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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史通》作者：刘知几 原序 内篇：六家第一 内篇：二体第二 内篇：载言第三 内篇：本纪第四 内篇：世家第五 内篇：列传第六 内篇：表历第七 内篇：书志第八 内篇：论赞第九 内篇：序例第十 内篇：题目第十一 内篇：断限第十二 内篇：编次第十三 内篇：称谓第十四 内篇：采撰第十五 内篇：载文第十六 内篇：补注第十七 内篇：因习第十八 内篇：邑里第十九 内篇：言语第二十 内篇：浮词第二十一 内篇：叙事第二十二 内篇：品藻第二十三 内篇：直书第二十四 内篇：曲笔第二十五 内篇：鉴识第二十六 内篇：探赜第二十七 内篇：摹拟第二十八 内篇：书事第二十九 内篇：人物第三十 内篇：核才第三十一 内篇：序传第三十二 内篇：烦省第三十三 内篇：杂述第三十四 内篇：辨职第三十五 内篇：自叙第三十六 外篇：史官建置第一 外篇：古今正史第二 外篇：疑古第三 外篇：惑经第四 外篇：申左第五 外篇：点繁第六 外篇：杂说上第七 外篇：杂说中第八 外篇：杂说下第九 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 外篇：《汉书·五行志》杂驳第十一 外篇：暗惑第十二 外篇：忤时第十三 原序 长安二年，我以著作佐郎的身份兼任修国史，不久又升任左史，在门下省撰写起居注。适逢调任中书舍人，暂时停止史官职务，不久又兼领原来的史职。今上即位后，授予我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等职，兼修国史仍照旧。又因大驾回京，我作为留后留在东都。没过多久，朝廷用驿马征召我入京，专门掌管史事，仍升任秘书少监。想到自己先后侍奉两位皇帝，任官于两京，遍任掌管典籍的官署，长期担任撰写史书的职务。过去马融三次进入东观，汉代人以此为荣；张华两次主管史官，晋朝人称道他的美誉。唉，我这个浅陋的人，却兼有这些经历。因此我想到职责所在便忧虑不安，连片刻安居都顾不上。曾经利用编纂删削史料的空闲，讨论考订史书，下笔不停，于是稿本装满了筐箧。于是我把材料分门别类，编排成书。从前汉代的诸位儒生汇集讨论经书和传文，在白虎阁定稿，因而命名为《白虎通》。我既然在史馆任职期间编成了这部书，所以就以《史通》作为书名。况且汉代寻找司马迁的后人，封其为史通子，由此可知以“史通”作为称谓，来源已经很久了。我广泛采纳各家的意见，于是确定了这个书名。全书共二十卷，篇目列在下面，合计若干字。当时是庚戌年，即景龙四年仲春之月。内篇：六家第一

译自古以来帝王编纂撰述文献的情况，《外篇》中已经讲得很完备了。古往今来，质朴与文采反复变化，各种史书的写作体例也不总是相同。概括起来加以评论，史书的流派有六种：第一是《尚书》家，第二是《春秋》家，第三是《左传》家，第四是《国语》家，第五是《史记》家，第六是《汉书》家。现在略述它们的意义，列在下面。《尚书》家，最早出自远古。《易》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便取法于它们。”因此可知，《尚书》的起源十分久远。到了孔子在周王室阅览典籍，得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取其中写得好的部分，编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说：“因为这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就是上。上天垂示文采和形象，布置节度，如同天体运行一样。”王肃说：“上面所说的话，下面由史官记录，所以称为《尚书》。” 推究这三种说法，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大概《尚书》所记载的主要是号令，用来宣示王道的正义，向臣下发布言语，所以其中记载的都是典、谟、训、诰、誓、命一类的文辞。至于《尧典》《舜典》两篇，直接叙述人的事迹；《禹贡》一篇，只讲地理；《洪范》总括叙述灾异和祥瑞；《顾命》则全部陈述丧葬礼仪。这些也都是体例并不纯一的例子。又有《周书》，与《尚书》相类似，就是孔氏删定约一百篇之外的部分，共七十一章。上起文王、武王，下至灵王、景王。其中很有明白允当、诚实笃厚、典雅高尚的内容；但有时也夹杂浅薄末流的常谈和污秽之语，大概像是后世好事者增补进去的。至于《职方》的说法，与《周官》没有不同；《时训》的说法，与《月令》大多相同。它可以说是百王正史和《五经》别录一类的书。自从宗周灭亡以后，《尚书》的体例便废弃了，直到汉、魏，都没有能够继承它的。到了晋代广陵相、鲁国人孔衍，认为国史是用来表明人物的言行、彰显法式的，至于人情常事，不值得全部备载。于是删取汉、魏诸史，选取其中优美的辞藻和典雅的言论，足以作为借鉴的，确定篇次，编成一家之言。因此有了《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共二十六卷。到隋代秘书监、太原人王劭，又记录开皇、仁寿年间的事情，编排次序，使同类相从，各自标明篇目，编成《隋书》八十卷。考察它们的体例，全都以《尚书》为准则。推究《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如果君臣相对而谈，言辞和旨意值得称道，那么当时的一番话，即使连续有好几篇，也都载录下来。如果言语没有值得记载的，事情没有可以叙述的，像这样的旧事，即使有所删略，读者也不认为不对。到了中叶以后，文献典籍已经非常完备，却一定要删截当今的文章，模仿古代的体例；事情并没有改变方向，义理却涉及拘泥旧法。因此舒元所撰的《汉书》《魏书》等书，不能流行于当世。至于帝王没有本纪，公卿缺少列传，就会使年月失去次序，爵位和乡里难以详考；这些都是过去所忽略的，却是今天所需要的。像君懋的《隋书》，虽然想效法商、周，遵循虞、夏的法则，但看它所记述的内容，竟像《孔子家语》和临川《世说》，可以说是画虎不成，反而像狗了。所以这部书受到当时人的讥笑，确实是有原因的。《春秋》一类的史书，起源于三代。考察《汲冢琐语》，其中记载太丁时的事情，而且称作《夏殷春秋》。孔子说：“疏通记载而通晓远古之事，是《书》的教化；连缀文辞、排列事情，是《春秋》的教化。”由此可知，《春秋》开始创作时，与《尚书》是同时的。《琐语》中又有《晋春秋》，记载晋献公十七年的事情。《国语》说：晋国的羊舌肸学习《春秋》，晋悼公让他传授给太子。《左传》记载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前来聘问，看见《鲁春秋》说：“周礼全都在鲁国啊！”由此可知，称为《春秋》的书，所记之事并不只出自一家。至于那些失传而不为人知的，更是无法全部记载。