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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清高宗实录》台湾资料选辑 《清高宗实录》选辑一 《清高宗实录》选辑二 《清高宗实录》选辑三 《清高宗实录》选辑四 《清高宗实录》选辑一 雍正十三年 乾隆元年 乾隆二年 乾隆三年 乾隆四年 乾隆五年 乾隆六年 乾隆七年 乾隆八年 乾隆九年 乾隆十年 乾隆十一年 乾隆十二年 乾隆十三年 乾隆十四年 乾隆十五年 乾隆十六年 乾隆十七年 乾隆十八年 乾隆十九年 乾隆二十年 乾隆二十一年 乾隆二十二年 乾隆二十三年 乾隆二十四年 乾隆二十五年 乾隆二十六年 乾隆二十七年 乾隆二十八年 乾隆二十九年 乾隆三十年 乾隆三十一年 乾隆三十二年 乾隆三十三年 乾隆三十四年 雍正十三年 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秋九月初三日（己亥），皇上在太和殿即皇帝位。——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冬十月三十日（乙未），〔福建布政使张廷枚〕奏报粮价以及赈济抚恤台湾遭风灾难民的情况。皇帝批示：“据奏报的米价和雨水情况，知道了。务必以粉饰太平的习气为戒；一旦有不实之处，朕一定严加谴责。台湾遭风灾的百姓，尤其应该用心赈济抚恤，不要只停留在纸面上！” 他又奏请：“福建省内地的林麓、埔搪、港■〈氵义〉、洲渚，都应查勘后申报开垦。台湾地区及沿海各岛屿，则不便暗中放松禁令，以免奸民乘机聚集闹事，导致海上不安；并请依旧禁止沿海各省以及边省与苗民接界之处申报开垦。”皇帝批示：“各省奏报开垦的地方，大多名义上开垦、实际上并没有成效，最终反而成为加重百姓负担的举措，其中河南尤其严重；此前已经颁发谕旨了。福建沿海地区尤其不能滋生事端、扰乱地方。并传谕你们督、抚知道。”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一月初四日（己亥），命编修周学健提督福建学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十二月初二日（丁卯），命福建布政使张廷枚进京引见。——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十六日（辛巳），确定台湾水师营武职升衔留任的办法。谕旨说：“按照以往的惯例，云、贵、州、陕的武职，如游击、守备被推升到其他省任职的，都附带升衔留任的批签；今后福建省除陆路各员仍按旧例推升外，福建台湾路水师营的游击、守备推升，也着照云、贵等省的例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乾隆元年 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春正月二十二日（丁巳），命福建盐驿道王士任代理福建布政使。本月，闽浙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卢焯、水师提督王郡奏报：“台湾诸罗县所属的木栅仔、湾里溪等地，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夜间发生地震，房屋倒塌，压伤百姓三百多人；随即命令该道、府确实查明情况，优厚赈济抚恤。台湾孤悬海外，土地松浮，震动也是常有的事。”皇帝批示：“台湾受灾百姓，实在令人深为怜悯；可以特别用心安抚，使其得到优厚赈济抚恤，务必让他们各得其所。倒塌的房屋，立即动用公款迅速修整，不许草率敷衍！近来外省官吏还能够奉公守法；过去执行政务不当、偶尔有一两个过于苛细的官员，也在逐渐改正，民情颇觉舒畅。百姓可以使他们舒畅，官吏却不能不加察看；考察官吏，就是安定百姓的方法。你们这些外省大员，难道没有听闻和见到这些情况吗！如果把朕的宽大视为可欺，任由属员蒙骗，上下便会弊端丛生，逼得朕将来不得不严厉处理；恐怕这并不是你们大员和天下臣民的福气。果真使朕成为宽大的君主，而群臣又能奉公守法，就可以长久实行宽大。你们应当明确知道朕的意思，并与藩、臬时时留心吏治和民生，不得怠慢疏忽；” “共同策励自己，以符合朕的期望。”又批示：“过去一向认为靠近水面的地方很少发生地动，是因为水气能够使地气舒畅；哪里有因为孤悬海外，土地反而松浮、所以经常震动的道理！这种讳言灾害的话，不可从你们口中说出；务必用心赈济抚恤，丝毫不可疏忽！地方偶然发生这类灾荒，朕难道肯把过错推给你们吗？如果你们把灾害视为寻常，或者隐瞒不报，或者上报不实，或者在赈济抚恤上不尽力，那么朕责问你们，你们就不能推辞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一。二月二十日（甲申），谕令总理事务王大臣：“……大学士嵇曾筠现任浙江巡抚，着照从前李卫的先例，改任浙江总督，兼管两浙盐政。他所管辖的地方以及节制官弁等事项，都依照李卫以前的先例办理。嵇曾筠既然任浙江总督，郝玉麟着加闽浙总督衔，专门管理福建事务。……” 户部议覆：“闽浙总督郝玉麟奏请：福宁、建宁、汀州三镇，延、邵二协，烽火门、枫岭、桐山三营的兵丁家属米，每石改发折色银九钱；令从台湾粮谷出售所得价银中支用，仍在福宁等仓按数平价买粮归还。”应当依照所请办理。皇帝准行。二十二日（丙戌），带闽浙总督衔、专管福建事务的郝玉麟奏请台湾总兵马骥因母亲去世服丧，留任原职守制；准行。－－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三。三月二十九日（癸亥），〔兵部〕议覆：“闽浙总督衔、专管福建事务的郝玉麟奏称：‘鹿耳门是全台湾的重要地方，请从台湾协三营游击中分年派兵驻防。轮值驻防的游击，各自与本营千总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又，今后商船出港，责令地方官详细查验舵工、水手的籍贯、年龄和相貌，严格规定处分办法。’应当依照所请办理。”皇帝准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五。夏五月十七日（庚戌），任命编修柏谦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礼部员外郎周人骥为副考官。——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九。

译秋八月初八日（己巳），命令减免台湾丁银。谕旨说：“朕爱护养育百姓，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都一视同仁，减轻徭役和赋税，使他们各得其所。听说福建台湾丁银一项，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再加上火耗，就达到五钱多了。查内地每丁征银一钱、二钱或三钱不等，而台湾却超过一倍，民间难免困窘。着将台湾四县的丁银，都依照内地的例子酌情减定税则，每丁征银二钱，以缓解民力。从乾隆元年开始，永远作为定例。该督、抚可以迅速传谕地方，切实奉行。如果因为隔着海洋，官吏等出现多索取、滥征收等弊端，着该督、抚随时访查，严厉参奏治罪。”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十四。九月二十二日（癸丑），正式任命王士任为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本月，带闽浙总督衔、专管福建事务的郝玉麟等会同奏报：“台湾土番射死兵民后，逃往生番之中；乌牌等愿意将其擒拿送审，以赎前罪。”皇帝批示：“知道了。擒拿凶犯，严加审讯，定拟罪名，固然是理所当然；至于武弁、兵丁滋生事端，也不能不追究。乌牌遵守法纪，也应当予以优厚劝勉。”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十七。冬十一月，巡视台湾御史白起图等奏报擒捕新港、加志阁二社的凶番。皇帝批示：“知道了。这类事情，马骥此前为什么不上奏？着令他明白回奏！看来武弁很有苟且了事的意思，实在不是慎重海防的做法。”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十一。十二月十一日（庚午），评定雍正十年平台湾北路逆番的功劳：赏给阵亡把总张春恤银一百两，荫补一名子弟为外委把总；对立功后去世的副将祁进忠、游击李科、郑良达、金越、守备王世琳、蔡斌、陈鉽、江武、千总杨志才、章廷祺、洪贵、蓝宏沛、把总林正春、叶龙、宋显臣、郑仁、巡检钱得位、外委刘鉴、郭天一、杨茂、功加林志，均荫补一名子弟为监生，并入祀忠义祠；对阵亡的功加兵丁宋荣、刘魁才，依照阵亡外委的例子赏赐抚恤。又对阵亡、伤亡、漂没、病故的兵丁杨雄等一百三十六名，阵亡受伤的义民、庄丁、通事黄启熙等共五十九名，受伤兵丁王顺等一百五十二名，立功义民、壮丁林尚隆等五百五十四名，病故兵丁徐才等二百四十一名，分别赏赐抚恤。其余在军的文武官员，各按军功分别加级、记录功绩、升用。－－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十二。十九日（戊寅），评定平台湾南路奸匪的功劳：给已故游击黄晓、千总熊铨、把总陈天用、外委把总杨茂各荫补一名子弟为监生；一等军功的现任副将侯元勋等七员、部册有名的外委随征官锺永量等二员、二等军功的游击王臣等四员、部册有名的外委随征官林高等六员、三等军功的都司林君卿等七员、部册有名的外委随征官欧忿等七员，各按军功分别加等、记录功绩；部册无名的外委王守干等十员，依照初次立功的例子登记。对有功兵丁四百名、义民等一千二百七十五名，各按等级赏赐。－－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十三。乾隆二年 乾隆二年（丁巳、一七三七）春正月初五日（甲午），减免台湾番饷以及澎湖、淡水厅两厅的丁银。谕令总理事务王大臣：“过去台湾丁银重于内地，朕已经施恩仿照内地的例子酌情减定税则，每丁征银二钱，以缓解民力。如今听说台湾地区番黎大小共九十六社，每年都有缴纳项目，名叫‘番饷’；按丁征收，有的多到二两、一两有余，也有五、六钱不等。朕想到百姓和番民都是朕的赤子，本来没有区别对待；所缴纳的番饷，就是百姓的丁银。着依照民丁的例子，每丁征银二钱；其余全部裁减。该督、抚可以转令地方官张榜晓谕，切实奉行；务必使番民都得到实际的好处。又听说澎湖粮厅、淡水防厅都有定额编入的人丁，每丁征银四钱多，从前从未裁减；也着依照台湾四县的例子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十四。本月，〔两广总督〕鄂弥达奏报：“福建台湾北路中港的生番滋扰；闽、粤两省接壤，除已秘密命令南澳、潮州两镇暗中侦察外，臣仍将在沿海一带小心防备。”皇帝批示：“这样才是封疆大臣应有的见识。不过这件事，已经据报全部平定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十五。二月三十日（戊子），兵部议覆：“巡视台湾御史白起图等奏请：今后经过台湾的商船，其舵工、水手等免于查验箕斗，令原籍州、县官将各舵工、水手的年龄、相貌、籍贯填入照单；如有临时另行雇用的，就地发给单据并填写注明；取得船户、行保的甘结，由汛口各官验明放行。台湾地区仿照内地设立十家牌，填写实际籍贯、人口确数以及从事何种生业。遇有事故，便从牌上除名。每月出具‘并无招揽游民’的结状上报查核；如有违犯，一并严加追究。应当依照所请办理。”皇帝准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十七。三月二十一日（己酉），〔广州将军〕张正兴调任福州将军，阿尔赛调任广州将军。本月，福建台湾总兵马骥奏明：“上年十一月，北路副将靳光瀚和淡水同知赵奇芳斩杀新港、加志阁的凶番二人，奴才因为首要凶犯尚未擒获，不知为何没有同时具奏；这都是奴才愚昧所造成的。”皇帝批示：“知道了。这次姑且宽免你的过失，以后对于地方事务更应留心。”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十九。

译夏四月二十五日（癸未），革除澎湖渔艇的陋规。谕令总理事务王大臣：“朕查福建省澎湖地方是海中的孤岛，没有田地可以耕种；附岛居民都置办小艇捕鱼，靠此维持生活。从前水师提督施烺倚仗势力霸占此业，定为独占经营，每年收取规礼一千二百两。许良彬到任后，便奏请将这项收入归公，作为水师提督衙门办公之用；每年交纳，逐渐成为惯例。经纪、行家任意苛求，渔民受到很大剥削，成为沿海贫民的沉重负担。着总督郝玉麟宣示朕的谕旨，永远禁止革除。现有捕鱼船只，命地方官依照定例编号，进行稽查办理。这项陋规既已裁除，如果水师提督衙门确有不可缺少的公用经费，着郝玉麟从其他银项中酌情拨给数百金补足。”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十一。五月十七日（甲辰），福州将军张正兴因事降职调任，任命镶红旗汉军副将都统隆升为福州将军。本月，带闽浙总督衔、专管福建事务的郝玉麟奏报擒捕剿灭台湾逆番的情况，并说：“生番凶悍野蛮，难以驯服；从前归化的社番常常有人行凶、扰害地方。不依法办理，恐怕熟番会仿效；逐一加以惩治，又担心他们抗拒闹事。而且一旦归化，汉人便可以出入其地；犯法的人逃到那里藏匿，较难捕获。今后各社生番似乎应听任他们自行处理，不要严令通事等诱使他们前来归化，以免为日后开启争端；这样或许对海疆有所裨益。”皇帝批示：“非常正确。应当这样办理。” －－以上见《大海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十三。秋七月，福建台湾总兵马骥奏报：“官兵已经全部擒获加志阁、新港二社在逃的凶番武葛猫六干、交臈奇母、胆马豁奇母等人，并将其家属一并擒拿押解；凶番已经全部捕获。”奏章送入后，皇帝下令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十七。九月二十八日（癸丑），户部议覆：“闽浙总督衔、专管福建事务的郝玉麟奏报：台湾社番巴老等带领男女二百八十五名归附朝廷版图，请求缴纳每年的獐鹿皮以及折算的饷银；酌情每年收取獐皮、鹿皮各一张，免除折算饷银，以表示羁縻。”皇帝准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一。闰九月十二日（丁卯），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准巡视台湾御史白起图等条奏的台湾善后事宜：“一、归还番地应分别办理，以安定民生。应依照所奏：命各地方官严禁百姓私自购买番地，并将靠近番地的界线划清，以杜绝滋扰。所有私自占有的番地，勒令归还番社；其中契约购买、已经长期开垦成熟并编入赋税的田土，查明四至，造册报部备案。一、严禁班兵扰累，以安定番众。应依照所奏：班兵过台、分赴汛地时，令该镇派游击、守备等大员沿途约束，不许任意索取；抵达汛地后，严禁私自进入番社滋扰。如有违犯，情节重的按赃论罪，情节轻的责打、革职并示众惩处。所属官员徇私隐瞒、疏于察觉的，分别议处。一、严禁百姓私自娶番妇，以防止煽惑。应依照所奏：各地方官通行查禁，违犯者依例离异并责罚。一、请命文武官员共同重视海防。应依照所奏：命文武官员一体遵行；百姓违法等事，准许武官移送地方官审治；兵丁滋事，也准许文官会同营伍责罚。若有推诿，依例罚俸；” “徇私包庇的，依例议处。”皇帝准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二。本月，署理广东巡抚王暮奏报：“粤东地广人多，山多田少，仓储是最紧要的事务。目前应当买粮补还仓储，数量很多，必须派委员到粤西产米地区购买。但购买官粮，如果先通知该省，恐怕听到风声后米价上涨；不如责成能干人员按照商人的办法购买，较为稳妥方便。又如湖南衡州、湘潭等地，都称为产米之乡，也已经派员购买。至于潮州府，山路崎岖，运输不易；唯独与福建省的台湾隔海相望，航行数日即可到达。那里产粮很多，拟将潮州所属应购买的粮食，派员前往台湾采购。现谨将办理缘由缮写奏折奏明。”皇帝批示：“这样办理，足见你留心地方事务，朕阅览后很是嘉许。”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三。冬十月十二日（丙申），正式任命苏明良为福建陆路提督。－－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四。二十六日（庚戌），工部议覆：“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奏称：台湾、澎湖的战船、哨船分别立案估价修理，以免耽误；又，对遭风的船只，规定期限，分别赔补。”应当依照所请办理。皇帝准行。二十七日（辛亥），赏赐抚恤渡台湾时遭风淹死的兵丁。本月，巡视台湾御史白起图等奏报检阅、查验营伍的情况。皇帝批示：“知道了。海疆的武备尤其不同于内地；应当时时训练，才能在意外情况发生时发挥作用。”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五。十一月，署理广东巡抚王暮奏报：“动用藩库存储的公银，周济抚恤台湾遭遇风灾的兵船。”皇帝批示：“这样办理很妥当。”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七。十二月十五日（戊戌），〔户部等〕议覆：“郝玉麟奏称：福建福宁府兵民聚集，人口繁多；又兼有崇山峻岭，米粮贩运不通，全靠本地米粮接济。请购买粮食三万石，积存在府仓中备用。”应当依照所请办理。皇帝准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八。

译二十七日（庚戌），命令修建台湾考棚。谕旨说：“据巡视台湾给事中兼理学政单德谟奏称：‘台湾考试生员、童生，过去一向没有修建考棚，只是利用海东书院的方便；但地方狭窄低洼，确实容纳不了。于是另开门道，通到圣庙戟门外，搭建棚厂；难免混杂喧闹，近于亵渎。而且担心防范不严，容易滋生弊端。应请依照内地的例子建立考棚，以显示严肃。’过去因为台湾应试的人少，所以没有建立考棚；如今当地文教日益兴盛，生员、童生人数增多，已经不是过去可比。着该督、抚转令地方有司，察看地方情形，修建试院；使考场墙垣庄严肃静、考试谨慎严明，以尊重造就士人、培育人才的典制。”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九。乾隆三年 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春正月二十八日（辛巳），户部议覆：“福建布政使王士任奏称：福建省秋屯兵粮米，按例每年二月开始征收。查现在米价昂贵，百姓负担艰难；请将乾隆三年秋屯兵粮十二万八千余石，准许百姓缴纳一半本色、一半折色，确定价格为每石一两征收。至于不足的兵米，应从台湾粮食和监粮中碾取支给。折价银解送司库，购买粮食补还原项。”都应依照所请办理。皇帝批示：“依照议定办法迅速施行。”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十一。二月二十七日（己酉），户部议覆说：“闽浙总督专管福建事务郝玉麟上疏称：台湾北路登台等处接近深山，又与番社相连，是生番、熟番往来的重要地区。应在登台、新庄两处设立义胜、永胜二寨，各安置乡勇三十名巡防；在柳树湳庄口另建营盘，驻兵一百名，并拨猫雾拺兵五十名、彰化汛兵五十名驻防。将猫雾拺原驻的都司移驻彰化，另建衙署；仍在彰化汛派把总一员。该协中营调千总一员到猫雾拺防守，该千总即令驻在都司衙署；南北投汛归该协中营管辖。原设外委一员、兵二十名，撤回防守虎尾溪塘。其中营分防篷山汛的千总带兵一百名，除牛马等三塘分兵十五名照旧安防外，其余八十名随该千总移驻中营所属的南北投汛。蓬山汛则在该协右营中拨把总一员、兵八十五名防守。”应按所请办理。”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十三。夏五月十七日（戊辰），任命修撰金德瑛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编修柏谦为副考官。二十日（辛未），调福建福宁镇总兵章隆才任台湾镇总兵，原任台湾镇总兵马骥改任福宁镇总兵。——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十九。秋七月初九日（己未），按照惯例赏赐并抚恤福建征剿台湾北路中阵亡、病故的将弁、士兵及义民等人银两；南路有功的兵丁和义民等，也分别赏给银两。——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十二。八月十四日（甲午），户部议覆说：“福建巡抚卢焯遵旨议奏：闽省纳粟捐监的事宜，请按照各府、厅、州、县的大小酌定捐纳谷石数额，分别捐贮。唯独台湾一府一向号称产谷地区，仓储充足，无需议定捐纳数额。所有台湾生员、俊秀中愿意报捐者，令其取得本籍出具的保证文书，送交布政司，再转令泉防厅收纳。驻防旗人及在福建居住多年、已经入籍者，也准许一体捐纳。”应按所请办理。”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十四。九月十四日（癸亥），谕旨说：“大学士嵇曾筠在浙江任职已久，如今海塘工程已经逐步完工，着令入阁办事。……浙江原本是应当派遣巡抚的省份，现在仍依照旧制，改归闽浙总督管辖；郝玉麟着改发闽浙总督的敕书和关防。浙江巡抚缺额，着福建巡抚卢焯调任补缺，并兼管盐政；福建巡抚缺额，着福建布政使王士任署理；福建布政使缺额，着乔学尹前往署理。郝玉麟既兼管两省，事务繁多；他所管理的关务，着将军隆升负责。”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十六。本月，巡视台湾御史诺穆布等上奏：“台湾所属地区遭受旱灾，现已命地方官特别用心赈济抚恤。”皇帝批示：“知道了。赈济抚恤虽然是地方官的责任，但你们不可不用心查察，不能让灾民有未受到恩惠的叹息。”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十七。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免除福建台、凤等厅县按额征收的社饷以及粟石折价银八千四百二十五两有余、各地鹿皮折银价一百六十九两有余，并将台湾所属各县彲番地的贴饷银减征一半。本月，闽浙总督郝玉麟等上奏报告福建台、凤二县的旱灾情况以及办理赈济抚恤、缓征钱粮的原因。皇帝批示：“台湾地处海外偏远，赈济抚恤更应周详，不能因为一向号称产米地区就稍有疏忽。”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十九。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子），命刑科给事中黄佑提督福建学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十一。乾隆四年 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夏四月十九日（乙未），命翰林院编修于辰提督福建学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十一。秋七月初四日（戊申），谕旨说：“……福建按察使伦达礼着解除职务，来京听用。……福建按察使缺额，着四川驿传盐茶道张嗣昌补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十六。二十二日（丙寅），任命闽浙总督郝玉麟为吏部尚书，调湖广总督宗室德沛任闽浙总督。——《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十七。

译八月初十日（甲申），任命福建台湾北路副将雷泽远为福宁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十八。本月，闽浙总督郝玉麟、署福建巡抚布政使王士任上奏：“番社土目四老眉寿等十八人到省城叩头祝贺皇帝万寿，现在已经给他们口粮，并特别加意安置。”皇帝批示：“知道了。番民黎众诚心归顺的意思，很值得嘉奖！已经到达的这些人，你们酌情赏赐，仍给口粮后遣送回去；并把朕的旨意告诉他们：‘你们都是年老之人，长途跋涉并不容易。朕有怜悯老人的心，反而觉得不忍；以后不必再到省城来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十九。九月初三日（丁未），户部议覆说：“署福建巡抚布政使王士任上疏称：台湾府台、凤二县地处海外，民间很少种早稻，也很少栽种二麦。乾隆三年遭受旱灾偏灾，除了本年钱粮照例缓征外，所有尚未缴清的雍正十三年、乾隆元年、二年旧欠粟石和官庄银两，因为已经到了麦收季节，设法劝导输纳，却查明仍无完纳；请一并缓至乾隆四年十月收成后统一带征。”这与成例不符，不应议准。”皇帝特旨：“照该署理巡抚所请办理。” 初五日（己酉），闽浙总督郝玉麟、署福建巡抚布政使王士任上奏：“据台湾镇总兵章隆、知府刘良璧等紧急呈报，当地民间使用小钱，过去番银一两可以兑换小钱一千五、六百文，后来逐渐减少到一千多文。本年六月间，每一两只能兑换小钱八百一十二文；兵民无力承受，于是同钱铺争论钱价，想让钱价稍微降低。开钱铺的人竟至于关门停业。该镇、府等婉转劝谕，并禁止兵民强行逼迫兑换，钱铺才重新开张；又称眼下只要从内地运来一万串钱，就可以接济。臣等查知，内地钱价目前昂贵，势必无法运来接济；而台湾钱价昂贵，远远异于常情。况且兵丁远戍，所发粮饷银两要用来兑换钱文，作为日常柴薪、操练和办公之用，比以前更加困窘。臣等再三筹划会商，只有福州省城过去收买的黄铜器皿共九万八千余觔，除已经卖掉的以外，尚存生铜、熟铜共八万一千余觔；如果用来鼓铸钱文，按规定每文重一钱二分，再配以白铅、黑铅若干觔，大约可以铸钱一万多串，足以运往台湾接济。” 应当请求开局鼓铸，使臣等能够把铸成的钱文运往台湾，按规定折发给官兵作为月饷，并流通到民间，以缓解眼前极度困窘的状况。”皇帝批示：“照所请立即办理。该部知道。” 闽浙总督郝玉麟上奏：“查台湾一郡过去是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广东惠州、潮州各府百姓流寓之地，前来开垦、贸易；并没有携带家眷的成例。雍正十年，经广东督臣鄂弥达条奏，部议准许在台湾流寓的百姓搬取家眷前往团聚；臣也曾将应当搬迁的家眷分别题明，准照部议施行。这个定例实行以来，快满八年了。但善政所在，就有奸民乘机滋生弊端：有的捏造妻、媳的姓名，有的虚报子女的假名，有的与奸棍勾结，领取渡台执照后行贿找人顶替渡台，弊端层出不穷。臣认为应当请求重新规定一年的期限，并张榜晓谕：有产业、身份良好的民人尚未搬取家眷过台者，必须在期限内搬取；超过期限不准发给执照。若有偷渡，照例治罪。”皇帝批示：“照所请办理。该部知道。”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本月，闽浙总督郝玉麟上奏：“洋船户黄万兴呈缴吕宋国判事书一封，书中说：‘去年秋天敝国的甲板船抵达厦门，各项杂费一概予以宽免，我国国王还没有来得及报效。近来因为贵地百姓张清有一只赶缯船，船户陈五胜在丁巳年装载木料前往台湾，装载粮米返回厦门；押船的人是陈同、蒋伊、施伟、陈悦等，他们把米换成麦子，驾船来到吕宋，却谎称遭遇风暴，粮米被风吹走，给保船的人造成祸害。本职侦知此事后，立即提审陈同、施伟，审讯取供，他们承认属实，没有隐瞒；陈悦、蒋伊则逃往外国，我国国王已经发文缉捕，捕获后解送来依法处置。另行追缴卖船银一百大员，现已奉缴。’查陈五胜于乾隆二年闰九月装载米粮前往台湾，至今没有回来；早已提取保人追查。如今据该国查捕此案以表示报效，理应上奏报告。”皇帝批示：“该国国王输诚报效，很值得嘉奖！可以移文传达朕旨予以嘉奖。这件奏报，知道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一。冬十一月初八日（辛亥），福建台湾镇总兵章隆与广东左翼镇总兵何勉对调。——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本月，巡视台湾御史杨二酉上奏台湾兵民安定的情况：“只有一种游民，多是内地的无赖，冒充水手私自渡海来台湾。他们在海口既难以查清辨认，又没有职业可以安身；偷盗、讼棍，大多就是这类人。保甲制度在台湾实行尤其适宜。现在正严切告谕地方官员和将弁实行，已经颇有成效。”皇帝批示：“所奏各事都知道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乾隆五年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 ○）春二月初七日（戊寅），谕旨说：“隆升在担任福州将军期间劣迹种种，着解除职务。……福州将军的印务，即着策楞暂时代为办理。” ——《大清高宗纯皇实录》卷一百十。十七日（戊子），吏部议准：“闽浙总督宗室德沛上疏称：福建省台湾地区调补官员，不必限制为每两年一次拣选发遣，也不必预先限定道、府等官员的人数并派往；一概命令督、抚等根据需要什么官员、何时应当拣选，临时上奏请示后执行。”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一。夏五月二十一日（庚申），闽浙总督宗室德沛上奏：署福建巡抚王士任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审讯取证明确，应列举罪款弹劾参奏。皇帝批示：“这次参劾王士任，着革职。……福建巡抚缺额，着广东布政使王恕署理。”

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七。秋七月二十日（戊子），命福建讲求积贮。谕旨说：“积贮谷物，是养活百姓的重要事务。今年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湖广等省都庆祝丰收，朕已经降旨命令各督、抚在丰收地区抓住时机筹办积贮，以备将来缓急之用。如今听说福建今年雨水旱情都合乎时令，年成丰熟，是向来少见的，朕心中十分喜悦！福建省四面环山、濒临大海，内地米粮运输不通，只能依靠本省和台湾的米粮接济。从前歉收之年，就远到吴、楚，通过海路运来；不怕涉险劳苦，以供应百姓日常食用。现在正值庄稼丰收之秋，地方大吏和有司自然应当留心筹划。凡是可以由官府积存、由百姓收藏的，都要多方经营，以充实仓储；并劝导民间节省爱惜粮食，仰承上天的恩赐。这样，官府有多余的粮食，百姓家中也有储藏，即使某年歉收，百姓也没有饥饿之患。该督、抚等可以共同体察朕的心意，尽到父母官治理百姓的职责。”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三。九月二十九日（丁酉），发给台湾换班兵的盘费。谕军机大臣说：“福建台湾的换班兵丁远戍重洋，一向蒙受皇考圣明的关怀，除在本省应领的月饷之外，还额外赏给那些把家属留在内地的人每月米一斗、银二钱八分有余，用来供养家属，确实是格外的恩典。如今朕听说班兵更换时，一切行李、衣服装备不能不花费，十分困窘，常常要在本营私下摊派帮贴以后才能起程。这样，无论出发的人还是留守的人，都有不便。可以寄信给总督德沛，命他查算福建省生息银两每年余剩的数目，共计有多少；就从这项银两中，分别按照班兵路途远近赏给往返盘费；永远禁止营中摊派帮贴的弊端，使内地和台湾的兵丁都得到好处。”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七。冬十月二十二日（己未），户部议覆：“署福建巡抚王恕上疏报告，台湾、诸罗二县突然遭遇风雨，除将被吹坏的衙署、营房、仓廒、城栅估价后兴修，以及将受潮仓谷设法变价、换成新谷外，对于倒塌的民房和被淹死的人口，现已逐一勘查，动用款项赈济抚恤。”均应按所请办理。”皇帝批示：“依议立即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九。十一月初五日（壬申），吏部等衙门议覆：“巡视台湾御史杨二酉上奏说，福建省台湾所属地区的生员、俊秀，部议令他们到泉防厅报捐；但海运艰难，前来的人很少，请酌情增加运输损耗，就近报捐等语。查本部原来的议定，是为了协助内地。如今既然报捐的人很少，应按所奏办理；令台湾府出具仓收汇报给藩司，藩司发给实收，行文咨报本部，换发执照后，送到台湾府发给领取。”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乾隆六年 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春正月，闽浙总督宗室德沛、署福建巡抚广东布政使王恕上奏：“台湾最难治理，寻求能够胜任的官员，必须从繁缺知县中拣选；但繁缺知县中有很多人受过处分，如果不变通，符合成例的人才干不足，有能力胜任的人又受成例限制。请求调任台湾官员时，即使任内有参劾、展限等案件，只要确实有才干，也准许题请调任。”皇帝批示：“如果照这样定为成例，就不可以；但可以按照本次奏请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五。二月二十四日（己未），刑部议覆：“福建按察使张嗣昌上奏：福建省秋审人犯，除台湾府所属以及距离省城较近的福州、兴化二府，照旧准许到刑部复核提审外，距离较远的建宁、邵武、汀州、漳州、龙岩州各属人犯，在三月十五日以前接到刑部咨文的，列入本年秋审；三月十五日以后接到的，汇入下一年秋审。距离次远的泉州、福宁、延平、永春各属人犯，在四月初一日以前接到刑部咨文的，列入本年秋审；四月初一日以后接到的，汇入下一年秋审。”应按所请办理。至于各省人犯，应令各督、抚分别按照路程远近统一办理，以免提前提解、守候和跋涉的辛苦。”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七。三月二十二日（丁亥），工部议准：“闽浙总督宗室德沛上奏：桅木是战舰最重要的材料，购买困难，运输也不容易，委任品级低的官员恐怕会耽误事情；请照雍正年间的规定，命各道采办。除台湾厂隔着海洋，仍按原办法办理外，兴泉永道承修的泉厂，令兴化、泉州、永春三府协同办理；汀漳龙道承修的漳厂，令汀州、漳州、龙岩三府协同办理；盐法道承修的福厂，令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协同办理。”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九。夏四月初二日（丙申），谕旨说：“……着将严瑞龙调任福建布政使、乔学尹调任湖北布政使。”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二十五日（己未），户部议覆：“闽浙总督宗室德沛称：福建省山地、海疆交错，向来内地产米不足以供应兵民食用。历任督、抚奏请每年从台湾拨运谷一十六万余石，用于平价出售以及供应兵米、眷米；其中有五万石，必须用出售谷物所得的钱价购买补足。近年由于丰歉不定，拖欠未运的谷物累积到二十万五百余石，急需设法变通；应当采买的谷五万石，暂时停止运输。”应按所请办理。至于拖欠的谷物，请从本年开始，每年运输谷六万七千石，限三年完成报销。”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一。五月初一日（甲子），按照成例赏赐、抚恤服役期满换班、渡海时遇风漂失的台湾右营将弁、兵丁，给予恩荫和银两。

译十五日（戊寅），谕旨说：“福建台湾地区去年秋天缺少雨水，收成比平常歉薄。听说从今年春天以来，米价日渐昂贵；百姓谋生艰难，缴纳赋课尤其困窘。查台湾县自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尚未缴清的人丁正杂钱粮、饷税银共二千二百一十六两有余，未缴清的供粟共四万三千七百一十石有余；凤山县乾隆三年未缴清的人丁正杂钱粮、饷税银共三百五十六两有余，另有未缴清的四、五-+-、六等年带征三年分被灾官庄银四百三十六两有余，未缴清的供粟五千一百四十七石有余；诸罗县自乾隆元年至三年未缴清的官庄银共四百三十九两有余，未缴清的供粟共二千六百三十二石有余。这些都是多年积欠，如今若在歉收年后责令偿还，百姓力量未免困窘，朕心深为忧念。特施恩泽，一概豁免。至于乾隆四年以后未缴清的银、粟，统一等到本年十月成熟之后再行征收；这样才可以不扰民地催逼，宽缓百姓负担，使海疆百姓共同享受免赋、缓征的好处。” 该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二。十八日（辛巳），任命翰林院编修诸锦为福建乡试正考官、检讨郭肇钱为副考官。二十六日（己丑），谕旨说：“闽浙总督德沛此前奏请入京觐见，着准许他来京；总督印务，着将军策楞暂时代为办理。” 本月，巡视台湾外转御史舒辂、巡视台湾御史兼理学政张湄上奏报告四月得到雨水的情况；皇帝批示：“这类事情到现在才上奏，实在太迟缓了；不符合朕深切关怀民间疾苦的本意！”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三。六月初七日（庚子），户部议覆：“闽浙总督宗室德沛称：台湾所属地区歉收，米价突然上涨。先前据广东省督、抚咨文称潮州府所属地区仓储充盈，可以接济邻省；现行文咨报广东省，命令潮州所属地区从仓储谷物中就近拨给六万石，运往台湾平价出售。如果台湾所属地区秋收，就按数量买谷运回广东；如果丰歉不定，就把谷价解送广东，就近买谷补足。”应按所请灵活办理；并命广东督、抚等到福建派员到达时，酌量拨给，以供平价出售。”皇帝批示：“依议立即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四。二十九日（壬戌），任命福建按察使张嗣昌为福建布政使，福建兴泉道王丕烈为福建按察使。本月，广东潮州镇总兵官武绳谟上奏报告，福建台湾派来的委员到潮州借运仓谷，潮阳县百姓闭市拒售粮食，现已由文武官员协同查捕审究。皇帝批示：“朕已经有旨意谕告广东巡抚王安国。刁民因为拨借台湾粮食而闭市，这种风气固然不能助长；但也是你们平时不能压制地方、调和约束兵民造成的。今后应当对各项事务留心，奋发努力改正过错，不要把白拿俸禄、苟且偷安当作得计。把这道旨意传令全省大员知道。”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五。秋七月初七日（己巳），闽浙总督宗室德沛上奏：“福建省各标、镇、协、营获得的生息银两，除赏给兵丁红白事件以及台湾、澎湖班兵游巡车辆等项目外，每年剩余银两八千余两。查台湾、澎湖两地实有兵丁一万一千余名，以剩余的生息银两作为班兵盘费，十分充足。兴化、漳州、泉州等府所属各营，每名兵给银一两；福州、福宁、延平、建宁等府所属，每名给银一两五钱；邵武、汀州等府所属，每名给银二两，一律在起程当天，就近到各营领取。至于各兵服役三年期满换回内地，也从台湾营剩余生息项目下分别拨给。”交户部知道。礼部议准：“闽浙总督宗室德沛称，广东百姓流寓台湾所属四县，居住多年并已入籍、可以参加考试的共有七百余名；请在岁试、科试中，将广东童生另编新字号应试，四县合并考试，共取进八名，附入府学。等参加考试数次后，录取人数逐渐增多，再将廪生、增生以及出贡等事题请确定。乡试暂时附在福建省生员名下；经过数科考试后，人数满一百名，另编字号取中一名。”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八月初七日（己亥），兵部议覆：“闽浙总督宗室德沛称：台湾义民林尚隆等，先在康熙六十年台湾匪首朱一贵突然发动叛乱时，随即参与剿捕，奋勇杀贼；雍正十年北路凶番林武攻围县治时，林尚隆等听到消息便起义，杀贼防御。两次都建立了功绩，请补行议叙。”应按所请办理，将林尚隆等十五人照例各加功一级，授予千总职衔，发给功札。”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八。九月十一日（癸酉），正式任命署福建巡抚王恕为福建巡抚。十二日（甲戌），兵部议覆：“闽浙总督宗室德沛称：雍正十年台湾南、北二路凶番、奸匪违法案件中的义民李端伯等二百十二人，应补行议叙。”应按所请办理，照例各加功一级，发给千总功札。”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冬十二月十四日（乙巳），谕旨说：“今年夏天，台湾地区因为米价昂贵，曾经借拨潮州仓谷六万石运往台湾接济、平价出售；等福建省秋收丰定后，再买谷还给广东。朕听说福建省目前谷价仍然昂贵，还需要向邻省购买；如果再买谷运还广东，恐怕一时难以采买。着将借拨的潮州仓谷六万石免于买运归还广东；平价出售所得谷价，就留在福建买谷，以备仓储。至于潮州所属地区因借拨福建省所缺谷数，着将当地收捐项目按数补足。”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六。十九日（庚戌），命翰林院编修吴华孙提督福建学政。

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七。乾隆七年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春三月十一日（庚午），福建巡抚王恕因在担任广东按察使期间改招一事受到议处，被改任为直隶布政使刘于义接替福建巡抚。——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二。夏四月初五日（甲午），两江总督那苏图与闽浙总督宗室德沛对调。——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四。五月十三日（辛未），礼部议准：“闽浙总督策楞上疏请求在省城为已故福建总督范承谟建立祠堂并入祀，同时将共同任事而殉难的诸位大臣以及台湾匪案中死难人员一并附祀。”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六月十六日（壬寅），谕军机大臣等：“御史陈大玠的条陈，可以发给那苏图阅看。向来台湾地区产米很多，所以漳州、泉州等地依靠台湾接济。后来因为流寓人口增多，米价逐渐上涨；乾隆六年台湾又遭歉收，特意下令禁止米粮出港。如今陈大玠这份奏疏，未必就是该地的实际情形；但是如果年成确实丰收，而奸商等囤积居奇，也不是便利百姓的办法。该督、抚等也应当灵活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八。秋八月，福建巡抚刘于义上奏：“据台湾道刘良璧报告：彰化县有奸徒竖起一面旗帜，上面写着‘顺天’二字，又写有十一人的姓名。其中七人经审讯查明是良民，已经谕令各自回去安业；随后又捕获为首的吴永泰、林察儿一名，以及匪犯庄烈等二十二人。查台湾各地五方杂处，游手无赖之徒挟嫌陷害他人，常有竖旗的事情，居民并不觉得奇怪；目前地方仍像往常一样安定。”臣已经发文命令该道、府将现已捕获的各犯详细审讯，研究拟定罪名；尚未捕获的各犯，也设法查捕。”皇帝批示：“知道了。虽然属于常有的事情，但不能听任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三。九月初五日（辛酉），调福建按察使王丕烈任河南按察使，河南按察使储龙光调任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四。冬十月二十一日（丙午），福建提督苏明良与新授广东提督武进升对调。二十八日（癸丑），户部议准：“闽浙总督那苏图称，近年台湾米价昂贵，又遭偏灾；此前题定每年从金门、厦门、漳州、泉州拨运米一十六万余石，逐年拖欠累积二十余万石，已经奏准分三年运足。实在是因为内地急需米粮，拨运接济不可缺少。如今给事中杨二酉上奏，主张先充实台湾仓储，等台湾仓储充盈以后，再买运到内地；否则兵粮、民食都没有办法筹措。应仍照以前拨运，不必更改。”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七。十一月十四日（己巳），赏赐、抚恤福建台湾遭风溺死的兵丁。——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八。本月，福建巡抚刘于义上奏，台湾彰化县突然有二十多个奸民聚众竖旗，散发文札充当匪徒，诱骗、胁迫愚民；文札中又写有“有功封官”的字样，情节和罪行重大。现已先后捕获，正在严厉审讯办理。”皇帝批示：“所奏各事都知道了。这种风气在福建省往往存在，你们最应当留心；又不可为了图谋无事而加以掩饰！”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九。十二月十六日（辛丑），准许开垦福建罗源、永安、南澳、澎湖、龙岩五县的民田、屯田，共七十六顷二十五亩有余。二十一日（丙午），谕旨说：“……金门镇总兵官缺额，着澎湖副将孟伍进补授。” 二十六日（辛亥），谕旨说：“台湾地隔重洋，孤悬一方，实在是数省的屏障，最为紧要。虽然一向号称产米地区，但近来人口成倍增加，土地却没有进一步开垦，偶尔因为雨水失期，米价便上涨。大概是因为除拨运给四府以及各营兵饷之外，内地采买的米粮很多，商船每年带来的也不少于四、五十万石。还有南北各港口前往台湾的小船，巧借遭遇风暴的名目，私自装载米粮运入内地；这些船一概领取遭风船照，奸民把它当作护身符，运输便没有止境。并且游手之徒乘机偷渡来台湾，也无法查究。据闻这类人都是从厦门所辖的曾厝埯、白石头、土担、南山边、刘武店，以及金门所辖的料罗、金龙尾、安海、东石等处的小港口下船；直接出海，不经过鹿耳门入口，任凭风向驶行。只要得到一块土地，就把人口送上岸，船便驶远离去，愚民大多受到他们的祸害。况且台湾只把鹿耳门作为门户，查验出入；如今任凭游匪偷偷往来，海路因而熟悉，连鹿耳门这一道门户也难以依恃其险要，实在不符合慎重对待海疆的本意。” 朕所听闻的情况就是这样。着令该督、抚、提、镇严厉告诫所属文武官员和将弁，把上述各种弊端逐一留心清查；并且在各汛口严密防范，不得稍有疏忽放纵。这样才可以使百姓和番民不至于缺粮，也可以肃清港口航道。该部可以立即传谕令其知悉。”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一。乾隆八年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春正月初二日（丁巳），调福州将军策楞任广州将军，兼管粤海关事务；任命镶白旗满洲都统新柱为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一。二月初十日（甲午），调任福建巡抚刘于义为山西巡抚，命前任湖广总督孙嘉淦代理福建巡抚。——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四。

译二十三日（丁未），谕告大学士等：『福建南澳地区非常重要。现任总兵官李琨对外海事务不太熟悉。台湾镇总兵官何勉如今任期已满，应当返回内地；立即补授他为南澳镇总兵官……台湾镇总兵官的空缺，命总督那苏图在所属各总兵中选一人，请旨调任补缺。』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五。三月十五日（己巳），调江南崇明镇总兵张天骏为福建台湾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六。十七日（辛未），户部议覆：『闽浙总督那苏图上疏回复户部咨文，查明福建省盐政的情况：一、台湾盐课饷银以及云澳认课菜银，过去都不随额引征收。这是因为那里有的远隔重洋，有的孤悬海岛，从前商人缴纳盐课都不领取盐引；应当按照奏请，仍旧办理。一、福建省西、东、南三路销售的盐斤，除西路盐引照旧颁发外，东、南两路以及各县澳引所载盐斤，请斟酌核减。查福建省奏定的接引计斤、按斤合担制度，不便突然更改；应命该督分别查明官运、商办以及盐课的详细数目，另造清册报部查核。一、办理奏销，应按奏请，将正课列入正额具奏；其余盐引和额外余引，命各路灵活办理，不必注明州县。余引缴部查销，征收的银两列入赢余册内汇报。至于盐引不足以供运输销售之处，仍命另行具奏请求增加。一、福建盐的收晒、收贮、发售接济以及秤量抽查等事宜，旧制周密；应按奏请照旧办理。至于在何处查验、何处截角，应造册报部。一、福建省有不计入盐引额数的丘折银，请照旧例留拨本省作为兵饷。』 查这项银两先前已经该督奏明解送户部，不便更改；应仍命按年搭配解送。一、永春、德化、大田三属滞销的余引，已经拨给惠安、光泽二县分别销售；立即依照西路盐课规则征银。查福建省过去没有余引，现在才开始颁发，应命另行申报。一、台湾储存的乾隆二、三、四年未销盐共十四万担，曾于乾隆五年拨运内地销售，已经在当年造册申报；查造册申报的数目先后不相符合，应仍命分别说明，另行具奏。』皇帝同意了。二十九日（癸未），〔闽浙总督〕那苏图奏：『查禁台湾地区的偷运、偷渡，不仅要在台湾对岸防禁，尤其要在台湾各港口防禁；臣已命属员防范。只是从台湾返航的船只，查明不是捏造遭风情由的，酌量发给食米；寄庄佃户租种田地后返回漳州、泉州的，也都报官领取凭照，准许出港。其余商人贩运以及捏报遭风的船只，一律禁止。各港口的小船编号约束，只准照旧在近海往来，以到达郡城为限。如有偷越大洋的，将守汛官员严加惩处；仍严令文武官员协力查禁。』奉旨：『知道了。应当时时留意。』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七。夏四月初四日（丁亥），闽浙总督那苏图、福建巡抚刘于义奏：『台湾所属历年购买谷物，每石四钱。从前谷价低，可以按规定购买；近年谷价加上运输费用约需五、六钱不等，请酌量提高价格，户部驳回说与定例不符。但谷价确实上涨，仍请从泉州、漳州等府的盈余项下，每石加银五分；丰年不作为定例。』奉旨：『照所请执行。户部知道。』又谕：『命户部存案记载，等二、三年后再请旨。』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八。二十日（癸卯），〔户部〕议准：『调任福建巡抚刘于义称，捐监的规定是，本省捐纳谷物都按当地折中价格定价，合计足够一百八两。现在酌定：台湾一府，每石按四钱收捐计算。俊秀应捐二百七十石，廪生一百五十石三斗，增生二百石七斗，附生二百二十五石，武生二百五十石二斗，青衣生三百七十五石三斗，都准许作为监生，其数额与在户部收捐的银数相符。』批准实行。二十四日（丁未），谕令：孙嘉淦现在等待召见，福建巡抚的空缺，命周学健前往代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九。五月十五日（丁酉），谕令：『朕听说台湾换班兵丁的一切行李，都由各番社拨车供应；原议每里给银五厘，作为他们的饭食费用。三年合计共需银六百九十九两五钱；可是由于当地没有可动用的公项，以致公文往来，不能按期发给。查台湾有从官庄项下征收的租粟银两，拨充内地各官养廉；命每年扣出银二百三十三两一钱零，每逢三年合计扣出银六百九十九两五钱，作为换班兵丁雇用车辆的费用。至于内地养廉的款项，则由司库另行拨补。这样既可使兵丁不再有运输困难，也可使番民免受等待领取费用的困苦。命该部立即传谕该督、抚知悉。』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二。六月十一日（壬戌），任命光禄寺卿岳浚为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四。秋七月初七日（丁亥），任命江南粮道纳敏为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六。八月初八日（戊午），礼部议覆：『巡视台湾御史熊学鹏称：“台湾郡孤悬海外，情形与内地不同。按旧例，额定录取举人二名，录送参加科试五百名。现在定额只录送二百名，应当裁减过半；恐怕无法表示鼓励。”应按所请，在定额二百名之外，选择文理通顺者，酌情放宽录送；内地不可援引此例。』批准实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八。九月，闽浙总督那苏图、代理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漳州、泉州、福宁、台湾各府所属厅县在六、七等月遭风、遭水以及赈济抚恤漳浦县灾民的情况。奉旨：『知道了。对于应当赈济的人，要加意抚恤。』

译那苏图又奏报台湾遭旱以及办理赈济、抚恤、借粮等情况。奉旨：『你所考虑的事情非常周到。』 刑部侍郎、代理福建巡抚周学建奏：『台湾四县、一厅遭旱，现已命人查办，分别赈济抚恤。至于台湾郡常平仓储备的谷物，通计五千七百余石，还有借粮出粜而未补还的部分。将来如果赈济、平粜所需不足，查有历年留存的供粟二十七万一千余石，原本是应当运交内地各府补充仓储以及碾给兵粮的；臣已经命令暂缓拨运，留下作为赈济、借粮以及将来平粜增减调剂之用。内地应当碾给的兵粮，等到明年春天需要时，再酌量从拨给江、浙的漕粮二十万石中供应。如果台湾郡储存的谷物仍不足以备用，也从江、浙漕粮二十万石中酌量拨出数万石运往接济。』奉旨：『是。各项事务都要妥善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一。冬十月二十日（己巳），以刑部左侍郎周学健实授福建巡抚。二十九日（戊寅），巡视台湾给事中书山等奏：『台湾各官办理的案件，有的报知巡察衙门，有的不报知巡察衙门。那些没有报知的案件，经当地百姓告发查问后，才说明事情原委；又任意拖延压搁，甚至有过了一年仍不回复、不结案的。请从今以后，台湾地方官办理的案件，每月将已结、未结案件造册，申报送交巡察衙门；如果任意迟延、隐瞒不报，查出后即具题参劾。又台湾百姓常常把地方官已经结案的案件，屡次向巡察衙门控告；请除原案判决明确、批示不准受理的以外，对于另行声称冤屈、关系民生风化的案件，应酌量情节轻重，分别批发提讯。如有好打官司的恶棍，照诬告条例治罪。』奉旨：『准许实行。』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一月二十二日（辛丑），赈济并借贷福建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遭旱的百姓，同时缓征新旧额征。——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二月初二日（辛亥），谕令：『福建布政使张嗣昌已经启程来京接受引见，等他到达时，朕另行降旨。』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乾隆九年。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春二月十四日（壬戌），免除福建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旱灾额赋若干，并分别赈济、借贷。——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三月初九日（丁亥），谕令：『广东布政使的印务，命福建按察使纳敏前往代理；福建按察使的印务，命汀漳道王廷诤代理。』 初十日（戊子），禁止台湾武职官员置办产业。谕令：『外省镇将等官员不许在任所置办产业，条例已有明确禁令；在内地尚且如此，何况是海外番民交错居住的地方。武职官员置办庄田，开垦耕种，从中收取利益，即使没有侵占民田的事情，但家丁、佃户依仗权势欺凌他人、制造事端、扰乱地方，也是必然免不了的。朕听说台湾从前地广人稀、土壤水源丰足，当地镇将大员无不创立庄产，招募佃户开垦作为自己的产业。还有客民侵占番地，彼此争夺，于是投献给武职官员，因而据为己有的；也有接受前任官员已经形成的产业，彼此沿袭，认为理所当然的。其中产业来历总是不清楚。因此民人与番民相互控告的案件接连不断。如果不彻底清查、严行禁止，终究不是安定番民的办法。命该督、抚派高山前往，会同巡台御史等逐一清理核实。凡历任武职大员创立的庄产，查明确实没有侵占番地，也没有民人与番民争讼控告的案件，无论是本人、子孙所有，还是已经转售给他人的，都命照旧管理产业；如果有侵占民、番地界的地方，就秉公清查，民产归民，番地归番，不许仍像从前那样含混处理，以免引起争端。』 『从今以后，台湾郡大小武职官员创立庄产、开垦草地的地方，永远禁止。倘若有人假借名义开垦，将本官交由户部严加议处，土地没收入官；主管官员如果串通包庇，也一并议处。』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二。夏四月二十三日（庚午），〔户部〕议覆：『闽浙总督那苏图等奏请将范毓馪办理运回云南的铜均量二十万觔，运到福建增铸钱币。查该省自乾隆六年十月开始铸钱以来，采买云南囊、金钗二厂的铜，以及商人办理运回的洋铜，共六十万余觔。按四座炉计算，每年需要十五万九千八百余觔；除去已经造册报告、用于铸钱的铜外，应存铜三十余万觔，足够两年使用。所请之事，不便议准施行。至于台湾兵饷所需的钱都由省城鼓铸后运往台湾，如今钱价已经昂贵，自应酌量增加炉座鼓铸，以平抑钱价。应命该督尽快报部，同时下令或责成管理海口的各官，从商人自行办理运回的洋铜中动用款项收买，或者咨商云贵总督酌情购买云南铜运来接济。』批准实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五。

译五月初三日（庚辰），谕告军机大臣等：武进升上奏称：『据千总许廷珠禀报，台湾狼交番地方有匠头刘奇包庇流棍，想要合并番人、夺取鹿枪；又称台湾朱一贵、吴福生案件中的匪类，尚有郭接、吴应等人，有的隐姓埋名潜藏，有的串入衙门；又称各社经常杀死百姓，却影射说是生番所为，通事善于逢迎，地方官徇私隐瞒不报。』朕下旨交给该督、抚、将军等留心访查后具奏。如今据那苏图、周学建、策楞、新柱陆续回奏，对武进升折中所说的事情逐一剖析，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封疆大吏如果遇到地方有事，本应据实奏报；如果事情本来没有一点影迹，怎么可以冒昧陈奏！至于轻信匪徒的话而不详细查察，更是不可！现在武进升听信千总许廷珠的话，据此上报。查许廷珠现在因贪赃被揭发提审，编造这些没有根据的话，是想侥幸邀功；像这样的奸诈小人，他的话怎么可以轻信！可以写信给武进升：今后对待人、听取言论，都必须留心，不可轻率。』 不久，武进升奏：『当时听信末弁的话，认为台湾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事情的虚实不便派人查办；想专门派人秘密访查，又考虑到台湾远隔重洋。因此冒昧上奏，实在难辞其咎。』奉旨：『也不能因为这件事就畏缩不前，凡事一概隐瞒而不奏报。』 初四日（辛巳），谕令：『乾隆七年十一月，漳州城守营把总马庇带领轮班兵丁赴台湾换班，在海上遇风折断船舵，漂到广东琼州府文昌县一带。当时各兵借支盘费、口粮银五百七十九两六钱，按例应在各人名下平均摊扣追还。朕想到兵丁在海上遇风，历尽艰险，情形实在可怜！所有借支银两，此时难以扣还；加恩豁免，以表示优恤。该部立即行文告知该督、抚、提、镇。』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六。十八日（丁未），任命检讨夏之蓉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读学士万承苍为副考官。——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七。六月十六日（壬戌），缓征台湾、凤山、诸罗三县乾隆八年因旱灾勘定为未成灾的额赋。——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九。秋七月初三日（戊寅），谕令：『马尔泰调任闽浙总督，那苏图调任两广总督；部文到达之日，各自立即赶赴新任。』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二十九日（甲辰），免除福建台湾府所属台湾、诸罗、凤山等县乾隆八年秋旱成灾的额赋。——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一。八月初三日（丁未），谕令：『台湾在雍正七年以后升科的垦田园地，钦奉皇考谕旨，照同安则例升科；后来经户部议定，认为同安科则过轻，应将台湾新垦田园按照旧额缴纳赋税。朕念台湾百姓远隔海洋，应当施加减轻赋税的恩惠，以表示优恤；除从前开辟的田园依照旧额、不必减轻科则外，雍正七年以后报垦的土地，仍遵照雍正九年奉旨的办法办理。那些已经按照同安下则征收的，也不必再议加赋。至于今后开垦的田园，命地方官确实勘察土地肥瘠，酌量实际科则，依照同安则例分别按上、中、下等定额征收。使台湾百姓缴纳赋税宽松便利，以彰明朕优待边远地区的至意。』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二。二十八日（壬申），〔户部议〕覆：『调任两广总督的闽浙总督那苏图称：“福建省米价无法平抑，闽安等营虽然设有营仓，也难以不断拨借，兵丁买粮食用很困难；应改发本色粮。”应按所请，闽安、烽火、云霄、海澄等营酌情发给本色粮四个月，南澳、镇标营酌情发给本色粮六个月，都从运往台湾的金门、厦门提镇兵粮余粟中碾给；或者从各该县仓谷中动用借给，等台湾谷物运到后归还。枫岭营四个月的本色粮，从浦城县额征粮中拨支。所有扣回的折色银两，解送粮库充作军饷。』批准实行。本月，调任两广总督的闽浙总督那苏图奏：『福建山海交错，民俗强悍；一年所产谷物不够百姓食用，一半要依靠官仓。所有明年春天平粜、借粮的款项，应趁秋收时购买储存。台湾一府孤悬海外，并没有土著居民，一半属于流动人口；现任巡台御史熊学鹏倡议开垦荒地。台湾是海疆重地，所需要防范的，不在于生番、熟番，正怕没有职业的恶棍偷渡聚集；眼前得到的利益很少，将来一旦发生事情，办理起来却非常费周折。臣承蒙恩典已经调任两广，既然有所见闻，不敢不据实奏明。』奉旨：『这份奏折说得很对。知道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三。九月十一日（乙酉），谕告军机大臣等：『据那苏图奏称：“台湾孤悬海外，没有土著居民，聚集在那里的百姓一半属于流动人口；现在巡台御史熊学鹏倡议开辟荒地，招养穷民，以图谋繁衍聚居。但台湾郡是防卫五省的藩篱重地，应当防范的，不在于生番、熟番，专在各处游荡懒散的人。从前朱一贵、吴福生，就是明白的证验。即使有荒地可以耕种，但禁封已经很久，万万不能开辟。如果听信奸民浮泛的议论，仓促实行招民开垦，恐怕游荡恶棍偷渡的会日益增多，利益小而危害大。臣因为台湾所属文武官员都说这次想要开放禁地，是抚臣周学健授意的，命熊学鹏、台湾道庄年办理。臣因此多次向抚臣恳切陈说利害，抚臣也认为正确。如今在抚臣入闱主持乡试时，又反复恳切叮嘱，希望他中止。”台湾孤悬海外，聚居当地的多是没有依凭的徒众，只适宜安静镇守、弹压控制，使事情平息、百姓安宁，不应听信奸匪的浮言，为图眼前微小利益而仓促议论招民开垦；否则或许会导致将来另生事端，关系重大。朕的意思也是这样。周学健和熊学鹏都是江西人，想来果真是周学健授意熊学鹏，命他办理的吗？』 『这件事绝对不可实行。立即传谕周学健知悉。』

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四。本月，〔代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福建省台湾郡在七月初旬风雨猛烈，鹿耳门外损坏商船、淹死人口，已经委派人员勘查；其余晚稻抽穗生长良好，可望丰收。内地漳州、泉州一带在八月十六、十七日连续下大雨，海潮上涨，城市、村庄间有被水淹的地方；靠近省城的地区，七、八两月没有得到足量的透雨。已多次派遣官员查勘，都没有达到水旱成灾的程度。』奉旨：『所奏情况都知道了。那些遭受水灾、旱灾但尚未成灾的地方，也应抚恤，不要使百姓失去生计。』 又奏：『台湾府凤山县百姓邱子刚等因为越过界限筑坝引水灌田，都被生番杀害。查从前内地百姓有的侵入番境而遭杀害，生番很少无故逃入内地、杀害百姓。因此要保全内地百姓，只有严格禁止越界。如今邱子刚等被害，都是因为不遵守禁令，祸端由自己招致。现在只能严令通事、土目，向他们说明利害、告知国法，使他们知道畏惧；逐步命人侦查缉捕真正的凶手，不许轻举妄动，以免滋生事端。』奉旨：『所奏情况都知道了。只能这样办理。』 又奏：『福建省福州、兴化、漳州一带土地狭窄、人口稠密，百姓的粮食依靠官仓储备；内地则依靠上游延平、建宁、邵武三府的余粮，海外则依靠台湾郡的产粮。近年来多次拨粮平粜，尚有很多没有买补。今早稻丰收，晚稻也都长势茂盛，正好趁秋收之时采买补足。现已拨出司库银两，分发给台湾郡各厅县；收获后立即照市场价格平价购买，不要使农民受累。』奉旨：『办理得很妥当。知道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五。冬十月，福建布政使高山奏报遵旨前往台湾清查官庄土地、安定抚辑番民的情况。奉旨：『所奏情况都知道了。这一举措只是为了替民间清理长期遗留的弊病，并不是为了增加钱粮收入，不得错误理解朕的意思。』 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等奏：『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连年歉收，经抚臣议定拨银五万两到台湾购买谷物十万石，运送内地；所拨银两尚未运到台湾。臣先与道、府官员按照各处产粮多少的情况，预先确定分派购买的数目；一面预先准备船只，酌定运输章程，使内地仓储不致长期空缺，台湾船户、商民也不受到丝毫拖累。』奉旨：『所奏情况都知道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七。十一月，巡视台湾户科给事中六十七等奏报操演、巡视的情况。奉旨：『台湾远在海外，这类奏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上报，不可稍有粉饰。』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九。十二月初八日（辛亥），命翰林院检讨吴嗣爵提督福建学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本月，巡视台湾户科给事中六十七等奏：『遵照旨意会同布政使高山，清查台湾民、番相互控告的土地，使各自归还原有产业；现已命人列出土地名称，查明并造具四至清册，永远不许有丝毫越界侵占。』奉旨：『办理得很妥当。知道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一。乾隆十年。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春正月初六日（戊寅），闽浙总督马尔泰、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的粮食，过去都依靠台湾郡供应；八社仓谷采买时每石定价银三钱，平粜时每石四钱。去年台湾郡丰收，本应及时采买；但谷价比以前已经上涨，请将今年应买的谷物，准许从四府平粜盈余银中按时价增加价格购买，总价不超过乾隆八年奏定的每石四钱五分，命令及早买入储存。』奉旨准许实行，交户部知道。——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二。二月十二日（甲寅），兵部议覆：『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奏称：“更定台湾郡营官、营弁事宜：一、调任台湾的武职，接到任命札文后多有拖延，又遇到总督、提督调任考核等事情，仍然返回内地，在台湾任职不到一年；兵将尚未熟悉，怎么能责成他们训练？请从到达台湾之日起计算俸禄。一、台湾兵补充陆路外委，等候基交代返回内地后，仍然降为目兵，这在体制上也不协调。请照水师的例子，遇有因事故出现的空缺，就在台湾兵中补充；任期届满出现空缺时，与内地外委互相调换。”』都应按所请办理。批准实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四。二十八日（庚午），户部议奏：『台湾郡民人与番民土地交错，经福建布政使高山会同巡台给事中六十七彻底清查，判定民地归民、番地归番，双方都表示认可服从。历任武职旗员的庄产，确实没有侵占、投献情事而导致争讼控告的，应按所请照旧管理产业；并命该督、抚按照谕旨转令台湾郡武职官员不得再开垦、置立庄田。』批准实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五。夏四月十八日（庚申），〔户部〕议覆：『福建巡抚周学健上疏称：“台湾府所属各地按土地征收谷物，共征稻粟一十六万七千有零，并不征收额定银两。如今内地积欠银两分作三年带征，台湾所属积欠稻粟也应一例办理。”应按所请分年带征；如果缴纳不足数额，照钱粮条例分别议处。』批准实行。二十一日（癸亥），谕令：『福建按察使王廷诤现有应议处的案件，解除职务；按察使的空缺，命汀漳道雅尔哈善补授。』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九。六月初五日（丙午），调台湾水师副将施必功来京接受引见。——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二。

译秋八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福建省福州、兴化、泉州、福宁、延平、建宁等府先前遭旱的各州县，有的在七月间得到透雨，晚田可望有收成。只有霞浦、福鼎、福安、宁德、浦城、松溪六县受旱较久，八月初虽已下雨，将来收成还不能确定；如果收成在五成以下，就酌量分别蠲免赋税、赈济。至于靠近省城的闽县、侯官、长乐、福清、罗源等县境内偶有遭旱的村庄，与霞浦等县情况相似的，也应一体办理。此外，漳浦县及澎湖地方报告有遭水成灾的地方，也派员查勘赈恤。』奉旨：『像这样把歉收转为丰收，都是你们诚心勤勉爱民所致。看了奏折，怎能不欣慰！对于遭受局部灾害的地方，应留心抚恤。』 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等奏：『台湾所属地区秋收丰足，米价平抑下降。如今福建内地夏秋缺雨，民间恐怕会缺粮；请命台湾郡各属趁此时机购买谷物，以备仓储。凡应当运往内地的，就陆续拨运；但海路艰险，不是熟悉风信的人，不敢轻易航行。近年来议论海运的人，每每担心台湾米谷有偷运泄漏到别处的弊端；却不知道米船在台湾出口以及厦门收口，都由官府查验，实在没有偷漏的忧患。』奉旨：『所奏情况都知道了。』又批示：『不知道惯于作弊的人，都是熟悉风信的人！这件事还应酌量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七。九月二十日（己丑），闽浙总督马尔泰奏：『福建内地九府二州所属丙寅年额征的钱粮，现在已经全部蠲免；只有台湾所属一厅、四县的土地一向编征粟谷，每年征收粟谷一十六万九千五百余石，拨给内地以及台湾、澎湖兵粮使用，这与全省土地所征粮银一样都是正供，请一体蠲免，以惠及海外民番。各处定额拨支的兵粮，虽然有台湾郡历年积存的谷物足以拨用；但台湾是海外重地，储备尤其应当充裕，不便全部拨作供应。请将内地应当供给戍台轮班兵丁及其家属的米粮，以及督标、提标、金门、厦门、闽安等各营兵米，就近从各营所属府、厅、州、县新捐监谷中碾取供应。台湾、澎湖两地的兵粮，则动用台湾郡积存谷物。』奉旨：『已有旨意谕告户部，其余依议办理。』 谕令：『福建省丙寅年的地丁、钱粮，已经全部蠲免。只是台湾府所属一厅、四县土地的额定粮赋，一向不编征银两，历来征收粟谷；如今内地各郡既然普遍蠲免，而台湾所属土地因为编征本色粮，不能一体获得免除，这不是朕普遍施恩的意思。命将台湾府所属一厅、四县丙寅年额征的供粟一十六万余石全部蠲免。该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 二十一日（庚寅），吏部议准：『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等称：“各省州县地方，按照新例命所属道、府按季度巡查。台湾郡远隔重洋，地面纵横二千里；一切钱粮、仓库、刑名案件都归道、府管理。如果命令按季度出巡，以二千里的广大地域计算，不到一个多月不能全部巡查；必然会导致公务荒废。请仿照旧例，一年之内由臣等与道、府各巡查一次。”直省的道、府中，如有类似不能按季度巡查的，该督、抚据实直陈，酌情议定。』批准实行。本月，闽浙总督马尔泰遵旨议覆：『福建布政使高山称：“台湾所属义民张毓良等七百九十余人，请照例查明、考验后，分发各标营酌情录用；其中年力已经衰退、愿意归田的，给地自行耕种。”查雍正十年吴福生逆匪案件中首先倡导的义民侯心富等三百七十余人，已经议定叙功并发给札文。至于后来请求的义民张毓良等，如果一概发给札文、准许叙功，既没有等级差别，恐怕会滋生冒滥。，他们都是一同随军征战立功的，不可一概弃置不管；应命地方官查明立功册所载义民的确数，随即会同营官验送考察。一等考选拔用为外委、把总；次等发往内地各标营领取粮饷效力，另候考选拔用。至于台湾现有的土地，不是有主的剩余埔地，就是熟番尚未开垦的土地；不便夺来分给义民，以免滋生事端。』奉旨：『照所议办理。』 又奏：『澎湖一协是台湾、厦门之间扼守要冲的地方，过去设置战舰三十六只，用于巡哨、护送。现在被风吹坏二十四只，应动用款项补造。该协眼下缺少船只配驾，臣一面办理，一面具奏。』奉旨：『所奏情况都知道了。应当抓紧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冬十月初七日（丁巳），户部议准：『福建巡抚周学健上疏称，南澳镇标左营每月所需兵米，先前因为该同知仓中储存的厦门谷物不足以借出碾米，议定改由诏安县动用仓谷碾米，作为兵粮，再派征台湾粟谷归还补足。后来南澳厅仓拨存诏安县捐监谷五千石，查明该厅新旧储存谷物已经足够借出碾米；而且从台湾运到南澳，比运往诏安路线直接、费用节省。请从今以后，按月所需兵米命令台湾粟谷直接运到南澳仓；台湾运输稍有迟延，就借用该厅仓储，等谷物运到后归还。』批准实行。本月，闽浙总督马尔泰等奏称：『福建布政使高山因为台湾番民性情难以驯服，奏请照川、广苗疆土司的例子，在熟番土目中选立土司，授予职衔、顶带，使其分别管理各社番民，统辖生番；经户部议定，命查明应设置几名、授予什么顶带，确定后具奏。查台湾南、北二路虽然都称为土番，但熟番与生番在善良和顽强方面截然不同。而且熟番虽然每社都有通事、土目，但一社自成一类，土目等人是由番众推选、罢免的，并不是川、广土司那样世代具有威信。生番残杀成性，更难让他们完全听从熟番指挥。至于所说择定日期让民番贸易，生番从来没有同民番交易的事情；如果诱使他们出来，恐怕会进一步滋生事端。请各自仍按旧章办理，只严防内地民人与番民越过生番地界挑起事端；并在秋深时堵住防守隘口，不让生番逃出肆意伤害。至于设置土司以及命令民番贸易的事项，都不必议论。』奉旨：『是。照你们所议办理。』

译——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一。十一月二十日（丁亥），礼部议准：『福建巡抚周学健上疏称，前任总督姚启圣收复台湾、澎湖，肃清海岛，士民感念他的恩德，在该省洪山桥建祠奉祀；祠宇年久损坏坍塌，请求准许修缮。』批准实行。本月，闽浙总督马尔泰等奏报：本年七、八两月，漳浦、云霄、平和、澎湖等地先后遭受水灾、风灾的情形。皇帝谕示：“这类赈济抚恤，所施的恩惠已经很小了。如果再不实心查访，使灾民真正受到恩惠，那么你们这些主管官员究竟是干什么的呢？要谨慎，要努力！” 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等奏报：台湾熟番冒充生番焚烧抢掠，随即将其擒获，地方安宁。皇帝谕示：“平时疏于防范、纵容的罪责，你们不能推辞；但能够立即缉捕，而且不加掩饰，这一点略可抵赎你们的过错。不过仍不可不谨慎！” 又奏报：检阅营伍并巡视南路地方，到了茄藤社，琅峤、傀儡二社的土目率领生番三十四名归顺诚服。皇帝谕示：“这不过是虚应故事罢了。如果说生番已经向化，为什么又有熟番焚烧抢掠的事情？今后一切务必讲求实际；边海要地，你们要谨慎！”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三。十二月，闽浙总督马尔泰等奏报：“台湾番薯寮溪埔的民人被凶恶的番人多次纠集同伙焚烧杀害，已经缉捕数人；逃逸的罪犯，现在正严令限期缉拿。”皇帝谕示：“这些事情归根到底都是地方官平时疏于防范、纵容造成的；即使是武职官员，也应查明参奏，以示警戒。”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五。乾隆十一年。乾隆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春二月二十八日（甲子），户部议覆：“福建巡抚周学健上疏说：‘台湾府所属乾隆十一年按定额征收的供粟一十六万余石，先前奉恩旨全部蠲免。但这项粮食是拨运供应内地以及台湾、澎湖兵粮所需的，虽然现查台湾积存粮食中还有二十余万石，完全足以拨用，但海外重地，兵粮仓储应当充裕储备，不便全部动用。请将台湾、澎湖两地乾隆十一年各营官兵应领取的月粮九万八千八百余石，仍从台湾府积存粮食中拨支。内地应支用的兵粮共八万六千余石，请在各营附近地方新捐的监榖中，按照规定数额碾运发给。’应当依照所请办理。”皇帝同意了。本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福建省上年七月天气严重干旱，虽然后来又下了雨，但福州、福宁、泉州三府所属地区中，受旱稍久而收成歉薄的地方仍有一些。现已命令各有关县亲自巡察；确属贫困户的，就借给仓粮，赶紧播种春花，以资接济；如果米价昂贵，再酌情平价出售。至于澎湖地方，上年八月遭风之后，已经命令道、府加意抚慰安置，不使民众缺粮；现在只下令拨运仓粮，预先筹划平价出售。详细了解全省情形，上游各府米粮还算充裕；至于福州、兴化、漳州、泉州一带青黄不接时，必须大力平粜，才对民众粮食有益。自然应当随时酌量办理，以平抑市场价格、救济百姓困苦。”皇帝谕示：“看到这些筹划措施，足以使朕感到欣慰。”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九。三月初五日（辛未），户部议覆：“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台湾供粟自乾隆元年至十年拖欠粮食九十九万九千余石，补交完毕遥遥无期，另行筹划各项事宜如下：一、尚未运往内地平粜的粮食，应酌情变通办法。查台湾运往内地平粜的粮食，按年额征解一十六万九千六百七十余石，自乾隆二年至十年年末一直拖欠，平粜已经没有再依靠这项粮食的条件；而台湾府积存的粮食，也没有可以拨运的了。其每年额征的供粟又仅够台湾、澎湖使用；以后内地兵粮如果有应当在台湾购买、运往内地平粜的地方，随时酌情办理，不必规定定额拨运。一、历年尚未运补内地的兵粮米谷，应分年随带运输。查拨运粮食，是台湾、厦门往来的商船按船梁头分装运输，运到内地交收，每船只装一百石至三百石，从来没有整船装运，因此拖欠粮食三十四万九千余石。应请以后随每年额运粮食，每年带运七万石；从乾隆十一年开始，分五年运完。一、严格规定运粮迟延的处分。查从前把拖欠粮食连同拨运，固然是因为运额太多；征买不足，也由于任意迟延所致。” “今后划清年份款项，只按实际存有的粮食逐年拨运；从该年正月开始，到年末全部运完。如果有关厅、县没有报告全部运完，或者虽已报告运完而台防同知在年内仍未全部配运，都一并上报参劾。一、船只在海上遇风，应核实后题报豁免。查商船已经到达内港，因驾驶不慎漂失粮食，以及虽在外洋但船只撞碎、没有实际痕迹可以查验的，除仍责令行保、船户按当时价格赔补外；其中在外洋遇风，船只因舵、水漂失而无迹可寻，或在外洋冲撞礁石而撞碎、有实际痕迹可以查验的，都应具结报部，等到年末汇总案件题报豁免。一、各仓积存，应酌定实际数额，以备拨运。查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的仓储不能不依靠台湾府，但必须台湾府积粮先充足，才可以随时拨运。应请乾隆十一年春季将司库现银拨出七、八万两，运交台湾府库，分发各厅、县；秋收后向乡民收买余粮二十万石，分别储存在各仓；并等到民间拖欠的供粟以及应购买的粮食征完、买足后，凑足四十万石，作为定额。遇到需要拨发时，随时发给银价，到台湾购买补足。” 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闰三月十六日（壬子），皇帝谕示：“福建提督王郡老成练达，主持一方军务多年，能够和睦调和军民，并且有劳绩；海疆重地，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治理。现在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言辞恳切；朕勉强同意所请，准许他以原官职退休。着加太子少保衔，赏给全俸，以表示优厚眷顾。有关部门知道。” 又谕示：“福建水师提督的缺额，着台湾总兵张天骏补授。台湾总兵的缺额，着总督马尔泰在全省总兵中选一员调任补缺。……”

译——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二百六十三。夏四月十九日（甲申），户部议准：“闽浙总督马尔泰议覆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等奏请：‘内地百姓的祖父母、父母在台湾，子孙想来侍奉；或者子孙在台湾，祖父母、父母、妻子在内地无所依靠，想来投奔赡养的，准许发给照票来台湾，编入甲内安插。’这一案件，接到户部咨文后详细议定并具题。查台湾编入户籍的百姓大多是内地人，其中在台湾居住已久、置有固定产业的，往往不能抛弃产业返回原籍。应当依照所奏办理：在台湾的人民，如果祖父母、父母在原籍，准许他们赴台湾奉养；如果祖父母、父母在台湾，准许他们的子孙赴台湾侍奉。如果本人在台湾，而内地的妻子、年幼子女没有嫡亲可以托付，也准许他们搬到一起居住；即使赴台湾侍奉祖父母、父母的子孙确有年幼妻子，也准许一同赴台。仍依照从前搬迁奉养的成例，命令台防、厦防各同知在登记造册、换发文书时留心稽查；查验人与照票相符，才准许配船渡台。并命令内外地方官先行关会查明清楚，才准发给照票；如果有人借口伯叔、兄弟以及妻子的兄弟、族戚等关系，一概不许滥发照引。” “如果有人蒙混冒名偷越渡海，立即押解回来；并将滥发照引的地方官严加参劾议处，徇私隐瞒、具结担保的地邻、族长、保正也一并严查追究。对偏僻港口，严令各员弁经常巡察。如果有游荡懒散之徒作弊偷渡，擒获后从重究治；如果有疏于防范、纵容偷渡的，按照徇纵偷渡的条例参劾处分。”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五。五月初五日（丁酉），户部议覆：“巡视台湾户科给事中六十七等奏称：‘台湾府正供米之外，还有官庄一项，按田亩征收缴纳；与正项钱粮没有区别。现在福建省丙寅年地丁、钱粮以及台湾所属额征供粟已经全部蠲免，这项租银是否应照旧征收？奏请皇帝裁决。’查台湾官庄租息三万余两自奏报归公以后，拨充内地官员养廉之用；原本不是耗羡银，也不是正项钱粮，实际上与杂税没有区别，本应照旧征收。只是查本年三月奉旨蠲免云南省官庄、义田等项租银的十分之三，农民都受到恩泽；现在台湾官庄情况与此相同，是否可以照云南省例蠲免？请皇帝裁决。”皇帝谕示：“依照议定意见迅速办理。” 十三日（戊申），户部议覆：“闽浙总督马尔泰等议奏布政使高山条奏的《台湾民番事务》：‘一、民人开垦番地，虽然早已禁止，但如果不分别规定罪名，小民不知道畏惧。请今后番地一律听任各番自行耕种。如果有奸民再次私自开垦，在告发之日将田地归还番人；私自开垦的民人，按照盗耕他人田地的法律，计算亩数治罪；荒田减一等，使用强力侵占的各加一等。如果奸民潜入生番界内私自开垦，按照越渡边境关塞的法律治罪。一、番社地界，从前地方官原本都曾查禁，但奸民不顾杀伤，常常企图侵越。仅仅委派佐杂小官，不足以弹压。应命地方官在农闲时亲自勘查，会同土目、通事、乡保、业户立表划定界限；限期一年内造册报竣。一、台湾沿山二千余里，到处都有生番；如果遍设汛防，台湾兵力不够分拨，也恐怕徒然增加扰民。请命当地营汛员弁、各土目、通事谨慎加强巡查。’这些都应依照所议办理。至于生番在秋季穿越林莽出界杀人，对那些迫近番地、零星散居的庄民，该督等议定让他们在秋冬迁居附近的大庄，恐怕不合民情。” “应命地方官妥善劝谕，不必制定固定章程。至于设置防备的办法，应依照所议办理：命令靠近生番庄社的地方各设置望楼一座，悬挂铜锣；每座望楼拨五人昼夜巡逻，靠近番社的派番人，靠近村庄的派民人；十天轮换一次，各自保护。邻近村庄有警情，彼此救援；如果有人坐视而不救，立即查究治罪。”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六。二十六日（辛酉），调福建海坛镇总兵官陈汝键任台湾镇总兵官。——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七。秋七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台湾土地肥沃，一年可以多次收获，余粮足以供给福州、兴化、漳州、泉州转运使用；近年商船运粮到内地出售的逐渐减少，每次发给银价到台湾采购，经过一年也不能买足。臣再三秘密访查，得知台湾府采购时，官价发给有田产业户，所发银价只要求其中一半粮食归公，作为奉文采购的数额，其余并不要求交粮；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按照时价交还官银，所得利润加倍。因此各官私下购买的粮食，反而多于公家购买；私买既多，于是把公买放在缓办的位置。这是历年沿袭的陋弊，臣查访得知后，本应奏请革除。但台湾远隔重洋，各官幕宾的束修以及巡视台湾的供应费用都比内地高一倍，所以各官只依靠此事来补充养廉银的不足；如果突然革除，恐怕官员收入不足，反而产生无穷弊端。因此本年奏准：采购余粮二十万石，选派委员赴台湾发给银价采购；一是杜绝地方官乘机私买的弊端，二是命该委员查实台湾府采购积弊以及革除后不会造成掣肘的情况，再行斟酌具奏。”皇帝谕示：“你所奏在奉公办事、革除弊端之中，又合乎情理；除嘉许之外，没有别的可批示，你们酌情妥善办理就是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一。九月初八日（辛丑），皇帝谕示：“江南河道总督的缺额，着福建巡抚周学健补授；福建巡抚的缺额，着江苏巡抚陈大受调任补缺。”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四。二十四日（丁巳），皇帝谕示：“闽浙总督马尔泰自上年患病以后，精力不济，难以办理总督事务；着来京供职。闽浙总督的缺额，着山东巡抚喀尔吉善补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五。

译冬十月，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等奏报：“抚臣周学健派委员携带八万两银子来台湾，会同各厅、县采购粮食二十万石。查台湾府今年秋季少雨，米价逐渐上涨；如果将来采购米粮不妨碍民众粮食供应，自应命令厅、县妥善办理。假如发银采购以后米价日益上涨，或者将要危害民众，臣等当一面据实奏报，一面咨文告知抚臣暂停采购。”皇帝谕示：“你们只知道在台湾就台湾的事情说话，完全不考虑全福建百姓粮食供应所系。况且这件事周学健早已奏明台湾米粮采购的弊端，都是官吏作奸造成的；你们这份奏折，想来又中了官吏的诡计。不能查究官吏、革除弊端，只想姑息敷衍，以博取宽大名声；至于内地民众粮食、仓储最重要的事情，却视为与己无关，拖延一年半载，希望借此等到回京。你们认为这种浅陋见解最为聪明，以为朕不知道；朕知道的事情难道还不全吗！”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七。十二月十一日（壬申），皇帝谕示：“据巡台御史六十七等奏称：‘抚臣周学健派委员赴台湾购买粮食二十万石；台湾府现在的米价比上年秋收以后已经昂贵，而采购数量又是上年的数倍，恐怕米价日益上涨。将来如果不妨碍民众粮食供应，自应命令厅、县妥善办理；假如米价日益上涨、将要危害民众，就咨文告知抚臣暂停采购。’此前周学健已经奏报台湾府采购的弊端，是地方官乘机私买牟利；他已经把历来的积弊详细陈述清楚。朕想台湾府本来是出产米粮的地方，福州、兴化、漳州、泉州等府一向依靠它接济；即使近来前往台湾的民众很多，但土地也日渐开垦，怎么会使米价比从前更加昂贵？等到看到周学健的奏报，才知道台湾府官吏有种种弊端。他在那里经营多年，实心体察，所以能够说得切中要害。现在看御史所奏，官吏不能牟利，便以‘米价昂贵、危害百姓’的说法煽动众听；而御史等不替全福建筹划民食，只知道为眼前敷衍了事，姑息养奸，想要停止采购；这更加证明周学健的话并非虚假。着传旨申斥这些御史等，命他们协同地方官妥善办理，不得从中掣肘！” “周学健亲自负责办理时，这些御史尚且这样上奏；如今陈大受刚刚到福建任职，恐怕还不能深入了解当地情形，地方官吏就更加能够施展欺骗伪饰。着将周学健所奏发给陈大受，使他知道其中弊端，以便妥善办理。有关部门知道。”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二十六日（丁亥），大学士等议覆：“福州将军新柱奏称：‘台湾府远隔重洋，民人与番人杂居。近来有小船私自从小港偷运米粮到漳州、泉州、粤东等地；内地奸民乘船返回时，暗中前往台湾。又厦门到台湾的船只，名为横洋船；其舵工、水手等额定搭载人数过多，有的分赃买通兵役，冒名顶替偷渡台湾，彼此通行徇私包庇。’查包揽人员偷渡台湾，条例禁止极严。应敕令交给该省督、抚，命令所属官员再次申明禁令，设法查拿。”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一。乾隆十二年 乾隆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春正月十三日（癸卯），军机大臣等会同升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议奏：“臣周学健此前请求允许漳州、泉州二府的商民领取照票，赴台湾购买并运粮，户部议定没有准许，无非是出于慎重海防的考虑。但从台湾到厦门，水路只有十余更；中间隔着澎湖一岛，也是民兵聚居的地方。台湾虽然在海外，与内地声气相通；和江南、浙江远隔大洋的情况完全不同。况且江南、浙江、福建各省往来海外贸易的船只都是巨舰，到处都可以航行；如果台湾、厦门的商船梁头不过一丈以内，总是在台湾、厦门之间往返渡运，并不能越过大洋进行贸易。查漳州、泉州二府商人赴台湾购买粮食，既不至于穿越外洋，自然对民众粮食有益；应依照所奏：今后遇到台湾府丰收的年份，应允许漳州、泉州二府商贾以及在台湾的漳州、泉州二府民人，从十月起至次年二月止，到地方官处申请照票，购买运粮。如果购买运输过多，导致台湾府米粮昂贵，或者台湾府并非丰收之年，仍命该道、府等详细报告后停止。对于夹带冒名、拖延滞留、私自前往等弊端，要随时严查。” “至于应当怎样发给照票、盘查验看、关会文书等事项，请命令交给该督、抚等详细妥善议定章程办理。”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二。二月初四日（甲子），户部议覆：“福建巡抚陈大受奏称：‘前任巡抚周学健请求在台湾府采购米粮二十万石。查台湾府晚稻收成只有七成，市场价格高于规定价格；而且该府从前丰收之年，采购不过十万石。如今收成并不丰盛，请先购买十万石，其余等秋收后再购买储存。’应依照所请筹办。”皇帝谕示：“依照议定意见迅速办理。” 初五日（乙丑），皇帝谕告军机大臣等：“户部议覆陈大受奏报台湾府采购米粮一折，朕已经批示‘依议速行’。但此前周学健曾奏报台湾府采购的弊端，是地方官私自购买以牟利；朕已经降旨训斥，并命陈大受了解其中弊端，以便妥善办理。台湾府采购米粮，地方官一向把它看作牟利的场所。陈大受还没有接到朕的谕旨，而且到任不久；所谓难以采购的说法，就是台湾府地方官想要牟利的私意，正是周学健所指出的积弊。可以传谕陈大受，命他加意体察，务必革除以前的弊端。”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四。

译本月，〔福建巡抚陈大受〕奏报：“查台湾地方采购的定价，起初每石四钱，后来奏准增加银五分。先前发给八万两银子购买二十万石粮食，仍按四钱的原价；如果按照厅、县所报各时的价格核算，二十万石粮食应需银十四万一千三百二十余两。而且官粮比市场粮食必须更加干燥、圆整、洁净，斗斛也必须装得更满，还要加上运输费用等，这些都势必从民人、番人那里取得，官价只够一半。台湾是海洋要区，价格不足而摊派劳累，恐怕会酿成事端。臣再三详细斟酌，剩下尚未购买的九万二千余石，应请仍等到本年秋收以后再酌情购买。至于台湾地方的积存粮食，比内地还少；如果青黄不接时米价上涨，必定需要平价出售。已经购买的一十万七千余石，也请暂时储存在台湾仓库，再看早稻收成如何，然后决定。”皇帝谕示：“你的见解虽然有深谋远虑的意思，但归根到底还是偏于一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台湾米粮就不可靠了。你不知道历来福建省所依靠的，正是台湾米粮。这句话一说出去，就会使台湾官员和奸商都可以借机造势、囤积居奇，那么这件事就大坏了。如果确实有弊端，也只应革除弊端罢了。” “因噎而废止吃饭，是前人所戒惧的；没想到你的意见竟然出于这种做法！”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五。三月初三日（癸巳），皇帝谕示：“从前因为台湾是海外要地，设置巡视御史，原本是为了端正风俗、稽查弹压、清除弊端。近来据陈大受奏报：‘这些御史在养廉银之外，又分派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轮流值班，每季度约需费用三、四百金；他们巡行南、北两路时所需的供应、夫役、车辆、厨传，以及赏给各社番黎、操练检阅和犒赏官兵的费用，都命令各县筹办。这些衙门滥准词讼，派差拘拿，造成骚扰；在额定书吏、差役之外，还有奸民挂名，倚仗符票生事。巡视御史既有专制一方的意味，属员又极力迎合承办；即使存在积弊，也上下互相蒙蔽。’大凡巡视官员，有时因一两件事情临时设置，对地方还可能有益。至于按照年限更换，巡视官员奉命远行，已经把任所看作暂住之地；到了那里，又因积习相沿而因循，滋生弊端。懦弱的人只求侥幸无过，坐等任期届满；喜欢惹事的人擅自作威作福，许多事情都受到牵制。御史本来是用来稽查别人的，如今却自己作弊，前后任相互沿袭而不以为怪，这难道是朕派他们前去的本意吗？乾隆五年以后历任巡视台湾御史，都着交给有关部门严加查察，议定后上奏。” “台湾本来有总兵、道、府等大员足以负责弹压，一切案件原本属于本省督、抚查核；似乎不必另行派遣巡视官，以免增加烦扰。至于盛京等处的巡视官，所负责的不过是注销案件等琐碎事务，对地方政务也没有看到有什么补益。所有各处巡视事务，或者应当仍然派遣，或者应当一并撤回，着大学士、九卿详细议定，一并上奏。” 十三日（癸卯），军机大臣等议覆：“福建巡抚陈大受奏请：‘内地采购台湾米粮，应等到丰收年价格低时再派委员前往购买，不必作为每年固定的惯例；并将采购数量、价格明白晓谕民人、番人，以杜绝冒名影射、私自采购的陋习。’应依照所请办理。但台湾府一向号称产米之地，漳州、泉州一带依靠它酌情接济民食；该巡抚又不得因为一时收成没有达到丰熟，就把停止采购看作常例，而不替内地作长远打算。应命令该巡抚尽心详细查察，务必使内地能够得到接济，台湾府也不至于缺粮。”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六。二十九日（己未），户部议准：“福建巡抚陈大受上疏称：台湾所属各县合计的丁银三千三百六十五两四钱，请从乾隆十二年开始，均摊到田园中征收。”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七。夏四月十六日（乙亥），吏部议定：“对乾隆五年以后积习相沿、因循滋生弊端的各位巡视台湾御史，应请革职。”皇帝谕示：“这个案件本应区别现任、前任分别议处。如今该部一概议定革职，很不加区别。现任巡视御史六十七、范咸，都着革职。前任巡视御史舒辂、书山、杨二酉、熊学鹏，都着革职留任；张湄，着在补官之日革职留任。”

译十七日（丙子），户部议覆：“福建巡抚陈大受条奏台湾府积存粮食事宜：‘一、台湾从前按额征收的供粟，除支给台湾、澎湖兵粮外，每年都有结余；后来由于内地每年拨运平粜粮、兵眷米粮，台湾仓储日益空虚。’查台湾所属额征供粟一十六万九千余石，从前只供给台湾、澎湖兵米九万余石，其余七万余石积存在台湾仓库，共有数十万石；历任督、抚奏准发给银价采购，拨运内地平粜以及兵粮每年十余万石，以致积存不足。现在应运还内地的兵粮三十四万九千余石，请分作五年，每年带运七万石。如今该巡抚奏称台湾仓库已经告罄，请停止每年带运七万石的议案；应依照所奏办理：除将前项已经发价但尚未购买等项粮食照数运补内地仓储外，其余请求停止拨运。一、筹备积储，以清理钱粮款项为首要任务。查台湾米粮支给兵眷粮的数额中，有福宁、建宁、汀州三镇，延平、邵武二协，烽火门、枫岭、桐山三营的米三千五百六十石有余，折合粮食七千一百二十石有余，一向拨给福州府厅、县支取本色粮；” “各营不能运回，就在省城变价出售。此前督臣郝玉麟奏准，每石折银九钱。应请将这项兵眷米折银改列为正项，在估饷册内造报支销。一、台湾所属积存粮食定额为四十万石。查上年委员采购粟一十万七千余石，已经命令存入台湾仓库。又台湾所属额存的官民捐榖以及社榖、赎榖、潮榖，共四万八千余石；加上本年应征的供粟以及随征的旧欠，除去供给台湾、澎湖兵粮的粟外，可以剩余七万八千余石；与上年结存的粟七万六千余石合计，再将上年委员尚未购买的粟九万二千余石等到本年秋收后买足，共可达到四十万石的定额。一、现在请求停止运送本年内地兵粟七万八千余石，请先从各属仓粮中碾运支给，另行筹划归还补足。查福建省加捐监榖八十八万余石，目前已经报捐过半；请将本年内地全额兵眷粟八万二千余石一并按数收捐补足。这次清理以后，台湾府额征供粟都用于供给内外兵粮；每年清理完毕当年粮食，不得再像从前那样拖欠。至于积存四十万石，应准许每年供粟尚未开征以前，就从这批积粮中碾运支给兵粮，秋收征得供粟后归还；” “逐年把陈粮运出、换成新粮，以免长期储存而受潮变坏。再者，平粜也应节制。除大歉收时不受此限制外，其余不得超过一万石，随时征收补足。一、台湾地方海道险阻，运输时不敢整船装载，都是搭载商船运输，每船从一百石到多至二、三百石为止。如果内地急需，必须预先筹划。以后应在台湾粮价平稳的年份动用帑银采购；价格昂贵时就停止。都应依照所奏办理。”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九。五月初日（己亥），皇帝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喀尔吉善、陈大受奏称：‘台湾道、台湾府两个缺额最为紧要，请在知府中选择一员升任代理巡道，在同知中选择一人升任代理知府，似乎对这样的要地有所助益。’朕已经批示同意所请。但朕想台湾孤悬海外，民人与番人杂居；现在汉民都不是当地土著，刁猾成风，专门以侵夺番人的利益为能事，番民的生计日益艰难，而汉民仍不停地欺骗他们。兵役等人又任意虐待役使番民，已经习以为常。地方官习惯于图方便求安稳，只是因循不加整顿，把任官看作暂住，坐等升迁。其中不肖之人又借公事为名谋取私利，动辄说养廉银不多，希望从中获利；就如采购粮食一事，竟敢托言弥补亏空，公然侵吞渔利。其他弊端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大概官民、兵役都认为远隔海洋，上司的耳目不能到达，于是无所顾忌。现在该督、抚既然选择道、府大员来加强海疆，不拘泥资格，务必要选老成干练、有作为有操守、能够整顿地方的人，使其统率属员，特别用心地振作整饬；” “如果仍然保留旧习，不过把这两人的任用当作升迁阶梯，那就万万不可。怎样才能使番民各自安居乐业，不至于困苦含怨？怎样才能使汉民各自安居其业，不去侵扰贫困的番民？怎样才能使属员等洁身自持、爱护百姓？怎样才能使兵役奉公守法？即使是采购粮食等事情，又怎样才能革除积弊，不再重蹈覆辙？像这样实心办理数年，民风、吏治就会焕然改观，海疆也将永远享有安宁的福祉。可以传谕喀尔吉善、陈大受，只管遵照朕的谕旨，多方面留心办理；此时慎重加以选择，将来还要不时查核，以取得在要地任用得人的成效。如果有因循怠惰、消磨时日等弊端，被朕访闻，朕只向该督、抚问罪。”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十八日（丁未），任命司经局洗马韩彦曾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翰林院编修经闻为副考官。二十日（己酉），任命福建水师副将施必功为江南狼山镇总兵官。——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一。六月十四日（癸酉），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报：“台湾客民请求搬取家属，请规定期限为一年，由地方官查明后发给照票渡台；超过期限，不准滥发照票。”皇帝谕示：“按照所请办理。有关部门知道。”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二。

译秋七月十四日（壬寅），大学士等议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此前据升任福建巡抚周学健条奏：允许漳州、泉州二府商民领取照票赴台湾购买米粮；在台湾居住的漳州、泉州二府商民，也允许把米粮运回销售。军机大臣议准后，命令制定妥善章程。查漳州、泉州二府所产米粮不足以供给民食，商民赴台湾收买，非常便利。请今后购买米粮的商民，由本县发给文书，赴泉防同知处换发照票渡台，并报明台防同知，由台防同知移文通知台湾府，准其购买；在鹿耳门出港时，由台防同知验明数量、填发照票；到达厦门时，命泉防同知移文通知漳州、泉州二府，听其销售。如果照票内的米粮数量不符，或者从小港出入，或者不在漳州、泉州销售，就将该商人审究处分；如果出港已经很久、逾期不返回，就审究该商人的家属。仍命该同知以及驻汛武员严加约束兵役，不许索取财物；如有违犯，查明参劾。至于周学健奏请允许在台湾流寓的漳州、泉州二府民人把余米运回销售一事，查这类流寓民人如果有余米，在当地自然可以出售，不必远涉重洋；” “应照旧停止。’这些都应依照所奏办理。”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四。二十三日（辛亥），福建布政使高山因事被降职调任，任命原任直隶按察使永宁代理福建布政使。二十四日（壬子），皇帝谕告〔军机大臣等〕：“福建布政使的缺额，朕已经降旨命令永宁前往代理。永宁着在京城起身赴任，不必前来请训；着在京总理事务王大臣传谕永宁：福建省民风向来不淳厚，例如漳州、泉州民俗强悍、百姓刁顽，最难治理。此前彰化赖石杀害官长，近日上杭罗日光抗租拒捕，其他如长泰相验时抗拒官府、南靖争夺土地械斗，各种违法行为实在很多，且骄横放肆。各郡都是如此，应当及时整顿。至于绅士、生员、武职人员在乡里横行霸道，遇到事情便兴风作浪；如近日查办竿塘等岛，竟然到处张贴告条，霸占渔业利益。这类弊端习俗，无法一一列举。台湾孤悬海外，福建、广东流移之人与番民杂居，仇杀争斗、私自装载、偷漏等弊端，都应当切实革除，尽心教化引导，逐步办理；使士人百姓革除刻薄习气而归于忠厚，逐渐形成敦厚朴实的风俗。布政司负有宣布教化、宣扬政令的责任，所任职务十分重大；应当与督、抚同心协力，妥善办理，以挽救衰败的风气，才不辜负朕选任任用的本意。” 二十六日（甲寅），大学士等议覆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此前升任福建巡抚周学健条奏，闽省按定额设置的赶缯船，请照广东省的办法酌量留存配备，其余改造成双篷等船；此事已由军机大臣议覆批准，并下令分别裁减、改造。查闽省海面与粤省不同，如果不是赶缯大船，难以求得稳妥便利，不能照粤省的办法裁减大半。请略作变通：将淡水营赶缯船六只裁去四只，其余各营根据情形酌量办理，共裁去二十二只，改造成双篷艍■〈舟古〉等船；仍保留大、小赶缯船一百五十三只。至于周学健原奏，请在拆造赶缯船时逐步改造；查既然裁去赶缯船，就应当改造，请照闽省水师旗营的办法，先行变价充作军饷。所有应造的双篷等船，立即动用款项开工，造完后交给营中供差遣操练。”应当照所请办理。”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五。八月十二日（庚午），大学士等人议覆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台湾府辖地纵横延伸二千多里，远隔重洋。平时地方安宁，镇、道等官员足以办理事务；突然遇到重大事务时，却往往没有办法筹划处置。巡察官员驻守在当地，听取情况、察看动静都容易周全；而且可以使文武各官有所顾忌，不至于放荡越轨。应当请求仍依照旧制，不必议定裁撤。只是台湾地方一向分为南、北两路，满、汉巡察官每年都只巡行其中一路，随从和仆役太多，有时可能扰累地方；请从今以后每年农事闲暇时，分别巡查南、北两路一次。’这些话都应当依照所请办理。”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八月十二日（庚午），大学士等议覆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台湾巡察官员应当留任还是裁撤，奉旨命臣等议定。查台湾府辖地绵延二千余里，远隔重洋。平时地方安宁，有镇、道等官员足以办理；突然遇到紧急事务，往往只会指示安排而没有办法。巡察官员坐镇其中，耳目容易周遍；而且可以使文武各官有所顾忌，不至于放荡失检、越过法度。应请仍按旧制度办理，不必议论裁撤。只是台湾地区一向分为南、北两路，满、汉巡察官每年都要巡查一路，随从仆役太多，有时会扰累地方；请今后每年在农闲时分路各自巡查一次。”以上均应照所请办理。”皇帝同意了。九月初九日（丙申），将福建建宁镇总兵萧瑔与台湾镇总兵陈汝键对调。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八。三十日（丁巳），任命福建巡抚陈大受为兵部尚书，调安徽巡抚潘思榘任福建巡抚。本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报：“闽省各属大致雨水调和均匀，缺雨的地方很少；只是台湾府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似乎已有旱情。”皇帝下旨：“阅览奏报，全部知道了。台湾如果形成旱灾，情况不同于内地；一切应当加意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九。冬十月初二日（己未），户部议覆说：“福建巡抚陈大受上疏称：此前奏准筹备贮存台湾府仓粮四十万石，应当均匀拨分贮存。但台湾府仓储不多，凤山、诸罗、彰化三县的仓库，有的在府城，有的在本县；淡防厅过去没有仓库，后来续建的数量也不足，核算共应增建仓库一十四间。又，知府经管的仓库，贮粮很多；除交接清点和出具结文由该府负责外，细小事务一律令府经历兼管。至于厅、县的仓库，仍令各该同知、知县管理。旧仓如果勘查有应修之处，分别咨报户部。尚未购买的粮食，务必在今冬足额收贮。”以上均应照所奏办理。”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九日（丙子），任命福建道监察御史葛德顺为福建学政。

译本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报：“台湾府所属台湾、凤山二县，凡是地势高、没有水源的村庄田地，晚稻已经黄萎；合计三千余甲，确实没有收成。现在按例题报，并通知巡台御史督率该道、府等妥善办理。诸罗一县水源灌溉之处较多，高地田园零星很少，不会形成灾害；彰化、淡水两处陆续下了雨，没有遭受旱灾。”皇帝下旨：“阅览奏报，全部知道了。台湾既然遭受局部灾害，情况不同于内地；应当加意办理。” 又奏报：“台湾熟番生活艰难。查凤山县过去有一项留存仓粟，分别贮存在八个番社，每年借给番民数千石，春季借出、秋季偿还，不收利息。其余台湾县大杰巅等二社、诸罗县大武垄等九社、彰化县半线等八社、淡防厅蓬山等十三社，全都是贫困的熟番，没有可以接济的粮项；请将台湾府捐监案中议定留存的仓粮拨出二万石，分给台湾、诸罗、彰化、淡防四属，根据道路远近、番社大小均匀贮存，选择老成富实的土目、通事管理，照凤山的例子借给番民，年底令各厅、县盘查，出具结文申报。土目、通事如果有亏空等事情，立即革职查办并责令赔偿。”皇帝下旨：“知道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一。十二月十五日（辛未），缓征福建台湾、凤山二县本年旱灾应征的新旧钱粮。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乾隆十三年 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春正月十九日（甲辰），下谕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现在代理福建巡抚，今将前往浙江省；如果潘思榘还没有到任，福建巡抚的印务着令布政使永宁暂时代为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七。二月十六日（庚午），表彰福建台湾县民吕组的妹妹吕氏守正不屈、舍身而死。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九。夏四月十六日（己巳），兵部题报：“台湾镇标左营千总马世俊因携带奏折渡海赴台，遇风淹没；应当按例赐予抚恤，并给予荫典。”皇帝同意了。二十四日（丁丑），加赈福建台湾、凤山二县乾隆十二年旱灾中的饥民。三十日（癸未），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潘思榘会同奏报：闽省春雨不足，早稻栽插还没有完成；预先筹划拨运台湾粮食平价出售，并命令牧令劝告农民多准备中稻、晚稻秧苗，及时补种，同时疏通新港河道以利灌溉。皇帝下旨：“阅览奏报，全部知道了。随时补救、预先筹划，正是应当尽心调剂办理的事。”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三。五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议覆说：“福州将军新柱奏请兴修台湾水利一折，查台湾全县以及凤山县城以北、诸罗县城以南的土地既然高亢，又没有泉水可以引来，水田很少；间或有一、二处可以开渠引水的地方，也都已经修筑坚固。凤山县城以南，都是从内山开渠筑坝、引水灌溉，凡是可以兴修的水利无不已经开办。现在勘查得知，诸罗县北境果毅后庄有一处，可以从东势湖、山麓枋、仔林坑等地方开引水源十余里，灌溉田地千余亩；又可在中坑仔溪开引水源三十余里，灌溉田地二千余亩。又勘查得知，彰化南部大肚社有一片旱地，可以从猫雾拺溪头开凿水圳引水灌溉；登台庄有一处旱埔，可以从万斗六溪的源头引水倒流灌注；大排棚一带旱地，可以疏浚东螺溪使水流通：这些地方都可以改成水田。以上各项水利，由业户自愿出资，佃户出工，官府负责管理兴修；应当照所奏先行试办。只是内山溪水多从生番地界流出，凡是筑坝、截流、开渠、引水的地方，必须察看地势，不能妨碍番地。还必须仿照凤山南界佃民向番民购买水源的办法，令番目、通事晓谕当地番众，每年令承荫业佃给番众盐、布、烟、糖等物，使他们不至于因此发生冲突。应责成道、府确实勘查，如有不便立即停止。”皇帝下旨：“按所议切实妥善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五。六月二十三日（丙子），按例赏赐、抚恤因公在海上遇风的福建台湾协右营士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七。秋七月初二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广东巡抚岳浚奏称：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据吴川县报告，有一艘福建商船随风漂到■〈石匈〉洲营所辖淡水汛地方，船内有台湾府差役洪佐、许郡二人押解彰化县命案绞犯萧荫，查问得知是押往福建省城的罪犯。当即发文令该县按例递解，途中逃脱；随后立即捕获，递解回福建，并咨报福建巡抚收审。解役的职责是防止案犯逃跑；如今竟不顾法纪，和犯人一起逃跑，更不能与囚犯因畏罪图逃相比。可传谕该省督、抚，令其严加审讯，定拟罪名；将解役从重治罪，不得稍有宽纵。另外，萧荫所犯罪行情节，以及因为什么缘由被拟判绞罪，也着一并查明奏报。”不久，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报：“查萧荫因夜间侦查盗贼，误将没有服丧关系的族叔萧杞砍死，依斗杀律拟判绞刑。原来的解役并不是本人，洪佐是黄宗冒充，许郡是萧荫的堂弟萧大顶替，明显有收受贿赂、谋划逃脱的情形。臣等已经命令将许郡等人提解到省城审讯，从重查究拟罪。”皇帝下旨：“负责签发差役的官员办事不慎，为什么没有议论到？”

译初八日（庚寅），〔工部等部〕议覆说：“福建巡抚潘思榘奏称：琉球国按定额进贡硫磺一万二千六百觔之外，夷人水手还常常多带余磺，过去有奸商代为出售；臣已命令晓谕这些夷人，令其据实报出，由官府收买。查闽省各标、协、营操演所需火药，每年都拨用贡磺；遇到不够，先前曾议定前往台湾府淡水、鸡笼地方开采磺泥。淡水孤悬海外，番民杂居；一旦开设磺厂，恐怕聚集盗匪滋事。如果收买琉球的余磺，就可以免去在淡水开采，使海上区域更加严密。”应当照所请办理。”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八。二十一日（癸卯），下谕说：“据福建巡抚潘思榘奏称：沿海弁兵、澳甲等人捕获偷渡人犯，每起有十多人或几十人，似乎应当酌量奖励；请在客头包揽的赃银、奸梢所载渡船追变之日，立即发给赏银，以示鼓励。国家设置塘汛兵弁稽查盗匪、搜捕奸徒，这是他们分内应办的事情；如果制定为固定的赏例，恐怕兵弁等人没有赏赐就不办事，反而不是责成他们的办法。至于客头的赃银、奸梢的船只追变之日，即使确有需要鼓励弁兵的地方，拿来发赏，也应当把如何查办、分别等级酌情给赏，以及能否长久实行而不发生妨碍等事项详细筹议；如今该抚的奏折中并没有说明。着传谕潘思榘，令他会同喀尔吉善悉心妥善议定，另行具折奏闻。”不久奏报：“今后偷渡船只还在沿海口岸时，由本管汛界的兵目、澳保人等捕获的，不必给赏。如果在海面巡游追捕时捕获，按捕获犯人的人数，十人以上赏银二两；每增加十人以上，再递加二两。如果还没有出海而被其他汛的兵目、澳保查获，赏银减半。赏银都从本案追缴变卖的赃银、船价中支给，其余收入官府充公。还要审明偷渡人犯从什么地方出海，将该汛疏于防范、纵容逃脱的兵役一并查究拟罪。对于失察的主管员弁，照例查明参奏。”交军机大臣议定施行。本月，福建巡抚潘思榘奏请整顿台湾兵饷的挪用垫付问题，以重视国库钱财。皇帝下旨：“有治理人民的人，却没有能够自行运转的治理方法；如果不切实办理，即使制定一百条法令又有什么用！”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九。闰七月十三日（乙丑），调福建建宁镇总兵薛瓀任台湾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八月癸未朔，谕〔军机大臣等〕：“台湾府所属彰化县七月初二日半夜狂风暴雨，初三日水势突然上涨，城内水深数尺，冲倒、毁坏民房三百数十间，附近大肚溪一带的村庄全部被冲毁、淹没；因为蛟水突然暴涨，堤防来不及防备，受灾十分严重。诸罗县笨港等处，也有田地被冲毁压坏、民房倒塌的地方。与沿海各县相比，遭受风灾更重。现在据该督、抚等具折陈奏；可是伊灵阿、白嬴这次所奏早稻收成的一折，正是七月初三日发出的，却对这样的重大灾害没有一句奏报；可见他们对地方事务完全不上心办理，所奏事情不过是用空文敷衍塞责。既然这份奏折是在初三日发出，哪里有不把彰化县风灾一事奏报的道理！一定是把每年按例奏报的事情提前写好，预先填上日期，以应付故事；这完全不是朝廷设置巡察官员的本意。着传旨申斥他们。” 初五日（丁亥），吏部等部议准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称：奸民偷渡到台湾，一种是内地客头包揽，另一种是在台湾返回内地的民人接引。请凡是捕获偷渡人犯，必须先追究客头；如果官员不能追查出客头，罚俸一年；已经供出却故意删去的，革职。至于在台湾的民人想返回内地，必须把缘由和原籍村庄呈明，领取关照，押解回原籍；台防同知查明后配给船只准其返回。事情办完后，由内地州、县具文说明，交厦门同知验明本人，配船返回台湾。如果招引多人偷渡，本人照客头的例子发往边卫充军；不申请印照的，照偷渡例杖责八十，驱逐回原籍。地方官滥发印照，照例参奏处置。”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二。本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报漳州、泉州遭旱的情形，以及筹办平价出售、拨运台湾粮食的事宜。皇帝下旨：“阅览。预先筹划的办法还算周全妥当；但奏报稍迟。漳、泉民风向来不淳厚，如果再次遇到灾害，应该赶快抚恤贫弱之民，同时严厉缉捕奸邪暴徒；一切都应加意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三。九月初二日（癸丑），户部议准说：“福建巡抚潘思榘上疏称：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所产米粮不足以供百姓食用，全靠上游地区及台湾府贩运接济；此前曾派官员赴台湾购买十四万石，应从这批粮食中拨出十万石，运往四府所属地区分别贮存。”皇帝同意了。初四日（乙卯），分别免除、缓征福建台湾、凤山二县乾隆十二年早稻、旱灾所涉及的额定田赋，并免征凤山县官庄银。十五日（丙寅），任命江苏苏松道陶仕僙为福建按察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四。十九日（庚午），赈济、抚恤福建彰化县遭受水灾的贫民。本月，巡视台湾的陕西道监察御史伊灵阿、白嬴奏报台湾、凤山、彰化等县秋旱局部受灾的情形。皇帝下旨：“一切赈济、抚恤事宜，要督率地方官妥善办理。台湾不同于内地，更应加意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五。

译冬十月二十二日（癸卯），下谕军机大臣等：“此前据喀尔吉善等具奏漳州、泉州二府遭旱歉收，预先筹划接济；朕曾下旨截留江、浙漕米共十五万石，令各该督、抚会商拨运，以资助海疆百姓的粮食供应。如今又据喀尔吉善等奏称：台湾府所属凤山、台湾、彰化三县秋季雨水不足，收成歉薄，米价昂贵，请停止购买兵粮和平粜应补的粮食；核算各厅、县的积储数量，除拨运内地粮食十万石之外，全台湾存粮二十五万石，但恐怕其中有借拨而尚未归还的项目。”台湾的米粮向来接济漳州、泉州；如果台湾府歉收，那么海外百姓的粮食供应比内地更加重要。如今全台湾存粮既然只有二十万石，本来就不算多。而泉州、漳州二郡已经有截留漕粮十五万石，虽然该督、抚眼下还没有接到这道旨意，但将来可以用来平价出售接济百姓；那么喀尔吉善等此前奏请拨运内地的十万石，自然应当仍留在台湾府，以作有备无患的打算。可传谕该督、抚：如果这批粮食已经起运了一半，或者已经起运二、三万石，其余立即停止，不必再运；如果还没有配船装运，就全部停止。并酌情观察泉州、漳州的情形，如果所拨漕米仍然不够，应迅速奏明，等候朕从江、浙漕粮中再酌量拨运接济。今年各省秋收都很丰稔，即使再增加拨运数万石，也没有妨碍；总要使泉州、漳州和台湾两处各有储备，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能够充分平粜、赈济，使百姓不至于缺粮，以符合朕挂念海疆的心意。” 本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报：“台湾府所属台湾、凤山、彰化三县受旱的田禾，虽然只占十分之一，但凤山、台湾两县去年已经歉收，今年又遭旱灾；彰化县今年七月遭受水灾，接着又发生旱灾，民力都不免困窘。请按例先行抚恤一个月的口粮，仍根据受灾轻重分别按成数逐月增加赈济。泉州所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四县，以及漳州所属龙溪、诏安二县遭受潮灾、旱灾的局部灾害，民情确实还没有因灾缺粮的情况，现在已经借给耕种的种子；到年末恐怕仍有贫困灾户，应请届时确实查明，酌情借给四口以上的粮食二石、三口以上一石五斗、二口一石，以资助日常食用。统一在明年秋收之后免息归还仓库。”皇帝下旨：“阅览奏报，全部知道了。一切抚恤事宜，要督率所属官员诚心妥善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七。十一月初六日（丙辰），〔大学士等〕议准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称：营伍所需的枪炮、牌刀、盔甲、旗帜等物，每年陆续增造、改制；但民间私自制造、私自收藏的弊端，也不能不防。闽省地处山海要地，对外连接大海，尤其应当加意防范。从前该省制造军械，原本在省城设局；后来因为距离省城遥远的营，运输费用多、守候时间长而耽误，所以规定各营设局自行制造。然而定例以后，仍有偏僻遥远地区难以购买材料、寻找工匠，仍然向省城请求制造的情况。请将全省各营分为六局，除省城外，在厦门、泉州、南澳、漳州、福宁五镇各设一局，分别将附近所辖各营归并制造；其余各营一概不准设局。至于台湾各营的军械，已经奏准动支盐羡，轮年制造更换，按例由理事同知制造后交给各营；应当照旧办理。”皇帝同意了。追赠已故福建台湾总兵、降三级留任的萧瑔为署都督佥事，按例赐予祭祀。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八。十九日（己巳），赈济、抚恤福建晋江、南安、惠安、同安、龙溪、诏安、台湾、凤山、彰化九县以及同安县金门县丞辖地的旱灾灾民，并赈济晋江、惠安、同安、龙溪、诏安五县遭受风潮灾害的饥民。二十日（庚午），兵部议准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称：此前奉部咨，令议定闽省水、陆提督是否应仿照浙江省的办法，每三年巡查一次。臣会同水、陆两位提督酌情议定，请改为每两年分路巡查一次。水师提督以四月为期限，一年北巡海坛、闽安、烽火等营，一年南巡金门、南澳、铜山等营；如遇钦差巡查的年份，提督停止巡查。各镇仍照例每年总巡烽火、铜山二营；提督巡查以后，闽安副将、南澳总兵停止巡查。台湾远隔重洋，仍听任台湾镇分年巡查。陆路提督以九、十月为期限，一年巡阅兴化、福州、建宁、延平各营汛，一年巡阅泉州、漳州、龙岩、汀州、邵武、永春各营汛；永宁、法石、安海、祟武、黄崎、永春、安溪、德化等汛都属于亲标，无须重复巡查。如遇钦差巡查的年份，提督和各镇都停止巡查。”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九。乾隆十四年 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春二月十五日（癸巳），吏部等部议准说：“福建布政司永宁奏称：调往台湾的武职官员携带人役，应当照文职官员一例办理。规定名额为：总兵、副将三十名，参将、游击、都司二十名，守备以下十名；旗员外任的绿旗武职，名额加倍。违反者议处。”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四。三月，福建按察使陶仕僙奏报：“闽省上游地区的风俗，比下游稍好；有人用邪教煽惑愚民，自从大加惩治以后，奸诈诡谲之徒逐渐知道畏惧法律。漳州、泉州民气喧嚣而不安静，喜欢逞勇、轻视生命，已经习以为常。台湾孤悬海外，内地民人杂居其中，番黎也逐渐出现违法之事；现在正在督促郡守、牧令防范整顿。”皇帝下旨：“每件事情都要务实办理；闽省民风不淳厚，你负有明辨刑罚、辅助教化的职责，正应当特别用心。”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七。

译夏四月初六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据潘思榘奏称：台湾北路有许多漳州、泉州人在那里搭建寮厂，招集同伴养鸭；恐怕盗匪借此潜藏，已经查缉整顿。现在并没有发生滋扰，民情都很安宁。这份奏报初看似乎是留心地方事务，实际考察却完全没有实效。督、抚这样的封疆大吏，对于应办事务必须诚心经营；能够因地制宜、革除积弊，才算有益。如果只是搜集一两件事情写入奏章，来博取整顿的名声，这就是外省虚浮粉饰的习气。潘思榘为人和用心一向有这个毛病，朕加恩授予他封疆重任，而且屡次教训，难道还不知道改正吗！又如另一道奏折所说：邵武县西山地方每年八月十五日聚集数千人，称为赛会，到九月中旬才散；现在加以禁止约束，只准在庙中报赛，不准整月喧闹。地方如果确有盗匪、邪教聚集滋扰，自然应当极力严禁、彻底肃清；不能只发一道告示、行一纸文书，就算把事情办完。如果只是迎神报赛、祈雨求晴，是民间沿袭的风俗，并没有触犯法纪；却强行严禁，只会让书吏借机扰乱，民众反而惊疑不安。这是想省事，却反而制造事端！像了髻山进香，何尝不是到数千人；如果因为聚集人数多就贸然认为值得忧虑，那么也应列入禁止之中。然而长期以来相安无事，并没有其他祸患，也只能听其自然。何况闽省四周环山临海，民俗强悍，一切政务尤其应当切实查办，务必收到成效；怎么可以只靠纸面上的空文和为完成奏折而沿袭的套式！着传旨申斥，令其彻底革除积习。”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八。二十二日（己亥），下谕说：“……武进升着降职调任狼山镇总兵官；福建陆路提督的员缺，着李绳武调任补授。” 二十八日（乙巳），赈济借贷福建台湾、凤山、彰化三县乾隆十三年遭灾贫民应缴的额定赋税，并准予缓征。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九。秋七月初五日（辛亥），免除福建晋江、南安、惠安、同安、龙溪、诏安、台湾、凤山、彰化等九县乾隆十三年晚稻因旱灾、潮灾受损田地应征的额定赋税。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四。八月十二日（戊子），户部议准说：“福建巡抚潘思榘上疏称：澎湖孤悬海岛，不出产米粮；请从诸罗县仓拨潮粮二千石，运到澎湖仓贮存，在青黄不接时酌情碾米平价出售，出售所得仍发给诸罗县，按数买粮补足。运输费用令该县先行垫付，从出售粮食所得中扣还。”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六。九月初六日（辛亥），按例赏赐、抚恤福建烽火营赴台湾换班时遇风漂流溺水以及获救的官兵。初十日（乙卯），按例赏赐、抚恤福建台湾协出海巡哨时遇风漂流溺水的兵丁。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八。二十三日（戊辰），下谕说：“李绳武现在患疟疾，不能处理事务；福建陆路提督职务关系地方安危，着吴进义调任补授，迅速赴任。” 二十六日（辛未），将荆州将军德敏与福州将军马尔拜对调。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九。冬十月初九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喀尔吉善等奏称：台湾道书成丁忧员缺，现任延建邵道来谦鸣年纪力气强壮、用心诚朴、才干清楚、办事踏实，请调任补授台湾道。来谦鸣先后任职云南、广东，后调到闽省。朕很清楚此人只有一点小聪明，用心并不诚实，办事也不过是循规蹈矩、敷衍塞责，根本没有干练的才干，年纪和体力也并不很强壮。台湾地方重要，哪里是他所能胜任的！该督等所作的考语非常错误；现已另降谕旨另行选用。该督、抚身任封疆重任，却不能知人善任，实在不是考察人才的办法；也足以说明外任大员不留心人才的明显事实！可一并传谕让他们知道。”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本月，巡视台湾御史伊灵阿等奏报：“八月初，淡水协、厅等报告说：听人传说拳头母山聚集了盗匪，居民纷纷迁往别处；随即命令确实查明、严加追究。后来据报告，查明那里只有刘富家衣物被抢一案；仍然是无赖之徒借此捏造流言，煽动迷惑乡民。随后捕获抢劫犯以及自行投首的各犯，审讯后查明并没有聚集盗匪、违法作乱的事情。”皇帝下旨：“阅览奏报，全部知道了。这件事早已听说，为什么你们到现在才奏报？这种普通而不太重要的事情，迟些还可以；如果是紧要事件，就不可以这样。”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一。十一月初四日（己酉），大学士等议准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台湾所属番社存粮共二十万四千七百四十石有余，除留下借给贫困熟番的四千石，仍请存放县仓，春季借出、秋季归还之外，其余已经平粜但尚未购买补足的粮价银，一并提解拨作台湾营兵饷；剩余粮食等到明年青黄不接时出售，提解价银，听候拨用。至于借用、碾运南路下淡水兵粮以及拨运内地兵眷米粮，等归还补足、清理完毕后，再提解出售粮价。”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二。本月，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报：“台湾共应购买补足粮食十四万二千八百余石，今年丰收，本来应当买粮补足。但该郡连年歉收，百姓很少有储藏，市场价格也没有立即下降；而内地九府、二州都丰收，漳州、泉州等府又蒙准截留漕粮储备，沿海各地都有预先储备。请将台湾平粜以及领价购买的粮食三万八千三百余石，于今年先行买补；其应补运内地兵丁、家属的粮食十万四千三百余石，推迟到明年筹办。”上报皇帝知道。

译代理福建布政使永宁奏报：“调往台湾的官员、弁兵，应酌情借给廉俸的三分之一，仍从应发的台湾军饷中扣还。”皇帝下旨：“知道了。告诉督、抚备案即可。”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三。十二月二十三日（丁酉），调福建布政使永宁任江苏布政使，任命福建按察使陶仕僙为福建布政使，调甘肃按察使顾济美任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五。乾隆十五年 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 ○）春正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报：“台湾淡水等处有不法匪徒陈盖等散布谣言、蛊惑众人，先前已经具折奏闻。现在又访查得知，陈盖以及后来捕获的何珠、王川、郑天喜等人在彰化县监狱中捏造悖逆言语，怂恿诱导在押犯人，并约定日期越狱；随后经该县查问，他们供认了罪行，当即命令有关部门提解审究。”皇帝下旨：“是。要秉公执法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七。二月二十七日（庚子），谕军机大臣等：“台湾镇总兵李有用奏请每年秋收后带兵一千余名，到附近番界等处打围，扎营演放枪炮，以显示军威。台湾一镇远隔海洋，民人与番民杂处，统率军队弹压，全靠切实巡防、严格整饬；同时不能惊扰番众，使地方永远安宁。至于行猎振旅，不过是训练的一种方式；即使应当举行，也只可由该镇自行办理，何必专门上折请求议定，反而把事情扩大！况且台湾过去没有打围的事情，恐怕兵丁践踏民地，使生番也产生疑虑；而且让各营士兵离开汛地远行，地方未必适宜。这件事还必须酌量慎重办理，不可因为已经奏明，就张皇扰民，轻率行事、无端生事！着立即传谕李有用知悉。”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九。夏五月十四日（乙卯），任命少詹事金德瑛为福建乡试正考官，吏部员外郎冯成修为副考官。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四。六月初七日（戊寅），下谕说：“原任广东提督林君升熟悉水师，如今服丧期满来到京城候补。现在没有提督的职位空缺，他年纪已经超过六十岁，应当让他及时任用；着暂时补授福建台湾镇总兵，等有提督职位空缺时再补授。现在的台湾镇总兵李有用原是陆路出身，熟悉练达营伍事务，这是朕深知的；此前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所以让他补任水师。等林君升到任后，李有用着来京陛见；遇到陆路重要职位空缺，再另行补用。这样一来，人与职位都各得其宜，对于水、陆营伍大概都会有益。”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六。十八日（己丑），调福州将军德敏任荆州将军，调荆州将军新柱任福州将军。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七。秋季七月初二日（壬寅），户部等议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的奏请：划定台湾府所属厅、县生番地区的界址。淡水厅原定火焰山等一十二处界址，不必更改；新添的猫盂、溪头等六处，应另行立界。台湾县东南面应以淡水溪为界，在六张犁山等处立石为界。凤山县原定枋寮庄等处界址，不必更改；大武力等处原有界址游移不定，现已另行划定。诸罗县阿里丹地方的界址移到头埔立界；芦林产等三处移到金交椅山脚立界；茄茇山等处界址不必更改。彰化县除大里杙等五处以及东埔腊各庄依旧界址外，内外新庄各界一律移至旱沟确定；竹脚寮地方则以外山山根为界。严令地方官员和弁兵随时查察汉民私自开垦、违禁等事。若有懈怠，分别题报参劾，兵役则严加治罪。每年秋冬两季，地方官应劝告边界零散小庄迁近大庄，每庄设置望楼、铜锣，每座望楼派五人昼夜巡逻；遇到生番出没，协力追捕。倘若乡保、兵役压迫勒索、使人困苦，或查察疏忽，导致生番潜入内地滋事，将严参主管官员。汉民与熟番争讼地亩的各案，既已审断并使双方认可服从；今后熟番剩余的土地都听任其自行耕种，不许奸民越界侵占。违犯者分别治罪。皇帝批准了这项议案。——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八。二十二日（壬戌），免除台湾府所属彰化县因水冲沙压而受损田园应征的粟一百四十石有余，以及匀丁银七两有余。——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九。八月十六日（丙戌），谕令：各省学政已经到了更换任期。福建学政着冯铃前往接任。二十九日（己亥），谕军机大臣等：巡视台湾，已经派御史钱琦担任。着大学士来保传谕钱琦：台湾郡府远隔重洋，事务最为紧要；务必实心办理，镇压地方，使军民不至滋事、番众也能够因此安宁和睦，这才算妥善。命他从京城收拾行装，立即赴任；不必前来请示训诫。——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七十一。九月十二日（辛亥），吏部议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提出的台湾参将、游击升衔留任办法：台湾孤悬海外，与内地不同。今后该处现任参将、游击遇到按常例应升职的时候，停止将他们推升到其他省份，均加升一等衔，仍留在原任；等这些官员在台湾任职期满后，由该督等查核并题报，再按常例升用。其他省份不得援引此例。皇帝批准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七十二。

译冬季十月二十三日（壬辰），兵部议复黑龙江将军傅尔丹请求核减并结案期限的一份奏疏：近来大学士公傅恒等已经将各省督、抚承办事件的期限一并议定核减，折中确定了期限；黑龙江的期限已经通行办理，不必另议。宁古塔将军原定期限与黑龙江相同。至于盛京将军，所辖自开原等十四城，地方辽阔，与各省驻防只驻一城的情形相差悬殊，请依照黑龙江将军新定期限办理。又查各处驻防，应遵照乾隆七年议定的办法，依照在京旗务期限办理，不必再减；承造、承缉等事项，应依照该省督、抚所定期限办理。各省提督、总兵虽然仍依照督、抚期限，但其承办事件也应查照规定斟酌核定。臣等请将酌定将军、提督、总兵期限的条款分别明确议定：钦部事件，各省督、抚自公文到达之日起限四个月具题；承办官逾期未结，查明参奏。提督、总兵等仿照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月〕 提督、总兵通行各营的事件，期限也依照督、抚的办法酌定：只行文给一个营的，限两个月；通行各营而容易办结的，限四个月；难以办结的，展限两个月，不必等各营查议。本标将领能够核定声覆的，限两个月。承缉各项依照文职官例，盗犯一律限四个月，无名凶犯限六个月，叛逆人犯将原定三年期限减为两年。承缉、承修、承造等事项，依文职官例，都在初次参奏期限届满之日接续计算第二次参奏期限，不得从部覆到达之日起计算。苗疆展限方面，今后四川、甘肃、广东三省以及福建的台湾，都依照各督、抚奏定的期限办理；广西、湖南两省应当展限或不应展限的地方，也依照该督、抚现定的各州、县，按营汛所在地方分别办理。已经加展期限的地方，不准再次扣除道路行程日期。皇帝批准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二十五日（甲午），谕军机大臣等：喀尔吉善奏称，台湾所属各厅、县以及漳州府所属龙溪、海澄、南靖、诏安四县，在六月、八月之间突然遭遇风雨，溪水暴涨，田园、房屋都有冲毁倒塌，人口也有伤亡；金门、厦门、台湾、澎湖等地接连刮起飓风，船只多被冲走撞毁。着福建巡抚潘思榘详细勘查灾情，就近督率当地官员尽力安抚救济。对于应免除钱粮的田地、应按价值救济的房屋，以及酌情借给耕种费用、修理船只等事宜，一面查明奏报，一面依照常例办理，以副朕深切体恤灾民之意。——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七十五。十一月庚子朔日，按照常例赏赐并抚恤福建押运兵员赴台湾换班时溺死的长福营马兵，以及将溺死人员带回的步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七十六。十二月十三日（壬午），吏部、刑部议复福建按察使顾济美的奏请：台湾一郡，按例由地方官发给证明文书往来，不许偷渡；在台湾犯事的人，递解驱逐回原籍。可是各属往往只把这当作例行公事奉行。今后内地人民，主管官员必须查清来历，确实一向品行良善的，才发给文书放行。至于现在旅居台湾的人，犯徒罪以上罪行，或者滋事而不安分守己的，一律押送过海。如果有关官司表面奉行、暗中违抗，不依法递解，反而容留案犯，只有一两人的，依违令条例议处；三人以上的，罚俸一年；五人以上的，降一级留任；十人以上的，依照奸棍不行查拿的条例，议处降职调任。以上均应依照所请办理。皇帝批准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七十八。乾隆十六年。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春季正月二十日（戊午），任命福建盐法道丁廷让为广东按察使。二十四日（壬戌），谕军机大臣等：潘思榘奏报台湾县武生李光显争夺开垦之地而引发诉讼一案，实在糊涂。李光显倚仗武生身份，肆意侵占、管理民人和番人的田园，以至于争吵并殴打差役；又聚集流氓，私藏兵器，违法到了极点！李光显才是真正的首犯，必须严行捉拿，从重治罪。然而该抚奏折中只说捉获流棍六名，却没有奏报捉拿究办李光显的情况，实在是轻重倒置！而且聚众持械斗殴，是福建省最恶劣的习气；台湾远隔海洋，番民杂居，更应格外整顿，以警戒凶恶顽劣之徒。若宽纵首犯，使其漏网，将来聚众报复，仇杀不断，刁悍风气会更加猖獗。刘是夺犯、殴打差役，并割去李光显鼻尖，情节和罪行也很可恶；都应从重审究拟罪。潘思榘办理此案实在怯懦，着传旨严加申饬。喀尔吉善现在正接驾办理差事，哪里有空处理这些事务；着传谕潘思榘，将李光显、刘是以及案内各犯从重审究拟罪具奏。若李光显尚未捉获，务必严行缉拿治罪，并将办理此案的原委迅速奏报。如果只把它看成普通案件，姑息奸恶匪徒，朕一定要追究该抚的责任。不久奏报说：李光显等各犯已经被该县捉获，现正催促解送省城，从重审讯拟罪。皇帝下旨说：知道了。从重惩治，以警戒刁悍风气即可。又谕令：广东提督的职位，着林君升补授；台湾总兵的职位，仍着李有用调任补授。——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一。二月初二日（庚午），福建布政使陶仕僙因病解任，任命福建按察使顾济美为福建布政使、安西兵备道明德为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二。二十三日（辛卯），调福建按察使明德任湖北按察使，调山东按察使德舒任福建按察使。二十七日（乙未），福建陆路提督吴进义与浙江提督谭行义对调任职。——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三。三月初四日（辛丑），谕令：福建水师提督张天骏进京听候旨意，该职位着林君升调任补授。——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四。

