圣散子方，此方起初不见于前代医书；他自己说是从异人那里得到的。凡是伤寒，不论证候如何，一概用此方治疗，没有不痊愈的。苏轼认为这件事奇异，便为它作序，把它比作孙思邈的三建散。虽然庞安常不敢非议，却仍把它附在自己所著的《伤寒论》中，于是天下人都相信这件事是真的。疾病在细微处最不能有差错，没有比伤寒更严重的了；用药一旦过度或失当，立即死亡的情况比比皆是，哪里有不询问证候就可以使用的药方呢？宣和年间以后，这种药在京师盛行，太学里的学生尤其深信不疑，结果不知杀死了多少人。如今医生已经醒悟，才开始废弃而不再使用。巢谷本来任侠而喜欢奇异之事，曾从陕西跟随将领韩存宝出入军中，后来不得志，客居黄州。苏轼因此同他交游，苏轼又因巢谷奇特豪侠而取得了他的药方，天下人则因为苏轼文章的声望而相信他的话。这些事情本来彼此没有因果关系，但追逐名声的人竟至于忘掉性命而试用这种药，人的迷惑竟然可以达到这种地步。汇集方书

译士大夫本来不可以轻率地谈论医术；然而人患病如果没有大的变故，又贫穷得买不起药，能够根据各自的证候施治，也未尝没有一点小小的帮助。疾病虽然未必会致死，但没有药物，就不能很快痊愈。病人呻吟痛苦、无所依凭，本来就值得怜悯；如果不幸拖延病情，病势转变而产生其他证候，因而导致死亡的情况就很多了。正在病情危急的时候，能够用药救助他，即使说这是使死人复生，也可以。如今各郡每年夏季支取系省钱二十万，配制药散供军民使用，这是韩魏公任谏官时所提出的请求。治理郡务的人大多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往往让庸医侵吞药钱，或者虽然有药，却没有送到贫苦下层百姓手中。我在许昌时，恰逢那一年疾病很多，便让有关官吏恢复旧例；他们竟把前五年的事情全都忘了，没有及时举行这项事务，由此可知他们的懈怠。于是我又拿出一千缗钱到京师购买药材，亲自督促众医生分别治疗，轮流让幕府官员按日发放药物，大概是不把这件事看作分外职责而责备他们。人人都乐意来办理这件事，这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的呢？自从我居住在这座山中，常常想每年拿出一百千私钱，在一个乡里推行这件事；只是担心没有人主持，自己的力量又不能亲自办理，每每想在僧人或净人中找一两个人来完成我的志愿，却一直未能如愿。今年我家的婢女多有疾病，我查看药囊，选取平常试用有效的药物，审察证候后使用，十个人中十个人都痊愈了。最终难道不能把这种做法推广到邻里吗？陆宣公在忠州汇集了五十篇古代方书。史书说：为了避免招致诽谤，所以不著书，这就是事情的原委。为了避免诽谤而不著书，这还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汇集方书呢？有人说：忠州接近边远地区，瘴疠很多，宣公疾病很多，大概是准备用这些方子自治。这就更不对了！宣公难道会只把个人的安危得失放在心上吗？他大概是要救助那些陷于疾病、困苦和死亡而无法自拔的人，还想通过这件事把自己的志向显现出来；别人或许无法知道，但像宣公这样的人，其志向一定如此。古代名医扁鹊、和缓的医术，后世已经无法知道。自张仲景、华佗、胡洽、深师、徐彦伯以来，那些名重一世的人，他们的方术都是医学的经典；这些医术能够流传到今天，全靠后世好事之人编纂汇集的功劳。孙真人编写《千金方》上下两部，有人说，凡是修道养生的人，都必须以积累阴德、协助救济众生为基础，然后才可能成仙。孙思邈编写《千金方》前方时，已经一百多岁，本来已经穷尽了古今方书的精要；只是对伤寒还没有完全论尽，似乎还没有完全通晓张仲景的学说，所以不敢深入论述。三十年后，他编写《千金翼方》，其中论述伤寒的内容占了一半，大概这时才真正有所领会；他用心精细审慎而不苟且，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天下通晓医术、谈论医学的人，都把这两部书当作掌握生死的依据。说孙思邈是神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然而唐人尤其记载其中有使用虻虫、水蛭之类药物、杀害各种生物性命的事；如果上天厌恶杀害生物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想要救活人的人，难道会不知道这一点吗？何况宣公的志向更是如此呢！古方用于富贵人，往往多有效验；用于贫苦下层人，往往多没有效验；民间方用于贫苦下层人，往往多有效验；用于富贵人，往往多没有效验。我起初对此感到疑惑，后来突然醒悟说：富贵人平日里自我调养得十分谨慎，他们的疾病必定是逐渐形成的，由内而发并显现在外；如果不依据古方医术来探求，就不能完全诊察清楚。贫苦下层人有的疾病，是突然因寒暑、燥湿、饥饱、劳逸而产生的，未必都是真正的疾病；不必深究其缘故，只要有一种药物与它相对，就都可以治疗，而古方的剂量和法度有时与他们并不相合。如今普通百姓没有知识，所患疾病如果没有严重病变，只要按照平时熟悉的习惯，知道患某种病就服某种药，花一百钱买来在市场上出售的药物，没有不痊愈的。如果给他使用并非他所熟悉的药物，他大概就会心存疑虑而不肯服用。何况古方所用的剂量和汤液，与今天多有不同；四方药物的产地不同，人的禀赋也各不相同。《素问》中有一篇论述因地域不同而采用不同治法，指出同一种疾病可以采用各不相同的治疗方法，却都能痊愈。按照这个道理推论，用民间方治疗普通百姓，也不能一概废弃。《玉涧杂书》【宋代叶梦得】医生不能使死人复生 华佗固然是神医，然而范晔、陈寿记载他治疗疾病时，都说如果病灶在体内形成，是针灸和药物不能达到的地方，就先让病人用酒服下麻沸散，醉后没有知觉，于是剖开腹部和背部，抽取、切除体内的积聚；如果病灶在肠胃，就把肠胃切断剖开并冲洗，除去病邪污秽，然后缝合，敷上神效膏药，四五天伤口就会愈合，一个月之内身体全部恢复。这在道理上绝对不可能。人之所以成为人，依靠的是形体；而形体之所以能够生存，依靠的是气。华佗的药能够使人醉倒而没有知觉，使人承受剖割之术，这一点还可以相信；但要说能够使被毁坏的身体完整养护、重新接合，我就无法相信了。然而腹部、背部、肠胃既然已经破裂、断坏，气又从哪里容纳呢？哪里有像这样被剖割之后还能重新活过来的人呢？假如华佗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凡是遭受肢解之刑的人，都可以使其复生，君王所施的刑罚也就没有必要再实行了。太史公在《扁鹊传》中记载虢国太子的言论，认为治病不用汤液、醴酒、针石和导引，而剖割皮肤、分解肌肉，挑出脉中的结聚、割断筋，冲洗肠胃、漱涤五脏，说的是古代医者俞跗有这种医术，并不是说扁鹊能够做到；后世却把这件事附会到华佗身上。人的寿命长短、生死存亡，难道是一名医生所能增加或减少的吗？有些疾病本来未必会致死，却不幸被庸医杀死，这种情况或许是有的。并没有本来无法治疗的疾病，却能由医生使死人复活。编写方书，本来就是为了预备治疗那些可以治愈的疾病，使它们不至于伤害人罢了。扁鹊自己也说，越人并不能使死人复生，只是对于本来应当活下来的人，越人能够使他恢复罢了。所以，与其任由疾病拖延，受庸医和喜好奇术却没有疗效之人的危害，不如稍微懂得一些保养身体的方法，在安乐无事的时候保养生命，以保全天年。《梦溪笔谈》【宋代沈括】用药不可不谨慎

译医术如果不是从心中真正领会，只是依靠书本来使用，就没有见过能够达到精妙境界的人。例如朮能够使钟乳石药性发动，按照《乳石论》所说：服用钟乳石后，应当终身忌用朮。五百种散剂都以钟乳石为主药，却又使用朮，药性道理极其相反，真不知这是为什么！我曾拿这件事询问老医生，他们都不能说明其中的道理。按照《乳石论》所说：石药虽然性温，但药体本来沉重，必须等到它们相互蒸发、药性变薄之后，药力才会发作。这样看来，服用石药较多时，药势自然能够相互蒸发；如果再用其他药物去触发它，药性发作就一定会更加剧烈。五石散混合了许多药物，石药所占很少，药势不能自行蒸发，因此必须借助外物刺激它，使药性发作。这就像火势很小时，必须借助风来鼓动才会燃烧；火势旺盛时再鼓动它，反而会造成祸害，这就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孙思邈说：五石散是剧烈的大毒，宁可吃野葛，也不要服五石散；遇到这种方子就应当立即烧掉，不要让它成为伤害有生命者的祸害。又说：人不服用石药，许多事情都不美好；石药留在身体中，万事才会安泰。只是不可服用五石散，因为五石散聚集了它所厌恶的各种药性，再加以激发使用，所以发作猛烈。古人制定药方，大体就是这样，其中的道理不是这部书能够全部说明的。何况方书中仍有许多伪托和杂乱之处，如《神农本草》是最古老的医书，其中的差错尤其多，医生不能不知道这一点。我有一个族子过去长期服用芎藭，医生郑叔熊见到后说：芎藭不可长期服用，常常会使人突然死亡。后来这个族子果然没有其他疾病，却突然去世了。又有我姻亲家朝十张子通的妻子，因为患脑风长期服用芎藭，也在一天之内突然死亡；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见到的。我曾经苦于腰部沉重，久坐之后腰部松弛无力，要走出十多步才能行走。有一位将佐见到我，说：莫非你用了苦参来洁齿吗？我当时因为牙齿有病，已经使用苦参好几年了。他说：这就是你患此病的原因。苦参进入牙齿，会损伤肾气，能够使人腰部沉重。后来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擦牙，时间久了也患了腰病。从此以后我们完全不用苦参，腰病就都痊愈了。这些都是旧方书没有记载的内容。《省心录》【宋代林逋】论述医学 没有恒久德行的人，不可以做医生，因为人的性命死生都系于医生。庸人假借行医来欺骗自己和别人，起初只是想谋取厚利；对于虚实、补泻的处理未必恰当，幸而病人没有死亡，便百般索取财物，病人也甘愿满足他的欲望；如果不幸病人死亡，他就说是饮食不知道禁忌，嗜好有所违犯，并不是药物的过错。收取了丰厚的财物才离开，死去的人有什么罪过呢！世上没有扁鹊那样一望便能知道生死的医生，也没有华佗那样能够洗涤肠胃来治愈疾病的医生；却轻率地把性命托付给庸医，为什么不谨慎对待致病的原因，坚守养生的根本，以保全天年呢？唉，真是可悲啊！《外科精要》【宋代陈自明】论述医生更换良方 李氏说：我曾见世间的医生，常常有奇妙的方剂却秘密藏起来不肯传授，或者加以改动来迷惑别人，实在可恶。我想到西华的麦饭石膏，明知其效验却至死也不肯传授，这种存心自私刻薄的做法，君子是要责备他的。从前赵公宣教，字季修，来任龙泉县令，兼程赶路，患了鼻出血，每天流出数升；当时我的兄长教他服用藕汁、地黄膏。赵公询问各位医生，其中一人说：这是应当戒用的药剂。于是他几次更换医生，病情仍然没有疗效。我的兄长暗中送给他前面所说的药汁，服用三天后疾病便痊愈了。兄长说：这就是先前献给您的药方。赵公惊叹说：如果不是先前医生用诡计迷惑我，我早就相信这个方子了，哪里会长久遭受这样的困扰呢？如今把这些屡次试用、屡次见效、不可轻易更改的方剂列在这里。如果因为热毒冲入心中而呕吐，就用内托散，另名万金散。如果因为脾胃虚弱而呕吐，就用嘉朮散。热毒引起的肿胀疼痛，用麦饭石膏。阴虚而口渴，用加减八味丸。这四个方子屡次被医生用各种说法迷惑，阻止别人使用；我深深怜悯患者所受的苦难，所以举出赵公的事情作为例子。薛己说：我私下认为，“方”就是仿效的意思，应当仿照病因来制定方剂，并不是说《内经》没有方剂。如果拘泥于古方来治疗今天的疾病，就像拆下旧房屋的材料去建造新房屋，材料的长短大小怎么能不经过工匠之手而恰好相合呢？即使偶尔相合，便认为这是古今不可更改的方剂，那么这又是先王普遍救济众生的神妙医术，为什么一定要秘密藏起来据为己有呢？我曾见太无先生治疗一位来自滇南的僧人；那僧人远游江浙，因为思念亲人而得病，太无先生给他饮食和药物，又赠送一镒黄金资助他回去，这本来就是我们医道应当如此的做法。如今的医生，有的拘泥古方，有的吝惜秘方不肯传授，有的贪图财利来欺骗别人，他们在名教方面所犯的罪过太多了。《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五百零二卷 总论 《珍珠囊指掌》【元代李杲】用药的方法 用药的方法，贵在能够明辨变化。比如风气会有古今的不同，地气有南北的差异，天时有寒暑的变换，人的禀赋有厚薄之别，所受疾病有新旧之差，年龄寿命有老幼之异，居住和调养又有贵贱之分。用药时，不要喜好奇异，不要拘泥一端，不要轻率妄为，不要急于求成，必须慎重周详，圆通灵活，不妨沉静体会，以求处置妥当，这样药物才能发挥功效。可惜前代贤人没有把这些道理阐明，后来的学习者因此也不讲求；这样误导世人，难道还不多吗！有些疾病适宜补益，却要用泻法的道理来补益它。有些疾病适宜攻泻，却要用补法的道理来泻除它。有些疾病适宜使用寒凉药剂，却要用温热药剂作为先导。有些疾病适宜使用温热药剂，却要用寒凉药剂作为同类药物来引导。疾病在上部，就从下部治疗；疾病在下部，就从上部治疗。病情相同，用药可以不同；病情不同，用药也可以相同。其中的道理极其微妙，学习医术的人最应当深入探究。用药的禁忌，在于急于求速。一味求快，就会使寒热、温凉、行散、补泻等治法难免使用过度；疗效还没有取得，危害已经随之而来。用药没有次序，就像军队没有纪律；即使有勇猛的将领，也会因为一味逞勇而把事情办坏。又像整理乱丝，缓慢下来才可以理清头绪，急躁用力反而会使结越缠越紧。《此事难知》【元代王好古】医术中值得效法的地方 从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名医虽然很多，真正值得学习的又有几个人呢？至于华氏剖腹、王氏针灸的医术，不是说不神奇，只是后人怎么能够仿效呢？这不同于岐伯的圣贤经典、雷公的炮制、伊尹的汤液、箕子的《洪范》、扁鹊的问难、张仲景的伤寒、王叔和的《脉诀》、皇甫谧的《甲乙经》、启元子的传注、钱仲阳的论议；这些都是能够灵活运用的医术。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哪里是那些把千方万论固定下来、束缚后人眼界的著作所能相比的呢？其中那些德行高尚、事业深远的人，以及奇才异士，还有身居士大夫之列或隐居民间的人，即使有一招一式值得观赏，如果不是历代都可以实行的灵活方法，也都不予采用。难道是我喜欢争辩吗？我只是想让学习者看看这几位圣贤，知道应当向往和仰慕谁罢了。有些人只是能够广泛浏览、涉猎许多书籍，便自以为学问很多，但实际运用却没有益处，难道能算懂得根本吗？《卫生宝鉴》【元代罗天益】所谓有福的医生治病