又考察《竹书纪年》，它所记的事情都与《鲁春秋》相同。孟子说：“晋国称它为《乘》，楚国称它为《梼杌》，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都是记载春季和秋季。”这样看来，《乘》《纪年》《梼杌》，难道都是《春秋》的别名吗？所以《墨子》说：“我见过百国的《春秋》”，大概都指的是这一类书。到了孔仲尼修订《春秋》时，他观察周礼的旧法，遵循鲁国史书的遗文；根据历史事实，仍然合乎人道；借败亡之事来彰明惩罚，因兴盛之事来树立功业；借助日月来确定历法，凭借朝聘来匡正礼乐；使言辞含蓄委婉，使文意隐微深长；写成不可改易的言论，制定传给后世的法则，所以能够流传千年，而唯独这部书一直流行。又考察儒者解释《春秋》的说法：把事情系连在日期上，把日期系连在月份上；说到春季便包括夏季，举出秋季便兼及冬季；一年有四时，所以错杂举出四时，作为所记之书的名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晏子、虞卿、吕氏、陆贾的书，篇章本来没有年月，却也称为《春秋》，大概其中另有不同于这种说法的原因。到了太史公撰写《史记》，才开始以天子为本纪的主体。考察它的宗旨，是仿效《春秋》的。此后撰写国史的人，都采用这种方法。然而时代变迁，世道不同，体例也不一样。它所记的事情，大多只是叙述，很少褒扬或避讳；对事情也不作贬斥或升扬。所以马迁所说的不过是整理旧事罢了，怎么能与《春秋》相比呢！《左传》一类的史书，起源于左丘明。孔子写成《春秋》以后，丘明接受经文，撰写传文。所谓“传”，就是传递，把经文的旨意转授给后人。也有人说，“传”就是传示，用来传给后世。考察孔安国注《尚书》，也称为“传”，这样看来，“传”也有训释的意义吗？看《左传》解释经文，有的经文中只见言语，而事情在传文中详尽；有的传文没有，而经文中有；有的经文缺失，而传文保存下来。它的言辞简约而精要，所记事情详尽而广博，实在是圣人才华的羽翼，也是著述者中的冠冕。到了孔子去世以后，便没有人再撰写经传。当时的文献，只有《战国策》和《太史公书》而已。到了晋代著作郎、鲁国人乐资，才追溯采集两部史书，撰成《春秋后传》。这部书起于周贞王，接续此前记载的鲁哀公以后，直到周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继承周朝为起点，终于秦二世灭亡，共三十卷。汉代的史书，以司马迁、班固的著作为主体，而本纪、列传相互重复出现，表、志也彼此重复，文字显得繁琐，很难通览。

译到孝献帝时，才命令荀悦撮取这些史书，编成编年体，依照《左传》撰写《汉纪》三十篇。从此以后，每一代的国史都有这样的著作，从后汉开始，一直到高齐。像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人所撰的书，有的称为《春秋》，有的称为《纪》，有的称为《略》，有的称为《典》，有的称为《志》。虽然名称各不相同，大体都以《左传》作为标准。《国语》一类的史书，起源也出自左丘明。他既撰写了《春秋内传》，又考察其中散佚的文字，汇集另外的说法，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事情，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另作《春秋外传国语》，共二十一篇。它的文字可以与《内传》相比，有时内容重复而略有不同。但自古以来的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流，都为它申明义理、作注释，整理章句；这也是《六经》一类的著作，是仅次于《三传》的书。等到纵横家交相兴起，各国以武力争夺强权，秦国兼并天下，于是有了《战国策》。书中篇目包括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共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称为“策”，大概是因为它只是记录而没有编排次序，所以就以简册之名作为书名。也有人说，汉代刘向认为战国游士为各国出谋划策，因此称为《战国策》。到了孔衍，又认为《战国策》所记的内容不够完善，于是引用太史公所记的材料，参校两者的异同，删取两家之书，汇集成一部记录，题为《春秋后语》。除去二周以及宋、卫、中山，保留下来的只有七国。它起于秦孝公，终于楚、汉交替之际，与《春秋》相比，也完整记载了二百三十多年间的事情。孔衍起初撰写《春秋时国语》，后来又撰写《春秋后语》，编成两部书，各十卷。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后语》保存下来。考察它的《序》说：“即使左氏也不能超过它。”世人都责怪他不自量力，不估量自己的德才。考察孔衍这句话的意思，他把自己比作丘明，应当是说《国语》，而不是说《春秋传》。如果一定要把同类的书相比，难道还会受到这么多讥笑吗？汉代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以后，群雄角逐争斗。司马彪又记录这些事情，撰成《九州春秋》，每州一篇，共九卷。考察它的体例，也接近后世的《国语》。自从魏国定都许、洛，三方鼎立；晋国据有江、淮地区，天下四分五裂。它们的君主虽然都号称王者，实际上领土只是诸侯的规模。各地的史官记载本国的事情，撰写本纪、列传的，就以班固、司马迁为规模；创作编年史的，就商议仿拟荀悦、袁宏。于是《史记》《汉书》的体例大为流行，而《国语》的风气衰落了。《史记》一类的史书，起源于司马迁。自从《五经》流行于世，各家学说竞相出现，史事彼此杂糅，前后互相矛盾。到了司马迁，才搜集各国史书，采访私人记载，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用本纪、列传统摄君臣，用书、表谱列年代和爵位，共一百三十卷。因袭鲁国史书的旧名，把它题作《史记》。从此以后，汉代史官续写的史书，都以《史记》为名。直到东京时期撰写的史书，还称为《汉记》。到了梁武帝，又命令群臣，上起太初，下至齐朝，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这部书对秦代以前的历史，都以《史记》为依据，同时另行采集其他说法，以扩充不同的见闻；至于两汉以来，则全部抄录当时的本纪、列传，使上下贯通，内容彼此相承；又把吴、蜀两位君主列入世家，把五胡和拓拔氏列入《夷狄传》。大体上它的体例都像《史记》，不同之处只有没有表。此后元魏济阴王晖又撰写《科录》二百七十卷，断限也从上古开始，终于宋代。它的编次大多仿照《通史》，把行事特别相似的人合为一科，所以题名为《科录》。皇家显庆年间，符玺郎、陇西人李延寿抄录撮取近代各史，南朝起自宋，终于陈；北朝起自魏，终于隋，共一百八十篇，题为《南北史》。其中君臣的类别、纪传的分组，都按类别相从，各自附在本国之下。