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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台湾资料清经世文编选录》《清经世文编选录》附录一：《正谊堂文集》选文 附录二：《绿野斋集钞》选文 附录三：《籀经堂类稿》选文 附录四：《小酉腴山馆文集》选文 《清经世文编选录》《请开台湾米禁疏》《条陈台湾事宜状》《治台湾私议》《台湾设官庄议》《上福节相论台事书》《台湾城工可缓议》《与程梓庭制府书》《上杨中丞书》《上某兵备论治台书》《议复水师李提督台湾治略》《筹防之策》（二条） 《乞总署代奏下忱书》《论日人经营台湾》《论台湾亟宜变法》《种樟熬脑说》《台湾盐务考》《请开台湾米禁疏》浙闽总督高其倬 我私下查考，福建省泉州、漳州二府，向来依靠台湾米来供给百姓粮食。自朱一贵变乱以后，巡台御史担心台湾米运出去接济海盗，又担心听任百姓搬运会导致台湾米价上涨，或发生事端，于是禁止米粮过海。泉州、漳州的百姓有没有米，都不予顾及。却不知道台湾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所产的米一年丰收，足以供给四五年的食用。百姓用力耕田，本来是为了自己食用，也打算卖米换钱。一旦一律禁止，囤积的米就会废置无用；这既不利于台湾，也不利于泉州、漳州。归根到底，泉、漳百姓势必要买，台湾百姓也势必要卖。查禁即使很严，也不过白白造成官役索贿后私自放行的弊端。臣认为开放台湾米运输，有四项好处：一是泉、漳二府百姓有所凭借，不会苦于缺粮；二是台湾百姓既不苦于米积存无用，又能获得出售的利益，开垦田地就会更多；三是可以免除泉、漳、台湾百姓因米粮进出而受到胁迫勒索的困扰；四是泉、漳百姓既有台湾米可吃，自然不会再搬买福州的米，福州百姓也可以稍微免除粮食缺少的忧虑。至于开放米禁，有两处需要防范，也不能不详细考虑。第一，担心泉、漳百姓任意搬买米粮，可能导致台湾米价上涨。查台湾土地一年丰收，足以供给四五年的食粮。今后应在冬季收成时，详细确查年成。如果台湾丰熟，就开放米禁；如果年成歉薄，就禁止贩卖。即使年成稍丰而一时偶然出现米价上涨的情形，臣也会随时查禁，绝不敢疏忽而滋生事端。第二，担心买米的船只接济海盗。查海上劫米为盗的很多，买米给海盗的其实很少。福建历来的各位大臣既然对此过分谨慎，臣也不敢不在此事上详细防范。今后泉、漳百姓到台湾买米，都令其在本地报明，说明要到台湾买多少米、运往某处贩卖，并取得联保具结，详细报送臣等衙门；同时迅速行文台湾以及米粮出售所在的府县，由两处共同稽查。如果没有按规定到报，就视为私自贩卖，必须严惩联保，并查出本船人员，全部依法从重处理。这样查验防范，自然不会造成接济海盗的情形。——录自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政》。《条陈台湾事宜状》（雍正□年）台湾知府沈起元 下官既没有才识，又初到台湾，见闻不广，没有什么可以仰助大人的高明，哪里敢贸然插嘴？只是有些事情不忍不说、不敢不说，惟愿大人宽恕我的狂率，并察知我的愚拙诚心，那就万幸万幸了！

译一、偷渡的禁令不能不改换办法。因为其中有必须禁止和必须不能禁止的两类人，而按照现在的法律处理，便会两者都失当。所谓必须不能禁止的，是漳州、泉州内地那些没有户籍、没有田地可耕、没有工可做、没有食物可求的百姓。他们一到台湾，上等可以致富，下等也可以温饱；各种农、工、商、买以及百工末业，按工计酬，大体都比内地高出几倍。若一定要说你们就坐着饿死，不许到外地求生，既不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况且有的亲戚、兄弟在台湾已经成业，这边需要人帮助料理，那边可以相互依靠求活，合在一起两全其美，分离开来双方受伤，这就是必须不能禁止的。所谓必须不能不禁止的，是海外之地，作奸犯科的人动不动就渡海；在内地成为漏网之鱼，在台湾则成为滋养奸邪的根源，这就是必须禁止的。法律应当只禁止奸民偷渡，不应禁止良民渡海；而且必须允许良民渡海，然后才能禁止奸民偷渡。为什么呢？要禁止奸民，就必须实行重法；要实行重法，就不能不区别奸民和良民。如今却不是这样，只禁止偷渡。奸民、良民混杂其中，怎么可以一概施以重法？不得已，只能按杖责并遣返回内地的办法处理。即使其中有奸匪，因为在台湾无法分别，也会从轻处理；这样对奸民来说，哪里足以表示惩罚？百姓渡台，如同水往低处流，群流奔涌汇聚，却想用轻法阻止它，就像用一只手挡住崩溃的堤坝，必定做不到。用轻法尚且不能阻止良民渡海，更何况要阻止奸民渡海，又能有什么指望！何况沿海内地到处都可以登船，台湾沙澳处处都可以上岸，汛口官役无法逐一查缉；即使每天处分几个官员，也无济于事。力量无法禁止，却只会使偷渡的良民遭受沉船溺亡的惨祸、流离失所的痛苦，实在到了不忍说、不能说的地步。而偷渡的奸民仍把台湾当作逃亡藏身之地，今天驱逐，明天又来，最终恐怕会导致盗贼充斥、奸匪横行，祸患将难以言说。必须允许良民渡海，然后才能禁止奸民偷渡。仍照此前升道吴某所议，有人要来台湾，就令内地州县查明其有无过犯，取得族人、邻里的确实保结，发给文照，让其来台湾入籍，不要让吏胥从中阻挠。这就像开设一扇正门，接纳善良百姓前来。那些作奸犯科、成为匪徒而州县不准发给文照的人，便只能偷偷渡海；然后将他们抓获，按重法惩处，这样奸民便不能混杂其中，良民也能够安心从事自己的事业。如果说渡台的人就不是良民，或者即使是良民，台湾也必定容纳不了太多，为了防备将来的祸患，那就完全不是这样。如今台湾的人，都是福建、广东一带的流民。听说在从前，那里的民风最为淳厚；近来虽稍有浇薄，但终究还畏惧法律，容易治理。所谓奸匪恶少，也不过像斗米中难以升出一粒谷子一样，遇到一个贤能的主管官吏加以清理整治，就会变好。这在内地也是如此，并不只是台湾如此。况且人喜欢生存、厌恶死亡，本来就有相同的情感。假如让他们家庭安定、农商各安其业，即使驱使他们作乱，也不会有人响应。如果担心人口太多，那么台湾现在的人也还不算少；即使内地的人，也未必就不值得担忧。况且开放渡禁后，台湾人口也未必立即增多；渡禁严厉时，来台湾的人也并没有因此减少。昨天听王镇说：近来台湾百姓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大概是因为不禁止渡台，农、工、商、贾都能自由来往。自从禁止以后，一旦离开就不能再来，所以来的人便不敢再离开；所以禁令越严，人口反而越多。这是王镇根据亲身经历所说的话。可见今天禁止渡台，对国计毫无补益，却徒然损害百姓，显然绝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总的原因是，此前台湾发生变乱，只是因为任官者撤去武备、毁坏法纪，平时想尽办法酿成祸乱，临到变乱时又仓皇失措。事情失败以后，他们深深忌讳其中的真实原因，于是更改说辞，不责罚上层官员，反而归罪于下层百姓，认为这是流民造成的，认为台湾百姓如此可怕，处处采取因噎废食的办法，怎么能不令人感叹！如果把这些原因逐一向皇上说明，使皇上知道当日台湾变乱在于没有兵力而不在于有百姓，在于没有良官而不在于人口多；如今只应选择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和养育百姓的方法，那么我们神圣的天子一定能豁然明白，不肯为无益的禁令而过分忧虑了。至于携带家眷的说法，更在宪台大人洞察之中，下官没有必要再作多余的言辞。

译一、调任的新命令过于仓促。台湾远隔重洋，六年任期确实太久，所以承蒙宪台大人提出三年更换一次的建议，又蒙皇上体察臣下，无微不至地下达了一年更换一次的旨意，这实在是超越常世的恩典。但下官认为，如果希望治理得好，就非长期任职不可。三年考核政绩，是千古不变的良法。何况台湾目前正需要经营治理。因为台湾的章程草率，不能与内地相比。内地的规模，是承袭历代文明治理形成的；而台湾自本朝开疆以前，还属于洪荒蒙昧之地，起初又承接郑氏草窃之后，只能苟且从事。六十年以前，在这里任官的人，只把它作为贪污放纵、奢侈享乐的资助之地，没有真正经营地方。因此赋役不均，疆界没有确定，城栅没有建立，番汉事务的处置没有法度，上下只求苟安；幸而熟番淳朴安静、生番愚钝无知，所以容易治理。到了今天，土地日益开辟，百姓日益增加，熟番的知识日益增长，生番的情状也逐渐通达，正需要廉洁能干的官员经营治理此地，使流民变为土著，使熟番变为汉人，使生番变为熟番，均平赋役，厘正疆界，治理城邑，以保障海滨一带的内地，当前最要紧的就是这些。然而要使治理达到盛效，即使才干非常出众，也不是三年不能见效。虽蒙圣恩周详，先命其学习半年，但能够学习的也只是公文和案件而已。至于为政之道，取决于任职者本人；人人各有心思，各有志向。追求名声的人有喜好立功、谋求升迁的心思，贪图利益的人有刻薄苛敛的办法。即使有真心为国为民的人，意见也各不相同；一番更换，必然有不同的做法，下属听从谁才是？而且人先安定心志，才能处理政事。如今一年以后，事情的头绪刚刚理出一些，任期却将结束、心里已有离去的打算；任官者知道自己的功业不能完成，便意志消沉，下属预料到命令不值得长期遵守，便人心涣散，没有不日益草率敷衍的。这是事理本来如此，也是形势必然导致的。此事关系地方极大，应奏明仍以三年为任期，以半年作为协理学习的期限，这对地方是幸事。一、水师的偏裨将领不宜任用闽人。向来台湾的士兵，大多骄横懒惰，成为风气。近来军队人数充足，约束也很严格。但听说各路分防的将校，终究有不能严格约束部下的。推究原因，实在是因为将领就是闽人，那么部下士卒不是他过去的同伴，就是同乡亲戚。提、镇等大员身份尊贵、权势重大，可以弹压部下。至于参将、游击以下的将领，身份相互接近，感情又十分亲密，彼此握手相对、同住而无猜忌；若不是犯下很大的罪过，谁不会姑息？长期习惯如此，渐渐就无法控制了。闽海水师本来不能不用闽人；至于将校，似乎仍应由外省人统领。比如江、浙、粤东人，也都能熟悉水道。将领与士卒异地任用而相互制约，便能使将校依法约束部下而无所顾忌，也能使士兵自觉严格遵守约束，不敢怨恨，这也是改变积习的一点权宜办法。以上三条，下官不顾愚昧，私下认为是台湾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考虑是否可行便冒昧陈述，惟请宪台大人裁量选择。——录自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政》。《治台湾私议》（雍正□年）台湾知府沈起元 台湾这一小块土地，自开辟以来不知有几千万年，别说没有列入版图，即使《淮南》所记的怪异传说、《山经》所记的奇异之事，也没有涉及。明代时，郑氏“贼人”潜踪于此，引来了红毛人。明末郑氏“贼人”又占据这里作乱，直到本朝剪除这些妖氛祸根，台湾才列入版图。几十年来，七百多里的重洋于是成为内地的水域；侦察船、商船往来，如同在内港游行。糖和粟米的富足，在福建省首屈一指；地势形势雄壮，巍然成为东南七省的屏障。台湾列入版图以后，沿海地区烽烟永远平息，关系十分重大；那么经营治理台湾，怎么能不随时审度形势，预先筹划整顿，为万年不变的长久之计呢？考察台湾列入版图，正如洪荒初开，章程制度草率而未能建立。六十年以前，在这里任官的人因循废弛，这已在所难免；朱一贵变乱以后，震动了当局，地方大臣不敢据实陈报致乱的原因，反而只采取因噎废食的办法，禁止官府携带家属，禁止百姓搬运家眷，禁止内地百姓渡台，裁汰道标守兵，以为这样就可以长久安定治理，距离实际多么遥远啊！起元来代理府事，前后四个月，遍览山川形势、番汉情形，感叹台湾幅员广■〈巾员〉而控制的办法尚未完备，肥沃土地很多而经营治理的方略尚不周详。兵力疏少、官吏相距遥远，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以致生番不时出没，奸民也间或产生异心。深思长远计划，今天经营台湾，应分别设置文武驻防，扼守山海形势，抚恤熟番、安抚生番，招徕流民并充分利用土地，提升文吏权力，确定考核政绩的期限；数年以后，才会有可观的成效。

译一、治理台湾，应当防守山地，不应当防守海面。从前“伪”郑窃据这座岛屿时，就像锅里的鱼、盾下的猪一样，惴惴不安，朝不保夕。那时人口尚未聚集、田地尚未开辟，只寄居在海滨一小块土地上，唯一担心的是本朝大军进攻，所以聚集同类丑恶之徒，集中住在海滨。把台湾县这一小片地方作为居处，以安平镇为门户、鹿耳门为关隘，重兵猛将都集中在那里；南面防守打鼓山，北面防守鸡笼城，都是为了防备内地大军。如今本朝处置台湾，就应当大不相同。台湾以西虽然有七百里重洋，实际是本朝的内地水域；海上船只往来，都是我朝同族，本来没有什么需要防守的。即使外岛如红毛、吕宋、咬■〈口留〉吧等国，都很弱小，震慑于天威，前来通商贸易，暗中已经成为属国，也完全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因此海面不必防守，所应防守的是山地。山地不只是要防备生番出没，凡是台湾郡平埔地区以内的山地，层层叠叠、偏僻险阻，树木丛生、溪谷深邃、人迹罕至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有的还与内山相通；如果稽查稍有松懈，奸匪藏匿其中，聚集几十个无赖，树旗歃血，就会图谋不轨。生番造成的危害还较浅，汉民成为匪徒却难以预料。就像从前朱一贵在三角岔、乌山等地，陈三奇在阿猴林，猴完在茇仔林，这些都是已有的事例；所以防范不能不严密。可是协镇的三营驻扎在安平，总镇的三营驻扎在台湾，南路一营驻扎在打鼓，只有北路一营在诸罗山，稍微处于中部，其余重兵都在海滨，而且道、府、县的治所也都靠近海边。回头看台湾腹地，东西两面是幽深险阻的重山，南北两面是辽阔空旷的千里之地。处在中央驾驭外部的道理，治理天下与治理一方并没有不同。设置县治、安排兵卫，必须占据险要地势。如今台湾的兵防营垒和府县治所，都守在外部而使中部空虚，防御前面而使后方空缺，腹心深处的重要地区反而疏于防弃而不加考虑；一旦发生意外，敌人有盘踞牢固的条件，有居高临下的形势，而我方却从外面进入，仰攻高地，岂不是完全失策吗？在国家刚取得台湾时，也因为人口尚未聚集、田地尚未开辟，可以居住耕种的地方只有台湾县治左右方圆百里的土地，所以设置壁垒、设立县府，都因袭“伪”郑的旧址，使用其营署宫室作为官府驻扎之地。如今圣教日益推广，户口日益繁多，田地日益开辟，从南面的郎峤到北面的鸡笼，延伸绵延一千七百多里，全都成为有人烟的地方。土地广大，规划就应当长远；险要之处，防守就应当严密。如何利用地形、形成禁制和控制的办法，确实不能不加以讲求。我认为诸罗位于全台中央，背靠山岭、环绕溪流，唯独具备优越地势；应当把府治和镇标三营迁到这里，以控制南北，这样中央掌握权力的形势才算抓住了关键。安平只是一处石地，距离台湾县城二十里，不必专门驻扎重兵。应当把本道留在台湾县城，将协标两营收驻内地，另留一营在安平；这样鹿耳门虽说是重要关口，也已经足以稽查弹压，对外防御的形势也具备了。南路应把凤山县治迁到埤头，那里是居民聚集、行旅往来的要道，便于亲自处理民政。在新围、万丹之间设置下淡水同知；凡是淡水以东、上至罗汉门、下至海口的番汉盗贼事务，都归他管辖。南路营参将所属，原有守备一员，再增设一员。一员负责凤山以北、阿猴林和观音山以外、淡水以西沿海地区；另一员分拨兵五百人，在山猪毛口建立营寨，负责枋寮以北、罗汉门以南、淡水以东沿山一带的地方；两员都由南路营参将统辖。这样一来，在重山复水之间，到处都有官员和士兵，可以杜绝生番出没，消除山匪作乱的念头，南路就可以无忧了。镇标既然驻在诸罗，北路一营就可以移驻半线、沙辘之间，用来控制八里岔、鸡笼的汛防，既便于侦察，也便于驾驭，北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至于彰化大肚溪以北，地域已经广大，土地日益开辟，四五年以后民居稠密，必定应当再设置一个县。有人主张在蓝张兴庄、鹿仔港、南嵌、奇武子社旁增设四名巡检，稍微辅助大员力所未及之处，这个主张并非不可；但即使小官增多，也不足以依靠。

译一、台湾郡的荒埔应当开垦，不应当弃置。即使凤山县沿山一带，方圆一二三十里、延伸一百多里，以及台湾县罗汉门以内重山叠涧之地，泉水甘美、土地肥沃，可以耕种的土地有数万顷，可以引水灌溉的水道不下几十条。北路四五百里土地肥沃，面积更是漫无边际。假如把这些地方都用来教导百姓开垦，就足以养活几十万贫民，并使他们生活富足；这是上天设置它来救济福建百姓的贫困。但开垦事务县令太过繁忙，应当专门交给南、北二路同知，让他们兼负水利和捕盗的责任，并使他们清理划定地界、经营水利。清理地界时，应当采用限田的办法，同时保存抚恤番民的本意。为什么呢？土地都是番民的土地，从前番民人口少而不能耕种，又愚昧而不知道耕种，满足温饱以后，土地弃置也不觉得可惜，所以常常把数百甲土地只卖得几十两金；以至于近来平埔社番也已经能够耕作，却已经没有一寸土地可以耕种了。官府如果不替他们保留土地，将来番民的生路已经穷尽，也恐怕会被激怒而造成祸患。因此凡是开垦荒埔，都必须酌情留出番民生息的土地；能够耕种的，就划给土地并教他们耕种；不能耕种的，就按甲数给他们补贴粮饷。这是抚恤番民的重要策略。至于汉民开垦土地，向来申请开垦时，往往笼统地以西至海、东至山作为界限，一纸呈文申请数百甲，也没有限制。业户招集佃丁，又私自扩大开垦范围，以致欺瞒隐匿日益严重，甲亩数目不清。而且一个业户包垦的土地很多，所招佃户又不问来历。耕作时，一个庄子有几十人，或者几百人；收获以后，却突然散去。他们中间如果有奸匪，业户也来不及知道。家甲难以查清，也正是因此。况且开垦得太多，田地不精耕细作，只知道广种薄收，不知道深耕易锄；农业生产的状况，也由此造成。因此将来开垦，必须采用限田的办法。比如一人一头牛，分给开垦十甲土地，不准混杂呈报、任意扩大开垦范围，这样差不多可以杜绝豪强兼并，把利益普遍施给贫苦百姓。清理疆界、治理土地，杜绝欺瞒隐匿，排除游荡闲散人口而劝勉努力耕作，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治理水利方面，台湾的溪流泉水，大的有几十条，小的数不清。过去因为河道曲折浅窄，所以水势一涨，就有泛滥四溢、冲毁田禾的祸患；又因为不设置堤坝水闸，水很快流入海中，就有无法灌溉的忧虑。因此应当疏浚河道使其加深，多开旁支，调节高低，使水引到田间；筑堤来蓄水，开斗门来泄水。这样既可以取得灌溉的好处，也可以杜绝冲毁田地的祸患。使水只带来利益而不造成灾害，就没有水灾旱灾的忧虑；而一季、两季收获的谷物，还可以接济漳州、泉州两郡百姓，永远不会有粮食艰难的忧患了。一、归化的生番应当设法笼络他们的心。熟番本来极其驯服淳朴，只要有司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婴儿，以恩惠抚恤为主即可。即使生番偶尔危害百姓，其中强悍的人，也不过是天性像虎狼而与人不同，见到人就搏击吞噬，并没有争夺谋划的计策；他们也非常畏惧汉人。兵防稍微严密，他们就来不及逃窜藏匿。至于归化的生番，如内悠六社、大武垄八社、水连沙十五社、碉垒番内的加泵社、加者野也社，他们虽然强悍，性情本来朴实正直。既然已经归化，就没有二心。每次征讨生番，一经调遣，他们通常首先出力；不但不危害百姓，还能帮助剿灭凶恶的生番。应当大致仿照云、贵土司的事例，任用他们的土官，奏明皇上，赐给冠带和俸食，让他们治理本族番众，不得成为凶暴之徒；并与他们约定法律，不得招纳、藏匿逃犯。他们会更加受到鼓舞而效忠顺服，不仅可以使他们牢固团结、没有叛乱的心志，即使有不服教化的人，他们也可以成为我方强悍的防御力量，其效果应当胜过数倍兵力。所需俸食，每年计算只要布数百匹、盐数百石就够了。我国威德广泛传播，日益强盛，今后生番也将逐渐变为熟番；这种转化的契机已经发动，形势也必然如此。难道能只把他们当作毒蛇猛兽对待，就以此作为长久之策吗？一、本道的权力应当适当专重。台湾郡被重洋阻隔，风向和汛期又不固定，每当地方发生事情，往往要请示两司，两司再请示两院，公文往返动辄需要几个月；一经驳议，往往要经过一年。事情积压废弛，有一半是由于这个原因。况且台湾的事务与内地不同，只有本道熟悉当地情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裁决处理；两司身处内地，只能根据遥远推测和听闻所得来处理，所以彼此反复饬令查办，却总是没有确定结果。至于词讼、命案、盗案等案件，其中审查属实的重犯，当然应当解送上院；但原告、干证以及应受审的人等，要远涉重洋，水陆行程一千多里，其中的拖累，哪里说得尽？至于钱粮，本来不解送藩司，原本就是另行奏销；每年核定应当协济的兵饷数额，派官员支取领用，至于征收、催比的缓急早晚，也与内地不同，本来不是藩司所能稽察的。我认为刑名、钱谷事务，统一归本道查审，详细报告上院定案，不必再经过藩司、臬司衙门，这样一切公务都可以随时办理。况且两位御史坐镇台湾，如果台道有所缺失，御史可以就近纠察，不必顾虑被认为专擅。至于海疆重地，文武官员应当带有兵威，才能凭借其势力弹压，遇到缓急也有力量可以依靠。所以过去设置道标的制度，自有深远用意。此前因为台湾变乱，认为道标没有用处，于是商议裁汰。台湾发生变乱时，难道只是道标没有用处吗？又怎么可以全部废除呢？凭借皇上的用人之明和今日的吏治，仍然采用过去的制度，对海疆未尝不会大有补益。——录自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政》。《台湾设官庄议》郑光策