译丙辰年秋季，楚丘县贾君的次子二十七岁，患四肢困倦、烦躁发热、自汗、气短、饮食减少、咳嗽痰涎、胸膈不畅、大便秘结，形体消瘦，一年之内换了好几位医生仍未痊愈。有人说：高明的医生还不如有福的医生。某处有一位医生，虽然不精通方书，也不明白脉候，但见过的证候很多，治疗没有不见效的，大家都称他为有福的医生。俗话说：即使你把王叔和的书读得很熟，也不如我见过的病证多。这话颇有几分可信，于是试着请他来治疗。医生来了，诊察他的脉象后说：这种病我非常熟悉，治疗一定有效。他在肺俞穴各灸三七壮，又用蠲饮枳实丸消除痰饮、疏导停滞；没服几剂，大便就变成无休止的稀溏泄泻，还加上腹痛，饮食不能进，病情反而更加危重。他的儿子对父亲说：病了这么久，身体已经瘦弱，承受不了这样的药。病情加重，最终死去。冬天我从军中回来，他的父亲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说：我想起《内经》说，形体和正气都不足，病邪之气也不足，这是阴阳都不足；如果再用泻法，就会使不足更加严重。这是阴阳都已经枯竭，血气全部耗尽，五脏空虚，骨髓枯竭；年老的人会彻底衰败，壮年人也无法恢复。所以说，不足就应当补益，这就是其中的道理。您的儿子患病已久而羸弱消瘦，这是形体不足；呼吸短促，这是气不足；烦躁发作时喜欢躺卧，四肢困倦，懒于说话，这是气血都不足。对这种病应当补益还唯恐来不及，反而用有小毒的药剂攻泻，使虚弱更加虚弱，损耗之后又继续损耗，不死还等什么呢？贾君叹息着离开了。我感慨于这件事，略略陈述其中的道理。高明的医生治病，首先要审察年岁时令以及太过、不及的运行，观察人的血气、衣着、饮食以及勇怯的不同；疾病有虚实、浅深，以及在经脉或在脏腑的区别；药物有君、臣、佐、使以及剂量大小、单复奇偶的配制；治疗还有缓急、因势施治、引导、正治、反治等区别。孙真人说：凡是要成为高明的医生，必须熟悉《甲乙经》、《素问》、《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性，以及张仲景、王叔和等人的各种经方；还必须精妙地理解五行阴阳，熟读《周易》，这样才可以成为高明的医生。否则就像没有眼睛却在夜间行走，稍一行动便会跌倒丧命。要校正五音，必须采用师旷所定的律吕，之后五音才能得到校正；要画出方形和圆形，必须采用公输班的规和矩，之后方圆才能成形。五音和方圆毕竟只是末技，尚且要采用精通这些技艺的人，何况医生掌管人的性命，位列四种技艺之中，更不是五音、方圆所能相比的。自己不精通医术，不通晓脉理，不查阅各种经方和本草，却因为命运顺利、运气通达而被称为有福的医生，病人于是把性命交给庸人之手，难道不可悲吗？唉！所谓医生的“福”，只是对医生本人有利的福。这种对医生有利的福，怎么能够消除病人的忧患呢？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却把性命交给所谓有福的医生，直到损伤身体、丧失性命，始终不能醒悟，这是最严重的迷惑，真可悲啊！《丹溪心法》【元代朱震亨】不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先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 与其在疾病发生之后进行救治，不如在没有疾病之前调养身体；因为等疾病形成之后才用药，只是徒劳罢了。所以，已经患病之后才进行治疗，是医家的常规方法；在疾病尚未发生之前就先行调治，是为了说明保养生命的道理。如果能够这样思考祸患并预先防范，又有什么疾病值得忧患呢？这就是圣人不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而先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的意思。筑土堤是为了防水；如果不及时堵住细小的水流，等到水势滔天就无法遏止了。准备水是为了防火；如果不及时扑灭微弱的火光，等到火焰蔓延原野就无法制止了。水火一旦已经旺盛，尚且不能制止和遏止，何况疾病已经形成，难道还能够治疗吗？春季万物萌发时，应当夜卧早起；夏季万物繁茂时，应当早起夜卧。借此使形体舒缓、不生怒气，以顺遂生发之志；饮用、食用偏凉偏寒之物，以养护阳气。圣人在春夏调治未病，就是这样。秋天天刚亮便和鸡一起起身，冬天万物闭藏时必须等到日光出现才起床。借此收敛精神、藏匿心志，使心意安静内守；食用温热之物，以养护阴气。圣人在秋冬调治未病，就是这样。有人说：发现肝脏有病，就先充实脾的虚弱，这样木邪就不能传入脾土；发现右颊发赤，就先泻除肺经的热，这样金邪就不能过盛；这就是治疗未病的方法。如今把顺应四时、调养精神情志称为治疗未病，这是什么意思呢？大概保全身体、使生命长久完整，是圣人的道理；把疾病治疗得十分周全，是上等医工的技艺。“不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而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这句话，在《四时调神大论》中确实有深刻的意义！从前黄帝与天师讨论疑难、问答医理的著作，没有不把调养身体放在首位的：先论述人的先天真气，接着论述调养精神；既讲顺应阴阳，又接着讲根据四时调节；既说饮食要有节制，又接着说起居要有规律。这样反复诚恳地把养生当作急务，是希望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不让它发展到已经患病而难以挽救的地步。后来秦缓明白了这个道理，晋景公的病已经深入膏肓，他对晋景公说：已经无法治疗了。扁鹊明白这个道理，看到齐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断定说：已经无法救治了。唉！可惜齐侯、晋侯都不知道治疗未病的道理。审察病机，不使治疗违背气候规律

译各种邪气各有所属，平常应当先追究清楚它的要害；各种治法各有其归属，随后还应当防止治疗发生差错。治疗疾病的关键，首先在于彻底查明它所属的病机；如果不知道治法应当归于何处，就难免出现差错。疾病的发生种类繁多，但归根究底，它所属的病机不外乎五运六气而已。如果确实能够审察这些因素并掌握其中的关键，然后据此治疗，又一定使治疗分别符合五运六气的适宜规律，不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那么治疗疾病、探求病机归属的方法，大概就可以无愧了！《至真要大论》说：审察疾病的病机，不要违背气候规律，所说的就是这些道理。我曾说，医道中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其中的要旨，那就是运气。天属阳，地属阴。阴阳二气各分为三个层次，称为三阴三阳。然而天并不是纯粹属阳，其中也有三阴；地也不是纯粹属阴，其中也有三阳。所以天地上下各有风、热、火、湿、燥、寒六气；在天地之间回旋运行的，又有木、火、金、水五运。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脏腑、气血和穴位也同天地相互流通。由此可知，各种疾病的发生以及它们所属的病机，都不超出这些范围。然而医生治疗疾病，应当怎样做呢？只有审察这些因素，使治疗不失其适宜，然后才可以。各种风病所致的摇动、眩晕，都属于肝木；各种疼痛、疮疡和瘙痒，都属于心火；各种湿邪所致的肿胀、胀满，都属于脾土；各种气逆、气喘和胸膈郁闷，都属于肺金；各种寒邪所致的收缩、牵引拘急，都属于肾水；这些病机属于五运。各种突然发生的强直拘挛，都属于风；各种呕吐酸水，都属于热；各种烦躁、越常狂乱和扰动不安，都属于火；各种痉挛、强直拘挛，都属于湿；各种涩滞、枯燥干涸，都属于燥；各种疾病中出现水液清澈、澄明而寒冷的，都属于寒；这些病机属于六气。对于病机的审察，虽然说已经详尽了，但施行治疗时也不可不周密。所以必须在疑似之间辨别阴阳，在隐微之处辨明标本。对于有和无的差别，要追究造成这种有无差别的原因；对于虚和实的不同，要追究造成这种虚实不同的原因。应当采用汗、吐、下等治法时，就使用相应的治法；应当使用寒、热、温、凉等药性时，就使用相应的药物。有时采用逆治来制约病邪的轻微势头，有时顺从病势来引导其严重部分。上等的治法，要远察司天之气的侵犯；中等的治法，要辨别每年运气的变化；下等的治法，要审察南北地域的适宜情况。使药物剂量有大小而适中，治疗先后合乎法度，以此作为治疗原则。这样又哪里会有差错、不同和混乱的过失呢？再考察《内经》说：治疗疾病，必须追求它的根本。《本草》说：想要治疗疾病的人，首先要审察病机。这就是审察病机的意思。《六元正纪大论》说：不要失去对天时的信守，不要违背气候运行的适宜规律。《五常大论》说：必须首先考虑每年的气候规律，不要损害天地的和谐。这些说的都是不要违背气候规律的意思。所以《素问》和《灵枢》这些经典，没有不谈论气候运行的。既然说：先确定当年的运气，以便明确当年的气候；又告诫说：治疗疾病的人，必须明白天道、地理以及阴阳之气的更替盛衰。既然还说：不知道每年运气的加临、气候的盛衰以及虚实产生的原因，就不能称为高明的医工。这样反复恳切地叮咛，好像不能自已，难道是圣人过分忧虑、无端筹划吗？这是因为医道的要旨，全都在这里。考察《原病式》一书，它以万物的形象相互类比，深刻阐明气运造化的精妙；对于病机和气候宜忌的道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能够合参面色与脉象，便可万全

译想要知道内部的情况，应当从观察外在表现入手；从外部进行诊察，正是为了由此知道内部的情况。因为内部有了什么变化，就会表现在外部。如果不把内外表现相互参照，就无法判断病邪发展的逆顺。作为医生，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观察面部青、黄、赤、白、黑五色，用来与五脏的脉象相配合，彻底考察它们相应或不相应的情况；再诊察五脏的脉象是否急、大、缓、涩、沉，与五脏的面色相配合，辨别是否顺应。如果确实能够察看面色的精微变化，诊察脉象的微妙差别，使内外相互参照来治疗，那么各种治疗都取得圆满成功，就可以安然实现了。《素问》说：能够把面色和脉象合起来观察，就可以万全。它的意思就是这样。推究大道的本源，一气分化为阴阳，散布而成为五行，而人所禀受的这些内容全都具备。五脏之脉是人的真气所表现的，运行血气，沟通阴阳，使营养之气遍布全身；五色是气血的光华，与五行相应，配合四时，并显现在面部。只有察看面色和按诊脉象而不偏废任何一方，才能察知病机，以寒热判断病性，以脏腑确定病位，再随证治疗而取得完全救治的效果；这一切都根本在于能够合参面色和脉象。假如肝的面色像翠鸟羽毛那样青，它的脉象应当微弦而急，这就是有生机；如果脉浮涩而短，面色像枯草一样青黄，又怎么能够生存呢？心的面色像鸡冠那样赤红，它的脉象应当浮大而散，这就是顺应；如果脉沉、濡而滑，面色像凝结的败血，又怎么能够顺利呢？脾的面色像蟹腹那样黄，它的脉象应当中部缓而大，这就是顺从；如果脉微弦而急，面色像枳实一样青黑，又怎么能够顺从呢？肺的面色像猪油那样白，它的脉象应当浮涩而短，这就是吉象；如果脉浮大而散，面色像枯骨一样灰白，又怎么能够吉利呢？至于肾的面色像乌鸦羽毛那样黑，它的脉象沉、濡而滑，这就是有生机；如果脉来缓而大，面色像煤炭一样黑，就会死亡。关于生死的道理，只要把诊脉和观察面色相互参照，既然能够做到这样，那么药物与证候相合，疾病还没有不能痊愈的。再来谈一谈：面部容色所显示的部位，左右上下各有分区；脉搏跳动所对应的部位，在寸、关、尺三部中也各有位置。左颊是肝所对应的部位，与左手关脉相合；肝胆所对应的区域与风木相应，是初之气。额头是心所对应的部位，与左手寸口相合；心与小肠所对应的区域与君火相应，是二之气。鼻子是脾所对应的部位，与右手关脉相合；脾胃所对应的区域与湿土相应，是四之气。右颊是肺所对应的部位，与右手寸口相合；肺与大肠所对应的区域与燥金相应，是五之气。下颏是肾所对应的部位，与左手尺部相合；肾与膀胱所对应的区域与寒水相应，是终之气。至于相火，是三之气，与右手命门、三焦所对应的区域相应。至于阴阳五行相生相胜的道理，应当把它与面色和脉象相合来推求。所以《脉要精微论》说：面色与五行相合，脉象与阴阳相合。《难经》第十三难说：面色和脉象，应当相互参照，看它们是否相应。然而，治疗疾病而取得万全的功效，如果不能把面色和脉象合起来观察，就没有人能够做到。《五脏生成篇》说：心与脉相合，它的荣华表现在面色上。脉象的大小、滑涩、沉浮，可以用手指辨别；五色的细微变化，可以用眼睛观察；再能把面色和脉象合起来判断，就可以万全。赤色脉到来时，脉气喘急而坚；白色脉到来时，脉气喘急而浮；青色脉到来时，脉体长而左右弹动；黄色脉到来时，脉大而虚；黑色脉到来时，脉的上部坚而大。这里先说五色，接着说五脉，是希望后来的学习者通过望色和切脉相互参照，使二者相合。后来扁鹊明白了这个道理，论述说：通过望诊就能知道病情，称为神；通过切脉就能知道病情，称为巧；这都是得到了《内经》的道理。到了后世，有人制定方剂，把它称为神巧万全，其中确实有深意啊！《汤液本草》【元代王好古】察看疾病的轻重 凡是想治疗疾病，首先要察明病因，先观察病机；在五脏尚未虚弱、六腑尚未衰竭、血脉尚未紊乱、精神尚未涣散之前服药，一定有效。如果疾病已经形成，最多只能取得一半的疗效；病势已经发展过度，性命将难以保全。如果不是高明的医生，能够听声音、察面色，直到进一步诊察脉象，又有谁能知道尚未形成的疾病呢？医术中值得效法的地方 钱氏、《活人书》、王朝奉、王德孚所论述的都是宋代医家；易水老人和刘守真都是金代医家。他们所使用的药剂，在寒热方面各不相同，大概就是以这些道理为根本。读了这几部书并加以运用，也应当根据各地和各时代的实际情况，考察什么是适宜的。然而，最好还是取法于洁古，再以仲景的汤液学说加以折中，这才是万世不变的大法。医门各部经典的辨析论述【明代 吕复】古代方书论述

译《内经》《素问》世人都称作黄帝与岐伯问答的著作，但考察它的宗旨，大概并不是同一时代的言论；其中的编撰，也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刘向认为它是几位韩公子所著，程子则说它出于战国末年；大体上，正如《礼记》是汉代儒者汇集编成，却同孔子、子思的言论一起流传一样。因为《灵兰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纪》等篇，无非是在阐明阴阳五行相生相制的道理，使各种象征相配、德性相合，实际上都切合人的身体；其中关于各种色泽、脉象和病名，以及针刺治疗的要领，也都是推演这个道理而加以阐发的。皇甫谧的《甲乙经》和杨上善的《太素》，也都以此书为依据，只是在细节上略有不同。医家的大纲和重要法则，没有超出这部书的。然而，考察西汉《艺文志》，其中有《内经》十八卷，以及扁鹊、白氏的两部《内经》，共三家，却没有列出《素问》的名目；到了隋代《经籍志》，才出现《素问》的名称，却没有说它就是《内经》；唐代王冰于是把《九灵》九卷牵强地凑合到汉代书志的卷数上，并为它作注；又把《阴阳大论》托称为他的老师张公所收藏的书，用来补足散失的内容，他的用心也算勤勉了。可惜朱笔和墨笔混杂不清，真玉与石头混在一起；训诂失于迂曲疏略，引用材料有时也不够切合。到了宋代，林亿、高若讷等人订正其中的错误文字，补充其中缺少的义理，在这方面对王冰颇有功劳。如今我在各篇之中，对于那些与经文相类似的内容，仍然截取篇章、摘录句子，再用自己的意思加以解释，希望同有志于此道的人共同商讨，并不敢妄自议论前代学者。《内经》《灵枢》，汉代、隋代、唐代的《艺文志》都没有著录；隋代有《针经》九卷，唐代只有《灵宝注》和《黄帝九灵经》十二卷。有人说王冰把《九灵》改名为《灵枢》；又有人说《九灵》对于针刺的论述尤其详细，所以皇甫谧把它命名为《针经》，也就是隋志中的《针经》九卷。如果本来是一部书而有两个名称，那么唐代不应另外出现《针经》十一卷或十二卷的记载。所谓《灵宝注》，是扁鹊太元君作的笺注，世上很少流传。宋代末年有《灵枢略》一卷，如今也已经湮没无存。绍兴初年，史崧把这部书合编为十二卷，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与其他版本相比颇为完善。学者应当把它和《素问》对照阅读，因为两书的宗旨可以相互发明。《本草》三卷，旧称《神农本经》。汉代《艺文志》对此记载不详，直到梁代陶隐居才开始尊崇、信奉并加以表彰，认为这部书应当和《素问》属于同一类，只是后人多加以改写修饰罢了。秦始皇焚书时，医方和卜筮之术不在焚毁之列，所以还能完整记录下来。等到遭逢汉献帝时的迁徙、晋怀帝时的奔逃，典籍被焚烧破坏，千部之中连一部也没有留下。如今保存下来的这三卷，就是它的本经；但是其中所记载的产地郡县，大多采用后汉时期的建制，因此怀疑是张仲景、华元化所记录的。旧本经所记载的药物只有三百六十五种，后来据此作注释，分成七卷。唐代李英公世绩和苏恭考察各书的得失，又增加一百一十四种，分成二十卷，世人称为《唐本草》。宋代刘翰等人又增补了医家应当使用的药物二百二十种。伪蜀孟昶也命令他的臣子韩保升等人，以唐本《图经》为依据加以考订，增补扩充，世人称为《蜀本草》。到了宋代，掌禹锡等人补充作注，新旧药物合计一千零八十二种，并规定用白字记录神农所说的内容，用黑字记录名医流传的内容；草类、石类药物，可以说已经极为完备了。至于雷公以下，以及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郑虔诸位所撰写、名为《本草》的著作，共有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虽然流传显著或隐晦不一，但无非都是用来辅助、补充旧本经罢了。近代陈衍撰写《本草折衷》，王好古撰写《汤液本草》，也都是继承删去繁杂内容这一意旨的。我私下认为，旧书记载的郡县，古今沿革各不相同；同一种东西，根、苗又有不同名称，或者名称相同而质地不同，至于主治功效也分别见于不同记载，这

译些都还需要考察确定。使这些记载最终归于一致，也是可以做到的。《难经》十三卷，是秦越人继承并阐述《黄帝内经》的学说，设为问答的形式来启示学者；其中引用的经文，多数并不是《灵枢》《素问》的原文，大概是古代曾有这些书，而如今已经亡佚了。隋代有吕博望的注本，但没有流传下来；宋代王惟一汇集五家的说法，但精粹和瑕疵有时混杂在一起；只有虞氏的注解大致还值得一看。纪齐卿的注释稍微详细一些，还附带辨析杨元操、吕广、王宗正三人的错误；周仲立增订了不少异文，但考证并不明晰；李子野也逐句作了注解，却没有什么新的启发；近代张洁古在考证之后附上药物，和经文原意很不相合；王少卿推演阐发他的学说，书名叫《重元》，也不足以阐明前人的深意。我曾汇集各家的长处，先解释字词，再说明文辞的意义，私下把自己的浅见附在其中，以便后来的学习者参考，并不敢认为自己的说法就是正确的。《伤寒论》十卷，是后汉张机、字仲景，依据《素问》中关于热病的学说，扩充伊尹的汤液学说而写成的。到了晋代，王叔和才依据旧有的学说，重新编排整理；后来宋代成无己又为它作了注释；此后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王实等人，也都各有阐发；但全书的大纲大要，无非就是吐、汗、下、温四种治法而已。大概每一个证候都有相应的药物，经过万次选择也万无一失；即使过了千年，仍然如同符节相合。前代学者称它为各种方剂的祖本，确实如此。所遗憾的是，诊察脉象时常常被王氏的说法搅乱，而且关于三阴证的内容大多已经残缺；何况张氏的经文和王氏的传注也常常反复，前后各家的文字相互混杂；如果不是逐字逐句熟读玩味并精心思考，就没有人能够深入探究其中的奥妙。陈无择曾在《三因论》中补充三阴证所用的药物，他的用意大概由此可以看出。近人徐止善撰写《伤寒补亡》，恐怕与前代贤哲的本意不相符合。我因此私下举出其中的大要，用来补充成无己注本的不足，懂得医道的君子或许会从中有所取用。《脉经》十卷，是西晋太医令王叔和以《内经》《素问》《九灵》以及扁鹊、仲景、元化等人的学说为基础，汇集编次而成的，实在是医门的借鉴和准绳、诊脉切脉的指南，与近代那些假托名义、编造所谓钤决的著作自然不同。年代久远以后，传授的版本已经不止一种，各家都秘藏自己的本子，彼此各有得失。到了宋代秘阁的林亿等人，才开始考订其中的错误和妄说，并作了不少改动；我猜想其中新编的《四时经》之类，都是林氏增入的。陈孔固、何大任、毛升、王宗卿等人，都曾经审定、校订并刊刻流传，但如今已经很少见到了。近人谢坚白用自己收藏的善本，在豫章刻印，流传的版本才开始增多。我曾选取其中精要的言语，并引用《内经》的文辞，撰成《诊切枢要》二卷；不敢说删去了它的冗余重复之处，间或也补充了其中的缺漏，并且在每条之下附上自己的意见，来同有志之士共同研究罢了。《脉诀》一卷，是六朝高阳生所撰写的，假托叔和之名，却错误地用“七表、八里、九道”作为分类名称，来迷惑学者。通真子刘元宾为它作注，并在后面续写歌括；文辞既粗俗浅陋，含义也更加晦涩。当代王光国删去旧有的文辞，又增添新的说法；既然没有超出原来的范围，又怎么能够得到它的原本呢？至于青溪徐裔、甄权、李上交等人，都是各自撰写著作的，共有十多家；他们也常常沿袭前人的说法，所取的内容又是叔和不采用的。读者只要记住其中合于规范的歌诀，逐渐学习到《脉经》，也就可以了。《病原论》五十卷，是隋代大业年间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诏编撰的，以各种疾病的证候为根本，又附带养生、导引等方法，汇编成一家之书，其中精粹和瑕疵混杂，这一点是可以看出的。宋代的医药管理机构，竟把它用作考核考试的教材；元代又沿袭此法，把它列为医门七部经典之一。然而，其中牵强附会、杂糅混合的内容很多，已经不是当时的旧貌了；有眼力的人应当自己看出来。吴景贤也撰写过一部《病源》，近代已经没有流传。《天元玉册元诰》十卷，不知道是什么人所