这些著作全都是《史记》一类的史书。考察《史记》，它所记疆域广大，年代久远，却分散在本纪、列传中，又散见于书、表之内。每当论述国家的一项政事，胡地和越地便相隔遥远；叙述同一时期的君臣，参、商二星那样彼此隔绝。这是它体例上的缺点。并且它所记载的内容，大多聚集旧有记载，有时又采录杂说，所以使阅读的人觉得事情少有新奇，言语却有许多重复。这是编撰记录上的烦琐。何况从《通史》以后，芜杂烦累更加严重，于是使学者宁愿学习原来的史书，却懒得查看新的编录。而且编撰没有多少，残缺却很快增多，可以说是费力而没有功效，是著述者应当深切警戒的。《汉书》一类的史书，起源于班固。司马迁撰写《史记》，终于当代天子。太初以后，缺略而没有记录。班彪沿袭它，推演写成《后记》，用来续接前面的编年。到了他的儿子班固，才从汉高祖开始断限，一直到王莽，写成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编成一部史书，题为《汉书》。从前虞、夏的典，商、周的诰，以及孔氏所撰的著作，都称为“书”。以“书”为名，也是考察古事的伟大称谓。考察它的创制，都以司马迁为准，只是不设置“世家”，把“书”改称为“志”而已。东汉以后，作者相继出现，都沿袭这个名称，没有改变，只有《东观》称为“记”，《三国》称为“志”。然而名称虽然不同，体制却完全相同。纵观古代史书所记的内容，《尚书》记载周代的事情，终于秦穆公；《春秋》叙述鲁文公，止于鲁哀公；《纪年》没有记到魏国灭亡；《史记》只论述到汉代开始。像《汉书》这样，探究西都时期的始末，穷尽刘氏王朝的兴衰，包举一代历史，编成一部书。言辞都精炼，事情记载非常完备严密，所以学者查考研习，容易取得成效。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这种方法。于是考察这六类史书，斟酌评议千年以来的情况，史书的流派品类，大概也已经穷尽于此了。然而古朴之风消散，淳厚之俗衰落，时代变迁、世道不同，《尚书》等四类史书的体例早已废弃，能够效法继承的，只有《左氏》和《汉书》两家而已。

译内篇　二体第二 三皇、五帝的时代，书有《典》《坟》，年代久远，无法详知。自唐、虞以下直到周代，属于《古文尚书》的范围。然而当时世道还淳朴质实，文章简略，要想具备完整的体例，本来就已经做不到了。后来丘明为《春秋》作传，子长撰写《史记》，记载史事的体例到这时才完备。后世继承创作，彼此因循，即使有所改动，也不过改变名称，界限还是有限的，谁能超出这两种体例呢？荀悦、张璠，是丘明一派；班固、华峤，是子长一派。只有这两家各自夸耀所长，必须辨析它们的利弊，才可以论说。《春秋》按日月编排次序，列出时令和年份相互连接；无论中原还是外族，同年同世的事情，没有不完备记载、呈现在眼前的。义理集中在一句话中，言语没有重复出现。这是它的长处。至于贤士、贞女以及才高德俊、事关紧要的人，必定衡量其重要性而详细记载；对于事迹沉没不显的人，则不违背取舍之道而详细叙说。比如绛县老人、杞梁之妻，有的因为回答晋卿而被记载，有的因为回答齐君而被录入。至于贤能如柳下惠、仁厚如颜回的人，最终却不能彰明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若论它记得细，连细小的事物也没有遗漏；若论它记得粗略，则高山一样的重大事迹也会被舍弃。这是它的短处。《史记》用本纪概括重大纲要，用列传详尽叙述曲折细节，用表谱列年代和爵位，用志总括遗漏；至于天文、地理、国家典章、朝廷制度，显著和隐微的都加以包括，大事小事没有遗漏。这是它的长处。若是同一件事，分散在数篇之中，首尾彼此隔离，前后多次出现；在《高祖本纪》中说“事情见于《项羽本纪》”，在《项羽本纪》中又说“事情详见《高祖本纪》”。又把同类人物按类别编排，不考虑年月，后出生的反而列在篇首，先辈却压在篇末，于是使汉代的贾谊与楚国的屈原同列，鲁国的曹沫与燕国的荆轲并编。这是它的短处。考察这两种体例的优劣得失，彼此都有所得也都有所失。然而晋代干宝著书，却极力称赞丘明而深深压低子长。他的意思是说：能够用三十卷的简约篇幅，包举二百四十年的事情，没有遗漏。考察他这种说法，难道可以算是刚劲挺拔的言论吗？考察起来，春秋时期的事情，收入左氏所记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丘明自己知道记载简略，所以撰写《国语》来加以扩充。然而《国语》之外，还有很多散佚的内容，怎么能说他包罗一切、毫无遗漏呢？假如丘明世代担任史官，都仿照《左传》来写，那么前汉的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郭林宗、黄叔度，以及晁错、董生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这些人都是德行冠绝人伦、声名驰誉海内、见识洞察幽明、言论穷尽军国大事的人。有的因为自身隐居、地位卑微，没有参与朝政；有的因为文章繁多、事情博杂，难以编排次序。对他们略去而不记载，是可以的。如果只是因为有所吝惜，不肯删削，那么汉代的志、传就会有一百卷，与十二纪并列其中，恐怕会琐碎杂乱、零散失去气势了。所以班固知道会有这种情况，设置本纪、列传来加以区分，使内容清楚可观，纲目体例各有不同。荀悦厌恶它迂曲宽泛，又依照左氏体例成书，删削班固的史书，篇数只有三十篇，历代保存它，反而超过了班固的原传。这样看来，班固、荀悦两种体例彼此较量、争相领先，若想废弃其中一种，本来也是很难的。后来的作者，都没有超出这两条道路。所以晋史有王、虞二家，又以《干纪》作为辅助；《宋书》有徐、沈二家，又分出裴氏《略》。各有各的优点，并行于世。这与令升的说法不同，他只是固守一家而已。内篇　载言第三 古代把言论记作《尚书》，把事情记作《春秋》，由左右二史分别承担这两种职务。桓公、文公建立霸业，纠合诸侯同盟，这是春秋时期的大事，而《尚书》没有记载。秦军战败，秦穆公告诫并发誓，这是《尚书》中的大事，而《春秋》没有记录。由此可明确知道，言论和事情是有区别的。到了左氏撰书，不遵循古代的法则，把言论和事情一同放在传文中。然而言论、事情兼收并载，繁简安排得当，所以使读者寻味不倦，阅读吟诵而忘记疲劳。至于《史记》《汉书》却不是这样，它们所包举的内容，务求广大博杂，因此记载文辞的篇幅繁多而丰富。因此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人的列传，只停留在记录言论，很少遇到记载事迹的。正要叙述一件事情，刚得到它的纲要，却又被一大篇文字隔开，次序也被分散。于是使翻阅阅读的人感到茫然。后来的史书相继沿袭，不改变这种做法，交错纷乱，古今都是如此。考察司马迁、班固的体例，他们把君臣分别列入本纪、列传，又把遗逸之事统归于表、志，虽然篇名很多，却没有单独收录的部分。我认为，凡是撰写史书的人，应当在表、志之外，另外编立一部书。比如君主的制、册、诰、令，群臣的章、表、移、檄，应从纪传中收集出来，全部收入书部，题作《制册》《章表书》，按类别加以区别。