译夏季四月，福建台湾总兵官李有用奏复：水沙连地方逼近生番，早已划定界址；李朝龙仗恃购买来的垦地，混杂侵占并争收租金。李光显又挟私仇挑起事端，招集流棍；文武官员已经将首犯、从犯严行捉拿监禁，审讯查明实情，重新拟定罪名。聚集流棍的空寮，也都已经焚毁并解散。现在民人与番人安宁，没有惊扰之事。至于该地已经开垦多年，所有无辜的佃户民人，如果一概驱逐，反而恐怕滋生骚扰；请将大小二十四庄已经开成的田园一千五百七十一甲、尚未开垦的荒地二百六十余甲，一并收归官府，命这些佃户照例缴纳地租，以杜绝争夺。靠近番人山界的地方，勘查清楚后立石为界，定为禁地；不许再产生觊觎之心。朝廷已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七。闰五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台湾郡的生番与平埔汉民关系不融洽，所以汉奸不敢进入山中；过去的惯例是在深秋水位下降后严守险要关隘，以防焚烧杀戮。如今台湾镇、道李有用、金溶因为北路屡次发生生番杀人的案件，就从通事中选出熟悉生番社目的人，命他们招抚各社土目到郡府，向他们显示兵威并给予厚赏。虽然这是为了安宁边界，但本应在巡察时设法处理，何必把许多番目引到郡治？将来逐渐同汉民、熟番联络，大有不妥。再者，通事林秀俊、张达京二人担任北路通事已有数十年，田园、房屋到处都有，平素又与番社勾结；如今再把办事权交给他们，更不是安定边境的好办法。臣等一面已经告知镇、道，今后不应如此冒昧行事；一面暗中查访林秀俊等勾结民番、盘剥致富的事实，以及这次联络生番土目是否有借助职权愚弄他们的情形。等有了确实证据，再妥善办理。皇帝下旨说：览阅奏折，都知道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九十一。六月二十九日（甲子），调福建水师提督林君升任广东提督，任命台湾镇总兵李有用为福建水师提督，调金门镇总兵陈谢勇任台湾镇总兵。本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福建省四面环山、濒临海边，土地狭窄而人口稠密，本地出产的米谷常常不够民间日常食用。浙江省所议的开放通商、采买粮食两件事，都难以实行。温州、台州一带在连年歉收之后，又遇到旱灾；即使放宽禁令招徕商人，一时也难以指望接济。只有一面从台湾郡各厅、县的储备项下陆续拨运，一面先从厦门厅仓以及附近兴化、莆田各仓拨出四万石，由厦门雇募商船，派官员押运到温州、台州。拨往台湾的粮食，等买到粮食后，就近归还厦门以及兴化、莆田各仓。皇帝下旨说：依照所议办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九十三。秋季七月乙丑朔日，福建水师提督张天骏因年老解任。——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九十四。八月十九日（壬子），调福建金门镇总兵马负书任台湾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九十七。九月，福建水师提督李有用奏报巡查南路营汛的缘由，并感谢升任的恩典。皇帝下旨说：览阅奏折，都知道了。福建水师提督是海疆第一要职，一切事务你都应当努力办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九十九。冬季十月十八日（辛亥），谕令：台湾镇是水师总兵最重要的职位；马负书恐怕不是他的长处所在，着调任狼山镇总兵。陈林每是水师中出众的官员，如今服丧期满而候补，未免可惜；着立即补授台湾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一。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任命御史李师中为福建乡试正考官，检讨王世仕为副考官。——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二月十五日（丁未），谕令：据福建巡抚潘思榘奏称，台湾右营把总陈亦等到藩库领取冬季饷银，从澎湖出海后，忽然遇到飓风，被吹到广东惠州府海丰县鲘门港一带；饷银以及船上弁兵幸好没有损失。所有在广东借支的盘费、口粮等共五百余两银子，按例要从本营各兵名下扣还。该弁兵等押运饷船在海上遭遇飓风，经历了许多危险，能够没有沉没溺亡只是侥幸；而且饷银也没有损失。所有在广东借支的盘费、口粮等银两，着加恩免予扣还，以表示优待抚恤。——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乾隆十七年。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春季二月十二日（甲辰），谕军机大臣等：潘思榘奏报台湾彰化县生番骚扰村庄、杀死兵民的奏折，说镇臣马负书正在那里巡查，已经返回郡城；至于如何处理，没有据实札报。生番的性情与人不同，实在同禽兽一样，杀人本来就是常有的事；何况这次是因熟番占地而引起事端，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骚动。但仍应根据情况妥善处理，申明法律，向他们显示国家威严；使今后熟番不敢滋事、生番不至于逞凶，这才合乎体统。马负书既然在那里巡查，却置之不理，仓促返回郡城；这会使民番认为大员尚且如此退缩畏避，必然导致他们肆无忌惮，任意仇杀。他所谓巡查究竟做了什么？着传谕喀尔吉善、潘思榘，命他们将如何妥善处理、注意镇压的地方，迅速议奏。马负书是否有临事退缩的情形？还是因为已经调任狼山，急于离开台湾镇，企图草率了结此事？都着喀尔吉善等秉公详细查明，据实具奏。不久奏报说：仔细查察这次凶番残杀兵民的事情，确实是因为奸民侵占耕种番地，熟番逞凶焚杀，已经没有疑问。可是该郡文武官员的禀报仍说是生番引发事端，与提督查复的情形完全不同；他们始终想用生番焚烧杀人的说法掩盖挑起事端的原因，而且听信通事张达京的诡诈言辞，把祸事嫁给别人，粉饰蒙骗。请参奏严加办理，以重视海疆。皇帝下旨说：办理这件事很得当。

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八。三月十三日（甲戌），谕军机大臣等：台湾彰化县凶番杀害兵民一案，先前已经传谕该督、抚等查清真实情形。现在据李有用奏报：根据差弁刘聪、千总马犹龙等禀报，是彰化县抬轿的熟番所为；但该县验看尸体时却说是生番，与熟番无关。镇、协方面报告说是汛兵巡逻时途中遇害；差弁查访却说是凶番拥入营盘，焚烧房屋、杀害士兵，种种说法互相不同。由此看来，官员、差役、弁兵各有成见，文武官员彼此严重不合；这对海外险要边疆来说，实在不合适。如果是熟番挑起仇杀，甚至放火行凶，接连杀死数十人，却把罪责推给生番，说他们是法外凶顽、无法追究，企图隐瞒粉饰、草草了事，那么造成的祸患会更大。着将李有用的原奏抄送喀尔吉善阅看。总督统辖全省，文武官员都属于他的管辖。他们既然各执一词，该督务必秉公彻底查明，追究真实情况；不可稍有偏向，更不可任由有关官员隐瞒混淆、草率结案，以助长刁悍风气！又谕令巡台御史立柱、钱琦：台湾彰化县凶番杀害兵民一案，据提督李有用奏称，弁兵禀报说，彰化县验看尸体时，责问本庄业户简耕等侵占开垦番界，导致生番杀人；当时有受伤逃脱的老人，认出是该县抬轿的熟番。但该县却说是生番，与熟番无关，因而乡民都感到不平。柳树浦汛凶番焚烧营盘、杀伤兵民，也说是熟番作恶。又搜捕到奸民勾结番社的情形，并查出通事张达京巧妙地把责任推给生番，企图了结此事等情。御史是朝廷的耳目，无论事情远近，都应据实上报；当地既有这些情节，就应详细陈明。如今提督把这些一一奏报，而你们御史却没有奏折，这难道是设立巡察御史的本意吗？何况这是地方官承办的案件，你们御史虽然不能同道、府、有司相比，但身处当地，耳目容易周遍，当日的情形、现在的舆论、禀报是真是假、办理是否恰当，都可以逐一查访，取得确实情况；着立即明白详细地奏报，以弥补先前的过失。如果同地方官员串通隐瞒，只想着敷衍了事，必将你们御史等从重治罪。——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十。十七日（戊寅），谕军机大臣等：福建巡抚职位的空缺，已经降旨调陈宏谋补任。福建濒海而且是险要边疆，地方事务十分重要；着传谕陈宏谋，命他迅速赴任福建巡抚，不必等候新任巡抚交代，也不必来京陛见，以尽快到达福建为要。本月，暂署福建巡抚的福建将军新柱奏称：凶番焚烧杀害兵民一事，文职官员说是生番，武职官员说是熟番，彼此说法不同，明显有捏造掩饰的弊端，已经有所听闻；现已命令查办。皇帝下旨说：应当详细查清、严加办理，不可把罪责推给生番；朕也已经有旨意传谕喀尔吉善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十一。夏季四月二十一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陈林每奏报缉拿北路凶番并调兵防范的奏折，内容很不明晰。这一案件挑起事端的根由以及兵民受伤的情形，虽然该督、抚等已经多次具奏，但都只是根据道员、知县的禀报，尚未查清。陈林每既然已经亲自到过当地，与督、抚遥相控制的情形不同，哪里有到任满一个月，竟然还不详细查访真实情节的道理！况且这是前任马负书任内发生的事情，他更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可是他只说严令缉拿、调兵防范，对于上年凶番杀害兵民的真实情形、应当怎样设法缉拿使其不致漏网，以及现在民番是否安居等处，都没有奏明。海疆重镇对这些事情不一一留心，详细奏报，实在不是认真任事的做法！着传旨申饬，并传谕喀尔吉善知道。本月，福州将军新柱奏称：臣前一份奏折所奏台湾番人焚烧杀害兵民一案，奉到圣旨说“应当详细查清、严加办理，不可把罪责推给生番；朕也已经有旨意传谕喀尔吉善了”。臣当即会同督臣派员前往台湾查办。现在据禀报，搜获内山哆咯嘓社和福骨社杀害民兵的头颅，但因何事挑起事端以及究竟是哪些番人行凶，尚未查明。臣考虑熟番散居在界内，如果果真逞凶仇杀，绝不能任由他们推罪给生番；但番人性情愚拙，如果不详细查明、妥善办理，也恐怕引发事端。现一面命官员严加查办，一面通知新任巡抚陈宏谋共同筹划；臣也不敢因为已经交出巡抚印信，就稍有歧视或疏忽。朝廷已知悉。——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十三。五月十二日（壬申），谕军机大臣等：台湾彰化县凶番杀害兵民一案，先前因提督李有用奏报到达，曾经传谕该御史，命他查访确实情形，详细奏报。现在据给事中立柱、御史钱琦所奏，措辞仍然糊涂；不过根据地方禀报，敷衍了事。御史是朝廷的耳目，平日对于各省案件以及地方官办理不妥的地方，只要有所访闻，都应据实陈奏。何况立柱、钱琦担任该地巡察，亲自处在当地，负责这一职务，对于当日情节、起衅缘由以及文武官员禀报何者虚假、何者真实，有什么难以查清的？却说出这种互相附和、徇私隐瞒的话，朝廷派遣他们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职守又在哪里？况且此案发生在上年十二月，御史等拖了几个月才具奏，而且还不据实，实在非常不合规矩！着传旨申饬；仍命他们查访确切，详细奏报。如果同地方官员串通隐瞒粉饰，必将这些御史从重治罪。

译十三日（癸酉），谕军机大臣等：喀尔吉善等奏报查办台湾彰化县凶番杀害兵民一案，说该道、府等人固执成见，不便仍命他们办理；已经选派粮驿道拖穆齐图迅速前往，会同巡台御史、台湾镇严加查办。喀尔吉善等这样办理，不合适宜。台湾现有道员既然已经固执成见，拖穆齐图虽经该督派遣专办此事，也只是另一名道员而已。到了当地，如果同该道商议，仍然不能查出真实根由、相机妥善办理；如果自行查办，双方各怀意见，必然互相牵制，在各项事务上会有更多阻碍。台湾道金溶既然不适合任职台湾郡，应由该督奏明将他调回另行补授。如果他固执成见、办理错误，就应当查明参奏交有关部门议处；同时将拖穆齐图调补台湾道的空缺，使他亲自负责地方事务，事权统一，这样才可以严查并妥善办理，才算合宜。至于诸罗县查拿白旗、草簿一事，或许是奸民挟私仇陷害，也可能另有情由；一并交给拖穆齐图秘密查访究问，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纵坏人，以安定海疆即可。——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十四。六月初四日（癸巳），谕令：台湾彰化县凶番杀害兵民一案，督、提所奏与该地文武官员的禀报互相不同，都没有得到真实情况。立柱、钱琦现任巡察御史，长时间没有奏报；因此朕传旨询问，并命他们查访真实情形。如今立柱、钱琦复奏仍然支吾其词，没有查明实情。言官是朝廷的耳目，何况身处当地，查明真伪并不困难；他们却只根据地方官的禀报敷衍应付，没有亲自前往查勘，还说起初曾发札会同督、抚联名上报，后来被驳回才专门具折奏报。像这样，巡察一职竟成了多余，于设官的本意相差太远。立柱、钱琦着交部议处，原奏一并发下。看来台湾文职有道、府，武职有镇、营，足以用来镇压控制。巡察御史三年更换一次，只是徒有虚名；论事权不如督、抚，论接近地方又不如道员、知县，处在两者之间。有志于进取的人，可能因为多管事情而失败；安分供职的人，又多会因而志气衰颓，甚至感叹自己被排斥到外地：对公事实在没有帮助！所有巡察台湾的御史，着改为每三年派遣一次；事情办完立即返回，不必留驻等待接任者。着作为定例。——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十六。秋季七月初八日（丙寅），谕军机大臣等：近年来米价处处昂贵，朕深为忧虑并广泛征询意见。上年大学士高斌曾奏称，动用帑银派官采买，数量达到数万、数千石，并要求限期买足，市场价格很少不因此突然上涨，妨碍当地民众的粮食供应，请求永远停止。军机大臣等议定，命各督、抚根据缓急情况灵活筹办。近来又有人提出停止采买。采买粮食是为了充实仓储，本来就是替民众粮食供应考虑；但如果因为采买使市场价格更加昂贵，就还没有得到日后接济的好处，先承受眼前粮价上涨的痛苦。商人们都知道官府采买势在必行，刚到秋收时节，便预先借机抬高价格。小民贪图利益，习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地方官也把奉行采买当作职责，务求买足。年复一年，价格不断增加。筹划米价的人多主张停止采买，并非没有道理。虽然还不能明确立令永久停止，但就今年的情形而言，各省仓储大多有所储备；即使有需要，也可以从附近调拨供应。只要现有储粮实数达到原额的十分之三、四，就不必急着购买补足。凡是要动用帑银、派官采买的地方，似乎可以一律停止。官府购买得少，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就会增多，米价或许可以逐渐平抑，对民众的粮食供应也有帮助。着传谕询问各该督、抚，命他们据实查明本地收成情况，详细妥善斟酌后具奏；如果应当停止采买，就一面奏报，一面出示晓谕商民，使大家都知道。不久，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陈宏谋奏称：福建省偏处海疆，不与商贩往来；如果官仓储粮太少，难以应付缓急。如今全省大体丰收，臣等尽心筹划，如果仓储已经达到原额的十分之五，而且当地粮价还平稳，就仍命乘时酌情采买；价格上涨就停止。仓储不足五成的，一律以买足五成为标准。至于今年受灾的厦门厅，存粮只有原额的十分之一，如果一时买到五成，恐怕当地难以采办；请动用款项前往台湾所属彰化、淡水两厅、县产粮的地方酌情采买。皇帝下旨说：览阅奏折，所议很妥当。咨文通知户部知道。十三日（辛未），任命福建按察使德舒为福建布政使，延建邵道来谦鸣为福建按察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十八。本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此前奉旨命令边疆附近各省，将邻近的番夷形貌、服饰绘图进呈御览。查福建省地处东南边疆，外来的夷人、番人很多。臣等绘制图册进呈，共计畬民二种、生熟社番十四种、琉球等国外夷十三种，每一种都有图，每幅图都有说明。凡是当地风土、嗜好以及道路远近，没有不详细记载的。朝廷已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十九。冬季十月初七日（甲午），谕军机大臣等：据巡台御史立柱、钱琦奏称，出口船户徐得利、许得万、李长茂、陈郑全等人的船只先后在海上遭到抢劫；安平协把总徐念带兵巡查海面时，被渔船的舵工、水手打伤兵丁。福建省是海疆重地，台湾一府孤悬海外，巡逻缉捕奸匪尤其是重要事务；该督、提等身任地方官，自应严令所属官员加强防范。如今两个月内接连发生劫案，甚至发展到抗拒缉捕、迎战官兵、打伤巡逻士兵，可见地方文武官员并未认真整顿，该督、提等所负责的是什么！现在是否已经设法查拿，也没有奏报一个字，实在不合委任封疆大臣的本意。着传谕喀尔吉善、李有用，命他们查明具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四。

译十一月，福州将军新柱奏称：台湾凹庄民人与汛兵被番人焚烧杀害一案，据台湾道查访审讯，实在是熟番与民人结仇，勾引生番出来焚烧杀人，不难审讯拟罪结案。臣考虑番人性情难以驯服，牵连的人太多，恐怕使他们心中疑惧；已经秘密同督、抚商议，札令该道妥善筹办。皇帝下旨说：是。——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七。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子），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台湾北路海面一向属于禁地，不许商船前往停泊贸易，所以过去也没有专门设置水汛。今秋、夏之间，据报船户徐得利、许得万、李长茂、陈郑全等先后被劫，于是命把总徐念带领兵丁装扮成商人前往缉捕。在后陇洋面正好遇到匪船，立即尾随追赶。匪船投掷石块抗拒，打伤兵丁；兵船也立即开枪，打死匪船水手二人。匪船知道是官兵装扮商人诱捕，随即逃避。当时已经捉获舵工、水手七名，审讯取供办理。查把总徐念装扮商人诱捕，目的在于务必捉获；匪党误以为兵船是商船，竟敢抗拒。此次弁兵还算奋勇追捕，实在不是怯懦而被打伤。现在已经命令所属加强防范，设法查拿。谕军机大臣等：此前据巡台御史立柱等奏称，台湾出口船户徐得利等先后在海上被劫；又有安平协把总徐念带兵巡海，被渔船舵工、水手打伤兵丁的事情。因为奏报不够明晰，所以降旨命该督、提查明具奏。现在据喀尔吉善等复奏的情形看，他们办理巡逻缉捕事务已经妥当。把总徐念带同兵丁巡逻缉捕匪党，务求将其捉获，暗中跟踪诱捕，因此受伤，情节确实已经明白；他们奋勇办事，十分值得嘉奖！着该督、提查明参与此事的弁兵，酌情加以奖赏。如果徐念才能可以任用，将来千总职位有空缺时，立即提拔补授，以示鼓励。——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九。乾隆十八年。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夏季四月二十六日（辛亥），户部议准福建巡抚陈宏谋的奏请：历年从台湾装载运送兵米，船只被风浪冲毁、米粮全部沉没而一无所存的，应当免除赔偿。皇帝批准了。本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淡水同知禀报，所属大浪泵港竖立一面红布旗，上面写着“周裔孙郭”四个字以及“统领淡八社壮番民等”字样。追查得知，原来是民人刘和林为了图利，想夺取郭腾琚所担任的通事职位，于是制作并竖立旗帜，希望借此陷害郭腾琚。如今刘和林已经被捉获，不会再惊扰地方。皇帝下旨说：这件事应当重重惩处，不应姑息。——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三十七。五月初三日（戊午），谕军机大臣等：喀尔吉善等奏报，提督李有用札称：诸罗县知县徐德峻亲自前往盐水港等处缉捕盗贼，被海丰庄民人鸣锣聚众，持械围困逼迫，命该知县写立甘结，才得以放回；又彰化县巡检张振勋捕盗追赃时，当地民人持械抢夺案犯。喀尔吉善等的奏报只是根据提督札文的说法，对于这两案挑起事端的根由和真实情形尚未详细查明。台湾是海疆要地，番夷杂居，民风向来以刁悍著称；如今地方官亲自捉拿盗贼，奸民却聚众，竟至拘押围困知县，勒令写下甘结，打伤差役，抢夺案犯。这种刁悍风气绝不能助长；如果不痛加惩治，怎么能使恶徒畏服、使善良百姓安宁！着传谕喀尔吉善、陈宏谋，命他们查审确实，从严办理；仍须将真实缘由详细迅速奏报。十五日（庚午），任命翰林院侍讲汪廷玙为福建乡试正考官、御史毛辉祖为副考官。——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三十八。十七日（壬申），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据喀尔吉善等奏报，诸罗县海丰庄刁民纠集众人围逼知县徐德峻，强迫他写下甘结，以及彰化县巡检张振勋捕捉盗贼、起获赃物时，被当地民众持械抢走案犯两案，目前正在追究并缉捕凶犯同党，已经按名捕获数十人，须严加惩处，以昭示警戒。台湾是海疆要地，这种刁悍风气绝不能助长；朕已经传谕该督、抚，命令他们查明审实，从严办理。如今既已先后捕获数十人，着立即严令该道、府迅速审讯追究；其中应当依法处死的罪犯，在定案之日一面上奏，一面立即在当地处死示众，不必等到具奏获准后才办理。台湾距离京城很远，文书辗转拖延，已经相隔数月，海外愚民渐渐忘了此事，又怎么会知道警惕畏惧呢！至于另一份奏折所说彰化县属大肚社竖旗一事，其中情节很不清楚。赵悻既然因为受到赵新的欺凌侵害，已经竖旗企图陷害他，为什么还没有人指证，就先自行投案自首？其中情理很难解释。必须详细彻底地追查，务必取得确实证据，以惩治这种恶习；不可仓促认定赵悻为主犯，草草结案，致使案情最终留下疑点。可以将以上谕旨一并传达给他们知道。——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三十九。六月二十日（甲辰），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御史沈景澜所上的《请严贩米出洋之禁》奏折，所说的也不是实际情况。海外各国绝没有依靠中国粮食为生的道理；从前洋商船只还有装载米粮运回去的。那些渔船大多携带米粮，有的是供给附近岛屿居民，有的是供给海上的盗船；因此不能不禁止。至于台湾一向盛产米粮，福建省漳州、泉州等郡历来还要依靠台米接济；如果仍说米粮是从内地运往台湾，岂不是把事情弄颠倒了吗！各省米价上涨，不全是由于米粮贩运出洋；查禁的办法，只在于切实力行，不在于制定许多禁令。着将这份奏折抄送沿海各督、抚，命令他们阅看；并将各省目前如何查禁，是否仍有米粮漏运，以及对内地米价究竟有没有妨碍，据实奏报。二十三日（丁未），谕令：福建按察使来鸣谦革职。

译二十四日（戊申），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喀尔吉善等奏报，捕获海丰庄纠集众人抗拒官府的吴典，以及鹿仔港纠集众人抢夺案犯的施笃；施笃供出倡首施天赐一人。目前正在限期缉捕，务必捕获后，命所属官员一并严审，定拟罪名，解送省城审明办理。台湾是海疆要地，奸民聚众围逼官府、抢夺案犯，违法到了极点！如果解送省城处死，当地人无法得知，不能充分起到警戒作用。着在该道、府审讯确实之后，就在当地处死；使他们亲眼看见这些奸顽之徒被杀，深深知道畏惧，这样才足以惩治刁悍习俗、挽回败坏的风气。将此谕令传达给喀尔吉善等知悉。任命江南常镇道刘慥为福建按察使。二十八日（壬子），户部等部议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台湾、澎湖的兵饷，按照旧例每年两次到省城领取并运输，渡越重洋，冒险令人担忧。请求在春季风平浪静时，一次领取并运送全年俸饷。台湾的兵饷存放在府库，仍按旧例分拨防守；澎湖的兵饷存放在通判库内，应由澎湖协派一名官员、四十名士兵常驻防范。台湾府库的储存，由该道负责盘查；澎湖通判库的储存，由该道、府在新任官员从厦门赴台湾、经过该处时亲自盘查。均应依照所请办理；从下一年甲戌起，准许一次领取全年并运送。皇帝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一。秋七月十四日（丁卯），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喀尔吉善等关于“台湾营兵胡胜喜持刀进入镇署，企图刺杀总兵”一案的奏折中，该督目前提审办理的情形，实在很妥当。陈林每作为专门镇守一方的大员，却招致营兵行凶，以至于有人想持刀刺杀他，其中或许另有原因，自应确实审查追究。此人本来是武臣，因为汉仗、技勇还算可用，所以简拔任命为台湾镇总兵；他平日对于礼法、官箴不能防范约束的地方，从这件案情看来，也是难免的。如果查明应当参劾，就将该镇总兵照例参奏。至于台湾是海疆重地，人心刁悍，营兵怀着个人怨愤，竟敢刺杀本镇总兵这样的重臣，绝不能不严加惩罚警戒；务必立即查问清楚，迅速依律从重办理。传谕该督等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二。九月初六日（戊午），乾隆帝谕说：喀尔吉善等关于“分别采买仓谷”的奏折，办理得不对。该省从前挑选粮食多的人家，预先发给粮价，冬天交粮还仓；这种办法本来就是错误的。因为发价时，愿意领取的人未必就是粮食多的人家；贫民冒领粮价，随意花用，必然会导致拖欠。等到积欠累累，追讨催逼，造成滋扰，这和青苗法的弊政有什么区别？如今仓储已经缺额很多，即使强行限期缴纳、责令分摊赔补，最终也不过是纸上空话罢了；对仓储有什么益处！该省本来不是产米地区，该督自应在台湾和暹罗两处购买米粮；如果仍然不足，也应照例到丰收的州、县购买补足额数。至于台湾粮食原定价格，如果根据当地目前情况确实不够购买，自然可以据实说明，酌量提高价格。如今却奏请按照内地时价酌量购买补足，这完全没有限制，只会给胥吏侵吞的机会，实在不是调剂仓储的办法；不但部臣会按例驳回，即使特地上奏陈请，朕也不能同意。将此谕令喀尔吉善等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六。十六日（戊辰），谕令：各省学政任期已满。……福建学政，着汪廷玙离任。二十一日（癸酉），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李因培参奏涿州知州李锺俾亏空一案。李锺俾是福建大族子弟，在直隶做官二十多年，怎么会亏空数额多达数万两？必定有暗中巧妙寄存财物的地方。如果听任当地官员按照常规发文查访，必然会用一纸空文草草了事，使国库款项最终没有着落。可以传谕喀尔吉善，命令他迅速据实严查，不得有任何隐瞒。不久喀尔吉善奏报：臣遵奉谕旨，立即发札给署理泉州陆路提督富海，并挑选委员、武官，赶赴泉州会同地方官员严密查办。随后接到署理提督的札文和文员的禀报：李锺俾是告休刑部主事李光型的儿子，原籍安溪县，妻子随任居住在涿州；其父李光型以及弟弟必甲、长庆等现居泉州府。当天即分别派遣文武官员搜查并封存财物。现在查得泉州城内李光型所有的房屋、田地以及衣饰、资财，估价不过三千金。又，安溪县有李光型已故父亲总兵李日■〈火呈〉的公祠，是李光型兄弟十房共有的产业；其在安溪本籍的田地房屋没有多少，其余都坐落在台湾、凤山等县以及漳州府所属地区。是否属于公产，目前都已命令查明，还没有确定数目。至于随李锺俾赴任地的妻舅王山、王江两家，也已经搜查，没有发现寄存的财产。臣目前秘密命令两司，等统一核查后，再将重要亲属逐一详细追究。皇帝批示：寄存财产固然不可以，但也不必牵连无辜。本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陈宏谋奏报：台湾府所属地区前几次竖旗陷害案件，如大浪泵的刘和林、大肚社的赵悻、凤山崎的胡通等，已经多次奏明在案。谁知八月内，又据凤山县捕获阿猴溪竖旗的张凤喈到案；旗上列有李智等五十多人，并有“李开花在内地选择日期攻打厦门”等话。随即据该县查问李智等人，他们都只是耕种的良民，没有当盗匪的踪迹；审问张凤喈，供称因为开垦荒地，被李智的佃户张炁等阻止，便挟私仇诬陷，情况属实。臣等详细核查台湾郡内四起竖旗陷害案件，凤山崎、大肚社两案旗上所写没有悖逆言词，臣等拟定绞刑监候；至于大浪泵刘和林旗上有“统领八社番民以剪除贪官”等字样，阿猴溪张凤喈旗上有“李开花协同攻打厦门”的字样，尤其狂妄悖逆。这两案，臣等已经审拟确实；应按照捏造悖谬言词、张贴匿名揭帖的条例，拟判绞刑立即执行。一面命令在台湾郡内处死，一面照例具题。皇帝批示：是。应当这样办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七。

译冬十月初九日（庚寅），乾隆帝谕说：福建陆路提督员缺，着马负书署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八。二十六日（丁未），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台湾兵丁胡胜喜行刺该镇总兵陈林每一案，先前已经降旨命该督从严办理；可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还没有接到奏覆。着传旨询问，命令他将目前审拟的缘由以及陈林每是否确实有罪款，迅速详细奏报。本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陈宏谋奏报：彰化县民赵悻竖旗陷害赵新一案，据台湾府知府曾曰瑛禀报，赵悻、赵新都是无赖棍徒；赵新蛮横强暴，独占利益，赵悻屡次受到欺凌，便秘密与同居的王兴商议竖旗泄愤。经乡保禀报并查缉后，赵悻因害怕而自首。查此案竖旗陷害，并写有行恶字样，刁悍恶习实在难以宽纵；不能按照自首减等办理。皇帝批示：迅速严审定拟。拖延日久才处死，百姓不知道畏惧，怎么能够惩治刁悍风气！——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九。十一月十三日（甲子），免除福建台湾、凤山、彰化三县乾隆十五年因冲塌田地而形成的额定赋税。——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五十。十八日（己巳），谕令：原任台湾镇总兵陈林每，着该部调取来京引见。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报：遵旨严审台湾兵丁谋刺镇总兵一案，兵丁马忠、胡胜喜、陈元、蔡士芳因为受责而怀有私恨，聚饮时各自谈及被责的缘由，马忠倡议刺死总兵以泄愤。又因为胡胜喜一向有癫痫病，便嘱咐他行刺；如果没有成功，可以推说是癫病发作。另有旗牌兵袁亮、管门兵周勇与胡胜喜等聚谈，袁亮说该镇总兵对士兵刻薄，周勇说该镇总兵的乡亲来到门前可以直接进入，自己多次阻拦而受责。马忠便告诉他们正在谋划行刺，嘱咐他们协助下手。后来窥见陈林每在花厅演戏祭神，蔡士芳于是带领胡胜喜进入衙门。马忠、陈元秘密约定站在该镇总兵身旁，暗中拉扯他的衣袖；袁亮、周勇把胡胜喜推入花厅。该镇总兵看见胡胜喜持刀直冲上来，便用桌子将他打倒；又呼叫袁亮等人将胡胜喜捉住，发到衙门责打并革退。查马忠等人都是其管辖下的戍卒，总兵如果有袒护、虐待行为，应当到衙门申诉争理；如今却聚众谋划行刺，罪大恶极！请求按照法律分别严加惩办。皇帝批示：马忠、胡胜喜、蔡士芳、陈元立即处斩；袁亮、周勇监禁候秋后处决。三法司知悉。又谕军机大臣等：喀尔吉善等另折奏报审明台湾兵丁行刺镇总兵的缘由，请求将陈林每革职。看来此案中陈林每的办理还不至于十分错误，兵丁行刺镇将大员，凶恶到了极点！当马忠等人扯住陈林每的衣袖、胡胜喜持刀直闯时，陈林每如果稍微声张，必定会激成事端，反而中了凶恶兵丁的计策。即使袁亮等人捉住胡胜喜以后，如果立即把他交给有关官府，那么他们共同谋划的情节和罪行未必会全部供出；也可能因害怕获罪而潜逃，或者倡议谋划、煽动众人，使事态更加蔓延。陈林每只是把胡胜喜指为疯兵，发到衙门责打并革退，或许另有深意。至于他平日过于苛细严厉急切，以致士兵心中都怀有不平；他是武夫，不懂得顾全大局，所以才有这种情况，这还属于常见的弊病。不能因此将他黜退，反而助长刁悍风气。现在已经降旨命令他来京引见，等引见后，朕再酌情处理。可以传谕喀尔吉善等知悉。二十日（辛未），按照惯例赏赐并抚恤福建台湾运送军饷时沉溺的官兵。二十九日（庚辰），乾隆帝谕说：喀尔吉善奏报审理诸罗县奸民吴典等纠集众人围逼知县、打伤差役、抢夺案犯一案。知县徐德峻在众人围逼时，仍能多次斥骂他们，不肯稍作迁就；还谕令吴姓人家赶快把盗犯解送县衙，随后仍乘轿走出庄子。看他的行为，还算能够顾全大局，而且也有胆略。可以传谕喀尔吉善等，命令他们把徐德峻平日做官的情况秉公据实奏报。不久奏报：徐德峻明达清楚、谨慎整饬，遇事奋勉；做过几任官，政务没有差错。上报皇帝知道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五十一。十二月初五日（乙酉），军机大臣等议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报“冒补仓储”一事。查福建省四面环山、濒临海边，出产粮食不多；台湾一向是储米之地，调运补充较为容易。如今该督等以台湾郡人口日益增多、仓储欠额也多为由，请求就近购买补足；等台湾粮食补足后，遇到内地歉收，再到台湾购买补充：应当依照所请办理。又说台湾粮食每石的定价不足以采购，请酌量提高；并且暹罗每年剩余米粮多少难以确定，应听任商人自行贩运：也都应依照所请办理。至于所说秋收后按市价发给粮价、限在年内交仓，容易滋生弊端；应命令该督等转令地方官随买随交，不得预先发价。皇帝同意了。十一日（辛卯），调福建台湾水师副将张勇来京引见。十三日（癸巳），赈济抚恤福建凤山、台湾二县本年因旱灾受饥的百姓。——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五十二。乾隆十九年

译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春正月二十四日（甲戌），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据喀尔吉善等奏办彰化县凶番焚烧杀害内凹庄柳树湳军民一案，奏折中说，自上年四月拖穆齐图到台湾秘密查访，确实查明是通事三甲等人进山勾引生番的缘由；先后批令该道、府审讯数月，才查出三甲等人为夺取土地而挑起事端，以及要结土目转而纠集人众焚烧杀害等情形；又派委员审讯，但供词反复混乱，始终难以定案。如今调集在台湾原先审理此案的各官员以及原证人、尸亲到省城重新审讯，务求取得实供。此案情节看来，确实是因争夺土地而挑起事端，进山勾引生番逞凶焚烧杀人；但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头颅早已毁灭，怎么能够取得确实证据？比如“进山勾引”的话是番目麻丹供出的，那么麻丹就是本案的重要证人；但他是生番，必须调来当面对质，如果他抗拒不来，又难免另生一事。假如原证人和尸亲的供词又再反复，这件案子将如何结案？哪有二十二条人命这样重大的案件，最终悬而不决的道理！这份奏折虽然由督、抚联名上奏，说现正调原先审理此案的各官员到省城审讯，似乎是慎重处理案情；究竟还是陈宏谋好名的习气始终没有改掉，想要用疑案草草结案罢了。喀尔吉善已经奏明将由浙江来京陛见，所调的台湾官员到省时，他不能亲自督促审理；着将军新柱会同陈宏谋严加审讯，重新定拟罪名具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五十五。二月初四日（甲申），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喀尔吉善奏称，台湾道拖穆齐图没有学习科举业，难以兼任学政事务，请求与兴泉道白瀛对调。台湾各案虽然都已经办结，但当地民情刁悍，必须有熟悉情况、经验丰富的人才足以镇压管束。学政事务本来可以由一人办理；至于偶尔遇到考试，当地知府、丞倅以及知县各官中不乏科举出身者，都可以调入署中协同校阅，不必因此调换官员。着传谕喀尔吉善知悉。调福建诸罗县知县徐德峻赴京引见。——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五十六。十六日（丙申），任命福建澎湖协副将林洛为浙江温州镇总兵官。二十二日（壬寅），按照惯例赏赐并抚恤押运粮饷时漂流溺亡的福建台湾北路左营守备苏进德。——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五十七。三月十一日（辛酉），任命原任福建台湾镇总兵官陈林每为江南狼山镇总兵官。——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五十八。夏四月二十六日（乙巳），户部议准：福建巡抚陈宏谋奏称，台湾兵米船户陈永盛等在海外遭风漂没，人员和米粮都没有保存下来，请求照例免除。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一。闰四月二十一日（庚午），乾隆帝谕：福建巡抚陈宏谋奏称，诸罗县奸民吴兴等纠集众人抢夺案犯，以及同安县盗犯林对等纠集众人拒捕两案中，作为从犯的各人都已经拟判绞刑监候，准备具题，但尚未得到刑部批复，按例应列入下一次秋审；不过这两案罪情重大，已经命令按察使归入秋审会同勘验。凶顽之徒纠集同党抗拒官府，肆意违法，自然应当明正典刑，以示惩戒。着依照该抚所请，列入本年秋审情实案件具题；并传谕各该督、抚，凡遇到这种案件，都照此办理。还有，在停止勾决死囚的年份，情实案件中有纠集众人、聚集盗匪、劫夺案犯、夺取官职以及侵吞亏空等罪犯，与平常谋杀、故杀、斗殴杀人等罪犯不同。这些人予以监候，已经属于法律之外的宽仁；如果再长期拖延显戮，当地百姓日久便会逐渐忘记，不能用来严肃刑法、昭示警戒。以后遇到停止勾决的年份，着刑部将罪情重大的案犯列明事由，另行奏报，请旨处死。——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三。五月初三日（辛巳），分别免除、缓征福建台湾、凤山二县乾隆十八年旱灾的额定赋税；受灾较重的地区，赈济抚恤一个月。——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四。二十日（戊戌），乾隆帝谕：陈宏谋有交办的事务，着令他快马传驿立即来京；巡抚事务由总督喀尔吉善兼理。调陕西巡抚钟音为福建巡抚，福建巡抚陈宏谋为陕西巡抚，并兼理军需。——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五。六月十八日（丙寅），吏部议覆：准刑部咨称，福建按察使刘慥奏请今后台湾地区凶番杀人的案件，按照内地命案、盗案承缉的条例，酌情规定追捕期限。应当依照所请办理。第一次参劾时，将地方文武官员议定为降一级留任，限一年内缉捕；限期内捕获，准许恢复原职原级；不能捕获，就按照所降的品级调任。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七。秋七月二十二日（己亥），实授马负书为福建陆路提督。——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九。冬十月初二日（丁未），缓征福建台湾、凤山二县乾隆十八年旱灾的额定赋税。——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四。二十七日（壬申），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上疏报告：闽县等十三个州、县以及淡水厅，百姓首次开垦、报官登记开垦的民屯田地，共二十七顷四十一亩有余。——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五。

译十一月初三日（戊寅），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据喀尔吉善等奏报，台湾、澎湖等地突然发生飓风，商船、渔船沉没，民房倒塌，田地禾苗也有被刮坏的；诸罗、彰化二县受灾较重。台湾地处海外，贫民突然遭受风灾，实在令人怜悯！着该督、抚查明受灾户口，加意安抚。所有本年应征的地丁钱粮，照例分别免除或缓征；缺粮的贫民，酌量借给口粮，妥善筹措接济。倒塌的房屋、被风击沉的船只，查明后给予修缮费用和掩埋费用；仍要督促、命令所属官员实心查办，务必使灾民都能得到实际好处。至于应当拨运到内地补充仓储的米粮，也着暂停起运，留下作为赈济之用。该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六。二十二日（丁酉），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听说台湾米价很贵，每石达到二两三钱。台湾郡一向是产米之乡，即使内地的漳州、泉州等郡还要依靠它接济，价格竟然贵到如此程度；当地民人与番民杂居，风俗刁悍，对于一切镇压控制地方的事务，尤其应当预先留心，不要导致事端滋生！可以传谕该督喀尔吉善，命令他将台湾郡米价目前是否已经平抑，民人与番民的情形是否仍然安定，以及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调剂、如何安抚弹压以使百姓粮食充足、海疆安定等情况，一面办理，一面迅速据实奏报。不久奏报：查台湾郡商船每年带运出售以接济漳州、泉州的余米二十万石；又有北路社船十只，带粮返回厦门出售，也有数万石；又征收供粟，运到内地供给各营兵粮八万余石。臣目前将官粮停止运输，商船余米减半，禁止社船运粮，以充裕台湾所属地区的储备。至于目前台湾郡以及凤山、诸罗、彰化等县的米价，每石为二两二钱至二两五钱不等，总是因为民间储粮之家不肯广泛出售，以致价格未能平抑。至于台湾的灾民，目前抚恤和口粮足以供给民食。只是当地青黄不接的时期正在隆冬。查各属现有积粮四十万石，应当批令他们在年内迅速开仓，分设粮厂平价出售，并秘密命令镇、道大员负责督率稽查。先后据禀复报，各县在受灾以后民人与番民都安定无事，确实没有滋生事端。皇帝批示：看了奏报稍感安慰。既然台湾粮食不再拨运，那么漳州、泉州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应一并考虑。本月，福建台湾总兵马大用奏报：台湾所属地区早稻丰收，晚稻虽受到风灾而稍有歉收，民情安定。皇帝批示：你只奏报民情安定；但对于一切镇静弹压的措施，完全没有奏报，这不是留心海疆的做法。——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七。十二月十三日（丁巳），按照惯例赐给押运士兵渡海内渡时在海上漂没的福建水师营外委千总林际茂、士兵沈智等一百二十人抚恤银。——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八。乾隆二十年 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春二月十七日（辛酉），乾隆帝谕：福建省赴台湾换班以及班满撤回的各兵渡越海洋，偶尔有遇风船只损坏、漂到广东境内获救生还的，按例可以在沿途州、县借支路费、口粮，再从月饷中扣还。朕怜悯士兵渡海的艰难，曾多次降旨免除；但这只是特别恩典，还没有形成常例。他们往返海上遇到飓风漂流，实在值得怜悯！今后这类遭风的兵丁，着查明他们离开福建的远近以及受困的轻重，分别酌量赏给月饷；把它定为常例，以表示体恤的意思。该督立即详细定议奏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等：喀尔吉善奏请赴台湾换班以及班满回内时在海上遇风漂流的各兵分别赏给钱粮一折，朕已经明发谕旨。困难的士兵固然应当体恤，但愚昧顽劣之徒借灾求借、希望获得额外恩典，也不能不防微杜渐。该督的这个意思很对。如今既然命令该督分别制定赏恤常例，这次奏报的台湾协平字等号五船，就照此办理。所有官兵借用过的银两，仍照旧例按数扣还即可。将此传谕该督知悉。——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八十三。夏四月初五日（戊申），乾隆帝谕说：钟音所奏“诸罗县民陈天松等请求免除带征罚粟等项”的奏折，这类追缴罚款罚粮的项目，已经历年很久，本来可以施恩免除。但是钟音现在和该督同在一城，应该会同上奏才对；如今该抚独自为此上奏，是想让众人听见后知道这件事是由于该抚，以此收买私恩、博取名声。钟音刚刚出任外官，如果这样存心，自己踏入这种恶习，将来凭什么承受朕的恩典！着传旨严厉申饬。至于此案是否应当免除，仍着会同该督另行具奏，再降谕旨。——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八十六。二十九日（壬申），任命福建台湾水师副将张勇为狼山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八十七。五月十四日（丁亥），乾隆帝谕说：喀尔吉善奏请将浙江粮道德文调任台湾道一折，已经有旨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德文从前曾任按察使，因为年少不能胜任，所以降职补任道员。如今该督在奏折中称他才干精明、办事强干敏捷，或许他当时任按察使时有所不足，但经过数年历练已经能够熟悉事务，任道员还算称职。只是台湾地处海外、山险偏远，民俗刁悍；监司统辖一方，务必要做到宽严得当，不要因处理失当而张皇滋事。德文到任以后，喀尔吉善应当时时留心考察。将此传谕该督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八十八。二十日（癸巳），谕令：河南布政使员缺，着刘慥补授；福建按察使员缺，着史奕昂补授。——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八十九。六月初八日（庚戌），任命福建台湾道拖穆齐图为山西按察使。

译十二日（甲寅），乾隆帝谕说：喀尔吉善等奏称，诸罗县民陈天松应当追缴的罚粮和折价银两一案，从康熙五十一年起到现在已经数十年，除已经缴清的以外，尚未缴清的粮米、银两所涉及的户名有一半已经无人，实在难以缴完。陈天松等是海外贫苦百姓，因开垦荒地而被追罚，不同于抗拒拖欠额定赋税；而且年代久远，上年台湾所属地区又遭受灾害，情形实在值得怜悯！所有未缴清的罚粮及折价银两，着加恩全部免除。该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九十。二十三日（乙丑），分别缓征福建台湾、诸罗、彰化三县遭受风灾的额定赋税。——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九十一。秋九月初二日（癸酉），免除福建诸罗县乾隆十五年冲毁陷没的田园、官庄一百二十二甲三分所应缴银一百二十七两有余、粟三百一十七石有余；免除台湾、诸罗、彰化三县乾隆十九年遭水灾的田园、官庄二万一百六十五甲所应缴银一千六百六十两有余、粟一万一千七百四十石有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七石〕 十二日（癸未），户部议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上疏称，福建台湾府彰化县水沙连、淡防厅拳头母山一带因为靠近生番，不准百姓居住耕种。如今查明水沙连距离生番三十多里，山路高峻难以越过；拳头母山距离熬酒桶山生番三十里，也并不靠近。所有已经开垦成熟的田园，应当照例征收租税。又经丈量核实，两处埔地共一千一百零四甲有零，土层深厚肥沃，可以开垦成田园，应当一并开垦耕种。将这两处耕种的男女编立保甲，设置隘口防守，并不时进行稽查。皇帝同意了。缓征福建台湾、诸罗、彰化三县乾隆十九年遭水灾田园免税后剩余应征的银五千七百七十八两有余、粟四万四千八百二十九石有余。——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九十六。乾隆二十一年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春三月，江苏巡抚庄有恭奏报：沿海州、县地处偏僻，米商本来就少，米价上涨到三两四、五钱；已经确实查访得知台湾上年丰收，米价平稳下降。请求仿照乾隆十六年浙江省歉收时奉旨暂时放宽海禁的办法，准许台湾商人贩运米粮到江苏，米粮出港时加盖印记，入港时查验数量；到秋收时停止。皇帝批示：这件事有许多不便之处。江苏并不像浙江那样与福建省接界，而且浙江所能运输到的只是福建内地。如今你却想到台湾，海面风候变化无常，远处的粮食不能救济近处；不必说海禁一开就会弊端丛生，即使现在下旨交给有关部门办理，部文传到福建督、抚，再下达到台湾，也将到了秋天。这一定是地方上有这种说法，而你认为这是救灾爱民的举措，朕向来没有不采纳的，所以才这样上奏。却不知道办事应当依据道理、依据实际，不应贪图虚名而做损失多、好处少的事。你初任时或许还有好名之心，如今经历事务已久、看清道理，应该不会再这样做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九。夏四月十一日（戊申），广东潮州镇总兵马龙图与福建台湾镇总兵马大用对调。——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十。二十日（丁巳），免除福建台湾出洋时遭风漂失的督标兵米和谷物一千十九石有余。三十日（丁未），按照惯例，赐给福建澎湖遭风淹死的金门镇左营兵丁唐祈、王吉、吴真、方程等抚恤。——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十一。五月十四日（辛巳），谕旨说：『钟音上奏参劾台湾县令章士凤等牟利剥削商人、放纵囚犯并隐瞒不报的一份奏折，请将知县革职，并将典史一并拿问；但大学士等拟写票签时，却只拟定革去知县章士凤的职务、拿问典史耳孔本。朕询问此事，他们竟说这是票签的旧例。殊不知，章士凤如果只是因疏于防范导致越狱，没有贪污受贿和隐瞒不报的情节，那么监狱本来就是典史专管，自应拿问典史，知县只须按例参处。如今章士凤借购买仓谷之名，私自摊派，赃款累累；对于监犯逃脱，又竟敢隐瞒不报，玩弄法律、纵容奸恶，他的情节和罪责比典史更重，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况且该抚原奏本来就是请将二人一并拿问，章士凤已经在拿问之列；而票签竟然错成这样！假如不是朕指出，岂不是轻重失序了吗？大学士等，交给部议处。』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十二。十六日（癸未），任命修撰庄培因为福建乡试正考官、吏部主事范思皇为副考官。二十七日（甲午），表彰福建凤山县民赵越的妻子严氏守正节义、舍身而死。——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十三。六月二十日（丙辰），调广西布政使德福任福建布政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十五。秋七月初三日（己巳），谕旨：『福建学政一职，着李友棠前往；命他立即留在福建办事，不必来京复命。』 谕军机大臣等：『钟音所奏《台湾斩枭人犯停其传首》一折，台湾远隔重洋，百姓和番人杂居，历来曾发生聚众杀人的案件；等到把犯人解送福建省城审理定罪，虽然已经依法处死该犯，但当地人没有办法受到警戒，所以把首级传送到台湾，使番民看见后心中警惕，各自震动惊惧、互相告诫。不过，这类案件本来并不常有；至于寻常的杀人、盗窃以及枭首示众的犯人，原本不必一律这样办理。可以传谕该抚，今后如果遇到刁民聚众作乱、情节罪行重大，必须传首示众晓谕的，自应照例传送；其余犯人就在省城依法处死，再行文台湾张贴示众晓谕即可。』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十六。九月二十四日（己丑），按照惯例，赐给福建台湾换防时遭风漂没的水师兵陈任、何珩抚恤银。——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二十一。冬十月初二日（丙寅），命原任福建布政使德舒前往巴里坤协助办理粮饷事务。

译初八日（壬申），任命福建澎湖副将林贵为温州镇总兵。——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二十四。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春正月二十八日（庚申），行在户部议覆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台湾、澎湖远隔重洋，各营兵饷先在乾隆十八年经臣喀尔吉善奏准：每年冬末，由台湾府派出文武各员，限定次年正月到达省城，将全年俸禄和军饷从藩库支领，运到厦门；趁春季风势和缓时，配备船只运往台湾、澎湖，储存起来以备发放。只是兵饷中有搭放钱，历年来都由省城经海路运到厦门，与饷银一同渡海运往台湾，往往延误期限；以致陆路运来的饷银在厦门等候，仍有迟到四、五月间才冒险渡海的情况。现在请求将这项钱按数额提前拨付一年，从容地用水路运到厦门，暂时存放在厦防同知库内；等当年台湾、澎湖负责领饷的官员到达厦门后，随同银两一起起运。应当增加准行所请。』奉旨：『依议迅速施行。』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三十一。二月十五日（丁丑），颁发给福建台湾北路副将传敕；这是听从总督喀尔吉善的请求。——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三月初四日（乙未），调广东提督胡贵任福建水师提督。——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三十四。夏六月初二日（壬戌），谕旨：『马龙图着来京听候旨意；台湾镇总兵的缺额，着林洛补授。』 又谕旨：『喀尔吉善上奏说总兵马龙图不称职，朕已经下旨命他来京听候处理。他在任期间的劣迹，仍着等查明后立即据实参奏。至于所请调王无党补任台湾镇总兵一事，王无党为朕所深知，先前因为不能胜任总兵之职，改任銮仪使；后来见他这个人还可以任用，所以补放为漳州镇总兵。但他年纪已经衰老，而且不是水师出身，远渡重洋并非他所熟悉的事务；恐怕在海外险要边疆不太相宜。如果不能胜任，又要再次调动，对营伍没有益处。台湾镇总兵的缺额，已经另行选定人选。可以把这些传谕喀尔吉善，让他知道。』 初四日（甲子），谕旨：『向来福建水师的将领，多任用本地人。这是因为水师与陆路军队的技艺勇力很不相同，不是熟悉海面风涛的人不能胜任；因此势必只能从在当地生长、熟悉当地情形的官员中，酌情选补，以便操练和防守。这些将领既然受到提拔任用，就应当敬畏地遵守体制，慎重履行职守，不得以私情轻视公事。然而他们往往因为所管辖的地方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乡，或者曾经在军队中任职，所属兵民不是过去的朋友，就是同乡的姻亲，彼此一向熟识，于是毫不避讳嫌疑，往来混杂；甚至顾念私情，曲意庇护亲近之人，以致将领和士卒的等级威仪无法分明，营伍纪律不能树立，举止轻慢，做事不能使众人信服。虽然有统辖之名，却毫无顾忌；这对军队关系极为重大。比如近日喀尔吉善参奏台湾镇总兵马龙图徇私、轻亵体制一事，就是明显的鉴戒。今后武职官员到本地任职，务必革除旧习，恪守官府法度，自觉检点约束；约束兵丁，勤加操练。总督、巡抚等都要留心观察，及时警戒提携，彼此规劝勉励；其中放荡失检、不称职的，应立即据实参奏，这样才足以激励武勇、整肃军队，也才符合朕委任官员的本意。』 着将这些内容通行晓谕，使其知悉。十三日（癸酉），谕旨：『……浙江提督的缺额，着胡贵调补；所留下的福建水师提督缺额，着马大用补授。』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四十。秋七月十七日（丁未），谕旨：『闽浙总督的缺额，着杨应琚调补，迅速前往新任。』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四十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辰），谕旨：『据新柱复奏《遵查总兵马龙图不职折》中说，马龙图到任一年，从来没有收受属员馈送，而且查禁革除陋规尤其严厉，确实没有操守不清的地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喀尔吉善和马龙图有什么嫌隙，为什么要以劣迹参劾他呢？这显然是副将黄良因为喀尔吉善已经去世，没有人可以对质，所以故意代为徇私隐瞒。新柱没有加以详细查察，受到蒙蔽，这份复奏不足为信；着传谕杨应琚，将马龙图在任期间的劣迹尽心访查，据实复奏。』不久，杨应琚奏报：『该总兵籍贯隶属潮阳，所属兵民中有他的姻亲、朋友，交际往来，体制上未免轻慢亵渎；至于操守一项，尚未听到有什么非议。现在承蒙圣恩，命他回台湾任原职，等该员来到福建，臣立即当面告诫他，务必革除旧习，恪守官府法度；如果不遵从改正，查实后严厉参奏。』皇帝知道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四十九。十一月初八日（丙申），调福建台湾镇总兵林洛任海坛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五十。十二月十四日（壬申），赈济抚恤福建台湾县遭旱灾的贫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五十二。乾隆二十三年。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春正月二十五日（壬子），谕旨：『……广东巡抚，着钟音调补；周琬，着调补福建巡抚。』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五十五。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庄培因提督福建学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五十七。三月二十一日（丁未），谕旨：『周琬现在丁忧，福建巡抚的缺额，着吴士功补授。吴士功尚未到任之前，巡抚印务着杨应琚兼管。』 二十八日（甲寅），谕军机大臣等：『吴士功已经奉旨升任福建巡抚，陕西巡抚的缺额，命钟音调补；并命吴士功等钟音到陕西之后，再前往福建赴新任。』

译本月，闽浙总督杨应琚奏报：『酌情制定防范台湾的事项：一、台湾百姓开垦耕种，侵越熟番的地界；应查明所挖沟渠，划清界限。一、熟番通事、社丁，担任这些职务的多是外来的游民，机巧多变，滋生祸患。近来熟番有一半通晓汉语，请立即在番社中选任；番社偏远、没有通晓汉语的人，就酌情留下可靠稳重的汉人，仍须结具文书报告，由地方官查察。一、采办战船木材的工匠，一名大匠进山往往带着许多小匠，滥伐木材；应当按照每年所需木材的数额核定工匠名额，命当地厅、县发给印照、腰牌，严格加以管束。一、遣送水上人犯，按例应递解回原籍，不许偷渡；近来很多人被递解到鹿耳门后便潜藏居住，而且还有到了原籍后又偷渡的。请今后命地方官把案件原由备文说明，派台防同知查验，配备船只押送回原籍；并命原籍官员用公文回复原来递解的衙门，存案备查。人犯起程后，长久没有收到原籍回文的，就移文追究。另外，人犯偷渡，多充当横洋船的水手；这种船每只只需舵工、水手十四名，按例却准许二十多人，请裁减到十四名为限。』奉旨：『都是应当实行的事情，就按所议施行。』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五十九。夏四月二十二日（丁丑），免除福建台湾县乾隆二十二年各则田地因旱灾应缴的赋税。——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六十一。秋七月初六日（庚寅），免除福建台湾府所属台湾县因旱灾受损民田应征的米四千四百九十石有余、匀丁银三十两有余。——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六十六。九月初九日（壬辰），兵部议覆：『闽浙总督杨应琚奏称，福建台湾镇远隔重洋，统辖一十五营，水陆军队相兼，百姓和番人杂居。南澳镇左营隶属福建、右营隶属广东，并统辖粤东澄海、海门、达濠水师各营。这两个镇，请仍注明为最要缺。海坛镇内护省会，外控制海洋，右边连接金门，左边连接烽火；金门镇内捍卫泉州、厦门，外部控制台湾、澎湖，是海船经过的地方。这两个镇的地势也很险要；只是所统辖的本标二营事务较少，请都改为要缺。浙江定海镇孤悬海中，海上巡防区域辽阔；南面通达福建、广东，北面到达江南、山东、直隶、奉天等省，实在是上下巡逻侦察的枢纽。所辖水师营五个、陆路营二个，请仍注明为最要缺。黄岩镇背靠山岭、濒临海滨，宁波、绍兴、温州、台湾的巡哨相互联络；温州镇上接黄岩，下通闽海，所辖玉环一营是海洋门户。这两个镇营务虽然繁多，但边界连接内地，请都改为要缺。』都应准许所请。皇帝听从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七十。二十七日（庚戌），赏赐抚恤福建南澳镇左营因公前往台湾、途中遇风淹死的兵丁银两。——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七十一。冬十月十二日（乙丑），闽浙总督兼管福建巡抚杨应琚上疏报告：乾隆二十二年福建侯官、古田、淡水等厅县开垦屯田一百一十八顷三十亩有余。——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七十二。本月，闽浙总督杨应琚、福建巡抚吴士功等奏报：『福建漳州、泉州二府上年收成歉薄，今年又遭受局部灾害，明年春天应当预备百姓的粮食。查上年奏准拨给台湾府所属仓谷十五万石、浙江省温州、台州二府所属仓谷十万石，命漳州、泉州二府的富裕商民到仓中买粮，百姓因此不缺粮食。如今延平、建宁、邵武、福宁等府年成丰收、米价低廉，各仓中有很多陈谷；请拨出十五万石，命漳州、泉州二府的商民购买。所得谷价，等来年秋收后买粮补还仓储。』奉旨嘉奖。——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七十三。十二月癸丑朔，赈济福建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今年遭受风灾的饥民，并缓征新旧钱粮。——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七十六。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春正月十四日（丙申），任命福建粮驿道顾济美为四川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七十八。三月十二日（壬辰），谕旨：『杨应琚现在浙江，着他迅速来京，有事情交办。他所掌管的闽浙总督印务，着杨廷璋暂时代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八十二。夏四月初八日（戊午），谕旨：『闽浙总督的缺额，着杨廷璋补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八十四。十九日（己巳），免除福建出洋时遭风漂失的兵米和谷物一千四百七十石有余。——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八十五。五月初二日（辛巳），任命福建台湾北路协副将编柱为汀州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八十六。六月十五日（甲子），任命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鸣盛为福建乡试正考官、御史胡泽潢为副考官。——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八十八。闰六月初八日（丙戌），免除福建台湾、凤山、诸罗三县乾隆二十三年晚禾因风灾造成的赋税。初九日（丁亥），命翰林院侍讲学士汪廷玙提督福建学政。十二日（庚寅），谕旨：『据杨廷璋上奏说，福建水师提督马大用现在患病，行动勉强，一时难以离职，请求解除其任职。马大用准许解除职务，调养治病；病愈之日，来京听候旨意另行任用。福建水师提督的缺额，着马龙图补授。林洛，着调补台湾镇总兵。』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九十。

译十六日（甲午），福建按察使史奕昂奏报：『漳州、泉州二府建有府监，收禁的不过是解送到府审理、转解的犯人，空房很多；龙溪、平和、漳浦、晋江、同安五县监狱中的犯人多到一百多人或几十人不等。请将各县收禁的台湾府属重犯提解拨送到各府监狱收禁，责成司狱负责防范。』奉旨：『很好，按所议施行。』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九十一。秋九月十一日（戊午），调广州将军舍图肯任福州将军，任命福州将军新柱为正蓝旗蒙古都统。——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九十六。冬十月十五日（辛卯），福建台湾镇总兵林洛与浙江黄岩镇总兵黄士俊互相调任。——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九十八。十八日（甲午），调福建海坛镇总兵甘国宝任台湾镇总兵，调浙江黄岩镇总兵黄士俊任海坛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九十九。十一月十一日（丁巳），谕旨：『各省绿营千总，旧例以六年俸满为限，届满离任。这和从前武职中的大衔、小衔一样，都是陋习。如果说这样做专门是为把总开辟升迁阶梯，那么今天年满被罢斥的人，就是前一天由把总拔擢补用的人，难道他在未满六年以前还较好，却突然在满六年以后变坏了吗？而且听说有人情愿一直担任把总，也不愿担任千总，以致六年以后就被革退。况且守备缺额出现后，多从千总中推选任用；这样把总、外委本来可以按次序逐步升迁，怎么会造成壅滞？今后各省绿营千总任职六年，着总督、提督等秉公甄别。应当保举的，送交吏部引见，命其回任等待升迁；如果年老力衰、庸碌无能，就奏明令其退休。其余仍留在原任，归入下一次再行甄别，像教官一样。但不得稍有姑息，使不肖的武官得以滥竽充数、长期任职。至于应当怎样甄别、按年汇总奏报，着该部详细议定后具奏。』不久议定：『各直省绿营千总六年俸满，命总督、巡抚、提督详细加以考验；其中人才、弓马技艺和年龄精力足以保送的，发给咨文送吏部引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升〕 曾经出兵作战的，发回原任，等本省有缺额需要题补时，拣选后题补；没有出兵作战的，发回原任，归入吏部双月、单月应选班次，按次序铨选。年龄精力尚未衰退、弓马技艺还可以的，仍留原任；庸碌低劣、年老衰迈的，勒令退休；于年底分别汇总奏报。至于回任候升尚未升用，以及留任后又满六年的，仍按前例甄别。又，臣等查明各类千总中，原来按俸满离任的，都请一体办理。各省水师俸满千总以及贵州省苗疆俸满千总，也请照例甄别，保举送吏部引见后，发回原任候补。又，直隶捕盗千总在三年内没有盗案的，仍命总督照例声明题补；再满三年俸满，送吏部引见，也免于开缺。台湾三年俸满的千总，在引见后发回本省题补以及候推的，都命其调补内地，等待升迁。又，河营千总六年俸满，按例不送吏部，留在工地等待题补；仍命总督一体甄别，免于送吏部，也不必开缺，都归入年底汇总奏报。又，满洲人补放绿营千总，已经停止；现在满洲千总没有几人，等六年俸满后照例出具考语，咨报吏部开缺，于年底汇总办理引见，或者仍命他们在京原处当差，或者另行录用，听候旨意施行。又，出旗为民、另记档案的骁骑校调补绿营千总，已经奏明停止其升迁转任。到六年俸满时，人才、弓马技艺尚可的，仍留原任；衰老庸劣的，勒令退休。』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本月，闽浙总督杨廷璋奏报：『台湾、厦门之间的商船，禁运米粮的规定非常严格。台湾米多，担心谷价低贱妨碍农业；漳州、泉州产米少，担心谷价昂贵使百姓受害；这既便利奸商囤积，也助长偷运漏税。请酌情放宽米禁，专门准许横洋船每船携带米二百石，谷物加倍；规定进出口的关口，责令文武官员严格查验，不得偷运到外国，也不得资助岛上盗匪。违犯者拿获究治。』奉旨：『这就是所谓因地制宜，按所议施行。』 又奏报：『杭州、嘉兴、湖州遭受局部灾害，米价昂贵，台湾米可以通过海运运来。现在北风正起，请先从福州、兴化、泉州、宁德四府所属靠近港口的地方拨出仓谷十万石，传谕浙江商人买运粮食出售以救济灾民；仍命台湾所属按数拨发，等南风起时，运入内地补还仓储。』奉旨：『很好，按所议施行。』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一。乾隆二十五年。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 ○）春正月，福建按察使署理布政使史奕昂奏报：『福建各地所属仓斛，由藩司督制后分发。只是木质有坚硬、柔弱的差别，使用多年后，常常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暗中发生增减；而且受潮气蒸熏，容易滋生霉菌蛀虫。把斛送到省城校验，往返路途遥远。台湾远隔重洋，尤其难以查核。请按照部颁斛式，铸造铁斛十二分，发给福州等十二府、州。凡是所属厅、县的仓斛，责令每年春秋就近校对；所辖道员盘查府库仓斛时，也就在府中平准检验，藩司仍不时稽查。』上报让皇帝知道。——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五。夏五月十六日（己未），任命侍讲学士周煌为福建乡试正考官、户部员外郎毛燮为副考官。二十一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据实麟等奏报《巡台湾营伍》的奏折中，有关于兵丁和番目等人捐资赏赐的说法。科道官巡视台湾时酌量给予奖赏，如果这是旧有成例，难道竟然没有可以支用的款项吗？难道御史等人会从京城携带银两，到那里购买烟、布来准备捐作赏赐吗？着传谕杨廷璋、吴士功等查明，历来这类赏赐需要怎样酌量支用公款？还是该御史所定的养廉银中本来就已经酌计，足以从容支用，临时又是怎样预先准备、分别赏给的？一并详细确实查明，据实奏报。』

译二十五日（戊辰），福建巡抚吴士功奏报：『滨海渔船出没的地方，就是盗匪潜藏踪迹的窝薮。谨慎酌议规条如下：一、渔船到县里领取执照，以及商船改换为渔船时，先命船户取得族人、邻居和澳甲出具的保结，再命船户出具舵工、水手保证书，保证不敢充当盗匪，并由十条船互相联保；如果有一条船充当盗匪，船户治罪，其余船只连坐；澳甲不首报的，一并严惩。一、渔船春季、冬季出入海口，本来有规定期限；由于没有确定查报办法，往往在海上逗留。今后遇到先进入港口的船，就要查明尚未返回的各船现在何处；如果到了期限还没有回来，就禀报地方官沿海查找。澳甲隐瞒不查、不报的，一并治罪。一、渔船回到港口时，如果携带货物，应命其在购买货物的地方领取单据，以便查验，杜绝来路不明。一、福建省商船、渔船过去只在船头编刻字号；现在应当在船樯上也一并编刻“福建省某府州县某号，船商、渔户某人”的字样，船只到处都容易查验。』奉旨：『立法可以说很详细明白，实行时尤其应当切实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十三。秋七月初三日（乙巳），谕旨：『……甘肃临洮道的缺额，着苏凌阿调补；所留下的福建粮驿道缺额，着朱珪补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十六。八月二十三日（甲午），吏部议覆：『贵州按察使彰宝奏请苗疆杀人、盗窃等案件停止展限办理一折，臣部已经行文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甘肃等省，以及山西归化、福建台湾、广东琼州等边远地方，询问能否照贵州的办法办理，并命各督、抚详细议论。现在据各督、抚回奏：苗疆的苗、猺、夷、獞很早就知道奉行法律，承审案件不便仍旧展限；而且内地定例，解送审理的犯人原本准许扣除路程期限。现在苗疆既然按照内地规定不准展限，请一体扣除路程期限。』准许按所请办理。本月，闽浙总督杨廷璋分条奏报《清理核定台湾所属边界，酌定章程》：『一、台湾府彰化县沿山的番界，近年来侵占开垦逐渐逼近内地，生番逃出为害。现在据该镇、道勘查明确，在车路、旱沟之外，各有溪沟、水圳以及外山山根，可以作为长久划定的界限。与溪圳不相连接的地方，就挖掘深沟，堆筑土堤作为界线。至于淡防厅一带，从前原定以火焰山等处为界，只是在生番出没的险要关口立石作标志，其余地方也没有划清。现在酌量各处地势险要，就以山岭、溪流为界；没有山溪的地方，也一律挖沟堆土，以划分界限。一、彰化县各处越界开垦的田园，新、旧界以内共有二十处；有的是社番自行开垦，有的是交给百姓开垦、收取租税，番民都相安无事。如果设置官庄，那么土地全部归官，番民就会失业；自应遵照乾隆十一年的例子，归还番人耕种管理。以各社通事、土目担任管事，以各垦户作为佃人，分别缴纳租税；仍命各通事、土目把每年收取的租谷以及缴纳的课银数目分别造册，以备查核。一、淡水、彰化二属划定新界以外的田园、埔地，全部退作荒埔，归还番人管业，不许汉人开垦。』 『至于淡水厅所属拳头母山等处逼近生番，时常出来扰害，已经导致佃户逃散、田地荒废；应征收的粟米都应按数额免除。尚未开垦的埔田，命各业主、佃户限期三年开垦，登记纳税。一、淡水、彰化二地沿边的要隘，过去一直派番丁把守。现在划定界限以后，新辖沿边总共应设置隘寮十处，派拨熟番二百一十七名；淡水一带总共应设置隘寮一十八处，派拨熟番七百二十名，加强谨慎防守。番丁的口粮，彰化所属就从该社番人的租谷中拨给；淡水所属过去没有租谷，查各社番人空旷埔地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开垦，应命查出后申报开垦，以供给隘丁口粮。仍命管辖此地的巡检和附近汛地的武官，在划定界限的各处严密巡查。』奉旨：『阅览奏折，全部知道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十九。九月初五日（丙午），闽浙总督杨廷璋奏报：『查台湾北路左营石榴班汛的林圯埔地方，向内通往水沙连番社，中间隔着大溪，向外通达触口。从前因为内地偏僻，行人稀少，所以只在石榴班设置汛地防守，该地没有议定设置汛防。近来人口逐渐稠密，商人往来不断；奸匪因此潜藏，抢劫盗窃时有发生。应请在林圯埔地方增设塘汛，即从石榴班汛拨兵十名、从盐水港汛拨把总一员驻扎巡防。』交部议定施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二十。冬十月十一日（壬午），任命福建按察使史奕昂为广东布政使，广西苍梧道富明安为福建按察使。十五日（丙戌），兵部议覆：『闽浙总督杨廷璋奏称，台湾北路左营林圯埔地方偏僻，请增设塘汛；从盐水港汛拨外委一员驻扎，从石榴班汛拨兵十名，并估计建造营房。应准许所请。』皇帝听从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二十二。十一月十八日（戊午），免除福建凤山、连江二县乾隆二十四年因水灾冲毁、塌陷的地亩应缴赋税。本月，福建巡抚吴士功奏报：『台湾府所属审理杀人、盗窃案件，按旧例限十个月办结；臣先前奏请杀人案件酌情减少两个月、抢劫盗窃等案件酌情减少三个月，已经经部议准许。但杀人、盗窃案件既然已经减定期限，那么承办缉捕、追捕、查验、勘验、修理、营造以及盗案疏于防范等事务，都不便仍按旧例扣除期限。查承审杀人案件既减少两个月，那么凡最初参办的承缉、承追、承变等案件，请一律减少两个月，限八个月办结；承审抢劫盗窃杂案既减少三个月，那么盗案越狱疏防以及承查、承修、承造等案件，请一律减少三个月，限七个月办结。』奉旨：『好。』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二十五。

译十二月，调任福建金门镇总兵游金辂奏请入朝觐见。奉旨：『现在任用你为台湾总兵，就应当迅速前往新任。这是最重要的地方，一切都要努力。』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二十七。乾隆二十六年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春正月十七日（丁巳），任命福建台湾镇总兵甘国宝为福建水师提督，调福建金门镇总兵游金辂为台湾镇总兵；任命福建澎湖协水师副将谈秀为金门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二十九。二月十五日（乙酉），兵部议定并批准：闽浙总督杨廷璋上奏说，台湾、澎湖两地的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自从改例后任满二年便报请调回内地；各官认为任满二年很容易，难免希望尽快得到替代人员，因此难以整顿营务。请按照镇、协大员及文职官员的例子，仍定为任职三年，任满后保奏调回内地，等待升迁。皇帝同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三十。夏四月十二日（辛巳），广西按察使曹绳柱与福建按察使富明安对调。——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三十四。五月十二日（庚戌），吏部议覆：闽浙总督杨廷璋等奏称，台湾府所属凤山县的阿里港在县治东北五十里，南距万丹二十余里，北面通往台湾县的罗汉门，东面连接傀儡山，逼近生番；而且那里聚集了流民，抢劫盗窃频繁发生。诸罗县的斗六门又与彰化县的虎尾溪接壤，连接石龟溪等四十三庄；一向多有游荡盗匪出没，距离县治遥远，都需要设置专员。查凤山县县丞驻扎万丹，那里百姓淳朴、事务简少，请移驻阿里港。又，台湾县所属新港司巡检驻扎郡城，只负责盘查海口小船进出，并没有巡防地方的职责，请移驻诸罗县斗六门，管辖石龟溪等四十三庄。查验船只的事务，责成台湾府经历兼管。至于阿里港、斗六门应当修建的衙署，现有万丹、新港的旧衙署已经足以估价改造后迁移，不必另行动用经费。均应按所请办理。皇帝同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三十六。十六日（甲寅），谕令：杨廷璋奏请把浙江玉环营水师参将陈启灿升任福建台湾水师副将一事，兵部议覆说，奏内既然称为跨省升用，便有碍于成例，应当不必再议。朕又查看夹单中列出的外海水师人员，原本有陈启灿的名字。陈启灿既然能够列入夹单请求任用，可知他并不是一定不能任用的人。该部办理此案，意在遵守成例，事情却自相矛盾；又不把原委详细说明，实在不对。即使吏部一向对文职人员议准或驳回，也不免有拘泥成例、处理相互矛盾的地方。今后遇到这类奏请任用、调动而确实人地相宜的人员，应当酌情据理，明确作出决定，不得遇事固执拘泥。即使说要遵守成例，也应说明两方面的理由。陈启灿已依照该督所请，准予升任台湾水师副将。仍将此谕令吏部、兵部知悉。二十日（戊午），谕令：……福建巡抚吴士功，革去职务。又谕令：定长任福建巡抚。在定长到任以前，巡抚印务由杨廷璋暂时兼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三十七。秋七月二十九日（乙丑），兵部等部议定并批准：闽浙总督杨廷璋上奏，福建澎湖水师左营战船前往台湾运送兵米时，在海上漂没，应免除赔偿；漂没的兵丁程廷宏等二十二人，依照惯例发给祭葬银。皇帝同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四十一。冬十月二十六日（辛卯），户部等部议覆：闽浙总督杨廷璋奏称，台湾百姓搬运家眷期限已满，酌定各项防范措施：一是船主、澳甲应严加治罪。查明偷渡出海，从厦门大担口正路出海的，多是船主、舵工冒充水手，招募没有执照的人私自前往；从青屿、浯屿、槟榔屿等小路出海的，是客头先在海澄、龙溪等县招集小船，从石玛偷偷驶出厦门，再搭载大船。请今后遇到查获招揽装载的船只，将各船户按照客头包揽人员过台湾的条例办理，为首者发往边卫充军，从犯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并追究原来担保的澳甲及开设客店、提供住宿的人，一律枷号杖责。一是失察偷渡的处分应当确定。查台湾所属淡水厅以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所管辖的各小港，都是进入台湾的便捷通道。今后如果捕获犯人，就追查其出入港口，将失察的主管文武官员，按照议处本籍地方官的条例，核实数目后查参。一是捕获犯人的奖赏应当优厚。原议在海上捕获十名以上犯人，赏银二两。今后请增加到四两；每超过十名，按数目递加。如果尚未出海，被其他汛地的兵丁、澳甲查获，奖赏减半。均应按照所奏办理。对于目前已经过台湾的户口，该督立即命地方官编入保甲，予以安置、管束；仍将搬运期限已满、停止搬运的原因晓谕民众，严禁私自渡海。皇帝同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四十七。十一月初六日（庚子），缓征福建淡防厅所属拳头母山乾隆十九、二十、二十一等年尚未完纳的应征供粟二千五百石有余。——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四十八。本月，闽浙总督杨廷璋奏称：水师战舰的关键，全在于舵工是否得当。现对各营舵工进行甄别，选择能够驾驶赶缯大船、熟悉沙线礁路、屡次往返澎湖、台湾而没有差错的，列为优等，增加发给一份战粮；外委有缺额时，准许参加考试拔补。只能驾驶艍■〈舟古〉小船、年龄和体力稍强的，列为次等，依例发给舵工薪饷和炊粮；仍不时提调考验，如果奋勉进步，拔入优等并发给战粮。对于年老体衰、驾驶生疏的，分别淘汰革除，降为副舵工学习，不发给舵工薪饷和炊粮。并请今后舵工年过六十岁一律淘汰，不准留恋职位继续充任。皇帝批示：很对。

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四十九。乾隆二十七年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春二月，护理福建巡抚印务的布政使德福奏称：福建修造战船，自交给营伍使用之日开始，三年进行小修，再过三年进行大修；再过三年，虽然按期限应当拆造，但如果查验后认为还可以修理，仍只准再大修一次，这与山东目前办理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是到了小修、大修期限的船，过去只等满三年，该营便驾船交给厂员，依例估价上报，从来没有请求延期修理的。请今后凡遇到应当修理的期限，由各镇、协、营查验；船只如果完好，不得因为年限已满便交厂，应命该营再驾驶一年，期限满后另行查验。如果擅自交厂，或厂员互相勾结请求修理，应予参劾处分。皇帝批示：照议办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五十五。夏五月二十一日（甲寅），谕令：杨廷璋等此前奏报，台湾换班兵丁经过诏安县时，有人讹传官兵追究陈作、赖石等旧案，居民惊疑迁避；当即传旨，命该督、抚严密缉捕首先散布谣言的犯人，以警戒刁恶之徒，不得牵连太多人员。但查办已经很久，首犯仍未捕获。朕又担心地方有司夸大此事，必然牵连无辜，因此详细传谕，命他们不必过于严厉地追查，以免反而增加骚扰。如今据该督奏报，只请求将知县冯禾、游击章奏功交部议处，这只是拘泥于通常的定例；却不知道本案要犯迟迟未捕、漏网逃脱，正是冯禾等县官实在有所导致。地方上有这类不法之徒首先制造谣言，事情刚发生时，有司如果能够迅速查捕，自然可以查出线索；但他们因循怠误，使狡猾的犯人踪迹日益遥远、难以查明，案件文书不能迅速结案。而他们又只以承办缉捕迟延为由，轻轻地交付吏部议处，哪里足以显示惩罚！冯禾、章奏功都革职，仍命该督等将他们平日任官的表现如何，写出考语，送交吏部引见。道员杨景素、知府蒋允焄驻地离事发处很近，是冯禾等人的专管上级；他们没有一面具文禀报、一面督率所属官员立即严加缉捕，罪责也难以逃脱。交吏部严加议处。——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六十一。闰五月癸亥朔，福州将军舍图肯调任盛京将军，广州将军福增格调任福州将军。十五日（丁丑），任命翰林院侍读学士秦大士为福建乡试正考官，御史毛辉祖为副考官。——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六十二。二十二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据杨廷璋等奏报，台湾淡水营兵丁郑峨等藐视法律，聚众捉拿并殴打同知衙役，目前已严令该镇、道逐一查明，押解到省，重新审定罪名等情。台湾是海外重要地区，营中兵丁竟敢抗拒官府、挟制官员、聚众捉打，严重违犯法纪！而且十三名衙役都受了重伤，可见他们肆意逞凶，必定不止郑峨等五人。应当逐一追查，不能让犯人漏网。并立即在当地将犯人正法示众，使愚顽之徒知道受到惩戒；如果在省城结案，当地人只是远远听闻，终究不如亲眼看见更能警惕畏惧。郑峨等犯人如果已经解到省城，自然不便让他们远隔重洋再押回去；如果尚未起解，该督、提立即选派大员前往，会同该镇、道严加审讯，追查党羽恶徒，从重分别定罪，在台湾当地正法并枭首示众。这类凶徒即使有多处、数人，按情理和法律也属适当。今后如果遇到这类案件，都立即在犯罪地点审明办理，不必远途押解。将此谕令杨廷璋等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六十三。六月初十日（辛丑），谕军机大臣等：今天游金辂奏报台湾雨水情形的奏折，对兵丁郑峨等聚众殴打衙役一事竟没有提及一句。朕以为或许该总兵先已具折，而兵丁等后来才生事。等检查杨廷璋的奏折，才知道他说是五月初一日接到台湾镇总兵游金辂等的咨文禀报；那么游金辂封发奏折时，此案早已被发现了。总兵承担镇守一方的重任，地方发生事情，就应据实奏闻。何况管辖兵丁尤其是他的专责；台湾一镇孤悬海外，更与内地不同。如今游金辂对这类事件只是用咨文禀报督、提便算了事，而在奏折中竟然一句也不提，完全不知道总兵等镇守大员职掌所在；如果是因为兵丁闹事恐怕影响考核，不敢直说，那么见识就更加鄙陋了。至于雨水情况，不过是地方大员随时陈奏的事情；游金辂却专门把这件事郑重上报，难道就认为这样可以塞责吗？游金辂传旨严加申饬。——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六十四。秋九月初三日（壬戌），谕令：各省学政现在任期届满……福建学政，派纪昀前往。——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七十。乾隆二十八年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春三月十六日（癸酉），闽浙总督杨廷璋奏称：台湾孤悬海外，奏准由内地代为捐买粮食，收集后运往台湾储存；目前规定的数额已经全部完成，请求停止办理。交有关部院知道。——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八十三。夏四月初八日（乙未），福建巡抚定长上疏报告：侯官、古田、屏南、永福、南安、浦城、霞浦、福安、漳平、龙岩、福清、莆田、同安、南靖、宁德、惠安、长汀、凤山、彰化、淡防等二十厅州县，乾隆二十六年劝导开垦田地、山园七十五顷二十八亩有余；凤山县劝垦官庄田园二甲九分有余。免除福建南安、建安、凤山三县被水冲毁的田园地三十四亩有余，以及淡防厅没有征收到赋税的田园三百十九甲有余的额定赋税。——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八十四。五月十五日（辛未），任命福建按察使曹绳柱为广东布政使，湖南驿盐长宝道淑宝为福建按察使。

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八十六。二十四日（庚辰），曹绳柱补授福建布政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八十七。秋八月二十八日（壬子），任命福建按察使淑宝为甘肃布政使，福建粮驿道朱珪为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九十三。冬十月十六日（己亥），谕令：据杨廷璋参奏台湾镇总兵游金辂贪污渎职，请求革职审讯定罪一事，实在公正明确。游金辂及都司张廷显都革职；他们贪污渎职的情由以及奏款中涉及的犯证，交给该抚一并严加审讯，定罪后具奏。调福建海坛镇总兵杨瑞为台湾镇总兵，调广东提督黄仕简为福建水师提督。二十一日（甲辰），兵部议定并批准：闽浙总督杨廷璋奏称，标营学习世职人员以及澎湖、台湾任满的把总、候补千总和分发候补千总的武举，都应按照缺额次序轮流咨文补用。但无心进取的人可能认为缺额次序已有定数，便不肯练习技艺武勇；请在甄别任满千总时，一并甄别这些人员。对衰惰者立即令其休退并报部，使留在标营的各员有所警策和努力。皇帝同意。二十三日（丙午），任命江西按察使颜希深为福建布政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九十七。十一月二十六日（己卯），皇帝下谕说：“任命杨廷璋补任大学士，仍留任闽浙总督。”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九十九。十二月十三日（乙未），谕令：……福州将军的职位，派明福调补。——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乾隆二十九年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春正月二十一日（癸酉），任命原任福州将军福增格为熊岳副都统。——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三。三月初三日（甲寅），福建水师提督、一等海澄公黄仕简奏称：厦门是商船云集的港湾，只担心匪徒出没滋事以及夹带禁物、偷漏税款，所以设置关部稽查，由同知察核，并轮流派武职官员巡逻，防范已经极其严密。但是臣留心调查访问，得知该关对进出各船，不论内地船还是外洋船，每船都强行收取数额不等的番银陋规；文武衙门还分头瓜分收受。应请简派大员赴福建彻底查办。皇帝批示：看到奏折十分欣慰。你可知道感恩，朕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夏六月二十四日（甲辰），谕令：杨廷璋目前交吏部严加议处，解除职务，来京等待旨意；苏昌调任闽浙总督。——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十三。秋七月辛亥朔，谕令：此前黄仕简参奏厦门洋船陋规，其中说总督每年收受银一万两、巡抚每年收受银八千两等。朕认为，在如今法纪严明的时期，督、抚承受皇恩深重，怎么会任意贪婪到这种地步？如果属实，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也一定要重治其罪。但不能不彻底追查，以核实真假，所以命舒赫德等前往据实查办。后来据舒赫德等多次奏报，提督所参奏的一万、八千两陋规之说，都是子虚乌有；可见杨廷璋等还不至于罔顾朕任用他们的体面，肆无忌惮。至于购买燕窝等物，定长只是沿用旧例，按价给钱；而杨廷璋除此之外，又命属员垫钱购买人参、珊瑚、珍珠等物，只按所列的平价发给钱，导致属员添价垫买，成为贪收陋规的借口。杨廷璋失职并辜负皇恩，罪责实在难逃！不过，这类陋习料想并非只有福建一省如此；其他省份幸而没有败露，也姑且置之不究。现在既然审讯取得确实证据，怎么可以不予以严厉惩罚！杨廷璋任封疆大吏以来，还能尽心办事，所以朕选用他为大学士，仍留任总督。可是他不能端正自身、率领属员，导致属员逐渐巧妙逢迎、借机欺骗掩饰；他不仅不配作为封疆大吏的表率，即使让他回京任职，又有什么脸面再列于内阁呢？姑且念及他多年出力，年老体衰，不忍立即排斥他；加恩赏给散秩大臣的职衔，来京效力。定长本来没有大的过错，从宽留任。——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十四。八月二十日（己亥），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与广东提督吴必达对调。——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十七。九月十一日（庚申），谕令：御史李宜青陈述台湾事务的奏折，所奏各项应不应该实行，暂且不论；但他的用意取巧、器量狭小，已经大大失去言官的体统。该御史奉命巡视台湾，地方事务本来都是他职责所在，不能推诿。况且同去巡视的满、汉两名官员，考核本来是一体的；凡是见闻所及，理应同心商议，联名上报。即使意见有差异，也应据实说明，另行专折奏请。然而李宜青在台湾时既没有同另一位官员商议，回京复命时也没有听说提及此事；直到任期结束已久，才把这件事当作独自掌握的秘密，罗列出来显示自己的长处。他想靠提出建议博取名声，存心如此鄙陋，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吗？这种伎俩，难道还可以把试探皇帝当成得计吗？李宜青传旨申饬。至于他所请求的各项，也不必因为厌恶其人便废弃其言，仍交有关部议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十八。冬十月十一日（己丑），任命福建台湾道余文仪为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二十。二十九日（丁未），命修撰王杰提督福建学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二十一。乾隆三十年

译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八五）春闰二月十六日（壬戌），谕军机大臣等：苏昌奏请增加福建盐价，驻行在的户部议称，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难以凭空判断；杨廷璋长期任闽浙总督，对盐务必定熟悉，请交杨廷璋妥善议定后复奏。已经按户部议议办理了。福建盐务如果确实存在成本不足、难以销售的问题，杨廷璋在福建任职多年，为什么没有筹划办理？苏昌到任不久，对地方各项事务恐怕还未必能真正了解。所奏是否属实，实在难以预先断定。定长任福建巡抚多年，对该省当前情形一定了解确切。如果商人力量困乏、运输销售困难，自当周密筹划妥善办理。而且钱价随时涨落，盐价难道能因此屡次增减吗？何况仓促提高价格，会不会扰累百姓，也不能不仔细斟酌。传谕定长，将商盐的实际情形以及如何妥善办理之处，就你所知道的立即复奏。若苏昌是想沽名钓誉，急于上报以博取众商感激称颂，也要据实具奏。定长昨天因杨廷璋一案受到牵连，朕已经加恩宽免；这次交给他查办的事情，如果稍微存有袒护顾徇、模棱两可的想法，就一定不能再曲意宽贷了。将此密谕告知定长。随后定长奏称：福建盐务在雍正元年曾裁革盐商，全部归官府办理。后来又题准，除长乐、福清、晋江、同安四县由官府办理外，其余都招募商人运输销售，先缴完课银，再分配盐斤。近年由商人办理，已经相当困窘。乾隆二十八年，商人呈请提高价格，前任总督杨廷璋酌情准许每担增加运输损耗盐五觔。上一年又有人请求继续增加，督臣苏昌准许建宁、光泽、邵武三帮增加运输损耗盐七觔，不补给钱水；其余各帮，则在原定售价基础上，每钱一文增加补贴钱水九丝七忽有余。如今苏昌奏请增加盐价，不知是在钱水补贴之外又请求加价，臣无法预先判断。查雍正十一年题定，在各商成本之外，每觔准许获利一文；至今三十多年，本钱已经增加，获利自然减少。请按一文的数额减半增加；命全省各帮都按照现在的售价，每觔加收五毫，不必增加钱水，也不准再增加运输损耗盐。泰宁一帮，近来因溪河淤塞，民间愿意增加挑运脚费，请每觔加收一文；溪河重新疏通后，仍只准加收五毫。至于官运的四县，不必议定增加。皇帝批示：所奏很公允。因为这是询问总督的事情，这份奏折不公开发布，秘密命有关部院酌情采纳议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三十一。夏五月初三日（丁丑），谕令：巡视台湾的御史，先前已经降旨每三年选派一次，事务办完立即回京，不必留驻等待接任者。现在想来，那里已有道员、总兵等大员驻扎，所有地方事务都可以随时办理；而且历来巡察御史在那里也没有听说提出过什么建议，本来就是有名无实。如果立即裁撤，地方官可能因为远隔海洋、无人稽查，日久不免松弛，这种流弊也不能不防。今后到了三年应当选派的期限，有关衙门仍按例奏请，或暂时停止派遣，或隔数次之后再派员前往巡查，等朕随时酌情办理。盛京等五处轮班选派官员稽察，也照此例办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三十六。十六日（庚寅），任命侍讲谢墉为福建乡试正考官，御史毛辉祖为副考官。——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三十七。秋八月十一日（甲寅），兵部议定并批准：闽浙总督苏昌奏称，台湾淡水营驻扎八里坌，是贩运洋货的重要道路，又是台郡北路的门户。原来设置都司一名、千总一名、把总二名，都从陆路人员中调补，恐怕他们未必熟悉海面情况。查该营原本兼管水陆，请将都司改为水师调缺，把总、外委改用一半水师人员，督率水兵巡逻海洋；其余千总以及把总、外委，仍从陆路人员中拔补，专门防守陆路地方。皇帝同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四十二。乾隆三十一年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春正月初八日（戊寅），谕军机大臣等：近来据江苏、浙江、广东等省陆续捕获许多海盗，已经依法全部惩治。这些积年盗匪，有的一人接连犯下两省案件，有的一案牵连数省人员，连续发生劫案，已经多年，到现在才被发现。都是因为过去各地方官遇到商船被劫，总以事情发生在海上为由，畏难而不肯访查缉捕；或者因为水面管辖地界相邻，可以互相推诿，彼此拖延搁置，于是纵容盗匪、养成奸患，酿成积年案件。对于历年疏于防范的文武各员，已经交部严加议处。如今三省盗匪被捕的将近数百人，恐怕还有不少匪船往来海面、隐藏踪迹进行抢劫盗窃。如果不严加搜捕、彻底铲除根株，怎么能安定海疆、使往来船只安全！应当想到，这些海盗结伙行凶虽在海上，但所盗赃物不能不拿到城市变卖，他们的妻子家属也一定住在陆地上。就如浙江捕盗案件，也是因为贼犯宋三偷盗的赃物包袱败露，才找到线索追查，捕获许多犯人。如果地方官员平日留心察访，看到行踪诡秘、衣物可疑的人便随时盘问，鬼魅般的盗匪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至于边界连接数省的地方，盗匪出没，每当听说此地严加缉捕，便逃入彼地企图躲藏；如果各地同心协力、加紧会缉，从四面堵截，匪徒又怎么能够狡猾逃脱呢？关键在于封疆大吏严令有司切实稽查，设法追踪捕捉，使海面永远安静清平，才不辜负平息暴乱、安定百姓的意旨。如果此后地方官还敢因循旧习，轻视盗案，不严密查捕，或者隐瞒不报，一经发现，必定重治其罪；各督、抚等不能严厉督促办理，责任也有归属，朕不能替他们宽免。将此通行晓谕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五十二。二月初二日（壬寅），任命福建巡抚定长为湖广总督，调湖南巡抚李因培为福建巡抚。

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五十四。十八日（戊午），兵部奏称：台湾镇总兵杨瑞超过期限而没有请求入朝陛见，应按例查办。皇帝批示：台湾镇远隔重洋，他请求陛见逾期一事，不必查办。——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五十五。夏五月二十六日（甲午），谕令：今天国史馆进呈新编列传中的《洪承畴传》，对故明唐王朱聿钊加上“伪”字，从义理上说并不恰当。明朝到了崇祯甲申年，其统绪已经灭亡。然而福王在江宁，还可以同宋朝南渡的情况相仿；即使唐王、桂王辗转迁徙到闽、滇，勉强延续一线，也同宋帝愳、昺流徙海边没有不同。而且唐王等都是明室子孙，他们的封号也是承袭先世的，并非异姓僭窃，也不是草寇拥立一个朱姓之人作为号召，不能一概加以贬斥。本朝刚平定天下之初，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人自然可以斥为“伪”，以统一视听、整齐人心。如今太平已经一百多年，编纂一代国史，是要向天下和万世传信；一个字所涉及的，是褒贬取舍的大事，必须合乎至理，才能彰明史法。昨天批阅《通鉴辑览》，读到宋朝末年时，元兵已经攻入临安，帝■〈日〈幺幺〉灬，上中下〉本人做了俘虏；宋朝社稷已经倾覆，统绪也随之灭亡。愳、昺二王逃居穷海，只剩残喘，也不能同绍兴年间偏安的局面相比；可是《续纲目》仍把景炎、祥兴作为正式年号大书纪年，曲意偏袒，既不公允，也不合史例。因此特意加以厘正，批示主要意见，使名分秩序分明，作为后世鲜明的警戒。明朝的唐王、桂王，与愳、昺二王又有什么不同？如果竟然把他们称为“伪”，又属于所谓矫枉过正，不合事理的平允。即使明末诸臣如黄道周、史可法等，当时抗拒王师，固然是诛杀所必及；但如今平心而论，诸臣各自为其君主效命，他们的节义终究不容掩盖。朕正要加以嘉奖，又怎么可以一概称为“伪臣”呢？总裁等承命编修国史，对明末之事都采用贬斥说法，固然是本朝臣子立言的体例；但这部书都是朕亲自审阅裁定的，何必拘泥顾忌，毫无区别，不能合乎天理人情的最恰当之处呢？朕权衡各项政务，一概秉持至公。况且国史的删定，关系到垂示法戒，对于纲常名教所牵涉的意义极其重大；记述事实固然应当求实，端正名分尤其贵在持平。特此明降谕旨，使史馆诸臣都明白朕的意思，奉为准则，用以彰显大中至正之道。——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十一。六月二十日（戊午），谕令：苏昌访查、参奏台湾淡水境内生番焚烧杀人一案的各份奏折，都表现出他用心筹划，办理妥善周详，朕已经在奏折内批示；赏给小荷包八个，以示嘉奖。调广东雷琼镇总兵甘国宝为福建台湾镇总兵。——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十三。秋七月二十二日（庚寅），谕令：苏昌奏称，福鼎县知县赵由俶首先访查海盗案件，捕获邻省邻境的盗犯二十余名。赵由俶很能办事，令其写出考语，送交吏部引见。这类盗案，近来广东、福建、江南、浙江等省捕获了很多；这些犯人出入海洋，前后所犯案件不止一端。地方官既然已经审讯属实，就应当就本案结案；即使他们在各省另有案件，也不必相互行文查办，以免使凶徒拖延时间、逃避处决。近年以来，海上积年盗匪接连被捕。如今地方官留心查办，固然值得嘉奖；但此前数年为什么寂然无报？都是因为所在文武官员因循玩忽，使盗匪得以潜藏在海面上滋事。如今各省既然加紧访查缉捕，匪犯自然无处逃藏。命各督、抚再次严令沿海州县，加意搜捕；邻近省份之间，也要互相会文联系，一同协力擒拿，务必斩断根株、肃清海境。不得稍有松弛，以致奸徒侥幸逃脱法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十五。八月十四日（辛亥），闽浙总督苏昌奏称：台湾淡水厅所属鲎榖庄百姓被凶恶生番焚烧杀害多人。臣命按察使余文仪从厦门渡海到台湾查明此案发生冲突的原因：淡水三湖一带过去本来是界内民田，后来因为遭到番人侵扰，划在界外；小民常常贪图耕种，不肯废弃，时常偷去播种。今年三月间，鲎壳庄百姓有耕牛越出界外，前往寻找没有找到；突然遇到许多生番追赶到庄内，放火焚烧草寮，杀死多人。又因鲎壳庄在上年冬天有生番越过界外赶鹿，被庄民射死；以致生番怀恨，乘机焚烧杀人。臣现已发札命余文仪秘密调集附近熟番，查探道路，见机剿办。皇帝批示：阅奏，全部知道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十六。十六日（癸丑），谕令：庄有恭……加恩免罪，补授福建巡抚，以观察他日后的表现。——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十七。九月十二日（己卯），将福建巡抚李因培降为四川按察使。十三日（庚辰），闽浙总督苏昌等上奏说：“台湾淡水厅所属鲎壳庄的居民被凶恶生番杀害。据臬司余文仪会同该镇派遣弁兵，设法剿灭或招抚，并委派同知、知县带领通土、熟番和乡勇查探道路，从屋鏊、狮子等社就可以直通攸武乃社。先传讯屋鏊、狮子等社的土目巴煞由、巴士、阿贵等人，他们都说，杀害鲎壳庄居民的确是攸武乃社的番人，与他们无关，愿意协力捕捉。但这些土目回社已有八天，竟没有一个番人出山答复，恐怕是狡猾掩饰。该镇、臬司等打算趁他们没有防备，连夜进攻。如果经过屋鏊等社时，有番人敢于阻拦，就属于凶番的同党；应先行剿捕，使各社番人胆寒，这样将来接受招抚才会真诚。现在因为内山发大水，不能前进；一旦水退，就应乘机进剿。”奉旨：“所奏之事都知道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十八。

译二十二日（己丑），闽浙总督苏昌上奏说：“台湾攸武乃社的凶番，臬司余文仪等带同文武官员和弁兵，率领兵勇，于八月二十七日从蛤仔口进剿，擒获、杀死番众三百多人；其余匪徒四散逃跑，已经吓破了胆。就连附近屋鏊、狮子等社的生番，也不敢联合起来帮助他们抗拒。臣现在批令该司、镇等，或者假意招抚，诱使他们投首；或者直接捣毁巢穴，把他们全部歼灭：务必使海疆安宁。”奉旨嘉奖。——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十九。冬十月十一日（丁未），谕告军机大臣等：“外省常平捐监的事例，原本命令捐纳者缴纳本色粮食，以备仓储；但实行多年后，逐渐变成大量收取折色银。承办官吏难免有浮收、索取以及挪用、侵吞等弊端；自然不如在部里报捐，反而简便妥当。此前已经降旨，停止陕、甘捐例，仍令赴部报捐。又查明，各省尚未停止捐监事例的还有九省。安徽、直隶、山西、河南等省，现在降旨也一并停止；云南一省产米本来很少，商贩又难以接济；福建、广东本地米粮也不充足，有的取给于台地外洋，有的依靠■〈舟古〉舶贩运，那么常平仓如果能够多捐收本色粮食，对积储粮食自然有益。至于湖广一省，一向以产米充足著称；如果平时有宽裕的储备，不仅本省有备无患，遇到邻省需要粮食时，也可以酌情拨给。然而这里只能多储存本色粮食，不得提及折色。并且各该省一向设置常平事例，究竟是否确实收贮本色粮食？现在或许已经足额，不需要再捐；或者仍需留在本省收纳，并且究竟是否有益于仓储，是否会造成名义上有而实际上没有，以及引起官吏私自征收折色、借机滋生弊端的情形？着令传谕各该督、抚，把实际情况以及此事应当实行还是应当停止，逐一查明议论，据实奏报；等候朕另行降旨。” 十五日（辛亥），闽浙总督苏昌上奏说：“安定台郡边界的事项：一，划在界外的土地，大多是已经耕种多年的熟田。贫民常常在靠近边界的地方零星搭建寮屋居住，图方便私自开垦偷种。生番见那里住户稀少，便乘机肆虐。现在命令全面查明各属，凡是靠近番界的零星住户，一律迁到附近的大庄居住；他们的房屋不过是竹寮、草舍，迁移搭建十分容易。一，二湖、加志阁两庄归后垄汛管辖，距离汛地都有二十里；每当生番肆虐，来不及救护。查后垄庄已经成为腹地，不需要太多兵力，现在驻扎外委、千总各一员，兵七十四名；请拨兵十四名驻守二湖，十二名驻守加志阁。加志阁现有熟番的空社，可以修缮居住；二湖应建营房七间。一，向山一带的居民与生番相近，虽然设置了隘口，但生番善于走险，随处出没，居民常遭焚烧杀害。查乾隆十年议定：凡逼近生番地界的地方，每到深秋，令各处设置望楼一座，悬挂铜锣巡逻警戒，互相救援。但生番乘机肆虐，本来不只在深秋；望楼用竹木搭建，也难以长久维持；应在靠近山地的各庄面向山的一侧，建造一座砖砌的望楼；命庄民每夜轮流派四人到楼上守望，发现生番踪迹，立即放炮、鸣锣，使居民听到声音后前来接应。一，贫民在靠近边界处搭寮私自开垦，甚至越过界外，零星偷种番地，突然遇到生番，很少有不丧命的。今后无论是界外的三湖、蛤仔峙等处，都不许私自耕种；即使是靠近番界的荒埔，也一律严禁开垦。责成各巡检及附近汛地弁员，在禁止开垦的各处，每月各带兵役巡逻；没有巡检的地方，就命县丞轮流查察。一，乾隆三年、十一年清理确定民番地界，本来十分清楚；无奈番人性情大多愚昧，汉人奸徒以利益诱骗并用债务压迫，毁掉原定界限，逐渐又越界占地。近年熟番生育人口增多，生计日益困窘；如果现在还不处理，时间一久必然潜入大山，重新成为生番。应按照定例，凡从前已经明确划定界址、档案可以查考的，都逐一清理出来，重新立界；如有越界侵占，就追回交还番人耕种管理。凡在成例之后私自典卖，以及因债务剥夺、占有抵偿的各项田园，一律归还番人；并命当事人逐一渡过水界，以杜绝争讼。” 只是番人的性情无常，仍担心他们再次听信奸徒诱骗而私自卖掉土地；应将各社原有田园的甲数、四至，以及后来清理出来的土地和私典私卖后断归各业的土地，全部查明登记造册，申报送存备案。地方官奉行不力的，立即参奏处理。并在各社刻立木牌，把所有番社田园的土名都刻写在牌上；如果再有私典、私卖的情事，就把田地产业归官府充公，并按亩数核算治罪。”奉旨：“按照所议实行。”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七十。十六日（壬子），谕告军机大臣等：“苏昌奏报办理生番一案，说是要剿杀凶番、直捣巢穴；起初说他们这次一定已经深入番境，扫荡巢穴、诛杀凶番，斩获很多。等仔细阅看所奏情节，官兵进山仅仅追杀了一个凶番，并把该番等人的寮舍、米粮烧掉一两处就回来；其余番人全都四散逃跑，并没有剿杀多少凶番。可见外省的习气，遇到这类事情，往往过分夸张；按照实际办理情况来看，名义和事实常常不相符合。该督没有深入察看，也就依据下属禀报的话上奏了。可是苏昌是满洲大臣，实在不应该这样！至于本案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内地百姓越过边界惹事所致，事情本来并不重大；而且不法生番此前已经擒获、歼灭三十多名，枪毙一百多人，如今又烧毁他们的社舍和积聚，以示惩罚，已经足以伸张国法、昭示警戒。他们邻近的攸武乃社各番，也都畏惧罪责而归诚。就事论事，也只能这样结束。对于出力的员弁、兵役，也只能酌情在外地奖赏，不可夸大其词论功。该督奏报的措辞未免夸张失实，实在不合体统！” 着把这些话传谕给他们知道。” 二十五日（辛酉），江西布政使钱琦与福建布政使颜希深对调。——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七十一。

译十一月二十八日（甲午），吏部等部议覆说：“闽浙总督苏昌等奏称：‘台湾熟番户口众多，应在淡水、彰化、诸罗一厅二县所属番社设置理番同知一员；凡有民番交涉的事情，全部归该同知管理。查内地泉州府西仓同知，地方安定无事；请裁撤改设为台湾府理番同知。西仓一带地方，有晋江县贴堂县丞与知县同城，并没有专门管理的事务，应把该县丞移驻同知现驻的石狮街，就近管理。至于改设理番同知的俸禄、养廉银和役食，就按照西仓同知原定数额改拨；书役、民壮也按照西仓的数额招募充任。衙署方面，现有彰化县淡水同知的旧署，不必另建；只需颁给“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的关防。南路台湾、凤山两县，社民很少；查台湾府海防同知专管船政，请立即由海防同知兼管，换发“台湾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的关防。再者，晋江县县丞移驻石狮，养廉银、役食照旧；只是从该县额设的民壮中酌情拨出十名。就居住在现有同知的旧署，并铸给“晋江县分驻石狮县丞”的关防。’都应依照所请。”朝廷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七十三。十二月，闽浙总督苏昌上奏说：“屋鏊、末毒、狮子等十三社都是内山的生番。近来他们看到攸武乃社的凶番被剿灭，官兵经过各社时秋毫无犯；各社番人畏惧官威又感念恩德，都请求输诚归化，并且每社每年献纳鹿皮四张、小米四石作为税粮。”上报朝廷知道。——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七十五。乾隆三十二年。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春二月二十日（甲寅），吏部议准：“闽浙总督苏昌奏称，台湾府淡水同知所属的八里坌，原来设置巡检一员。近来海口淤积堵塞，没有船只往来。该员兼管的新庄地方商贾聚集，而且北面连接艋舺、大加腊，民人与番人混杂居住；南面距离霄里汛、大溪干一带都是空旷的平原，难免有奸匪藏匿聚集。应将八里坌巡检移驻新庄，并请改发淡水厅新庄巡检的印信。”朝廷同意了。二十一日（乙卯），任命原任福建按察使朱珪为湖北按察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七十九。三月二十一日（乙酉），吏部议准：“闽浙总督苏昌遵旨议奏：查福建省的道员，除粮驿道、盐道同驻福州省会，以及延建邵道只与副将同城、兵额不多，都不必加衔；只有兴泉永道驻在厦门、汀漳龙道驻在漳州府，分别与各提督、总兵同城，另外台湾道负责海疆保障、抚御各番，与台湾镇同驻，因此都请加授兵备道衔，并铸给关防。”朝廷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八十一。夏四月二十八日（辛酉），户部议覆：“闽浙总督署福建巡抚苏昌上疏称，台湾府仓库因为运到内地捐纳的粮食，仓廒不够储存；请增建一百五十七间。”应依所请办理。朝廷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八十三。秋七月十九日（辛巳），吏部议准：“闽浙总督苏昌等奏称：台湾一郡远隔重洋，是整个福建的重要门户；所属四县都定为海疆要缺。安抚、治理和弹压，胜任颇为困难。请从今以后，台湾四县出现缺额时，如有人选与地方情况相宜，准许不论繁缺、简缺，灵活拣选调补。内地海疆不得援引为例。”朝廷同意了。调任山东巡抚崔应阶为福建巡抚。——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八十九。九月二十四日（乙卯），谕旨说：“福建提督马负书长期担任专阃大臣，奉职谨慎勤勉；如今听说突然去世，深感痛惜！所有按规定应得的恤典，着令该部查照成例具奏。” 调广东提督黄仕简为福建提督，以福建台湾镇总兵甘国宝为广东提督；调闽粤南澳镇总兵王巍为台湾镇总兵。——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九十五。冬十一月二十七日（丁巳），制定豫保卓异推升员弁依期限发给咨文、送部引见的条例。兵部议奏：“各省题补的武职官员，都是重要职位。至于预先保举这一项，尤其是地处边远、出现缺额的职位，如果按公文题补，恐怕会拖延；所以先行保举，随时抽签补授。各省督、抚本应在收到部议覆文书之日立即发咨送部。现在查福建预保的金门镇标右营守备江永泰、澎湖水师右营守备卓其祥，都是按例应送部的官员，去年十二月部议已经具题，发文调取；如今已满一年，还没有据该督发咨送来。查应送部人员，过去没有规定期限。请今后遇到题补预保卓异员弁，该督、抚从接到部议覆之日起，限四个月发咨送部；兼管两省的总督，对于所辖隔省人员，限六个月送部。超过期限的议处。承办重要差事而不能按期送达的，令该督、抚在咨文中说明报告；事情办完后，立即送部。”朝廷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九十九。十二月，福建台湾镇总兵王巍奏报到任日期，并说：“台地民人与番人杂居，整顿盗匪、安定良民，各项事务都将以真心实力办理。”奉旨：“所奏之事都知道了。要以真心实意、切实有力地办理，不可跟随绿旗营的习气，只做空话。”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一。乾隆三十三年。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春正月十七日（丙午），调福州将军明福为盛京将军，以锦州副都统尚在为福州将军。十八日（丁未），谕旨说：“闽浙总督苏昌自从简任封疆大臣以来，老成谨慎恭谨，多年来尽力效劳。如今因进京陛见，患病突然去世，深感怜悯悲痛！所有按规定应得的恤典，着令该部查照成例具奏。” 任命福建巡抚崔应阶为闽浙总督、安徽布政使富尼汉为福建巡抚。

译——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二月初二日（庚申），吏部等部议准：“升任福建巡抚崔应阶奏称，莆田县管辖的平海地方靠近海滨，与台湾的竹堑相对，距离县城遥远；应设置专员驻守。查莆田县原有县丞一员，请移驻平海，以便弹压；定为在外拣选调补的要缺。”朝廷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二十八日（丙戌），调福建巡抚富尼汉为山东巡抚、湖北巡抚鄂宝为福建巡抚。——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五。三月十七日（乙巳），调福建巡抚鄂宝为广西巡抚、广东巡抚钟音为福建巡抚。二十二日（庚戌），免除福建台湾外洋遭风漂没的兵米一千一百六十石有余。二十三日（辛亥），升任福建巡抚崔应阶上疏报告侯官、长乐、罗源、古田、将乐、沙县、建安、政和、归化、上杭、霞浦、福鼎、漳平、龙岩、凤山、诸罗、彰化、淡防、晋江、龙溪、诏安、金门通判等二十二州、县、厅开垦田园地六十三顷九十九亩有余。免除福建彰化县被水冲毁的一百三十甲有余园地的定额赋税。——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七。夏五月十七日（甲辰），任命侍讲学士汪永锡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给事中戈涛为副考官。——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十一。二十六日（壬午），谕旨说：“汪永锡现在因父母丧服守制，福建正考官改派戈涛，郭元涛派为福建副考官。” 谕旨说：“……云贵总督鄂宁降职补任福建巡抚；……钟音也着仍留任广东巡抚。”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十三。秋八月十八日（癸酉），军机大臣等议奏：“据闽浙总督崔应阶议覆大学士陈宏谋提出的裁减战船一折，福建省拟裁减船三十九只、改造船十一只，浙江省拟裁减船五十五只、改造船十五只，共裁减、改造船一百二十只。至于雇用民船渡运、装载班兵的建议，查台郡米粮全靠民船贩运，如果再命令民船运载班兵，恐怕耽误粮食贩运；应不必议论。至于修造，仍旧归道、府会同办理。都应按所奏实行。”朝廷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十七。九月丙戌朔，依照成例，赏赐并抚恤福建台湾水师营遭风淹死的兵士陈御等人。初八日（癸巳），谕旨说：“各省学政现在任期届满……福建学政，派阿肃前往。”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十八。冬十月初七日（辛酉），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崔应阶等奏报，台湾冈山地方有盗贼黄教纠集同党、竖旗抗拒捕捉、滋生事端；随后官兵追捕，贼众四散逃窜，但首要匪徒还没有捕获。奸徒纠集众人犯法，情节罪行都很可恶；一经捕获，本应立即处死。况且台湾远隔重洋，更不是内地可比；尤其不应羁押禁锢而拖延，造成疏漏。至于鄂宁所说命令押解到厦门审讯，未免拘泥于成例。这类匪徒渡海逃窜，押解和防范稍有不周，恐怕就会逃脱滋事；着派余文仪前往台湾，把已经捕获的各犯随时审明，就在当地正法示众。只有首犯黄教捕获后，要多派妥当能干的员弁，沿途小心押解；交给鄂宁严加审讯，照例凌迟处死。至于目前奏报的情形，不仅黄教还未捕获，其余逃窜的同党也很多。着传谕鄂宁等，立即严令当地文武官员，在番界、海口加强防守，不要让他们逃脱远窜；务必把各犯全部擒获，不让一人漏网。又奏称台湾内山是生番地面，贼匪不能逃入；推究事理，也未必如此。这类亡命凶恶的匪徒，为逃避罪责而偷生，往往铤而走险，紧急之时哪里还会有所选择；假如冒死逃往山中，潜藏在山谷竹林，也不是不可能。应当设法晓谕生番，命令他们擒获并献出匪徒；或者酌情悬赏，以激励番众。总要彻底斩断根源，不得留下任何余孽。现在崔应阶正在巡查浙江并兼署抚篆，不必返回福建；本案着鄂宁就近办理，仍要把是否捕获首要同党、捕获了几名等情况，迅速据实具奏。并将这些话传谕崔应阶、吴必达知道。” 十二日（丙寅），军机大臣等议奏：“据闽浙总督崔应阶议覆大学士陈宏谋提出的巡查海口船只各项事宜：一，福建、浙江两省沿海的商船、渔船，建造时由地方官发给执照；请仿照江省规定期限，一年更换一次。应当查报出入港口的情况，大港五日一次，小港十日一次；由汛员汇总送地方官登记备查。一，按旧例，福建省船只使用黑篷、白字，浙江省使用白篷、黑字。但不得只凭篷的颜色区别，仍应命主管州、县以及各口汛弁随时查察。一，商船建成后租给别人驾驶管理，要先向地方官报告，再到汛口取得互相担保的结文。如果在海上滋事为匪，船主、租户一并治罪；租户逃远了，就追究船主。一，福建、浙江海口很多，如果守备等官员不够差遣，应选择船只出入较多的地方，委派守备以上一员按月轮换；其余小港仍委派千总、把总防守；责成当地镇、道稽查。”朝廷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

译十一月初八日（壬辰），谕旨说：“昨天据崔应阶、鄂宁奏报，台湾冈山地方有匪犯黄教纠集同伙抗拒捕捉，并说明该犯此前因行窃被拟判徒刑，援引赦令安插等语。于是命刑部查检原案，原来黄教因伙同盗窃牛只，听说要捕捉便潜逃；等马快朱进等前往捉拿时，竟敢持刀拒捕，格斗伤人，情节罪行实在凶恶。当时审理转报的各官，只按照寻常拒捕条例拟判杖刑、徒刑；刑部复核时也没有驳回改判，全都不对！这类咨行案件，偶尔查问一下，就有不妥之处。可见外省办理审案，完全不认真；刑部复核的咨文，也不过照样抄写，毫无明确意见。如果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就置之不问，那么内外审理刑狱的衙门将还有什么可以警戒畏惧的呢！着将审拟本案的县、府、道、司，以及据详细咨文结案的该抚和原先办理此案的刑部堂官、司官，一并交部查明议处。”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二。十七日（辛丑），谕告军机大臣等：“鄂宁奏报台湾盗匪黄教聚众一案，地方上遇到逆匪纠集众人犯法的案件，文武大员如果确实办理得当，立即擒获惩治，断然不会发展蔓延、猖獗起来。如今据奏称，贼匪等在十月十七日等日仍在北路一带焚烧营房、拒捕伤害官兵，那么此前所报贼匪已经四散逃窜、匪伙只有一百多人的说法，都不是实情。这确实是地方官想把大事化小，奏报中有很多粉饰；外省积习如此，实在令人痛恨！至于王巍虽然在台湾，但对于统率军队、调度兵力的事情未必都能合乎机宜；而且此人本来才能平常，实在不足依靠。现在吴必达已经带兵前往，他本人有历练、能办事；自然可以限期剿捕，尽早斩断根源。至于捕获的各犯，之前已经谕令余文仪迅速前往台湾，随时审明，就在当地正法；料想已经遵旨办理。只是漳、泉各郡靠近海滨，民情也多强悍；尤其应该向他们显示镇定，不要稍有惊扰疑惧，这是最重要的事务。关于王巍办理不善的情形，昨天已经谕令吴必达前往确实查明后覆奏。至于台郡文武员弁奏报不实的地方，等事情办完后查明，参奏处理其中数人，以示警戒。眼下的情形，随时迅速奏报。把这些话传谕鄂宁知道。”

译二十一日（乙巳），谕告军机大臣等：“关于台湾盗匪聚众犯法一案，先前据该督、抚等奏报的各种情形，王巍等办理不善之处大致可以看出；已经多次谕令吴必达妥善办理。今天崔应阶奏报‘据镇、道等禀报情节’一折，说明事情刚发生时，该镇、道还只想遮掩弥缝，那么平日姑息养奸的情形，不问也可知道；全面核查各种缘由，处置尤其失当。比如原先奏报说，十月初二日一听说黄教纠集众人竖旗，就率领官兵剿捕；如今这份奏折却说，初三日在城中捕获贼犯刘恭等二人，随后又捕获洪答等二十多人。镇、府既然带兵前往，那么城中捕获的贼犯是什么人？城中既然捕获了这么多贼犯，可见匪徒聚集已经很久，不只是冈山一处。而且奏称黄教等竖旗聚众，原本只想抢夺村庄，并没有图谋不轨的意思；这话更加荒谬！试问贼众抢夺村庄，不是图谋不轨又是什么？仅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他们想把大事化小、把有说成无了。前一份奏折又说王巍初三日带兵前往冈山，知府邹应元随同前往协办，该道张珽留在郡城弹压防护；这说明镇、道并不在同一处。如今奏折为什么又说连续收到镇、道共同具报？他们既然驻守在相隔之处，怎么会会合具报？难道王巍前往冈山后，随即又返回台湾，并没有亲自督剿吗？奏折中又有“第八名正犯方髓、第九名正犯韩笔”的说法；贼匪并没有散发文书、传帖之类的事情，怎么知道他们的次序？实在无法理解！这话是从谁那里得来的？又说“贼首虽然还未擒获，但贼众惊慌；其他地方的贼匪难以会合”。这话更加荒诞！昨天据鄂宁等奏报，贼匪已经蔓延到北路，有焚烧、拒捕的事情；可见他们并没有解散。如今所谓惊慌瓦解的话，是从哪里得来的？前后矛盾极其严重！至于所说挑选年纪力壮、熟悉山路的人改装进山，探听贼踪等语，更不合情理。带兵本来就是为了剿贼，何况兵丁都是台湾土著，怎么会不认识道路，还要另外挑选人？如果说贼匪逃入生番地界，官兵就不能追捕，那就更加奇怪！台地与生番地界相连，平时尚且应当用声威震慑他们；至于贼匪逃入其境，有什么困难？一面谕令生番擒获献出，一面统率军队直接进入，说明是‘剿捕逃入内地的匪徒，并不扰害番地’，才是正当道理。” 难道因为与番境隔开，就产生退缩阻止的想法？假如生番稍有不安定，难道就要放置不办吗？又王巍在初二日派人携带奏折报告雨水情形，这份奏折今天也已经递到。按照他具奏的日期计算，正是黄教事件发生的时候；该镇为什么不可以具折由驿站迅速奏报，以便早日得到指示？况且准许总兵等奏事，本来就是因为地方有紧要事务；紧急事件也允许用驿递飞速传送。如今贼匪滋事的案件，地方公务中还有什么比这更紧要的？这并不是此前吴士胜驰递奏折谢恩的事情可以相比的。王巍又为什么这样拘泥，竟不迅速发章渡海告知抚臣，让他赶紧通过驿站传令？看来该镇、道专门想消弭事情、隐瞒不报，所以从未奏闻；而分次禀报、揭报时，措辞也多有粉饰。他们却不知道，盗贼突然发生，本来不能保证一定没有；比如漳浦县逆犯卢茂等一案，文武各官立即妥善办理，朕就加恩奖叙那些出力的员弁，并给予升迁赏赐；王巍等难道没有听见、看见吗！如果黄教的事情刚有苗头，就迅速掩捕，怎么会让贼众逃脱、生出事端！他们却不这样做，妄想用诡辩塞责，所获罪责更加严重；又哪里比得上事先据实直陈呢！” 王巍等人等本案办结后，再行降旨处理。吴必达现在已经领兵赴台，所有剿贼、缉捕的事情，自然能够妥善办理。已经捕获的各犯，都着交给吴必达会同余文仪迅速严加审讯，仍遵照此前的旨意立即在当地正法；如果镇、道以及参与办案的员弁有处置不当、贻误事务、应当查究审讯的，就一面令其解任，一面奏报，也没有不可。仍要把近日查办的情形，火速具奏。并把这些话传谕崔应阶、鄂宁等知道。” 二十六日（庚戌），谕告军机大臣等：“据鄂宁等奏报‘现在办理逆匪黄教的情形以及吴必达带领官兵、船只前往剿捕’一折，办理得很好。奸徒纠集众人拒捕犯法，实在罪大恶极；应立即严加搜捕，务必彻底斩断根源，以彰显诛戮。至于该镇王巍本是驻扎台湾的官员，自从匪徒突然作乱以来，虽然立即督兵前往剿捕，但首要同党还有许多没有捕获；而且自初八日具奏报告以后，隔了二十天，还没有据说是否捕获匪犯而续报抚臣、提臣等大臣。该镇前后究竟作了什么筹办？是否妥善？吴必达到那里后，自然可以查得真实情形；着立即尽心查明具奏。匪案发生的原因，也应立即确切追究，尽力擒拿，不得让一人漏网；捕获匪犯之日，就在台地正法宣示，使众人共同知道并引以为戒。又此前据鄂宁等奏报，台湾道张珽留驻郡城，知府邹应元赶往协商办理；这件事实在无法理解！道员的官阶在知府之上，而且兼管兵备；办理盗贼本是他的专责，自应随营调度。知府身负地方治理职责，留在郡城弹压，应当才合适。” 为什么驻守和行动竟然如此颠倒！着传谕鄂宁，立即查明，据实具奏。把这些话一并传谕吴必达知道。”

译二十九日（癸丑），谕旨说：“此前据崔应阶、鄂宁等分次奏报‘台湾匪犯黄教纠集众人犯法’一案，朕根据其情节，已经料到必定是王巍在那里办理不善，以及该道、府因循拖延、贻误事务所致，已经谕令吴必达查办。如今阅看王巍的奏折，才知道该镇在九月初一日抵达台湾地方时，已经知道有积年匪徒黄教纠集同伙滋扰的事情；本应立即督率兵力亲自前往，紧急查捕，务期把奸匪全部捕获，以安定海疆。可是他只派一名守备、一名把总会同文官进山搜捕，致使奸徒毫无畏惧，酿成事端。到十月初二日，听说贼匪在山顶竖旗，纠集一百多人，才带兵前往剿捕；而所捕获的各犯，又寥寥无几。算起来，距离该镇最初听说此事，已经有一个月；可见王巍等轻视贼情、拖延误事，果然不出朕所料。这次奏折中还说当地山岭重叠、道路崎岖；这样怯懦观望的情形，更加难以掩饰。看来这次贼匪蔓延，全是因为该镇以及道、府等起初只想遮掩弥缝，企图把事情了结；后来又由于王巍心怀畏惧，不能奋力前往督剿，致使贼势更加猖獗。” 王巍实在罪责难逃；着传谕吴必达就近查明，据实严加参奏。并把这道谕旨传给崔应阶、鄂宁知道。”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三。十二月乙卯朔，谕旨说：“盗匪黄教纠集众人犯法一案，该镇王巍在九月初一日抵达台湾时，就已经得到地方官报告此事；本应立即亲自前往剿捕，将匪党全部捕获，彻底斩断根源。可是他只派守备、把总进山搜捕，拖延了一个月，致使贼匪得以肆意横行、毫无顾忌；直到十月初二日听说匪众竖旗，才亲自带兵前往。昨天阅看他的奏折，他观望、畏缩的情形完全暴露；仅这一点，就已经难以胜任总兵大员的职位！王巍着革职；等督臣、提臣等查明参奏后，再降旨处理。” 调福建漳州镇总兵叶相德为台湾镇总兵。……任命福建澎湖水师副将许德为黄岩镇总兵。初四日（戊午），谕告军机大臣等：“崔应阶奏报‘在汀州搜捕傅元禧，发现他带有旗信和叛逆言词，随即捕获逆犯十一名’一折，总兵眉绶以及府、县各官办理这件事，还算妥当。这些奸匪竟敢结盟、散发文书，情节十分可恶！务必赶紧查捕，不得让一人漏网；从重惩处，才足以表示惩罚和警戒。福建省现有台湾匪犯一案还没有办结，如今又发生这件案子，必须立即查审，崔应阶应迅速返回福建办理。此前已经命永德返回浙江，如果此时已经到达浙江，崔应阶就把巡抚印务交代清楚后起程；如果永德还没有回任，就把巡抚印信交给刘纯炜暂时护理。崔应阶迅速前往汀州，就近查办。至于应当捕拿的广东逆犯，已经谕令李侍尧一并严加查捕；如果后来查出还有应捕的犯人，该督可以立即飞咨广东省，严加缉捕务必抓获。至于汀州府知府宋丰绥以及当地文武各员中，凡是确实尽力、妥善办理的人，着崔应阶查明，据实具奏；有应送部引见的，也一并列名奏报。再者，阅看这些犯人的叛逆言词，其中有很多隐语，而且开列了药方；他们的踪迹十分诡秘。也可能由此查出策划此事、割辫的首犯，这也未可知。崔应阶查审时，着一并留心追根究底。” 初六日（庚申），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吴必达奏报《督剿贼匪黄教》一折，其中有“贼众向东突袭、向西骚扰，官兵疲于奔走，不易限期办完”等语句；这份奏报未免流露出畏难情绪。吴必达平日还算能办事，昨天一听到逆匪蔓延的消息，便带兵渡海督办，颇有勇往直前之意；为什么刚到台湾，就如此惊慌顾虑！这些么■〈麻上骨下〉鼠窃之徒，本来就是成不了事的匪徒；即使他们躲进山洞，官兵奋力合剿，又有什么难处，不能限期擒获！此前鄂宁等奏称已分调水师前往，加上台湾本地的兵力，已经不少。如今这位提督却说现有兵力不够分派，已经紧急咨文请求督、抚增调；鄂宁现在厦门，应立即派兵接应。吴必达应立即加紧督率军队，设法搜捕剿灭；迅速擒获匪徒，以安定海疆。不得再以兵少为借口，致使奸贼长期不能依法诛戮。至于此案刚发生时，不过是匪徒偶然聚集在深山中，暗中进行骚扰，本来不是难办的事。地方文武官员如果当即督率军队掩袭捕捉，本来可以立即扑灭；全是因为总兵王巍畏缩观望，拖延了一个月，才使贼匪势焰嚣张、肆意违法，实在是贻误军机！已经降旨将王巍革职。自从他统领军队以来，竟然还容许贼众肆意奔窜、焚烧抢掠、拒捕，他毫无调度安排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吴必达为什么不立即参奏？着再传谕吴必达，遵照此前旨意，把王巍懦弱怯阵、处置乖谬的情况据实严加参奏，依法审查治罪；并把目前剿贼的情形，通过六百里加急迅速具奏。也传谕崔应阶、鄂宁知悉。又谕告：据钱琦奏报《目前前往建宁查办傅元禧等逆案》一折，这些罪犯制造叛逆言词、结盟聚众，情节和罪行都非常可恶！应当彻底严查，务必迅速擒获首要和骨干罪犯，严加惩处；不得因为他们拒不供认，就让他们狡辩推卸，稍有宽纵！钱琦听到消息，立即亲自前往查办，固然是分内应做之事；但省会是重要地方，不可没有大员镇守弹压。昨天接到崔应阶的奏报，已经谕令他迅速返回福建督办；崔应阶一到瓯宁，钱琦就应先返回省城。等傅元禧等人的案件办完以后，崔应阶立即前往厦门筹办台湾的一切事务，鄂宁即可回省办理地方事务。此事可传谕崔应阶、鄂宁和钱琦知悉。