译作；从汉代到唐代的各种《艺文志》都没有著录。它的文字本来就与《内经》不相同，不是战国时期的书。其中有“天皇真人”等内容，过去书中记载的“道本来就是正而无为的，先天便已存在，太易没有名称，在道之前产生”等说法，全都是老子的遗意，因此必定是老子一派的人所撰写的。它的大旨是推究五运六气、上下临御、主客胜复、政化的太过与正常，以及三元、九宫、太乙、司政等内容，论述尤其详细明白，足以深入补助《内经》中的《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鹊为它作注，就像郭象注释《南华经》一样，不是仅凭内心体会就容易明白的。观察它的经文和注释彼此完全一致，似乎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如果说扁鹊就是秦越人，那么传文中就不应出现“太元君”这个称号。古代那些假托名人所作的著作，大多都是这种情况。《元珠密语》十卷，是启元子所撰写的。他在自序中说，自己有幸遇到元珠子，拜他为师，受到他的启蒙，所以自号启元子，大概是说自己向元珠子请教而得到启发。书名叫《元珠密语》，意思是元珠子秘密传授给他的口授之言。后来考察王氏《素问》序，序中说，文辞和义理深奥隐秘，难以粗略论述，因此另撰《元珠》来陈述其中的道理；这两篇序言的说法正好彼此相似。或许“元珠”这个名称取自庄子所说的故事，即黄帝遗失玄珠，最后被象罔得到。这样看来，所谓拜元珠子为师、并自号启元子的说法，都是虚妄的。宋代高保衡等人校订《内经》时说：“详细考察王氏的《元珠》，世上并没有流传下来的版本；如今的《元珠》，只是后人附会托名的文字罢了。” 虽然它不是王氏的著作，但对于《素问》九卷、二十四卷的内容，也颇有阐发。我曾把它和《素问》合在一起考察，发现《密语》所论述的是六气学说，与高氏所指的那些卷次完全不相合，怀疑一定是刊刻流传的人弄错了。追究它的来源，大概是摘取《内经》的《六微旨》《至真要》等五篇，以及《天元玉册》的重要言论，再附会杂说；其中关于各个纪、运和休咎征应的说法，未必可以验证，实际上是一部伪书。假如启元子另有著作，并且果真流传于世，又怎么会只论述气运这一方面呢？读者取用其中的长处而舍弃其中的短处，也就可以了。《中藏经》八卷，少室山邓处中说：华先生佗游历公宜山的古洞时，遇到两位老人，他们把治疗疾病的方法传授给他；他又在石床上得到一函书，用来施治试验，疗效非常灵验。我是华先生的外孙，因为前去吊唁先生、进入他的寝室，梦中得到传授，于是在石匣中获得了这部书。它假托伪造得如此荒诞，竟然没有考察传说中狱吏焚书的事实；这样一来，它的虚假性自然就不攻自破了。考察《唐志》，其中有吴普编集华氏药方的记载。除此之外，并没有《中藏经》这个名称。吴普是华佗的弟子，理应有所编集。我私下认为，这些论述不是吴普这一类人不能撰写的；邓处中只是把其他方书附会进来，又改换了现在这个书名罢了。大概因为其中的方剂使用了太平钱和山药；“太平”是宋代熙陵初年的年号，而薯蓣为了避后陵的偏讳，才开始称为“山药”。其余内容也可以依照这个道理类推。然而，其中关于脉象要领以及观察声音、面色、形体和证候等说法，必定出自元化遗留下来的思想；读者仔细审察，自然就能明白。《圣济经》十卷，是宋徽宗所作。大体上继承并阐述《内经》《素问》的学说，又引用六经，旁及老子的言论，用来阐明黄帝、岐伯遗留下来的宗旨。政和年间，朝廷把这部经书颁发给两所学校，辟雍学生吴提为它作了讲义。至于《达道正纪》等篇，都足以补益治国之道，启发众多工匠和技艺之士。至于《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中的两三篇，解释各种字的含义时失于穿凿附会，实在是因为没有考察六书的过错；其中虽有瑕疵，也有美处，瑕瑜并存，当然不会损害美玉本身。其中评论各位医家时说：扁鹊行医，如同秦国的明镜照见万物，美丑都不会隐藏；又如弈秋遇到对手，每一步棋都可以作为法则，只是旁观者不能察觉其中的神妙机变。仓公行医，如同

译轮扁砍削车轮，得心应手；其中的奥妙，他自己也无法用巧妙的思路说给别人听。张长沙行医，如同商汤、周武王用兵，完全遵循王道；无论攻守、奇正，面对强弱大小不同的敌人，都能制服而取胜。华元化行医，如同庖丁解牛，挥动刀刃而不会受到筋骨接合处的阻碍；他的造诣自然有神妙之处，即使想拜他为师，也无法真正学到。孙思邈行医，如同郑康成注释经书，长于训诂；他自己领会所得的精妙之处，不容易展示给别人，但品味其中精华，就可以终身受益而不感到匮乏。庞安常行医，能够揭示扁鹊秘而不传的内容，效法华元化可以效法之处；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寿命，他所取得的成就应当不会低于古人。钱仲阳行医，如同李靖用兵，能够审度进退取舍，最终又合于法则；他起初凭《颅顖方》在当时闻名，大概是因为因时制宜、随时代所重而有所变通罢了。陈无择行医，如同老练的官吏审理案件，精通审讯和判决；但难免根据成见迁就法条。他亲自承担这种职责时绰绰有余，若让他代为处理其他事务，就会显得繁杂艰难。许叔微行医，如同顾恺之描绘人物神态，精神气韵很充足，只是没有超出形似的范围；可以仿效，却难以达到他的境界。张易水行医，如同周濂溪绘制太极图，分别说明阴和阳，同时包摄理与气；他的要旨，是把古方用于新病，形成自己的一套治法。有的人观察不够仔细，想把图本身指作太极之极理，那就近于画蛇添足了。刘河间行医，如同橐驼种树，所到之处都能使树木成活，只是借冰雪之寒来当作春天的条件。这种方法有利于松柏，却不利于蒲柳。张子和行医，如同老将面对敌人：有时背水列阵，有时渡河后焚毁舟船，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求生；如果不善于仿效他，结果不是溃败，就是逃跑；他所说的六门三法，大概只是张长沙学说的余绪。李东垣行医，如同把丝弦重新绷紧，一弹奏便使笙竽箫笛等乐器的声音全部停息；若用胶把琴柱固定住来调和，七根弦从此就不能和谐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那种无声之声的妙处，不是初学者所能懂得的。严子礼行医，如同欧阳询写字，善于遵守法度而不崇尚飘逸；学习者容易临摹仿效，但最终缺少汉晋时期的风度。张公度行医，专门取法于仲景，如同简斋作诗，而且兼有杜少陵的气韵。王德肤行医，如同虞人张网捕兽，广泛布置罗网于原野，捕获逃兔特别多；但这种偶然遇合而捕获禽兽的方法，没有什么值得计算和称道的。《青岩丛录》【明代 王祎】

译论述医学 医家的著作，从《内经》以下，收藏在官府的共有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后来出现的杂著还不包括在内。《内经》被认为是黄帝的著作。即使其中有先秦学者仿照并托名黄帝的内容，但它的言辞质朴而深奥，义理宏大深远，确实是医家的宗旨，大概就像我们儒家的六经吧？秦越人继《内经》之后撰成《八十一难经》，大概是概括黄帝、岐伯的要旨并加以推阐说明，其地位仅次于《内经》。汉代张仲景依据《内经》《难经》的旨意，撰写《金匮玉函经》和论述伤寒的各篇，他论述六气所造成的损伤，最为详尽完备。晋代王叔和编纂岐伯、华佗等人的著作，写成《脉经》，论述阴阳、内外，辨析三部九候，区分人迎和气口，分条说明十二经，以及三焦、五脏、六腑的疾病，尤其精密。这两位医家的著作，确实是千古不刊的经典。此后巢元方撰写《病源候论》，王冰撰写《天元玉策》，大体上都各有继承和依据。然而，巢元方只谈风、寒二邪和湿邪，却没有论述湿热；王冰推演五运六气的变化，却患在拘泥停滞而不知变通，这就是他们的缺失。到了唐代，孙思邈出现了。他有超绝常人的见识，又坚定地怀有救济众生的仁心；他编列《千金方》和《千金翼方》，用来阐发前人的言论、启发后来的学者，对医学的功劳实在很深。当时王焘有《外台秘要》，其中所说的方剂、证候、符咒和禁忌，以及灸法，都十分详细；然而他说针刺能够杀死活人，却不能使死人复生，这只是片面之论。到了宋代，钱乙、庞安时、许叔微相继兴起。庞安时受限于规矩和标准，许叔微则致力于出奇制胜、随机应变；他们的医术都以仲景为根本。只有钱乙深入探究仲景学说的奥妙，创立五脏的方剂，各自随着适宜的情况使用。他说肝有相火，所以只能泻而不能补；肾属真水，所以只能补而不能泻，可以说揭示了《内经》的隐秘要旨。可惜他的遗著已经散失亡佚，阎孝忠所辑录的内容，并不是钱乙的本来面目。至于大观年间陈师文、裴元宗等人制定的二百九十七个方剂，是想用固定不变的方剂来应对无穷无尽的疾病，有见识的人当然知道这是不懂得变通之道。金朝占有中原以后，张洁古、刘守真、张子和、李明之四人相继著述，医学于是复兴起来。张洁古认为古方不能适应新病，治疗疾病不能一概拘泥于方剂，所以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李明之却深深领会了他的学说。李明之推究内伤、外伤两类病证，尤其把调治脾土放在首位；他的治法专门着重补益，所著《脾胃论》确实是探本求源的论述。张子和把吐、汗、下三法以及风、寒、暑、湿、火、燥六门作为医学的关键；他的药剂多猛烈峻利，治法以攻邪为主。刘守真论述风病、火病，把《内经》所说的病机气宜十九条写成《原病式》，把精微之处阐发得十分透彻；他的治法则与张子和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张氏的学说传了两代，后来就没有听到什么了。李氏的弟子大多在中州，只有刘氏把它传给荆山的浮图师；浮图师到了江南，又传给宋地中部的罗知悌，于是南方的医家都以此为宗。到了近代，天下谈论医学的人，如果不是学习刘氏、李氏的学说，就不再谈论其他医术了。刘氏、李氏的治法虽然一个偏重攻邪、一个偏重补益，但如果把二者会通起来，随着证候灵活运用，难道不就能不拘泥于他们各自的门户了吗？按事例摘录 以医术行孝 北齐李元忠的母亲年老多病，李元忠专心学习医道，研习多年，于是精通了这门技艺。他的族弟也因为母亲生病，请医生治疗却没有治好，于是亲自精心研究针灸和药物，母亲的病才得以痊愈。隋代。许道幼也因为母亲患病，遍览医经和方书，终于研究透彻，世人称他为名医。他告诫几个儿子说：“做人子女的应当照料父母的饮食和药物；如果不懂医术，怎么能算孝顺呢？” 从此以后，医术便世代相传。唐代王勃曾说：“做人子女的不能不懂医术。” 当时长安有个曹元，掌握秘传医术，王勃跟随他交游学习，完全掌握了其中的要领。王勃的见解，确实与医道功夫相合。唐代有王焘，也因为母亲生病而学习医术，于是把自己所学写成书，在世上流传。宋代高若讷也因为母亲生病，于是兼通医书，即使当时的太医也都对他心悦诚服。张仲景的《伤寒论诀》、孙思邈的方书以及《外台秘要》长期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有人把它们全部考订校正其中的讹误，使之流行于世。这才知道那些著名医家，大多出自卫州，都是以高氏的学说为本来学习的。这就是把行医作为尽孝的例子。宋代李虚己的母亲双目失明，李虚己每天早晨不停地用舌头舔母亲的眼睛，二年后，母亲的眼睛又复明了。李行简的父亲患痈，疼痛极其剧烈，李行简吸吮他患处的败脓，不把脓液吐到地上，病很快就平复了。这又是把孝行作为医治行为的例子。《医先》【明代 王文禄】论述医学 所谓医，就是凭借心意和思考：审度时令、辨察病因，由此形成治疗思路，再制定方剂来治疗；这就如同天时和圣人教化各有不同一样。罗太无见元代社会风俗奢侈靡费，饮食滋味过于丰厚，湿热、痰、火所导致的疾病常常很多，所以把清金降火的方法传授给朱丹溪；这其实是批评《和剂局方》温补法的错误，只是矫正得过了头。《和剂局方》使用热药固然不可以，但丹溪专门使用凉药也不可以。何况如今元气日渐耗损，使用丹溪的治法来治疗，往往会损伤脾胃。因为痰由脾湿所生，热会导致脾虚，所以必须以李东垣补脾的方法为上策。因此，行医贵在审察气运、体察人情，以及探究致病的根源。《医学正传》【明代 虞抟】有人问

译有人问：“自从黄帝、岐伯以来，凭医术闻名于世，以及著书立说，使后人可以取法的医家，总共有多少人呢？” 请明确地告诉我！回答说：“我曾经读过故学士宋景濂的文章，从中得到了他的说法。” 请把相关内容陈述如下。《黄帝内经》虽然可能是先秦学者仿照古说、托名黄帝而作的，但它的言论深刻而简要，旨意深邃而宏大，考察辨析真实可信又有依据，应当作为医家的宗旨。其次就是秦越人和医缓。医缓没有著作流传下来；秦越人所著《八十一难经》，都是概括《内经》的要旨并加以阐明的。再其次就是淳于意和华佗。华佗的熊经、鸱顾固然也是导引术中的一种，但至于剖开腹背、冲洗肠胃来祛除疾病，就带有神怪色彩了。淳于意行医的事迹，司马迁已经详细记载了；其中所谓迵风、沓风，今天的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病，何况还要探求它们治疗方面的深奥旨意呢？再其次就是张机的《金匮玉函经》和各篇伤寒论，确实是千古不刊的精妙典籍，只是对于六气所造成的损伤论述详细，而对于嗜欲、饮食、劳倦所导致的疾病略而不谈；加上文字篇简错乱，也不容易按照次序来研读。再其次就是王叔和。王叔和编纂岐伯、华佗等人的著作，写成《脉经》，论述阴阳、内外，辨析三部九候，区分人迎、气口，分条说明十二经络，以及三焦、五脏、六腑的疾病，最为明晰。可惜被妄人用浅陋的脉歌加以概括，反而使这部原书不能在世上广泛流行。再其次就是巢元方。他的《病源》后编，似乎并非全无见解，只是谈风、寒二气，而没有论述湿热，这是它的缺失。再其次就是王冰。王冰推究五运六气的变化，撰写《天元玉策》，论述周详、精密切实，也不是一般人容易做到的；但如果拘泥于它，就会局促滞塞而不能通达。再其次就是王焘和孙思邈。孙思邈有超绝常人的见识，怀有慈悲仁爱、怜悯众生之心；他编述《千金方》《千金翼方》，以及论述庸医害人的祸患，言辞十分激切。后人稍微窥见他的门径，也足以凭医术闻名；只是他没有撰写伤寒方面的著作，或许不能没有遗憾。王焘虽然阐明了《外台秘要》，对于方剂、证候、符咒、禁忌和灸法的论述很详细，但其中颇有迷误；至于他说针刺能够杀死活人，却不能使死人复生，那只是片面的见解。再其次就是钱乙、庞安时和许叔微。许叔微拘泥于规矩准绳和尺寸之中，没有什么新的阐发；庞安时虽然能够出奇制胜、随机应变，但最终没有超出一定的范围；这两个人都只是领会了张机学说中较为粗浅的一面。只有钱乙深入探究张机学说的奥妙，选取其中的精华，创立五脏方剂，分别根据适宜的情况使用；他说肝有相火，就只能泻而不能补，肾属真水，就只能补而不能泻。这些都揭示了《内经》的隐秘要旨，也是有见识的人所应当取法的。世人概括地只把他看作治疗婴幼儿的医生，对钱乙的认识是多么浅薄啊！他的遗著已经散失亡佚，阎孝忠辑集的内容，多半是阎孝忠自己的意思，起初就不是钱乙的本来面目。再其次就是上谷张元素、河间刘完素和睢水张从政。张元素和刘完素虽然编造奇异梦境、神异人物来神化他们学术传授的过程，实际上都是听闻钱乙的名声和学说后受到启发而兴起的。至于张从政，又是以刘完素为宗的。张元素认为古方和今天的病情绝不可能完全相合，治病一概不拘泥于方剂，所以他的著作也没有流传下来；如今保存的内容，都是后来的人附会增益的。他的学说则被东垣李杲深刻领会。李杲阐明内伤、外伤两类病证，并且多着重论述补益脾土。因为脾土是全身的主宰，脾土平和，其他脏腑也就平和了。张从政以吐、汗、下三法和风、寒、暑、湿、燥、火六门作为医学的关键；他的治疗多采用攻伐、峻利之法，不善于学习的人照搬它，反而会伤人性命。刘完素论述风病、火病，把《内经》病机气宜十九条写成《原病式》，其中的深奥精