其他各类也照此办理。这也如同志中有《礼乐志》《刑法志》一样。又如诗人的诗篇，本来可以自成一家。所以风、雅、比、兴，不是《三传》所收取的内容。自从六义不再施行，文章便兴盛起来。像韦孟讽谏的诗、扬雄出师的颂、司马相如关于封禅的文章、贾谊的《过秦论》等等，这些文章都被编入纪传。我私下认为，应当依照古代诗篇的例子，截取出来收入书中。这也如同《舜典》列有《元首子之歌》，《夏书》收录《五子之咏》一样。如果能使史书的体例做到这样，那么《春秋》和《尚书》的宗旨大概就完备了。从前干宝建议撰写晋史，认为应当以左丘明为准，对于臣下的详细事迹，仍然编成谱注。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没有不推崇他的。因此，前代史书中不妥当的地方，就是后代史书应当改革的地方。所以我冒昧地和有见识的人共同讨论，编成这篇文章，希望后世的作者能够看到其中的利弊。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就请等待后来的贤哲来评判吧。内篇　本纪第四

译从前汲冢出土的竹书名叫《纪年》，《吕氏春秋》开始确立以纪为名的体例。所谓“纪”，就是统摄各种事物，包罗万象。考察各类史书的篇目，大概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吧？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又把天子的行事列入书中，以“本纪”命名篇章。后世沿袭这一体例，谨守而不改变。譬如奉行夏代的正朔、遵守孔门的教义，虽然地形会变成丘陵或谷地，时代会改变质朴或文饰的风尚，但这种道理始终流行，最终没有谁能够改变它。然而，司马迁把天子列为本纪、诸侯列为世家，这确实是正确的。只是区域既已划定，却没有分清疆界和统属关系，于是使后来的学者很少能详细理解其中的意义。考察起来，姬姓从后稷到西伯，嬴姓从伯翳到庄襄王，爵位虽然只是诸侯，姓名却列在本纪之中。如果把西伯以及庄襄王以上的人物，另行撰作周、秦世家，用殷纣来对照周武王，用秦始皇来承接周赧王，使帝王的传承清楚地有所区别，难道不好吗？如果认为西伯以前和秦始皇以前的事迹简略，另列一项还不足以成篇，那么伯翳到庄襄王的史书既然已经先成一卷，也不应与世家并列，而应直接同本纪编在一起；这一点尤其奇怪。项羽以僭越和盗取帝位之名起兵，死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君主；若从古代寻找类似的人物，他不过是齐国的无知、卫国的州吁一类罢了。怎么能避讳他的名字，称他为王呢？《春秋》记载吴、楚僭越称号时，仍把它们写作列国。即使项羽窃取了帝王的名号，也只应当压低他的地位，把他和群盗同列，何况他的名号是“西楚”，称号也只到“霸王”为止呢？所谓霸王，不过就是当时的诸侯。把诸侯称为本纪，推究名号、核对实际，实在一再违背体例。大体说来，本纪这种体例，就像《春秋》的经文：系连日月来编成岁时，记载君上的事来彰显国家的统绪。曹武帝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与王者相同，只因没有登上帝位，所以他的国家没有建立年号。陈寿的《三国志》权且借用汉代年号，编作《魏纪》，这就像两部《汉书》开头都列出秦朝和王莽时期的正朔一样。后来的作者，应当以此为准。可是陆机的《晋书》列载三位祖先的纪，直叙他们的事迹，竟然不编年。既然不编年，又怎么能称为“纪”呢？一个人始终处于北面称臣的地位，归根到底就是臣子；即使后来追加尊号，也只能收入列传。因此，弘嗣撰写《吴史》时，不把孙和列入本纪，追考旧例，并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到了伯起编次《魏书》时，才把景穆列入本纪，并把他追谥为戾园，夹杂在武帝、昭帝之间，想使百代帝王像鱼贯一样依次排列。而且，本纪既然以编年为主，只叙述天子一人。有重大事件可以记载的，就见于相应的年月；至于事情的详细经过，则交给列传记述。这就是本纪的意义。近代的撰述者，如魏著作、李安平之流，他们编撰《魏》《齐》二史，在各帝的篇章中，有时夹杂记载臣下，有时兼叙其他事情，无论大小全都记载，巨细一概收录。这样完全成了列传的体例，与本纪文字不同，他们却迷惑而不醒悟，未免太过分了。世上的读者，希望能详细辨察这一点。内篇　世家第五 自从有了王者，便设置诸侯，按五等爵位排列，使天下分成众多封国。周朝东迁以后，王室大为衰败，于是礼乐和征伐都出自诸侯。到了秦代，天下分成七个强国。司马迁记载各国时，编排次序的体例与本纪没有不同。他大概是想压低诸侯的地位，使之区别于天子，所以借用另一种称呼，命名为“世家”。考察“世家”这个名称的含义，难道不就是指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世代相传吗？至于陈胜，从群盗中起兵，称王六个月就死了，子孙没有继承，国家也没有留下踪迹，既没有世代可以传承，也没有家业可以安置，却称为“世家”，难道合理吗？史书的篇名都是司马迁创立的，难道因为是自己创立的，就可以使名与实没有准则吗？况且诸侯与大夫，家与国本来就有区别。三晋和田氏，在还没有成为君主以前，都是排列在陪臣之中的，屈身事奉藩国君主；可是前后却一并归入世家。这样使君臣混杂、升降失序，又凭什么责备季孙氏在庭院中舞八佾、管氏把三归台反置于堂下呢？又有人号称东帝，与西秦抗衡，土地方圆千里，傲视六国，司马迁却抹去他的本来名号，只用田完来命名；按人情推求，谁会认为这样可以呢？汉氏拥有天下时，它的诸侯与古代不同。古代的诸侯都能即位建元，专门统治一个国家，世代绵延如瓜蔓相连，并以世代长久为吉兆。到了汉代却不是这样。汉朝宗室中称王的人，都受京城控制，与州郡没有区别；异姓受封为侯的人，必须在朝廷任职，不能治理一方。有的封国只传给一人，有的爵位经过几代才承袭；虽然名义上分列等级、受有土地，但礼制不同于君主，所以应当编入列传，实际上与普通列传相同。然而司马迁强行另立一类加以记录，按类别归并，虽然取得了整齐划一的便利，哪里了解因时制宜的道理呢？班固撰写《汉书》时，大概知道这一点，于是纠正了前代的错误。至于萧何、曹参受封茅土，荆、楚等宗室旁支，也一概称为列传，不再称作世家，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矫枉过正。此后将近四百年，到了魏朝拥有中原，而扬州、益州不归顺，最终也被中朝压服，被称为伪主。撰史的人若一定把他们列入本纪，就会上接帝王；若列入列传，就会下同臣妾。梁主敕令编撰《通史》，确定把吴、蜀列为世家。把那些僭越的君主与列国相比，既没有过分抬高，也没有过分贬低，这大概是掌握了调和裁制的原则吧！后来又有子显撰《齐书》，把北方称作《魏虏》；牛弘撰《周史》，南方记作萧詧。考察它们的体例，本来应当称为世家。但近代以来的著书，普遍不再使用这一名称，于是使司马迁所创的篇目逐渐湮没不行，班固所定的名称却一直流传，始终没有改变。内篇　列传第六