译十四日（戊辰），谕告：据鄂宁奏称，台湾道张珽在办理逆匪黄教一案时，平日既不能率领属员查察奸宄，等到贼匪蔓延后，又安坐在郡城中，根本不亲自前往督率捕剿；而且一味存心掩饰，捏造混淆，欺骗蒙蔽。请旨革职等语。张珽着革职；仍留在台湾，命令他自备资财和路费，协助擒拿逆匪，等事情办完之日再另行降旨。台湾道员这一职位十分重要，必须由熟悉事务、精明强干的人员担任，才足以整顿治理；孙孝愉着加按察使衔，管理台湾道事务。四川按察使的员缺，着刘益补授。——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四。十六日（庚午），谕告军机大臣等：昨天因为台湾道员这一职位重要，必须由明达能干的人担任才可以胜任，已经降旨命孙孝愉以按察使衔管理台湾道事务。如今该督认为蒋允焄熟悉当地情形，奏请调任补授；朕看孙孝愉还算明白能干、勇于任事，对目前整顿各项事务似乎很合适。着该督再行斟酌，如果台湾地方确实必须由蒋允焄办理，就据实奏明，将蒋允焄调补为台湾道；孙孝愉改以升任的官衔管理汀漳道事务，也未尝不可。将此传谕知悉。二十三日（丁丑），谕告军机大臣等：吴必达奏报《台湾贼匪情形》一折，办理得毫无头绪。吴必达一听说逆匪聚众，立即带领官兵渡海前往捕剿，朕见他颇有勇往直前的样子，所以才加以嘉奖；原以为他到了台湾，一定能够限期擒获罪犯。可是他此前奏折中所叙述的情况，已经不免有些惊慌；今天奏报的情形，更流露出畏难之意。吴必达身为提督，率兵赴台，本应统率总兵、知府共同出力调度；可是奏折中却有“飞札通知王巍、邹应元就近确查”等语，十分含糊。究竟不知道吴必达现在在哪里，王巍等人又在哪里？正值加紧剿贼之时，为什么只让文书往来传递，彼此纷乱而延误！况且逆贼虽然忽而向南、忽而向北，出没不定，也应当判断其要害所在，集中力量先行进攻；一处扑灭后，再进剿其他地方。按照次序剿杀，才符合战机。如果反而被贼匪牵制，早晨向东、晚上向西，贼匪还没有擒获，官兵已经疲于奔命，在事理上实在完全不相称！至于闽、粤庄民相互仇杀一事，其起衅根由本来可以不必深究；但他们竟敢乘机滋事，实在属于违法！应当立即谕告他们：“现在正在搜捕逆贼，你们不知道安分守法、收敛行迹，竟敢借故发泄私怨，就属于乱民。”如果严厉告诫后仍不听从，就应立即擒获几个为首者，依法处死并示众；他们自然会听到风声而解散。吴必达现在拥有重兵，还有什么可顾忌害怕的，竟然被这些人弄得如此棘手吗？台湾总兵王巍种种贻误军机，先前已经降旨革职。吴必达虽然还没有接到谕旨，但亲眼看见王巍毫无处置办法，本应一面上折参奏，一面立即统率他的军队，妥善筹划办理，这正是提督分内应做的事；为什么还要听任他因循拖延、贻误军机！昨天已经将叶相德调补为台湾总兵，着崔应阶、鄂宁立即催促他迅速赴任；叶相德这个人还算能办事，可以借助他的力量。吴必达专门负责剿捕事务，务必尽心协力，加紧督办。将领、弁员和士兵中有出力的人，不妨随时奖赏，以示鼓励；退缩并贻误事务的人，也立即加以惩治。有应当革职治罪的官员，就据实严加参奏，不得稍有姑息。这样一来，人人知道自我勉励，自然可以限期办完。相隔遥远的海洋，遇到这样的重大事务，难道可以按照惯例姑息迁就吗！将这些详细传谕吴必达以及崔应阶、鄂宁知悉。又谕告说：鄂宁奏请将王巍撤回，等匪案办完后再核定他的功过；这样的奏请非常错误！王巍办理这件事时，庸碌懦弱、掩饰隐瞒，始终贻误事务。虽然已经降旨革职，仍应按照法律追究他的其他罪责；怎么能只把他撤回就算了！而且他的功过，难道还一定要等事情办完后才核定吗？鄂宁着传旨申斥。二十四日（戊寅），谕告：此前已经降旨，命鄂宁等崔应阶到厦门后，该抚即返回省城办理一切事务。如今崔应阶办理傅元禧一案，自然可以在近期办结，崔应阶应立即前往厦门调度剿捕逆匪事务；鄂宁等崔应阶到达后，就立即返回驻在省城。……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五。乾隆三十四年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春正月初七日（辛卯），谕告：据鄂宁参奏，台湾总兵王巍在贼匪黄教竖旗、焚烧、杀人的案件中，处置乖谬，畏缩退却；并且存心掩饰，多次捏造奏报，只揭参守备刘国梁，企图推卸罪责。请旨将其拘拿押解来审等语。王巍此前已经降旨革职，着立即拘拿押解来京，交军机大臣严加审讯，拟定罪名后具奏。守备刘国梁等如有应当提讯质审之处，也着鄂宁选派妥当人员，一并押解来京，听候审讯。十一日（乙未），调福州将军尚在为绥远城将军，任命福建巡抚鄂宁兼署福州将军。

译十三日（丁酉），谕告军机大臣等：去年曾经降旨，命该督酌情派福建水师兵三千人前往永昌备用（按：这里指所谓“征剿缅匪”一事）；后来因为出发日期还早，所以传谕暂时停止。现在增派索伦、吉林等处的兵丁，以备今年合力大举进攻；并命经略大学士公傅恒从京城选择吉日起程，临时采取水陆并进，必须挑选派遣水师使用。向来福建省水师最为精练，着挑选二千人前往滇省备用。总兵叶相德一向能干，此时办理台湾逆匪的事情已经有了头绪，而且吴必达在那里办理；这批水师就命叶相德回到内地后亲自尽心挑选。不论属于哪一镇，只选取有才干、有武艺勇力、平素熟悉水上操船驾驶和进攻、能够潜入水中夺取贼船的人，不得稍有草率、拿人充数；挑选确定之日，就命该总兵统领他们起程，务必在七月间到滇省备用。他们所需的战船和攻击贼人的器械，如火箭、火罐之类，也要提前筹备并携带前往；如果长途运输不便携带太多，就酌量准备样式，同时带妥匠数人到那里预先置办。他们经过的广东、广西等省的路程，已经将该督先前的奏报传谕李侍尧等预先准备；该督可以立即酌量哪条道路最稳妥快捷，在兵丁起程前先行通知必经之路，命各该督、抚妥善协同办理。叶相德着加恩赏给银一千两，用于置办行装；他所派的将领、士兵等，也着该督酌情从优加赏，使他们能够从容宽裕；起程时，就把这道旨意向他们宣布，使他们踊跃办事。台湾总兵的员缺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人选，其印务交给吴必达兼管；等朕选派人员前往时，吴必达与其共同办理事务。即使匪案已经办完，仍须协同驻守数月后再返回原任。也把这些传谕吴必达、叶相德知悉。又谕告说：鄂宁、吴必达奏报《目前搜捕黄教以及闽、粤庄民互斗情形》一折，朕已经在奏折中批示了。逆犯黄教不过是么■〈麻上骨下〉鼠窃之匪，全是王巍、张珽等因循观望，不立即剿捕，才导致贼势蔓延，至今还迟迟不能依法诛戮。如今既已交给吴必达专门办理此事，又增调了水陆官兵，现在兵力不能说不多；自然应迅速设法搜捕擒拿，务必使首要和骨干罪犯早日全部捕获，以伸张国法并安定海疆。吴必达到台湾以后已经有很长时间，如果黄教这个罪犯还任由其躲藏逃避诛戮，致使重大案件不能迅速办结，实在关系到吴必达的声誉；绝不可不加紧办理。黄教不过是一个地方小盗，怎么能够煽动诱使许多人跟随他共同作恶？其中必定有匪党替他纠集联络，于是结成群体违法；将来捕获罪犯定罪时，必须严密彻底追查所有党羽，全部依法惩治，清除根株，不可使一人漏网。再说，闽、粤庄民仇杀一案，据鄂宁奏报，现已具结平息；而吴必达却说尚未全部解散，两种说法互相矛盾。此案先前已经传谕该督、抚等人：各庄民能够遵奉训诫约束，不敢滋事，就不必深究；如果不听约束，就属于乱民，自然应当查缉为首罪犯，严加惩治。眼下如果确已具结平息、彼此相安，本来可以不必急于惩办；但闽、粤两省人民侨居海外，彼此构成争端，也不能不加以整顿。现在台湾镇、道两职都已经更换，也不必立即办理此事；等各项事务处理妥当后，再迟一两个月，务必查访当地相互斗殴的为首者一两人，遣送到别处安置，不得让他们仍留在原地再次引发事端。鄂宁现在兼管将军事务，如果崔应阶已经到厦门，鄂宁就立即返回省城，将闽海关税务一案迅速秉公查讯并定案办结。将这些传谕崔应阶、鄂宁、吴必达等知悉。——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六。二十四日（戊申），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曾询问各该督、抚，副将黄凤等人是否能够胜任总兵。现在接到崔应阶奏报：“闽安水师副将黄凤足以胜任事务较简的水师总兵，象山协副将林中岳足以胜任重要水师总兵”等语；已经在奏折中批示了。黄凤、林中岳都着该督遇到方便时发给咨文，送交兵部引见，不必专门派遣他们立即来京；也不得让他们一时同时离开本任，以免妨碍职守。至于台湾水师副将龚宣，该督既然说还没有见过面，等一两年后再行补充奏报。再者，这次窃匪黄教猖獗，龚宣现在参与此事，有没有督率剿捕、出力办事的地方？也着查明具奏。可传谕崔应阶知悉。不久后奏报：“黄教窃匪发生以来，龚宣被调到府城防守，并没有督率剿捕。”奉旨：“阅览了。”

译二十五日（己酉），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鄂宁上奏《台匪情形》一折，称吴必达根本没有切实督办，实在非常错误！吴必达带兵渡海之初，看起来颇为勇猛进取；可是到了台湾，竟然安坐在郡城中，根本不亲自前往剿捕贼匪。提督是总统军务的大员，哪有不亲临军阵、亲自调度的道理！何况此前正因为王巍屡屡贻误，所以才命令吴必达前往，希望他能够妥善处理。如今吴必达又害怕亲自到阵前，难道还不能以王巍失败的前车之鉴为戒吗？况且贼匪只有二三百人，而前后调派的官兵多达贼匪人数的几十倍，有什么困难不能合力在限定日期内剿捕！可是他却拖延时日，到现在仍然毫无安排；由此可见，吴必达不知事情的缓急和用兵的时机，已经十分明显。就如奏折中所说的‘剑门坑山径陡峭险绝，仅能容一人出入，贼匪凭借险要据守’等话。那里本来并不是贼匪的巢穴，只是因为官兵追捕，他们才躲藏在其中，绝不可能预先积存粮食；即使道路果真狭窄难行，贼徒依仗险要顽抗，难道能不出来抢掠食物，长期聚集在里面吗？即使官兵不能奋勇深入，难道就不能扼守其要害，使群贼陷入困境而出来自缚吗？如果贼众虽然据守这个险要之地，却另有小路可以寻找粮食、拖延抵抗；那么又有什么困难不能查访出小路，从前后夹攻呢？贼匪即使狡猾，又能逃到哪里去？况且山路即使险峻，也不是无人行走的地方；贼匪既然能够前往，官兵为什么偏偏不能前往！如果贼众出没的地方，官兵竟然不能追踪他们的踪迹，那还成什么军队！军营中又何必留下这种庸懦无能的人呢！至于审理匪案，已经交给余文仪专门办理；吴必达的职责在于统率军队剿捕贼匪，又怎么能拿留在郡城会审作为托词！吴必达平时似乎还算明达干练，办理这几百名贼匪，竟然因循拖延到这种地步！那么他所谓的懂事明理，也不过是‘全工口给’，毫无实际成效罢了。吴必达着传旨申斥，仍命令他把为什么不亲自督军剿捕，以及捕贼迟缓的各项缘由，明白回奏！吴必达既然不督军剿贼，留在那里也没有用，反而恐怕会牵制叶相德。现在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如果在一个月期限内果真能够亲自督率官兵捕获首要犯人，就听任他留在台湾督办缉捕；如果自知不能做到，就不可长久拖延，吴必达着立即回到原任，等待旨意。叶相德还知道认真尽力，所有剿捕贼匪的事务，就交给他专门办理；此前曾降旨命令叶相德带领水师二千人前往云南，现在距离期限尚早，着令叶相德立即加紧统率军队，剿捕擒获黄教等首要同犯，务必限期完成此事，然后再前往云南。他所应调派的水师，先前谕令叶相德从各营中挑选；如今他返回内地还需要一些时日，就命崔应阶按数额挑选熟练而得力的水师，分派将弁陆续统领，先行发往滇省，叶相德随后起程也可以。崔应阶审理办理建宁案件，重要犯人已经捕获，也可以迅速审结，随即前往厦门驻扎，以便调度；鄂宁也立即返回省城办理各项事务。关于台湾剿获贼匪的情况，崔应阶一旦收到台湾方面的禀报，就立即迅速具奏。把这些一并谕告叶相德知悉。二十七日（辛亥），谕告：据鄂宁奏报，台湾贼匪黄教等从大石门逃到白狗寮，经游击陈玉书、林海蟾会同知府邹应元部署官兵剿杀；贼匪占据山顶，把总曾得禄首先直登山顶，弁兵一齐跟进，知府邹应元亲自冒着箭石徒步登山，追捕擒获贼党并收缴器械等语。知府邹应元着交部议叙，把总曾得禄着送交兵部引见；其中参与此事并勇敢出力的各级官员、弁员，也着该督崔应阶查明后交有关部门分别议叙。谕告军机大臣等：据鄂宁奏称，贼匪黄教等逃到白狗寮，经游击陈玉书等会同知府邹应元部署官兵剿杀；把总曾得禄勇敢登山，官兵随后跟进，擒获贼党并缴获器械等语。已经降旨将邹应元交部议叙，将曾得禄送部引见；参与此事并出力的官员、弁员，命该督查明后分别议叙。官兵这次剿贼还算奋勉，但提督吴必达却不亲自督率剿捕，借口等审案办完后再前往，明显是有意规避；已经传旨严加申斥，并命他据实回奏。看来吴必达完全不懂得战机和事务缓急，难以承担这件事，先前已经命叶相德专门负责督办；现在叶相德已经到台湾，应转而命令他切实掩袭捕捉，务必使首要和骨干罪犯一个也不漏网，才算没有辜负委任。至于该提督另一道奏折所说贼党韩笔等人的事情，其中有“贼匪在冈山等汛地抢去枪炮、火药等物”的话。既然这些汛地存放着枪炮，防守士兵想来不会少；贼匪只有一二百人，怎么至于反被他们抢夺？由此可见兵丁不能奋勇杀贼。若说汛地防守兵力本来单薄，那么又不应存放这么多军器，反而被贼人夺取；这难道不是所谓“借给寇贼兵器，送给盗匪粮食”吗？其中的具体情节，恐怕各级官员、弁员上报时不免有所捏造。着传谕崔应阶尽心详细查明；并传谕叶相德，命他实际访查确实后立即具奏。再者，贼匪既有数百人在山中往来、东奔西窜，就一定不能预先积存粮食；为什么潜藏起来竟能维持数月而粮食不缺？这在情理上说不通，恐怕他们所说的更加不可信。也着崔应阶一并查明后复奏。——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七。

译二月初七日（庚申），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吴必达奏称，游击游辅率领弁兵追剿贼匪黄教，夺获枪炮等物；现在贼匪又逃入生番山界的大埔藏匿等语。这些逆匪本来只是么■〈麻上骨下〉乌合之众，怎么可能制造各种军械；至于大炮铸造不易，更不是贼匪应当拥有的东西。它们是抢劫营汛而得到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如今吴必达只罗列从贼匪那里缴获了这么多器械，却不追究先前军器为什么被抢得如此严重！那么吴必达所谓查办台湾地方情形，究竟办的是什么事？况且贼匪既敢肆意焚烧抢掠，各处汛地就应当严加防范；营中既然收藏军器，更是关系紧要。难道竟然完全没有防守，反而把兵器借给寇贼，甚至连炮位也被夺走！这样看来，军籍中的人全都是庸碌懦弱、毫无用处之徒，这还成什么营制！如果说各种器械都是逆匪自己的东西，不妨想想贼匪逃窜没有定处，哪里有空闲从容制造？即使鸟枪、藤牌这些器物，也不能仓促在临时制办，大炮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铸成的；当地官兵平日难道竟毫无察觉，任由他们暗中聚集私造，像这样毫无顾忌！又据说贼众逃藏在深山中，他们从哪里积存粮食，竟然能够供给使用而不缺？吴必达对于这些关键问题全都没有论述，实在令人无法理解！着传谕崔应阶立即逐项确查，据实严加参奏，不得稍有掩饰。再者，贼众不过数百人，所调官兵几乎多达他们的数十倍；可是拖延已经数月，仍任由贼众向东奔向西突，茫然不能掌握其要领。据说他们逃入生番山界，也说得含糊。如果大埔只与番界相邻，仍然属于内地，就应当统率官兵迅速前往追捕；如果已经逃入番界，那么先前旨意曾命令晓谕生番，责令他们协力擒拿献出，并酌量给予赏赐；同时告诉他们，官兵只是捕捉贼匪，并不骚扰番地。还应立即统兵深入，贼众自然无处逃走。吴必达奏折中对此完全没有安排，剿匪的事情怎么能够迅速办完！昨天已经交给叶相德专门负责此事，并给吴必达一个月期限。着崔应阶迅速命令该提督、总兵遵照此前旨意迅速妥善办理，务必使首要和骨干罪犯限期擒获，不得稍有拖延；并把吴必达等人目前剿贼的情形逐一详细奏报。也传谕吴必达、叶相德知悉。初八日（辛酉），谕告军机大臣等：叶相德奏报《办理贼匪黄教应分南北两路分头合剿，并于当日带兵进山剿捕》一折，所奏很好；已经在奏折中批示了。先前因为叶相德在总兵中颇知奋发、自求效力，所以降旨命他专门负责搜捕剿灭事务；应当更加督促激励他，限期率兵掩袭捕捉，务必使首要和骨干罪犯一并擒获，彻底铲除根株，以符合委任他的深切意旨。先前已经降旨命叶相德带领水师三千人前往云南，后来因为台湾的事情尚未办完，又命他等办完后再起程。所有挑选派遣兵丁的事，已经命崔应阶就近挑选，陆续前进；估计此时也应当已经接到谕旨，逐项遵行。着再传谕叶相德，命他迅速加紧督办逆匪；一有结果，就依照此前旨意随后兼程前往滇省。初十日（癸亥），福建巡抚鄂宁奏报：漳、泉一带入春以后米价略有上涨，这是因为台湾窃匪发生后，商贩稍有减少。现已命所属各府确查情形，详细说明后开仓平价粜米，不必拘泥于等待青黄不接之时；等台湾运来的米接连到达、米价平稳后就停止。奉旨嘉奖。——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八。十六日（己巳），谕告说：台湾镇总兵叶相德，等擒获黄教以后立即前往云南听候任用；他的员缺着戴廷栋暂行署理。谕告军机大臣等：崔应阶等奏报《据风闻黄教等最近又逃入南路，现已命令分路堵截，必定不日擒获》一折。看来将领、弁员和兵丁深深染上了绿营的积习，完全没有掌握剿贼要领；已经在奏折中批示了。这些逆匪不过是么■〈麻上骨下〉乌合之众，人数不超过二百人；调派的兵丁数千人，已经超过他们二十倍，而且时间过去数月，仍不能使首要和骨干立即擒获。当地文武官员和弁员究竟办理的是什么事情？况且贼人逃入内地，我军如果已经分路堵截，他们又还能从哪里逃走！恐怕在台湾的官员、弁员所写的禀报不免有所掩饰，崔应阶等也不免被他们蒙蔽了。试问深山僻路之中，贼匪既不能预先积存粮食，为什么日子久了还能维持，仍然抗拒官兵？如果说只是徒步奔走，那么贼匪能够行走的地方，官兵为什么反而不能到达？倘若贼人有马匹骑乘，也不过是从民间抢来的；官兵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先行征用，可以按平价发买，或者等事情办完后归还，两种办法都可以。如果民间马匹竟不肯供给官军使用，那么他们就是怠慢地收藏资助贼匪，借给寇贼兵器、送给盗匪粮食，不以急公为先，反而帮助作恶，这种情形就和附从贼匪没有区别；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先把这些冥顽不灵的人立即严加办理！正值军队行进、急需使用物资之时，却还拘泥于旧有文书和腐朽说法，认为官兵经过之处丝毫不能扰民；这种刻板固执、不能通变的见解，怎么能够办理军务！总而言之，这件事贻误的原因，全是王巍不能及早筹办，以致辗转蔓延；等吴必达到台湾后，又借审案为名，不立即亲自督率剿捕，也不向险要道路派兵堵截，于是贼匪得以拖延残喘，不能限期擒获。看这种行径，吴必达即使长久留在台湾郡城，对事情也没有帮助；先前已经降旨，限他一个月，期满后再回原任。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责成他取得成效的地方了，吴必达可以立即遵旨撤回。当前应办理的擒捕剿灭事务，应命叶相德一人专门负责；等事情办完后再前往云南。崔应阶立即转告并命令该镇加紧办理；前往滇省的兵丁，就选派副将、参将等弁员带领先行，不得耽误八月赴滇的期限。叶相德在台湾的事情办完后，不妨随后赶赴，以便调遣。仍把最近台湾地方的情形查明后，一面具奏。将这些详细传谕崔应阶知悉。

译又谕告：先前因为台湾镇总兵的员缺重要，命崔应阶在林国彩、章绅两人中选一人调补。如今据该督奏称：“福州协副将戴廷栋曾任南台参将，熟悉台湾地方情形；现在随同剿贼，十分勤勉出力，请命他署理台镇”等语。已经降旨准照所请，立即命戴廷栋署理台湾镇总兵。此前选人调补的事情，可以不必再办理。着传谕该督知悉。十九日（壬申），谕告：据吴必达奏称，贼匪黄教等首要和骨干潜藏在剑门坑山上，一面通知知府邹应元、游击陈玉书等协同擒拿；等他赶紧把审案办完，就前往督率追捕。所奏实在错误，已经在奏折中批示了。吴必达是专门负责统兵剿捕贼匪的大员，既然知道贼匪藏身的地方，就应亲自勇敢地督办；却以赶办审案为借口，把自己应负的事情交给知府、游击。试问他的职务不是文官，先前派他统兵渡海，正是专门督剿逆匪，并不是让他安坐郡城审查案件；审讯定案自有余文仪在那里专门办理，吴必达有什么不能分身兼顾的顾虑，竟这样轻视本职！明显是畏缩逃避，内心情状完全暴露。先前因为吴必达不懂事务缓急和战机，已经降旨严厉斥责；如今又这样含糊推卸，可笑又可恶！吴必达着再传旨严加申斥，并把为什么不立即迅速督率剿捕的原因，明白回奏。再者，昨天有旨意给吴必达一个月期限；如果在期限内能够亲自督率擒获匪犯，就准许他留在台湾督办搜捕。如今看来吴必达一味苟且拖延，恐怕这件事实在不能指望他出力办理；如果他自料不能在期限内捕获，就立即仍遵照此前谕旨返回原任，听候旨意。把这些传谕知悉。二十六日（己卯），谕告军机大臣等：崔应阶复奏《台湾郡城情形以及挑选赴滇水师兵丁》一折，其中有“补制军装、账房，分派管领后起程”等语；所奏都是空文，已经在奏折中批示了。这批挑选前往云南备用的兵丁，办理时务必讲求实际。水师所用的火罐、火器以及战船上克敌制胜的器具，先前已经传谕，命令预先准备并携带前往。此外如藤牌、刀械之类，有兵丁平时顺手熟用的，也应酌量让他们随身携带，使他们各自发挥所长。至于鸟枪、火药等物，滇省军营自有储备，不必从远道携带，徒然增加跋涉劳顿。如果军装只是装饰外观，而账房、锣锅等物还要长途运输，就更加累赘难行；遇到应当加快行程的时候，势必反而增加羁绊延误。这些都是绿营沿袭的旧套；崔应阶为什么不衡量事情的缓急，竟听任他们如此纷繁部署！又说“剿获台湾贼匪首级，兵役等人说黄教也被杀死”这句话，更是绿营将领、弁员妄想预先留下退路；这种说法完全不可信。黄教是本案中的凶恶首领，这个罪犯一天没有捕获，此案一天就不能了结。如果将领等人心存畏难想法，于是搜集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话，认为首恶已经被杀，用这种办法自欺欺人；却完全没有想到根株没有铲除，新的枝芽很快又会滋长，日后残余势力重新蔓延，他们能够承担这个罪责吗？着传谕崔应阶切实加紧督办，务必限期擒获；并把近日剿捕的情形立即据实具奏。三十日（癸未），谕告：福建台湾贼匪黄教纠集众人拒捕一案，先前因为王巍等人在盗匪刚刚发生时畏缩观望，导致事态蔓延滋事。吴必达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带兵渡海督率捕剿，朕见他还算勇往直前，因此降旨责成该提督尽力擒拿，不得稍有漏网；而且匪党不过二三百人，调来的内地兵丁已经达到数千人，自然应当限期设法擒剿，以安定海疆。可是吴必达到台湾以后，立即心存畏难，安坐在郡城，根本不亲临战阵；反而以会同文官审讯匪党为借口，拖延逃避。这样徘徊自误，怎么能指望他办完事情；已经多次传旨严厉斥责，并命总兵叶相德前往专门负责此事。今天接到吴必达的奏折，虽然声称擒杀了贼匪；但在搜捕贼首一节，仍然听信浮泛之词，说其生死不明，企图含糊塞责。看来吴必达竟然言过其实，外表强硬而内心怯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留在那里也没有益处；昨天已经传谕将他撤回内地。如今核查他前后办理事务的情节，不可不加以惩罚警戒；吴必达着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

译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吴必达等奏报《台湾剿捕黄教逆党至邦尉旧社，擒杀贼匪，缴获鸟枪、兵械；黄教或许已死或许逃走，目前正在寻找尸体割取首级解送检验》一折，其中预先留下退路，情节支离破碎，十分不可信；已经降旨将吴必达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黄教是本案中的首要凶犯，这个罪犯一天没有捕获，此案一天就不能了结。可是将领等人存有畏难推卸的想法，竟凭借捕风捉影的浮泛传言，说首恶生死不明；想以割取、检验首级，为含糊了事留下余地。这种自欺欺人的计策，是绿营最为不堪的恶劣习气，实在令人痛恨！再据奏报说生擒贼党七人，就应当立即严加审讯，彻底追查贼首的踪迹，跟踪搜捕；可是这些关键要紧的事情全都置之不问，更是毫无头绪。昨天已经严厉传谕崔应阶迅速督办，务必使首恶限期擒获；并将吴必达撤回内地，命总兵叶相德专门负责此事。着再行饬令叶相德切实剿捕擒拿，彻底清除根株，不得稍有拖延！至于缴获的贼匪器械，如藤牌、鸟枪、旗帜等物，都不是贼匪能够自行制造的；而大炮铸造尤其需要时间，更不是一群东奔西窜的乌合之众能够临时仓促制办的。如果说是他们预先潜藏起来制造的，那么当地文武官员、弁员此前难道竟然毫无听闻和察觉！看来必定是抢劫营汛所得；为什么从来没有见吴必达奏报过此事！况且营汛储存军器的地方，驻守的弁员、兵丁必然很多；如果任由贼匪如此嚣张，竟不能抵抗一下，那么平日供养的绿营兵丁全都是庸碌懦弱、无能之辈，这还成什么营制！先前已经详细传谕崔应阶尽心彻底查明；并传谕叶相德，命他实际访查确实后具奏。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很久，为什么仍然没有复奏？着再传谕崔应阶，对这项情节严令彻底追查，据实迅速加急奏报，不得稍有含糊。又，余文仪经过台湾已经很久，为什么从来没有上折奏报当地实情；着崔应阶传谕申斥，并命他明白回奏。——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九。三月十六日（己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吴必达等奏报剿捕黄教逆党的情况，包括擒杀贼匪、缴获兵器，以及逆犯陈宗宝已经自刎；但生番献上的首级中并没有黄教本人，追捕贼匪时他们又再次逃窜。对此，朕已在奏折中批示斥责。此前吴必达一听到贼情，便带兵渡海督促追捕，看起来似乎很勇敢果断；可是到了台湾，就产生畏难情绪。事情办理已经几个月，内地调来的官兵已有数千人之多，竟然还不能设法擒获并剿灭贼首，他的庸碌懦弱和无能已经十分明显。此前朕已下旨限定吴必达一月内擒获首犯，后来又传谕让他撤回内地，命叶相德专门办理此事。看来吴必达在那里确实没有用处，立即传旨将他撤回。叶相德为人还算有才干，这件事就交给他专办；该员应当竭尽全力追剿，不得听信绿营虚报捏造的恶习，企图含糊塞责。总之，黄教一天没有擒获，这个案件一天就不能了结；命崔应阶加紧督办，不得再拖延！至于这次追捕贼匪，在办案的兵弁等人中并没有看见真正奋勇效力的人，只有革职道员张珽似乎还出了力；也可能是他因为已经被革退，稍微知道畏惧，想要努力效力以自我补救，但也不能确定。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自有众人的公论；并命崔应阶明察暗访，把这名革职道员以及当地各官弁的功劳和罪过逐一据实查明奏报，以示奖励和惩罚。还有，崔应阶督办此案也已经多日，本应随时奏报剿贼事宜；为什么近来却没有奏及此事？传谕崔应阶，当前追剿情况究竟如何，立即据实具奏；并将此谕告知吴必达、叶相德。原奏折一并抄送崔应阶阅看。二十九日（壬子），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叶相德奏报，追捕贼首黄教毫无头绪，奏折中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吴必达；究竟是吴必达已经奉旨撤回内地，还是仍在台湾、没有会同叶相德剿贼，都不清楚。命崔应阶逐一查明具奏；并发文命叶相德加紧搜捕贼匪，务必擒获，不得稍有拖延！至于奏报冈山汛被贼人抢去枪炮、军械一事，更说明王巍等此前的处置完全失当。冈山既然储存火器，实在是重要的汛地；因此专门设置守备、把总，带领一百多名士兵防守。可是当贼匪突然发动袭击时，汛兵中尚未补充或尚未到达的几乎占了一半；又调守备刘国梁带领四十多名士兵赴府，把总也没有到达防所，汛地只留下二十多名士兵。等到贼众突然到来，便无法抵御；这和“借给盗贼兵器、送给强盗粮食”有什么不同！台湾地方的将领兵弁因循苟且、玩忽贻误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痛恨！除王巍、刘国梁已经逮捕解送京城候审外，其余管理不善的各员，也命崔应阶立即查明，据实参奏。并将此谕告知叶相德。——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二。《清高宗实录选辑》二 乾隆三十四年 乾隆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六年 乾隆三十七年 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三十九年 乾隆四十年 乾隆四十一年 乾隆四十二年 乾隆四十三年 乾隆四十四年 乾隆四十五年 乾隆四十六年 乾隆四十七年 乾隆四十八年 乾隆四十九年 乾隆五十年 乾隆五十一年 乾隆五十二年 乾隆三十四年

译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夏四月初一日（癸丑），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鄂宁奏报古田县奸民萧日安制造并贩卖布旗、聚集匪徒蛊惑民众，以及匪党彭朱山、张长等诱骗百姓入伙一案，朕已经在奏折中批示。这些奸民竟敢潜藏在乡村制造旗帜、刻造印信、纠集众人入伙，谋反作乱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这都是听说有黄教案件后，竟敢借机谋划闹事；他们的情节和罪行极其可恶！对于目前已经捕获的各犯，本应迅速严加审讯，依法处置；不应拘泥于成例，分别按照首犯、从犯办理，以致奸民没有警戒畏惧。传谕鄂宁立即审明，将他们正法；仍须查明乡民割下的首级是否确实是萧日安的，并命当地官员严密追捕余党，务必彻底铲除，不得留下任何余孽。至于福州府宋丰绥，一听到该县禀报，便飞速赶往擒拿多名罪犯，颇能办事；他所查拿并会同缉捕的各县官员，也都出了力。命鄂宁在审明定案以后，逐一查明参与办案的各员；其中应送吏部引见的，立即出具考语，发给咨文送部；其中应酌情议叙的，查明后奏请议叙，以示奖励。命鄂宁就近详细清楚地查办此事。并将此谕告知崔应阶。又谕告：崔应阶奏报追捕黄教的情况，朕已经在奏折中批示。黄教不过是■〈麻上骨下〉贼匪，如果加紧擒拿，有什么难以捕获的。可是官兵追剿了几个月，仍任凭他东逃西窜；这都是办案的文武官弁不能同心协力、真正出力，只想草率了事造成的。至于所谓“石森用刀砍伤黄教头部和脚部”的话，实在不足相信！黄教如果身受重伤，怎么还能逃到远处！而且又说“因为他忍受疼痛呼喊，贼众立即回头保护他，以致不能生擒”；这种说法更像是在支吾掩饰。奏折中又说“贼人想前往大目降抢劫杀人”，可见贼匪的党羽还很多；如果他们真的已经穷困窘迫、无处可逃，正忙于奔逃躲避，哪里还有余力外出抢劫！至于贼首藏身山林，虽然靠近生番边界；但听说生番从来不容留外人，即使熟番也不敢轻易到那里，黄教又怎么能闯入生番境内？看来贼众只是藏在生番、熟番交界之间；如果能够急速跟踪、严密捕拿，自然更无从逃走。这全是文武各员散漫因循、拖延时日所致，以至凶恶首领长期不能依法诛戮，成何体统！总之，黄教一天没有擒获，这个案件一天就不能了结。如果此时稍有玩忽，任凭他逃脱法网，将来或许又会煽动聚众闹事，你们能够承担这个罪责吗？将此谕告崔应阶，立即发文催促叶相德等迅速搜捕，务必擒获，不得再迟缓！并查明当前是否真正出力剿捕，迅速据实奏报。至于吴必达是否已经撤回内地，叶相德的奏折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崔应阶奏到的折子也没有叙及，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命崔应阶一并查明具奏。初七日（己未），乾隆帝谕告：鄂宁先前任云贵总督时，办理军务都不妥当，因此降职补授福建巡抚，以期勉励他以后立功。昨天听说户腊撒地方去年曾发生缅甸贼匪骚扰之事，便命阿里衮等查奏。如今据奏报，去年二月因为额勒登额退兵绕道潜行，导致尾随的贼匪窜入户腊撒抢掠闹事，副将王振元等曾经禀报；鄂宁竟敢把这些情况隐瞒不报，企图蒙混过去。他所犯的罪非常重，哪里还能再担任封疆大吏！鄂宁着革职；赏给三等侍卫衔，发往云南军营，自备费用，效力赎罪。这是朕格外施恩；鄂宁如果还不知道感恩悔改，真正奋发努力、报效国家，朕一定重重治他的罪。福建巡抚的员缺，命温福补授；温福到任以前，命崔应阶兼署巡抚事务。又谕告：吴必达办理黄教一案，根本没有亲自督率官兵加紧追剿首犯，迟疑拖延、玩忽贻误，实在辜负委任！如果让他撤回内地，只按寻常规矩议处，反而使他置身事外，就无法起到警戒作用。吴必达着革去提督，降职补授台湾镇总兵；仍革职留任，责令限期擒获贼匪，以观察他今后的表现。如果再不知道奋发努力，就重重治罪。福建提督员缺，立即命叶相德补授；令其驿马兼程赶赴云南军营办事。提督印务，命崔应阶在所属总兵中酌选一员，奏明代理。

译又谕告：追捕黄教至今仍没有头绪；现在贼匪逃藏在番境，即使加紧搜捕，恐怕也不能限期办结。叶相德奉派前往云南，急需起程，而吴必达因循玩忽、贻误军务，也不便再担任提督；朕已经下旨将吴必达降职补授台湾镇总兵，仍革职留任，责令他在台湾专门办理剿匪事务，以观察后效。叶相德立即补授提督，命其驿马兼程前往云南；提督印务，传谕崔应阶在所属总兵中选择熟悉水师的人选，奏请代理。至于台湾镇总兵的印务，先前已有旨意命副将戴廷栋代理；如今吴必达既然降职补授此缺，戴廷栋就不必前往。至于黄教一天没有擒获，这个案件一天就不能结案；只应严令吴必达等加紧擒获，早日依法处死，绝不可任其漏网。这种■〈麻上骨下〉贼匪，实在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考察他逃窜藏匿的情形，料想也不至于成事。只是内地奸民听说有黄教案件，便往往借此煽动蛊惑；例如建宁的傅元禧、古田的萧日安，都是这种以他人为先例而违法的人。虽然案件中的罪犯无不立即败露，很快受到刑法惩处；但是台湾既然调兵剿贼，总督又驻在厦门督办，反而恐怕会显得声势过于张扬，造成传闻惑乱，这不是用来表示镇静安定的办法。如今鄂宁因为任云贵总督时隐瞒缅甸贼匪窜入户腊撒一事不报，罪责实在无法逃脱。昨天因为鄂宁查办闽海关一案，久未审结，朕以为其中必有故意吹毛求疵之处，曾传谕崔应阶秉公查奏。现在想到户腊撒一事关系重大，不能不迅速表示惩罚和警戒；即使闽海关一案鄂宁果真存心办理过当，罪责也不能超过此事。因此下旨将鄂宁革职，赏给三等侍卫衔，发往云南军营，自备费用效力赎罪；福建巡抚已经命温福补授。温福在乌噜木齐办事并兼署提督，不能立即赴任；巡抚印务命崔应阶兼署。崔应阶接到此旨后，立即返回省城办理全省一切事务；台湾剿贼事宜仍要不时督促加速办理，并据实转奏。至于闽海关一案，如果鄂宁还没有审明，便命崔应阶查审，定拟结案。此前交办查明鄂宁是否有苛刻求全之处，也仍须确实查明，附在奏折中奏报。又谕告：吴必达办理贼匪黄教一案，最初听到消息时便带兵渡海，看起来还像是勇于任事；可是到了台湾，便产生畏难之心，竟以会审为名安坐在郡城，根本不亲自到前线督促剿捕。经朕多次严厉传谕，他才到军营，但各项事情仍然毫无安排。聚集数千官兵剿捕这种■〈麻上骨下〉贼匪，拖延了几个月，首犯还没有擒获，实在庸碌无能；所以朕下旨把他撤回内地，专门交给叶相德办理。但叶相德如今还需要前往云南军营办事，如果等到贼首被擒后再起程，难免还要耽搁一些时日，恐怕赶不上进兵的期限。现在据吴必达奏请，恳求仍留在台湾擒贼，以此自我效力。论吴必达因循玩忽、贻误军务，即使重重治罪也是他应得的；如今叶相德急需赴滇，台湾剿贼之事如果另换生手，一时恐怕不能摸清情况，吴必达反而会借口偷安。但他如此无能，哪里还能再担任提督！朕已经下旨将吴必达革去提督，降职补授台湾镇总兵；仍革职留任，责令专门办理剿贼事务。提督员缺，已经命叶相德补授。吴必达接到这道旨意，应当知道这是朕格外施恩，深深感到悔恨；彻底改掉萎靡懒散的积习，真正奋发努力，限期擒获贼首，或许还可以稍微赎回以前的罪过。如果不知道悔改，仍像以前一样毫无振作，不能设法迅速擒获匪首、早日依法处死，那就是他顽固不化，完全不知道感恩报国，甘心贻误军务；一定要按军法处置，绝不能再曲加宽宥。至于叶相德到台湾不久，此案剿贼拖延还不是他的罪过；所以升任提督。叶相德接到旨意后，应立即渡海返回内地，驿马兼程赶赴云南，办理水师会同剿匪等各项事务。叶相德受到朕特别提拔，更应出力奋勉，迅速取得功绩，以报答朕的恩遇。至于提督印务，另行谕告崔应阶选员奏请代理。台湾总兵一职，已经命吴必达降职补授；此前派去代理的戴廷栋，可以仍然回任原职：这些都有旨意命崔应阶照办。将此谕告吴必达、叶相德知悉。初八日（庚申），免除福建彰化县被水冲、沙压的田园五顷十二亩有余的额赋。十五日（丁卯），乾隆帝谕告：据鄂宁参奏署理台湾县令曾曰琇审理林椿匿名揭帖一案，曾曰琇不令犯人供出黄教为逆的实情，玩忽视同巨匪；如今已将他逮捕解送省城，准备详细彻底审究等语。鄂宁已经革职，此案交给崔应阶，将署理县令曾曰琇以及案件中的各名罪犯彻底追究，务必查得实情，依照条例定拟。至于鄂宁对县令隐瞒掩饰、包庇养奸一事，应严加参劾治罪；而他先前任云贵总督时，对缅甸贼匪窜入内地抢掠百姓一事隐瞒不奏，自问应当获什么罪？朕已经批令鄂宁自行议罪。命将原奏折封寄给崔应阶，再转交鄂宁阅看；令鄂宁自行确定罪议具折，仍交崔应阶代为奏报。——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二。

译十九日（辛未），乾隆帝谕告：黄教逆匪一案最初奏报到达时，便传谕余文仪前往台湾查办。这固然是因为已捕获的匪犯急需审明正法，也是因为台湾地方事关紧要，不能没有大员督率办理。余文仪一向长期任职于那里，本应能够随时调度；可是余文仪到了台湾以后，只是安坐在府城审理拟定罪犯，对剿捕事务置之不问，也没有据实奏报一句，所以朕命他明白回奏。如今据他回奏说：“经过台湾三个月以来，凡是有所见闻，都随时据实禀报督、抚。”这好像是说自己身为文职，剿贼之事与他无关；实在完全不是这样！军旅之事固然不能责求普通文职官员，但臬司这样的高官，不是下级小官可以相比的；地方发生这样的大案，怎么能不共同承担责任，真心协力缉捕！即使文官不能亲自到前线，难道不应督促策励将领兵弁加紧剿贼吗？况且他亲眼看见吴必达因循玩忽、贻误军务，竟然保持沉默，不把情况上报；臬司本来就有奏事的责任，何况余文仪还是专门派去的，难道凭一纸禀报督、抚，就认为事情已经办完了吗？余文仪的罪过虽然不如吴必达严重，但他借口妄分职权界限，实际上是为了规避责任，不能不加以惩戒警示；余文仪交给刑部严加察议。两司都是朕特意选派的大员，全省事务都是他们的责任；遇到地方大事，本应真正承担起来，不分彼此，这才是不辜负任用。如果臬司在剿贼事务上还置身事外；那么推而至于州、县官员，假如境内偶有奸匪突然作乱，也只推给一两个汛官前去捕捉，而他们自己却安居官署、视若无关，这难道可以吗？朕对臣工功过，只看他本人如何自取；就福建省而言，漳浦、古田两案中地方官出力擒匪的，都命送部引见，破格提拔任用。余文仪听说这些，也应当知道惭愧了！这次仅交刑部议处，已经是格外从宽。今后两司等如果再不奋发努力，仍敢把公务分彼此、加以轻视；一经发现，必定重重治罪，不要说朕没有及早告诫。将此一并谕告各督、抚、藩、臬知悉。又谕告：此前吴必达奏请留在台湾擒贼以自我效力，已经有旨将吴必达降为总兵，责令他专门办理擒捕黄教之事，以赎以前的罪过。如今据余文仪覆奏：“黄教现在的同党已经不多，向南不过凤山，向北不出诸罗，不敢再进入内山。”黄教受伤后只剩残喘，正值党羽解散之时，已经势穷力竭。又有生番奉谕协助追捕，他既不敢逃入内山，而南北之间相距很近，现有这么多官兵，怎么会难以限期擒获。现在台湾领兵剿贼的事务，专门交给吴必达一人；他的责任更无从推卸。传谕吴必达立即加紧并真正设法搜剿，务必使首要匪徒迅速被捕，不得仍像以前那样因循玩忽、贻误军务！如果再不知道感恩奋勉，导致要犯又长期不能依法诛杀，那么此前关于按军法处置的谕旨，绝不会再曲加宽免！近来督率剿捕的情况，仍须一面立即据实具奏。二十一日（癸酉），乾隆帝谕告：崔应阶等奏报，台湾贼匪黄教被同伙砍伤，逃入诸罗山中；三月二十九日，官兵分路合围，将黄教及其弟黄芳砍伤并擒获，同时生擒贼党七人、杀死十三人。黄教不过是■〈麻上骨下〉小贼，逃窜于荒山之中，本来就成不了什么事；只是文武官弁在发现之初不能及时全力追捕，以致拖延数月，仍然长期不能诛杀。直到朕多次下旨督促，才终于捕获。因此，作为统领此事的吴必达等，已经是功劳不能掩盖过错，不必交部议叙。道员张珽自革职以后，仍然知道感奋自效，多次设法追剿，这次又擒获匪首，此人还保有良知；守备蒲大经首先用刀砍伤黄教，十分奋勇：都命送部引见。其余在军中的文武官弁和兵丁等，其中确实出力、应当分别奖赏的，也命崔应阶查明具奏，等候朕再下旨。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崔应阶等奏报擒杀贼首黄教一事，已经下旨，命崔应阶查明参与此事并出力的官弁具奏。此案中附从的各名贼匪，前后擒获、审明后正法的已有一百三十多人，但都是在台湾就近办结；贼首黄教也在受伤被擒后不久遭到冥诛。内地百姓无从知道办理此案的全部原委。福建濒临海疆，民情向来不安定，而且自去年黄教聚众违法以来，许多匪徒听到风声便闹事；不能不把党羽中的恶徒和重犯押到省会，处死几人，并把从重惩办的原因清楚宣示，使众人都知道，看到后受到警戒。至于黄教先前因为什么起意，纠集那么多人，蔓延作恶；替他主谋、帮助叛逆的人是谁；在哪些地方收留、转移藏匿他们，以及他们为什么能够持续数月，仍然到处抢掠村庄和汛地，胁迫他人随从逃窜；贼众的食物又从哪里取得；这些都是案件中的关键问题，不能不逐一审问清楚。现在捕获的七名罪犯都是紧跟黄教的人，更是贼党中的凶恶之徒；贼匪闹事的原委，各犯一定知道得最详细。传谕余文仪，立即将各犯严厉彻底审讯，务必取得确实供词，迅速奏报。除了一般的附从罪犯仍在台湾正法外，对于最初起事、跟随贼众的要犯，审明后立即严加锁押；并命余文仪立即亲自押解，送交崔应阶复审定拟，一面奏报，一面将要犯押到市曹碎磔示众，以了结此案。还有，先前奏报说“生番献出的首级中有贼匪军师朱一德”；是否属实，也命余文仪向现在捕获的罪犯详细审问查明。如果先前所说不确实，要犯仍然在逃、尚未伏诛，就应当就近加紧搜捕，不得任其漏网！如果此外还有党羽零星潜藏，也命交给吴必达等一并迅速缉捕，以彻底铲除根株。至于叶相德，此案既已办完，自然应立即兼程赶赴云南；如果还在台湾，就立即渡海返回内地，兼程前往，务必在七月内抵达永昌，办理水师船只事务。将此一并谕告崔应阶、叶相德、吴必达知悉。

译又谕告：崔应阶等奏报台湾贼匪黄教等如今已经追上并砍杀擒获，朕已经明确下旨。此案中黄教不过是■〈麻上骨下〉小贼，长期不能诛杀数月，全是文武官弁开始时因循拖延造成的，本来就成不了什么事。像吴必达等这样身任统领的大员，多次贻误军务，直到朕反复严厉督责，才得以办成，实在是功劳不能掩盖过错，还有什么脸面妄想侥幸邀功；已经下旨，他们不必交部议叙。至于原任道员张珽，自从革职以后还知道悔罪自励，如今又奋力追捕擒获，说明良知还没有泯灭；守备蒲大经首先砍伤黄教，直接上前将他捆获：都是出力的官员。这两人命立即送部引见。此外参与此事的人，该督应当用心秉公确实核查，根据实际出力程度详细奏报，不得稍有遗漏或滥报！副将戴廷栋分路领兵，事情结束后禀报；他追捕黄教时究竟是否奋勇办事，还是只靠递交禀报来显示自己的长处？同知张所派遣的人秘密侦察贼踪，是否确实有效？革职千总万其茪、革职把总吴化龙等，奏折中所说他们直接上前杀贼，究竟是否属实？又或者提督、总兵等因为他们已经被革职，便想趁擒获贼人的机会，借此为他们赎罪，这也不能确定；不能不详细查核确实，以杜绝侥幸冒功的苗头。传谕崔应阶，把这次剿贼的文武各员弁和兵丁逐一据实查明，迅速具奏，等候旨意。至于审理拟定各犯的罪名和搜捕余党，已经传谕余文仪，命他迅速详细办理；由他亲自押解罪犯赴省，一并交给崔应阶严加审讯、定拟结案。也已经谕告该督，命他照此办理。又谕告：今日据崔应阶等奏报杀获贼匪黄教等一事，朕已经下旨将参与办案的官弁分别处理。黄教一案本来成不了什么事，但自去年十月闹事以来，过了很久仍未捕获；想来傅恒前往云南以后，也一定经常挂念此事。如今既已擒获并办结，特意传谕告知。今春京畿以及山东、河南等省雨水调和，麦收丰稔；云南虽然盼望下雨，但或许那里今年秋天雨少，反而有利于我军行动，也未可知。不过目前那里农事情况如何，是否会妨碍军粮储备？这些去年遗留下来未办完的案件，如今都已经办结；看来各项事务相当顺利，秋季进剿缅甸贼匪，或许可以预料军队行进顺利，迅速奏报成功。但朕因此更加挂念军营中的一切，实在不敢放松。崔应阶等的奏折以及所下谕旨，都命遇到方便时抄送给傅恒阅看。二十三日（乙亥），乾隆帝谕告：昨天崔应阶奏报剿获台湾匪首黄教等一案，已经下旨将首先出力擒捕的革职道员张珽、守备蒲大经送部引见。如今据崔应阶分别奏报参与此事各员的勤惰情况。知府邹应元、参将王介福二人竭尽全力追捕，备尝劳苦，从始至终奋勇不懈；命交部议叙。游击陈玉书剿贼时争先，多次建立功绩；副将戴廷栋协力搜捕，身先士卒：都命一并送部引见。蒋允焄到台湾任职不久，不必议叙。至于副将刘奇伟，是偏裨中的大员，自从用兵以来并没有亲自统领部队杀贼；知县陶浚尤其负有地方专责，平时不能严密缉捕奸匪，临时又不能勇往办理，以致这个■〈麻上骨下〉小贼长期不能诛杀，拖延了数月。如今匪众虽然都已擒获，但二人的罪责实在不能逃脱；该督只请求革退，哪里足以表示惩罚！刘奇伟、陶浚都着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又谕告：据崔应阶奏报查察剿捕台湾匪案中文武各员勤惰一事，其中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朕已经在奏折中批示斥责，并下旨交有关部门分别办理。至于奏折中说余文仪能够斟酌功劳、吴必达感到惭愧畏惧而奋勉，这些都不合事理；显然是想替他们二人周旋解释，已经很不对了！甚至请求对庸懦无能的副将刘奇伟只革职，对知县陶浚从宽勒令休职，更是姑息！此案中黄教只是■〈麻上骨下〉小贼，本来成不了什么事；只是地方文武官员养奸酿患，事情发生后又因循推诿，才使这些鼠辈长期逃窜、不能诛杀。多次烦劳督促，经过数月，贼众才全部擒获。自然应当总核案中各员弁前后的功过，据实分别查办；既不纵容，也不遗漏，以明确奖惩。像刘奇伟、陶浚这样始终玩忽职守，完全不知道奉行职责、以公事为急；如果对这种人不予重惩，怎么能让做官的人都知道什么该奖励、什么该惩罚！崔应阶想用革职、勒休来草草了事，哪里是整顿积弊的办法！朕已经谕令有关部门将刘奇伟、陶浚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海外地方民情强悍，只有地方官真正整顿振作、善于控制驾驭，才可能长久保持安宁。此前贻误军务的各员，既然因为积习难改、毫无整顿，才造成事端；这次大力办理以后，必须竭力整顿，以挽回颓败的风气，使守土和分营的各员从此都知道悔悟，不再轻视公事、贻误公务；奸民也可以因此知道畏惧，不敢仿效违法。如果稍微存有宽纵姑息之意，哪里是惩罚过去、警戒将来的办法！崔应阶平日办事还知道轻重，为什么竟然错谬到这种地步！传旨申斥。至于陈玉书、戴廷栋，以及此前奉旨送部引见的张珽、蒲大经，都等他们应办的事务结束后，再发给咨文赴京，不必急着让他们全部起程。将此详细谕告崔应阶知悉；所有明发谕旨，一并抄送给他。——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三。

译五月初七日（戊子），乾隆帝谕告：提督、总兵承担着专门镇守一方的重大职责，平时应训练官弁士兵，特别加意整顿；遇到地方偶有奸人作乱，更应督办剿捕事宜，奋勇身先，为军队树立表率。然而绿营逐渐染上恶习，一味畏缩怯懦、苟且偷安，根本不肯真正出力。像先前李时升、朱仑等临阵畏惧退缩，用欺骗性的言辞掩饰，他们的罪行是国法不能容忍的；朕因而亲自临场审讯，依法公开处刑，向朝廷内外宣示。料想武职大员没有不触目警醒、共同知道戒惧的。不料近来又有总兵王巍，在台湾贼匪黄教纠集众人闹事一案中，九月初已经先听到贼踪，却不及早包围擒捕；坐等了一个多月，直到冈山竖起旗帜，才接连派遣偏裨查拿以敷衍塞责。又观望拖延多日，才带兵继续前进，离贼巢还有数里便停驻扎营；发射空枪，自己焚烧营帐，迟疑徘徊不前。以致■〈麻上骨下〉小积匪日久蔓延，完全没有采取措施，任凭贼人焚烧抢掠汛地、劫夺军械，始终没有交战一仗、杀死一名贼人。朕看过王巍前次的奏折，已经完全看透了他欺骗掩饰的情形。因此命令把他解送京城当面询问，他自己也知道是养奸纵寇，更难以狡辩；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依照法律处死，以整肃军纪。向来绿营中地位低微的员弁希望进取，还有一些勇敢前往、自我效力的人；稍微升到游击、守备，便已经觉得地位改变。等到升任提督、总兵，就自以为志愿已经满足，专门致力于保养身体、安逸享受；平时无事便凭借善于应付来取巧，临到事情发生又以退缩推诿来保全自己，甚至耽误军务大事也不顾，实在令人痛恨！他们从来不想想，如果努力振奋、消灭贼寇而奏功，固然可以获得丰厚的奖赏；即使不幸身负刀箭、勤于职事而捐躯，国家也一定会赐予抚恤和褒奖，恩泽还会延及后代！如果为了侥幸一时活命而诡诈逃避，不惜违犯法纪、败坏军务，既要背负恶名，又会遭受公开诛戮。把这两种情况相比较，究竟得失如何？即使最愚蠢的人也应当猛然醒悟。他们也都具有人心，为什么还要不断重蹈覆辙，迷惑而不醒悟，竟到了这种地步！今后务必各自洗心革面，激发良知，痛改积弊，希望能够承受朕的恩德。如果还不知道悔改，过去的教训明明在眼前，不要说朕没有三令五申地预先告诫。将此明确严厉地谕告提督、总兵等知悉。十五日（丙申），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吴必达奏报后续捕获余匪及撤兵的情况，吴必达此前在剿捕黄教一案中不能加紧督办，屡次因循拖延、贻误军务，已经降职补授台湾总兵，以示惩戒警告。如今逆首虽然已经伏法，但其余党中尚未捕获的，更应当尽心搜捕，务必全部擒尽，不得让任何人漏网！至于台湾地方民情向来强悍，此外或许还有奸民借黄教余孽之名暗中违法，也不能确定。吴必达是驻守台湾的总镇大员，安抚平定海疆是他的专责；如果因为匪案已经办结，便对一切稍有松懈，甚至再次产生事端，那么他的罪责将更加严重，王巍就是前车之鉴。传谕该镇，务必以以前的事情为戒，时刻留心查察；真正振作努力，勉力赎回以前的罪过。如果仍然漫不经心，再有玩忽贻误，就不能再得到宽免。——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四。

译六月初九日（己未），乾隆帝谕告：此前据崔应阶奏报台湾贼匪黄教等已经被杀获，随即传谕崔应阶，将参与此事的文武官员实际剿杀贼匪的情况逐一查明，据实具奏。至于所说革职千总万其茪、把总吴化龙等都能够直接上前杀贼，当时朕就怀疑，提督、总兵等或许因为这些官弁已经被革职，便想趁擒获贼人的时候替他们制造赎罪的机会，这也不能确定；因此也命该督确实查明。如今据崔应阶奏称：“据台湾道蒋允焄禀报，在台湾的文武官员都是花钱雇人缉捕，只有守备蒲大经、千总聂世奇买通熟悉黄教的百姓郑纯、周寅进山，将黄教杀死，经文武官员验明后抬回；黄芳一犯，也是同伙贼匪苏彩龙等人在山后将他带伤擒获。那些文武官员和士兵只有堵截围困的功劳，并没有当场杀贼擒贼的功劳。至于万其茪、吴化龙、陈元璋等，并没有亲手砍杀或擒获。”可见他们侥幸冒功，果然不出朕的预料。绿旗官兵欺诈竟到了这种地步！正当朕整顿军务的时候，他们还敢贪功欺骗皇上，实在令人震惊！吴必达等统领军队剿贼，却没有真正奋勉，不能限期办结，已经是罪责无法逃避。如今在奏报擒获贼人时，又替革职官弁虚报功劳，简直丧尽良知；不是仅仅降职留任这种轻微惩罚所能警戒的。吴必达立即革职，命他自备费用前往云南效力。余文仪过去任刑部司官，还算能够办事，而且属于文职，着从宽革职，以刑部员外任用；仍带着革职处分留任，等十年没有过错后，再予以开复。叶相德现在奉派前往云南军营，着革职，但仍保留提督职务，自备费用在云南统领水师，以观察后效；仍交经略大学士傅恒留心察看。如果这名提督还不奋发感恩、出力办事，就奏明按军法处置。副将戴廷栋首先捏造掩饰情况进行禀报，是此案的罪魁；着革职，发往云南在水师队伍中任职，自备费用效力赎罪。如果仍像以前一样不知道悔改，就按军法处置。崔应阶上次没有详细核查，只根据禀报草率转报，虽然应当受到处分；如今既然据实覆奏，对于请求交部察议一事，着加恩免除。朕对臣工的功过，无论大小轻重，都看他们自己如何招致；不肯让他们有丝毫屈抑，也不容许他们稍有幸免。这是朕自临御三十四年以来可以自信的地方，也是天下臣民应当共同相信的。至于批阅奏章，并不是预先存有怀疑臣下欺诈、什么都不相信的成见，而是其中稍有真情假意，本来就难以掩盖；所谓“事物一来便能全部照见”，其实也是先知先觉自然而然产生的。像这件案子一经查问，其中虚饰的痕迹果然无处遁形；又如湖南巡抚方世俊查办传布谣言一案，竟想把罪责归给已经去世的李文有，糊里糊涂地了结此事；等传谕该抚确实彻底查究后，辗转传播谣言的罪犯，以及知县陈梦湘隐瞒、粉饰供词等各种情节，全都真相大白。由此可见，虚伪的行为确实为天理所不容；天理所不容的事情，就不能逃过朕的洞察。朕并不是想自夸明察，只是根据情理推断，事情本来都清清楚楚、没有差错；那些玩弄聪明欺骗皇上的人，只是自取罪责，却始终不知道悔改，朕实在为他们感到怜悯！崔应阶的各件奏折以及从前的廷寄，全部抄发下去。把这道谕旨传达给内外官员，使他们知道。” 初十日（庚申），任命福建汀漳龙道孙孝愉为福建按察使。调任福建海坛镇总兵章绅为台湾镇总兵。——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六。二十二日（壬申），谕军机大臣等：“余文仪复奏《查讯逆匪黄教谋逆起事缘由》一折中称：‘黄教去年在冈山图谋叛乱，都是朱天麟（即朱一德）与他共同谋划、同恶相济，招集了许多人；现在还没有捕获。又听说该犯剃发逃窜，已经派遣弁兵协同捉拿。’朱天麟是此案中始终帮助叛逆的首要罪犯，决不能容许他漏网，以免他煽动残余势力，再次滋生事端。着传谕崔应阶立即下令交给台湾总兵林国彩，命他切实秘密查访，严加捉拿，务必一定捕获；不得任其逃远，侥幸逃避公开处死。其余党羽中零散逃散的人，也要遵照前谕，尽心设法搜捕。假如不加紧督办，或致叛逆根株不能彻底清除，将来一旦查出，唯崔应阶等人是问。”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七。秋七月辛巳朔，谕军机大臣等：“崔应阶题奏参劾‘已经革职的凤山县知县方辅悟承办军需时亏空库项、仓谷，明显有借故侵吞冒领的地方，现在正在提审追究’等情，朕已经降旨交给该督严加审讯并拟定追缴办法。台湾供给官兵的一切费用，都是动用官府钱财，必须据实报销；该县竟敢借此为名，亏空库银一万三千两、仓谷三千余石之多，明显有侵吞冒领的弊端。该督立即严加审讯，查明实情；如果侵吞欺骗属实，就应迅速定案拟罪，赶在本年秋审时列入情实。所亏欠的银两，如果方辅悟的家产不足以抵补，就责令所属各级上司分摊赔补，补足公款，不得使公款长期亏缺。并传谕该督知悉。”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八。十七日（丁酉），兵部议准：“闽浙总督崔应阶奏称，调任台湾官员弁兵，按例可以预先保送到部引见，往返需要时间，导致职位空缺；请停止台湾府武职预先保送的例制，对任满三年、能够勤勉履职的人，在具奏时说明并保举。”奉旨照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九。八月二十一日（庚午），任命四川松茂道李本为福建按察使。

译二十九月（戊寅），谕：“此前据崔应阶题奏参劾，诸罗县革职知县陶浚任内亏空库银一万五千余两；后来又查出原先揭报数额以外，尚有亏空银一万四千余两、谷二万四千余石等情，朕已经降旨命令立即严加审讯，追究拟罪。陶浚先前在黄教案件中不能事先防范，这不是一般的失察可以相比的；朕降旨将他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已经是侥幸得到宽大恩典。现在办理军需，又查出亏空银两达到数万之多；像这样借故侵吞冒领、完全不知法纪的官员，不能不依法严惩，以此昭示警戒。着传谕崔应阶立即将陶浚严加审讯、拟罪追究，赶在本年秋审时列入情实。他任内的财产，立即查抄；他原籍安徽滁州的家产，也传谕富尼汉一并严密查抄，不得稍有隐匿寄放。” 又谕：“此前据崔应阶奏报，逆匪黄教滋事一案中，有同党朱天麟替他出谋主使、煽动诱骗等情，当即降旨给崔应阶，命令他严密访查捉拿，不得让朱天麟逃脱。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该督奏报是否已经擒获。此人是黄教的党羽，帮助叛逆，情节和罪行十分可恶；必须依法公开处刑，决不能容许他漏网。而且这类匪徒行踪诡秘，如果不立即捕获，恐怕会潜藏深山，再次发生煽动诱骗之事。着传谕崔应阶，立即严令该镇加紧搜捕，并在内地一并严密追缉，务必捕获；把目前如何搜捕、是否已经擒获的情况迅速奏报。”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一。九月，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朱天麟这个罪犯，自去年十月在诸罗山跟随黄教与官兵交战败逃以后，贼党中就没有他了；现在悬赏重金，严密搜查缉捕。”奉旨：“此犯也可能在广东，为什么不派人访查捉拿？”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三。冬十月己酉朔，谕：“……李本调任补授四州按察使；福建按察使的职位空缺，着张镇补授。” 初三日（辛亥），谕：“据崔应阶奏报，正在严密缉捕黄教案中的要犯朱天麟，已经多方设法、到处查访，但仍没有踪迹。朱天麟帮助叛逆并为主谋，罪大恶极；务必加紧捕获，立即依法处刑。但这类匪徒行踪诡秘，逃窜潜伏没有固定规律；闽、粤两地相连，而台湾府又有很多广东人杂居，该犯在黄教被处死后，或许已经逃入广东隐匿行踪，也不能确定。着传谕李侍尧迅速选派能干的官员弁兵，在闽、粤交界地区严密查缉，不得让他漏网拖延！朕已经批谕崔应阶，命他派人访查缉捕；并着他一面立即将该犯的年龄、相貌、籍贯详细开列，火速咨文广东，会同秘密迅速追寻，不得稍有疏忽懈怠！把这些一并传谕崔应阶知悉。” 初七日（乙卯），增海前往伊犁署理将军印务；福州将军一职，着温福署理。温福到任以前，着崔应阶暂时署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四。二十五日（癸酉），谕：“此前据崔应阶参奏署理台湾县知县曾曰琇等亏空仓库一案，朕立即降旨交给该督严加审讯、定拟具奏；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还没有审结。今天据该督奏称‘现在派遣专员赴台湾查办’等语，办理实在太迟延了！这种亏空钱粮的重大案件，本来就应当迅速定拟，依法治罪，使众人都知道警戒惩罚。即使说‘其中有军需支用的款项，必须核实证据’；也早就应当彻底清查，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派员查核！着传谕该督立即把此案迅速审查究办、定拟后奏报，不得再行拖延！” 又谕：“据崔应阶奏称，‘台湾流寓人口中，福建人约数十万，广东人约十余万，而渡海赴台的人仍然接连不断。这些都是穷困逃亡之徒，性情狡猾强悍，不能安分；结伙成群，势必滋生事端。与其临时办理，不如平日加以羁縻；现在严加稽查，有罪者酌量遣发，并设法约束。’他的看法固然有道理，但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方面，仍不完全妥当。这些渡海赴台的民人，大多是内地原本没有固定产业、游手好闲的人；一旦偷偷渡过海洋、逃踪到台湾，人数日积月累，必然引类呼朋，毫无顾忌。黄教案件就是明显的证明。但对于这些无赖游民，与其等他们到台湾以后再约束，耗费许多周折，不如在渡海以前就查察，尽力禁止。向来腹地民人不许私自前往台湾，定例本来很严；由于地方有司奉行不力，冒用假名偷越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否则，这十余万、数十万福建和广东的流寓人口，怎么可能不需行走就来到台湾呢？何况估舶、鱼船等出入福建、广东海口的船只，都有印烙的船号和官府发给的照票，可以逐一盘查验看；作为督、抚的官员，平时如果确实能够命令属下切实严查，申明禁令和限制，不许这些无业之人夹带出海，那么匪类自然可以永远斩断根源，这才是事先预防，对海疆确实有益。着传谕崔应阶、李侍尧等，命令立即通令各属，严禁福建、广东前往台湾的人民；仍要在各处口岸设法严密巡逻，不许任何人私自滞留。现在已经流寓台湾的人，虽然不能全部驱赶回内地；但应编设保甲，互相察觉监督，不得任由匪类藏匿奸邪。如果在原编保甲之外查出新增的人户，就是这次禁令以后又偷渡来的人；所属官员查明来历，报告督、抚，将原先查漏的官员弁兵严加参奏、从重处分，那么凡是负有查察海口责任的人自然不敢用一纸空文敷衍塞责，也才足以在事情尚未形成以前加以防止。至于台湾地方滋事违法的人，甚至有‘罗汉脚’这一混称，实际上与四川的‘嘓噜子’没有不同；这类人凡有过犯，全部按照嘓匪从重惩治，务必使刁悍风气永远收敛、海疆肃清。该督等务必尽心率领属员查办，务求法律一定执行，不得稍有宽纵；仍命该督等把如何切实查禁、有没有审出偷漏人员的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在年末汇总奏报一次，以考察你们是否尽心，并核定你们办事的优劣。”

译二十八日（丙子），谕：“前任台湾道张珽办理黄教一案时，最初在事情被发现时安坐在府城，并不亲自督促捕拿；经部议革职，本来就是他应得的处分。后来因为这名官员带领官兵亲自进山，还算勇敢前往；所以加恩命令该督送部引见。现在又据崔应阶奏称，‘该员人还明白，很知道奋发努力。黄教被杀获、陈宗宝被缉捕，都是该员设法购买线索、捐出赏金后查获的。’张珽身为文职官员，与武职大员临时怯懦还可以说是有所不同；而且他革职以后颇能出力补过，也不是有意贻误的人可比。福州府知府的职位空缺，着张珽以革职留任的身份，按照例制开复。”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五。十一月十八日（丙申），谕军机大臣等：“叶相德在军营中带领水师十分出力，如今听说突然去世，朕深感痛惜！已经降旨按照阵亡的例制从优议定抚恤。至于吴必达，对水师事务还算熟悉；此前在福建办理黄教一案时不能实心出力，所以将他革职，命他前往滇省效力赎罪。这名官员到云南以后现在在哪里任事？能否奋勉自效？朕昨天已经降旨让傅恒等询问。这次他们具奏时，想来还没有接到前旨；着再传谕傅恒等，立即把吴必达何时到云南、现在在哪一队任事以及有没有出力的地方，详细查明复奏。福建水师提督的职位空缺，现在已有委署之人，等候朕另行任命。有关加恩叶相德的谕旨，着抄送阅看。”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七。十二月初二日（庚戌），谕：“吴必达此前在剿捕台湾贼匪黄教一案中，起初遇事张皇，又不能切实奋勉，按期完成事情；到奏报捕获贼人时，又被革职弁员冒报功绩。因此降旨将他革职，命他先前往云南军营效力赎罪。现在想来，吴必达在台湾匪案被发现时，听到消息便带兵渡海，情形似乎还算勇敢前往；后来虽然不能督促将士迅速剿灭擒获，但毕竟亲自到达战场，始终参与了此事。而且他对水师营务还算熟悉。福建水师提督的职位空缺，加恩着吴必达补授；仍以革职留任，观察他今后的表现。” 初三日（辛亥），谕：“……增海等伊图勒到任以后，着仍回任福州将军；理藩院尚书的事务，既然有福隆安兼署，增海仍可带着原衔前往。福州将军的职位空缺，现在由温福署理，不必另行补授。”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八。十七日（乙丑），谕军机大臣等：“台湾镇总兵章绅在本月十四、十五、十六等日连续进呈三份奏折，朕起初以为他是吝惜费用、只看重小节，一定是只派一个人携带奏折，却让他分日呈递；因此命军机大臣传问送奏折的人，才知道实际派了三名弁员，而且这些奏折每隔六天才发送一次，实在不合情理。地方如果真有紧急事务，刚刚具折的第二天，为什么不能再派人快马递送奏函？如果不过是章绅所奏的三件事情，也完全可以合并作一次、分别封装后一起呈奏，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还怕麻烦吗？而且据他派出的弁员说，每人给了路费银八十两；这样浪费，对事情有什么好处？还让各弁员接连渡海，疲惫奔波在道路上，也不是体恤下级弁员的意思。章绅实在不明事理，着传旨申斥。” 二十四日（壬申），谕：“此前因为吴必达在剿捕台湾贼匪黄教一案中不能切实奋勉，所以革职，发往云南军营效力赎罪。后来因福建水师提督职位空缺，考虑到他对福建水师营务仍然熟悉，而且他带兵渡台之初还算勇敢前往，所以加恩仍补授福建水师提督，革职留任，观察其今后的表现。但他何时到达军营、在哪一队中出力任事，没有据傅恒等奏报；朕曾传谕询问。现在据傅恒等奏称：‘吴必达到十二月初四日才到■〈口别〉唻地方。’吴必达是发往军营效力赎罪的官员，本应更加感奋，迅速赶路，以求自我效力；可是从福建到云南，在路上拖延竟达九十九天之多，直到撤兵以后才到腾越。由此可见，他始终安于退缩、无能为力，不知道感激惭愧、奋发图强以赎前罪；而且他年过六十，精力已经衰退，也难以指望他重新振作。吴必达仍然革职；福建水师提督职位，着黄仕简调任补授。福建陆路提督职位，着甘国宾补授。”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四十九。乾隆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 ○）春二月十四日（辛酉），免除福建因遇风沉没而应赔偿的兵米三百六十石。——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五十二。十八日（乙丑），谕军机大臣等：“温福奏称：‘后来捕获台湾匪徒王生等八名罪犯，其中在押解途中病死二人，在途中患病、送进监狱后死亡三人。’这些罪犯既然是逆犯黄教的同党，屡次被捕获后押解赴省，沿途本应严密看守；为什么八名犯人中竟然有一半以上病死？其中一定另有原因。也许这些犯人自知罪行重大，预先暗藏毒药，乘机自杀，侥幸逃避公开处死；而负责押解的各员害怕受到处分，往往以患病死亡验报了结，这些情况都不能确定。该抚为什么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加以推究？着传谕温福，逐一详细查明各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病死，押解各员有没有隐瞒粉饰、捏造上报的地方，据实复奏。并把这道谕旨传给崔应阶知悉。”不久温福奏称：“此前因为各犯在途中、狱中死亡过多，接到禀报时便立即派员检验尸身，并提出现存的三名犯人审讯；昨天又提审原先押解的官员以及沿途押送的员弁，众人说法一致，确实是病死，并不是捏饰。”奉旨：“览阅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五十三。

译三月十一日（戊子），福建巡抚温福奏：“福建省会人口多而物产少，上游降雨少、河水干涸，客米较少，正处于青黄不接之时。查厦门距离省城七百里，海运可以通达；该同知管理仓粮，那里有从前议定由台湾拨运的监生米，现在还存有六万余石，已命令立即碾运三万石，分别交给闽县、侯官两县平价出售。”奉旨嘉奖。十四日（辛卯），免除福建因遇风沉没的兵米三百六十石。——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五十四。二十九日（丙午），谕军机大臣等：“据温福奏称，‘福建省属员贤能与否的名单中说，按察使张镇年过六十，渐渐显出衰老状态。’张镇平时很知道实心任事，所以任用他为臬司。如果这名官员仍能尽心办公，审理案件果然都精当，那么稍微显出老态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的精力日渐衰退，确有难以振作的趋势，那么全省刑名案件的总汇，当然不能稍有姑息而造成贻误。着传谕崔应阶、温福都留心察看：如果张镇精力还能够胜任，就不必仅仅因为年过六十便立即斥退；如果确有衰老疲惫的情形，立即据实奏报，等候朕另降谕旨。”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五十五。夏四月，福建巡抚温福奏：“福建省额定储粮中有捐监谷一项，最初收的是实物，后来有时折收银两，以致前后官员交接时相互牵连混乱；已经限定期限盘查验核，不清楚的严加参奏。只是因为这种情况因循已达二十多年，前任各员又有失察之责，似乎难以全部追究。”奉旨：“这还属于权宜办法之一；只要仓谷数量足额，也可以对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五十七。五月十一日（丁亥），谕军机大臣等：“据崔应阶等奏报，‘查审台湾捏造匿名揭帖’一案，已经交给军机大臣会同有关部院迅速议定具奏。这件案子还是鄂宁任内参奏的，距离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有什么难以办理的情节，竟然拖延了这么久！另一折所奏‘审拟曾曰琇、陶浚、方辅悟等亏空仓库’各案，也是在去年夏天参奏的事情；即使需要提取罪犯对质审讯，也不过是台湾往返的路程，几个月就可以办完，为什么相隔多年才审结，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崔应阶平时还能够实心任事，不应怠慢拖延到这种地步，着传旨申斥。” 十五日（辛卯），谕：“刑部议覆崔应阶所奏《查审原参亏缺银谷的台湾县署知县曾曰琇拟议发遣军台效力、诸罗县知县陶浚拟议发往伊犁赎罪》两折。仔细审阅案情，这些官员以前动用仓库钱粮，确实是因为黄教事件突然发生、军务紧急重要，唯恐耽误而获罪，所以完全按照武职开列的数额，随时支应，并雇用车夫、番壮，发给钱米。现在审查清楚了，都是实际使用、据实销账，并没有侵吞冒领的弊端；因此这些官员都没有可以加罪的地方。地方官承办军需，如果借机染指，法律自然不容许稍加宽贷，即使置于重刑也应当是罪有应得。至于曾曰琇、陶浚二人，在官兵剿捕贼匪时，发给口粮、盐菜，以及雇夫抬运军装等物，本来都是必要的，确实有刻不容缓的情势。假如这些官员拘泥于成例，辗转查核、详细申报，以致耽误军机；即使发放的数目没有虚浮过多，他们的罪责反而也无法逃脱。现在因为军务行动紧急，暂时挪用仓库正项钱粮发放，说明他们还知道临事以公事为急；又经审明，确实不是侵吞冒领。如果因为他们此前有滥行支应的行为，一个发往军台、一个发往伊犁，在情理和法律上都不公平。” “而且如果让各州县官员都知道此事，他们一定会畏首畏尾；假如地方突然发生紧急军务，既然不能凭空做出没有米的饭，势必只能坐视耽误，事情反而会受到更多阻碍。该督只是因为从前参奏的原案罪情太重，便不肯全部释放，所拟罪名未免过重。曾曰琇亏空的钱粮已经全部补完，着该部发文将他调来京城引见，再降谕旨。陶浚虽然还有尚未补完的款项，但毕竟与侵吞不同；着从宽免除发往伊犁效力的处分。又据崔应阶另一折奏称，‘原先参奏凤山县知县方辅悟亏空银谷，也已经照数全部补完；请免除其治罪，但不准开复。’方辅悟承办军需的情形，与曾曰琇等属于同一条例；也着该部调来引见。朕办理各项政务，一概秉持至公，轻重完全看各人自己造成的情况；权衡处置务求公平，有罪的人决不容许稍有幸免，情理确实可以宽宥的人，朕也不肯让他受到丝毫屈抑。把这道谕旨传达给内外官员，使他们知道。”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五十八。二十四日（庚子），谕：“温福所奏《请严定偷渡台湾奸民治罪之例》一折，所奏是对的；已经批示交给有关部议奏。据称：‘按照从前的惯例，客头、船户包揽偷渡的案件，都按照首犯、从犯分别拟议充军、徒刑，并不区别已经成功和未成功。后来乾隆八年，经藩司、臬司两司议覆兴泉道的禀文，由督、抚批准施行，将偷渡未成功的客头、船户降等处以杖刑、徒刑、枷责后结案；从此以后，犯案者大多因为未成功而从宽减等，没有见识的有司也往往借此宽纵。’福建省的客头、船户诱骗人民偷渡台湾，是地方最大的祸害；从前制定的条例稍微严厉，本来就是想让他们畏惧法律而不敢犯罪。自从改为偷渡未成减等的条例后，奸徒更加无所顾忌，犯案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当初办理此事的督、抚、司、道等官员，只知道博取宽大的名声，却不顾事理是非，姑息养奸，私自更改成例；如果这些人还在世，必须追究议罪。着传谕温福查明当年改办此条例案件的督、抚、司、道分别都是哪些人，立即据实复奏。”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五十九。闰五月初九日（甲寅），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军机处任职的满洲大臣人数较少，因此想到温福从前在军机章京任上任职多年，还算熟练明白事务；着传谕温福，接到谕旨后立即骑驿马迅速进京。巡抚印务，交给崔应阶暂时兼管；该职位空缺，等候朕另行选任。……把这些一并传谕崔应阶知悉。”

译十四日（已未），谕：“温福进京，补授吏部侍郎，在军机处任职；福建巡抚职位空缺，着锺音署理。” 十五日（庚申），……任命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筠为福建乡试正考官、户部主事范栻为副考官。——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六十。二十四日（己巳），谕旨说：“锺音已经署理福建巡抚，武英殿总裁的事务，着令奉宽负责管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六十一。六月初三日（丁丑），谕军机大臣等：“今天温福的奏折使用四百里驿递，朕起初以为可能是他接到此前命令进京的谕旨，所以迅速复奏；等到查看各折，才发现不过是访获洋盗、继续捕获台湾匪徒以及地方情况、参劾革除知县等事。这些事情并不是不能缓办，何必这样急急忙忙！明山也把《复奏雨泽情形及换班兵丁》等奏折从军台用驿递送来，都不合适。向来各省遇到地方紧急公务，以及大员职位空缺、不便长期悬缺的情况，按例由驿站迅速递送；其余日常公务，随时奏报，都是派专人携带进呈。现在温福等所奏没有其他紧急事情，为什么轻易使用驿递？难道身为督、抚大员，竟然还吝惜这点差员路费，而不顾使驿马疲劳吗？着传谕各督、抚：今后除了紧急公务、不能等待的事情仍准许由驿站递送外，日常奏事的奏折都着按例派专人携带进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六十二。三十日（甲辰），两广总督伯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会同奏报：“查获十三起偷渡台湾的人，都是陈道拱等人招引的；现在已经命令有关司提解罪犯赴省，派员严加审讯，按照条例从重惩治。”奉旨：“好！知道了。但仍应当经常留心，不能以查办一次便了事，用空文塞责。”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六十三。冬十月初九日（辛巳），谕军机大臣等：“………崔应阶着传旨严加申斥，仍立即命他进京陛见，再降谕旨；总督印务，着交给钟音暂时署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七十。二十七日（己亥），谕：“据崔应阶奏称，‘广东潮州府所属地方有奸民聚众滋事。该处与福建诏安交界，现在已经派拨弁兵从四面堵截，协力查拿。’办理得很对。此案已经传谕李侍尧等迅速查拿，从重办理。但该处匪犯虽然据李侍尧等具奏已经捕获一百多人，首犯朱阿姜仍未捕获。闽、粤地界相连，该犯一听到官兵围剿捕拿，势必四散逃窜，或者潜入福建境内藏匿。台湾远隔海洋，奸徒容易遁迹；漳、泉一带民情向来以刁悍著称，逆犯朱阿姜或许假称故明宗室后裔，企图煽动诱骗，也不能确定。应当立即尽心命令属员搜捕；如果有行踪可疑的人私自渡海赴台，或前往漳、泉一带，务必秘密查访、严加捉拿，不得让他拖延逃避诛杀、漏网。崔应阶现在已经奉谕进京陛见，着传谕钟音立即选派勤勉能干的弁员，限期搜捕，务使首犯迅速擒获，公开依法处死。其党羽中如果还有重要罪犯逃入福建省，也立即协力擒拿，严加审讯办理；不得稍有姑息，也不必辗转移交查办，以致拖延时日。把这些传谕知悉。”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七十一。十一月初三日（乙巳），命给事中汪新提督福建学政。十四日（丙辰），兵部带领调取福建海坛镇水师游击、拟补参将的李长明，以及台湾协水师游击杨世忠等人引见。奉旨：“这次福建水师官兵在云南军营中怯懦无能，本应治罪，着加恩将杨世忠、刘宗宪、江永泰、万青选、纪廷政、张芹芥、许友胜、周兆鳌都革职，从宽留任；李长明不准升补参将，也着革职，从宽仍留游击任。都等到四年没有过错后，再予以开复，按照例制升迁转任。”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七十二。十二月初四日（丙子），谕：“崔应阶历任督、抚，从前办事还能够认真；近年以来，屡次显出错误。恐怕他年过七十，精力不能振作，所以降旨命他进京陛见。现在召见询问，观察他的精神意志果然比从前差，但还没有衰老疲惫到不能任事的程度；封疆重任却不是他所适合的，而总漕事务不繁重，还能够胜任。崔应阶着补授漕运总督，高晋等崔应阶到任后，仍回省城专门办理总督事务；闽浙总督职位空缺，现在命钟音兼署，等候朕另降谕旨。”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七十四。乾隆三十六年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春正月初二日（甲辰），谕：“此前普遍免除天下钱粮时，曾经降旨将福建省台湾府所属田地额定应征的粮食编定为本色，一体予以免除。现在普遍免除各直省正供，辛卯年又正值该省轮流免除的年期，着加恩仍将台湾府所属一厅四县辛卯年额征供粟一十六万余石全部免除。有关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七十六。三月十七日（戊午），谕：“………富明安着补授闽浙总督，立即前往新任。”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八十一。

译夏四月十三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此前据崔应阶奏报，‘台湾地方一半是粤庄，都由广东人居住。如果地方官也是广东人，恐怕难免偏袒同乡；即使遇事秉公办理，也容易产生嫌怨、滋生事端，办理很受牵制，请今后广东人担任台湾文职官员的，一律令其回避。’当时考虑到这是为了调和官民关系，似乎也是防微杜渐的办法，所以批交有关部议覆准行。现在金门镇总兵龚宣进京陛见，召见询问台湾地方情况；据他说：‘前年冬天福建、广东庄民互相仇杀一案，曾经派遣委任的文武官员中，凡籍贯属于福建、广东的，都应晓谕他们利用同乡关系相互信任，容易听从，随即解散。何况现在台湾府武职官员并不回避福建籍，而文职官员却一律排斥广东人；如果两庄之间发生争斗，只派福建籍武弁前往劝谕，广东庄民未必不怀疑他偏袒，恐怕不足以使他们心服，对海外的情形反而没有好处。’他所奏似乎有道理。台湾地区福建、广东人交错居住，容易产生仇怨冲突；如果不过是私下聚众斗殴，难道能够全部用官法惩办？但也不能任由他们积累嫌隙而滋生事端。” “所以官员弁兵根据情况随时调节处置，也不可缺少；佐杂官兼用广东人，颇为合适。何况福建人在台湾任职，武职的例制并没有改变，唯独对广东籍文官施加例禁，从事理上说也不公平。即使因为县令负责治理百姓，倘若他偏袒寄居的广东户民、徇私乡情，公务办理难免受到牵制，还可以说是为了防微杜渐；但佐杂小官本来不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既不用担心其行为引起嫌疑，又可以借此消除争斗，谨慎选拔广东籍中明达能干的数人调任，任职于台湾府，对地方公务确实有益而无害。崔应阶此前奏请不分大小文员一概回避，未免因噎废食；这就是所谓只知其一，不知还有另一面。着传谕钟音，将这一条例另行详细妥善议定后具奏。”不久奏报：“台湾只有广东惠州府、潮州府以及嘉应州三属的人居住较多，今后知县职位不选调惠、潮、嘉三属人员，其余文职官员都按照武职不回避福建人的例制，通行选调。”上报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八十二。五月初一日（辛丑），谕旨说：“……湖广总督的职位，着令富明安调任补授。……钟音着令补授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的职位，着令余文仪补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八十四。二十二日（壬戌），任命侍读金士松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礼部郎中袁文观为副考官。二十九日（己巳），升任署理福建巡抚的钟音上奏：“台湾远隔重洋，百姓往来都要向地方官申请发给印照，以便在汛口查验放行。臣请求稍作变通：从台湾返回原籍的人一律免发印照，准许他们自行前往鹿耳门总口，由该船户报明姓名、年龄相貌以及在台湾和原籍的住址，口岸官兵验明盖章并登记，随时放行；仍命汛口将返回原籍人员名单每月上报抚臣备案。南、北一带口岸中禁止内地船只往来的地方，仍按照旧例严加禁止。从内地渡往台湾的人，一律按照定例发给印照并盘查验放。”奉旨准许实行，下交有关部门知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月〕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八十五。六月初二日（辛未），谕旨说：“孙可望子孙所拥有的世职，以后不必承袭。”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八十六。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夏四月十三日（戊寅），户部议定准许：福建巡抚余文仪上疏称，侯官、南靖、福安、彰化等县里民首先开垦的各则田三十一顷六十九亩，请按照水田、旱田的规定分别征收赋税；诏安、凤山两县所属因冲毁、坍塌而损失的各则田五顷七十一亩，请援照旧例免除赋税。朝廷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六。六月二十六日（庚寅），对台湾水师营遭风淹死的建宁镇标右营把总陈朝麟、士兵许宣等，按照惯例给予赏赐和抚恤。二十八日（壬辰），任命直隶口北道广德为福建按察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十一。秋九月初七日（己亥），将福建台湾镇总兵章绅与漳州镇总兵何思和对调。十五日（丁未），对福建台湾镇标因公溺死的千总詹得胜及士兵等，按照惯例给予赏赐和抚恤。——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十六。乾隆三十八年。

译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春三月二十八日（丁巳），谕旨说：“此前已经下旨，命各省总督、巡抚等访求遗书，汇总编入国家藏书。近来又准许廷臣的议议，准备把翰林院珍藏的《永乐大典》详细加以甄别、选择和校勘，其中世间罕见的书，多达三四百种；将选择内容精纯完备的付梓流传，其余的也加以抄录保存，汇编起来，同各省搜集的书以及武英殿收藏的各种官刻书籍，统一按照‘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名为《四库全书》，使古今图书汇聚无遗，永远彰显文苑的盛大规范。可是各省上奏送来的书单寥寥无几，而且不过是近人解释经书、议论学问的著作和几种诗文私集，姑且拿来敷衍塞责。其实唐、宋以来名家的著作，有的只有旧版留存，有的仅存副稿但确实值得流传，却完全没有见到。在这文治光明昭著的时代，名山中收藏的书籍，怎么能让它们隐没而不彰显？这一定是总督、巡抚等把它当成具文，地方官也只照旧例办理，正所谓‘上面以实际求取，下面只以名义应付’，实在没有体会朕殷切访求的用意。况且这件事并不难办，尚且草率敷衍到这种地步；其他事情还可以指望吗？何况第一次下旨时，唯恐有关官员办理不善，借机扰民累民，已经下令：凡民间所有藏书，无论刻本、写本，都由官府借来抄录，仍将原本归还。按照事理和人情看，并没有什么阻碍，为什么还要观望不前，竟到了如此地步！这都是总督、巡抚等因为遗编著述并非出自一人，怀疑其中可能有触犯忌讳的字面，害怕牵涉罪责，预先抱定宁可遗漏也不要滥收的想法；藏书家因此看出了他们的意图，把一切都秘密收藏而不公开，实在毫无意义。文人著书立说，各自抒发所长，其中有的传闻不同，有的记载失实，本来就是难免的。如果内容确实略有可取之处，本来不妨兼收并蓄；即使字义有所触犯，如《南史》《北史》彼此诋毁，那也是前人的偏见，与近世无关。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呢？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让天下共同信任；难道会下诏访求遗书，反而从书中挑剔瑕疵，把罪责牵连到收藏书籍的人吗？如果这次已经明确宣谕之后，仍像从前一样疑惧，不肯申报所藏书名，听从地方官购买或借取；将来如果发现有触犯禁忌的书，那就是这些人有意隐匿收藏，其所获罪责反而更大了！” 况且江、浙两省这样的大省，著名藏书之家多得数不清；即使这些家族的藏书散失，也不过是转而落入别人手中。听说苏州、湖州一带的书商和书船，都能知道其中底细；要查找它们更没有什么困难。总督、巡抚如果确实尽力访求，哪里还担心它们最终湮没？只应严令地方官，不要让吏胥借此名义滋扰百姓，众人自然都会踊跃乐意遵从。即使有吝惜藏书的人拘泥于‘借书一痴’的俗说，这在朋友之间或许如此；如今是奉明旨征求，借去之后仍归还原书，对他们丝毫没有损失，又怎么可以独自秘藏这些书，不愿公开给同好共同阅读呢？再说，各省藏书最丰富的人家，原来也不全是本地人所撰写的书。只要认为书籍有可取之处，就不必计较是否产自本地；这样搜集的途径才更宽广，不至于遗漏太多。着令再次传谕各总督、巡抚，给他们半年期限，立即遵照朕旨切实迅速妥善办理，并陆续上奏报告。如果再像从前那样因循敷衍，只追究有关总督、巡抚。把这些一并通谕内外，使其知悉。” 二十九日（戊午），谕告军机大臣等：“昨天因为各省采访遗书后上奏送到的极其稀少，已经正式下旨详细明确地晓谕，给半年期限，命各总督、巡抚等赶快妥善办理。珍藏遗书本来各地都有，而江、浙是人文荟萃之地，书籍流传比其他省份更多；如果确实搜寻，自然会逐渐收集完备。听说东南从前藏书最丰富的家族，如昆山徐氏的传氏楼、常熟徐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都是著名藏书处；其余的也多得数不清。还有一些原有藏书目录，至今尚无人传抄记录；即使子孙不能保守，藏书辗转流传，仍然会归于其他姓氏所有。只要查找原委，当然不至于让它们湮没于人间；即便散落到其他地方，逐处追踪查访，也不难汇聚起来。又听说苏州有一类商人专门收买旧书，如山塘开设书铺的金姓商人，就是世代经营这一行业，对古书的存亡原委很熟悉。湖州过去也有很多经营书籍的商船，平时在各州县间买卖书籍，同藏书家来往最熟；他们对于某氏过去有某书、曾经购买过某本书，询问他们没有不知道的。如果能向这类人妥善咨询，详细查找；再到各处借抄，同时迅速把原书归还，相信没有不踊跃办理的。至于书中即使有触犯忌讳的字面，也没有妨碍；现在下达的谕旨已经说得很清楚。即使将来送到的书中有荒诞妄诞的字句，不应留下来使后学疑惑，也不过是把书毁弃，再通知其家不必收藏，与藏书的人并无牵连，绝不会因此加罪。至于由总督、巡抚等经手汇送，更没有什么妨碍。又何必因此疑惧呢？朕平日办事光明正大，可以让天下共同信任，高晋等人尤其清楚；而他们所管辖的州郡，藏书比其他省份多十倍，征访之事更应向他们责成。着令将此事专门交给高晋、萨载、三宝，务必恭敬遵照朕旨，切实访求；并应举一反三，迅速设法妥善办理，以符合朕殷切期待的心意。如果找到书籍，就陆续抄录送来，不必先行审阅。把这些通过四百里驿传谕知。”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二十九。闰三月十五日（甲戌），免除福建台湾、凤山、诸罗等县因遭风漂失的兵米一千二百四十七石有余。——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三十。夏五月十七日（乙亥），谕旨说：“……盛京将军的职位，着令弘晌调任补授。弘晌接到此旨后，将福州将军的印务交给钟音暂行署理；弘晌立即迅速骑驿马到避暑山庄请示训诫，然后前往新任。” 二十八日（丙戌），任命正蓝旗汉军都统萨哈岱为福州将军。

译三十日（戊子），户部议奏：“藩司到任后，派员盘查所属仓库的粮食，应该规定期限。先前议定命各有关总督、巡抚根据本省情况规定期限具奏。如今江苏、安徽、山东、山西、陕西、湖南、福建、河南、浙江、直隶、广西、湖北、贵州、甘肃陆续上奏，期限很不统一。查定例规定：‘总督、巡抚到任盘查仓库，根据道路远近、仓储多少，统一以三个月为期限。’今后各省藩司到任后派员盘查，应照总督、巡抚的规定，限三个月盘查清楚并结案上报。至于广东各府，有的说粮食多，有的说路途遥远；又甘肃安西府及哈密等处距离省城更远，应命该省扣除委员前往盘查的路程日期后，限三个月结案上报；福建台湾府应照广东琼州的办法，扣除路程后限期办理。奉天没有设置藩司，据府尹上奏：‘请命治中、知府分头盘查，期限分别定为一个月至两个月不等。’应当照所奏办理。再者，总督、巡抚、藩司同时到任，或者到任时间相隔不久、尚在期限之内，或正好遇到按年进行的盘查，都应合并说明后结案上报。” 藩司盘查后立即遇到升任或调任，新任藩司在三个月内到任的，加盖印章结案详细报告，均不必重新盘查。藩司署理任职未满三个月的，一律归由接任藩司查办。至于云南、四川、江西，尚未据议上奏；这三省的情况大致相同，也请照三个月的期限结案上报，以使规定统一。”朝廷同意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三十五。六月初七日（乙未），谕旨说：“据李侍尧奏报，广东提督黄正纲病故；所遗职位，着令章绅补授。福建总兵的职位也十分重要，着令俞金鳌调任补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三十六。秋九月二十日（丙子），谕告军机大臣等：“乌噜木齐提督的职位，着令俞金鳌补授。俞金鳌接到此旨后，立即赴提督的新任，不必进京请训。” 二十一日（丁丑），表彰福建诸罗县民苏智的妻子林氏守正不屈而被杀。——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四十三。冬十月十一日（丙申），将福建副都统周大儒与镶蓝旗汉军副都统眉绶对调。十三日（戊戍），谕旨说：“福建台湾镇总兵的职位十分重要，着令该督在所属水师总兵中选派一人调任补授；所遗职位，着令金彪补授。”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四十四。二十二日（丁未），谕旨说：“此前因为福建台湾镇总兵的职位十分重要，已经下旨命该督在所属水师总兵中选派调任；所遗职位，拟由金彪补授。昨天据高晋上奏：‘金彪近来患腿疾，难以振作，请下旨勒令退休。’金彪着令退休，台湾镇总兵调补所遗的职位，着令蓝元枚补授。” 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因为台湾镇总兵的职位十分重要，曾下旨命该督在所属人员中选派水师总兵调任；其所遗职位，因为当时登记候选的水师副将只有金彪、蓝元枚二人，而蓝元枚又是本省人，按例应当回避，所以选用了金彪。昨天据高晋上奏：‘金彪近来患腿疾，难以振作，请勒令退休。’台湾镇总兵调补所遗的职位，已经下旨改由蓝元枚补授。蓝元枚虽然籍贯隶属本省，但水师总兵的职责是统率水师、巡防海面，和陆路专门管理营务的官员不同；例如黄仕简也是福建人，现任福建水师提督，因此蓝元枚可以不必回避。不过，水师总兵对所属将领、弁员和士兵也有考核、提拔和补缺之事，自然不便说完全不会徇私。蓝元枚到任后，如果能够秉公办事，当然很好；假如稍微有顾虑乡情乡谊之处，也不能置之不问。着令传谕钟音留心观察，等蓝元枚到任数月后，查明他是否确实尽心办事、有没有徇私之处，立即据实上奏，不得稍有隐瞒。” 二十七日（壬子），谕旨说：“台湾镇总兵何思和现在病故。此人是原任南澳镇总兵何勉的儿子。何勉过去任台湾千总时曾擒获朱一贵的同党盗匪，获赏云骑尉世职。这一世职的袭次是否已经承袭完毕？还是另有人承袭？另外，何思和现在有没有子嗣？年龄多少？着令传话给钟音，立即查明后回复上奏。”不久奏报：“何思和所承袭的云骑尉世职尚应承袭一次；继子何梦枚现任湖南黔阳县知县，其余四个儿子年龄都还小。”上报朝廷知道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四十五。十二月十五日（己亥），将福建台湾总兵蓝元枚与金门镇总兵颜鸣皋对调。——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四十八。二十日（甲辰），命降调的福州副都统伯忠前往辟展，替换达桑阿；命降调的福州副都统噶勒炳阿前往原任英吉沙尔，替换舒泰。——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四十九。乾隆三十九年。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夏四月十一日（癸巳），福建巡抚余文仪上疏报告：“乾隆三十八年，侯官、长乐、古田、同安、上杭、海澄、尤溪、浦城、霞浦、福安、龙溪、南靖、诏安、寿宁、彰化等十五县，以及太湖县丞、淡防厅，共开垦田地三十顷三十四亩有余。”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五十六。

译六月，闽浙总督钟音上奏：“按照旧例，各省标营每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将应当储备以接济士兵的粮价银发给各兵，到秋、冬两季的饷银中按数扣还，等到年成丰收时再行购买。查从前每石粮食定价五钱，近些年来闽、浙两省虽然屡获丰收，粮价低廉；如果仍按三十年前的旧价购买，总是不够。何况购买还需要运输费用，又有损耗；而历年来借银扣饷，各兵早已认为便利。应请将这项粮价银长期保存，作为借款备用，仍然每年扣还，不必再购买。”奉旨：“照所议实行。”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六十一。秋八月初五日（丙戌），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曾下令各总督、巡抚访求遗书，汇总编入国家藏书；下诏数月以来，应诏办理的人却寥寥无几。当时唯恐有关官员因为遗编中可能有触犯忌讳的字面而害怕牵涉罪责，藏书家也因此看出朝廷意图，把书籍全部秘密收藏而不公开。所以又明确宣谕：‘即使字义有所触犯，也只是前人的偏见，与近世无关，不必过于畏首畏尾；朕绝不会因为访求遗书，就从书中挑剔瑕疵，把收藏书籍的人治罪。如果仍像从前那样疑惧，不肯把所藏全部交出，将来如果另外发现有触犯禁忌的书，那就是有意收藏隐匿，所获罪责反而更大。’所下谕旨已经十分明确；并寄谕江、浙总督、巡抚：书中如果有触犯忌讳或荒诞妄诞的字句，不应留下来使后学受到迷惑，送到时也不过是把书毁弃，再通知其家不必收藏，与藏书的人没有关系；至于总督、巡抚等经手汇送，更没有妨碍。朕办事光明正大，各总督、巡抚都很清楚，难道还不能取得天下人的信任吗？各该总督、巡抚接到前旨后，本应将可以采择的书籍列单送交书馆；其中有字义触犯忌讳的，也应分别查出并上奏说明。或者封存后进呈，请旨销毁；或者在当地焚毁，同时把书名上奏，这才是切实办理。然而各省送到的书籍不下万余种，却没有见到奏报稍有触犯忌讳的书；难道搜集了这么多遗书，竟然没有一本带有触犯禁忌的字迹吗？何况明朝末年撰写野史的人很多，其中任意毁誉、传闻异说，必然有诋毁触犯本朝的言语；正应趁这次予以查办，全部销毁，杜绝邪说，以端正人心、敦厚风俗，绝不应置之不理。这类任意妄议的文字，大多出在江、浙两省，江西、闽、粤、湖广也可能有；难道可以不仔细查核吗？高晋、萨载、三宝、海成、钟音、德保都是满洲大臣，李侍尧、陈辉祖、裴宗锡等也都是世代受国恩的大臣，如果见到诋毁本朝的书，无论是稗官私载，还是诗文专集，理应无不痛恨切齿；难道还会听任它们暗中隐藏、流传后世吗？不知道各该总督、巡抚查缴遗书时，对这些书是怎样办理的？着令立即据实具奏。” 至于各省已经送到的书，现交给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触犯禁忌的，立即抽出销毁。各省缴到的书，总督、巡抚等或许见其中有忌讳内容，抽出后扣留而没有解送，也未可知；假如竟然没有交来一本触犯禁忌的书，恐怕仍然是隐匿不献。着令传谕各该总督、巡抚，对已经缴出藏书的家族，再派妥当可靠的官员前往明确传谕：如有不应留存的书，就立即交出，与藏书的人没有关系。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然已经明白宣谕，难道还会再行吹毛求疵吗？如果这次传谕之后，又隐瞒收藏，那么就是有意藏匿虚妄悖谬的书；日后另行发现，其罪责就不能逃脱，承办的总督、巡抚也难以推卸责任。但各总督、巡抚必须选派妥当官员妥善管理，不得像平常一样转交地方官办理不善，致使不肖吏役借机滋扰。把这些一并谕令知悉。”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六十四。九月初一日（辛亥），谕旨说：“各省学政任期届满，……福建学政，着令吉梦熊离任。”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六十六。冬十月二十九日（己酉），福建台湾镇总兵颜鸣皋上奏《巡查北路营伍地方情形》，并称：“台湾地区民人与番人杂居，应当切实督率将领、弁员进行巡防。”奉旨：“务必切实办理，不要只是空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六十九。十一月初九日（戊午），谕旨说：“此前因为各省购买、访求遗书，送到的书不下万余种，却没有见到稍微涉及触犯禁忌字样的书；恐怕藏书之家害怕获罪而隐匿不呈，所以传谕各总督、巡抚，命他们明确宣示：如有不应保存的书，就立即交出，与藏书的人并无牵连。如今据李侍尧等查出逆犯屈大均的各种书籍，粘贴签条进呈；并奏称私自收藏屈大均书籍的族人屈稔浈、屈昭泗已经问斩立决等语。屈大均悖逆的诗文早已毁禁，本来不应私自收藏。但朕屡次传谕，凡是字义触犯忌讳的，不过是前人的偏见，与近世无关；其中如果有诋毁本朝的字句，当然应削毁书版、焚烧篇章，杜绝邪说，不让它们迷惑后世。然而也不过是毁掉书而已，并未苛刻追究。朕办事光明正大，绝不会因为访求遗书而牵连治罪收藏的人。所有粤东查出的屈大均悖逆诗文，只需销毁，不必查办；收藏这些书的屈稔浈、屈昭泗也都不必治罪。并着令各总督、巡抚再次明确晓谕：现在各省如果有人收藏明末、国初悖谬的书，应当立即尽早交出，一律不予追究，也不追问此前保存、隐匿的罪过。如今屈稔浈、屈昭泗是经过官府查出的人，尚且不治他们的罪，何况自行呈献的人呢！如果经过这次告诫宣谕，仍不呈缴，那就是有意藏匿虚妄悖谬的书；日后另行发现，就不能再从轻宽宥了。朕开诚布公，天下百姓都已深切明白；各人都应体察朕的心意，及早醒悟，不要自己招来后悔。把这些通谕内外，使其知悉。”

译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下令各总督、巡抚普遍晓谕，如有收藏触犯禁忌的书，就及早交出，可以免于治罪。又说这类诋毁性的文字，大多江、浙两省较多，江西、闽、粤、湖广也可能有，因此点名交给各总督、巡抚留心查办。然而高晋、萨载、三宝都覆奏说‘查无触犯禁忌的书’。如今李侍尧等既然从粤省查出了屈大均诗文，难道江、浙等省反而没有明末、国初遗留下来的触犯禁忌的书吗？难道高晋等办事不如李侍尧切实吗？还是江、浙各藏书家还没有彻底明白朕的心意？着令传谕各总督、巡抚，再次明白晓谕：现在立即呈献，还不算晚；不过是把不应收藏的书全部销毁，以杜绝邪说、端正人心、敦厚风俗。怎么可以稍有观望，自己招来忧患呢？如果再隐匿不缴，后来被发现，就按有意藏匿的罪名治罪，一定不予宽免；并追究有关总督、巡抚。把这些利用奏事的机会传谕知悉；仍须各自妥善办理，据实覆奏。”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七十。十二月初一日（庚辰），吏部议定准许：“福建巡抚余文仪、学政汪新上奏称，请将泉州府所属晋江、安溪、同安三学，以及漳州府所属龙溪、漳浦、平和、诏安七学的教谕、训导，都改为调任缺。查泉州、漳州二府民俗强悍、百姓刁顽，必须选用年富力强的教职来整顿士林，才可以移风易俗；应当照所请办理。今后出现缺额，就在全省现任教职中选拔调补。至于所称台湾府学训导以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教谕、训导出现缺额，先在漳州、泉州七学的调任缺中选调；如果不够，再在全省教职中选调，也应当照所请办理。”朝廷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七十二。乾隆四十年。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春正月十二日（庚申），谕告军机大臣等：“福建学政汪新任期届满，回京复命。召见时，看他这个人还算明白干练，但不知道他任学政期间的声望如何，办事才干如何，能不能胜任道、府官职，或者是否可以担任两司官员。钟音与他共事三年，对他的情况一定完全了解；着令传谕钟音立即据实覆奏。”不久上奏：“汪新任学政期间，主持考试等各项事务相当认真，为人也谨慎整饬、明白干练，似乎能够胜任巡道、郡守的职务。”奉旨：“是，已经任用为道员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七十四。夏四月十一日（戊子），福建巡抚余文仪上疏报告：“乾隆三十八年，侯官、福清、罗源、古田、同安、龙溪、建安、瓯宁、泰宁、连城、霞浦、福鼎、福安、寿宁、大田、龙岩、淡防厅等十七州县，开垦水田、旱田和民屯田地十七顷十二亩有余。” 十三日（庚寅），免除福建船户陈义兴等在外洋遭风漂失的、所承载的兵米粮食八百六十一石有余。——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八十。六月初六日（壬午），任命福建台湾协水师副将金蟾桂为金门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八十四。秋八月十八日（癸巳），调福建按察使广德任广西按察使，任命福建汀漳龙道蒋允焄为福建按察使。三十日（乙巳），闽浙总督钟音上奏：“台湾府所属每年拨运内地兵丁及家属的米粮，过去命商船轮流搭运，按次发给运粮牌照，运送四次后免运一次；文武官员、弁员渡海乘船，也分别减免。查这些船户因为可以得到免运牌照，常有冒名顶替、漏报等弊端；请今后不论商船、差船，都按次配运，革除过去免差的名目。”奉旨：“很好，照所议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八十九。冬十月初六日（庚辰），任命福州将军萨哈岱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九十二。闰十月十七日（辛酉），谕告军机大臣等：“朕昨天检阅各省呈缴应当销毁的书籍，其中有僧人澹归所著《遍行堂集》，是韶州府知府高纲为它撰写序文，并且替它筹集资金刊刻流传。查澹归名叫金堡，是明末进士，曾任知县；后来又被桂王朱由榔任为给事中，当时称为五虎之一。后来才托身佛门，借此苟且偷生。他本人不值得一提，但所著诗文中有许多悖谬字句，自然应当销毁。高纲本是汉军，又是高其佩的儿子，世代蒙受国恩；却见到这类悖逆之书，安然不以为怪，不上报，反而替它作序并筹资刊刻，他的用心实在不可究诘。假使这个人还活着，必定应当立即处以重刑。因此命令查阅他家收藏的各种书籍，如今在高纲的儿子高秉家中查出陈建所著《皇明实纪》一书，言语多有悖谬；这部书的刻板必定还在粤东。着令传谕李侍尧立即查明这部书的书板以及所有刊印的书本，一并奏报缴送。又查出《喜逢春传奇》一部，也有不法字句，是江宁清笑生所撰。曲本既然已经刊行，外间必定还有流传。” 该督、抚等从前没有办理，想来是因为没有搜集到曲本的缘故。也一并传谕高晋、萨载，在江宁、苏州两地查明所有印刷的纸本和刻板，全部呈缴。高纲为澹归作序，是朕无意中阅书时看到的；可见天理不容的事情自然会败露。他的儿子高秉收藏应当销毁的书，即使以前没有看到；近年来查办遗书时，已经屡次下旨宣谕：凡是缴出的，一律不追究过去的罪过。如今高秉仍然隐匿不呈缴，自有应得的罪责，已经交给刑部审理。这件事专门因为高纲是八旗大臣的子孙，他家收藏有应当销毁的书，不得不加以惩罚警戒。至于陈建在明天启年间（即清笑生），似乎也是明末的人；即使他家有子孙，也都不必深究。假如民间还有人收藏这些书，只要献出，都可以免罪。把这些通过四百里驿传一并谕令知悉。”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九十五。

译十一月十三日（丙戌），吏部议覆：“盛京将军弘晌上奏，请将失察流民私自渡海的奉天、山东沿海州县官员及巡查各员严加议处。今后如果失察流民私自渡海，后来被其他方面发现，应按照台湾流寓民人眷属偷渡的规定，将沿海州县及巡查文职官员分别处理：失察一名至十名的，罚俸一年；十名以上的，降一级留任；二十名以上的，降一级调用。至于负责巡哨海面的武职，都有稽查责任；如果失察，也照此例按偷渡人数分别议处。负责守口的武官遇有疏忽放纵，就按照盘查不实的规定降二级调用。”朝廷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九十六。二十一日（甲午），谕告军机大臣说：“钟音等参奏革职州同潘复和隐瞒罪行、冒充资格捐纳主事的折子，已经批交有关部门。潘复和好打官司、滋生事端，扰害民人与番人，屡次犯案，已经被革职并责罚惩处；又违反规定冒充资格捐纳主事，自应斥革，追回凭照并缴销。这种作恶而不悔改的罪犯，不但海外不能容留，即使福建内地也不应让他居住滋事。着令传谕钟音等，查齐各案卷宗，派妥当官员将该犯押解进京，交刑部审明治罪；并命委员沿途小心押解，不得疏忽脱逃。” 又谕旨说：“台湾镇总兵颜鸣皋请求进京觐见的奏折，所奏不对。台湾是海外的重要职位，按照旧例三年更换；因为远隔大洋，调换不容易，所以规定期限，以省去往来委任署理的麻烦。颜鸣皋本应等任期届满调回后，再行奏请进京觐见；如今却拘泥于内地总兵的规定，仓促上奏请求，实在是不知事情的轻重。颜鸣皋着令申饬。并着令传谕钟音，今后台湾镇总兵必须等调回内地后，才准奏请进京觐见；并交有关部门存档查核。”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九十七。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夏四月初十日（辛亥），免除福建诸罗、彰化、台湾三县因遭风漂失的拨运仓粮一百六十石、兵米二百六十石有余。——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六。二十日（辛酉），谕旨说：“钟音上奏：‘台湾府诸罗县知县李倓五十五岁，还没有子嗣，呈请携带家眷赴台湾；查与定例相符，应请准许其携带。’台湾文职官员，知县以上年过四十而无子嗣的，才准许携带家眷前往；这一规定不知道始于何时？实在没有必要。台湾虽然远隔重洋，但自设立府县以来，地方安宁，与福建内地没有不同；而且各官员携带家眷赴任，不会因牵挂内地而分心，对办公也很有好处。如今中外一家，更不必过分存有地域界限的看法。即使伊犁等地距离边疆万余里，驻守的将军等官员都准许携带家眷；为什么唯独台湾要加以禁制呢？王道应当以人情为根本，旧例还不够妥当。今后台湾文武各官，无论年龄多少、有无子嗣，只要愿意携带家眷，都准许携带；不愿意携带的，也听凭其便。把这定为法令。”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七。六月二十八日（丁卯），皇帝下谕说：“裴宗锡上奏《查办民数情形》一折，据称：‘黔省各处汉、苗杂居，过去统计人口时，有的只报汉民，有的只报苗民，还有汉、苗人口完全不登记上报的。现在通行严令，确实查明实际人数，分别登记汉、苗，一并上报。’这些办理方法是不对的。各省每年上报人口，是用来验证盛世民间繁盛富庶的征象，原本只针对内地编入户籍的百姓而言；边远地区的苗、猺，本来不在这个范围内。国家休养生息，户口繁盛，各省人口滋生之数每年增加何止万倍，哪里需要借这几处的苗民来显示人口兴旺呢？况且苗民性情多疑，只应以镇静安抚、驾驭为主。他们住在山箐洞峒之间，繁衍生息、相安无事，向来不知道还有登记上报户口这种事；突然看见地方官吏逐户查核，汉、苗一概登记在册，必然会导致猜疑恐惧、惊慌失措。甚至可能有吏胥、保长借此扰民索取，酿成事端，这对安抚整治苗疆关系极大，绝对不能实行。若说是担心汉奸藏匿，那只在于地方官切实体察，有犯罪者必定惩处，奸徒自然会知道收敛；如果整顿没有抓住要领，即使按户逐一查问，又怎么足以惩治顽民、查究奸邪呢！” 着令传谕裴宗锡：凡汉、苗一体查登记的做法，立即停止。不仅黔省如此，云南、两广、两湖等省凡有苗、猺、黎、獞等族的地方，其户口都不必查办。陕西、四川的番夷地区以及福建的生番、熟番地区，也都遵照这道谕旨妥善办理，不得稍有滋扰。把这道谕旨在方便时传谕各该督、抚，让他们知道。”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十一。秋九月十四日（壬午），任命湖南长宝道梁敦书为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十六。冬十月初六日（甲辰），任命散秩大臣元方为福州右翼副都统。十三日（辛亥），调刑部尚书崔应阶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任福建巡抚余文仪为刑部尚书，署理吏部左侍郎的德保署理福建巡抚。十四日（壬子），皇帝下谕说：“……漕运总督的员缺，着令鄂宝补授。鄂宝现在四川办理军需奏销事务，着令他把所管一路经手的事务迅速办完，立即赴新任。在他到任之前，着令德保前往暂时代为署理；等鄂宝到任后，德保立即赴福建。福建巡抚的印务，着令钟音兼署。”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十八。十六日（甲寅），任命福建台湾道冯廷丞为江西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十九。十一月初八日（丙子），调湖南按察使永庆为浙江按察使，调福建按察使梁敦书为湖南按察使，任命福建粮驿道奇宠格为福建按察使。

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十一月十六日（甲申），皇帝下谕说：“先前因为汇辑《四库全书》，曾谕令各省督、抚到处采访。后来陆续送到各种遗书，命总裁们专心校勘，分别列为应刊、应钞和存目三类，以便广泛流传。其中有些明末诸人的书集，言辞和意思触犯本朝，当然应列入销毁范围。这些书经过各督、抚多次呈进，也曾命馆臣详细检查阅览，朕又在书送到时亲自翻阅，觉得有些不能不加以区别审查：钱谦益在明朝已经身居高位，又转而侍奉本朝；金堡、屈大均则遁入佛门，二人都不能为明朝守节，厚着脸面苟且偷生，却假托前明名义，肆意妄言。这些人实在不值得一提，他们的书怎么可以再保存！自然应当逐一查明，一概销毁，以激励臣节、端正人心。至于刘宗周、黄道周在朝廷任职时守持正道，气节凛然，他们的奏议慷慨直言，忠诚的议论充满简牍；最终以身殉国，无愧于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命于疆场，才干优长、办事有能，他所上的密奏言辞多切中时弊，却被朝廷议论所阻挠，以致身陷死罪。我曾读到他的奏疏中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两句话，亲自批注说：‘读到这里，令人感动得想要流泪；’” “而他的君主如果听若不闻，明朝想不灭亡，可能吗？”由此可见朕大公至正的心意。又如王允成的《南台奏稿》，弹劾权奸，指陈利弊，也是毫无愧色的骨鲠之臣。又如叶向高，是当时的正人君子，很有声望；等到再次入阁，正逢逆阉专权，他从中调停，处置曲折委婉，虽然不能免除对贤者的责备。然而看他的内阁奏草《请补阁军疏》竟上奏到七十七次，几乎痛哭流涕，却一概被置之不答，那么当时朝纲混乱废弛，也就不问可知了。以上诸人所说的话，如果当时能够采纳施行，明朝的败亡未必会像那样迅速。他们的著作关系到明末丧乱，足以作为考察借鉴；只是应当改易其中违碍的字句，不必销毁。又如当时的直臣杨涟、左光斗、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赵南星、倪元潞等人所有的书集，也应照此类推；即使其中有一两句话触犯本朝，因为各人本来是各自效忠于自己的君主，也只须酌情改动一两句话，实在不忍一并焚弃，使其湮没不彰。至于黄道周另有一部《博物典汇》，不过是当时经生家编纂的策论材料一类的书。但其中记载本朝事迹的一篇，把李成梁设谋陷害的始末都详细记载了。” “这尤其足以证明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确实对明人有很大恩德；而明人反而施展狡猾的阴谋，以怨报德。恭敬地读《实录》，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出兵师出有名、正义壮盛；神威所指，开创宏大基业，实在是自古创业之主所不能比的。即使明朝的臣子，也有人颠倒黑白，曲意隐讳；保存他们的话，还可以补充当年记载的不足。因此命馆臣斟酌删改，附载在《开国方略》之后，以彰明事实、取信后世。近来又阅览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其中有朱东观编辑的《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里面多处指明明末弊政逐渐发展到瓦解而不可挽救，也足以作为殷鉴。虽然各篇奏疏中有许多触犯本朝的字句，但他们都是忠于自己所侍奉的君主，实在不应治罪；只应酌情改动几个字，保存原书，使天下万世都清楚知道明朝灭亡的原因以及本朝兴起的缘由，让我的子孙永远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更加谨慎勤勉，以求上天保佑并使国运长久。这样所能带来的益处，难道不是更大吗？又何必急于销毁这些书呢？又如汇选各家诗文中有钱谦益、屈大均等人所作的，自然应当删去；” “其余的原本可以保存，不必因为一两个坏人而连累众人。即使是明人刻印的类书，其中边塞、兵防等门类有触犯忌讳的字样，固然不能保存；但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也不必因为一两卷而废弃全书。至于南宋人的书籍斥责金、明初人的书籍斥责元，其中违背义理的，自然应删去；涉及辱骂的，自然应改写；这些书都不必销毁。使没有妨碍的书照旧流传；而应当禁止的书，也不再让它们像过去那样藏匿：这样才算周全妥善。着令四库馆总裁等妥善协商查办，贴签呈览，等候朕裁夺。并把这些意思通谕中外，让他们知道。”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一。十二月戊戌朔，皇帝谕军机大臣等说：“先前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进呈请求作序，朕偶然加以阅览，集内竟把身仕两朝、徒有才华而品行不端的钱谦益列在首位，有违千秋公论；其中体例错误以及世次前后颠倒之处，也多得不可胜数。因此在御制序文中申明此义，并命内廷翰林为此精心校订，决定取舍，以便重新刻板刊行于世；原来的书板自然也应一并销毁。但此事已经过去很久，这些书板是否已经销毁，暂且听任保存？可是沈德潜去世后，他门下那些无知之徒又暗中印刷，这就万万不可。着令传谕杨魁，立即查明这些书板现在存放何处？如果尚未销毁，立即派委员将书板解送京城；并把未经删定的印刷原本一并查明，恭敬缴送。”

译初三日（庚子），命国史馆编纂《明季贰臣传》。皇帝下谕说：“昨天阅览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其中有朱东观选辑的《明末诸臣奏疏》一卷，以及蔡士顺辑录的同时期《尚论录》数卷。书中如刘宗周、黄道周指斥明末弊政的言论，多有可取之处，因此命军机大臣将奏疏中触犯本朝的字句酌情改动几个字，保存原书。但当时上奏的诸臣中，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朝已经列入仕籍，又转而出仕本朝；这些人既然不值得一提，他们的话也不应再保存，自然应当一概删削；因为崇尚奖励忠贞，正是用来激励臣子的气节。因而想到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身份丧师，后来被俘并投降；祖大寿作为镇将因害怕祸患，带着城池前来投降。到定都之时，像冯铨、王铎、宋权、谢升、金之俊、党崇雅等人在明朝都曾升居显贵官职，进入本朝后竟忝列阁臣。至于清军所到之处，解除武装、请求投降的，如左梦庚、田雄等，更是数不胜数。开创大一统的规模，原不得不加以录用，以安定人心、彰明顺逆。” “如今事后平心而论，这些人都是前朝的臣僚，却遭逢时局艰难，不能在君主危急时以死相报；动辄又怕死求生，厚着脸面投降归附，怎么还能称为完人呢？即使其中略有一技之长值得记载，也不能掩盖他们的瑕疵。至于投降后又反叛的李建泰、金声桓，以及投降归附后暗中肆意诋毁的钱谦益之流，更是反复无常、奸邪不正，连普通人的行列都不配列入。这些人在《明史》中既不能混入正传，如果在我朝《国史》中因为略有事迹而列名作传，竟与开国时的范文程、承平时期的李光地等纯正无瑕的人毫无区别，也不是彰明褒贬公论的办法。如果因为身仕两朝，就一概删去不记，那么他们的罪过反而会借此掩盖，这又怎么能体现史书传信呢？朕考虑到这些大节有亏的人，不能因为顾念他们生前建立过功绩，也不能因为顾念他们尚有后代，就在死后原谅他们。现在按照情理斟酌处理，自应在《国史》中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以及仕本朝的各项事迹据实直书，使其不能有丝毫隐饰。也就是所谓即使是孝子慈孙，经过百世也不能改变的事实；” “而他们的子孙在本朝出生长大，原本列在世臣之中，所受恩遇也没有中断。这样做确实是朕大中至正的心意，是为万世臣子树立纲常，也借此明示应当褒扬和贬斥的人。去年已经给前朝因国事而死的诸臣加谥号，使他们地下的光辉得到阐扬；但斧钺诛戮之刑也不应偏废。《贰臣传》正不可不在此时核定，以补前代史传所未涉及之处。着令国史馆总裁查考姓名、事实，逐一类推，编成传记，陆续进呈，等候朕裁定。并通谕中外，让他们知道。”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二。十七日（甲寅），任命福建漳州镇总兵李国梁为福建陆路提督。——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三。乾隆四十二年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春二月，闽浙总督钟音上奏：“台湾所辖淡水一厅、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自从划定界址后，私自越界的现象已经杜绝，又设置隘口、增建望楼，文武官员严密防查，并没有汉奸潜入；近年也绝无生番杀害百姓的事情。至于熟番，分别隶属于厅、县，另行编列番社。所有通事，因为与番民相处多年，熟悉汉语，于是改用番人充任，将汉人通事全部禁止革除；并没有汉奸盘踞滋扰，地方十分安宁。”皇帝得知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七。三月十三日（己卯），福建漳州镇总兵董果与台湾镇总兵颜鸣皋对调。——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十八。夏五月十四日（戊寅），皇帝下谕说：“先前曾降旨从戊戌年开始，普遍免除天下钱粮，并分三年轮流免征；福建应在庚子年全部免除。但该省台湾府所属有官庄租息一项，因为与杂税没有区别，按例应照旧征收。乾隆十一年和三十五年普遍免征的各项事例中，都曾加恩，准许免除十分之三；现在又到了普遍免征之年，所有上述官庄租息银两，着令照上年的例子免除十分之三，使海外百姓都能沾受厚恩。该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十二。六月二十日（甲寅），皇帝谕军机大臣说：“侍郎彭之瑞将所得明臣史可法的画像以及他的札稿合卷进呈，朕亲自作诗一首题在卷首，命廷臣依韵唱和，并命大学士于敏中书写《御制书事》一篇以及史可法的《复摄政王书》于卷上。现在另行装裱，放入箱中收藏；着发交寅着，令他把此卷收藏在扬州梅花岭史可法祠中，并将卷内诗文、画像、札稿刻在祠壁上，以流传久远。至于此卷，如果有人希望展阅，也听其方便；但应加意保护，不得使它稍有污损。把这些传谕寅着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御制《书明臣史可法复书睿亲王事》。文章说：“年幼时就听说过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的事情，却没有见过那封信。昨天编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才得以读到这篇文章。史可法揭示大义、阐明正理，引用《春秋》的原则，斥责偏安的错误，旨意正大，文辞严正，内心实在赞赏他。但文中说史可法派人回信，言语多不屈服，却没有记载回信的原文。史可法是明臣，他的不屈是正义；不记载他的言语，岂不是有失忠臣之心吗？况且不记载他的言语，后世的人将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必然有人怀疑这些话不好而删去它们；这是万万不可的。因此命儒臣到书市和藏书家中寻找，却也没有找到；又命人在内阁册库中查找，这才得到。读完一两遍，惋惜史可法的孤忠，感叹福王的不明智：有这样的臣子却不能信任任用，使权奸从中牵制，最终导致沦亡。即使福王信任任用史可法，他能否守住长江，成为南宋那样的偏安局面，仍然不能确定。何况当时君臣安处危殿而无深谋远虑，导致军队疲惫、粮饷耗尽，忠臣流泪跺脚，感叹自己无能为力，只有一死报国；” “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况且史可法回信中的话，原本没有辱骂或荒诞不经的言辞；虽然内心折服于睿亲王，却不得不强作言辞加以辩说，也仍然只是遵守‘明臣尊明’的道义罢了！朕认为不必讳言，也不可讳言。因此像上面这样记载这件事，并命令把史可法的信附录在后。史可法完全可以比作文天祥，实在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明史》本传却说他的母亲梦见文天祥后生下他，这只是出于民间传说的附会，荒诞而不合常理。” 御制题史可法像诗：“记载已久，早知有一篇笃诚之文；赐予谥号，仍留下两个芳名。凡此种种无非为了激励臣子的气节，看到这些事，难道能不谨慎对待君臣纲常吗？画像如今看到了，文札如今抚读；月色与雨后晴光相映，清风与光明同在。并命将复书写入卷内，使千秋忠迹彰显于维扬。”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十五。秋八月十九日（壬子），下谕说：“各省学政现已任满，应当更换。……福建学政，着令沈初离任。” 二十三日（丙辰），任命浙江杭州驻防协领额尔布为福建福州副都统。——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十九。乾隆四十三年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春二月二十一日（壬子），下谕说：“钟音着来京补授礼部尚书，杨景素着调补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的员缺，着令桂林补授，立即赴任。” 又谕军机大臣说：“……钟音等杨景素到福建后，就把总督印信交接给他，巡抚印也交给杨景素兼署；钟音立即起程回京。把这道谕旨用四百里驿传传达。” 又下谕说：“闽浙总督比两广总督更加重要，杨景素从前在福建任职多年，对该省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所以调任他补授闽浙总督。杨景素接到这道谕旨后，把总督印交给李质颖署理，立即就近前往福建接印任职，令钟音立即回京；仍等德保到福建后，把巡抚印交接给他，并令德保兼署总督印，杨景素再来京朝见。……把这道谕旨一并用四百里驿传传达。”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五十一。三月二十二日（壬午），免除因遭风漂没的台湾船户郑时春等拨运内地军粮三百六十石。——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五十三。夏五月二十三日（壬午），下谕说：“福建按察使奇宠格年老体衰，着来京，按照相当品级另行任用。福建按察使的员缺，着令杨廷桦补授。” 二十六日（乙酉），谕军机大臣等说：“先前各省把查出的应毁违碍书籍陆续送到京城，由四库馆大臣派员查办，分别列单进呈，请旨销毁。所有应毁书籍，着令该馆列单通知各督、抚，一并切实查办。其中有浙江宁波周乃祺所撰《历志》一本，书册封面题作‘第二十一卷’，尚且不是完整的书，此外恐怕还有不少存留的卷册；着令传谕王亶望立即用心访查，不得让人私藏而获罪。至于此书如果有流传到其他省份的，也谕令各督、抚一体查察，随时送京销毁，不得把这件事视为具文。”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五十七。闰六月十七日（乙亥），谕军机大臣等说：“据巴延三奏报：查获《六柳堂集》二本，是明人袁继咸所著、张自烈所编辑，言语多有悖逆。查袁继咸原籍宜春，属于江西省管辖；现在已经飞咨该省以及各省查缴。袁继咸既然籍隶江西，那么他刊刻的书籍，本省一定有留存；着令传谕郝硕留心访查寻找，务必将书本及版片全部仔细查出，解送京城销毁。至于《六柳堂集》一书既然长期刊刻流传于山西，其余各省必然也有流传的版本；而江南、浙江尤其是书籍汇集之地，更应访查。着令传谕江、浙两省督、抚切实查缴，不得稍有遗漏；并令各省督、抚一体确实查办，都不得以具文塞责。把这些传谕郝硕及各督、抚知道。” 十九日（丁丑），谕军机大臣等说：“多次降旨令各省督、抚查缴违碍书籍，送京销毁。各省陆续查出应毁书籍，虽然纷纷呈缴，但恐怕这类违碍书籍在民间还有存留；偏僻乡村未必能够家喻户晓。现在继续主动缴出的，仍可遵照前旨不予追究；如果隐匿不呈出，后来又被查出，就难以从轻逃脱惩罚。不能不把这个意思明确告知，令其查缴，彻底清理干净，以端正人心、敦厚风俗。着令再传谕各省督、抚，务必切实查办，不得稍有遗漏。并须通令所属，派遣妥当官员详细访查，不得让不肖吏胥借机索取、扰民。把这些话利用各督、抚奏事的机会传谕给他们。”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六十一。秋七月初三日（庚寅），调江南提督俞金鳌为福建陆路提督。