译微之处，不是大观年间官府医局中的各位医生所能仿效的。究其具体施治，也不过是在攻邪和补益两者之间而已。近代的名医，如吴中的罗天益【原文脱字，据文意补出】，以及沧洲的吕复，都继承了东垣学说的余绪。武林的罗知悌、丹溪的朱彦修，各自承袭了刘完素学说的遗风。又如台州的朱佐、越地的滑寿，都有著作流传，难以一一列举。唉！自从有《内经》以来，收藏在官府的医书共有一百七十九家、二百零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也不能说不多了。至于历代名医的出处，只不过举其中最著名的来说罢了，哪里能够全部列举在这里呢？有人问：“医学传授承接的源流，既然已经听到您的教诲了，还未请问您的学说究竟取法于谁？” 古书说：“医生的医术如果没有传承三代，就不要服用他的药。” 有人说，祖父、父亲和自己相承的家学，称作三代；也有人说，善于研读三代医家的著作，就可以称作三代传承的医生。您是研读了三代医家的著作吗？还是出自祖父、父亲相承的家学呢？请明确说明其中的缘故，可以吗？回答说：“出身民间、缺乏师承的学问，难道能这样说吗？” 然而，医术的传承难道只限于三代，医书又哪里只限于三代呢？只应当谈论那些可以作为法则来学习的内容罢了。我的同乡、丹溪先生朱彦修，向上承继刘氏、张氏、李氏三家的学说，又以罗太无为归依，因此在当时以医道大为闻名，远近的人都取法于他。我的故叔祖诚斋府君，有幸与丹溪先生生在同一时代，又居住在同一乡里，因此得以受到他的亲自教诲和熏陶，也凭借高明的医术闻名于世。所以，我家祖父、父亲相承的家传学问，是有来历和源流的。我只是惭愧自己才疏质钝，不能继承并发扬祖先传下来的事业，这是我的遗憾罢了。哪里值得一提呢！有人问：“人的寿命长短，各自都有上天注定的命数。” 凡是人有生就必然有死，自古以来都是如此。那么医学又有什么用呢？回答说：“所谓天命，就是天地和父母赋予人的元气。” 父亲象征天，母亲象征地。父亲的精、母亲的血，盛衰各不相同，所以人的寿命长短也各不相同。人在出生之初，如果禀受的元气两方面都旺盛，应当能够享有中上等的寿命；如果禀受的元气一方面旺盛，应当能够享有中下等的寿命；如果禀受的元气两方面都衰弱，即使善于保养，也只能享有下等的寿命，否则多半会夭折。虽然如此，也不能拘泥于通常的道理来一概论断。有时外感风、寒、暑、湿，内伤于饥饱和劳役，哪里能够样样都耗尽人先天禀受的元气呢？所以，上古的神农氏尝遍百草，制作医药，就是想扶助百姓，使每个人都能享尽自然赋予的寿命。如今乡野之人有不相信医术、反而相信巫术而冤枉死去的，都是不能享尽正常寿命的人；他们和死于岩墙倒塌、刑具拘禁之下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有人说：“如今推算命运的人，都根据出生日期和时辰对应的天上星辰来推算，人的生死安危，没有一件不逐一应验。” 您把父母的元气说成天命，恐怕不是最恰当的说法。回答说：“天人之间的道理，盛衰没有不相吻合的，就像黄河出现龙马负图、洛水出现神龟负书，圣人取这些来画成八卦，于是形成《易》书一样。” 凡人的一举一动，以及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规律，用来占卜，都丝毫不会有差错。虽然如此，圣贤仍然谆谆教诲人们，必须尽到人的努力来符合天意；这样，凶险可以转为吉利，死亡者也可能获得生存，圣贤从来没有让人把一切都交给天命。古书说：“修养自身来等待天命罢了。” 因此，医生可以通达神明、参与造化，使本来夭折的人延年益寿，甚至使长寿者达到成仙的境界。医学之道难道可以废弃吗？有人问：“古代医家有禁咒这一科，如今为什么不用了？” 回答说：“禁咒科，就是《素问》所说的祝由科。” 这是龙树居士所建立并传授的方法，用来

译转移精气、改变气机罢了，可以治疗小病。有时男女进入神庙后受到惊吓迷惑而生病，有时在山林溪谷中遭遇邪恶之气，症状像醉酒、像痴呆；这被认为是邪鬼附体。对于一切心神惶惑的症状，只可以借助咒语来解除迷惑、使精神安定平和罢了。古代有龙树咒法的书在世间流行，如今却流变成师巫、降童、师婆用来煽惑百姓、哄骗恐吓并骗取钱财的手段。唉！邪术被邪恶之人利用，明白道理的人不要使用它。《明医杂著》【明代 王纶】

译论述医学 有人问：“仲景、东垣、河间、丹溪的各种著作，哪一家更好？” 学习医学应当以谁的学说为主？回答说：“应当专门以《内经》为根本，同时广泛参看四位医家的著作，这样就没有弊病了。” 医家有《内经》，就如同儒家有六经一样，内容无不完备；四位医家的学说，则如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通向六经的阶梯，缺少任何一部都不可以。四位医家的著作，本来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各自阐明了一个方面的道理。仲景看到《内经》记载伤寒，但其中对于病情变化反复的论述还不完备，所以撰写医论、创立方剂，以穷尽各种变化。后人尊奉他的学说，传用日久，渐渐失去了本意；把它用来通治温病、暑病和内伤的各种证候，于是造成误治。因此，河间出现后才开始阐明治疗温病、暑病的方法，东垣出现后才开始阐明治疗内伤的方法。河间的论述，就是《内经》五运六气的旨意；东垣的学说，就是《内经》关于饮食、劳倦的意义。仲景并不是不知道温病、暑病和内伤，只是他撰写的书没有涉及这些内容。河间、东垣对于伤寒，则遵循并采用仲景的治法，不敢违背。到了丹溪出现，又汇集各位医家的大成，阐明阴虚发热有类似外感、内伤的情况，以及湿热、相火所导致的疾病很多；他随着证候撰写论述，也不过是阐发《内经》的要旨，补充前代贤医未完备的地方罢了。所以说：外感病取法于仲景，内伤病取法于东垣，热病采用河间的治法，杂病采用丹溪的治法。把这些学说贯通起来，这才是医学之道的完整体系。有人问：“仲景开出的方剂药味很少，而东垣用药多到二十多味。” 丹溪说：“我每次治病，用药效法东垣，开方效法仲景，希望药味数量少一些，这样药力就专一。” 丹溪为什么不效法东垣，却要仿效仲景呢？回答说：“明察药性，没有谁能超过东垣；他可以说是医术上的圣人。” 所以在东垣那里，药味多一些是可以的；其他人如果仿效他的多用药味，药物就会杂乱了。东垣用药，就像韩信统领军队，兵力越多越好。丹溪不过只能统领十万军队，所以不敢仿效他多用药味。有人问：“人们说东南地区气候炎热，可以服用寒凉药；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可以服用温热药。” 然而如今东南人常常服用胡椒、姜、桂，却没有因此生病；西北人反而害怕吃椒、姜等辛热之物，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东南地区虽然炎热，但地势低洼、湿气多，辛热的食物和药物也能驱除湿气；西北地区虽然寒冷，但地势高、燥气多，辛热的食物和药物反而会助长燥气，所以会这样。” 治病用药的人，必须懂得这个道理！丹溪先生治病不超出气、血、痰三类，所以用药的要领有三点：气病用四君子汤，血病用四物汤，痰病用二陈汤。他又说：“久病属于郁滞，于是创立治疗郁滞的方剂，叫作越鞠丸。” 气病、血病、痰病三类疾病大多兼有郁滞；有的是郁滞日久而生病，有的是疾病日久而生郁滞，有的是误用药物、用药杂乱而形成郁滞，所以我每次用这个方剂治病时，也把治疗郁滞的方法作为参考。气病兼有郁滞，就用四君子汤加疏解郁滞的药；血病、痰病也是如此。所以，这四种方法就是治病用药的大要。丹溪又说：“近世治病，大多不知道分别气虚和血虚，只要看见虚证就使用人参、黄芪。属于气虚的，固然适宜；如果是血虚，难道不是反而助长气而耗损阴血吗？” 这就叫血病反而治疗气，结果血会更加虚弱耗损，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气血都虚。所以治病用药，必须清楚地分别气和血，不可以混淆。从前有人说：我只要卧病在床，就不时在胸前用手写“死”字，这样各种思虑都会止息，内心便能安静下来，胜过服药。这真是无上的妙方。因为已经生病却不谨慎，死亡必然会到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一定能清净内心、克制自己，处处谨慎，这样疾病就可能痊愈；否则即使有良药也无法挽救。世人遇到疾病后仍然放纵情欲、任性妄为来伤害自己，这本来就是不知道畏惧死亡的人。还有一类人明明知道害怕死亡，却怕被别人察觉，因忌讳而不说；或者病已经很重了，还故意装出轻微浅表的样子来欺骗别人。这是明知畏惧死亡，却反而招致死亡，更加可笑。东垣、丹溪治病多半自己创制方剂，是因为二位深刻通晓《本草》的药性，彻底研究《内经》制定方剂的重要方法，所以能够自行制方。自宋代以来，《局方》盛行，人人都遵循使用，不敢轻率地自行创方。《局方》论述证候、治疗疾病，虽然有许多错误，丹溪曾经加以辨析论述。然而，方剂都是名医制定的，药物之间君、臣、佐、使的配伍，以及药力轻重、用药缓急、药方大小、药味多少的法则，并没有错误。近来见东垣、丹溪的著作大为流行，世上的医生看到他们不拘泥于古方，便纷纷东施效颦地治病，动辄自行创制方剂。然而他们不明白药性，也没有研究制方的方法，粗疏冒失、杂乱用药，反而导致病情发生变化，甚至使证候变化多端，最终难以辨识和治疗。况且药物的气味各不相同，例如五味子的味道浓厚，所以东垣的方剂少则用五六粒，多则用十几粒；如今世上的医生有时却用二三钱。石膏的味道淡薄，所以白虎汤用半两；如今世上的医生却不敢多用。补益上部、治疗上部，剂量应当轻小。如今不论上部还是下部，往往都使用大剂量。丸剂、散剂、汤剂、药液，各有适宜的用途。如今不论病情缓急，往往都煎服汤药。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今的医生，如果不熟读《本草》、深入研究《内经》，却轻率地自行制方，很少有不误伤人的。有人问：“如今有人说东垣的治法适宜用于北方，丹溪的治法可以施行于南方，这种说法怎么样？” 回答说：“东垣是北方的医生，罗谦甫传承他的治法，使它在江浙一带闻名。” 丹溪是南方的医生，刘宗厚世代传承他的学说，使它在陕西一带闻名。如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么《本草》《内经》都是神农、黄帝、岐伯的学说，难道也只适宜施用于北方吗？五行所产生的不同病证，以及治疗时不同的适宜方法，《内经》的《异法方宜论》《五常政大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又如北方多寒，南方多热，江湖一带多湿，岭南多瘴气；这是说各地多受某种气候影响，所以也多发生相应的疾病，并不是说北方的病没有热证、南方的病没有寒证。至于寒病用热药治疗、热病用寒药治疗，五方都是一样的，哪里有南北的区别呢？只是人的脏腑中，各有两个属火；天地的六气中，热气占三分半，所以天下的疾病热证多而寒证少。读《内经》的《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一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湿热和相火导致的疾病很多；自从太仆王冰的注文湮没后，《局方》便偏重使用治疗湿热的药物。因此丹溪出现，阐发《内经》的旨意，辨析《局方》的偏颇，论述湿热、相火所致的疾病，用来补充前人未完备的地方。后人不了解这一点，看见丹溪多用黄芩、黄连、栀子、黄柏等苦寒药物，便认为这些治法适宜南方，真是浅薄啊！《柏斋三书》治疗必须取法于《素问》

译凡是治疗疾病，必须明白天时、地理和人的强弱；还必须询问患者的起居、饮食，以及突然的快乐和突然的忧苦。疾病由内向外发展，就先治疗内部；然后再治疗外部；疾病由外向内发展，就先治疗外部，之后再治疗内部。内外病邪互不相关，就治疗主要的病证。病情紧急就先治标，病情缓和就治本；先治疗致病原因，再治疗主要病证。补益上部而治疗下部，药力和作用应当缓和；补益下部而治疗上部，药力和作用应当急峻。用大毒药治病，使病去十分之六；用中毒药治病，使病去十分之七；用小毒药治病，使病去十分之八；用无毒药治病，使病去十分之九。还必须调养身体、使气机和顺，等待正气逐渐恢复。这些都是《素问》的文字，也是医家应当知道的内容，不能全部抄录，这里姑且摘取其中的要点，用来显示它的大概意思。《原机启微》【元代 倪维德（原作无名氏，据本书《医术名流列传》卷五百十改为倪维德。考察倪氏生于元大德七年（公元年），卒于明洪武十年（公元年）；本书把他列为明代医家，或许是因为取材于《明外史》的缘故。】序 医学本来是儒者应当掌握的一项事务，不知道从哪个时代开始，竟把二者分成了两条道路。父母是最亲近的人，他们生病却把治疗托付给别人，使那些与患者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反而掌握父母的生死；一旦发生错误，终身都无法挽回。平时把仁爱推及他人的人，难道唯独不能把仁爱推及父母吗？所以在仁爱方面有所欠缺。朋友因为道义而结合，所以应当奔赴朋友的危难；即使面临水火、兵器和战乱，也不顾惜自身；所以要周济朋友的急难，即使需要金玉、粮食和丝帛，也不会吝惜。有的人生病，就说原来的医生没有诊察清楚；另一个人说甲医生看得清楚，于是去找甲医生；甲医生又说乙医生看得清楚，于是再去找乙医生。众说纷纭、彼此错乱，最终无法辨别。这些人只能在朋友遭受创伤时周济、奔走，却不能在生死关头扶持朋友，所以在道义方面有所欠缺。对自身则以爱护为主。饮食的滋味，一定要追求美味；衣服和玩物，一定要追求精美；承继上代、接续后代，也不敢轻率对待。疾病来了却没有判断能力，任由妇女和女子诊治，任由宗族亲戚和朋友诊治，任由狂妄的巫师、盲人和卜者诊治；病情危重时仍不能辨别药物误用和病情误治，所以在知识方面有所欠缺。在五常之中，如果有三项缺失而不完备，所以作为儒者不能不兼通医学。所以说：医学是儒者应当掌握的一项事务。《医说》【宋代 张杲（原文缺作者，据本书《医术名流列传》卷五百八补为张季明。】医药的艰难 五经四部、军国礼服等方面，即使讲解或使用有所错误，也不过是事情做得不合适罢了。至于汤药这种东西，稍有差错，就会危及性命。拥有千乘之国的君主、掌握百金财富的长者，难道可以不深思并谨慎戒惧吗？从前许国太子侍奉父亲服药却不先尝药，因此被加上弑君的罪名；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孔子说了尚未完全明白其中意思的话，可见他知道医药之事不可轻率对待。晋代有才学的人想要刊正《周易》和各种药方，先与祖讷共同讨论、辨析和解释经典；即使其中有不同之处，也不足以损害风俗教化。至于汤药，稍有不明白，便会导致寿命长短的结果，因此后人受其弊害不少，怎么可以轻率地加以裁断呢？祖讷的这番话，可以说既有仁心又有见识，足以作为后人的借鉴。医学可以通达神明 凡是做医生的，都必须大略通晓古今，粗略遵守仁义，彻底摒弃追逐利禄名声的心思，专心致力于广泛施救的志向。这样一来，心智自然明达，神灵也会前来相助；又何必忧心忡忡地沽名钓誉，局促卑琐地追求利益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哪里只是姜抚因沽名钓誉而蒙受惭愧、华佗因自恃才能而遭到杀戮呢？医生不可贪恋女色 宣和年间，有一位读书人长期抱病，经过各种治疗都没有痊愈。有个叫何澄的人擅长医术，他的妻子请何澄前来，把他引入密室，对他说：“我的丈夫患病已经很久，家产几乎都典当卖尽，没有什么可以供给医药的了，愿意用自身来报答您。” 何澄神色严肃地说：“夫人为什么说出这种话！” “您只管放心，我一定会调治取效，千万不要用这种事来玷污我。” “即使没有人来诛罚，也一定会受到鬼神的谴责。” 没过多久，她的丈夫病就好了。一天夜里，何澄梦见自己进入神祠，判官对他说：“你行医用药有功，在艰难危急之时没有贪图色欲，上帝命令赐给你钱五万贯，并授予你一名官职。” 过了几个月，东宫患病，宫廷医生不能治好；朝廷下诏召请民间医生，何澄应召进献药剂，病就痊愈了。朝廷赐给他的官职和钱财，都如梦中所说。隐逸的医生 医学作为一门道术，由来已久。探究各种疾病痊愈的根源，本于黄帝；辨别各种药物的滋味，本于神农；汤液的制作，则本于伊尹。这三位圣人，拯救百姓的疾病困苦，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对后世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在万世以后，凡是深通这门道术的人，也都是圣人的门徒。贾谊说：“古代的圣人，如果不居于朝廷任职，就一定隐居于医术或卜筮之中。” 谁说方术之中没有豪杰呢？把治病之事托付给庸医，就等同于没有慈爱之心、没有孝道。医学之道实在广大啊！从神农、黄帝、岐伯、雷公以下，无不是圣人贤哲开创源头，贤能明智之士疏导其流传，所以能够拯救百姓的疾病困苦，辅助天地生养万物。世道衰落以后，士大夫把医学看作一种技艺，不屑于从事，便把它交给普通人。于是最精微深奥的道理，却出自最卑微浅陋的思想；他们不能使人的疾病痊愈，反而使人夭折的情况很多。这就是范文正公所说的：“不能成为良相，就成为良医。” 伊川先生说过，把治病之事托付给庸医，就等同于没有慈爱之心、没有孝道。从前卓然成名的医家，如医缓、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孙真人等，他们论述医学，没有不把保养身体放在首位，把药物和砭石作为辅助的。至于观察形体、诊察脉象，必定要在极其细微、似是而非之处作出辨别。他们又深深痛恨世上的医生苟且简略、空虚自大，却竟把医生攻治疾病比作将领攻打敌人，认为应当使用背水之阵来决定胜负。这只是看到了华佗的说法偶尔出现在其中，至于剖开胸腹、接续筋脉的方法，属于另外的医术所得，并不是《神农本草》经方所讲的药物条理和通常法则。如今只有仲景的一部著作，是各种方剂的祖本，学习者应当以它为取法对象。《续医说》【明代 俞弁（原文缺作者，据文意补出）】制方贵在简明 医生必须懂得诊察脉象，才能辨识疾病。疾病和药物相对应时，古人只用一种药来治疗，因为药性单纯，疗效就更加迅速。如今的人不懂病因，也不辨脉理，所用药味很多，常常达到十五六味，攻邪和补益混杂施用，不能集中发挥药力，所以治疗疾病很难取得成效。韩天爵说：“制方其实不必使用很多药味，只要看看仲景的方剂是多么简便就知道了。” 丹溪说：“东垣用药如同用兵，药味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大概是出于避讳吧。” 行医贵在随机应变