译本纪、列传的兴起，开始于《史记》和《汉书》。所谓“纪”，就是编年；所谓“传”，就是分别记载人物事迹。编年，是按照历代帝王的年月记载，犹如《春秋》的经文；列事，是记录臣下的行为事状，犹如《春秋》的传。《春秋》的传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史记》《汉书》的传是用来解释本纪的。考察这种体例草创于司马迁，仍然保留着质朴简略之处，区分也不够完备。比如项王有传，却以本纪命名；这不仅因为项羽是僭越的盗贼，不能与天子相同，而且推究他叙事的次序，全部采用列传的写法，实在无法把它称作本纪。有人说：“司马迁记五帝、夏、殷，也都是分别叙述事迹罢了。您从来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偏偏责怪《项羽本纪》呢？”回答说：不是这样。五帝与夏、殷之间，正朔相承，子孙相继；即使没有年代可以记载，列入本纪又有什么妨碍呢？像项羽这样的人，事情起于秦朝余绪，生命终结于汉朝开始之时，就像夏代后羿，也像黄帝时代的蚩尤。把他比作僭越的君位，还可以勉强列入本纪；但把他比作骈拇，就难以编成一篇了。而且，夏、殷的本纪不牵引记载其他事情。夷、齐进谏周武王，实际发生在纣王之时，却另列为传，不收入殷本纪。《项羽本纪》却把上下各方的事情全都记载其中，君臣相互混杂，名为本纪而体例却是列传，所以成为笑柄。本纪与列传的不同，就像诗与赋有所区别一样；但后来继承撰写史书的人，也有很多没有弄清楚。考察范晔《汉书》记载后妃六宫的部分，实际上是列传，却称为本纪；陈寿《国志》记载孙权、刘备两位帝王，实际上是本纪，却称作列传。考察几家所撰写的史书，难道是没有通晓本纪、列传的实质吗？如果连上等才智的人尚且如此，那么中等才智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列传这种体例大体相同，但撰写方式有多种，有时也会有所不同。比如两个人的事迹前后相连，就用一篇传合并记载，把事情全部包括进去；陈馀、张耳合写一篇，陈胜、吴广相互参照并列记载，就是这种情况。也有的人事迹虽然不多，但名声和品行值得尊崇，于是寄附在别人的篇章中，把他们列在篇首作为标举。比如商山四皓的事迹列在王阳传的开头，庐江毛义的名声列在刘平之前，就是这种情况。从此以后，史家相继沿用，著述虽然很多，这种体例却全部废弃了。与古代相同的，只有附带记载一项而已。考察“附出”的意义，就是依附列传以流传姓名。比如纪季入齐、颛臾事奉鲁国，都是以附庸身份寄托自己，得以列入同类人物之中。然而世上追求名声的人，都把附出看作小事，大概是因为借助他人成事，不足以称为功业很多。我私下认为，把名字写在竹简和绢帛上，难道在于篇幅详略吗？只应看他的事迹究竟怎样。比如召平、纪信、沮授、陈容，有的运用了一条奇谋，有的树立了一种奇节，都足以使自己的事迹流传不朽，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颂他们。难道一定要假借编列篇名、专门作传，然后才能传播他们留下的功烈吗？唉！自从班固、司马迁以来，被写入国史的人很多。其中却有些人生前没有美好的声誉，死后也没有特殊的事迹，使得游谈之士无法考证他们的事情，讲习之人很少记得他们的姓名，却白白占据班固史书中的列传篇目。像这样的人，哪里能够一一记载得完呢？古人认为死后仍能不朽是困难的，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内篇　表历第七 谱这种名称的确立，起于周代；表的制作，则是因袭谱的形式。所以桓君山曾说：“太史公的《三代世表》采用横向排列、斜向上行的形式，是仿效周代的谱。”这大概就是证据吧？把表作为文章，用来叙述时代的事情，施用于谱牒之中，或许还可以采用；但把它载入史传，却没有看到这样做的适宜之处。为什么呢？《易》用六爻穷尽变化，《经》用一个字形成褒贬，《传》包举五始，《诗》包含六义。因此可知，文章崇尚简约扼要，语言厌恶繁琐杂乱，何必曲折详尽、重复堆叠，才算周全完备呢？看司马迁的《史记》却不是这样。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自在相应篇章中，都有明确记载，可以相互考核，情况清楚可知。既然如此，又重复列入表中，使文章更加烦琐浪费，难道不是错误吗？况且表的次序列在篇目之中，编入卷轴，得到它并没有增加什么，缺少它也没有损失什么。因此读者无不先看本纪，看到世家时，表夹杂在其中，便封存起来不看。说它没有用处，哪里说得完呢？后来班固和《东观汉记》两部史书互相承袭，迷惑而不醒悟，与追随狂人没有区别。如果一定要委曲地加以选择，勉强找理由把它收入，那么列国年表或许还可以保存。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没有共主，群雄错杂对峙，各自有自己的年表。如果用表来统摄那个时代，那么各国的年代可以分开排列，同时全部看见。至于两汉掌管历法，四海都归于一统，公卿已经是臣子，王侯不过相当于郡县长官，哪里还需要列出他们的年数，以便同天子区别呢？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班氏的《人表》真是奇怪啊！它区别九品，网罗千年；论述时代则跨越不同时期，谈到姓氏又涉及不同族类。既然可以按类别聚集、按群体区分，使善恶相从、先后有序，又何必借助表的形式呢？况且这部书上起庖犠，下至嬴氏，既不叙述汉代的事情，却编入《汉书》，就像鸠占鹊巢、茑寄生在松树上，附生的瘤赘一样，不知道剪除；到底凭什么划定界限呢？至于法盛的书记载中兴之事，把表改称为注，名称虽然巧妙，繁芜累赘却也很多。晋氏播迁以后，南方占据扬、越；魏氏宗族突然兴起，北方雄据燕、代。在这期间，称为伪国的共有十六家，它们不奉正朔，各自称君长。崔鸿撰写表，颇能加以甄别说明；与《史记》《汉书》的各篇相比，它是其中较为切合要旨的。至于诸子的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的《洞纪》、陶弘景的《帝代年历》，都是因袭表的形式而撰成，用来完成自己的书。它们既不属于国史一类，所以只保存其名而不加论述。内篇　书志第八