译初六日（癸巳），福建布政使钱琦年老，命其来京，按京堂职位任用；调山西布政使黄检为福建布政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六十二。九月初九日（乙未），对福建出洋时遭风淹死的澎湖右营把总俞文贵、兵丁黎志亮等四人，按照旧例给予恤赏。十三日（己亥），任命福建巡抚德保为礼部尚书，任命福建布政使黄检为福建巡抚，任命江苏按察使孔传炣为福建布政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六十六。十七日（癸卯），调福建布政使孔传炣为江宁布政使，任命江西按察使德文为福建布政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六十七。冬十月初八日（甲子），对福建遭风淹死的澎湖水师右营把总俞文贵，按照旧例给予恤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六十八。十一月三十日（丙辰），闽浙总督杨景素等上奏：“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米价略有上涨，应酌情拨运福建省台湾仓的谷物，招募商人运输出售。现在正值北风盛行，台湾谷物难以运输，请先从福州、兴化、泉州、福宁等府拨谷十万石，令浙江商人购买运输；仍在台湾府仓中拨谷补还。”得到谕旨：“嘉奖。”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七十一。乾隆四十四年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春正月十八日（癸卯），下谕说：“福州副都统额尔布年老体衰，着按原品级退休。福州有将军一员、副都统一员，已经足够办理事务，这个副都统缺立即裁撤。”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七十五。二月十六日（辛未），吏部议覆：“闽浙总督杨景素等奏称：‘台湾俸满人员，过去都按惯例报称任期届满，没有加以甄别；请从今以后按照台湾俸满武职的例子，一体进行考察。’应依照所请，令该督、抚甄别，照烟瘴地区任满的例子办理：政绩卓著的，保奏题请升用；没有实际政绩但年力强盛的，仍补原官，同时注销俸满应升的资格；没有劣迹但办事因循、年力渐衰的，勒令退休。”皇帝同意了。二十一日（丙子），下谕说：“黄检现已降旨交给吏部严加议处，并着来京等候谕旨；福建巡抚的员缺，着令增福补授。……增福到福建以前，所有巡抚事务，着令杨景素兼署；并令黄检迅速来京。”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七十七。三月初二日（丙戌），吏部议奏：“福建巡抚黄检私自刻印其祖父、故大学士黄廷桂的奏疏，应当革职治罪。”得到谕旨：“黄检着革职。” 十四日（戊戌），下谕说：“直隶总督的员缺，着令杨景素调任补授；闽浙总督的员缺，着令三宝调任补授。”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七十八。夏四月二十三日（丁丑），原任福建巡抚黄检上疏报告：“罗源、晋江、同安、龙溪、海澄、诏安、尤溪、永安、建阳、浦城、霞浦、福安、寿宁、龙岩、诏安厅、长汀、彰化、诸罗、淡防厅、侯官等二十个厅、州、县，乾隆四十三年开垦屯田地三十五顷六十亩有余。”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八十一。五月十七日（庚子），任命侍讲学士朱珪为福建乡试正考官，户部员外郎程世淳为副考官。二十三日（丙午），下谕说：“昨天据增福上奏：‘患病尚未痊愈，恳请准许开缺。’朕认为该抚所患还不是重病，因此降旨暂且不必开缺，命令安心调养，希望尽快痊愈。近来听说增福病势很重，恐怕一时难以痊愈；巡抚员缺不便长期空悬。增福着立即开缺，并令他放缓行程进京，安心调养；等他的病完全痊愈后，朕仍可加恩，看他的精力如何，在外可任巡抚，在内可任侍郎，再酌情录用。福建巡抚员缺，着令富纲补授；所留下的陕西布政使员缺，着令尚安补授。” 又谕军机大臣等说：“福建将军管理闽海关事务，所属各口岸一向由将军派人稽查分管。后来布政使钱琦上条陈，建议由将军从驻防官兵中派员管理，部议准许实行。现在杨景素奏称：‘这些人员向来不熟悉关税事务，派他们管理，不能妥善办理；而且每年白白耗费工费数千金，似乎没有益处。’所奏也是事实。各处关务都由管理关务的大员自行派人分管，即使所派之人不妥，导致正课、盈余两项有所缺少，按例也应由主管大员赔补，责任非常专一；该将军必定不会任意派人、自找耽误，原本不必改派官兵。如果是为了照顾驻防官兵的生计，那么每年多耗费数千金，也不能普遍惠及，仍然是有名无实。着令传谕三宝会同永德认真确查，如果应当一概由该将军派人分管，自可仍按旧例办理；如果所派人员不足，就在该将军熟悉的官兵中酌情增加派用，也没有不可。等妥善议定回复的奏折送到后，再行降旨。”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八十三。六月初七日（己未），谕军机大臣说：“富纲昨天已经降旨补授福建巡抚，按理应到行在请训后赴任。但勒尔谨现有应当询问商议的事情，已经传谕令他仍然赶赴行在。毕沅正在兰州署理总督印务，返回陕西还需要一些时间；虽然陕西布政使已经选用尚安，并立即命令他赴任，但此人刚到陕西，难以立即接管巡抚印务，到陕西也还需要时间。福建巡抚印务现在由三宝兼署，富纲此时可以不必急于赴新任；仍着令他在西安暂时署理巡抚印务，等勒尔谨返回甘肃、毕沅回到西安后，富纲再交接事务起程。把这道谕旨用四百里驿传传达。”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八十四。

译秋八月初三日（甲寅），命编修朱筠提督福建学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八十八。九月二十三日（甲辰），大学士、管理闽浙总督事务的三宝上奏：“闽地西北有山阻隔，东南沿海又与邻省相接，外省仓储的粮食不能流通，全靠本省调剂。查漳州、泉州二府户口密集、人口稠密，当地产米不多，依靠台湾府的粮食接济，常平仓的储额还应增加。请按照乾隆二十二、三年旧例，在台湾府捐收监榖二十万石，一半储存在台湾仓，一半运到漳州、泉州二府储存；只准本地百姓以及在台湾经商的闽、粤商人报名捐纳，其余人不得冒充滥报；达到足数后立即停止。”皇帝得知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九十一。冬十月初六日（丙辰），下谕说：“三宝奏称：‘福建台湾道张栋任期三年届满，应当挑选官员调任；请调兴泉永道俞成补授。’等语。俞成准许调补台湾道的员缺。至于奏折中说兴泉永道是由部里请旨任命的员缺，应当请旨选员补授，固然是照例办理。但俞成留下的员缺既然要请旨选员补授，而张栋回到内地后又要空闲等候补缺，仍须另行请旨题补；与其多费这些周折，不如立即让二人对调，岂不是更直接吗？兴泉永道员缺，着令张栋立即补授。今后如果有台湾道、府任期届满调回内地的官员，就照此办理。着作为定例。”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九十二。乾隆四十五年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七 ○）春二月初八日（丁巳），下谕说：“福建台湾府所属一厅、四县的田地额定粮赋，向来征收粟谷，按例不编征银两。此前普遍免除各省钱粮时，曾降旨一体全部免征；这次普遍免除直省正供，庚子年正值福建省轮免期限，着加恩仍将台湾府所属一厅、四县本年额定征收的供粟一十六万余石全部免除。” 又谕军机大臣等说：“刚才已经降旨加恩，将台湾各属本年额定征收的供粟十六万石全部免除。但一向以来，福建内地各属都依靠台湾所属出产的粟谷来充裕百姓的粮食；如今如果把这项粟谷全部免除征收，那么内地就会少了十六万石粮食。不知道福建省现在民间米粮是否充足，不需要台湾粟谷接济？着令传谕三宝、富纲立即确查该省的实际情况：或者将台湾本年额定征收的粟谷照数征收，按照当时价格发还价银，使粟谷仍能流通，内地民间更加富足；或者可以分作两年免征，以便调剂。立即妥善斟酌，迅速回复奏报。总的要使该省各府以及台湾各属都能沾受恩泽，以符合朕施恩于百姓的本意。”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夏四月二十一日（己巳），任命宗人府府丞窦光鼐为福建乡试正考官，御史刘芬为副考官。二十五日（癸酉），福建巡抚富纲上疏报告：“罗源、同安、龙溪、海澄、浦城、霞浦、漳平、侯官、彰化等九县以及淡防厅，册报民屯首垦各则田园共三十二顷五十三亩有余；又有浦城县百姓申报开垦田地六十亩有余。”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五。五月二十九日（丁未），礼部议覆：“福建巡抚富纲奏称：‘澎湖一厅孤悬海外岛屿，澎湖童生参加县试、府试，请归并到该厅就近录取。至于该厅现有廪生一名，现正在厅试，就令他负责认保；此后如果没有廪生，就照各省卫学的例子，责成该厅增、附生相互保送。再者，该处新旧各生，府学教官不能就近督课，也即令该厅督率约束。’均应依照所请。”皇帝同意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七。六月初八日（乙卯），命大学士三宝进京入阁办事，调湖广总督富勒浑任闽浙总督。——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八。二十二日（己巳），调福建台湾镇总兵董果任海坛镇总兵，任命浙江瑞安协副将张继勋为台湾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九。秋八月二十三日（己巳），谕令：各省学政任期届满，应当更换。福建学政一职，着朱珪前往任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十三。冬十月初八日（癸丑），任命福建台湾水师副将陈宗溥为广东左翼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十六。十二月初二日（丙午），任命福建按察使杨廷桦为福建布政使。初三日（丁未），任命福建汀漳龙道李庆棻为福建按察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二十。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春二月十七日（庚申），调福建按察使李庆棻任湖南按察使，任命延建邵道秦承恩为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二十五。三月十九日（壬辰），免除福建台湾府配载补运内地兵饷的船户陈德泰等人在海上遇风漂没的五百四十石多米粮的责任。二十二日（乙未），调福建澎湖营副将招成万任闽粤南澳镇总兵。——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二十七。夏四月二十四日（丁卯），福建巡抚富纲上疏报告：尤溪、霞浦、福鼎、福安、漳平、龙溪、诏安、诸罗、彰化、侯官十县，共开垦屯田园地三十五顷一十九亩多。——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二十九。五月二十二日（甲午），谕令：富纲进京朝见皇帝；福建巡抚的事务，着杨魁前往暂代办理。富纲等杨魁到任后，再来京朝见。

译谕军机大臣：富纲自升任福建巡抚以来，一直没有进京朝见，朕想考察他的才干、器识，并询问地方上的各种情况。今年春天，因为陈辉祖的母亲生病，担心他办理海塘事务时难免分心，便命杨魁前往协助办理。如今陈辉祖的母亲是否已经痊愈，已经不需要杨魁协助办理事务了？着传谕陈辉祖、杨魁，各自据实奏报。如果不需要协办，就遵照发去的谕旨，命杨魁前往福建代理巡抚印务。富纲等杨魁到任时立即交接，启程进京朝见皇帝。——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一。闰五月初九日（辛亥），谕军机大臣：此前已经下旨命富纲进京朝见，并命杨魁前往福建代理巡抚事务。但估计此时杨魁还没有启程，着仍留在海塘工程处，等候朕另行任用，再下谕旨。至于富纲在福建巡抚任内办理各项事务已经逐渐熟悉，朕原本想考察他的才干、器识，所以才下旨命他进京朝见；如今杨魁既然仍留在浙江工程处，富纲此时也不必进京。如果杨魁、富纲已经遵照前旨启程，接到此旨后立即各自返回原处。——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二。二十三日（乙丑），调福建陆路提督俞金鳌进京，任命漳州镇总兵孙猛代理其职。——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三。六月初八日（己卯），谕军机大臣：据陈辉祖《安插归化生番情形》一折，称凤山县猪毛社生番直里产等四十一户，因为该社头人率腊招女婿里吉老掌管社务，除了从这些生番收获的米粮中抽取十分之二外，又想再抽取二斗，导致直里产等无法忍受虐待勒索，带着男女老幼一百零九人前来投奔。现在酌情决定在凤山县距城六十里的塔楼、武洛两社埔地分给他们耕种，并分别捐置房舍供其居住。这些归化番民在台湾边地耕种，原本设有头人管束，与尚未归化的生番不同。他们管辖下的番民如果投奔内地，地方官本来不应收留；就像蒙古各扎萨克属下的人，如果背弃本主投奔内地，也不便容留安置。即使哈萨克各部落的民众，也各有本主；如果有人投诚归附，朕也不肯让他们抛弃本主前来归附。如今直里产等既然据该督奏报已经剃发换衣，〔原文“樵有度日”疑有讹误〕，而且已经给了土地、房舍使其安居，自然不必再遣送回去，也不用担心他们再次滋事。着传谕陈辉祖，严令地方文武官员晓谕这些番民，让他们各自安定地耕种放牧。此外，今后沿边番众，如果确实是不属于已归化番社的番民，收留自然无妨；如果有像这样率众投奔内地、却属于已归化番社的，就关系到国家统驭体制，绝不可擅自收留安置，应立即奏明，请旨办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四。秋七月初四日（甲辰），按照惯例赏赐并抚恤福建水师提标左营巡洋时遇风漂溺的把总杜荣则、外委吴埙、郭飞龙，以及兵丁洪捷升等一百一十五人。十四日（甲寅），调福建陆路提督俞金鳌任甘肃提督，调江南提督李奉尧任福建陆路提督。——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六。八月初七日（丁丑），按照惯例赏赐并抚恤福建淡水营巡洋时遇风淹死的外委陈仕永。十二日（壬午），杨魁立即代理福建巡抚。——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八。十八日（戊子），谕军机大臣等：据陈辉祖参奏诸罗县知县杨慰在县境内贼首洪龙等人纠集多人、拒捕抢劫一案中，并未尽力擒拿，请求将杨慰革职。已经明发谕旨将杨慰革职，仍留在当地协助缉捕。至于总督专门负责军政，按照惯例各省遇到被参劾革职的文员以及地方事务，都是巡抚专职会同总督联名具奏。为什么这次阅看参奏诸罗县知县的一折，竟由陈辉祖署名，只在折尾声明会同巡抚富纲具奏？富纲近在福建本省，为什么反而没有先行奏报？实在令人不解。至于诸罗县境内贼匪抢劫的案件，看起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海疆要地发生这种案件，陈辉祖、富纲为什么不及早查办？这一定是因为近日巡台御史抵达福建，或许害怕被察觉，所以先上这样的奏折来图谋塞责。陈辉祖、富纲都着据实明白回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九。九月十九日（戊午），谕军机大臣等：据陈辉祖《参劾诸罗县知县杨慰缉捕懈弛，会衔具奏缘由》一折，此事过错在富纲，不在陈辉祖，已经在折中批示。诸罗隶属台湾，是海疆要地，怎么能容许贼匪纠集无赖出没抢窃，甚至拒捕逞凶，毫无顾忌？陈辉祖远在浙江，接到布政使、按察使的禀报后，立即具折参奏该县令。富纲长期任福建巡抚，在杨慰任内缉捕废弛，难道会毫无听闻？却直到卸任时才与总督联名上奏塞责，可见他平日根本没有留意。富纲此前虽奏请处置，朕已批交有关部门；但他办理此案实在过于疏忽放纵。他到云南任职后，必须对各项事务留心整顿，不得再像从前那样拖延敷衍；至于此案没有单独奏报之处，着传旨申斥。至于陈辉祖折中所说“现在捕获贼犯沈佑、黄红等二十七人，又捕获贼首洪笼的母亲林氏、弟弟洪瓜等，正在严加追查”等语，陈辉祖在浙江工程处，办理此案恐怕鞭长莫及；着传谕杨魁立即将案中各犯亲自提来严讯，并命所属严厉缉捕案件中的逃犯，彻底追究，务必斩断根源，不得稍有姑息。至于台湾这一重要地方，各项事务尤其应当加意整顿，据实办理。把这些一并传谕富纲、陈辉祖知悉。

译——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一。冬十月十四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昨日据杨魁参奏，凤山县知县韩燕在押解重犯赴省时，私自雇人替换差役，导致替役逃脱；该县又不严加缉捕、详细解送，请求将韩燕革职。此事已经批交有关部门办理。福建此前有诸罗县令杨慰在贼首洪笼等人纠集抢劫一案中没有尽力擒拿，经陈辉祖会衔参奏，而富纲又没有及早查办，所以将富纲交有关部门议处；如今又发生凤山县疏忽放纵、拖延敷衍之事。诸罗、凤山都隶属台湾，远隔海洋，更不能与内地相比；遇到这类匪徒纠集抢劫以及替役逃脱的案件，本来就应当严厉迅速查办，才能使海疆安定并惩治奸恶。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任用富纲为总督之后，所以姑且容忍；如果他在云南新任上仍然这样含糊应付、不认真办事，难道还希望朕宽恕吗？然而富纲在福建巡抚任内并没有尽力整顿，以至各项事务废弛到这种地步；他试着在清静的夜晚反省自己，将拿什么为自己辩解呢？着传谕富纲，命他自行议定罪责，据实覆奏。——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二。本月，署理福建巡抚杨魁奏称：福建各营轮流拨往台湾的兵丁，其家属仍留在内地，每年按人数发给家属米；又补给福州、兴化、厦门、南澳各府厅以及闽县、侯官等十四县的兵米，两项每年共需谷八万一百多石，按照旧例从台湾府所属额征供粟中运到内地发放。自乾隆四十四年至今，台湾没有运出的谷物共计十四万八千多石。又，前任督臣杨景素以浙江杭、嘉等地米价昂贵，奏准先在福建沿海各县招商购买粮食运往浙江出售，同时从台湾府仓拨运粮食补回；如今也还没有运完。查台湾府知府万绵前、台防同知刘亨基是经手督运的官员，现在都已任期届满；应请再留在台湾，限定一年期限，命他们督促运送全部完成后，再返回内地。至于浙江商人买粮一案，台湾府仓应补的谷物，以及台湾所属乾隆四十二、四十四等年平价出售的粮食和淡防同知变卖后剩余的供粟，都应当买补；但如果同时购买，恐怕会抬高粮价，请求在年内先买四万三千石，其余等来年早稻收成后再行买补。得到谕旨：本来就应当这样办理，知道了。——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三。十一月初六日（甲辰），谕令：据陈辉祖、杨魁参奏，台湾理番同知史崧寿在社番阿眉多次控告衙役胡升等索取番银一案中包庇差役、拖延推诿，并捏造患病以规避责任；该道俞成的道、厅书吏和差役受贿结党，毫无察觉，而且听任捐职书吏陈朝梁把持垄断，遇事造谣生事；该府万绵前就在同城，却没有举报。请旨将俞成、史崧寿、万绵前分别革职审讯。俞成、史崧寿、万绵前都着革职，交给该督等分别提集案犯，严加审讯，定拟罪名后具奏。福建省台湾一府远隔重洋，关系重大紧要；该督、抚自然应当不时查察，尽力整顿。然而富纲前任福建巡抚时，对这类书吏诈取赃银、滋扰地方的事情，竟然发展到当地的道、府、厅官员串通一气作弊，富纲难道一点也没有听闻？直到现在才据后任官员揭发。又在同一天，据杨魁奏报知县徐曰都、秦为干押解罪犯逃脱一案，又奏报令被参革职的知府万绵前、同知刘亨基留在台湾，限期督运积压未运的谷物；由此可见福建各项事务废弛到这种地步，富纲平日究竟负责什么？着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至于陈辉祖担任闽浙总督已经满一年，虽然在浙江办理海塘工程，但福建省的事务该督也应当查办；这次一定是因为巡台御史到了那里，害怕被查出，才联名上奏，也是不对的。陈辉祖也着交有关部门议处。谕军机大臣等：据陈辉祖等参奏台湾道俞成、同知史崧寿纵容书吏贪赃，知府万绵前又不举报一案；又据杨魁参奏长汀县知县徐曰都、南平县知县秦为干等派遣差役不慎，导致押解审讯的要犯逃脱一案，已经明发谕旨，将有关官员分别革职、审讯、严加惩处，并将富纲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富纲此前在福建巡抚任内，只是因为他任巡抚已有一年多，没有发现大的过错，又一时无人可用，所以任命他为总督；谁知他因循疏纵，各项事务废弛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陈辉祖、杨魁接连查明并参奏的已经有几起，实在辜负了朕委任他的恩德；如果早被发现，不但总督一职难以骤然升任，就是巡抚也难以胜任。此前诸罗、凤山两案，朕没有治他的罪，从宽交有关部门议处，只命他自行议罪，仍不足以掩盖他的罪过。着传旨给富纲，命他再次自行议罪，据实覆奏。至于云南、贵州地处边疆，加上铜、盐等事务都十分重要，富纲到任后，如果再不尽力整顿、彻底改正以前的过错，仍像从前一样拖延敷衍，那就是咎由自取。交绶之前车具在〔原文“绶”字义不明〕，朕一定重重治他的罪，不能再替他曲意宽免了。把这些事情用五百里加急传谕令他知道。

译十二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陈辉祖奏报，淡水同知成履泰详报，月眉庄百姓林妈等于本年四月十二日进山砍柴，误出界外，突然遇到生番，杀害男女二十八人，请求将成履泰革职留任缉捕等语。已经照所请办理，批交有关部门知道。这是本年四月富纲任内发生的事情。台湾一府远隔重洋，不能与内地相比；遇到这类生番逞凶的案件，本来就应随时访查得知，立即查办并具奏。昨天因为富纲在福建任职一年多，尚未发现过失，所以提升任用为云贵总督；可是他离任以后，福建省接连发生重大案件，都是富纲任内应当办理却没有办理的，可见他各项事务废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如今升任总督，实在是侥幸获得；着再次传谕严厉申斥，命他明白回奏。至于陈辉祖，这件案子刚发生时，既然已经接到属员禀报，本应一面奏报、一面查办；但从四月到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直到杨魁从浙江赴福建时，只是当面商议查办，并没有具奏，他拖延时日，也难辞其咎。陈辉祖着传旨一并申斥。——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四。十九日（丁巳），福建按察使秦承恩与陕西按察使永庆对调。三十日（戊辰），署理福建巡抚杨魁奏称：福建各地粮仓中，自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等年间平价出售、尚未买补的粮食，共计十七万六千五百多石；本年夏季各地平价出售的仓粮，共二十七万八千六百多石。现在晚稻收成丰足，自然应当乘机买补；只是新旧平粜粮数量过多，如果一并购买，恐怕妨碍百姓食用。现已通令各地，将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等年平粜后尚未买补的粮食，全部在冬季买回补入仓中；至于本年平粜的粮食，查明有关州县如果没有历年应当买补的平粜额粮，就在冬季全部买补；如果有历年平粜粮应当买补，而本年又有平粜粮，就命令先将历年粮食全部买完还仓；本年平粜的粮食，等来年早稻收成后再买。得到谕旨：嘉奖。——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五。十二月初二日（庚午），召湖北布政使梁敦书进京，任命福建按察使永庆为湖北布政使，云南迤东道伊星阿为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六。十七日（乙酉），谕令：今天据杨魁覆奏《闽省台湾所属诸事废弛》一折，把先后查明并参奏、据实办理的各种缘由详细清楚地陈述出来。台湾孤悬海外，关系最为重大；当地官员平日因循拖延、敷衍偷安，以致积弊相沿，可以说废弛到了极点。然而今天据巡台御史塞岱、雷轮奏报《巡视台湾应行查办各事宜》，其中却说城墙坚固完好，弁兵操练认真，库银、仓粮都没有短少亏缺等语；所奏并不属实，已经在折中批示。巡台御史三年才派往巡视一次，对于当地一切事务都应当尽力查察，随时据实奏报。现在当地官员玩忽、延误、疏纵的案件，经杨魁查明参奏的已经很多；这些御史难道毫无听闻，为什么竟没有一句上报？虽然巡抚等已经查明参办，但这些御史也应当仔细查访，据实具奏。即使巡抚所奏有冤屈地方官员之处，也应据实为他们申辩。如今所奏不过是按照惯例敷衍了事；比如盘查仓库一事，假如地方官果真有亏缺，御史等长途跋涉、渡过重洋，难免需要很多时间，原本早就可以预先设法弥补。仍然只是有名无实，又何必以此上奏塞责？这样一来，巡察台湾的御史也可以不必派去了。塞岱、雷轮都着交有关部门察议。杨魁所奏原折，也着发交他们阅看。十八日（丙戌），裁减各省武职的名粮，核定养廉银数额。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兵部议覆：福建台湾镇总兵一员，过去在发给名粮之外，又从耗羡公项银中支取六百两至八百两不等；既然发给养廉银，就应一并删去。得到谕旨：依议办理。云南提督、总兵以及福建台湾镇总兵，或者驻地处于烟瘴之地，或者远隔重洋，都与内地不同；着加恩，在议定的养廉银之外，云南提督加赏银五百两，云南总兵和福建台湾镇总兵各加银二百两，以表示朕怜念边远疆土、优待军队的至意。着作为定例。二十日（戊子），按照惯例赏赐并抚恤福建水师提标右营巡洋时遇风淹死的弁兵。——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七。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春二月初六日（癸酉），谕令：今天收到巡台御史塞岱、雷轮递送的奏折，一折是《奉朱批，自陈惶悚，并请交部议处》，于十二月初五日发出；另一折是《巡查台湾北路情形》，于十二月十七日发出。两折发送时间不同，却在同一天收到。第一折所奏诸罗县盗犯洪笼一案，是当地的重要事务，为什么没有详细说明？又说该厅县先后捕获二十多名贼犯，都已经由巡抚杨魁提解过海审办，以及后来捕获贼匪陈明等八人，已经飞檄命各县严加追究办理，这些说法实在不对。台湾地处海外，按例三年才派御史巡视一次；遇到重大紧要事件，本来应一面提解审理办理，一面奏报。像捕获贼匪陈明等八人这样的要案，御史等就应当就近审办，然后再移交巡抚结案；怎么能只命各县审完，就说可以了事呢？至于十七日所奏的那一折，又不过是巡视地方情形、敷衍塞责，对初五日所奏诸罗县盗犯一事完全不提。像这样有名无实，还要巡台御史做什么？塞岱、雷轮仍着交有关部门议处。

译十五日（壬午），谕令：杨魁奏报，革职知县杨慰访查禀报诸罗县盗首洪笼病死，派委验尸的知府苏泰禀称那是一具早已死亡的尸体，并不是洪笼本人；拘获洪笼的哥哥洪卢审讯后，供称因为害怕继续缉捕会牵连自己，便把路旁死者的尸体捏造为洪笼病死，具保转报，现正提集犯人严加追查。此案中的盗犯洪笼是首要犯，自然应当严密缉捕，务必抓获本人，迅速依法处死。可是他的哥哥竟敢把路旁死者的尸体冒充为病死的洪笼；已经革职的知县杨慰也不验明尸体，就仓促依据禀报上报，明显是害怕协助缉捕，故意欺骗捏造，情节和罪行都十分可恶！仅在福建省提审，不足以掩盖罪责。革职知县杨慰，着立即逮捕，交刑部治罪。至于知府苏泰，在奉命验尸时查出伪造冒认的事实，办理尚能坚持公正，着交有关部门议叙。被革职的知府万绵前，仍照巡抚所请留在台湾协助缉捕，捕盗以后才准渡海返回内地。有关部门知道。——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十七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据陈辉祖等奏报，接到巴延三的咨会：船户谢元兴于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从台湾装载客货，并领取彰化县折给的搭载兵粮八十石的银六十四圆，另有船脚银五圆。该船户开船后遇风，漂到广东海丰县，船只撞碎，货物沉失，获救生还，现将情况咨报其原籍等语。现在已经飞檄命台湾道、府迅速确实严查，据实揭发参奏、追究办理，以清除积弊。这件事很不寻常，不能不彻底查办。福建省台湾各属把粮食运往内地，原本是因为福建所产粮食不足，借此接济台湾。可是彰化县擅自把折给的银两交给船户，让他们在内地购买粮食交仓，其中明显有违例折征、少发粮价，以及强迫船户承领，或者船户借机多装客货等弊端；不能不严加查究。台湾各厅、县运交内地的米粮，是否都照彰化县的办法办理？这种做法始于哪一年？主管的道、府官员为什么一直没有察觉？必须逐层追根究底，不得稍有含糊马虎。陈辉祖现在办理海塘工程，不能亲自前往福建提取犯人审讯。此案着交杨魁立即提集案中有关人证，仔细审讯，据实具奏，并立即回奏。把这些事情用五百里加急传谕杨魁，并传谕陈辉祖知悉。十八日（乙酉），吏部议覆：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陈辉祖奏称，福建沿海各属都通达海外，守口弁兵得到规费后纵容盗贼，承审各员又常常瞻顾徇私、互相隐瞒，不能切实追根究底。请求今后审理海盗案件的官员，务必查明各盗实际出入的港口，有没有得到规费而被纵放，以及他们出海时声称经营什么生业、同伙有多少人；抢劫财物后，又装载什么货物伪装查验入境。要逐项详细追查，使他们难以巧妙规避。如果仍有官员任由盗犯信口胡乱指认，而不查出真实港口，就将承审官按照规定降两级调用，不准抵销。又称，陆路盗案必须有盗犯凭报案、赃物凭失主辨认，才可以定为正盗。若海上发生劫案，事主或者距离城池遥远，或者害怕守候，往往忍受不报；地方官查不到报案，证据、证人也不足，便不立即缉捕追究。请求今后海盗案件，地方官一旦访闻，立即查勘缉拿；一经捕获罪犯，审讯明确、供认不讳，就可以起获赃物，依法定罪拟判。如果仍然拘泥观望，不立即捕拿追究，就按隐匿盗案的条例革职。这些请求都应准许。准照所议办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一。三月初八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陈辉祖等上奏《请停台湾捐监之例》一折，称台湾此前在乾隆二十一、二十二等年间，先后奏请收捐监粮四十万石，到二十八年就已经捐足；为什么这次捐贮却寥寥无几，与从前大不相同？恐怕有官吏、胥役强行勒索、侵吞挪用，像甘肃省那样违反规定折收银两，仓中并没有实际储粮。所奏有道理，已经在折中批示。从前因为福建漳州、泉州等府所属地区所产米粮不多，所以在台湾收捐监粮，用来储备；如今那里捐贮既然很少，而台湾以及漳州、泉州府所属仓储又很充足，台湾捐监的旧例自然应当停止。至于台湾自开办捐纳监生以来，虽然据该督等奏称曾反复查察，尚未发现违反规定折收的事情，但胥吏借机作奸，这种弊端本来就难免。只是事情尚未败露，朕也没有深究；该督等不要以为朕不知道。把这些传谕令其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二。十六日（癸丑），谕令：据陈辉祖奏报，杨魁自到福建后水土不服，常常腹泻，最近又患便血，精神十分疲惫；请陈辉祖代为上奏，恳请解除杨魁职务，回京调养治疗等语。准杨魁回旗调治，调雅德补任福建巡抚。接到此旨后，立即命雅德兼程赶赴福建，接替杨魁，令杨魁回京；所留下的广东巡抚职位，着尚安补授。二十六日（癸亥），谕军机大臣等：此前据陈辉祖奏报杨魁正在患病，恳请解除职务、回旗调养；已经下旨调雅德任福建巡抚，接替杨魁，令其回京调养。今天收到杨魁所奏各折，都是福建省查办的要件，却没有提到自己患病的事情。杨魁这次奏折是在本月初四日在福建发出的，与初七日陈辉祖在杭州加急奏报的奏折相隔时间不长，看起来杨魁的病势还不是很重；如今雅德接到前旨，已经在当天迅速赶赴福建接任。杨魁覆奏的《台湾兵米折征》一案，现在正在提集案犯赴省，着传谕雅德秉公据实查办具奏。至于杨魁交接后启程回京，可以安心静养；等病痊愈后，自然另行选用。把这些传谕杨魁，并传谕雅德知悉。——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三。

译夏四月初八日（甲戌），谕军机大臣等：据塞岱、雷轮奏报，台湾诸罗县贼匪洪笼大肆盗窃一案，彰化县捕获洪笼的弟弟洪卢及贼伙马水，审讯得知马水把路旁死者的尸体捏造为洪笼病死，企图销案、免于缉捕；洪卢又命马水给洪笼送信，致使洪笼逃避，藏匿在淡水内山。洪笼是此案首犯，自应严密缉捕，务必抓获，迅速依法处死。他既然因为马水送信而逃避，马水一定知道洪笼的下落；如今洪卢、马水都已经捕获归案，只应严厉追问，从马水等人的供词中查出洪笼的真实下落以及现在逃匿何处，迅速缉捕归案定罪，不要使他漏网。此案此前已经由杨魁具奏查办，到现在又过了几个月；着传谕雅德迅速追查，赶紧捕获，并立即具奏当前查办情形。初十日（丙子），调福建金门镇总兵金蟾桂任台湾镇总兵。——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四。五月二十七日（癸亥），谕军机大臣等：据雅德奏报《现在查拿诸罗县贼匪洪笼等各犯》一折，称已经命台湾所属各官专门派遣官员、弁兵，多带精干兵役，赶紧追捕。洪笼这个罪犯在当地起意纠集同伙，屡次进行抢劫盗窃，实为此案的首要罪犯，不能不设法严加缉捕，务必抓获。此犯虽然行踪诡秘，即使潜逃到别处，也不能因此就任其远逃；地方文武官员如果真正尽心尽力，从四面追捕，绝没有抓不到的道理。该巡抚务必立即督率所属认真查拿归案，严加审讯定罪后具奏。至于这些同伙犯审结时，应立即发遣新疆；不但不能留在台湾，也不能留在福建省，以免他们再次滋事。把这些传谕令其知悉。——见《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七。六月十三日（戊寅），谕令：陈辉祖等奏报，福建台湾地方于四月二十二日突然遭遇飓风，海潮骤然上涨，导致衙署、仓廒、营房、民居多有倒塌，田禾、人口也有被水淹没的情况。沿海居民突然遭遇风潮，以至官民房屋、田禾和人口都受到损害，形成灾情；该督、抚务必督令所属详细查勘，尽力抚恤，不要使一个人无处安身，以符合朕深切怜念海疆的至意。衙署、仓粮、课盐、战船等项目凡有倒塌、冲失的地方，也着查明实际数目，照例详细妥善议定后具奏。谕军机大臣等：据陈辉祖奏报，缉获台湾杀害多人凶番茅歪等十二人，现在已经飞檄命该道、府等审讯取供，详细报告；同时派委妥当能干的官员、弁兵押解到省，率同布政使、按察使详细审讯，审明定罪后，一面奏报，一面先行处死，将首级传送台湾，使各番都知道警戒畏惧。这种办理实在过于拘泥成例。这些生番胆敢在庄民林妈等越界采樵时，肆意杀害二十多条人命，并割去头颅，凶暴横行到了极点！此案既然据该参丞成履泰等设法将凶番捕获，就应交台湾镇、道等就近审明，在犯案地点处死并示众，使各生番亲眼看到成排处决，稍微知道警戒；何必渡海押解到省审理处死，又再把首级传送台湾，平白增加这一番周转？而且台湾远隔重洋，既设有挂印总兵、巡道等大员，遇到这类重大案件，本来就应给予一定的处置权，才足以资助弹压；何况生番这样杀害多人，难道还会有受到冤屈的道理？着传谕陈辉祖、雅德，如果此时还没有把犯人押解到省，就立即派委妥当官员，将犯人押回台湾，交给台湾镇、道等办理。如果此案已经办理完毕，今后遇到这类凶番杀害多人的案件，都着照此旨办理，不必再辗转押解到省。——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八。十七日（壬午），谭尚忠着加恩降补福建按察使，以观察他日后的表现。把这些传谕中外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九。秋七月十三日（戊申），按照惯例为已故原任福建巡抚杨魁举行致祭。——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八月十一日（乙亥），任命云南按察使徐嗣曾为福建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二。二十八日（壬辰），福建增设养廉兵四千七百五十六名。其中台湾南北二路的汛地广大而兵力单薄，应从内地目前议定增兵的各营中抽调四百名，按班轮调驻防。——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三。九月十七日（辛亥），下谕：『陈辉祖着革职，逮捕审问；闽浙总督的员缺，着富勒浑补授。』 又下谕：『闽浙总督的员缺，现命富勒浑补授；富勒浑到任还需要一些时日，总督、巡抚的印务，着福长安代理。福长安到达以前，着王进泰暂时兼任代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五。冬十月初五日（戊辰），福建巡抚雅德上奏：『台湾彰化县番子沟地方，漳、泉二府的百姓聚众持械斗殴，无赖棍徒乘机抢劫掠夺，臣立即命令台湾知府会同安平协副将，各自带领兵役前往弹压。臣想到台湾远隔重洋，孤悬海外，奸民接连数日斗殴杀人，事态自然十分重大；必须有精明能干的大员前去办理，才能妥善处理。据降调的布政使杨廷桦当面禀报，他在福建任职多年，一向熟悉台湾的情况，愿意亲自前往。因此命他交卸布政使印信后起程，会同该镇、道、府官员察看筹划事务，妥善办理。』皇帝批示：『看来福建省因为总督驻在浙江，武备废弛，屡次发生事故，你也不能推辞自己的责任。』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六。

译二十一日（甲申），下谕：『据雅德上奏《台湾地方有漳、泉二府百姓聚众持械斗殴等事》一折，其中说：“据台湾道禀报，与台湾镇总兵当面商议后，命令台湾府知府会同安平协副将，各自带领兵役前往弹压。”这些匪徒竟敢在海疆地方聚众持械斗殴，案情重大；该镇、道一听到消息，就应带领兵役亲自前往当地严厉查办。现在却只派知府、副将前往，雅德也没有下令办理的说法，实在错误。又据奏报《查拿泉州府所属殴打兵丁、劫夺罪犯的团伙盗匪林耀等》一折，其中说已飞速命令该道、府以及邻近各县分四路截拿；雅德却没有亲自前往。又说命令臬司谭尚忠赶赴督办，后来因为管辖此事的道、府、厅、县都已经会同抓捕，便命令谭尚忠返回省城；这样的办理更加错误。雅德自调任福建巡抚以来，该省屡屡发生劫盗、伤害差役的事情，必定是因为总督远在浙江，所有武备都已废弛，不能整顿；而陈辉祖在浙江又一味营私牟利，完全不把整顿地方当作职责。就这两案来说，台湾地方匪徒聚众斗殴，该镇金蟾桂、该道穆和蔺都不前往，只委派知府、副将；而雅德对于泉州府殴打兵丁、劫夺罪犯的重大案件，竟然安坐在省署，还把已经委派的臬司撤回；种种办理，拖延敷衍而且错误荒谬。至于李奉尧是陆路提督，先前因为泉州团伙盗匪劫夺罪犯、漳州县民拒捕并打伤兵丁两案，都没有亲自前往查办，已经奉旨降职并加以申斥；如今看了雅德送来的奏折，该提督仍然没有亲自到各处督同缉捕，他究竟管什么事？雅德、李奉尧都着严加申斥，并与没有亲自前往缉捕的金蟾桂、穆和蔺一起交给有关部门严加议处。现在福建省必须有总督驻扎，以便进行弹压；浙江巡抚的员缺，着福崧补授，立即驿马兼程前往新任；富勒浑等福崧到任后，立即驿马兼程前往福建，切实整顿。把这些通谕让他们知道。』 二十二日（乙酉），调福建漳州镇总兵孙猛任台湾镇总兵。二十三日（丙戌），下谕：『福建台湾道员的员缺，着杨廷桦以按察使衔补授。』 兵部议覆：『福建陆路提督李奉尧，请按照没有切实力擒盗贼的条例，降三级调用。』皇帝同意。二十四日（丁亥），下谕：『李奉尧现已降职调任，福建陆路提督的员缺，着长清调任代理；并命令他迅速驿马前往。』 下谕军机大臣等：『据黄仕简上奏：“台湾地方有漳、泉二府百姓相互持械斗殴，又有流窜匪徒乘机抢劫杀人，并把把总林审杀死；臣随即带兵亲自前往台湾，就近调度督捕。”这样办理才是正确的，朕已经在奏折中批示了。这些匪徒竟敢在海疆地方聚众斗殴，甚至杀害汛官，凶横到了极点！此案关系重大，黄仕简一听到禀报，立即带兵渡海到台湾查办，实在值得嘉奖！黄仕简曾多年在干清门行走，还算明白事理；如今办理此案，如果能够妥善查办、迅速结案，自然应交部议叙。传谕黄仕简，立即督同将领等努力办案，将首要团伙及各名要犯严密缉拿，务必抓获。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达，并命令他以六百里加急奏报。”不久又奏报：『现在督捕首要团伙及要犯，先后共抓获一百四十三名；除将首恶要犯依法处死、分别办理外，又督同以按察使衔任台湾道的杨廷桦亲自前往下茄冬、哆啰嘓、大崎顶、十八重溪、大武垄等处搜捕，又抓获犯人五十多人，并沿途严密查拿，务必将各案犯逐一捕获，不让任何人漏网。至于现在百姓已经没有人再敢滋事，诸罗县所属地方的良民都已回到村庄，人心安宁；郡城以及台湾、彰化、凤山各县和淡水等处都很安静。』皇帝批示：『很好，看到奏报很欣慰。』

译二十六日（己丑），下谕：『据雅德上奏：“台湾地方漳、泉二郡百姓结怨持械斗殴、相互杀伤一案，该府苏泰前往，会同营员到各处当面劝谕，庄民遵从答应，不敢再滋生事端。”所奏台湾地方的情况虽然已经安宁，但办理此案实在过于姑息。福建省武备废弛，奸民竟敢聚众斗殴、相互杀伤，甚至伤害汛弁，实在是目无法纪！如果不严加惩罚，凭什么警戒凶顽、安抚良善？仔细阅读奏折，其中说该府苏泰等前去劝谕开导，两庄都悔悟求恩，恐怕不免是姑息迁就、想把事情了结；如果不是实际情况如此，那么该府等人竟有代庄民求情、劝令双方和解的事情，也未可知。此前雅德已经奏请委派杨廷桦前往查办，昨天又据黄仕简奏报，他也已带兵渡台督率查捕；此案交给黄仕简、杨廷桦二人办理。如今事情已经平息，可以不动声色，但务必将杀害汛弁、各庄械斗伤人以及放火抢夺的各名要犯加紧缉捕，全数抓获，不得使一人漏网。抓获以后立即严加审讯，定罪拟刑，将本案要犯多处死几人，使海疆的奸徒都知道警戒畏惧。至于当地文武各官不能约束庄民，本来有应受的罪责；如今据苏泰等禀报，已经亲自前往劝谕，使事情平息，所以暂且从宽宽免。仍命黄仕简、杨廷桦详细查访：如果该府等人竟有向庄民求情、劝令和解的事情，这关系到大体，必须据实严厉参奏治罪；不得因为事情已经结束，就稍有姑息。杨廷桦原是由布政使降调的，如今朕加恩，命他以按察使衔补授台湾道；台湾是海疆重地，所有事务都必须切实整顿。今后遇到紧急事件，立即一面奏报，一面禀报督、抚，迅速办理。黄仕简等会同查办此案完毕后，再回本任。至于雅德把这种重大案件视为寻常，只根据该府禀报，便想就此了结；他身任海疆大员，不应这样！雅德着再次传旨严加申斥。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给黄仕简、杨廷桦，并谕知富勒浑、雅德。』二十七日（庚寅），下谕：『福建陆路提督李奉尧现已降职调任，留下的员缺已经命令长清调任补缺，但他到任还需要时间。现在台湾地方有漳、泉刁民聚众械斗等案，首要团伙及要犯还没有全部捕获；必须由提督调度，督促缉捕，妥善办理。着将军永德立即前往，兼任福建陆路提督印务，督率将领官兵切实查拿，务必把案犯全部抓获，不得让一人漏网。长清到任以前，此事就责成永德办理；如果不能切实整顿，以致发生逃脱等事，唯将军永德是问。』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七。十一月甲午朔，下谕军机大臣等：『昨天已经下旨调长清补授福建陆路提督，并命令他驿马兼程赶赴新任。现在福建省有应办理的要务，需要当面加以训示，着传谕长清接到此旨后立即来京听训，然后再驿马兼程前往新任。』 又下谕：『据李奉尧上奏《拿获窝藏盗匪、殴打兵丁的首要团伙林耀等二十六名，均已经府、厅审明解送省城办理》一折，此案人犯劫夺罪犯、殴打差役，情节罪行十分重大；现在抓获的已有二十六名之多，该府、厅等早已自行禀报抚臣，为什么今天只有提督李奉尧的奏报送到，而雅德反而没有先行驰奏，实在令人不解！传谕雅德，命他据实复奏，立即严审究办。至于福建省武备废弛，全是因为陈辉祖在浙江一味营私牟利，完全不以公事为重；雅德又存观望之意，没有认真整顿，以致屡次发生殴打、抢夺案件。昨天已经下旨命永德前往兼署提督，福建漳州、泉州、台湾的各案都关系紧要，立即责成雅德、永德切实查办。将来如有疏忽放纵或缉捕不力等事，唯这两人是问。福建省如此废弛，不能没有总督驻扎；福崧到浙江后，富勒浑立即兼程前往福建，督办一切事务，务必加意整顿，以安定地方。至于福崧尚未到任以前，富勒浑虽然暂驻浙江，巡抚雅德是同级官员，而布政使、按察使、道员都是属官，所有应办要务，都应尽心筹划，妥善办理；绝不能因为自己尚未到达福建，就稍存区别对待之心。把这些由六百里加急分别传谕知悉。』 初七日（庚子），命史馆大臣在《通鉴辑览》中收入吴三桂擒获桂王由榔的事情。下谕：『《通鉴辑览附录》记载唐王、桂王，是把他们与宋朝的帝昺、帝愳相对应，以显示万世不变的实录。史馆大臣认为吴三桂是叛臣，便不记载他擒获桂王由榔的事情，而把这件事归于爱星阿。爱星阿固然是定西将军，统领军队，但吴三桂当时实际是平西大将军，而且擒灭由榔也必定应归于吴三桂。“三患二难”的谋议出自吴三桂，后来进兵、檄令缅甸、驱逐李定国、招降白文选，也都是吴三桂筹划的，他的功劳固然不能抹去。然而他的这些谋划，难道真是为了我国吗？当时他已经有了“想占据云南、贵州并据为己有”的心思；如果由榔、定国、文选仍然存在，他哪里能够占有云南、贵州？自古以来，权奸无时无之，也无地无之。吴三桂一定要灭掉由榔，实际上正如近日阿睦尔撒纳一定要消灭达瓦齐一样：达瓦齐存在，阿睦尔撒纳就不能占据准噶尔。那么他替我国效力，都是为了自己。把今昔相互对照，吴三桂的奸计已经完全暴露，又有什么不能做到有功就记功、有罪就论罪呢！应当依照《国史》吴三桂传，把他入缅甸的事情全部记载下来，不要删削。过去许子将评论曹操，用两句话概括了他的要害，曹操也很高兴。现在所举的两个人很是相似，也不过在于使用他们罢了；还要预先看清他们，使他们不要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罢了。』

译初九日（壬寅），下谕军机大臣等：『据雅德复奏《任克溥陈述各项意见，将福建省应当整顿的事务分条奏报》一折，其中说：“海上盗匪聚众斗殴、抗拒差役和拒捕等事项，都是福建省当前正在处理的事情。这些积弊，关键在于该抚平时真心整顿，有犯必惩，以海防营伍为重，那么各种弊端自然可以肃清。”但是雅德自调任福建以来，对一切武备任意废弛；又因为总督远驻浙江，便存有推诿之意。而陈辉祖在浙江又一味营私牟利，完全不把地方事务当回事，致使各种政务委靡不振。就像福建漳、泉二府现在有林耀、黄茂等拒捕并伤害差役的案件，台湾又有漳、泉奸民彼此持械斗殴杀伤的案件，该抚究竟管了什么事？如今看他条陈的奏折，仍不过是纸上空话，敷衍塞责地写入奏报，并没有切实整顿办理的地方；由此可见他平日漫不经心，怎么还能厚着脸皮把本任应办的事务列成条款上奏呢！除将原折批交有关部门议奏外，雅德着传旨严加申斥。』 十一日（甲辰），福州将军永德上奏：『台湾漳、泉二府刁民滋事，经水师提督黄仕简、以按察使衔任台湾道的杨廷桦先后带兵，擒获聚众械斗、杀害官员的各名首犯，依法处死，当地庄民已经安居乐业。只是诸罗各庄还有匪徒煽动蛊惑，现在水师提督正率领官兵查办；查阅犯人供词，其中有“首犯谢笑逃回内地”的话，更不能任其逃逸。只有严令各汛口仔细盘查，并亲自前往督捕，不敢疏忽。』皇帝批示：『一切努力妥善办理，不可拖延，也不可过于急迫。』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八。十七日（庚戌），下谕军机大臣等：『福建台湾地方漳、泉两郡庄民聚众械斗一案，先前黄仕简已经奏明带兵渡台，朕也多次下旨责成该提督会同杨廷桦二人查捕办理。此案首要团伙及各名犯人尚有许多没有抓获，黄仕简现在台湾办理此事，着遵照此前旨意，务必将杀害汛弁、械斗杀人、放火抢夺的各名要犯加紧缉拿，全数捕获，严厉迅速审办。但此事起因是漳、泉两郡百姓因口角结怨而械斗；此前把总林审经过泉民的快官庄，该庄凶民得知林审是漳州人，竟把这名把总拦进庄内杀害。朕想到黄仕简也是漳州人，恐怕泉州百姓认为提督偏袒同乡，心中产生疑惧，这一点尤其应当留意防范。传谕黄仕简查办此案时，应先行晓谕：因为本提督是漳州人，必定先严办漳州庄民中滋事违法的人，然后再依法惩治泉郡凶民，以表示公正。这样当地人心会更加安服，对于安定海疆、抚慰和安置愚民的办法也更有帮助。把这些由六百里加急传谕知悉；仍将目前查办的情形，迅速由六百里加急复奏。』 二十七日（庚申），下谕〔军机大臣等〕：『福建省漳、泉二郡以及台湾地方械斗、伤害差役的各案，汀漳龙道姚棻曾经办理过这些事情吗？着富勒浑据实查奏；并将他平日做官的情况如何，一并复奏。至于泉州抢夺罪犯一事，属于兴泉永道管辖；该道潘本义是否办理得当，有没有失误之处？富勒浑也应一并据实查奏。看来雅德办理各案，未免稍有回护姑息；富勒浑初任闽浙总督，自然应当秉公陈奏，不可稍存瞻前顾后之心。』 二十八日（辛酉），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上奏：『自十一月初十抵达诸罗搜捕各名要犯，陆续奏明依法处死后，又审讯其余犯人，供出策划焚烧、抢劫、杀人的要犯罗裕等十八名，依法处死示众；庄民大多已经恢复原业，各处都很安宁。查诸罗与彰化接界，事端起于笨港的北港纠集人众抢夺南港，漳民中尚有许多首要凶犯没有捕获；臣现在正会同杨廷桦亲自前往笨港及彰化一带督捕，笨港已经捕获八十五名，务必全部擒获，按照法律从重惩治。』皇帝批示：『你这次办理的事情，实在值得嘉奖！如今事情已经平定，内地也有要紧事务；你应当立即回去。』

译二十九日（壬戌），下谕〔军机大臣等〕：『据黄仕简上奏：“到台湾查办漳、泉庄民械斗一案，先后捕获许多要犯，恭请王命处死，并在各自犯罪的地方枭首示众；还有尚未捕获的犯人，现正查捕，务必抓获押解审讯。”办理得很好，朕已经在奏折中批示。同一天又收到雅德的奏报，看起来此案对雅德而言，不过是因为朕严厉降旨训谕，才敷衍上奏罢了；自然不如黄仕简身在台湾、亲自查办此事那样切实详尽。看来此案先后捕获犯人以及办理的情形已经完成七八成，未必会再生事端；但尚未捕获的聚众首要团伙谢笑等，以及杀害官员的重犯张石、唐发、张琳，现在是否已经捕获？此外其余党羽也不可不全部搜捕，务必抓获，以便肃清根本。台湾孤悬海外，尤其不是内地滨海要区可比；如果这些匪类不多处死几人，就不足以安定海疆、警戒凶顽。着传谕黄仕简、杨廷桦彻底查根究底，务必将尚未捕获的聚众杀官各犯逐一擒获，从重惩治，永远消除后患。至于福建省自陈辉祖任总督以来，一味营私牟利，武备已经废弛到了极点；富勒浑到福建以后，不能不严加整顿。比如雅德奏折中说：“据金蟾桂来函，将捕获的六名流匪中的洪钟一人，查明曾在笨港焚烧抢劫，当即处死；其余犯人插箭示众。”这些凶徒本来就应分别严厉惩办，怎么能只插箭示惩了事！又，李奉尧奏报“漳浦县百姓黄茂用枪打伤兵役，听说要抓捕便自焚身死”一案，这些奸民既然敢于拒捕伤兵，怎么知道不是伪造自焚身亡的情形，企图逃脱？先前已经下旨，命令该抚等详细勘查，取得确实凭据；至今还没有看到雅德复奏。着再次传谕富勒浑等务必留心查察，检验确实，不得稍有敷衍了事的想法。如果该犯并没有被烧死，将来又被另外捕获，唯该督、抚是问，恐怕不能承受这种重罪。今后台湾奏报此事，着在黄仕简之后，把杨廷桦也一并列名。把这些由六百里加急分别传谕知悉。』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九。十二月初四日（丙寅），下谕军机大臣等：『昨天我阅读《明史》，袁宗焕督师蓟辽，虽然与我朝为敌，但还能够忠于职守、办事尽心。当时君主昏庸、政治混乱，不能使他充分施展忠诚，以致他遭受极刑；实在令人深为怜悯！袁宗焕是广东东莞人，如今有没有子孙，是否曾经出仕？着传谕尚安详细查明，遇到方便时复奏。』初六日（戊辰），下谕军机大臣等：『据雅德奏报《接到杨廷桦等先后禀报在台湾查办滋事匪徒》一折，看来此案前后捕获的各犯，以及现在黄仕简等在那里搜捕余党、安抚居民的工作，已经将近完成；只是今后的善后事务，应妥善筹办，以求地方永远安宁。此案匪徒全部捕获后，必须多处死几人，以示惩戒警告。台湾孤悬海外，不是内地滨海要区可比；尤其应当使匪徒绝迹，才能安定、辑睦良民。黄仕简、杨廷桦查办此案，先前已经下旨命令他们二人一同署名奏事。将来结案后，黄仕简立即回任水师提督；杨廷桦是本任台湾道员，驻扎当地。他曾任布政使，如今又特加按察使衔，自然负有奏事的责任；如果遇到台湾地方的紧要事件，就一面禀报督、抚，一面上奏。杨廷桦在那里，务必真心实意、尽力随事整顿，才不辜负委任他的本意。把这些由五百里加急传谕富勒浑、雅德、黄仕简、杨廷桦知悉。』 初八日（庚午），下谕军机大臣等：『据金蟾桂奏报：“漳、泉聚众械斗案中，首犯谢笑等尚未捕获，现在命令查找，务必捕获。”谢笑等人胆敢在台湾地方带头聚众械斗，自应严密查捕，限期擒获。但恐怕这些犯人因为当地搜捕十分严紧，未必还敢藏在漳、泉附近地方；也可能沿海岸相通之处逃入接壤的广东地方，这也未可确定。着传谕尚安，在接壤地区迅速命令所属文武官员切实搜捕，不得让这些犯人逃远漏网。把这些传谕尚安，并谕知富勒浑、雅德。』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七十。十六日（戊寅），福建台湾镇总兵孙猛上奏：『臣到任以后，立即赶赴诸罗笨港地方，会同黄仕简、杨廷桦督促命令官兵，查拿杀害汛弁以及械斗伤人、放火抢夺案件中的各名要犯，全部捕获办理。臣私下查考，台湾孤悬海外，五方杂处；偏远村庄大多是漳、泉百姓，向来以强悍著称。虽然现在正在严办，奸民已经收敛，但今后无论何时何事都应认真办理，绝不敢因循姑息。』皇帝批示：『现在虽然没有事情，以后更应留心整顿地方，要以前事为戒。谨慎！』 十九日（辛巳），下谕军机大臣等：『据富勒浑奏报《查办漳、泉百姓在台湾相互斗殴、伤害官员》一案，说：“后来捕获案犯施于等二十四名，已经由杨廷桦在台湾就近严加审讯办理。又，署理提督永德在东台湾地方捕获从台湾偷渡的黄孙沙等二十名，有人供认曾经随众互殴、伤人的事情；黄孙沙等又供出武举许国梁、林阿赛等人在当地出头倡议、招集匪徒。这些犯人尚未捕获，现在已经飞速通知各犯原籍地方，严密查拿，务必捕获。”本来就应当这样迅速查捕办理。至于黄孙沙等既然供认有从台湾偷渡的事情，说明这些犯人自知罪行不可赦免，不敢再从澎湖、厦门一带活动，所以暗中偷渡；再者，这些犯人在台湾逃散以后，既不敢回原籍，或者逃入接壤的广东地方，企图逃远漏网，也是势所必然。先前已经传谕尚安，命令他在闽、广接壤地区一体命令属员切实搜查，不得让一人逃脱；着再次传谕尚安，务必遵照此前旨意切实查办，不得稍存轻视疏忽的想法。把这些由六百里加急发往，并分别传谕令他们知道。』

译二十一日（癸未），福建漳州镇总兵闫正祥上奏：『台湾奸民聚众械斗一案，由水师提督黄仕简前往查办。查漳州地方到处都有海口，可以通行船只，台湾匪徒难免有偷渡潜回的情形，而且林辉一案还有逃犯没有捕获。臣到任以后，立即前往沿海各处亲自督察，严令文武官员各自带领兵役交错巡逻；不分疆界，加紧访查缉捕。』皇帝批示：『努力切实办理，你不同于别人。』 二十三日（乙酉），下谕〔军机大臣等〕：『据永德奏报：“逐次盘查捕获从台湾逃回的漳、泉百姓周烈等七名，逐一询问，供认曾经参加械斗，或者随众放火焚烧庄舍等情节。又在黄再带回的书信中，查到‘彰化王爷、小刀会’等字样。现在已经飞速咨文督、抚，复核审讯定罪。”这些犯人在台湾聚众械斗滋事，已经十分凶横；竟然还敢使用“彰化王爷”和“小刀会”等名目，更加可恶！自然应当严加追究他们的不法情事。着传谕富勒浑，迅速提解这些犯人，严厉审讯：为什么有这些名目？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有没有党羽？迅速查捕，立即定罪拟刑具奏。并谕黄仕简等按名搜捕此案余党，务必斩断根株，从重治罪。再者，黄仕简等前往台湾以后，曾经奏报过一次捕获犯人、查缉办理的情形；到现在又过了十多天，为什么还没有收到续奏？着传谕该提督、巡抚等，立即将目前查办情形以及凶犯是否已经全部捕获等情况，由六百里加急复奏。把这些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富勒浑等，并谕知永德。』 二十五日（丁亥），下谕军机大臣等：『据富勒浑奏报：“盘获从台湾逃回的黄孙沙等犯人，查出武举许国粱已经捕获、谢凑官出银买通放走，以及彰化小刀会等情节，现在已经飞速发札给杨廷桦，命其据实查办并禀报回复。”富勒浑对于此案的紧要事项，只发札给杨廷桦，却不询问提督，这就是文武不和的开端，实在错误；朕已经在奏折中批示过了。台湾地方漳、泉两郡百姓械斗滋事，黄仕简是水师提督，听到消息后立即亲自前往查办，很懂得事情的轻重，朕因此嘉许他；所以多次降旨，将此事责成黄仕简、杨廷桦查捕妥办。遇到应当训示之处，无不一体传知他们二人，并命令杨廷桦联名复奏。办理地方要务，必须文武同心协力，才有益于公事；可是富勒浑遇到应当查问的情节，只发札给杨廷桦，却不涉及黄仕简，将来只根据该道查办后的禀报便上奏，竟然把黄仕简置于事外，哪有这样的道理！该督不过是偏袒文官，而文武不和的端倪就由此产生，此事关系重大。富勒浑长期担任封疆大吏，如今又蒙恩复任闽浙总督，仍不能体察朕的心意，在这项要务上竟存有区别对待文武官员的看法，实在不合！富勒浑着传旨严加申斥。至于黄茂自焚一案，雅德先前根据地方官仓促禀报便上奏，所以朕下旨查询。后来雅德详细查明该犯自焚身死，并经原告认明属实，还有什么疑问需要检验勘查？朕已经下旨命雅德不必亲自前往，他又何必让该督亲自查勘；不过因为此前的旨意询问，姑且用这份奏报敷衍塞责，怎么会如此不知轻重！把这些由五百里加急一并传谕知悉。』 又下谕：『据永德、雅德奏报：“捕获从台湾潜逃回来的周烈、陈设等七名犯人，审讯得知他们都曾随同械斗，或者被胁迫焚烧庄舍；并且据各犯供出，案件中纠集众人械斗、焚烧庄舍的施椿、黄鉴等，都是带头的重犯。现在已经飞速咨文水师提督黄仕简，并命杨廷桦迅速查捕究办。”此案中聚众械斗、伤害官员、焚烧抢掠的犯人，尚有这么多没有捕获，可见此前武备废弛，以致奸民滋事结衅，实在令人痛恨；不能不切实搜捕，清除根株。着传谕黄仕简、杨廷桦立即按名捕获，不得任其逃远漏网。至于案中要犯林先和等，先前据雅德奏报有逃往浙江温州、石浦的消息，已经命令福崧迅速派遣干员，会同当地文武官员严密查拿；近日这些犯人是否已经捕获？着再次传谕福崧，命令他督促属员严密查缉，捕获犯人后立即具奏。把这些由六百里加急发往，并将永德等人的原奏抄寄给黄仕简等阅看；并谕知富勒浑、雅德。』 这月，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等上奏：『连日督捕泉州匪徒，在北港、东庄、土库、麦仔寮等处捕获首要团伙吴妹等一百零五名。先将首恶吴妹就地凌迟处死，并与焚烧、抢劫、杀人的要犯杨赛等二十四名一同斩首枭示；同时张贴告示，招回南港商民修筑房屋，照旧交易，共同增进和好。对于尚未捕获的要犯，严令在办文武官员务必全部捕获；又命令将尚未审明的要犯迅速赶紧审讯。又访知诸罗要犯杨自远等潜回内地，已经咨请督、抚、提督转行严密查捕，务必捕获。臣等现在于二十日带兵前往漳州，查办杀害汛弁林审以及械斗杀人、尚未捕获的各匪徒凶犯；然后再回诸罗审明各犯，分别究办，办结此案。』皇帝批示：『嘉奖。』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七十一。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春正月十五日（辛丑），下谕：『黄仕简着加恩，在御前侍卫上行走。』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九十六。

译二月十八日（甲戌），下谕军机大臣：『雅德奏报：“台湾械斗、焚烧、杀人案件中，各犯应从重改发伊犁、乌噜木齐的共二百八十九名口。既然接到刑部咨文，伊犁遣犯过多，酌情拟议改发；请将此案人犯发往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办理得太拘泥了，朕已经在奏折中批示。先前伊勒图因为当地遣犯过多，酌情请求分别停止发遣，原本指的是积年盗匪和窃盗等犯；如今此案人犯全都是械斗、焚杀、强悍不法之徒，怎么可以容留在内地！况且这些犯事发生在条例颁布以前，又怎么能援引新定条例，一概拟议改发？何况案犯不过二百八十多人，伊犁等处又怎么会难以安置、不能容留？雅德所奏实在太不明白事理，着传旨严加申斥。此案所有人犯，仍照原拟发遣。把这些传谕雅德，并谕知伊勒图、海禄。』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九十九。三月二十三日（戊申），皇帝检阅福建水师。二十六日（辛亥），下谕：『永德年老，着留在京城，在散秩大臣上行走；福州将军的员缺，着庆桂调补。』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一。闰三月初十日（乙丑），下谕：『前任福建台湾道李浚原在漳州府知府任内审理案件，逾过了二参分限，经该抚雅德参奏革职。后来李浚原前往皇帝行在迎接圣驾，因此询问富勒浑，他平日做官究竟如何，并寄信询问雅德。此前富勒浑称：“该员才干强劲，能够熟悉福建地方情况。”如今雅德复奏也称：“该员在福建历任府、县，办事认真，是有志于进取的官员。”李浚原此前审理、转报案件逾过规定期限，该抚据此参奏革职，本来是他应得的罪责。但考虑到事情属于因公办事，并不是有意耽误，而且据该督、抚都说他相当熟悉福建地方情况；李浚原着加恩，仍发往福建，以同知、通判资格题补。』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二。夏季四月二十五日（己酉），谕告军机大臣等：据柴大纪等奏报：“缉捕到从前械斗案件中逃逸的匪徒侯愈，审讯查明他是焚烧、抢劫、奸淫、侵占等罪行的凶犯，当即恭请王命，将该犯绑赴市曹处斩并枭首示众；奏请敕令刑部议覆施行。”侯愈在台湾械斗案件中焚烧、抢劫、奸淫，违法作恶到了极点；又敢于犯罪后潜逃，希望逃脱法网。如今既已将他捕获，该镇等已经恭请王命将侯愈正法，不过是奏报朝廷，交刑部照例存案，并没有什么需要核议办理的；但奏折中又请求敕令刑部议覆，实在是不懂奏折的体例。柴大纪、永福、杨廷桦，都着传旨申斥。至于尚未捕获的逃犯许悦等，仍着严令缉捕，务必捕获审办，不得让一人漏网。” 调任江南提督任承恩为福建陆路提督。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五。五月初二日（乙卯），谕令：“庆桂已经补授工部尚书，他留下的福州将军职位，着常青调任补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六。六月三十日（癸丑），闽浙总督富勒浑、福建巡抚雅德会同奏报：“福建省为了补足仓谷，又因平价出售而有所短缺；下游各郡所产粮食只有这些数量，不足以调剂。目前台湾收成丰熟，招募商人贩运；对粮食出口、进口，严格制定章程，进行稽查。”得到谕旨：“好，知道了。”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秋季八月二十日（癸卯），谕令：“刑部议驳福崧关于‘条奏台湾械斗匪犯，请停止发往新疆’的奏折，所驳斥的意见很是正确，已经依照议覆办理了。先前因为积年惯匪和狡猾恶贼，历年发遣新疆的人数太多；经伊勒图奏请后，仍改为发往云、贵、两广的烟瘴地区。至于这类械斗、焚烧、杀人的案件，并不是常有之事，而且本案发往新疆的犯人不过二百多人，怎么会突然难以安插，动辄援引积年惯匪、狡猾恶贼的例子，请求改发内地呢？何况本案犯人已经起解，因为甘肃省有逆回滋扰，所以暂时截留在浙江；如今逆回已经剿灭干净，福崧只应照例命令所属妥善转解。如果这些犯人确实应当改发内地，雅德是福建巡抚，富勒浑是闽浙总督，他们也应当早就筹划办理到这个地步，何必等邻省巡抚代为出谋划策呢！封疆大臣办理公务，本来应当随时留心；但必须先尽到自己职分内应做的事，不可越权干预境外事务。福崧这份奏折，实在是多事而不合适；着交刑部议处。”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三。九月十五日（丁卯），以按察使衔、原任福建台湾道杨廷桦为山东按察使。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十四。十八日（庚午），兵部请示武会试录取名额；得到谕旨：“这次考试，……福建取中二名。”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五。冬季十一月二十六日（丁丑），以福建按察使谭尚忠为云南布政使。以四川松茂道李永祺为福建按察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九。乾隆五十年。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春季正月三十日（庚辰），福建巡抚雅德奏报：“福建各州县从乾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七年止所积欠的耗羡银两，已经全部追缴完毕，解送布政使司造册上报。”下令有关部门知悉。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二十三。三月二十九日（戊寅），按照常例，给福建省巡洋时因公溺水的额外外委陈光照以及兵丁等人赏赐抚恤。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二十七。

译夏季六月三十日（丁未），谕令：“据富勒浑奏称：‘参将瑚图礼的叔父、原任骁骑校乌什泰，去年十二月从盛京私自进京，又在今年二月间潜往福建，想领取执照前往台湾寻找他的侄子瑚图礼。查明乌什泰并没有请假，私自潜行；已经派委员将他押解刑部办理。’乌什泰本来是盛京旗人，即使想前往寻找他的侄子瑚图礼，也应当在所属旗办理请假；怎么可以私自从盛京进京，又从京城潜往福建！乌什泰去年十二月进京以后，盛京将军没有详细奏报；而他从京城进入福建，该旗又没有察觉，主管部门究竟办理的是什么事务？除着将盛京将军及该旗都统等严加申斥外，仍着查明原由，各自据实详细回奏。”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三十三。秋季七月初二日（己酉），调闽浙总督富勒浑为两广总督，以福建巡抚雅德为闽浙总督、甘肃布政使浦霖为福建巡抚。初三日（庚戌），湖南巡抚陆耀因病解除职务，调福建巡抚浦霖为湖南巡抚；以福建布政使徐嗣曾为福建巡抚、河南按察使伍拉纳为福建布政使。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三十四。九月初九日（乙卯），谕告军机大臣等：“据福崧奏称：‘浙江杭、嘉、湖三府所属地区雨期失常，秋收难免歉薄，外省运米船到浙江的很少，粮价比以前逐渐上涨。根据实地情形观察，年内百姓的粮食还不至于缺乏；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恐怕米少价高。请按照乾隆四十三年的先例，招募商人贩运福建省台湾的仓谷，以资平价出售救济。’此前浙江西部杭、嘉、湖三府所属地区缺雨歉收，已经屡次降旨命令该抚责令所属开仓平价售粮，使市场价格不至于日益上涨。虽然现在百姓还有粮食可吃，但明年青黄不接之时，本地米粮逐渐减少，外省商人又不愿前来，必须预先筹划。如今该抚请求招募商人贩运台湾仓谷以资接济，这也是筹办办法之一。闽、浙两省土地相连，雅德兼任两省总督，浙江西部百姓的粮食供应，该督也应当尽心筹办；着传谕雅德，命令所属等候浙江商人到台湾贩运时妥善照料，使商人能够迅速开船，源源不断运往浙江，粮食充足，这样对平价售粮救济才有益。至于福崧奏请派员到四川采购，所办也属可行。” 此前已经多次谕令李世杰：遇到各省到四川贩买米粮，四川当地不得囤积居奇；又谕令湖北省不得拦截。这样贩运就可以流通，浙江省的米粮自然会更加充足。把这些传谕雅德，并令他将筹办情形迅速具奏；同时谕令福崧知悉。”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三十八。二十七日（癸酉），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已经降旨给雅德，命他责令所属等候浙江商人到台湾贩运时妥善照料，使商人迅速开船。今天据雅德奏报‘浙江各属缺雨，目前正在开仓平价售粮’的奏折，另附片称：‘福建省晚稻茂盛丰实，粮价平稳下降’，却没有提到海运米粮接济浙江省；看来雅德存有地域界限的偏见。闽、浙两省都属于总督管辖，遇到地方灾旱，本来就应一视同仁，酌量从有余的地方调剂到不足的地方。如今浙江西部秋收歉薄，米商又少；福建省土地相连，今年秋收又很丰稔，自然应当用福建省的有余补充浙江省的不足。福崧已经筹办并具奏，雅德却一句也没有奏及，实在不是通融调济的办法！各省总督往往对驻地所在省份有意保护，而对兼辖的省份不免稍有歧视；却不知道同一总督管辖的地方，如果不能通盘酌量调剂，假使百姓因灾旱而受损，总督能够逃脱责任吗？把这些传谕令其知悉，并着迅速命令所属，在浙江商人到台湾贩运时按平价收购，不得让商人守候囤积居奇，以资接济。”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三十九。冬季十月初九日（乙酉），谕令：“本月初八日，据台湾镇总兵柴大纪派差役携奏折奏报收成和雨水情形，奏折是在七月二十五日拜发的。今天初九日又有该镇奏上的奏折，朕以为一定是地方紧要事务，所以接连两天收到两份奏折；等到阅看，原来是该镇请求加封，并不是紧要事务。但奏折内写的是七月二十七日，与前一折日期不同。于是命军机大臣传问该镇的差役，据他说，出发时两份奏折都交给他携带进京，只是命令他把奏折分两天呈递，等等。这样看来，柴大纪心存小巧取便，已经很明显了。总兵是镇守一方的重臣，台湾又处在海外，必须有持重、识大体的官员才能够镇抚弹压；可是柴大纪故意把一次发出的奏折分别写上日期，又命差役分日呈递。这样的用心，是糊涂取巧，对于海疆重任尤其不合适。着传谕雅德留心访察：如果该镇办事的格局确实不适合担任此职，就据实奏报，等候朕另行调任，以重视海疆；不可稍有徇私顾忌。” 又谕令：“昨天据柴大纪派差役携奏折奏报收成和雨水情形，奏折内写七月二十五日拜发。今天又有该镇奏到的奏折，阅看是请求给自己加封；但奏折中写七月二十七日，与前一折日期不同。地方遇到紧要事件，即使远隔重洋，也应随时派专差奏报；如果只是寻常事务，绝没有从台湾派人辛苦携带奏折的道理。如今所奏是该镇请求给自己加封，并不紧要，那么这就是一次拜发的奏折，毫无疑问是该镇命令差役分日呈递。于是命军机大臣传问该差役，他所说果然没有出乎朕的预料。总兵是镇守一方的重臣，而且台湾处在海疆，更须顾全大体，进行弹压和安抚，才对地方有益。可是柴大纪把一次奏折分别写上日期，命差役分日呈递；这样用心，糊涂取巧，实在错误！柴大纪着传旨严加申斥。”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四十。

译十一月二十八日（甲戌），调闽粤南澳镇总兵陆廷柱为福建台湾镇总兵、福建汀州镇总兵武隆阿为南澳镇总兵、台湾镇总兵柴大纪为汀州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四十三。乾隆五十一年。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春季正月二十日（乙丑），闽浙总督雅德奏报：“浙江杭、嘉、湖三府所属地区因去年秋收歉薄而米价上涨，已经奏明先行拨给福建福州、兴化、泉州、福宁四府所属仓谷十万石，招募浙江商人购买运输，以平价出售救济，并按照数额运台湾谷物归还，已经备案。如今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浙江三府所属仓粮因平价出售而缺少，请再拨台湾府、县仓谷十万石，每石定价六钱，命浙江商人在浙江交银，领取执照前往运输，运费由商人自行承担；商人缴纳的谷价由浙江解送，储存在台湾府库，秋收后酌情买粮归还款项。”得到谕旨：“照所请办理。” 二十九日（甲戌），谕告军机大臣等：“据雅德奏称：‘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自去年失足跌倒后，染上风疾，时好时发，心神恍惚、体气虚弱，恐怕一时难以完全痊愈，已经委派福宁镇总兵何俊前往厦门帮助办理水师提督事务；并据该提督本人奏报患病情形，恳请解除职务回籍调养。’黄仕简长期任水师提督，办理事务妥当，尤其查办台湾械斗一案功劳显著，正是可以倚重任用的人才；如今因跌倒染上风疾，朕心中十分挂念。着赏给人参二觔、高丽清心丸二十丸、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以表示恩宠眷顾；并谕令该提督加意调养，不必开缺，希望能够痊愈。至于该提督任职效力已久，偶然患风疾，朕本来不忍立即令其解任开缺；但海疆是重要之地，关系重大，如果该提督在任上总理营务，仍不免劳损精神，朕心更加不忍。现在雅德已经委派何俊前往代办水师提督事务；厦门距离漳州不远，该提督自己估量病情，如果认为回籍对病情有益，不妨与雅德商量，直接回籍调养，就让何俊暂时代理提督事务。” 现在已经传谕萨载，命他的儿子黄秉淳迅速回福建省探视，使他能够早晚侍奉调养父亲；等他的父亲病愈后，再回原任。黄仕简听到这件事，自然应当感到欣慰。把这些由五百里加急传谕令其知悉。并着雅德将该提督近来的病势如何、是否已经痊愈，迅速具奏，以安慰朕的挂念。” 又谕令：“今天据黄仕简奏称：‘在厦门公署患上风疾，精神恍惚，气力比以前大为不如；请求简派人员接任，使我能够回籍医治。’已经降旨赏给人参、荷包等物，命他安心调养，不必开缺。其子黄秉淳现任江南狼山镇总兵，着传谕萨载，立即命该镇迅速回福建，探视父亲；等病势痊愈后，再回原任。狼山镇总兵的职位，着萨载选员代理。” 吏部等部议覆：“闽浙总督雅德等奏称：‘福建省各海口出入船只，先前调任总督富勒浑等奏请，将福宁府通判改驻蚶江口、台湾府理番同知移驻鹿仔港，负责稽查验放。所有一切尚未尽妥的事项，应当进一步筹划确定：一、蚶江附近的鸿江、安海、围头、永宁等澳，应归该通判管辖。除居民命案、盗案等重大案件仍归晋江县审理解送外，其余户籍、婚姻、田土等事项都就近审讯结案，并兼管督捕；该管各澳海上发生事故，予以参处。二、蚶江濒临大海，此外日湖、祥芝、古浮、东店、厝上等澳靠近外洋，向来归鹧鸪司巡检分管；该巡检原来隶属晋江，如今蚶江已经设置驻扎通判，应改归该通判管辖。三、蚶江通判额定设置皂快仅二十九名，请从惠安县民壮中拨补民壮二十名。四、理番同知移驻鹿仔港，该海口地方请命其就近管辖；彰化县所管辖的海上事务以及命案、盗案等案件，都命该县详细报告理番同知查核。’都应依照所请办理。” 依从办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四十七。

译二月初五日（己卯），谕告军机大臣等：“据雅德奏称：‘接到台湾道永福禀报，淡水同知潘凯因前往猫里社检验命案，返回途中被人杀死，并杀死随从十多人，头颅全部割去。现在已经命令委派臬司李永祺带领干员，当日起程前往淡水，会同该镇、道缉捕凶犯。’又据黄仕简奏称：‘虽然风疾还没有痊愈，但一听到禀报，立即带兵渡海到台湾，前往督率并会同查捕剿办。’今天朕听说有雅德、黄仕简五百里奏报，恐怕是黄仕简病势加重，内心十分悲痛；等到拆阅奏折，原来是这件事，反而感到安慰庆幸。但是官员竟然被杀害，违法作恶到了极点；不可不严厉追究惩治。如果是刁民谋害，并假装成生番所为，就要严密缉捕首犯、从犯等所有罪犯，务必捕获，严加审讯查明实情，立即依法处死，不得让一人漏网；如果是生番杀害的，就带兵搜捕，迅速捕获正犯严厉办理，以警戒凶顽。黄仕简一听到消息，便带病前往，实在是奋勉可嘉；但他的风疾还没有完全痊愈，而且台湾远隔重洋，难免更加劳累。” 该提督如果在正月十五前后已经动身，就听其前往；如果此刻还在探听消息、尚未来得及起程，接到这道旨意后，就不必再前往，留在本署督办，以便协调整治。至于厦门水师提督，先前雅德已经下令委派福宁镇总兵何俊前往协助办理，但他终究是个生手。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因为才能平常，所以特意选调总兵陆廷柱；如今该镇总兵尚未到台湾，如果办理此事不能妥善协调，反而显得无法成事。着令传谕雅德前往厦门驻扎，就近督办。至于此案，该督已经派遣臬司李永祺前往审理办理；如果确实是刁民谋害，就应当依法严惩。但恐怕该厅另有贪婪索取等其他情由，以致激成事端，也还不能确定；并着雅德传知李永祺彻底查究，依据事实据实呈报，不得稍有隐瞒掩饰。将此道旨意由六百里加紧传令，使其知悉；并着令将查办情形迅速具奏。李永祺也有奏事的职责，在台湾办理的一切情形，都应立即上奏，同时报告该督；不可迟延耽误。”}], 初七日（辛巳），谕令：“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长期任职于海疆，平日办理事务十分认真；此前因染上风疾，奏请解除职务调养，特意降旨赏给参药、荷包，命他安心养病，不必开缺。如今在查办生番案件中，该提督一听到禀报，立即带病前往督办，实在是奋勉效力，值得嘉奖；黄仕简着加太子太保衔，以表示优待和眷顾。” 又谕令：“据雅德奏称：‘台湾竹堑司巡检杨馨、右营守备李希仁平时对所管辖的隘口毫不稽查防范，以致淡水同知潘凯因前往检验命案，途中夜间被生番突然冲出杀害，并残杀多名随从差役；该巡检等听到报告后前往捕拿，又不迅速追捕，任由凶恶生番逃窜藏匿而未能捕获，这不是一般的疏忽玩忽可比。请降旨革职审问。’杨馨、李希仁都着革职，逮捕审问，交给该督、抚严密审讯，查明实情具奏；其余应当参劾的官员，也着查明后据实参奏。潘凯如果没有另有滋事等情由，终究是死于执行公务；仍应按照常例给予抚恤。该部知道。” 谕告军机大臣等：“据雅德奏报‘查明淡水同知潘凯确实在夜间途中突然遇到生番，以致被杀害’的奏折，生番潜居内山，本来与禽兽没有区别；如今竟在深夜聚众，直接冲入隘口残杀多人，伤害官员差役，违法作恶到了极点！自然应当严密捕拿，彻底追究，不可稍有姑息。该督已经派臬司李永祺、参将特克什布等前往查捕搜剿，务必将首先动手的各名生番全部歼灭；不得让一人漏网，以彰显国法，警戒凶顽。但是生番向来居住在内山巢穴中，为什么竟敢在深夜纠集，冲入隘口杀害官员差役？其中恐怕另有勾引、挑衅等其他情由，更应彻底追究。至于黄仕简的风疾尚未痊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带病带兵渡海到台湾督办，实在值得嘉奖；已经降旨加太子太保宫衔，以显示恩宠眷顾。现在已经查明确实是生番滋事，派员带兵前往搜捕，完全可以做到，没有难以全部歼灭的道理。黄仕简即遵照前旨，留在衙署加意调养，不必前往；雅德仍应驻扎厦门，就近督办。至于奏折中所说‘潘凯被害的地方是树林隘口，原来设置一间隘寮、十名隘丁防守，隘寮外就是生番；当夜生番冲出隘口，隘丁也被杀伤’等语。像这种与生番交界的隘口地方，关系最为重要；即使因为隘口狭窄，不能驻扎很多兵丁，也应当在隘寮附近增设弁兵，使声势相互联络，严密巡逻，以便相互接应。如今只有十名隘丁，不足以防御，导致发生事端，显然是从前规划安排得不够周全。着传谕雅德，在本案结案及办理善后事务时，一并酌情筹划，妥善议定后具奏。把这些由六百里传谕令其知悉；仍着将目前查办情形迅速回奏。” 初八日（壬午），谕告军机大臣等：“据黄仕简奏报‘查明淡水同知潘凯等确实被生番杀害，现在准备带兵亲自前往督率围剿’的奏折，此事已经陆续收到雅德、黄仕简的奏报，已有旨意传谕雅德驻扎厦门，就近督办；黄仕简风疾尚未痊愈，应当留在衙署加意调养，不必前往。如今据该提督奏称：‘等官兵调齐、点验清楚军装后，就登船从蚶江直接渡海前往。’黄仕简的病还没有痊愈，不宜远行劳顿；如果前一道谕旨到达时，该提督还没有起程，自然应当仍然遵照谕旨，不必前往。但前旨是在初五、初七发出的，恐怕该提督已经登船赴台；那么到达后，务必妥善自行调养，不可过度劳累。黄仕简是老成持重的大臣，朕很爱惜他。至于督察将领弁兵严密搜捕，将首先动手杀害官员差役的生番等全部歼灭，严厉惩治，使附近番众知道警戒惩罚，黄仕简自然能够办理。把这些由六百里传谕黄仕简，并传谕雅德知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译初十日（甲申），谕告军机大臣等：“据雅德奏称：‘接到台湾镇、道禀报，查明凶恶生番滋事，是直加未南、目怀二社的番人在山中打猎，走到树林口地方时，看见有隘丁阻挡防御，便立即追杀，导致官员差役被害。现在兵力分成三路，选派熟悉情况的熟番在前面引路，进山围剿捕捉；不需要调派内地兵丁前往，以免显得过于惊慌。’又据黄仕简奏称：‘等福宁镇总兵何俊来厦门帮助办理后，再当面商议带领官兵赴台督办。’生番深居山林，本来与禽兽无异；该镇、道根据形势，分路进剿，办理得还合乎机宜。现在雅德已经派委臬司李永祺、参将特克什布前往调度搜剿，自然不难按期办成。黄仕简风疾尚未痊愈，已经多次有旨谕令该提督留在衙署加意调养，不必前往；如果前旨到达时，该提督还没有起程，自然应当仍然遵照谕旨，不必前去。但恐怕前旨发出后，该提督已经登船赴台；那么到达后，就会同臬司、镇、道督促将领弁兵，把首先动手杀害官员差役的生番等全部歼灭，严厉惩治。” 至于两社生番不过数百人，就近酌情调拨台湾镇、协各营兵丁进行围剿捕捉，足够使用；内地官兵自然不必调拨，以免显得过于惊慌。假如查办得不彻底，还有必须增派内地官兵的地方，再行酌量调拨，也不算迟。把这些由六百里传谕雅德等知悉。”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四十八。十七日（辛卯），谕令：“据黄仕简奏称：‘于二月初一日从厦门登船赴台，会同按察使李永祺等严密督促围剿捕捉。’此前因为黄仕简的病还没有痊愈，不宜远行劳顿，已经多次降旨谕令该提督，如果尚未起程，就不必前往。如今据该提督奏报既已登船渡海赴台，自然应当到达后督促将领弁兵严密搜捕，将首先动手杀害官员差役的生番等全部歼灭，使附近番众知道警戒惩罚。至于该提督所患风疾现在是否已经痊愈，朕心中十分挂念。该提督更应当好好调养自己，不可过度劳累。而且此案不过是生番滋事，该镇、道等既然已经带兵分路进山围剿，就不难将其全部歼灭；黄仕简等事情办理有了头绪后，应当先行起程回到厦门加意调养，不必在那里长期驻留，以免增加劳累。把这些由六百里传谕令其知悉。” 二十八日（壬寅），谕令：“先前据雅德奏称：‘淡水同知潘凯因前往猫里社检验命案，返回途中夜间被直加未南、目怀二社生番突然冲出杀害，并杀死十多名随从差役；当时提督黄仕简、臬司李永祺会同该镇、道等先后带兵渡海赴台，查捕剿办。’如今据雅德等奏称：‘接到该镇、道禀报，文武官员弁兵进山捕剿，于正月十八、十九等日杀获凶恶生番首级二十六颗；又于二十六、二十七等日杀死直加未南等社凶恶生番十二名，其余生番四散奔逃。’这些生番深居山林，官员、差役和平民都不认识他们，本来与禽兽无异；他们凶悍的性情，往往见人就加以杀害。这次正好遇到官员差役，于是肆意凶残。但像这样冥顽不化、违法作恶的生番，自然不可不大加歼灭，以示惩罚。如今该镇、道等进山搜捕，先后剿杀凶恶生番三十多人，比被害官员差役的人数已经多了一倍，余下生番畏惧，望见声势便逃窜藏匿，足以彰显国法并警戒凶顽。当地道路险峻陡峭，自然不必再过度搜剿。” 至于同知潘凯在检验命案返回途中恰好遇到生番滋事，却冒昧前往捕拿，以致突然被杀，固然是自己招致的；但想到他终究是因公办事，突然遇害，情形实在可怜！潘凯着交刑部照例议定抚恤。” 谕告军机大臣等：“据雅德等奏报‘剿灭杀戮凶恶生番的情形’的奏折，称：‘正月十八、十九、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先后杀死两社凶恶生番三十多人。’这些生番原本不是人类，逞凶杀人是他们一向的本性；如今既已搜剿三十多人，比被害官员差役的人数已经多了一倍，足以警戒凶顽、显示惩罚。已经明确降旨，着发给雅德等阅看。至于这次生番滋事，是因为在石山打猎走到树林口地方，看见有隘丁阻挡防御，便立即追杀，导致官员差役被害。这些与生番交界的隘口，设置兵丁本来是为了防御；但恐怕那些隘丁因此私自侵占番界，以致滋生事端，也不能确定。着传谕黄仕简等查明该处情形，如果可以不必设置隘丁，不如直接撤除，使该番等相安无事。倘若因为地方重要，必须设置隘口巡防，那么旧有的十名隘丁对于巡防仍然无济于事，自应根据地方情形酌量多加设置，使声势严整，足以守御；同时也应当严禁滋扰生番地方，这样才算妥善。至于应当如何酌情筹划办理，着黄仕简等在善后事务中一并尽心妥善议定后具奏。” 把这些由六百里分别传谕令其知悉。”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四十九。三月二十四日（戊辰），谕令：“据黄仕简等奏称：‘同知潘凯被直加未南、目怀二社生番杀害，当即会同总兵柴大纪、按察使李永祺、台湾道永福，督率兵役分头进行围剿捕捉，先后杀获凶恶生番首级三十八颗，被枪击中、被箭射中以及跌落山崖坑谷而死的有一百几十人，已经将两社凶恶生番的巢穴全部剿灭。’直加未南、目怀二社生番，竟敢趁夜杀害官员差役，实在凶顽；黄仕简、李永祺听到消息后立即渡台，会同该镇、道督率官兵进山围剿，全部歼灭，办理十分妥速。黄仕简、柴大纪、李永祺、永福都着交刑部议定奖励；所有在此事中出力的文武官员弁兵，着交黄仕简、雅德查明后咨报刑部，分别照例议叙。”

译又谕令：“此前因为柴大纪命差役携奏折分日呈递，心存取巧，恐怕难以胜任台湾这一重要职位，所以将该员调任汀州镇总兵，台湾镇总兵一职由陆廷柱调补。如今柴大纪在生番滋事一案中督率弁兵进山搜捕，颇为出力；而且歼灭的凶恶生番很多，远近番众自然都会畏惧他的威名，听到风声便收敛停止。如今事情刚刚平定，就立即调任，恐怕不合适；柴大纪着仍回任台湾镇总兵，汀州镇总兵一职即着陆廷柱调补。朕任用人员、处理政事，只求公正妥当，并不存有成见。” 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因为黄仕简患风疾，特意命他的儿子黄秉淳前往探视。如今据雅德奏称：‘黄秉淳已经抵达厦门，近日前往台湾，到他父亲驻扎的地方随侍。’现在黄仕简所患风疾已经逐渐痊愈，如果还需要他的儿子随侍，多留十天半月也很好；如果他自己估量精力已经恢复，一切都可以照常办理，不需要黄秉淳留在那里，就让他仍然回原任也没有不可：一切听凭该督自行酌量办理。把这些传谕令其知悉。” 二十七日（辛未），谕令：“此前已经降旨将柴大纪仍留任台湾镇总兵，汀州镇总兵一职即着陆廷柱调补。陆廷柱原任南澳镇总兵，武隆阿原任汀州镇总兵；如今柴大纪已经留任台湾，武隆阿着仍回任汀州，陆廷柱着仍回南澳，各归原任。武隆阿暂且不必进京陛见，等到任满三年时，再行奏请。”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五十一。夏季四月二十一日（甲午），按照常例，给福建因公突然遭生番杀害的淡水同知潘凯赏赐抚恤。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五十三。六月十一日（癸未），以内阁侍读毛凤仪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编修李尧栋为副考官。十二日（甲申），谕令：“兵部议驳雅德关于‘酌定考核兵丁技艺’的奏折，已经依照议覆办理了。至于另一份奏折中奏请将提督任承恩革职一事，固然属于按照常例办理。提督是镇守一方的重臣，各镇的将领、守备和兵丁都归他管辖；如果平日玩忽懈怠、废弛职守，对操练事务有意贻误，自然应当立即革职，以整肃军队。但在这件事上，雅德参奏汀州镇总兵武隆阿废弛营伍，当时朕已经看出，他是因为此前曾保奏富勒浑操守可信，后来听说富勒浑已经败露，所以特意严厉参劾武隆阿具奏，把它作为挽救过错、显示长处的手段。而且奏折中说武隆阿到任七年以来，贪图安逸，以致将领、守备相互仿效，形成风气，兵丁完全没有纪律。朕于是查阅内廷所保存的该督去年关于总兵考语的奏折，武隆阿的考核却列在上等，称其营伍整饬；可是考核时还没有过半，就又奏称他的营伍废弛，忘记了自己前一份奏折中的话。由此可见，该督只知道通过弹劾别人来补救过失、显示自己的长处，却不顾前后自相矛盾。因此上次已经降旨明白宣示，任承恩作为该省陆路提督，对所辖各镇营伍废弛却没有及早参奏，反而置之不问，予以革职，也确实是罪有应得。” 姑且考虑到雅德这次奏报是为了挽救过错、显示自己的长处，并不是出于真心整顿军队。由此看来，任承恩还不能同确实存心玩忽、贪图宽纵包庇的人相比；着从宽改为革职留任。以后该提督务必尽力整顿，使所属将领、守备和兵丁都知道训练，以赎此前的过错；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因循玩忽，被朕察觉，一定加倍治罪，不能再宽贷。”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五十六。二十九日（辛丑），谕令：“……雅德着革职；所有闽浙总督事务，着常青兼署。……闽浙总督职位，着富纲调任补授。”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五十七。秋季七月二十一日（壬戌），谕旨说： “‘明史纪事本末’一书，是谷应泰所撰写的。朕从前在书房时，就曾看过这部书；因为它总述明朝一代的事情，仿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逐件贯串始末，使阅览者能够明白，而且各段的议论，四六文写得也很好。如今因四库馆抄录进呈，朕又详细加以阅览。其中记载‘李自成攻陷京师，挟持太子、二王向东前往永平；吴三桂在山海关屯兵，倾尽精锐出战，杀死数千人；大清军队绕到吴三桂右侧，所向披靡，李自成逃走。吴三桂又率大军追击贼军，接连在保定、正定交战，从西边越过固关进入山西’等话，这些说法不足以作为可信传闻。当流贼攻陷京城时，吴三桂只带一支偏师屯驻在山海关外，而贼军正把太子、二王当作奇货，载在马上向东行进；并且还想招降吴三桂，拘押他的父亲吴襄，威胁他写信诱使儿子投降。当时吴三桂害怕贼军，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全军都胆战心惊。他之所以请求出兵报仇，完全是借助本朝的兵力，以及我睿亲王奉命率领义师入关讨贼。我军奋勇冲杀，贼军望风披靡，彼此践踏，李自成于是放弃京师向西逃走；英亲王又率军驱逐，贼军随即狼狈逃窜而死。《实录》记载得十分清楚。李自成的逃窜败亡，全都依靠本朝满洲军队的力量；假使吴三桂当时果真能够办到这些，他还会把功劳据为己有，哪里肯再请求本朝出兵呢？由此可见，李自成的败亡不是吴三桂的力量，而是本朝兵力造成的，这一点更加明显。可是谷应泰却说吴三桂屯兵山海关，倾尽精锐出战，杀死数千人，追逐败逃的敌军；好像贼军是败在吴三桂手里，而不是败在本朝军队手里。谷应泰是汉人，而且还接近明末，难免心存袒护，所以替吴三桂偏袒；这并非当时的真实情形，不足以作为可信史料。着军机大臣详细查核《开国方略》中所截取记载的入关杀贼实情，把本书中的这一段重新改正，以彰明正确的论断和可信的史实。”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五十九。八月初六日（丙午），任命福建澎湖协副将魏大斌为浙江温州镇总兵。——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六十二。

译九月辛未朔日，谕旨说： “各省学政现在任期届满，到了应当更换的时候。……福建学政，着陆锡熊离任。” 又谕旨说： “黄仕简奏报：‘诸罗县奸民捐贡杨功懋（即杨光勋）、监生杨功宽（即杨妈世）兄弟二人因争夺财产发生冲突，各自树立会名，纠集众人结党，经过台湾镇、道命所属官员查拿；该汛把总陈和抓获会匪张烈一人及其同党抢夺犯人，陈和被杀。现督促并命官员弁兵缉捕，已抓获首犯、从犯杨功懋等五十多人，将从重办理。’这些话。此案中杨功懋等人的冲突起于家庭，竟敢私立会名、结党聚众；把总陈和抓获匪犯张烈后，他们竟又敢劫夺犯人并伤害官员，实在违法！现已抓获的首犯、从犯杨功懋等五十三人，着常青、黄仕简等审讯清楚，一面具奏，一面把其中首要和各名重犯立即在当地正法示众。把总陈和因抓获犯人押解审讯，在途中遭劫遇害，着交刑部按例议定抚恤。台湾镇柴大纪、台湾道永福办理此事还算迅速妥当，着交刑部议叙；参与此事并出力的文武官员弁兵，也着该督等查明，分别咨送有关部门议叙。”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六十四。十九日（己丑），谕军机大臣等： “大名纠集众人滋事的正犯段文经、徐克展，以及伊阳拒捕杀害官员的素国栋，都在逃，尚未抓获；朕已经多次降旨，命邻省各督、抚一体严加缉捕。只是恐怕这些犯人听说缉捕紧急，改装换衣，或从山东、江、浙一带的海口逃往台湾，企图暗中藏匿。那里隔着重洋，最容易藏匿奸犯；着传谕常青严令台湾镇、道以及厦门等处沿海地方的文武官员留心查察，切实侦缉，不要让要犯隐匿踪迹、漏网逃脱。常青现在署理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管辖范围；浙江乍浦、宁波一带，也着一并严令所属官员加紧截拿，以期捕获。并谕伊龄阿知悉。”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六十五。冬季十月辛丑朔日，谕旨说： “……常青着立即补授闽浙总督。” 任命热河副都统恒瑞为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六十六。十二月十三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 “从前诸罗县奸民杨光勋等兄弟结会树党、劫夺囚犯滋事一案，已经常青等将各首要犯人陆续抓获并正法；本案逃犯张烈、赖荣、叶省、蔡福、张员五人，据柴大纪等奏报，仍未抓获。张烈等是帮助杨光勋等劫夺囚犯、杀害官员的重犯，恐怕因台湾当地缉捕紧急，必然潜逃到漳州、泉州一带内地藏匿；着传谕常青等严令所属官员，对张烈等五名犯人严密侦缉，务必迅速捕获，以正刑法，不要让他们逃往远方而漏网。”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二十七日（丙寅），闽浙总督常青奏报： “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墩抓捕贼匪时遇害，县城失陷。臣听到消息后，立即发文通知水师提督黄仕简，命他率兵二千名从鹿耳门迅速渡海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带兵分路夹攻。臣驻在泉州，与陆路提督任承恩居中调度；委派金门镇总兵罗英笈前往厦门弹压；并命沿海州、县加强防范，同时行文广东、浙江督抚严查海口，堵截缉拿。”奉旨： “已经有旨意谕示。”又谕军机大臣等： “台湾与内地隔着重洋，百姓刁悍，风俗强悍，屡次滋生事端。现在彰化县有贼匪林爽文等纠集众人骚扰，杀害官长、攻陷城池，尤其罪大恶极，不能不痛加歼灭，以示惩罚。彰化知县因捕匪被害，该县不能严密防范，虽然有疏忽懈怠的过失，但带兵缉捕犯人是因公办事；仍着该督、抚查明该县平日是否没有其他劣迹和激变情事，如确实如此，据实奏报，等候朕降旨交有关部门议定抚恤。黄仕简刚刚病愈，一听到匪犯滋事的消息，立即带兵渡台，实在奋勉，值得嘉奖！” 着赏给荷包等物，以表示优厚的恩宠；并着他在办理搜捕各项事务之外，仍要注意调养身体，不要过度劳累。至于贼匪只是[疑字]乌合之众，黄仕简到那里督率台湾镇、道尽力堵截围剿，应当不难立即扑灭。但只恐余党四处逃窜，或偷偷越海逃回内地；常青、任承恩现在驻在蚶江一带，着严令沿海口岸地方的文武官员切实巡防，这最为重要。常青、徐嗣曾等总要不动声色，妥善办理；如果因为海外发生这类案件，该督、抚纷纷调兵遣将，迹象显得惊慌张扬，反而使内地百姓心生疑惧，那就关系重大了。该督、抚不可不采取镇定的态度。”

译二十八日（丁卯），闽浙总督常青奏报： “贼匪滋事，台湾郡城关系紧要，臣与陆路提督任承恩共同筹划，调拨提标兵一千二百名，由提督率领从鹿耳门前进；并调拨各营兵丁，等待调遣，先以保守郡城为计，同时与水师提督黄仕简互相声援。臣往来于泉州、蚶江、厦门等处督察，派道员、府员办理粮饷。”奉旨： “总要以使内地保持镇静为首要；看你们都属于惊慌失措，因此朕反而为此牵挂。台湾常有这种事情，这次怎么至于使你们如此惊慌畏惧！”又奏： “台湾匪徒聚众滋事，地方官平日完全没有防范，罪责实在难以推卸。”奉旨： “这应当等事情平定后严查，但不是目前的急务；目前只应保持内地镇静，迅速剿灭叛贼。”又奏： “逆首林爽文是漳州人，他的附从大多籍贯属于漳州所属各地，但没有内外勾结的情形。漳州、泉州尤其是内地根本所在，除加意防范外，并行文两广督臣，在接界处一体防范。”奉旨： “应当留心。”又奏： “水师提督黄仕简已经率兵开船渡海。” 鹿耳门是台湾的咽喉要地，更需要集中大量兵力；现在又增派各标营兵，等待风向合适出海。”奉旨： “看来你们都过于惊慌张扬了。哪里有因为一个匪犯，就使全省以及邻近疆域都心怀恐惧的道理！” 二十九日（戊辰），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报： “彰化县被贼匪攻陷，等督臣到达泉州后，臣立即登船渡台，协同黄仕简剿办。”奉旨： “哪里有两名提督前去办理一个匪类的道理！如果不是真心，是巧诈；如果是真心，就是极其愚蠢。”又奏： “查明台湾贼匪就是漳州顽民，屡次滋事；恳请简派重臣到福建督办。”奉旨： “更加不像话！没想到你也这样愚蠢。”谕军机大臣等： “这类奸民纠集众人滋事，不过是[疑字]乌合之众。去年台湾就有漳州、泉州两处匪徒械斗滋扰等案件，一经黄仕简带兵前往督办，立即扑灭。如今林爽文等结党横行，情形相同。提督到达那里后，匪党必然望风溃散；即使提督病后精神和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也只可以增派一名办事能干的总兵，多带兵丁前往协同围剿。可是任承恩竟想亲自前往，难道有水、陆两名提督都远涉重洋去办理一个匪类，而置内地于不顾的道理吗！至于请求简派钦差大臣督办，更不像话。督、抚、提、镇都有安定地方的责任，假如一遇到匪徒滋事，就总是请求钦派大臣督办，那还要你们做什么！” 从前康熙年间台湾匪徒朱一贵滋扰一案，全台湾都已经被攻陷；当时只是水师提督施世骠带兵渡台进剿，总督满保驻扎厦门调度，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收复台湾并成功平定，他们难道竟然没有听说过吗！又据常青紧急奏报： “询问淡水同知程峻的儿子程必大，得知彰化失陷、文书传递阻塞的情况；已经派兵二千二百名，命任承恩及参将福兰泰等从鹿耳门前进，会同夹攻。”这些话与前次奏报大体相同。任承恩本来不应前往，如今既然已经渡台，也不必拘泥于返回原任；务必切实勇往直前，会同黄仕简分路夹攻，迅速擒获逆贼，以期在限定日期内成功。常青仍只需驻扎蚶江、厦门一带调度策应，此时应以镇静内地为要。”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一。乾隆五十二年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春季正月初二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 “现在台湾彰化地方有贼匪林爽文等纠集众人滋扰、抢劫县衙并杀害官员一案，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都已经带兵渡台剿捕。漳州、泉州地方关系紧要，不能没有大员弹压。蓝元枚是福建世家出身，众人都很熟悉，他自然能够熟悉当地情形；着传谕蓝元枚立即快马前往泉州，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立即驻扎蚶江一带，协助常青调度、接应一切事务，以期迅速办成此事。江南提督的印务，着李世杰在该省总兵中选任一人暂行署理。”

译闽浙总督常青奏报： “接到台湾镇、道会同禀报： ‘贼匪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间攻陷彰化县城，都司王宗武被害；又想从鹿仔港、笨港一路前来进犯府城，已经立即紧急命令官员弁兵带兵救援。’又接到兴泉永道禀报： ‘贼匪攻陷彰化后，又在十二月初六日攻陷诸罗；现在柴大纪带兵并召募乡勇守城，派员到厦门请求救援。查林爽文籍贯属于漳州，他的附从大多属于漳州各地，难以保证没有内外勾连。漳州、泉州两郡是内地根本，尤其紧要；臣一面行文两广督臣，命其在与漳州接界的潮州等地一体防范；一面督促催促兵丁渡台协力进剿，务必在限定日期内彻底平定。知府孙景燧已经被害，现命福州府海防同知杨绍裘署理；其余被害的文武官员，等查明后再具奏。’又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 ‘彰化、诸罗都已陷落，贼势正在壮大，必须集中大量兵力以迅速办成此事。现在从臣标及督标水师中拨兵一千五百名，又调集上游建宁、延平的兵一千名到省城备用调遣；又紧急行文广东、浙江巡抚、提督各臣，命他们在附近水师营中酌情拨出二、三千名备战兵，在本境驻扎，以备征发。又据淡防新庄巡检王曾錞禀报： ‘贼人现在距离后垄不远，已经立即招集乡勇捕剿。现听说堑城已经失守，程同知被围，不知下落；淡水都司的全营兵丁都驻扎艋舺进行防御，但兵力单薄，必须发兵前往救援。’臣立即将现已调派备用的省兵一千五百名，命闽安协副将徐鼎士等带领前往那里剿捕。”谕旨说： “常青这次奏报所说派兵剿捕等各项事务，比从前稍有主见，略知镇定。但常青奏折中说‘逆首林爽文是漳州人，他的附从大多籍贯属于漳州各地，其中难以保证没有内外勾连的情形’等话。这些匪徒纠集众人滋事，无论是哪里的人，凡是跟随贼军的就是同党，自应按姓名一并处死。如果漳州、泉州的百姓和乡勇果真能够应募拒贼，出力堵截防守，自应加以奖赏；不应预先存有歧视，稍微流露出迹象，反而使漳州百姓心生恐惧，另生事端。现在水、陆两提督先后带兵渡台，已经有六千多人；徐嗣曾又派拨兵丁一千五百名渡台协同围剿，兵力不能说不厚；但是闽人的性情本来轻躁，如果零星交战而遭到挫败，这是轻率地进行试探，反而足以壮大贼势、挫伤官军士气，对事情尤其没有好处。着黄仕简、任承恩务必等各路兵丁到齐后，约定日期同时合力夹攻，自然不难一举办成此事；该督等总要镇定慎重。再者，徐嗣曾奏报： ‘紧急行文广东、浙江两省督抚、提督，命他们在附近水师营中酌情拨出二、三千名战兵，分别驻扎在交界的本境，如需策应，便于征发，也可以借此作为声援。’此时似乎可以不必请求邻省接济兵力，但预先准备调拨也可以；总要不动声色，秘密布置，不可稍有张扬，惊动众人。至于台湾当地的会匪究竟是什么会？兴起有几年了？聚众数千，蔓延滋扰，抢劫县城、杀害官员，当地文武官员平日主管的是什么事务？难道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并着常青等事情平定后查明，严加参劾，以示警戒；但这不是目前的急务，此时只应安抚整肃内地，迅速剿灭贼匪为要。” 初三日（壬申），谕军机大臣等： “台湾贼匪林爽文等聚众滋事、劫掠县城并杀害官员一事，先前据黄仕简、任承恩分别奏报，都已经带兵先后渡台进剿。朕起初认为这些匪徒不过是一时聚集的乌合之众，不值得水、陆两提督前去共同办理。后来据常青奏报： ‘黄仕简于十二月十五日从厦门开船出海，任承恩于十七日登船出发，会同进剿。’任承恩既然已经一同前往，务必与黄仕简同心协力，镇定慎重，努力剿捕；如果能够按期扑灭，迅速办成此事，这就是有功而没有过错，朕一定对这些提督等加恩奖赏。他们手下出力的官员弁兵，也一定从优议叙。昨天常青、徐嗣曾等递来的各份奏折中说： ‘总兵柴大纪带兵堵住距离府城十里的三坎店，召募乡勇严密守卫府城。十一日与贼交战，大量施放火炮，贼势稍稍退却。’这说明现在府城已经严密防守，可以保证无虞；等大军到齐，同时合力夹攻，自然可以当天扫平。所有首犯、同党被捕之日，就在当地迅速正法，一面奏报；不必再分别请求旨意办理，以免造成拖延。”

译初七日（丙子），闽浙总督常青奏报： “彰化的贼匪林爽文等攻占城池，先前臣等已经调拨官兵六千名，分三路前往围剿。因听说竹堑地方也被贼军占据，随即又秘密命令海坛镇总兵郝壮猷统领前往淡水的官兵一千五百名，视察情形，或前往新庄，或前往南路。而鹿耳门是台湾的咽喉要地，尤其需要集中大量兵力；现在又增派督标、抚标兵一千名，下令由原任闽安协副将徐鼎士带领；福宁镇以及桐山、罗源等营兵一千名，命福宁右营游击延山带领，从省城南台口和福安白石口装船渡台，交由水师提督黄仕简调度，使贼匪能够按期消灭。”浙江巡抚觉罗琅玕奏报： “接到福建巡抚徐嗣曾的会文，要求在附近水师营中酌情拨出三千名备战兵，以待征发；臣立即紧急行文各提督、总兵，在提标以及温州、黄岩二镇标营中挑选三千名，驻扎在交界处，同时分别委派道员、府员等官，酌情派兵在各重要海口切实防范。”谕军机大臣等： “从前剿捕朱一贵、黄教两案时调动了多少兵力，该督那里自有成案可以查考。现在常青既然命任承恩带兵从鹿耳门前进，又再次增调官兵陆续渡台，并行文粤东、浙江酌情准备战兵以供策应；台湾常有纠集众人违法的事情，这次常青等为什么惊慌害怕到这种地步！徐嗣曾也有行文邻省一同预先准备的举动，而觉罗琅玕这份奏报还算有主见，没有过于惊慌。着传谕该督等务必镇定妥善办理，不可夸大这件事，使沿海百姓心生恐惧，这对地方关系很大。至于常青奏折中说‘探知澎湖兵于十二月十四日到达台湾郡城，安平林游击也带兵前往救援，现在贼势稍有退却’等话；郡城防守严密，全台湾的根本之地尚不至于有其他忧患。黄仕简等务必等各路官兵到齐，约定日期同时合力夹攻，自然不难一举办成，彻底剿捕干净。常青、徐嗣曾、觉罗琅玕尤其应当严令沿海文武官员截拿逃散返回的匪犯，不要让一个人侥幸逃脱。” 初八日（丁丑），谕旨说： “刑部把目前监禁的官员犯人以及蒙古、外省官员犯人的犯罪事由摘录出来，列成清单进呈。朕详细核查案情，其中苏泰先前因台湾刁民聚众一案，不仅没有依法严加缉捕，反而张贴告示劝和，实在是废弛职守、不能尽职。现在又发生奸民林爽文等抢劫滋扰的事情，都是由于此犯任职时处处因循、贻误所造成的。苏泰仍着严加监禁。……” 闽浙总督常青奏报： “臣先前听说竹堑被贼占据，立即秘密命令统兵前往淡水的总兵官郝壮猷前往，视情形相机策应；现在巡抚又派兵一千五百名前去围剿，实在是紧要而有力。只是臣后来调集的兵已经派副将徐鼎士带领，而巡抚所调的兵据说也派给了这名副将；实在是因为省城距离泉州较远，同时调派，以致彼此关会文书来不及传达。臣随即改派在省的延平副将林天洛，带着臣所调的兵渡台，跟随水师提督黄仕简进剿。又查督标、抚标除去派出防守的兵力外，共计兵四千四百名；现在已经派出三千三百名，会城等重要地方还需要留兵驻守。据巡抚文书称：又调上游延建镇兵一千名到省城备用；应当等这两处兵丁到达后，就留下驻守会城。”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 “臣认为淡水地方关系紧要，立即命闽安协副将徐鼎士、游击吴秀统领省兵一千五百名出发。连日接到蚶江通判陈惇、厦门同知刘嘉会等禀报： ‘鹿仔港一带现在有泉州、兴化、广东客民，各自书写‘义民’字样，共同守护地方。’ 又接到提督黄仕简的公文，他也因淡水新庄巡检王增錞禀报，得知现正在艋舺地方招募乡勇进行防御，请求臣拨兵救援。臣立即增派官员弁兵，跟随副将徐鼎士等前往。正在等待风向迅速出发时，接到督臣的公文，也调拨督标、抚标兵一千名交给徐鼎士统领，前往鹿耳门协同围剿。查淡水等处等待救援十分紧急，而鹿耳门一路必须集中大量兵力；臣先前调集延建兵一千名，原本是准备听候督臣调遣的，应立即命令他们前往泉州，等督臣派员统领进剿。再说，厦门渡海到鹿耳门，比从闽安出发更方便；臣已经紧急下札厦门准备船只，等兵到后立即渡海。”谕军机大臣等： “总督统辖、管制全省官员弁兵，凡有调遣，自然应当听从督臣主持。巡抚虽然也有治理疆土的责任，却不能稍存轻视；但调发兵弁，应当先行札会商请督臣，共同发令调动，何况当时并没有迫在眉睫、来不及等待的情形。这是国家的体制，不可紊乱越权。现在徐嗣曾只是担心完全没有调度，行为上显得推诿，所以纷纷征调，以显示自己留心努力；又行文广东、浙江等处挑选准备战兵，预先作为策应，使本省兵弁受到两套号令，事权不统一。而且省城是重要根本之地，本来就应当多留兵驻守；如今这样辗转调换，也不是慎重根本的办法。该抚在此案刚发生时还能够镇定，后来为什么这样冒昧行事！不过归根结底是为了地方考虑，尚且没有大过错；也不能因为有这道旨意，就过于畏缩而不顾重要事务。况且督、抚因此发生不和，更对公事没有好处。徐嗣曾只应当与常青彼此和衷共济，筹划斟酌应变之策，协同妥善办理，以期迅速办成此事。至于该督等奏折中所说‘鹿仔港等处有客民、义民共同聚集，守护地方’等话；当地商民等激发公义、保护地方，实在值得嘉奖！着该督、抚等事情办完后共同查明，分别奖励。”

译初十日（己卯），谕旨说： “此前据常青等奏报，福建省台湾有奸民林爽文等纠集众人、杀害官员、占夺县城一案，朕已经多次谕令该督等督促镇、道等官切实查办，并经提督黄仕简等带兵渡台，进行堵截搜捕。后来据常青等奏报： ‘总兵柴大纪等用大炮轰击，十四日澎湖兵到达，贼势退避。’今天又据常青奏报： ‘有贼党吴异人到艋舺地方，声称要带兵接应贼人；署都司守备易连将吴异人等四名犯人抓获，押解到营中斩首示众。又有监生黄朝阳等以及当地和广东省的义民，各有五六百人不等，招募乡勇，合力攻击杀贼；枪炮齐发，杀死匪犯数百人，其余贼人望风逃散。’这些话。林爽文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纠集众人杀害官员、占据县城，实在罪大恶极，法所不容。该署都司易连在贼党吴异人等前去助贼时，就将他们擒获斩首示众，以安定民心，所办实在值得嘉奖！易连等事情办完后，着该督发给咨文，送刑部引见。至于当地生员、监生、商民激发公义，纠集众人攻击杀死贼匪、保护地方，实在应当嘉奖；着该督等查明后分别旌表、赏赐，以表示优厚奖励。义民中有遭贼匪伤害的，也着该督等在事情办完后查明并奏报，按照阵亡兵丁的例规定一并议定抚恤。” 又谕旨说： “台湾奸民林爽文等纠集众人滋事这一[疑字]，该督常青对剿捕逆匪的一切调度、堵御机宜，办理还算镇静妥当。现在水、陆两提督已经渡台会同剿捕，逆匪自然不难立即扑灭。只是台湾是海疆重地，将来的善后事务都必须妥善筹划办理；常青是初任总督，恐怕还不能处理得从容周全。李侍尧长期任职于封疆，虽然对军旅不熟悉，但办理地方事务，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应变措施较为熟练。李侍尧着调补浙闽总督，立即快马赶赴新任。湖广是腹地省份，而且地方安宁无事，常青自然能够胜任；即着调补湖广总督。等李侍尧到福建接掌印信后，常青立即进京请训，再前往赴任。现在李侍尧从京城启程，常青到湖楚往返还需要时间；李封年事已高，兼署总督印信恐怕精神不能周全。湖广总督印务，着舒常快马前往署理；等常青到任后，再返回京城。” 谕军机大臣等： “常青刚刚被提拔任用为总督，就遇到地方发生这类案件，也是时运所致，恰好碰上了。但他办理此案还没有不合适之处；只是事情平定以后的一切善后要务，都必须妥善筹划办理，常青毕竟是新任总督，恐怕不能处理得从容周全。李侍尧长期任职封疆，能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所以朕降旨把他和常青对调。所降的谕旨，等李侍尧即将到达福建时再行发抄；否则，该省一听到李侍尧要来福建的消息，常青必然怀疑自己获罪，恐怕钦差要来查办，心存畏惧，反而导致惊惶失措，对事情尤其没有好处。常青接到这道旨意后，固然不能因为调任在即，就对调度、剿捕等一切事务稍有观望；尤其不能显露任何迹象，使地方文武官员听说总督已经更换，各自产生松懈想法，以致彼此呼应不灵。并传谕徐嗣曾一体谨慎保密，各项事情都要协助常青切实妥善办理；如果稍有泄漏，使文武官员得知，常青办事受到掣肘，朕一定重重治他的罪，恐怕徐嗣曾承担不起这样的重罚。” 十三日（壬午），谕军机大臣等： “福建、广东两省边界相连，台湾贼匪纠集众人滋事，孙士毅接到公文后派兵前往预先准备策应，并严令各处关隘严密盘查，这些都是应当办理的事情。至于孙士毅是邻省总督，只应镇静地方、堵截缉拿逃犯；怎么可以轻易离开省城，以致广东内地百姓心中疑惑！外省各督、抚遇到这类事件，往往用亲自前往来显示自己急公奉职，却不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孙士毅这时如果还没有出发，就不必前往；如果已经出发，也立即返回省城。” 十四日（癸未），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奏报： “臣在初七日抓获奸细林马，审讯得知贼匪现在分水路、陆路两路前来进犯郡城。臣估量形势，只有盐埕桥是险要之处；于是立即赶去查看，见到数百只贼船浮在水面驶来。臣当即命令官兵施放枪炮，打沉小船数十只，其余船只逃走；而遍野一万多名贼匪又赶到，臣再次督兵剿杀。到初九日，打死贼匪数十人。连续几天贼军退去又来，我军奋勇作战，打死贼匪有数十名、数百名不等；生擒十多人，都立即正法。”又奏报： “接到台湾道永福的札文称： ‘凤邑参将瑚图里在十二日听说贼匪要进犯凤山城，就带兵驻扎城外防御。十三日，二千多名贼匪前来进攻，瑚图里立即督兵攻击，轰毙五六人。贼匪等候他追剿，乘虚进入城内；该参将随即纵马向南逃去，不知下落。知县汤大奎见贼匪已经入城，当即自刎。’臣现在派澎湖协及城守兵一千名前往南路抵御，臣仍驻兵盐埕，截拿北路贼匪。”谕军机大臣等： “这次柴大纪与贼军交战，奋勇作战并取得胜利，还值得嘉奖。北路贼势蔓延，盐埕桥是水路、陆路险要的地区，该镇总兵自然应当仍在那里督率剿捕，不便立即返回郡城，以免贼人跟踪而至；况且南路已经由该镇派出澎湖协及城守兵丁共一千名前往，料想也足以抵御。至于林爽文等竟敢竖旗结会，并使用枪炮攻打城池，显然是有意谋反。这都是由于从前办理各起械斗案件时，当地官员只求结案、敷衍了事，并没有彻底严办，以致刁民肆无忌惮，酿成大案。这次只有痛加诛杀缉捕，以示惩罚，决不能让一个人侥幸逃脱公开处死；但此时不可稍微泄露意图，使贼匪知道必死，凭借险要固守，反而对进攻缉捕没有好处。总之，帮助贼军的就是乱民，法律不能宽赦；不肯跟从贼军、并且帮助官军出力的人，不论是漳州人还是泉州人，都是良民，自应一体奖励，使贼势日益孤立，便于迅速办完此事。”

译十五日（甲申），调任湖广总督的闽浙总督常青奏报： “接到署守备陈邦光两次禀报： ‘林爽文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间抢劫大墩营盘，游击耿世文全军都陷落。二十九日便攻入彰化，知府孙景燧等数十人被害；又前来进犯鹿仔港以及淡水各邑，请求救援。’一次禀报说： ‘十八日，贼匪谋划进犯鹿仔港，陈邦光召集义民预先埋伏，杀死贼匪一百多人，焚毁贼庄数处；又在二十日辰时，率义民攻袭贼巢，贼匪退守乌日庄。’另一次禀报说： ‘十二日午时，督率义民抵达彰化进行攻剿，擒获伪副元帅杨振国等四人，杀死贼匪一百多人，缴获马二匹、炮位及刀械八十多件，其余贼匪逃散；把擒获的伪官押送泉州，等待审查。二十三日，林爽文的党羽陈泮、吴领等焚毁泉州、广东民人的村庄，随即率义民等追捕，杀死贼匪三十多人，拾获红旗、器械四十多件。’这名署守备以及义民等奋勇作战，值得嘉奖，等查明后奏请优奖。至于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都在二十八日出海，按日期计算，两三天内就可以扬帆直达。” 谕军机大臣等： “贼匪竟敢使用枪炮攻打城池，罪大恶极；不只是首恶的父兄妻子应当连坐，像现在抓获的杨振国等四名犯人，既然都接受过伪职并且与官兵抗拒，也应当一律连坐。这些犯人是漳州百姓，他们的家属想来仍在内地；如果现在立即查办，恐怕漳州百姓听说后产生惊骇，反而有许多不便。着常青等杨振国四人解到后，审讯清楚各要犯家属的下落，秘密记录在案；等黄仕简等在台湾搜捕贼匪的事情办完、大军撤回时，再按姓名查拿办理，自然不必担心他们逃脱漏网。至于署守备陈邦光督率兵民杀退贼众，并擒获贼首押送内地审理，还算奋勇，值得嘉奖；着常青事情办完后查明，发给咨文，送刑部引见。义民、乡勇等也应当分别旌表、赏赐，以示奖励。至于贼匪滋扰凤山时，参将瑚图里骑马追贼，反而被贼人乘虚冲入城内，兵丁被冲散，瑚图里向南逃去，不知下落。这名参将不能抵御贼众，是由于兵丁溃散，与临阵退缩不同；此时还可以不治他弃城逃走的罪。” 如果这名参将能够收集兵民，再次出力杀贼，那么他的功劳和罪过就足以相抵。等常青在事情办完后查明情况，并具奏到达之日，再行核实办理。至于知县汤大奎，虽然没能堵截贼人、守住城池，但既然已经自刎，终究值得怜悯；也应查明情况，议定抚恤。至于黄仕简和任承恩，因为海上风向不顺，难以冒险轻率前进，朕也不因他们延误而责备。估计此时各路大军都已经早早到达，黄仕简等务必督率兵将分路会合围剿，奋勇杀贼，迅速奏报成功。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二。十八日（丁亥），两广总督孙士毅上奏：“台湾匪徒纠集众人滋事，臣密令镇将等访查：凡是在漳州、泉州游荡谋生、已有返回潮州迹象而形迹可疑的人，一面盘问，一面拘禁看管，不许轻易释放。”皇帝下谕：“现在正在台湾围剿捕捉贼匪，其中有粤东义民在当地帮助官兵出力杀贼；此时如果有返回潮州的民人，正是那些不肯跟随贼人或躲避战乱返回原籍的人。该督应当命地方官收留抚恤、安慰他们；怎么反而命令拘禁看管，不准释放！这是把良民驱赶得转而跟从贼人，更是不成体统；着传旨严厉斥责。该督出身军机司员，曾经随同出兵，不是未经历过军务的人可比；却对事情的轻重毫无定见，正足以被朕轻视。孙士毅应当在当地明白晓谕：这件事办理错误，现奉谕旨训斥；所有返回潮州的民人仍各自安居从事原业，不必拘禁看管，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不致惊疑。如果遇到漳州台湾匪徒的余党逃窜藏匿在粤省，自然应当访查捉拿，审究办理。” 二十日（己丑），闽浙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的常青上奏：“台湾方面将贼首杨振国、高文麟等押解到达，据他们供称：‘逆犯林爽文住在彰化大里杙庄，平日窝藏贼人、抢劫盗窃，纠集党徒结会。该县俞峻听到消息后，派差役杨咏（即杨振国）前去拘捕；后来得知从前林爽文因犯盗窃被捕，是被该差役卖情释放的，于是将该差役收禁。又听说别案逃犯张烈等也逃到林爽文那里，该县便禀报镇、道，带兵搜捕。林爽文起意杀害官员，占据县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攻破彰化，自称盟主大元帅，任杨振国为副元帅，分路进攻诸罗、淡水。杨振国等随后被陈邦光招募的乡勇擒获。’又供称：‘天地会是平和县人庄烟（即严烟）在乾隆五十二年渡台后创立的，据说是广东后溪凤花亭和尚洪二房和一个十五、六岁的朱姓人倡议创立。’等语。这些罪犯胆敢跟从叛逆、杀害官员、占据城池，实在罪大恶极；应请押解到京城审究办理。一面派人秘密查访严烟的下落，一面飞速咨文广东省，搜缉洪二房和朱姓人的踪迹，务期一定捕获，以便归案办理。” 皇帝下谕说：“常青办理这件事，起初未免稍有夸张自负；后来根据该督等分次奏报的调度进剿各项事宜来看，办理渐渐有了主见。至于所捕获的匪犯，朕本来想命令押解到京；现在该督审明所捕罪犯后，立即请求押解进京审办，并且镇定办理各项事务，都符合朕的心意。没想到常青竟能做到这样，十分值得嘉奖！至于严烟，籍贯隶属漳州，并不难及时擒获；也着常青在捕获该犯后，一并妥善迅速押解进京。先前因为当地善后事宜紧要，担心常青毕竟是初次任职，所以想到李侍尧在外任职多年、较为熟练，才降旨调任，命他前往办理。现在该督只应督率将弁、兵丁，对应办理的事情尽心调度，以求迅速办成，朕一定加恩嘉奖；更不必因调任之事牵挂，稍有疑虑畏惧，反而对剿捕无益。现在黄仕简、任承恩必定已经到达台湾；集中厚重兵力，合力围剿，贼匪自然不难立即歼灭。一有捷报，立即驰报。”

译皇帝又下谕说：“台湾叛逆匪徒倡立会名、杀害官员、占据城池，实在罪大恶极。至于他们供称的创会缘由，是和尚洪二房和一个朱姓人，两人都是广东人。朱姓人年仅十五、六岁，怎么能够纠集众多匪徒、创立会名，竟敢图谋叛乱等事？恐怕就是洪二房借用朱姓人的名义，从中煽动诱惑；又如从前朱一贵谋逆的情形一样，其中真相都还不能确定，不可不严厉彻底追查。着孙士毅查明后溪凤花亭究竟在何府、州、县；立即严密搜缉和尚洪二房和朱姓人，迅速查拿。一经缉捕到案，审讯取得确实情况后，就一并派妥当干练的人员迅速押解进京，归案审办；并着令沿途地方同样小心押送，不得稍有疏忽。” 二十一日（庚寅），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台湾地方从康熙年间开始隶属版图，因为远隔海洋，当地府、厅、各县都没有修建城垣。后来朱一贵聚众滋事被平定后，总督满保曾议论修建城池；只是当时认为那里地处海外，没有城池虽然难以防守，但失去后容易夺回，所以没有修建，以节省繁杂费用。但那里早已形成郡县，与内地没有差别；城池周围却一直沿用竹木编插的方式，不能长久保存。而且这次林爽文纠集众人突然起事，县城于是被砍破，归根到底是荆竹不能防御所造成的。朕认为，与其城池失守后再夺回，既烦劳我军兵力，又震惊众人听闻，不如有城可以防守而不使其失陷，这样更为有备无患。何况如今国库充盈，当地郡城、厅、县不过五处，即使修建城垣，费用不过百万，有什么可吝惜而不做的？至于修城时，如果当地可以修建窖座，或者采用外砖内土的方法；如果窖座不便，当地遍地都是山，就开采石料代替砖料，便更加坚固。着李侍尧在台湾匪徒平定以后详细审慎商议，列入善后事宜一并妥善议定、勘察估算，绘图具奏。” 皇帝又下谕说：“高文麟等是台湾匪案中接受伪职的要犯，必须押解进京严加审讯，依法惩治。着沿途各督、抚在这些罪犯到达辖境时，务必选派妥当人员，多派兵役，小心防范，迅速押解进京；不得使他们在途中稍有疏忽逃脱，以致获罪。” 二十二日（辛卯），皇帝下谕：“地方偶尔有聚众滋事的地方，总督既然已经前往，巡抚自然应当在省城镇守；不应轻易离开会城，以致人心疑惧惊骇。昨天孙士毅上奏要亲赴潮州弹压，今天徐嗣曾又上奏要前往闽安。只知道出力办事、急公奉公，却不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朕不但不嘉奖他们不辞劳苦，反而认为他们可鄙。此时各路官兵早已分头会合围剿，贼匪不难立即歼灭。只是逃窜藏匿的贼党恐怕有逃到内地的，应当在各海口不动声色地严密防范、截获捉拿；这就是徐嗣曾应当办理的事情。该抚务必督促所属严密妥善办理，不可张扬慌乱、疏忽大意。如果得到剿贼的情况消息，仍着通过驿站迅速具奏。” 二十三日（壬辰），皇帝谕军机大臣等：“阅看孙士毅的奏折，其中收到福建省咨文会商的内容，本来不过是命令预先准备，什么时候有过征调兵力的说法？然而该督不考虑事情的轻重，擅自派遣将弁，纷纷带兵立即赶赴厦门，实在错误。办理一伙乌合之众的匪犯，竟然命令广东、浙江、江南等省纷纷征调兵力，成什么体统！外省官员的习气，不是失于松懈，就是过于夸张自负。偶然遇到地方上这种事情，动辄上奏请求亲自前往，以显示自己急公尽力，为自己预留退路，完全不考虑事情的缓急轻重以及由此惊扰地方，实在毫无意义。试想，粤省巡抚现在尚未回任，该督又远赴潮州，海疆重地关系紧要，菱塘、沙湾靠近省城，该督这样张扬办理，万一有一两个奸匪乘势煽动，又将如何应对？孙士毅接到前旨后，立即星夜加速返回驻守省城。他派出的水师一千名既然已经出发，就听从闽省督、提调遣。如果事情已经平定，就命令撤回。后来续派的兵丁，都着撤回本营，以镇定地方、安定人心为要。” 二十六日（乙未），皇帝下谕说：“常青上奏：‘据内阁中书黄滉呈称：上年八月间因为听说他的父亲黄仕简患病，请假半年，回福建省探视。现在二月间假期已满，请求宽限期限，使他能够延长假期侍奉母亲。现据实情代为上奏。’等语。黄仕简年老染病尚未痊愈，近来因台湾匪徒滋事，立即带兵渡海到台湾剿捕，勤奋努力值得嘉奖。如今他的儿子黄滉以母亲也患病为由，恳请延长假期侍养，确实是实情。着准许他延长期限，在原籍侍奉母亲；等黄仕简事情办完回到衙署、他的母亲病体痊愈，如果不需要儿子在那里奉养，再由黄仕简酌情命令黄滉来京供职。常青不必因为有成例期限，就催促他赴京，以表示朕体恤加恩的心意。”