译王文忠公说：“李明之的弟子大多在中州，只有刘守真的学说由荆山的浮屠师传承下来。” 浮屠师到了江南，又把它传给宋地中部的罗之悌，于是南方的医生都尊奉他的学说。” 到了本朝，天下谈论医学的人，如果不是学习刘氏的学说，就不再谈论其他医术。刘氏、李氏的治法虽然一个偏重攻邪、一个偏重补益，但把二者会通起来，随着证候灵活运用，难道不就可以不拘泥于他们各自的门户了吗？近来吴中称赞优秀的医生，就把能够坚持东垣学说的称为王道，把坚持张氏、刘氏学说的称为伯道。唉！尧、舜以礼让治理天下，商汤、周武王以武力平定天下，只要都能合乎道义、救济世人，又何必一定要求彼此相同呢？我常常忧虑世上那些一味使用攻伐之法的人：邪气还没有退去，人的真气却先已经衰弱了。那些一味补养的人，有时会导致气机壅塞，造成的祸害也不少；正气还没有恢复，邪气反而更加炽盛了。古人说过：用药贵在适合病情，治法应当随着情况变化。如果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常规，即使是人参也反而会害死人；如果能够通晓并灵活应变，乌头也可以救活性命。这正是孙真人所说的：随着时机增减药物，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剂。这真是深知医理的言论啊！《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五百零三卷 总论 《吴文定公家藏集》庸医妄自给人治病，反而使人很快死亡 陈汝中曾患脾胃郁火一类的病证，向盛用美求治。盛用美给他诊脉说：“这样治疗可以活命，那样治疗就会死；这样治疗可以有一线生机，那样治疗就会导致很快死亡。” 后来给他治疗，陈汝中嫌疗效来得太慢。有人推荐一个据说擅长医术的僧人，陈汝中被这番话迷惑了，于是请他治疗，服下他的药后，吐血一升而死。唉！医生是靠用药来治病，药物是用来攻除病邪的；如果病邪不能去除，反而使人因此死亡，那还要医生和药物做什么呢？那个僧人本来就是个庸俗妄为的人，眼睛不懂医经，口中不能辨别药性，手指不能察看脉象；对于人的虚实、病情的新旧，一概都不询问，只是一味用毒性药物攻伐，他害死的人大概也很多了。现在我责怪陈汝中不能慎重选择医生，以致很快死亡，特意记下这件事，作为世上那些轻率服药者的警戒。《医学集成》【明代·傅滋〔明代·傅滋，原文缺，据文补。〕】医学必须汇通各部医书的长处 医学这门学问，不精研就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不博学就不能归纳出其中的要领。因此前人创立教育医者的方法，必定先让他们阅读儒家经典，明白《易》的道理；《素问》《难经》《本草》《脉经》等书也一点不能忽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四书，就无法通晓义理的精微；没有《易》，就无法知道阴阳消长的规律；没有《素问》，就无法认识疾病；没有《本草》，就无法认识药物；没有《脉经》，就无法根据诊察脉候而了解寒热虚实的证候。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些书，一本也不能缺少。况且人的生命极其重要，疾病的变化无穷；人的年龄有老有少，禀赋有厚有薄；治疗要分辨五方，时令要区别四时；表里、阴阳、寒热都必须辨别，脏腑、经络以及气血也应当分别考察。六气交相侵伤，七情任意发作，运气的变化迁移没有常规，处方用药的缓急也尤其不同。还要结合观察面色和脉象，询问患者的起居情况；有些证候看似相同，实际治法却完全不同。圣贤向人们讲示的，也只是大略举出其中的端绪罢了。后来的学习者必须汇通各部医书的长处，参照自己的见解来施行治疗，这样才可以。《九灵山房集》【元代·戴良〔元代·戴良，原文脱，据文补。〕】医术与儒学同一道理 金华人戴叔明说：医学以救活人为职责，与我们儒家的道理最为接近。自从《唐书》把医学列入技艺一类以后，我们儒者便不屑于从事医学。世上学习医学的人，不过是背诵某一家现成的说法，拘守一个固定的方剂，侥幸期待偶然治中病情，却不再深入探究，不向上探求圣贤的意旨，以弄清阴阳造化变化的共同规律；又不能广泛钻研各类医书，采纳和选择众人的意见，来资助临证论治时的权宜变化。更严重的甚至抛弃古方，附会自己的臆测，辗转相传，彼此迷惑，这样造成的祸患也不少；这难道是圣贤慈爱惠泽百姓的本意吗？《大学衍义补》【明代·丘浚〔明代·丘浚，原文脱，据文补。〕】国家设置医学教育机构 如今以行医为业的人，凭借医术进行诊疗的确有不少，但要说拜师学习、研习医理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我的太祖在宫内设置太医院，在外设置府、州、县学，并以医学命名，大概是想聚集医者，等他们学习完成并通过考试后，再授予他们治理一方、保卫百姓健康的职责；由此进一步选拔为国医，他对天下百姓的嘉惠也就达到极点了。我曾考察周成王时代称医官为医师的原因，以及本朝设立医学的缘故：精心选拔判以上的官员，聚集天下学习医学的人，让他们教导、培养这些人，阅读轩辕、岐伯的医书，研究张仲景、李东垣的医术；等考试证明他们通晓医理后再授予职务，根据各人的长处使其专门从事某一科，考核其办事情况来制定俸禄。这样一来，天下人都不会有夭折、困厄的忧患，而能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了。因此，医学也是王政的一项内容。《本草衍义》【宋代·寇宗奭，宋代·寇宗奭，原文脱，据文补。】医学有八项要领 治疗疾病有八项要领，如果不能审察这八项要领，疾病就不能祛除。如果病不能祛除，就是医生没有能够祛除它的方法。所以必须辨别、审察这八项要领，才大概不会出错。第一叫作虚，就是五虚。脉象细弱，皮肤寒冷，气少无力，大小便都泄泻，饮食不能进，这就是五虚。第二叫作实，就是五实。脉象盛大，皮肤发热，腹部胀满，大小便都不通，胸中烦闷、神志昏乱，这就是五实。第三叫作冷，就是脏腑受到积聚的寒邪。第四叫作热，就是脏腑受到积聚的热邪。第五叫作邪，不是脏腑自身的正常病变。第六叫作正，不是受到外邪侵袭。第七叫作内，疾病不在体表。第八叫作外，疾病不在体内。既然先审察这八项要领，再参照六部脉象，审度疾病发生的根源，并结合望、闻、问、切四诊，哪还有不能治的疾病呢！《本草类方》【清代·年希尧〔清代·年希尧，原文脱，据文补。〕】行医不可轻率鲁莽 用药就像施用刑罚一样，稍有错误，便会关系到生死。然而刑罚要由主管官员审讯定案，然后议定判决；议定之后，还要把罪状记录下来。因为人的性命一旦死亡就不能复生，所以必须这样详细谨慎。用药也是如此。如今医生到了病人家里，便根据眼前所见用药；如果是高明的医生，能够辨识疾病，知道脉象与药物相合，这样马上就会见效；如果是庸医一流，轻率而杂乱地使用汤剂，很快就会使病情危急。像这样杀人，未免太容易了！这实在是因为病家不善于选择医生，平日又从未留心医术，难道能不谨慎吗！《古今医统》【明代·徐春甫】谨慎对待疾病，谨慎选择医生

译圣人重视在疾病尚未发生时进行调治，并不是说已经患病就不治疗，也不是说已经患病就不能治疗。这是说，在疾病尚未发生时调治，要谨慎对待它的开始，防范它初起的细微征兆；这样治疗，成功的多而受到的损害少。只有在疾病刚刚出现细微征兆时就治疗，才不会等到病势已经明显之后才治疗，也就自然不会形成已经患病后才治疗的情况。如今的人只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不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大概是认为病情还没有显露时不必谨慎防范，直到病势已经明显，才求医治疗。这样一来，疾病从细微处发展到明显的过程中没有谨慎防治，就清楚可见了。圣人的日常起居和一举一动，无不有方法地调养身体；偶尔有一些细微隐约的疾病，也一定格外留意加以防范，并用药治疗。圣人所谓治疗未病、不等到已病才治，就是这样。《论语》说：孔子所谨慎的事情，是斋戒、战争和疾病。程子说：斋戒，是用来与神明交接的；诚意达到极点，神明就会降临；疾病关系到身体的生死；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然而这三件需要谨慎的事确实是最重大的，而疾病也在其中，难道不是因为身体最为重要吗？季康子送来药物时，孔子说：“我还没有了解药性，不敢尝试。”由此可以看出圣人谨慎对待疾病、谨慎选择医生的心意，已经达到了极致。世上的人不只是不了解治疗未病，等到已经患病之后，仍然不知道谨慎。疾病刚开始还很轻微时，便任意放纵而毫无顾忌，终于酿成大患；等到病情危急才急忙求医，又从不仔细选择，只凭听来的名声，或依靠别人吹捧推荐，把性命托付给狂妄愚昧的人，最终造成严重败坏。这些都是平日怠慢、不肯用心研究医术造成的，以致事到仓促时来不及选择医生。殊不知医药是人人都必然要用到的，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关键在于平日就加以讲求，熟知某人是高明的医生，偶然患了小病，便赶快请他用药治疗，病情就会很快好转。假如能够在烟囱弯曲、柴薪搬远时就预先防范，哪里还会有被烧得焦头烂额的讥笑呢？朱丹溪对此的论述，确实已经很详尽了。我徐春甫见识浅薄，其中还有没有完全讲明白的意思。像续貂一样勉强补充，确实难免会被人惊讶。有志于养生的人，把这些道理推广并充实起来，也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古代医学的十四科 古代医学的十四科中有脾胃科，但如今已经失传了。《道藏经》中相当有一些这样的说法。自宋、元以来，只采用十三科来考核和管理医务。第一是风科，其次是伤寒科，其次是大方脉科，其次是小方脉科，其次是妇人胎产科，其次是针灸科，其次是眼科，其次是咽喉口齿科，其次是疮疡科，其次是正骨科，其次是金镞科，其次是养生科，其次是祝由科。本朝也只取十三科而已，脾胃这一科始终没有恢复。元代李杲所著《脾胃论》，论述极其精详。只是他没有说到十四科有所缺失，难道是不知道他得到旧本后又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吗？还是说，他所写的全部都是自己的创见，却恰好与上古医家的看法相同呢？这确实是医学之道的大幸。我观察如今的医生，大多不擅长治疗脾胃，只知道使用反治的方法，攻伐疾病以治疗表面的症状，只知道用寒药治热证，用热药治寒证，用通法治闭塞，用涩法治滑泄罢了。至于寒因寒用、热因热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必须制伏疾病所主的方面，并先治疗它发生的原因，也就是所谓顺从病情而治的方法，他们却茫然无知。等到脾胃受到损伤，仍然不加以察觉；元气一旦败坏，变证就会多种多样。比如脾虚而气短，呼吸不能接续，变化成类似喘促，医生还要使用降气平喘的药物；比如脾虚而卫气运行不畅，变化成浮肿，医生还要使用耗伤气力、利水的药物；比如脾虚而气机郁滞，变化成寒热往来，医生还认为是外感疾病，使用发散的药物。大体上类似的情况很多，虚弱反而越来越虚弱，直到元气耗尽、身体死亡，才在濒死之后给他灌服人参汤、附子汤，哪里还有能够救活的道理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身体不足的十有八九；何况当时的人竞相奔走于名利之途，劳心思虑而损伤脾胃、导致疾病的，占了大半。如果体质强实而偶然受到风、寒、暑、湿之邪侵袭，只用攻伐的方法就能痊愈的情况，也已经不多见了。这种情况，就是中等水平的医生也容易治成功。等遇到脾胃虚弱而又受到风、寒、暑、湿之邪侵袭，却像对待体质强实的人一样施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攻伐不止，就说：“药力如果不能使人出现明显反应，这种疾病就不会痊愈。” 于是一定要大力攻伐，脾胃更加受伤，疾病也更加严重；等到技穷无策时，就说这是难治的病。当时的弊病像这样，哪里能记述得完呢？归根到底，都是不知道根本原因。医经说：能够进食的就能兴旺，不能进食的就会死亡。又说：有胃气的能生存，没有胃气的会死亡。既然如此，胃气和谷气难道不是人体的根本吗？当时的医生 俗话说：高明的医生还不如当时走红的医生。这是说，时医虽然不读医书、不明医理，但因为有时运和机缘，也能侥幸取得疗效。他们常常自己说：趁着我走运这十年，有病就早点来找我治。又说：即使你熟读王叔和的医书，也不如我见过的病证多。乡间有谚语说：左心、小肠、肝、胆，贤能的医生若时运到来，每天能赚一千钱。所谓高明的医生不如时医，确实就是这个原因。《卫生宝鉴》所说的“福医”，实在很值得引以为戒。如今的患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把性命交给时医，和自己糟蹋自己、甘愿死在沟壑之中又有什么不同呢？巫医 用巫术来代替医术，所以叫作巫医。《论语》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从事巫术或医术。孔子感叹人不可以没有恒心，同时也认为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朱熹注释说：巫是用来沟通鬼神的，医生是把人的生死托付给他的。把二者分成两类，似乎不太恰当。医学这门学问起源于神农，由黄帝阐明；针对某种疾病使用某种药物，并著成《内经》《素问》。这些都是圣人传下的经典著作，用来救助百姓的性命，怎么可以和巫师一类的人相提并论呢？只是学习医学的人，精通和粗疏各不相同，所以名称也随之不同。精通医学的叫明医，擅长医学的叫良医，能够使君主长寿、保国家安宁的叫国医，医术粗疏、昧于医理的叫庸医，击鼓跳舞、祈求禳解疾病的叫巫医。这样看来，巫师一类的人，就是不懂医药道理的人。所以南方人称他们为巫医，就是这个原因。如今世人称他们为端公、太保，又叫夜行卜士，北方称他们为师婆；他们虽然都是虚妄荒诞之辈，却也不能没有恒心，何况其他人呢？名医