译刑法、礼乐、风土、山川等内容，若从文献典籍中考求，源头出自《三礼》。到了班固、司马迁撰写史书，又另外编裁成书志。考察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大多仿效《礼经》。而且本纪、列传之外，还有没有尽行记载的内容，只要片言只字，也都在书志中完备收录。说到它的广博贯通，确实可以称为作者知识的深海。原来司马迁称它为“书”，班固称它为“志”，蔡邕称它为“意”，华峤称它为“典”，张勃称它为“录”，何法盛称它为“说”。名称虽然不同，体例和宗旨却没有不同。这也如同楚国称它为《梼杌》，晋国称它为《乘》，鲁国称它为《春秋》，意义是一样的。至于篇目名称，有的前代称为《平准》，后代称为《食货》；古代称为《河渠》，后来称为《沟洫》；把《郊祀》分成《宗庙》，把《礼乐》分成《威仪》；《悬象》出自《天文》，《郡国》产生于《地理》。像这样的变化，数也数不清，有的是名称不同而事物相同，有的是细节略有差异而总体相同。但作者喜欢求新，耻于沿用旧名，必定要追寻源流、考察根本，归结起来其实是一回事。至于《五行》《艺文》，是班固补充司马迁的缺漏；《百官》《舆服》，是谢氏拾取班孟坚遗留下来的内容。王隐后来又增加《瑞异》，魏收后来扩大为《释老》。这些都是自行创立体例、出于个人胸臆的做法，历代史书中能够找到的，不过一两例罢了。大体说来，志作为篇章，其流传下来的类别不过十五六家而已。其中有些错误地列入编次，虚夸地增加篇帙，积累已久，竟没有察觉其错误。也有些事情本应记载，应该另立一个题目，但自古以来的作者却从未察觉。现在略述其中的道理，列在下面。（以上《书志序》） 太阳、月亮和众多星辰，附丽于玄妙的天象，并不像九州万国那样会不断废置变更。因此，海田可以变迁，而日月星辰的运行不会改变。古代的天就是今天的天，今天的天也就是古代的天；如果一定要把它编入国史，那么施用于哪一个朝代不可以呢？只是《史记》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地域绵延很长，所以设置了《天官》一篇；后来诸者竟然忘记了它的错误，便把它专门编成论述，这没有看到其中的适宜之处。班固沿袭旧例，又把天文编成志；志中并没有汉代的事情，却隶属于《汉书》。考察篇章和界限，就能看出它的乖谬。到了晋代，一直到隋氏，有的地域只占一隅，有的年代才经历两代，却把苍天列为志，篇数反而多出一倍，流荡失去归宿，不知道止境。与《汉史》相比，这又是给班孟坚增加罪过了。我私下认为，国史所记，应当叙述当时的事情。如果一定要设置志来论述天象，也只应记载当时出现的彗星、孛星、氛气、灾异，以及日食、月食、晦暗、光明等现象，记载裨灶、梓慎所作的占验，以及京房、李郃所作的观测。至于惑星退舍、宋公延龄、中台星告示崩裂、晋国宰相招致祸患、群星聚集在颍川而贤人汇聚、月亮侵犯少微而处士死亡之类，才可以记入志中。至于天体的形状分布于濛澒之中，颜色呈现青苍，太阳和月亮运行的次序，黄道和紫宫所属的分野，这些既然与人事没有关系，却一概编入史册，所以说：即使把它刊载在国史中，施用于哪一个朝代不可以呢？其中只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几家，颇能察觉这种做法不对，没有遵循旧例。他们所记录的内容，大多符合实际事情。即使只有一点长处，也远胜于班固、司马迁了。（以上《天文志》） 伏羲以后，文献典籍才开始完备。到了战国，书籍多到能装满五车，流传下去没有穷尽，这就叫作不朽。古代制定的制度，我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呢？可是班固撰写《汉书》时，却确定了书籍的流别，编成《艺文志》。论说它妄加收载，其性质与上文所说的情况相同。《续汉书》以后，撰述者只顾承袭前人，还来不及有所创立。前代的志已经记载过了，后代的志仍然重复记录；篇目依旧，繁复的内容反复出现，这与用水来补充水有什么区别，谁能喝得下呢？况且，《汉书》设置《天文志》《艺文志》，大概只是想广泛列出篇名，表示书籍体例的存在罢了。文字既少，翻阅容易周遍，所以即使不合文章体制，也还不至于十分繁杂。后来继续撰述这类志书，流弊日益扩大。《天文志》有星占、月会、浑图、周髀一类，《艺文志》有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一类，无不超过三箧，各自成为一家之学。史臣所写的志书，当然应该停止增写了。可是近世有人撰写《隋书》，竟广泛包罗各种著作，编成两志，放纵地追求繁富，比前代的撰述多出百倍。这不仅是沿着前车覆辙又重走一遍，也像是把眉毛加宽到半边额头了。只是自从史书设置志以后，志的门类已经不止一种，其中道理有不妥之处，大多是沿袭旧制造成的。唯独《艺文志》这一体，古今都相同，详细推求它的意义，却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我认为，凡是撰写志书，都应该删去这一篇。如果实在不能删去，就应当改变它的体例。近来宋孝王所写的《关东风俗传》也有《坟籍志》，其中所记录的都是邺下的文士和掌管校勘书籍的官署。它所列的书名，只选取当时撰写的书。遵循这种规范，大概可以避免讥议和嫌疑。古语说：“即使有丝麻，也不要丢弃菅草和蒯草。” 宋孝王在这方面做到了。（以上是《艺文志》） 灾异和祥瑞的发生，是用来显示吉凶的。这一道理明白清楚，不容易欺骗世人。既然如此，那么麒麟相斗而日月发生蚀变，鲸鲵死亡而彗星出现，黄河发生变化应验于千年之后，山崩则由于土壤腐朽。又有话说：“太岁在酉年，讨浆却能得到酒；太岁在巳年，贩卖妻子、卖掉儿女。”由此可知，吉凶交替变换，就像盈亏循环一样，这乃是与天道相关，不再取决于人的作为。况且周王决疑时，龟甲烧焦、蓍草折断；宋皇誓师时，旗杆折坏、旗帜毁亡；枭鸟停在凉师的军营，鵩鸟聚集在贾谊的住宅。这些都是妖异灾变显现出的征象，然而福禄却随之到来，愚人和智者都不能预知，阴暗和光明也没有人能够测度。不过，古代的国史听到异事就记载下来，未必都能审察它们是福是祸，详尽说明它们是美是恶。所以诸侯互相赴告时，有异象也不称为灾害，这种事见于《春秋》的不止一处。到了汉朝兴起，儒者才考察《洪范》来解释阴阳。那些事例，例如江中玉璧传到郑国宾客手中，远远应验了始皇之事；卧柳栽植在上林苑，近近应验了宣帝之事。门枢生白发，是元后的祥兆；桂树上出现黄雀，是新都的识谶。举出一两件来，确实有值得称道的。至于飞蜮、蝝螽，地震、日食、山崩地裂，降霜、下雨、落雹，大水而没有冰，其中所作的证明，宝皆迂阔。因而在春秋时代，鲁国发生旱灾、雩祭失常、螟螣伤害禾苗之类的事情时，有时秦人归还遂地，有时毛伯赐予命服，有时滕、邾入朝，有时晋、楚前来聘问。它们都拿这些寻常事情来应合那些灾异征兆，说是上天降下责罚，那么这种惩罚究竟在哪里呢？探究幽深隐微之处，难道可以略过不论吗？