译台湾发生变乱是为什么呢？因为百姓痛恨、敌视他们的长官。百姓之所以痛恨、敌视长官，是因为官府日益深重地剥削他们，使他们承受不住切身的痛苦。那么今天改弦更张，作为上级的人必须奉公守己、廉洁自持，把过去所做的一切全部反过来，这本来不用再考虑就可以决定了。虽然如此，人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廉洁的官吏是众人都愿意做的。假如不是自己极度缺乏，又有谁乐意强行从别人那里夺取？假如不是被别人逼迫到极端，又怎么忍心玷污自己？如今朝廷所设置的官司廉俸，不是从扣罚中取得，就是靠公家捐助；不是部里的规章，就是私下的惯例，有名无实，百项中保存不了一项。然而官员的家属依靠它，亲戚故旧依靠它，仆从依靠它；还要用它延请幕友，赏给胥役，供奉上司，迎送宾客同僚，又有岁时无法预知的费用。计算所需要的支出，哪里只有一项？何况海外情形与内地不同。士大夫舍弃亲戚、离开祖坟，渡过风涛，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到那里任事；从同僚到差役，所需经费估计一定要多出几倍。这即使廉俸本来有余，又有上司体恤，没有意外的苛求，尚且恐怕难以支撑，何况一切都没有可以凭借的来源呢？苏东坡曾说：“士大夫到四方任官，尽力办事之余，也想寻求快乐，这是人的至情。”如今即使不敢说是为了享乐，但如果一切费用都艰难节省、困苦窘迫，已经不是治理的好景象；何况形势逼迫到无法逃避，而实际所需又没有来源，除了廉俸以外，哪一样不是侵吞剥削的由头？事情出于无可奈何，却又想用法律来约束他，怎么可能做到呢？我恭敬地考察古代，从君主、公卿、大夫都拥有采地，庶士以下也都有授田。所授的田地，必须使其足以供给所需费用，上下各得其应有的份额，彼此可以不必有所求取，尽心尽力来侍奉国家，这实在是法令良善、用意美好。魏、晋以后仍沿袭而没有废除，名叫职田。《晋书》说：“陶潜用官田种高粱。”《宋书》说：“阮长之在芒种前一天离任。”这就是公田的证据。唐、宋直到元代，也间或保存这种制度。明代初年以后，才开始改变。如今考察台湾原来已有设置官庄的制度，官庄就是公田。但听说都作为武营经费的来源，与文职官员没有关系。我私下认为台湾各属县的官员、吏员也应仿照这种办法，将各处叛产以及流亡者遗下的无主田地，分别拨出若干顷作为公田（官府的陋规，本来各地都有，但一定不会很多；其中数额多的，必定是额外苛求的。只要明确给他们利禄，就可以不必争夺。每年公田收入，每县大约可得一万斛，才足以供给公私使用），招募人耕作，官府收取租税，所有收支都由其自行掌管，官员不得钩稽考核。只规定征收两次税粮：春粮在某时收取，秋粮在某时收取，使交接任职的人不能超过制度强行扣留征收。这样一来，官员的廪给有余，就可以不必另想办法谋取利益。一个人如果不是非常不肖，既然得到优厚供养，就一定会自我尊重。这也是当前应当改变办法的一项大事。不过仍有令人忧虑的地方：这项田地不难设置，却难在奏请；不难奏请，却难在将来的报销。我的意见是，福节相以仁厚之心为本，洞察官吏的情形，善后的一时事务也都能够便宜行事；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陈奏请求，似乎可以获得批准。如果认为受到旧例限制，必定不能实行，那么本地城墙应当每年修缮，池塘壕沟应当每年疏浚，另外还有道路、渡口、桥梁以及民壮工食等一切可以托名开销的公费，都一并增加进去，置为公业，使官员每年自行核销，不必逐项报送户部（规制大略如教职人员的学租、书院的生息），这样官员收支经费就可以没有受牵制的忧虑；即使交接任期、人员流动，也不必有亏空的弊端。然后再用廉洁要求他们，用节俭勉励他们，他们就没有借口了。一旦有贪污冒领的私心，便拿出弹劾官员的奏章追究其后果。这样在内心衡量可以心安，对外以人情来验证，他们也会惭愧而心服。是否可以议定施行，全部恳请裁察。——录自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八《吏政》。《上福节相论台事书》郑光策 一、应当出奇兵袭破贼人的巢穴。贼人的根本在彰化的大里杙。能够拔掉这个巢穴、用来牵制贼人的，是鹿仔港和淡水两处的兵力。但鹿港靠海，地势处在低处，又隔着大肚溪的险阻，道路杂乱；靠山一带，贼人都据险防守瞭望。从下方向上进攻，形势比较困难。淡水则重重关隘、高踞崇山，从上面俯视下方情势，一览无余；出了大甲溪数里，占据牛骂山头，就可以望见大里杙。而且那里地势平坦，沿海向西，便与鹿港相连；依山向东，便可以直捣贼巢。这实在是使用奇兵、出其不意的形势。淡防同知徐梦麟虽是文职，但我曾看过他的文书报告，才干器识明白通达，似乎可以依靠他办理剿贼之事。那里守备徐鼎士，也与徐梦麟同心协力，先前曾多次请求进兵，乘虚捣贼，只是兵力还弱，仅仅足以自守。我的意见是，鹿港、淡水两处都是要区，如果能够会合两处兵力，直接进攻贼穴，贼人一定会远道回救，南路的包围自然就会解除。如果使贼人来不及防备而攻破其巢穴，那么根本既被拔除，势力就会更加溃散。这两处不能不赶快筹划。而且鹿港刚刚失去大帅，人心动摇惊慌；淡水又是贼人的后方门户，恐怕会被大军逼迫，或者计划突围向北逃窜。淡水地多险要关隘，又有许多富裕庄园，后面通向内山，道路尤其深远隐蔽。如果让贼首逃入其中，必定难以收拾。应当在现有兵力中再截留几千人，分成两支。一支应命一名大帅带领将领和士兵，配给饷银、粮米，直奔鹿港，会同淡水兵力进攻贼巢正面。另一支也应精选勇猛而有智谋的人，资助饷银（不必领取米粮），或者从五虎门出发，或者从蚶江配备船只，直接前往淡水，帮助徐梦麟、徐鼎士两人，从背后进攻贼巢。对内防止贼人逃逸，对外攻击其要害、捣毁其空虚之处。也可以命令分兵，以连接鹿港方面的声势，等大军云集后，约定日期同时进攻。贼人腹背受敌，势必不能支撑。这也是一个重要战机，不可错过。至于大里杙山后各处的生番，也应一并发檄文给徐梦麟，收买联络他们，不要让贼首逃入其中。

译一、应当招募义勇，以壮大军队声威。官兵和义勇相互配合使用。没有官兵，义勇的声势就不壮；没有义勇，官兵的作用就不灵活；二者不能偏废。但究其实际得力之处，义勇确实比官军更便利。因为官军不熟悉当地地势，语言不通，攀登跋涉险阻之地，也未必都经过训练，这是不便之一。官军从远方而来，体力已经疲惫，又加上渡海经历风涛，水土不服，容易生病；而且他们不是当地人，没有家业牵累，未必都有敢于战斗、拼死作战的决心，这是不便之二。官军从远方奉召，又隔着海潮风汛，缓急之时不能及时响应。先前召集的，有的已经疲病死亡；后来赶来的，又只足以补充缺额。召集的人虽然很多，却不能在同一时间聚集齐全。而且沿途耗费劳力财力，不如义勇容易招募、购买并组织起来，这是不便之三。台湾山林丛杂，溪谷险隘，将来贼首势力失败后，其党羽一定会逃入深山，搜捕非常费力。只有用当地人招抚当地人，他们有所依恃就容易投降；用当地人收买当地人，也容易获得他们的踪迹。这是官军不如义勇便利的第四点。况且贼人破坏的地方越多，流离失所的人就越多。我现在如果不招募他们成为义勇，那么其中那些桀骜不驯的人必然会归附贼党，这只会助长贼人的声势。即使是抱着骑墙观望态度的人，看不到跟随我的好处，也很难用利益打动其余民众。这是应当使用义勇的第五个理由。再按全台攻守的大势来看，南面攻打凤山，中间固守府城，北面进攻贼人，同时还要利用间道支援诸罗，进而援助鹿港、淡水，地域将近千里。分开计算战守各处，不是每处使用一万人不可。而且从府城到诸罗、从诸罗到彰化，都是相距一百几十里的遥远地区，中间如果没有数支重兵驻扎接应，做到步步设营，随进随守，并随时用来招抚百姓、巩固后方，那么军队势必免不了被贼人包围。否则，既然进军以后，也必然会被贼人拦截。诸罗的援兵之所以屡次能够通行，却又屡次受阻，原因就在这里。现在台地的兵额，除去死伤、患病和残废的，尚存而可以使用的，估计不会超过三万人。义民的数量，又随着口粮有无而聚散，时而不足，时而有余。但合并计算兵力，总数也不过五万人。用来防守，或许仅仅够支撑；用来作战，必然不够使用。听说从各省调来的兵又不到万人；把兵力集中起来，势力就显得孤单；分散开来，力量就会薄弱。这种情势，更不能不赶快增加义民，厚给粮饷，命令各处再招募数万人，或者就地编为土兵，以增强声势，这样才或许足以调遣。如果说义勇大多是流亡之人，只是为了勉强求食，对战事没有帮助，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凡是士兵勇敢还是怯懦，在于将领能否抚恤训练他们，能否得到他们的欢心。如果果真取得了他们的心，即使驱使市民上战场也可以。况且贼人刚开始起事时，暗中谋划、组织团结的也不过几百人，其余都是乌合之众。然而为什么他们一声喧呼便能奋力抗拒官兵，各处动辄达到万人？这是因为贼人每次得胜回来，必定设牛酒犒赏，死者的尸体也一定抢回来。而我军每件事都受军需条例限制，对于发给义勇的口粮以及抚恤死者、奖赏功劳的一切规定，反而未能完全实行。又听说每逢交战，官军多驱使义勇在前面行进；等到回来论功，义勇又常常排在后面。既不足以取得他们的欢心，又怎么能使他们拼死效力？听说台地各处的义勇，只有台防同知杨廷理所招募的，抚恤最有办法，战守时也最肯效命。这次再行招募，务必要慎重选择将领来抚慰和统领他们。而中堂也应当时时在赏罚之间表现出极其公正、仁厚的态度，以振作他们的士气。因为人没有什么疆界分别，把他们看作义勇，他们也会以义勇的身份来报效；把他们看作官兵，他们也会以官兵的身份来报效。况且贼人所利用来作贼的，只是这些土著人；我们所利用来作兵的，也正是这些土著人。用土著人来攻破土著人，难道还会有不够使用的吗？一、应当广泛招抚广东村庄，以分散敌人的势力。用兵的道理，应当明白主客双方劳逸不同的形势。主方通常安逸，客方通常劳苦；安逸就常常取胜，劳苦就常常失败。台地自从用兵以来，我军多处于主守地位，贼兵多处于主攻地位。进攻是使敌人来就我，防守则是被敌人牵制。进攻者可以出其不意，轮番接连到来；防守者则无处不防备，常常顾了这里又丢掉那里。所以贼人能够以少数控制我军的多数，我军却常常因集中兵力而受制于分散的贼兵。现在想要制伏他们，必须先给他们树立更多敌人，扩大虚张的声势，使贼人也陷入四面受攻、奔命不暇的局面，然后才可以反客为主，把我军的安逸转变为贼人的劳苦。这里的关键，既在于增加进兵的地区，更必须传檄招抚广东村庄，使其成为内应。按全台的大势，漳州、泉州人约占十分之六七，广东人约占十分之三四。若从南北来看，北面的淡水、南面的凤山广东人较多，诸罗、彰化两县闽人较多；若从内外来看，靠近海边的是漳、泉土著，靠近山区的多是广东客庄。广东人骄悍勇锐，武器精良，闽人一向也畏惧他们。以前漳、泉械斗时，广东村庄没有参与，闽人也没有谁敢去扰乱他们。这次的叛乱首领，大多是漳州、泉州人。广东村庄起初各自团结起来，凭借村庄防守，等待官军到来。今年二月以前，他们从未投合贼人。无奈官军力量薄弱，或者又受地势阻隔，不能相互救援。他们虽然团结拒守，但没有官军作为主导，声势既不能统一，力量又不足以相抗。那些靠近贼人地界的村庄，多次遭到焚烧杀戮，申诉求援却无人救助，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徘徊，以求免遭朝夕之间的屠戮；究其内心，最值得原谅，招抚他们也最容易使其动摇归顺。凡是村庄都有头家，这个人便足以主持本庄的一切事务。如果真能重金收买招募人员，先与广东村庄联络，令他们暗中互相团结，送来降款投诚；官军一到，他们就成为援军和内应。如果不能进攻，也不妨各自树立反正的旗帜，以助长声势。广东村庄如果为我所用，贼人的疑虑和防备就会更多。防备多了必然劳累，疑虑多了必然发生离叛。外部劳累、内部离叛，这样就必然形成坐等被擒的局面。

译一、应当专门攻击叛贼首领，以迅速完成平乱大事。现在南北各处失陷的地方，都还没有恢复。贼首中有姓名可考的，也分散错落在各处，不止一人。因此用兵首先应当攻取哪里，无论北面还是南面，都不能不从全局筹划。我私下思考，当前南路贼人庄大田正在攻扰府城时，南路自然应当作为紧急之处。凤山刚被贼人攻占，部署尚未确定，贼众又多在府城，应当派一支军队渡海，从打狗溪进入凤山，直接袭击其空虚之处；大军扼守前面，奇兵攻击后方，似乎可以夹攻擒获他们。如今南路贼人占据土地已经很久，守备必定周密，袭击他们没有益处。又听说他们攻扰府城，几个月都没有得志。近来得知大军云集，他们也颇有收敛退守、自求固守的打算，似乎可以暂且作为缓图。而且听说凤山一带道路险阻，如果大军先清剿南路，恐怕相持需要很长时间，使北路贼人能够乘机利用我们的弊端。况且叛乱首领在北面而不在南面，我认为不如直接进攻诸罗。诸罗地势平坦，没有险要可以防守，这是有利于用兵的地方。诸罗一旦打通，就进攻彰化，以夺取贼人的巢穴。南路贼人，只宜另派一支军队，由大将统领，镇守扼控府城附近的险要之处，以进攻为名义，实际上以防守为主；使贼人近处不敢越过府城向北推进，用来牵制他们就足够了。等到北路取胜，南路再传檄招抚他们，必然会有斩杀贼首后前来投降的人，本来就不必等到痛加剿灭才会服从。一、应当多用间谍，以掌握制胜的机会。这次行动，除各个叛贼首领之外，对于陷入贼党的人员，大体应当以招抚为主，但用力却在于必须剿灭。贼人之所以气焰嚣张、肆无忌惮，是因为我军不能作战。陷入贼党的各个村庄，受到贼人禁锢和控制，即使想拔身而出，形势上也做不到。我即使只是空口招抚他们，也不过是使他们内心分散，对事情未必有帮助。只有能够向前剿进十里，那么十里以内受胁从贼的村庄就会不招自服；剿进一百里，那么一百里以内的村庄即使不经抚慰也会自行归顺。只是剿灭的方法，在贼人刚起事时，只需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势，自然足以形成声势。如今贼势广大，我军虽然有敢战的兵将，但胜负之势与贼人各占一半，还不能掌握必胜。只有使用奇兵来震荡他们，使虚实相互变化，让他们昏乱而无法测度，才会有取胜的机会。关键之道，没有先使用间谍更重要。间谍取得成功，就可以顺势加以引导：敌人有疑虑可以惊扰，其虚弱之处可以袭击，其安逸之处可以使其劳顿，其坚固之处可以攻陷。听说此前我军的行动，贼人都完全知道；而贼兵的虚实，我们反而无法测知。又如凤山失陷时，听说贼人有决开水流灌入军营、借来铠甲诈骗开城等事。到东城之战时，又挖坑设陷诱使我军进入。这是贼人善于使用间谍和奇计，而我方侦察不周造成的失误。现在应当不惜重金，广泛招募间谍。一定要收买那些了解贼人内情的人：为其谋划的核心首领有多少人，为其任用办事的有多少人，粮草足以供应多久，屯聚兵力的要害之处有几处，精锐部众有多少，随声附和的人又有多少，他们的长处、短处、得失以及亲近和猜疑嫌隙的情状如何？这些都应当广泛搜集、全面访察，把他们的虚实全部掌握；这样就可以收买并使用反间，接连出动奇兵，有时声东击西，有时表面退却而暗中推进，有时白天装作平静、夜间突然行动，有时突然聚合、突然分散。贼众虽然很多，内心必定不稳固。如果能够多次惊扰、使他们多次误判，就一定可以控制他们的命运。这要在临战时随机把握机会来决定胜负，不能预先断言。汉代赵充国只是广泛使用间谍作为耳目，又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两句话运用得神妙，确实已经掌握了完整的谋略。一、应当明确约束，以收取民心。贼人刚起事时，诸罗、彰化虽然失陷，但民心还没有完全归附贼人，贼势也还没有蔓延。只是贼人凭借势力威胁各村庄，强令它们拿出供应物资；各村庄害怕遭到残破，不得不供应他们。官军因为发现这些村庄有与贼人交通往来的踪迹，在贼人经过以后，也听说曾乘势焚烧抢掠，把这当作击破贼人的功劳。那些远离城郭、拒守等待命令的村庄，官军又不能救援。各村庄既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跟从贼人的态度更加坚定，贼势也更加张扬。现在军队所到之处，务必要严格申明约束。凡是前来投降的，丝毫也不要侵犯。那些大村庄远离贼人乡地，不能带领全村前来投降的，只要让它们提前送来降款，声明不敢藏匿叛贼首领；官军到达时，都放下武器、关闭门户，自行毁掉一切用来筑营和拒守的器具，这样便可以不再追究。保全的村庄多了，也容易完成大事。从前朱一贵作乱时，满制军命令百姓在各村庄门口以及出入时所穿的衣帽等处，写上“大清”二字，便释放而不杀。现在也应当仿照这个意思，给他们指示一条生路，这就足以动摇他们的心。大信一旦彰明，人心自然会服从。等到大势已经确定，这时即使有贼魁、叛贼首领，或者应当连坐的家属逃藏在各村庄中，一经搜捕，也不怕他们不被献出。这不过是一个吏卒所负责的事情罢了，本来不必先急着办理。这一节虽然属于老生常谈，却是实际用兵中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则，恭请您留意。——录自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政》。台湾城防工程可以暂缓议定　郑光策