译二十八日（丁酉），皇帝谕军机大臣等：“昨天据徐嗣曾上奏说：‘黄仕简到台湾后，开炮打死贼匪二千多人，贼人都迅速散逃到内山。’内山是生番的巢穴，过去听说内地民人到了那里，生番就会将其杀害。但现在贼匪被官兵追剿，走投无路而逃窜；他们明知一旦被官兵擒获，绝无活命的可能，或者用抢来的财物贿赂结交生番，请求收留藏匿；或者依仗人多势众，胁迫生番，而生番害怕他们凶恶，任凭他们逃窜藏身。还恐怕将来撤兵以后，贼匪反过来勾结生番，暗中出来滋扰，那就更加令人忧虑；尤其不可不预先筹划办理，把祸根清除。现在水、陆两提督带领许多兵力在台湾会合围剿，自然应当乘此兵力搜剿消灭，不让贼匪得以逃入内山凭险藏匿。不过黄仕简和任承恩都是提督，同时带兵在那里办理，地位相等；而且水、陆两军各有管辖，难以相互统摄。常青办理善后事宜，自然不如李侍尧熟练；但督率搜捕，常青较为适合。着李侍尧到福建后，立即驻扎蚶江；常青立即亲自渡海到台湾，督同黄仕简统领官弁，将逃入内山的贼匪余党全部搜捕，务必斩草除根；但仍不得因为追捕贼匪而惊扰生番，这才算妥善。任承恩在常青抵达台湾后，就命令他先回原任，以资镇守弹压。这样，或许可以使事权归于一处，也有所负责。现在湖广有舒常代理总督事务，常青不必急着赴新的任所；只应督同黄仕简尽心办理，镇定安抚海疆，以求一劳永逸。又，台湾地方此前听说杨景素任道员时设置土牛，分别内外地界；究竟办理得是否妥当？也着常青会同黄仕简在剿捕完毕后亲自前往勘察，斟酌妥善处理，列入善后事宜一并办理。” 二十九日（戊戌），皇帝谕军机大臣等：“今天常青用六百里加紧递送来一份奏折，说是剿灭台湾逆贼的消息；等到拆开来看，却只是对某件事情的复奏，又何必通过驿站加急递送，白白劳累驿马呢！常青怎么会连事情轻重都这样不懂。此前曾有旨命蓝元枚赴福建代理陆路提督，并命常青探听台湾地方的消息；一旦功成，就可以通知蓝元枚走到哪里，迅速回江南原任。现在想来，任承恩在台湾统兵会剿，那里的一切情形都是亲眼所见；松江提督又已经有人代理，目前没有紧要事务需要办理。着常青等抵达台湾后，立即命任承恩迅速骑驿来京，等候朕亲自询问一切。福建陆路提督仍由蓝元枚代理，不必立即返回江南原任。至于林爽文、王芬二人，是此案的首恶魁首，如果被官兵活捉，着该督等派妥当干练的人员押解进京审办；并命令该委员等沿途小心，加意防范，不得稍有疏忽，以致获罪。”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三。二月己亥朔，福建巡抚徐嗣曾上奏：“水师提臣黄仕简于初四日抵达鹿耳门，陆路提臣任承恩于初六日抵达鹿仔港，都约定在十三日进剿；恰好徐鼎士等的兵力也抵达北淡水，三路围攻，必定可以一举成功。”皇帝下谕说：“这些微不足道的贼匪，本来不过是一时乌合之众；现在黄仕简、任承恩督率军队会合搜剿，自然不难立即扑灭。先前因为徐嗣曾轻易离开省城，恐怕导致人心疑惧惊骇，曾经降旨告诫。现在人心已经安定，和先前不同。而且大军抵达台湾，三路围攻，贼匪必定四散溃逃；恐怕有逃到原籍和内地的，更应当像各个口岸一样严密截拿。徐嗣曾不妨看地方事务是否紧要，偶尔亲自前往各处搜查。先前有旨命李侍尧抵达福建后立即驻扎蚶江，督办一切；常青亲自渡海到台湾，督同黄仕简等搜剿贼匪。着传谕该督等遵照办理妥善。常青抵达台湾后，立即命任承恩迅速骑驿来京。该提督举动轻率，未免有张扬慌乱的迹象；但终究属于遇事勇往直前，尚无不可。” 现在命令他来京，不过是想当面询问台湾地方的事务；常青可以告诉该提督，不必心生疑惧。” 初二日（庚子），皇帝谕军机大臣等：“现在两位提督集中大量兵力，按期会合围剿，必定可以立即扑灭。只是此前据徐嗣曾上奏：‘黄仕简到台湾后，开炮打死贼匪二千多人，贼人都逃入内山。’今天蓝元枚也上奏说：‘贼匪逃入内山与生番勾结，将来搜捕需要时间。’内山虽然是生番的巢穴，但贼匪走投无路，或者用财物贿赂结交，或者凭势力胁迫，生番便收留藏匿他们；将来大军撤退后，他们暗中出来滋扰，更是不成体统。该提督等务必乘此兵力加紧搜捕，使其斩草除根，以安定海疆。至于贼首林爽文、王芬二人以及其他有名的头目，如果被官兵活捉，就立即选派员弁押解进京审办，以彰明法典。又，前已降旨命任承恩等常青抵达台湾后，立即骑驿来京陛见，询问当地情形；陆路提督由蓝元枚代理。现在江南提督已经有人代理，蓝元枚等任承恩回任后，再返回江南原任。” 初三日（辛丑），皇帝下谕说：“原任按察使杨廷桦在福建任职多年，对当地情形较为熟悉；他获罪是因为越狱，案情虽然严重，但终究不能同私人犯罪相比。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杨廷桦着自行前往福建，交给李侍尧差遣任用；如果能够出力，就酌情以同知、通判的职位题请补授。”

译初四日（壬寅），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上奏：“十四日子时接到台湾道永福的来札，得知凤山又被贼人攻陷；随即督促命令将弁、兵丁前往救援。但出城不远，就遇到贼匪来进攻郡城。查郡城没有城墙围护，只用木栅、荆竹环绕，难以坚守。于是应在城南桶盘栈地方，命游击蔡攀龙和南路参将瑚图里带兵驻扎；又命守备邱能成、李步云等在城东万寿亭驻扎；西南沿海一带，也命守备李球等带兵防守；臣仍驻守北路盐埕桥防御。四面严密防守，郡城可以确保无虞。等内地援兵到达后，就应当长驱前往。”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先前贼匪滋扰凤山时，瑚图里纵马从南面离去，不知下落；朕认为该参将不能抵御，是因为兵力溃散、独力难支，与临阵退缩不同，曾经下谕命常青等事情平定后核查他的功罪，分别办理。现在该参将已经回到郡城，率兵堵截防御；如果奋力杀贼，那么功劳和过失还足以相抵。着常青等事情办完后，秉公核实具奏；并发给咨文送往京城，等候询问台湾地方的一切情况。又，柴大纪奏折中说“郡城没有城墙围护，只用木栅、荆竹环绕，官兵难以坚守”等语。先前曾命李侍尧在台湾匪徒平定后，酌情办理当地是否可以修建城池的事情。现在阅看柴大纪所奏，体察当地情形，彰化等三县一厅是否应改建城垣，可以等筹办善后事宜时，切实勘察估算、绘图妥议，再请旨办理；至于郡城是全台湾的根本，就应当迅速修建城垣，用以保障。着李侍尧、常青等事情办完后，立即详细商议妥善办理，一面上奏，一面兴工修建。” 初五日（癸卯），皇帝下谕：“据常青上奏：‘接到台湾府城参将宋鼎、游击郑嵩、左渊、署游击王天植共同禀报：上年十二月间，有负责防守小北门的把总高大捷逃到鹿耳门寻找船只渡海内渡；随即将该将弁锁押解到郡城，审讯供称因为贼匪猖獗，想逃往内地。于是与台湾道商议，共同恭请王命，将高大捷立即正法。’等语。绿营怯懦畏缩的积习，最为可恶。兵丁在临战时逃跑，已经严重违犯军纪；何况高大捷身为把总，在台湾匪徒滋事时奉命带兵防守，竟敢擅自离开郡城，首先逃避，情节和罪行更加严重。自然应当立即依法处决，以整肃军令。该参将宋鼎等一听到高大捷逃往鹿耳门的消息，就立即将他锁押解到郡城，会同审讯后处决，办理得很是正确。武职中的参、游等官，虽然不是专阃大员，按例不应擅自杀戮；但行军作战之时，不能同平常无事时相比。该参将等能够知道事情的轻重，一经审明确实逃跑，就会同该道先将高大捷正法，使参与此事的兵将都知道警戒畏惧，实在是能办事，值得嘉奖。” 宋鼎、郑嵩、左渊、王天植都交给吏部议定叙功；仍着事情办完后，都发给咨文送部引见。向来逃兵被捕获，尚且立即正法，何况高大捷作为武职官员，受委守城却逃跑，更为可恶；虽然已经正法，仍不足以掩盖罪过。着该督查明他的儿子，奏报后发遣；并将办理缘由，命各督、抚通行晓谕绿营兵将，使他们知道躲避贼人、暗中逃跑、企图侥幸免罪，不仅本人会被杀戮，连他的子嗣也难以得到宽宥；这样或许可以惩罚一人而警戒众人，不敢再重犯怯懦畏缩的恶习，以振奋军队士气、申明法令。将此谕令普遍传达知悉。” 皇帝谕军机大臣等：“从前办理缅甸匪患时，曾调派福建水师兵二千名随同进剿。这些兵丁沿途滋事，鞭打责罚民夫，甚至割去民夫的双耳；当时已将首犯正法，以示惩戒。等到他们随京军作战时，又再次怯懦，竟有听到枪炮声便恐惧战栗、想要泅水逃避的人。由此可见，该省兵丁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习气根深蒂固；都是因为该省将弁平时不能认真训练，导致军队没有纪律。着李侍尧在剿捕台湾匪徒完毕后，实心训练，申明军律，随时惩处；使各级将弁、兵丁都敬畏法纪，有勇气并懂得作战方法，彻底改掉从前的积习，以振作士气、整饬军队，这才算有备无患。该督不可只知道把办理地方事务看得重要，反而将军队训练这一专门职责置之不问。” 皇帝又下谕：“现在大军已经到达，贼匪听到风声便胆落，溃逃四散。黄仕简、任承恩统领官兵，按期分路进剿，捷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迟迟没有到达？林爽文等在光天化日之下纠集众人违法，攻占城池，杀害文武官员将弁，实在罪大恶极，神人共同愤恨。所有叛逆罪犯中的首领和有名头目，务必按姓名擒拿歼灭。如果被官兵活捉，就立即选派员弁押解进京，依法严惩；不可任由他们逃入内山，以致搜捕需要时间。该督等还必须彻底追查党羽，按姓名从严办理；务必清除干净，以安定海疆，才算妥善。”

译初六日（甲辰），广东巡抚孙士毅上奏：“捕获天地会匪犯许阿协等四人，他们供称在漳州地方被赖阿边等人纠集引诱入会。这个会创立于乾隆三十二年；凡加入其教的人，用三根手指按在心口作为暗号，就可以免遭抢夺。”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天地会这个名目，起自乾隆三十二年，时间已经很久。而且这些罪犯竟敢互相纠集邀约，暗中使用记号，夺取财物，毫无忌惮；许阿协等人都是在漳州地方被诱骗入伙，并没有渡海到台湾。可见这种邪教在福建省内地已经存在，并不只是台湾一处。历来倡立邪教、创立会党，最容易煽动迷惑人心，成为地方祸害。上年大名纠集众人杀害官员一案，段文经也借创立八卦会为名，互相勾结引诱，终于成为叛逆案件；而福建省匪徒公然以天地会为名目，肆意抢夺，比大名的邪教案件存在时间更久。这一切总是由于地方官平时不肯切实查察；等到有人犯法，又不能彻底追究，因而姑息养奸。就如上年台湾杨光勋一案，他们所立的会名就是现在已经查出的天地会；但地方官却把“天地”二字改写成“添弟”，明显是把大案化小，企图逃避处分。这次林爽文等滋事违法，就是由于从前纵容包庇、留下祸患造成的；不可不严厉彻底追查办理，以清除祸根。着该督等在事情平定后，秘密访查，严厉捉拿，痛加惩处，不得再留一点余党；并将乾隆三十二年以后因失察邪教而获罪的督、抚以及文武大小员弁彻底查明，据实参奏。办理杨光勋一案时，将“天地”二字改成“添弟”字样的台湾地方官，罪责更加严重；也着确实查明，严厉参奏，以示惩戒。至于许阿协供出的引诱入教的赖阿边等罪犯，户籍都隶属漳州，该督等在台湾匪徒案件办完后，立即命所属严密缉捕，务必捉获；审明其党羽后，按姓名追究办理，不得让奸徒漏网。” 初七日（乙巳），调任湖广总督、仍办理台湾军务的常青上奏：“贼匪在十二月三十日、正月初一日等日期分路进攻逼近郡城，经镇、道等督率将弁、兵丁和义勇协力剿杀，杀死贼人很多。又，台湾府知府现已命福州府同知杨绍裘代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这次同贼人交战，文武官弁以及兵民义勇等人协力剿杀，奋勇取胜，保护郡城，实在值得嘉奖！等常青抵达台湾、剿捕完毕后，查明实际出力人员，分别奏请交吏部议定叙功。所有义民乡勇激发公义、协力杀贼，尤其值得嘉奖；只命地方官分别奖赏，还不足以表示鼓励。着常青抵达台湾后查明各义民乡勇，其中如果是务农、经商谋生的人，就酌情免除赋税；如果是首先倡导义举的绅衿、原本已有顶带的人，就列出名单，奏明后酌情授予职衔，以表示优待。至于黄仕简、任承恩在正月初四、初六前后抵达台湾，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为什么还没有奏报剿贼消息？该提督等是专阃大员，抵达台湾已经很久，即使要等集中厚重兵力、按期进攻，也应当随时奏报贼匪情形；可是直到现在总没有消息，究竟办理的是什么事情？黄仕简、任承恩着传旨严厉斥责。看来黄仕简、任承恩完全不懂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两人都是提督，彼此不能统摄，竟有互相观望的意思，在剿捕事务上不能得力。近来常青屡次奏报，显得很有主见，筹办一切颇合时宜；现在李侍尧已经抵达泉州，常青交出印信后，立即渡海到台湾，督同黄仕简等剿捕贼匪，务必将贼首林爽文、王芬以及其他有名头目擒拿押解进京，依法严惩，不可任其逃入内山。原任山东按察使杨廷桦曾任台湾道，而且在福建省任职多年，对当地情形自然熟悉；他获罪是因为监禁的犯人越狱，终究不能同私人犯罪相比。此前已经有旨，命令交给李侍尧带去差遣任用；现在正是用人之际，立即命杨廷桦补授台湾府知府，仍带革职留任。并传谕常青：等李侍尧到达后，就命杨廷桦渡海到台湾接印任职。”},{ 又下谕说：“福建省的匪徒私自倡立天地会，已经二十年之久。凡是加入其党的人，必然会跟随他们抢劫；而被抢的人，难道会甘心忍受、不给官府呈报控告吗？可是从来没有见到该督查办会匪抢劫的案件。如果被抢的人到官府呈控，该地方官又有什么需要回护的，竟然置之不办？其中缘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况且事情已经历时多年，其党羽必定很多。着令李侍尧、常青都等到剿捕完成以后办理：李侍尧在福建省内地各属秘密访查，严厉缉捕；常青在台湾地方立即严格搜捕，不得稍微留下余孽。仍应做到不动声色，妥善办理；并把这个会究竟起于哪一年、该省有没有被抢后控告而地方官压下不办的案件，彻底查明后参劾。” 初九日（丁未），福建巡抚徐嗣曾上奏说：“这几天接到台湾镇、道的详细报告，凤山贼首王启郎、曾锦等也已经被捕获。该镇、道等人又侦察得知，贼匪在三十日分路前来进攻，便预先做好准备，杀死贼匪数百人；游击蔡攀龙又督率民兵奋勇截击斩杀，余下的匪徒逃散了。”皇帝谕令军机大臣说：“王启郎、曾锦是凤山惹事的贼首，与高文麟等四名罪犯没有区别；既然已经捕获，着令该督、抚等派员押解来京，听候审讯办理。游击蔡攀龙督率兵民奋勇杀贼，还算值得嘉奖；并着令事情结束后，发给咨文送交兵部引见。此时各路官兵早已全部抵达台湾，贼人望见风声便胆寒，势必纷纷逃窜；各个口岸的巡防、堵截和缉捕，尤其重要。李侍尧在二月初二日经过杭州，算来近日已经可以抵达泉州；常青交出印信后，立即前往台湾，遵照历次降下的谕旨妥善督办，总要以迅速办成事情为目标。”

译十一日（己酉），皇帝谕令军机大臣说：“黄仕简虽然是在患病之后，但身为专阃大员，既然抵达台湾，按理应亲自带兵剿贼，怎么能只派员前往就算了事；况且彰化县城早已由守备陈邦光收复，而该提督的奏折中为什么还说命柴大纪前往收复彰化等处？任承恩从鹿仔港登岸，是在北路，就应当通知黄仕简分路夹攻，这样办理才中■〈穴上疑下〉要；可是直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仍没有进兵的确切消息。看来他们二人竟然互不相让，心里存有观望之意；这正是朕在事变发生时不愿让任承恩前往的原因，如今果然不出所料。常青不可不迅速渡海前往台湾，督率办理。并着令常青到台湾后，立即秉公严格查办；如果该提督等确实有观望不前的情形，就应当据实严厉参劾，不可因为他已经调任，便心存回护，含糊了事。再者，任承恩像这样拖延而不上奏，那么该提督及副将徐鼎士先后奏报的‘守风待渡’之说，也恐怕不值得相信；并着令常青一并据实查奏。如果该督稍有瞻徇，将来被朕查出，即使首领也不能保全。” “不可不谨慎。至于该督虽然已经调任湖广，但这件事终究是他在闽浙任内的事务；尤其应当督促并妥善、迅速地办理完毕，这样才可以将功补过。即使李侍尧以现任闽浙总督的身份驻扎泉州，凡是台湾剿捕等事务，也应听从常青就近调度，协同帮助办理，同心协力。各营弁兵中如果有人因为常青是别省总督，号令呼应不灵，因而耽误军机，常青不妨按照军法处置，使士卒都知道警戒。现在带兵的大员有总兵柴大纪、郝壮猷、普吉保三人，足以分路剿捕；着令常青抵达台湾后留心察看，如果黄仕简确实是病体尚未痊愈，那么留在当地也没有益处，可以让他回到厦门的本任上调养。又，常青在‘审明贼伙正法’的奏折中说：‘刘实、林天球二犯据供并未伤人，只是携带木棍随同附和’等语。这些叛贼怎么可以再按照普通的附和者来论处；况且这两名罪犯已经审明后处死，奏折中又何必替他们辩说，以致落入办理寻常案件的旧套！着令该督今后在捕获逆匪时，其中首要的各名罪犯仍遵照谕旨派员押解来京；” “其余各名罪犯审明以后，就一面处死，一面具奏，以便彻底清除根株。” 又下谕说：“此前据常青上奏：‘鹿仔港署守备陈邦光带领弁兵，率同泉州、粤省义民攻克收复彰化县城，擒获贼目高文麟等四名罪犯。’又据徐嗣曾上奏：‘凤山滋事的不法贼首王启郎、曾锦等已经被捕获；贼人于十二月三十日前来侵犯郡城，镇、道亲自督率义民与游击等分路剿杀贼匪无数。’如此看来，彰化县城早已由陈邦光等收复，凤山等处也已经由柴大纪等派兵分路剿捕，郡城已经没有事情了；为什么黄仕简的奏折中只说‘派委总兵等分赴南、北二路进剿，恢复县城’，竟然像是完全不知道那里的军情。看来黄仕简竟想安坐在郡城，并不亲自前往各处督率剿捕，这实在大错特错！提督是专阃大员，统领军队是他的专责。黄仕简深受朕的恩典，现在带兵剿贼，虽然是在病后，按理也应当奋勉出力；可是对于剿捕事务上奏迟延，完全不得领军的要领，这个提督究竟主管什么事务？试想台湾郡城被贼人多次进攻，在大军尚未剿捕之前，该镇等人还能够保护郡城安然无恙；” “哪里有现在又增加提督所带的大军，反而需要协同守御的道理！难道黄仕简竟想以守护郡城为名，拖延时日，坐在那里旁观吗？黄仕简，着令传旨严加申饬。至于任承恩从鹿仔港登岸后，本应先把当地贼匪的情形以及办理剿捕的事务具奏上报；可是过了很久，仍然没有奏报。现在据常青奏折中说‘该提督还没有进兵的确切消息，探听得知目前驻扎在彰化’等语。任承恩是自己请求前往台湾捕贼的，既然从鹿仔港这一路进兵，就应当督同陈邦光等加紧追捕杀贼，并通知黄仕简分路会合夹攻；为什么驻守彰化却毫无筹划，他究竟存的是什么心思！任承恩，也着令传旨严加申饬。”

译十二日（庚戌），皇帝下谕说：“昨天据黄仕简上奏：‘派令总兵郝仕猷、柴大纪分路剿捕贼匪，该提督在郡城南北的冲要之处堵截防御并擒捕。’等语；所奏实在不详细。又据常青上奏：‘任承恩从鹿港登岸以后，直到现在还没有进兵的确切消息。’等语。不知道其中缘故，实在可疑；已经降旨将黄仕简、任承恩严加申饬了。黄仕简在贼匪开始滋事时，如果病体尚未痊愈，何妨据实奏明；即使不能亲自前往剿办，朕也一定会加恩宽谅。可是他既然已经带兵前往，又没有奏明病体尚未完全痊愈、不能亲自前往的情况。他是专阃大员，就应当查明贼人的踪迹，亲自率领士卒迅速追击剿灭；怎么能安坐郡城，只派人员分头捕拿就算了事！任承恩是自己请求前往的，更应奋勇出力；可是他于正月初六日从鹿港登岸，直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始终没有奏报剿贼情形。由此看来，该提督先前自己请求前往，并不是踊跃为公效力，不过是认为有了这份奏疏，就可以作为日后立足的凭据；这究竟是什么心思！这是因为他们二人同为提督，职分相等，彼此心存观望，以致办理迟延。” 自古行军用兵，贵在纪律严明，尤其贵在事权统一；至于军机事务的缓急，则总要根据时势斟酌办理。此事刚发生时，朕认为你们的行迹近于张皇失措，曾多次谕令你们镇静处理；如今黄仕简等提督抵达台湾后，却这样拖延观望，朕又不得不严加督促了！况且当时水、陆两提督都奏请前往，朕当即认为任承恩不应一同赴台湾；又担心水师并非他所管辖，彼此呼应不灵，难免相互牵制，反而对剿捕无益。但因任承恩已经登船随行，又想到多一个人或许能增加一分助力，所以没有命令他返回。如今两位提督竟这样毫无筹划，所带水、陆官兵各自只顾本辖范围，彼此不相统属，因而互相观望，不能限期办完；果然没有出乎朕的预料。假使当时任承恩不赴台湾，那么调去的陆路官兵都听从水师提督统辖调遣，权力归于一处，或许早已奏报成功也未可知。况且贼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又经过官兵和义民接连痛剿，纷纷逃避，不敢再肆意滋扰；倘若贼人狡猾奸诈，见官兵渐渐懈怠，便乘隙侵犯，岂不是反而中了他们的诡计，还能成什么事体！只是现在贼匪还没有彻底消灭，照目前情形看，终究是由于两位提督拖延贻误所造成的；因此常青不得不赶快前往督办。如果两位提督仍像以前一样拖延缓慢，尚且不亲自率领将领和官兵全力会剿，迅速办完；朕办理军务一向赏罚分明，他们二人难道还不知道吗？恐怕不能承受这项重罪。这道谕旨着由六百里加紧递送，除传谕黄仕简、任承恩外，并通谕有关人员知悉。十三日（辛亥），谕令：据郝壮猷所奏《奉派带兵起程到台湾日期》一折，所奏内容很不清楚。该总兵既经总督派遣前往进剿逆匪，已经率领官兵于初四日登岸，就应当奋力效命、迅速剿捕，并把贼匪当前的情形详细叙明，这样才算抓住要点；可是奏折中并没有叙明，只把超过期限以及抵达台湾的日期敷衍陈奏，对于剿贼事务全无头绪。郝壮猷，着传旨严加申饬。该总兵接到这道旨意后，务必奋勇杀贼，不得稍有疏忽懈怠，以免招致罪责。又谕令说：台湾贼匪林爽文聚众滋事，现据任承恩奏称：“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彰化县知县俞峻、鹿仔港巡检冯敏宗同时被害；各人的官印，都命令家属呈缴。”孙景燧等人守卫城池，突然遭到杀害，实在令人怜悯！都交给有关部门从优议定抚恤。谕令军机大臣等：今日任承恩奏报《派拨官兵在鹿仔港一带焚毁贼庄、擒杀匪伙》一折，所办虽已有些头绪，但杀贼很少。此前已经降旨，谕令任承恩等常青到台湾后，立即骑驿马来京陛见。但目前任承恩正在带兵剿捕，着常青到达台湾时察看情形：如果任承恩奋勉有力，就命他留在那里率领将领和官兵追捕贼匪，以期迅速办成；如果他在那里并不十分得力，就据实具奏，仍遵照前旨命令他赴京陛见，等候朕当面询问一切。现在那里领兵的大员还有总兵柴大纪、郝壮猷、普吉保三人，足以资助带兵剿捕。

译又谕令：据任承恩奏报，分路派兵进剿共有一千四百人，另有乡勇等协助剿捕；可是所杀贼人的首级以及割取的耳朵，数量很少。此前署守备陈邦光只是一个微末员弁，尚且能够督率兵民，多杀贼众，并擒获要犯高文麟等四人，出力值得嘉奖；任承恩等反而还比不上这个员弁，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如今贼众已经分别屯驻在诸罗县城和铁线桥一带，黄仕简、任承恩二人务必亲自督率官兵南北夹攻，以期一举成功，不要再拖延。至于奏折中所说“各庄生员、监生、义民等擒获并献上贼首，又呈缴逆渠王芬首级一颗”，这些擒获并献上贼匪的生员、监生、义民，如果官兵到来以前他们本来没有跟随贼匪，见官兵到达后才擒贼来献，就应当优厚奖赏；如果先被贼匪逼迫胁从，观望后附从，后来见官兵声势强盛，因害怕才擒贼来献，只能免除治罪，不得让他们侥幸冒功。着常青到台湾后查明情况，分别核办。至于林爽文、王芬是本案首犯，如今王芬虽已被歼灭，如果林爽文又在阵前被杀，或因情势危急而自杀，反而会使首要逆犯侥幸逃脱法网，无法显示惩罚。着常青到台湾时，务必设法将林爽文生擒解送京城，这才妥善。对于呈缴的王芬首级，也要复验明确，查清究竟是谁杀的；如果现在不能详细辨认清楚，将来又出现一个王芬，岂不成了大笑话！该督不可不慎重。刘志贤身为书吏，竟敢接受贼匪的伪职，公然到任，实在罪大恶极！凡是应当连坐治罪的人，一概不得宽宥。该督审讯取得口供后，一并派员迅速解送京城。至于擒获趁机抢夺的杨礼等十一名犯人，虽然已经挑断脚筋，但这些人竟敢趁机抢夺、骚扰良民，与贼匪没有区别；仅仅以挑断脚筋结案，不足以表示警戒。也着常青查明抢夺属实后，立即将这些犯人正法示众。再据黄仕简奏称：“想要消灭他们的首领，必须先驱散其党羽。”这话不对。这种办法，或许因为起事之初兵少贼多，作为一时权宜之计还可以。如今军威强盛，本应趁此兵力荡平贼巢，不要让余孽留下。如果党羽已经散去，将来如何按名册追究办理？何况大军一撤，贼伙散而复聚，岂不是更加劳烦兵力！这些都是他们平日只求草草结案的想法。这次林爽文等人聚众滋事，正是由于从前姑息纵容、养成祸患所导致；如今这些犯人叛逆放肆到这种程度，怎么可以不把他们全部歼灭诛杀，以断绝根源！而且现据任承恩奏称，贼人勾结内山生番，天天出来滋扰；可见贼人自知罪在必死，便凭借险要煽动聚众，如果不痛加剿洗，势必还会继续肆意骚扰。如今兵力已经强盛，也不难把他们勾结的生番等一并剿办。上年杀害同知潘凯一案，就是生番滋事；如果能够趁此机会剪除他们，将来内山等处都成为熟番地区，岂不是一劳永逸吗！着传谕常青立即遵照各次所降谕旨，随机妥善办理，总以剿灭贼匪务求彻底、不留后患为要。十四日（壬子），谕令：这次台湾逆匪林爽文等聚众谋逆，到处抢掠，义民、乡勇等人与官兵共同奋勇杀贼、守卫郡城，十分值得嘉奖；已经降旨命令该督等查明后优厚奖赏。只是想到逆匪滋事之初，沿途地方百姓的田地、房屋、牲畜遭到蹂躏，以及为躲避贼匪而迁徙流离的人，实在令人怜悯！也应当一体施加恩惠，普遍给予救济。台湾府全境五十二年应征的地丁、钱粮，全部蠲免，以符合朕特别加意怜恤的至意。并着该督、抚接到这道旨意后，立即抄写黄榜，遍行晓谕各处。有关部门遵照谕旨迅速办理。谕令军机大臣等：今日常青奏报《接据陆路提督咨报剿贼情形》一折，都是任承恩已经奏报过的事情；何必用六百里加紧递送，白白劳累驿站！林爽文是本案首犯，必须生擒解送京城，依法严惩，才足以伸张国法、快慰人心。据称该镇听闻林爽文被炮打伤，这究竟有什么确实证据？大里杙等处就是贼人的巢穴，林爽文又逃到哪里去了？如果因为有传言说林爽文被炮打伤，将领和官兵不能把首犯生擒，或者又捏造报告说他因伤身亡，想要草草结案，导致首要重犯侥幸逃脱公开诛戮；将来如果又出现林爽文，岂不只是黄仕简、任承恩的罪责无法宽免，恐怕连常青也不能承受这项重罪！至于王芬这个犯人，据义民等呈缴首级，也恐怕不能深信；昨日已经有旨命令常青等确实查明后复奏。如果现在没有验明确据，将来在其他地方又出现一个王芬，一旦查出，只追究常青等人。又谕令：此前因为孙士毅接到福建省的咨文，立即调发官兵亲自前往潮州，只看见他遇事急于任事，却没有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恐怕粤东内地百姓心中疑惑，所以降旨加以训谕。现在黄仕简、任承恩一同抵达台湾，分路进攻，贼匪四处逃窜，各庄的生员、监生、义民擒获并献上贼首、贼伙，还割取贼首王芬的首级呈缴；大军合力剿捕，余党自然可以当日荡平。如今大局已经确定，孙士毅又应当亲自前往稽查弹压。况且惠州、潮州百姓加入天地会匪徒的很多，那些从外地逃入境内以及在内地诱引他人入会的人，都应逐一搜捕，不留余孽。孙士毅往来督促缉捕，难道不是比总兵彭承尧以及道、府官员更有益吗？可是该督率先返回省城，完全不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能因时制宜，为什么会拘泥错误到这种地步！着传旨申饬。该督接到这道旨意后，立即仍然前往潮州一带督率办理。——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四。

译十七日（乙卯），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报：探知林爽文听说鹿港将有官兵到达，害怕失去大里杙，于是率领众人绕回内山；随即派员带兵分路到马鸣山、埔心庄一带防御。二十二日到柴坑仔遇到贼匪，官兵施放枪炮，杀死贼匪数十人。后来因天晚撤兵，贼匪冲破包围突出，千总叶荣等奋勇抵御，受伤并阵亡。我军合力格杀，贼众溃散。水师提督黄仕简奏报：据总兵柴大纪咨报：“正月二十一日，在外山部竹地方生擒伪将军廖东一名、余贼二十一名。二十二日，在田洋擒获伪军师侯辰一名、番妇八十二名，杀死贼匪很多；并夺获枪炮、马匹等物。守备邱能成攻开城门，将城内贼匪搜捕干净。”又据总兵郝壮猷咨报：“二十一日，派员在西园庄地方分三路夹攻，杀死贼匪三百多人，并将贼巢数百间全部焚毁。”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现在两位提臣分头剿贼，自然可以立即歼灭。这时沿海各处港口尤其应当防范；已经命令派员弁全力截拿，以防贼匪逃窜。谕令军机大臣说：任承恩既然探知贼首林爽文潜回巢穴，就应当多带官兵亲自前往擒捕；却分派游击、都司等零散堵防，杀贼很少，反而使千总叶荣等被贼匪枪伤阵亡，更是把事情办得不像样。自古行军取胜，合兵则势力强，分兵则势力弱；何况福建人性情本来剽悍轻捷，如果让他们零散作战，轻率地试战，反而恐怕挫伤士气。朕已经多次降旨说得很明白，任承恩难道不知道吗？却轻率分散兵力，以致损失军威，难道可以吗！此前署都司易连、署守备陈邦光只是微末员弁，尚且能够督率兵民乡勇等多杀贼众，收复鹿港、彰化、竹堑等处；任承恩到那里以后，只在已经收复的地方驻扎观望，仅仅派员堵防了事，这究竟是什么心思！任承恩，着严加申饬。至于黄仕简此前奏报南、北两路杀获贼匪的情形，也是接到总兵柴大纪、郝壮猷的咨报，并没有亲自率领士卒迅速追剿；黄仕简究竟办了什么事，实在大大不符合朕往日嘉奖和期望他的本意！也着严加申饬。他们二人都免不了拖延观望，而任承恩尤其严重，恐怕在剿捕方面不能得力；常青立即渡海前往台湾，遵照各次所降谕旨，切实督促擒捕，以期一举办成。朕办理军务一向赏罚严明，奋勇出力的人一定优厚甄别录用，畏惧退缩的人也一定严厉治罪示众惩罚；黄仕简、任承恩等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怎么可以自行犯下重罪，以至于即使死一百次也不能赎罪！并着常青把这些话详细传谕给两位提督，使他们各自知道警戒，以期戴罪立功、奋勉办成事情。又谕令说：贼匪廖东、侯辰都接受了林爽文所授的伪封和名号。看来贼匪林爽文肆意叛逆、违法乱纪，或许竟有自称为王、僭立年号的事情。如果林爽文胆敢聚众杀害官员、占领夺取县城，已经罪大恶极；如果果真有这些伪造僭越的名号，该督就应据实奏报，正好明确他的罪行，没有必要替他隐讳掩饰。现已擒获的廖东、侯辰二犯，着立即派妥员解送京城审办。守备邱能成奋勇当先，攻开诸罗城门并将城内余匪全部歼灭，十分值得嘉奖；着该督事情办完后送交有关部门引见。此次柴大纪在官兵到达以前，能够督率兵力竭力守卫郡城；如今又带兵赶赴北路搜剿，能够大量歼灭贼众，收复县城并生擒要犯，十分出力。着常青抵达台湾后，先行嘉奖。只是台湾是该镇专管的地方，如今发生贼匪聚众违法之事，该镇本来就有应受的罪责；如果能趁现在勇往直前剿捕，岂止可以将功抵过，朕一定从优议叙。至于任承恩正值年富力强，又是自己请求前往剿贼，却也迟疑观望。并着常青到那里查访实际情形：如果任承恩还知道出力，或者确有需要该提督留在那里协同剿捕的地方，就命任承恩暂时留在台湾一同搜捕，等事情办完后再核定他的功过，据实具奏；如果他在剿捕中不能得力，就遵照前旨，一面命令他来京陛见，一面据实参奏。常青固然不必因为有这道旨意，遇事吹毛求疵；但也不可稍存徇私回护之心，导致他侥幸免罪。他的功过大概朕已经知道，常青也不能欺骗朕来做老好人。又谕令：此前因为台湾贼匪滋事之初，督臣已经前往泉州驻扎，该抚本应留在省城安静镇守、弹压地方；可是徐嗣曾奏请前往闽安，所以降旨申饬。如今台湾贼匪已经由两位提臣会合兵力搜剿，县城早已收复，贼匪纷纷溃散，大局已经确定，而偷偷越过边界进入内地的余匪又正有不少；现在的情形已经和前些日子不同。严密擒拿逃逸的贼匪最为紧要；该抚也应往来各沿海口岸亲自督率擒拿，不让一个漏网，才符合军机要务。况且省城距离厦门一带不远，就近往来，仍然可以回省办理一切，两方面都不至于耽误。可是徐嗣曾拘泥于前旨，只把搜捕余匪等事交给文武官员办理，自己却安坐省城；为什么总是不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到这种地步！徐嗣曾，着再传旨申饬。该抚接到这道旨意后，立即前往海口一带亲自往来查察，将偷越而来的余匪严密截拿，不得稍留余孽。

译谕令军机大臣等：今日蓝元枚、徐嗣曾所奏各折，都是常青、黄仕简等已经奏报过的事情，却都使用六百里加急递送，白白劳累驿站，实在没有意义。以后各提督等擒获逃犯等应当奏报的事情，仍命令专折具奏；如果只是接到台湾提、镇咨报的搜剿情形，而督臣、提臣已经加急奏报过，就不必再重复叙述后由驿站递送，以减少烦扰。至于常青现在已经亲自渡海到台湾，督率镇将等全力搜剿。但常青一向已经调任湖广总督，如今奉钦差派遣前往督办；所有题补、升擢、调任、补授等事务，如果专门等本省总督李侍尧办理，那么所统率的将领和官兵见常青不能专擅决定，或许会认为即使奋勉出力也不能立即获得升擢，难免稍生懈怠。着传谕常青：如今台湾将领和官兵有不少被贼匪杀害，许多员缺悬空未补，常青到那里后，应当在剿贼官兵中核查实际出力者，官员酌情升擢，兵丁则选拔补授千总、把总等职；一面具奏，一面知会李侍尧，使常青能够拥有相应事权，以便激励将士，彼此呼应更加灵活，便可望迅速成功。十九日（丁巳），谕令说：福建台湾逆匪林爽文等聚众滋事一案，各提督、总兵屡次奏报剿捕情形，折中都说“贼匪蜂拥聚集，各有一万多人或几千人不等”，竟像是现在贼众已经不少于数万人；而每次奏报交战杀贼人数，有的说数百，有的说无数，又像是被杀的贼匪已经不少于数千。贼人仓促起事，他们纠集约定的党羽以及沿途被胁迫入伙的人，怎么可能立即达到数万人之多？这一定是绿营将领害怕无能，捏造说辞多报人数；既可以掩饰他们的怯懦，又可以借此冒功。难道不知道被杀的贼人都有首级、耳记、尸身可以查验；党羽的多少，将来生擒林爽文等人后也不难追查确数。着常青在剿捕完毕后，务必把所报告的贼匪人数与杀获、擒获的贼匪人数详细核查，据实具奏，不得任其含混蒙混。至于林爽文等人攻打城池、杀害官民，罪大恶极；不但首要罪犯应当处以寸磔，凡加入其党伙的人也都属于法所不能宽贷。但现在贼众虽然未必像各提督、总兵所报告的那么多，可是林爽文等人到处煽惑纠集已经有些日子，照这种情形人数又应当有一万多人，其中被贼匪逼迫胁从的人想来也不少。如果一概并行诛杀，朕心中有所不忍。着常青在官兵交战剿捕时，临阵将贼匪痛加歼灭，不必计数；至于随后搜捕得到的，以及贼党因害怕而捆绑献出、请求投降的犯人，着该督逐一审明：其中接受贼匪伪职以及曾经杀害、抗拒官兵的，仍应立即正法；只是被胁迫跟随、没有同官兵交战的，还可以免除一死，酌情发往远方充军。该督务必谨慎遵照办理，以符合朕体察上天好生之德、在法外施行仁慈的本意。又谕令：台湾贼匪林爽文滋事一案，署理都司事务的守备易连、守备邱能成、署理守备事务的千总陈邦光，在收复诸罗、生擒要犯以及保护鹿港、新庄等处方面，都能够率领兵民奋勇出力，十分值得嘉奖！现有台湾镇标中营游击的员缺，着即由易连补授；左营游击的员缺，着即由邱能成补授；北路协都司的员缺，着即由陈邦光补授。他们率领众人争先奋战，收复城池、擒拿贼匪，因此破格超擢，以表示优厚奖励。台湾北路协副将赫生额以及诸罗守备郝辉龙的员缺，仍着常青在带兵各员中选择功绩最显著者，酌情奏请升补，以彰显奖赏和劝勉。谕令军机大臣等：现在台湾剿捕的官兵，常青已经多次奏报，先后调派共计一万二千多人，军威已经非常强盛。任承恩等却不亲临战阵，只派将领和官兵零散作战，以致首恶潜藏，迟迟不能诛捕，反而拿贼势蔓延作为必须派兵进剿的借口；可见任承恩懦弱无能，不过借此掩饰自己拖延观望的罪责。昨日已经降旨严加申饬；着再传谕常青到台湾时遵照前旨留心查察，据实严厉参劾，不得稍有徇私。估计此时兵力已经足够，不必再议增兵。至于现在大军分四路会剿，贼人已经势处危急。对于擒获贼首、割取首级呈献以及临阵乞降的人，已经谕令常青分别查办；确实是被贼匪胁从的，还可以留一线宽免，分别发遣新疆等处，给厄鲁特兵丁为奴。但此时贼党仍多，这些匪徒目前希望暂缓诛戮，恐怕有挟诈假意投降的情形，尤其应当严密防范；也着常青察看确实情形，慎重办理，不得稍有疏忽。所谓接受投降就像面对敌人，这一点不可不知。

译二十日（戊午），谕令：此前因为黄仕简、任承恩奏报的各折只派将领和官兵零散作战，并没有亲临战阵，朕已经多次降旨严加申饬；但还想到黄仕简或许因为年老多病，仍存有怜悯之心。如今据他所奏的折子，对当前军务情形竟置若罔闻，可见黄仕简和任承恩互相观望，拖延时日；黄仕简不应如此，朕也不能因为他年老有病而曲意宽宥了。至于任承恩奏折中有“镇定持重”的话；他如今这样退缩不前，完全属于怯懦无能，怎么可以借口说是持重！他们二人在剿捕贼匪方面种种拖延，难以推卸贻误的罪责。任承恩既知道斗六门一带有贼匪盘踞，就应当督同将领等亲自前往追捕，将贼众痛加歼灭；这样才能同黄仕简一路声息相通，也许贼人听到风声便胆寒，首犯得以限期擒获。如今他们这样拖延观望，幸而贼人也像他们一样畏惧无能，没有更加猖狂放肆；倘若贼众侦知官兵松懈，又转而纠集众人逞其狡猾，导致大军稍稍失去威势，那还成什么事体！又，任承恩奏称“接到都司马元勋禀报埔心庄交战，杀死贼首，余党逃散；应当委派亲随的妥当官员前往确实查验”，这件事尤其不像样。任承恩如果亲自前往那里督促剿捕，对于该都司禀报的真假，哪里还用再委派官员前去查验？难道任承恩竟想安坐彰化，观望不前吗！黄仕简、任承恩，着再传旨严加申饬；并着两位提督亲自带领官兵会同剿捕，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拖延，以免招致重罪。又谕令：今日黄仕简、任承恩的六百里加急奏报送到，竟然只是回复谕旨，仍未带兵进剿，且奏折中还有“镇定持重”的话；已经降旨严加申饬他们二人了。黄仕简的奏折是在正月二十七日发出，距离他二十四日发出的奏折又过了三天；这三天本应当同贼匪交战，为什么奏折中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如果说府城重要，那么从前柴大纪和永福二人尚且能够保护无虞；难道此时还必须增加黄仕简在那里防守吗？此前因为黄仕简年老多病，朕还替他原谅；如今玩忽贻误到这种地步，不但不觉得可以原谅，反而觉得可恶了。至于斗六门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任承恩就应当带兵前往，奋勇剿杀，以打通要道；可是任承恩仍驻扎彰化，黄仕简又驻扎郡城，一南一北互相观望，以致道路不通。这明明是退缩畏怯，怎么能借口说是持重！自古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官兵一到，就约定日期夹攻，使贼人没有时间抵抗；首领擒获后，其党羽自然可以歼灭擒拿。幸而贼匪不过是一群乌合草寇，也像黄仕简一样懦弱无能。如果他们稍微懂得谋略，乘机猖狂起来，一路兵马稍有失利，其余官兵虽然很多，也必然因此气馁，那么要扑灭贼匪就困难了，还成什么事体！看来这件事绝不是黄仕简、任承恩二人所能办理的，常青务必立即赶赴台湾，遵照各次谕旨随机妥善办理；必须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亲自督率官兵调度指挥，务必使局面焕然一新，以期一举成功。至于黄仕简、任承恩彼此推诿，一味因循拖延，他们贻误军机的罪责已经无法推卸，怎么可以再宽贷！着常青抵达台湾后严密查明：如果两位提督确有逗留观望的情形，就一面据实参奏，一面传旨将他们二人解任，令其返回内地，交由李侍尧请旨办理。水师提督的印务交给柴大纪暂代，陆路提督的印务交给郝壮猷暂代，等候朕另降谕旨。朕办理军务，纪律一向严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凡是能够建立功绩、取得成功的人，一定格外加恩；例如阿桂在金川奏凯，就赏给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以彰显特别宠异。那些贻误军机、浪费军饷、临阵失机的人，也无不置于重典之下；这些事历历可数，难道黄仕简、任承恩还不知道吗？即使常青刚刚升任总督，办理事务的时间还不长，但他历任中外官职多年，自然应当知道朕用人的原则；既然已经由朕特别交给他查办，也不能徇私回护。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福建省擒获台湾贼匪杨咏等人，供出天地会的根源始于广东和尚洪二房以及朱姓之人；此前浙闽督臣常青曾发咨文会同查拿，后来审讯许阿协等犯人，都不能据实指出，而杨咏所供出的后溪凤花亭也还没有查到。现在惠来海口又盘获福建省漳州人陈孟琴等七人，恐怕也是会匪党羽；许阿协等犯人应暂缓解送京城，以备对质审讯。报知此事。二十二日（庚申），谕令说：总兵柴大纪督率官兵和义勇保护郡城，最为出力，值得嘉奖；郝壮猷在南路一带督兵攻剿，杀死许多贼匪，也属于认真奋勉；自然应当酌情加恩，以表示奖励。着常青查明两人如果尚未赏过花翎，就传旨加恩赏戴；命令他们更加奋勉，各自带领官兵分路剿捕，以期迅速办成。至于黄仕简、任承恩不亲临战阵，贻误军机；已经降旨命令常青查明后立即参奏、解任，将水师、陆路提督的印务交给柴大纪、郝壮猷暂代。常青务必迅速渡海前往台湾，遵照各次所降谕旨，督率柴大纪等分别带兵随机妥善办理。黄仕简、任承恩，并着先行摘去花翎。

译二十五日（癸亥），谕令军机大臣等：连日盼望台湾捷报，心情十分焦急；今日黄仕简有六百里加急奏报送到，朕以为一定是奏报剿贼情形；等到打开细看，竟是接到恩赏和回复谕旨，对于剿捕贼匪的事情竟一个字也没有提，任承恩这几天也没有奏报。这说明黄仕简、任承恩互相观望，都束手无策。朕此前因为黄仕简年老患病，一听说贼匪滋事，就带兵亲赴台湾，多次降下温和的旨意加以奖谕；还命令他加意调养，不要过度劳累，并赏给荷包等物。朕已年高，却如此周到地体恤他，黄仕简应当怎样感激图报，以安慰朕焦急的心情；也应当把自己蒙受恩遇深重、即使年老病后仍应身先士卒剿灭贼匪以图报效等情由，恳切地叙述出来。即使不是出于至诚，也应当敷衍着写几句谢恩的话；可是他竟然对这些事情一句也没有提。难道朕眷念老臣，而黄仕简反而不知道体察年高的君主日夜焦劳的心意吗？着常青到那里后，立即把这道旨意拿去诘问黄仕简，严加申饬。况且总兵普吉保一到台湾，就率领官兵亲自前往诸罗一带，同柴大纪会合，随机进剿。普吉保身为满洲人，遇事很能奋勉；黄仕简在御前行走，不是外省那些不明事理的提督可比，却安然坐视，难道竟还不如普吉保吗！而且台湾原来设置的兵丁并不少，黄仕简等多次派兵进剿，只是命令郝壮猷、徐鼎士等带领所派的兵分路剿捕；至于台湾本地的官兵，却没有奏报准备如何调拨。如今普吉保已经带领延建及水师兵一千六百人前往诸罗，黄仕简就应当督率他们亲自前往，为什么只把事情交给该镇！黄仕简竟像置身事外，难道是因为患病而气馁，观望不前吗？至于任承恩年富力强，更不能以年老有病作为借口。可是他驻扎彰化，并不带兵亲自前往贼匪巢穴奋力剿杀，竟像温福在木果木时把将领、官兵分散到各处，以致贼众乘隙偷袭，终于导致失败的情形一样。这件事刚发生时，朕还不十分在意，认为不过是乌合之众突然作乱，黄仕简一到就可以捕灭干净；没想到他们二人竟敢这样拖延观望，实在出乎意料！现在据黄仕简奏报，擒获的贼匪蔡绍等供称，贼首林爽文等聚集在斗六门，气势仍然猖獗，还想再次进攻诸罗。而任承恩、柴大纪都说有“官兵单薄，需要调拨兵力接应”的话。虽然已经由普吉保率领原先带来的兵一千六百人前往协同剿捕，但恐怕贼伙人数较多，黄仕简、任承恩屡次派官兵分路堵防、零散交战，倘若其中一路兵马稍有失利，其余官兵虽多，也必然因此气馁。假如贼匪看到黄仕简等毫无筹划，便乘隙猖狂，或者再有挫败，就更值得忧虑。常青到台湾后，务必察看情形：如果确实必须增添兵力，就一面具奏，一面发咨文通知李侍尧，让他从附近各营再调拨二三千人迅速渡海到台湾，以供策应。李侍尧接到咨文后，立即加急调兵配渡，不得延误。至于常青经朕特别派遣前往台湾督办剿捕各项事务，固然应当亲自督率官兵、调度指挥；但他身为总督大臣，按理应当持重，在临阵交战时察度时机，权衡事情轻重。这件事已经专门交给常青一人办理，他应当坚持主见，勇往直前；斟酌事务，运筹决胜。二十七日（乙丑），谕令军机大臣等：此前因为林爽文等不过是乌合的匪犯聚众滋事，各省却仓促纷纷征调兵力，办理得过于张皇，恐怕内地百姓听闻后产生惊恐，所以谕令停止。如今黄仕简、任承恩二人到台湾后，并不亲自带领官兵迅速追捕，只是一味因循怯懦，互相观望，以致贼匪还没有扑灭；已经命令常青迅速前往台湾，切实督率会剿，自然不难一鼓歼灭擒获。但恐怕贼人自知罪不可赦，凭借险要抗拒防守，或者又有需要增添兵力的地方。因此，此前广东省已经派调的兵力，现在自然不便全部撤回归队，仍应在交界处酌情暂时驻留；如果常青到台湾后察看贼匪情形，仍需兵力接济，就一面据实具奏，一面通知孙士毅调取使用，这样更加便利迅速。此时图萨布想来已经回任，孙士毅正应在潮州一带往来稽查，使台湾匪犯知道总督在那里督促擒拿，不敢暗中逃窜进入境内；而且潮州距离福建较近，该督亲自督率官兵就近驻扎，更足以壮大声势、提供策应，对于搜捕余匪也有益处。又谕令：今日柴大纪奏报《克复诸罗县城》一折，仍是转述黄仕简奏报的情形，所奏已经迟了。至于台湾本来设置有重兵，黄仕简现在带有本标兵丁，却没有亲自临阵，又把参将潘韬用于剿贼的三百名兵留驻郡城，只是打算保护自己；没想到黄仕简怯懦无能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常青已经先行抵达台湾，着将柴大纪的奏折发交常青阅看；并命令常青到达后，严查黄仕简所带本标官兵以及台湾原有兵丁现在作何使用、为什么又把参将潘韬的三百名兵留在郡城防守等情形，一并查明，据实参奏。并将何日抵达台湾、如何筹划办理剿捕等情形，迅速具奏。

译又传谕说：“台湾不过是海外一隅，户口不如内地繁多；林爽文等仓促起事，当地百姓必定不肯全部被胁迫跟从。况且据该提督、总兵等接连奏报，各路攻剿贼匪都有义民、乡勇协同出力；百姓中被贼匪胁迫诱骗入伙的，究竟不多。然而该提督、总兵等接连奏报，动辄说贼匪有一万多人或几千人不等；如果真如所说，岂不是台湾人全都是贼党？而且每次交战，又动辄说杀贼数百，或说杀贼无数；如果属实，贼匪几乎已被杀尽，为何还说其势力猖獗？看来都是绿营将弁用修饰之词谎报，既可以掩饰自己的怯懦，又可以借此冒领功劳。此前已有旨意，命常青秉公严查。该督到台湾后，务必遵照前旨彻底查明，不得任其蒙混。至于这件事，完全是黄仕简、任承恩因循畏惧，以致拖延时日，贼人因此得以乘隙重新纠集，像蚂蚁聚集一样结成群体，未能迅速扑灭。常青到台湾后，务必用心调度，并加以激励。如果能够凭现有官兵一举消灭贼众，当然最好；如果必须增兵接济，就遵照昨日下达的谕旨，一面具奏，一面火速调遣内地以及广东省附近的兵丁使用，以求妥善迅速办成此事。” 如果贼匪本来并不多，竟是绿营官弁增加数字、谎报军情，就一定要据实严厉参奏，以示警戒，不得稍加回护。” 二十九日（丁卯），谕告军机大臣说：“刘志贤一案，先前已有旨意命该督等派员押解进京审办。如今既已审讯明白没有重要情节，已经先行斩首并枭示；这是因为没有接到前旨，才这样办理。但该犯身为县书，接受贼匪伪授的官职，他的子嗣不能宽宥；即使不至于判处死刑，也应发往伊犁，交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罚警戒。着常青抵达台湾后，立即查明并遵照办理。又据前次奏报，海坛官兵赴台湾剿贼，船到澎湖洋面突然遭遇狂风，淹死各员弁、兵丁等人，实在令人怜悯！着常青查明后，照例移咨部分别议定抚恤。受伤且病势严重的，立即酌情加赏，以表示体恤。再者，先前因徐嗣曾等为覆奏事件从六百里加急奏报，徒然劳累驿递，朕曾下旨训谕。但现在贼匪尚未扑灭，着传谕徐嗣曾：如果眼下得到剿贼捷报及紧要信息，仍应由六百里加急迅速奏报；寻常覆奏事件，就遵照前旨，不必纷纷奔驰递送，以节省邮传。至于李侍尧由京城赴福建，只在浙江途中递过一次奏折。” 虽然该督到泉州、厦门还需要一些时日，但这时应当早已进入福建境内，接见属员并查看禀报，对于近日剿贼情形也一定能够得到消息，理应入境后随时具奏；为什么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难道该督竟不知道朕悬切盼望军报，日夜焦虑操劳、片刻不能释怀吗！”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五。三月己巳朔，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报：“二月初三日，接到任承恩的公文，说：‘现在分兵进攻贼匪巢穴，需要增添兵力。’臣立即飞檄命徐鼎士带兵前往鹿港剿捕，合计北路官兵共有七千名，足以进行剿灭。至于南路贼伙虽然屡次被官兵剿杀，但岗山的贼势仍然十分猖獗；现在又派拨官兵从后路抄袭，与郝壮猷等会合夹攻，希望迅速消灭。又，柴大纪所擒获的伪官侯辰等五人押解到郡，后来侯辰、吴映、张请先三人先后病危，立即依法处死。只是台湾办理的犯人很多，实在恐怕不便；以后擒获的犯人，应请押解交给督臣办理。”汀州镇总兵普吉保奏报：“提臣任承恩先前报告林爽文潜回大里杙，势力又重新猖獗；臣随即于二月初七日从诸罗起程，带兵会同剿捕。到大埔尾地方，有一千多名贼匪迎面拒敌；臣立即督兵进攻剿杀，擒获贼首张贵等四人，杀死许多贼人。初十日抵达鹿港，就将张贵等审讯明白后处死。现在正与提臣任承恩整合兵力，筹划剿灭贼巢。” 谕告军机大臣等说：“这件事刚开始时，柴大纪只能在险要处所进行堵截防御，自然不能进攻贼巢，把贼匪全部擒获。如今大军云集，黄仕简却只安坐在郡城，留下兵力保卫自己；而且还说台湾擒获的犯人，当地不便办理很多人，这更不像话；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他的畏惧怯懦。任承恩也以巡防堵御为借口，把弁兵零星分派出去交战；两人都不亲自会合部队前往剿捕。这样办理，什么时候才能了结？自古用兵的道理是，合在一起势力强盛，分散开来力量单薄；黄仕简、任承恩带兵前往时，不仅官兵不应零星分派，乡勇、义民等也应加以鼓舞，使他们同官兵聚集在一处。这样他们看到军威壮盛，才会更加奋勇，踊跃办事。可是该提督等这样毫无筹划，导致军队士气不能振作。如果义勇等稍有失利，其中善良的人即使不至于跟随贼匪，也很难指望他们仍像以前那样出力；其中狡猾的人甚至可能转而被贼匪利用，另生事端，那还成什么体统！着将今日朕朱批普吉保的各件奏折发交常青阅看。该督一到台湾，就把交给他查办的黄仕简、任承恩延误军务的情形详细查清；并将朕今日批示的情况当面严加审讯后具奏，不得稍存回护。再者，任承恩奏折中所说各路贼匪，动辄从数百到数千人不等；但斩获的贼匪首级不过一二十颗，生擒的不过一二人，看来都不真实。也着常青一并严查，不得任其蒙混。又据昨日徐嗣曾派员将接受贼匪伪职的逆犯高文麟等三人押解到达，命军机大臣审查，查出林爽文等人与通事杜美勾结生番，企图将来逃入内山藏匿等事。着将原审奏片发交常青阅看，命他严密搜查；不要让首要各犯逃入内山，以致耽误将他们公开处死。事情办完后，立即重新勘定内外界址，以求周密，不致再次滋生事端。对于平日防守疏忽的文武员弁，也一并查明参奏；并将杜美一犯严厉缉拿，务必擒获，押解进京审办。”

译初四日（壬申），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先前认为贼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难立即扑灭；因此曾谕令常青到台湾后，就命任承恩来京，由常青在那里督同黄仕简办理搜捕事务。如今任承恩、黄仕简都不带兵前进，竟然还不如从前，实在不可依靠了。就像常青奏折中所说：‘贼匪退守巢穴，在诸罗的斗六门、大里杙等处聚集滋扰，任承恩所带兵力显得单薄。’又如李侍尧奏称：‘如今两位提臣在南北两处的消息，虽然已经从海边互相通知，但腹地道路还没有相通。’贼匪既然聚集在斗六门、大里杙等处，两位提督如果彼此联络，奋勇夹攻，军威壮盛，自然可以迅速捣毁贼巢；怎么会让贼匪凭险聚集，而文报还要从海边互相传递！他们二人观望延误的罪责已经无法免除，朕曾多次下旨交常青到当地严查参奏。该督这件奏折应当是在没有接到谕旨时发出的；料想现在该督已经能够到达，务必遵照朕旨秉公严加审讯，据实具奏，不可稍有姑息。” 至于一切剿贼善后事务，全靠常青妥善协调办理；该督必须在奋勇进取的同时特别注意稳重，以期按期办成此事，来慰藉朕的忧虑。兵丁接应、口粮供应以及稽查内地各处口岸，也都是要务；李侍尧一向能够办事，自然能够就近妥善办理，不至于耽误。既然奏报台湾军务由常青专折具奏，李侍尧就不再通过驿站驰奏；这个安排很对。本来就应当如此，以节省驿马劳苦。” 初五日（癸酉），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昨天据李侍尧奏称：‘两位提臣在南北各处的消息，虽然已经从海边互相通知，但腹地道路还没有相通。’再查看总兵普吉保的奏折，却说：‘从台湾郡城带兵先抵达诸罗，初十日到鹿港，与任承恩共同筹划剿贼。’该镇虽然在大埔尾等处曾遇贼交战，但既然从郡城直达鹿港，并没有被贼匪阻挡；从这种情形看，必定是贼人聚集在斗六门、大里杙等处，传递文报时只身往来，或许是害怕贼人突然出来滋扰伤害；如果带兵前往，也不担心途中受阻。想来李侍尧刚进入福建境内，不可能立即知道当地情形，是地方官禀报后，他便据此入奏。他所说道路未通之处，本来就不确实；如今普吉保既然能够带兵从郡城前往鹿港，难道黄仕简、任承恩偏偏不能行进吗！况且黄仕简带兵到那里后，贼人并没有再来；可见贼人知道官兵势力强盛，已经畏惧躲避，不敢再来。即使贼人再次来到郡城，黄仕简正可以迎面截击杀贼，不应反而躲避贼众；难道贼人一天不来，黄仕简就一步也不前进吗！” 何况昨天据押解到案的贼伙杨咏等供称：“林爽文与通事杜美勾结生番，企图将来逃入内山。”如果贼人逃入内山，长期不出来，难道黄仕简、任承恩还要终年留在郡城固守，竟不进入内山搜捕吗？昨天据该督奏称：“二十日从泉州起身前往。”如果风向、水路顺利，估计此时早已到达台湾，为什么还没有见到他的奏报？此事全靠常青妥善督办，迅速取得成功；朕对此盼望非常迫切，不能像黄仕简、任承恩那样毫无筹划，坐视耽误！” 初八日（丙子），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汀州镇总兵普吉保奏报：“本月十三日，林爽文带领贼众从番婆庄来攻鹿港，臣任承恩立即督令游击穆腾额等领兵堵御；臣普吉保领兵抄截后路。到番仔沟时，看见贼众放火焚烧村庄，官兵奋勇攻击，杀死许多贼人，擒获匪伙郑实等十六人，以及鎗、炮、刀、矛等多件，搜获书信三封，随即将郑实等审明后处死。署参将马元勋同日在埔心庄遇到三四千名贼人来攻，该署参将奋力追杀，贼人败退。搜获书信二封；生擒一名女犯，审讯得知她是被贼匪逼迫裸露身体出阵，希望能够厌胜鎗炮，当即处死。书信共五封，另行移送督臣查核。”谕告军机大臣说：“林爽文既然敢亲自到鹿港滋扰，就是自己来送死；任承恩正应亲自带领弁兵迎头痛击，将首恶擒住，这样其余附和者自然会纷纷瓦解。为什么任承恩不亲自擒捕，只派游击等人与贼交战？而且任承恩与普吉保现在在一处，普吉保既然带兵剿贼，任承恩却安坐在鹿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难道是想借别人的力量成事，还是等着贼人自行毙命吗？实在不合情理！况且贼将把掠来的妇女逼迫裸露身体出阵，希望能够厌胜鎗炮；可见贼势已经穷途末路，行径可笑，不难一鼓擒灭。然而任承恩一味畏惧怯懦，拖延不进。照这种情形看，如今贼匪还没有扑灭，竟然是任承恩与黄仕简始终彼此观望，耽误了紧要军务。过去黄仕简办事还知道奋勉，这次因为有任承恩同行，才产生观望；假如任承恩不去台湾，由黄仕简专办此事，无从推诿，说不定反而不会怯懦到这种地步。任承恩绝不能再留在那里，以免败坏士气；着常青一到台湾，就传旨命任承恩立即赴京，听候旨意。陆路提督的员缺，先前已有旨意交郝壮猷暂行署理。但行军期间，必须对奋勉出力的人员加以鼓舞，以激励军队；并着常青在普吉保、郝壮猷二人中考察谁更出力，一面奏报，一面立即把陆路提督一职交给他署理，以示鼓励。至于黄仕简，如果查明确实贻误军务，也不能留在那里；就遵照前旨，将他解任，送回内地，请旨办理。” 水师提督的印务，交柴大纪暂行署理；等候另降谕旨。”

译十一日（己卯），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常青在二十二日已经到达厦门，一有顺风，就应当开船出发；关于兵粮、军械等一切事务，臣已经筹划妥当，分路运输。又接到任承恩的公文，得知十三日大举剿杀贼匪，移送贼匪书信五封，谨封好呈览。但公文说有五纸，现在只有四纸。又，福建省所有副将、参将、游击大多奉派出师，如今内地各营只有参将七员、游击七员，不足以显示军威严整；现在拟从浙江省副将、参将、游击中酌情派四五员来福建备用。”谕告军机大臣说：“黄仕简自二月奏报以后，又过了十多天，仍没有收到续报，这位提督究竟办理了什么？至于任承恩竟安坐在鹿港，想要借别人的力量成事，实在不合情理！比如搜出贼尸所带的结盟底稿和结盟书信，本应随奏折一同进呈；却反而行文送给总督，而且书信底稿说有五纸，却只有四纸，足以看出他耽误事情很严重。再者，柴大纪在贼匪起事时保守郡城，还能奋勇作战，近来却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奋勇出力；而且一直没有奏折，这必定是该提督等彼此观望，该镇等也产生懈怠心理：黄仕简、任承恩的罪责更加无法推卸。着常青一到台湾，就遵照历次谕旨严厉查办参奏，不得稍有徇私。至于查看搜出的贼匪所带书信，其中有‘由休生等门会齐’的话。贼匪这些么■〈麻上骨下〉乌合之众，尚且知道八门遁甲之法；但这不过是鬼蜮伎俩，借此煽惑人心。官兵以顺讨逆、以正除邪，不难将其全部扑灭。这件事只在于常青相机调度，以期迅速取得小功。又，查看搜出的贼匪书稿，其中有广东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洪二房和尚以及朱姓犯人的名字，朕曾谕令孙士毅秘密迅速查拿。此前据该督覆奏，已经加紧严密缉捕；到现在是否已经擒获，还没有看到续行奏报。这些都是要犯，着孙士毅务必严厉命令所属设法跟踪缉捕，不得让他们逃远漏网。” 十二日（庚辰），谕说：“常青题奏参劾‘怠惰玩忽、废弛职守的诏安营守备毛天俊，请求下旨革职’一案。福建省正值派拨弁兵剿捕台湾逆匪之时，该守备负责管理汛地海口，却不亲自巡视查察，怎么知道不是故意怠惰玩忽，想借请求参革来达到逃避带兵作战的私心？情节实在可恶！毛天俊着革职，仍在当地戴枷示众；等军务完成后，再释放枷锁，充军服徒，以示惩罚警戒。” 谕告军机大臣说：“任承恩一味拖延观望，直到现在才同普吉保亲自带兵进剿。但这次能够剿杀贼匪，也是因为普吉保亲自督率游击等进攻关口八卦山各处贼匪的村庄、栅寨，而任承恩不过是在西门一路从后方推进，进入彰化城内外搜查窝藏的贼匪，并没有亲自到贼巢。他所说出其不意、派兵痛剿，大概也是普吉保的主意；任承恩只是借别人之力成事，这么多天究竟办了什么？况且该提督此前既然心怀怯懦，这次所说亲自督率官兵分路夹攻的情形，恐怕也不能全部相信。何况贼匪已经屡次被官兵剿杀，而这次任承恩奏折中又说‘官兵奋力，杀贼无数’；这样贼匪几乎已经被杀尽，为什么奏折中又说贼势仍在蔓延，南北官兵还不能会合？看来都是绿营将弁用修饰之词谎报，既可以掩饰怯懦，又可以借此冒功；所说的实在不可信。着常青立即秉公严查：任承恩是否亲自带兵到八卦山交战，以及所报告的杀贼数目是否确实；如果有捏造修饰、虚报军情的情节，就立即据实参奏。” 十三日（辛巳），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总兵郝壮猷一路的官兵于二月二十一日收复凤山县城，北路贼匪必定闻风震慑。如果凤山不需要重兵，就可以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北路。”又查出逆匪林爽文伪造的告示三张，谨慎封固后呈览。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官兵已经收复凤山县城，南路贼匪既已溃散逃窜，剿捕干净并不困难。黄仕简应当立即督率将弁迅速赶赴北路，会合任承恩分路夹攻，以期一举办成；可是他竟然仍安坐郡城，按兵不动。任承恩也只在贼匪来扰时派遣弁兵零星堵御，并没有亲自带兵直抵贼巢。李侍尧心思周密，早已看出他们二人误事。但黄仕简承袭公爵，长期担任提督，平素受到的恩遇较优；任承恩又是任举的儿子，朕顾念他父亲过去的功劳，特意加以录用、提升到提督，因此难免对他二人稍微留些情面，所以不肯直截了当地奏报。但这位提督因循拖延、贻误军务，朕在数千里之外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何况李侍尧驻扎泉州，耳目更近，而所属文武员弁中也一定有人议论此事、探听情形后向他禀报。” 现在已经多次下旨，命常青严厉查办；李侍尧如果有所见闻，也应据实具奏，不必稍有顾忌和隐瞒。至于逆匪林爽文竟敢擅自称用年号，其悖逆行为罪大恶极，天地都不能容忍；将来擒获逆首后，一定要依法严厉处置，以申明国家法典，快慰人心。现在常青只应申明纪律，鼓舞士气，使营垒面貌焕然一新，人人尽力作战；以期擒获首要及党羽，迅速办成此事。”

译十四日（壬午），谕告军机大臣说：“黄仕简奏报‘剿灭南路贼匪、收复凤山县城’的奏折，其中所陈述的功劳实际都是罪状，而且一味用修饰之词推托。比如该提督在奏折中既然说‘南路的岗山、仑仔顶等处都是贼匪巢穴，势力十分猖獗’，就应当赶紧一举扑灭；为什么不亲自率领弁兵前往剿捕，却只是增派官兵，飞檄命该镇将等进攻？这样东面堵截、西面防御，疲于奔走，恰好足以被贼匪轻视；这些么■〈麻上骨下〉草寇自然毫无顾忌，人数一天比一天多。至于游击郑篙等分路进攻凤山、收复城池时，他仍然安然坐守，也不亲自前往；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奏折中又说‘官兵屡次剿贼，余匪向东迁徙、向西奔逃，到处都有贼踪’等话。黄仕简不能亲自到贼巢擒获首逆，导致贼伙蔓延结集，却还说‘除尽根株，不留余孽’！他自己试想，几个月以来究竟办了什么，贼势还这样猖獗？只是同任承恩互相推诿，不是他们二人贻误又是什么，竟然还厚着脸皮说这种话吗？况且大军云集，各县都已经陆续收复；难道反而要担心台湾郡城会发生意外疏漏吗！可是黄仕简仍然声称是在守城，显然是借口掩饰，以文饰自己拖延观望的罪过。着将黄仕简的原奏折发交常青阅看，逐一向黄仕简严厉审问。至于黄仕简、任承恩始终贻误紧要军机，罪责很重，必须逮捕审问。常青到台湾后，遵照前旨，先将他们二人的花翎摘去；命任承恩从北路返回内地厦门，不要让他们二人同在一处，以免彼此照应、串通捏造。并着李侍尧在任承恩到达后，立即派员押解进京；黄仕简留在厦门等候旨意。常青、李侍尧此时应当谨慎秘密办理，不可稍微泄露迹象；另候谕旨处理。想来也不会太久，等常青的奏报送到，就会有旨意下达。至于常青现在亲自抵达台湾，应当遵照历次下达的谕旨用心筹划，统率各路官兵亲自前往贼巢，一举剿灭，以期迅速取得小功。” 十五日（癸未），谕说：“孙士毅奏称：‘李世荣勒索站规一案中，部议拟降级的各员，先前已经奏明暂缓离任，命他们查拿福建省的匪犯。这些官员办理尚且认真；等部里选派的人员到广东后，再命该州县六员按照惯例离任。’现在福建省正值剿捕贼匪之时，广东惠州、潮州一带与福建接壤，沿海口岸必定有残余贼匪偷渡；前案中拟降调的所有官员，都着准许留在当地协同缉捕，统等台湾军务完成后，再行发给咨文。该部知道。” 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后来擒获的天地会匪犯林功裕供出朱洪德、洪李桃二犯，他们的行迹与福建省先前供出的洪二和尚及朱姓犯人相同；已经移咨福建省严密缉捕。”谕说：“此案中倡导结会结盟、煽惑人心的首犯，不能不严密缉捕务必擒获，并追查党羽，以彻底追究根源。现在据供词得知，他们的姓名、住址都在福建省，而且还有记号、歌诀相互传递约定，抢夺财物。可见这些犯人在福建省结会滋事，竟然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们的党羽必定很多；不难跟踪缉捕，彻底查办。李侍尧现在驻扎蚶江，筹办军粮等一切事务及善后事宜，自然不能分身前往。徐嗣曾在漳州、泉州一带的海口督查，暂时没有紧要事务；着该抚亲自前往各处，将朱洪德、洪李桃二犯严密缉捕务必擒获，审明其同伙，一面按姓名查拿，一面立即派能干的官员将二犯迅速押解进京，归案审办。该抚务必不动声色，严密、妥善、迅速办理，不得让奸徒漏网。”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六。十六日（申申），谕说：“昨天据琅玕参奏：‘署理西安县试用知县张义路，将兵部发递给福建的奏事夹板误送到江西。’已经下旨将有关人员分别革职、戴枷示众，发往军台效力，以示惩戒。现在正值台湾剿捕贼匪之时，传递军报最为重要。这份夹板既然误送到江西，何裕城接到属员禀报后，按理应一面具奏，一面行文查问浙江省；为什么该抚不奏报，只用一份咨文了事？假如琅玕也不据实参奏，这些犯错误事的劣员竟可侥幸免于参处，各省驿站哪里会知道警戒畏惧！台湾逆匪虽然只是么■〈麻上骨下〉草寇，容易办成；但将来如果遇到紧要军务也发生这样的错误，难道不会误事吗！何裕城显然是顾及浙江省，不肯参奏；外省官员互相包庇的积习，真是牢不可破。除传旨严厉申斥外，仍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

译二十一日（己丑），谕说：“台湾逆匪林爽文等纠集众人滋事，水、陆两位提督带兵分路进剿，却不亲临阵前，约定日期会攻；黄仕简困守郡城，任承恩安居鹿仔港，只派将弁等零星交战。两人彼此观望，不想从根本上首先进攻，只顾拖延；导致贼匪长期未能扑灭。朕已经多次下旨严厉训斥，并谕令常青前往台湾督办，将黄仕简、任承恩贻误军务的地方据实严查参奏。现在据李侍尧奏报‘军务情形’一折，其中说‘南北两路该提督、总兵等各有牵制，不免白白耗费时日’等话；果然不出朕所料。黄仕简受朕恩遇最久，平日办事还算勤勉，却在剿捕逆匪一事上毫无筹划，安坐郡城因循玩误，本来就应当逮捕治罪；姑且念他年老，又在病后，黄仕简就遵照前旨送回厦门内地等候旨意。水师提督一职，着郝壮猷暂行署理。至于任承恩，朕屡次破格提拔，任用到提督，而且还是他自己请求前往台湾剿贼；他年力正强，理应加倍奋勉，以期迅速办成此事。” 可是他也迟疑畏惧，并不亲自督率将弁紧追剿杀，反而同黄仕简互相推卸，实在辜负朕的恩典。先前已有旨意命常青将任承恩解任，送回内地。等他到达后，就传旨革职，逮捕交刑部治罪；并着李侍尧派妥善的官员押解他进京。陆路提督一职，先前因为柴大纪保守郡城，还算出力，本来想提拔任用他。但柴大纪在林爽文等滋事以前，不能预先防范，以致逆匪蔓延，本来就有罪；况且台湾原来设置的兵额有一万多人，该镇督率守城的兵不过一千多人，其余兵丁现在作何用途？柴大纪并没有奏明，实在有应得的罪责。将来事情办完后，如果查明他确实能够像以前一样奋勇效力，也只能用功劳抵偿罪责，不应再得到优先提拔。福建省陆路提督的员缺，着蓝元枚调补；空缺的江南提督员缺，着陈杰补授。陈杰对于江南营中硝磺缺额一事据实陈奏，并不徇私，实在值得嘉奖；如今李世杰等因此获罪，或许该督等人心中怀有嫌怨，也在所难免。” 因此朕反而加以升擢，用来表示劝善惩恶。把这些谕旨一并传谕知悉。” 又传谕说：“李侍尧也已经看出黄仕简、任承恩二人贻误军务的情形，只是他的奏报未免稍迟。现在只盼望常青到那里后大力振作，才能取得胜利。如果该督到达后能一举歼灭擒获贼匪，自然最好；如果贼匪凭险据守，剿捕稍需时日，就应当酌量增调兵丁，以期迅速办成。但福建省留在营中的兵已经很少，而且该省兵力已经松弛，如今派往台湾的兵又零星交战、再次气馁，更恐怕不能发挥作用；不如就近从广东省挑选预备兵。李侍尧已经考虑到这一点，行文通知孙士毅秘密调备，安排还算周到。只是广东省准备的兵既然有四千名，恐怕陆廷柱一人不能照料。高廉镇总兵梁朝桂曾在军营作战，对军务自然熟悉；着孙士毅立即秘密发文给该镇，命他迅速前往闽、粤交界处驻扎，听候调遣。至于台湾额定设置的兵共有一万多人，林爽文滋事时，是怎样调拨防堵的？为什么柴大纪在盐埕桥拒守时，也只带了一千几百名兵？其余兵丁又在哪里？柴大纪这次保护郡城虽然算是出力，但近来逐渐显出观望不前的情形；着常青到台湾后，一并查明，据实具奏。又据李侍尧奏称：‘漳州、泉州一带民情轻浮强悍，近来逐渐安定；广东省咨文要求缉拿的天地会各犯，现在秘密登记保存，等事情办完后再行办理。’办理得很对。着孙士毅立即按照李侍尧奏报，将现在擒获的各犯暂时监禁；等事情办完后再行处理。” 二十二日（庚寅），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昨天已经下旨，将任承恩革职逮捕审问，黄仕简撤回厦门。水师提督的员缺，就命蓝元枚调补。至于陆路提督的员缺，除柴大纪还要看他今后如何奋勉、以功抵罪外，其余总兵郝壮猷、普吉保二人现在带兵在台湾作战，还算勤勉；常泰虽未带兵前往剿贼，但在漳州一带弹压地方，也算镇定有方。该镇是朕简拔调任的人，着传谕常青、李侍尧在郝壮猷、普吉保、常泰三人中考察谁最出力、才干足以胜任提督，保举一人。一面将陆路提督印务交给他署理；一面会同据实具奏，等候朕简选任命。”

译二十三日（辛卯），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台湾刚开始发生事变时，朕就不愿任承恩前往，是担心两人不相统属，难免出现推诿观望的事情。因此调李侍尧补任闽浙总督，并命常青前往台湾督办，以防缓慢拖延而不能应急。幸亏朕事先作了各种安排；否则，那里只有常青一人，既不能分身前往，而黄仕简、任承恩如今竟这样因循误事，贼匪日久蔓延，假如乘机另生枝节，导致重蹈从前朱一贵滋扰的旧辙，或者竟像木果木失事那样，岂不又成什么体统！如今李侍尧果然看出该提督、总兵彼此观望，白白浪费时日，贼党日益增多，兵士士气逐渐低落，于是没有等常青通知，就飞檄广东省；现在预先派出的将弁、兵丁能够按期起程，筹办得非常周到，处处合乎时机，很使朕欣慰。只是广东省预备的兵既有四千名，恐怕陆廷柱一人不能照料，已经下旨命梁朝桂前往闽、粤交界处听候调遣；着孙士毅立即飞檄梁朝桂迅速前往，带兵赴鹿仔港努力会同剿捕。从前贼匪刚起事时，孙士毅调发弁兵前去策应，朕认为本省兵力已经充足，所以降旨命令撤回；现在又必须征调，虽然好像多费了一番往返劳苦，但实际上正有撤回之益。假如当时广东兵早已抵达台湾，不过是分属任承恩、黄仕简二人带领，仍然被派去零星作战；这些兵丁看到福建兵不能取胜，士气必定日渐低落，只会使有用的兵也变成无用。此次新调的兵刚到台湾，就听从常青带领；他们的锐气正盛，正可以利用这股新生力量，反而有益于军务。至于黄仕简、任承恩玩忽误事、贻误紧要军务的罪责，都应当依法处死。但考虑到黄仕简年老，又是在病后，而且他以前办事还算勤勉，姑且免他一死；命他退职废居家中，自己反省过错。所有公爵，仍加恩准许他的长孙承袭。至于任承恩的父亲任举过去在金川阵亡，任承恩现在又没有子嗣；朕顾念他父亲过去的功劳，不忍使为忠诚捐躯者断绝后代。任承恩等刑部按例拟定罪名具奏时，还可以加恩免他一死。但贻误军务、糜费军饷的罪过，他们二人即使死一百次也难以赎清；如果让侥幸保全性命的人安享丰厚待遇，就不足以显示整顿军队、惩戒废弛的警示。将来事情办完后，所有因多拖延时日而耗费的军需银两，都应当在黄仕简、任承恩名下追缴赔偿，以示惩罚警戒。” 至于常青在初六日出海，现在早已抵达台湾；务必遵照历次下达的谕旨竭尽全力筹划，妥善迅速督办。” 二十四日（壬辰），谕告军机大臣说：“徐鼎士在上年十二月就已经由常青、徐嗣曾派遣，带一千五百名兵赴台湾进剿，但这位副将屡次声称因风受阻，直到二月初旬才据禀报陆续前往淡水，已经难免拖延。到了鹿仔港后，始终没有报告杀死一个贼人；现在任承恩发檄命他带兵会攻，他又以艋舺百姓恳求留驻为借口，并没有前往会剿。看来归根结底是有意逗留，畏惧怯懦不肯前进，借口掩饰；不能不严厉查办。行军用兵最重要的是纪律严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如果将弁临阵出征时心怀怯懦，只害怕遇到贼匪交战而畏缩退避，却可以侥幸无事，使人人都仿效，那么将弁、兵丁谁肯奋勇直前、拼命效死？着常青立即严查：该副将前往台湾是否迟误，以及现在任承恩檄调他为何没有前往会剿？如果徐鼎士确有畏缩逗留、借词规避的情形，就应立即逮捕审问，据实参奏；应当按照军法从重办理，使在事兵弁都知道警戒畏惧。并着李侍尧一并严密访查，据实参奏。” 至于柴大纪自从派往诸罗以后，在一切剿捕事务上都不能像从前那样出力；也着常青一并查明奏报。” 二十六日（甲午），谕告军机大臣等：黄仕简、任承恩在本月十三、十四等日奏报送到以后，至今将近半个月，为什么仍然没有把围剿捕捉贼匪的情形随时奏报？何况朕因为黄仕简畏缩不前，所以特意派常青前去督办；他们二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假如稍有人心，就应当自己感到惭愧和害怕，趁常青还没有到达以前，亲自带领将弁兵丁迅速进剿，希望以功劳抵偿罪过。可是竟然过了这么多天，仍没有把如何剿捕的情形写成奏折加急奏报；可见他们二人竟是甘愿颓废懒惰，观望拖延，他们贻误军务的罪责更无可逃避。着令该督查明黄仕简、任承恩在上次发出奏折以后，这十多天在当地办理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没有在奏折中提到一个字，务必据实查明后参奏。

译二十七日（乙未），谕告军机大臣等：今日李侍尧奏到《台湾情形》一折，并抄录海防同知杨廷理的原禀，其中说：自从贼匪闹事以来，大军只是固守，都以兵力单薄、难以远途追捕为借口。比如彰化早已收复，而任承恩驻兵鹿仔港，普吉保驻兵埔心庄；诸罗收复一个多月了，柴大纪却驻兵城外。凤山再次收复后，郝壮猷分驻四座城门，静守不动，黄仕简驻守郡城，因而使贼匪在各路聚集呼啸。现在台湾兵力总计一万三千多人，合在一起就多，分散开来就少。该同知所禀报的这些情形，早就在朕的预料之中。可见兵力由于分散而显得单薄，他们造成的贻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昨天已经降旨，将任承恩革职逮捕审问；又因为黄仕简年老有病，只令革职，撤回内地。他们这样玩忽贻误，二人的罪责完全相同；黄仕简也难以稍加宽宥。着令李侍尧一等黄仕简撤回厦门，就传旨将他一并革职，逮交刑部治罪。该提督等人株守不动、拖延玩忽，使将弁们仿效他们观望，不能早日擒获贼首，致使贼匪得以互相聚集呼啸，逼迫胁制平民；其中不肖之徒势必同贼匪乌合在一起，日积月累，人数越来越多，滋扰蔓延。昨天李侍尧奏报说：增调粤兵四千名，一路由厦门前往鹿耳门，一路由蚶江前往鹿仔港。看这种情形，常青手中的兵力仍未免单薄。着传谕李侍尧：如果粤兵还没有分路配船渡海，就下令他们先赴鹿耳门，直抵台湾府城，使常青处的兵力强盛，足以调遣。如果已经分路配船渡海前进，就着令常青把将要抵达鹿仔港的粤兵也调来会合。常青亲自带领勇敢的将弁前往大里杙贼巢，鼓励将弁兵丁，务必一鼓作气擒获首恶林爽文，其余贼众不难全部扑灭。又看到该同知原禀中说：现在府城、诸罗、彰化之间，各处都有贼人屯集。常青经过这些地方时，途中如果遇到贼匪抵抗，正可痛加歼灭；使贼匪听到风声便胆战心惊，道路没有阻碍，直抵贼巢。这件事全靠常青遵照逐次指示尽心筹办，以解除朕南望台湾的忧虑，不要再走黄仕简、任承恩的老路。至于柴大纪、郝壮猷、普吉保，都是因为两位提臣观望而受到影响，大体上是仿效他们的做法。现在两位提臣已经被逮捕审问，柴大纪三人仿效他们观望的罪过姑且赦免不问，命令他们带兵效力，以功劳赎罪。如果他们也有畏惧退缩、观望拖延的情形，或者不能命令他们效力，就着令常青据实参奏，不得稍有隐瞒。二十八日（丙申），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孙士毅奏报，该省官兵全都在潮州，起程已经是四月中旬，加上配船渡海，四千名官兵陆续全部到达台湾，最早也要到四月下旬；常青在三月初六起锚渡海，不过初十前后就已经抵达台湾。如果一定要等粤兵到达后才进剿，那么完成战事竟要等到五月，岂不是旷日持久？着传谕常青体察情形：如果台湾现有兵力经过鼓励后觉得还可以依靠，就挑选其中精壮的，亲自带到大里杙贼巢痛加歼灭，擒获首逆林爽文，其余附从自然纷纷瓦解，当然最好。如果当地兵力确实不可靠，必须得到接济，或者等粤省分批到达的官兵到来后，估量兵力足以剿捕，再带兵一同前往，使新旧兵力交替使用，这样新到的兵士正当勇气旺盛，原有兵士也心中有所依靠，自然一定能使军容改观；不可拘泥于一定要等粤兵全部到齐后才办理，以致再次拖延。或者台湾现有兵力已经士气低落，必须完全依靠粤兵到齐后才能前往剿捕，常青也不可因为有这道旨意而稍存轻率之见。务必要根据时机妥善办理，每次行动都做到万全，以符合朕的委任。至于粤省尚未起程的官兵，着令孙士毅另行筹划，命令他们一并起行，并先通知李侍尧预备渡船。已经进入福建境内的官兵，着令李侍尧飞檄沿途催促加速前进；李侍尧应当亲自到厦门办理，兵丁一到就立即渡海。总而言之，这件事全是黄仕简、任承恩二人互相观望，致使战事长期不能成功，他们的罪责实在无可逃避。孙士毅驻扎潮州，距离并不远，他对于黄仕简、任承恩玩忽贻误的事情必然有所听闻；着令该督把所听闻的情况据实覆奏，不得稍加回护。本月，予告大学士蔡新奏报说：臣接到朱批谕旨以及御制文章四篇，其中大的方面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小的方面有词章训诂，没有一样不能成为后世世代遵守的准则、众说取舍的标准；臣心中只有感激喜悦，永远发誓不敢忘记。得到朱批说：看了卿这一片诚恳的话，就像亲自见面谈论文章一样。腊月的雪下得很好，正月一切行庆活动都很美好。到了二月十五以后，就稍稍盼望下雨，日子一天天、月份一月月地过去；虽然多次下了小雨，总是没有下得充足。再加上台湾逆贼还没有剿灭干净，近来心情十分焦急忧愁；把《杂言》一章寄给卿看，便可以知道朕的情形。节令物品若干种一并赏赐给卿。御制诗说：九十天的春光减去两天，渐渐很快到了三月末；明天就是初夏，要重新计算时日，美好的春光将任其流向东方。除夕前一天的雪下得很好，滋润万物，景色格外柔美；初春还显稚嫩，中春已经明丽，御花园中百花争相盛放。我已经稍稍生出盼雨之心，哪里肯因为赏花而忘记民间疾苦；三月上、中、下三旬，旱象一天比一天加重。昨天看耕田中的麦苗还很绿，及时降下甘雨，丰收仍然可以期待；可是十天不下雨恐怕就不行了，很难说大田已经播种的田畴能够收成。近来常常云彩刚生起便随风散去，可叹啊，甘霖恐怕还很遥远！何况正盼望台湾传来捷报，却因庸臣失职违法而更加烦闷愤怒。《杂言》本是用来排遣烦闷的，却写不成章，惭愧难当，连措辞也感到窘迫。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七。《清高宗实录选辑》第三 乾隆五十二年 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五十二年

译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夏四月初二日（己亥），谕告军机大臣等：康熙年间奸民朱一贵聚众滋扰，经提督施世骠统领大军，全都从厦门进剿，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收复台湾、完成战事。这是因为大军在厦门会合后从一路进攻，声势威武强盛，贼匪望风而胆寒，所以能够一举歼灭。这次贼匪起事之初，黄仕简、任承恩领兵进剿，分路配船渡海；其余将弁又分别从其他道路陆续出发，已经使兵势稍有分散。他们二人一到台湾，就应当彼此会合，集中强大兵力直捣贼巢，擒获首恶，余党自然一定瓦解。可是黄仕简、任承恩只派将领和军官零星作战，到处堵截防御；以致贼匪因此产生野心，能够从山间小路绕道，蔓延到各处聚集呼啸，官兵反而被他们牵制，兵力分散而显得单薄。幸而贼匪不过是[原文作“么■〈麻上骨下〉”]草野小盗，并没有谋略；假如遇到狡猾奸徒施展阴险诡计，岂不是又要重蹈木果木的覆辙吗？着令常青抵达台湾后，立即把各路官兵调集起来，会合在一处。所增调的粤兵，遵照前旨全部归常青统率，以求军威强盛、士气振奋，集中力量全赴贼巢搜捕剿灭；绝不可再走黄仕简、任承恩的老路，轻率地分散兵力，观望拖延，使贼匪得以四处逃散、牵制官兵，导致战事拖延时日。初三日（庚子），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报：总兵郝壮猷、柴大纪等人迅速前往南北两路，分头剿捕贼匪。郡城是全台的根本，不可没有大员镇压控制；所以臣亲自督率官兵居中堵截防御、搜捕贼匪，并为两路接应声援。近日督臣常青到台湾，臣就亲自率领官兵进剿。谕告军机大臣说：黄仕简不过因为拖延日久，接连奉到严厉申饬的谕旨，所以编造这些话来掩饰自己退缩的罪过。幸亏朕事先已有筹划，派常青前去督办，使黄仕简还能找到借口；假如朕没有派常青先到台湾，黄仕简又有什么借口可说？难道他竟想长期坐在郡城中，等待贼匪自行灭亡吗？何况林爽文既已退回巢穴，其余附近的贼匪不过是[原文作“么■〈麻上骨下〉”]草野小盗，如易连、陈邦光等人，都可以堵截搜捕；又岂有专门依靠提督这样的大员坐拥重兵来防止他们日后滋扰的道理？即使总兵柴大纪、郝士猷等收复两座县城以后，也应当统领官兵直抵大里杙贼巢，奋勇剿灭；可是这些镇将却以防守为名，根本不积极追捕截拿，任凭贼匪逃窜、潜伏、聚集，以致贼匪绕道蔓延，官兵反而受到牵制。这说明这些镇将仿效他人观望，畏惧退缩、不肯前进；郝壮猷的罪过，也就同柴大纪失陷城池、毫无筹划的罪过相等。现在据李侍尧奏报：逆匪林爽文和各路贼党在大里杙一带挖壕沟、放水，又修筑土墙，设置炮位。贼党盘踞在巢穴中，企图合力据守；看这情形，他们没有别的逃窜隐匿计划，反而可以集中起来歼灭，这件事还算容易办理。只是恐怕大军云集、四面围攻后，贼匪计穷力竭，可能逃入内山，企图苟延残喘，那样搜捕就会耽误时日，不可不预先筹办。着令常青抵达台湾后，立即调集各路官兵，会合在一处；挑选精锐，亲自带领，直赴大里杙奋力围剿，务必一鼓作气擒获首恶林爽文，将余党全部歼灭。至于堵截贼匪后路、不让他们逃入内山的事情，专门责成柴大纪负责。并着令常青把这些情况详细晓谕柴大纪：他是有罪之人，暂且命他带罪图功。现在大军进剿，贼匪逃入内山的道路最为关键，立即责成该镇将全力堵截。如果能够擒获贼首，不让余党有一人逃逸，不仅宽免他以前的罪过，还应当记录、表彰他的功劳；如果再次不能切实奋勉、立功自赎，以致贼首林爽文从他防守的地方逃走，或者余匪又有逃入内山的事情发生，那么只追究柴大纪，恐怕他承担不起这样的重罪。

译初四日（辛丑），谕告说：黄仕简奏报：三月初十日，海坛镇总兵郝壮猷来到台湾郡城，据他说，初四日参将瑚图里禀报，自己从山猪毛出发时被贼匪拦截，不能渡过溪流；该总兵随即派员带兵前往接应。行至硫磺溪，突然遇到贼匪围截，官兵被冲散，很多人没有回来。贼匪随即来攻营盘，又攻打县城东门，该总兵把城外官兵移驻城内防御。初八日，贼匪更加增多，进攻侵犯得更急，从南门攻入城内，放火杀人，以致官兵冲散。郝壮猷是派往南路剿捕的大员，既然已经收复凤山县城，就应当一面派兵设卡防守，一面亲自率领将弁追剿贼匪；可是他却安坐营盘，听说瑚图里被贼匪拦截，也不立即亲自前往接应，以致贼匪乘势进攻围困，县城再次失陷。何况该总兵所带兵力有三千多人，并不算少；贼匪来犯时，兵丁畏惧贼匪而退避，该总兵就应当立即将几名退避者正法，使其余人知道警戒害怕，再策励其余兵丁向前，一鼓作气、同心抵御，哪里至于纷纷溃散！即使贼多兵少，形势确实无法支撑，也应当奋不顾身，杀贼而死；即便没有能力，也应自刎，不应失去城池后逃生、与城池一同灭亡的道义。从前征剿缅甸时，明瑞、观音保、扎拉丰阿都因为绿旗兵丁怯懦，不能战胜敌人。今天恰好松潘镇总兵穆克登阿来京陛见，朕询问他后，他说：征缅甸时，他就跟随明瑞等人作战，亲眼看见当时的情况，将军们并不是不能撤退，但明瑞等人都说受皇恩深重，兵力溃散、形势穷困，宁可死在贼人手中，也不死于军法。即使撤退后有幸得到宽赦，又怎么忍心厚着脸皮苟且活着？因此不肯活着回来。朕听到这些话，仍然想为他们掉泪。明瑞等人能够明白大义，都以身殉国；死后既得到优厚抚恤和世袭职衔，又获准建立专祠，子孙至今承受恩泽不衰，死后仍有余荣。郝壮猷作为专门统领一方军务的大员，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些事吗？却也仿效绿旗兵将怯懦厌战的恶习，自取重罪！况且前些日子降旨将任承恩革职逮捕审问时，朕因为郝壮猷收复凤山还算出过力，曾谕令常青查明：如果郝壮猷能够胜任提督，就奏明朕，等候朕选用任命。现在他在贼匪再次侵犯凤山时，既不能事先防御，又不能督率将弁兵丁奋勇杀贼，反而偷偷逃回郡城；像这样畏怯、只求侥幸活命的官员，如果不依法公开处刑，凭什么整肃军队、彰明军纪？常青接到这道旨意后，立即在台湾郡城召集众将弁，将郝壮猷正法。并把前一道旨意本来打算任用他为提督，以及现在又因他弃城潜逃回来，所以按照军法办理的各项缘由，向他宣示明白，使他知道赏罚分明，祸福都是自己招致的；郝壮猷即使身受刑诛，也应当死而无怨。他派去接应的人员以及城内各官兵又都到哪里去了？也着令常青查明后据实参奏。至于瑚图里身为满洲人，先前贼匪在凤山滋扰时，因兵丁冲散，便骑马奔逃到郡城，已经有应得的罪责；只是考虑到这究竟是仓促之间兵力溃散所造成的，与自行逃跑有所区别，所以仍令他带罪效力。现在据黄仕简奏报，该参将又在山猪毛地方被贼匪拦截，不能渡过溪流。如果是贼人占据溪流险要之处，还可以原谅；假如竟是该参将害怕贼势，借口躲避，也像郝壮猷一样逃回，那么罪责同样无法逃避。着令常青立即查明，一面奏报，一面将该参将正法示众。这件事总是由于黄仕简、任承恩一南一北互相观望，致使各镇将领仿效他们而玩忽贻误，长期耽误战事成功。幸亏朕能够洞察先机，早早命令常青前往台湾督办，才得以及时整顿；假如朕也没有预先筹划，直到现在才派常青前往，那里没有人统率，而黄仕简又以病弱之身懦怯无能，各项事务混乱不堪，甚至可能落入贼人的计谋而被他们俘虏，那就更加损害朝廷威严，哪里还成什么体统！现在据常青查明并参奏该提督、镇将等人的罪状，并自行请求议处；除郝壮猷应当正法，以及黄仕简、任承恩逮捕审问的事情另有谕旨外，柴大纪、普吉保姑且念及他们从前还曾奋勉出力，现令他们带罪自赎，暂且从宽交给有关衙门严加议处，以观察他们今后的表现。常青从前只是根据黄仕简等人的咨报，冒昧上奏，过错也难以推辞。但念他远隔重洋，不能得到确实消息；并且他现在正在台湾督办，今天奏到的各折都符合机宜。常青着加恩免予议处；该督自然应更加感激振奋，妥善而迅速地筹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昨天据李侍尧奏报，所调粤省四千名兵丁到达福建时就陆续配船渡海。现在又派闽省驻防兵及内地官兵共三千多人，交给恒瑞、蓝元枚分别带领前往。在各路兵丁到达以前，与其闲着等待援兵，常青不如从台湾现有官兵中选派精壮者，先命令他们前往郡城附近或南路凤山一带，把逃窜聚集的贼匪全部扫除，清理后路；很快官兵云集后，会合进剿、直捣贼巢，就再没有后顾之忧，料想这些[原文作“么■〈麻上骨下〉”]草野小盗，不难一鼓歼灭擒获。此事现在交给常青督办，立即授常青为将军，授恒瑞、蓝元枚为参赞，使事权统一，军威更加振作；以期迅速奏报荡平贼匪，安定海疆。将此通谕中外官员知悉。

译又谕告说：先前因为李侍尧奏报南北两路提督各自受到牵制，不免白白耗费时日等语，已经降旨将任承恩革职，逮交刑部治罪，黄仕简撤回厦门听候旨意。这次台湾逆匪林爽文等聚众闹事，任承恩也奏请前往；朕原意是，任承恩本来不应同往台湾，又恐怕水师并不归他管辖，彼此呼应不灵，难免互相掣肘，反而对剿捕没有益处。但因为任承恩已经登船配渡，多一个人也许能增加一分力量，所以没有命令他返回。谁知他们二人到达台湾后，并不亲临战阵，约定日期会同进攻；一南一北，互相观望。果然不出朕所料，以致贼匪日久蔓延，直到现在仍未能扑灭；他们玩忽拖延、贻误军务，罪责完全相同。即使黄仕简因为年老患病，不能亲自带兵，以及任承恩到那里后不得不零星堵御，或者贼匪人数众多、兵力确实不足以剿捕，他们二人也早就应当随时据实直陈，请候朕指示筹办。可是他们竟没有奏报一个字，他们造成的种种贻误，实在无从辩解。黄仕简是水师提督，台湾又是他的专辖之地，现在剿捕事务又经朕特意交给他督办；可是他却安坐在郡城，毫无筹划。他尚且如此畏惧怯懦、因循拖延，更不用说任承恩存有推诿之意；他的罪过比任承恩更加严重。任承恩既然已经革职逮捕审问，黄仕简也难以宽宥；昨天已经降旨将黄仕简撤回内地，等他到厦门时，着令李侍尧立即传旨将他一并革职，逮交刑部治罪。若论黄仕简、任承恩贻误重大军务的罪过，按律都应立即正法。朕办理军务，确实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对于畏惧退缩者尤其一定严加惩治；所以能够纪律严明、将士效命，所向克捷，建立功绩、取得成功。现在黄仕简、任承恩怯懦贻误军务，若换作别人，必定正法。但念黄仕简年老，又是在病后，而且他从前办事还算勤勉，受皇恩最久；他的公爵是他祖先所立的功绩，本来应当承袭，就依照黄仕简从前原奏，命令他的长孙黄嘉谟承袭。至于任承恩是任举的儿子，任举从前在金川出兵时作战受伤而死，他的长子又任巡捕营游击时因救火受伤身亡，也没有留下儿子；任承恩现在也没有子嗣，如果将任承恩正法，那么任举临阵捐躯竟至于断绝后代，朕心中实在不忍。黄仕简、任承恩等到刑部时，刑部自然应当按照惯例定拟罪名具奏，但都可以加恩免去一死。福建水师提督的员缺，着令蓝元枚调任补授；陆路提督的员缺，自然应当从台湾总兵中提拔任用。柴大纪在林爽文闹事时不能预先防范，到诸罗后又不进剿斗六门的贼匪，本来不应再次得到升擢；但念他防守郡城时还算奋勉出力，功劳和罪过不能互相抵消。陆路提督的员缺，着加恩命令柴大纪暂行署理，以观察他今后的表现。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常青奏报《到台湾后查明官兵迟误，据实指参及添调兵丁情形》，办理得都符合时宜。只是任承恩身为提督，却畏惧退缩不肯前进，既不驻扎彰化县城逼近贼巢，又不与柴大纪夹攻斗六门，他的罪过还有什么可辩解的！怎么可以再把他留在那里继续带兵，仍然造成贻误？着遵照前旨，将任承恩解送京城治罪。至于郝壮猷留下的海坛镇总兵员缺，着令常青从现在带兵的将备中详细考察，如果确有奋勇出众的人才，不论品级高低，都可以奏请破格越级提拔，以示奖励。至于常青现在飞咨请求增调本省及广东、浙江兵共七千名，都由鹿耳门入港会集。粤东潮州、碣石两镇兵丁，先前据李侍尧等奏报，已经檄调四千名，比常青所调的多一千名；三月十六日从粤省分别起程，很快就能陆续到达那里。至于浙江省兵丁一向柔弱懦怯，比福建兵更差，而且距离福建稍远，现在下令调遣也缓不济急；着传谕琅玕，可以停止派拨。这样常青原来调兵的数目只少一千名。朕认为福建驻防满兵虽然不能像京师健锐营、火器营等劲旅那样所向无敌，但毕竟心志和力量坚定，比起怯懦的绿营兵还更有战斗力；何况常青曾任福州将军，驻防兵都是他的旧部，彼此呼应自然灵便。着令恒瑞在满营中挑选一千名兵，并派得力的协领、佐领等官员分批统带；恒瑞立即亲自统领，前往台湾会合进剿。所有兵丁口粮、配船渡海等事宜，着令徐嗣曾妥善办理。福建后续调拨的绿营兵二千名，着令蓝元枚亲自统领，前往台湾会同进剿；内地也不能没有提督镇压，所有水师提督事务，着令漳州镇总兵常泰暂行署理。现在粤省增调的兵丁四千名及本地后续调拨的内地官兵，已经陆续到厦门会齐；着令李侍尧妥善迅速办理，立即命令他们配船渡海。常青在新调官兵尚未到达以前，固然不宜冒昧轻进；但坐等拖延，恐怕贼匪又生出别的计策，也不是好办法。自然应当从现有官兵中详细挑选，选派强壮者，由勇敢的将备带领，先到南路凤山一带搜捕贼匪，逐一歼灭干净；使后路清肃，将来大军向北进攻剿捕时，不致有回头顾虑，这样较为妥善。至于凤山驻守的三千多名兵丁，怎么会一遇到贼匪就溃散呢！现在据常青奏报，先后逃回的兵丁只剩四百多人；其余兵丁都逃到哪里去了？难道会重新投奔贼匪吗！着令常青等战事平定后，严查为首的人，从重办理。现在已经退回的兵丁，按照兵法本来都应一律骈诛；但考虑到人数究竟太多，而且是带兵将弁不能首先奋勇，以致士气不振，姑且暂免一死。着令常青向这些兵丁明确晓谕，命令他们激发良知，奋勉效力赎罪。

译初五日（壬寅），谕告军机大臣等：据李侍尧奏报，除浙江省原调兵三千名外，再增加调兵一千名。浙江兵丁懦弱，朕南巡时检阅浙江兵与福建兵比试技艺，他们当时就显得畏怯；何况现在台湾的贼匪都是福建人中的强悍者，福建兵进攻剿捕尚且不能取胜，何况浙江兵更不如福建兵，调去协同剿捕怎么能有力量？因此昨天据常青奏请调兵，已经传谕琅玕停止。现在据李侍尧奏报，为海疆紧要，所存兵力不多，请求从浙江省派兵；这个奏请也有道理。这批浙江兵只可分拨到内地海口各营协助防守；如果用来进剿，自然不如本省兵丁有用。自然应当遵照已经降下的谕旨，先从福建各营抽调；浙江兵到福建时，就留在内地防守。至于李侍尧请求调浙江兵四千名，比常青原来调浙江兵的数目多二千名，昨天朕已经筹划到福建驻防满兵比绿营兵更好，那么这一千名满兵可以抵浙江兵二千名，何况还是常青的旧部；已经谕令恒瑞挑选一千名，带往会同剿捕。现在李侍尧只调浙江兵三千名，自然足够使用。浙江省温州、衢州地方距离福建较近，那里的兵丁在浙江省中还算强健；着令琅玕、陈大用立即从这两镇所属各营挑选兵丁三千名，迅速前往福建省，交给李侍尧酌情分拨。至于李侍尧奏报：鹿仔港一路现在常青已调普吉保所部一千六百名，分往诸罗，恐怕任承恩兵力单薄，难以支持等语，他的担忧也有道理。但任承恩种种玩忽贻误，毫无调度，即使留在当地最终也不能发挥力量；昨天已经降旨授蓝元枚为参赞，带领福建兵一千名前往常青处会同剿捕。现在考虑到常青已有粤兵四千名、驻防满兵一千名以及城中现存各兵，足够进剿；蓝元枚所带的二千名兵，竟着令由蚶江配船渡海，前往鹿仔港。蓝元枚到那里接替后，将任承恩送回内地，立即逮捕押解京城审问。又，常青奏报：贼匪攻下凤山，乘势进犯府城，已经到了十里之外；这是他们自己来送死。虽然福建兵刚刚遭受失败，不足以依靠；但常青可以选拔精壮兵丁，鼓舞他们的勇气，未尝不能以逸待劳，设法堵截剿杀，也足以挫败贼人的胆气。该将军接到这道旨意后，立即把如何击退贼匪的办法迅速奏报。十二日（己酉），谕告说：现在福建台湾地方的贼匪林爽文竟敢聚集众人煽动叛乱、抗拒官兵，实在可恨，已经就近派兵前往剿捕；必须派遣曾在军营中有战阵经历的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人，命他们分别带兵作战，才能剿灭贼匪，迅速完成战事。着派健锐营副翼长乌什哈达、护军参领岱三保、副护军参领官保、德成额、果勒敏色、三等侍卫雅尔江阿、富克精额、委署护军参领塔斯哈，每人各赏银一百两，赶快收拾行装，乘驿马兼程前往，昼夜加紧赶赴福建台湾府，交给常青等人分别统领兵丁，奋勉出力；沿途驿站不得骚扰，也不得迟缓。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常青奏报《查明凤山失事及黄仕简、任承恩观望迁延、种种贻误之处》，果然不出朕所料。郝壮猷身为总兵大员，贼匪再次侵犯凤山时，既不能事先防御，又不能督率将弁兵丁奋勇杀贼，反而偷偷逃回郡城；早已降旨命令常青将他正法，以示惩罚警戒。至于台湾现有兵丁屡次遭受挫败，难免士气低落；常青不可不大力振作士气。如果兵丁临阵时有一两个畏缩退避，就立即正法，以惩罚一人警戒百人；即使将备中有怯懦不前的，也立即一面正法，一面奏报。至于才能出众、奋勇杀贼的兵弁，就奏请破格越级提升。现在赏赐翎子，以备鼓励军队之用。使他们知道，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退却就必死，前进则可以杀贼立功、获得恩赏和提拔；即使不幸阵亡，国家自然会优厚抚恤。这样赏罚严明，自然人人都知道感奋，可以期待他们鼓起勇气、完成战事。至于总兵柴大纪、普吉保，功劳和罪过原本不能互相掩盖，前已有旨命令柴大纪署理陆路提督、普吉保仍留在军营，都令他们带罪督兵，以观察今后的表现；如果果真能够奋勇出力，不仅宽免他们以前的罪过，还应当表彰记录他们的功劳。现在曾经参加战阵的侍卫、章京中已经派出八员，今日起程，命令他们昼夜兼程前往。但台湾距离京城很远，到达那里毕竟需要时间；着传谕常青，不必等他们到达后才进剿，以致耽误。等所调粤兵四千名和驻防满兵一千名到齐，酌量认为可以使用时，就立即带领他们直捣贼巢，生擒首逆；务必奋勇而又慎重，谋划做到万全，以期迅速完成战事。

译十三日（庚戌），谕告军机大臣等：沿海盗贼最为商民所受的祸害。现在福建省蚶江一带抢劫案件很多，却一直没有及时擒获首犯和同伙；而屿仔尾地方距离厦门只有十多里，盗贼竟敢横行无忌，抢劫兵船。可见该省政务废弛已经不是一天，地方官怠慢玩忽、隐瞒掩饰，完全不把缉捕盗贼、安定百姓当回事；遇到抢劫案件，只把它当作寻常械斗，敷衍了结，希望蒙混过关，以致酿成重大案件。何况台湾远隔大海，是最为紧要的地方；道、府、厅、县各级官员必须是才能和操守都优良的人，才可以胜任。朕又听说该省督、抚遇到台湾官缺，不问属员的才能是否合适，大多任用私人调补。得到官缺的人从不担心冒险渡海，反而把它看成获取利益的地方；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整顿地方、实心办事！这些劣员到了台湾如果没有任何益处，为什么都把台湾看作美缺？而他们所得的利益如果不是取自商民，又从哪里来？于是导致民怨而滋生事端，抢劫县城、杀害官员，实在是有其原因的。从前历任督、抚大多已经去世，难以追究。雅德由该省巡抚升任总督，在福建任职最久，不像富勒浑还可以借口在浙江办理海塘来推托；现在他把地方贻误到如此严重的地步，着令他自己思考罪状，明白回奏。如果稍有不实、不尽之处，不难将他逮回，照黄仕简、任承恩一律治罪；雅德不能像他们二人那样还可以得到稍许宽宥。至于富纲在福建巡抚任内，虽然任职时间不及雅德长，在任也有两年，但对地方事务、缉捕盗贼、安定百姓完全没有整顿，实在难以推卸责任；也着令他据实明白回奏。十四日（辛亥），谕告军机大臣等：昨天据常青奏请，选派曾经参加战阵的侍卫、章京前往带兵进剿；已经照准所请，派乌什哈达等八员命他们立即起程，兼程前往。此次台湾剿捕贼匪，没有选派御前干清门侍卫前往，是因为常青一向不是内廷行走大臣，恐怕彼此呼应不灵，反而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才在侍卫、章京中挑选派遣。常青现在已经授为将军，就如同领侍卫内大臣一样，加意管辖才妥善。如果这些人员作战出力，确有功劳，就据实保奏；如果有不遵守约束、任意妄为的，就立即严加参办，不可稍有顾虑。他们起程时，已经命军机大臣当面训谕；等他们到达那里，也着常青把这道旨意传谕给他们，使各人都敬畏谨慎。至于这些侍卫、章京都是武职人员，恐怕见到小利就贪图，沿途或许会有索取财物的行为，也未可确定，不能任凭他们索求。他们如果果真能够剿灭贼匪、建立功劳，朕自然会优厚赏赐。假如这些人员不能自爱，沿途经过时稍有额外索取，该督等一经查出，就立即据实参奏；朕一定将这些人员加倍治罪，以示惩罚。免除福建彰化县船户部有成因遭风漂没而运往台湾的兵米九十石。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八。十七日（甲寅），谕告军机大臣等：『一向以来，福建省内地百姓的粮食，全靠台湾稻田丰收，源源不断地运来接济。如今贼匪林爽文等纠集众人滋事，农民不能及时栽种；朕对此深感忧虑。全省百姓的粮食关系重大，必须预先筹划，使粮食充足，市场价格不至于飞涨，才算妥善。浙江省温州、处州一带与福建省相邻，从前该省商人常常由海路运粮到福建接济。现在距离秋收还很远，到那时福建省如果竟然不需要邻省接济，当然是最好；倘若百姓粮食稍有不足，就应设法及早调剂，使其有备无患。李侍尧统辖闽、浙两省，着令他会同徐嗣曾悉心商议，预先通知浙江省；到时如有必须接济的地方，立即派员采买，务必调剂有余补不足，使百姓粮食不至缺乏。至于福建省因为有台湾的事情，内地粮价自然免不了稍高。倘有奸商乘机囤积货物、抬价牟利，最为可恶；着令该督等命所属官员秘密访查、严格查办，一经捕获，就应从重惩处一两个，以警戒其余，不可稍有姑息』。

译二十日（丁巳），闽浙总督李侍尧奏称：『台湾远隔重洋，运送兵丁、粮饷等物，都雇用民船。查阅部颁《军需则例》，只有内河运输费用的规定，没有海运的明文。其水运条例中规定：运粮水脚，顺水每石每站三分六厘，逆水每石每站七分等。海运只能趁顺风，应立即按照内河顺水的规定给价；船只停候以及空船返航，都不另外发给口粮。至于运送兵丁、解送银两以及官员奉差往来，则按照船只大小能够装载多少石粮计算，以求统一。又，凤山县再次失陷以后，贼匪更加肆意扰乱，府城现已增雇乡勇一万多人；彰化县所属地区只剩鹿仔港一处还在坚守，各村前来躲避的老幼男女不下万余人，无处获得粮食。经该道、府等请求拨银十万两、米十万石接济赈恤。臣认为乡勇本来是百姓出钱雇用的，固然属于急公好义，实际上也是为了自卫保全身家；避难的百姓妇女，应当等剿匪事情结束后，再酌情安置抚恤：因此一概议驳』。谕告军机大臣等：『如今贼匪气势仍然猖獗，竟敢攻打侵犯府城；常青亲自率领官兵、乡勇，临阵时多有斩获。此时广东东部的兵丁陆续到达那里，常青得到这些兵力，自然可以振作精锐，迅速进攻。李侍尧在厦门一带筹办照料，应当把催促兵丁迅速渡海、接运军需粮饷以供使用作为首要事务，其他事情可以慢慢再议。可是李侍尧在奏折中反复担心耗用钱粮，害怕事情结束后难以报销，只把常青咨取的银十万两解送过去；而该道、府等另行请求的银十万两、米十万石却一概议驳，仍命令把用过的款项一一查明上报，这种见解实在错误。凡该道、府请求发给的银十万两、米十万石，立即着令李侍尧按数迅速运送过去，以备接济。并着令常青就近先行酌量办理，如有多余的兵糈，无论米还是谷，都分给贫民，务必使他们不至逃散，才算妥当；否则，他们不是离去投靠贼匪，就是因穷困至极而抢夺财物，这些都足以坏事。何况乡勇义民既替国家抵御贼匪，又可以保卫自己的财产，所以才为我们出力；如今既然长久以来垫付费用，又有在阵中受伤、死亡的情况，还不能保全自己的所有物，他们也一定会逃散投贼。兵丁弁备尚且难以空腹作战，何况这些百姓呢！封疆大吏遇到这样的要务，只应以迅速剿灭贼匪、不耽误军事行动为念，何必顾虑赔累！这些无知百姓如果反而被迫耗尽资财来效力，要他们始终守持忠义，绝不可能。李侍尧平日考虑事情还算周到，不应如此不识大体！先前据常青奏称：『贼匪把抢掠来的钱粮广泛分发，用来结交人心，以致日积月累，人数越来越多』；难道过的时间还不长，该督就突然忘记了吗！着传旨严厉申斥。又，先前已经降旨，因为浙江省兵力薄弱，停止调兵一千名；又增调福建省驻防兵一千名，以补足原先调派的四千名。如今这些兵丁如果已经撤回，就命令各自回归营伍。倘若已经进入福建境内，就命令他们前往厦门，交给李侍尧酌情调拨，兵力越多越好；即使留在内地巡防，也没有不可。关键在于该督等根据军情办理，总要以不耽误公务为要；更不必拘泥于退回或回护，弄得事情差误、周章繁琐，反而让属员有借口』。

译二十七日（甲子），谕：『据常青奏报：『台湾南路贼匪侵扰府城，曾多次亲自率官兵出城迎击、捕杀，弁将效命，义民争先，奋勇协同剿捕；交战数次，共用枪炮打死贼匪二千余人，生擒后正法五十余名，割取首级献上。夺获器械很多，并有贼目带领手下二千余人丢弃武器投顺，随同官兵杀贼。现在南路贼匪经过这番截击杀戮，势力渐渐衰退；一等增调的官兵到达，就率领大军前往诸罗等处各贼巢，合兵会剿，务必生擒首逆，斩尽根株』等语。这次得到贼匪有意侵犯府城的消息，常青预先设法防堵，在桶盘栈等重要关隘派游击蔡攀龙等各自带兵分驻扎营，随机堵截进剿；筹划调度，都符合时机。等到贼匪分路攻打府城，常青亲自率官兵、乡勇迎击捕杀，斩获很多，贼匪败退。常青年过七十，尚且能够这样勇敢前进、督战，朕深为嘉奖。他是年老之人，效力于海疆，又没有亲生儿子在身边侍奉，尤其值得朕挂念。着将他的儿子、刑部笔帖式喜明赏给三等侍卫，骑驿迅速前往台湾探亲；并把赏给常青的御用玉扳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以及节物库纱二匹、葛纱二匹、香珠一匣、香牌一匣、香袋一匣、宫扇十柄，立即让他的儿子带去，以表示优厚眷顾。常青感激朕的恩典，更加想着奋勇作战，迅速剿除贼匪，永远安定海疆，朕一定格外施恩。至于游击蔡攀龙，先前据孙士毅奏称：『听说他带兵作战，很受贼匪畏惧』。现在据常青奏称：『该游击在上年贼匪攻围郡城时，就督率弁兵奋勇截杀，保护城池安全无虞，追赶到南路进剿。后来又调回郡城防守，历次作战，没有不身先士卒、奋勇直前的；而且能够审察判断战机，弁兵效命，义民心悦诚服，因此屡次都打了胜仗，歼灭贼匪很多』等语。该游击十分奋勇出力，受到贼匪畏惧，应该加恩提拔。蔡攀龙着按照常青的请求，越级补授台湾北路协副将，仍赏戴花翎；如果他再次感激皇恩，奋勇作战，遇有总兵职位出缺，常青立即奏请升补，以示奖励。阵亡的游击邱维扬、把总余寿、王泽高，以及阵亡、受伤的各名兵丁，都查明后按照阵亡的规定赏赐抚恤。至于乡勇义民跟随官兵日夜防守，为国家抵御贼匪，实在值得嘉奖。其中杀贼立功的，应遵照前旨，提拔补授千总、把总实缺；阵亡、受伤的，都着按照兵丁的规定加倍抚恤赏赐，以示鼓励。这件事全是由于黄仕简、任承恩一人在南、一人在北，彼此观望，致使各镇将领也相互效仿，玩忽耽误，长久不能完成战事。幸亏朕及早料到，预先命常青前往台湾督办，得以及时整顿；并将失陷城池、擅自退回郡城的总兵郝壮猷正法。这样赏罚分明，营垒必然焕然一新，士气振奋；所有从各处增调的官兵，近日想来已经陆续到齐，军威强盛。常青肃清后路的贼匪后，就率大军前往北路诸罗等处，合兵会剿，直捣贼巢，生擒首领及各名罪犯。料想这些么■〈麻上骨下〉草窃之徒，不难一鼓歼灭擒获，迅速奏报功绩。将此通谕中外，令其知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常青奏称：『贼目庄锡舍悔罪投诚，带领所属二千余人随同官兵击退贼匪，并飞奔前往竹沪等处截击庄大田等，招集泉州义民立功赎罪』；这自然是真心投顺。着常青立即赏给守备职衔；其属下人员中有奋勇出力的，也酌情分别给予千总、把总、外委职衔，以示鼓励并广泛招抚。匪徒甘愿跟随逆贼，本来不过是希望得到伪职；如今看到他们的同党投顺者就有获得顶戴的荣耀，自然会闻风仰慕，悔罪归诚。即使籍贯属于漳州的，也未必会始终依附贼匪。这也算是临事权宜行事、解散贼党的一种办法。并着常青明白晓谕：『庄锡舍等如果能够奋勉出力，擒获并献上贼首林爽文及有名的贼目，一定大加恩赏提拔，优厚赏赐较大的职衔』。这样恳切明确地晓谕他们，他们一定会受到鼓舞而踊跃效力，也许能够擒献首恶，尚未可知。又，先前据李侍尧奏称：『续调广东兵四千名，全由厦门配船渡海，前往府城』；恒瑞奏称：『驻防满兵已经分批配船启程，想来很快就能到达』。常青可以亲自率领他们，扫除南路贼匪后，立即率大军前往北路会剿，直捣贼巢；务必将贼首林爽文生擒押解到京审办，把余党全部歼灭。至于柴大纪驻扎诸罗，多次取得胜仗，战守都很适当，先前已经降旨命他署理陆路提督；如果始终奋勉，等剿贼事情结束后由常青查明实情奏报，朕一定加恩提拔任用。其余有功出力人员，都着常青查明登记，等事情平定后分别奖赏提拔。又，常青自三月二十一日发出奏折后，直到四月初三日才把堵杀贼匪的情形具奏。朕盼望消息，日夜焦虑，没有一刻能够释怀；今后常青应当体察朕的忧怀，在督率兵丁攻剿时，务必每十日随时奏报当地情形，以安慰朕的牵挂。』

译又谕：『庄锡舍悔罪投诚，常青担心他怀有欺诈之心，骗入城中，或者另有内应；所以先命他杀贼效力，才准许投降。这样的办理慎重稳妥，很符合战机。已经降旨赏给庄锡舍守备职衔，其余贼目酌情从重赏给千总、把总、外委职衔，命他们随营效力；并着常青晓谕贼众：『如果能够诚心投顺，擒获并献上贼匪头目，就按照庄锡舍的例子，分别提拔任用』。但细想台湾民情强悍，反复无常；此时正值进剿之际，用兵不厌诈谋，固然应该以优厚待遇表示招抚，设法招徕。将来事情平定后，如果庄锡舍终究不能留在当地，又重新萌发旧日心思，另外滋生事端；着常青、李侍尧等办理善后事务时，酌情把庄锡舍等投诚并获得赏识的人调往内地其他省份各营，担任备弁，并让他们带领投降人员陆续渡回内地，分别安置在其他省份，这样办理为是。但眼下暂且不要稍微露出迹象，以免贼党听说后反而更加坚定其凭险固守、死不投降的念头。』 二十九日（丙寅），谕告军机大臣等：『台湾一向一年三熟，因此产米很多，足以供应内地百姓的粮食。如今林爽文滋事违法，百姓都失去职业，农民不能回乡耕种，以致没有米粮生产。常青经过各地时，务必督促该道、府等妥善安抚，使他们详细晓谕当地百姓：在收复的地方立即先尽力补种，仍然可以有收成；即使不能接济内地，对当地百姓的粮食也有好处。又，李侍尧称漳浦、平和一带有械斗滋事案件，已发文通知蓝元枚暂留漳浦办理。蓝元枚先前已经授为参赞，命他前往鹿仔港督兵会剿；那里现在只有普吉保一人在，而且正靠近贼巢，关系最为紧要。漳浦的匪徒如果现在已经办完，当然很好；倘若还需要时间，就着李侍尧前往漳浦督办，自然不难迅速捕获。当前应当以剿捕台湾贼匪为重，蓝元枚自然应迅速前往鹿仔港，不必在漳浦停留耽搁。』 赐予守城时遇害的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彰化县知县俞峻、鹿港巡检冯启宗祭祀、安葬，并按照规定赠官抚恤。——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九。五月初三日（己巳），谕告军机大臣等：『贼匪攻扰凤山时，那里还剩兵丁二千余名。据常青奏报：溃散逃回的共七百余名；其余一千三百余名究竟下落如何？兵丁临阵逃跑，都应按法律处死；但想到人数众多，如果一概并处死刑，朕心中终究不忍。这些兵丁如果只是逃亡溃散，将来只需查明为首的几人处死，其余还可以免死，分别发遣；如果离开军队投靠贼匪，甚至跟随贼匪抗拒官兵，那就绝不能宽免一人。贼党抗拒官兵，罪行尚且不可赦免；何况身属军籍，既然临阵溃逃，又敢投贼肆意作乱？如果对此不严加办理，怎么能彰明法典、整肃军队！着常青等事情结束后严加查办，不能稍有姑息。』 初八日（甲戌），谕告军机大臣：『常青奏请酌情筹划剿贼先后事务，所见都符合要害。贼党虽然有一万多人，不过是么■〈麻上骨下〉乌合之众；一旦擒获贼首林爽文，其余党徒自然纷纷溃散，形势就像摧折枯木、冲垮腐朽之物一样，毫不难以全部扑灭。聚集容易，解散也容易，本来不必担心人数多。此时广东兵估计已经全部抵达台湾，驻防满兵以及浙江兵也将陆续到达那里，军威强盛；常青可以亲自总领军队，肃清南路贼匪，乘胜直捣贼巢，生擒逆首林爽文，迅速奏报功绩。至于柴大纪，在贼众攻抢诸罗时，又能督率官兵、百姓、番民协力杀死数百名贼匪，生擒匪犯蔡瑞等十一名并处死；还知道感激奋勉，勇敢出力。先前已经降旨，命他暂时署理陆路提督，以资策励；后来又降旨，关于陆路提督这一职位，命常青会同李侍尧，在带兵作战的总兵中选择最为出力者保奏一人，等候朕选用。着该将军仍遵照前旨，在柴大纪、普吉保二人中，谁最奋勉出力，就据实会同秉公保奏一人，等候朕另行降旨补授。』 又，庄锡舍杀贼立功以求效力，固然出于诚心；但他所属的二千余人，其中哪里能全都信任？这些新近投降的人，终究免不了心怀疑虑和二心：看到官兵势力强盛、连连取得胜仗，自然会畏惧威势，始终出力；假如我军稍有不顺利，只怕他们就会心生疑贰。常青带兵攻剿时，不可心存大意，务必慎之又慎；应挑选勇敢有力、向来令贼匪畏惧的将领和弁员，陪同押送庄锡舍同行，以防万一发生意外，就可以先发制人。有备才能无患，但仍不要稍微露出迹象，以免引起他们疑惧。至于庄大田现在是贼目，纠集约一万多人肆意出外滋扰，极其违法。此人和林爽文同谋，互相声援，而且籍贯属于漳州，自然不肯立即投顺；但庄大田将来或许会看到林爽文的势力日渐穷困，官兵声势越来越强，又看到庄锡舍投诚后获得官职的荣耀，便想仿效庄锡舍，率领贼众投诚，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些奸诈凶恶之徒，心思不可测，总是不可信任。如果他们丢弃武器出来投降，若拒绝接受，就会使他们更加坚定凭险固守、死不投降的念头，这既不是权宜应变的办法；如果轻率相信而接受投降，听任他们随营效力，那么他们党羽众多，势必难以防范。倘若这些人自知罪重、野性难驯，乘机生出异心，另有偷袭、内应等事情，即使不至于发生意外，军心也已经先被他们扰乱了。这里最难办得妥当，只在于常青时时留心，根据情形判断，随机应变：或者暂时权宜接受，设法把他们解散，使官兵的力量足以钳制管束，让他们无法发生变乱；或者把他们陆续送回内地，设法办理，以杜绝后患并警戒凶顽。如果不拒绝接受投降，那么将来林爽文势穷出来投降，难道也要免其死罪而置之不办吗？常青对于这些地方，务必加倍慎重，反复斟酌，以求妥善。

译初十日（丙子），谕告军机大臣等：『据李侍尧奏称：『广东兵所乘船只在黑夜遭到劫掠；现在已经捕获盗犯二名，命令提来审讯』。又称：『福建省盗案很多，是由于文武官员和弁员把它当作寻常事情，并不严厉迅速地查捕，以致匪徒肆意横行而无所顾忌。现在命令所属官员加紧缉捕，十多天以来，福清等县已经报告捕获盗犯三十余名』等语。沿海盗贼，是商民最大的祸害。福建省文武各员遇到劫案，并不及时访查捕拿，只是怠惰玩忽、隐瞒粉饰，完全不把缉捕盗贼、安定百姓当作自己的事情，这种恶习实在可恨！如今李侍尧到任以后，严令各属加紧缉捕，十天内已经捕获盗犯三十余名；可见地方事务如果督、抚认真办理，整顿的成效没有不立即显现的。从前原任督、抚究竟负责什么事情？竟任凭地方败坏到这种地步！雅德由该省巡抚升任总督，在福建任职最久；富纲在任也有两年。为什么对于缉捕盗贼、安定百姓的事情不切实力行督捕，毫无整顿；任凭地方官员玩忽误事到这种地步！着传谕富纲、雅德，据实明白复奏。』 十一日（丁丑），浙江调往台湾的第四批官兵在途中遇风淹死的兵丁王荣等五名，按照规定赏赐抚恤。十二日（戊寅），谕：『常青刚到台湾时，城中兵力不多，贼匪分路攻打府城；常青亲自率官兵、乡勇迎击截杀，斩获很多，贼匪败退。在增调官兵到达以前，尚且能够这样连续取得胜仗；如今大军云集，军威强盛，常青统领军队肃清后路，毫不难把聚集、逃窜的贼党全部歼灭。因此当前南路的情形完全可以不必担忧；只是北路鹿仔港一带，先前据常青奏称：『躲避贼匪的难民都在那里，恐怕贼匪乘虚偷袭，所以想留下任承恩在那里带罪督兵』。如今既然已经遵旨把任承恩送回内地，那么那里只有柴大纪、普吉保二人，恐怕兵力单薄，难以支撑；而且兵民等看到提督被解除职务、送回内地，难免心生疑惧。鹿仔港又距离大里杙贼巢最近，深恐贼匪听到这个消息后产生异心，乘隙偷袭。着传谕蓝元枚前往鹿仔港，会同柴大纪、普吉保整顿兵力，遥相声援，牵制贼匪势力。』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