译况且史书的记载，很难做到周全详尽。近来的宋氏，年代只有五十年，地域不过江、淮之间，所写的书却满一百篇，号称繁富。作者还用《拾遗》来增广它，用《语录》来补充它。何况《春秋》所记载的，是二百四十年的事情，夷狄和华夏各国都记录在内，而《经传集解》总共才三十卷。由此可知，其中言辞省略的地方一定很多。可是汉代儒者却把灾异罗列到二百年之外，在三十卷中寻找符应，怎么知道有些事情没有应验在人事上，只是人们遗漏了相关事实呢？怎么能一有变异，就一定知道它的征兆呢？至于摘取前人的文章而改换其说法，说王札子作乱是在他成年之时，夏徵舒谋反是在昭王时代，楚严成为霸主、荆国才开始僭越称王，高宗居丧守制时，亳都确实生出了桑树和谷树；晋悼公临朝执政时，六卿专权，以臣下的身份行君主之事；鲁僖公末年，三桓世代掌官，杀嫡子而立庶子。这些说法都不依据经文义理，只凭自己的臆想，有的把前面的事说成后面的，有的把虚假的当成真实的。它们是移动箭靶来迁就箭矢，曲意求取相合；又像捂住耳朵偷钟，自称没有听见。难道不知道后生可畏，后世的人是难以欺骗的吗？又对各种事物品评高下，给各类事物加以命名，说莒是大国，菽是强健的草，鹙鸟显现青色，负蠜不是中原的虫，鸲鹆是夷狄的鸟。像这样荒诞妄说，无法一一说尽。可是班固却把它们加以编纂排列，竟然没有丝毫选择，因而按照五行编成《五行志》，这不也是糊涂吗？而且每当叙述一件灾异、推究一个怪异现象时，董仲舒、京房的说法前后相反；向长、刘歆的解释，父子之间也不相同。于是竟把两种文章都收载下来，把两种道理都保存着。言论没有确定的标准，事情反而更加繁杂耗费，这难道就是所谓摘取关键、收集精华吗？自汉朝中兴以后，直到宋、齐之间，这期间司马彪、臧荣绪、沈约、萧子显相继执笔写史，争相撰写《五行志》。他们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大体上多有事实根据。为什么呢？像司马彪这些人，都自认为名声比不上汉代儒者，才华也低于班固、班昭所写的史书，所以凡是进行辩论，都努力遵守通常的途径。既然动辄遵循规矩，所以道理不至于荒诞无稽。再加上古书从简略，寻求灾异应验的事情难以周全；近代史书还比较繁密，考察祥瑞符应的事情就容易完备。这就是前人所说的言论有偏差，而后来的作者所做的事情反而更加精审的原因。然而天道遥远，裨灶怎么能知道？日食并不常有，这是文伯所作的回答。至于梓慎能够占验星象，赵达精通风角之术，单飏从黄龙预知魏的国运，董养从苍鸟征验晋将发生动乱，这些都是最先显露、使先知者觉察的征兆，能够取验于将来，说话必有应验，言语没有虚发。如果把这些记载在竹帛上，谁能说它们不对呢？至于前事已经过去，后来再追寻证据，考核那些虚妄的言说，构成这些游荡无实的言辞，大多只是老生常谈，白白劳费笔墨罢了。孔子说：“大概有一种人，是自己不知道却强作解说，我没有这样做。”又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应当空缺不说。”又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唉！世上的作者，应当以此为鉴啊！说起来容易，话一出口就追不回来，不要勉强写成一部书，留下千年的讥笑。（以上是《五行志》） 有人认为，《天文志》《艺文志》虽然不是《汉书》所应当取用的内容，但可以扩展见闻，难以删削。回答说：如果事情不在它的范围内，却越过义理而写成书，自然可以由此类推、不断扩充，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收录的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可以说出来。凡是圆头方足、具有灵性、承受天地之气的人，吉凶显现在相貌上，贵贱表现在骨相上，这是活着的人所想知道的。四肢六腑被疾病缠绕，如果详细了解它们的孔穴，那么针刺和灸治就不会有错误，这是养生中最紧要的事情。况且人的身体和名分并列，亲疏自然明白，怎么可以对近在眼前的形体反而昏昧不明，却到遥远之处去寻求星辰征象呢？既然《天文志》可以设置，为什么不设置《人形志》呢？茫茫九州，各地语言不同，大汉的輶轩之使通过翻译和引导使彼此沟通，足以验证风俗的不同，显示皇威广泛施及各地。况且事情处在炎运时代，尤其相互关联；《尔雅》解释万物，也不是没有先例。既然《艺文志》可以设置，为什么不设置《方言志》呢？只是班固缀合荀卿的言辞来编写《刑法志》，探取孟轲的话来裁定《食货志》；《五行志》出自刘向的《洪范》，《艺文志》取自刘歆的《七略》，借助他人成就自己的事业，于是篇目就更多了。至于许负的《相经》、扬雄的《方言》，都是当时所看重、流传于世俗的著作。如果再增加这两志，幸好已有这样的书，为什么偏偏舍弃它们呢？实在令人不明白。遍观各代史书，其中各志所列的篇名，有的前代简略而后代详尽，有的古代没有而今天有。虽然不断补充所缺，各自都认为做得精巧，但综合考察评论，仍然没有达到最恰当的程度。大概可以设置为志的内容，有三类：第一是《都邑志》，第二是《氏族志》，第三是《方物志》。为什么呢？京城巍峨壮丽，是四方取法的对象。千门万户，亿万百姓仰望它的威严神圣；形势如虎踞龙盘，帝王用它显示最尊贵的地位。况且土阶卑室，是崇尚俭约者用来使人民安定的；阿房宫、未央宫，则是极尽奢侈者导致国家败亡的原因。这些事情中，坏的可以用来警诫后世，好的可以用来勉励后代。况且宫殿的制度、朝廷的规仪，前代君王所作，后代君王都取来作为准则。因此，齐国府第开始营建时，歌颂魏都来建立宫殿；代国最初迁都时，仿写吴国京城来建造宫阙。所以可知，筹划创建都城的意义、占卜选择都城的功效，经历百代而不改变，一日也不可废弃。至于两汉的都城咸阳、洛阳，晋、宋建都金陵，魏迁都于伊水、瀍水之间，齐居于漳水、滏水之间，隋氏两代分置两都，这些都规模宏大深远，名称不止一个。凡是撰写国史的，都应各自编写《都邑志》，列在《舆服志》之前。金石、草木、缟纻、丝枲一类，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有的是百蛮所缴纳的赋税，有的是万国所供奉的物品；《夏书》把它们编在《禹贡》中，《周书》则把它们寄托在《王会》中。又有在九牧之鼎上绘出形状的，有在记载四方荒远地区的典籍中列出形状的。观览它的人可以专擅博闻，学习它的人可以扩充见识。自汉氏拓展疆域以来，没有哪个国家不来宾服，于是有筇竹传来作为符节，蒟酱流传其滋味，大宛进献良马，条支送来巨大的鸟。直到魏、晋，直到周、隋，都留下远近各地前来朝贡、依据土地物产进贡的记录。奇异物产归入计吏的记载，奇特名称显现在职方官的文书中。凡是撰写国史的，都应各自编写《方物志》，列在《食货志》之前。帝王的后裔、公侯的子孙，承受祖先余下的福庆，百世不断绝。能够谈论自己的祖先，郯子曾得到孔公的尊敬；不谈论自己的先祖，籍谈便受到姬姓后人的讥笑。所以周代撰写《世本》，用来辨明各个宗族；楚国设置三闾大夫，实际掌管王族事务。