译关于城防工程这件事，我到处访问熟悉台地的人，据他们说，台地土质松散浮薄，每年震动不定，有时从数次到数十次；溪涧和道路尚且会崩塌迁移，每年都没有固定形态。改建高大的城池，实际上没有益处。而且台地多沙少土，地基难以坚固。内山虽然有山石，但水门浅小，很难运出。即使突然遇到溪水上涨，也不过几天就消退，不能依靠它来集中施工。查考红毛人过去修建的赤嵌一城，是用三合土筑成的，因为规模小而低矮，所以才能保存下来。如果城防工程大段都使用三合土，规模既广大又绵长，一遇地震，必然断裂毁缺。断裂以后动工修补，新旧部分必然不能黏合。这件事费用恐怕不可估量，不可轻率兴办。而且台城之所以不能守住，并不是竹城难守，而是兵力单薄、人心离散。如果经营管理得当，自然会有众志成城的防御，也不依靠上天设置的险要。我认为应当暂且维持旧状；或者多栽种刺竹，深挖濠沟，自然足以防守。如果因为奉有明确旨意，不得不遵行，那么就应当选择地势便利的地方，先筑一座城作为样式。等一年以后试看，如果没有坍塌，再全面动工，这样大型工程或许不至于全部归于乌有。又听说明确旨意中有以工代赈的说法。现在官署、仓库以及民间村庄、屯田、军衙等处的一切建设，都有大型工程，似乎不必专门依靠筑城来实行以工代赈。至于兴建工程，都应当不惜投入重工，以达到宏大宽敞、完整坚固的标准。从前诸葛忠武治理蜀地时，所有道路、桥梁、邮馆、亭障，都是为长久使用而筹划，实在是后世建制作法的榜样。后代建造工程，大多只求应付眼前；近来的官营工程，粗劣薄弱尤其严重。我认为，任事人员若要做到完全不染指牟利，固然有一定困难；但只有给予丰厚的工价，扩大工程规模，凡事不崇尚华丽，以朴实厚重、完整坚固为目标，或许有良心的人还不至于草率从事。——录自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政》。给程梓庭制府的信　陈寿祺 恭敬地想到，阁下具有名重当世的才资，是天下百姓所倚仗的人；朝廷重视海疆，把阁下看作渡越大河的舟楫，众目所注视，百姓盼望您，如同盼望丰年、慈父慈母和大旱时的云霓，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而您的节旄刚刚来到这片土地，各种事情纷繁复杂，急待整顿；恰逢台阳不安，军务紧迫，您将在早晚之间渡海东行，奏报并承受平定海疆、浇灭乱火的功劳。元老施展雄伟谋略，整顿安抚军国，上级以崇高的阶位奖赏您，也不足以和韩、范相比的功绩相提并论；苏地百姓的庆幸，难道只是沙洋百姓吗？只是海面重重相隔，形势与内地没有不同；您初到任时，或许应当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寿祺心系故乡的私情，冒昧陈述一番浅见，愿大贤宽恕我的迂腐愚钝并加以察看，那就十分幸运了。我私下认为，台湾闽、粤人杂居，世代成为仇敌；一点细小的嫌隙和琐事，动不动就引发战争。加上内地的无赖和恶民，把这里看成可以任意侵夺的渊薮，轻舟飞快越海而来，每年积累不计其数；即使有官府照验文书，也没有办法稽查。这些人一到这里，就沉溺于赌博、饮酒、鸦片和狎邪游乐，作奸犯科，乘机煽动，乱子很容易滋长。有关官员也往往把这里看成牟利的场所，禁止和约束不严，对贪婪暴虐又不加戒止。众人的怒火越烧越旺，于是发展成燎原之势。所以潜伏的叛乱屡次发生而不能止息。近来贼乱的气焰肆意扰乱，杀害官员和武官。他们对守令积怨极深，早就希望能够得到他们而泄愤。这就是酿成祸患的根源。然而乌合之众不过几千人，估计其余都是受到胁迫的人，并没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军需辎重和火药，足以长期抗拒官军。各城如果无恙，只要固守等待大军；用兵贵在神速，席卷而进，乘风鼓柁，何难在一早一顿饭之间消灭这些贼人？否则他们也只会逃入山谷，不敢出来迎击我们的锋芒。现在提督、总兵两军早已抵达台湾，十天之内必定会有成效。现在的计策，是大军亲自前往，重要的事项大约有几条：一是招募义勇：内地调来的兵多是漳州、泉州人，用来进攻广东贼人还可以，用来进攻漳州、泉州的贼人却未必得力。福州的兵也多半怯弱。况且听说安南盗船三十多只正在白虎尾洋猖獗。那里与广东东部的龙门接壤，闽、粤沿海各地都在严密防御，下游的兵现在也不便轻易调动。过去台湾发生变乱，通常就在当地招募义民来抵御贼人。富人是为了保护身家，穷人是希望得到财物贿赂；有时由义首统领，有时由将弁督率，必定能够同心协力，足以用于战守，胜过官兵的畏缩怯懦。朱一贵、林爽文、蔡牵等叛逆的平定，都依赖这种力量；旧有章程俱在，可以复查。一是分化胁从：胁从的人，害怕灾祸就跟随，贪图利益就离去。如果能够预先张贴告示，拿出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说明祸福，使他们猛然醒悟悔改，解散队伍、投诚归来，那么多一个像蚂蚁依附般归顺的百姓，就少一个气焰嚣张的贼人。党羽先被清除，凶恶的首领陷入困窘，自然很快就会败亡。一是审察地形：台地山高溪多，竹林茂密、树林深邃，内山又靠近生番，贼人常常暗中互相诱结，凭险固守、藏匿其中。因此，对于盗贼出没的地区、勇猛部队屯驻的地方，哪些适合攻击敌人的要害、捣毁其空虚之处，哪些适合趁其坚固而攻其薄弱，哪些地方可以设伏，哪些地方可以砍除遮蔽物、伐木开路，都必须由本地人士才能熟悉地势；这样以后进兵才不会受阻，贼人就会处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一是悬重赏：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贼人虽然喜好作乱，哪里能够牢固地团结人心，与他们同生共死？如果能使义民中有人杀贼，或者使当地有人杀死贼首后投降，查验清楚后立即给予重赏。不到一个月，最大的凶恶首领就可以全部歼灭。一是抚恤难民：贼人从百姓那里掠夺财物，靠百姓供给粮食。遭受贼害的人家，困苦无依，应当赶快抚慰安置，还可以使他们存活下来。或者把他们迁置到郡城，或者让各村庄彼此防卫、保护乡里，官军用巡游部队作为接应，这样百姓心中有所依靠，就不会恐惧。否则，他们不是归附草莽盗贼，也会转而死于沟壑。凶恶之徒既已消灭，势必要搜捕逃窜的人，不让他们留下后代。善后工作的要点，也有几条：一是选择贤能的有司：台湾富裕，人情又沉溺于追逐享乐，可以作为海疆屏障的凭借，却不可以作为调剂各州县财政的资源。若把它用来调剂州县，就是放纵官员滥用贿赂财物、任意鱼肉百姓。抚慰驾驭不得其法，祸患就会从内部发生；前车已经翻覆的道路，难道还要再走吗？有司果真贤能，百姓就不会无端发生动乱。首先要清廉，其次要明断；不要被胥吏迷惑，不要徇私听从仆从；审理案件要根据实情，向百姓讲明义理。即使有邪恶之事，又从哪里兴起呢？

译一是禁止奸邪和盗贼：对偷渡者严格制定科罪法规，管理渡口的人不得任由家丁把持；恶民和逃亡者逐渐减少，善良百姓的生息聚居就可以安定。埔里社、水沙连等番地，汉民各自聚集数万人，势必难以完全禁止。过去大官多次议论开辟疆界、设置官署，在那里开垦田土，但因为没有能够统辖管理的人，便因此中止。现在即使来不及制定完整制度，也应当严格划定番界，使番民彼此不得侵越，汉人奸徒不得滋事，同时堵塞动乱萌芽的途径；凡是可以推广的地方，也都应如此。一是整肃军政：闽兵多半是雇人替代服役，老弱参半，有的名册上有兵，实际上却没有人。台地戍防的士兵三年更换一次，没有留恋家室的感情，却有骄纵享乐的心态。将领和士卒彼此不熟悉，士兵之间也不亲近，指挥不能灵活传达，军情与儒生相混；他们沉溺于赌博、饮酒、鸦片和狎邪游乐，和奸民没有差别。这样又怎能指望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值得依靠呢？现在必须坚定明确地申明约束，选拔训练军队，整修壁垒，使其焕然一新，做到丝毫不侵犯百姓，使军法确立、士兵知道恩惠，然后才能使用。其余诸如询问事务、考察言论、查察官吏、安定百姓，以及开诚布公、集思广益的方法，本来都是阁下能够从容办理的。阁下刚强果断、积极有为，整顿政务、振兴事业，保护百姓如同子女，憎恶坏人如同疾风；扩充这样的长远谋略，海疆之内谁不伸长脖子仰望呢？不过，台湾只是像皮肤上的疥癣一样的小病，变乱突然发生，所以还不免惊动我军。出征如果迅速，就像迅雷使人来不及掩耳；迟缓了，就会像溃烂的疮疡一样难以收拾。其实螳螂举臂哪里能够抵挡车轮呢？所担忧的反而在内地。闽中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所产米粮有限，向来仰赖上游供粮。近来人口繁盛，上游又常常禁止本地粮商向外地出售粮食，运来的粮食也不足以救济。福州则和泉州、漳州一样，都仰赖台湾供粮。去年浙江巡抚上奏请求开放海禁，招运台湾米粮，连续有船前往，数量不少于数十万石。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福州粮价暴涨，海米稀少，于是发生了今年夏季四月的民变。六月，早稻上市，收成非常丰足；但连年歉收，家家很少有储藏。八月间突然遭遇海水泛滥，大水淹没田地，台风损伤谷物，灾害遍及下游，晚稻收成只有平常的十分之四、五。长乐、福清的水灾上报以后，入秋后米价日益上涨。台湾发生战事，商船停滞不前。近来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缗钱四千二三百文，势头还没有停止。冬末春初又将怎样，根本不必等到青黄不接，已经出现危险局面。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郡，人心惶惶。饥饿之后，恐怕会发生其他变故，不能不提前筹划。如果拖延超过时机，即使后来缓办，也来不及了。最近借调拨浙江、江西两省二十万石米粮，本来援引乾隆六十年的旧例，但听说当时谕旨十分严厉，两省最终运到的不过一万多石。这一次估计也不过如此。用车载的柴薪去救杯中的水，哪里能够补救？如果可以请求截留江浙的漕米，或许还能有所帮助。在海外多事的时期，想来应当蒙受皇上批准吧！昨晚我前去拜谒，当面陈述此事，承蒙您答应说这件事时时记在心上，应当再想办法；但军机十分紧急，必须限期兼程赶路，实在担心没有空暇顾及此事。然而这尤其是根本的筹划、心腹的忧患，我不敢不先详细切实地告诉您，这绝不是我个人的私下言论，唯愿阁下加以谋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录自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一《兵政》。给杨中丞的信　邹鸣鹤 近来读到邸报，知道福建省台湾府的嘉义有匪众滋事，您奉到谕旨，派北镇谢总戎、徐协镇带领河南省精锐士卒一千人兼程前往剿灭。在西部边疆刚刚平靖、南方各省连年饥荒、百姓也已经劳苦不堪、将要稍获安宁的时候，哪里承受得了又遭逢这种变乱，使上面烦劳圣上忧虑，下面更加增添百姓的忧患！您忠勇出于天性，兵法谋略本于家学，以一向训练精良的劲旅奋勇前进，成为海外的干城，必定会建立奇伟功绩，辅佐圣朝实现以止戈为武的治理。我的族兄青原先生守卫台湾很有声望，前辈孙文靖公治理福建，恩威也很显著。乡人往来时详细谈到台地情形，我冒昧恭敬地陈述给您。

译台地四面环海，闽人是主要户籍，粤人是客籍；山外是熟番，山内是生番，外夷也有错杂居住的，种类不一，动不动就寻衅报复，大肆焚烧抢掠。而且这里物产最为丰富，鱼、盐、糖、蔗等利益，是内地的十倍。奸商欺凌百姓，番人和外夷愤怒至极而想要逞强，拒捕、凭险抗拒，是他们一向的习惯。总之，挑起事端必定有具体事情，主谋必定有其人，拒捕必定有首领。查明挑衅的原因，就加以化解、分散；诛杀拒捕的首领，并向其余人说明晓谕，再安置聚集、加以镇抚。那些愚昧的人本来没有叛乱的意图，没有不争先恐后接受抚慰的。如果竟然因为聚众拒捕就把他们当作叛乱，不分首领和随从，便会玉石俱焚；他们知道不接受抚慰要死，接受抚慰也要死，就只有叛乱了。种类多就容易聚集，山海险要就容易凭恃，外夷错杂就容易滋长蔓延，要彻底清理绝非容易。而且台地距离内地水程遥远，飓风时常发生，增加兵力、补充粮饷，很难确定期限。漳州、泉州略微靠近台湾，但奸民多与台地民众相互勾通；征调他们的兵，恐怕反而遭到反噬，所以一向把这当作戒备。其余各郡，都隔着重重海洋；外援困难而内部祸患多，彻底清理又哪里容易呢？即使全力投入，立刻清理干净，他们也不过是焚烧抢掠以报仇、拒捕逃避死亡罢了，有叛乱的形状，却没有叛乱的意图；如果一定要激迫他们变成真正的乱民，再聚集起来歼灭他们，实在不是体察天地好生之德、保全圣朝怀柔远方之常道的做法。道光六年，彰化的匪徒李通等因搜捕贼人而引发事端，借报仇大肆抢掠，提督、总兵许松年调度失当，蔓延到几个县，几乎酿成大患。孙文靖公察知他们的意图不在叛乱，便兼程渡海赴台，下令只惩治首领，不杀胁从。台地民众知道总督没有全部诛杀的意思，各村庄的义首便自行捆绑首领献出；不到十天，匪徒首领全部被诛杀，胁从者接受抚慰，分别按照强盗罪、械斗罪依法论处，海边地区全部清平。了解情况的人说，这次战事举重若轻，使很多人得以活命，而且为国家节省了数以亿万计的钱财；它之所以成功，只在于没有把他们当作叛贼对待罢了。今天的事情，是叛乱吗？是争斗吗？如果是叛乱，就全部诛杀罢了。如果是番人与汉人相斗，生番与熟番相斗，闽人与粤人相斗，都不能算作叛乱。既然不是叛乱，那么即使因争斗而捕捉、因捕捉而拒捕、因拒捕而聚众滋事，出现很大的叛乱形状却没有叛乱意图，也都应当抚慰。抚慰的方法如何？答道：以晓谕解散作为收束，同时先用重兵戒备，分兵各路去扰乱他们，侦察巢穴、查出首领姓名，以震慑并威服他们。选择将领不能不勇敢，征调士兵不能不广泛。为什么呢？必须先具备痛加剿灭的声势，然后才能进行抚慰；必须先准备好足以痛加剿灭的人材和力量，之后抚慰才能神速而有效。道光六年的彰化战事，鸣鹤写有《平台铙歌》，序文说：“大的如郑氏据有土地，是应当剿灭的；小的如蔡牵、朱濆连接船只肆意抢劫，是应当剿灭的；林爽文因事情激变，挟持众人横行，剿灭时应当兼用抚慰。至于彰化的变乱，开始是为了报仇，后来是凭险抗拒、逃避死亡，那就只是应当抚慰的。”今天的事情，具体情形还没有完全了解，能不能依照这一类情况推断呢？鸣鹤一向不懂军事，哪里敢妄加议论？只是熟悉听闻乡里前辈的论述，又用古人“止戈为武”的道理来验证，偶然受到触发，夜里不能入睡，急忙起身直书此信，请求您指教订正。或许蝼蚁也知道尽忠，乡野之人也能献上微薄见识，这也是大君子所宽容、所默契的吧。——录自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一《兵政》。给某兵备论治理台湾的信（同治八年）　金东 前些日子我恭敬地承蒙您不认为我金东是不肖之人，赐予我清闲时间，使我能够进前当面接受教诲；您勤恳诚挚，简直像是亲口传授一样。这是我从束发跟随老师学习直到现在二十多年中，一直想求得师友却未能如愿的事，没想到一旦忽然遇到名公大人，感激和荣幸哪里是语言能够表达的！近来欣喜听说新的诏令，简授您为台湾督学巡道；我正惭愧自己疏远在外，还没有来得及叩头祝贺，忽然又蒙您屈尊过暖，曲意赐予提携，知遇之恩更加深切，感激难忘！只是自己遗憾不过是一个平庸愚钝的人，深恐没有办法报答。私下想修饰自己固陋的见识，以此效法取悦知己的容貌，想来或许能够使您俯身采纳普通人的意见；您也许会赞许我的诚意，而不斥责我的妄言。台湾自从纳入版图以来，近则隔几年、远则隔十几年就发生动乱，小的焚烧乡村、杀害百姓，大的甚至攻打城池、占据郡县。虽然每次都是刚发生便很快扑灭，不至于严重妨碍大局；然而上面使圣明的君主日夜忧劳，下面给百姓留下惨遭荼毒的灾难，三军暴露在外，千里土地成为废墟；有的持续数年之久（戴逆之乱），有的耗费军饷达百万之多，有的竭尽数省兵力（林逆之乱），才能最终奏报平定。可是旧有的余孽刚刚庆幸肃清，潜伏的暗流旋即又担心横向溃决。一百多年来，平靖乱事没有固定规律，最终难以实现长久安定、长期治理。议论者却只把责任归咎于台民习俗粗犷强悍、喜好作乱。却不知道孟子说人性本善，台民恐怕并不全是凶恶不孝之人；君奭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风俗难道就不能使其敦厚吗？使他们之所以粗犷强悍、喜好作乱的原因，难道不也是由于上面抚慰安定、教导养育的方法，以及消弭祸患的策略，还有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方吗？历来治理台湾的人，大多只求敷衍维持常态，不懂得长远考虑，把任职看作住旅店，把治理一方看作儿戏。幸而地方一天没有事情，他们就一天高高在上，安逸享受、养尊处优，留下尸位素餐的讥讽。等到有一天局势崩溃、百姓揭竿而起，他们还不为自己的治理失误所致感到惭愧，动不动就推诿说台民喜好作乱。唉！百姓又是多么不幸，长期背负这种恶名，成为推卸过错、逃避罪责的庸人们的借口！有时有贤能的人亲眼看到边疆形势险恶，认为难以苟且安逸，长远思考、反复顾虑，想要有所作为，却不是受到督抚的排挤，就是受到镇将的牵制。事权不能专一，文武之间又没有同心协力的人；即使具有有所作为的才干，最终也只能抱有孤掌难鸣的遗憾。如果没有排挤和牵制，事权专一而文武协调，那就好了。有时又是器量不能担当重大事务，才干不能符合志向，意趣既然平庸，措施的宽严又多有错误，白费安排，也没有成效。前面已经有失败的教训，后来便因害怕再受伤害而不敢尝试，越发把苟且维持常态当作上策，把长远谋略和宏伟计划当作徒劳。渐渐发展到不敢稍有施展，彼此相随而安于平庸庸碌。这就是台湾最终难以长久安定、长期治理，时常显出危险局面、令人担忧的原因。现在应当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为地方谋求长久安定，也为朝廷解除南顾之忧。我私下估计，适宜采取的措施有四项，弊端有五项，请允许我详细陈述。什么叫作四项适宜的措施？

译一是应当招抚生番，以拓展疆域并杜绝他人觊觎。台湾南北延伸一千多里，东西穿过山地直到海边，约有六百里。如今从西到东，地势有浅有阔且大致相称，已经开辟的还不到一半，其余都被弃置为生番的巢穴。天下四方，哪一处不是王土；四方边远的土地，也都属于疆域。何况卧榻旁边有千里肥沃土地，哪里能长久把它委弃给异族，而彼此转头不闻不问呢？有人说：“生番固然属于异类，但也同样是天地覆载的百姓。我们历代圣王的德行与天地相同，一视同仁；夺取他们的土地来给予此地，既有于心不忍之处，而且恐怕一说拓展土地，就不免立即发生诛杀夷人的事情。尧的仁德广大，担心伤害慈祥之意，所以既划定界限，防止他们越界突出，又告诫有关官员禁止这里的人越界进入，使各自都能维持生存，免得造成残害。”这话是对的。然而现在有一个办法，把诛杀夷人改为招抚，把招抚作为拓展土地的凭借，对上仍然体察皇上如天的仁德，对下可以扩大海内土地耕作的利益。对归向教化者，务必要妥善安置；对迁来居住的人，不使其滋事贻害；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处理，似乎也是可以实行的。况且那里山野出产丰富，物资十分充足；如果我们长久弃置不取，必然会被外人图谋。生番赋性愚昧，终究难以长久保有这些土地。如今听说岛民已经暗中前往开垦，日后还会占据，这就是先已出现的征兆。与其拱手把土地交给异族，留下将来彼此逼近相处的忧患，哪里如拓展土地、自己充分利用地利，并暗中消除目前已经形成的祸患呢？有人说：“岛民违背和约，擅自前去耕种，不难立即驱逐，何至于担心土地被他们占有？”却不知道土地的利益只能不断开辟，不能永远弃置。我们即使能够不让它成为异族所有，却不能制止奸民偷耕；能够制止奸民偷耕，也不能禁止匪徒暗中放纵生番聚居繁衍。驱逐这一批，又来了另一批；前面禁止，后面又犯，纠缠纷乱，最终没有了结之日。而且台湾的奸徒每每敢于叛逆，虽然是由于他们轻率妄动、不懂得保全自己，却也未尝不是依仗内山可以作为困窘时的退路。所以历来办理台地贼乱，都要直到搜捕剿灭内山，军务才算完成。既然如此，内山一天不归职方掌管，奸徒就一天不会停止悖乱之心；又不仅是那些虎视眈眈、伺机想要占据土地的人值得忧虑。如今幸好祸根尚未滋长，事先处理还容易；如果让根基一旦稳固，后人必定要耗费经营。监司担负海疆安危的责任，不可不深思熟虑、长远筹划。圣明在上，洞察万里；如果据此上报，似乎应当得到皇上的批准。只是招抚的方法，也必须谋划确定后再实行。必须先招募通事来传达彼此的情况，使用熟番引导他们前来；等到了解他们的情况、知道他们的喜好以后，再顺着他们前来的机会，用利益把他们牵系住。牛、糖、盐、布，都是驾驭他们的缰绳；房舍、衣冠服饰，无不是招抚番人的诱饵。怎样神妙灵活地运用，全在于执行的人。要多方抚慰温养，妥善安置，务必使他们乐于归化，不要使他们受惊而远走；那么对于招抚的方法，也就差不多想透了。生番既经归化，边疆防务也必须随即布置。如修建城池防卫，设置官员管理，建立戍防以资控制驾驭，招徕商人以沟通有无，所有应办事项，都应当依次办理。