译十六日（壬午），谕：『据常青奏称：『接到谕旨，将郝壮猷押到军前正法，在军中的将领和弁员没有不共同知道并警戒畏惧的。现在等广东省兵四千名及驻防满兵一千名到齐后，就亲自统领，严格整顿纪律，从南路直到中路、北路乘胜长驱，自然可以按期完成战事』。又据柴大纪同日奏报：『贼匪在二月十二、二十六、三月初二、二十九、四月初四、初十、十二等日，贼首林爽文聚集同党，分路侵扰诸罗县城。该总兵带领游击杨起麟、守备邱能成等，督率官兵、义民、番壮出城迎击截杀，争先奋勇，交战数次，共用枪炮打死贼匪数千名，生擒后正法五十余名，割取首级献上，夺获器械很多。还有奸匪张慎徽假充义民，先把与逆首林爽文不和的伪先锋吴聪擒献，作为凭信，又带领三十八名匪徒，请求在军前效力，企图作为内应。该总兵看出其行迹可疑，秘密命令将领和弁员把匪徒全部捕获，审讯后得知实情，于是立即将这些人正法』等语。办理得很是妥当。柴大纪驻守诸罗两个多月，贼首纠集一万多名匪徒，多次侵扰。该总兵督率官兵、义民奋勇截杀，连续取得胜仗，斩获很多，贼匪败退；并且能够识破企图内应的奸匪，捕获真正的罪犯。柴大纪此前保卫郡城以及这次驻守诸罗、堵筑防御贼匪，始终奋勉出力，朕深为嘉奖；又把擅自前往村庄强取百姓衣物的兵丁陈恩成审明后正法，把衣物归还原主，办理尤其得当。柴大纪着交给部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仍赏给常青、恒瑞奶饼各一匣，赏给蓝元枚、柴大纪、普吉保奶饼共一匣，着令他们各自查明参战出力的将领、弁员，分散赏赐，使他们都能均沾恩赐，以示鼓励。至于该镇奏折中称：『四月初十日与贼匪交战时，有镇标外委刘钦、兵丁程忠、吴森三人遇到贼匪便害怕，不发射枪炮，立即逃回，以致贼匪冲入队伍；当时游击杨起麟、把总陈洪猷等奋勇杀贼，队伍才没有混乱。随即把刘钦等三人恭请王命，在军前正法，将首级传示各营』等语；办理得很是妥当。柴大纪深明军法，把临阵退缩的弁员、兵丁立即按正法处置，把私自拿取百姓家衣物的兵丁也按照军法办理，因此将领、弁员和兵丁都知道警戒畏惧，效命争先，得以多次取胜。郝壮猷守卫凤山，所带兵丁有二千余人，不能说不多。贼匪来犯时，兵丁等畏惧贼匪而退避，就应把首先退缩的几人立即正法，使众人知道警戒畏惧；其余兵丁再策励他们向前，同心抵御，怎么会纷纷溃散！可是郝壮猷不但不能像柴大纪那样赏罚严明，而且也跟着逃回。身为总兵大员，像这样畏怯偷生，如果不明正典刑，又怎么整肃军队、彰明军纪？所以郝壮猷身受刑诛，实在是罪有应得。至于常青奏称游击郑嵩、延山在凤山杀贼阵亡，另有原任同知王隽负责发放兵饷时因骂贼而被害，都值得怜悯！郑嵩、延山、王隽都着交部按照规定赐给抚恤。又，柴大纪多次作战，所有阵亡、受伤的弁员、兵丁，都着该部查明，按照规定赏赐抚恤。至于乡勇、义民跟随官兵日夜防守、奋勇杀贼，实在值得嘉奖；其中阵亡、受伤的，都着遵照前旨，按照兵丁的规定加倍抚恤赏赐，以示鼓励。又，柴大纪奏称：『番民吧咆被贼匪炮火打死，阿里稍被炮火打伤』，他们比乡勇、义民更应优厚赏赐；着常青分别妥善赏赐抚恤。随同柴大纪作战出力的武举陈宗器、黄奠邦，也着常青酌情奖赏后具奏。现在广东兵及驻防满兵都已到齐，常青可以亲自统领，集中强大声势，一鼓作气，肃清后路直至中路、北路，会同蓝元枚等合兵进剿，直捣贼巢，生擒首领及各名罪犯；自然可以按期完成战事，安定海疆。将此通谕中外，令其知悉。』

译谕：『柴大纪驻守诸罗，在大里杙贼巢的南面；普吉保驻守鹿仔港，在大里杙贼巢的北面。如果柴大纪一等增援兵到达那里，就率领他们进剿、直捣贼巢，假如贼匪凭险死守，同时分派党羽从山间偏僻小路绕到官兵后方，再来扰乱诸罗，那么柴大纪就会前后受敌，退无可退；不可不考虑这一点。先前已经有旨谕令蓝元枚一到鹿仔港，只须会同柴大纪、普吉保整顿兵力，作为进攻大里杙的声势，以牵制贼匪，不必急于进兵；想来常青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此时即使柴大纪有常青续拨的官兵来到诸罗，仍应坚守那里，或者会同普吉保，先把南北交通要道斗六门、大武陇等处盘踞的贼匪剿除肃清。总要等常青统领大军到达时，再合力直捣贼巢，不难一举成功；不可冒失轻进，把诸罗置之不顾。现在审讯贼党林家齐时，有『贼首林爽文形势困窘，想逃往内山』的话；虽然是混杂供词，不足凭信，但贼匪将来势穷力竭，明知一旦被官兵擒获就绝无生路，或许会逃入内山，勾结生番，企图苟延残喘，这也是可能发生的事情。生番藏伏在内山，性情如同禽兽，未必通晓礼义；但对于利害或许知道趋利避害。常青可以先趁此时悬挂、公布赏格，命令他们捆绑并献出贼首及首要罪犯，就给他们红布、花红等赏物；生番贪图财货利益，自然会踊跃乐意遵从。并广泛张贴告示，开诚布公地晓谕那些生番：贼匪数千人逃入你们的境地，必将占据你们的地界、侵夺你们的牲畜，日久必受他们扰害拖累；如果能够把他们擒获献出，就可以得到恩赏，又可以免受贼人侵害。这样让通事明确而恳切地向他们宣谕，生番为了自身生计、贪图便利，自然不会容留藏匿贼匪。常青仍应挑选勇敢能干的将领，带兵在通往内地的各处要隘严密防守，将来进兵时从四面截击捕拿，更可以一鼓作气歼灭擒获，搜捕干净。至于凤山溃逃回来的兵丁，常青那里前后有一千一百余名，柴大纪那里又说有溃回兵五百余名，想来就是在凤山战败逃跑的数目。这些兵丁逃跑以后，如果敢于离队投贼，查获后自然应立即全部处死。如今他们竟然还知道大义，自动投到，随同官兵作战出力，尚有一线可以宽恕；自然可以免其一死，命令他们戴罪立功。至于副将徐鼎士禀报说被百姓留在艋舺剿捕贼匪之处，是否属实？一概等事情结束后查明；如果有捏造粉饰，再行参奏处理。』 十七日（癸未），谕：『昨天据柴大纪奏报：将刘钦等三人正法示众；又有强取百姓财物的兵丁陈恩成审明后正法，衣物归还原主。办理都公正严明，已经将该镇交部议叙。武职大员如果心存私见，对所属弁员、兵丁有索取不遂或挟嫌擅自杀戮的事情，不但应革职治罪，即使处以抵偿性命的刑罚也是应得的。行军作战时，纪律贵在严明；绿营的恶习最为可恶，平时就强取百姓财物，临阵又畏怯退回，如果对此不诛罚，又怎么彰明军令、整肃军队！柴大纪深明纪律，把临阵退缩的弁员、兵丁立即按正法处置，把私取百姓家衣服的兵丁也按军法办理，因此将领、弁员和兵丁都知道警戒畏惧，效命争先，得以多次取胜；而郝壮猷驻守凤山，不但不能像柴大纪那样策励士卒抵御贼匪，反而畏怯偷生，跟着逃回，因此身受刑诛。朕办理军务一向赏罚分明，奋勇出力的人一定从优选录，畏惧退缩的人也一定严加惩治示众。国家长期太平兴盛，军队可以百年不用，却不可以一日没有防备；先前甘肃省剿捕逆回、事情完成后，曾命军机大臣会同该部，把行军纪律中最重要的几条选出，颁发给各营操练讲习，然而仍有郝壮猷等畏怯偷生的人。着把柴大纪用法严明、因此获得奖叙，以及郝壮猷怯懦逃回、按律正法的情况补行载入，通行训示各营伍。使专阃大员明白抗敌和忠义的大道理，共同发誓竭尽忠诚；同时使将领、弁员、兵丁人人勇敢而知晓规矩，恭敬遵守军纪，全都成为强劲的军队，以符合朕整饬军队、恳切告诫的深意。』 二十日（丙戌），福建省因公出海遇风淹死的游击林朝绅、守备王泽浩、把总陈开桂、外委洪海、沈赞武、周明、黄正栋以及兵丁陈闻等二十一人，分别按照规定祭祀、安葬并给予荫恤。二十四日（庚寅），湖广总督、仍办理台湾军务将军常青奏报：『台湾贼匪一类人数众多，从府城十里以外的村庄已经被他们盘踞』；又署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奏报：『四月十六日，贼匪一万多人来攻诸罗』等情形。谕告军机大臣等：『看来南路贼匪聚集如蜂屯蚁聚，势力还在蔓延。常青发出奏折时，只有广东兵四千人，对于进剿事务似乎不够。估计此时恒瑞所带满兵一千人以及李侍尧奏请调拨的浙江兵一千人，早已抵达台湾，兵力更加充足，军威更加壮盛；常青、恒瑞亲自督率军队前往南路跟踪搜剿、肃清后路，并挑选得力的将领、弁员，在贼匪出没的各处要隘驻兵防守，防止他们绕出后进犯凤山、郡城的道路，这是最为紧要的。至于贼匪人数日渐增多、蔓延滋扰，都是由于没有依靠的贫民受到逼迫而跟随贼匪；只要把林爽文擒获，他们自然会纷纷溃散。至于乡勇、义民跟随官兵日夜防守、奋勇杀贼，实在值得嘉奖！他们阵亡、受伤的，先前已经降旨按照兵丁的规定加倍抚恤赏赐。今天柴大纪的奏折中有武举陈宗器、黄奠邦等率领义民奋勇杀贼；这些武举、义民不是普通弁兵可比，能够作战出力，更应格外优厚奖赏。着立即查明，将陈宗器等提拔补授千总等官职，以示鼓励；其中有奋勇出众的，越级提拔为守备也没有不可。并着常青一并查明义民中向来确实出力的人，必须迅速嘉奖、破格提拔；这样他们才会共同知道奖赏劝勉，效命争先，在剿捕中更加得力。署理诸罗县知县陈良翼，堵截防御贼匪，十分奋勉；立即着实授。』

译二十五日（辛卯），谕告军机大臣等：『凡是用兵，都以获得巴图鲁名号为荣耀；如今调集许多兵力剿办台湾逆匪，凡分批奋勉出力的人等，就赏给巴图鲁名号，以示鼓励。着交给常青，将此旨意通行晓谕，使众人的心更加知道踊跃效力。又，像柴大纪这样确实奋勉出力的人，再查实二、三人，遇到方便时奏报，赏给巴图鲁名号。』 二十七日（癸巳），谕：『据柴大纪奏称：『四月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七等日，贼首林爽文暗中聚集同党，分路侵扰诸罗县城。该总兵带领游击杨起麟、林光玉、邱能成，守备杨燝，署诸罗县陈良翼，武举陈宗器、黄奠邦等，督率官兵、义民出城迎击截杀，争先奋勇，交战数次，共用枪炮打死贼匪数百名，生擒后正法十余名，割取首级，夺获器械很多。贼匪被官兵击退，四散逃窜』等语。柴大纪自从驻守诸罗以来，贼首纠集匪徒多次攻扰，该总兵督率官兵、义民奋勇截杀，接连取得胜仗，贼匪败退；实在值得嘉奖！柴大纪着交部议叙；其随同作战出力的游击杨起麟、林光玉、邱能成，守备杨燝、陈明德，署诸罗县陈良翼，武举陈宗器、黄奠邦，贡监生张明义等，着交常青，等他们到达那里时查明具奏，等候朕降旨议叙、奖赏、提拔。』 又下谕说：“常青自从抵达台湾，就慰问安抚义民、乡勇，使他们都知道相互激励，听从命令、争先出力；至于贼匪进攻府城，他事先设法防守堵截，又督率官兵、乡勇迎击捕杀，多次取得胜利，办事很合机宜，朕心中深为嘉奖。常青，着交给部议定，予以优厚叙功。至于李侍尧驻扎厦门一带，照料官兵配船渡海，使行动迅速，以及办理军需粮饷，都能事先筹划，连续接济；孙士毅挑选整备粤兵，迅速赶赴福建，火药、铅弹等物也都能充足筹备，解送使用：都属于急公好义，值得嘉奖。李侍尧、孙士毅也着交部议叙。” 二十八日（甲午），谕告军机大臣等说：“现在台湾调往征战的兵员，所有额缺，自应先从义民、乡勇中选择勇敢出力的人补授。至于台湾过去轮班驻守的戍兵，按照惯例本来由内地各营派往。朕考虑，这些戍兵由内地调遣，既免不了往返的繁重费用；而那些兵丁一旦被调派去戍守，也免不了挂念家室。如果专门用台湾本地居民补充，又恐怕时间一久，内地无法熟悉当地情形，也不是完全没有弊端的办法。朕的意思是，今后这些轮换的兵丁，一半使用当地土著，一半仍由内地各营抽调派去换班；这样既可以使内地稍微节省调遣的繁重费用，又能使人熟悉台湾的风土人情，实在是一举两得；并且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也能归入军伍领取粮饷，更可以把无用之人变为有用之才。着常青、李侍尧在剿捕贼匪的事情结束后，共同详细商议，遵照办理。又如天地会这个名称，上年是林爽文倡导兴起的，由台湾传到内地。现在据蓝元枚访查得知，会匪大多是漳属的平和、长泰等县人；可见林爽文不但窥伺台湾，还想勾结漳、泉一带蔓延滋扰，显然有先取得台湾，便可逐渐进入内地的意图，十分奸险可恶。” 但目前不可立即查办，以免导致人心惊慌骚动。将来剿贼的事情结束后，常青、李侍尧务必把结会的原委以及加入教门、成为附从者的情况详细查明，严厉惩处；不可稍稍留下余党。” 二十九日（乙未），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将来剿捕事情结束后，柴大纪屡次立有功劳，自应立即实授提督。但这位总兵担任台湾总兵已经数年，对当地情形比较熟悉；而且领兵剿贼，多次取胜，威望也很显著。等到贼匪荡平后，所有善后事务都必须由这位总兵跟随常青用心筹办。台湾经过这次贼匪滋扰和官兵平定之后，尤其应该加意整顿；如果把柴大纪授为提督，他就必须驻扎内地，台湾便没有熟悉事务的人主持办理。朕的意思是，将来事情结束后，应令柴大纪以提督身份兼管台湾镇总兵事务，留在那里弹压办理二、三年，再调回内地，这对安定地方更有好处。内地提督的员缺，着常青、李侍尧在梁朝桂、陆廷柱二人中察看其才干，以及谁在打仗时最为出力，酌情推荐一人可以代理提督的，据实具奏。至于常泰现在代理提督，留驻漳州；虽然没有领兵作战，如果衡量其才干足以胜任提督之职，也着一并奏闻，等候朕酌情选用。至于台湾远隔重洋，屡有械斗、抢夺案件；如今林爽文等竟敢设立会党、纠集众人，劫掠县城、杀害官员，必定是历任道员、知府怠惰废弛、庸碌懒散，扰害地方，以致酿成祸患、积聚怨恨，激成事端。不可不严加治罪，以警戒后来。着传谕常青、李侍尧，剿贼事情结束后，立即把历任道员、知府严密彻底查明，据实参奏。”

译三十日（丙申），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朕披阅蓝鼎元所著《东征集》。这部书记载康熙年间台湾逆匪朱一贵滋事、官兵进攻剿捕时，蓝鼎元在其兄蓝廷珍幕府中所论述的台湾形势及治理事务，其中言论很有可取之处。例如他所说：‘诸罗一县地域广大，鞭长莫及，应当划虎尾溪以北另设一县，分别驻守半线地方；并在各处要隘增设巡检、千把总等官员，以资防守。’后来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增设彰化一县。到现在那里又经过六十多年，土地日益开辟，户口日益增多，衡量当地情形，有需要增设文武官员以资控制、安抚管理的地方；此前已经降旨令常青、李侍尧在剿贼完毕办理善后事务时，一并筹划酌定。如今读到蓝鼎元已经有这样的建议，可见台湾增设官员，实在是最重要的事情。又复阅总督满保所著《经画疆理》一书，其中说：‘台湾地方土地广阔肥沃，糖、谷的收益天下第一；再过四、五十年，连内山、山后也都将成为良田美产。如果划定疆界，把人民驱逐出去，不许往来耕种，势必难以禁止。’ 他说的也有道理。台湾的疆土既已开辟，百姓安居耕作，到处都成为肥沃的土地；自从杨景素提议划定界限以后，界外的良田美产转给生番，而生番以射猎野生动物为业，不从事耕种，势必仍会有内地百姓前往私自开垦，时间一久只会徒然滋生事端。又有提督施世骠信中说：‘贼众达到三十万人，其中畏惧死亡而被胁迫跟从的，并非全都出于本愿；有的人只是挂名为贼党，以保全身家性命。如果把他们全部诛杀，杀害太多生灵，也没有益处。似乎应当只歼灭首领，其余动摇不定的人都让他们自行悔过改新。’现在林爽文纠合匪众，所到村庄都以势力胁迫；如有不服从的，立即焚烧杀害。百姓畏惧死亡、苟且求生，出于不得已而勉强依附，因而人数日积日多，前后情况完全一样。此事刚开始时，朕就已经降旨谕令总督等，只把首领、首要逆贼以及确实属于党羽、作恶犯法的人全部歼灭；那些被贼匪胁迫而听从的人，准许他们悔罪改过、自谋新生，以便解散贼党。蓝鼎元的话恰好与朕的意思相合。常青在整顿兵力进剿时，不妨先把这个意思张榜晓谕，使被胁迫的良民及跟随贼匪的人员能够因畏惧罪责而投诚，也可借此解散贼党，先声夺人。” 此外，书中列举的其他各条，也有许多值得采纳之处。蓝鼎元籍贯隶属漳浦，他所著的《东征集》在福建省流传的应当很多；着常青、李侍尧立即购买此书，详细阅读，在办理善后时把当地情形仔细考察核实；如果书中所论各条与当前事务确实切中利弊和关键，也不妨参考采择，使治理海疆的各项事务都趋于完善，作为一劳永逸的办法。”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一。六月初三日（己亥），下谕说：“庄锡舍自从投诚以后，多次跟随官兵作战杀贼。这次听说庄大田带领番妇等人聚集在南潭，他立即秘密前来禀报，并亲自带领义民与官军里外配合，当场擒获并献上番妇以及贼犯林红；实在非常出力，值得嘉奖。庄锡舍着立即赏给守备之职；并着常青当面加以晓谕奖励，使他更加知道感奋，努力图谋自我效力。朕阅看贼首林爽文发给番妇的札文，其中有‘到府城相会’的话；可见他的真实意图是窥伺府城。只是因为大里杙是他的巢穴，又靠近诸罗，林爽文唯恐离开那里，被柴大纪乘机攻击，所以还在诸罗一带滋扰；而庄大田聚集在南潭等处，纠集同党分别占据要道，他的意图则专在府城。现在如果能够先擒获庄大田，那么南路贼匪自然可以依次肃清。如今常青在粤兵到齐后带领军队出城剿捕，接连取得胜仗；已经显得营垒焕然一新，声威十分壮盛。恒瑞所带的驻防满兵以及蓝元枚所带的浙兵一旦顺利渡海，自然可以迅速渡来；常青在恒瑞等到达后，就可以会同统领大军前往南路，逐一歼灭贼匪，乘胜快速推进，捣毁巢穴、擒获首领，一举办成此事。” 另外，朕披阅蓝鼎元所著《平台纪略》。蓝廷珍进攻鹿耳门、收复郡城，不过用了七天；但其余党逃窜到各处，乘机偷偷发动事变，辗转搜捕，几乎经过二年才办理完结。将来常青、蓝元枚从南北两路进兵攻剿，擒获首要逆贼林爽文、庄大田等，自应押解到京城，依法全部处治。至于那些被贼匪胁迫、随同附和的村庄百姓，应当先行晓谕，令他们赶快悔改，丢弃武器归农；这样就宽免他们一死，使他们各自成为安分守法的良民，以便解散其党羽。至于贼目以及天地会匪徒，自知罪行不可赦免，一旦看见首要逆贼被擒，势必纷纷逃入内山，企图苟延残喘；等大军撤回以后，又会重新勾结滋事，将来处理起来就会变得棘手。常青在进攻剿捕时，务必严密围堵。如果有可以设法招抚的，不妨权宜招致；并晓谕生番：如果有逃入他们境内的人，立即捆绑押献，就赏给花红布匹。这样办理，使贼匪余党无处逃窜，才有希望彻底斩断根株。” 初八日（甲辰），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查阅台湾地图，斗六门有几条溪河，都是通往海边的水路。大埔林、牛稠山一带现在都有贼匪逃窜聚集，斗六门长期被贼匪占据，南北之间的消息不通。常青曾派参将潘韬带兵一千名前往诸罗协同剿捕；该参将因为陆路贼匪很多，无法前进，仍退回府城，再由海道前往诸罗；可见沿海一带还没有贼匪。如今大军进剿，四路夹攻，把斗六门、大武陇等处逃窜占据的贼匪清除扫荡；假设贼匪计穷势蹙，或者偷偷寻找小船，从斗六门进入溪河逃到海口，海面上岛屿沙洲错杂，容易藏匿，他们企图苟延残喘也不是不能发生，因此不可不预先设法防备。着传谕常青等，务必挑选派遣得力的将领、守备，带领官兵，在通海的各条溪河处严密防守；所有通往内山的各处要隘，也务必遵照历次谕旨派兵堵截，并把船只收藏起来，不让它们靠近岸边。这样水陆四面防堵，贼匪在水陆两路都没有机会乘隙逃逸，才有希望搜捕剿灭干净。”

译——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二。十六日（壬子），下谕说：“此前已经降旨把蓝元枚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福建陆路提督的员缺，令常青、李侍尧在柴大纪、普吉保、常泰三人中察看谁出力最多、才干足以胜任提督，保举一人，等候朕选用。如今看来，柴大纪自从驻守诸罗以来，多次击退贼匪，实在奋勉可嘉；柴大纪着立即补授福建陆路提督。但柴大纪担任台湾总兵已经数年，对当地情形比较熟悉；将来剿贼完毕，所有善后事务正需要这位提督跟随常青用心筹办。因此柴大纪着以陆路提督兼管台湾镇总兵事务，留在那里弹压照料。等军务结束，待朕酌量认为可以调回内地时，再另行降旨。在柴大纪返回任所以前，福建陆路提督的全部事务，着常泰暂行代理。” 十九日（乙卯），下谕说：“现在台湾剿捕林爽文等贼匪还没有完毕，办理军需、粮饷等事务，该省官员恐怕不够差遣；着派伊辙布、德明额、李滉、李华国、袁秉义、成明立即分别从驿站起程前往福建，交给常青、李侍尧酌量分派差遣任用。” 又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据常青等奏报：‘请再调广东兵四千、京兵一千、湖广兵四千、贵州兵二千，台湾贼匪就可以剿捕干净。’湖广、贵州距离福建省遥远，京兵前往更需要时间，而且长途调兵，迹象上显得过于张皇。现在常青等已经通知孙士毅调兵四千，该省原先挑选整备的兵二千，前后共有六千名。此外，着存泰、图萨布在广东省驻防满兵中挑选一千五百名；又着宝琳、琅玕等在浙江省杭州驻防满兵中挑选一千名，在乍浦驻防满兵中挑选五百名。再加上李侍尧挑选整备的督、提两标及延建等营兵二千名，已经足够常青等所请求的数目。着传谕孙士毅等立即遵照办理，迅速派遣。广东省驻防满兵，着副都统博清额带领；浙江省驻防满兵，着已经升任将军的乍浦副都统永庆带领；广东省绿营兵，着孙士毅在曾经参加战阵的总兵中选派一员统领前往，并在将领、弁员中挑选熟悉军务的人分批带领。又常青等请求派一名大员督办军需；李永祺曾任四川省道员、知府，对军需事务还算熟悉，着该臬司迅速前往台湾督办。福建省秋审已经结束，臬司没有重要事务；着李侍尧在道员中选派一人代理。” 又下谕说：“常青等统领军队进剿，遇到贼匪蜂拥前来抵抗，乍看兵少贼多，难免惊慌。但调兵往往要经过数省，又隔着重洋，难免缓慢而不能救急；台湾天气更加炎热湿闷，又恐怕水土不服。如果选派京兵，又必须由大员带领前往，未免使人听闻后感到震惊。朕已经另外降旨，派广州、杭州驻防满兵，并令李侍尧先行调集本省兵力；加上常青等现在通知调动的广东省兵以及孙士毅挑选整备的兵，已经足够该将军所奏的一万一千人之数。派九千人前往常青处，听候调遣；其余二千人，着前往鹿仔港帮助蓝元枚，足以供南、北两路攻剿使用。又蓝元枚进呈的图说中有‘岸里社熟番三千余人不肯从贼’等语。这些熟番被贼匪诱骗胁迫却不肯依附，和义民没有区别；蓝元枚应迅速安抚，给他们马匹、兵器、粮饷，令其跟随官兵作战，这样声势会更加壮盛；如果不给他们供养，这些番人的村庄既然被贼匪焚毁，又没有谋生的办法，难道不会离去而跟从贼匪吗！并着传谕常青等：南路如果有像这样不肯从贼的番社、民壮，都应当招集奖抚，或者令其入伍，以壮大声威并分散贼匪的势力；但必须详细谨慎地查察，恐怕其中有贼匪混入，企图作为内应，不可不加意严密防范。又，现在大里杙、水沙连等处贼匪巢穴中有民人十余万，因为衣食缺乏，很多人跟随贼匪入伙。如果因为他们曾跟随贼匪作战，就不准他们悔罪投诚，那么这些被胁迫的百姓永远没有改过自新的道路，反而会坚定他们跟从贼匪、据守抗拒的心，这关系十分重大。着常青、蓝元枚等一面张榜晓谕：无论是跟随贼匪作战，还是被贼匪驱使，只要丢弃武器投诚，就一律作为良民。或者晓谕他们回去耕种，各自安守本业；或者有人像庄锡舍一样随军自效、剿贼立功，就酌情奖赏提拔，以解散贼党，这是当前尤其重要的事务。至于林爽文，不但触犯国法，而且连累父母，实在罪大恶极，天地都不能容忍；决没有不迅速歼灭他的道理。即使借口说地方官平日扰害百姓，以致他们激成事端；但地方文武官员都已经被他们杀害，也足以相抵，又还有什么借口可说！况且朕爱护百姓，使他们休养生息，台湾虽然远隔重洋，朕对其抚慰安定、怜恤关怀从来没有差别；现在这些被胁迫的百姓都有天良，决没有始终依附逆党、甘心跟从贼匪的道理。” 况且贼匪虽然猖獗，都是乌合之众，最终很容易溃散；现在被胁迫跟从的人，将来只是白白受他们牵累，一同遭到歼灭，又有什么值得留恋而不赶快悔罪自新的呢！着常青、蓝元枚把这道谕旨详细张榜晓谕，使被胁迫的百姓及早投出归耕，贼党自然会日渐离散，逐渐陷入困窘。”

译二十日（丙辰），谕告军机大臣说：“常青本来由都统、将军刚刚被简授为总督，经历的事务还不多；如今自从到达台湾后，各项调度还能够妥善协调，已经出乎朕的意料。但他毕竟年过七十，精神不能周全；而恒瑞又是年轻、没有经历过事务的人，实在不能依靠。常青等昨天奏请派一名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他们的意思未必不是自知难以胜任，想让朕另外选派大臣前往督办军务；对此不可不预先筹划。朕考虑此事本应由阿桂前往督办，但想到他也是年过七十的人，不忍心让他远渡重洋；和珅又常常手足旧疾复发，而且早晚都要随侍、承受诏旨、书写谕文，难以分身；将来派出的领兵大臣如海兰察等，也不是常青、李侍尧所能统辖驾驭的人。因此想到福康安年富力强，向来熟悉军旅事务，又能够驾驭海兰察等人；如果派他前往督办，足以作为倚靠任用的人。现在甘肃省也没有紧要事务需要办理，着福康安接到这道谕旨后，立即带着印信从驿站起程，前来行在陛见，预备听候差遣。陕甘总督一职，着勒保前往甘肃省代理；福康安在路上遇到勒保时，就可以把印信交接给他，这样尤其方便。如果常青等随后奏报剿捕贼匪已经取得成效，不难按期办成，朕就立即传谕福康安，仍可在途中返回甘肃省任本职，勒保也返回山西巡抚任所。” 二十一日（丁巳），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昨天据常青奏称：‘官兵从台湾府城出发剿贼，在关第厅安营。’朕认为这里一定有一座关圣庙，常青等避讳书写‘帝’字，改写成‘第’字。如果是关圣庙，就应当书写‘帝’字。从前西路用兵时，兆惠在扎卡困守，我朝官兵曾得到关帝显灵护佑；我朝开创基业之初，关帝也多次显现灵验，我们满洲人没有不敬奉的。常青等都是满洲人，应当立即前往拈香虔诚祈祷，以求暗中保佑。” 二十四日（庚申），下谕说：“台湾逆匪林爽文等纠集众人犯法，劫掠县城、杀害官员，当地知府、同知、知县等同时遇害，这些情况此前常青等已经查明奏报。朕因为这些官员毕竟是在守卫城池时突然被杀害，尚且属于因公遇害，所以降旨交给部议定，优厚议给恤典。如今仔细访查得知，逆匪林爽文等起事的原因，都是因为当地官员平日怠惰废弛、贪污暴虐，把台湾的缺额职位看作谋利的宝地，不把冒险渡海任职当作畏途，反而把能够调任优缺看作喜事。督抚中无能的人又有的徇私保荐，明知情况却不查察，含糊敷衍、从中谋利，这些都无法不令人追究；而那些恶劣官员并不整顿地方、安抚安定百姓，对作奸犯科的人又不及早查办，只知道任意侵夺百姓财物、充实自己的钱袋，以致积聚怨恨、祸害百姓、扰乱地方，于是使桀骜的奸民有了借口。就像上年杨光勋等结党倡立会党、拒捕杀官一案，当地官员并不彻底严查究办、严厉惩处示警；反而把所立天地会的名称改写成‘添弟’字样，企图把大事化小、敷衍了事，这就是明证。因此会党匪徒、奸诈百姓更加无所顾忌，肆意妄为。” 所以林爽文等滋事犯法，实在是由当地官员养患贻害，酿成了事端。而且林爽文依仗险要地势，把所居的大里杙巢穴修缮完毕、布置妥当，竟形成据险固守的态势，又私自制造旗帜、器械；可见他的蓄意谋划已经不是一天了。当地官员平日只知道谋利，完全没有察觉，形同木偶；以致逆匪等乘机突然发动，猖獗蔓延，到现在剿捕还没有办完。除近年历任督抚已经令其赔偿军饷，以及现任文武各员令常青、李侍尧等在事情结束后严厉查办、参奏处理外，至于这次被害的各位官员，身任地方官却全不整顿地方，导致民怨滋事、贼匪横行；假如他们还活着，本应以重罪治处。如今虽然身遭杀害已经算是侥幸，没有资格同那些因事变仓促、奉持节义、忠贞而死于王事的人相比；现在不再追究，并将他们的家属治罪，已经是格外从宽了。如果这些人种种怠惰废弛、激成变乱、纵容恶人、养成奸邪、贻害地方，当地百姓都受到他们的毒害；若这些恶劣官员死后仍能得到恩恤的荣耀，又凭什么警戒贪婪恶劣之人、整肃官场？不能把奖善惩恶、扶善抑恶的原则反过来。” 所有已经上题议定、准备给予恤典的，着暂停办理发给；尚未咨送部议、上题的，一律暂缓办理。这些被害官员中，有的人平日做官还算廉洁谨慎，遇到贼匪杀害时确实能够守节痛骂贼匪而死；有的人到任不久，或者是在倡立会党以后才到任：福建省的官民自然有公论。着交给常青、李侍尧详细确实地访查，据实具奏；奏报到达后再分别降旨，以表示彰善瘅恶、微小功劳也一定记录的至意。”

译二十五日（辛酉），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此前已经降旨令常青、蓝元枚等在郡城、鹿仔港一带广泛招募人员；那些曾经被贼匪胁迫而依附的人，只要应募招来，不妨立即让他们领取粮饷、编入军伍；既可以增加我方兵力，又可以解散贼党。如今蓝元枚在没有奉到谕旨以前，已经把难民中勇敢强壮的人挑选为义民，发给口粮，令他们帮助官兵，自然很有成效；立即发给钱粮编入军伍，也没有什么不可。并着常青把当地遭受灾难的人一并挑选招募，发给粮饷、编入军伍。至于大甲溪岸里社的义民、熟番不肯跟从贼匪，现在蓝元枚已经派弁员前去晓谕，令他们进攻逼迫贼匪巢穴，分散牵制贼匪势力；办理得很合机宜。常青年过七十，亲自经历战阵，督率侍卫、章京、将领、守备等共同奋勇向前，人人听命出力，朕心中深为嘉奖；着赏赐双眼花翎。参赞蓝元枚自从抵达鹿仔港以来，各项调度都很合宜，作战取得胜利。他是蓝廷珍的儿子，他的父亲从前剿办奸民朱一贵，收复全台湾，奋勇作战、屡获胜利，声威久已显著；如今蓝元枚在鹿仔港统兵进剿，能够继承家声，实在值得嘉奖！” 也着赏赐双眼花翎。台湾道永福、知府杨廷桦率领义民作战，也很奋勉；都着赏赐花翎。至于凤山的溃兵，先前据常青奏报，逃回府城的有一千一百余名；后来又据柴大纪奏报，说有溃兵五百余名，已经允许他们戴罪立功。看来前一次凤山兵丁溃散后返回的数目相差不大，该将军只需同柴大纪处核对，就可以得到确实数目。至于台湾百姓被贼匪侵扰、村庄被焚毁，因无法耕种而失去生业，该将军等在收复各路时务必妥善安抚，使他们能够尽力补种；既可以避免他们失去生计，又可以多收获粮食，两方面都有好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三。秋七月初二日（丁卯），下谕说：“副都统王柄是王进泰的儿子，曾任总兵，为人明敏。现在福建省调往台湾进剿贼匪的总兵很多，代理职位需要人员；王柄着立即乘驿前往福建，交给李侍尧酌量委派代理，不必来行在请训。” 初四日（己巳），湖广总督、仍办理台湾军务将军常青等奏报：“六月初八日，贼匪趁着下雨直扑大营，臣等命令侍卫、章京、将领、守备带兵迎击，贼众败退。初十日，贼匪又进攻营地以及府城小南门外的桶盘栈，臣等分派在营将领、弁员，一面分路截击杀贼，一面迅速赶往桶盘栈堵截防御，杀贼一百余人。又，鹿耳门海面上的贼船，经将领、弁员带兵追捕，全部焚毁。又凤山东港、诸罗笨港、盐水港被贼匪占据骚扰，粮道不通；已经酌情派兵民剿捕防守。”又福建陆路提督、署理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奏报：“诸罗县南面大排竹地方有一千多名贼匪来攻，臣亲自督率兵民追击，杀贼几十人，贼匪全部四散远逃。”谕告军机大臣等说：“阅看常青等奏报的情形，可见他们仍然扎营驻守，因为贼匪趁雨攻击营盘，才督兵堵截防御，杀死贼匪仅一百余人，不到贼众的十分之一，没有能够乘机进剿。这次增调的各路兵力，包括广东省先行调拨的兵二千名以及李侍尧挑选整备的兵二千名，此时都可以抵达台湾；此外，增调的兵丁还需要时间，常青等决没有坐等固守的道理。此前曾谕令该将军等统领侍卫、章京、将领、守备，直接前往南潭，擒拿贼首庄大田；假如其余贼匪前来救援，就可以聚而歼灭。但贼匪出没没有定处，十分狡猾；如果因为常青等统兵前往南潭，贼匪便纠集同党迂回截断后路，也不可不考虑。该将军等务必加意防范，或者派奋勇的将领、弁员负责断后；使我军首尾相互照应，不被贼匪抄袭才好。鹿耳门等处有贼船骚扰，自应严令官兵在各个口岸来回巡逻，巡查防范，不得稍有疏忽。又贼匪进攻骚扰诸罗时，动辄声称有一千、几万人，而官兵剿杀只不过几十人，始终没有看到大力清剿；其余匪徒究竟是聚集在各处，还是逃往山寮，柴大纪都没有分别详细奏报。着柴大纪务必把当地近日作战、攻剿的情况，以及道路是否能够保持畅通等各项情形，据实复奏。” 初五日（庚午），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偶然阅看《通鉴辑览》，看到魏国司马懿攻破襄平一事。司马懿因为公孙渊让他的将领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驻扎在辽隧，修筑二十多里长的围堑，便想用疲惫之师来对付他；如果进攻，正好落入他的计谋。而且贼军大部在这里，巢穴空虚；如果直接到襄平，预期一定能够攻破。于是司马懿在南面多张旗帜出兵，牵制连接敌军的势力；暗中从北面渡河出兵，直抵襄平，终于大败敌军。这就是兵家所谓声东击西的方法。朕因此想到，台湾贼匪四处蔓延，如果纷纷堵截、处处剿杀，就会兵力分散、势单力薄，疲于应付，反而恐怕不能取得成效。如果常青等在郡城外扎营的地方派出疑兵，虚张声势，假装同贼匪牵制相持；而该将军统领精锐部队，带同侍卫、章京、将领、守备，或者趁夜带领轻骑直奔南潭，擒拿贼目庄大田，使贼匪猝不及防。蓝元枚也在鹿仔港派奋勉的将领、守备虚张声势，堵截防御附近聚集的贼匪；而该参赞率领弁兵，会同大甲溪的义民、熟番，向前攻捣大里杙贼匪巢穴。这样乘虚追剿，出其不意，使贼匪仓皇失措，首尾不能相互照应，众多同党必然惊疑溃散；这也是捣毁巢穴、擒拿首领的一条策略。兵家讲究虚实相互运用，古人多次有出奇制胜、以少击众的事例；本来就不可不根据情况随机应变，以防止固守等待而使兵力疲惫。着常青、蓝元枚察看情形，如何相机进取？就应当立即照此办理，不可坐失战机，以期迅速办成事情。至于漳、泉一带如今缺少雨水，田禾枯黄萎蔫，百姓对秋收失去希望；恐怕米价还会进一步上涨，这关系十分重大。此前因为福建省需要米粮，已经早早降旨令浙江等省筹办起运。着徐嗣曾再次详细张榜，使各属普遍晓谕，市场价格不至于暴涨，才算妥善。”

译初十日（乙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台湾北路的麻豆社、笨港，南路的东港、竹仔港等处被贼匪攻占，粮道断绝；现在派副将丁朝雄酌情带领兵民，在沿海一带巡查捕拿。柴大纪接连作战，十分奋勉；近日因为分兵前往救援盐水港等处，兵力更加单薄，急需增兵前往援助。臣预先调集、驻扎在泉州、厦门的兵二千名，已于六月十三、十五等日配船渡海出发；广东省先到的兵二千名，也于二十四日开船。这四千名兵一到，就应当可以驱逐剿灭东港等处的贼匪。”谕告军机大臣等说：“现在贼匪占据南、北两路运米的社、港，虽然已经由副将丁朝雄等挑派官兵、义民前往巡查捕拿，但终究恐怕不能痛加剿灭。此时常青或者正与贼匪相持，无法分身，为什么不在镇、将官员中，像蔡攀龙这样勇猛可靠的人里酌情派一员，让他同一、二名侍卫、章京带领官兵，直接前往麻豆社、笨港等处，先把占据社、港的贼匪全力歼灭，使道路肃清，贩运米粮不致阻隔？仍要命令当地副将丁朝雄等切实巡查捕拿海边船只，不让贼匪抢占；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些四处侵扰的贼匪大多是被胁迫跟从的人，真正的贼首、贼目不过几个人；该将军如果能够擒获他们的首领，其余同党自然可以不战而溃。而且贼首林爽文与那些有名的贼目各自据守一方，分别派遣党羽四处滋扰，使官兵分路堵截，疲于应付，贼匪反而得到空闲。这是贼人的奸诈计谋，该将军等不可被他们欺骗；决没有贼匪向东来就到东面堵截，向西来又到西面堵截，用一支兵抵挡一个贼匪的道理。如果只是忙于四处堵截，拖延一天，军队就疲惫一天，恐怕官兵日久力竭，导致挫败失误，那就更不能成事了。柴大纪处的兵力也很单薄，自应增兵帮助防守。但常青处现在正要相机进剿，难以分兵援助；而且道路阻隔，也属于缓慢而不能救急。朕的意思是，蓝元枚现在驻扎鹿仔港，距离诸罗较近，而且当地已经增拨兵丁，这几天就可以到达；此时或者令普吉保驻守鹿仔港，让该参赞先带领数千名兵前往诸罗帮助柴大纪，这样更加可以确保安全无虞。着蓝元枚衡量情形，随时酌情办理；务必使柴大纪那里不至于有任何疏忽，也不可顾此失彼，才算妥善。至于现在笨港、麻豆社等处有贼匪占据，蓝元枚也应当调拨将领、弁员带兵前往那里奋力剿灭驱散，以打通粮道为要。又，台湾府本年应征收的钱粮，已经有旨免除。至于漳、泉二府，先前据徐嗣曾奏报，春夏缺少雨水，恐怕导致歉收；而且当地还有过兵、运粮等事务，也应当酌情加恩。但现在已经过了征收期限，那些已经缴纳的，自然不便退还，并且恐怕只会成为州县吏胥充实私囊的机会；如果还有全部尚未征收的，李侍尧可以一面传旨张榜，暂缓征收，一面据实复奏。” 又下谕说：“现在台湾军务还没有结束，各项军队粮食以及平粜、抚恤等事务，到处都急需物资，不妨多加储备。四川省一向是产米地区，连年收成丰足，积储比较充裕；着保宁再行购买米三十万石。如果市场上的粮食不够购买，就在附近四川江沿岸各县的常平仓、社仓中动用谷物，凑足三十万石的数目，接续运往江南，交给李世杰等一并委派人员运往福建，以资接济。所动用的仓谷，不妨在有空闲时买回补足。至于这次运往福建的米需要较多海船，着传谕李世杰、闵鹗元把海船宽裕地预先准备好，等前一次四川米二十万石抵达长江、开始起运后，所有续办的米粮一运到江苏省，就接续配船起运，以期迅速抵达福建，不要耽误紧急需要。”

译十二日（丁丑），湖广总督、仍办理台湾军务将军常青等上奏：“据柴大纪禀报：‘贼匪攻占盐水港，现在调拨一千名士兵驻扎在那里，并在鹿仔草增驻二百名；而驻守县城的兵力更加减少。又听说笨港汛也已被贼匪攻陷，请迅速增兵救援。’臣等应派总兵魏大斌等率兵一千五百名先赴盐水港，协力进攻剿灭。又，凤山的东港在鹿耳门左面，诸罗的笨港在鹿耳门右面，如今都被贼匪占据骚扰，那么鹿耳门尤其应当谨慎防守；臣等已经派拨官兵防御。至于盐水港距府城只有五、六十里，贼众围攻盐水港，表面上固然是意在诸罗，实际上却在觊觎府城；臣等已在府城以南扎营，不敢移动。等增调的官兵到齐后，再根据形势相机剿捕。”谕令军机大臣等：“盐水港在诸罗以南，笨港在诸罗以北，都是运输粮食的要道；如今都被贼匪抢占，企图断绝粮饷，诸罗的形势十分危急，关系极为重大。看来贼人的诡计，竟是因为大军都在府城，诸罗一路兵力单薄，所以故意窥伺府城来牵制官兵，使常青等不能远离那里营盘；而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截断我军粮道，进攻逼近诸罗县城。诸罗一旦失守，台湾府城的形势就会更加孤立，四面受敌，关系重大。先前曾下旨令常青等或许由南向北抢攻，直捣大里杙贼巢；或者径往南潭，擒拿贼首庄大田。现在看来，根据这一情形，将军等不必向南，确实应当先往北路。常青此时可以在总兵、副将中选择一名勇猛可靠的人，酌情拨出令其固守营盘；常青等则挑选精锐，亲自率领侍卫、章京、将备等数人直奔北路，先到诸罗会同柴大纪，合力擒获首领、捣毁贼巢；或者再分派精锐部队，将屯踞盐水港的贼匪全部歼灭，打通粮道，这是上策。蓝元枚昨天已经奉旨立即率兵前往盐水港剿杀贼匪，然后由南向北日夜兼程赶赴诸罗，接应柴大纪；如果能先把笨港一带屯踞的贼匪乘势扫除，就更加妥善。柴大纪得到这两路兵力接应，盐水港、笨港的道路得以肃清，米粮可以通运，南北声势相互联络，人心自然安定；这对进剿事宜似乎极为有力。着令常青、蓝元枚酌量情形，迅速筹办，绝不可坐失时机。又说，用兵的道理全在于先声夺人。现在增调的兵丁不能说不多，近日将陆续抵达台湾；常青等不妨再向军民晓谕，说明除这次增调的官兵外，现在又有旨令广东及福建本省增调数万名士兵接续前进，使军民的胆气更加壮大、军威更加振作，也使贼人听到后不敢肆意猖狂，这也是先造声势而后落实的一种办法。仍着令李侍尧、孙士毅广泛招募数万人，越多越好，以备调遣。又，台湾府城官兵的粮饷、火药等物资储存很多，常青率兵前往盐水港等处进剿时，除将战守官兵所需的粮饷、火药随身携带外，其余粮饷、火药如果仍储存在府城，那里用编竹作城，恐怕容易引起贼人窥伺，不可不加考虑。不如全部随军携带；即使府城万一稍有不测，也只是一座空城，贼人一无所得，也不能长期占据；并着令该将军酌情妥善办理。但此时将军等必须极其严密，只能暗中调拨，不能稍微泄露消息，使军民听到后心中动摇，反而造成许多不便。至于凤山的东港被贼匪占据，对鹿耳门关系很大，现在已经据常青派拨官兵前往防御；但恐怕那里的官兵无法分身，仍不能把贼匪全部歼灭。着令李侍尧从内地总兵、副将中挑选勇猛的一员，率兵一、二千名前往剿除占据东港的贼匪，打通粮路，这样更能奏效。” 又谕：“据常青等奏称：‘这次征剿台湾逆匪，柴大纪、蔡攀龙临阵作战，实在比众人更加奋勉。’柴大纪、蔡攀龙在阵前作战如此突出、勇往直前，奋勉精神确实值得嘉奖；着加恩赏给柴大纪‘壮健巴图鲁’名号、蔡攀龙‘强胜巴图鲁’名号，仍按照巴图鲁的例子，由当地各赏银一百两，以示奖励。” 十三日（戊寅），谕令军机大臣等：“南路贼匪在四处屯聚，现在将军、参赞都在同一处，府城外设置的营盘自然很宽大。如果常青率领官兵前往北路，兵力分散，营盘又宽大，彼此照应不容易；常青应在出发时先酌情缩小营盘，以便随时堵截防御，可以确保无虞。不过，这些都是朕在数千里之外思虑可能发生的情况，随时据情指示；用兵的关键瞬息万变，究竟是否可以这样办理，只在于将军等悉心筹划、随机应变，不必过于拘泥。朕已多次下旨令常青等晓谕附从贼匪的民人，命他们投诚归伍，各自安心耕种；但恐怕这些民人没有全部得到晓谕，常青等应当刊刻誊黄，令各处广泛张贴，或者射入贼巢，通行晓谕。这样从贼的民人自然会纷纷出来自首，不但可以使贼党解散，还能使贼众彼此猜疑，产生内乱，实在是不战而胜的良策。常青、蓝元枚应立即妥善迅速办理，同时仍须奋力进攻，不可坐视。” 又谕：“福建陆路提督、台湾镇总兵柴大纪，自从剿捕逆匪以来，督率官兵和义民奋勇杀贼，各项调度都深合军机；着授为参赞，协同将军常青等悉心筹办，以期迅速建立显著功绩。” 又谕：“据舒常、姜晟奏称：‘湖北省早稻丰收，秋季收成可以预料会大丰收。现在动用仓谷二十万石，碾成米一十万石，选派妥当官员分成四路，由江西一路运往福建。舒常还将前往湖南，与浦霖商议动用谷物、碾米运往福建，以供备用。’现在台湾剿捕逆匪尚未完成，各项军粮以及抚恤、平粜等事务所需粮食较多，不妨宽裕地预先准备。两位总督能够不分彼此、提前筹划，实在是急公好义。舒常、姜晟都着交部议叙。”

译闽浙总督李侍尧上奏：“福建省额定兵员，除调往台湾剿匪的以外，其余兵力不足以承担差遣防守，应酌情招募补充。查水师提督、镇、协及陆路提标、兴化、长福、省城、福宁所辖各营都处在沿海要地，请按照调往台湾轮流戍守的兵数，先挑补十分之三；汀州、邵武、延平、建宁各营挑补十分之二。”谕令：“据李侍尧奏请‘酌情补充营兵’一折，办理未免拘泥。此前已经多次下旨，令该督广泛招募，不必拘定额数；如果担心经费不足，就立即奏请，再行拨款解送应用。现在正是需要大量兵力接应的时候，内地也应操练防守、作为备用；如果能招募到更多兵员，既可以拨入军营以助声势，内地巡防调拨也会更加宽裕。着令李侍尧立即广泛增募，不必拘泥于原定额数；并着令常青、蓝元枚各自在台湾当地一并迅速招募。” 十五日（庚辰），福建水师提督、参赞蓝元枚上奏：“现在鹿仔港四面受敌，彰化、淡水交界的大甲溪、岸里社等处也受到贼匪骚扰。官兵分路堵截进剿，不够调遣，请增拨闽兵二千、粤兵三千。又查鹿仔港到斗六门六十多里，到诸罗九十多里，沿途都有贼匪屯聚；臣立即率兵由东螺、西螺等处直攻斗六门，并与柴大纪约定日期会合进剿。”谕令军机大臣等：“此前已经下旨，令李侍尧将增调的一万一千名兵员中拨出粤兵二千名给蓝元枚。又据李侍尧奏报，预先准备了漳州有眷属兵二千名；也已下旨令其派往鹿仔港。如今这位参赞既然请求增兵五千名，着令孙士毅再从广东挑拨兵一千名，迅速赶赴福建；并着令李侍尧在漳州、泉州等处迅速招募兵一千名，接济调拨。如果漳州、泉州招募的兵员在粤兵到达以前已经招募齐集，就将这一千名募兵拨往鹿仔港使用，以足够所请求增兵五千名的数目；其余一千名，着令李侍尧立即由五虎门配船渡海，径赴淡水接济徐鼎士。” 又说，贼匪在南北四处骚扰，意在牵制官兵；而常青、蓝元枚等落入了他们的计谋，竟有应接不暇的势头。用兵之道，合在一起则声势强盛，分散则声势削弱。如今贼首林爽文、贼目庄大田等明知重兵都在常青、蓝元枚两处，却由林爽文牵制北路、庄大田牵制南路，使我军分头堵截防御，奔走不暇；贼匪便得以乘隙钻空，将南北两路的各个要港、社、隘口任意抢占，贼势反而得以联络，诡计十分明显。可是常青等被他们欺骗，只知道结营自守、分兵防备，贼匪攻打东面就支援东面，攻打西面就支援西面，好比下棋，使贼人步步抢得先手，彼此连成一气；官兵只办理接应，却没有制胜的策略，反而疲于抵御，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战事！将军等自然应当统领大军舍弃南路、奔赴北路，与柴大纪会合；蓝元枚也应立即率兵前往诸罗，与常青、柴大纪会合一处，使我官兵声势相联、军威壮盛；沿途阻隔、屯聚的贼众，即可顺势剿杀，使南北道路相通。侦察林爽文现在在哪里，就率大军全力前往搜捕。” 只要能够擒获首领，那么其余贼目如庄大田、陈泮、吴领等，自然不难迎刃而解，形势就会像劈竹子一样顺利。即使林爽文陷入困境，逃入内山，而贼目、匪徒失去首逆，势必纷纷溃散。到那时，我军将贼党痛加剿洗，乘着胜利形成的军威，再向生番索取林爽文；想来逆首林爽文即使长了翅膀也难以逃脱。这是擒获首领、制胜的策略，将军等应当努力相机筹办，不可坐失时机。何况现在增调的各路兵员都是新生力量，正应乘着他们新到的锐气，趁锋势进攻；如果再因循拖延，又会导致疲弱，仍和没有增兵一样。又，朕已多次下旨令常青、蓝元枚各自在附近广泛招募，不论是否从贼，只要应募投到，就令其领取粮饷、编入队伍，这固然是增添兵力、解散贼党的办法；但贼匪非常狡猾，那些自行投来的人员不可不留心防备，应当选择平素善于管束兵丁的将领、将备令其统辖，或者分隶各营，令官兵加以约束，以免发生肘腋之患，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北淡水一路，现在既有贼匪骚扰，蓝元枚应命令副将徐鼎士特别加意堵御，奋力剿杀，不得稍有疏忽。” 现在沿海各口岸都有贼船潜伏，内地运往台湾等处的粮米、饷银、火药、铅弹等物资，着令李侍尧严厉命令文武官员、属员特别小心防范。又，参赞所请求增兵五千名，现在已经奉旨按数发往；但抵达那里还需要时间，此时难道有固守原地坐等的道理吗？如今蓝元枚约定与柴大纪会合的日期，亲自率官兵直奔斗六门，奋力进攻剿杀；这一举动略见勇气，本来就应当这样办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四。

译十六日（辛巳），谕令军机大臣等：“盐水港、笨港、麻豆社等处被贼匪抢占，朕已经多次下旨令常青等迅速剿杀。如今翻阅台湾全图，澎湖一处正与笨港、盐水港、鹿仔草等处相对，而且相距不远；那里原本驻有官兵，李侍尧自然应命令驻守澎湖的将领带兵就近配船渡海，前往鹿仔草、笨港、盐水港一带接应会攻。如果澎湖驻守兵丁人数不多，该督也应从内地派拨官兵，由澎湖前往协同剿杀。这样内外夹攻，屯踞各港、社的贼匪自然可以迅速剿灭，肃清道路，使官兵声势联络起来，这对剿捕事宜才有益处。何况贼匪既然占据沿海各港、社，难保不会骚扰澎湖，也应预先筹备；常青、李侍尧、蓝元枚等却始终没有提及。朕今天因为查看地图而对此十分挂念；着传谕李侍尧，并将地图发给他阅看，酌情妥善办理，迅速覆奏。”不久奏报：“盐水港、鹿仔草两处都有将领带兵驻守，笨港被贼匪抢掠后，臣已拨缯船二只、水师兵二百名前往防护。至于澎湖原来设置兵员一千八百名，除调往台湾堵截防御外，还剩四百名；臣此前拨调预备征用的汀州兵五百名在那里防范，近来又从新招募的水师兵中酌情派六百名，在澎湖及各港口之间往来巡防。”奉旨嘉奖。二十日（乙酉），谕令军机大臣等：“据常青、恒瑞奏报‘增派官兵救援诸罗’一折，所办的每一步都错了。瑚图里等先前因为凤山失事，被贼匪拦截，在山猪毛驻守了几个月；将军等因为中间道路阻隔，无法知道那里情况，以致长时间没有派兵救援。如今瑚图里既然从山猪毛小路翻山进攻南潭，声势可以联络起来；将军等一得到禀报，就应亲自统领大军直往南潭一带合力夹攻，这样贼目庄大田就有希望擒获，南路也可乘势肃清。可是常青等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派那穆素里、乌什哈达等率兵五百名接应，这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况且官兵先前在山猪毛被困数月，全靠广东庄义民提供粮食、接应救援；这次瑚图里等返回大营，广东义民自然应令其留守本庄，自行保卫；可是竟然把他们一同带到大营，令其随营征剿。这些义民既然挂念家室，心悬两地，就不能发挥力量；而且贼匪听说这些义民随营助剿，必然心怀怨恨，把他们的村庄焚毁、家属杀戮，义民反而因此受牵累而灰心。” 而且常青等率兵往北路进剿，到处都有义民协助；如果看到广东庄义民投营出力，反而使其家属、房产被贼匪摧残，不但不能招徕、鼓舞义民，反而会使义民望而生畏，岂不是把他们驱使去跟从贼匪吗？这件事关系不小，朕看了实在愤懑。着令常青等立即传旨，将现在山猪毛的义民都令其迅速返回本庄，自行守护家属、田产；或者仍令瑚图里亲自带领义民返回山猪毛，并酌情增兵护送，以安定他们的心并帮助防守。至于柴大纪现在诸罗，贼匪纠集同党攻占盐水港，四处截断粮道，又请求增兵救援；常青等本应立即率将领、将备亲自迅速统领大军前往接应，却只派魏大斌等率兵一千五百名，已经不足以用于剿杀；魏大斌又不明事理，另外留下兵五百名防守盐水港，只带一千名兵前往诸罗，致使兵力更加单薄。遇到贼匪大批逼近，既不能抵敌剿杀，也不能收回鹿仔草营盘，仍然无法前往诸罗，而且官兵、义民中有许多人受伤阵亡。等到魏大斌请求援兵，常青等又只派游击田蓝玉率兵一千名前往鹿仔草救援。”}], 像这样零零星星地分派兵力，能解决什么问题？况且他们在府城又何曾杀了多少贼匪，能够推进一尺一寸的土地呢！常青等见魏大斌请求援兵，立即拨出一千名士兵前去接应；如果其他地方又有人求救，便又拨兵前往援助。像这样把兵力分散派往各处，分别堵截防御，那么大营即使有很多兵，最后留下来的也一定所剩无几；难道还要让他们不断请求增兵吗？常青、恒瑞怎么这样毫无部署，办事错乱荒谬到这种地步！都着令严加申斥。看来这些将军此时竟然茫然没有主见，错上加错，对于剿捕贼匪的策略竟不能掌握，增加了朕南顾台湾的忧虑。如今的办法，这些将军只有遵照前后所降的谕旨，直接赶赴诸罗；蓝元枚也应从这里向南，与常青、柴大纪会合在一处，集中全部力量搜捕。那些将军不要再固守一处、坐等事情发展，以致军队疲敝、军饷耗费，坐失战机，自取重罪。

译又谕令说：据刘峨奏报：“此前接到常青发来的公文，拘拿台湾贼匪高文麟等人供出的先前各案犯人的姓名，列成名单移文知照，命令沿海各港口严密堵截搜捕。现在据天津镇、道等官员禀报：查得从福建来天津的糖船中有水手赵荣、林光二人，他们的姓名与高文麟供出的同伙匪徒姓名相同。于是审讯得知，赵荣供称自己是同安县人，原名欧阳焕；林光供称自己是彰化县人，原名魏宠。赵、林二姓确实是造船时向官府登记的姓名，历年更换船照时都冒用这两个姓名，并没有增改。两人的原籍都有住址和亲属可以查问，而且天津行铺的人都见过这些水手到过天津十多次，愿意出具连环保结等情由。现已紧急发文给闽督，查核他们所供是否属实，再行办理。”所谓查得越细、追得越远，实在是不成体统。常青等连一个首要贼匪都没有抓到，却把心思用在这些无用的地方，实在可笑可鄙！如今的大臣们办事，大多都是这样，实在更加使朕惭愧愤懑。况且台湾逆匪滋事，他们的同党即使逃散，也不过是在厦门附近一带的海口潜藏，绝不可能越过数省一直逃到天津。且不论赵荣等人是否属于误抓，即使确实是逃脱的匪徒，他们两人逃到天津，又怎么能够在那里滋生事端呢？况且船户等人家产都很殷实，天津的行铺又都愿意为他们出具保结，更加可信；刘峨却带人拘捕审讯，实在非常不恰当！这些船只都是装载货物后投入行铺出售的，如果这样不加区别地混同查拿，将来商贩难免害怕受到牵累而停步不前；必然会导致各种货物价格飞涨，这与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很大。况且该督以及天津道、府等官员，对于所属地方刘权的家眷乘船被劫一事，至今没有能够抓获盗犯，反而因为千里之外福建省发文咨请查缉的案件而纷纷查究，刘峨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着令交给刑部严加议处。并着令立即释放水手赵荣、林光二人，不得再加牵累；并晓谕该船户等人，说明这两人确实是误抓的，已经奉旨立即释放，该督也已因此获罪，今后各自安心经营商业，不必心怀疑惧。至于常青目前剿捕贼匪，在应当会合夹攻的地方不能妥善迅速前进，却对逃散的余匪发文咨请，追查到数省之外，徒然增添烦扰；实在是不知事情轻重！着令传旨申斥。常青既然已经向直省发出远距离公文，要求在海口查拿逆匪，那么江、浙等省早已自行收到咨会；并着令李世杰、琅玕，在沿海各处口岸只须命令所属秘密访查缉拿逃匪，遇到商船不得像刘峨那样过度搜查追究，牵累无辜，以致商贩听到风声便停步不前。二十一日（丙戌），谕令军机大臣等说：“现命福康安前来行在觐见，等他到达热河后，立即命令他带领侍卫章京、拜唐阿等人，从驿站出发前往台湾，督办剿捕事务。所有所需的车辆、马匹，着令刘峨先行预备，并派藩司梁肯堂妥善照料。这次福康安所带的侍卫章京、拜唐阿等人不过一百人，所需车辆、马匹等项数量不多；该督等务必妥善迅速办理，不得稍有张皇，以免造成扰累。” 又谕令说：“常青先前遇到林爽文等人滋事违法时，调遣将领、分派士兵以及解送粮饷、火药等事情，办理得还算有条理。后来因为黄仕简、任承恩贻误战机，才就近派常青前往台湾督办。当时朕对他并不十分满意，等常青到那里后，看到他鼓励义勇、抚恤难民以及办理各项调拨事务，都颇有条理，朕感到出乎意料，才稍稍得到安慰；于是认为这些将军可以倚仗，足以委任。几个月以来，陆续奏到的各份奏折中，虽然多次交战都没有显出奇谋而取胜，也没有大规模剿灭贼匪，但还没有发现处置失当、错误明显的地方。直到昨天奏报说：‘魏大斌前往诸罗增援，却不能前进，又派田蓝玉带领一千名士兵前往接应。’像这样零星地分派兵力，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又把广东庄义民留下在营中协助剿匪；办事错乱荒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常青、恒瑞二人都没有经历过军务；恒瑞又少不更事，此时跟随常青办理军务，恐怕会因为两人的职分相等，又因为自己是宗室，多少存有自尊矜贵的习气，而且难免有袒护满洲兵丁的意思，因而在商议办理一切事务时不能协调，这一点也不能确定。” 用兵最重要的全在于主将同心协力，这样才能成事；如果彼此都不肯服从对方，心中各存意见，以致各项事务多有牵制，所涉及的关系不可谓不大。李侍尧现在驻扎在厦门，所见所闻比较切近；况且该督长期担任封疆大吏，所受皇恩最为深厚，按他平日的情形，对于这些将军剿捕贼匪的策略，本来不应有所偏袒或区别对待。至于现在常青等办理各项事务，动辄发生错误，朕日夜焦急；特地下旨询问，该督自然应当据实奏报：常青与恒瑞是否存在意见不合、彼此牵制的情况，以及这些将军办理此事是否有希望最终完成？不得稍有顾虑观望。再者，现在已经下旨命令福康安迅速前往行在，当面接受机宜，命令他前往台湾，替换常青督办军务。但军中屡次更换主帅也并不合宜，只是特别担心常青等不能了结此事，以致因循拖延日久，不能完成功业；这样看来，倒不如及早更换，还可以保全他们，这才是较好的办法；这实在是朕无可奈何的计策。并着令李侍尧斟酌情势，根据他的所见，是否确实必须如此办理？一并据实迅速奏报。” 又谕令说：“这次进攻剿灭台湾贼匪，常青等屡次奏报的折子中，都没有说明满兵如何向前作战的情形。看来显然是常青等没有把满兵派在前面，这不仅使满兵无法出力报效，也使绿营军心因此心怀怨恨。满洲臣仆世世代代受到国家的厚恩，遇到这样的用兵之事，本来就应当奋勇出众，争先杀敌；怎么可以退缩怯战、处在后面，却让汉兵在前面冲锋呢！从前两次金川用兵时，阿桂等每逢交战，都命令绿营番子兵在前面，这已经是错误；既然当时已经功成事完，便没有深入追究。现在台湾的满兵虽然不多，也应命令他们在官兵、义民之前奋勇作战，作为他们的表率。着令传谕常青、恒瑞等知悉。”

译二十二日（丁亥），兵部奏报：“接到闽浙总督李侍尧的公文称：‘福建省各州、县共计五十七驿，额定设置驿夫三百一十四名。现在正值台湾贼匪滋事，往来递送紧急奏报，应当酌情增加台站递夫。如今从福州府向上到浦城、向下到同安的两条路线，以及漳州、汀州、邵武、福宁、永春、龙岩等府州，除原来设置的正站五十七驿以外，共增加设置正站二十二处、腰站一百九十八处。增加驿站就必须增加驿夫；从浦城到厦门是传递军报的要道，每个正站设置驿夫六十名，每个腰站设置三十名。其次，漳州府所属的诏安、龙溪，福宁府所属的福鼎、霞浦，汀州府所属的长汀、上杭等县，与浙江、广东、江西接界，调兵运粮也十分紧要；每个正站设置驿夫三十名，每个腰站设置十五名；其中偏僻的小路，正站设置驿夫八名，腰站设置四名。又从厦门到鹿耳门、蚶江到鹿仔港这两处海口，按照台站的例制，各设置渡海夫六十名。’查福建省军务繁多，本来应当酌情增加驿站夫役；但该督没有把路程远近、事务繁简详细说明清楚，因此都难以预先议定。” 应命令查明后具奏，等奏到之日再行议定。又，福建省到京城所经过各省的驿站，恐怕额设驿夫、马匹不足以供应递送；并请行文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各督、抚，在各省简僻驿站的驿夫、马匹中酌量抽调，协助接济，事情办完后再撤回。”谕说：“兵部奏报‘准闽浙总督知会福建省应当增设驿夫，但没有分别说明路程远近、事务繁简，难以预先议定，请敕令该督查明具奏’一折，现在台湾正在剿捕贼匪，所有文书、军报往来最为紧要；自然应当酌情增设驿站，以便迅速传递。朕早已想到这一点，只是还没来得及下旨；李侍尧也没有先行具奏，只移文兵部办理，未免迟缓。此时福建省军务繁多，如果等到来回行文查办，还要耽误时日。福建省应当增设的驿夫，着照该督移文所请办理；其余各省应当增设驿递夫马的地方，着照兵部所请办理。但各省驿站必须有大员专门督办：直隶省派梁肯堂，山东省派缪其吉，江苏省派通恩，浙江省派归景照，福建省派伍拉纳，负责照料查察，不得延误贻误。” 二十四日（己丑），闽浙总督李侍尧上奏：“台湾府库所储存的兵饷等款银两，在原任守孙景燧任内垫用后没有存余，兵饷不足以发放，本来应当查究；但现在正是剿捕逆匪的时候，不便立即办理。”谕令军机大臣等：“台湾府库所储存的兵饷等款银两，是五十一年奏销以前征收的钱粮，确实储存在库中，与本年被贼匪骚扰造成损失的官庄无关，怎么能借口说是垫用后没有存余？显然是孙景燧挪用并造成亏空无疑。孙景燧任台湾知府，平日对于地方事务既然毫无整顿，以致酿成林爽文等聚众犯法、肆意骚扰的事情；对于库中银两又任意亏缺。这说明他侵吞钱财、积累怨恨，激成了事端，不可因为他已经被贼匪杀害就宽免他的罪过，使他的家属仍然坐享丰厚财产。着令琅玕立即查封孙景燧的家产，用来抵偿官项。” 又谕说：“孙景燧在任时酿成事端，又任意造成亏空，本来就应当参奏查办；该督却请求等事情结束后再办理。试想孙景燧已经死了，将来又向什么人追究呢！现在已经下旨命令琅玕严密查抄孙景燧原籍的财产，用来抵偿官项。至于李侍尧现在正值福建省地方政务废弛之时，本应竭力整顿，却在此案办理上如此宽纵，实在不对！着传旨严厉申饬。用兵之时，各项事务都应严办；李侍尧不应这样做老好人。” 二十六日（辛卯），谕令军机大臣等：“今天询问常青携带奏折的差弁饶成龙，据他称：‘将军在小南门外十里的桶盘栈地方扎营，贼目庄大田占据的南潭距桶盘栈营盘只有五里。’常青等驻扎台湾已经几个月，桶盘栈营盘距离南潭不过五里，将军等早就应统领大军，先把贼目庄大田剿除；却只知道结营自守，任由贼匪逼近咫尺，竟不想乘势进攻剿灭，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先前朕以为南潭距大营还远，所以多次谕令将军等酌留官兵固守营盘，亲自督率大军舍南趋北，与柴大纪、蓝元枚会同进剿。此时如果还没有出发，将军等就应立即率领官兵，把五里之外南潭屯聚的庄大田痛加剿灭，以清除身边的威胁。况且这次续调的兵丁中，粤兵二千名据李侍尧奏报已经配船渡海前往；其余浙江、广东官兵也已经陆续到达那里。常青等正应乘着新到兵力的锐气，相机进取；怎么可以拖延日久，坐失时机！” 又谕：“先前因为台湾剿捕逆匪需要军粮，而且漳州、泉州一带缺少雨水，恐怕米粮市价上涨，百姓生活难免困窘；已经下旨令该抚查明妥善办理，并多次下旨令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广等省筹办米粮一百余万石，命令各督、抚迅速运往福建接济。因此福建省米粮日益充足，除供应军粮以外，完全还有余粮。漳州、泉州二府如果有因缺雨而成灾的地方，该督、抚务必详细查明，一面奏报，一面立即督促所属妥善抚恤，使百姓都能得到实际好处，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失去生计，以符合朕深切体恤百姓的本意。”

译二十七日（壬辰），谕说：“海兰察着授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着授为领队大臣，各自率领侍卫、章京、拜唐阿等二十名，舒亮统领第一队，海兰察统领第二队，普尔普统领第三队，一同前往福建台湾剿灭逆贼。海兰察、普尔普从热河出发前往，各赏银二百两；舒亮也赏银二百两；侍卫、章京及官员等各赏银一百两；护军校、骁骑校、拜唐阿、兵丁等各赏银五十两。都令其整理行装，分队乘驿站迅速前往。所有所需银两，由广储司按数领取发给；应领取的绵甲、战箭等物，照例迅速办给。” 二十八日（癸巳），谕说：“副将林天洛、参将廖光宇病故，留下员缺，着令常青立即从军营中带兵的人员里挑选奋勇出力者，不论广东、浙江还是福建本省，选出二人补授。行军作战全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不妨通融提拔补授，以示鼓励；本来不必拘泥于本省人员。今后遇到缺员，常青等都应从随征出力的人员中酌情挑选补授，使勇敢的官员、将领知道有所奖劝。又据常青等奏称：‘贼匪把道路削窄、把田地灌满水，贼人屯驻的地方都有甘蔗园、深沟阻碍道路。’道路既然被削窄，官军人马难以通行，那么贼匪行走自然也不容易。可是几个月以来，贼人四处侵犯，动辄声称有数万人，这些人都是从什么道路行走的？官兵却总以道路狭窄、泥沙淤积为借口，难道贼匪能够通行而官军不能通行，有这样的道理吗？况且行军之道贵在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即使遇到崎岖险阻，也应设法开辟道路，直向前方摧毁敌人。如果因为贼匪的鬼蜮伎俩，把道路削窄、放水淤陷，就束手无策，那么从前平定金川时，步步都是山地，又凭什么进兵击破贼匪呢？” 常青等务必悉心筹划，设法前进，以期迅速结束战事；最要紧的是绝不可因循坐等，以致军队疲惫、兵力衰竭。”}], 二十九日（甲午），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说：“白石湖山里的贼匪，经过徐鼎士等带兵搜捕，并命令兵役、义民等开诚劝抚，已有扶持帮助着前来归顺的三千多人；鹿寮、金包里等地又招抚出难民一千多人，都已经由该副将送回各庄安居谋业。由此可见，贼党虽然人数众多，如果能够设法招抚招徕，剿灭和安抚并用，就不难使他们立即解散。这件事徐嗣曾既然已经得到该副将的禀报，那么李侍尧驻守厦门，哪有得不到消息的道理？为什么没有据实奏报？着令李侍尧把是否继续收到徐鼎士的禀报，以及此后南、北各路有没有继续投顺的百姓，一并据实复奏。至于徐鼎士带兵驻扎大甲溪搜剿彰化贼匪，先前已经谕令李侍尧拨兵一千名接济徐鼎士；所拨官兵在什么时候配渡前往？以及近日鹿仔港、大甲溪等处剿捕杀贼的情形，也着令迅速驰奏。”不久，李侍尧奏报说：“先前据徐鼎士禀报：白石湖、鹿寮、金包里等地招抚的难民，大多是漳州人，和逆贼林小文等是同乡；其中有跟从贼人的，也有不跟从贼人的。因为泉州、广东人一概遭到抢掠杀害，所以逃难到白石湖等地；如今陆续招抚他们回归原业，北淡水一带已经安宁。至于徐鼎士已经移驻大甲，该地属于淡水南部边境，与彰化交界；该副将带领的兵民将近一万人，现在又遵照圣旨拨兵一千，于八月初配渡前往，更足以增添声势，自然应当在限定日期内进攻。”皇帝下旨说：“这也是牵制和抵御贼人的一种办法；一有消息，就立即奏报。”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奏报说：“台湾西面临海，东面依凭大山；大山以东是生番居住的地方，百姓无法到达。向西的山麓现在被贼匪占据，官兵进剿，势必要仰面攻山，无法查明敌人的虚实；而贼众居高临下，并且其中如水沙连、虎仔坑、斗六门等处，南北各地都能相通，足以窥伺官兵的空隙，前后夹击，到处滋扰。如果只是拨兵堵御，官兵就不够分派；只有先在郡城、诸罗、鹿仔港等要地驻兵防守，再挑选二三万名能作战的官兵捣毁他们的巢穴。不过台湾现有官兵，除分守府城等处外，人数不多，其中可以使用的也少；形势上不得不增添兵力。现在奉旨命福康安前往督办，应当命他先行全面筹划。台湾现有官兵多少？还须增添多少兵力？以及征调哪个省的兵最为得力？或者干脆调习惯跋涉山路的黔、楚兵各一万人，再加上粤兵一万多人，兵力充足，贼首必定很快伏法。”皇帝下旨说：“等他到达以后，自然会详细斟酌。” 本月，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说：“台湾殉难的各位官员，有的平素贪婪残暴，即使丧命也不能赎清其酿成祸患的罪过；有的还算廉洁谨慎，那么捐躯就应当得到死事之臣的褒奖。臣查访核实后，再行具奏。”皇帝下旨说：“这两句话极为公允；该府的亏空难道可以宽恕吗！” 福建漳州镇总兵常泰奏报说：“臣奉命代理陆路提督；正值剿灭台湾贼匪之时，只有督率各级官员将领，认真巡查缉捕。”皇帝下旨说：“要尽力去做，不可自满；也不可害怕承担事情，只知道自守，站在不犯错误的位置上。”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五。

译八月丙申朔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说：“彰化等处的贼匪聚集屯驻，虽然据称有一二十万人，但都是被贼人威逼胁迫、勉强听从的，不过是乌合之众。如今蓝元枚奉旨宣谕后，已经有百姓从贼巢中逃出，自称并非贼党。该参赞详细加以开导，告诉他们擒杀贼匪、立功自效的道理；他们都知道后欢欣鼓舞，共同庆幸获得新生。可见贼匪虽然众多，却是容易聚集也容易离散；如果能够设法招抚招徕，他们自然会纷纷逃出，贼党每天都会走向解散。至于蓝元枚和柴大纪札商约定会攻，因为道路阻隔，还没有得到回信；鹿仔港兵力稍显单薄，不能前进。但是蓝元枚请求增调的五千名官兵，早已按数拨发前往；蓝元枚应当趁此兵力集中充足，迅速进剿。按照目前的情形，应当把打通诸罗、接应柴大纪作为急务。又，柴大纪驻守诸罗，督率官兵、义民竭力堵御，贼匪多次进攻骚扰县城，都被官兵杀退，击破枋车，歼灭了许多贼人，并用炮击毙了贼首林爽文的同党头目蔡福等人，贼首因此丧失了锐气；常青等派遣的魏大斌、田蓝玉接应之兵，此时已经打通道路，应当合力前进。柴大纪得到这批兵力援助，自然更加得力；近日杀贼进剿的情形如何？着令柴大纪迅速驰奏。” 初二日（丁酉），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说：“现在谕令福康安前来行在，面授机宜，命他前往台湾接替常青督办军务。至于台湾前后调集的官兵已经足够用于进攻剿灭，但那里山深林密，道路崎岖，因此想到湖广、贵州的官兵先前曾调往金川军营，对奔驰攀登山险较为熟悉便捷；如果调往台湾助剿，自然更加得力。着令传谕舒常等在湖北、湖南各挑选备兵二千人，富纲、李庆棻在贵州挑选备兵二千人，选派曾经上阵、勇敢干练的将领统领；各种军装、火药都要妥善秘密预先准备，听候调拨。如果必须调遣，或者等谕旨到达之日，或者接到福康安的檄调文书，就立即分批迅速前进。湖广官兵就从本省经江西一路行进，贵州官兵从广西、广东一带行进。所有沿途经过的地方，也着令各督、抚等一同预先筹备；等官兵到达境内，就可以迅速赶路。仍须妥善协调办理，不要造成慌乱和扰累。” 又下旨说：“四川省屯练的降番，向来以轻捷著称；先前曾调往甘肃省剿捕逆回，非常得力。着令保宁就在屯练降番中挑选二千人，并选派曾经上阵、勇敢出力的将领张芝元等分批带领，从川江顺流而下，经湖北、江南、浙江一路前往福建省。沿途所需船只及一切应办事项，也着令舒常、李世杰、琅玕等预先筹备，以免临时迟误。” 又下旨说：“台湾逆匪林爽文等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纠集众人犯法，劫掠县城、杀害官员，先前特意派总督常青前往台湾，授予将军之职，督办剿捕事务。几个月以来，该将军督率调度还没有过失。但是统领许多官兵驻守府城营盘，虽然屡有斩获，却没有痛加歼灭敌人，也没有相机挪动一寸土地进剿；因此常青虽然没有过错，也不能算有功。而且该将军年过七十，终究恐怕精神不能周全。现在特命福康安前来行在，面授机宜，命他携带‘钦差关防’，迅速前往台湾接替常青督办军务。立即授福康安为将军，授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普尔普、舒亮为领队大臣；其恒瑞、蓝元枚、柴大纪仍着照旧参赞军务；并选派曾经参加战阵的巴图鲁侍卫章京一百多人，分批前往领兵征剿。至于台湾最初调拨以及后来续调的官兵已经有数万人，后来又从广东、浙江增调绿营及驻防兵一万多人，并在福建本省派拨兵六千人，现在又增派四川屯练降番，并从湖北、湖南等省挑选备兵数万人，陆续迅速赶往，合计征调的各路官兵不少于十多万人。福康安到达台湾后，察看当地情形，如果认为兵力越多越好，还应增添多少兵力，就一面檄调，一面奏报。所有所需军粮，已经从浙江、江南、江西、湖广、四川等省拨运粮食一百多万石；军营所需火药等物，也已经广泛储备。着令李侍尧全面核算，妥善办理，使数十万官兵的供给充足，不要稍有短缺。像这样大军云集，再加上派出带兵的巴图鲁侍卫章京等都是多次参加战阵的人，一个可以抵一千人，因此一百多人已经足以抵挡一万多人的敌军；料想这些么■〈麻上骨下〉小丑，不过是一时聚合的乌合之众，有什么难处，不能立即歼灭，很快擒获贼首呢！至于常青剿捕贼匪，虽然未能完成功业、奏报成绩，考虑到他毕竟年老，尚未造成贻误，着令他在福康安到达台湾后立即来京陛见，然后再赴湖广总督任职。” 初三日（戊戌），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朕特意命福康安前去替换常青，并不是因为常青办理军务有很大贻误，实在是因为常青年过七十，军事方面本来就不是他所熟悉的，恐怕日子久了因循拖延，不能把事情办理完毕。因此特意命福康安前去接办，希望迅速取得成功。在福康安到达以前，常青接到先前的谕旨，不必心中疑惧，以致遇事茫然、没有主见；遇到可以进攻的机会，仍应督率将领和士兵，随机进剿。如果因为有福康安前去接办的谕旨便心存观望，稍有懈怠，不再努力前进，那么常青不但没有功劳，反而有过错，就是辜负了朕委任他的本意。这些朕应当向该将军明白说明。倘若此时能够擒获逆首林爽文，当然是最好；即使首逆林爽文还没有被诛擒，而贼目庄大田能够擒获，官兵也已经掌握胜势。朕已经谕令福康安，在途中得到捷报，就先拆阅；如果看到常青办理剿捕事务已经得力，可以不必前往，就从途中返回甘肃原任。将来办理善后一切事务，本来就是常青所擅长的，更不需要福康安前往帮助。

译初五日（庚子），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南潭的贼匪经过官兵、义民奋勇剿杀，已经有消息说庄大田潜逃；贼人的势力已经溃散，剿捕事务出现了很大的转机。该将军等应趁贼人溃散、军威振作之时，立即亲自统率大军奋力追杀。如果在福康安到达以前，就及时擒获林爽文、庄大田等人，那么收复全台全是常青的功劳；受到朕的恩宠眷顾，哪里还能估量！至于庄大田溃散潜逃，他的形势已经十分困窘。现在北路一带的鹿仔港有蓝元枚在那里领兵堵截，而诸罗的援应兵已经分三路会合；庄大田逃往北路，自然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偷偷占据，必定会逃到大里杙，把那里作为凭借险要苟延残喘的地方。如果贼首、贼目聚集在一处，正好可以集中歼灭；即使他们凭险固守，官兵以全力从四面合围，贼人的财物粮食总会耗尽，没有东西可吃，自然会束手等死。该将军不可不更加努力，深入长驱，迅速取得战功并上奏；但仍应酌情派遣将领和士兵严密防守后路，不要让残余贼匪乘机偷偷逃出，这是最重要的。至于魏大斌，先前常青派他带兵接应诸罗，在鹿仔草被贼人拦截，稍有阻滞；这位总兵能够督率官兵冲出重围，先行到达诸罗与柴大纪会合，也算是奋勉尽力。着赏赐花翎佩戴。至于田蓝玉、特克什布、张万魁一同前去接应，能够与魏大斌奋力剿杀，直抵诸罗，也还算勇敢；着令常青查明其中谁最为出力，就从上次发去的花翎中酌情赏给他们佩戴，以示鼓励。至于李侍尧办理军务，调度和接应都妥善周到；这次一得到常青处关于杀散南路贼匪以及与柴大纪援兵会合的消息，便立即飞驰上奏，以安慰朕的心。也着赏赐蟒袍一件、大小荷包各一对，以示奖励。至于常青，等奏报到达之日，再行赏赐。初六日（辛丑），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今天常青带着送奏折的差役前来，朕命军机大臣询问。据说：“此前瑚图里带领广东庄的义民到达营中，只有一、二千人；广东庄居住的百姓很多，大约有数万人，完全可以防守。”先前因为瑚图里在山猪毛带领广东庄义民前往大营，常青等留在大营协助剿贼；朕担心广东庄本地只有老弱之人，或者会被贼人怀恨在心、任意摧残，因此曾经降旨加以告谕。现在据这名差役所说，广东庄居住的百姓有数万多人，本庄足以凭借他们防卫；这就是常青的时运好处。现在南路贼匪已经被官兵剿杀，贼目庄大田想要潜逃，剿捕事务出现了很大转机；该将军应立即亲自统率官兵，向北路长驱直进。至于大里杙，是贼首的巢穴，四面都是山；将来官兵围攻，恐怕道路险峻，难以迅速攀登。倘若围攻以后，贼人仍然凭险固守，那么此前派出的海兰察、普尔普、舒亮所带领的巴图鲁、侍卫、章京六十人，命令他们分作三批行进。他们都经历过战阵，勇猛强健、轻捷敏锐，一人可以抵挡一千人；这几十个人已经足以抵挡一万人的敌军。到达那里以后，立即命令他们带兵进攻，一定会更加得力。并着令李侍尧一旦继续得到台湾官兵作战获胜的消息，就随时以最快速度通知福康安及海兰察等人。如果官兵更加占据胜势，能够按期完成战事，海兰察等人就应加倍赶路，早日抵达那里，立即协助擒拿逆匪，也非常好。倘若常青等统兵会剿不能长驱深入，设若有意外的忧患，那么仍应命令海兰察等人在厦门等候；等福康安到达那里，会合全部力量，一同配渡出海，这样才妥善。这就是朕不自满自足、安居时仍想到危险的地方，该将军等不可不体察朕的心意。初九日（甲辰），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南潭一带贼人借以遮蔽藏身的丛竹密箐，现在常青在搜剿时已经沿路砍伐，办理得比较好。该将军等统率军队前往北路，遇到像这样的深林密箐之处，就应沿路砍除，清理道路，不让贼人藏匿，这样才妥善。又，这次随同作战的广东庄义民非常勇敢出力，只赏给银牌、番圆，还不足以酬劳；着令常青查明确实出力的人，选拔补授几名武弁，使这些义民更加踊跃奋勉。武举陈宗器、黄奠邦、监生蓝应举各自率领义民担任大军向导，护送官兵一同前往，也值得嘉奖；都着授予官职，以示奖励。至于贼匪溃败，恐怕他们逃入内山，朕早已降旨命令该将军等晓谕生番，让他们捆绑献出贼匪。而海口一带尤其应当预先严密防守，断绝贼人的逃路。至于蓝元枚所奏报投降前来的蓝启能等人，带着老弱自行前来投首；他们害怕贼人逼迫胁制，确实是实情。如果有人熟悉当地道路，正可以把他们当作侦察耳目和向导；命令他们随同军队征剿，会更加得力。而且既然已经自行投出，也应遵照先前的谕旨，命令他们改过自新；从前有没有跟随贼人，可以不必追究。十一日（丙午），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说：“现在奉旨命臣与两广总督孙士毅再招募数万名官兵，以备调遣。但近日听说官兵焚烧南潭，看到贼人住处的粮食已经快要吃尽，他们的同党缺乏粮食，而且互相欺骗抢夺，彼此不和；可见南路贼匪已经有涣散的趋势，可以不必再招募数万兵。臣在泉州及沿海各营酌情招募五千人备用；如果察看台湾形势，仍不是一朝一夕能够了结，就随时再行增加招募。让新兵留在营中训练，而把已经训练好的旧兵派往前线，也足以应付。”皇帝下旨说：“筹划周详精细，值得嘉奖，没有别的话可说。”李侍尧又奏报说：“先前奉旨命蓝元枚带兵前往盐水港剿贼，打通粮道；但查明盐水港距离府城近而距离鹿仔港远，如果蓝元枚从鹿仔港带兵南下，而贼兵趁机偷偷到鹿仔港及北淡水等处滋扰，那么蓝元枚又必须折返回去。臣因此移文告知蓝元枚，命他立即从陆路进攻大里杙、斗六门等处，直逼贼巢，希望一举擒获。”皇帝下旨说：“很对。用兵的机宜，本来就应当观察时机而行动，先前的旨意是因为贼人占据盐水港。现在情形不同，你这样办理很对。”

译十二日（丁未），兼办台湾军务的湖广总督、将军常青等奏报说：“南路贼首庄大田在附近各处纠集人众进攻骚扰，官兵交战屡次取胜；凡是被胁迫跟从贼人的各庄百姓，都请求发给腰牌，让他们回庄，我们斟酌后发给了腰牌。但贼匪仍在窥伺骚扰，如果立即放弃南路而奔赴北路，恐怕府城附近的贼巢又想乘机窃发，而已经安居各庄的百姓也难免惶恐不安；等增调的满洲、粤东官兵到达军营后，再谋划进剿。另有游击邱能成押运军装、火药前往诸罗，现在在鹿仔草被贼人拦截，请求派兵接应；已经派将领带兵四百人前往。”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说：“今天据常青奏报的情形来看，又好像南路贼匪仍未溃散，还在窥伺骚扰；而对于贼匪缺粮这一点却没有奏报，是为了掩饰他不立即分兵北上的过错，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常青、恒瑞同在府城营盘，一个统兵前往北路，一个留在营中驻守，有什么可担心的？难道能因为贼匪牵制，就连一寸土地也不挪动吗？如果说是为了保护村庄，那么各处村庄很多，即使几万名官兵也不够分散派兵防守；难道还要再增添大军吗！贼匪围攻鹿仔草，游击邱能成请求派兵接应；常青等既然知道已经派兵四百人接应，为什么不亲自统领大军前往，痛加剿杀，清理道路？像这样只派官兵四百人，怎么能发挥作用！而且鹿仔草是偏僻的小村庄，前后都有贼匪；这四百官兵所需的口粮从哪里接济？如果再有挫败，罪责由谁承担？常青对于这类事情，为什么会如此茫然没有主见！又，蓝元枚那里也屡次接到旨意，命他统兵自北向南直抵诸罗，和常青合兵会剿；却也不能前进。看来常青、蓝元枚总是因为过于谨慎而怯懦，畏缩不前；常青难免重蹈黄仕简的覆辙，而蓝元枚拖延观望，也和任承恩相仿。他们二人受恩深重，并不是黄仕简年老病衰、任承恩年轻而缺乏阅历那样的人；如果再行因循拖延，他们获罪将超过黄仕简、任承恩了！现在浙江、广东两省的驻防绿营兵以及后来调来的漳州兵早已到齐，估计这道旨意到达时，节候又到了深秋，暑气已经减退，雨水也少了；该将军只应趁此兵力集中充足，合兵进剿。如果等福康安到那里一举完成功业，他们两人将置身于何地呢！至于南路被胁迫跟从贼人的人都请求发给腰牌回庄，该将军等应当妥善抚慰，设法招集；遵照先前的旨意，或者让他们入伍，或者让他们归农，使他们听到消息便投出，解散贼党，这才算妥善。” 十五日（庚戌），乾隆帝下旨说：“魏大斌援助诸罗，而邱能成押运的粮饷、火药仍然被贼匪阻断，不能前进；看来这竟是贼人的狡计，故意放魏大斌冲出重围，任其进入城中，却仍然截断粮饷运输。这样，柴大纪虽然和魏大斌会合，仍然不能剿散贼匪；而诸罗增加了这批援兵，粮饷又被截断，更恐怕军粮供应不足。着令常青、李侍尧查明运往诸罗的粮饷、火药究竟还在鹿仔草，还是已经全部运到；以及鹿仔草的道路是否已经打通、不再受阻，也要迅速驰奏。又据李侍尧奏报：‘徐鼎士禀称，命鹿仔港的大军秘密约定进攻日期，在大肚溪等处声援；而徐鼎士分兵两路，一路进攻大肚，一路进攻乌日庄，截断贼人的左右两翼。乌日一旦攻破，就用大炮轰击大里杙，使贼人腹背受敌；又可以凭高向下进攻，这是捣毁巢穴、擒获首领的关键策略。’蓝元枚先前已经奉旨命他统兵直接前往诸罗，与常青、柴大纪会合；现在大甲这一路既然有可以利用的机会，该参赞也应当和徐鼎士迅速约定日期夹击，直捣贼巢。用兵的原则，本来就贵在根据时机行动，不必拘泥于先前的旨意；着令李侍尧、蓝元枚传谕徐鼎士：如果能够督率兵民乘机进剿，倾覆他们的巢穴，那么逆匪同党听到风声就会瓦解，再没有什么困难，可以迅速扫除扑灭；这次平定台湾的功劳，徐鼎士实在是第一，将来受到朕的恩宠又哪里能够估量！徐鼎士务必加倍努力，迅速建立大功。”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六。十九日（甲寅），闽浙总督李侍尧复奏说：“恒瑞在军中，听说他和常青对各项事务同心协力办理，并没有意见不合；只是常青消灭贼人的心情虽然迫切，但平素没有经历军务，所以不能抓住要害制胜。不知能否在武臣中选拔像海兰察这样的人授为参赞大臣，命他前来和常青共同督办军务？海兰察长期经历军旅，必定能够协力进剿；而常青办事也非常明白，自然能够坦然相商，共同取得成功。”皇帝下旨说：“已经派他前往了。恐怕常青管束不住他，这样求得助益反而会受损；朕已经命福康安赶快乘驿前往。” 二十日（乙卯），乾隆帝下旨说：“柴大纪那里半个月以来，总没有据报后续消息。朕想到魏大斌援助的官兵既然已经会合，柴大纪即使不能进攻大里杙贼巢，也应当命魏大斌分兵出城，把先前经过的道路如鹿仔草一带聚集的贼匪先行剿散，清理道路；即使魏大斌不能分身，也应当在将领中选出勇敢能干而值得信赖的人，命他带兵出城剿捕。为什么魏大斌到了那里，柴大纪仍然毫无行动？难道增加魏大斌这批兵力，只是让他们帮助守城，甘心受贼人围困，却不想趁新到援兵的锐气相机进剿吗！着令传谕柴大纪，应当设法筹划，加倍奋勉。”

译二十一日（丙辰），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说：“魏大斌杀散贼匪，先抵诸罗，但一切军火、粮饷仍然不能运入城中，道路阻塞；这样不只是柴大纪被围，魏大斌也又处在贼人的包围之中。常青等接到禀报后，就应当亲自统领大军直接前往诸罗，打通道路接应柴大纪，这样才会得力；却只增派蔡攀龙等带兵一千六百人前往援助。像这样零星派兵，对事情没有帮助，岂不是又会重蹈魏大斌的情形！何况柴大纪那里被围已经很久，形势十分危急；常青在这时还不亲自前往救援，难道拥有关的重兵只是守在府城营盘不动吗！如今的办法，常青处增调的官兵早已齐集，竟应当留下恒瑞驻守府城营盘，由常青统领大军直抵诸罗。蓝元枚如果已经从大肚溪进兵，和徐鼎士约定日期夹击，当然很好；否则，就直接前往诸罗，与常青、柴大纪会合。这样得到二三万大军全力奋勇剿杀，进而捣毁贼巢，擒拿贼首、贼目，才可以希望迅速完成战事。至于四川省屯练降番，先前已经下旨调派二千人；那里的官兵远胜江西、广西的官兵，因此二千人足以抵二万人使用，尤其可以用来杀贼。但屯练降番到达那里还需要时间；常青此时不可坐等，只应把现在已经到达的增调官兵迅速带去会合进剿，不得再行因循拖延，以免重蹈黄仕简等人的覆辙，自取重罪。福康安正在途中，应当加紧赶路；到达厦门后，不必等候屯练兵到达，竟应先带同巴图鲁侍卫等迅速渡海前往台湾，然后统领当地官兵直接前往诸罗，与常青、蓝元枚、柴大纪会合，捣毁贼巢，擒拿首领，痛加剿杀，以期迅速奏报成功。” 二十二日（丁巳），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昨天据常青等所奏‘派兵接应诸罗’一折，反复思考，常青等办理此事，实在毫无主见，一点办法也没有。既不能放弃南路奔赴北路，又不分出一人趁势把南路的贼人歼灭；难道在台湾坐守到老就能把事情办完吗！常青为什么完全没有考虑到，只请求从江西、广西增调官兵。试想江西、广西的兵和浙江的兵相差不多，怎么能够得力；而江西兵尤其是绿营中最没有用的。如果把这种无用的兵交给他们这些无用的人，只是白白耗费粮饷，轻率地去试探贼人的锋芒；而常青又在各处东派西调，对事情更是没有益处。先前黄仕简困守郡城，还可以借口说兵少力弱，不足以剿捕。如今常青原来带领的兵已经比黄仕简当时在那里的多，又陆续增调了福建省以及粤东、浙江绿营驻防兵，总计不少于二万人；兵力这样充足，还有什么借口可说。常青难道还不努力谋求进取，稍稍弥补先前的过错吗！至于福康安，已经有旨令他加快行进，一到厦门，就应当直接前往诸罗，与蓝元枚、柴大纪等会合，直捣贼巢，擒拿贼首、贼目，以期迅速完成战事。常青毕竟年老，留在军营也没有益处；而且军中有两位将军，恐怕权力不统一，将领官兵无所禀承，反而会有许多不便。福康安到达后察看情形，如果确实有必须留下常青协助办理的地方，就让常青留在军营也可以；如果留下他没有用处，就应当命他来京陛见。至于恒瑞年力强壮，应当仍然留在军营听候调遣。福康安带有‘钦差关防’，就以钦差身份办理将军事务；常青所带的‘福州将军印信’，仍着令交给恒瑞保管使用。”

译二十三日（戊午），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说：“常青刚到台湾时，还有振作的气象；等到不能取胜，又看到贼人很多，竟然就一筹莫展。这件事只仰赖福康安迅速到达那里，督率筹办，希望使局面焕然一新，及早完成战事；如果福康安也像这样畏怯，难道不是辜负朕的期望吗！总之，贼党虽然很多，不过是被胁迫跟从的乌合之众，容易聚集，也容易离散；只要擒杀他们的首领，伙匪自然一定会听到风声而瓦解。到那时根据时机酌情办理，或者剿灭，或者安抚，自然不难迅速完成战事。如果像常青那样零星派兵，分头堵御，只会使军队疲惫、力量耗尽，毫无进展，反而给贼人留下余暇，让他们能够施展诡计；只知道奏请增兵，难道贼人有二三十万，就也要用二三十万官兵去对付吗，哪有这样的道理！从前伊犁、金川等处都是番回部落，那些人难道只有百万吗；大军到达那里，没有不摧毁敌人、取得胜利，扫荡巢穴、平定各处的。何况台湾本来属于内地，林爽文等不过是么■〈麻上骨下〉小丑乘机偷偷发动事变；有这样多的兵力，贼首还长期没有伏法，成什么体统！至于李侍尧驻守厦门，听到和看到的情况自然十分确切；可是他竟没有把常青年老无用、办理军务十分艰难的情形据实陈奏。朕下旨询问后，他还说常青办事明白，可以不必另派人接替。试想常青近日所办理的事情，还能指望他办完吗？看来李侍尧只是害怕奏明常青在剿捕事务上不能得力，朕必定会派他前往台湾接办，所以含糊其辞，不肯直截了当地奏报；这些地方也不能逃过朕的洞察。其实李侍尧办理地方军粮还算妥善，但平素不熟悉军旅事务，石峰堡的覆辙并不遥远；即使前往台湾，也和常青没有区别，朕也绝不会派他前去。现在增调的官兵，估计本月内早已齐集；常青如果能先将南路贼匪全部奋力歼灭，擒获贼目庄大田，当然可以稍稍赎回先前的过错；否则，就迅速统领大军，趁援兵新到、锐气正盛，直趋北路，先抵诸罗，也还可以补过。如果只知道困守郡城，坐看柴大纪被贼人围困，以致发生疏忽事故，那么就是常青罪上加罪，恐怕不能承受这样的重罪了。又，昨天据常青奏报：派蔡攀龙等从海路前往诸罗援助；似乎从府城到诸罗的陆路已经被贼人阻断。现在发给柴大纪的文报，究竟是从哪条道路递送？而且屡次发给柴大纪的谕旨，一直没有见到复奏；恐怕难免有在途中遗失的事情。如果被贼人捡到，贼众中不乏识字的人，反而可以由此知道官兵的虚实，关系十分重大。以后发给柴大纪的文报，如果由台湾府城递送，就交给常青专门派遣勇敢的官兵递送；如果由鹿仔港一路递送，就交给蓝元枚专门派遣勇敢的官兵递送，不要造成一点遗失和迟误。” 二十四日（己未），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的福康安奏报说：“臣遵旨在途中拆阅常青等的奏折，得知南、北两路官兵还没有取得胜利；所说兵力不足，似乎确实是实际情形。现在虽然有增调的浙江、广东官兵陆续配渡前往，但这些官兵还没有出征，恐怕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至于柴大纪竭力守卫孤城，坐困已经将近两个月；常青虽然派蔡攀龙等带兵前往援助，但兵力不多，也难以及时进剿。如果从郡城各营拨兵救援，又担心贼人诡计多端，看到大军全部集中到诸罗，便乘虚骚扰郡城。臣全面筹划，所有先前奉谕令贵州、湖北、湖南各挑选备兵二千人以及四川屯练降番二千人，恳请命令各督、抚迅速拨调到福建，听候调用。”皇帝下旨说：“已经有旨传谕了；不要畏惧困难，不要过多忧虑，努力去办，以维护朕用人的脸面。”

译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先前因为常青等办理剿捕事务怯懦因循，茫然没有主见，所以特意派福康安前往接替，督办军务。如今阅看福康安奏到的折子，看来福康安竟然免不了被常青迷惑，稍微有些畏惧困难的意思。现在常青那里虽然已经零星派兵，只剩下现有官兵四千人；但增调的浙江、广东驻防绿营兵五千人，以及李侍尧从福建省泉州各营派拨的三千人，早就应当陆续到达那里，加上四川省屯练兵二千人，昨天已经据鄂辉带领迅速前往，可见增调的兵力并不少。何况福康安带领的巴图鲁侍卫等一百多人，都是多次经历战阵、轻捷强健、可以使用的人；有这样多的兵力，又有勇敢善战的带兵之人，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先忧虑过多呢！况且按照福康安所担心的，如果害怕大军北上，贼人乘虚骚扰郡城；试想贼匪如果从诸罗一路进攻骚扰郡城，那么贼人的来路正是福康安、常青等北上的道路，正可以迎头截杀，贼人怎么能够逼近郡城！如果担心贼人从间道山路偷偷出来骚扰，我军难道不能堵住他们的出路吗。” 如果担心南路贼匪进攻骚扰郡城，那么常青在那里驻守数月，增调的兵还没有到齐，尚且能够守住而无忧；如今福康安和海兰察等一同前往，各路增调的兵一万多人也已经到齐，而且还有巴图鲁、侍卫等一百多人，反而担心贼匪趁虚滋扰，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即使常青在福康安到达以前已经带兵赶赴北路，而郡城营盘还有恒瑞带兵驻守，难道还不足以防御吗？福康安又有什么可顾虑的，竟先产生畏怯之意，实在很不符合朕的期望！福康安身为统帅，军中都看他的意向；如果他先表现出畏怯，那么下面的将领也必然心存懦怯，士气哪里能够振作起来！况且即使请求增调贵州、湖广等地的兵，也必须两个月才到那里；假如诸罗稍有意外危险，也已经缓不济急，对当前剿捕和援应的安排有什么帮助呢！福康安务必坚持自己的定见，胸中有成算，见机妥善办理，不可稍有犹疑。总之，此事全在抓住关键，果断制胜，以期鼓起勇气直向前进。朕一直忧念军务，早已作了全面筹划；现在不妨把这些明确告诉福康安，使他安心。如果这时常青等剿捕贼匪已经出现转机，早晚捷报即将奏到，那么此前调集准备的黔、楚兵就应当停止征调，福康安也应立即渡海赴台湾督率军队奋力剿捕。万一常青等仍然株守不动，诸罗实在支撑不住，甚至导致台湾全郡动摇，那么此事就必须大举办理；届时还将调用京兵和各省兵，绝不只是调派贵州、湖广的兵而已。那时自然应命福康安驻扎厦门，等大军集齐后再图进取，绝不会让福康安只带屯练兵二千人冒险前进；现在何必先产生疑虑畏怯的想法呢！福康安接到这道旨意，更应安心镇定，努力争取胜利，不要辜负朕委任他的心意。再者，现在台湾剿捕贼匪已经增添了很多兵力，将来进攻大里杙贼巢，尤其需要用炮轰击，火药、铅弹最为紧要；如果运送到军营时被贼人乘机拦截抢夺，造成的耽误非同小可。着令常青、李侍尧、蓝元枚等务必增派将弁和士兵，小心押运，格外防范；如果稍有疏忽，唯你们是问。

译二十五日（庚申），谕告军机大臣等：昨天据福康安奏报“增派官兵”的奏折，朕已经降旨详细开导指示。朕临御五十多年，对于各种重大事务，经历不知多少；无不全面筹划，熟虑先机。如今把剿捕的责任交给福康安，哪里有让他冒险前进的道理。无论福康安久经选任，朕把他当作股肱心腹，事情无论大小，都与朕休戚相关，绝不会把他置于险地；即使常青、蓝元枚、柴大纪等亲身经历军旅，都是为国家出力，也都受到周到体恤，朕总是为他们谋求万全。下至蔡攀龙、徐鼎士以及大小将弁，朕也无不时时挂念，不让他们涉险；福康安是朕亲信倚任的人，难道反而不会替他谋划万全吗！况且即使朕不为福康安一人打算，难道不会为朕自己和国家熟悉筹划军旅大事吗！朕忧念军务，早晚都在思考。按照天理来说，朕爱护百姓，对于台湾百姓一视同仁，并没有额外征求的事情。按照人事来说，林爽文不过是没有依凭的平民，凭借险要之地像蚂蚁一样聚集，只是个小小的丑类。即使说是不肖官吏贪污，招致怨恨，也都已经被他杀害；而且他肆意毒害地方良民，受害的人更多：实在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当然不可能不迅速扑灭。我国承蒙上天眷佑，兴兵之际即使偶然遇到危难，也无不转败为功。像从前兆惠在锡伯、阿桂在木果木，以及温福挫败之后，也都曾多次经历危险，后来全都建立了大功；何况回部、金川本来就是他们的部落，用兵征伐，尚且不免有战胜开拓疆土之心。至于台湾本来属于内地，林爽文只是编户百姓，正是自取死亡；面对大军，难道会有不能像摧折枯木那样迅速消灭的吗！从前康熙年间奸民朱一贵纠集众人滋事，台湾全郡都陷落，经总督满保派蓝廷珍以一名总兵带兵前往，就能够按期扑灭；何况现在派出这样多的重兵，又有福康安等带领巴图鲁、侍卫督率进剿，又有什么难处，不能迅速取得肤功呢。因为这类刁悍匪徒一时像蚂蚁一样聚集，缓慢时彼此援助，紧急时彼此争斗。无论林爽文等罪恶已经极大，当然没有不立即遭到诛杀的；即使万一逆匪竟然抢占台湾全郡，而其同党恶匪如庄大田等也决不会甘心屈服，必然争相称雄、彼此残杀，势必导致内部崩溃。从前朱一贵占据台湾后，立即发生吴姓贼人彼此争斗的事情；这就是前事的证明。因此，即使林爽文等大肆猖獗，占据台湾全郡，也不难设法对付他们，不久就能斩首。何况现在贼人占据险要之地，我军前往进攻剿捕，对贼匪来说或许还能凭借逸暇对付疲军；如果贼匪窃据台湾，官兵分路进攻，匪徒四处防守，力量也必然难以支撑。这就是反客为主的形势，办理起来更不会棘手；福康安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些吗！朕对待福康安不只是像家人父子一样，恩信实在远超寻常。福康安也应当把他父亲傅恒侍奉朕的心作为自己的心，竭力奋勉，能够继承先业；并且揣度事机，用天理人心来验证，努力坚定，符合朕周到体恤、日夜焦劳的心意，全力担当。如果遇到事情就先慌张，不仅朕将无所倚仗，他自己又将置身于什么处境呢！就目前情况而言，福康安多次参加军旅，声威一向显著；现在领兵前往，贼人料定大军必然先到台湾郡城，也会专心在那里抵御。而那里是久经守卫、驻兵的地方，可以保证无忧。福康安其实不必前往府城，应当带领巴图鲁、侍卫等从蚶江渡海，直抵鹿仔港。如果蓝元枚已经先到诸罗援应，福康安就应接续前进，在后面督率会合进攻剿捕。如果蓝元枚还没有前往，福康安就应当会同蓝元枚，并传檄通知徐鼎士，或者直接前往大里杙贼巢夹攻，乘虚直捣；使贼人听说后，必然回头顾念巢穴和家属，那么诸罗之围可以不攻自解，南路贼匪也必然闻风惊溃，纷纷解散。这是声东击西的计策，使他们首尾不能相互呼应，一定能够擒获。福康安务必安心镇定，出奇制胜，努力争取奏报胜利。又谕：调派台湾兵丁所需的棉衣等物，其借给的工料银两，原本应当按照规定归还；但这些兵丁调赴军营后，如果能够奋勇出力，立即剿灭逆匪，迅速完成大功，那么借支的款项就加恩赏给，免除归还。着令孙士毅、李侍尧立即把这道旨意宣谕给各兵丁，使他们感激欢欣，更加踊跃。二十六日（辛酉），谕告军机大臣等：台湾还需要增兵协同剿捕，着令保成、李庆棻立即挑选准备兵二千名，派威宁镇总兵许世亨担任总统，带领他们迅速出发，分批前进，经由广西、广东行进，迅速抵达福建，听候福康安调用。所有军装、火药等物，都着令妥善准备携带，不得稍有缺乏。又谕：自常青接办台湾剿捕贼匪以来，后续调来的官兵不能说不多；可是福康安在途中一看到常青的奏折，就突然被它迷惑，因此没有立即准许行动。现在反复思考，福康安并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对于调度和作战机宜，哪里会不悉心筹划，怎么会畏惧困难到这种地步。推究他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在途中看到常青等奏报的情形，形势非常紧迫；而他到达厦门还需要时间，如果等到那里以后，那里形成不得不增兵的局面，到临期再奏请调拨，恐怕会缓不济急，所以预先奏请。如果故意违背他的意思，恐怕他会认为兵力不足，遇事不能有明确见解，反而没有益处。现在已经命令保成、李庆棻等迅速把准备调拨的黔省兵二千名交许世亨带领，赶快出发前往福建，听候调用。至于湖广兵不如黔省兵得力，而且远隔数省，道路迂回；现在也可以不必纷纷从远处调来。福康安已有屯练兵二千名，又得到这些黔省兵丁，这四千精兵可以抵得其他省份四万人；再加上陆续续调来的兵，军威已经十分壮盛。福康安也可以安心镇定，坚持定见，努力争取战绩。不必再存有畏惧困难、怯懦退缩的想法。

译又谕说：蔡攀龙自到台湾后，多次奋勇杀贼，建立了功劳，十分值得嘉奖；海坛镇总兵的员缺，就让蔡攀龙补授，以表示奖励。并着令常青传谕蔡攀龙，让他加倍奋勉；现在带兵援救诸罗，务必把府城到诸罗一带聚集的贼匪全部竭力剿除，清理道路，使粮饷、火药能够随官兵运送接济。再者，贼匪狡猾，如果蔡攀龙领兵前往，未必不会再次施用欺骗诱使魏大斌的计策，先让出道路；等官兵通过以后，又重新拦截。蔡攀龙应当查探贼匪潜藏的处所，继续向前搜剿，才能彻底扫除，不留余党，清理道路；这是最要紧的。再者，贼人诡诈的伎俩层出不穷，他们所畏惧的是官兵的枪炮，正可用来杀贼；可是绿营的习气，竟然有还没有看见贼匪就先行发射枪炮的，等贼匪突然冲犯，反而来不及应付。着令常青、蓝元枚等严加训诫，枪手后面紧接短兵；如果贼匪相距较远，不可让枪炮发射，把铅丸、火药白白丢在无用之处；等贼匪靠近，就用短兵冲杀，不要让贼匪的诡计得逞。二十七日（壬戌），谕告军机大臣说：魏大斌带兵二千七百名前往诸罗援救，而受伤的官兵竟多达一千一百人。这些绿营兵丁一向懦怯，往往遇到贼人就逃散溃败；这次损失的兵是否全都阵亡？有没有溃散后投奔贼人的？福康安到达那里后，应立即详细查明办理。又常青前一份奏折中说：“诸罗被贼围困，兵力不足；恳请江西、广西两省各拨兵三千名”等语。常青请求增兵的事情，是等待朕下旨决定；可是昨天据孙士毅奏称：“接到常青札文会商增调广西兵丁，已经通知按数调拨出发。”常青身为将军，遇到紧急情况，确实兵力不足时，原本可以自行发檄调兵；但应一面发檄调兵，一面据实具奏。可是常青此前的奏折只说恳请增兵，对于已经发札通知粤省的事情，奏折中完全没有说明；由此可见他遇事糊涂，毫无主见。至于诸罗被贼进攻包围，情势紧急，柴大纪督率兵民竭力防守，十分奋勉。万一贼匪猖獗，援兵未能会合，诸罗粮食缺乏、火药不足，确实有难以支撑的形势，那么柴大纪应当酌量情况，直接率领兵民出城奋力作战，乘势剿杀贼匪，突围而出。不可拘泥于“城池存在就与城池共存、城池灭亡就与城池共亡”的想法，固守不离，以致发生意外危险；这样既损害体统，反而足以助长贼人的气势，对事情没有益处。柴大纪务必审察军情和时机，保全军队、整顿队伍，才是两全之策。二十八日（癸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台湾贼匪虽然势力嚣张，实际上多数是被胁迫跟从的；对于前来投降的人加以安抚，或者到各村庄煮粥赈济，或者分发银两和粮食，也足以瓦解贼党并节省兵力。请将浙江、江南、江西等地目前运到福建的粮米，多数运往台湾南、北两路，用来供应军民和招抚被胁从众。以后继续运到的粮米，分运到漳州、泉州一带平价出售，接济百姓粮食。得到旨意：这样办理，十分符合朕的心意。——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七。九月初五日（己巳），福建水师提督参赞蓝元枚奏报：大甲溪岸里社的义民和熟番声势相连，那里的道路较为平坦，可以进攻逼近贼巢。但查明斗六门是贼人的要隘，势在必争；如果多带官兵先驻扎西螺，进攻斗六门，比大甲溪更加重要。臣已经紧急通知常青、柴大纪，约定日期会攻。再者，彰化南北两处的生番，现正访求熟悉番人性情的人，命令他们前去开导，告诉他们擒贼立功的道理，各番社无不踊跃乐意听从。谕告军机大臣等：诸罗被贼围困，盼望救援十分急切，柴大纪已经两次请求派兵援救，蓝元枚本应带领官兵星夜迅速前往策应；可是他反而说现在正通知柴大纪进攻。那里此时正在被围盼救，哪里还有余力同蓝元枚会合，夹攻斗六门！看来蓝元枚明知诸罗被围困紧急，却拥兵不救，只是拿大甲溪、斗六门等地方来回推托，以掩饰他株守旁观的罪责；难道能骗过朕吗！蓝元枚的祖父蓝廷珍，当年以一名总兵带兵渡海前往台湾剿除贼匪，七天之内就按期奏报成功。朕念及蓝廷珍从前的功劳，因此多次提拔蓝元枚，任用他为提督。又因为他是本省人，必定能够深知贼情，便把剿贼的责任交给他，授为参赞，并赏赐双眼花翎。蓝元枚本应加倍奋勉，效法他的祖父，能够继承家声，才不辜负朕的委任。如今自从到达鹿仔港以后，迟疑观望，一筹莫展；至于他所说晓谕生番、让他们擒贼献功等事，也不过是借口掩饰，作为占据脚地、拖延的说辞。蓝元枚受朕深厚恩典，怎么能如此畏怯颓靡！如果仍像以前一样观望、按兵不动，那么蓝元枚就是任承恩的后继者，何况他更不能像任承恩那样还可以推说兵少。着令先严厉申斥警告。

译初六日（庚午），福建水师提督参赞蓝元枚奏报：臣在七月以后患病，虽然多次勉强支撑病体剿贼，但精神逐渐无法支持；已经把所有官兵交给普吉保统领约束，并紧急通知常青，速派大员前来主持办理。谕告军机大臣等：鹿仔港一路现在驻有重兵，最为紧要；蓝元枚既然患病，这时常青那里也没有人可以派来前往统辖。福康安此刻已经抵达福建，接到这道旨意后，就应昼夜兼程加倍赶路，直接从蚶江渡海，迅速赶赴鹿仔港；立即带领蓝元枚统辖的官兵奋勇作战，接应诸罗，或者与徐鼎士会合夹攻大里杙。只应根据时机行动，不必等屯练兵和贵州兵到齐后再出发。到那时如果蓝元枚的病还不能痊愈，水师提督的职务就命蔡攀龙代理。蔡攀龙一向奋勇，多次作战出力，因此特意加以提拔；着令福康安先传谕蔡攀龙，务必加倍奋勉，杀贼立功。至于蓝元枚自到鹿仔港以后，办理一切事务还算奋勉；后来因为拥兵观望，没有丝毫进展，又不亲自前往援救诸罗，朕已经多次降旨训谕。如今蓝元枚既然说患病，难以支撑，情形实在值得怜悯；现在已经颁赐大、小荷包，以表示挂念。福康安到那里后，就传旨赏给他。初七日（辛未），谕告军机大臣说：李侍尧在八月初九日曾奏报：“带领续调粤兵的总兵李化龙已经先到，现在催令该镇带领已经到达的兵丁当日出发，迅速前往蓝元枚所负责的一路协同剿捕”等语；由此看来，李化龙这时早已带兵抵达鹿仔港。李化龙人还明白，也曾经参加作战；如果蔡攀龙不能及时到达鹿仔港，就着令李化龙代理水师提督事务，并着令他鼓励将弁等奋勇出力，根据时机进攻剿捕，不得因循株守，以致贻误。至于普吉保与蓝元枚同驻鹿仔港，蓝元枚既然患病，又把官兵交给他约束；普吉保就应当把蓝元枚患病的情形以及目前如何督率官兵剿捕的事务详细具奏。为什么没有专门写折奏报？着令传旨严厉申斥。至于鹿仔港现在各副将、参将、游击等官，都是营伍中的重要官员，长期跟随蓝元枚调度筹办，已经有办事章程；现在提督虽然患病，这些官员正应各自为国家出力，努力报效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见一人同普吉保一起剿贼！福康安到那里后，就应当鼓励当地将弁，统率新到的官兵，或者会合徐鼎士直攻大里杙贼巢；或者直接率领官兵前往诸罗救援，把沿途贼匪狠狠剿杀，以期道路肃清、军威大振。又谕：现在诸罗被围困，情势危急，常青等本应遵照旨意带兵亲自前往北路援救柴大纪；可是他们又因为府城储存着粮饷、火药，加上难民很多，担心大军出发后贼匪乘机侵扰府城，请求等浙江、广东驻防满洲兵到达后，酌情留一半驻守府城，带领一半先清剿南路，他们的办理也不切中要害。这三千名驻防兵到达台湾后，军势强盛，正应乘着锐气全力直趋北路；如今又把一半分派驻守府城、一半带到南路剿贼，兵力又因分散而显得单薄。但这时常青等如果已经带兵前往南路，果真能够大力剿杀贼匪，擒获庄大田、恢复凤山，肃清后路，使军队没有后顾之忧，也算很好；但必须奋力搜剿，把盘踞的贼匪全部歼灭，才不至于白费这一行动，不可只是分散兵力而导致两处都耽误。又据李侍尧奏报：蓝元枚在八月十八日患病去世；看到这份奏报，朕深感痛惜！鹿仔港现在驻有重兵，正准备进剿；又因为贼党相互猜疑，逐渐有溃散的势头，正是极好的机会。可是参赞大员突然因病去世，军心难免惶恐怯弱，将弁等也难免懈怠观望；并且恐怕贼人听到蓝元枚病故的消息，产生窥伺之心，这是最要紧的。李侍尧所奏的折子，福康安在途中已经拆阅，自然已经了解那里的情形；只应坚持定见，及早赶到那里整顿兵力，奋勇进剿。如果福康安还不能按期到达鹿仔港，就应先发札文晓谕：虽然参赞已经去世，但官兵集中很多，声势强盛；福康安现在前往鹿仔港，当天就可以到达。李化龙、普吉保以及将弁官兵等务必加倍奋勉，努力自效，使军心镇定，将弁等都知道奋勇作战。又谕：据柴大纪奏报：“官军在诸罗城外剿杀贼匪，城内绅耆、铺民挑送饭食和凉水，兵丁因此能够不受饥渴”；又据常青、李侍尧等奏报：“牌腹村义民运粮接济诸罗城中”等语。那里百姓都能懂得大义，踊跃奉办公事，实在值得深深嘉奖；自然应当特别施恩，以表示奖励。着令福康安、常青、李侍尧立即查明首先倡导义举的义民头目，一面奏报，一面酌情授给官职。只是想到各处义民很多，如果只给头目授官嘉奖，恩惠还没有普遍施及；此前已经降旨免除台湾本年应征的钱粮，着令再加恩，将五十三年台湾府属应征的钱粮也一概免除。并着令各该将军等立即到处张贴誊黄，使全郡百姓都知道并感激，越发奋勉急公，以符合朕对义民优厚奖赏、永无止境的至意。该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又谕说：自台湾逆匪林爽文纠集众人滋事以来，福建水师提督蓝元枚多次统领将弁奋勇直前，剿杀逆匪，并且筹划各项事务都有条理；朕特意降旨授他为参赞，以表示奖励。昨天据蓝元枚奏报：“染上痢疾，多次勉强支撑病体，统兵奋勇前往堵截剿捕”；朕又降旨赏给大、小荷包，以表示体恤。本来希望他很快痊愈，迅速建立功绩，以承受恩典和褒奖；现在据李侍尧奏报：“蓝元枚在八月十八日病故”，听到后深感怜悯悲痛！蓝元枚着追赠太子太保，并赏银一千两，以表示朕对他勤劳的挂念以及优厚抚恤军臣的至意。所有应得的抚恤典礼，着令该部查照成例具奏。

译初八日（壬申），谕告军机大臣说：朕已经多次降旨命令福康安迅速赶赴鹿仔港，决策制胜。况且蓝元枚平日在那里督率调度虽然有条理，终究比不上福康安、海兰察二人智勇兼备；蓝元枚所辖的将弁等，也远不如舒亮、普尔普等久经作战、奋勇可靠，再加上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一百多人骁勇敏捷，个个都可以一人抵挡千人。福康安统领这样多的勇将精兵，又正值贼匪相互猜疑、离散的形势，有什么坚固不能摧毁，有什么险要不能攻破！又有什么可疑虑畏惧的，竟稍有瞻前顾后的想法！况且朕当初派福康安等前往督办时，起初并没有料到蓝元枚突然生病，不能办理军务；如今蓝元枚忽然因病不起，如果不是早早派福康安等前往，那么鹿仔港一路竟会无人统率，势必相互牵制。现在刚有蓝元枚病故的消息，福康安当天就可以抵达鹿仔港，督率筹办；又正逢新调官兵聚集，士气振作，营垒焕然一新。这就是上天嘉佑，暗中启发朕的心意，在事端尚未显露时就预先筹划；朕实在感谢天恩，内心深感庆幸欣慰。仅就这些事情会合起来看，实在是时机和条件凑在了一起，已经有成功的先兆；料想这个小小的草窃之徒又有什么伎俩，能够长久延续残喘、凭险抗拒呢！福康安尤其应当坚持明确的见识，乘机鼓舞勇气，以期迅速建立功绩，符合朕对他的委任。初九日（癸酉），谕告军机大臣说：山猪毛的粤东义民听说贼匪滋扰，共同商议挑选出一千三百多人，他们都各自安顿好家室，跟随官军作战杀贼，随营报效，实在义勇可嘉；自然应当优厚抚恤奖励，让他们杀贼立功。负责总理此事的举人曾中立，着令常青等查明：如果是文举人，就酌情赏给文官；如果是武举人，就赏给武职。如果才干可以任用，授予实缺也未尝不可。此外义民中还有充任头目、队长的人，也着令查明，酌情赏给顶戴，以表示奖励；使他们更加感奋，踊跃办事，以扩大招徕。至于蓝元枚病故，普吉保本应激励将弁，督率民兵，尽心办理，奋力自效；却反而移文通知常青等派大员前往鹿仔港。试想普吉保身为总兵，难道不是大员吗？剿捕贼匪难道不是他的本分吗？即使他不敢擅自使用提督印信，难道也能旁观坐视、一筹莫展吗！看来普吉保竟然没有志气，将来在那里恐怕也没有益处；即使总兵也不能胜任，只是白白坐享俸禄，不足以作为警戒。等事情办完后，福康安就命令他回京听候旨意，让他前往新疆换班，以赎此前的过错。又谕说：蓝元枚应当承袭的轻车都尉、云骑尉世职，着令他的长子蓝诚立即承袭；仍等服丧满百日后，由该督移文送到部，带领引见，以彰显对勤劳者优厚抚恤、恩意无穷的至意。又谕：据常青等奏报：“台湾府知府杨廷桦现在已经病故，遗缺暂时委派海防同知杨廷理代理”等语。杨廷桦自到台湾任职以后，对于防守、抵御、巡查、防务以及办理粮饷等事情，都奋勉出力；杨廷桦着恢复布政使原来的官衔，以表示优厚抚恤。杨廷理随军剿捕，十分奋勉；台湾府知府的员缺，就着令杨廷理补授。十一日（乙亥），谕说：常青等长期驻守府城营盘，没有取得一点进展；他们因循观望，实在应当自己感到惭愧。现在恒瑞既然亲自带兵前往，就应当从陆路行进，遇到贼匪便狠狠剿杀，迅速到达诸罗；可是反而走海道，简直是在躲避贼人！而且路途迂回，难免又造成迟缓。着令常青等把为什么不从陆路前往援救的情况据实具奏。至于蓝元枚遗留下的水师提督员缺，朕本来想立即命柴大纪调补；现在因为鹿仔港一路缺少人主持办理，所以先命蔡攀龙代理。又担心蔡攀龙不能立即到达鹿仔港，随后又降旨命李化龙暂时代理。至于陆路提督的职位，朕认为蔡攀龙多次带兵剿贼，又是贼匪所畏惧的人，最为出力，将来当然可以提拔任用；但他刚由游击越级提拔为副将，又升为总兵，时间不过几个月，如果突然任为提督，未免过于急促。着令福康安留心察看，如果蔡攀龙确实能够打通通往诸罗的道路、接应柴大纪，作战奋勉并建立功劳，就奏明提拔他；否则，就在军前总兵中选择确实奋勇出力的一人保奏补授，以表示奖励。十二日（丙子），谕告军机大臣等：昨天据常青等奏报：“柴大纪通知说：贼匪到处攻击村寮，逼近县城；想暂时撤回鹿仔草、盐水港的兵，以救援县城。等县城之围解除后，再打通道路，分兵驻守”等语。柴大纪是有筹划的人，难道不知道从前魏大斌前往诸罗时，把军装、火药留在鹿仔草，交给邱能成等看守，如果官兵一撤动，贼匪必然抢劫吗？他提出撤调的说法，明明是因为诸罗被围困，而常青等始终不肯派大军救援，所以用这话来激动常青等。常青等如果稍有见识，自应把鹿仔草现存军装、火药十分紧要的情况紧急发檄告诉柴大纪，命他不可轻易撤兵；同时立即亲自统兵从府城沿陆路迅速前往诸罗救援，并仍遵照此前旨意留下恒瑞驻守府城，这才符合军务关键。可是他们竟然想不到这一层，常青不往北路而往南路，恒瑞不走陆路而走海道，绕道躲避贼人，竟把鹿仔草、盐水港置之不问。看来他们二人对于军旅事务完全不能处置，即使留在台湾也没有用处。现在海兰察等以及各镇将领中有许多人，能够带兵的人员并不少。福康安应当察看情形：如果南路确实缺少带兵的人，不妨仍把他们二人留在那里，让他们立功赎罪；如果确实不能发挥作用，留在那里也没有益处，就一面据实具奏，一面命令他们回京听候旨意。

译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福康安奏报：臣现在兼程赶赴厦门察看情形，如果鹿仔港一带有机可乘，就从蚶江渡海，把贼匪狠狠剿杀。谕说：福康安正应坚持定见，遵照接连降下的谕旨，决定迅速前往鹿仔港统领官兵，安定人心、振作士气，直捣大里杙贼巢，这才符合时机。这是确定不变的道理，怎么还可以犹疑！林爽文不过是愚昧卑贱的编户百姓，竟敢纠集众人倡乱，劫掠县城、杀害官员，毒害百姓；难道上天不会默默鉴察朕仁爱百姓的心意，反而让这些逆匪肆意作乱滋扰、长久延续残喘吗！况且他的党羽不过是漳州一处的人，比起粤东、泉州的义勇百姓仅有三分之一；即使用台湾人攻打台湾的贼人，已经可以事半功倍；何况再加上这样多的官兵，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攻克！更何况增调的兵还在陆续不断前来接应！而且林爽文所有的粮食、火药等物，都只是从台湾各处抢掠而来，随用随尽，哪里能够长久支撑；官兵的粮饷、军械、铅弹、火药却不断运送，取用不尽。这样，贼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官军的接济却无穷无尽，贼匪又怎么能够凭据一隅，长期抗拒呢！这正是福康安尤其可以据此无所畏惧的地方。福康安应当决意鼓勇，迅速筹办，以安慰朕的心。福康安的意志坚定，朕的心也就安定；不可不充分体察朕的心意，努力争取奏报功绩。十四日（戊寅），谕告军机大臣说：常青奏报命令山猪毛的广东义民各自回本庄；这种办理又是拘泥。该庄人众心齐，既然自己能够防御，而挑选出来随营的一千多人又能激发义愤，愿意跟随官兵帮助剿捕；常青本应听从他们的请求，命令他们跟随官军杀贼立功，正可以助长官军声势。如今又拘泥地把他们遣回，难道不是阻碍他们急公报效的心意吗！着令常青接到此旨后，立即派瑚图里前往该庄传旨嘉奖，并告诉他们：“这件事是常青办理错误，现在已经有旨意申斥他。这些义民仍应前往军营，跟随官军征剿；如果能够杀贼立功，就应当获得恩赏和官职。”使这些义民更加踊跃办事，也更能发挥作用。十五日（己卯），谕告军机大臣说：魏大斌到诸罗后已经一个多月，只知道困守城中，安然坐在那里吃粮，专门等待别人救援，竟然袖手旁观。试想魏大斌前往诸罗是为了什么事？况且他是总兵，不是像偏裨将弁那样，必须听从柴大纪调度派遣的人员。像这样一味株守，又何必派这个总兵前往援救呢！福康安到达诸罗后，务必切实查明，把该镇畏怯贻误的情形立即据实参奏。——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八。十六日（庚辰），谕告军机大臣等：据孙永清奏报：“请等新任藩司虔礼宝到任后，把巡抚印务交给他护理，再行出发赴京陛见”等语。现在因为台湾剿捕事务尚未完成，又增调粤西兵三千名，贵州省也有增调的兵经过该省；该抚自然应在那里亲自点验发运，妥善照料。着令等本省及黔省官兵经过本省的事情全部办完后，孙永清再把巡抚印信交新任藩司虔礼宝护理，出发来京陛见，也不算迟。把这道谕旨传达知悉。又谕说：海兰察等与福康安先后出了浙江境进入福建，想来海兰察等抵达蚶江时，必然会等候福康安一起渡海，一同到达鹿仔港，激励将士、整顿兵力，当天就前往诸罗会合进剿。只是常青这一路目前正在统兵搜剿南潭、凤山一带的贼匪；那里带兵的镇将如蔡攀龙等，已经被常青派去援救诸罗，恒瑞也已接续前往，其余将弁恐怕没有可以依靠的奋勇人员。应当从所带的巴图鲁、侍卫中酌情派出一二十人，让他们前往南路，交给常青派遣带兵，擒拿贼首庄大田，这样更能发挥作用。至于福康安抵达诸罗以后，如果常青还没有擒获庄大田，福康安不可因为常青尚未得手，反而置大里杙于不顾，先前往南路进攻剿捕，舍近求远，使贼首得以凭险拖延诛杀；这是最要紧的。徐鼎士那里，朕此前曾谕令李侍尧增拨兵一千名，徐鼎士又招集了数千名义民、熟番，正可乘机进攻。福康安也应当从所带的巴图鲁、侍卫中酌情派几个人前往，协助带兵合力剿捕。十七日（辛巳），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厦门是押解捕获的台湾匪徒经过的要地，不能没有满洲兵驻守弹压。着令李侍尧派调福建省驻防满洲兵一千名前往。朕为了军务要事，日夜思考，凡是替他们筹划的地方，没有一处微小细节不考虑周全；李侍尧自然能够体察朕的心意，遵照办理，务求妥善。”