译医生承担着掌管人的性命的重任，不可以权宜敷衍、虚妄编造。所以说，医生如果没有三代相传的经验，就不要服用他的药；折断九次胳膊之后，才会成为良医。这是说医学学习和实践的功夫达到精深的缘故。如今那些承袭医业的人，大多依仗虚夸的名声抬高身价，不能专心研习；京城里的人都崇尚虚名，不取真正的学问，听到风声便争相吹捧。那些新学广博而名声尚未显赫的人，刚开始学习时常常不被信任；把性命交给虚名之人，实在可惜！支本中说：从前越人根据鲁公扈的情况，认为他志向坚强而气力不足，善于谋划却少于决断；赵齐婴志向薄弱而气力强盛，思虑不足而过于专断。于是给他们喝药酒，调换了两人的心志，使他们都成为了名士。我观察如今求医的人，大多看重一时有名声的人，起初根本不管他读不读医书、是否精通脉理，只要被称作时医、福医、名医，一经权贵推荐，便把治疗的事交给他；即使他因此害死自己，也毫无怨言。所以行医的人往往奔走于权贵门下，摆出谄媚卑下的姿态来求取推荐，谋求利益、沽名钓誉；明白的人都对此嘲笑议论，仁慈之心和仁爱的声誉一点也没有。哪里能给他们喝药酒，把他们的心志一同调换过来呢？儒医 赵从古说：庆历年间有个进士叫沈常，为人廉洁正直，性情不善与人相合，后辈大多推重佩服他，但他从未得到举荐，常常独自叹息说：“我在科场上困顿失意，还没有摆脱贫困，难道不是天命如此吗？” 于是他进入京城，另谋生计。后来游走到东华门，偶然看见几位朝廷官员骑马挥鞭，随从声势浩大，便向市人询问：“他们是什么官职？” 市人说：“是翰林院的医官。” 沈常又叹息说：“我穷尽心力学习孔圣人的道理，难道还不如懂得甘草、大黄这类药物的人吗？” 他这才有意学习医学。后来又看见市集上卖药的人花言巧语、叫苦卖惨，他又以从事这种职业为耻，犹豫不决，便和同伴商议说：“我们这些人如果学习医学，就要彻底钻研医方；老师也一定要去侍奉名公，这本来就不是普通行业可比的。” 当时我担任太医院医师，沈常总是写长信请求见我，我便赶忙迎接等候，不敢有丝毫怠慢。沈常说：“我是个贫困困顿的人，因为同伴相互勉励，才让我学习医学；听说您是名医，所以来向您拜师请教。” 我说：“医术和儒术相比，本来就居于次要地位。” 然而它动辄关系到人的性命，不能把它看作寻常小事；学习的人如果不是天性喜爱、专心致志，很难达到其中的精妙境界。您既然说自己贫困困顿，说明志向尚未实现，如今又退而学习医学，我很担心您郁结不畅的性情不能精心研习。沈常面带怒色说：“您虽然贫困困顿，却自认为是儒者，读过孔子、孟子的书，大略懂得历代君臣治理国家的道理；如今只想学习医术，难道这算得上高明的技艺吗？” 我说：“恐怕不是浅尝辄止就能学会的。” 您还不了解上古三皇传授医学的事情，姑且不谈；即使是汉代的张仲景、晋代的葛洪、齐代的褚澄、梁代的陶隐君，也都不是不通晓儒学、没有才华和德行的人。我听说，儒者懂得礼义，医生懂得损益。礼义不加修习，就会昧于孔孟的教诲；损益不能辨明，就会危害百姓的性命。儒学和医学难道可以轻视吗？儒学和医学难道可以分开吗？五种困难 宋濂说：唉！医学确实很难说清楚啊！人的生命与天地之气相互流通，调养身体如果得法，各种顺利的情况就会汇聚，各种邪气就会除去；如果失去了正确的调养，内有七情损伤，外受六气侵袭，疾病就会产生。医生随之进行治疗，必须察看疾病的根本和枝末；属于实证的就顺势减损，属于虚证的就顺势补益，使阴气平和、阳气固密，各自恢复到适宜的状态。粗疏的医生有时不明白这个道理，把实证当作实证而加重，把虚证当作虚证而补益，反而损伤不足、增益有余；这样一来，疾病能够痊愈的就很少了。这是第一种困难。气血运行，必定有使它疏通、承载的条件；左右手足各自具备阴阳，三阳已经有太、少之分了，为什么又有阳明呢？这是取两阳合在一起而光明盛大的意义。阴经已经有太阴、少阴之分了，为什么又有厥阴呢？这是取两阴交会而终尽的意义。哪条经脉受病，就应当用哪一类药剂治疗；治疗本来并不难，还应当知道有引经药物。若能遵循这个方法，就没有不能治愈的疾病了。粗疏的医生不能辨别十二经脉，却一概施治，就好比到江中撒网捕雀、到树林里下网捕鱼；即使万一侥幸有所收获，难道合乎道理吗！这是第五种困难。每年的时气各不相同，攻伐治疗也应有所不同。如果说的是升降、浮沉，我就顺着它们的趋势加以承接；如果说的是寒热、温凉，我就采取相反的方法来纠正它们。这样大概能够保全人体天然的和调，不至于颠倒错乱。粗疏的医生却茫然无知，应当顺从时反而逆治，应当逆治时反而顺治，就像盲人走到旷野，不能分辨东西方向。这是第三种困难。疾病有寒证和热证，热证应当用凉药，寒证应当用温药，这是通常的道理。然而寒热之势正处于剧烈阶段时，突然想用相反的方法纠正它，必然会彼此格拒而难以进入。热证有时反而因热而用热，寒证有时反而因寒而用寒，开始时看似相同，最终结果却不同，这样大概才能取得疗效。粗疏的医生却不加辨察，混在一起治疗。这是第四种困难。药性有阴阳，却不能只拘泥于阴阳之分，还要辨别所谓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差之毫厘，错误就会相差千里。粗疏的医生却不考察药性的轻重，便妄自投药；这是第五种困难。以医学比喻政事 宋代吕诲给宋神宗上疏说：“臣本来没有积久的疾病，偶然遇到医生施术不合医理，却完全不知道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治疗有标本、用药有先后，便任意投下汤剂，随心所欲地施治。医生在指下诊脉时一旦判断错误，祸患就会延及四肢，逐渐危及心腹。虽然是借身体疾病来比喻朝廷政事，却深刻说明了行医的弊病；从事医学的人难道不应以此为戒吗！” 论医 郁离子说：治理天下，难道不就像治病一样吗？医生通过切脉来了解证候，审察证候后制定方剂。证候有阴阳、虚实之分，脉象有浮、沉、细、大之别，而方剂则有补法、泻法、针刺、艾灸和汤剂等适宜的选择。人参、茯苓、生姜、桂枝、芒硝、大黄等药物，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来施用；用得恰当就能使人活，用得不当就会使人死亡。所以，能够辨识证候和脉象，却不善于制定方剂，就不能算医生。即使有扁鹊那样的见识，只会空口絮叨也没有用；既不懂证候，也不懂脉象，只凭道听途说来制定方剂，却对人说“我能治病”，这样的人就是残害天下的人。所以，治理混乱，就像辨识证候；纲纪，就像诊察脉象；道德、刑罚和政令，就像方剂和治法；人才，就像药物。夏代的政事崇尚忠厚，殷代承接它的弊病，用质朴来救治；殷代的政事崇尚质朴，周代承接它的弊病，用文饰礼制来救治。秦朝使用严酷的刑罚和苛刻的法令来控制天下，天下人都为此苦不堪言。汉朝便承接秦朝的弊病，用宽厚的政策来救治，以安宁统一的政道守成；它所制定的方策与当时的证候相合，用政如同用药没有差错，天下的弊病很少有不能痊愈的。又说：一根手指寒冷而不使它温暖，就会影响到手足；一只手或一只脚寒冷而不使它温暖，就会使四肢困滞，这是因为气脉彼此贯通。忽视细微之处，问题就会发展到严重地步；所以疾病侵入人体，开始于一处腠理。有人不懂这个道理，或者虽然知道却对它产生迷惑，最终病势发展到严重程度，死亡而无法挽救，难道不可悲吗！唉！像郁离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深深懂得医学真谛的了。汇集方书

译陆宣公在忠州汇集方书来消磨岁月，并不只是借此避祸；大概君子的用心，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前代的名士往往都懂医术，这不只是为了保养自身，也可以惠及万物；如今的人反而以谈论医术为耻。近来士大夫家中收藏的方书，或是汇集的验方，流传得很广，都是仁人用心济世的表现。《本事单方》最近已经刻入四明本朝诸公的文集和杂说之中。有名的方剂还很多，却没有人把见到的同类方剂整理并传播出来；我多次想这样做，只恨自己收藏的书不够广。如果有人能因我的这番话而汇集这些方剂，传播给世人，也算是济助万物的一种方式。一个道理贯通 伤寒、内伤、妇女和小儿，都是医生应当通习的科目，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竟把它们分成了各科。如今世人指着某人说他专治某科，又指着某人说他兼治某科，还指着某人说他不属于某科，却不知道古代有个扁鹊，经过邯郸时，听说当地重视妇女，便成为治妇女病的医生；经过睢阳时，听说周地的人爱护老人，便成为治疗老人耳目痹病的医生；进入咸阳时，听说秦地的人爱护小儿，便成为治疗小儿病的医生。他随着当地习俗而变化，从来没有把医术分割成不同类别来治疗。既然都称为医药，其中的道理就都是一脉贯通的。又说这一科擅长、那一科不足，也是不善于穷究医理的表现。针、灸、药三者兼备，才是良医 扁鹊说过：疾病在腠理时，是熨灸可以达到的范围；疾病在血脉时，是针刺和砭石可以达到的范围；疾病在肠胃时，是酒和药酒可以达到的范围。针、灸、药三者都能兼用，才可以谈论医术。能够这样谈论医术的人，就是《周官》所说的十全之医。以前我错误地认为救活人的方法只在于用药，所以放弃针刺和艾灸而不加讲习；每当遇到伤寒热邪进入血室、闪挫等疾病，不是药物能够治愈，而必须等待针刺时，便束手无策，自惭技艺穷尽。因此我领悟到，治病就像面对敌军对垒，攻守有奇有正，能够衡量敌情而应对的是优秀的将领；针、灸、药能够根据病情施治的，才是优秀的医生。庸医很快造成祸患 医学贵在精通，如果不精通，害人就不是小事。间或有些无知的人，窃取世上医生的名声，抄录检阅现成方剂，不过粗略记住《难经》《脉诀》之类三种书，就自以为医学没有什么难处了。除此之外，只修饰仪表，穿好衣服、骑好马，用能说会道来装点自己，谄媚豪门，以此显扬虚名，得意自满，恰好只能惊骇世俗。一旦遇到有见识的人看透他的内心，使他无从施展伎俩，他还当面阿谀奉承，背后诋毁对方。又讥笑同僚读书求学，说他们只是徒然辛苦。凡是给人治病，都轻率狂妄地胡乱投用药剂；偶尔侥幸见效，便向病家百般索取。凡是误伤了人，就说那是他命该如此。世俗之人多习惯于这一套，却说医学没有什么难处，难道真是这样吗？唉！医学日益流于这种弊病，难怪士大夫先生们把它看得浅陋卑下。这样一来，想要遇到真正懂医的人也很少了。幸好天道喜爱生养而厌恶杀戮，很快就彰明报应；庸医横死，人人都亲眼看见。近来有个士人因被误用药物而立即死亡，家人告发了庸医，司法官将他拘捕审问，按法律不过判处笞刑，随即释放，让他赶回家去；不到一年，他又被盗贼肢解而死，难道不是天道的报应吗？小说中嘲笑庸医早死的诗说：不肖之人谁知道真假，贤良之士却没有人认识。庸医如果不早死，就会把世间的人全都误害。难道不是天道厌恶他们吗？所以我曾经告诫子弟：医学只是大道中深奥的一门学问，人的性命就寄托在其中。凡是从事医学的人，都必须专心精研，达到极其精深的程度。不要以为医学容易，便用它欺骗别人，只图侥幸获利。医道和医术自然精通，必定会有人知晓；总之不要一心向别人谋利，自身自然会有正当的道义。《易》说：善行积累多了，恶行积累多了，灾祸和福庆都会各自按照同类事情到来。怎么能说这样没有益处呢？医术不精反而导致人夭折 看看天下人所看重的，莫过于生命；生命所依靠的，是医学；医学所依据的，是医理。上古有黄帝、岐伯、扁鹊、华佗使死者复生、使昏厥者苏醒、从死亡边缘夺回性命的医术；到了夏商周三代以后，学习这些医术的人却逐渐粗疏草率、浅薄简略，不能达到精深的境界，时常有反而害人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本来是阴证，却用阳法来对待；本来是阳证，却用阴法来比拟；本来是虚证，却用实法来推治；本来是实证，却用虚法来衡量；本来在外，却从内推测；本来在内，却从外比拟；病情紧急，却用缓慢来估量；病情缓慢，却用紧急来猜测；病势正在进展，却从退缩方面窥测；病势正在退却，却从进展方面探查。诊脉时轻率鲁莽，察证时浮浅草率，考察声音时仓促慌乱，辨别面色时恍惚含混。因此，颠倒错乱地使用蒙昧聋瞽之人的医术，错误地施用如同给聋人和盲人使用的药物，斩断绵延未尽的寿命，绝灭正在增长的年齿，使人含冤死去、抱屈归于黄泉。天下夭折的人，确实就太多了。可叹啊！医学本来是用来救活人的，学习不精通，反而会使人夭折。用药救治的方法 用药的方法，不可以偏执地拘泥于古方。应当根据证候的轻重增减药味，药物的寒热以及药性微妙之处，都务必合乎医理。千万不要妄自施治，错误地投用丸剂、散剂，片刻之间就会损伤人的性命；天理不容，作为医生难道能不自我谨慎吗？雄黄、牙硝、石英、硼砂、丹砂之类不可用火煎；川岛、附子、郁金、南星、半夏不可生用。务必精细地依照法则炮制，这样药物就没有不见效的。《证治准绳》【明代·王肯堂】通论 罗谦甫说：有一个小儿，在五月间因为吃了伤胃的冷粉，腹中疼痛，于是在市上的药铺买到神芎丸服用；肚脐和腹部渐渐加重冷痛，时发时止，过了七八年仍未痊愈。于是想到古人说，寒证应当用温热来治疗，治疗寒证用热药；高明的医生不能废弃这个准则而另改治法。既然所伤的食物属于寒凉，所用的攻伐药物也属于寒凉，寒上加寒而损伤胃气，那么形成冷痛就可以知道了。人的脾胃都喜欢温暖而厌恶寒冷，何况小儿气血尚且虚弱，不能承受寒凉之性；所以阳气潜伏，寒毒留滞不去，时间久了也就不能消除。治病必须先治本，应当使用调和中焦、滋养元气的药物，来挽救先前治疗的过失；服用一个多月才痊愈。唉！季康子送来药物，孔子拜谢后接受了，却因为还不了解药性而不敢尝用；这就是把保全生命看得极其重要。为什么普通人却默默地伸出手让医生诊脉，就以为医生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病呢？况且脉象是人的血气附着并运行在经络之间的表现；热势盛，脉就快；寒势盛，脉就迟；实证脉有力，虚证脉无力。至于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损伤，脉象难道能够辨别它的形状吗？医生不能不审察疾病的根源，病人及其家属也不能不把疾病的根源说清楚。这个孩子的父亲没有把病因告诉医生，反而到市上的药铺求药；发药的人也不审察他的病情，便把药交给他，以致七八年的疾病，都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孙真人说：没有诊脉之前先询问病情，最为准确可靠。苏东坡说：只希望治好疾病，不要让医生为难。这两位先生的话，对世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医学入门》【明代·李梴】学习医学的规范

译医生掌管人的性命；不是品性朴实诚厚而不虚伪、性情沉静而有恒心、真正懂得积阴德意义的人，不可以轻易让他学习医学。志向既然确立了，才可以进一步商量用功学习的方法。每天早晨面向《先天图》静坐，玩味诵读《孝经》《论语》《小学》；资质和能力很强的，再学习完整的四书、《古易》白文，以及《书经》《洪范》《无逸》《尧典》。理解其中的大意，不必强行背诵。因为医学源于儒学，如果不读书、不明白道理，终究只是庸俗昏昧，不能通达并应对变化。每天中午将《入门》中的大字从头到尾逐段诵读，务必一个字也不遗漏，仿佛全都从自己口中说出。如果想专门学习小科，也不能不读大科；想专门学习外科，也不能不读内科。因为由此而懂得彼科的情况是有的，却从来没有通晓彼科而对本科闭塞不通的。只是由于涉猎有浅有深、学习有生疏有熟练，所以才有分科的不同。熟读之后，还要潜心思考、默默体会，彻底探究其中的意义。稍有疑难，就查阅古今名家的方书，以扩大自己的见闻；或者向品德高尚、见识高明的人，委婉而详尽地请教。陶节庵说：只是不要同庸俗的人谈论罢了。方剂和药物不超出《本草》《素问》《难经》以及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的范围；即使有些小方和速效方法，终究不是名家正统，千万不可被它们欺骗迷惑。把入门的医书融会贯通之后，才可以成为一名小科医生。还要更加静坐，玩味诵读儒书，稍微懂得阴阳消长的道理，以自己来验证别人，从亲近的事情推及疏远的事情；自己先在室内造车，等天下道路都能合辙，然后才可以应对别人的求治。至于平日行医处事，更不能没有一定的规矩。每天五更时分清心静坐，早起后仍然玩味诵读一两部儒书，以涤清心源。时时都不失去清晨初起时的清明之气，就是最好的。给人诊察时，先询问证候从哪一天开始。从头到脚，依照伤寒初起证候、杂病以及内伤外感的辨别方法，逐项详细询问。证候虽然严重，但所属类别清楚的，不必诊脉，也可以议定方剂。证候虽然轻微，但病名类别还没有确定的，必须仔细察看脉象。男子一定先诊左手再诊右手，女子一定先诊右手再诊左手，这是为了顺应阴阳的升降。先分别察看，以了解各条经脉隐伏曲折的情况。然后总合察看，以判断虚实以及生死。诊脉之后，向病家说明病情时一定要据实而说：是虚是实、可以治疗还是容易治疗、难治还是不治，都要说出几分证候，以此检验自己的精神和见识。如果有自己没有察觉到的地方，就应当让病家说明，不可牵强附会、文饰掩盖。务必从容地推究商议，不可急迫激切，以至于使病家恐惧。给妇女诊病时，必须请她的至亲先询问证候、面色、舌象以及饮食情况；然后根据方便与否，或者病重时到床边隔着帐子诊脉，或者病轻时在门边隔着帷幕诊脉，也一定要用薄纱覆盖手腕。贫困人家不方便准备薄纱，医生就自己把薄纱藏在衣袖中。对于寡妇和未婚女子，更要加倍尊敬谨慎，这不是小节问题。讨论病情时，必须明白地展开论述、辨析病因，判断是内伤还是外感，或属于杂病，或属于阴虚，或是内伤兼有几分外感，或是外感兼有几分内伤；论定方剂要以脉象为依据，诊脉所得的结论不可有一点隐瞒。依照古代已经形成的治法，结合当时的时令、病人的年龄、所处环境的顺逆，以及是否曾经服用过某种药物来斟酌。女子还要问月经、怀孕和生产的情况，男子还要问房事、劳逸的情况。虽然以古法为根本，却不拘泥于古法；真正如同已经看见病人的脏腑一样，这样心中才没有疑惑，对病人也不会误治错治。用药的时候，尤其应当仔细谨慎。某条经脉有病，就以某药为君药，某药为监制，某药为引经使药。凡是处方所需的药材，本来应当由医生家中准备，这样新陈、炮制、煎灸等才能一一合乎要求；何况紧急需要的丸剂和散剂，难道是病家仓促之间能够办齐的吗？如果病家因寒证而一定想自己制药，就听从他的意愿，但必须依照《本草》注释中所载的古法修制调配，不可逞强卖弄技巧而损害药力。病机稍有疑惑滞碍而用药又不太见效时，姑且等到五更静坐，潜心推究病源，再重新诊察、修改方剂，这样一定没有不能治愈的。病治愈以后，也是医生分内应做的事情。即使保持清白淡泊，靠行医谋生，也不可过分索取重金，只应听凭病家酬谢。如果病家极其贫穷，一文钱也不收，更能显出医生的仁慈和廉洁。因为人不能报答，苍天一定会报答他。如果能这样立定心志，医术还有不明白、不施行的吗！有人问，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回答说：只是不欺骗罢了。读《入门》一类的医书，却不从头到尾读完，只零零星星地熟悉一个方剂或一段内容，便自称医生，这是欺骗；书虽然熟读了，却不思考、不领悟，不能融会贯通，这是欺骗；领悟之后却不早起，静坐调息，为诊察病人打好基础，这是欺骗；诊脉之后却不据实说明，这是欺骗；讨论方剂、使用药物时草率而不精细详尽，这是欺骗；病愈之后仍然满怀希望、贪心索取，摆脱不了市井之人的习气，这是欺骗。不必担心医生没有利益，只怕医生不明白医理罢了。反复使用而反复验证，心中有所心得，却不编纂汇集来补报天地、公开传给众人，这也是欺骗。欺骗，天良就会一天天被蒙蔽闭塞，医道最终失传；不欺骗，良知就会一天天发扬，医道也会更加兴盛。是否欺骗之间的后果，并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万病回春》【明代·龚廷贤】医生应遵守的十条要旨 第一要存有仁慈之心，这是最好的箴言；广泛施治，救助众人，恩惠和泽被就会深厚。第二要通晓儒学的道理，儒者行医是世间的珍宝；医理贵在明白，各类医书都应当考究。第三要辨明脉理，适宜分别表里；指下脉象既然明白，久治不愈的疾病也可以使它复起。第四，要懂得辨识疾病的根源，即使因此坐等死亡，也敢于直言。医者做到这一步，才可以称为专门的医家。第五，要懂得气运的变化，以明确每年的时序。补法、泻法以及温性、凉性的治法，都要按照时令来处置。第六，要明白经络，诊治疾病才不会出错。对脏腑的情况洞察得十分清楚，就可以成为当今的扁鹊。第七，要懂得药物的性质，才能根据病情拟定方剂。如果不能辨别药物的温凉性质，恐怕会损伤身体，使病情加重。第八，要懂得炮制药物，火候必须掌握得详细准确。炮制过度或不足，都关系到治疗的安危。第九，不要心怀嫉妒，不要因为别人的好恶而有所偏私。天理昭然明白，应当立即悔过醒悟。第十，不要把获利看得太重，应当存有仁义之心。病人的贫富虽然不同，施药救治却不应有两样。病家十要。第一，要选择医术明白的医生，这对治病有帮助。对此不可不慎，因为这关系到生死。第二，要肯于服药，各种疾病才可能退去。有些愚昧的人却自己耽搁，延误了病情。第三，应该及早治疗，病情初起时才容易医治。若连脚下初结的薄霜都不警惕，坚硬的冰层很快就会到来。第四，要断绝房事，自然就不会生病。如果仍然犯这一禁忌，即使是神医也没有办法。第五，要戒除恼怒，必须反省醒悟。一发怒就会使火气升起，病情便难以救治。第六，要止息妄想，应当安静调养。把各种思虑除去以后，精神自然会感到爽朗。第七，要节制饮食，调理饮食必须有一定的法则。饮食过量就会损伤精神，吃得太饱也难以消化。第八，要谨慎安排起居，社会交往也应当减少。稍微从事劳作，元气就会更加虚弱。第九，不要相信邪说，信了就会走入歧途。那些异端邪说会欺骗诱导人，迷惑扰乱一家人。第十，不要吝惜费用，吝惜费用又能说明什么呢！请问您家中，人的性命和钱财究竟哪个更贵重？医家和病家共同存在的弊病。