译二是应当设置屯田，以增加财利，期待达到富裕强盛。台湾出产食盐、樟脑、煤炭、硫矿等物资，妥善加以管理，逐渐使其丰足，设置关卡征收税费，获利非常可观。现在这些都不说，独独说屯田，是因为王道以耕作和开凿为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这是最急迫的事务。追溯汉代抵御羌人，下至前明防备边疆，历代圣明君主和贤能大臣，无不在戍守之地讲求屯田，以收取利益和成效。台湾戍兵多达一万多人（这是根据乾隆《府志》所说；后来屡经裁汰，现在还存有六千多人），官庄多达一百多所，但过去掌事的人总是不提屯田来充裕军饷供应，往往交给属员收租，任意从中分肥、办理私案。渎职害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立即清查厘定各庄田地亩数，责成武弁统领所属戍兵，分别前往附近庄田屯种；同时在新近归附的内山地区一并设置屯田，以增加财利。所有屯田章程，限于篇幅不能详细陈述，请先说个大概。凡是屯都有屯长，屯长有大小等级之分，以便分别责成；屯有屯户，屯户有军户、民户之分，以考核耕种。大屯长由官员担任，小屯长可以由官员或绅士担任。军屯就使用戍兵，民屯另行招募土著。军屯按照丁数分给田亩，按照田亩责令缴纳收获；房舍、工食、牛具、种子等一切屯田资本，都由官府供给，但各有定额限制；收割所得的每一粒粮食，都要交给官府，军户不得私自占有。民屯由官府只提供田地，屯田资本由屯户自己准备，按照田亩责令缴纳收获，标准比军屯减少。勤劳或懒惰分别给予奖赏或惩罚，以表示劝勉和惩戒；人员出入都有册籍报告，以防止侵占欺骗。官庄适宜实行军屯，并用民屯辅助；内山适宜实行民屯，并由军屯加以维持控制。这就是区别军屯、民屯的大略章程。国家和家庭的各种事务，没有财力就不能运行。不要说空着两手，难以施展巧妙的烹调；即使稍微左支右绌，也会显出拙劣难办。所以凡是想有所作为，首先必须筹划财利。如今人的弊病，大抵是明白节省开支，却不懂得增加财源；不善于筹划军饷，却善于避讳谈论财利。表面上似乎都想有所作为，内心实际上都害怕增加费用。不顾时势的缓急，不计算将来的利害，只要能够节俭吝啬、节省钱财，各种事情即使草率办理也认为没有妨碍。如果稍微多谈费用和财利，众人便共同毁谤阻挠。等到形势败坏、情况困窘，才知道先前所谓明智的地方，正是他们不明白的地方；所谓巧妙的地方，实际上正是他们的笨拙。即使后悔得捶胸顿足，也已经耗费了医治疮疡的代价。这大概是海内古今共同的弊病，也不是边远地区一时形成的顽疾。刘晏造船，因经常得到羡余钱财，船才开始坚固；后人吝惜钱财，竟至于只按表面所给的价格购办材料，船于是变得脆弱。这就是花费多而节省费用所导致的成败，史册记载得十分明显。如今那些自夸节省钱财、计较到极小数目的人的做法，也可以拿这件事作鉴戒，稍微唤醒他们懵懂的迷梦。前明卢忠肃公说：“桑弘羊、孔仅谈论财利，评论者都鄙视他们。然而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看，他们是贪墨官吏；从朝廷的角度看，他们是贤臣。若从聚敛财货的角度看，他们的心术应当诛罚；若从挽救时局的角度看，他们的经世才略足以取法。”这话说得痛切，足以破除世俗庸儒闭口不敢谈财利、动辄拿桑弘羊和孔仅作借口的迷惑。如今的屯田，就是管子所说的内政。小小的霸国尚且知道整治兴办，堂堂的王政难道反而吝惜施行吗？况且正逢财用需求很多的时候，必须预先广泛筹划取利的方法。何况屯田所得，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相比，尤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理应在朝廷大庭上公开倡言，不可稍稍受到浮泛议论的削弱。如今天下的军队都招募本地人，只有台湾不准招募，全部由内地轮番派兵戍守，这大概是朝廷另有深意，不便轻易议论改变。否则，如果就地实行民屯，再略加编制、训练，唐代府兵制度就可以轻易恢复；每年可以免除内地粮饷钱帛的转运和轮番戍守的烦劳，永远成为边省无穷的利益，确实是个好策略。

译第三，应当推广学校，以弘扬教化、革除恶习。查考台湾各属，有书院，有社学，就连各地土番也都先前设有学校。只是经历战乱，保存或废弃的情况难以知道。应当下令查明哪些需要修缮、哪些需要新建，或由官府负责办理，或劝导其自行修建，斟酌实行，使学校恢复旧日面貌。并下令各属确实查明，不论汉民、番民，不论城镇、远近乡村，只要聚居达到一百家至五百家的，就设社学一所；超过五百家而不满一千家的，设两所；不足的就近附入学校，愿意自行设立的听其自便。每所学校都设学堂和讲堂。所需经费，先尽量由当地捐助，然后由官府补足。城内书院照常聘请山长，每月讲习时文、诗赋；除此以外，每所社学聘设掌教、主讲，正副各一人，任用本地品行和学问都优秀、声音洪亮的人。掌教专门教授《朱子小学》，逐渐扩展到四书、经传，并教给学生跪拜、作揖、谦让的礼仪，以及进退、应答的规矩，用来敦促他们打好初步学习的基础。其中才华出众的，再教授文章和辞赋。等到他们文辞和义理都通达优美，就送到书院考核录取。所有学规和格式，由官府拟定颁行，遵照执行。主讲在朔日、望日恭敬讲解《圣谕广训》，地方文武各官都必须亲自到就近的社学，随同宣讲。如果有人把这当成具文，无故竟敢不亲自到场，查出后照例弹劾参奏。每天早晚，就讲授前代贤人的美德和先哲的格言，以教化当地风俗。格言如《陈文恭公训俗遗规》《石天基治家俚训》之类；美德如经史子书中记载的忠孝节义、令人敬佩感动的事，都可以分别摘录编纂，准备讲授。只是听讲的人日子久了或许会厌烦，最终难免又流于具文。因此应当在立法之初妥善考虑，可以仿照《遗规》中讲授乡约的方法，再加斟酌，使之尽善尽美，务求能够长久遵行，然后才颁发给各学。所有社学事务，由府衙设局专门办理，总体归府学教授统领，分别责成各属的谕、导负责。每月所需的讲章，由该局撰写，预先颁发。有关官员必须不时亲自到各学校听讲，以考察勤惰。如果胆敢执行不力、虚应故事，就只追究该谕、导的责任。台湾居民富裕程度超过其他郡县，朴实愚直是他们的本性，粗野强悍则是受习俗污染所致。推算他们从童年到老年，大概眼睛没有看过经传的训诫，耳朵没有听过仁义的言论，平日受到的熏染，无非是埋葬暴尸的恶习以及横暴悖逆的行为。凭借富裕的资本而养成熟习悖恶的行为，失去朴实愚直的本性而形成粗野强悍的习惯，如果不反叛，还会做什么呢？如今广泛设立社学，以教育来施行教化，并大力劝导讲学，使父老每天早晚听到的无非是仁义之言，子弟一年到头学习的全是圣贤之语；即使他们是顽石，也应当点头。何况他们本来具有朴实的天性，自然容易去除粗野强悍的坏习惯；凭借士民的富足，更容易兴起礼义。只要真心实意、尽力施教数年，海滨一定可以成为邹鲁之地，风俗哪里还值得担忧会喜欢作乱呢？从前西汉川蜀的百姓，未曾受到三代礼义教化，却长期沾染秦人的强暴习气，他们的愚鲁粗悍，大概比今天的台湾还要严重一倍；可是经过文翁一番教导，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这类人物便接连在其中出现，一时之间人文冠绝天下。后来诸葛武侯又因势施行，稍微严峻法制，效果终于达到路不拾遗。台湾沐浴皇恩教化，历年已经将近二百年，比起从前的川蜀应当更容易教化。这就要看那些以教化百姓、改善风俗为己任的人更加用心了；文翁的远大足迹并不难以继承。

译第四，应当整顿吏治，以端正政治的根本并期待取得成效。吏治有本有末：官员和吏役是治理的根本，法令条文和教令是治理的末端。排斥贪婪邪恶之人，提拔任用廉洁正直之人，吏员都能尽职，治理才开始称得上兴盛；谈论吏治的人，大都知道这一点。至于他们之所以能够廉正尽职而不贪邪败事，是因为生计有所依赖、家中没有忧患，这一点恐怕还未必都知道。如今的官吏，正共同忙于应付家中的深重忧患还来不及，又哪里有余力专心料理政事呢？法令条文和教令，反而给了他们营私舞弊的方法；即使有白简弹劾和斧钺刑罚，也难以医治他们废弛因循的毛病。这并不是官吏大多不肖，而是形势逼迫他们如此。孟子说：“只是有法律，法律是难以自行施行的。”这话值得深思。假如真想洁身自守、专心尽力履行职掌，就必须先使他们的生计宽裕，使他们无须忧虑家中生活。古代贤明的君王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制定俸禄粮米，使官吏能够凭此供养家人。即使是平民出身而任官的人，也一定要让俸禄足以代替耕作，然后其中贤能的人才不会心力分散、疲惫不堪，能够一心处理各项政务；不肖的人留恋俸禄、害怕失去职位，也都会勉力办事以保全自己。因此每件事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天下常常达到最好的治理。三代的情况姑且不说，下至汉、唐、宋、明，也无不遵循这条道路。本朝颁定的俸禄，大多沿袭明朝制度，颇觉太少。虽然后来增加了养廉银，仍然苦于难以维持职掌。况且受风气驱使，贤能的人也难免受到地方环境的限制，日常生活的差别悬殊。福建省从上至督抚、下至佐杂等一切官吏，计算他们俸禄和养廉银的收入，即使极其节省，也难以勉强支应。然而数百年来终究还能依靠某些办法维持，并不是因为俸禄少，人就完全不肯任职，而是官员专门依靠陋规，勉强弥补周转。不肖之徒有的竟然贪污受赃，拿那里的钱填补这里的亏空。至于吏役，更是难以想象。计算他们一年到头的所得，不过几两银子，不要说难以养活妻子儿女，就是自己也绝不可能填饱一张嘴；如果不受贿卖法，大概没有办法维持朝夕生活。所以历来有不受贿的官，却没有不受贿的吏；有不卖法的吏，却没有不卖法的役。如今裁禁陋规，既然议定发给津贴，却又只补贴各级官员而不涉及吏役；难道这些人都不是人，不需要吃饭生活吗？还是他们同样是普通百姓，也有妻室家庭的负担；按照情理斟酌，哪里能说这是公平的？这样一来，表面上是命令他们奉公守法，实际上却是在逼他们作奸犯科。况且这类人本来就很少有麒麟凤凰般的贤者，大多像虎狼一样。计算台湾一府、四县、五厅，正式编制外的白役约有数千人：这就等于放任数千匹饥狼、饿虎，横行吞噬全郡的弱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吏治怎么能不混乱？台湾百姓怎么能不作乱？如今那些夸夸其谈、自称整顿吏治的人，不在这个根本源头上设法，却只在那些末流问题上奔忙，错了！即使发给各官的津贴，又不能增加多少，以致天天说要裁除陋规，却舍弃这一项而取那一项，陋规终究不能彻底承载官吏的生活；天天说禁止贪婪，却前任清廉、后任污浊，贪婪终究难以完全禁止。这就是不考察根本却想整齐末端，弊病往往如此。如今应当探究根本、澄清源流，首先增加各官的津贴，其次增加吏役的工银。全台湾文职官员不论大小共四十员，正式编制的吏役约七百名。官员应查照省里的章程，按规定数额增加，以确定津贴；吏役应援照绿营守兵增加饷银的新章程，发给工食银。彻底革除白役，严禁克扣。每年大约共需十余万两银子，使他们供养充足，然后廉耻之心才会产生；费用宽裕，然后精神才会振作。之后再弹劾罢黜贪食败类，精简选用精明能干的贤员，严格约束他们的职衔权限，责令他们奔走办事；严明赏罚，以成效考核他们。凡是功令颁布的一切良法美意，如保甲、团练之类，以及地方的利弊、民生的疾苦，都一一督促他们研究办理，酌情便宜施行；不做表面文章，务求取得实际效果。上下齐心协力，彼此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大概用不了多久，就可以预料各项政务会清明，吏治不会败坏衰落。再用学校辅助，用经义加以文饰，革除粗野强悍、喜欢作乱的风俗，使那里成为讲经学习的地方；把蛮烟瘴雨的乡土，转化为有文物、有声名的地区。使危险的边疆稳如磐石，使海疆坚固如金城汤池，永远称为安乐之乡，长久被称为最好的治理。召公、杜诗、龚遂、黄霸的功绩，不应让前代独自享有美名；成王、康王、汉文帝、汉景帝的盛况，到这时才知道本来属于当今圣朝，难道不是大好事吗！什么叫五种弊病？督府信任不专一，难免始终处处为难，这是第一种弊病。镇将固执而不能和睦相处，难免互相牵制而产生祸患，这是第二种弊病。属员贤能和愚劣不齐，难免彼此呼应不协调，这是第三种弊病。经费缩减而数额不多，难免因害怕花费而贻误事情，这是第四种弊病。舆论意见反复不定，难免先使自己怀疑、沮丧，这是第五种弊病。然而，不顾虑舆论，疑惧沮丧就可以转为锐意决断；多方筹措经费，贻误就可以预先防止；精心选拔属员，彼此呼应就可以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顺利；委婉地同镇将商议，牵制就可以变成同心协力。只有督抚信任不专一，属员才真正无可奈何。上策是以辞职去留来要求他，下策是用权术使他达到目的；只有这两种办法，没有中策。上策稍微刚毅的人可以较好地做到，下策稍有自爱的人不肯做。然而古人也有因担心事情受阻而暗中结交宦官、想平定盗寇而委屈侍奉奸相的，虽然不是正道，却很难用官场道德标准苛责他们。可是那些人都曾在当时建立赫赫功勋，声名流传后世，直到今天有功名的人仍有人取法，并不讥笑他们舍弃一尺而求取一寻。能够除去这五种弊病，才可以实行前面所说的四项建议。四项建议实行后，台湾才会长久安定、长期得到良好治理，这就是非同寻常的功业；从此永远安定，不再作乱。

译我听说，只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做成非同寻常的事情，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开拓全台湾，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使全台湾处于长久安定、长期良好治理的状态，是非同寻常的功业。世间有这样的非常之事，而我恰好遇到它，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非常机遇。面对这样的机遇，应当怎样竭尽精力、奋发自立，才不辜负它；这本来是愚者所忽略、贤者所引以为耻的，也是庸碌之徒安然自得、豪杰之士奋发而不能自已的。伏惟宪台具有超越世人、卓绝不凡的资质，胸怀如山岳高峙、深沉如渊的气量，蕴藏百家无穷的学问，被称为一时有作为的人才；历任中外，洞察并研究治乱之理，可以说是豪杰之士、非常之人。以非常之人遇到非常之事，以有作为的才能处在值得有所作为的时日，绝不会安然自得，必定奋发而不能自已：对上报答圣主深厚的眷顾和托付，对下慰藉苍生复苏的希望。因此可知，非常之功大概将会及时建立。我滥列属吏之中，错误地承蒙您的青眼，私下不能抑制希望效力的心情，于是斗胆妄自仿拟牧之的《罪言》，提出“四宜、五弊”的说法，冒犯尊严。明知沟渠小水对大海没有帮助，小土丘对嵩山没有多少益处，只是大海、高山能够容纳它们而不拒绝，所以高的因而更加显出其高，深的因而更加显出其深。想来宪台也不会拒绝，反而正好借此成就您的高大和深厚罢了。——录自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一《兵政》。《议复水师李提督台湾治略》周懋琦 一、关于拟议改设府治以控制中央地区等事。懋琦再次查考：台湾府城偏在南部，实在不足以控制北路；应当按照李军门所拟，将镇、道两个衙门移驻彰化、水沙连之间。水沙连尚未开垦。彰化城靠近八卦山，登山俯瞰，城内虚实全都显露，有事时万万不能守。如果把八卦山包入城内，又没有水道，都属于绝地。自从戴逆扰乱以后，县署、监狱、仓库等一切都被毁为平地。懋琦认为彰化县应当在拣东等保选择地点改建。那里周围七八十里，聚集形成二百多个村庄，物产丰富繁盛，山川环抱；只是民风强悍，如果有贤能的地方官就近教化抚养，一定能把暴悍之民改变为良民。并请镇统率一千人、道统率五百人、中营统率五百人，共二千人，分为四营，在要害处扼守驻扎，训练军队、弹压地方，彼此声援。每月由镇调外营二百五十人，检阅考察技击。不仅南北两路可以居中调度，而且可以兼顾内山，筹划一切。至于台湾府治，不必改建。请将淡水同知升为台北府知府，并划出淡水、艋舺的地方，改设为两县。台湾、凤山、嘉义、澎湖一厅三县，隶属于台湾府管辖；彰化、淡水、艋舺、鹿港、噶玛兰二厅三县，隶属于台北府管辖。考试分为两棚：道台南巡时，考试台湾府所属的生员和童生；道台北巡时，考试台北府所属的生员和童生。除了每月调外营二百五十人前往阅看并轮换防务外，镇台南巡时就联合操练台南各营，镇台北巡时就联合操练台北各营。就地正法的案件，由知府审勘后送交镇、道复审办理；秋审奏销以及粮饷事务，台南、台北分别归各府审讯、解送和支给。知府本来不必同镇、道驻在一城，兴化、泉州、永春等处就是明证。只是各种建设所需费用太多、事务太繁，我私下认为衙署只先建造炮楼和住房，其余地方遍植竹篱，今后再陆续增置，这样费用不多而事情容易办成。一、关于拟议调动营伍以充实空虚地区等事。懋琦再次查考：现今台湾的兵额，除水师及各营中的字识不计外，陆路兵丁还有五千人。前一条建议镇、道、中营改驻彰化的拣东境内，统带二千人，分设四营；其余台湾、凤山、嘉义、淡水、艋舺、噶玛兰六厅县，每厅县各驻扎一营。每营千总、把总以下额定兵员合计五百人，分为两旗，每五日由一旗守城。守城的日子就是操练的日子，另一旗出哨。出哨的日子不能当天返回，应当根据地方四至所能达到的范围分区巡察，以边界为止。如果遇到镇台调集操练时，就由镇军先从所统率的二千人中拨出一旗到当地补实。从来兵法都是聚集则声势强盛，训练则技艺精熟，劳作则体魄坚强；如果按照常规零散分防，即使再增加五千人，总还是空虚。书生谈论兵事，不能切中要害；但我朝兵制败坏，实在是由于把塘汛分割得零散、兵力分派畸零，这一点先前各位大臣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这专指陆路而言；如果是水师，则非轮船不可。南面的琅■〈王乔〉、北面的苏澳，空虚到了极点，实在不堪设想。一、关于拟议实行屯田以减少兵额等事。懋琦再次查考：台湾屯田，是福公中堂为犒养番丁而设置的，也就是古代辛勤劳作、屯田养兵遗意的体现，与兵屯完全不同。如今如果驱使轮班驻防的士兵给他们土地开垦，必然会有很多抵触。漳州、泉州、延平、建宁等地的百姓，平素习惯懒惰，而且已经习惯优厚安逸；让他们扛锄种地，即使制定严厉禁令，也会有无法推行的地方。宋代陈恕说过：“士兵平时鞭打民夫，役使他们供自己驱使；一旦让他们秋天拿起兵器，春天拿起农具，他们能够安心吗？”士兵不能屯田，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何况轮班士兵骄横强悍，不服地方官约束，台湾比各省更加严重。至于赵充国、诸葛武侯所实行的屯田，那是军前由将帅节制的军队，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台湾中部确实有可以兴办屯田的地方，请挑选、招募兴化、福宁两府山民中的健壮者，以及本地内山番丁、粤庄乡民，由官府负责开凿池塘、疏通水圳，督令他们开垦内山荒地。内山未经开垦的地方，土质非常肥厚；今年开垦，明年就能收获。所得稻谷，除去补充耕牛、种子、工资和赋税以外，剩余的平均发给垦丁作口粮。空闲时教给他们技艺，一旦发生变故，各家自行守卫、人人自行作战，比起轮班士兵，战斗力强过数倍。没有屯田的名目，却有屯田的实际；没有养兵的费用，却可以借助兵力。不出几十年，后山奇来、秀姑鸾各处都将成为肥沃的土地，不只是水沙连六社而已。