译十八日（壬午），乾隆帝谕告说：“据李侍尧《诸罗剿散贼匪情形》一折，其中说：‘常青派令蔡攀龙等带兵接应诸罗，于八月二十日分队进剿，直抵县城。二十二日，又从诸罗带兵出城，剿杀贼匪，清理道路。’诸罗是台湾南、北两路的重要地区，多次受到贼匪窥伺，聚集人众滋扰；柴大纪督率官兵和义民竭力防守，因为兵力少、力量单薄，正在盼望援兵之时。如今蔡攀龙同贵林、孙全谋、杨起麟、邱能成等带领官兵直前进攻剿杀，击散贼匪，迅速到达诸罗；又带兵出城，将在那里聚集的贼匪痛加剿杀，实在非常勇猛出力，值得大力嘉奖！蔡攀龙自从派赴军营以来，接连多次作战杀贼，屡次建立功劳，已经由游击不断升迁，做到总兵；这次援救诸罗，尤其能够鼓足勇气前进，往来杀贼，应当给予特别优厚的恩赏，以昭示奖励和劝勉。福建水师提督的空缺，着令柴大纪调任补授；陆路提督的空缺，即着令蔡攀龙补授，并授为参赞。至于副将贵林等协力进攻剿杀，也都勇猛可嘉。” 也应当加恩升迁。此前常青派令总兵魏大斌援救诸罗，在途中被贼匪拦阻；到达诸罗后又只知道坐守县城，并没有带兵出城剿散贼匪，实在是畏缩无能。魏大斌着革职，交给福康安留在军前效力赎罪。所遗浙江温州镇总兵的空缺，即着令贵林补授；贵林遗下的广东罗定协副将空缺，即着令孙全谋补授；孙全谋遗下的广东大鹏营参将空缺，即着令杨起麟补授。游击邱能成，着交给福康安，遇到参将空缺时即奏请升任补授。除蔡攀龙、贵林已经赏赐花翎外，孙全谋、杨起麟、邱能成都着赏戴花翎，以示鼓励。” 十九日（癸未），福建汀州镇总兵普吉保奏报：“镇臣李化龙带兵来到鹿仔港，就留在那里驻守；臣亲自率领官兵前往西螺、斗六门一带剿贼。”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说：“李化龙先到鹿仔港，普吉保就带兵前往西螺、斗六门一带进攻剿杀，这样奏报比较符合军机。这样看来，鹿仔港现在已经安静，不必担心贼匪骚扰；如今福康安已经在近日抵达鹿仔港，又有李化龙在那里驻守，普吉保自然应当趁广东兵刚到，亲自督率将领和部队迅速前往西螺、斗六门一带奋勇进攻剿杀，竭力图谋建立自己的功劳。至于福康安到台湾时正值秋季凉爽晴朗，道路已经干燥；增调的兵力也陆续到齐，应当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以期在限定日期内完成战事。” 二十七日（辛卯），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臣接到并阅看恒瑞的奏折稿，其中说：‘蔡攀龙等到达诸罗后，仍然没有能够出城杀贼；随同进兵的贵林、杨起麟等也不知下落。幸亏恒瑞先带一千五百名兵已经到达盐水港，水路暂时没有危险。’至于海兰察等人，近日已经陆续到达厦门；福康安现在正在经过省城，也可以在当天到达。”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先前据李侍尧奏报：‘蔡攀龙等已经到达诸罗，后来又带兵出城杀贼。’如今据奏报来的这些情况看，这次前去援救的军队又没有得手。贵林、杨起麟是随同蔡攀龙带兵援救诸罗的，如今蔡攀龙虽然经过柴大纪接应进入城中，仍然不能杀出；贵林、杨起麟又没有下落，必定是被贼匪拦截了。如果有意外危险，岂不可惜！福康安此时早已应当从蚶江乘船渡海，先到鹿仔港；那里兵力非常强盛，福康安竟应派拨巴图鲁、侍卫、章京二十人，令舒亮带领，前往徐鼎士那里。如果徐鼎士已经从大甲溪进兵，舒亮等就赶快前往协助剿贼；即使徐鼎士还没有进兵，也应令舒亮迅速前往会同攻击。福康安则一面同海兰察等统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督率大军全力前往大里杙进剿。那里是贼匪的巢穴，一听到大军攻击，贼首等必然会回头救援，诸罗的包围不用解除也会自行解除。福康安应预先通知柴大纪等人：如果贼匪回救巢穴，就令柴大纪、恒瑞、蔡攀龙等带兵出城，从后面跟踪追击剿杀；福康安则迎头截击，使贼匪首尾都受到困扰，自然可以全部擒获。如果贼匪仍留在诸罗，不顾巢穴，那么福康安扫平大里杙后，就回兵转去救援诸罗；贼匪见巢穴已经倾覆，自然会不战而溃，这是最好的策略。这就是从前谕旨中所引用的魏国司马懿想擒获公孙渊、先攻破襄平的计策，福康安不可不果断地利用军机制胜。至于普吉保如果还在西螺一带驻守，福康安不妨把普吉保撤回鹿仔港，与李化龙共同防守；福康安再带领他的五千名兵进攻捣毁大里杙，这样兵力增加，更可以鼓勇前进。只是要由福康安察看军机，斟酌妥善办理。” 另外，柴大纪在蔡攀龙到达县城以后，一直没有奏报。恒瑞驻守的盐水港距离诸罗很近，着立即派委可靠能干的官员和将领设法前往诸罗，令柴大纪、蔡攀龙详细说明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筹划办理；仍然要选派能办事的官员和将领设法携带奏报送回，立即迅速驰奏。”},{ 二十八日（壬辰），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鹿仔港距离大里杙虽然不过几十里，但沿途村庄恐怕有贼匪驻扎。官兵立即前往大里杙进攻，恐怕贼匪又乘机偷偷出动，截断官兵的后路，那样官兵难免有回头顾虑，这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在四川省的屯练兵以及广西、贵州的兵马，自然可以陆续赶到那里。福康安立即带兵直捣贼巢，并通知徐鼎士，由两路夹攻；同时，在鹿仔港到大里杙一带地方，仍派巴图鲁、侍卫、章京等几十人，酌情带领弁兵沿途分散布置防堵，把贼匪截住杀尽，不要让贼人阻塞道路。台湾全图，前次福康安出发时已经绘制了一份，命他带去；现在再把鹿仔港到大里杙一带经朕指示的地方另绘一图发去，并把道路和地名贴签注明，便于展开查看。福康安接到后，更可以按图遵照办理。”

译又谕令说：“鹿仔港到大里杙沿途地方的村庄居民，其中帮助官军和安分良善的人固然很多，但心怀叵测，或者在官军经过后偷偷出来骚扰，转而被贼人利用的，恐怕也不少。福康安经过各庄时，务必留心察看，秘密地实地访问了解：如果是义勇、良善、诚实可信的人，自应妥善加以抚慰，令他们自行守护村庄，也可以借此助长官军的声势。如果有人心怀反叛，依附贼党，一经查出，就应当在大军经过时，把这类奸徒中的奸猾强悍者全部杀掉，只留下老弱，听任他们居住在庄中，这样才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福康安应当随时留心，慎重妥善办理；但不可冒失行事，预先泄露风声，反而坚定他们跟随贼人死守的心意。至于柴大纪，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决不会肯放弃城池出走。那里义民很多，其中像黄奠邦等人，现在柴大纪已经搜获贼匪的伪示，里面有‘必欲甘心’的话。如果柴大纪带兵远出，义民一定会遭受贼人的残害，朕心更加不忍；这样既会使帮助义军出力的人无辜受累，又恐怕其他地方的义民听说后产生畏惧，大大关系到他们踊跃投效的意愿。” 着传谕柴大纪：如果诸罗已经没有其他忧虑，就应当竭尽全力坚守城池，等待援兵救应。万一实在难以防守，必须出城另图进取时，务必妥善保护城内义民及其家属，先把他们送出城去；然后整顿军队出城，使当地义民不至于被贼人杀害，这样才算妥善。” 二十九日（癸巳），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现在台湾正在剿捕贼匪，调拨广东兵已经有一万多人。广东东部与福建相邻，也是海疆重地，沿海港口很多，处处都需要兵力巡逻防守；而台湾剿贼事务还没有完成，将来或许还少不了增调官兵。福建、广东属于邻省，遇到调拨时比较便利，自然应当预先筹备。此时广东东部调往台湾的兵很多，该省留存的兵力较少；孙士毅此时应当在附近潮州一带广泛招募，并勤加训练，兵越多越好。这样既可以供该省巡防使用，遇到调拨时也可以就近派往；但必须秘密筹划、妥善办理，不可稍有张皇。至于广东省前后调往台湾的官兵，必定有子弟等人随行；其中有些兵丁在台湾病故或损失，原有额数尚未补足，就应当从这些兵丁的随行子弟中选取补足名额，一律充任兵丁，领取粮饷，随营效力，也可以增加兵力。着交福康安、常青立即遵照办理。” 三十日（甲午），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先前据柴大纪奏报：‘搜获贼匪伪造的札文，其中有“防守海口要隘”等话。一定是担心将来陷入困境时，企图逃窜入海。由此可见贼人已经气馁，预先考虑逃跑；将来官兵从四面追剿，贼匪一定会从海口逃走，不能不特别严密防范。着福康安、常青等务必严令弁兵在沿海各处口岸、险要之地来回巡逻，盘查侦察；不要让贼人抢夺船只，得以逃往海面，以免给搜捕造成拖延。’” 本月，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福康安奏报：“臣行军抵达厦门，询问贼匪情势，近来更加猖獗。从凤山到彰化的险要地方，大半被贼人占据，南、北两路声势相通；他们常常在官军经过的地方突然出击拦截，以致郡城、诸罗两处被围困已久。臣一到鹿仔港，就整顿兵力前进，务必把贼匪屯聚、彼此联结的地方狠狠剿杀，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批示：“是。用他们的巧计来攻打他们，这话说得对。”又说：“臣酌量情势，或者带兵直抵诸罗，或者进逼大里杙贼巢。只要掌握要领，虽然贼匪人数众多，也不难按期歼灭。”批示：“仍然要把安抚百姓放在首位，解除被胁从者的顾虑。安定之后，仍应防备他们。” ——以上内容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九。冬十月初四日（戊戌），乾隆帝谕令说：“现在台湾剿捕逆匪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各项军需等物资耗用较多；着该部从邻近福建的各省酌情拨出银三百万两，令各省督、抚派妥当官员迅速解送到福建省备用。” 又谕令说：“成都将军鄂辉现在正带领四川屯练兵丁前往台湾剿捕贼匪。鄂辉长期经历战阵，对军旅事务比较熟悉；也着授予参赞之职，协同福康安筹划进剿，以期迅速建立显著功绩。” 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说：“福康安从厦门乘船渡海前往鹿仔港，仍然声称要从鹿耳门前进，使贼匪猝不及防；办理得很好。他所说常青等调度不当、官兵损失很多，以及南北两路贼匪处处相通而我军相距遥远、声势不能联络等各项情形，确实切中要害。福康安抵达鹿仔港后，振作士气，安定人心，侦察贼踪所到之处，沿途搜捕；这实在是当前的要务。至于贼人的狡猾伎俩，往往在官兵经过后阻截道路。现在福康安准备把贼匪屯聚、彼此联结的地方合力截断，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这就是利用贼人的巧计来攻打贼人，使官兵经过的地方不至于刚刚通过便又被阻塞，深合机宜。只是福康安奏折中所说‘沿途搜剿’一项，贼匪到处屯聚，经过的村庄百姓大多是被迫胁从的。现在福康安统率军队进剿，所经过的地方固然应当乘势扫除，不让他们在官兵经过后又出来骚扰；但如果所经过的村庄全都杀光，恐怕一处被官兵剿洗，其他地方听到风声便害怕，反而坚定他们帮助贼人的心意。” 如果不留心防范，任凭奸猾之徒聚集在所经过的村庄，又恐怕他们在官兵经过后产生歹意，阻塞道路，成为身边的祸患。福康安务必随时实地访察，特别加强秘密防范，使良善之人能够安心，而奸邪之徒没有机会施展伎俩；这是最重要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原先派驻的守军不可轻易撤调，以免出现疏忽。”

译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福康安，护军统领、参赞海兰察奏报：“臣等准备前往鹿仔港，十九日登船后，风向变化无常，现在正在大担门等待。如果能够遇到侧面顺风，也可以折戗航行。”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海面九月之内风向不正，本来就不能过于焦急、轻易冒险。但十月一向风平浪顺，容易渡海；此刻虽然因为等待风向而稍有耽搁，然而像这样兵威强盛、时机又相合，未必不是成功的先兆。李侍尧派郑国卿带领前往本省的兵三千名，也在大担门等待风向，应当立即与福康安一同渡海。其中一千五百名，先前据李侍尧奏报，计划拨给常青；此时福康安到达鹿仔港后，当天即可相机进剿，郑国卿所带的三千名兵竟可全部一同前往鹿仔港，不必拨往南路，这样声势更为壮盛。” 初八日（壬寅），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据护南澳镇副将郑元好禀报：千总庄大进运送到台湾的兵丁鞋裤、账房等物资，行至铜山营洋面时被贼人抢劫，现在正在搜查追捕。”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鞋裤、账房等物资，都是运送给台湾军队的军装用品，被劫的多达一百多篓；看来竟然是林爽文的同伙贼匪在海面上偷偷出动拦截抢劫，不能不严厉搜捕，追究办理。这起案件发生在福建省海面，李侍尧自然应当命令所属一体严加搜捕。但该督驻扎厦门办理军务，负责照料官兵渡海，事务繁多，无暇兼顾；徐嗣曾现在省城，并没有主管的要事，竟着责成该抚督率所属全力查捕，务必按名册全部捕获，不要让一人漏网。徐嗣曾对于台湾剿匪事务，起初还知道留心，随时陈奏；后来见贼匪肆意骚扰日久，一时不能办结，未免心存畏难，反而像置身事外一样，闭口不言，仿佛与自己无关。徐嗣曾是本省巡抚，怎么能如此漠不相关！着传旨严厉申斥。” 十四日（戊申），福州将军恒瑞奏报：“近来贼匪不断骚扰盐水港，只有竭尽全力坚守。”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那里的贼势仍然猖獗，恒瑞兵力有限，难免进退受制；幸好他所带的兵又有五百名陆续到达，可以作为接应。恒瑞此时也不必过于焦急，只应在盐水港竭力坚守，等待福康安到达。如果贼匪人数众多，形势实在难以防守，不妨干脆放弃盐水港，退回常青那里，再图进取，这也是一个办法。但用兵的道理，是以进攻为先，以防堵为后。如今官兵所到之处反而遭到贼人攻击骚扰，我军每天只做抵御的事；这就是官兵只忙于接应，步步落后，而贼人反而占得先手，主客双方的形势岂不是颠倒了吗！恒瑞此时既不能前往诸罗，又不能退回府城，也决没有留在那里困守的道理。何况恒瑞在那里，贼匪不断骚扰，他仍须防堵剿杀，不能休息。与其等贼人来了才应战，哪里比得上先侦察附近贼匪在什么地方兵力单薄、有机可乘，立即带兵向前进攻剿杀，使贼人来不及救援，从而形成反客为主的形势，岂不是很好。恒瑞应当察看情形，酌量妥善办理；也不必过分拘泥于遵守谕旨。” 至于福康安自九月二十四日在大担门发出奏折后，直到现在还没有新的奏报。先前他辞行时，朕曾命令他到厦门后察看情形；如果台湾府城和诸罗设有疏漏，福康安应等增调的官兵到齐后，再渡海前进。倘若这道谕旨到达时，福康安还在等待风向渡海，就应当等四川、贵州等省的官兵到齐后，再开船；如果已经遇到顺风渡海，抵达鹿仔港，也不妨稍作等候，等四川、贵州、广西、广东西部的官兵陆续到达后，再统一率领进剿。或者先到盐水港一带剿杀贼匪，援助恒瑞；或者从鹿仔港直接进攻大里杙贼庄，使贼人回头顾及巢穴，前后受到牵制，那么盐水港等处的贼匪自然会纷纷解散，他们的包围也会不攻自解。福康安只应审慎判断时机，总以持重为要。至于福建、广西两省招募的新兵尚未训练，如果立即用来剿贼，难以指望他们得力。着传谕李侍尧、孙士毅：如果遇到福康安继续增调兵力的情况，先把各营训练有素的兵派去，新招募的兵留在本省巡查防守。” 同时督促、严令各级将领和弁员加紧训练，务必训练纯熟、可以使用，这样无论作战还是防守都能有益。就目前的情形来说，如果贼匪都去了南路，大里杙贼庄只剩下家属、老弱，那么徐鼎士自然应当从大甲溪乘虚直捣贼巢，以分散贼人的势力。如果北路屯聚的贼匪仍然很多，徐鼎士暂且不要轻率进兵；福康安到达鹿仔港后，距离那里更近，自然会掌握该处确切情报，至于应当如何筹办，就应立即发文通知徐鼎士遵照办理。” 又谕令说：“先前已经降旨命令浦霖在湖南挑选兵二千名，以备发文调遣，他已经预先挑选准备好了。如今台湾剿捕逆匪的事情还没有完成，现需增兵协同剿捕。该省兵丁从前调赴金川军营，在山险地区奔驰攀登较为便利；现在调往台湾，协助剿捕自然更加得力。着舒常、浦霖立即把挑选好的二千名兵派出，以镇筸镇总兵尹德禧为总统；并着从副将中酌情派一、二名曾亲身经历战阵的人，随同带兵前往。至于湖南凤凰厅地方属于苗疆要地，必须有大员驻在那里，以资弹压；着俞金鳌立即前往该处驻扎，并兼理总兵印务。” 赐予已故福建水师提督蓝元枚祭祀和安葬，按照常例办理，谥号为“襄毅”。

译十五日（己酉），乾隆帝谕令说：“据图萨布奏报：‘接到福建委员、试用知县王履吉的报告，他押运前往淡水备用的银、米、火药、军装等物资，于八月二十三日出海，忽然遇到狂风，把桅杆和舵折断，随风漂荡。到了九月初七日，狂风大作、巨浪翻涌，在广东新安县外海，船撞上礁石破裂；幸亏有渔船把该员等人救起，并抢救出饷银、火药、军械等物，打捞出受潮的米九十多石，据计算沉失米七百二十八石有余、大炮一门。’该员押运军饷，在海上突然遇到飓风，人力无法施为，又漂荡了十多天，几乎被淹死，情形实在值得怜悯！王履吉着令该督在台湾事务结束后，发给咨文送交部里引见；所沉失的米石等物资，自应免除赔补，以表示体恤。” 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说：“福康安进剿所带的官兵，大多是调派来的精锐部队；当地兵丁屡次遭受挫败，自然不能像四川、贵州兵丁那样得力。但现在台湾统兵的大员中，像蔡攀龙等人就是福建籍，所属偏将、裨将、千总、把总想来也不少。福康安仍应加以策励鼓舞，使他们各自振作，不能因为现在所带的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人都异常骁勇，调来的各路兵又都是可以依靠的新生力量，便轻视福建省兵丁，导致阻碍他们效力的意愿。何况现在各省调往台湾的兵力虽然很多，但对当地道路和民情并不熟悉，也需要本省兵丁为他们充当向导；福康安务必随时留心，在福建省的将领、弁员和兵丁中，看到出力的人就奖励几名，以振作他们的士气并发挥他们的作用，不可稍有歧视。” 又谕令说：“现在剿捕台湾逆匪，所有军粮、火药等物资都由海上运输，派往那里的将军、大臣以及随征将领、弁员等人远渡重洋，都必须风向顺利，才能扬帆直接渡海。朕想到该省一向祭祀天后，最为灵验；这次剿除逆匪、官军渡海，更必须仰赖神灵庇佑，使海浪平静、风势顺遂。自然应当特别隆重地加以报谢，祈求神灵相助，并表达虔诚祭祀之意。着交李侍尧立即查明附近海口过去在哪一处建有庙宇，且最为显灵；如果略有倾塌，就另行修葺完整，以整肃观瞻；并把该处所需匾额的尺寸详细奏报，等候朕亲自题写后颁发悬挂，以昭示虔敬。把这道谕令传达知悉。” ——以上内容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十六日（庚戌），乾隆帝谕令说：“台湾自逆匪林爽文制造事端以来，朕多次降旨命令各省拨运米石并增调兵丁前往接应。现在据各省督、抚先后奏报，运往福建的米石以及调往的兵丁，都已经得到妥善照料，随到随即启程，办理十分迅速，朕对此深感欣慰。总督保宁、舒常、李世杰，巡抚姜晟、浦霖、何裕城、闵鹗元、琅玕、孙永清、李庆棻，都着交部议叙。福建、广东两省在这些兵米抵达本境时，照料渡海也很妥善；总督李侍尧、孙士毅，巡抚徐嗣曾、图萨布，也着一并交部议叙，以表示奖励。” 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福康安奏报：“这次从鹿仔港进剿，必须南、北两路合力进攻，使贼匪分散。现在已经发文通知常青、恒瑞、柴大纪、蔡攀龙等，届时合力进攻；一面抚慰告谕附近被胁迫的百姓，让他们各自保护村庄，杀贼自效，这样道路自然不会被阻塞；然后进逼大里杙，约定淡水官兵从乌日庄夹攻，并命令侍卫带兵在牛骂、快官等庄截断贼人的逃路，这样不难一举歼灭擒获。等臣到达那里后，如果有应当布置的事情，再相机妥善办理。”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说：“福康安奏报筹办剿捕事务，和朕屡次降下的谕旨虽有大同小异之处，但都已经掌握了要领。就目前的情势来说，应当先以援救诸罗为要务。福康安到达鹿仔港后，等四川、贵州、广西的兵到齐，就直接抵达诸罗；柴大纪、蔡攀龙在那里已经很久，对当地情形自然熟悉，福康安应当同他们悉心筹划。至于台湾府城，现在有常青在那里，看起来虽然不能进取，但自行防守还绰绰有余；即使府城防守难以支撑，或者竟然发生疏失，也不难再行收复。” 福康安不必因为自己肩负重大使命，不能保全郡城，就认为辜负了任用和使命，心中疑虑，以致顾此失彼。所带的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人都是久经战阵的，对行军作战的机宜都很熟悉；统兵进剿时，即使旁路、后路有贼匪偷偷出来骚扰，他们也能随时察看，预先防范，不会落入贼人的诡计。” 十七日（辛亥），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台湾剿捕贼匪的事情还不能按期完成，这些人一向狡猾，决不会束手等死，或许会打算从海道抢夺船只逃窜。笨港、盐水港、鹿仔草一带都曾被贼匪焚烧抢掠，这些地方都是通向海上的港口，将来贼匪逃窜时，大里杙巢穴中留下的家属很多，他们一定会设法抢夺船只，带着他们一同逃走。福康安等务必预先留心，如果沿海口岸一旦把贼匪杀散，就挑选派遣水陆弁兵严密看守，并留下一、二名大员往来查察，不要被贼人抢占；即使有商贩船只，也应全部调离，不要让它们靠近岸边。运载军需、兵米等物资的船只，到达后就命令原船仍然返回内地，使贼人无船可抢，断绝他们逃入海中的道路，这样才算妥善。”

译十九日（癸丑），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等说：“台湾地方的奸民纠集众人持械斗殴，都是因为那里大多是漳、泉二郡以及广东百姓居住，里居和田地彼此交错，常常因争执而结下仇怨；地方官却不肯切实查办，只求敷衍结案，以致奸民没有任何警戒畏惧。这次林爽文等倡乱犯法、抢劫县城、杀害官员，也正是因纠集众人结会而起。现在福康安统率大军鼓足勇气进剿，自然可以按期完成。朕想到广东、漳、泉三地百姓彼此结怨，如果能让他们分开居住，互不牵涉，自然非常好。但他们居住多年，各自都有田产，安土重迁，一时把他们全都强行分离，势必有困难。将来贼匪平定后，福康安应酌量情势，设法妥善办理。如果确实跟随官兵打仗杀贼，既然已经奋勇出力，怎么可以反而命令他们迁徙，使他们失去世代产业；如果贼匪的庄田产业按例应当没收入官，就应当招募其他地方的良善百姓来居住。至于附近各处村庄的百姓，虽然没有跟随逆贼的实际迹象，但和贼匪同住一庄、内心犹豫观望的人，终究不可信；也可以趁这次兵威，酌情把当地村庄的百姓迁徙。” 对于其中籍贯分别属于广东、漳、泉的人，应当令他们各自组成一庄，使彼此相隔较远，以杜绝争端。至于台湾南北各处村庄，大多被贼人焚毁，百姓也都遭到杀害；还有贼人头目以及被贼人胁从的众人遗留下来的田土房产，既不便仍然拨给漳、泉百姓，让他们白白享受利益，又恐怕游手好闲、没有固定户籍的人因此聚居，再次惹出事端，自然应当查明这些田产并没收入官，再另行分拨。朕想到那里熟番归化已久，这次逆匪制造事端，熟番没有跟从贼人的；而且淡水等处现在招集的乡勇很多。不如把这些没收入官的田产，按照四川屯练的例子，交给熟番耕种，按则例征收赋税，令他们安居并管理产业，自行守护；既可以表示安抚和禁暴，又可以招抚生番，岂不是一举两得。再者，诸罗、彰化等处地方广大，也需要酌情增设兵丁，以资防御。那里只设置一名知县，恐怕职权较小，不能镇压控制；或许应酌情增添丞倅、将弁驻扎在那里，这样更有益处。着福康安等把这些纳入善后事务酌情办理，不必过分拘泥。将来应当筹办的事情很多，如果让李侍尧渡海前往办理，恐怕内地会缺少人手。” 而常青对这些重要事务还不熟悉，恐怕也不能从容筹办。福康安既然远渡重洋来到那里，整顿地方、平息暴乱、安定良民等一切善后事务，正应当趁这次大军取胜之后妥善规划，不必急着回京。至于海兰察以及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人，事务结束后，自然应当让他们先行回去；也不妨酌情留下几人，以便作为臂膀耳目。福建、浙江驻防的满兵，也应当命令他们各自返回原驻地；只是屯练兵、贵州兵既然远调到那里，将来办理善后事务时或许有需要兵力镇抚的地方，也不妨暂时留在那里，等各项事情办完、应当撤回时再撤回。” 二十一日（乙卯），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说：“孙永清等奏称：‘据左江道汤雄业等查获革弁郭崇德、李洪魁二人，都愿意前往台湾效力；审讯所得的供词闪烁其词，都是不安分守法的人，而且正值军队往来不断之际，不便任由他们暗中跟随、混杂其中，以免产生事端。现将这些革弁等人押回贵州原籍。’台湾现在大军云集，带兵将领很多，哪里需要这一两个革弁到那里效力！况且郭崇德已经两次被参劾革职，他平日不能约束部伍，由此已经可以完全看出；李洪魁所说因病休职而获赏，也不值得相信。这些革弁即使想前往军营效力，也应当在本省呈报；如今竟然暗中跟随官兵行动，显然是想借此冒充混入军中邀功，希望图谋重新起用，情弊十分明显。着传谕李庆棻，等这些革弁押回原籍后，严加审讯追究。如果查出还有其他借题发挥、滋生事端的情弊，就应当据实参奏；如果审讯后没有其他情节，就把这些革弁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不许他们再次外出滋事。把这道谕令一并传给孙永清知道。” 又谕令说：“现在四川、贵州、广西等省的兵丁，近日陆续抵达鹿仔港。他们远行经过数省，行军勤勉安静，自然应当酌情加以奖赏，以示鼓励。至于新旧各批调来的兵，有在战斗中出力的，也有胆怯不前的；福康安在进剿时，应当把各省兵中奋勇强健的，临时酌情加以赏赐，这样出力的人会更加奋发，而胆怯的人也知道受到激励，争先效力，剿捕事务才可以收到如同臂膀手指般得力的效果。” 二十三日（丁巳），乾隆帝谕令说：“据李侍尧奏报：‘接到同知吴元琪禀报，九月初一日，柴大纪有信送到府城，说蔡攀龙等人的援兵中，只有蔡攀龙、孙全谋带领七、八百名兵以及运送粮饷的义民三千名到达诸罗；贵林、杨起麟、杭富都在正音庄阵亡。’贵林等人先前经常青派往诸罗援助，奋勇作战，非常出力；因此朕下旨将贵林补授总兵、杨起麟补授参将，并都赏赐花翎。现在贵林、杨起麟和都司杭富因为剿捕贼匪，在阵前牺牲，实在值得怜悯！贵林着按照总兵的例规定议恤；杨起麟先前在盐水港一带负责防堵守卫，尤其出力，着加等一等，按照副将的例规定议恤；都司杭富也着按照常例议恤，以表示怜恤。”

译又传谕说：普吉保奏报：“九月初六日，我带领官兵从大突溪前往笨港援助诸罗。十三日，抵达麦仔寮，那里有几千名贼匪向百姓强行征派银钱和粮食，百姓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贼匪便想烧毁村庄。百姓正惊慌失措，恰好官兵接踵而来，贼众逃散，百姓欢呼声震动大地。随后秘密侦察得知，贼匪全都聚集在笨港。当夜贼匪暗中施放火号，又听见诸罗的炮声整夜不停；于是命将领把官兵分作三队直冲杀敌。贼众蜂拥而来抵抗，普吉保亲自督率官兵奋勇进攻，枪炮一齐施放，打死贼匪数百人，生擒贼伙杨意、苏妈、张固三人，夺获器械三十多件、鞭炮二门、耳记十八个、米谷和薯干一百多石，并烧毁坂头厝等贼庄七处。当天，又有几百名贼匪进攻大营，官兵奋力抵御，杀死十多名贼匪，烧毁贼庄，贼众退散。现在已经同恒瑞、柴大纪约定日期，三路会合，合力夹攻；贼匪可以按期消灭。”台湾逆匪林爽文等纠集众人犯法，肆意骚扰、抢占村庄，实在罪大恶极。如今普吉保亲自督率将领和士兵，从大突溪一路侦察贼匪踪迹，奋勇剿杀，烧毁贼寮，生擒贼伙，夺获许多器械、银钱和粮食，收复笨港，实在出力可嘉。普吉保着交给部议叙；出力的文武官员，着福康安查明后一并咨报该部议赏，并赏给普吉保玉搬指、大小荷包，以示奖励。数十日以来，因为海上风向不顺，台湾府城以及诸罗、盐水港三处都受到贼匪骚扰，文书奏报不能经常互通，朕心中正深为忧虑。如今普吉保已经收复笨港、杀散贼匪，那里距离诸罗只有二十里，距离盐水港只有三十里，彼此声息非常接近。普吉保乘胜直进，诸罗、盐水港两路的形势相互联络，恒瑞、柴大纪自然可以接应会合。此前常青那里曾有被贼匪骚扰的消息；现在据李侍尧奏报：“据台湾地方官禀报：常青因为恒瑞在盐水港被贼匪拦阻，不能前进，于是派总兵梁朝桂、副将谢廷选带兵一千人前往策应。”恒瑞原有兵三千人，如今又得到这一千人接济，自然更可以统领军队剿灭贼匪。常青既然能够分兵援助恒瑞，那么府城兵力充足，守城自然有余，可以知道不会有贼匪骚扰的忧患。这样，诸罗、盐水港和台湾郡城三路都可以各自保护自己，乘机进攻剿灭贼匪。而且贼匪在麦仔寮强行征派百姓的银钱和粮食、烧毁村庄，可见贼众的粮食将要耗尽，已经有溃散的趋势；百姓一看到官兵接踵而来便欢呼震天，更可见民心归顺，不肯跟随贼匪。近日福康安、海兰察等统领大军分路进剿，料想这些小股草寇不难一鼓擒获。福康安据李侍尧奏报，目前还在大担门等待风向渡海；新调来的广西兵三千人已经抵达厦门，四川屯练兵早已进入福建境内，不日即可到达，贵州、湖南的兵也接连赶来。福康安正可带领精锐部队扬帆一同渡海，直抵鹿仔港督率进剿。况且在福康安到达以前，台湾府城、诸罗、盐水港三处都各自守卫无虞；如今福康安又带领精锐勇敢的新兵，加上总兵郑国卿所带的福建省兵丁，共有生力官兵一万多人；又有海兰察以及巴图鲁、侍卫、章京等分队统领，军威振奋，士气百倍。近日便可同常青、恒瑞、柴大纪、普吉保等南北会合，直捣贼巢，看来可以扫荡巢穴、擒获首领，迅速建立显著功绩，等待捷报传来。把这些传谕告知他们。” 传谕军机大臣等说：“贼匪经过的地方，附近百姓本来并非甘心跟从贼匪，只是因为贼匪逼迫，不得已听从。就像麦仔寮地方，幸亏官兵前往，那里百姓有了依靠；否则必定会被贼匪胁迫跟从。由此可见，先前已经跟从贼匪的百姓中，被贼匪逼迫、勉强附从的，肯定也不少。福康安此时尤其应当把安分守法的百姓妥善抚慰，使他们安定生活；即使已经跟从贼匪的人，也应设法招抚，分别处理。不可因为他们已经跟从贼匪就一概杀灭，反而阻断他们改过自新的道路，坚定他们帮助叛逆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再者，朕恭敬查阅雍正年间《实录》，旧例规定：福建、广东百姓到台湾耕种的，妻子家眷一概不许携带。后来高其倬上疏请求，准许在台湾开垦耕种并有房屋的百姓搬迁家眷居住，经九卿议论驳回；这是因为台湾是海上要地，所以不让内地百姓携带家眷前往。如今台湾百姓都有家属，与以前制定的条例不相符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准许携带家眷？着福康安、李侍尧查明后具奏。将来事情平定以后，应当如何趁着这次兵威，斟酌制定章程，妥善办理？或者此事从来已实行很久，只是有些地方做不到，也一并着李侍尧归入善后事宜，妥善议定。”

译二十六日（庚申），传谕说：“普吉保奏报：‘九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等日，逆首林爽文率领党羽在元长庄一带蜂拥而来，我随即亲自督率官兵奋力将他们杀退。贼众仍然驻扎盘踞在附近村庄，侦察确实后，便分派官兵和乡勇预先设伏。二十五日，贼众从溪墘厝来到云厝、土库、东庄等处逼近营盘。普吉保亲自率领官兵奋勇截杀，枪炮一齐施放，打死许多贼匪。游击海亮、都司马元勋从白沙墩横冲贼阵，用连环枪炮打死贼匪一百多人。署副将琢灵阿、参将张朝龙、游击夏承熙从无底潭迂回攻击其后方，署同知黄嘉训则鼓励乡勇从水磨庄堵截防御。自卯时至未时，贼众大败溃散；共估计用枪炮轰毙贼匪数百人，割获首级七十一颗、耳记一百三十四个，夺获器械、贼旗多件。’普吉保从鹿仔港进攻，督率官员奋勇杀敌；已经攻克笨港后，如今又能侦察贼踪、预先设伏，使将领等从侧面冲截贼匪、从后面迂回攻击贼军后方，前后杀死贼匪数百多人，夺获器械等物很多，实在奋勇可嘉。普吉保已经交给部议叙；着再赏蟒袍一件，以示奖励。同一天又据李化龙奏报：‘自镇臣普吉保带领官兵出发进剿以后，我便亲自前往各营盘察看地方，谆谆告诫将领、守备和义民等共同努力防守。因为现在贼匪正在注意诸罗，正可以乘机进攻，以分散贼匪的势力。于是九月十八日，秘密命游击穆腾额带领官兵由番仔沟进至大突溪一带，作为疑兵；我亲自率领游击裴起鳌、署游击陈士份、守备徐大鹏，带领官兵和义民首领许伯达等引导，从八卦山直抵柴坑仔。贼匪聚集抵抗，便命官兵施放枪炮，贼人败退，烧毁贼寮二十多间。贼人依仗人多又拥来进攻，李化龙率领官兵向前截杀，枪炮打死贼匪一百多人，割取耳记十三个、首级二颗，生擒贼匪何华、欧倚二人，夺获鸟枪二杆、器械十九件、贼旗一杆。二十日，在中寮地方用枪炮打死贼匪十多人。二十二日，大突溪贼匪出来骚扰村民；我又前往堵截剿杀，施放枪炮，打死贼匪约二百多人，割取耳记二十七个、首级一颗，夺获贼旗一杆、皮牌三面、长枪、竹■〈金串〉、挑刀共三十五件。’ 李化龙因为普吉保带兵进攻，留驻鹿仔港防守；竟然能够侦察贼情，乘虚进击，奋勇攻剿，杀死许多贼匪，夺获器械，贼匪望见风势便逃散溃败。李化龙也属于奋勇可嘉，着交部议叙。这次普吉保、李化龙派出随同作战杀敌的文武官员等，全部属于出力人员，也着查明后呈报将军咨送该部议叙，以示嘉奖。” 传谕军机大臣等说：“此时福康安如果早已遇到顺风，扬帆直渡，前往鹿仔港；正值贼人屡次败溃之后，福康安只应乘此良机，督率将领会合各路，鼓足勇气直冲向前，第一次交战时就把贼匪痛加剿杀，使贼人闻风丧胆，便不难一举扫荡擒获。至于普吉保在笨港一带虽然屡次击败贼众，但据奏报贼匪仍在附近村庄聚集叫嚣；该镇带兵前进时，粮饷运输通道和后方道路最为紧要，仍应特别加意防范。李化龙又在柴坑仔、中寮等处乘机进攻以分散贼势，固然属于奋勇；但鹿仔港是沿海要地，逼近贼巢，李化龙尤其必须处处留心、切实防守，不可只知道锐意向前，反而使附近贼匪偷偷出动骚扰后路，这是最重要的。阵亡的千总杨国宝、把总曾超群、外委沈扬芳以及兵丁三十二名，都着咨送该部优加抚恤。” 二十七日（辛酉），传谕说：“李侍尧奏报：‘在泉州等地挑选新旧兵三千名，派员带往盐水港。有陆路提标兵五百名，于八月十九日从同安县浔尾渡河，先到而开船的，已经全部抵达对岸。后来到达的兵丁汪国清等乘坐的一条船，驶到海■〈氵义〉中央时风力过于猛烈，这些兵丁见前队都已经渡过，急于前进，催促扬帆顶风行驶，导致船篷倒下、船只倾覆，淹死兵丁汪国清等十九人；请按照阵亡之例减半再减半给予抚恤赏赐。’这些兵丁奉派前往台湾剿捕逆匪，在海上突然遇到暴风，因为急于前进，以致船只倾覆溺死，实在令人怜悯！着加恩立即照阵亡之例议定抚恤，不必减半，以表示哀恤。” 传谕军机大臣说：“李侍尧奏报《现今拿获数起盗案》一折中说：‘前两次奏报拿获盗犯十四案，共盗犯一百二十七名以后，到如今又捕获盗案十多起，共盗犯一百二十五名。另有巡检章大镛出海接护运米船，被盗船打伤兵役吴通等人的一案，也已经查获并审究明确。其余各案，现已命令严加审讯。’又据片奏说：‘守备沈德清等押运军装，在铜山营被盗船抢劫，军装、衣服、鞋子都有损失，官兵也有人受伤；现已捕获谢蛟等八人，正在审究。’这些海上盗犯纠集多人肆意抢掠，甚至抢劫军粮、军装，打伤兵役，怎么知道不是林爽文党羽潜出海面滋生事端？而且前次捕获盗犯十四案后，随即又捕获盗案十多起，共有二百五六十人之多。若照寻常盗案等待该部议覆，人犯数量众多，既担心难以周密查察，或许竟会发生劫狱、抢夺犯人的事情，反而不妥。着李侍尧把目前捕获的各犯迅速审办，审讯明确后，一面奏报，一面立即按律正法，使海面肃清，官民船只往来不再受到骚扰，这才妥当。” 把这些传谕告知他们。”

译又传谕说：“常青驻守府城，虽然不能向前推进，但各项调度都还妥善。又听说诸罗、盐水港两处受到贼匪骚扰，他先后派兵接应，而且他在府城也多次同贼匪交战；可见常青虽然年老，仍然能够处理军务。福康安到达鹿仔港以后，将从北路绕道进兵剿贼；南路和府城一带，也必须有大员驻扎督办。常青在那里时间很久，对当地情形比较熟悉，应命令他留驻府城，督率剿捕。至于恒瑞在盐水港被贼匪阻拦，束手无策，却在奏折中夸大贼匪情势，毫无主意。像这样怯懦无能，即使留在军营也没有益处；着福康安在鄂辉到达后，立即传旨解除恒瑞职务，命他自己准备盘缠来京等候旨意。福州将军的职位，即着鄂辉调补；命他统领恒瑞原来带领的将官和士兵，合力剿捕盐水港一带贼匪，接应诸罗。至于常青所奏‘贼目许光来嘱托百姓打听，若擒送庄大田是否可以免罪’一节，常青答复说不但可以免罪，而且还可以立功；他的措辞还算恰当。台湾贼匪本来只是一时聚集的乌合之众，他们的附从党羽一看到官兵势力强盛、逆首即将被擒，或许希望自己谋得生路，竟会把贼首、贼目擒住捆绑起来献出，这是情理上必然会有的事。着福康安在进剿时立即广泛晓谕，使被胁迫跟从的人自行瓦解；彼此互相猜疑，那么贼匪这群乌合之众就可以期待不战而自行溃散。” 二十八日（壬戌），传谕军机大臣说：“徐嗣曾奏报：‘台湾自从用兵以来，车辆运输军装的脚夫以及发给义勇的口粮，到处都需要使用钱文，以致钱价昂贵；恐怕将来逐渐上涨，对民间使用和官府需要都会造成阻碍。请敕令浙江、江苏巡抚，每省各借钱十多万串，解送福建。’福建剿捕事宜中，运输军装的夫价以及发放口粮所需钱文较多，以致钱价昂贵，自然应由邻省拨款接济，以平抑市场价格。但江、浙两省目前钱价是否已经平稳或降低？铸钱局的铜料是否够用？如果因为协助拨给福建，导致两省钱价上涨、铸钱局铜料不足，也有许多不便。着传谕李世杰、闵鹗元、琅玕立即妥善筹划斟酌：如果两省按数拨给，而本地钱局的铜斤仍然宽裕，足以铸钱并流通，市场价格也不会上涨，当然最好；就应各自筹备钱十多万串，解送福建备用。如果两省钱文确实有不能按数拨给的地方，斟酌减半拨济也未尝不可。李世杰、闵鹗元、琅玕应根据江、浙两省当前情况统筹筹划，妥善酌办。” 所有协助拨付的钱文，即着附随运米船一并运到上海，再转运福建备用。” 二十九日（癸亥），传谕军机大臣说：“福康安同海兰察以及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于十四日都从大担门出海，最多两三天就可以抵达鹿仔港。算来他们到达那里已经十多天了，应当已经督率将领乘着锐气进剿。至于鹿仔港的贼首陈泮，窥知普吉保进兵，又想乘虚偷偷出动绕道截击，实在可恨。料想这些贼匪罪恶贯盈，早已为天理所不容；如今大军云集，四路围攻，断不能苟延残喘。贼匪肆意作乱犯法，罪不容诛；逆首林爽文以及庄大田、陈泮、吴领等，必须生擒押解京城，依法严惩，才足以泄神人之愤。着福康安统兵进剿时，如果逆首等胆敢亲自出来抵抗，被官兵在阵前杀死，当然也足以伸张国法；但终究不如按名生擒后处以极刑，才能彰明法典、快慰众人愤恨。福康安务必预先布置，设法筹办，使这些首领和首恶全部生擒，这样更加妥善，朕心才会满意。” 本月，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福康安奏报：“自到厦门以后，所患疾病已经痊愈，只能勉力竭尽心力，迅速完成大功。”得到旨意说：“好。努力争取早日奏报大功，以接受厚重的恩典。”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一。十一月甲子朔日，传谕说：“如今剿捕台湾逆匪的事务，总督李侍尧、孙士毅在调兵、运饷等事务上办理迅速，非常妥善，实在值得嘉奖；李侍尧、孙士毅都着加太子太保衔。至于参赞提督柴大纪，自从驻扎诸罗以来，多次奋勇抵御、剿杀贼匪，确实建立了显著功绩；着加太子太保衔，以示嘉奖。”

译传谕军机大臣等说：“广东庄的百姓同心向义，把贼匪视为仇敌；即使是已经投诚的庄锡舍，也因为他曾经跟从贼匪，不肯同他会合。这也足以表明他们的义愤。庄锡舍因为广东百姓不肯同他协力剿贼，更加受到激励，奋不顾身，独自同贼匪交战，以致受伤，实在出力可嘉；着加都司职衔，事情结束后送部引见，再赏银二百两，以示奖励。并着晓谕广东庄义民等：庄锡舍虽然曾经跟从贼匪，不同他们一起作战，固然属于义举；但如今已经投诚，多次作战杀敌，同带兵的官员没有区别。今后这些义民不必心存歧视，只应共同实践同仇敌忾的义举，协力剿贼，以期共同伸张义愤，承受恩赏。贼目庄大田因为党羽逐渐解散，便把家眷迁走，潜伏在石仔濑地方，形势已经十分困窘。南路村庄的百姓看见大军云集，贼党瓦解，知道庄大田很快就会被歼灭擒获；只是担心官兵一到，自己无法申明情况而获罪，于是纷纷到常青那里呈请赏给腰牌，作为识别凭证。由此可见当地百姓已经知道贼势困窘，争先表明身份，率领众人前来呈报；常青发给他们腰牌后，将来安分守法的百姓都可以被辨认出来，这些百姓也就更加安心守业，以助长官军的声势。如今南路情形既然如此，那么北路一带村庄的百姓最近看到福康安统领精锐部队抵达鹿仔港，必然更加欢欣踊跃，共同庆贺获得新生。福康安经过各地时，各村庄安分守法的百姓也应照常青的办法赏给腰牌，使他们各有凭证可以识别，安居务业，自行守御；既可以安定众心，又能在官兵进剿时帮助保护后路，不必担心贼人偷偷出动骚扰，尤其妥善。至于台湾义民很多，其中广东、泉州两地百姓尤其积极为公，跟随官兵作战杀敌，多次出力。自康熙年间广东庄义民剿贼有功，总督满保赏给‘怀忠’、‘效忠’等匾额以来，百姓都知道归向正义，踊跃自行效力。但以前的匾额只是总督所赐，他们就已经如此感激奋发；如今朕又特别赐给广东庄、泉州庄义民匾额，以表彰他们的义勇，他们必然更加受到鼓舞，奋力抒发忠心。但当地庄居很多，难以全部颁赐；着福康安收到匾额后，立即照样摹制，选择大庄和人口群居之处普遍赏给并悬挂。并传旨晓谕他们：因为他们一向以义勇著称，出力可嘉，所以特意钦赐匾额，以表示优厚奖赏；使这些百姓更加奋发感激，竭力图谋效命，坚定他们向义的心。至于淡水一带，现在没有贼匪骚扰；即使大甲溪逼近大里杙贼巢，地方形势重要，当地义民跟随官兵堵截防守，也很出力。近日大军进剿，当在那里会合夹攻，正应当鼓励义勇协力助剿；如果这时因为他们的口粮过多，便动辄议论裁减，恐怕义民的粮食供应不足，或者逐渐散去，反而阻碍他们积极为公、发挥作用的心意，实在是错误的策略。徐嗣曾如今正在增加运送银钱、粮食接济，并命令当地官员妥善安抚，斟酌发给；使义民食粮充足，招来的人日益增多，将来大军进攻时正可以得到他们的协助，非常合乎时宜。各处义民的口粮，都应照常发给，不可轻易议论裁减。但是此时逆首林爽文在诸罗被官兵击退，手脚受伤，正在牛稠山逃窜疗伤；贼目庄大田又因为党羽逐渐散去，把家属迁入大武垄，自己潜伏在石仔濑。贼首、贼目等屡次被官兵剿杀，正处在逃溃躲藏之时；福康安到达鹿仔港后，必然先从大里杙夹攻，跟踪追捕林爽文，以期一举擒获。至于徐鼎士率领兵民分路进攻，福康安如果认为那里需要兵力接济，不妨在普尔普、舒亮两人中酌情派一人，带领十几名巴图鲁、侍卫、章京以及二三千名士兵，前往同徐鼎士会合，合力进剿，这样更加有力。” 又传谕说：“周井等罪犯在海上肆意抢掠，竟敢把运往台湾的军装物资抢走一百多篓，实在可恶；自然应查明后严办。但这些罪犯都是漳州人，贼首林爽文又是漳州籍贯；如果该巡抚审办此案时，一定要详细追问这些罪犯是否属于林爽文的贼伙，他们既然不肯自行承认，势必辗转追究，牵连扩大，恐怕当地百姓不免心怀疑惧。况且这类盗犯审明以后，本来就应当按律斩首枭示；即使查出确实是林爽文的同伙，也不过是依法斩首枭示，罪行并不会增加。着徐嗣曾只须把这些盗犯抢劫军装、棉衣一案审讯明确，就此结案，不必辗转追究，以免引起疑虑和骚扰。” 初二日（乙丑），传谕说：“今年福建省剿捕逆匪，所有从各省增调的官兵经过各地时的一切军需供应，都已经发放国库银两支付，丝毫没有使百姓受到负担。只是运输粮饷、军械等事务，间或也酌情使用民力；虽然发给口粮和脚价，但当地民夫急公向义，无不踊跃从事，实在值得嘉许，自应特别施加厚恩，以表示优厚抚恤。除漳州、泉州二府今年遭受旱灾、歉收，已经降旨加恩，命该督等查明缓征，以及台湾府所属本年和五十三年应征钱粮一概豁免外，仍着李侍尧等将福建全省承办军务的各州、县，按照官兵经过地方的差役繁简、出力轻重，查明应当如何酌量加恩、分别蠲免或缓征，详细核定，迅速奏报；等候朕另行降旨施恩。” 又传谕说：“总兵梁朝桂、参领岱森保带兵前往盐水港一带剿捕贼匪，十分奋勇。梁朝桂着立即赏给‘奋勇巴图鲁’名号，并照例赏银一百两；岱森保着赏给副都统职衔，以示奖励。”

译又传谕说：“邱能成自从剿捕逆匪以来，多次奋勇杀敌，十分出力，屡次升任游击；如今因伤去世，实在值得怜惜！着交该部加一等，以参将职衔按照阵亡之例议定抚恤。至于援助诸罗途中被害的各员，除贵林、杨起麟、杭富已经降旨赐恤外，守备马大雄以及在西门外作战受伤死亡的守备杨燝，都着交该部议定抚恤典礼。其余千总、外委陈邦材、陈洪猷等官员，也着该将军等查明后咨报该部，照例议定抚恤，以表示哀悯。” 又传谕说：“田蓝玉带兵前往诸罗时，对于官兵遗失军械一事有意隐瞒粉饰，等到跟随柴大纪接应蔡攀龙时又行动迟缓，实在狡诈懈怠。仅仅革职留任效力，不足以显示惩罚。田蓝玉着革职，就在台湾府城永远戴枷示众，以昭示警戒。” 传谕军机大臣说：“署诸罗县陈良骥，数月以来多方劝说富裕殷实的户主捐助粮食，取得物资接济，实在很出力。他已经推升为知州，呈报说明请求告假养亲；因病尚未回籍，常青等便委任他代理县务。如今该员仍然能够奋勉自效，实在值得嘉许；着以知州衔补任诸罗县知县，办理一至半年，命他回籍养亲。德成额、特克什布在贼匪进攻营盘时往来督战，杀死许多贼匪。德成额现已升任健锐营前锋参领；特克什布着交福康安，军营中如有应当升任的副将职位出缺，即奏明升用。魏大斌先前因无能奉旨革职，如今据柴大纪奏报，他在山仔顶带兵堵截防御，剿杀贼匪；如果确实出力，还可以降补都司，观察他今后的表现。至于福康安远渡重洋督办军务，海兰察率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等奋勇效力，如今正值隆冬，朕心深为怜念；福康安、海兰察都着各赏元狐暖冠一顶。柴大纪奋力守卫被围的城池，功劳显著；也着赏给元狐暖冠一顶，以示体恤。” 初三日（丙寅），传谕说：“台湾逆匪林爽文纠集众人倡乱以来，提督柴大纪统领军队剿捕，收复诸罗以后，贼匪多次进攻骚扰，城内义民协同官兵奋力守御，使城池得到安全保护。当地百姓积极为公、归向正义，众人同心如同坚固城池；应当赐予美名，以表彰这个县。着把‘诸罗县’改为‘嘉义县’，使全县安分守法的百姓更加奋发努力，以昭示奖励。” 又传谕说：“今天勾到朝审的官员和罪犯中，黄仕简、任承恩二人，都是福建提督。在台湾逆匪林爽文纠集众人滋事一案中，既然领兵渡过台湾，却彼此拖延观望，贻误军机；经大学士、九卿审问拟定斩罪，本来是按律办理。历来军纪贵在严明，对于违反军法的诛罚尤其难以宽贷。黄仕简在上年冬天带兵渡海前往台湾剿捕贼匪，当时逆首林爽文不过同一两个奸民纠合倡乱，如果黄仕简能够督率官兵切实搜捕，哪里会难以及时扑灭？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只知道坐守郡城，零星派兵，迟疑怯懦，毫无办法，以致逆匪辗转纠集，长久未能诛灭。黄仕简从前办理黄教一案时，也曾亲自前往查办；为什么这次竟然束手无策！即使因为染病，自认为不能办理此事，也应该及早奏明，等待朕另派大员前去督办；却一味因循拖延，贻误时机。核查他的罪行情节，本应勾决。姑且念及黄仕简毕竟年老抱病，一听到逆匪滋事的消息便勉强带病渡海，还知道把公事放在首位；他按兵不动、株守一处，毫无筹划，实在是由于年老多病、昏聩糊涂，还不是出于有意为之。因此姑且从宽宽免，免除勾决。至于任承恩年纪和精力正强，不能同黄仕简相比；而且他前往台湾剿捕逆匪是自己请求的，更应该加倍奋勉，努力图谋效力。可是他也安坐在鹿仔港，同黄仕简互相观望，并不亲自到阵前奋力剿杀；按逗留之罪论处，实在依法不能宽免。只是考虑到任承恩的父亲任举先前在金川出兵时阵亡，他的兄长任承绪又因在京营任职、救火而受伤死亡，都属于为国事而死；任承恩如今又没有子嗣，如果立即勾决，使捐躯效命的臣子竟然绝后，朕心实在不忍。因此在法外施恩，饶他一死；假如任承恩还有儿子或侄子，朕一定将他勾决，绝不能稍有减免。但黄仕简、任承恩失职辜负恩典，导致逆匪凭借险要猖獗，当地官兵和百姓受到他们戕害的不少；如今剿捕事务还没有完成，都是这两人的罪过。现在虽然曲加恩典宽免，已经是格外从宽，不便立即释放；黄仕简、任承恩仍着严密监禁。” 至于朕对于军旅之事，有功必赏，有罪必诛，从来不稍存姑息。就像这次在台湾带兵的郝壮猷，因为贼匪再次骚扰凤山，便弃城不守，偷偷返回郡城；以专阃大员这样的身份却如此畏缩偷生，如果不明正典刑，凭什么整肃军队、彰明法纪！因此不等大学士、九卿审核拟定，便将他在军营中依法正法示众，以昭示明确的警戒。如今带兵出力的官员，如柴大纪奋力守卫被围城池，不辞劳苦，又能激励官兵和百姓，多次杀敌，接连取得胜仗；便特意加以提拔，优厚赏赐。贵林、杨起麟、邱能成等人，都因为奋勇剿贼、在阵前捐躯，便命该部从优议定抚恤，一律给予世职，以表示哀悯。假如郝壮猷在贼匪骚扰凤山时能够奋不顾身、以身死于疆场，也可以同贵林等人一样获得抚恤；与其死于国法，哪里比得上死于战阵。刑罚和奖赏清楚分明，都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如今台湾带兵的官员都能争先效力，未必不是因为郝壮猷的覆辙在前，大家都知道引以为戒、奋发自励。兵力可以一百年不用，却不能一天不作准备；而对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原则，丝毫不能假借。”},{ 今后身负统军重任的人，应当更加警惕戒惧；遇到行军作战时，务必身先士卒，战胜敌人并取得战果。大家都应明白，功劳与罪责的区别，取决于勇敢还是怯懦。若能共同发誓竭尽忠诚，并且建立功劳，朝廷一定亲自给予丰厚的赏赐，使其承受优厚的恩典；若因畏惧怯懦而苟且求生，必定会自行犯下重大罪过，使自身受到刑法惩处。这样或许人人都懂得同仇敌忾，士卒也都听命效死，不辜负朕整顿军队、反复诚恳告诫的深意。

译初四日（丁卯），谕令说：“普吉保先前从大突溪前往笨港剿灭贼匪，收复了笨港；朕已经下旨交给部议叙功。如今他又督率将领、军官和士兵奋力剿杀，前后打死贼匪五、六百人，夺获了很多武器，奋勇表现值得嘉奖。除普吉保已经议叙并从优赏赐外，其余随同出力的官员和将弁，也著令将军福康安一并查明，咨报有关部门分别议叙，以表示奖励。” 又谕令说：“据柴大纪奏报：‘八月间，守备杨燝在诸罗西门外堵截剿杀贼匪，接连多次交战；这名守备发射大炮，连续发射、连续命中，打死了很多贼匪，确实是奋勇出力。后来因炮伤严重，医治无效；到十七日去世。’又据常青奏报：‘游击邱维扬在交战中阵亡。’以上各情。杨燝已经下旨交给部议叙；现在阅看常青、柴大纪奏报的情况，这些官员奋勇杀敌，临阵捐躯，都值得嘉奖并予以怜悯！游击邱维扬著加一等，以参将衔按照阵亡例议定抚恤；守备杨燝著加一等，以都司衔按照阵亡例议定抚恤，以表示格外的体恤。” 谕令军机大臣等说：“此前曾谕令福康安把常青留在府城，委任他办理南路剿贼事务；恒瑞著令解任，回京听候旨意。如今常青、恒瑞所办理的各项事务都能够奋勉用力，著令福康安酌情办理；如果他们两人在当地都还能够发挥作用，不妨都留在那里，以资助力。至于魏大斌，已经有旨意降为都司，以观察他今后的表现；如今他在云霄厝等处接连交战，打退贼匪，还知道勉力奋勇。著令福康安遇到军营副将出现空缺时，就将魏大斌奏请补用，使他更加感奋，自己建立功劳。” 初五日（戊辰），福州将军恒瑞奏报：“现在贼匪势力很大，占据了各处；臣所统领的五千士兵，只能防守盐水港等地。如果想暂时守住已经收复的各地，并接续后方道路，就需要兵力二、三万人；如果想捣毁大里杙等地的贼匪巢穴，也需要兵力二、三万人，这样才能办成。”谕令军机大臣等说：“连日来据柴大纪、普吉保奏报，这两处屡次取得胜仗，如今已经约定日期会合夹攻；常青那里也接连奏报多次交战杀敌，虽然还没有进攻夺取失地，但自守确实绰绰有余。这样看来，剿捕事务各路都已经大有转机，为什么唯独恒瑞说出这样惊惶无措的话？这自然是恒瑞年少缺乏历练、怯懦而没有才能，所以遇事慌张，完全没有主见！就比如他所说的‘诸罗城内的粮饷、火药无法接济，如果发生疏失，那么盐水港也难以守住’等话，试想柴大纪被贼匪围困侵扰已经数月，城中的粮饷、火药早已不足，柴大纪激励军民竭力守御，并且还能剿杀贼匪，如今正要与普吉保约定会合夹攻；而福康安统领大军就在近日前进，声势强盛，正可以乘着锐气进剿。” 难道数月以来那里的县城都能够安然守住、没有忧患，而在福康安到达前十多天，柴大纪反而不能设法捍卫，竟至于弃城离去吗？昨天因为恒瑞接连奏报的几份折子还提出了一些办理办法，所以谕令福康安到达那里后酌情处理：如果恒瑞还能够发挥作用，不妨暂且把他留在那里效力。现在看恒瑞的奏报，竟然怯懦到了这种程度，只会扰乱人心，实在不必再留在那里了。他虽然恳求在军营效力，也不可以答应；著令福康安立即命他来京听候旨意。” 福康安应当坚持自己的判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福康安应当坚持自己的判断。” 初八日（辛未），谕告军机大臣说：“福康安、海兰察等人远渡重洋，备尝辛苦；普尔普、舒亮以及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人都生长在北方，没有经历过海上风涛的危险，如今因为不习惯乘船，偶然患病。看了奏报，朕非常挂念。只要近日风向顺利，自然能够平安渡海。他们此时勤劳出力，虽然免不了经历风涛险阻，但不久就会建立功绩、完成大功，朕一定格外酬赏他们；受恩的日子还长，应当更加奋勉，鼓足勇气直往前进，以求迅速完成事务，共同接受优厚的奖赏。”

译初九日（壬申），谕令说：“柴大纪奏报：‘收到常青的书信，说昨日已经有旨意交代柴大纪，不必拘泥于守城与城亡俱亡的看法，遇到紧急情况，就带兵杀出县城，再图进取等事。只是考虑到诸罗地处台湾南北之间，县城四面堆土，种竹子作为围墙，本来就难以防守；此前收复后，四周营地开挖壕沟，并修筑矮墙，安置炮位、营盘，十分坚固。如果一旦放弃这里离开，那么城池、营盘、大炮都会被贼匪占据，恐怕贼势更加扩张，盐水港、笨港两路的军队也都难以驻守。况且城内外居住的百姓以及从各庄逃难进城的人共有四万多人，至今都协力防守并捐助军粮，急公好义；实在不忍心把这几万百姓全都交给叛贼毒手！现在恒瑞驻扎盐水港，普吉保驻扎元长庄，距离诸罗都不过三四十里；三方鼎足而立，声势壮盛。只有竭力守住县城，等待援兵会齐，合力进剿，擒拿叛军首领。’这份奏报忠肝义胆，朕阅览之下，不禁为之落泪。此前因为改名为嘉义的诸罗屡次受到贼匪侵扰，柴大纪数月以来激励官兵和义民竭力防守，保护城池；但是当地贼匪虽然多次被柴大纪剿杀，仍然在各处屯聚，心怀窥伺之意，千方百计进攻骚扰。而常青等人先后派去的援兵，未能及时全部到达县城；朕只担心柴大纪因忠愤激发，坚持‘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道义，固守不离。因此下旨让柴大纪酌情考虑形势，如果力量难以支撑，不妨率领官兵整队出城。又因为当地义民帮助柴大纪守城杀贼，十分出力，如果柴大纪带兵出城，这些义民必定会遭到贼匪杀害，朕心中更加不忍；又下旨告诉柴大纪：如果县城实在万难守御，必须出城另图进取时，一定要妥善保护城内义民及其家属，先把他们送出去，使义民不至于无所安身。常青等人把这道旨意带给柴大纪阅看后，柴大纪认为县城一切防守事务早已布置周密；并且因为城内外居民很多，不忍把几万百姓交给贼匪，于是决意坚守，等待援兵接应。这正是保护全县百姓，与朕挂念义民、从各方面爱护他们的心意相吻合；所谓我与臣下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柴大纪奋力守卫被围的城池，而且还能乘机杀贼，已经属于勇敢奋发，值得嘉奖；如今接到此前的旨意，如果立即全军出城，也是遵照旨意行事，并非不可。不过柴大纪被围已经很久，心志更加坚定，勉励军民忍受饥饿坚守，只知道把国事和民生放在首位；古代名将，又有谁能超过他！柴大纪在台湾剿捕贼匪，功劳最为显著；即使只论守城这一节，功劳也很大。本来想等大功告成后再优厚封赏；如今他这样挂念民生、忠心善良、受到激励，为国家出力，更应当嘉奖。柴大纪立即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琅玕赏给他的家属白银一万两，以表示朕挂念功劳、赐爵酬功的深厚心意。至于柴大纪忠勇奋发，军民应当更加受到感动；承蒙上天嘉佑，县城自然一定能够得到保护而无忧。现在福康安统领大军迅速抵达鹿仔港，声威壮盛，士气倍增；柴大纪只应更加努力，痛力剿杀贼匪，共同建立显著功绩，永远承受格外的恩宠眷顾。” 又谕令说：“嘉义县城被贼匪攻围，已经超过半年；百姓都知道大义，帮助官兵奋力守卫，时间越久越坚定，实在值得嘉奖。除已多次下旨免除台湾府所属地区本年以及五十三年应征的钱粮外，再施恩免除嘉义县五十四年应征的钱粮，以表示朕优厚奖赏忠义、恩惠不断增加的心意。” 又谕令说：“嘉义县随营守卫的兵丁同心协力，奋勇作战，坚守城池，也应当一体加恩赏赐。除已经下旨对作战伤亡的官兵、义民等分别给予恩恤外，所有现在守城作战、出力的兵丁，各赏给两个月的钱粮，以表示奖励。” 十一日（甲戌），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崇武澳到鹿仔港的海道笔直，不到半天就能到达；如今福康安已经乘顺风接连扬帆平稳渡海，二十九日一定能够先到那里。台湾贼匪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如今看到福康安统领这样多的精锐将领和强兵，声威壮盛，必定闻风丧胆；正可以乘着锐气长驱直入，奋力进剿，普吉保一路也自然会更加振作。此时只应先命普吉保迅速带兵直抵县城，福康安随即率大军紧接着快速前进，与柴大纪等合力剿捕，以取得捣毁巢穴、擒获首领的功绩；这样更不必预先筹划增调官兵了。现在南路贼匪虽然已经撤动，但府城现存兵力既然不多，而府城的仓库、衙署、户口都比嘉义县多出数倍，更不能弃守离开；自然应命常青驻扎在那里，负责守城事务。至于福康安和海兰察顺风平稳渡海，各事都吉祥如意；特赐福康安、海兰察玉如意各一柄，并各赏大、小荷包，以表示庆贺和慰劳。鄂辉、普尔普、舒亮都远渡重洋，勤劳出力；各赏大、小荷包，并赏奶饼一匣。另有奶饼一匣，命令分赏给随同出力的渡海官员和弁员等，以表示奖励。”

译十二日（乙亥），谕令说：“据李侍尧奏报：‘福建省委员王履吉押送粮饷的船只在海上遇风沉没一案中，还有第六号米船一只，装载米九百石，遇到礁石撞碎，淹死兵丁一名、水手五名，米粮全部沉失。另有委员何中尊所解运的台湾米船，其中郑圣华的一船装载米八百五十石，进入鹿耳门时遇风沉没，米粮损失二百多包。又有闽县船户李生财装运军米前往厦门，遇风翻船，米粮全部沉失，淹死兵丁、水手七名。又有船户曾长瑛运往鹿仔港的一千石军米，在海上遇风船只破碎，只找到该船水手二人，其余人员不知下落，米船也没有踪影。’这些押运军饷米粮的船只在外海突然遇到飓风，人力无法施展，以致船只沉没、数人淹死，情形实在可怜！所有沉失的米粮，免除赔补；此前和后来溺死的兵丁、水手等人，都命令该督查明，按照阵亡的例规定给予抚恤，以表示体恤。” 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此前因为恒瑞抵达盐水港后被贼匪阻挡，府城也处在包围之中，而柴大纪那里急切盼望援兵，所以才下旨督促福康安迅速前往救援、进剿贼巢，这是根据当时的情形而言。如今柴大纪那里军民一心坚守，可以没有其他忧虑；恒瑞那里也已经有后续到达的官兵，可以约同普吉保合兵前进，因此那里的情形已经不同于此前。李侍尧接阅各官禀报，发现军营各路已经出现转机；只是担心常青接到前旨后稍有泄露，反而导致府城人心动摇，所以拟将谕旨摘录发出，并分别用札文会知常青、福康安两处，这非常符合机密要求，也很有大臣的体统。李侍尧赏戴双眼花翎，以表示优厚眷顾。大武垄地方靠近内山，如今贼匪先把家属搬走，显然是听说大军即日进发，匪党形势逐渐困窘，预先打算逃入内山；不可不设法堵截防御，断绝他们逃跑的道路。福康安到达鹿仔港后，应立即亲自统领大军，从普吉保一路直抵县城，接应柴大纪。大武垄一带最为紧要，福康安可以派鄂辉带兵前往搜捕；或者到达县城后，如果带来的军队已有余力，就立即命柴大纪前往大武垄搜捕，这样才可以把贼匪家属全部抓获，不让叛党逃入内山，以免搜捕耽误时日。”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二。十六日（己卯），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据普吉保奏报，附近贼庄的百姓携带家眷前来归顺者接连不断，足以看出跟从贼匪的人越来越少，党羽正在涣散。普吉保遵照旨意传谕，不许官兵和乡勇滋扰百姓；办理得很对。他所说廓清贼党、会合夹攻的事情，应当努力去做，不要只是空话。南路贼匪经常青多次剿杀，已经取得胜仗；普吉保扎营的地方距离县城不过五里，恒瑞又已经收复鹿仔港，各路的声势渐渐联络起来，县城自然更应当牢固守卫而无忧。大军即日云集，从四路进攻剿杀，关键只在福康安督率将领，带同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仔细辨认，不能让正犯首恶漏网，这才算万全。” 十八日（辛巳），谕告军机大臣说：“福康安二十八日在崇武澳出海，今天二十九日就抵达鹿仔港；在数百里的海面上，一昼夜之间扬帆平稳渡过，所带的一百多艘兵船同时到港，实在是仰赖天神暗中保佑，是成功的好兆头。福康安统领这样多的精锐将领和强兵，四路会合，声势倍增，自然应当乘着锐气深入；朕日夜盼望捷报，心情更加迫切。” 又谕令说：“李永祺此前在金川军营，曾经办理粮饷事务；因此专门派他前往台湾管理军需各项事务。而且他是臬司大员，不是府、县官员可比；遇到运送军装、器械、火药等物资时，自然应当随时妥善、迅速地付给价钱，负责催促运输。官兵酌情借用银两制造衣裤，也都是该司职责内应办理的事情；何必在细小钱物上斤斤计较，给报销时预留讨价还价的余地。朕办理行军要务，从来不吝惜费用；将来大功告成、报销军需时，如果确实应当使用而因不合成例、不准开销的项目被部议核驳，朕自然会酌情宽免。就如从前平定金川所用的军需中，被有关部门核驳删减的各项，经朕施恩宽免的就有数十万、上百万之多；李永祺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还要上这样琐碎的奏折！传旨申斥。” 二十日（癸未），谕令说：“李侍尧奏报《审拟海洋盗犯》一折中说：‘将为首的陈读等七名罪犯正法并枭首示众；其余罪犯因为只是听从纠集邀约入伙，依照惯例定拟流放、杖责。’一向对于海洋盗犯，原本是不分首犯、从犯，一律正法。后来因为各犯中有的只是接递财物、并没有搜取赃物，或只是行劫一次，情节较为可原，才允许在奏折中申请‘免死发遣’。这本来是针对平常没有战事时，愚民一时被诱骗入伙、还没有抢劫得财，和首先起意纠集党羽、逞凶作恶者略有区别，所以稍微从轻减免；这是法律之外施行仁慈的意思。现在台湾叛匪滋事，官兵正在剿捕之时，不法奸民竟敢趁此时在海面纠集同伙，肆意抢劫，甚至伤害官兵、抢夺兵粮军器，这不是平常在海上行劫的盗犯可以相比的。幸而已经抓获的，按法律办理；如果这些罪犯听到即将被捕而情势紧急，或者竟投入叛匪党羽中逞凶助恶，也属于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不严加惩处，以压制凶暴行为，使海疆安定。所有已经捕获的罪犯，自然应当不分首从，一律依法正法；不得仍按照平常海洋盗犯的惯例分别定罪拟刑。命刑部及沿海各省督、抚在审核拟办海面行劫盗案时，如果台湾剿捕事务尚未完成，案件罪犯无论首从，都应依法正法；等台湾剿捕事务结束后，再按照旧例分别奏请处理。李侍尧审拟海洋盗犯陈读等人的这一案件，立即命三法司遵照此旨核拟，迅速奏报。”

译二十二日（乙酉），谕告军机大臣等说：“贼匪认为嘉义县城形势孤立危急，便千方百计进攻骚扰。普吉保驻兵元长庄已经很久，柴大纪被围数月，又缺少粮食，兵丁饥饿，自然不能出城接应；但他自己也没有前进，实在是无能。他在奏折中所说的杀贼情形，不过是割下三颗首级、取得记耳五件，哪里能说多；不过是应付差事、敷衍塞责，只知道惭愧愤怒，也没有用处。况且普吉保在元长庄，距离县城不远，正应当奋力前进，剿杀贼匪；却反而想从新埤会合恒瑞，难道不是绕远路等待别人，却对柴大纪急切盼望救援的处境竟然冷眼旁观吗！看来普吉保、恒瑞虽然现在带兵前往援救，都难以指望他们奋勇出力；此时福康安已经统领大军从鹿仔港出发，自然应当迅速赶赴县城援救，不可再耽搁。大里杙是贼匪巢穴，福康安派舒亮带兵前往，与淡水官兵前后夹攻大里杙，使贼人首尾不能相顾，这是牵制贼势的办法，与朕先前的旨意相合；又打算设法截断贼匪屯聚的地方，正是用贼匪的计策来攻击贼匪，使他们无法施展狡诈伎俩，办理得很合机宜。” 至于带兵的将领和弁员不能专心训练军队，以致士气怯弱、被贼匪轻视，并且在禀报情形时多有不确实，这尤其是绿营的恶习。现在福康安到那里当面训诫，切实整顿，又在鹿仔港另选地点迁移营地，设法防守，挑选精壮义民随营剿贼，各项筹划办理都很妥当；自然会使营垒焕然一新，士气倍增。想来大军一到，贼匪闻风丧胆，很快就会被擒获，按期完成事务。预计到明年二月中旬朕巡幸天津时，福康安应办理的事务已经会逐步处理妥当，应当把大体事务当面交给常青接办；常青经历事务较久，办理善后各项事务本来就较为擅长。柴大纪也可以把当地情形告诉蔡攀龙，让他在那里负责照应弹压；与福康安一同起程，预计到朕驻跸天津时，前来朝见。虽然这次剿捕内地叛匪与平定回部、金川不同，可以不必举行郊劳典礼；但他们完成功业、奏报战绩，又远道辛劳，也应当设宴赏赐，以表示奖赏和眷顾。至于台湾地方屡次发生械斗滋事案件，经过这次官兵大规模办理之后，所有这类事情的起衅根由以及帮助作恶的同伙贼匪，命福康安等在剿捕事务结束时务必严密彻底查究，从重惩治；不要让余孽稍有残留，使过去的狡诈重新萌发；这样或许能使百姓知道畏惧法律，改过自新，使当地民众刁悍、官吏贪黩的积习焕然一变；对于地方营伍也尤其必须切实整顿，使纪律严明，有备无患，以求一劳永逸、安定海疆，这才算妥善。” 二十三日（丙戌），谕令说：“据舒常等奏报：‘湖南派往福建省进剿的官兵，按例带有壮健余丁；其中提标以及常德、澧州、洞庭等营协所召募的余丁都有短缺。多次查催后，才据提标及常德营补送；只是澧州营、洞庭协还没有报称起程，都属于迟延玩忽。请将营员交部，分别议处。’这次湖南派往福建省出征的官兵，该督等办理起程出境还算迅速；至于随带余丁召募不足，都是因为军队出发很急，在两三天之内一时不能招募齐全，尚且事出有因。现在该督等的命令已经传到，已经到达的余丁正在加紧赶往；尚未到达的余丁，也催令其赶紧补送前进。所有办理迟延的署提标中军参将游击恩特赫默、常德营游击董天培、澧州营参将金殿安、洞庭协副将陈大龙，都加恩免予交部议处，提督俞金鳌也免予察议。” 二十四日（丁亥），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福康安，护军统领、参赞海兰察，成都将军鄂辉奏报：“带领巴图鲁侍卫等到八卦山一带搜查追捕，见山梁上贼人设置关卡、竖起旗帜，迎战后大败，擒获了贼人。”军机大臣等奉谕说：“这次海兰察带领的巴图鲁侍卫只有二十多人，却能够直达贼人设置关卡的地方，杀死贼匪、擒获活口，士气和人心因此振奋；确实是战机顺利的极好兆头。柴大纪奋力守卫被围的县城，城中的粮食大概早已缺乏；如今花生、地瓜等物也都用尽，军民甚至用油糁充饥，恐怕也难以继续供应；恒瑞、普吉保两路又不能及时前进，所以柴大纪盼望援兵十分急迫。福康安自然应当立即从元长庄、笨港一带统兵迅速前进，剿杀沿途贼匪，直达县城。至于普吉保从鹿仔港进兵后，已经收复笨港，进至元长庄，文经也已经迁营，距离县城不过五里；如果能身先士卒，奋力剿杀，直抵县城，朕一定深为嘉许，并格外施恩。” 而且替普吉保考虑，即使因为贼势嚣张，难以轻易行动；与其困守半途，进退失据，哪如奋力作战进入城中。即使到了力量难以支撑的地步，和柴大纪协同固守、共同受困，也还显得有大丈夫的气概。如今像这样拖延，眼下福康安的大军已经到达，这就是普吉保福分和命运浅薄的地方了。至于恒瑞自从驻兵盐水港以来已经很久，所带官兵比普吉保还多；却没有前进一寸，也没有作战取胜，这样看来恒瑞的过错已经比普吉保更重。而且现在据柴大纪奏报：‘接到总兵梁朝桂的咨文，说凡事都由恒瑞主持，事情能否办理也不敢自行决定。’由此可见，梁朝桂也知道柴大纪那里急切盼望援兵，应当赶紧前进；但从话意之间看，似乎不免有恒瑞从中牵制的地方。看来恒瑞竟然按兵不动，或许是因为不能亲自前往救援柴大纪；而梁朝桂请求出兵援救，竟然有意加以阻止。命福康安立即确切查明，据实严厉参奏，不得稍有徇私隐瞒。”

译二十五日（戊子），谕告军机大臣等说：“据柴大纪奏报：‘县城断粮已经很久，花生、地瓜都吃尽了；现在取油糁舂成粉末，和蕉根一起煮来做食物，军民靠这个填饱肚子。’可见县城军民的口粮似乎已经完全缺乏。此前据徐嗣曾奏报：‘诸罗被胁从的贼匪贪图钱财，私下把米粮卖给百姓；附近县城的庄民害怕贼匪，不敢公开援助，听说有人把米装袋埋在空旷的地方，留下字条给营中，让他们自己去取。’现在李侍尧又奏报：‘庄民贪图利益，趁夜把米运进诸罗城出售，米价比上月略有下降。’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县城的米粮似乎还有接济，未必像柴大纪所说的那样已经匮乏；至于柴大纪所说把油糁当作食物，或许夸大了说法，也还不能确定。不过朕只是怜惜他坚守，并不因此责怪他。命福康安到那里后秘密留心察访。柴大纪奋力守卫被围县城已经数月，激励军民竭力坚守，实在勤苦出力；即使李侍尧、徐嗣曾的奏报属实，也不过是零星贩运救助，数量自然有限，军民哪里能够真正吃饱。” 不必因为柴大纪所说的话有些夸大，稍微露出迹象，使他产生疑惧。只是朕一向办事不肯马虎，想求得明白而合乎情理的情况；因此才谕令福康安把查访奏报办得清楚，以解除疑惑。福康安一方面统兵援救县城，另一方面立即把鹿仔港后路存放的米粮随大军后面接续运送进城；使城中军势得到振作，军民的口粮也有了来源，如果还能从贼匪方面取得粮食，那就更加完美。并命李侍尧把内地粮米迅速陆续运送到鹿仔港军营，使那里能够源源不断得到接济，不致缺粮误事。” 二十九日（壬辰），谕令说：“据孙士毅奏报：‘接到碣石镇总兵唐述先呈报，本年十一月初四日有福建省一艘兵船被风吹漂到广东，查问得知是福建水师提标调拨兵丁前往台湾剿匪，十月二十五日在海上遇风；兵丁黄国生一人落水身亡，翁知礼、郑连生二人被船舵打伤，军装器械都没有损失。已经由委员护送前往福建。’兵丁前往台湾剿匪，在海上遇风，落水死亡并被船舵打伤，实在值得怜悯！淹死的兵丁黄国生一人，命照阵亡例议定抚恤；被船舵打伤的翁知礼、郑连生二人，也命照例赏赐。” 又谕令说：“孙士毅等奏报：‘据洋商潘文严等呈称，现在台湾剿捕叛匪，广东省招募新兵巡防海口，商船往来借助军队威势而免受惊扰；这些商人愿意捐银三十万两，用来充作军需。又据盐商李念德等呈称，广东省运盐多经过海面，如今增加兵力巡防，盐务更加严密；愿意备办饷银二十万两，以表达微薄的忠诚。’这些洋商、盐商请求捐献饷银，是因为增加兵力巡防海口对他们的生计有益；自然应当俯准所请，以满足他们报效的诚意。但各商人在地方公务上踊跃捐输，仍属于急公；并命该督等查明后咨送吏部，照例议叙，以表示奖励。”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三。十二月初三日（丙申），谕令说：“据兰第锡等奏报：‘回空漕船都在十一月中旬陆续催促经过济宁南下。后面的台州等九帮，在阳榖、东阿等地因为连日北风时常刮起，冰雪冻结阻塞，不能前进；请求等到明年正月开坝时全部催促启行。同时飞速咨文浙江巡抚，让各处准备拨船赶赴交兑漕粮，沿途迎接承受，仍然可以不耽误新漕。’浙江省台州九帮回空漕船既然受到冰冻阻碍，不能按期赶到水边交兑新漕；如果命令把明年应交兑的漕粮由浙江省用拨船赶运，沿途迎接装载转运，仍免不了往返劳苦。此前因为台湾叛匪滋事、福建省米粮短缺，曾下旨命令江、浙江、湖广、江西、四川等省拨运米粮一百多万石；现在米粮源源运到，该省粮食已经充足。此时大功将近完成，固然不必再接济军粮；但春季之后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自然不妨宽裕筹备。所有浙江省台州九帮明年应交兑的漕粮，竟然不必用拨船运送到京；命琅玕将这批新漕在征收齐全后，立即由海路运往福建省，交给李侍尧、徐嗣曾收存，遇到应当平价出售时即可动用。” 等到台湾叛匪很快被荡平，当地出产的米粮自然可以照旧运入内地；再得到这批漕粮接济，福建省储粮充足，军民口粮所需更加宽裕，更是一举两得。有关部门遵照谕旨迅速办理。” 十二日（乙巳），按照惯例给予出师台湾阵亡的原任浙江温州镇总兵贵林赠恤，并将其牌位列入昭忠祠祭祀。十三日（丙午），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几天以来，在各海口探听到福康安杀散贼匪后分兵前进，直攻大里杙；现在贼众惊慌，势力已经解散。”谕告军机大臣等说：“孙士毅奏报的情形，是从商贩那里听来的消息，自然确实；想来福康安的奏折竟然因为风阻而滞留，没能迅速送达。看来福康安到达县城后会合军队进剿，声势壮盛，贼匪必定纷纷溃散，回头逃向巢穴；舒亮又与徐鼎士从大甲一路进兵，夹攻大里杙的后方。此时贼势困窘，必然聚集在一处，企图保护巢穴。现在大军从四面包围进攻，正好聚而歼灭擒获。只是大里杙属于贼匪巢穴，听说贼人凭借险要地势，竭力防守；筑有城堡，挖掘沟濠，四周围上刺竹，打算拼死抵抗。此时福康安统兵进攻，如果能及时攻破，不用大炮轰击，当然最好；如果察看情形，那里也和金川的勒马围、噶喇依相似，官兵进攻捣毁或许需要一些时日，那么使用大炮轰击摧毁会更有效，或者用军营携带的小炮发射攻击，也可以希望一举摧毁贼巢，迅速完成事务。” 眼下已经到了年节，正是迎接祥禧、聚集福祉的时候；福康安等务必更加奋勉，按期完成大事。”

译十四日（丁未），谕令说：“福康安等奏报：‘十一月初六日，带兵前往援救嘉义县。初七日，行军到达元长庄，又从普吉保所带的官兵中挑选新旧兵丁和义民，分为五队，由福康安与海兰察、鄂辉、普尔普、穆克登阿、普吉保、额勒登保以及巴图鲁侍卫章京等分队带领；凡是遇到贼庄，立即进剿清除，彼此互相援助。初八日黎明到达仑仔顶地方，许多贼匪潜伏在竹围内发射枪炮，一齐冲出；我军屹立不动，枪箭齐发。福康安、海兰察等带同巴图鲁侍卫冲入贼群，贼匪抵挡不住，退入竹林；两旁竹围、蔗田以及仑仔尾等地各庄的贼匪，有的数百人，有的一千多人，前来抵抗。福康安预先作了布置，调令鄂辉、穆克登阿带领屯练和归降的番众扼守右首东庄溪桥，普尔普、侍卫春宁、参将吴宗茂等带兵堵截剿杀左首各庄的贼众，并派义民分头焚烧、砍伐竹围、蔗田和各处草寮，于是打通了仑仔顶庄、仑仔尾庄。” 一方面命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总兵普吉保以及奋勇作战的官兵长驱直进，福康安竭力进攻剿杀各处贼庄，无不取胜。进至牛稠山地方，贼匪阻断溪流据守，在山梁上屯扎；看到官兵将要到来，四面围拢的贼匪不下万人。海兰察带同巴图鲁侍卫和官兵直接越过溪河，冲过贼军队列。我军个个以一当百，抢上山梁；贼匪纷纷逃窜，于酉时进入县城。现在督率官兵从斗六门进攻大里杙贼巢，擒拿贼匪首领。’叛首林爽文纠集贼党侵扰嘉义县城，围攻数月，常青多次派兵援救，都被贼匪阻截；柴大纪在城内率领官兵和义民竭力保护，如果援兵再迟十天，县城就难以守住。福康安、海兰察能够督率将领、官兵鼓勇直进，并不等待贵州、湖南后续调派的兵丁到齐，就把现有的军民分为五队，派鄂辉等分队带领，沿途剿杀贼匪，个个奋勇直进，不避艰险阻碍，越过溪河，将各处村庄屯聚的贼匪痛加歼杀，直抵县城，数月的包围随即解除，城内数万百姓全都获得重获新生的喜庆；并且把贼人储存的粮米运入县城，军粮和民食更加充足。这些全都是福康安等调度有方、振作士气，因而能够克敌制胜，迅速奏报捷音；自然应当优厚加以宠赐。福康安、海兰察都已经是侯爵，命晋封为公爵，各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以表示特别优待。鄂辉、舒亮、普尔普等人以及巴图鲁侍卫章京和参与事务、出力的镇将、弁员等，都能够率领军民，鼓勇建立功绩；命查明后咨送有关部门，一并从优议叙。” 又谕令说：“福康安等奏折中说：‘听说林爽文现在逃往大埔林，有人说他到了斗六门，和贼目李七会合。’叛首林爽文纠集众人肆意侵扰，诡诈手段很多；如今看到官军势力强盛，正在跟踪追捕，必定急于逃跑。如果林爽文回头逃入大里杙贼庄，官兵从四面包围进攻，正好可以全部歼灭擒获，事情反而容易办理；只是应当防止他逃入内山。至于斗六门距离海边很近，各处道路都可通行；如果林爽文在困迫之时从海路偷偷逃走，官兵追捕难免要稍费时日。福康安等务必留心防范，进攻时先把通往海路的道路预先堵截，所有船只都命令停在远离岸边的地方，不要让他乘机逃逸。总之一定要设法生擒林爽文、庄大田等人，押解到京城依法处治，这才合朕的心意。又据李侍尧奏报：‘贼目李七有归顺的意思，又私下出售粮米接济嘉义的军民。’如今林爽文想逃到他那里，李七如果能趁叛首困窘之时设法将他擒获献出，就是有功之人；不但可以免罪，朕一定格外施恩，赏给官职。” 倘若不及时醒悟，立功赎罪，将来擒获林爽文后，必定一同被杀，后悔也来不及了！应这样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暗中加以开导；李七如果竟能擒获并献出贼首，那就更是好事。但他是否就是负责招谕的李七？着福康安查访确实；至于应如何办理，也立即详细奏报。再者，先前因恒瑞、普吉保二人都在途中观望，朕屡次降旨命福康安查明后参奏，却始终没有看到福康安奏报。如今看他们二人的情形，普吉保自鹿仔港进兵以后，虽然未能直抵县城，但毕竟收复了笨港，进抵元长庄，又从那里移营，距离县城已经不远；只是因为兵力不足，尚非有意拖延怠玩。而恒瑞率领很多兵驻扎盐水港，一味据守，毫无进展；现在福康安已经突破贼军包围，直达县城，恒瑞不过是借着形势带兵到达县城，因人成事，并不是自己奋勇前进。因此，恒瑞的罪过比普吉保更重。着福康安秉公查核，据实具奏；并将恒瑞到达以后，随同作战时能否自知罪过、奋勇出力，还是仍旧只是随众出力、应依照前旨令其回京，一并秉公据实奏报。福康安不可因为是亲戚，稍有徇私偏袒。十五日（戊申），谕令：据李侍尧等奏称：“台湾府所属各厅、县本年应征的兵榖以及耗羡、庄租、杂税等项，请分作四年带征。”台湾自从剿捕逆匪以来，朕已经多次降旨，将乾隆五十二、三两年的钱粮以及嘉义县乾隆五十四年的钱粮全部蠲免。如今这些应征的兵榖、耗羡、租税，固然应当照例征收，以备供应支用；但想到那里经过贼匪滋扰以后，遭难而归庄的百姓还来不及耕种，生计艰难，如果仍然分年带征，百姓的财力难免困窘。台湾各属本年应征兵榖十九万九百余石，以及耗羡、庄租、杂税银六万九千余两、粟一千八百余石，全部着加恩宽免，以符合朕爱护受难边地百姓、恩惠不断加深的心意。该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

译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福康安，护军统领、参赞海兰察，福州将军恒瑞，成都将军鄂辉奏称：“自从诸罗解围时，贼匪逃入内山潜藏，随即命海兰察等沿山搜查；贼匪逃入斗六门据守。大军进攻时，山路四通八达，只有查明路径，才可以长驱直入。至于恒瑞上次不敢轻率进兵，是担心盐水港海口失守，关系实在不小。自攻克鹿仔草后，招集五十多个庄的义民，以肃清后路；原本打算剿捕和招抚并用，连营前进，无奈过于慎重，反而有所迟延，但还不是有意畏缩。又，蔡攀龙在诸罗西门外扎营，并没有从诸罗杀出一事；臣亲自加以询问，他说是因为损失了许多兵力，贼军包围仍不能解除。臣只有据实陈明，恳请将其革职。但看他这个人还算奋勉，不知是否可以酌情留任海坛镇总兵原职？查诸罗被围数月而始终没有失陷，实在是由于众民一心、奋勇抵抗，又略有饷银接济，才能守住；这同过去希波军营被围而断绝粮饷的情形完全不同。柴大纪为人诡诈，深染绿营积习，不可倚重，所以仍让他屯驻诸罗；将来事情办完入京，自然难逃圣明的洞察。”谕令军机大臣等：今日福康安奏称，贼匪经官兵多次歼灭，已经困窘不堪、四处逃窜。如果从海路逃逸，官兵乘船追捕，反而不免还要耽搁一些时日。如果逃入内山，那里都是生番居住；如果番众害怕贼匪逼近，竟把贼首擒获献出，当然是最好；即使他们容许贼匪潜藏而不肯献出，也可以趁官兵声势正盛，直接进入内山，分兵搜捕，即使把帮助叛逆的生番一并剿灭，也不是难事。福康安等务必迅速搜捕，设法生擒贼首，不要让他长久隐藏而拖延诛杀，这是最重要的。又据奏报恒瑞带兵救援、在途中观望等情节，恒瑞过于慎重，以致有所迟延，总是由于不懂得随机应变，办事不能奏效；所作论断很公允。至于蔡攀龙先前应援进入县城，虽然未能带兵出城剿杀贼首；但他多次同贼交战、奋勇出力，已经加恩擢升为提督，他的过错还可以宽免。至于遗失的兵丁，究竟确实是阵亡，还是逃散后跟从贼匪，必须严密彻查。如果随征兵丁不顾主将、临阵逃散，这样还不加以惩罚，将来凭什么用兵！其中跟从贼匪的兵丁，罪过比跟从贼匪的百姓更加严重。福康安查办时尤其应当严格区别，从重办理，不可稍有姑息之意。又谕令：据福康安奏称：“查明柴大纪、蔡攀龙各项情节，请将普吉保调任台湾镇总兵。”所奏固然有道理。但柴大纪毕竟能够守住嘉义，数月之间多次剿杀贼匪，曾经加恩封为伯爵，赏戴双眼花翎；即使蔡攀龙，也因从前李侍尧称赞他率兵攻破嘉义县城之围，曾授为提督，赏给巴图鲁名号。如今正值进兵之际，突然调换他们二人，实在不妥！着暂且留任，命他们驻守，弹压官兵；并传谕李侍尧，等擒获首魁以后，如果他们任内果真有卑劣违法等弊端，再行查明补充参奏治罪。至于从前降旨所说大功告成后，留蔡攀龙协助常青办理善后事宜；如今看福康安的奏报，蔡攀龙既然无能，当时就应遣送回京。普吉保还算干练，立即命他留在那里，随同常青办理善后事宜。——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四。十六日（己酉），谕令：台湾贼匪滋扰嘉义县城时，普吉保、恒瑞先后带兵前往救援，都未能奋勇杀散贼匪、直抵县城，均难辞其咎。但普吉保从鹿仔港进兵，收复笨港，移驻元长庄，并多次交战杀贼，还能自知奋勉。台湾镇总兵的员缺，立即由普吉保调补，以观察他日后的表现；他留下的汀州镇总兵员缺，着福康安从军营中出力的副将等官员内拣选一人，奏明后听候朕简选任命。至于恒瑞在盐水港一味据守，毫无进展，实在无能，难以胜任将军职务；着立即来京听候旨意。至于福州将军的员缺，先前曾降旨想调鄂辉补任；因为现在保宁已经补授伊犁将军，李世杰仍补授四川总督，该省地方重要，又毗连西藏，统辖番夷，有许多应办事务。李世杰是汉人，且年事已高，恐怕办理公务不能周全；鄂辉在四川任职多年，对当地事务比较熟悉，将来台湾事情办完后，应当仍令他回任成都将军，以便驾轻就熟。至于常青剿捕台湾逆匪，虽然未能督率将领和武官如期奏效；但自从驻守郡城以来，贼匪多次进攻骚扰，他已经年老，仍能临阵杀贼，保护郡城安全无虞，并多次派遣、拨调将弁和兵丁救援嘉义，调度还算得当。虽然不宜再任总督，但他从前曾任福州将军，熟悉当地情形，而且由闽浙总督调补该处将军，彼此呼应更为灵便，办理一切善后事务也更有力量；福州将军员缺，立即由常青补授。将来大功告成后，就留在台湾，带同普吉保办理善后事务。他留下的湖广总督员缺，立即由舒常补授；工部尚书员缺，着福长安补授。

译谕令军机大臣：孙士毅自从办理调兵、运饷等各项事务以来，都能不分彼此界限，实心办理，十分值得嘉奖；等大功告成后，赏给世职，先赏戴双眼花翎，以表示优厚眷顾。至于昨日据福康安奏报柴大纪、蔡攀龙守城作战情形有许多不确实之处，朕因此事反复思考，竟至整夜不能入睡。向来绿营将领和武官冒报功劳、谎报军情，积习本来难免；但天下如此广大，各地事务处处需要人来任用，遇到军务，势必不能只依靠满洲官兵，竟把绿营置于不用。此次台湾逆匪滋事以来，那里领兵的将领和武官虽然未能人人振作有为；然而就现有将领来说，柴大纪、蔡攀龙二人还能够奋勇出力。柴大纪驻守县城已经半年，遭到贼匪百般围攻，时时受到窥伺，他能够督率兵民竭力防守，最终保护县城安全。虽然他多次奏报斩获首级、夺取器械等事，间或有虚假夸大的言辞，这也是绿营的积习，情形确实存在；但他困守被围的城池，不辞辛劳，也应略去他的短处而取其长处。柴大纪如果果真像福康安所说那样诡诈取巧，那么县城被围危急时，朕曾降旨告诉柴大纪：“如果力量不能支撑，不妨带兵出城，另谋进取。”柴大纪有什么困难不能弃城出走，把这作为脱身的计策？即使县城被贼匪占据、百姓被贼匪掳获，也可以借口奉旨行事，朕也难以治他弃城不守的罪。可是柴大纪接到前旨以后，坚持自己的主张，竭力固守，不忍把城内数万百姓交给贼匪；这说明柴大纪还知道以国事为重。朕读到他的奏折，不禁为之落泪；难道福康安亲眼看到这些情形，竟还不能心存怜悯，反而一味苛责，不能以朕的心为心吗！就如柴大纪先前奏报：“贼匪攻城时，用大板木车，车中藏有鎗炮，分路进攻，被官兵炮火击碎木车。”这一节如果果真是虚构的，如今福康安奏称：“进抵县城，追杀贼匪，缴获攻城大车二辆。又在兴化店地方，贼匪被官兵追赶，大炮、鸟鎗丢弃遍地，都被我军缴获。”由此可见，柴大纪先前所奏贼匪用架设火炮的大车攻城，确有其事，这就是并非虚构的一项证据。又，柴大纪奏称“县城粮食匮乏，地瓜、花生都吃光了，只能用油糁充饥”。县城被围时，义民等还曾捐助粮米，零星接济，兵民未必立即到了只能吃油糁的地步；但当时形势紧急，各路援兵又没有及时前进，柴大纪亲眼看见县城粮食将要耗尽，于是以每天吃油糁为辞，希望援兵迅速到来，而普吉保、恒瑞两路却仍然观望不进。假如当时确实还有粮米，两路援军的救援就会更加迟缓；那时县城能否保全尚且难以预料，又怎么能责怪柴大纪把话说得过重呢！如今幸亏福康安等统兵迅速前进，县城解围，刚刚获得生机；这些措辞不完全属实的地方，朕尚且加以宽宥，难道福康安反而不能为他原谅吗！至于蔡攀龙，如今据福康安到那里查问，得知他救援柴大纪时，进城后仍被贼匪截断后路，损失了许多兵力，未能突破贼军包围，也没有从城内杀出、打通道路的事情。但蔡攀龙多次交战杀贼，曾经得到常青等人保奏，认为颇为奋勇；他带兵前往救援时，沿途遇到贼匪并交战，督率士兵奋力作战，毕竟能够抵达县城，协同固守；因此，蔡攀龙在领兵的将领和武官中还算奋勉，朕已经加恩擢升他为提督，福康安此时也不必再过分责备。即使说台湾逆匪等人纠集众人倡乱，是由于地方文武官员平日贪污索取、扰害百姓，以至激成事端，朕并不是不知道。但那里百姓休养生息已经多年，即使地方官贪污，招致民怨，也可以据实上告，怎么可以公然叛逆？况且官吏骚扰地方、剥削百姓，主要是文职官员；至于武职所管辖的不过是营伍兵丁，并不管理地方事务，即使从中贪索，所得也不过是地方文职官员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怎么能把这件事归罪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这次破贼解围，官兵会合进攻剿捕，固然是福康安、海兰察督率巴图鲁、侍卫、章京等奋勇作战的功劳，那里的绿营将领和武官也都显得怯懦无用；但就那里带兵的官员来说，其中勇敢和怯懦并不相同，也应当比较长处和短处而有所区别，怎么能一概抹杀！将来平定以后，难道能只留下满洲巴图鲁一百多人驻守，把绿营将领和武官全部撤回吗？看来柴大纪、蔡攀龙二人未免因为都是提督大员，又屡次受到恩旨褒奖，或者稍有自满，在福康安面前礼节上不够谨慎，以致被福康安憎恶，于是就直揭他们的短处吗！何况柴大纪、蔡攀龙都是现任提督，水陆将领、武官和兵丁都归他们统辖。福康安即使对他们二人有所不满，但他们的功劳毕竟不能抹杀，也应当在表面上给予优容；如果突然对他们厉声斥责，所属将领、武官和兵丁看到统辖他们的大员一点颜面也没有，难免心生轻视，甚至造成上下呼应不灵、军心瓦解，这对事情关系重大。即使他们二人确实染有绿营习气、不可任用，福康安何妨等大功告成、回京时暗中当面奏报，也不算迟；何必在此时就把这些话写进奏折呢！朕对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没有预先的成见，只是想到他们守城作战、辛劳出力，所以特别加以体恤；福康安不是一般人，更应当体察朕的心意，略去短处而取其长处，这才是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的道理。何况柴大纪已经加恩封为伯爵，蔡攀龙也已经破格升为提督，福康安所奏的各种情形又没有确实证据，怎么能反而抹杀他们的功劳，突然加给他们没有根据的罪名呢！总之，柴大纪、蔡攀龙的功过自有定论，福康安此时总要坦诚相待，不要稍微流露出言辞和脸色上的不满，这才是对的。”

译十七日（庚戌），谕令：福建台湾府孤悬海外，远隔重洋，地方广大，民情强悍；没有奸徒借端滋事的情况本来就少。这都是由于地方官吏任意侵吞贪索，使百姓受累、聚积怨恨。而督、抚遇到台湾道、府、厅、县出现缺员，又因为那里土地肥沃富饶，不问属员是否胜任，往往任用自己的私人，屡次请求调补，使他们能够侵吞财物、肥厚私囊；被调任的各官员不把跋涉险远当作忧虑，反而把调到肥缺看作喜事。到任以后贪图其中利益，贪污无厌，对地方案件只知道敷衍了结，希望赶快把事情完结；以致奸民没有什么畏惧，开始时作奸犯科、互相械斗，甚至倡立会名、纠集众人违法，终于酿成大案。总是因为历任督、抚昏庸懒散、废弛政务，地方官吏竟然无人过问。从前历任督、抚中已经去世的，如今不再追究他们的罪责；此外如富勒浑、富纲、雅德等，也姑且免于深入追究。但经过这次大力惩治以后，海疆重地不可不尽力整顿，以求使地方安定。过去一向每三年派遣一次巡台御史，满洲、汉人各一员，前往巡视；这些御史的职权较小，而且是从京城派往，不能完全了解当地情形，容易被地方官蒙蔽欺骗，不过是敷衍旧例，仍然有名无实。今后着仿照四川巡查促浸、攒拉的先例，命该督抚以及水师、陆路两提督每年轮流派一人前往台湾，严格进行稽查。那里道、府、厅、县本来都是督抚所属官员，他们贤能还是不肖自然容易知道；如果有违法营私、扰害百姓的事情，就可以就近查明，据实参奏。至于营伍中的武官和士兵，都是由内地轮班派往防守，向来由水、陆两提督管辖；他们操练、防守等一切事务，谁勤劳、谁懒惰，以及有没有扰害百姓、制造事端的地方，更容易随时查察：既足以用来弹压，又可以整顿吏治和军务，对于海疆实在很有裨益。再者，台湾道、府历来有缺员时，都由该督奏请调补，容易引起攀附请托、徇私偏袒的弊端；今后台湾道、府出现缺员，一律着请旨简选任命。倘若该督、抚、提督等在奉行这一旨意后仍像从前一样怠玩废弛，不切实整顿，又只是敷衍塞责，或者导致地方发生滋事案件，唯该督、抚、提督是问。至于海上虽然风候变化不定，但该督、抚等前往巡视，本来不必限定日期，只需看哪一个月风候平稳时配备船只渡海，也不至于涉险。关于派遣巡查台湾御史的旧例，全部停止施行。着作为定制。又谕令：据李侍尧奏称：“福建省本年超过定额的盐课以及认办的额外课银，请分年带征。”福建自从剿捕台湾逆匪以来，办理军需、运送米饷等差务十分繁重，销售盐的口岸运输困难，以致盐引滞销，商人的力量难免困窘，确实是实际情况。该商人等应缴的溢额课银七万六千九百余两，以及认办的额外课银一万二千四百余两，着加恩分作三年带征，以缓解商人的财力。又谕令：现在台湾剿捕逆匪的大功指日可成，一切善后事务需要的费用较多，自然应当宽裕地预先筹备，以便接济。着户部在附近邻省中再酌情拨银二百万两，命该督、抚派员迅速解送福建省，交该督等储存备用。十八日（辛亥），谕令：据徐嗣曾奏称：“闽海关本年征收的税银，比上年减少九万一千九百余两；常青、恒瑞都身在军营，不便照从前的例子分任摊赔。恳请将本年应赔的银两，全部从徐嗣曾名下的养廉银中扣除归还。”今年台湾逆匪滋事，前后派遣、调动官兵陆续配船渡海，又多次运送军饷，商贩船只较少，以致税额减少，这件事还算有原因；本年闽海关征收税银短少的九万一千九百余两，着加恩宽免。二十三日（丙辰），谕令：斗六门是南北交通要隘，长期被贼匪屯驻占据；福康安统领官兵将中林、大埔尾、大埔林各庄在同一天攻破，乘胜直趋，连夜前进，剿杀贼匪，收复斗六门。官兵奋勇作战，不避鎗炮，十分值得嘉奖！现在据李侍尧奏称：“听说官兵已经攻破大里杙贼巢，贼匪逃入内山；生番等禀报说，想要把逆首林爽文擒获献出。”想来福康安等的奏报已经在路上，今日或近日捷报就能到达；等大功告成后，再另行降旨外，福康安、海兰察、恒瑞、普吉保、袁国璜着先交部议叙。至于普尔普，现在已经打通府城道路，仍回北路协同进剿，也算出力；普尔普着交部议叙。福康安等奏报中格外出力的侍卫、章京以及镇将、官弁等，除赏给巴图鲁名号以及升等、赏赐花翎的人员外，其余参与此事而出力的侍卫、章京、镇将、官弁等，都着查明后一并咨送有关部门议叙。

译又谕令：据福康安等奏称：“请将攻取中林至斗六门时首先奋勉的人员分别施恩。”此次官兵攻取斗六门等处，连夜追击贼匪，全部攻克，实在值得嘉奖！出力人员已经另降汉字谕旨，交部议叙；此外所有表现突出、格外奋勉的人员，着加恩照福康安等所请：总兵穆克登阿赏给芬图哩巴图鲁名号；二等侍卫春宁赏给斐扬阿巴图鲁名号；三等侍卫赛英阿赏给额尔克巴图鲁名号；克星额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萨克丹布赏给伯起图巴图鲁名号；护军参领万坦赏给喀勒春巴图鲁名号；前锋参领赛冲阿赏给斐灵额巴图鲁名号；前锋侍卫延进保赏给哲布铿额巴图鲁名号；佐领阿穆勒塔赏给能登额巴图鲁名号；参将吴宗茂赏给果勇巴图鲁名号；张朝龙赏给诚勇巴图鲁名号；番子守备阿忠赏给扎克布巴图鲁名号；千总色玛礼勇忠赏给托赞巴图鲁名号，仍照例各赏银一百两。二等侍卫额勒登保、蒙馨保、保斌，三等侍卫万齐鼐、色灵顿、哲克，蓝翎侍卫武库扪、格登保、阿哈保，委前锋参领德楞泰，委护军参领富灵保，前锋校萨隆保，着各升一级；德楞泰等遇到本营有缺员时，按例补授。骑都尉纳丹保，守备诺托保、贡楚克扎布，防御清安、常春，副将纳苏图，游击海亮、张纬，都司额勒亨额、张占魁、年永，守备马大雄、张志麟、汤万年、王德俊、李之铭，土守备斯丹巴、嘉尔穆、阿吉，土千总根登泰，番子千总嘉噶尔朋，番子委守备安堵尔，都着赏戴蓝翎。黑龙江前锋托伦保等五人，着赏给额外骁骑校。亲军吉勒彰阿等二人，着赏给额外亲军校，遇到本营有缺员时按例补授：以此表示鼓励。二十四日（丁巳），谕令：这次福康安等统领将领和武官剿捕台湾逆匪，奋勇作战，所向皆胜，将贼匪屯驻占据的各处要隘先后收复，屡次建立功劳。那些随同作战的兵丁奋勇奋战，不避鎗炮，踊跃争先，十分出力；自然应当一体加恩赏赐。除湖南、贵州两省派往的兵丁现已配船渡海、尚未抵达那里以外，四川屯练降番以及广西等地的兵丁，随同将领抵达诸罗，杀散贼匪，并攻克斗六门等处，都能作战出力；自然应当一体加恩，以奖赏功劳。着福康安查明此次随同作战的兵丁，其中确实出力者，每人赏给半个月的钱粮，以示鼓励。谕令军机大臣：恒瑞自从驻扎盐水港以来，拥有许多兵力却据守不进，也没有救援柴大纪，反而以贼多兵少为由，屡次请求增调数万大兵；他的畏缩无能，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宽解的。因此朕屡次降旨严厉督责，并革去他的将军职务，命福康安查明后参奏。如今看到福康安等送到的奏折，不但没有参劾他，反而在折中叙述他带兵作战的地方，颇像是在显露他的奋勉。现在福康安统领大军，乘锐气深入，难道少了恒瑞一人就不行吗？况且恒瑞如果再不一同前进，岂还有人心可言！倘若恒瑞果真能够奋勉，那么在福康安到达以前就应带兵赴援，为什么一点也看不到他鼓勇前进？如今不过是借助别人而成事，即使有斩获，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功劳！可是福康安却替恒瑞预留余地；看来福康安对于柴大纪等人过分吹毛求疵，而对于恒瑞又不免因为是亲戚而曲意袒护，这怎么能使众人心服、显示公正呢！至于台湾目前的剿捕事务即将办完，那里地方官平日废弛政务、扰害百姓、酿成事端的情形，也应当确实查办。比如永福在台湾府协同防守，虽然有一点功劳，但他作为道员在当地多年，所管辖的地方竟有逆匪肆意骚扰，本来就不能推卸责任；他防守府城本来就是分内之事，而且贼匪进攻骚扰时，有常青在府城督率兵民竭力堵截剿杀，永福不过是随同守御；他身为满洲人，在贼匪滋扰时，哪里有不帮助常青御敌、反而把城池交给贼匪的道理。即使说逆匪滋事是府、县官员激成的，而府、县官员都是永福的属员，他平日为什么完全不加管束，以致酿成大案！永福任台湾道期间，有没有贪污违法等劣迹？着李侍尧确实查访，据实具奏，不得姑息。至于从前被贼匪杀害的各员，如孙景燧、董启埏、刘亨基、长庚、汤大奎等，虽然都被贼匪杀害，但他们平日做官时究竟有什么贪纵失职的劣迹，以致激成变乱，也应当把这些情况逐项查究。孙景燧等都是永福的属员，他们在任时的劣迹，永福自然没有不知道的；哪里有任由他们激成事端而置之不问的道理！李侍尧应当严加查访，据实参奏。

译二十五日（戊午），谕令军机大臣：德成从浙江差事办完回京后，朕偶然问到柴大纪平日做官的声名如何。据德成奏称：“听说柴大纪自从恢复台湾总兵任职以后，放纵骄横、狂妄自大，而且做官贪污，比地方文职官员还严重；并且私自命令台湾所辖守兵渡海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的兵已经所剩无几。上年逆匪林爽文等滋事违法，起初不过是会匪党伙，听从附和的人数不多；因为城中存留的兵很少，不能及时搜捕。贼匪纠集众人肆意骚扰，距离府城只有三十余里，柴大纪却还不想前往堵截防御；经永福催令出城，才同贼匪交战。又因兵少而失败，致使贼匪更加猖獗，无法收拾。”如果像奏报所说，那么柴大纪任总兵期间贪纵失职、违法牟利；在贼匪刚刚起事时，任意怠玩轻视，使贼匪得以嚣张蔓延日久，竟是由于柴大纪贪纵废弛而酿成、激成这场变乱；他平日的劣迹已经确有依据。浙江既然有这样的传闻，福建自然更有议论。福康安到那里以后，对于柴大纪种种劣迹必定有所见闻，就应当访查清楚，将实际罪状据实参奏。可是他只说柴大纪染有绿营习气、狡诈而不可信，对于柴大纪平日怎样侵吞贪污、激成变乱，却没有逐项指出。只是含糊其辞地具奏，难道是想等朕自己去推测吗？试想柴大纪是守城有功的人，如果只凭含糊而没有证据的话，怎么能以没有根据的罪名治他的罪！如今朕召见德成时，偶然问起这件事，才知道这些情节。德成在朕询问时，起初还因为柴大纪屡次邀得恩赏，不肯立即陈奏；经过朕再三开导，才一一奏明。福康安受到朕的深厚恩宠，不是别人可比；可是对于柴大纪平日的罪状却没有列项报告，难道福康安还不如德成吗！着传旨严厉申斥；并着将柴大纪实际的罪状详细查明，立即询问永福等人，是否确有前面所说的违法营私之处，然后据实参奏。至于李侍尧自从调任福建、驻扎厦门以来，对于柴大纪平日做官声名狼藉以及废弛怠玩、贻误事务的地方，难道没有属员禀报或往来传闻吗？可是李侍尧见柴大纪屡次受到朕的恩赏，便想替他容隐不说。殊不知朕对于臣下的功劳和罪过，从来不肯有丝毫宽假。就像李侍尧从前历任总督，一向很会办事，受到朕的恩宠最为优厚，后来因为在云贵、陕甘任内两次获罪，朕就按例治他的罪；如今办理台湾军务能够奋勉出力，又多次加恩。这些只从李侍尧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就已经足以共同证明这一点。如今李侍尧对柴大纪存心偏袒、徇私隐瞒，实在是辜负恩宠、对不起朕的厚望。大功即将告成时，朕本来想把原来承袭的伯爵还给他，以表示优厚奖赏；如今他像这样存心欺瞒隐瞒，难道还可以再接受厚赏、恢复伯爵吗！朕临朝以来励精图治，五十二年如同一日。像福康安、李侍尧这样存心办事，即使是在朕九旬、百岁之时，或许还妄想蒙混过去。如今朕神志清明，亲自处理政务，没有远处看不见的地方；即使在归政以前，仍然日日勤勉，不敢安宁休息，哪里肯在一切政务上稍有含糊！即使群臣中有小的过失，朕也不是不委曲宽容；至于用人行政，以及关系地方吏治、军国大事的事务，是非曲直一向都核实办理，赏功罚罪，权衡得当，怎么能任由臣下糊涂敷衍了事呢！德成指出的柴大纪各项罪状，以及此外还有什么其他劣迹？并着福康安、李侍尧各自严密查访，据实参奏；不得再有偏袒徇私，以致招来重罪。又谕令：先前曾降旨加封柴大纪为伯爵，并赏给银一万两，命琅玕从浙江库项中支取银五千两给他的家属，又命李侍尧从福建藩库中拨银五千两解送到柴大纪处供其使用。现在另降谕旨，访查柴大纪激成变乱、祸害百姓的事情，前面所说的银两不便直接赏给；着传谕李侍尧、琅玕接到此旨后，将前项银两暂时停止发放，另候旨办理。二十六日（己未），谕令：江兰奏称：“他的父亲江正大派家丁携带银二万两到河南采买黑豆二万石，交江南总督兑收，听候运往福建。”现在剿捕台湾逆匪的大功即日告成，江正大把黑豆作为军营饲马所需的物资，出资采买并运往福建以充军用，还算是急公奉公；江正大着交部议叙。谕令军机大臣：柴大纪从前任台湾总兵时，废弛营伍，放任兵丁渡海贸易，因此才有林爽文等人跳梁滋事。雅德在福建多年，柴大纪如此悖谬的事情，难道竟然毫无听闻吗？实在是丧尽天良！着传谕明亮接到此旨后，立即将雅德锁拿，派委干练官员妥善照料，解送京城治罪；并着先行审讯大概情形，迅速奏报。

译又谕令：现在福康安已经攻克斗六门，又有攻破大里杙贼巢的消息，逆首林爽文一定可以在近日擒获。南路贼匪听说北路官军屡次获胜，必然闻风丧胆。而且常青已经晓谕各庄百姓：如果遇到贼党进入庄中，立即将其擒拿解送；并查明庄大田藏匿的踪迹和地点，大家共同擒获献出，将给予重赏。在贼首溃逃之时，其余党羽一天天解散；或者他的同伙为了自行求生，竟把庄大田捆绑献出，也未可确定。况且逆首林爽文之下就是庄大田，二人都是首魁和首恶；福康安近日擒获林爽文以后，决不会把庄大田置之不办。自然应当乘着连连获胜的军威，在把北路贼匪搜捕剿灭干净以后，前往南路同常青会合，合力剿捕；务必把贼目庄大田以及党羽中的各个要犯全部擒获，这才可以说事情办成。海面一带，仍着常青严令将领和武官切实巡查缉捕，截断他们逃窜的道路，不要让贼人得以逃入海中。今日命军机大臣提审任承恩，据他供称：“曾听说柴大纪操守平常、声名狼藉，并不管束兵丁，任由他们游荡。” 上年十一月，柴大纪巡视各营，原本应当从彰化到淡水等地查阅；因听说林爽文闹事，便没有前往查办，转回府城。后来林爽文进攻骚扰府城时，听说柴大纪还在城内，经永福催促命令他出战，才带兵出城，在城外十多里的地方驻扎’等语。这些话与德成昨天所奏的大致相同，似乎没有虚假。柴大纪的种种劣迹，德成在浙江时还听到过一些传闻；任承恩在乾隆四十九年就任提督时，也已经听说他声名狼藉、废弛营伍；可见众人的议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福康安、李侍尧却含糊其辞、徇私隐瞒，即使治罪也是他们应得的。现在朕已经严厉训诫福康安、李侍尧，务必把德成指出柴大纪的各项罪状，以及任承恩供出的全部情节，连同此外还有什么劣迹，一并据实查明参奏，听候朕裁夺。二十七日（庚申），谕令：‘据福康安等奏报：“官兵从斗六门前进，攻克水沙连、大里杙等处；请将表现突出、奋勉出力的人分别施恩”等语。这次官兵确实奋勇出力，就依照福康安等人的请求：索伦佐领阿穆尔塔授为一等侍卫，事情办完后留在京城当差；副将张芝元暂时赏给总兵职衔，交福康安酌情选择空缺题补。翼长六十七赏给副都统职衔；总兵袁国璜赏给伯起巴图鲁名号；三等侍卫博绰诺克赏给能登巴图鲁名号；特勒登额赏给珠埒升额巴图鲁名号；巴颜泰赏给扬桑阿巴图鲁名号；定什鼐赏给瑚栋巴图鲁名号；翁果尔海赏给额腾额巴图鲁名号；蓝翎侍卫察罕赏给努斯洪额巴图鲁名号；前锋侍卫西津泰赏给法尔沙台巴图鲁名号；吉林佐领五德赏给噶尔萨巴图鲁名号；黑龙江马甲棍德赏给吉尔崆额巴图鲁名号，仍按惯例各赏银一百两。蓝翎侍卫德色、委护军参领扎拉芬、护军校七十九，各升一级；扎拉芬、七十九，遇到本营有缺额时坐补。黑龙江佐领富永赏给协领职衔；土守备日布木赏给游击职衔；拜唐阿华聘、亲军硕多尔海、德勒什、墨尔根保改为蓝翎侍卫；护军校彀德保、巴哈、托克托豁、骁骑校全亮授为委署章京，遇到本营有缺额时坐补。蓝翎长雅林保、德森保、济兰泰、司辔玛尔瑚善、亲军倭和雅尔哈善、墨尔浑保、巴津保、色列布、克赛保、前锋色布腾、护军札勒杭阿、申齐保，授为护军校，遇到本营有缺额时坐补。参将李芳园、游击穆腾额、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云骑尉富兰、守备丁世伟、张玉楷、土守备班第尔结、安朋、土千总任彦，赏戴花翎。拜唐阿讷新保、司辔富克精阿、亲军喀图、吉林骁骑校扎克丹保、委官和善、领催德林保、黑龙江前锋克什保、彰果保、马甲伊萨布、千总马登云、方德贵、黄彩、邓应祥、把总马中贵、罗邦翰、外委张绩、张朝凤、范模、倪福林、土都司萨尔结、番子千总僧萨、策旺，赏戴蓝翎。黑龙江壮丁森伯鼐改任本处领催，图布慎改任本处马甲，以此表示鼓励。又谕令：‘现在台湾剿捕事务很快就要完成，所有善后事务都必须由大员筹办。徐嗣曾现在省城没有要紧事务，湖南官兵按期限计算也已经可以料理后经过省城；厦门、泉州一带又有李侍尧在那里驻扎，足以负责办理。估计徐嗣曾此时已经前往台湾，着令他把抚恤难民、估算城工、清查叛产、搜捕贼人家属等事务悉心筹办，务求妥善。巡抚的印务，着令伍拉纳暂时代理。’

译谕令军机大臣等：‘生番性情顽强粗野，贪利而没有信用。福康安正应当趁大军攻克贼巢、声势大增、逆首走投无路之际，借助军威乘胜进取，立即率兵直压生番地界，向他们说明祸福；这样生番等震慑于军威，又贪图奖赏，自然一定会马上把林爽文献出来。这实在是此事最关键的时机。从来用兵的道理，只有用威势才能取胜。纵观前史上抵御贼人的方法，无不完全依靠兵力；即使到了讲和修好、接受投降的时候，也一定要陈列军队压迫敌垒，使敌人震慑畏服，然后盟约才能牢固，进退操纵也在我方手中。现在只派人晓谕生番，悬挂重赏；那么生番只会把利益放在首位。假如林爽文逃到那里，把抢来的财物广泛用来行贿，数目比悬赏更多，生番更加贪图他的重贿，或者竟然私下藏匿林爽文，不肯擒获献出，难道福康安会任凭他们不办吗！况且现在据福康安奏报，招集的社番只有屋鳌等十六社。水沙连二十四社之外，还有无数社番；如果都用悬赏收买线索去招抚，假如生番等私自放走林爽文，却以逃往别社为借口，在这几十个番社之间互相推卸责任，既不能不给重赏，又仍然不能借助生番的力量擒获贼首，那有什么好处？’ ‘难道能让官兵在那里长期驻扎，经过一年又一年地等着他们捆绑献出林爽文吗！而且像这样辗转拖延，倘若林爽文暗中勾结生番，又从内山潜行煽惑，再引发其他事端，岂不是更加耗费兵力！生番等接受他的贿赂，捏造说他已经死了，难道也会相信这种欺骗，仓促把事情办完吗！此前已经有旨意命令福康安等剿捕完成后，把善后事务交给常青等接办；福康安、海兰察等于明年春天赶赴天津，接受宴请和赏赐。现在首逆林爽文还在潜藏，搜捕免不了还需要一些时日。估计明年巡幸天津时，福康安等一定不能赶到行在；就不必遵照前旨急着前来。如果擒获逆首林爽文，就令海兰察先押解他进京。福康安在擒获贼首、肃清北路之后，仍应统领官兵赶赴南路，与常青会合，把贼目庄大田及其党羽等重要罪犯全部擒获，扫除余孽，收复凤山；把一切善后事务酌情定出章程，再起程回京，也不算迟。至于柴大纪，如果只是稍有侵吞财物、私下谋求充实自己的钱袋，这类劣迹，台湾文武官吏都不能免除；’ ‘朕对其他人尚且不加以深究，何况柴大纪是有功之人。如今柴大纪废弛营伍，甚至私自命令兵丁渡海回内地经商牟利，以致营中留下的兵少；而在贼匪刚开始闹事时，柴大纪正好巡视各营，却不立即前往查办，反而转回府城；等到贼匪距离城池三十多里时，他还不想带兵出城剿捕。这三件事是柴大纪最严重的罪案。贼匪日渐猖獗、蔓延骚扰，竟然是由柴大纪酿成的；那么他虽然有守城的功劳，但造成事变的罪过绝不能轻易宽免。按例将他正法，也是他应得的。将来核办时，即使考虑到他不肯出城这一点还值得怜悯，也只能像黄仕简、任承恩那样免他一死；但在朝审勾到时，仍应绑赴市曹，以示惩罚警戒，绝不能搁置不办，含糊了事。福康安、李侍尧如果查明柴大纪的罪状属实，就严厉参奏，逮捕审问治罪。’ 又谕令：‘徐嗣曾本来是汉员，出身科举。朕因为他办理地方事务还能守分并且妥善，所以提拔任用为巡抚。朕平日对他的信任和任用，原本不是福康安、李侍尧可以相比的；但是柴大纪有这样明白显著的罪状，在浙江已经有声誉和传闻，在福建自然更有舆论，徐嗣曾难道一点也没有听闻吗？着令该抚立即把柴大纪的各项罪状详细查明属实，并将此外有没有其他劣迹，一并据实参奏。该抚过去的过错，朕已经不再深究；如今经特旨询问，如果再有徇私隐瞒之处，就是自己招来重罪，恐怕不能再得到曲意宽免。’ 又谕令：‘柴大纪的种种罪状，德成从浙江回京后，所传闻的已经有确实根据；琅玕身为巡抚，对于柴大纪在乡里的声誉和舆论，难道竟然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吗？况且该抚身为觉罗，更不是其他人可比。闽、浙本来相邻，消息互通。一旦有外面的议论，就应当据实奏报，才是不辜负任用；为什么竟然没有奏及！着令琅玕把为什么没有奏报的原因，明白回奏。’ 二十九日（壬戌），谕令军机大臣等：‘贼目陈泮过去帮助林爽文作乱，当然属于结党作恶、违法犯罪；现在到军营投诚，如果能够擒获并献出贼首林爽文，还可以从宽给他一条生路，免除死罪。陈泮与林爽文同恶相助，一定知道林爽文逃窜的踪迹；现在既然请求限期擒献，自然容易将他捉拿。正应当加以安抚晓谕，让他赶快想着立功自效。至于陈泮过去和吴领一同在斗六门、虎仔坑一带帮助逆首保护巢穴，多次出动骚扰；现在吴领还没有下落，福康安务必严格查访踪迹，把吴领一并擒获，不可让他漏网。’ 这一年，追赠出师台湾时阵亡的参将杨起麟一员、游击邱能成等二员、都司杭富一员、三等侍卫福克精额一员、守备杨燝等二员，按例祭葬、赠恤，入祀昭忠祠。——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五。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春正月初三日（丙寅），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先前因为省城会同办理事务十分重要，遵旨驻在省城督办一切事务。现在接到将军福康安的咨文，已经攻克贼巢，擒获贼首指日可待；抚恤难民、筹划估算城工，需要人员办理。省城现在都已安宁，请将巡抚印务交给藩司伍拉纳代理。臣赶赴漳州，与督臣李侍尧当面商议内地各项事务后，就把库中储存的巡视台湾印信带到台湾郡，与福康安等悉心筹划。’得到谕旨：‘好，一切努力去办。’

译初四日（丁卯），谕令：‘上年台湾办理军务，漳州、泉州等府所属地区要供应浙江、广东的满汉官兵以及四川、湖南、贵州各省军队，加上粮饷、军装、铅药等物资连续经过境内，差役事务十分繁重，使用民力的地方最多。如今正值春日福祉普遍降临之时，大功很快就要完成；自然应当特别施加恩惠，以表示优恤。泉州府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四县，以及漳州府龙溪、漳浦、海澄、诏安四县，本年应征的钱粮，着加恩蠲免十分之三。浦城、崇安、建阳、建安、瓯宁、南平、古田、闽县、侯官、福清、莆田、仙游十二县应征的钱粮，着蠲免十分之二。至于福鼎、霞浦、福安、宁德、罗源、连江、光泽七县所有应征钱粮，着缓至五十四年麦熟后征收，使百姓都能承受优厚恩泽，以符合朕更加惠爱百姓的至意。该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 又谕令：‘现在台湾府、厅、县应当改建城墙；德成一向熟悉工程事务，着令他立即乘驿马迅速赶赴台湾，会同徐嗣曾把当地应办的城工悉心估量勘察。’ 谕令军机大臣等：‘先前据李侍尧奏报：“听说贼目陈泮恳请定期在十二月初八日以前献出林爽文。”这些日子朕盼望福康安奏报擒获逆首的消息，正十分焦急；现在据孙士毅询问入港船户，有“在十二月初十日前生擒首逆林爽文”的话。这一消息得自海上往来的商人，自然确实。估计福康安奏报的折子已经在路上，不久就会收到真实消息。至于折内所说“贼匪进攻骚扰诸罗时，元长庄等处营盘见贼势凶猛，不敢带兵前进”，自然是舆论公认的事实。又说“福康安一到，就亲自统兵猛烈剿杀贼匪，杀进诸罗。福康安进入县城时，看见百姓跪着迎接，在马上为此流泪”。这一定是当地百姓被围困已久，庆幸得以重生，福康安亲眼看到这种情形，因而产生怜悯；他真是心系国家的良臣，和朕同心。至于元长庄等处营盘看到贼势凶猛而不敢轻进，显然是恒瑞、普吉保二人畏缩观望，他们的罪责都难以免除。着令福康安把恒瑞、普吉保二人的罪状分别按轻重据实具奏。’ 初六日（己巳），谕令：‘穆腾额奏报：“据芦东商人王得宜等说：‘现在大军进剿台湾逆匪，很快就已经可以荡平，海口安宁，没有惊扰之忧。庆祝成功、安宁太平，天下人都同样高兴。长芦商人愿意捐银三十五万两，山东商人愿意捐银一十五万两，共计银五十万两，略尽报效之意。’”该商人等因为听说台湾贼匪已经荡平，都深感欢庆，请求捐银，这是出于真诚；自然应当答应他们的请求，以满足他们报效的热忱。至于这些商人踊跃捐输，也算是急公好义；并着令该盐政查明后咨送吏部，照例议叙，以示奖励。’ 初九日（壬申），谕令军机大臣等：‘这些天以来，朕十分急切地盼望擒获逆首的消息。现在收到的奏报，只是擒获了林爽文的父母家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折内说“林爽文家属潜藏在水里番社，福康安等派遣义民社丁，命令他们将其擒获，曾经缮写奏折具奏”这一处，这份折子也还没有递到，今天的折子中也没有详细说明，实在不清楚。这些逆首的亲属都罪大恶极，不容诛杀，现在既然已经擒获，自然应当解送京城办理。但是林爽文罪恶累累，性情如同枭獍；他既然不尊君上、不敬长上，难道还会顾念父母家属吗！现在虽然已经把他全家擒获，但林爽文仍未擒获，必然还藏在各番社，企图逃往别处。林爽文是首恶魁首，如果不能生擒解送京城，依法严惩，怎么彰明法典、使人心称快！福康安驻扎在大里杙、水沙连等处，只是招来番社，悬挂明示重赏，命令他们擒拿，实在过于谨慎。何况现在所带的巴图鲁等人，以及官兵中的四川屯练、贵州等省兵丁，最为骁勇健捷，登山涉险更是敏捷；’ ‘如果林爽文逃入内山，生番等竟敢把他藏起来，那有什么困难，不能率兵直接进入内山，分路搜捕！生番等见官兵已经进入番境，更加震慑，哪里有不争先把他擒获献出的道理。况且据福康安奏报：“南路麻豆、茅港尾等处都有数千贼匪进攻骚扰，另外大武垄有一千多贼匪搭寮居住。”郡城的道路虽然已经打通，但当地贼匪还在窥伺骚扰，实在可恨可恶！这些贼匪一定是庄大田的同党。现在常青驻守府城，兵力不多，未必能够肃清南路；福康安等既已攻克贼巢，正应乘胜深入，迅速限期擒获林爽文，立即调兵到南路搜捕庄大田，消灭逆党，自然会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如果这样拖延日久，怎么知道不是林爽文潜藏不出，打算在北路牵制官兵，仍让他的党羽在南路肆意骚扰。即使现在番社等擒获林爽文的家属，或许也只是借此敷衍塞责，作为拖延官兵的计策；实际上仍私下放走林爽文，让他潜行逃窜。假如林爽文又从内山逃到南路与庄大田会合，狼狈为奸，再次煽动聚众，那还成什么样子！’ 至于漳州、泉州、广东的百姓，先前本来有酌情命令他们分庄居住的旨意；后来想了想，这件事似乎难以实行。至于禁止携带家眷这一条，也是因为旧有成例，所以才询问此事。但是台湾地方户口很多，即使不准内地百姓携带家眷前往，百姓到了那里以后就在台湾另行置办家室，也难以禁止。这些事情只需等剿捕完成后，把是否可行之处归入善后事务，酌情妥善办理。如今林爽文还没有擒获，哪里有闲暇办理这些事。至于现在台湾的官兵人数很多，足以用来搜捕、堵截，又何必让当地义民来助长声势！福康安等功业将成，却反而心存懈怠；试问福康安等自己想想，朕给了他们这样重的恩典，他们却不出力报效，难道是以为朕只赏不罚吗！’