译第一，南方人中有患病的，每次请医生到家里，诊察以后，只要求医生开一个方子，叫人到市场上买药，不管药材是真是假、有没有经过炮制，就立即拿来服用。他们不尊重医生，也不责备自己的过错，只责怪医生医术低劣，第二天就换一个医生，像这样连续几天，导致病证越来越重，医生也因此受到迷惑，无法知道病情为什么会出错。唉！这难道是病家的过错吗？还是医家的认识不明白呢？第一，北方人中有患病的，每次请医生到家里，不论病情轻重，就拿出一二金，要求医生开一剂方药，片刻就要见效；否则立即另找医生，早晨还信任秦国，晚上就转而信任楚国，反复无常。却不知道人的禀赋有虚有实，疾病受到的影响有浅有深。况且，感受风寒、病在腠理的疾病，服用一二剂就可以痊愈。至于内伤、劳瘵一类的病证，难道服用一二剂就能痊愈吗？这种习俗造成的弊病，使人受害太多了，只有明智的人才能辨别清楚！第一，医道古来称为仙道，原本就是为了救活人命。如今世上的医生，大多不知道这个道理，常常对富人用心医治，对穷人却疏忽轻视；这固然是医生常有的心态，却实在不是仁术。依我看来，医者所承担的是人的生死，责任并不轻，怎么可以因为病人的贫富不同，而对他们厚此薄彼呢？我告诫同道，应当把太上珍爱生命的德行放在心上，千万不要计较贫富，一律以救活人为要，这也是积下阴德。凡是病家请医生看病，就是把生死托付给医生，按理应当尊敬重视，千万不要轻慢；不要论计贫富和钱财，而应当竭尽诚意，稍有轻慢亵渎，就不是把人命看得重要的人了。更有一类背弃义理的人，本来是靠医生的力量治好了病，病愈以后却只想着省钱，假称自己昨天做了什么福事、换了哪一个人的药，把这当作吝惜钱财的办法，不把功劳归于一个人。唉！使医生既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又得不到应有的名声，这种人的心肠，也实在太不仁厚了。第一，常见如今有些人每次请医生治病，都让患者躺在昏暗的房间和帷帐里面，也不告诉医生患的是什么病，只让医生切脉；至于妇人，大多不让医生见面，这样怎么能观察她的声音和面色呢？还用锦帕一类的东西遮护患者的手，使医生又不便冒昧询问；即使问了，患者也不说。这不是想求病愈，而是要让医生难以诊治。却不知道古代的神医尚且要通过望、闻、问、切四种方法诊察，缺一不可，何况如今的医生未必能比得上古代神医，怎么能只凭一次切脉就洞察脏腑呢？我写下这些话告诫世上的患者：请医生到家里后，应当把自己的病情全部告诉医生；如今医生根据病证切脉，病情就能明白无疑，这样用药没有不见效的。从前苏东坡说过：我只是求病愈罢了，难道是要把医生置于困境吗？第一，我们这一行中有一些品行不端的人，专门夸耀自己的长处，显扬别人的短处；每次到了病家，不询问病情，只诋毁前一位医生的过错来惊吓患者。假如前一位医生所用的药都不对，又何必再去寻求别的医生呢？大概只是因为一时用药有所偏差，未能立即见效，怎么能因此把前一位医生和他用过的药一概斥为庸劣呢？医道本来就是仁爱的道理，何况医术和经验的传授本来相承一体；同道之间即使有细微差别，彼此也应当互相维护，千万不要诋毁，这样才不会失去忠厚之心。一定要引以为戒，一定要引以为戒！《外科正宗》【明代　陈实功】医家五戒十要。

译第一戒：凡是病家，无论大小、贫富、身份贵贱，只要请医生诊视，就应当立即前往，不得拖延或嫌弃；想去却不去，就不是平易近人的态度。所得药金不要计较多少，也不要计较对方有无，都应当尽力一视同仁地施予；这样自然会日益增加阴德，也不会损害自己的本心。第二戒：凡诊视妇女、寡妇、尼姑等人，必须等侍奉的人在旁边，然后才能进房诊视；如果身边没有陪伴的人，就不可独自诊看。假如患的是不便明说的疾病，更应当真诚而仔细地察看；即使面对女方家中的人也不可谈论，这是因为闺房内情的缘故。第三戒：不得把病家送来的珠宝、珀玉等珍贵物品拿出去变卖，换成药材来合药，以免留下虚假冒充的嫌疑。如果确实应当用这些物品，就让病家自己变卖后购药加入；这样即使服药无效，也自然不会产生怀疑和毁谤。也不得称赞病家所拥有的物品和财物好。凡是做这类事情的人，都不是君子。第四戒：凡是救治病人的人，不可为了游乐而登山、带酒游玩；也不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离开家中。凡有抱病前来的人，必须亲自诊视，用心辨证开药，还要依照医经写出药帖。绝不可杜撰药方，以免受到别人驳斥诘问。第五戒：凡是娼妓以及私人家中请医生诊视，也应当端正自己的态度，把她们看作良家女子，不可存有其他想法或戏弄调笑，以此谋求不正当的关系；诊视完毕就应当离开。贫困窘迫的人，药金可以“可璧”（原文如此，词义不明）；诊视回来时，只可以给她药，不可再次前往，以免希求邪淫的报偿。第一要：先懂得儒家的道理，然后才能懂得医家的道理；无论内科还是外科，都要勤读古代明医确切论述的医书，早晚手不离书，逐一参究明白，使各种道理融会贯通、随机应变，铭记在心，运用于观察之中；这样每当面对证候时，自然不会有差错。第二要：选择购买药品，必须遵照雷公炮炙的方法。有些药要按照方剂修制配合，也有些药要根据病情随时加减。汤剂、散剂应当临近需要时备办，丸剂、丹剂则必须预先制好。常用药放得越久越灵验，“线药”（原文如此，药物名称不明）存放得越陈旧，性质越异常。用药不要吝惜珍贵药材，最终一定能够救治病人。第三要：凡是乡里同道的医生，不可产生轻视、侮辱和傲慢之心，务必要谦逊和善、谨慎自持。年长的人要恭敬他，有学问的人要把他当作老师来侍奉，骄傲的人要对他谦让，不如自己的人要推荐提拔。这样自然不会招来诽谤和怨恨，确实应当以和睦为贵。第四要：治理家庭和治理疾病是相同的道理。人如果不爱惜元气，过度损耗它，各种疾病就会由此产生；轻则身体衰败离散，重则丧失性命。治理家庭如果不巩固根本而一味奢华，花费过度，轻则没有积蓄，重则陷入贫困窘迫。第五要：人的性命受之于天，不可辜负上天赋予的性命。凡是想要进取做事，都应当先知道对方的心意是否顺从，并体察天道的顺逆。凡是顺应天理而取得的，人们都会相互庆贺。若违逆天理而取得，子孙就不会吉利。做人为什么不轻视财利、远离祸害，以防止将来受到报应呢？第六要：凡是乡里亲友之间的人情往来，除了婚丧、疾病和庆贺之外，其余家务以及馈赠往来的礼物，都不可追求奇特、争强好胜。每餐只可以有一条鱼、一道菜：一是节省费用，二是爱惜俸禄，这是说广泛求取不如节俭使用。第七要：贫穷人家以及以游食为生的僧人、道士和衙门差役等人，凡是前来看病的，不可向他们索要药钱，只当作施药。再次遇到贫困艰难的人，应当量力稍作赠送，这才是仁爱的医术。不然，有了药却没有柴米饮食，性命也难以保全。第八要：凡是有所积蓄，无论多少，都应当置办产业作为根本。不可购买玩赏器物和不重要的物件，以免浪费钱财。也不可组织银钱会、酒会之类的活动，以免妨碍生意。这些事情都必须一概禁止，自然可以断绝诽谤和怨恨。第九要：凡是诊室中使用的各种物品器具，都要精细齐备、整齐完好，不得临时缺少。还要寻找并参看古今前贤的书籍，以及近来名公新刊的医理著述，以资助自己的学问。这确实是医家的根本事务。第十要：凡是官府衙门所请，必须迅速前往，不得怠慢拖延。要怀着诚意恭敬对待，说明病因，开具方药（原文作“开俱方药”）。病愈以后，不得图谋索取馈赠礼物，也不得谈论百姓的情况，以免招致罪过。平时不要接近官府（原文“闲不近公”语义不明），自然应当遵守法令。《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宋代　撰写人不详】医工论。凡是从医的道理，必须先端正自己，然后才能端正万物。所谓端正自己，是指能够明白医理，从而穷尽医术。所谓端正万物，是指能够运用药物来对应疾病。这样做以后，事情一定能够成功，功效也一定会显著。如果不能端正自己，怎么能够端正万物呢？不能端正万物，又怎么能够治愈疾病呢？现在把这篇文章列在篇首，用来劝勉学习医术的人。凡是做医生的人，性情应当温和文雅，志意必须谦逊恭敬，举动都要合乎礼节，行为应当和善柔顺；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矫揉修饰。要广泛收集方书和医论，博通医理，明白运气，晓得阴阳，善于诊脉，精于观察，辨别真伪，分清寒热，审察标本，认识病情的轻重。疾病轻微时不可把它说得严重，事情容易办时不可把它当作困难来处理。对贫富之人用心都应当一样，对贵贱之人用药也不应有差别。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几乎接近医道了。与此相反的人，就是天下生灵的巨大祸害。凡是做医生的人，遇到有人请召，不论地位高低、路途远近，都必须前往。到了病人家中，必须先问以前是否请过医生。还要问以前服过什么汤药。是否已经用过下法。这样才可以了解病情究竟是虚还是实。如果已经用过下法，病情就属于虚了。还要进一步根据病情斟酌详察，这样就可以避免错误。此外，治疗小儿的方法，必须明白南北地区禀赋不同，也必须察知土地气候寒温有异，不可一概采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古人对此最为谨慎。《医宗必读》【明代　李中梓】不失人情论。

译我曾读《内经》读到《方盛衰论》，篇末说“不失人情”。每当读到这里，我没有不惊然起身、感慨长叹，赞叹轩辕、岐伯对人情的体察是多么深刻。不违背人情，是医家极其急切需要做到的事，然而实际上却很难做到。大致说来，人情有三类：第一是病人的情形，第二是旁观者的情形，第三是医生的情形。所谓病人的情形是：五脏各有偏性，七情各有偏胜；阳盛的脏宜用凉法，阴盛的脏宜用热法；能够耐受毒性药物的人，缓和的药剂没有功效，不能耐受毒性药物的人，峻烈的药剂反而有害；这就是脏气各不相同。对于活动或安静，各有喜欢和厌恶；对于饮食，也各有喜爱和憎恶。天性喜欢吉利话的人，听到警告性的话就认为不对；心中多忧虑的人，听到安慰的话又说是虚假。本来就不信任人的人，忠告很难实行；多疑的人，听到深切的话反而忌讳；这就是好恶各不相同。富有的人往往任性而不遵守禁戒，尊贵的人往往自尊而骄纵，违背道理；这就是交往情形各不相同。贫穷的人衣食尚且不能周全，何况药物呢？卑贱的人内心焦虑劳苦，身体也不舒适，从他的心情便可以知道；这就是调治情形各不相同。有的人刚刚相信了正确的言论，又接受新的错误说法，意见纷杂而失去方向，最终只能成为空想；这就是没有主见所造成的害处。有的人最害怕采用奇特的治法，只求稳妥；但面对车载柴薪般的大火，只用一杯水去浇，难免失败灭亡；这就是过分谨慎造成的害处。有的人处境和遭遇不顺，谋求的事情没有成功，内心深深牵挂，即使有良药也难以医治；这就是患得患失造成的害处。有的人性情急躁，却遇到病程缓慢的疾病，于是频繁更换医生，导致各种药物杂乱投用。有的人性情迟缓，却遇到发病急骤的疾病，拖延迟滞而形成难以挽救的局面；这就是缓急失当造成的害处。有的人一听到参、朮沾唇就害怕补益，心里先感到痞塞。硝、黄一入口就害怕攻下，精神马上惊惶不安；这就是先入成见造成的害处。有的人忌讳谈病而不肯说，有的隐情难以告知，甚至故意隐瞒病状，拿脉诊来试探医生；却不知道自古以来的圣贤名医，从没有舍弃望、闻、问而只凭一脉诊病的。比如气口脉旺盛，只能知道是饮食所伤；至于哪一天受伤、伤了什么食物，难道能凭脉象知道吗？这些都是病人的情形，不能不加以察知。所谓旁观者的情形是：有的人固执地坚持看似有根据的说法，但病人的病情未必相符。有的人凭空发表没有根据的话，却连医理是什么都从未真正了解。有的人掌握是非的裁断权，赞同自己的人就说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说错，结果真正的是非反而无法辨明。有的人固守肤浅的见解，头痛就只救头，脚痛就只救脚，却有谁知道什么是标、什么是本呢？有的人因为尊贵者坚持己见而难以抗拒，有的人因为亲近的家属抱有偏见而难以改变。又如推荐医生往往关系到生死：有的人因为私人情面深厚而推荐，有的人因为庸浅医生偶然见效而推荐，有的人因为相信对方能说会道而推荐，有的人因为贪图对方的酬谢而推荐；甚至连薰和莸都分辨不清，就任意妄加品评。赞誉一个人时，连盗跖也能说成舜；诋毁一个人时，凤凰也能说成猫头鹰。结果使怀有奇才的医生拂袖离去，让病势深重的患者坐等死亡。这些都是旁观者的情形，不能不加以察知。所谓医生的情形是：有的用巧言欺骗人，有的用甜言讨听者喜欢，有的强词争辩来欺骗别人，有的用危言恐吓别人；这就是便佞之流。有的结交攀附亲友，有的修好笼络僮仆，有的经营谋求占卜和推荐，有的没有受到邀请也自行前往；这就是阿谀奉承之流。有的人胸中毫无学问，却诡称医术是神灵传授，目不识丁，还假托有秘传；这就是欺诈之流。有的人对望、闻、问、切完全不放在心上，枳、朴、归、苓等药一到手就随意撮取，妄称别人愚昧而自己明白，别人一生的病情自己都熟悉；这就是轻率冒进之流。有的人嫉妒成性，把排挤别人当作事情来做，表面上好像同心协力，暗中却不断侵蚀诋毁，是非颠倒，朱色和紫色混杂不分；这就是进谗嫉妒之流。有的人贪图获利而无知，轻视人命；即使病情处在危急疑难之中，良医也难以保证治愈，仍然会极其周详谨慎，希望挽回病势。可是这类人贪图功劳，妄自轻率地投用药剂，直到病情败坏，便嫁祸毁谤别人来为自己文饰；这就是贪图侥幸之流。有的人各自坚持意见，彼此异同不能决断；曲调高雅，能唱和的人就少；道理高深，毁谤的人反而多；一个人教导，能接受的有多少，众多楚地口音一起喧哗就容易扰乱；这就是庸浅之流。有的人与病家一向相识，只想敷衍着求取功劳。有的人与病家素不相识，只是偶然受请来辨证。病家既然不能辨识医生，就一会儿请赵医生、一会儿请钱医生；医生又没有谁肯承担责任，于是只顾使用苓、梗之类药物（原文“倏赵倏钱”“惟苓惟梗”语义有疑）。有的请来许多医生，让他们彼此观望，谁也不先作出决定。有的因为关系到利害，彼此都躲避嫌疑。只求自己免受怨责，这确实是做到了。却白白错失了治疗的时机，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这是因为对医理认识不真切，却又不能专一地任用一位医生。凡是像这些情况，哪一样不是人情呢？而且人情的具体情形还有很多，难以全部说尽。圣人把不违背人情作为戒律，是想让学习的人思考并谨慎对待，不要受到鄙陋习俗的侵害罢了。即使如此，若一定期望完全不违背人情，就难免迁就；可是迁就会妨碍病情，不迁就又会妨碍人情。有些病情绝对不能迁就，却又有些人情不得不迁就，这又能怎么办呢！所以说：这实在是非常难做到的事。行为端方、才智圆融、内心谨慎、胆识果断论。孙思邈告诫医生说：行为要端方，才智要圆融；内心要谨慎，胆识要果断。唉！医生的神妙和良善，全都包含在这几句话中了。存心淳厚谨慎，举止安详和善，说话不轻率出口，目光不胡乱张望，不生起嫉妒之心，不产生贪念，不轻视贫贱之人，不畏惧劳苦，查考医书而精心求取医道，面对病人的疾苦心怀悲悯；像这样的人，称为行为端方。知道人的禀赋有厚薄，年龄有老少，形体有肥瘦，性情有缓急，处境有贵贱，风气有柔弱和刚强，天时有寒热，昼夜有轻重，气色有吉凶，声音有高低，患病有新旧，运气有太过和不及；能够知道常态，也能知道变化，能够通达神妙，也能够明察事理；像这样的人，称为才智圆融。望、闻、问、切必须详尽，补、泻、寒、热必须辨明；要常想到人的性命极其重要，冥冥中的报应难以逃脱，一旦诊治发生差错，经历长久劫数也无法忏悔，怎么能不谨慎呢？像这样的人，称为内心谨慎。该补就补，该泻就泻；该用热法就用热法，该用寒法就用寒法。抵当汤、承气汤，适时使用便能起死回春；姜附理中汤，常常投用便能救治垂死之人。分析医理详尽明白，不要抱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像这样的人，称为胆识果断。这四方面看似分开，实际上是相互结合的。世上从没有既详尽谨慎却拘泥成法而伤害人的人，也没有只求灵活变通却败坏名节、损害自己的人。行为端方的人，才智必然圆融；内心谨慎，只是害怕有所失误；胆识果断，是因为已经根据病证明确知道该用什么药。有时采用大力攻下，有时采用小量补益，表面看似胆大，却不知道如果不这样治疗，病就不能解除；这正是用胆识果断来实行内心谨慎。所以，内心谨慎和胆识果断结合起来，就形成才智圆融；内心谨慎、胆识果断和才智圆融结合起来，就形成行为端方。世人都疑惑行为端方会妨碍才智圆融，内心谨慎会妨碍胆识果断，所以特意把这些道理表明出来。《本草经疏》【明代　缪希雍】告诫医生五条。