译一、关于拟议请求丈量土地以增加丁课等事。懋琦再次查考：这个建议绝对不可实行。台湾的沙地，每逢夏秋大雨，山洪奔流，田园被冲成沟壑，流沙淤积，熟田变成荒地。如果不是以多报少，怎么弥补这些损失？台湾土地依山临海，所有田园都没有堤岸。海风稍大，咸水涌入，田园受到盐碱浸渍；一定要等几年，才能恢复耕种。如果不是以多报少，怎么抵缴官粮？以上两点，前御史尹秦已经上奏陈述，并有案可查。况且一旦办理丈量，贪官污吏就会借机索取，弊端丛生；明面上激起事端，暗中损伤阴德。只是淡水一带必须设法清理，具体项目另行奏明。前面所说的田地，名义上属于番人，实际上是民人的产业；只要让大户登记纳税，每年就可以增加租赋十余万石，不必琐碎丈量，以免扰民生事。况且后山奇来、秀始鸾等处有千里荒地。倘若将台湾分为两府，懋琦负责北路事务，稍微给予便宜行事之权，酌情推行垦殖政务，十年以后可以增加租赋二十万石、训练壮丁二万人，不用动用国库款项。一、关于拟议严密保甲以杜绝逃犯等事。懋琦再次查考：台湾中部逃亡盗匪聚集的渊薮，就在内山保甲管辖不到的地方。如果想驱逐匪类，只有清查村庄这一办法能够奏效。然而清查村庄可以除掉外来的匪徒，而本地各庄本来就有匪人；族势越大，匪人就越横行。应当让县官时时把缉捕匪徒放在心上，悬重赏缉捕大盗，有时可以捕获十之五六。一方面慎重选择总理，但台湾中部的小姓即使极其公正，也不能办成事情。这件事目前没有好办法。一、关于拟议整齐贤才以清除积弊等事。懋琦再次查考：台湾长期沿袭的积习，是公开行贿受贿。然而百姓实际上爱戴清官；如果确有廉洁明察的官吏，能够同百姓互相信任，必定不会发生变乱。应当请求同省宪商议明确，千万不要把台湾当作调剂官员的地方，让身负沉重负担的人员来任厅县官，那么地方就万幸了。懋琦在省中时，已经向省宪切实说过这件事。全台湾只有鹿港同知这一职位，开支减少后每年还可以剩下七八千元。其余各缺都没有剩余，台、彰两地尤其困苦疲累。一、关于拟议禁止陋规以增加津贴等事。懋琦再次查考：台道的鸦片、台府的食盐，现在都已经提归公家经营，分别给予津贴，除此之外丝毫没有陋规。至于台防、鹿港、淡水的口费，专门是为配运而设置的。鹿港还有盈余，淡水、台防却仍然不足。至于佐杂官中极其困苦的职位，现在正拟具禀请求发给津贴。一、关于拟议综合征收出产以充实国库等事。懋琦再次觉察：台湾中部的物产在全省居首，而厘金最轻，与内地相比只有十分之一二。但是这项征收已经实行很久，万难再增加。只有煤矿、硫磺矿，名义上有禁令，实际上并未禁绝；似乎应当妥善议定章程，设法开采。然而开采以后，游民每天聚集，容易惹出事端；弹压和稽查需要大费筹划，不能轻率地提出实行。因为利益本来不多，而害处却数不胜数。——录自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一《兵政》。《筹防之策》（二条）李元度 第一，建立帅府。海疆共有七省，从鸭绿江到越南万宁州界，海道长达一万三千里。北洋为首，南洋为尾，应当设置海军四镇，以资控制驾驭：直隶、奉天、山东三口为一镇，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为一镇，台湾为一镇，广东为一镇；而总理海防的大臣则在台湾开设府署，因为台湾是七省的门户，距离适中，可以形成首尾呼应的形势。每镇必须有铁甲船三艘、蚊子船四艘，兵轮船同炮台互相配合。直隶、奉天、山东一镇应在威海卫设营，分屯釜山、全罗、巨济、洋皮岛、成三卫等地；旅顺口、山海关、天津、大沽以及登州的蓬莱、田横、沙门各岛，江南的洋山、五条沙、宝山、吴淞、崇明等地作为巡防区域，并同台湾军在江、浙交界的马迹山会哨；这样北洋的防务就稳固了。江浙一镇应在吴淞口外设营，分屯镇江、狼山等要隘，也在马迹山会哨。长江水师五镇的长龙船，请酌情改为小轮船，依照章法训练；有警时协同守卫海口，联成一体。台湾一镇既然设立帅府，就应分屯在澎湖、鹿耳、杂笼山各口外，并以广东的澄海、靖海、广澳、饶平，福建的悬钟、铜山、南日、湄洲、海坛、烽火门、福宁、白犬、五鹿，浙江的南北关、玉环、温州、松门、黄岩、南田澳、定海、普陀、落迦、陈山、钱山等地作为巡防区域，并同广东军在福建、广东中间的南澳会哨；这样南洋的防务就稳固了。广东一镇应在虎门设营，分屯朝阳、海东、江坪、万宁等地，并以钦、琼、雷、廉、惠、潮、崖、儋、万等州，以及碣石、卤洲、甲子等镇作为巡防区域，在南澳会哨；这样南洋的防务就稳固了。至于福建、广东、山东原有的水师，应当请求裁减；挑选其中可用的人，编入海军。凡营官每月操练一次，总理大臣每年操练两次；管驾官轮流游历海外各国，以增长见闻。这样整个海洋都掌握在手中，操纵自如；平时会哨，有警则用电线征调。训练完成后，就会俨然形成虎豹藏于山中的威势；谁还敢背弃盟约而制造事端呢？有人说自古以来只有海防，没有海战，这种说法不对！不能作战，就不能防守；那么还要海防做什么？所以必须先确定这种主张，然后才不至于白白耗费钱财。

译第一，开辟台湾疆土。台湾在明代曾被日本占据，后来荷兰夺取，又被郑成功夺回。康熙年间，才纳入版图。台湾一年可以收获三次，土地物产繁盛，可以由此富强；日本大概一直垂涎不已。沈葆桢开辟生番地区，新设台北一府、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后来因升任两江总督而离去，未能完成其功业。其实，生番的土地完全可以开辟。法国曾占据鸡笼，日本又阴险地图谋逞强，因此台北实在是必争之地；倘若稍有疏忽，七省都不能安睡了！应当请求下令议定，让福建巡抚专驻台湾，兼管学政。台北如果一律开放关禁，还可以得到两府、八县；使人口繁衍、教育训练，可以成为东南重镇。何况海防大臣驻扎于此，声势尤其振作。军中所需的军火、炮械，都从台湾设局制造、办理和储存，不得像从前那样仰赖福州供应；以免偶然海禁时发生隔绝的祸患。查考日本距离台湾很近；日本的疆域大致如同台湾，却历代以来都能崛起强盛、自立于世。元世祖派十万艘船征讨日本，反而被日本击败。明代日本入侵中原，江浙遭受其荼毒总共几十年。近年日本又吞并琉球、扰乱朝鲜，改行西洋制度，俨然自立于强国之列。它的财力全都取自本国，并不是另有转运供应，却能够这样游刃有余！既然如此，台湾如果得到适当的人经营治理，假以时日，怎么就一定不如日本呢？强弱本没有什么不同，百姓不会善于利用它就弱，善于利用它就强。应当请求选任巡抚、镇、道长期任职，并责成他们开辟土地、督课农桑、征收税课、修整武备，那么七省的屏障就稳固了。听说生番中有太古时代尚未砍伐的坚硬木材，可以用来造船；生番质朴野蛮而勇敢，如果任用熟番作为头目，可以训练成陆军：这难道不是当今事务中最重要的事情吗！——录自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十五《兵政》（一）《海防》（一）。《乞总署代奏下忱书》刘永福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钧鉴：谨此禀告：我在越南的精锐部队确实有数万人，入关之初只准许带一千一百人，都是我平日挑选出来的。自从到广东以来，连年裁撤；我多次哀求，也没能获准；如今只剩三百人了。今年夏天奉旨带领勇丁渡海到台湾防守，才招募潮州勇丁一千名，分为两营。这些人是闽浙总督下令招募、用来防守厦门的，属于仓促成军的乌合之众；如果同他们谈论作战，实在不足以抵御敌人。况且倭人蓄谋数十年，一旦侵犯我国，从他们平日讲求整顿、训练营伍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其战力了。他们凭借早已训练的军队，我们却凭仓促组成的军队同他们作战，即使名将也仿佛束手无策；法国人的战事就是前车之鉴。我到台湾以来，竭力筹划商议防务，以便稍稍报答皇恩的深厚。无奈台湾孤悬海外，港口很多；必须南北合成一体，才可以谈防守。因此我随时同藩、臬两司会商，深入筹划善后之策。我在越南时有三千名同法国人惯于作战的部曲，以及过去几名有名的将领，想招募这支军队到台南扼守，同时作为北路的援军。以前曾先同闽督商议，随后又同粤督商议，言辞恳切，近于哀求；后来又同台湾巡抚商议，都没有得到允许，只以以后再慢慢商议为托词，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形成定议。又同台南营务处商议，也没有得到批准。在这个时候，既然没有粮饷，又怎么能够招募军队呢？说到这里，不禁痛哭！这都是因为我平日有统兵的名义，却没有真正统兵的实权，不能妥善联络供给，以致军队不精。我如今两次奉特别诏旨，因北路军情紧急而命令北上；我并不是敢于迟延，实在是因为部下无人，不敢冒昧行事。若自行请求罢免斥退，又近于规避责任，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一个武夫，蒙受皇上极其优厚的恩典，位居一方大员；在入关之日，就想到国家有事之时，发誓报效国家，即使死上万次也不推辞。何况又蒙皇上命我协助办理台湾防务，责任重大；我怎么敢把自己置于事外，喋喋不休地冒昧陈述，自取罪责！只是想到今日的事务，有些情况不得不恳切敬慎地陈明，以免受到欺罔之罪：如果贸然北上，不察军情虚实，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和勇怯，成败的关键就在顷刻之间，这样如何对天下后世交代！伏望宪台破格怜悯保全，恳请代我上奏，使我免受冒昧行事之罪和欺君之诛！如今的打算是：能否把台南的福军两营同台湾巡抚商议，设法先运到上海，再取道清江北上？一方面准许我回广东招集几部旧部，迅速赶赴北方，侦察军情和地势；另一方面挑选几名将领，请下令粤督从藩库、运库拨银八万两，配足军械，陆续北上；等精锐部队集合齐全后，再同宋军会合，迅速进剿？只是我的旧部已经遣散很久，应当沿海招募，有的投营后仍然担任弁勇，有的已经归农经商；一旦招募他们北征，即使凭我过去的恩情，也有不能强迫的地方。南方人前往北方，首先难以忍受北方的风霜；如果照各省的行粮标准发给，那么人人都愿意留在乡里充当兵员，谁肯离乡背井、远道从军！我反复筹思，只有按照楚军旧例酌情增加五成，使人人踊跃入伍，容易成军；迅速北上，消灭这些小丑。我还有一个担忧：我同北方各省的大吏素来没有交往，也没有私人关系。一旦奉命北征，粮饷、军火处处都十分紧要；假使稍有贻误，我个人性命不足珍惜，但大局怎么办！我以后奏报军情，都使用电报传达；如果有所迟延，危害就不小。能否恳请仰仗天恩，将我交由北洋大臣节制？此后粮饷、军火都有专人负责；一切军情直接用电报送到该大臣衙门，使转达更加容易，不至于发生阻隔。请求将我的这些情况代为转奏，请求皇上降旨施行！我现在正从南方渡海前往北方，在省会台北府等候谕令。以上一并声明。——录自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十六《兵政》（二）《海防》（二）。《论日本人经营台湾》（《广论卮言》一则）佚名（日人）

译日本人把经营台湾作为战后第一要务。政府新设拓殖务省，隶属南部局，负责掌管岛上政务；又设台湾总督府，任命总督，交给他管理、辅治全岛的权力。总督府内设民政、军务两个局，分别掌管文政和武政。设置台北、台南、台中三县及澎湖岛厅，负责地方治理百姓的事务。然而一年以来，产业没有兴起，交通不便利，官吏也没有选到合适的人；土匪屡次兴起，有的肆意抢掠，使良民困苦。按照当前情形推断，如果不竭尽全力整顿，就不会取得成效。台湾这个地方，汉人和土番杂居，汉人狡猾，土番愚昧顽固；统治起来困难，是中外都知道的事。中国一向因为难以治理，便把它置于教化之外，没有对其进行教养；如今一旦纳入日本版图，却想在一朝一夕之间取得治理成绩，我知道这很困难。然而施行政令已经一年了，仍然看到土匪蜂起，这难道能说已经懂得统治的方法了吗？就拿香港来说，它如今是东方繁盛的都会；但回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割让之初，荒凉寂寞，不过是海盗的巢穴。英国人得到这里后，扫荡流寇，使这座贫瘠、土色赤红的孤岛发展到今天的繁盛。如今的台湾，当然不能同五十年前的香港相提并论。台湾人口超过三百万人，土地肥沃，适宜农业和商业，工业也已经略见兴盛。当地人虽然蒙昧，却还不像香港土匪那样凶悍；那么开垦拓殖的事业，似乎应当比香港更容易谋划。取得台湾一年多了，一切却还没有办成；身居其位的人，难道能不在英国人面前感到惭愧吗？难怪各家新报纷纷擂鼓大声责备政府无力、总督无策。虽然如此，只用空话责备，对事情没有益处。今天讨论台湾，不必讨论应当经营它的道理，而应讨论经营它的方法。我这个普通人的一点见识，斗胆披陈一二。经营台湾的策略，当然不止一种；但最急迫的，没有比开发交通便利、使台湾同日本本土交通频繁更重要的了。如今我们日本本土人在台湾的，除文武官员以外，究竟有几个人？这寥寥几个商人，哪里能够垄断全岛的利益！带来的货物一经转售，货物卖完后又没有继续运来的途径，于是物价上涨。销售货物的人担忧谋生困难，感叹道路难走；当地居民也失去了物资来源，大家将接连陷入困厄贫穷，再没有办法从事事业。今天的实际情形已经如此，今后也可以由此推知。现在日常用品都依赖外国供应，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开拓土地、殖民经营的事业，本来就要等待我们日本人渡海航行、迁居而后才能成功。谋生困难、道路难行到了这种程度，谁还会冒着暑热和疫病，喜欢进入这片土地呢？既然如此，开通交通便利就不能不赶快办理了。现在航行台湾的，只有大阪轮船公司的船，数量不过三只，每月往返三次；有的从神户经马关、长崎、鹿儿岛、冲绳、八重山到达基隆，有的经鹿儿岛、大岛、冲绳到达基隆。此外，虽然还有陆海军省管辖的船舶六只往来，但不准搭载民人和私货；百姓想渡海以及运送货物，不得不依靠那三只船。交通的不便利，由此可以想见。现在应当把往返台湾的船舶增加到六七只，每月开航往返十次，这样彼此交通就不会不便了。而且台湾处在遥远的海域之中，风浪时常发生；尤其应当选择大型船只，吨位在二千吨至二千五百吨之间。这样，就能使前往台湾的人航行没有困难，使居住台湾的人衣食不缺，各种货物可以自由运输，往来如同邻居。往来居住的人日益增多，事业也会随之兴盛。既然已经开通海道的便利，那么本岛沿岸的航运也应当赶快发展。以基隆、淡水到打狗沿岸共二百四十多海里为首要，澎湖一带次之，再一直通到厦门、香港；这样不但沿岸一带能够得到好处，也足以惠及岛上各地。何况若能使茶、砂糖、樟脑等经由厦门、香港以及安平、打狗，运往日本内地和欧洲、美洲各洲，都由日本轮船公司经营；欧洲航线和美国航线从厦门、香港运往台湾的货物，也都归日本人管理，这实在是莫大的利益。经营这些沿岸航运的船只，不必使用二千吨以上的，千吨左右就可以了。船政既然已经大力兴办，就不能没有停泊船只、躲避风浪的港湾，因此修筑船坞是当务之急。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所以不得不赶快动工办理；经费虽然很大，但为了开发全岛的利益来源，难道应当吝惜这笔开支吗？至于修筑哪一个港口、先修哪一个港口，以及各项工程需要多少经费、如何筹办，就要等待当局筹划和工程家的商议了。上面所说的是海道方面的事，而陆路更有重要性；贯通本岛南北，设置一条铁路，是第一要务。铁路的迫切性人人都知道，只是究竟官办还是民办，时常有不同意见。本岛铁路适宜官办，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然而正值国家多事之时，恐怕经费不足，也不必固执官办的意见。只要设法制定章程，交给商人承办；再划分为若干区，明确约定若干年完成哪一区的工程、若干年完成哪一区的工程，这才是最要紧的。即使开通了铁路，如果其他道路仍未畅通，铁路也不能获得多少利益。现在应当以铁路为基础和直线干道，把无数道路横向连接在左右，并一律加以修筑；务必使道路平坦坚实，让行人、旅客和货物容易直接到达车站。这样铁路既同马路相连，陆上的汽车又能直接连接海上的轮船，于是四面八方的交通就十分便利；而把鸦片秘密运入本岛的事情，也自然能够杜绝其途径。海陆交通既然有利于旅客往来、便利货物运输，那么要使消息传递迅速，就全靠电报；因此，本岛至日本之间铺设海底电线，是重要的事情。现在虽然每天都在考虑整顿一切事务，但南岛风浪变化无常，土匪也时常突然出现；仅仅凭借一条线路传来的消息来了解情况，实在令人担忧。何况商业逐渐兴盛，行情等消息也必须迅速传递；所以更应设置海底线路来弥补不足，不能再拖延了。

译至于整顿地方，更是行政上的实际事务。现在设置的总督府，威权过大。府中的官僚直到各县巡捕，全都由总督任用、罢免、贬黜或升迁；而知县完全没有权力，只能奉总督命令行事，这并不是把重任交给亲民官员的办法。经营新近取得的土地，不应只崇尚法制。应当使官吏各尽其才，宽严相济，以收揽民心，这才是行政的第一要务；所以知县不能不选择合适的人来任用。既然选得其人，让他承担地方行政的责任，就应当给予他权力，使他充分发挥才能。现在政府毫不吝惜这极大的权力而交给总督，使生杀予夺全都掌握在他手中，正是不想用内地的规矩束缚新政；总督对知县也应当如此。一个县的政务，应让知县能够总理成全，而总督不要任意牵制；县内属官由知县自行选用和黜陟，总督只要掌握纲纪，严格考核督察，责成知县取得治理成绩，就足够了。假如这样做，那么知县的职位责任重大，有才之士就会甘愿担任，才能不足的人也不能混在其中充数了。打破中央集权的势态，实行地方分权的实际做法，再加上知县能够选得其人，或许就能取得治理成绩了！但是，管辖范围很大而属官很少，守兵不足而巡捕寥寥，却想取得治理成绩，形势上确实有所不能。试看台湾这块地方，面积几乎相当于日本九州岛，人口号称三百万；而今天只设置三个县，其中有顽昧的土番，有狡猾的华民，又语言不通、交通不便，加上天气炎热，种种困难重重。想要克服这些难题而推行地方善政，难道容易吗？所以我私下认为，应当增设若干县，分辖各地；还应增加守兵和巡捕的人数，使各处彼此呼应。这样知县的耳目就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一有违法乱纪就能立即纠正。而且今天宪兵和巡捕的配置，也未必适宜。按我们所听说的，是用宪兵警戒街市，而巡捕大多派驻村落；这难道不是把事情颠倒了吗？守兵骑马、带枪，威武强健，不是巡捕所能相比；应当派往偏远村落，以防备非常情况。如今反而倒过来实行，难道不是白白制造事端吗？台湾偏处南海，气候炎热，多有瘴疠；内地人想渡海前来经商谋业，都害怕疫病，因而消磨了壮志。所以首先必须讲求养生保全身体的方法。统计日本人民一百人中，有病的只有三人；而台湾一百人中，有病的常有四人。由此看来，只要调养得当，本岛就可以变成没有瘴疫的地方。现在治理台湾的人都只是隔靴搔痒，原因在于语言不通；因此当务之急，是让岛民学习“本国”语言，设立国语学校，派人前往教导。岛民之所以屡次违背我们的教令，都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用意；他们之所以不知道我们的用意，也是因为言语不通。正因为言语不通，所以他们违背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向他们说明，只能强行命令。于是他们认为我们暴虐、无道，身体屈服而内心不服；间或有奸诈之徒虐待他们，他们又不知道申诉的办法，只能暗中忍耐、含泪悲泣，自己认为只是遭遇不幸罢了。这样一来，双方情意不能相通，于是就相继违抗我们。要想使统治适当，使人敬畏并服从，必须把教授“国语”作为入手之处。况且两地通商，也必须借助语言来了解彼此的情况。只是他们还不了解文明是什么，就应当广泛启发他们的才智，诱导并勉励他们的道德操守；这件事也不能再拖延了。财政也需要改进振作。按照本年预算支出，本岛地租、制茶税、制糖税、樟脑税、制盐税、海关税等以及其他收入，共有六百六十八万二千二百三十六圆；而年度支出则有一千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七圆。以收入抵充支出，实际还缺三百九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一圆。若再加上军事费用，本岛支出的亏空就更多了。假如理财政策不作任何改变，那么得到这个岛不但不能开发财源，反而会损害国家！不过，本岛本来就不是新开发的土地，不像英国人经营香港时面对的是无人之地；只要税法合宜，绝没有损害国家的道理。现在虽然新的税法尚未确定，也应当暂时沿用旧税法，再慢慢考虑改订办法。如今却贸然废止旧法，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现在的办法，只应视旧税可以恢复的就恢复，可以开征新税的就开征新税，但应当反复斟酌、做到尽善，不能仓促行事而引起百姓疑惑。发展生产、振兴实业的关键，在于先整顿财政、开发财源。台湾不是新开发的土地，出产的物品日益增多。就出口货物而言，茶、砂糖和樟脑最为旺盛：明治十五年出口茶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担，到十八年增加到十五万五百七担；十五年出口赤色砂糖五十万八百七十六担，到二十八年增加到六十七万一千九百七十四担；十九年出口白色砂糖五万七千七百二十九担，二十八年增加到六万三千六百九十担；十九年出口樟脑一千三百三十四担，二十八年增加到三万九千五百四十三担。茶多从厦门运往美国，砂糖多从香港、安平、打狗运往日本内地，樟脑多从厦门运往欧洲。以上各物相比较，樟脑一项十年之间增加到原来的三十倍。推测到将来，增长也应当不少。茶和砂糖如果改进栽培、制造方法，增加采用新法，产量还会大幅增加。其他如米、金、麻、煤炭、硫黄等，也应当开采出来供国家使用，这是政府应当努力办理的事情。我们内地人民也应当共同筹集资本、共同出力，帮助它发展；如果一个人的力量不能办成，就联合设立大公司，或者开办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机构，设立保险公司以防备意外。至于奖励人民渡海前往、保护他们的事业，那是台湾总督的责任、拓殖务大臣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录自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一“治体”（九）“广论”（并见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六（上）“外史”）。论台湾亟宜变法　蒲生氏（日人）