译又谕令：‘今天福康安递到一件六百里加紧夹板奏折，外面还有一面红旗；拆阅奏折后，发现只是擒获了林爽文的父母家属，还没有擒获首逆。这次台湾逆匪闹事，不过是些乌合之众，很容易扑灭；即使林爽文当天被擒获，也不值得使用红旗奏报。何况现在首逆尚未擒获，沿途驿站怎么能混乱地编写红旗，随同军报传递！这不是一般的错误可比。着令沿途各督、抚把所管驿站逐一查明，立即将有关地方官及驿站员弁严厉查明参奏治罪。再者，福康安还有十二月初七日拜发的一件奏折，至今尚未奏到，想来是沿途驿站传递奔驰时耽误了；并着令各该督、抚一并查明覆奏。’不久，两江总督书麟奏报：‘本年正月初六日由京口驿接递到擒获逆首家属的奏折，随后到达的红旗并没有和折匣一同传递，已经下令查办；不久接到浙江巡抚通知：“是桐庐县混乱发出传旗，富阳县擅自照例转递，现在正在查明奏报并参处。”至于福康安十二月初七日拜发的奏折，是正月初六日递到浙江境内，初八日由宿迁递交山东，并没有迟误。’ 至于是否因为海上风阻，现在已经命令福建省查明回复。交给有关部知道。初十日（癸酉），谕令军机大臣等：‘先前据李侍尧奏报：“贼目陈泮前来投诚，并把妻子作为人质；自己限定在十二月初八日以内擒获林爽文来献。”现在福康安奏到的折子是十二月十三日拜发的，但陈泮并没有擒获林爽文献出。可见陈泮自己请求限定期限的话，不过是随口胡乱供称，并不能立功赎罪；应当把这个贼目擒获解送京城审办。这些贼人头目在逆首败逃之时，只知道偷生逃死、保全自己的性命，哪里还顾得上家属；就像林爽文的父母、妻子、弟弟都已经被擒获，而林爽文仍然潜藏不出。可见这些逆匪性情如同枭獍，哪里还会有所牵挂，自己投案而来，希望保全父母家属性命呢！所以陈泮虽然把他的家属留在军营作为人质，也不过是故意掩饰，谋求自己逃窜的计策；福康安怎么可以深信，竟听任他进山侦探而置之不问。假如陈泮逃入内山找到林爽文，反而狼狈为奸，把军营的实情告诉他，一同逃窜；那就既不能擒获逆首，反而帮助了他的羽翼，岂不是大错！’ ‘何况停兵不前、拖延日久，生番等见官兵的声势和本领不过如此，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反而恐怕被他们轻视，哪里肯把首逆林爽文立即擒获献出！但福康安不能因为奉到训谕，就心怀畏惧，反而内心没有把握。福康安是朕的股肱心腹之臣，如今承担这样的重任，本应尽力担当，确有定见，才是不辜负任用；如果既不能妥善迅速办理，又因为有训诫的旨意而遇事更加犹豫，那他的过错就更大了。至于柴大纪贪婪卑劣的各项罪状，并不是没有根据；福康安等访查属实，就应当逐条严厉参奏，不必因为目前还在用兵而稍作容隐。现在剿捕事务虽然还没有完成，难道办理一个柴大纪，就担心他离职后会投奔贼人吗！福康安等只应据实参奏，朕也不会抹杀他守城的微小功劳，自然另有裁夺。’ 十一日（甲戌），谕令：‘据福康安奏报“擒获偷渡人犯”的一折，其中说：“据总兵李化龙禀报：都司陈邦光等在鹿仔港附近的番仔■〈土穵〉海口擒获谢胡的一只船，没有执照；船内载有康节等男妇十九人，其中孙两、陈昌、李福三人的头上都有伤痕，谢牛一人供认曾经跟随贼人。又据总兵陆廷桂禀报：汛弁在鹿耳门外擒获李淡的一只无照船，共载张桃等男妇二百四十多人；审问得知是从内地偷渡台湾，遇风漂流到鹿耳门。”这些事情非常可疑！台湾土地肥沃，一向称为沃壤；过去内地百姓私自渡海谋生，也不能完全避免。但现在台湾逆匪闹事，当地百姓受到骚扰牵累，生计艰难；尚且可能因为没有土地耕种而纷纷迁徙躲避。如果内地百姓前往那里，不仅没有粮食生活，而且恐怕还会遭受残害，所以此时绝不应有偷渡台湾的事情；必定是鹿仔港等处沿海的贼匪党羽，现经官兵剿捕，形势已经穷困，想偷生逃命，或者进入内地潜藏，或者从海道远逃，因而假称是内地百姓，私自装载船只，把这作为逃脱的计策，不可不严厉查究办理。’ ‘福康安现在那里搜捕逆首，所有这些偷渡人犯务必严厉审讯，追根究底查明实情，重新拟定罪名；同时分派弁兵在鹿仔港、鹿耳门沿海各个口岸严密稽查，不要让贼匪党羽私自逃逸。并着令李侍尧查明这些私渡船只是从什么地方的口岸逃出的，立即把有关地方官及防守各员弁一并查明参奏。’

译谕令军机大臣等：‘福康安奏到的折子是初七日拜发的，在前一天收到的、十三日发出的奏折之前。当地贼匪阻断溪流据守，修筑石墙、设置贼卡，聚集到一万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福康安攻破大里杙贼巢后，如果立即统领大军乘胜追杀，那么贼匪纷纷逃窜、忙于逃命都来不及，哪里还能收拢党羽聚集一万人，从容修筑石墙、设置关卡抵抗据守！即使攻破大里杙后还有堵截擒拿余匪、安抚整顿和弹压等事务，也只应酌情留下几名将领带领弁兵在那里，完全足以办理。福康安本应亲自统领大军乘胜深入，搜捕贼匪；即使逆首逃进内山，生番等慑于军威，也一定会立即擒获献出。然而官兵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贼巢，直到十二月初四日才从平林仔发兵前进，计算起来已经过了十天，使贼匪得以趁空闲收拢余党，在集集埔预先布置，临溪设置关卡，修筑堵塞道路的工事，据险死守；幸亏众兵奋勇出力，攀援直上，把集集埔内的贼营全部剿灭，而首逆林爽文又趁机逃窜。’ ‘这些都是福康安等办理迟缓，给了贼匪喘息机会。如果早到生番的隘口，甚至可以不需要进行这场战斗，或者竟然能够立即擒获林爽文；如今却错过了这个机会，实在可惜！至于跟随贼匪的徒众，虽然已经遵照告示投出，现在不得不从宽免其一死。但他们终究不是善良之人，将来总不便仍然留在当地；应当在办理善后事务时，酌情分别迁徙到其他省份的内地安置，这样才妥善。’ 十二日（乙亥），谕令：‘恒瑞从台湾带兵前往救援，却观望拖延，种种玩忽贻误；又妄自上奏请求增兵，夸大贼势。如果以动摇军心的罪名治他，就应当按军法立即斩首；难道福康安曾经多次出兵，却还不知道行军纪律吗！幸亏朕对剿捕事务预先筹划，早已命福康安前往督办；恒瑞请求增兵时，福康安已经即将到达那里，人心安定，不至于因恒瑞荒诞的话立即动摇。如果当时福康安还没有奉命前往，那么台湾只有常青一人；将领和百姓等看到恒瑞作为参赞大员如此惊慌失措、上奏请求增兵，必定会被他的浮言迷惑，心中疑惧，挫伤锐气；不但台湾全境都会动摇，即使福建内地也会人心惶惑，那还成什么事体！恒瑞妄言惑众，本来应当立即在军前正法；上一次朕之所以稍加宽办，没有立即把他的“请兵奏折”发抄治罪，是因为当时官军剿贼尚未取胜，正值人心惊慌之时。如果立即把恒瑞怯懦惊慌、张皇失措的奏折传播内外，既担心传闻令人惊骇，又恐怕外间无知之人认为将军、参赞等上奏请求增兵剿贼，朕反而吝惜不准，从而妄生议论。’ ‘因此没有立即公布，只下旨令福康安让恒瑞回京。如今剿捕事务已经将近完成，这就是不需要增添六、七万大军的明证；恒瑞先前妄言的罪过，自然应当核办。试问福康安：现在难道要等恒瑞请求增添的兵到了那里，才能解围破贼、攻克贼巢吗？恒瑞上次的奏报，不是妄言惑众又是什么！朕考虑到恒瑞年轻无知，而且是宗室，姑且援引议亲之条，没有立即用重典处置，只命令他回京听候旨意，已经是格外施恩；可是福康安接连送来的奏折，却曲意为他庇护，把恒瑞的姓名和官衔连写在一起，又屡次在折内说恒瑞带兵打仗。试想他是满洲大臣，众人都在打仗，他不打仗，难道还能逃到哪里去！况且朕已经多次命令福康安向恒瑞逐条严加诘问，妄请增兵、动摇军心是他的首要罪行。福康安却不追究这一条，反而多方替他开脱；还说他打仗奋勉，仍请求把他留在军营。当地带兵如鄂辉、舒亮、普尔普等远胜恒瑞的人还很多，难道非要恒瑞一人不可吗？他的用意不过是遇到带兵打仗的事，就可以铺陈恒瑞的功绩，希望朕加恩录用。’ ‘另外，先前因为保宁担任四川将军、总督时足以信赖倚重，而福建将军当时是重要职位，所以把鄂辉调任福州，以资镇守驾驭。后来保宁补授伊犁将军，四川省现在没有熟悉番情的人，所以又把鄂辉调回成都，而让常青继续担任福建将军。福康安上奏时，还不知道保宁调任伊犁的消息，为什么想把鄂辉仍留在成都？福康安不过是因为恒瑞本来是福州将军，希望仍保留恒瑞原任的意思。福康安自己问问：难道常青不如恒瑞适合担任将军吗？这些地方怎么能逃过朕的洞察！福康安从幼年起由朕抚养，经朕多年教诲才长大成人；如今刚刚受到任用，被交付军旅重任。现在剿捕贼匪、攻克贼巢，也都是朕指授方略、再三训示，将士等踊跃效命，才得以所向克捷。如今刚刚解围取胜，朕立即优厚加以奖赏；福康安本应更加感奋，迅速擒获贼首，限期完成大功，以期承受恩宠。却竟敢借这点小功劳袒护亲戚；这种伎俩难道能在朕面前施展吗！本应从重治罪，因考虑到他现在带兵剿贼，已经攻克巢穴、擒获逆犯家属，姑且从宽不再深究。’ ‘着令传旨严厉申斥。福康安只应更加惭愧畏惧，努力改正以前的过错；如果能生擒林爽文、庄大田解送京城，还可以用功劳补偿过错，仰承恩宠。至于恒瑞，仍着令福康安遵照前旨革去他的职衔。他是宗室，朕不忍逮捕审问，令他自备路费迅速来京，交给有关部治罪；即使从轻处理，也应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示惩罚警戒。这正是福康安爱他，实际上却是在害他。朕处理各项政务，对臣下的功罪赏罚严明，只看其人自己招致的结果；对于军旅重务，有功即赏，有罪必罚，赏夺清楚。因此人人都思图奋勉，才能平定西陲大、小金川，拓土开疆，屡次告成大功。即使这次台湾逆匪只是偏僻一隅的小股势力，也都是朕日夜焦虑劳心、预先决策的结果，朕从未因为年老而懈怠昏聩；对于众臣的功罪，更没有丝毫宽纵。内外大臣都应当明白体会朕的意思！’

译谕令军机大臣：‘林爽文、庄大田等罪恶累累，是首领和首恶，不像大名案中的段文经那样。段文经不过是一个无赖奸民，即使逃藏而长期未能诛获，也不至于担心他再次滋生事端；然而拖延日久仍未擒获，已经是不成事体。何况林爽文肆意妄为，罪大恶极；如今动用这样多的重兵前去剿捕，必须设法生擒解送京城，处以极刑，怎么可以容许他漏网，仓促说事情已经办完！如果现在不能迅速擒获，或者让逆首逃往其他地方，将来大军撤退后，他又潜出煽动聚众，那还成什么事体！总之，福康安等如果已经擒获林爽文，在上元节前后奏报到达，那是他的福分，自然可以承受恩宠；倘若这几天内竟然还没有擒获渠魁的报告送到，朕即使因为他们打仗奋勉而不深究迟延的罪过，他们自己想想，又有什么脸面仰求丰厚赏赐呢！估计在这道旨意收到以前，福康安等已经在当地设法擒捕了；绝不会等到这道旨意到达后，才加紧搜捕。但朕日夜牵挂，格外焦急，不能不反复告诫；福康安等务必更加知耻奋勉，努力争取奏报功绩！’ 十四日（丁丑），谕令：‘据琅玕奏报：“两浙商人何永和等呈称：台湾逆匪即日将被剿除，商人等志同仇敌，内心都十分欢欣。两浙与福建接壤，海滨安宁，食盐能够畅销；愿意捐银四十万两，作为赏赐、抚恤兵丁之用。”这些商人因为浙江、福建两地相邻，逆匪荡平后食盐能够畅销，深切希望捐输财物；自然应当答应他们的请求，以满足他们报效的热忱。商人捐出的银四十万两，就准许他们解送福建备用。至于这些商人踊跃捐输，实在是急公好义；着令该抚查明后咨送有关部门，照例分别议叙，以示奖励。’ 谕令军机大臣等：‘上次福康安从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贼巢，拖到十二月初四日才从平林仔发兵前进，使贼匪得以趁机收拢党羽，在集集埔预先布置，占据险要抵抗，已经属于办理迟缓。等到官兵攻克集集埔后，于十三日在水里社擒获逆首家属；福康安等如果能够及早带兵直接前往小半天一带搜捕，那么贼匪穷途末路、逃亡奔窜、连救命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聚集二千多人到山头竖立栅栏、修筑墙垒、搭建寮舍抵抗据守！况且官兵进攻山梁时，贼匪投掷石块、发射枪械，拼死抵抗；当时林爽文必定还潜藏在那里。如果福康安等在贼匪尚未布置以前就已经统兵到达那里，林爽文怎么能够据险抵抗，屡次趁机逃脱。可是福康安等又没有立即前进，拖到十八日才带兵分路进攻剿捕，距离擒获逆首家属时又隔了五天，使贼匪得以预先布置扼守险要、拼死抵抗的计划。这样，福康安不但错失时机，而且使贼匪得以趁空设防，还必须带领官兵到处攻剿。’ 这分明是福康安自己出的主意，难道不是舍弃容易的办法而去做困难的事吗？再仔细查看图中所绘情形，现在山外各条路口设置营盘的地方已有二十多处；按每处派兵四五百人计算，总数已经不下万余人。像这样在并不十分重要的地方零星分兵，等于把兵力置于无用之地；难道不是又像从前恒瑞、普吉保在盐水港、笨港一带零星分兵堵截防御，导致兵力分散而显得单薄吗？况且福康安驻扎在东埔纳，距离逆首逃窜的埔里社还很远；为什么不向前到舒亮驻扎的归仔社扎营呢？如今既然分兵堵截，本来就应酌情留下内地一两处险要关口不设兵，让林爽文看到这几处没有兵力防守，或许仍会从那里逃入内地；这样从四面围截，便不难立即擒获。如今却把各个关隘全都设置兵力堵截，反而恐怕使他进山不深，等于驱赶他入山，难道不是失策吗！福康安此时应当把图中用朱笔标出的各个关隘逐一查看，酌情撤去官兵；集中一两万人，福康安应当亲自统领，直接进入埔里社内山，侦察林爽文藏匿的地方，跟踪追捕。即使当地生番语言不通，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如今林爽文藏在内山，也难以同生番通话联络；他所带的同伙匪徒只有一两千人，尚且能够四处逃窜而不怕生番，难道福康安带领数万大军，反而会担心生番野性难驯而有所畏惧吗！如果生番等人被军威震慑，把林爽文捉来献上，当然是最好；假如他们顽固不化，帮助逆贼，那么借助这次兵力，也不难把生番等人痛加歼灭。总之，林爽文逃到哪里，福康安就应当带兵向那里跟踪追剿，以求一定将他擒获。这些都是福康安屡次办事迟缓、自找的祸患，他跋涉劳苦也都是自己造成的。福康安务必奋力迅速前进，生擒逆首，以副朕的委任。——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六。

译十六日（己卯），谕告军机大臣等：前次派福康安前往台湾办理剿捕逆匪的事务时，福康安接受命令之初，就不免有畏惧困难的想法，途中还多次上奏请求增兵；朕再三降旨，详细开导他。当时朕深深担心福康安未必能迅速完成任务，已经下令让奎林快马赶赴京城，本来想让他前往台湾协助带兵剿捕；又令阿桂赴福建，驻扎厦门，调度一切事务，以便策应。等到福康安带兵渡海，从鹿仔港进军，几天之内就能直抵嘉义县城，杀贼解围、打通道路，并攻克斗六门，直抵大里杙，摧毁贼巢，痛歼匪众，接连奏报捷音；朕起初没有料到他办事如此迅速，因而喜出望外，所以破格加恩，以表示优厚奖赏。可是福康安屡次给贼人留下喘息之机，导致错失事机。如今林爽文已经逃入内山，只擒获了他的家属，哪里能说事情已经办成；又怎么能让官兵始终旷日持久地在那里等候搜捕呢！况且生番等人天性顽强粗犷，简直同禽兽没有区别；只能用军威震慑他们，不能只想着招抚他们，同他们讲道理。何况各社生番不下数万人，难道能一个个感化、一个个赏赐吗！搜捕的关键全在迅速，不只是擒拿逆首如此，即使是寻常追捕，也必须乘势及早擒获；如果稍有延误，往往会乘隙逃远，最终漏网。去年直隶大名案件中的首犯段文经，也是因为该督等没有立即查拿，致使此犯远逃，直到现在还没有捕获。而林爽文这个罪犯，更不是段文经所能相比；如今在穷困窘迫之际，仍敢率领党羽二千多人逃入内山。假如不能及时将他擒获，他或许再次纠集南路贼匪，煽动聚众滋扰；或者绕到大军后方，仍在大里杙截取抢掠军粮，这些都无法预料；你们也曾想到这些吗？至于常青今天所奏，不过是敷衍塞责。常青在府城驻兵已久，却不能督率将弁把南路贼匪痛加剿灭，肃清道路；竟至于一筹莫展，实在无能。常青，着传旨严厉申斥。又，昨天据福康安奏称“台湾”二字似乎应当另取一个美名等语；所奏实在没有必要。前次把诸罗县改名为“嘉义”，是因为当地义民协助官兵守城杀贼，都知道大义，十分值得嘉奖；所以特意改县名，以表示表彰。至于台湾这个地方，自圣祖平定以后设置府、县，就以“台湾”命名，沿用到今天。当地土语和字音偶尔有讹误，也没有什么关系，况且以前并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自然不应轻易议论更改。即使此时另改一个名称，“台湾”二字沿用已久，人们也一定仍会称旧名；这样即便更改，也没有意义。这些都是舍弃正事，却把心思放在无用之处。着传谕福康安：在办理善后章程时，只须对当地改建城垣、增设丞倅弁兵等一切应办事项悉心筹划，妥善处理，务必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更改地名一事不必提及，也不必在言语中表现出来。十七日（庚辰），谕道：福康安此前上奏“柴大纪为人狡诈，不可深信”的奏折，对于柴大纪究竟怎样贪婪恶劣、怎样贻误事务、怎样害怕贼人而不肯进兵的具体事实，并没有分条列举参劾，朕已经多次降旨申饬。如今据军机大臣奏称：“福康安有一封寄给我们的公信，里面说，柴大纪守御县城，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福康安到县城时，亲眼见到柴大纪的形貌并不疲劳，马匹也都肥壮，城中的粮食并没有断绝；至于他接到谕旨却不肯带兵出城，也因为义民们不肯放他出去，而他自己也害怕贼人，不敢出城。”守卫诸罗一事，朕不忍认为是柴大纪的罪过。至于其他声名狼藉、纵容兵丁引发变乱、不肯带兵剿贼等情节，柴大纪既然确有这些事情，福康安在上奏时为什么不逐条指出，据实参奏！即使因为县城刚刚解围，不便立即参劾柴大纪，也应当把上述各项情节随奏折寄给军机大臣，让他代为陈奏；这样朕也能了解事情原委，不必再三降旨申饬。可是福康安既没有在奏折中分条列举进行纠劾，也没有早些寄给军机大臣代为奏报。试想柴大纪在县城被围困了很久，他那封奏报“接到谕旨却不肯带兵出城”的奏折，朕读到时为之落泪；当时在朝诸臣凡是有良心的人，也无不认为柴大纪竭力守城，称赞他的义勇。即使柴大纪有些小过失，也应当记取他的大功而宽宥他的微小过错；怎么能仅凭福康安所奏柴大纪“为人狡诈、不可深信”这一句话，就突然治他一个没有依据的罪！如果因为这种笼统空泛的话，便把有功之人加以罪责，又怎能使众人心服，并向天下显示公正呢！这件事福康安上奏含糊，固然难辞其咎；而李侍尧存心包庇隐瞒，他的罪过比福康安更加严重！朕此前询问李侍尧的谕旨还没有得到答复，想来他也是难以措辞罢了！今天常青所奏，总不过是敷衍塞责，实在没有意义！先前因为他刚到郡城时，调度一切还算妥善，而且他年纪已老，仍能亲自带兵作战，所以赏赐他双眼花翎，以表示奖励。如今半年以来，他困守郡城，毫无出力；念在他还没有犯下大过，和动摇人心的恒瑞有所不同。他对福建省的情形还比较熟悉，已经补授为福州将军；他自然应当按照将军的职分，佩戴使用单眼花翎。

译十八日（辛巳），谕告军机大臣：福康安等自攻克小半天以后，那里距离埔里社不远，各路分派的兵力本应早已会集，合力搜捕，逆首林爽文自然早就被擒获，近日也应当有奏报擒获他的消息；为什么还没有见到奏报送来？总之，逆首林爽文如果能在这几天内奏报擒获，才算妥善；假如再拖延日久，恐怕逆首辗转藏匿，搜捕会更加费力。如今福康安既已派兵在内山各个关隘分路堵截，内山东面临大洋，没有港口，自然不用担心他逃窜；北路又有熟番等人协助官兵堵截，也难以逃脱。只有向南的一路山径相连，林爽文或许会从这条路逃走，和庄大田聚集在一起。那里都属于内地，不难分派官兵竭力剿捕，把贼目、贼首一并擒获。福康安只应更加奋勉，查明逆首逃往哪条路，跟踪追捕，立即将他擒缚，不要让他乘隙逃远；如果罪魁首恶迟迟不能诛灭而漏网，竟至于全无下落，成什么事体呢！朕为这件事日夜焦虑，着再传谕福康安，务必遵照历次谕旨，直接进入内山，迅速擒获林爽文，不得再行迟缓。十九日（壬午），谕道：全德奏称：“据两淮商人江广远等呈报：台湾逆匪不肯服化，如今大军正在进剿，限定日期即可荡平；商人们志在共同仇敌，心中怀有报效之意，情愿公捐白银二百万两作为犒赏。”这些商人因为台湾贼匪即将荡平，都深感欢庆；共同陈述心意，捐纳十分踊跃。应当准许他们的请求，以成全他们报效的诚意。至于这些商人踊跃捐输，实在是急公好义；着令盐政查明后咨报有关部门，按照惯例分别议叙，以表示奖励。二十一日（甲申），谕告军机大臣：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克大里杙以后，拖到十二月初四日才从平林仔发兵；等到攻克集集埔，在水里社擒获林爽文的父母家属后，又拖到十八日才进攻小半天，辗转拖延，迟迟不进。这一定是福康安到那里后听信了恒瑞的话，认为生番一向顽固粗野、特别强悍，官兵如果轻率进兵，必然会惊扰生番，另生事端；所以慢慢向关隘进兵，只顾招抚引来，悬赏重金，希望生番等人自行擒获林爽文献上。却不知道这些生番可以用威势震慑，不能只用利益诱导。何况各社生番，难道能一个个赏赐吗；那些没有得到赏赐的，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出力替官兵擒拿逆首呢！估计小半天距离林爽文逃匿的埔里社埔尾，最迟不过三天路程，官兵就可以到达那里；如果擒获逆首，自然会写奏折飞速奏报，按日期计算，本月十七、十八日就应当送到。如今已经过了七天，还没有据奏报送到；擒获他的消息，又成了无望之事！畏惧事情的人说内山是生番的地界，不种五谷，那里的生番都是靠捕猎谋食；林爽文带领几千同伙匪徒，就藏在那里，无从得到食物。但是自从林爽文逃入内山以后，到福康安此前发出奏折时已经过了二十多天，逆首等人并没有因为人多缺粮而全都饿死；又怎么能只在关隘堵截呢！林爽文一天没有被擒获，官兵就一天不能撤退；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同贼人相持。即使驻兵日久，费用也还只是小事；但台湾地方一到三月，天气就已经炎热，调来的官兵中，像屯练、贵州兵以及其他省的兵丁，向来不能忍受湿热，如果到了那时还驻扎在那里，必然容易生病，士气也会更加低落。或者林爽文得知官兵不习惯当地水土、很多人患病，竟乘隙潜出滋扰；或者拦截官兵运输粮饷、火药的道路；或者在官兵前往府城的道路中途进行拦截，关系十分重大；这些都不能不考虑。况且南路庄大田如今正在纠集人众肆意滋扰，常青只顾守住自己，不能指望他带兵剿捕；假如林爽文又在北路施展狡猾伎俩牵制大军，那还成什么事体！朕认为，福康安此时与其在那里驻守，不能直接进入内山及时擒获逆首，难道可以让军队长期疲劳、耗费粮饷，而不设法改变策略吗！估计这道谕旨送到时已经是二月中旬。如果福康安已经早早擒获逆首，再带兵前往南路搜捕庄大田，当然很好；假如福康安接到这道谕旨时还没有生擒逆首，就不能不赶紧考虑改变策略，应当趁天气还没有炎热，撤回各关隘的官兵，直接奔赴南路，擒获贼目庄大田，收复凤山，肃清道路。北路一带反而不妨给贼人留下空隙，让林爽文得知大军已经撤走，或许会从内山逃出，希望到别处自行寻找生路；这样逆首逃入内地，反而容易搜剿。到那时福康安在肃清南路以后，再调兵向北，从四面截击擒拿，截断他进入山中的道路，自然不难一举擒获逆首。即使大军撤走以后，不能保证林爽文不逃入内地再次煽动蛊惑，但这也不足以担忧。此前林爽文在北路以及嘉义滋扰时，各处村庄的百姓原本都受到他的煽诱和胁迫；而大军一到，没有不立即被歼灭或解散的，纷纷奔逃溃散。何况林爽文在逃窜之余，哪里还能再次纠集人众！即使暗中相互勾引，当地百姓已经知道官兵的声势，哪里肯一一听从！即使有听从纠集而入伙的人，也绝对不会像先前那样多；官兵再次搜剿，必然会像摧折枯草败木一样，容易扑灭，反而可以把根株彻底清除：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福康安如果还没有擒获逆首，就应当遵旨行动，不必心存疑虑；如果另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也不妨迅速实行。总之务必使大功在限定日期内告成，原本不必拘泥于一种办法。

译二十三日（丙戌），谕道：柴大纪前往嘉义县剿捕贼匪，县城被贼围困数月，始终守护无虞；因此特意施加特别恩典，以彰显丰厚的奖赏。后来据福康安奏称他“为人狡诈，不可深信”；朕还因为柴大纪有守城之功，不便凭没有根据的空话加罪于他。昨天德成查勘海塘回京，据奏称：“听说柴大纪自重新任台湾总兵以来，贪婪放纵、营私舞弊，废弛营务，还让兵丁私自返回内地贸易，因而激发变乱、贻误事务，轻视贼匪，种种行为逐渐酿成重大案件。”朕认为德成从浙江回京，距离福建不远，他听到的情况一定不是毫无根据；随即降旨令福康安、李侍尧、琅玕分别查实具奏。随即又据琅玕奏称：“听说柴大纪私自命令守兵渡回内地贸易，每月强行收缴银钱；他驻守嘉义县时，是因为害怕贼人而不出战，并不是诚心守城。”今天又据李侍尧奏称：“台湾戍兵有很多被卖通放回内地，以致兵额缺少。留在营中当差的兵丁，也任由他们在外谋生，开设赌场、窝藏娼妓、贩卖私盐；镇将等命令他们每月交钱，常年不进行操练。” 经李侍尧咨文查问，才据柴大纪申报现在实际拥有的戍兵总共只有七千五百名；此外则以伤亡、逃散，无法查核为托词。看到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惊骇诧异。他又说：“前一年贼匪在府城滋扰时，柴大纪胆怯害怕，不敢出城；经永福等人当面责备，他才带兵出城。”用兵的原则应当赏罚严明；这次贼匪滋事，竟然是柴大纪平日废弛军务、贪污渎职，逐渐酿成的结果，怎么可以因为他守城的一点微小劳绩就置之不问。况且柴大纪先在府城时，既然害怕贼人而不敢出战；后来移驻嘉义县，能够保全无虞，全靠兵民的力量。即使他奏报粮饷断绝等各项情况，也有很多不实之处。至于他的贪婪恶劣行为，各项罪款现在已经查出确实证据；如果对此不严加查办，靠什么整肃军政、警戒奸邪官吏！柴大纪着革职拿问，交给福康安逐一严审，查明确定后拟定罪名具奏。他所遗福建水师提督员缺，着蔡攀龙补授；所遗的员缺，着梁朝桂补授。至于常青在福建任职已久，升任总督也有一年多；柴大纪平日违法侵吞、贪取财物，废弛军务，常青难道没有听说过吗！而且据李侍尧奏称，常青前往台湾时，曾经把当地戍兵缺少的情况发文告知常青；所以常青渡海时，李侍尧也一定把柴大纪的各项罪迹一并向常青说过。常青既然抵达台湾，所见所闻更加确实；况且他同永福、杨廷理朝夕相处，绝不可能不向永福等人询问柴大纪的各项情况，永福也绝不可能不把详情告诉常青。可是常青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奏报，实在是昧着良心辜负恩典，存心徇私隐瞒。常青也着革职，立即交给福康安一并严审，据实具奏。他所遗福州将军员缺，着魁麟补授。魁麟资历本来较浅，念在他是尚书查弼纳的曾孙，而且为人还算明白，所以加恩提拔任用。如今台湾剿捕事务虽然即将完成，但善后各项事务正需要有人负责办理；魁麟立即由驿站快马赶赴台湾，随同福康安学习办理一切事务。所有四川建昌镇总兵的员缺，着张芝元补授。

译谕告军机大臣：柴大纪贪婪放纵、营私舞弊的各项罪款，朕已经多次下旨令福康安、李侍尧详细查明，据实参奏。朕曾对军机大臣说过，李侍尧任闽浙总督已经一年，关于柴大纪贪婪恶劣的各项罪行，他必定早有听闻；这次奉旨查办，李侍尧只可以推说尚未查访确实，以及军务紧急之时不便参劾柴大纪，来掩饰他从前没有立即参奏的过错。如今据李侍尧送来的奏折，果然不出朕所料。李侍尧承受朕的厚恩，没想到他相互附和、徇私隐瞒竟到了这种地步！福康安起初上奏时，虽然没有把柴大纪实际的罪状据实列举参劾；但朕正因为福康安已经有过这份奏报，才向德成询问，因此柴大纪贪婪恶劣的各项罪行才能逐一查出，仍然是福康安首先揭发了端倪。至于李侍尧调任闽浙已经一年，而且驻扎在厦门，经常接到台湾地方官的禀报，比邻省传闻更加确切。既然他说“到福建时，就听说戍兵中有很多被卖通私自返回内地的事情”，为什么不立即据实查办参奏？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拖延办理！至于纵容兵丁在外谋生，甚至开设赌场、窝藏娼妓、贩卖私盐，更是完全不合情理；而柴大纪所报告的现存戍兵只有七千多人，其余借口说是伤亡、逃散，确实无法查核，更是不成话！对于这些情节，李侍尧即使因为当时军务紧急、柴大纪正在守城，不能立即参奏办理，也应当把他任职期间的罪迹密折奏报，使朕早日知道其中真伪；这样在他防守嘉义时，朕即使怜惜他出力，也不至于破格加恩，多次给予丰厚奖赏。如今柴大纪既然屡次承受特别恩典，他的贪婪恶劣罪行才逐步败露；可见台湾逆匪滋事，竟是柴大纪平日贪婪放纵、废弛军务并借机谋利，最终酿成如此重大案件。朕因此日夜焦虑劳神，筹办军务，经过一年仍未能完成；而各省调派官兵、接济粮饷所耗费的钱财不可估量，地方百姓受到贼人杀害、骚扰和拖累的更是不计其数。假如不是朕留心询问访察，多次降旨命令查明参劾柴大纪的罪迹，李侍尧必然会始终闭口不言；最严重的是，这种因贪污而酿成变乱的人不但侥幸免除重罪，反而冒领了优厚恩典。李侍尧瞻顾情面、包庇隐瞒的罪过，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又，柴大纪经过杨廷理责备，才带兵出城。李侍尧既然知道柴大纪有这样的胆怯畏贼情形，为什么不立即向永福、杨廷理确切发文询问，并把他任职期间的各项罪款逐一调查落实；可是奏折中还说“他在盐埕桥作战以及攻克收复诸罗县城时最为出力，先前听到的情况又似乎不能完全相信”，用含糊推诿的话来掩饰自己从前没有及早参奏的过错，难道能逃过朕的洞察吗！又据称：“柴大纪坚守城池等待援兵，不肯舍弃军民而出城，朕确实佩服他的为人。”此前福康安发文告知军机大臣，说柴大纪守御县城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城中粮食也并没有断绝；至于他不肯出城，是因为义民等人不肯放他出去，而他自己也害怕贼人，不敢出城。可见这次李侍尧所奏又有讹误混淆，更不能借口柴大纪有一点守城劳绩，就把这件事搁置不办。着福康安立即传永福、杨廷理二人当面询问，逐一追查到底；并着将柴大纪贪婪恶劣的各项罪款据实严加参劾，等候朕另行降旨。又谕：此前台湾贼匪攻扰嘉义时，常青派魏大斌、田蓝玉、蔡攀龙先后带兵前往援助，途中遭遇贼人拦截，随征兵丁损失很多。又，贵林、杨起麟从盐水港、鹿仔草前往嘉义，遭贼人杀害，所带兵丁全被贼匪冲散。又，郝壮猷在凤山发生失误，驻守的兵丁也全部溃散，后来又有陆续投出的人员。朕已经多次下旨令福康安、常青、李侍尧查明具奏。这些兵丁奉派随征或防守县城，一遇贼匪攻扰，就纷纷逃散，绿营兵怯懦畏战的积习最为可恶！其中除了自行投出者以外，其余逃散的兵丁未必全都被贼人杀害；其中必定有临阵脱逃、潜藏不出，甚至投奔贼党、帮助贼人抗拒官兵的。自然应当严密彻查，分别核实办理。估计这道谕旨送到时，剿捕事务本应早已完成；着福康安等立即把此前多次逃散的兵丁查清，除去陆续投出者外，实际阵亡的有多少人？查明确数后，交地方官从严缉拿。那些投奔贼人的兵，其情节和罪行比投贼的百姓更重；擒获时尤其应当从严办理。至于福康安“攻克小半天”的奏折，是十二月十九日发出的，距今已经超过一个月；如果还没有擒获贼首的消息，那就是生番等人天性狡猾强悍，始终不肯把林爽文献出，而福康安只做招抚赏赐之事，实在没有益处！昨天已经下旨令福康安等撤回各关隘的兵力，前往南路把贼匪彻底搜剿干净；再调兵向北，擒拿逆首。估计先后从各省调派的驻防绿营官兵、屯练、降番以及台湾额兵约有六万人，即使其中有伤亡损失，现存兵力也不下四五万人，足够用于剿捕；即使直接进入内山，又有什么可担心的！福康安应当挑选精锐带往南路，随营剿贼；鹿仔港、盐水港、鹿仔草各处重要关隘，也着分派二三千兵分别驻守。其余伤病残废的兵如果全部留在那里，既不能发挥作用，还要供给他们口粮，并且还需要人看守，实在没有益处；着福康安等仔细斟酌，把这些无用的兵先送回内地，既可以挑出冗余兵员，又可以节省繁重费用。这道谕旨送到时已经是二月中旬，当地天气逐渐炎热，官兵难以在那里长期驻扎；福康安等务必悉心筹划，设法加紧办理，不要又导致军队疲惫、力量衰竭，重蹈常青等人的覆辙。

译二十五日（戊子），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厦门同知刘嘉会禀称：“有船户林允瑞在十一日抵达厦门，据他说，正月初五日在后垄妈祖庙亲眼看见官兵押解林爽文，把他装在木笼里；询问得知是官兵从内山将他擒获。”臣查这消息既然是该船户亲眼看到的，一定不是虚假传闻。谕告军机大臣：林允瑞从后垄开船出发，他所供说的擒获林爽文之处，又是亲眼所见，必然确实。先前因为福康安等攻破贼巢后，林爽文逃入内山，朕多次降旨严厉申饬。福康安等接到谕旨后，心中惭愧畏惧，必定把上次赏赐的宝石帽顶、四团龙褂恭敬收存，不敢穿戴。如今首逆已经擒获，虽然时间上未免稍晚，但办理还算妥善；朕所赏赐的顶戴，他们自然应当接受。福康安等在擒获林爽文之后，想来已经遵照前旨带兵前往南路擒捕庄大田，收复凤山。庄大田是与林爽文同恶相助的罪犯，林爽文虽然已经擒获，庄大田也必须生擒押解到京审办，这样才足以伸张国法而使人心称快。何况林爽文已经被擒，庄大田的势力更加孤立，自然容易擒获。即使此犯逃入内山，也不难带兵直接进入搜拿，并勒令生番等人把他擒来献上。想来福康安绝不会因为擒获林爽文就贸然认为事情已经办完，舍弃庄大田而返回；如果再能生擒庄大田、收复凤山，朕一定另有恩赏。况且这件事必须擒获庄大田，使南北两路贼匪全部肃清，才算完成任务；福康安等务必奋勉办理。至于海口一带，已经有旨交常青专门负责堵截。此前常青奏称：“访得庄大田在南仔坑地方藏匿，派副将林朝雄带兵驻扎东港，会同广东、泉州等处庄义民就近搜捕，并相机前进，收复凤山。”现在福康安亲自统领大军向南，如果庄大田逃入山中，福康安就可以带兵直接进入搜捕，不怕他逃脱；只是防止他从海路逃走，是最重要的关键。常青昨天因徇私隐瞒柴大纪违法营私、种种不法行为，实在辜负恩典、昧着良心，已经降旨革职，等候审讯；但此时常青带兵驻守府城，他本人本来就无能，而当地兵丁又不多，朕认为不如撤回丁朝雄所带的兵，分别派往各海口险要之处巡防，不让贼人潜逃，这样更为严密。如果庄大田以及重要贼犯逃入内山，还可以不再加重常青的罪；假如竟然从海路逃远而迟迟不能诛灭，常青自己想想应当获什么罪！也不必再想着来京见朕。常青接到这道谕旨后，只应更加奋勉，争取立功赎罪。至于林爽文正月初五已经押解在途中，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据福康安奏报送到？想来又是被风阻挡，过不了几天就应当送达。除了等候福康安奏报到达后再正式降旨外，林爽文究竟是官兵直接进入内山擒获的，还是生番等人遵照谕旨捆绑献出的，想来福康安在奏折中一定会清楚说明。但现在奏报尚未到达，无从得知；并着福康安查明，据实具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译又谕：此前福康安攻克大里杙贼巢后，没有立即带兵搜捕逆首，导致林爽文长期没有擒获；又在答复恒瑞一事上顾念亲戚关系，曲意袒护，朕已经多次降旨严厉申饬，并谕令福康安在剿捕事务完成后，务必把台湾一切善后事务全部办妥，即使在台湾多住一两年，也是他应受的处罚。原因是福康安搜捕逆首时已经失于迟缓，又存心袒护恒瑞，所以令他长期留在台湾以示惩罚。如今据李侍尧奏报，林爽文已经被擒获；福康安办理此事虽然稍微耽误了一些时日，但逆首林爽文已经擒获，大功即将完成，福康安筹办的一切还算妥善！着在南路贼匪全部扫除、擒获庄大田以后，立即把台湾逆匪滋事的根由、酿成此案的文武官员，以及官兵逃散的数目，逐一详细严加查办；并把善后一切事务悉心筹划办理。如果内外山的界线上从前设置的土牛不够周密，就应重新勘定，务必使界限分明，不要让人日久以后偷偷越界，以致滋生事端。又如改建城垣、增设官兵等事情，从前那里原有的城垣都是用莿竹等物编插而成，原本是因为莿竹等物虽然不如砖石工程坚固，却足以用来防守；但这种城垣容易失守，也容易收复。比如康熙年间奸民朱一贵滋事，台湾全郡陷落，七天之内就收复了；也是因为那里原来没有砖石城垣，贼人难以据守，所以能够在限定日期内奏报成功。雍正年间吴福生作乱时，曾奉有“不必改建砖石城垣”的谕旨，也就是取其容易失守、容易收复的意思。这次逆匪林爽文等起事之初，虽然因为各县原来没有城垣，得以突然占据；但现在福康安等统兵剿捕，贼人望见风声就奔逃，攻克贼巢势如破竹，也未尝不是因为那里没有坚固城垣，贼人难以防守。如今剿捕事务不久就将完成，但台湾远隔重洋，又是五方杂处、游民聚集的地方，难保百年之内没有事变；自然应当深谋远虑，想出万全之策。着福康安把改建城垣一事详细筹划斟酌。朕认为台湾郡城是根本之地，自然应当改建砖石城垣，同当地向来设有城垣的安平镇相互联络，以便防御。至于嘉义一县，朕因为当地百姓跟随官兵竭力守城，赐给它新的县名，以表示嘉奖；那里的城垣也应当一律改用砖或石建造，务必使其坚固。此外，像彰化、凤山等县，以及现在应当增设官弁驻扎的地方，不妨仍然使用莿桐、竹木等类栽植编插。只是听说各地原有的城围，大多依傍山麓修筑，不能凭借地势扼守要害。现在虽然命令德成前往勘办，但德成只熟悉工程做法，观察衡量地势并不是他的能力；着福康安务必详细实地勘察，或者迁建到高地，或者依托旧地基跨山围筑。即使旧城难以移动，也必须选择附近山顶地势优越的地方设置砖石卡座，增设弁兵以便控制。总之要占据重要地点，不要失去地势，使四面都能俯瞰城中，这才算妥善。福康安把应办的各项要务制定成章程后，就可以交给徐嗣曾等人在当地接办；福康安大约在朕万寿之前赶到热河朝见，也不算迟。至于海兰察带领的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人以及应当撤回的各支兵力，剿贼事务一完成，就可以命令他们陆续先行返回，不必留下等候。二十六日（己丑），谕道：据李侍尧奏报“漳浦县查获纠集同伙、焚烧抢掠的首犯张妈求等，已经审明办理”的奏折，已经交给有关部门核议，限期迅速奏报。至于此案，据李侍尧审问各犯，供称：“原先约定在十二月十二日夜间一同到漳浦县城外商议起事，乘机抢劫仓库，再纠集同伙作为内应。谁知初三、初四等日，有同伙匪徒张从、张辖等人强行抢夺扈头地方百姓陈富等家的牛、猪等物，事主呼喊并声称要报官；张辖便说，抢几头牛猪算什么，将来县城里的仓库也全都是我们的。事主惊恐，报告给营汛，并通知该县罗泽坤，由他会同游击许腾蛟、王万春、岳新泰带兵截拿。署提督常泰、汀漳龙道伊辙布也立即快马赶往督捕，随即将该犯等擒获。”这些人纠集匪徒，趁台湾逆匪滋事之时预谋发动，抢劫仓库；又冒充林爽文的同党恐吓居民，实在不法到了极点！常泰等一接到事主禀报，就带兵前往截拿，并立即将本案首要同伙等犯擒获，办理还算迅速；不但可以宽免他们失察、疏于防范的罪过，还应当一并给予议叙，以彰显奖励。常泰、伊辙布、许腾蛟、王万春、岳新泰、罗泽坤，都着交有关部门议叙。至于事主陈富、林矛、陈禄三人，一听见贼匪说出那些话，就立即向当地官员禀报，使官兵能够迅速将其擒获，也值得嘉奖！并着李侍尧酌情赏给顶带、银两，以表示奖励。谕令军机大臣等：现在叛逆首领林爽文已经活捉，其余党羽和残余逆贼自然容易歼灭；台湾剿捕事务，限定日期即可完成。但那里一到三月，天气就已经炎热；各省派遣调来的兵丁都难以在那里长期驻扎。将来福康安办理善后事务，固然必须酌情留下数千名官兵以资弹压，除此之外，兵丁人数很多，留在那里也没有用处；自然应当陆续撤回，让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驻地。着令福康安在南、北两路全部肃清、这项大功告成以后，除台湾应当留下的额定兵丁之外，还应当从贵州、湖南两省中一向耐受炎热的兵丁里挑选数千名强壮能干的，留下在那里弹压。其余如屯练兵中最不能耐受炎热的，以及伤残、患病、残废者，都应先行撤回；其次是各省驻防的满洲兵，以及浙江、两广、福建绿营兵丁，都应依次令其渡海返回内地，各回原来的队伍。这样，随征出力的兵丁既不至于长期留在那里受暑热，以致不习水土、染上疾病；而福康安办理善后事务，有数千名兵丁，也完全足够使用。

译三十日（癸巳），谕令：叛匪刚开始起事时，柴大纪巡察彰化，如果一听到消息就亲自带兵前去剿捕，毫不难在当时立即扑灭。可是他借口派兵，返回郡城；等到听说彰化失陷，柴大纪仍然观望迟疑，并不迅速前往救援。直到数日以后，才带兵出发，又在距离城池三里的地方就驻扎下来，致使叛匪得以辗转蔓延，每天更加猖獗。可见柴大纪不但平日贪婪放纵、营私舞弊、废弛军队，而且怯懦拖延，酿成了这桩大案。现在朕亲自询问押解台湾叛匪到京的侍卫额勒登保，据他说：‘叛匪攻扰嘉义时，都是义民等人出力守御，并不是柴大纪的功劳；至于他不肯带兵出城这一点，也是义民等人不肯把他放出去，柴大纪自己也害怕叛匪，不敢出城。’额勒登保是在台湾带兵的官员，他说的话更加确实；那么柴大纪先前奏折中所说‘不忍心把数万百姓全部交给叛匪，仍然忍受饥饿坚守城池等待援兵’的话，竟然是捏造的巧诈之词，完全不值得相信，他守城也不是他的功劳。柴大纪先前因贪婪放纵而酿成变乱，后来又用巧诈言辞欺骗蒙蔽；种种恶劣行迹，难以一一列举。这样还不加以惩治，又凭什么整肃军纪、整顿官场！朕办理各项事务，从来不预先存有偏爱或厌恶的成见；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是任用官员、处理政务的重要权柄。何况现在正值用兵之际，赏功罚罪尤其贵在严明。像柴大纪先前奏报不肯带兵出城这一点，朕当时认为他勤劳出力，很有良心；看他的奏折，所说自然是实情。起初朕并没有预先认为他在欺骗，也没有无端猜疑、不信任他的想法，而他后来种种捏造粉饰之处，当时也还没有人揭发；朕怎么肯抹杀他的劳绩而不给予恩赏呢！这就是所谓‘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情来欺骗他’。等到柴大纪贪婪恶劣的各项罪状逐步暴露，经李侍尧等逐项查明，都已经确凿有据；所以立即将柴大纪革职逮捕审问。至于常青，任闽浙总督已经一年多，而且渡海到台湾后又担任将军；他身在府城附近，难道会没有听到、看到吗？可是对于柴大纪的恶劣行迹，一个字也没有奏报，实在是辜负皇恩；特将常青交给福康安审讯。又，李侍尧原本想等功劳告成之日，把他原来承袭的伯爵归还给他。可是这件事经朕几次降旨询问，李侍尧知道难以隐瞒，才写奏折陈奏；像这样有意徇私隐瞒，更加辜负厚重的恩典，李侍尧不应当这样做；他先前已经晋加宫衔、赏赐戴双眼花翎，已经是侥幸之至，怎么还可以再接受优厚的赏赐。并着令交给有关部门严加议处。琅玕也没有自行陈奏，等到降旨询问后，才把听闻的柴大纪各项罪状奏报出来，也难以推卸责任；着令一并交给有关部门分别严加议处。朕对于臣下功劳和罪过的轻重，只看他本人自取的结果，起初从不稍存成见；虽然不预先猜疑欺诈，也不无端猜测而不信任，实际上却已经预先察觉。至于李侍尧后来继续参奏柴大纪的各项罪状，也着令交给福康安一并严密审讯，定拟罪名后具奏。本月，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福建各营兵丁多次派往台湾，本营兵力不足以承担差役和防守；于是陆续招募，共新募兵二万名。如今首要叛逆已经擒获，军务限定日期即可完成，征调的兵丁就可以归回原队；如果把新兵全部裁汰，似乎又太突然。然而等到出现一个缺额才补一个兵，又未免耗时太久，仍然属于多耗粮饷。现在已经通令各营，如果有额定兵丁缺额，不必另行招募，就用新兵拨补。招募较少的营，遇到缺额，就从附近招募较多的营中调拨；不愿意到别营入伍的，准许辞退。又，上年调派随征的兵丁中，伤亡、逃散约有数千人，所带的余丁很少，本来就不足以补足缺额；请从新兵中酌情留下五千名抵补。如果补足额缺不需要这么多人，也立即逐步裁减。奉旨：周全妥当。又奏报：查福建省以及各省调赴台湾征战的兵丁不少于四万多人。如今军务限定日期即可完成，除酌情留下弹压的兵丁外，自然应分批撤回。查以前鹿仔港现存船只三百多艘，足够配载；只是鹿耳门只留下船七十只，应当再拨六十艘前往等候渡运。奉旨：妥当到了极点！——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七。二月甲午朔日，皇上驾临重华宫，召见大学士及内廷翰林等举行茶宴，并以平定台湾为题联句。

译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公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公海兰察，成都将军、参赞鄂辉奏报：叛贼首领逃入内山，经臣等多次分派官兵堵截险要关口，于正月初一日擒获一个假扮林爽文的人赖达。据他供称，林爽文自从在狮子头社受到痛剿以后，就藏匿在打铁寮一带的山沟里。臣等于是派官兵从虾骨社、合欢社追捕，一直追到炭窑地方。查炭窑与南港仔山口相通，出了山就是海岸；恐怕他暗中逃向海口，又派各营官兵从后垄到中港、又从竹堑到桃仔园，沿山密集布防。臣等也分别把守各处关隘，从四面包围截击。又担心叛逆首领惊恐而自杀，不能活捉；于是挑选巴图鲁侍卫二十名，贵州、广东屯练兵数百名，假扮百姓，同淡水义民、差役以及社丁、通事等人分头搜捕。不久于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将叛逆首领林爽文、贼目陈传、何有志、林琴、吴万宗、赖其垄等一同擒获。现在正在搜查余匪；并命令进山的各路兵丁休息数日后，立即统率大军肃清南路。至于县丞洪智被叛贼攻陷后拘禁，曾两次自刎，都被贼目夺走了刀，手上现在还有伤痕。但他身为职官，终究属于苟且偷生、没有廉耻；应当请求立即正法。谕令说：福康安等自从由鹿仔港进兵以后，督率将领和官兵奋勇攻剿，接连取得胜利；先前在嘉义县击破叛贼、解救围困，已经降旨将福康安、海兰察晋封公爵，赏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褂，以表示优厚奖励。如今叛逆首领林爽文经福康安等设法活捉，办理周全妥当，实在值得嘉奖；特亲自解下御用佩囊两个，分别赏赐给福康安、海兰察，以彰显恩宠。所有参与此事并出力的将领等，也着令福康安查明后咨送有关部门议叙；随征兵丁，也着令福康安分别奖赏。至于办理这件事，朕事先筹划，临机决断、制定策略。自从叛匪滋事以来，大学士阿桂留在京城办事，后来又派往治理河工以及到江南勘察河道，原本没有承办书写谕旨的事务；大学士和珅始终承旨书写谕旨，对一切满洲、汉人事务，无论大小都没有遗漏，充分表现了勤劳，自然应当特别加以优厚赏赐。和珅本来是一等男爵，着照从前大学士张廷玉的先例，晋封为三等伯。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福长安、董诰，早起晚睡，共同勤勉办事；都着令交给有关部门议叙。满洲、汉人军机章京，也着令军机大臣查明实际出力的人，交给有关部门分别议叙。至于这次办理军务，孙士毅作为邻省总督，一听到叛匪滋事的消息，就亲自前往潮州驻扎；多次调派兵丁，拨运军饷、火药、铅丸等物资，源源不断地接济，迅速而周全，十分出力。孙士毅已经赐给官衔，并赏赐戴双眼花翎；仍着照从前大学士蒋廷锡的先例，赏给轻车都尉世职，以表示嘉奖。李侍尧自从调任闽浙总督以后，在照料过境兵丁以及运送粮饷等事情上也还算妥当迅速，原本想等功劳告成之日，把他原来承袭的伯爵归还给他。但是李侍尧先抵达福建省已经一年，柴大纪任总兵期间违法营私、废弛军队以及种种贪婪恶劣的罪状，他早就有所听闻；却竟然闭口不说，并不及早据实参奏。经朕几次降旨询问，李侍尧才写奏折陈奏，明显是有意徇私隐瞒，怎么还可以再接受优厚赏赐。而且他已经赏赐戴双眼花翎、晋加宫衔，不必再把伯爵归还给他；仍着令交给有关部门按例议处。至于柴大纪，先前因为他坚守嘉义、不肯出城这一点，朕考虑到他勤劳出力，所以特封为义勇伯。如今据福康安、李侍尧等先后奉旨查奏，柴大纪任总兵期间贪婪恶劣的各项罪状都已经查实，而且守城也不是他的功劳；他先前奏报忍饥坚守，竟然是义民等人不肯放他出去，他反而捏造言辞加以欺饰。朕已经明发谕旨，将他革职逮捕审问，交给福康安逐项审明治罪了。至于兵部承办军报的员外郎盛保，在良乡县驻守，迎候并传递紧急军报，尚且十分勤勉；今天擒获首领的捷报，就是这名官员亲自携带递送的。着加恩赏赐戴花翎。在京城办理捷报事务的各位官员，也都着令交给有关部门议叙。又，这次军报往来，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沿途各驿站传递迅速，没有延误；沿途各督、抚，办理一切军需，也都出力；以及在驿站递送文书、军报的文武官员，也着令查明后交给有关部门，分别议叙。驿站兵丁，也着令酌量给予赏赐。谕令军机大臣说：福康安等统率大军分驻各处关隘，严密堵截搜捕，使首要叛逆无法逃到远处；又担心林爽文看到官兵声势强大而惊恐自杀，于是派巴图鲁侍卫以及贵州、广东屯练兵丁改换装束，与差役、社丁、通事等人分头搜捕，终于活捉叛逆首领；办理妥当，考虑周密，十分值得嘉奖！林爽文逃匿以后，固然必须多派兵民分头搜捕，但在搜获他时，必定有最为出力、首先下手的人；这个人应当优厚奖赏。着令福康安查明究竟是什么人首先擒获林爽文，以及人数多少，据实具奏，等待朕另行降旨施恩。至于洪智身为职官，被叛贼拘禁，不能捐躯尽节，固然是罪有应得。但考虑到这个犯人曾两次自刎，都被叛匪刘怀清夺去了刀，手上有夺刀造成的伤痕可以作为证据，与厚着脸皮跟从叛贼、苟且偷生的人有所不同；着加恩免除一死，发往伊犁服苦役。又，先前奏报说贼目陈泮投出以后，将他的家属扣留，仍命令他入山限期擒获林爽文并献出；林爽文是被官兵搜捕擒获的，那么陈泮现在是什么下落？奏报中没有提到。这个犯人既然不能擒获并献出林爽文，自然不能因为他曾经投出而稍微减轻罪罚。此外还有吴领等人，也是有名的头目，都难以宽大处理。并着令福康安迅速按姓名查拿，押解到京审办，不要让他们逃远或漏网。

译又谕令：据台湾押解到的匪犯刘怀清、林茂等供称：刘怀清在大里杙跟随林爽文的伪军师董喜办事，一切听从他的调度，众人称他为董仙。林茂是董喜纠集、带领入伙的。又供称：贼人头目林水受到林爽文信任，所有事情都是他主谋；现在被伪封为提督，将来想封为宗人府官员。他们两人都跟随林爽文逃进内山。董喜是叛匪的军师，林水也受到林爽文信任并被伪封为提督，虽然不能和庄大田这样著名的头目相比，但都是助恶为首的罪犯；不能任凭他们潜逃漏网。现在首要叛逆林爽文已经擒获，董喜、林水二人是跟随他一起逃窜的人；如果已经擒获，就应当一同押解进京。倘若还没有抓到，着令福康安务必将这两个犯人严密搜查、务必擒获。如果在台湾查不到踪迹，估计这些犯人不是逃入福建内地藏匿，就是从海路逃入广东省；也着令李侍尧、孙士毅一体命令所属严加缉拿，务必擒获押解进京审办，不得任其逃脱而长期逍遥、逃避诛罚。再者，这些与恶人为伍的要犯，如今天押到的蒋挺、刘怀清、林茂、何从龙四名犯人，以及供出的董喜、林水，都属于替叛贼出谋划策并接受伪职的人，罪恶十分重大，他们的家属都应当连坐；着令福康安、李侍尧等立即遵照查明办理。将来擒获各犯，凡有这样情节重大的，也都着照此办理。再者，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先前据福康安奏报，在抵达嘉义县杀贼解围以后，就留下柴大纪、蔡攀龙在县城防守；他们二人都受过厚重恩典，如果想出力报效自己，就应当恳求福康安带他们一同出兵作战。然而今天询问押解匪犯到京的侍卫额勒登保，他说：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没有请求一同带兵前往剿贼。像这样厚着脸皮安然处置，完全不想着奋勉出力，连请求效力的空话也没有，他们畏惧、懦弱、怯怯无能，完全没有人心，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又，蔡攀龙曾经奉福康安派遣招致李七，但蔡攀龙没有设法将李七招来；由此可见，他办理交办的事情尚且不认真，怎么能指望他随军作战、奋勇杀贼。着令福康安传旨询问蔡攀龙，令他自己据实明白回奏。至于柴大纪在福康安从嘉义进兵时没有请求前往这一点，也着令福康安一并严厉详细讯问，据实复奏。初二日（乙未），谕令：吏部奏称：上年福建省甄别教职，核查结果不到额缺数目的百分之二、三；请将该省督、抚、学政按例议处。但考虑到该督、抚都承担了办理兵差、料理军饷等事务，这次没有时间甄别教职，未能按例核办，尚且有合理原因；李侍尧、徐嗣曾着从宽免于交部议处。至于学政陆锡熊，考核教职是他的专职，军务又不是他承办的；然而甄别结果不到百分之二、三，罪责实在难以宽免。陆锡熊着交给有关部门议处。又谕令：黄仕简、任承恩上年经过朝审勾决，已经格外加恩免除一死。现在大功将要完成，黄仕简、任承恩这两个犯人都着加恩释放。但他们二人身负重罪，经朕曲加怜悯宽免，保全了性命；如果仍然厚着脸皮安居在京城，又有什么脸面见人。都着勒令返回原籍，闭门静居，思过自省。又谕令：这次台湾叛匪滋事、劫掠县城、杀害官员，肆意违法已经长达一年。福康安等带兵渡海，仅仅十多天到一个月之间，就把叛匪大力歼灭，捣毁巢穴、擒获首领，使各村庄得以恢复原来的安定。那里隔着重洋，五方杂处，风俗一向被称为强悍；经过这番惩罚创伤，如果不明确显示武力威势，恐怕百姓事情过去后马上忘记，不能使他们触目警惕，长期思考安分守法。将来事务完成后，像福康安、海兰察以及鄂辉、普尔普、舒亮中勇猛谋略最为显著的人，应当在台湾郡和嘉义两地共建生祠、塑立像貌，使当地百姓看到后产生警惕，时间久了也不会忘记。谕令军机大臣等：先前因为黄仕简带兵渡海，却不奋勇剿贼，只是安坐郡城因循苟安、株守不动，致使叛匪长期蔓延；曾经谕令李侍尧等，等事务完成时，因多拖延时日而耗费的军需银两，应该责令黄仕简名下分担赔偿，以表示惩罚警戒。李侍尧为什么还没有复奏？现在叛逆首领林爽文已经活捉，剿捕事务近日就会完成。黄仕简获释返回原籍，既然已经得到格外宽宥，而台湾叛匪滋事一年多所耗费的一切军饷费用都难以计算，都是黄仕简因循拖延、贻误所导致；如果还让他占有丰厚财产，就无法显示惩罚。着令李侍尧责令黄仕简缴出银二十万两，用来赔补军需。至于昨天据福康安奏报，审讯林爽文的父亲林劝时供称：他的祖父、祖母坟墓埋在义冢之中，没有木牌，难以辨认。这个犯人的祖墓虽然埋在义冢中，自然仍可以查访得知。着令李侍尧在林爽文原籍漳州一带严密查访，不可稍有扰乱，使他的旁支族人惊疑；更不能因为匪犯捏造掩饰，就竟然置之不办，只是糊里糊涂敷衍了事。

译初四日（丁酉），谕令：柴大纪先前因贪婪放纵而酿成变乱，后来又狡猾欺骗蒙蔽。他先前接到谕旨却不肯出城这一点，自然是因为郝壮猷先前在凤山弃城逃回，随即被在军营中依法处死，柴大纪心中畏惧，害怕遭受重刑，所以不敢轻易离开那里。假如不是朕严明申饬军纪，在凤山失事时就按律处置郝壮猷，那么柴大纪深受绿营积习影响，怯懦畏缩，未必不会成为第二个郝壮猷。如今既然查明了种种恶劣行迹，自然应当彻底严办。昨天已经明发谕旨，将他革职逮捕审问，交给福康安严加审定罪名具奏。朕对于臣下的功劳和罪过，只看他本人自取的结果，一概秉持大公至正；而在用兵之际，有功就赏，有罪就罚，尤其务求严明，从来不稍加宽纵。至于办理军务，朕日夜忧劳。从前平定准部、回部、大小金川，没有不是点着蜡烛预先筹划、早早作好成算的。这次林爽文等纠集众人滋事，虽然是微小的草寇〔原文“么■〈麻上骨下〉”字样有疑〕，朕也没有存心轻视，始终本着敬畏上天、凝聚天命的心意，勤勉不懈；因此仰承上天眷顾，限定日期取得战绩，活捉了叛逆首领。就如恒瑞妄自请求增兵数万的那份奏折，如果不是用君权果断裁断，像宋、明的昏庸君主一样遇到事情就让朝廷大臣聚集议论，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见，那么征调兵力就会繁琐拖延，缓不济急。岂不是正如金世宗所说的‘南朝集议已经完成，北方军队都可以渡过黄河了’吗？这样又怎么能够掌握胜算而取得大胜呢！着将前后办理的缘由，通谕中外，使大家知道。初五日（戊戌），谕令：这次福康安等统率官兵前往台湾剿捕叛匪，不到两个月就将首要叛逆林爽文活捉押解进京，大功指日即可完成；固然是由于福康安等调度得当、所向皆胜，而将领、兵丁等随同剿捕，也都争先效命，所以能够扫平叛逆、擒获首领，妥当迅速地办成事情，实在值得嘉奖！先前已经降旨，命令福康安查明情况后咨送有关部门议叙。今天据福康安奏请：出力的侍卫、章京、将领等，分别赏赐巴图鲁名号，提升职衔、翎顶，都照所请办理。其余将领等仍着令福康安查明后咨送有关部门一并议叙；兵丁等优厚赏赐，以表示朕奖励军队的至意。又谕令：一向官兵巡行海洋时遇风淹死，都按照阵亡的条例议定抚恤。如今都司朱化英、千总陈汝志以及随行兵丁等调往台湾征剿叛匪，渡海遇风，以致多人淹死，尤其值得怜悯！着交给有关部门，全部按照阵亡条例从优议恤。至于扶着木板得以生还的外委顾大成、胡天祥以及兵丁等，也着令福康安按照落水生还的条例从优赏赐，以表示怜恤。

译谕令军机大臣等：先前据福康安奏报，分派巴图鲁以及义民、屯练等改装换服，在老衢崎地方搜获林爽文的二弟林跃兴；林跃兴是在竹堑山坑内搜获的。林跃兴究竟是什么人擒获的，自然应当加以奖赏；立即详细查明具奏。嘉义县及淡水等地的义民，跟随官兵打仗杀贼，并购买线索、侦察情报，擒捕匪犯，实在十分奋勉！着令福康安立即向各义民等详细询问，如果他们愿意取得顶戴、以荣身分，但不愿意出仕，任凭他们选择；愿意出仕的，着令福康安根据才能，分别以文职、武职咨送吏部、兵部，带领引见，等候朕酌情补授实缺，以表示鼓励。又，先前因为温州镇总兵出现缺额，曾谕令福康安在带兵出力的副将徐鼎士、格绷额二人中比较谁最为出力，立即奏请升补。现在据奏称：徐鼎士另案有降调处分，不便立即升任总兵；请仍留在闽省，以副将补用，并请赏赐戴花翎。自然应当照所请办理。温州镇总兵的缺额，格绷额是否能够胜任升任？立即据实复奏，以便降旨。又，刘怀清一案，现在已经押解到京审讯。他是林爽文的主谋这一点，全都推诿给董喜、林水二人，供词狡猾闪躲；现在仍令军机大臣严加刑讯后立即正法。至于他供出的林水以及现在查出并擒获的陈梅等人，都等押解到京后逐一严密审讯。至于董喜一案，据林爽文供称，他带病跟随到了集集埔，已经病死；这项供词恐怕不值得相信。又，刘升一案，也是起意纠集众人的人，在内山被冲散后不知下落。这个犯人既然起意纠众，也不能任凭他漏网；着令福康安查明董喜是否确实因病死亡，刘升后来是否已经擒获，不得让他们逃脱！又，大武垄是南路叛匪的巢穴，自然应当首先摧毁，使叛贼无所凭据。现在大军已经四路密集布置，庄大田等自然不难立即活捉。只是这个犯人看到林爽文是在内山生番居住的地方被官兵擒获，自然不敢再逃到内山藏匿；只需防备他从各处海口逃逸。但海面广大，官兵乘船追捕，恐怕擒获还需要一些时日。先前已经多次谕令常青，让他在各处海口险要严密巡防，着令福康安再严厉命令各海口的官兵交错巡守；并传谕徐嗣曾、普吉保等，随时督率巡察。如果庄大田等从海路逃逸，那么只拿你们是问，恐怕你们承担不起这样的重罪。福康安在擒获庄大田以后，就令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等先行渡海返回；应当撤回的各路兵丁，也立即陆续撤回。福康安等到料理善后一切事务、大局已经确定后，也立即先行起程；零星尚未捕获但无关紧要的逃犯，就交给徐嗣曾、普吉保等人在当地督率查拿。再者，这次福康安分派镇将，在大武垄附近一带堵截进剿，已经派蔡攀龙进入那里，而柴大纪从来没有被派令带兵；由此可见，蔡攀龙在那里较为出力，而柴大纪竟然是怯懦、狡诈、没有用处，深为福康安所憎恶，所以没有再加派任用。柴大纪究竟怎样贪婪放纵、营私舞弊、废弛职守？也着令据实复奏。先前因为林爽文纠集众人肆意扰乱，声势正盛，所以想刨挖他的祖坟，以泄众人的愤怒。如今首犯林爽文已经活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全家都已被擒获；他的三弟林勇现在逃往南路，将来大军搜捕庄大田，自然不难一并擒获；因此林爽文已经遭到诛灭全族，他的祖坟也不值得再行查办。而且据供称埋葬在义冢中，难以辨认；如果因此一概刨挖，未免牵连无辜，或者导致人心惶惑。着传谕李侍尧：如果查明林爽文的祖坟确实所在，自然应当刨挖；如果查不到确实证据，也可以不必办理。至于台湾奸民倡立天地会，是从什么人开始的？林爽文隐瞒不肯供出。这个犯人属于首要叛逆，应当押解进京依法处治；现在福康安也不便对他施加刑讯。查看他的供词，其中说：‘常听人说漳、泉两府设有天地会，招集许多人，立誓结盟。’漳、泉两地百姓一向互不和睦，林爽文原籍漳州，他的党羽也多是漳州人；而义民、乡勇等许多都是泉州籍贯。林爽文显然是想借此牵连陷害泉州人，以发泄他的愤恨。看来天地会这个名目竟然是漳州匪犯倡立的，与泉州没有关系；等林爽文押解到京后严加审讯，自然无法再狡辩。台湾剿捕事务限定日期即可完成，那里一到三月，天气就已经炎热，各省派调来的官兵难以在那里长期驻扎；此前已经多次谕令福康安办理善后事务时，只需留下数千名兵丁以资弹压，其余官兵应当陆续撤回，让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地方。现在福康安统兵前往南路，自然可以在近日完成大功；着遵照先前谕旨，等大功告成以后，除台湾应当留下的额定兵丁外，应从耐受炎热的贵州、湖南两省兵丁中酌情挑选数千名，留下在那里弹压，其余兵丁依次渡海返回内地，各自回到营伍。将来大军凯旋渡海时，不但福康安、海兰察以及领兵的大员等不得冒险轻率渡海，就是地位低微的将领和兵丁也不得轻易涉险；总要等到风向风势顺利，再开船启程。即使稍微迟延一些日子也没有关系，总之要以全部平稳顺利为目标。初六日（己亥），谕令军机大臣等：朕读到蓝鼎元所撰写的《平台纪略》，其中说朱一贵纠集众人肆意扰乱，经官兵从各路追捕，朱一贵逃入百姓家中，乡民等设法把他擒获，押送到施世骠军前。朱一贵昂然站立，妄自称孤；蓝廷珍命人捶打他的脚，他才和党羽一起跪下，伏罪请求处死。如今福康安将林爽文活捉，押到军前时，他的语言、动作和神态是怎样的？是否曾跪下伏地请求一死，他的党羽是否也一同请罪？还是仍然不知道畏罪惧刑，像朱一贵那样肆无忌惮？着令福康安详细复奏。

译初八日（辛丑），谕令：先前据福康安奏报，调赴台湾协同剿捕的贵州古州镇标都司朱化英等带领兵丁配船渡海，被风吹回，船只撞碎，淹死都司朱化英、千总陈汝志以及兵丁六十名；已经降旨将这些官员、将领和兵丁都按照阵亡条例从优议恤。只是考虑到贵州省官兵一向作战十分得力，如今调赴台湾协同剿捕，遇风淹死的官兵共有六十多人，实在令人怜悯！除官员将领交给有关部门从优抚恤外，其中兵丁原籍的名粮是用来养活家人的，如今虽然得到优厚赏赐，但额粮缺额已经空出，他们家中失去了养赡的凭借，生计难免困窘；着再加恩，交给该省督、抚查明被淹兵丁属于马兵、步兵、战兵、守兵中的哪一项额缺，就按照原来的缺额挑选他们的子孙补充。如果没有子嗣，就在弟弟、侄子中选取挑补；如果属于余丁，也立即挑选为守备兵，使其能够获得养赡。初十日（癸卯），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台湾押解到的匪犯中有陈驻等十三人，审讯得知他们是被叛贼胁迫跟从，都没有帮助叛逆或抗拒官兵的事情；按条例应当赏给驻防满洲兵作为奴仆。但福州距离这些犯人的原籍太近，请求改发江宁。谕令军机大臣等：江宁与福建省也是一水相通的地方，各处海岸都有船只往来，容易逃回原籍；这些犯人竟然发往吉林、黑龙江两处，赏给兵丁为奴，以防逃窜、滋事。十一日（甲辰），谕令军机大臣等：官兵在牛庄地方与叛匪交战，射死一名贼目，他脖子上挂有一颗伪造的“定南将军”苏魁印章。射死叛贼的人属于谁？着查明具奏。官兵一到南路，就屡次取得胜仗，叛匪纷纷逃窜；当地庄民、贼目等又愿意替官兵侦察贼踪，捆绑押献庄大田来赎罪，实在是极好的机会。而沿山、沿海一带，又多次经福康安派兵分路堵截进剿。料想庄大田罪恶累累，绝不能再次逃脱。也许此时已经将这个贼目活捉，捷报已经在路上，不日自然可以传到。至于南路地方，内山靠近海岸，既需要许多兵丁堵截，而且官兵日益增多，声势更加壮大；这次湖南官兵自然应当仍然前往军营，等擒获庄大田后再撤回，也不算迟。何况湖南兵丁的体质能够耐热，将来撤兵时，就可以暂时留在那里，以资弹压。——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八。十九日（壬子），谕令军机大臣等：这次福康安等带领官兵剿捕叛匪，从鹿仔港一带进兵解围，攻破贼巢、擒获贼首；经过各处紧要地方时，叛匪凭险抵抗，官兵奋勇进攻，所向皆胜。这些地方的山川形势一定极其险要；着令福康安立即将北路一带险峻关隘，如平林仔、小半天、集集埔、斗六门、水里社、水沙连、大里杙以及叛逆首领林爽文被擒获的老衢崎等处的地形山势，详细绘制地图呈览，以记载战功。等到当天擒获庄大田后，南路险要地方也照此办理。再者，四川屯练降番多次被调遣，这次随同官兵征剿更加出力；现在已经降旨令军机大臣酌情议定，将四川省额设的土外委四十名，照从前金川的先例，每人每年加给银二两。屯练兵丁中，就把这次随征的一千五百名作为定额，令该督等按每人每月给银五钱；其余一千五百名，等有缺额时依次补充。又把这次随征的降番五百名作为新的屯练，每人每月给银五钱；其余番丁，也依次挑选补充。全部作为固定制度，使出力的兵丁能够永远得到恩赏。着传谕鄂辉立即把现在加恩的事项召集这些屯练、降番，明确向他们宣布，使所有人都知道；让他们更加感激，踊跃地想着奋发效力。并着令李世杰、成德将四川省土弁、降番的情况一体晓谕知悉，以示鼓励。二十日（癸丑），谕令军机大臣等：随征的屯练、降番，多次作战，其中或有阵亡的人，尤其值得怜恤！着令福康安、鄂辉召集这些番众，等他们返回四川后，在军机大臣议准的二千名定额之外，再给阵亡人员的子弟每人一两钱粮一分，以表示格外体恤。如果他们的家属预先听到这个消息，难免悲哀；等将来撤兵以后，再传谕李世杰等遵照办理。二十一日（甲寅），谕令军机大臣等：据毓奇奏报，接到琅玕的咨文会报，台州等帮守因结冰而受阻的漕船，应当筹划催促返回水次，仍在本年起运；但逐项筹划，确实有赶办不及的趋势，请分作两年“洒带”。这次台州等帮因结冰而受阻的漕船，先前据琅玕奏报，接到李侍尧的札文，告知暂时缓运；仍请令台州等帮催促返回水次，合力赶紧兑运，于四月内开行，最迟五月底也可以经过淮河向北行进。朕的意思是，琅玕的奏报只不过是从浙江省漕运方面考虑的，朕当即已经谕令应当等李侍尧酌量情形后再行决定。这批漕米，福建省目前的军务虽然将近完成，但台湾的米粮恐怕不能及时渡海运回，或者平价出售、赈济抚恤仍需接济；自然应当仍然拨运过去使用。如果福建省确实可以不需要，那么这批漕米就应停止运往福建，遵照先前谕旨，于明年随帮“洒带”运通；即使因为米粮数量较多，不能在下一年全部带运交付，也不妨分作两年“洒带”。如今如果按照琅玕的建议，仍然命令守冻的船只赶回水次，在本年起运，那么现在各省重运正值一批接一批向北行进之时，倘若命令它们停让，反而会导致重载船只堵塞；况且台州等帮的漕米还要赶快回程装运启行，已经比往年迟了几个月；估计运到通州卸下再运回空船，势必又会遇到结冰阻滞。因此自然不如分年随各帮漕船捎带运输，比较省事方便。毓奇既然任漕运官，就应当谋划漕运全局，比琅玕的拘泥办法还好一些；不过总要等李侍尧等会商确定、覆奏到达时，再遵照前旨妥善办理。把这些分别传谕他们知道。

译闽浙总督李侍尧奏道：台湾使用过的军需银米数目很多，经手的各官员却没有把按照什么条例支销、如何处分等情况分别造册报告。而且台湾隔着重洋，公文传递更加迟缓；巡抚徐嗣曾现在已经抵达鹿仔港，应当命令他督同按察使李永祺就近核查办理。至于内地供应支出的各种粮饷以及民夫、船只、运脚等项目，臣也已经严令总局、道、府等官员赶紧查明报告。奉旨：本来就应当如此；你仍然应当总管这件事。二十七日（庚申），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公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公海兰察，成都将军、参赞鄂辉奏道：臣等进剿南路贼匪以来，在南潭、大穆降、水底寮等地先后射死贼首陈建平、曾大达以及十多个不知姓名的骑马贼首，生擒蓝九荣等十九人，也都已经处死。随后探知庄大田等都在柴城，想要前往蚊率社，被番众抵御后退回。臣等于本月初五日从风港进兵，直抵琅峤。因为担心进攻过急，贼首可能自杀，匪徒又会乘机逃散，于是派穆克登阿等官兵以及山猪毛等处义民，分成六队，从山梁依次向下排列，直抵海岸。乌什哈达所率水师官兵正好遇到顺风，船只连樯齐至，从四面合围。从辰时到午时，杀贼二千多人，将庄大田以及有名的头目庄大韭、许光来等四十多人全部擒获，并搜出庄大田的母亲庄黄氏一人。现在派官员押解进京审理，又命官兵等分路搜查残余匪徒。此次义民首曾中立等招集熟番，听候调遣，攻剿时极为出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其中郑其仁因为引导官兵首先进攻，遇贼战死，臣已经传令通知他的家属，给银办理收殓。查郑其仁是蒙恩赏赐守备职衔、并令以实缺补用的人员，请按照守备的例制定抚恤办法。谕旨说：贼首庄大田等在逆首林爽文被擒之后，仍敢逃入山林，拼死抗拒；经官兵从四路进攻包围，形势穷迫、力量耗尽，有的竟然因情势紧急自杀或投海而死，这都是事情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现在他们凭借险要据守，被官兵和义民层层围逼，终于将贼首庄大田及有名头目全部擒获，这都是上天眷佑、将士效命的结果；福康安等调度有方、部署周密，因此南北两路的贼首、贼目全都被擒，台湾全郡平定，实在应当嘉奖！特亲自解下今日手上佩戴的汉玉搬指一个、小荷包一个，赐给福康安；又亲自佩戴的小荷包一个，赐给海兰察，以表示特别宠爱优待。福康安、海兰察、鄂辉，都着交给吏部从优议叙。所有许世享、梁朝桂、穆克登阿、袁国璜以及此次出事期间出力的大小将领，也着福康安查明后咨报吏部，从优议叙。随征的兵丁，也着福康安查明，一并分别奖赏。至于这次剿捕叛匪，当地义民等随同官兵作战出力；现在擒获贼首庄大田，义民首领等带领各庄百姓分队堵截，尤其值得嘉奖！其中义民首曾中立，先前因多次奋勇作战，已经赏给同知职衔；如今又招集熟番、听候调遣，着福康安立即酌情给曾中立补授实缺。其余义民刘绳祖、郑天球、张元懃、蓝应举等，也着福康安查明应如何加恩，或补授实缺，或加赏职衔，分别具奏，以表示奖励。至于先前在下埤头一带剿贼时，义民首郑其仁遇贼战死；郑其仁先已赏给守备职衔，着交吏部加一等，按照都司职衔议定抚恤。该义民的家属，也着福康安从优赏给钱物，以资养赡。又谕：鄂辉、普尔普这次都属于奋勉出力之人，着加恩赏戴双眼花翎。谕令军机大臣等：这次官兵、义民分路搜捕，擒获了贼首庄大田；最先擒拿他的人究竟是谁？着福康安查明，据实具奏。现在大军已经完成任务，台湾一进入三月，天气就已经炎热；屯练兵丁一向不耐炎热，估计这道旨意到达时已经是三月下旬，就应当尽早撤回。着传谕鄂辉，立即命令原来带领屯练的总兵、将官率领屯练兵先行内渡，取道返回四川；鄂辉也立即从驿道来京陛见。那些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人，着海兰察、普尔普等仍然分批带领回京。至于其他应当撤回的官兵，着福康安遵照先后降下的谕旨，依次命令他们渡回内地，各自归还营伍。现在台湾全郡已经平定，其余零星逆匪陆续搜查，估计三个月内自然可以全部完成。但应办理的善后事务最为紧要；常青现在已经革职，不必交给他办理。着福康安与徐嗣曾尽心筹划，将改建城墙、清查整理地亩、增设官员将弁等事妥善办理，务求一劳永逸，安定海疆；而且不必急于来京朝见，务必把所有善后事务料理妥当，在八月万寿节前到热河朝见，也不算迟。况且福康安这次凯旋内渡，不同于此前进剿时情势紧急、不得不冒险迅速航行的情况，也应当等风势平稳后才可以渡海，不要冒险轻率涉渡；所有内渡的各省将领、官员和兵丁，也都不可让他们冒险，以符合朕体恤眷念他们的深意。

译二十八日（辛酉），谕令军机大臣等：现在台湾全郡平定，大功已经完成；一切善后事务最为重要。李侍尧现在驻在厦门，负责照料撤回官兵内渡以及核办军需各项事务，事情很多，自然不能先渡海到台湾会同筹办。昨天已经降旨命令福康安同徐嗣曾尽心筹划，将改建城墙、清查整理地界、增设官员将弁等事妥善办理。徐嗣曾是福康安奏请协助办理的人，而且又是当地巡抚；一切事务有福康安在那里会同商办，自然能够斟酌妥善，一劳永逸。至于李侍尧是该省总督，如有应当会同办理的地方，本来可以彼此发札商议，周密筹划办理。再者，台湾逆匪滋事一案，先前因为柴大纪任总兵时违法营私、废弛军务而激成变乱，福康安没有把他的种种劣迹指出并参奏，李侍尧、常青也都没有据实直陈；所以朕严厉斥责福康安，将李侍尧交给吏部严加议处，立即罢斥常青，并将前任总督富勒浑、雅德革职逮问，等押解到达后一并依法治罪。至于徐嗣曾身任巡抚，台湾营伍虽然不归他管辖，但他在福建任职已久，对于柴大纪纵容兵丁私自返回内地贸易牟利以及废弛营伍、不加训练，种种酿成变乱、造成贻误的事情，平时难道没有听见或看见吗！他竟然把这些事视为与己无关，缄口不言，将来当然有他应得的罪责；并着徐嗣曾明白回奏。又，台湾道永福在府城率领军民协同防守，虽然有一点微小功劳，但当地地方官平日贪污渎职、聚敛财物、造成民怨，酿成事端，这些人都属于永福管辖；他已经不能算无罪。况且柴大纪就在同一城中，种种贪婪恶劣、不称职的行为，如果永福曾经揭发报告给督、抚，而督、抚置之不理，就应当据实指出，自然应当专门治督、抚徇私隐瞒的罪；如果永福没有揭报，也不能因为他有守城的微小功劳而稍加宽贷。假如他平日也有营私行为，那就更不用说了。着福康安立即向永福切实讯问，据实覆奏；务必要使功劳和罪过不能互相掩盖，以彰显公平。至于杨廷理原来是同知，各州县并不由他专门管辖，在这件案子中还没有大的过错；而且他在府城带领义民等尽力防守，一得到官兵作战杀贼的消息，就随时禀报李侍尧，尚且算是迅速。着福康安查明杨廷理如果才能还可以任用，就据实保奏，等候朕酌情加恩录用。二十九日（壬戌），谕旨说：柴大纪任职四年以内，已经贪索金银五、六万之多；而且因为台湾逆匪滋事，预先寄信回家，嘱咐他的儿子先作防备。现在根据琅玕的报告，在他房屋后面的地面下挖出了金锭银两。可见柴大纪心术狡诈，任意贪污，如果不是私自命令兵丁渡回内地贸易牟利，并勒索所属、剥削兵民，怎么能拥有这样丰厚的财产；由此可见柴大纪违法营私、贪婪并激成变乱，种种罪证已经确凿可据。柴大纪已经革职逮问，应等押解到达后交吏部依法定拟，公开确定他的罪名。朕一向办理政务，始终秉持大公至正；奖赏功劳、惩罚罪过尤其务求严明，从来没有成见。比如柴大纪在嘉义县被围困危急时，朕曾谕令不妨保护义民，让全军出城。柴大纪覆奏说：不忍把数万百姓交给贼人，仍然督率军民忍饥坚守。朕认为他很有良心，看到奏折后为之落泪；所以立即加封他为伯爵，并赏给银两。当时他的种种贪劣行为和虚饰之处，还没有人揭发；所谓‘君子可以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欺骗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等到柴大纪任职期间的各种劣迹接连败露，先前福康安曾奏报说他为人狡诈、不可信；福康安刚到台湾时，还不知道他的确切劣迹，一定是因为听到众多议论，所以才这样上奏。后来德成回京复命，朕询问后得知此前的情况；朕多次下旨命人查问，才据李侍尧遵照旨意逐项查明属实并陆续参奏，于是降旨将柴大纪革职逮问。可见朕对于臣下的功劳和罪过，只看他本人所作所为；有功就赏，有过就罚，从来不稍存亲疏好恶之见，这是天下后世都可以共同明白的。因此能够得到上天眷佑，五十三年以来多次建立大功、开疆拓土，也未必不是由于这种敬天勤民的心意所感召。闽浙总督李侍尧奏道：台湾发生军事行动以来，调拨运输了浙江、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的米粮；后来因为台州等九帮漕米结冰受阻，又奉旨就近运往福建，以备调拨。现在军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再大量筹备。除台州等帮漕米已经紧急咨文停止运输外，各省调拨的米粮中，除陆续运往台湾以及供应内地军粮所需的四十八万多石外，台湾、澎湖及福州等五府每年应发的兵米，因台湾屡次蒙受蠲免、没有款项可以支应，所需米粮十五万三千一百石有余；又乾隆五十三、五十四两年班兵眷米以及凯旋内渡沿途口粮，共需米三万四千六百多石；又漳州、泉州二府应当酌情拨给的平粜米三十万石：以上共需米九十七万石。核对各省运到的米粮已经有一百三十九万石，确实有余而没有不足；即使再需要用于平粜，也不至于周转困难。湖南尚未运到的米七万五千石，现在已经咨明何裕城按数截留；四川尚未运到的米二十四万石，也已经紧急咨文通知书麟、闵鹗元截留在江苏。谕令军机大臣等：各省调拨运输米粮，原本是为了接济军粮；现在台湾全郡已经平定，大功完成，各省已经运到福建境内的米粮既然足够使用，尚未运到的米自然可以不必再调运。浙江台州等九帮以及湖南第二、三、四起、四川第二、三、四、五起的米粮，都着停止起运。其中四川应当截留的米粮，现在当面询问书麟，他说四川仓储充足，不需要买粮补充；因此这批米也不必截留在江苏。着同浙江、湖南两省停止运输的米粮一样，分年随各帮漕船捎带运往通州；如果米数较多，不能在下一年全部带交，分作二、三年陆续捎带运输也可以。各该督、抚必须命令所属官员加意收贮，不要使米粮霉变，才算妥善。

译这个月，浙江巡抚觉罗琅玕奏道：据两浙商人呈报：台湾匪乱即将剿除，曾经奏准捐银，用于赏赐兵丁。现在又派官员到台湾修建城墙，请再由公众捐银三十万两，作为增备城工的费用。交给有关部门知道。闽浙总督李侍尧奏道：先前因为福建省增募新兵二万，陆续增造鸟鎗一万六千杆。现在新兵已经议定裁撤，这批多余的鸟鎗存放着只会逐渐生锈损坏。查去年浙江、广东两省调往台湾的官兵一万三千多人，经过多次作战后，器械必定损失很多；请酌情拨给各兵带回营中使用，不必另拨款项制造。原来制造这些鸟鎗的工价，仍然咨明两省按数扣除，移归原款。奉旨：考虑得很周到，好。——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九。《清高宗实录选辑》四 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五十四年 乾隆五十五年 乾隆五十六年 乾隆五十七年 乾隆五十八年 乾隆五十九年 乾隆六十年 嘉庆元年 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春三月癸亥朔，谕旨说：这次台湾剿捕叛匪，当地义民随同官兵作战杀贼，十分出力；已经降旨把广东、泉州等地各庄赏赐“褒忠”“旌义”的里名，以示鼓励。至于漳州百姓虽然与贼匪籍贯相同，但其中随同官兵作战杀贼的人也有不少；如果不一体加恩，反而好像对他们有所歧视，不足以表示奖励。所有漳州百姓各庄，着赏赐“思义村”的村名，使这些百姓都能看到这个名称而想到其中的意义，努力成为国家的良民，守法奉公，以符合朕一视同仁的深意。谕令军机大臣说：柴大纪先前在嘉义县防守、没有带兵出城这一节，经过福康安等查明：防守嘉义县全靠义民出力；他没有出城，也是义民不肯放他出去，而他自己也害怕贼人，不肯带兵出城。柴大纪先前的奏报完全不可信。由此可见柴大纪怯懦无能，又狡猾掩饰欺骗，即使守城也没有丝毫功劳值得记录。况且这起逆匪滋事，是由他酿成并激发的变乱；所以他的罪，比黄仕简、任承恩仅仅因因循误事所犯的罪更加严重。着福康安把这一节向柴大纪严加审讯，立即定拟，迅速据实具奏。又谕：台湾戍守兵丁今后仍应分班轮换。这些兵丁大多隶属于漳州、泉州；如果分拨营汛时，漳州、泉州两地的庄民就把同籍贯的兵丁派来防守，那么他们乡贯相同、彼此熟悉，必然会联合成一气。即使其中有人作奸犯科，兵丁也未必肯揭发，因此应当让籍隶泉州的兵丁在漳州百姓庄村附近一带防守，籍隶漳州的兵丁则防守泉州各庄，这样彼此互相纠察，可以防微杜渐；再把其他府的兵丁与他们交错配置，不动声色，对于安抚和防范都有好处。着把这件事秘密传谕福康安与徐嗣曾，妥善制定章程，周密筹划办理。初三日（乙丑），谕旨说：先前因为台湾剿捕叛匪需要军粮，应当从宽筹备；又福建漳州、泉州二府去年偶然因缺雨，粮价比较昂贵。朕多次下旨命浙江、江苏、四川、江西、湖广各省调拨运输米粮，以资接济。各督、抚派员督办，沿途接护运输，到达福建十分妥善迅速；已经降旨将各督、抚交吏部议叙。现在首犯林爽文、庄大田已经生擒，台湾全郡平定，大功完成；各省运到的米粮足够使用，尚未运到的米粮不必再运，也已经谕令各该督、抚立即截留，分年随漕船带运到通州。至于各省承办运米的官员，一经派任，都知道以公事为重，严格遵守法令，赶紧运输，米粮接连不断地运来，使军粮和民食都得到充足供应；如今仰赖上天眷佑，南北两路的贼势全部扫除，首领和首恶全都生擒，朕深感满意。所有各省承运米粮的文武官员，都着该督、抚查明后咨报吏部议叙；护送的兵丁等，也都着酌情加赏。又，这次军报往来传递没有差错，各省驿站的文武官员也已经有旨交吏部议叙。至于现在将逆首林爽文押解到行在，沿途管押护送十分迅速；所有各省派出押解逆犯以及沿途接护的文武官员，也着交吏部议叙。护送的兵丁和其他人员，都着查明后分别酌情奖赏。朕的赏罚一向完全出于公正，即使是微末官兵，只要稍微出力，朕也不肯埋没他们的一点功劳；内外大小臣工都应当更加感奋，愈发发誓谨慎勤勉。初四日（丙寅），制定巡察台湾的条例。谕旨说：台湾孤悬海外，远隔重洋；民情强悍，奸徒容易在那里滋事。一向只派御史前往巡视，职权较小，而且不能完全了解当地情况，实在是有名无实。着停止请派巡台御史的旧例，命令该督、抚以及水师、陆路两提督每年轮流派一人渡海到台湾，严格查察。如果地方文武官员有违法营私、扰害军民的事情，可以就近查明，据实参奏。福州将军也是该省大员，自然应当一体轮派。至于海上风信没有规律，先前已经降旨命令该督、抚等只须等风信平稳时配船前往，不必限定日期。但远渡重洋终究有危险；如果该将军、督、抚、提督中有人年过七十，着免其前往，以表示体恤。

译谕令军机大臣等：先前谕令阿桂审讯富勒浑任总督时，对于柴大纪贪污营私的种种劣迹为何置之不办？据富勒浑供称：任总督时，曾多次秘密发札给台湾道、府，命令他们时时查访，如果有废弛营伍等事，就秘密迅速禀报查办；如果互相串通、徇私隐瞒，后来被查出，必定把没有禀报的道、府一并严加参奏；这些都有案可查，该道、府等人都可以询问。柴大纪任意侵吞贪污，该道、府等人就在同一城中，难道没有听见或看见，自然应当据实禀报；为什么竟然没有人揭发？着福康安立即把富勒浑此前发出的札文调取出来查阅，并询问该道、府等人：如果富勒浑所供属实，那么柴大纪的种种劣迹竟是道、府等官员串通徇私隐瞒。即使当地官员接到密札后，富勒浑很快调任，也应当把柴大纪的罪状禀明继任的雅德、常青等人；可是始终没有任何揭报！除孙景燧已经被贼人杀害外，永福在台湾任职时间最长，又是满洲人，且担任道员，对于此事确实难辞其咎！着福康安立即查明该道是否有揭报，以及有无串通徇私隐瞒的情形。据实严厉参奏。再者，台湾应办理的善后事务，已经多次谕令福康安会同徐嗣曾周密筹划、妥善办理。现在想到这次搜捕叛匪时，当地熟番还很有作用。今后台湾换班的兵丁，先前已经降旨，命令酌情留下一半，就在台湾招募补充，不必更换。如今这些熟番归化已久，驯服而且可以使用；或许可以仿照四川屯练、楚省苗民的例子，酌情挑选，在本来应当于台湾招募补充的兵额中，把这些熟番按一半数额充补。这样既可以防范地方，又足以表示安抚整治；而出力的社番能够得到钱粮，生计也更加富裕，似乎对双方都有好处。着福康安等查明是否可以这样办理，立即详细商议妥定，据实具奏。如果不可行，也不可拘泥于遵旨办理。又，昨天审讯林爽文，据他说：同伙董喜带病跟随他逃到集集埔地方，因官兵追杀，彼此不能照应，各自逃散；董喜究竟是否确实死亡，他没有亲眼看见。先前福康安审讯林爽文，据供称董喜已经病故，朕当时就认为这个供词不足以深信，谕令福康安查明覆奏。现在严厉审讯林爽文，他并没有亲眼见到董喜死亡；可见林爽文先前在军营中的供词，本来就是为了庇护党羽和恶徒，并不确实。着再次传谕福康安，严密查究董喜这一犯的下落，务必取得确凿证据，不要让他侥幸逃脱漏网。闽浙总督李侍尧奏道：台湾遇害的各官员，遵照圣旨详细加以区别：彰化县知县俞峻，到任还不到两个月，遇难确实是因公；理番同知长庚，在贼人进攻彰化时亲手杀死数名贼人，随即遇害；凤山县知县汤大奎，雇募乡勇守城，因敌众我寡，便自杀身亡；他的儿子汤荀也同时被杀；署理番同知王隽，因为押运饷银经过台湾，被派往凤山发放，遇贼被害。这四名官员平日任官没有劣迹，他们守节而死的情形似乎值得怜悯，应当请求议定抚恤。至于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台防同知刘亨基、原任台湾县知县程峻、署理诸罗县事务的原任台防同知董启埏、署理诸罗县的唐镒，声名都很狼藉；他们贪污聚敛、激起民怨，遇害实在是自取其祸，应当不必给予抚恤恩典。谕旨说：先前因为台湾逆匪滋事时被贼杀害的官员中，有的平日任官廉洁谨慎，确实能够守节捐生；也有的在任时贪污渎职、残害百姓、聚敛民怨，遇到贼人突然被杀。如果一概给予抚恤恩典，就不足以表示褒贬并警戒奸邪官员；因此谕令李侍尧查明被害官员平日任官情况及死亡经过，据实具奏，再分别核办。现在据李侍尧所奏，处理得很公正妥当。地方官有守土牧民的责任，如果任官勤勉谨慎，自己坚持廉洁操守，事情又突然发生，能够以身殉职，那么他任职期间没有劣迹，死亡确实属于因公，应当加恩议定抚恤，以表示旌表奖励。若是平日贪污，肆意剥削百姓，以致众人怨声沸腾，激成变乱；这类劣官假如还活着，本来就应当依法公开处决，怎么可以因为他被贼人杀害，就让他滥得抚恤恩典。此次台湾被贼杀害的官员中，除任官贪污的孙景燧、刘亨基、程峻、董启埏、唐镒五人不准议恤外，俞峻、长庚、汤大奎、王隽都着交吏部照例议定抚恤。初六日（戊辰），谕旨说：福建省地方文武官员办理军需、押运粮饷和火药、照料兵丁配船渡海等事务，都办理得妥善迅速，没有造成贻误。现在大功已经完成，除该督、抚已经得到考核叙奖外，其余在此次事务中出力的文武官员，着李侍尧详细查明，分别评定等级，咨报吏部议叙。

译初七日（己巳），谕令军机大臣等：先前福康安攻克大里杙贼巢后，没有立即带兵直接进入番境搜捕，只是悬挂重赏，命令熟番擒拿并献出逆首，办理未免显得迟缓；朕担心逆首乘机逃远，不得不加以督促。现在贼首林爽文已经生擒押解进京，南路也已经肃清，贼目庄大田一并生擒，当地熟番等帮助官军分路搜查缉捕，没想到竟然这样出力！现在台湾全郡的贼氛已经扫荡干净，一切筹办都周密妥当，朕深感欣慰，实在值得嘉许，办理也不能说迟缓。至于从前请求让恒瑞仍留军营效力一事，当时福康安因为还没有接到先后降下的谕旨，所以冒昧陈奏；如今既已命令他立即回京，也就不必再议。福康安现在是有功之人，所有过失都可以不问；况且他的功劳大而过失小，哪里有反而加罪于有功之人的道理。现在军务已经完成，估计德成早已渡海先到台湾；所有应当改建的城墙，福康安已经会同察看地势，详细妥善办理。此外，清查整理地界、增设官员将弁等事务，福康安只应与徐嗣曾等尽心筹划，酌定章程，以求一劳永逸。即使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零星逃犯，也可以交给徐嗣曾、普吉保二人在当地督率缉拿，自然不难全部捕获。此刻新任福州将军魁麟已经可以渡海，先到台湾；现在大功已经完成，福康安酌情留下楚、黔官兵一、二千人在当地弹压，把善后事务的大局料理妥当后，就可以带兵起程回京。只是历来四月间海上风信无常，不免有危险；福康安这时凯旋回京尤其应当谨慎，不得冒险前进。完全可以在五、六月间等风信顺利后再内渡，这样才稳妥；即使途中也不必过分赶路，在八月万寿节前到热河朝见，也不算迟。再者，庄大田供词中有黄天养、庄树两名罪犯尚未捕获，着福康安、李侍尧立即在内地、台湾各处严密缉捕，务必擒获，不要让他们漏网。又据庄大田供称：林爽文曾派陈天送到南路纠合同党，其中有庄大田的族弟庄大韭听从而入伙。现在审讯林爽文，他供称并不知道有陈天送这个人；这个供词恐怕不足以相信。着福康安立即查明陈天送的下落，务必将此犯捕获，不要让他逃脱。初十日（壬申），大学士等奏道：台湾押解到京的贼匪中，何有志、林浇等已经因病先行处死；其余逆首林爽文聚众倡乱、杀害官员、攻打城池，又擅自编造年号、私自授予伪职；贼目陈传跟随贼人杀害官员、接受伪职，并多次与官兵、义民作战，都应依法凌迟处死，枭首示众。至于何有志、陈传等人的家属，按例应当连坐，应命该督、抚严密查办。奉旨：林爽文、陈传立即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其余依议。十一日（癸酉），谕令军机大臣等：这次剿捕台湾叛匪，朕筹划军务、批阅奏章，日夜焦虑劳苦；一切紧要的机宜，凡朕思虑所及，都随事加以指示。福康安等禀承方略，筹划部署周密妥当；仰赖上天眷佑，在三个月内生擒两个逆首，将全郡贼氛扫荡干净。现在大功已经完成，关于办理此事的始末，朕亲自撰写了《纪事语》两篇及《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一篇，详细叙述用兵的关键以及赏功罚罪的大原则，而根本出发点都是敬天勤民、孜孜不怠的心意；应当把它们刻在坚硬的石碑上，以彰明褒贬。着将御制三篇文章用清、汉两种文字书写，发交福康安、李侍尧，在台湾府城和厦门两处建造三座碑碣，按照规定尺寸，慎重选择石工，妥善镌刻；使边疆海角都能明白朕勤政爱民、明慎用兵的心意。

译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说：平定伊犁、安定回部、收复金川，这三件事都关系国家大政，各自都有文章刻在太学；诛杀王伦、剿灭苏四十三、歼灭田五，这三件事虽然属于武功，但因为发生在内地而令人惭愧，朕不愿意为它们撰写文章。至于今天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不能不详细记述始末，以示后人。前面三件事，朕只深深感念上天恩德，承受了丰厚赐予；后面三件事，朕确实凭借群臣之力，才能有所成就。像这次台湾逆贼煽动叛乱，是突然发生的；出兵是不得已，却又没有料到成功竟然这样容易！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以后，历经雍正直到今天乾隆戊申，百余年间，最终很少有三十年安宁无事；其中最严重的，只有朱一贵和这次林爽文。朱一贵已经占据府城，擅自使用年号；林爽文虽然没有占据府城，却也擅自使用年号。朱一贵虽然占据府城，蓝廷珍率兵七天就收复了它，不到一年便平定全郡；林爽文虽然没有占据府城，也经过将近一年才擒获首领、平定全郡：可见带兵的人有贤能和不贤能的不同，所以说‘事情能否成功在人为，不能不谨慎’。林爽文刚开始发动叛乱时，一个总兵率领一千多兵力就足以消灭他；等到叛乱蔓延猖獗、全郡骚动时，就不得不调发精锐部队、命重臣出征，这就是朕在《迟速论》中所说的‘不能迅速解决而耽误成了迟缓，是我的过错’。然而如果果真迟缓了，又怎么能够成功？这是因为，迟缓在于任事的外臣，而迅速在于朕的筹划之心，所以开始虽然迟缓，最终仍能凭借迅速筹划而成功；这不是夸张说法，只是记述事实罢了。至于黄仕简、任承恩，起初确实迟缓了，但朕在去年正月就命令李侍尧迅速前往，代替常青任总督并办理军储；命常青代替黄仕简，蓝元枚代替任承恩，主持剿贼事务；郡城和黄仕简没有落入贼手，这是幸运，也是没有迟误。后来常青只能守住郡城，蓝元枚又突然因病去世，这就又迟缓了。幸而上天启发朕的内心，六月间福康安从甘肃来到热河，朕授予他方略。八月初，便命福康安、海兰察率领一百名巴图鲁以及各省精兵近万人，前往救援诸罗；这又没有迟误。福康安等到达大担门后开船，却遇到风阻；风势稍平便启行，又因风势阻挡，到崇武澳不能前进；这又迟缓了。然而在等待风势的期间，后来调来的兵力全部到齐，风平浪静，一天航行千里，一同抵达鹿仔港；这仍然没有迟误。最大的迟缓在人事，而天地神明护佑，每每把迟缓变成迅速，使看似危险的局面获得安全；正如昔年《开惑论》中所说的那样，朕修养了什么德行，才能得到天地神明这样的赐福呢！如果处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更加深切地敬畏上天，勤政爱民，明慎用兵，那么朕就是没有良心的人了；朕哪里敢这样做，又哪里忍心这样做呢！用兵哪里是可以轻易谈论的，必须敬畏天命，排除私心，预见先机，胸怀长远谋划，心中每天都像处在三军之前，同时还要戒备受到掣肘，顾念众人的劳苦。况且朕已经老了，但年老而精神还很健旺，不肯只图安逸，把困难遗留给子孙和臣民，借此多次建立大功；这难道不是天地神明的保佑吗？又难道不是因为没有丧失良心，而得到上天鉴察吗？福康安等解围歼灭贼人以及生擒贼首的各种功绩，已经见于《联句》诗及其序文，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明朕不得已而用武，以及对用武深感畏惧的心意，用来警戒后世。占验家认为正月初一早晨遇到剥蚀，是兵戈的征兆；年代久远的事情固然无从考证，自汉代到明代屡次遇到这种情况，但也有应验的，也有不应验的。如果昨天是丙午日，那可以说已经得到验证了。依我看，千岁日食到来时，可以坐等其发生；日食亏蚀的程度，也可以计算确定。确定以后，至于是否恰好相逢，本来就在隐约迷惘之间；况且也没有办法预先使它一定不相逢。如果强行使它不相逢，就是欺诈；不但不能躲避灾祸，或许反而会招来灾祸。所以史书载：宋仁宗朝第二次康定元年春正月初一，按理应当发生日食；司天杨惟德请求把闰月移到庚辰年，这样日食就在正月末。仁宗说：“闰月是用来校正天时、授予百姓农事安排的，难道可以曲意回避吗！”没有答应。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由此可知，古人所说的月末发生日食，多半是用移闰来曲意回避的办法。至于不得已而用兵，只在于看清事机便立即行动，事前谋划；迟了不能错失应对时机，快了也不能流于仓促而达不到目的；还必须敬慎明察，秉持公正而无私，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用兵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实行这几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知道不容易而谨慎用兵，才是根本吧！凡是军旅事务，都应当有一部《方略》。书写成后，就把这段话冠在篇首，也不再另写序了。”

译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说：“昨天生擒林爽文，剿灭逆贼之事可以说完成了大半；如今生擒庄大田，台湾肃清之事才可以说达到了尽善。两个逆贼狼狈为奸，只擒获一个而没有擒获另一个，余党仍然存在，必须担心其重新萌发。况且他们既已听说首要祸首被擒，就会谋求自保、侥幸逃生；逃入山中固然容易追捕，逃向海上却难以捕获。因此事先周密防范，多次申令告诫。如今福康安尽心筹划，凡是可以通往海上的港口，无不调移船只、设置关卡。因听说庄大田带着匪众都在柴城，初二日想前往蚊率社；经番众极力抵抗，又退了回来。初五日黎明，官兵从风港发兵，翻越竹林、穿过密林，于是有贼匪突然冲出拒战；我军迎击，海兰察率领巴图鲁侍卫奋勇合攻，杀贼三百多人，生擒一百多人。追到柴城时，贼众更加多了；但又担心进攻过于急迫，庄大田或许会在阵前被杀，或者乘机逃脱，反而不能把他们全部生擒。福康安把兵力分成几队，逐渐合围进攻，从山梁布阵一直抵达海岸；恰好乌什哈达率领的水师顺风而来，船只连樯齐至，沿海推进包围，水陆两军合力围剿。” 从辰时一直到午时，杀贼二千多人；群贼奔溃投水，尸体漂浮在海上，像雁和野鸭一样多。唯独庄大田藏匿在山沟中，最终被生擒；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是上天的力量。两个逆贼凭着微末小民的身份，竟敢发动大乱，杀害的百姓不计其数，约有数万人；如果擒获一个而让另一个逃脱，也不能算完全成功。如今二人都活着押送到阙下，依法惩办，使人心快意；叛乱之心暗中消除，循良之民得以安居乐业。福康安、海兰察等谋划周密、奋勇作战，没有辜负任用使令，这本来不必多说；但若不是上天保佑我军，使其取得万全结果，哪里容易做到这样呢！再查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贵在台湾起事，提督施世骠、总兵蓝廷珍于五月从澎湖进兵，到六月收复台湾府城，共计七日；到闰六月才擒获朱一贵，共计一个多月。到雍正元年四月，余党才全部剿灭。从朱一贵起事到台湾全郡平定，前后经历两年。此次林爽文于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黄仕简等前后误事，经过一年；福康安等于上年十一月从鹿仔港开始进兵，其间解诸罗县之围、攻克斗六门、进攻大里杙贼巢，到本年正月擒获林爽文，共计四十二日。” 到擒获庄大田，共计三十二日。从林爽文起事到台湾全郡平定，前后共经历一年三个月；这比蓝廷珍等取得成功迅速得多。逆贼进入内山，而生番不是我的臣民，性情不同、语言不通，他们是否遵从我军命令还无法知道。福康安向他们显示军队的威势，使他们知道畏惧；又给他们赏赐，使他们知道感恩。他的筹划安排周密，远远胜过施世骠、蓝廷珍；又得到海兰察率领一百名巴图鲁攻坚陷锐，于是前后生擒了两个逆囚。并且李侍尧尽心督办军粮军需，没有贻误军队行动。假如不以李侍尧替换常青担任总督，军粮军需必然贻误；不以福康安替换常青担任将军，成功也必然迟缓。如今尽善尽美，在三个月内取得成功；上天之所以启发保佑我，使我在将近八十岁时取得三捷，而且如此迅速，我因此深深感念上天的慈佑，哪里是语言能够形容的呢！从今以后，只希望收兵、收藏铠甲，让百姓休养生息；保持安泰、守住盈满，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以等待归政之年，希望那一天已经不远了。虽然如此，我的责任还没有卸下，决不敢因为想安享晚年而懈怠；一切仍然每天勤勉不懈，这仍是最初的志愿。”

译御制《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说：“近来著成《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因为伊犁、回部、金川三件大事各有专文，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次三件事不足以比拟其功；如今林爽文之事介于这六件事之间，虽不能称为大事，却也不能说是小事。因此其次三件事始终没有绘制功臣像、记载功勋。现在福康安、海兰察等渡海搜山，终于建立伟大功勋，安靖海疆；唉！他们也劳苦了，不能埋没他们的功劳而不予记载。因此在紫光阁记功绘像，完全按照从前三大事的做法。不过终究只是一个海滨地区，几个月就取得成效，所以把一百名减为五十名，而朕亲自撰写赞语的五十人减为二十人；其余命文臣拟写，完全按照上次的格式。用兵哪里是容易的事！从前汉光武帝说过：‘每一次出兵，头发都要因此变白。’何况朕已年近八十，须发早已半白；而开拓疆土远远超过光武帝，还有什么理由要以好战为举动呢！实在是因为海疆百姓的性命，不能不发兵安定；所做的是应时而用兵，不是喜好用兵。然而也正因为是应时用兵而不是喜好用兵，幸而得到上天帮助，顺利而迅速地成功。” 这就是我感激上天宏大的恩赐，无法用语言形容，却又不能不说的原因。从前有人说：‘满洲兵达到一万人，就能横行天下、没有敌手。’如今朕所派出的巴图鲁、侍卫、章京等才一百人，已经足以抵得上数千人的勇力。绿营兵虽然多，却胆怯而没有用；这次精选屯练兵以及贵州、广东、湖广的兵丁，得到将近一万人，统一指挥使用，于是能够扫荡贼巢、捉拿逆首。难道绿营兵果真没有用吗？也在于率领和指挥他们的人，要为他们打下根基、首先倡导，并且有所鼓励罢了！如果福康安没有渡海以前，台湾绿营已经有四万多兵，为什么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率领指挥他们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况且台湾一年三熟，甘蔗、番薯更加丰饶；如果朕稍微有一点‘丈量田地、增加赋税’的意思而导致民变，上天一定会责罚我，不可能这样迅速成功。后世子孙应当懂得这个道理，不要相信以富国为名的浮泛言论；爱护百姓、减轻赋税，明察谨慎地用兵，这样或许可以永远承受上天的眷顾。近来用三天时间玩味《诗经》的宫商声调，逐篇体会其中意味，竟然像幼年在书房学习诗篇的时候；但那时只知道诵读章句，如今则能探究其中的义理意味。因而想到《采薇》《出车》等篇，是上位者使下属劳苦，其义理正当，这就是正雅。” 《祈父》《北山》等篇，是下位者怨恨上位者，其义理有所变异，这就是变雅。上位者使下属劳苦，可以；下属怨恨上位者，不可以。为什么呢？下属怨恨上位者，固然是因为下属不懂忠义，但也必定是上位者有某些做法导致了这种情况；这才是最不可取的。我满洲旧有的风气，以不能为国事捐躯、死在窗下为耻辱；他们怀抱忠心、懂得大义，比起《祈父》《北山》中怨恨上位者的情形又怎么样呢！由此可见，绿营兵多有怯懦、思念家乡的情况，自古就有，不值得过分奇怪。然而作为上位者，不能不存有《采薇》《出车》的用意，更不能不知道《祈父》《北山》的苦处。如果一概不知道这些，只想开疆扩土，那确实就是好战黩武；希望这样能够成功，岂不是车子向北走却想到达南方吗！所以借着为功臣作图像赞语，申明这个道理，以此告诫世世代代的子孙，也告诫后世一切用兵的人。” 十二日（甲戌），谕告军机大臣等：“台湾熟番协同官军搜剿贼匪，都属于急公好义、奋勉出力；生番等自从逆首困窘逃窜以后，经福康安明白晓谕，各社生番都知道顺逆，帮助官兵和义民分路堵截贼匪，使林爽文、庄大田无处逃藏。现在两个逆首都已先后被擒，所有作战出力的熟番等，着赏给‘效顺’匾额，交福康安仿照各村庄义民的例子，在他们居住的番社一体颁赏，以表示表彰奖励。至于生番等虽然与内地语言不通，也不能辨认文字，但他们一向性情好利，内地的布匹、盐、茶等物都是他们喜爱的；着福康安查明协同搜捕逃犯的生番等，按照他们所喜好的内地物品酌情从优赏给，使他们更加感激，逐渐归向教化。” 十三日（乙亥），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因台湾剿捕贼匪，官军多次交战，据提督、总兵等奏报，不知生死下落的兵丁很多；朕屡次下旨交福康安等严查这些兵丁究竟下落如何，却还没有查明具奏。兵丁等奉命出征，如果在阵前捐躯或被贼杀害，事后查明后，不仅应当给予赏赐和抚恤，还应当挑选他们的子弟补充兵缺，使其得到养赡。如果遇到敌军溃散，除投回军营、仍随同官兵作战者免予查究外，若在事情平定后才逃回，查明没有跟从贼匪的情节，还可以宽免死罪；倘若竟然甘心跟从贼匪，甚至帮助贼匪作战，如今见贼匪已被平定，便私自逃回或被捕获，就应立即依法处死，即使他们的子孙也不准挑补兵缺，以示惩罚警戒。自古用兵的道理，贵在赏罚严明。现在大功虽然已经完成，但兵丁可以百年不用，却不可以一日没有戒备。此事如果福康安已经查明，就遵照前旨分别严办；如果因人数众多，福康安回京以前来不及查奏，就交给李侍尧、徐嗣曾分别在内地和台湾逐一严查办理，不得稍有姑息。”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百。十六日（戊寅），谕告军机大臣等：“据福康安派员押解到案的从贼匪犯萧晤天供称：‘上年五月间，被贼首水沙连监军林旧捉去入伙。’林旧在林爽文招集匪众后，结党助逆、助恶，也是重要贼首；还没有据报将其捕获。着福康安立即迅速查捕务必擒获，不得让他漏网逃脱惩罚。至于各犯的家属，按例都应连坐。现在据赖应供称：‘他的父亲赖笺、母亲张氏、妻子林氏、儿子赖际会，都住在内地平和县。’着李侍尧严令当地官员查捕办理。至于林顺、石南、林良、胡真等犯的家属，虽然据供称在台湾地方被官兵冲散，但终究难以凭信；并命福康安、李侍尧在内外各地下令查找，务必查明各犯家属的确实下落，按姓名查捕，照例办理。”

译十七日（己卯），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因台湾逆匪滋事，不法奸民竟敢乘机在海面抢劫，不能不严加惩治。朕曾下旨，沿海各省海面抢劫案件的人犯，无论首犯还是从犯，一律按律处死；等剿捕之事结束后，再照旧例办理。后来又规定，对情有可原的犯人，如果犯罪发生在下旨以前，从宽改为判处斩刑、监禁候决；等满三年后，再行发遣。如今福建省海洋劫盗案件屡见不鲜，可见当地民风奸诈强悍，不是一时能够改过的。现在大功虽然已经完成，除其余沿海各省仍照旧例奏请外，所有福建海洋盗案，不便立即照旧例办理。着传谕李侍尧，今后捕获海洋盗案，仍照新例分别严办；等五年以后盗风逐渐平息，再行奏明照旧例奏请。” 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运送军米的船只，前后遇风沉没的共十七号。其中蔡球琳等六船有抢捞米石以及水手淹死的情形，自然可信；曾长益等船的米全部丢失，但船户、水手却没有报称淹死，恐怕有盗卖米粮、捏造掩饰的情事。现已移文知会巡抚大臣，就近提审讯问。另有外委蔡永胜、从九品官正邦二人，在传递军报时害怕风浪，停留在湾泊之处，以至于耽误军情；现已咨报有关部门，予以斥革，并枷号示众惩罚。”谕旨说：“运送军米如果并未遇风，却捏报沉失，自应查明治罪。但海上风情变化不定，船只被淹溺实属难免；况且船户运送军米是因公办事，如今遭风沉毁，其中一船还淹死水手十七名，实在值得怜悯！着传谕李侍尧等，立即将淹死人员照漕船遇风淹死的例子予以恤赏。其余运送文书报告等船只，如果有因风淹死的，也照此赏给，以表示体恤。至于蔡永胜等因为畏惧风浪而停泊湾中，耽误军报，怠慢玩忽到了极点！不发遣不足以抵偿罪过。等枷号期满后，即发往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充当苦差。” 十九日（辛巳），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据福康安奏称：‘派员先到嘉义县将柴大纪押解到台湾府看守；福康安从南路回到郡城后，即亲自审问。’眼下南路贼匪已经搜查干净，估计此时福康安早已回到郡城；关于柴大纪究竟有哪些违法营私之处，为什么还没有查明奏报？另外，永福是满洲道员，近在同城，如果对柴大纪贪污恶劣的各项罪行没有揭发报告，就是与其串通、徇私隐瞒。何况知府孙景燧、同知刘亨基等人种种贪污聚敛、招致怨恨，酿成事端，该府、厅、县都属于永福的属员，他平日竟毫无察觉，已经不能说无罪；如果永福竟有与他们串通分赃的情形，其罪更不可逃脱！朕曾多次谕令福康安查明后严加参奏，至今还没有奏报。此前有旨令福康安办妥善后事宜，于五六月间风信平稳时启程渡海回京。福康安本应趁此时将特意交办的各案，会同徐嗣曾逐一秉公严查，据实迅速奏报，办结后回京；岂有无故拖延、留在那里等候的道理！着再传谕福康安，务必迅速查审具奏，办结此案。”

译二十一日（癸未），谕旨说：“现在福康安抵达鹿仔港还不到三个月，就已经多次攻破贼巢、擒获首要逆贼，南北两路全境都已荡平；所有官兵不过是屯练兵以及黔、楚官兵几千人，哪里需要使用大量兵力。假如像恒瑞所说，必须增调六七万兵，加上台湾原有的兵力，就达到十多万人了；不仅各省征调会造成远近驿站骚扰，而且行军、配渡都需要时间，眼下还不可能全部到达那里。幸亏朕洞察先机，立即命令福康安、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等前往；恒瑞的奏报送到时，朕又认为他的话不可信，谕令福康安坚持自己的判断，迅速从鹿仔港进兵。如今能够按期完成大功，假如不是朕命令福康安、海兰察前往，而是准许恒瑞增调十多万大军，交给常青、恒瑞二人统率，那么他们在那里等候，天天拖延因循，仍旧零星调拨兵力，不仅嘉义县城早已陷落，就连郡城也无法守住，还成什么事体！昨天询问押解逆犯来京的都司张尔魁，他说：‘贼匪进攻包围嘉义县城，形势已经危急；如果福康安迟到三天，县城必定守不住。’” 所以那里的城池能够安然无恙，都是依赖朕洞察先机、命令福康安等迅速前往的结果。此前因为柴大纪驻守嘉义将近半年，又据奏报说他忍饥等待援兵、不忍出城，朕嘉奖他的忠义，破格加恩，封为伯爵并赏银一万两。假如不是福康安及时赶到，嘉义县城已经失守，柴大纪被贼杀害，既可以借口说他死于王事，罪状或许还不至于暴露；这样岂不是使那些贪纵营私、激成事端的人，不仅侥幸逃脱重罪，反而得到厚恩！这次幸亏福康安迅速前往救援，嘉义县城得以无忧；而柴大纪捏造理由守城、贪污等恶劣行为，不久就暴露了。可见朕的恩典不能滥受；违法昧良之人也一定不为天理所容，最终必然败露。而恒瑞先前妄奏请求增调大量兵力，几乎造成惑众误事，也不能不治他的罪。福康安在袒护恒瑞一事上，本来有应得的过错；如果不是建立了这次大功，又哪里能够宽恕他。如今因为他的功劳大而过错小，所以记录他的功劳而宽免他的过错。福康安今后只应加倍警醒反省，更加坚定地秉公谨慎，努力不辜负朕教诲、成全他的用意。” 至于福康安这次前往督办剿捕事务，遵照朕历次指示，调度有方、用心周密，确实没有辜负任用和使命，朕心中非常嘉许！海兰察多次督率军兵进剿，十分奋勇，值得嘉奖；又将庄大田的家属以及逆犯庄大韭、林勇全部擒获，筹办一切事务也都井然有序。福康安、海兰察先前已经晋封公爵，赏给宝石帽顶、四围龙褂、四开气袍，着再各赏赐使用紫缰。但福康安身为将军，发兵指挥、调度号令都由他主持；着加赏福康安金黄色腰带，并赏给福康安、海兰察各一盘金黄色辫珊瑚朝珠，以表示优厚异于常人。和珅承旨起草诏谕，对于一切满洲、汉人事务自始至终无论大小都没有遗漏，勤劳功绩显著，先前已经晋封伯爵；着一体赏赐使用紫缰，以昭示嘉奖鼓励。” 又谕旨说：“山猪毛义民急公慕义，一年以来跟随官兵剿杀贼匪，始终没有懈怠，实在勇敢奋进，值得嘉奖！已经颁给御书匾额，特别加以表彰；并已下令将各义民分别奖赏。负责管理义民的教授罗前荫，着加恩赏给同知职衔；曾中立已经赏给同知职衔，仍着赏戴花翎，并加恩赐给义勇巴图鲁名号：都着送交有关部门引见。刘绳祖、黄衮、涂超秀、周敦纪，着赏戴蓝翎，以表示优厚奖励。黄奠邦着赏给顺勇巴图鲁名号，一并送交有关部门引见。张元懃、王得禄，都着加恩赏戴花翎。曾中立、黄奠邦，仍照加赏巴图鲁名号的例子，各赏银一百两，以表示奖励劝勉。” 又谕旨说：“这次台湾剿捕逆匪，调动各省兵丁前往协同剿捕，都属于奋勉出力。现在逆首被擒，台湾全郡平定，想到这些兵丁远渡重洋，终究经历了危险；除福建本省以及广东、浙江两省兵丁邻近海疆、平日熟悉渡海事务，不必另外加恩外，湖南、贵州、广西、四川的屯练兵丁，都应酌情加恩赏赐。如果这四省兵丁现在已经撤回，着李侍尧在这些兵丁渡回内地时，每人各赏银二两。如果本旨到达时，回兵已经离开福建境内、各自返回原省，就着李侍尧咨行各该督、抚，按姓名赏给。又，广东兵一千人既暂时留驻台湾，而且上次随军征讨剿捕时都极其奋勉出力；并着福康安、徐嗣曾一体按姓名各赏银二两。” 又谕旨说：“这次押送逆首林爽文以及贼匪家属、贼首的各员弁，沿途都小心押解，行进迅速，而且在台湾作战杀贼也都奋勉出力。押解官马龙、李芳园、张尔魁，着加恩按照应当升补的职位升用，仍各赏缎二匹；参领扎拉芬也赏缎二匹；护军校神奇保，守备丁世伟、邓应相、德恩，以及千总、领催，都各赏缎一匹。护解的兵丁，着各该督、抚查明后，各赏给一个月的钱粮，以表示奖励。”

译谕告军机大臣等：“此前据琅玕奏称：‘查抄柴大纪家产，询问该犯家属，据供出柴大纪在台湾任职期间，前后所得收益共有五六万金。’如果仅仅如郑名邦所供，收受两个外委的赃贿不过番银二百多圆，数目很少，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多？此外卖官鬻爵、贪得大量赃款，必定还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不能不彻底追究。现在应当提审的人证中，微末员弁立即照例咨文革职；如果继续查出违法营私的文武各员，就一面解任严讯，一面具折参奏，不得有任何隐瞒掩饰。此案着徐嗣曾会同审理办理；徐嗣曾是本省巡抚，又与柴大纪是同乡，柴大纪种种贪污恶劣的情节，更没有难以查访属实的道理。至于台湾额兵，提督、总兵等已多次据报严密缉查；昨天又有旨谕令李侍尧、徐嗣曾分别在内地和台湾逐一严查办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没有查出头绪？如果查明这些兵丁在失踪以后有跟从贼匪的情节，如今见贼匪平定才逃回来，一经捕获，就应遵照前旨立即处死；” 他们的子弟也不准挑选入伍、领取粮饷，以示惩罚警戒。或者竟然是当地营制废弛，柴大纪营私舞弊，把虚报的粮额冒领军饷，动辄以伤亡、失踪为借口，企图掩饰；尤其不能不切实追究，列入案件办理，以彰明他的罪行。至于台湾营制还需要酌情增加、改设，先前已经有旨令一半兵丁换防，另一半酌情招募本地义民、社番充补；既可以鼓励义勇，又有一半内地兵丁在那里防守、分班轮换，他们的家属都在内地，还可以相互牵制，在事务上似乎两方面都有益处，自应仍遵照前旨办理。只是内地兵丁渡海防守，如果没有固定产业，恐怕所得钱粮不够供给，仍然免不了借机扰累百姓、营私贸易等事。或许可以把入官的叛产酌量拨给他们作为补助，换班时仍令前后班交代清楚，收取余息，用来补贴服役，这似乎较为妥当；并着福康安等一并详细妥善议定。再者，逆匪党羽陈泮、吴钦二犯都是有名的头目，先前已经有旨令福康安等严密查捕；是否已经捕获？又据林劝等供出，林爽文的族长林石也还没有下落；” 并着福康安严密追捕，务必擒获。至于福康安奏报，庄大田的次子庄天畏虽据被捕犯人供称已经被生番杀死，但所说恐怕不足凭信；仍应一并严密追捕，不得让他漏网。又据福康安奏报，查勘凤山县城地势低洼，既然不足以凭借它控制地方，就应当察看形势，酌量迁移重建。此外，嘉义、彰化、淡水等处旧设的竹城，是否也应酌量迁移，或者另行增建砖石城墙？都应趁这次整顿之时逐一重新勘察，筹划周全；着福康安会同徐嗣曾尽心妥善办理。其余一切善后事务，头绪繁多；都必须由福康安在台湾一手经理。福康安总要逐项办完后再起程；即使在那里多驻几个月，也没有妨碍；总要以事情有益、一次劳作而永久解决为原则，才算没有辜负任用和使命。” 又谕旨说：“台湾在逆匪扰乱之后，村庄被毁，百姓失业，自然应当妥善赈济抚恤。但如果救济受难百姓全靠发给口粮，而当地存留的米粮不够办理赈济，此时无论折价发给三两，即使再加一倍折给六两，百姓虽然有银子，却没有米可以买，又怎么能够得到食物！况且此前据李侍尧奏称：‘台湾军务完成，合计本省拨运的米粮，除应当筹备使用的以外，还剩余四十二万石米。各省尚未运到福建境内的米粮，都已经发文通知截留。’据奏报的情形来看，各省协同拨运的米粮完全足够供福建省军粮和民食使用，即使台湾所需的赈济口粮，也可以从内地运去；为什么徐嗣曾又说台湾存米所剩不多，办理赈务还必须折给银两，实在难以理解！况且现在据福康安奏称：‘沿途查阅南路一带受贼匪扰乱的地方，田地多有荒芜；东港以南禾苗茂盛，粤庄也已经栽插，如今雨水阳光适时，可以希望丰收。’可见台湾地方已经播种的地方正在恢复的并不少。况且当地土地肥沃，一年两熟；” 现在贼匪早已平定，受难百姓已经陆续回到村庄，即使尚未耕种的地方也已经照常耕作，可以期待有收成。此时办理赈务，就照以往的例子折给二两银子，足够购买粮食，又何必立即议定增加。向来台湾官吏侵吞渔利已经成为习惯，遇到事情就想着浮报冒领，以图充实自己的钱袋。如今经过大力惩治之后，他们没有借口可用，却又想借折价赈济为名，增加折价数额，预先为冒销钱粮留下余地。福康安等不能不严加查察，不得任由官吏捏造理由、浮报冒领，落入他们的诡计。如果有这种弊端，立即指名严加参奏办理。” 本月，两广总督孙士毅、广东巡抚图萨布奏报：“前往台湾剿匪的粤东满、汉兵丁共一万三千五百名，现在分批渡回内地，军械稍有损坏就必须补给。除鸟枪一项已经准许闽浙督臣知会，现正拨给使用外，其他排刀、腰刀等器械，必须另行制造。查从前收缴民间的鸟枪，还有未经改铸的；另外各类命案、盗案中的凶器也都是熟铁制造，不需要煅炼，费工较少，而且更加锋利。已经命令全省各衙门逐一查缴，按数改造，并通知粤西一体照办。”得到旨意：“各项办理都很妥当，知道了。”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