译人的各种疾病，都是因为不爱惜众生的身体性命，耗尽他人的财物，喜欢杀害禽兽昆虫，喜欢鞭打楚毒卑贱之人，甚至无故施用酷刑，加害无罪之人；种种业因，便招来这样的苦报。既然从事医生这一职业，为人掌管性命，见到各种苦恼，就应当生起悲悯之心，详细查阅方书，精心钻研医道，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务必期望治疗得当。应当经常自己思考：药物不合病情，病情又不合治法，这两方面只要有一方面违背，药物一旦咽下就无法挽回。人的性命极其重要，冥冥中的报应难以逃脱，不要为了眼前的衣食，在千百劫中给自己招来无法忏悔的罪过。应当以此为戒！对此应当恐惧，不应当欢喜。凡是做医生的，首先应当读书。凡是想要读书，首先应当认识文字。文字，是文章的起点。连字义都不认识，怎么能理解文章的道理呢？文章的道理不能贯通，动不动就会形成阻碍。即使眼前满是诗书，精神却不能领会，遇到事情就处处滞塞，又怎么能有所省悟和领会呢？这就好比面对墙壁，也像木偶一样；指望这样的人救济百姓的疾苦，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所以古时称为太医，如今称为儒医。所谓太医，是读书穷究医理，以自身心性为根本，再用事物加以验证，战战兢兢地求得符合医道，即使在仓促紧急的时候，也不敢有丝毫放纵的人。除此以外的，不过是庸俗的医生，不能称为医者。凡是做医生的，首先应当识别药物。药物的产地不同，种植地域不同，药材的精良和粗劣就会大不相同；采收不得时，药力和功用也会完全不合。又或者市集药铺用装饰伪造药材，足以以假乱真。如果不能确认药材的形状和质地，仔细品尝并辨别气味，很少有不被它们误导的。这就好比将领不了解兵器，又凭什么建立功业呢？医生对于药物，也正是如此（原文“亦犹是其”句末“其”疑有讹误）。既然已经识别药物，就应当学习药物的修制方法。《雷公炮炙论》固然是修制药物的大法，其中有未尽之处，也可以根据道理融会贯通；必须亲自办理，不能图省事敷衍。这就好比饮食，烹调失去分寸，尚且不能使人受益，反而会增加危害，何况药物还关系到人的身体和性命呢？对此难道能不谨慎吗！凡是做医生的，应当先使心胸虚静，使灵明的心境空旷，本来不存一物。如果固执自己的见解，便会与外物相对抗；自己的见解一旦坚固，势必轻视别人。认为自己正确、别人错误，便会同外界处处对立；本来空明的灵性，也会动辄被这种成见堵塞。即使每天亲近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最终也不能得到益处，直到白头仍旧是原来的自己，实在可悲。固执己见而不能变化，不仅会害自己，还会加害别人；在清静的夜晚深入思考，实在应当感到惭愧羞耻。何况人的才识，若不是天生就知道，必定要借助请教和学习才能获得。请教和学习所带来的益处广博得难以估量，如果不能虚心，又从哪里接受这些知识呢？不以没有学问为耻，反而以向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自以为是、把自己当作圣人，这对医道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不是极其愚昧的人，难道不会警醒反省吗？医生不担心医道和医术不精，却担心取得的钱财不多。舍弃本职，专门从事旁门求取，借助权贵的宠幸，希望他们替自己说话，以求获得世人的重视；即使得到很多钱财，却没有拔除病苦、救济生命的功德，想到来世，难道不该受到报偿吗？这样想来，所得的是苦而不是乐，所以应当勤奋求学医道，以救济众生和性命；即使取得功效，也任由对方自行酬谢，不要责求丰厚的报酬；用平等之心施治，不要轻视贫贱之人。这样，德行就会植根于自身，鬼神也会在冥冥中赞助。以上所告诫的五条，都关系到医生的才品、医道、谋利、救济以及功过。仰望后来学习医术的人都能俯从我的劝告，这样就能进入医道，而不局限于医术技巧。这难道不是天下苍生最大的幸运，也是医道最大的光明吗！《医门法律》【清代　喻昌】论治病。我喻昌考察，春秋时期左氏谈论医理非常详尽，到了汉代，儒者已经不再学习医学。太史公所写的仓公等人的列传，鲜有真正阐发医理的地方，何况其他著述呢！此后如《华元化传》之类，逐渐涉入妖妄之说，实际上是儒者先行断绝了医学脉络。唐代把医家列入方技之流，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九灵山房集》论述医生应当广泛穷究各类书籍，探求圣贤的意旨，明白天地造化的归结；对医生的期望，难道不是很高吗！医道如果不精研，就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不博学，就不能达到精要。所以前人创立教育之法，必定让学习者先读儒家经典，明白《易》的道理和《素问》的内容；即使是《本草》《脉经》，也一点不能忽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四书，就无法通晓义理的精微；没有《易》，就无法知道阴阳的消长；没有《素问》，就无法认识疾病；没有《本草》，就无法认识药物；没有《脉经》，就无法通过诊察脉候来了解寒热虚实的证候。圣贤向人指示道理，只是略举端绪罢了。后来的学习者必须会通各部书籍的长处，参照自己的所见来施治，这样才可以。治病有六种最大的过失：失误在不审察病情，失误在不相信医嘱，失误在耽误时机，失误在不能选择医生，失误在不了解疾病，失误在不了解药物。《史记》又说：骄横放纵，行为不合道理，是第一种不能治愈的情况。轻视身体而看重钱财，是第二种不能治愈的情况。衣食不能适当安排，是第三种不能治愈的情况。阴阳失调，脏腑之气不稳定，是第四种不能治愈的情况。形体瘦弱，不能服药，是第五种不能治愈的情况。相信巫术而不相信医生，是第六种不能治愈的情况。如今的病家，这些正是普遍存在的弊病。孙思邈说：世间常有病人的亲友、故旧和交游前来询问病情，这些人从未经历医事，也没有读过方书，却自以为聪明，假装明白医理，谈论异端邪说；有的说是虚证，有的说是实证，有的说是风病，有的说是气病，纷纷发表错误的说法，种种意见各不相同，扰乱病人的心意，使人不知道究竟谁说得对。病情因此拖延，迟迟不能治疗，时机从不等待人，灾祸突然降临，众人各自散去。这种情形，如今尤其严重。必须选择品行好的人和高明的医生，能够辨识疾病的深浅，探究方书的奥妙，博览古今医籍，这样才可以托付任用；否则就会严重误事害人。《寓意草》【清代　喻昌】先讨论病情，后讨论药物。

译从上古直到今天，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医生；他们虽然在神圣贤明的程度上各有不同，但必定不能舍弃规矩准绳而妄论方圆平直。所以治疗疾病必须先认识疾病，认识疾病以后才能讲论药物。药物，是用来战胜疾病的。认识了疾病，即使从成百上千种药物中任选一两种使用，也能有神奇的功效。不认识疾病，就会分歧很多，用药也会感到迷乱。各种药物都可能伤害人，何况那些药性最为偏激峻烈的药物呢？近来学习医术的人越来越多，医学却越来越荒疏，于是形成了一个只讨论药物而不讲论疾病的世界，其中因误治而夭折的人多得无法哀悼。有人认为这是杀伐之运造成的，却不知道天道难道喜欢杀戮而厌恶生养吗？我常见仕宦之家，请医生诊察完毕，立即要求医生确定方剂，以表示自己慎重；却根本不问疾病从哪里开始，药物应当如何对应，致使医生用模棱两可、迎合取容的办法，妄自发表议论。等到药物没有效果，就把责任推给没有药物；其实不是没有药，而是因为不了解病情，不敢讨论使用能够战胜疾病的药物。可悲啊！《灵枢》《素问》《难经》《甲乙经》这些没有方剂的医书，完全不加考究；而后来一切有方剂的书，却被奉为灵验珍宝。比如朱丹溪一家的学说，他的《脉因证治》一书，先论脉，再论病因，再论证候，最后才论治法；这样的一部书反而不流行。而《心法》一书，各种方剂杂乱并列，人们却共同尊奉它。《本草》只叙述药性的功效，人们并不特别喜爱；到了缪氏的《本草经疏》，兼而叙述药性的偏弊，人们却一定把它挂在臂后，随身珍藏。却不知道草木的药性，也正是取其偏性来通达人的使用；至于它的偏弊，本来不必特别说明，一旦说明而使人弃置不用的药物就多了。为什么不把《本草》中的各种药物全部删去，只留下五七十种没有弊端的药来使用呢？这样岂不是违背了《周礼》命令医生采集毒药以供医疗之用的本意，也违背了历代帝王担心《本草》记载不完备而广泛采集、增补药物的用意吗？想要破除这种疑惑，没有什么比详细讨论病情更好的办法。病情经过明确讨论，就会有这样的疾病便有相应的药物；疾病千变万化，药物也应当千变万化。暂且不论天地造化生发心意的奥妙，单说某种疾病以某种药为良药、以某种药为劫害之物，也要到这时才能确定名称和界限。如果不讨论病情，那么药物的良、毒、善、恶，又从哪里确定呢？由此可见，所谓药性的良毒善恶，与所谓病体的良毒善恶，并不是一回事。而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偏偏要拘泥于药性来决定取舍，这是多么浅陋啊！所以我喻昌讨论病情，并不是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古人登坛指挥调度，后来事情的结果从不违背先前的判断。把米堆聚得像山一样，事先筹划已经足够宏大周详。医学虽然只是小道，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呢？我喻昌虽然不能改变世俗，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榜样阐明疾病的机理；至于别人能不能采用，又何必计较呢？讨论病情的格式。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龄多少，形体的肥瘦长短怎样，面色的黑白、枯润怎样，声音的清浊、长短怎样，人的形体和心志处于苦恼还是快乐怎样；疾病从哪一天开始，起初服用了什么药，后来又服用了什么药；哪一种药稍有疗效，哪一种药没有疗效；目前白天和夜间哪一时段病情较重，寒证和热证哪一种表现更多；饮食喜欢和厌恶什么，进食多少；大小便是通畅还是涩滞，有无异常；脉象的三部九候中，哪一候单独出现异常；二十四脉中，出现的是哪一种单脉，又有哪几种脉兼同出现；所表现的证候，究竟是内伤、外感、内外兼有，还是既非内伤也非外感；依据医经判断是什么病，标病和本病的先后次序在哪里；应当采用汗、吐、下、和以及寒、泻、温、补中的哪种治法；所用药物在七方中属于哪一方，在十剂中属于哪一剂，在五气中属于哪一种气，在五味中属于哪一种味；应当以哪一种汤剂名称作为加减配合的依据；疗效应当确定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些都要一一说明清楚，务必做到丝毫不差。这样就能使众人信服，确实成为医家的典范，也不必再铺陈文章了。所谓某年，是指年份的干支；治疗疾病首先要明白运气。所谓某月，是说治病必须以四时为根本。所谓某地，是要辨别地势的高低、环境的燥湿，以及五方气候各有不同的适宜条件。所谓年龄、形体、声音、气息，是把这些情况与脉象相互印证，以求治疗万全。所谓形体和心志的苦乐，是用来验证七情以及劳逸情况。所谓疾病开始于哪一天，是为了察知病程的久近以及传变情况。逐一询问病证和药物是否见效，是用来斟酌和校正自己的判断。询问昼夜和寒热，是为了辨别病在气分还是血分。询问饮食和大小便，是为了察知肠胃是否调和。三部九候中哪一候单独异常，是为了推察十二经脉中究竟是哪一经受病。二十四脉中出现哪一种脉，是为了审察阴阳、表里，使判断没有差错。依据医经判断是什么病，是因为病名正确，论述才顺当，治疗也才能合乎法度。辨明标本和先后次序在哪里，是为了认识病情的轻重和治疗的步骤。决定采用汗、吐、下、和以及寒、温、补、泻中的哪种方法，是为了寻求确定而不出差错的治疗法则。七方，即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是药物配制的制度，不能随意滥用。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是药物适用的类别，不能笼统使用。五气中属于哪一种气，五味中属于哪一种味，是用药最高明的法则，即在寒、热、温、凉、平五气中取其一，与酸、辛、甘、苦、咸五味相配合。引用某个汤剂的名称来说明加减，是遵循古法而不是自作主张。确定在什么时候见效，是逐段辨析而不出差错，并根据疾病的新久和五行来确定痊愈的期限。如果这样做，医案记载在册，医术的高下自然能够确定；积累几十年，即使治疗千万人也不会出错。《日知录》【清代　顾炎武】论医。

译古代的时候，庸医会杀人。如今的时候，庸医既不杀人，也不救活人，只让病人在不死不活之间拖延，使病情日益加重，最终还是走向死亡。药物有君药和臣药，人有强弱不同。药物有君臣之分，用量就有多少不同；人的体质有强弱之别，剂量就有一半或加倍的区别。用量多，药力就专一；药力专一，疗效就来得快。用量加倍，药力就厚重；药力厚重，作用就深。如今用药的人，大多用药泛杂而且各种药量平均停留，既看不清病情，又不能果断治疗，所以疾病不能痊愈。世人只把不杀人看作贤能，哪里知道古代的高明医生，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周礼》说，医师在年终考核他的医疗事务，以此决定他的俸禄：十人全部治愈为上等；十人中有一人失误，次一等；有两人失误，再次一等；有三人失误，又次一等；有四人失误则为下等。这样看来，即使十人中有三四人失误，古人仍然任用这样的医生。而淳于意回答汉文帝时，还说自己常常会有失误，臣意不能做到十全十美。《易经》说：“蛊卦上九爻，事情发展到父辈的蛊弊，最终会显露出悔吝。” 为什么偏偏要取得那种养成蛊弊的功名呢？只是认为那个人即使因此死亡，也不是出于我的作为。唉！这就是张禹使汉朝衰亡的原因，也是李林甫使唐朝衰亡的原因。《唐书》引用许引宗的话说：古代的高明医生，首先只是辨别脉象。脉象辨别精确以后，才能认识疾病。疾病和药物如果正好相应，只需单独使用一味药，直接攻治那种疾病；药力既然纯一，疾病立即就能痊愈。如今的人不能辨别脉象，认识病因病源时只是凭情理臆测，于是添加许多药味。这就好比打猎时不知道兔子在哪里，却派出许多人马，把空地四面围住，希望其中有一个人能捉到兔子；这种方法也太疏漏了。假如其中有一味药偶然对证，其他药味却相互制约，使药力不能发挥，所以难以见效，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后汉书》说，华佗精通方药，开立的方剂不过几种药物。《易经》师卦六五爻说，任用九二爻所代表的人就吉利；如果再参杂三爻、四爻所代表的人，就会凶险。所以官员太多就会混乱，将领太多就会失败，天下的事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