译我曾经到过台湾，并且考察过台湾土地物产丰富的情况；例如米、茶、樟脑等，产量很多，质量也相当好。台湾所产的米，每年可以收获两次；质量同日本米相似。茶也优良美好，恐怕还在静冈所产的茶之上。那里种茶的园圃，恰似花园，一点杂草也不留；栽培的方法相当周全（？）。制造樟脑时，也先选择老樟树，砍取树干，再精制成樟脑；所以品质自然很好。天然物产丰饶，确实是海中的美丽岛屿。想到台湾归入我国版图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台湾的政务还没有办好，弊害层出不穷，实在令人忧虑将来的大局会怎样；虽然经历的时间还不长，却也不能不说是由于施政和设置的方法不合适。依我看，兴办一项有利事业，不如先除去一项祸害；所以想要一时兴起百废，哪怕有百般筹划，也不能立即办成。现在的办法，必须先把最紧急的事务振兴起来作为优先。什么是急务？一是广泛在各地设置警务，二是开通道路。按照今天的情形，台湾人都有彼此警戒的意识，却不能安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台湾百姓本来并没有不愿隶属于我国的意思，只要能够善于治理，他们无论依附哪个国家，也都不会推辞。所以日本如果善于保护他们的身体安全、保障他们的产业，台湾百姓就会喜悦服从，如同水向低处流一样。如今土匪屡次兴起，危险忧患接连而来；台湾百姓不能安居，也就不足为怪了。所谓“土匪”，过去中国政府也曾对他们无可奈何；如果打算在一朝一夕之间荡平他们，确实并不容易！过去英国取得香港时，也屡屡受到土匪困扰。香港不过是弹丸黑子般的小地方，尚且多次被土匪侵扰，经过很久才将其荡平；那么台湾土匪的踪迹没有立即断绝，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关键在于逐渐使“土匪”退缩到偏僻角落。至于大城市仍然看到“土匪”横行，这又是多么严重的失政啊！如今像宜兰地方，“土匪”横行，老少男女都挑着担子逃进城里；又如制造樟脑的人战战兢兢，常常害怕“土匪”前来抢劫，那么想要振兴财源、收取遗留下来的利益，怎么可能做到呢？那么首先谋求在各地广泛设置警务，保护良民，难道不是急务吗？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形，在各地广泛设置警务，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了解，日本人又不熟悉当地土地，所以就像在荒草丛林中行走，单独行动时每一步都觉得艰难；何况还要扛枪持刀，在其中出没呢！那些“土匪”却把那里看作平坦大道，进退出没无不如意，并且善于抵抗；我们想要扫平“土匪”，也不是容易的事。“土匪”不只扰乱森林山野等无人之境，而且还侵扰城市和繁盛地区，抢走货物。因此每一处城市虽然都有警务署可以保护百姓，但一旦远处传来警报，需要调往其他地方，城市就会空虚，使“匪徒”得以乘虚而入。现在台湾北部便于中国小船往来的地方，共有三十六处；如今简派人员严格设置警卫的地方，却只有五处。试着到厦门查点中国小船的数量及其情况，大致估计泉州、福州一带附近就有数百艘小船。如今鸦片也由这种小船装载，秘密运到台湾，选择台湾警卫不足的港口上岸；就连兵器，也多借助这种便利秘密运送到台湾。由此看来，警务应当赶快设置，是很明显的。然而应当仿照香港设置警捕的办法：在香港采用警捕法，从印度的警捕中选拔善于操持汉语的人，增加他们的月俸；又从华人中选拔善于操持英语的人，也增加他们的月俸。果真能够这样，就可以同时了解当地的风俗和情况。听说现在台湾的警捕中，有人善于操持台湾当地土语；因为懂土语的人少，所以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学会土语。因此台湾的警捕也必须仿照香港的例子，采用这种便利办法，那么善于通晓当地情况的人也一定会日益出现。开通道路的急务，不言而喻。总之，使道路通达四方，才是重要事务；治理台湾岛，应当把财政作为主要规划。如今台湾政务尚未办好，所以没有办法征收租税；一旦警务广泛设置并取得成效，百姓必然安居，而收取的租税数额也一定会比今天增加一倍以上。况且台湾目前的情形，银钱流通很不方便；所以知道开办一家大银行以便利银钱交易，那么商业一定会大大兴盛，这是毫无疑问的。台湾人本来善于积蓄银钱，只是害怕盗贼，所以把银钱埋藏在地下，或者储藏在墙壁中，不让别人知道银钱所在。西方某人曾说：台湾藏银的数量，应当有数千万元。如果没有盗贼的警患，台湾人一定乐意把银钱存入银行。台湾百姓比日本人更敏于逐利，所以台湾平定之日，也就是他们走向文明之时。——录自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六（中）“外史”。种樟熬脑说　陈炽

译从前听说台湾樟脑的利益，每年出口价值五百万两。樟脑税一项，是台湾的大宗收入。听说日本樟脑出口，也价值五、六百万元。古樟一株卖给别人，有估价四千元的。西方人制造炸药，无论用什么配制，其爆炸力最大只达到二千五百倍；后来有化学家掺入樟脑，爆炸力骤然增加到五千倍。所以鱼雷、水雷、地雷等各种炸药，没有樟脑就不能奏效；巨炮、快枪也必须适量配用所谓黄火药，这就是樟脑销路日益扩大的原因。后来又听说各国使用象牙的数量年年增加，必然要杀死活象；仅以英国一国计算，每年因使用象牙器物而杀死的大象就有一万九千多头。大象怀孕、哺乳需要三四年，经历十年春秋才长大；每头大象生一两个子女，多的有三四个。使用这样耗费，捕杀这样众多，而繁殖成长又这样困难，将来全世界的大象必定会灭种。于是有人设法把樟脑掺入化学材料压制成象牙，洁白坚硬细密，无法分辨真假；精巧到了极点，简直出神入化。制药的用途无穷，制象牙的用途也无穷，那么将来樟脑的销路也会随之无穷无尽了。西方人把整个地球划分为若干树木带，以赤道为中线，向南、向北各按若干度划为一带，寒暖因此不同。每一带适合生长什么树，都有固定的地域，不能迁移；热带的树移到寒带、寒带的树移到热带，都不能生长，这是大致情况。像樟脑树这一种，只生长在距离赤道二十七、八度之间，偏北、偏南都难以茂盛。台湾、日本、江西的纬度适合，其他地方却没有；它的珍贵，就是如此。因此日本农桑会中广泛劝导国人到各处种植，种植二十年就可以熬制樟脑。然而台湾不知道种植，江西又不知道熬制，白白使巨大的利益来源荒弃在空山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怜悯的呢？日本熬制樟脑的方法我还不了解其详细情况，想来一定有参照西方法而更加精美完善的地方。至于台湾熬制樟脑，那就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方法是在山坡倾斜而平坦的地方，刨挖□一座灶，下面开火门；灶上排列放置十二具带盖的大锅，把樟树的嫩枝和树叶剁碎，放入水中煎熬，再盖上锅盖。经过一昼夜，盖上就会结出一层白色油脂；刮下来收藏，就是樟脑。大约一觔，每月可以熬制樟脑二、三百斤；每百斤为一石，价值洋五十元。柴薪取自当地山中，不需要购买。三人管理一觔，日夜轮流更换，不让火熄灭。只是那里靠近内山，生番时时“出草”，所以必须供养勇士守卫关隘，保护樟脑场。每石抽取隘勇费八元、落地税八元、子口出口税六元、工食杂费约十二元，每石实际获利洋十六、七元不等。一个地区获得数千□，已经是非常大的利益。以此作为江西的例子，那里既没有生番，不需要隘勇；税收不重，工食费用又低。售价五十元，应当可以净得三十多元的利润。何况这种物品的销路日益扩大，价格也日益上涨；其他省份或因寒暖不合时、或因土壤不相宜，永远不能来分取我们的利益吗？现在台湾已经属于别人，樟脑工人的失业者以及滞留在上海的人不少。应当设法雇用招募一些人，或者聘请熟悉熬制樟脑事务的日本人，选择地点试办，同时暂时减收税课，以维持并振兴这项事业。命令各府、州、县：凡有樟树的地方，都准许设法开办；严格禁止无知百姓任意砍伐樟树的枝干。湖南、安徽、广西等省的纬度相同，应由各省拨款购买樟树种子，选择地点播种；晓谕民间广泛栽植，以取得二十年后的利益。让山林披上金玉，把腐朽化为神奇；这件事即使愚民贱人也能做到，而利益却能由中国独自掌握。十年规划，万世安乐，美好的利益大为兴盛，芳香长久回报，实在是美善而兴盛啊！——录自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七“农政”。台湾盐务考　佚名（日人）

译台湾的气候最适宜制盐。现在制盐的地方，以台南为多，台北、台中很少。各制造场制成的盐，无论多少，都运往台南。因此台南的制盐业最为兴盛；那里四面临海，地势平坦，利用海水十分方便，只是在多雨季节不适宜制造。从南部到北部，气候略有不同：夏季五、六月间，南风吹拂，阴雨多降；七、八月至九、十月间，北风猛烈。十一、十二月以及正、二、三、四、六月间，降雨很少，暴风几乎绝迹；各地制盐者都在这个时期作业。由于冬季气温降低，凛冽的北风吹来时常带着干燥空气，因此蒸发时毫无妨碍。当地制盐分为大信、小信两个时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为大信，二月、三月、四月为小信——温度稍低，制成的盐也稍少。正月、九月为修缮期，正月是大信修缮月，九月是小信修缮月。制盐的方法，是按照各地条件修筑盐田，总体都是平地；涨潮时把海水引入盐田；每一块宽二亩的盐田，中间开一条沟渠，以便排水。各个水门用水车把海水汲满，再引到蒸发池的土埕中；四周筑起约高三尺的坚固土堤，以防海水和风雨破坏。盐田面积大小不一，小的半町，大的一町，每块使用晒丁一人。盐田的土埕用黏土质土壤修筑，以防海水流失，用木槌夯筑坚固。引入海水后，按照水流多少，设置竹管和筌，依次注入，逐渐形成坡度；坡度不能太高，以免造成阻碍。至于面积很大的盐田，要把甲池的水移到乙池，用汲水器就很不方便。海水储存在蒸发土埕后，再移到结晶池前，流注到最深的土埕中；在土埕旁把浓厚的水吸上来，修筑便于操作的阶级，高约三尺。结晶池底铺补石块或瓦片，以防盐泥混杂。每月上旬，估计海潮已经充满，就可以把第一埕的水吸上来，一天之内蒸发；第二天，撤去竹管和筌，把水引入第二个土埕。这时第一土埕完全空了，再吸上海水。第三天，把第二土埕的海水吸到第三埕，第三埕的海水又流到第四埕，依次引入。到了五、六日，开潦地的海水已经蒸发，就运到深地；又用桔槔汲取，移到第七日的土埕。到了九日至十日，海水已经呈现浓厚的颜色，就可以运到结晶池；再经过二、三日，海水已经在池中结成晶体，这才制成食盐。结晶的期限，在小信期是十四、五日至十七、八日之间；在大信期则十二、三日至十四、五日就能结成。在打狗地方稍快，大约十日至十一日之间即可。引入海水的数量、蒸发池的面积、结晶池的构造，都是最为关键的事项。盐的产量方面，嘉义管区内的北门、山舆、井仔脚、布袋，每年约十六万石；安平、凤山约十三万七千石；新竹县车港约一万石。全台湾每年的产量约三十万七千石。实际上秘密输出的总数，连同官盐的十分之三，约有四十万石。过去中国政府对盐业买卖管制最严，价格上涨到十倍。北部私盐较多，南部多运往厦门、泉州等地；价格也没有统一标准，按照运输距离远近确定。各种权量都由制盐商人私自制定。盐有十倍的利润，台南、台北设有盐务署，台北设有总局；稍大的地方设总馆，小地方设小馆，并由委员、盐督进行督察。——录自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下）“商政”。附录一　《正谊堂文集》选文 题报台湾严重旱灾情形疏 请借库银购买谷物疏 题报台湾所属地区严重旱灾，请求按照受灾比例免征赋税疏 台湾所属地区接连遭受灾害，请求分年带征赋税疏 题请补授道员奏折 申令告诫台湾地区应办事务条款檄 命令设置社仓，捐资积储谷物檄 申令告诫台湾地区应当禁止的各种弊端示 致台湾陈巡道 题报台湾严重旱灾情形疏（康熙四十六年） 为详细报告严重旱灾情况一事。臣看得，台湾府所属的台湾、凤山、诸罗三县，今年入秋以来遭遇严重旱灾，接着又发生强烈飓风，已经种下的田禾被吹倒、吹折，收成难以预期，众人都请求救济，臣谨慎批示给藩司，令其确实查核之后。现在据署理布政使事务、海防汀漳道佥事宋致查明严重旱灾情况后详细报告前来，除批示命令加意抚恤，并查明田禾是否确实成灾，另行派员勘察报告之外，所有严重旱灾的情况，合先题报。再查报告灾情的定例，秋灾不得超过九月报告；受灾分数按例应在题报灾情之后，限一个月内编造册籍、结具文书上报。但台湾远隔重洋，文书往返必须依靠风信，难以拘守例定期限，合并声明。臣谨会同闽浙总督臣梁鼐联名上奏，恭请皇上明察，敕令有关部门议覆施行。请借库银购买谷物疏（康熙四十六年） 为谨慎陈述闽省地方等事。臣只是一介贫寒儒生，承蒙皇上特别恩典，委任巡抚重任。到任办事以来，日夜战战兢兢，只把地方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臣私下看到，闽省地方人口多而田地少，几十年来，蒙皇上覆育休养，人口日益繁多，而额定田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复种；即使遇到丰年，收获也不足供一年使用，只能依靠各地商船运米接济。因此米价容易上涨，百姓吃饭十分艰难。臣六月到任时，因为雨水失期，米价更加昂贵；臣多方料理处置，使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又虔诚步行祈祷，以皇上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向上天和神灵祈告；甘霖大降，但各府先后得雨并不一致。虽然台湾已经报告灾情，但总计全省，尚且可以说有收成。只是恐怕来年春夏交替之时，各地商贩不能到来，米价一时上涨，贫民恐怕会陷入粮食困难。臣等身负地方责任，不得不预先筹划。恳请皇上俯念百姓吃饭是大事，准许臣从藩库借用储存的备赈监榖银三、五万两，派官员到湖广、江苏、江西、广东等地购买米粮，平价出售，秋收后按数归还库银。并恳请敕令有关地方督抚传告所属，不得阻拦封闭，使采购能够便利，从而对百姓生计大有帮助。题报台湾所属地区严重旱灾，请求按照受灾比例免征赋税疏（康熙四十六年）

译为详细报告严重旱灾情况一事。臣看得，闽省台湾府所属的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康熙四十六年入秋以来遭遇严重旱灾，所有受灾情况，臣已经会同上奏备案，随后立即批示派员亲自前往严重旱灾地区，勘明受灾分数。现在据布政使金培生详细报告称：据台湾厦门道副使王敏政移文称：查勘核实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受灾田园共二万五千三百七十三甲一分零，共请求免除康熙四十六年应征粟三万一百五十四石六斗零。据该司汇编造册的田园科则及分别应免粟石的详细清册，连同该道、府、县的印结，以及主管官员、里民的甘结，一并详细送来，臣再次复核，没有差错。除将册结分别送交部、科外，现一并具题。再查台湾远隔重洋，风信不定，报告灾情分数，已有案件准许遵照部议覆文，不拘定期，在案，合并声明。臣谨会同闽浙总督臣梁鼐联名上奏，恭请皇上明察，敕令有关部门核议施行。台湾所属地区接连遭受灾害，请求分年带征赋税疏（康熙四十七年） 为海外地区接连遭受灾害，编入户籍的百姓极其困苦，众人恳请详细上奏，将应征的额定粮食分年带征，以救百姓性命一事。臣看得，台湾所属一郡孤悬海外，百姓很少能够一年到头丰足，只能依赖时令调和、年成丰收来供给日常生活。康熙四十四年，恰逢旱灾，当年应征的额粟，承蒙皇上特别恩典，全部蠲免。四十六年，又遭遇严重旱灾，禾稻歉收，臣查明受灾分数上奏报告，又蒙圣恩，照例蠲免。全郡百姓感激欢呼。只是除去蠲免的部分外，该府所属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康熙四十六年仍应征粟一十万七千六百九十六石四斗零；臣仍发檄文命令按数征收、造册报告，以符合奏销要求。现在据布政使金培生会同署理粮驿道事务、分巡延建邵道佥事陈廷统详细报告：据台湾府知府周元文、署理台湾县事务的台湾府同知孙元衡、凤山县知县宋永清、署理诸罗县事务的凤山县知县宋永清报告，全属里民聚集在庭前共同请求说，接连遭受荒歉之后，米价飞涨，一升一合都很难买到；又隔着茫茫大海，想要报告请求平价出售也没有门路，虽然有急于供办公事的心愿，却已经束手无策，请求上奏分年带征；并准许台湾厦门道副使王敏政移文报告此前经过。该司、道查得，台湾郡近年连续遭受旱灾，百姓生活难以维持，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若责令他们办完十多万石粮食，征收催比势必无法完成；这只会使百姓徒然受到鞭打，对国家赋税最终也没有补益。因此请求将台湾县康熙四十六年应征额粟三万三千八百九十二石六斗零、凤山县应征额粟四万二百五十八石四斗零、诸罗县应征额粟三万三千五百四十五石三斗零，分在四十七、四十八两年带征。所征上述额粟，仍汇入各年奏销册内一并报部查核，以舒缓百姓力量，扩大皇上的仁恩等缘由报告前来，臣复查没有差错。谨会同闽浙总督臣梁鼐联名上奏，恭请皇上明察，敕令有关部门议覆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万二百五十八万四斗〕 题请补授道员奏折（康熙四十八年） 台湾道职务责任重大，谨慎推荐确实有才干的官员，恭请皇上明察并特别裁定此事。臣私下按，台湾是海疆要地，而道员的作用关系重大；承蒙皇上从长远考虑当地情况，设置一府、三县进行抚治，又设置重兵加以弹压。所有兵马、钱粮、地丁、饷税以及所属官员贤能与否，全都依靠道员考核、统筹办理。而且道员还兼理学政，负有考核士子的责任。若没有真正有才干的官员，就难以胜任。现在台湾厦门道副使王敏政已经升任，他留下的员缺，应在文书到达之日，从闽省道员中逐一详细选择；即使有任期尚短或不合条例的，也没有适合的衔缺、合宜的人选和地点可以调补。皇上圣明洞察，若有可以补授的人，恭请特别选定。若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臣查知现任四川学政陈璸，曾奋力任职于福建古田县，以廉洁能干著称；后来调任台湾县，政绩声誉更加显著，舆论和百姓都喜悦服从，至今感戴不忘。若能让此人补授台湾厦门道缺，不仅陈璸对当地情况驾轻就熟，台湾士民也会大大满足期望，对这一重地的益处，实在不浅。臣身为封疆大吏，关切此事，顾不得愚昧，冒昧推荐自己所知的人。如果说现任学政不便调补，臣愚意认为，四川学政职位找到合适人选还比较容易，而台湾一道找到合适人选实在困难；是否可行，恭请皇上裁定。臣谨慎写成奏折，派家人代臣恭敬进呈，恭请皇上明察。申令告诫台湾地区应办事务条款檄 为特别申明台湾地区尚未办完的应办事务，以巩固海疆一事。查得台湾自平定以来，所有应办事务，历任督部院衙门以及前任巡抚都曾会同斟酌议定，大事具疏题请，小事申令告诫遵行，都已有案。本都院到任以来，访察台湾所属的民情，筹划考虑当地地势，仍有一些未尽事务，已经详细斟酌，现在合并列出，命令遵照执行。为此发牌文给该府，要求府中官吏按照牌文所说，立即查照后列各条，逐条转行告诫，依照执行，并具文回复报告，不得违误。现列如下：一、清查匪类：凡是在地方上制造事端、作奸犯科的，多是行踪不定、不登记入籍的人。台湾所属原有官庄产业，其佃户中有一半属于粤人。那些新近来到台湾、没有户籍的人，难免彼此援引勾连，盘踞窝藏。一旦进入这些庄园，便不是乡保所能过问的。营兵中又有伙兵，原本是平民冒充混入营伍，没有编入保甲；一旦犯事，就投到营中抗拒拘捕，有司不能依法逮捕审理，实在是大害。文书到达该府后，立即转行各县：凡各庄佃户，都要由管事按姓名申报；其中有营伙兵的，要移交营中，命令正兵详细登记造册，交给有司一律编入保甲，不许遗漏一人。遇到犯事，一律拘捕审问。如果有人倚仗势力阻挠，准许有司据实详细查究。

译一、议建竹城：各府、州、县都有城郭，本来是用来抵御外敌、保护内部的。台湾因为远在海外，砖瓦等材料都要从内地运去，建造十分困难，所以一直没有修建。但当地偏处海边，番民有奸有良，情况不一。查得广南、交趾等地，都广泛种植杂树、竹木作为城防。台湾的刺竹容易生长，栽种也很容易。该府立即转告各县，在应当修建城郭的地方栽种刺竹，日久之后丛生成为竹林，便可以作为城郭。所需竹种、人工、饭食，由府县共同捐备，不许摊派加重百姓负担。仍须把从某处起到某处止、周围种植若干里、需要竹子若干株等情况详细列明，具文报告本都院查考。一、责令县令回到县治：朝廷设置官员、划定县邑，当然应当各自按照所管辖的地方驻扎，以安抚百姓。台湾府最初开辟时，因为衙署尚未建成，凤山、诸罗两县的县令都寄居在府治。后来历任官员上下相沿，继续如此。此前因查办一事，台厦道详报说：凤山县的县印现由海防赵同知兼管，该同知负有稽查出入船只、督修战船的责任，不能远离，应等新任县令到任之日，立即令其回县治理；诸罗县也已经据该县毛凤纶呈报，带领吏役迁回本管地方。近来听说凤山、诸罗两县借征收钱粮为名，长久住在府城，忙于应酬嬉笑，不回县治，实在严重违背职守。该府应立即转行责令两县，分别依照所辖地方驻扎衙门，凤山回到南路，诸罗回到北路，不得仍住府城。一、改建祠宇：各府、州、县建立紫阳书院以及文昌等祠，原本是为了尊崇祭祀先贤，振兴文教。台湾所属各县却没有这类祠宇；至于忠臣、烈女，台湾也不乏其人，为什么没有尊崇祭祀他们的地方？而道、府、厅、县历任官员，却都各自建立生祠。难道道、府等官员都深得民心，所以士民仰慕他们离任后仍思念不忘吗？还是沿袭从前的旧习而这样做呢？该府应立即移文各衙门，将道、府等官员的一切生祠，全部改作紫阳书院以及文昌、忠臣、烈女等祠。责令设置社仓、捐输积存谷物檄文 特此责令设立社仓、捐输积存谷物，以充裕民生。查知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天命。古代之所以实行耕九余三、耕三余一，大概就是为了预先积存粮食，防备荒歉。查阅本省原有常平仓、义仓，虽然历年都有捐输积存，但山多田少，人口少而储藏有限，加上报捐数额有限，如果不尽力劝导捐输，一旦雨旱失常，遇到荒歉，必定会仓促慌乱、无所措置。本都院不得不预先筹划，设立社会，捐输积存粮食，以备意外。因此先前已经发檄责令各属清查余存银两，正是为了购买粮食积存。现在正值收获时节，各府、州应立即查明所属地方，凡有余存银两，责令全部购买粮食积存；此外，各府、州仍要率同各厅、县首先倡导捐输，并责令晓谕绅衿、士民、百姓等尽力捐输，在市镇、乡村各设置社仓一所，积存所购买和所捐的粮食；同时倡导并率领好义有德之人主持办理、劝导捐输，使众人互相鼓舞、乐意捐输。一个乡中如有人能够劝捐达到五十石，该县发给匾额表彰奖励；劝捐达到一百石，该道发给匾额表彰奖励；劝捐达到二百石，该司发给匾额表彰奖励。劝捐达到二百石以上的，将劝捐人的姓名申报本都院，发给匾额表彰奖励。绅衿、士民、百姓等如能约集社仓会众捐输五十石至二百石以上，也按照相应捐输的例子表彰奖励。至于捐粮的士民，捐输较多的，该县应优厚礼遇，并免除其差徭。每座仓仍要选择殷实诚谨的人收管仓廒中的粮食，选择公正廉洁的人管理出入数目，责令格外谨慎收贮，不得使粮食受潮腐烂。以后每年都要照此源源不断地捐输；如果遇到年成不好，就用本乡积存的粮食救济本乡的贫困家庭。如果该乡全是殷实人家，就把积存的粮食拨给邻乡的贫困家庭。即使发生荒歉，也可以不必恐慌。如果是大荒，再行题请动用常平仓粮赈济，小民自然可以没有忧患。至于所储存的粮食，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该乡管理人员应将粮食数目报明地方官，由地方官按平价发卖，以救济百姓的粮食需求。卖粮所得价银，命殷实之人收存，等秋收以后依照当时市价买粮补还仓中。粮食的每次发出和收入，都听任公正廉洁的人管理。如有多余的价银，也一并全部买粮入仓。不许假手于承办书吏，以致滋生需索、侵吞损耗等弊端。这也是顺应百姓的利益来使他们获利。合行紧急通令。为此发牌通知你府、州官吏，务必按照牌文所说立即遵照办理；并责令所属各县，凡有余存银两，除全部购买粮食积存外，仍要各自倡导率领捐输，劝谕绅衿、士民共同乐意捐输。将捐过的粮食数量、劝捐人的姓名，以及社仓设置地点、管理人员姓名，造册送来查核。府、州、县是牧养百姓的官员，务必起带头作用。劝导捐输有成效的，自当另行荐举；如果漫不经心，把这件事看作空文，对备荒的实际政务毫无补益，一经查出，弹劾文书随即到来。各自都应敬畏遵守，不得忽视！再次申饬台湾地方应当禁止的各项弊端告示 特此再次申明台湾地方应当禁止的各项弊端，以解除百姓困苦。查台湾远在海外，番民难以治理，全靠贤能的地方官安抚得法，兴利除弊，使百姓没有摊派扰害的负担，人人都有顺利谋生的乐趣，这样才不辜负圣天子设置官员、授予职权、安定海疆、爱护养育百姓的深厚本意。所以台湾自从列入版图以来，任职此地的官员，任满三年就升迁调转，都是为了鼓励贤良官吏。哪里料到日久之后弊端滋生，官员习以为常却不加察觉，以致恶棍、奸蠹肆意横行，给百姓造成深重危害。本都院恭敬接受皇帝简拔任命，来抚治福建，访察听闻各项弊端，现应逐条列出并公告禁止。为此告示台湾所属官吏、军民人等知悉，立即查照下面所列各款，一律禁止。不得违犯！特此告示。具体如下：一、禁止乡保需索私帮。台湾所属新到的百姓，过去一向有征取水丁钱的陋规。如今虽然已经禁革，但乡保等人又索取私帮钱来肥己，因而阻止他们编入甲籍服差。无知之徒乐于不入牌甲、不留名册，以为可以任意来去，于是把逃漏户籍当作长久打算，不能不使匪类有潜藏为患的机会。以后到台湾入籍的人民，都要编入牌甲；如果有遗漏，立即逮捕查究。如果乡保索取私帮钱，替人隐瞒不报，和容留窝藏的人，一经查出一并治罪。

译一、禁止营兵经营回尾私当。开设当铺，原本是为了沟通有无、救济急需。台湾地方的营兵，常常以典当为名，开场设赌，名叫“回尾”。当铺里收进的东西，全都是盗贼赃物。因此赌博实际上是盗窃的源头，当铺就是销赃的地方。等到捕获盗贼、侦破盗案时，所属将弁多方包庇，使地方官不能依法追捕盗贼，人民因此受害。以后永远严行禁止。如果有人有资本，允许他到地方官处呈明开设并缴纳税款，但必须使用当地民人管理，不许夹杂营兵，以免地方官难以控制。违犯者立即责令拘拿，在营中革除粮饷，从重惩处。所属将弁徇私纵容、串通包庇的，查出立即会同上疏参劾处置。一、禁止春秋丁祭摊派扰民。丁祭原本属于盛大典礼，一切所需祭品等项，都应动用正项钱粮报销。哪里料到台湾所属的丁祭，却混杂摊派给民间，按丁口摊派银两；保长、吏役相互勾结，从中侵吞肥己。至于置办的祭品物件，全都粗劣不堪。蔑视法律、怠慢圣贤，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以后凡遇丁祭，除动支正供钱粮办理供应外，不许借端向民间混杂摊派。所办祭品物件，该县应会同教官逐一检验，务必洁净、精良、齐备。如果再有向民间摊派扰累，或草率办理供应的，一经查出，吏役等人严加提审重办；该县则以失察罪名参劾。一、禁止各保祭神的虚耗费用。春秋祈祷和报谢，虽然是小民祭祀的常事，但台湾地方每三年各保举行建醮，器皿和旧例所需全部使用金银，供具、物品都极为奢华。每保每社耗费金银五、六百两不等，全府合计达到数万两。除此之外，岁时佛诞、装扮神像、演戏，也通常耗费一、二百两不等。这些虚浮耗费，实在没有益处。而且约保人等因此支出大量钱财，势必借端挨家摊派征敛。应立即严行禁止，违犯者，该地方官立即拘拿查究。一、禁止衙役索取规礼。台湾地方一半属于土番，百姓多强悍，因细小争端而打官司，在所难免。但各衙门差役一遇到讼事出差，除酒食、鹿车费用外，还索取差礼一、二十两；稍微违拂他们的意思，就把人拘禁在班房，肆意严刑殴打。临到审讯时，道署十三班、府署六班、县署四班各自索取分班使费，动辄从数十万钱起算。这样一来，小民之间的争讼，是非曲直还没有判明，家产已经荡然无存。以后各衙门的一切差礼、班礼，永远禁止革除。如果仍像从前那样严酷威吓、索取诈骗，准许受害人到该衙门申诉查究。如果本官徇私不查，就到上司处控告申理，揭发报告并参劾处置。一、禁止乡保借公事索取诈骗。朝廷设置官员、分掌职务，原本是为了替百姓判断是非。台湾所属的官员，大多不亲自处理民事，统统批给乡约、保长、管事、书役查覆。这些人把持权力，乘机诈吓；事情听从谁、不听从谁，是非如何判定，都由他们决定。甚至遇到修理衙门等公事，就借端摊派索取，每丁摊派银六钱。小民的财产有多少，哪里经得起这样搜刮剥削？以后所有词讼，该地方官都必须亲自审理，不许批发给乡约等人，放任他们诈吓百姓；也不许借口公费，摊派索取丁银。如果故意违犯，一经告发，乡约等人严加拘拿查办，该地方官则以失职罪名参劾。一、禁止社港花红陋规。台湾地方各社的番民以打鹿为生，每年应当办理缴纳饷银；不肖官员在定额之外强行索取花红，大的数百两，小的五、六、七十两不等。而且还摊派出售麻豆、粟米，书承、差役、通事、社商又从中搜刮剥削，更超过定额饷银数倍，百姓哪里承受得了？以后台湾所属各社应缴的饷税，都命番民自行缴纳，不许社商、通事等经手。花红的一切陋规，一律禁止革除。如果阳奉阴违，仍像从前那样强行索取、在额外横征，准许番民据实到官署呈诉，以便参劾、拘拿、查办。一、禁止包揽钱粮米石。正供国课，按例应由里民自行缴纳。哪里料到台湾所属的丁银，一律由保长包收，保长又交给经承代为缴纳。因此保长额外多收，经承也相互勾结侵吞挪用。至于台湾所属的正供，全都缴纳本色粟米，兑给营中供兵食用；可是经胥、斗级等人借端刁难，或者说粟米潮湿，不予收纳而驳回；或者说籽粒不干净，强行重新簸扬，若是半饱满的籽粒，就当作废粟，仍不给纳户收回。那些准许收入仓的，又用淋尖、踢斛等手段，百般刁难克扣。纳户因为上仓如此艰难，于是情愿多出价钱折缴银两，听任经胥包揽；经胥收到银子后，又在台湾市场购买低价粟米，蒙混入仓，这些都属于违法。以后缴纳丁银，都应设置柜箱，让百姓自行封好投入柜中；不许保长包收、经承代纳。正供粟米，都应征收本色入仓，不许折色包揽。如果仍有从前包收、刁难、勒索克扣等弊端，一经查出，保长、经承立即拘拿从重惩处，县官则以失察罪名参劾。一、禁止向过台人民索取费用。台湾自开辟以来，往来人民络绎不绝；在水口稽查、就地安插，原本是为了杜绝匪类窜逃潜伏的祸患。近来凡是过台的人，从厦门出港时，便以稽查为名索取使费以及船税，每人费用达到七、八两。有人携带家眷，所索费用更多达数倍。到了入港之时，台防厅经承、县承以及负责识认、收管、安插的事务，全都把权力交给保长。各种使费，有五、六两的，也有二、三两不等。小民远渡波涛，本来是为了谋生，利益还没有见到，耗费已经很多。以后过台时，无论出口、入口的稽查安插，都不许索取陋规、使费。违犯者，过台人民立即到泉防厅、台防厅申诉查究。如果该防厅明知而纵容差役，串通索诈，本都院绝不宽容，立即参劾、拘拿、查办，后悔也来不及了！致台湾陈巡道

译古人做官所到之处，往往能够享受百世祭祀，只有因为他们为国为民的念头真切深厚，绝不是被自身和家族的利益牵累，而是足以自然感动人心。年兄做官多年，清廉勤勉，政绩显著，声名远播中外，我固然知道儒术值得崇尚，也知道我们的道理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名臣建立功业，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间断。宋代韩魏公说过：“不要嫌弃老园圃秋色淡薄，且看菊花晚节仍然芳香。”年兄从今以后更加努力建立功勋，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如同开始一样，即使是古代名臣，又有多少能胜过您呢！宋代晦翁告诫陈同甫说：“真正的大英雄，是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成就的。”年兄请勉力吧！附录二《绿野斋集》选录文章 上呈程制军书 答复兴泉永观察周芸皋书 上呈程制军书 署理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刘鸿翱上书大人阁下：您从台湾内渡后上奏任内事情的情形，指出外官因循怠惰、疲沓玩忽，福建省尤为严重；只是先行教导，之后才弹劾，依法办事而不怕怨恨，竭力挽救这种颓败风气。由此可见您勤勉求治的深意。鸿翱私下认为，要使属吏不因循疲玩，只在于鼓舞他们的志气。大体说来，人的才智有三等：上等的人，不用鼓励就能自己立志、尽心，上级长官教导与否对他一样；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常见。下等的人，即使鼓励也不能使他振作，习惯与本性已经养成，表面奉承、暗中违抗，上级长官教导与否对他一样；弹劾他是可以的；然而这样的人也不常见。其余中等资质的人，则随着上级长官的爱好和崇尚而转移，长官勤勉，事情就能办成；长官懈怠，事情就会废弛。所以说，棋艺高明者所使用的棋子，能成为胜棋者；办成事情者所使用的人材，能成为成事之材。过去范文正公镇守西边，所任用的都是范雍所任用的人，但成败不同，是因为范雍不能鼓舞他们，文正公能够鼓舞他们。为什么呢？除了上等聪明、下等愚笨的人不会改变之外，人的才智从来没有能够相差一倍的。尊重我而使我居于上位，称我为官长；使我区别于众人，称我为贤能。国家评论人才，后来任官本来就是把他当作贤能之人来对待的。做一件事不恰当，就说他不肖；一件事有一端不合，也说他不肖；既然说他不肖，那也就只是不肖罢了。一个人爱惜贤能的名声，远远超过爱惜爵禄。上级长官以贤人君子的标准来期待并勉励他，他自己审察自己的行为和办事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即使早晚谋划、竭尽全力地赶上去，也未必能达到；而上级长官却已经这样期待他、这样勉励他了。他偶然产生不求上进的念头，也一定会犹豫不前。如今您说“先教导后弹劾”，鸿翱认为既然先行教导，所弹劾的人一定就少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上下一心、推诚置腹、彼此合为一体却不奋发努力的人。《诗经》说：“哪里有不造就人才的呢？”所谓造就，就是鼓舞振兴的意思。要使属吏不因循疲玩，我所希望的就是这条道理。台湾地方民情的浮动已经到了极点。从前朱一贵、林爽文发生叛乱，大多都是平定后二三年才得以安定。鸿翱蒙受圣恩，任监司治理此地，恐惧更加深重。怕什么呢？只是怕上对不起国家的恩典，下辜负您知人善任的明察罢了，其他没有什么可怕的。自道光十二年张丙甫被平定后，去年冬天嘉义的余匪蠢动；今年春天鸿翱北巡经过彰化时，新稻已经长满田垄，只有粮价仍然高昂。李县令亲自走遍村堡，劝富绅出粮平价出售，对百姓有什么亏负？但奸徒又想借此滋生事端。如今张镇以及周升守带领兵勇前往查办，鸿翱写信给他们说：“诸位应当念及国家以刑止刑的道义，为全台湾树立威势，为善良百姓造福，一定要彻底斩断根苗，不要让它再次滋长。若对奸徒预先施以宽典，就如同遇到虎狼不杀，却希望它不吃人一样。”所以台湾地方最大的祸患是啸聚成群，形势如同星星之火燎烧原野，稍微放纵就难以扑灭；其次是抢劫，再其次是械斗，再其次是蓄意斗殴，再其次是狱讼。又[原文疑误：■〈巾员〉]幅辽阔，耳目无法周遍，往往忽视细小问题而酿成重大案件。因此，治理得好坏取决于厅、县官员是否尽心，而厅、县官员是否尽心，又取决于能否振作有为。我常常想到，祸乱多、艰难多的时候，反而总能没有忧患；粉饰太平，一旦有事就会导致失守。鸿翱只希望同属吏共同发誓尽心办公，善后事务办得妥善，这是大家共同谋划、共同出力的功劳；如果办得不妥善，那就是鸿翱不能率领属吏的过错。《史记》有话说：“治理要除去太过分的弊端”；又说：“只是看实际努力实行得怎样。”要使属吏不因循疲玩，我的志向就在这条道理上。鸿翱谨慎禀报。答复兴泉永观察周芸皋书 芸皋三兄大人阁下：三月初二日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我去年亲笔写的信已经送达您处，并且寄去了陈述台湾地方利弊的十条意见。以您署理台湾道仅九十九日，就能对地方情形了如指掌，我不胜惊讶而又狂喜。谋划不一定要由自己提出，事情也不一定要由自己办成，只希望对民生有所帮助而已；拜谢，拜谢。您又谦逊地说，应当同我共同匡正我的不足。您不把我当外人，我哪里敢把您当外人呢？果真如此，您来信说吏治有操守又有作为的为上等，其次是没有操守但有作为，再其次是有操守却没有作为，我私下认为不对。

译自古以来有操守而没有作为的人是有的，孟公绰担任赵、魏两家的家臣就很优秀，却不能担任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从来没有没有操守却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如今州县的陋规，大略仿照古人以制度规定俸禄：官员没有这些收入就不足以治理百姓，百姓没有这些支出也不足以供养官员。因为实行了几百年，百姓不认为不对，所以称为“规”；它出于正常俸禄之外，所以称为“陋”。因此国家明知这些情况，却没有加以禁止。如果在陋规之外还另有索取，不过是在狱讼中舞弄文书、作弊取利罢了，又还能做什么呢？而且您去年冬天来信，把有操守的官吏比作不淫乱的女子。女子尚且有侍奉公婆、辅佐丈夫、教育子侄等事情，不应只以不淫乱自夸；这话当然是对的。然而女子如果遇到家道贫困、上奉父母下养家人都没有资财，也只能靠纺织来维持；再不足，就告贷求借；再不足，就颠沛流离。如果拿缠头卖笑的钱，上供甘美食物、下助日常饮食，可以吗，不可以吗？官吏没有操守却有所作为，同这有什么不同？女子确实不应以不淫乱自夸，但也有她所处的时势。例如《周南》《召南》的诗所说，王道教化流行，足以改变江汉地区淫乱的风俗。《行露》诗说：“难道不想早晚赶路，只是说道路上露水太多。” 《摽有梅》诗说：“众多士人来求我，就趁着吉日吧。”这只是表明自己的志向罢了，并没有自夸的意思。至于不得已而大声疾呼，近乎自夸的，则有《卫风·柏舟》诗所说：“那两边垂下的头发已经剪短，实在只有我所选择的仪表；至死发誓不改变，母亲啊上天啊，却没有人理解我。”当时《桑中》所写的是世族之间私下互相夺取妻妾，《凯风》所写的是有七个儿子的母亲却不能安居，所以共姜违背父母的命令，作《柏舟》来自我发誓。这样看来，士人处在积弊深重的地方，属吏又处于观望的时候，不仅要表明自己的志向，甚至还要大声疾呼，这也就是《卫风·柏舟》的意义。您的来信已经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了，为什么又要替没有操守的人宽解一层呢？俗话说：“大德不逾越界限，小德偶有出入也可以。”官吏的廉洁、女子的贞节，都是大德；一旦逾越界限，到哪里还可以呢？您所说漳州、泉州两府的官场情形，我实在不知道；但像漳浦的李县令，难道不是有操守的人吗？凭您的才干，又得到大府保荐，不久将任封疆大吏；如果坚持“无守有为”的说法，恐怕会被属吏诬陷了。我的话迂腐笨拙，请您酌情裁定。附录三《籀经堂类稿》选录文章 海疆防堵疏 请禁止夷民干预地方事务片 擒获台湾叛逆首领疏 请办理福建省会匪疏 请禁止淡水硫磺出洋片 分条陈述本省盗匪情形疏 海疆防堵疏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陈庆镛跪奏：为台湾防守堵御，亟应仿照奋勇团练，以安定海疆、使舆论满意，恭请圣上鉴察此事。臣私下认为，福建台湾一府孤悬海外，民情浮动。加上五方杂处，近来重大案件层出不穷。现在夷船屡次窥探，时而出现、时而隐没，如果没有能够镇压的人，并且熟悉当地情形，就不能收到实效。查台湾港口，北面以鸡笼山为门户，南面以打狗山为门户，商船出入必须经过这些地方，才能前进。但那里水礁极其险恶，只有使用平底船才可以驾驶入港。其中又有安平湖，风涛变化无常，也是台湾的险要关隘。上年[原文疑误：■〈口英〉]夷窜犯突袭，屡次到达打狗山，总是遭到抵拒。他们不能在台湾获利，是因为使用尖底船，而且不熟悉水路；各处地方官防范严密，也没有奸民给他们做向导，所以我军一鼓作气就将其擒获。这确实是地利险要的作用。又听说当时风急浪大，他们处在逆风中，我军处在顺风中，以顺风攻击逆风，百姓也有助力。义兵乘风奋勇追击，正值风沙昏黑；夷人虽有大船猛炮，所到之处都被摧毁，于是全部被俘，丧胆畏惧我军威势。这又是天时的帮助。《易经》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人所帮助的，是信。” 必须先得到人的信任，然后才能得到上天的帮助。臣原籍福建，侧耳听闻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平日确实诚心爱护百姓，他们训练乡勇、巩固团结一向很有基础，同绅士、年长有德者、士人、商人都联合成为一体；所以百姓都信任他们，一时踊跃听从公命。将弁、士兵和义军首领，往往一呼即应，如同子弟保卫父兄、手足捍卫头目。三次战斗所取得的胜利，虽然有赖天时地利，但实际上完全在于人和。《鹖冠子》说：“用兵的道理要谨慎，以天时取胜，以地势维持，以人为成就。”人和的形成，全都由于国家二百年培养士人的恩泽，深厚仁慈的恩惠，实在应当仰赖皇上的天威洪福。因此将士百姓同仇敌忾，没有折损一名士兵，也没有浪费一支箭，最终取得全胜，并俘获了无数夷人；上年他们在浙江抢夺的兵民衣服、器械，也都在其中。所有士民围观者像墙一样聚集，无不拍手欢呼、称快。近来听说[原文疑误：■〈口英〉]夷在厦门勾结奸民，制造平底船，共计一百四十只；声称是为了渡往台湾。臣认为[原文疑误：■〈口英〉]夷先前在台湾多次被该镇、道用计反击，屡屡挫败锋芒；他们心中所怨恨的是镇、道，心中所畏惧的也正是镇、道。此时断然不敢另生事端，自投汤火。然而书上说要划定郊野疆界，谨慎巩固边防；《易经》说君子应制造兵器，戒备意外。事情必须预先有准备，才可以保证没有祸患。汉朝任用陈汤，匈奴最终臣服；唐朝任用郭子仪，回纥请求结盟；确实是因为威望所在，敌人才知道畏惧。前面的事情，就是后来的借鉴。应请下诏命令该镇、道在鸡笼山、打狗山以及鹿耳门等险要之地，格外用心防守，不要使奸民、海盗互相勾结；照旧加强团练乡勇，以资助熟悉情势的人员，以符合民心。如果堵御不严，就按应得的罪名治罪，那么海上风波不会兴起，居民也可以安居了。臣为了慎重边防起见，以上意见是否恰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谨奏。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呈上，谕旨：“留。” 请禁止夷民干预地方事务片

译臣陈庆镛片奏：再查南澳一地，是闽、广两省漳州、潮州交界海中的岛屿，四面夷船都可以通行。近来听说该夷在那里修建夷馆、夷楼，并设置教场，每天在那里操练演习。往来的船只把那里当作巢穴；他们时常出动肆意抢掠居民妇女，擅自受理民间诉讼。又在厦门鼓浪屿干预地方民事。上年龙溪县黄吴村庄遭遇水灾，捡到漂流的杉木、竹筏；后来黄姓到夷人处投诉，该夷立即到吴姓家焚毁房屋，多达十三所，黄姓又索取夷人洋银六百元才得以免祸。现在附近各乡村械斗的人，都要向夷人索银请求他们帮助斗殴；该夷就出力相助，残害毁坏百姓，地方糜烂实在严重。又听说有商船在台湾运米到内地，共五十多号，航行到洋面时，被本地盗匪的草鸟船抢去；他们也向[原文疑误：■〈口英〉]夷申诉，由夷人代为缉获财物和粮米。像这样干预地方事务，对政治体制关系重大。应请责令督抚严厉切实地晓谕百姓。如果有百姓到夷人处投诉，治以重罪；同时晓谕[原文疑误：■〈口英〉]夷，不许干预民事；如果不服从约束，也命令他们自行治罪。这样才可以使百姓和夷人相安，不至于开启夷人煽动诱惑民心的渐进趋势。谨据所听到的情况，照实陈明。按理应附片奏报。谨奏。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呈上。擒获台湾叛逆首领疏 掌浙江道监察御史臣陈庆镛跪奏：为搜捕擒获奉旨严令缉拿的重要罪犯，恭敬上折奏报此事。臣于本月二十五日，据晋江会馆的看馆人报告说，有一名不知姓名的乡人到会馆住宿。臣随即前往查看，见他形迹慌张、说话支吾，恐怕是匪类；再三盘问，他坚决不吐露实情。恰好臣的同乡卫千总陈鹤鸣以及侍卫周朝邦来到会馆，仿佛认出他是台湾武生郭光侯。臣于是想起今年四月间恭敬阅读邸抄时，奉到上谕说：台湾匪徒聚众谋逆，未捕获的首领叶周、刘取、余潮、郭光侯（即郭崇高）等，着令该镇、道加紧严拿等因。钦此。现在叶周、余潮都已经被擒，而郭光侯仍未捕获；正在奉旨严拿之际，他为什么逃到京城来，实在令人惊骇诧异！臣怕他逃脱，于是立即嘱咐陈鹤鸣、周朝邦共同帮助看守。据该犯口供，确实是台湾武生郭光侯（即郭崇高），并取得他亲笔写的一纸供词。臣认为此事关系到杀害官员、拒捕以及奉旨严拿的罪犯，于是一面将该犯交给北城坊吏目罗维看管；谨缮写奏折上报，请求责令交刑部严加审讯办理。现将该犯原供词一并封呈，供皇上御览，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谨奏。另外，臣正在缮写奏折时，又从郭光侯身上搜出一纸呈稿。据说是准备在台湾镇衙门呈递，后来因事情败露，来不及递诉。谨将稿词原纸封呈御览。按理应附片奏报。谨奏。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呈上。后来奉到谕旨：“先前因御史陈庆镛奏报搜捕擒获台湾武生郭光侯（即郭崇高），此人属于聚众谋逆案中奉令严拿的罪犯；应交刑部严行审讯。现在据该部奏称，审讯得知该犯供说与洪协、郑炎等都不认识，也没有共同谋逆的事情。这是因为没有实际证据，企图狡辩抵赖。只是该犯又供称，台湾县知县阎炘在收粮时想要办理帮贴番银，并且有包揽官事的许东灿（即许朝锦）阻挠纳粮等情；这些都没有审讯明确，不足以形成可信的口供。前任台湾县知县阎炘，着即解任，交刘韵珂派员，与包揽捐纳同知许东灿（即许朝锦）、他的弟弟许东寮以及黄应清、察堂、粮总李捷升，一并迅速解送刑部，严行审讯，不准迟延。钦此。” 请办理福建省会匪疏 江西道监察御史臣陈庆镛跪奏：为会匪结党勾引、蔓延扩散，请皇上下旨严厉责令地方官迅速查办，以清除根株、安抚善良百姓。臣私下认为，福建漳州府所属的龙溪、海澄等县百姓，很多前往苏禄、息力、吕宋贸易，常常在那里娶妻生子，年长后有的携带妻儿回来。这些人俗称“土生子”，一向在海外聚敛钱财，聚会成风；于是把这种旧习带到漳州各属，直到厦门，结成小刀会，也叫天地会。凡入会者须交钱六百九十三文，名叫“根基钱”，交完后便发给八卦印一颗、红白布各二方作为标记。八卦印中有小印，也有口号。各股首领各自制作一面小旗，发誓结盟并歃血。起初不过是海外所谓土生子偶尔这样做，逐渐引诱的人越来越多，散布妖言，竟敢到处张贴狂妄文词，城乡到处都是。此前署厦门参将陈兴隆曾经缉捕，才稍稍收敛。可是提解之后，地方官竟从轻问罪，几乎没有惩办。近来有个厦门人陈罄，素来以演傀儡戏为业，逃藏在龙溪县石美乡南门黄允家中，又与同安县所属白礁乡王泉一起编造谣言迷惑群众，说自己有神术，自然可以通天，凡入会者都能免罪。于是石美、海沧、白礁各乡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全都受到他的煽惑；又勾连广东土匪，谣言每天传播。于是公然设立收钱的场所，名叫“开香”，一开设就有几百人跟从。可是龙溪、海澄、同安各县知县都明知此事，却不敢过问，因此这些匪徒肆意妄为，毫无顾忌。他们还说，入会以后，上至省城、下至广东，都有人提供钱粮帮助，不会陷于缺食。没过几天，入会的人已经接近数万人。这些贼匪团伙中，有同安县所属白礁乡的王小、长园乡的刘四、山边乡的李景、李青泷，龙溪县所属南门的黄允、田里乡的王靖，海澄县所属新埯乡的邱姓、坂尾乡的林姓；他们都奉陈罄、王泉为大头目，成百上千聚成群体，强行向各处富裕人家摊派，拦截抢劫各地商贩，逼人入会或资助粮食。顺从的人平安无事，不顺从的人灾祸立即临头。那些大姓、强宗、富裕人家不容易恐吓勒索的，匪徒就扬言起事时先向他们问罪。所以开始是凶悍狡黠的人参加，现在连谨慎老实的人也参加；开始是无赖参加，现在连富裕人家也参加。他们勾连数百个乡，横行各府各县，势力大到无人能够对付。

译上年十一月间，贼首王靖、李景、黄允、刘四各自聚众入会，知道文武官员有意隐瞒包容，于是白天竖起旗帜，联络声势，张贴狂妄悖逆的字样；远近都惊骇听闻，厦门因此震动。龙溪县的告示，都被匪徒用黄纸覆盖张贴，另写字号，狂妄凶狠到了极点；知县却假装不知道。后来署厦门参将陈胜元会同同安县图他本，札谕该县凤山、文圃两书院的绅士劝告，也没有人能够对付。等到升任兴泉永道的张熙宇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厦门，立即责令署县图他本前往贼匪盘踞的积善里查察辨认；但该县会同营兵并没有到达那里，只到了附近灌口乡的凤山庙，叫出安仁里的苏、陈、杨、林各姓绅耆出具结文，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便回报地方安静。十二月初一日，文圃书院的诸生共同来到厦门，当面禀告道、厅，要求严厉发布告示；同时移文陆路提督及汀漳龙道，约定日期剿办。然而贼势从龙溪、海澄、同安逐渐蔓延到长泰、南靖，已经扩展到四、五个县。现在又分派奸细，招诱泉州各县乡民；甚至台湾也听说颇有动摇。如果不赶紧加以严厉惩办，它的祸害还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臣认为，会匪向来都是由内地土著滋事，这次却是从海外传染而来，妖邪气焰日益炽盛。而且厦门与[原文疑误：■〈口英〉]夷杂居，难保没有人借用名义，乘机胁迫善良百姓。现在漳州、泉州各处道路阻塞，盗贼公然横行，若不迅速办理，凭什么铲除奸暴、肃清民心？臣既已听闻并核实此事，谨缮写奏折秘密陈奏，请皇上下旨责令督、抚立即惩办；或明查，或暗中访察，不要使一个奸民漏网。对于尚未被诱惑的人，应明白发布晓谕，使党羽解散。并命地方绅士团练乡勇，作为守望帮助。臣想到漳州毗连广东省，近来广西土匪常常窜入其中；万一不预先防御，实在恐怕酿成大案。臣为了慎重地方事务起见，以上是否恰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谨奏。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呈上，谕旨：“留。” 请禁止淡水硫磺出洋片 臣陈庆镛片奏：再查台湾淡水厅境内产有硫磺，历任厅官都加以封禁，不准采挖熬炼；所以福建省营中所用硫磺，都是从外地运来。近来听说台湾地方奸民偷采硫磺，运去贩卖给[原文疑误：■〈口英〉]夷，因此上年该夷曾有想前往淡水取煤的说法，后来随即停止。臣私下认为，淡水向来不产煤，怎么知道不是奸民从中勾引，想以挖煤为名，借机探取硫磺呢！应请下旨责令地方官严加防范，在港口秘密加强警戒，不得让私采硫磺出境，这样本地物产就不会被外人利用了。谨附片奏报。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同日呈上，谕旨：“留。” 分条陈述本省盗匪情形疏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陈庆镛跪奏：为恭敬陈述福建贼匪的情形，恭敬地上折请求圣上鉴察。臣的籍贯隶属于福建，据乡人陆续写信来说，得知了贼匪的全部情势。下游一带的贼首，一个是同安锦宅人黄姓，伪造的旗帜上写着“汉大明天德殿前统兵大元帅”；一个是厦门港仔口人洪姓，伪造的旗帜上写着“大明天德殿前二公司”。自四月初六日海澄发生叛乱以来，贼匪所到之处，文武官员听到风声便逃走，留下空城等待，因此贼匪得以从容占据。初八日，贼匪随即进攻漳州府城。刚到时还不扰害百姓，几天后便放肆抢劫陈光远的绸缎铺，又杀害售汀漳龙道文秀。绅士和百姓因为该道一向深得民心，于是共同起义，愤然将城门和栅栏一齐关闭，展开巷战格斗，共杀死贼匪一千多人，贼匪才开始退出。随后又有大队人马来进攻我城，正好天降大雷电和暴雨，贼匪的火枪全都受潮，不能攻破城池；居民又杀死贼匪一千多人。四月十二日，贼匪驾着五篷船三十只进犯厦门。官兵因为上年大多预先加入了小刀会，到这时都做了内应；贼匪一来，便开门直入，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十四日，署理水师提督施得高在镇南关督战，游击郑振缨战死。厦门被攻破时，同安县知县李湘洲听到消息就退走，藏在大学乡李姓村中。不久，贼匪分出两千人进攻同安；他们抢掠离开后，该县绅士才查访并将李湘洲抬回城中，请求组织团练和乡勇。查明同安西界大多已经跟从贼匪；他们前往进攻厦门时，海澄的三都、龙溪的廿八都、廿九都，以及同安的横林乡、灌口乡、积善里、潘头、官浔，到处都有跟从者。所幸同安东界以及马巷的百姓还知道归向正义，愿意替官府出力。贼匪在厦门时，粮食极其缺乏，便强行向居民派捐：有几十金的就勒索几十金，有几千金的就勒索几千金；凡是稍有富裕名声的人，都被索取殆尽。那些在前任兴泉永道张熙宇任内协助捕获匪徒的绅士，尤其受到残害，没有一个留下；惨状真是无法言说！厦门是福建全省的精华之地，商贾云集。现在地方文武官员办理事务还算得当，应当很快就能肃清。如果还有残余贼匪，应当命令选择有声望的绅士，招募马巷一带的义民，招得三四千人；一支从刘五店渡过五通，一支从同安前往官浔，到处向百姓说明利害，允许他们改过自新。有悔改向善的，就命令该乡的乡耆出具保证书，为官兵充当向导。攻下一乡再进一乡，步步设营，层层收复。同时通知各水师拨出兵船，驶入贼匪侵犯的港口。贼匪听到风声必定股战栗，逃回海澄三都、同安积善里一带。即使有凶暴顽抗者敢来抵拒，也不过是杀牛卖酒之类的人，敌不过同安、马巷的精锐部队。贼匪到了三都等地，仍然命令绅士依照前面的办法劝谕。三都只有邱姓、林姓最为强盛；这两姓一旦降服，其余的人一定会听到风声便溃散。积善里则过去包、齐二社一向互不相容，应当向绅士交代清楚：到包社就说齐社已经反正，到齐社就说包社已经反正；双方本来就相互猜疑，自然会争先恐后。这样，下游就可以平定了。

译上游一带的贼匪，大多起于邵武、建阳、顺昌、崇安、将乐、沙县之间，而聚屯在九龙山。传闻贼首姓洪，有“三点”这个名号；他们的暗号是“举手不离三，开口不离俺”，已经沿用三十多年。后来改称红黑扣，穿青衣的用红扣，穿白衣的用黑扣。又改称红钱会，使用康熙年间的钱式，在“将”字上刻三道刀痕，并把中间涂成朱红色。每次聚会，就说“到朱家吃了沙去”。他们的暗号还以发辫作为标记：凡是上午，就把发辫绊在左边上、右边下；凡是下午，就把发辫绊在右边上、左边下。估计这些匪徒不少于五六千人。他们的小会叫“烧纸”，每月举行一次，大约有几百人或一千人，由小头目主持。每人出钱二百文，喝酒拜会后散去。他们的大会叫“坐台”，每年举行一次，搭一座高台，用刀把守门户，由大头目主持。初次入会的人出钱一千文，用针刺破手臂，把血滴入酒中饮下，然后离去。他们伪造的官职有“督抚”、有“都督”，名目不一。“铁板令”是负责打仗的人，“草鞋令”是负责报信的人，“过江龙”是掌管大小伪职执照和名册的人。汀州又有江湖会，大约数千人。该会像“坐台”一样宰羊、杀牛、演戏。上年捕获会首周用后，稍微收敛了些。如今著名的有廖彦如，他充任县役，仍然盘踞在上杭峰市，征收客商税。本年广东贼匪窜扰上杭、武平一带，于是同延、建各地的贼匪互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那些在邵武入会的人，则与江西宁都的贼匪在长汀、瑞金交界的黄竹岭聚集。查明江西余匪还很多，万一彼此勾连，势必更加蔓延。福建陆路提督炳文还在延平，应当把九龙山的贼窝包围起来彻底剿灭，并通知各镇所属地区贼匪所在之处，到处搜捕，不要让他们再次出来逞凶。这样，上游就可以平定了。至于台湾，在五月初左右发生了贼乱。十二日，贼匪进攻台湾府城，到了城下架起梯子登城，城内竟然没有察觉。正好有商人登城瞭望，才大声呼喊，召集人手抵御守城。幸亏商郊调集各船户、水手，每条船得到二三十人，共有一千多人，再联合几千名民勇，当场杀死贼匪五六百人。台湾府知府裕铎也听到消息赶来，亲手杀死几个贼匪，贼匪才退去。听说这次军饷接济不上，是该府拿出自家的财产以及金器首饰等一切变卖来帮助军饷，商郊各帮又集合银子三万两作为军营的紧要费用。台湾船只到了天津，都说地方官命令凡是出力的人一律免收挂号费；商人很高兴，在天津也商议劝导船商按货物抽分捐饷。现在凤山只有游击曾玉明守住火药局而被困，而救兵又被贼匪截断，尚未能够到达。听说贼匪的旗号都写着“大昌天德殿前元帅”，其中贼首林许是首领；又有吴姓人在凤山替他们出谋划策，有王姓人在台湾替他们出谋划策，两人都冒充伪军师。臣只是因为台湾的米粮是福建全省百姓赖以供给的物资，稍有骚动，运米船就无法通行；内地百姓将会哀号不止，既容易酿成叛乱，而筹措军饷、供养军队也更加棘手。查明当地有在籍前任礼部员外郎郑用锡、候补主事施琼芳、候补道林国华、道职林占梅，如果让他们负责团练和劝谕，应当能够发挥作用。臣恳请皇上及时给予奖励，广施恩惠，不必过多耗费国库钱财；用当地的捐款作为当地的军需，用当地的义勇捕捉当地的盗贼，一鼓作气，擒获他们并不困难。台湾平定后，内地荡平安定，自然不会再发生祸患。臣根据所听到的情况，谨慎陈述如上，不胜冒昧至极。伏请皇上圣明鉴察。谨此奏报。咸丰三年七月十六日呈上，旨意：“留。”九月十七日奉到上谕：“御史陈庆镛此前陈奏阁省的情形，都是当时的急务，并非空言。着令回籍办理团练等各项事务。钦此。” 附录四：《小酉腴山馆文集》选文 上吴仲宣制军书 上吴仲宣制军书 三月初一日，某叩首上书给督帅尚书大人：壬戌年孟冬，我在濠水之上协助军务，东边连接清淮。清淮，是大人驻扎的地方；濠水之上，则是大人垂钓游憩的地方。饱闻大人的仁德之风，想要瞻仰您的光辉、亲近您的盛德，已经很久了！恰逢癸亥年秋末奉命在皖江办事，途经盱眙，本来满心打算登门拜谒；但同行的人向我说明经蒋坝前往邗江道路较近且较快，我迫于情势听从了他们，于是违背了原来的心愿。去年夏天，左爵宫保把台湾的事务交给我；中丞徐公知道这件事后，曾多次替我竭力推辞。等到左爵宫保改调陕甘，将军英公又替我竭力推辞，言辞尤其恳切。但这些请求都没有得到允许，反而承蒙再三慰勉，答应台湾事务办妥后就调我回来。他的意思似乎是认为台湾百事废弛，非我不可；却不知道我是不能治理台湾的。拖延了几个月，终于在十月渡海东行；因此大人奉节南来时，我又没能随同各位僚属到马前拜迎。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有相见的缘分，上天为何这样吝惜！

译我到台湾任职已经四个多月了。自台湾隶属于版图以来直到今天，凡是图籍中所见到的历来治乱迹象，我大致都涉猎过；总的说来，不外乎平定和修补这两端，从来没有用法令加以整齐约束的。近来粤地逆乱发生，内地又无法兼顾，于是政务和刑法全都荡然无存！治理边防的办法，以军威最为重要；军威树立之后，人们才开始知道感受恩德。台湾额定的兵力，水陆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不能说不多。可是自从轮班戍守不能实行后，剩下的都是衰老疲惫的士卒，无不把抗拒官府、勾通贼匪当作有利可图的事。至于战舰九十六艘，如今一艘也没有。因此奸民萌生恶念，地方豪强玩弄法令，各厅、县只能坐视他们横行，却无可奈何！而供给、差遣等事务繁多，应酬负担又重，势必要花费，不能削减；于是弱者侵吞正常税收，强者劫取百姓财物，像俗称“辨案”这样的事到处都是。我日夜思考，想要隐忍，就一定会辜负国家；想要整顿革除弊端，却会先危及自身。归根到底，身体可以遭遇危险，国家却不能辜负。因此先裁减陋规，接着禁止浮费，各属厅、县每年可以节省番银一万数千元；又选取不称职的官员加以更换，把逃到台湾、败坏政务、祸害百姓的人驱逐出去。即使因此受到诽谤也不后悔，吏治从此或许会有转机吧！即便如此，军威也不能缓办。先制造龙槽师船，分头巡查内港；接着请求添置红单师船，用来巡查外洋。又顶住众人的议论，同镇军商议，竭力筹划裁减兵员、增加军饷的办法。凡是驾驭武官的方法，也和对待文官一样。从此，土匪和地方豪强渐渐有所收敛；同时又整修新书院，捐资设置义学，清理积压案件，表彰节妇孝子。虽然还不能藻饰宏大的事业，但规模已经初步具备。还希望我竭尽驽钝之力，为大人安抚平定海疆，稍稍解除您“愿见而未见”的遗憾。没想到我的精力一向浅薄，又用心过度；近来十天半月以来，饮食骤然减少，胡须头发渐渐变白。甚至拿笔构思时，心火也向上炎升。我这区区一身并不值得爱惜，所担忧的是海外荒僻之地，正如班定远所说：“蛮夷怀有鸟兽一样的心性，难以供养，容易败坏。”万一病弱的身体耽误了事务，地方将怎么办呢！幸好大人忠诚为国，向来把爱惜人才作为心愿。我不顾忌讳，冒昧请求您迅速选派贤能人员前来替换我，以加强沿海防务，也以此逃避“柬顾之责”；使我能够前往三山拜谒，不至于与大人这样的当代大贤终身不得相见，成为遗憾，我的欣喜感激哪里有尽头呢！道路遥远，无法亲自带去我的心意，只献上拙刻《诗文集》《福建票盐志略》等几种，姑且供您闲暇时清览。总的希望您明察！临近落笔，实在惶恐不安，恭候您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