译到了后世，谱牒之学尤其繁杂。把它用于官府，可以品评士人和庶民；施行于国家，可以辨别华夏与夷狄。自从刘氏、曹氏受命建立政权，以雍州、豫州为居地，世代相承的贵族后裔，子孙不断繁衍。到永嘉年间向东渡迁，流寓于扬州、越地；代氏向南迁徙，改变夷俗而遵从华夏。于是中朝和江左，南北混杂；华夏地区和边地百姓，虏人与汉人相互杂处。隋朝统一天下，文书制度和车轨制度都归于一统；江外、山东，人物众多聚集。其间高门和世代士族，不再各自属于单独的一家；郡正、州都等官职，世代掌管其职任。凡是撰写国史的，都应各自编写《氏族志》，列在《百官志》之下。大概从《都邑志》以下，到《氏族志》为止，确实都是撰写志书所应当优先编写的内容，可是各代史书竟然都没有记录。像休文的《宋籍》，却广泛增入《符瑞》；伯起的《魏篇》，又增加《释老》。只是把不急迫的事当作要务，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只对这几项略加考察评论，得失利害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希望后来的作者，选择其中好的来实行。有人问：您认为《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应当分别编纂，作为志书的篇名。史书中的志，大多凭借旧有的说法，如果世上没有相关记载，就空缺而不编，这就是有关都邑的内容最终没有列为志的原因。回答说：考察帝王建立国家，本来没有固定的地方；作者记载事情，也在于根据时势。远的有汉代的《三辅典》，近的有隋代的《东都记》。南方有宋代的《南徐州记》《晋宫阙名》，北方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大概都邑的事情，全都在这些书里了。谱牒的撰作，在中古时期很兴盛。汉代有赵岐的《三辅决录》，晋代有挚虞的《族姓记》。江左有两位王氏所作的《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格》。大概氏族的事情，全都在事这部书里了。自从沈莹撰写《临海水土》，周处撰写《阳羡风土》，同类著作很多，当然不只一家。因此，《地理》一类的书，陆澄搜集也难以穷尽；《水经》增加注释，郦道元编写也不能穷尽。大概方物的事情，全都在这些书里了。凡是这些书，各代都不缺少撰作者，只要把它们汇聚编成志书，还担心没有材料吗？譬如渡海寻找鱼，登山采伐木材，至于鳞介的长短、树枝的粗细，大概只在于选择它们罢了。如果是捕鱼的人、做木工的人，又何必担心山海中的物产会枯竭呢？（以上是《杂志》） 内篇　论赞第九 《春秋左氏传》每当有所发论，便借“君子”的名义来称说它。《公羊传》《穀梁传》称为公羊子、穀梁子，《史记》称为太史公。后来班固称为“赞”，荀悦称为“论”，《东观汉记》称为“序”，谢承称为“诠”，陈寿称为“评”，王隐称为“议”，何法盛称为“述”，常璩称为“撰”，刘昺称为“奏”；袁宏、裴子野直接显出自己的姓名，皇甫谧、葛洪则列出自己的名号。史官所撰写的文字，通常统称为史臣之论。名称虽然千差万别，意义却是一致的。如果一定要选取当时方便通用的名称，就总归称作“论赞”。所谓“论”，是用来辨明疑惑、解释凝滞的。如果愚人和智者都已经明白，本来就不需要商量评议。左丘明所说的“君子曰”，其意义实际上就在这里。司马迁开始把论限定在每篇末尾，每篇各写一论。如果道理本来并不重要，也硬要写出一段文章，史论的繁琐，实际上就是从这里萌发的。既然是仿效《春秋》来编成史书，持论尤其应当宽简概括。对于本来没有疑问的事情，动辄设置一篇论来裁断，这些都是任凭个人在笔端徇私，只求炫耀文采，把美好的辞藻、华丽的句子寄托在简册上，哪里知道史书的大体和删削取舍的要旨呢？如果考察其中的得失、比较其中的异同，司马迁的文字淡泊无味，陈寿的文字软弱迟缓而不切实；贤才间或出现，隔代却处于同一水平。班固的文辞只是温和雅正，道理大多恰当。他最美的地方，有典诰的风格，文采翩翩，气韵盛美，实在值得吟咏。荀悦的义理虽然长处较多，缺点在于繁多富丽。自此以后，文风放纵而不知回头，大体上都是华丽多于实质，道理少于文采，鼓动雄辩的辞藻，夸饰对偶的文事。如果一定要选择其中好的，干宝、范晔、裴子野是最出色的，沈约、臧荣绪、萧子显稍次一等；孙安国全无值得采录之处，习凿齿有时还可观。至于袁彦伯专门修饰玄虚的言论，谢灵运虚张高深的议论，就像玉杯没有底一样，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王劭以简明直率为宗旨，言辞兼有鄙俗粗野的一面；如果得到了其中的道理，便把文辞忘掉了。从过失中观察，便可以知道仁德，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唐朝修撰《晋书》，作者都是当代的文人，远远抛弃司马迁、班固，近来只宗法徐陵、庾信。用修饰轻薄的句子，把它编成史籍的文章，无异于给壮士施加粉黛，给高士穿上绮罗衣服。史书设置论，大概是想使事情不重复出现，文字省略却能使人知道全意。比如太史公说：张良的相貌像美貌的妇人；项羽有重瞳，难道是舜的后代吗？这就是另外增加一些话，用来补充书中的内容，所谓事情不重复出现。又如班固的赞说：石建亲自洗衣，君子认为他不对；杨王孙裸体下葬，比秦始皇贤明得多。这是用简约的片言，而各种意义都很完备，所谓文字省略却能使人知道全意。到了后来创作赞语，大多抄录本纪、列传中的话，其中有所不同的，只是增加文饰罢了。至于更严重的，天子的操行已经详细写在本纪末尾，接着又写“论曰”，沿袭前人的做法，使本纪和论说没有区别，只是再次罗列而已。在司马迁《自序传》之后，他逐篇写下各篇文字，分别叙述自己的用意。后来班固改成诗歌体，称为“述”。范晔又改变了“述”这个名称，称之为“赞”。考察“述”“赞”的体例，每篇只有一章；事情多的，就约略写得少些，义理少的，就铺张写得大些，名称和实际往往不相称，详略也不一致。而且要想观察人物的善恶、史书的褒贬，大概没有必要借助这种文字。然而班固总括性的“述”合在一篇之中，使条理贯通而有次序，清楚明白，容易阅读。范蔚宗的《后汉书》实际上同班氏一样，却把每篇分别附在本来记载的事情之后，写在卷末，篇目彼此分离，割裂而失去次序。后来的作者没有觉察这种错误，像萧、李所撰的南、北《齐史》以及大唐新修的《晋史》，都依照范氏《后汉书》的错误版本，在篇末设置赞语。每卷设置一篇论，繁琐已经很多；接着又用赞来承接论，烦琐就更加严重了。这也如同文士撰写碑文，序写完了又接着说“铭曰”；释氏宣讲佛法，义理说尽了又用偈语来宣说。如果撰写史书也这样做，就很难谈得上简明扼要了。至于褒贬取舍不合适，是非判断失去中正，如班固极力排斥贾谊，范晔虚意赞美隗嚣，陈寿说诸葛亮比不上管仲、萧何，魏收称说尔朱氏可以与伊尹、霍光相比；有的言论损害了事实，有的比拟不合其类。如果一一加以驳斥诘难，即使装满五车的竹简也说不完。所以这里只略略陈述大概，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内篇　序例第十

译孔安国曾说：“序”，是用来叙述作者意旨的。《尚书》列有典、谟，《诗经》包含比、兴，如果不先叙述它们的意旨，就难以曲折地领会其中的情感。所以每篇都有序，用来铺陈阐明其中的意义。到了《史记》《汉书》，以记载事情为根本，至于表、志、杂传，也时常另立序文。文章兼有史书体例，形状像诸子之书，却可以同诰、誓相参照，与风、雅并列。到了华峤的《后汉书》，大多沿袭班固的体例。例如《刘平传》《江革传》等篇，其序先说孝道，接着叙述毛义奉养双亲。这就是《前汉?王贡传》的体例，那篇传记以四皓开头。华峤的文辞简洁质朴，叙事情致温雅，体会他的宗旨，也可以说是仅次于孟坚吧？到了范晔，才开始改变这种流弊，抛弃史才而夸耀文采。他以后所作的文章，也都如此。这样一来，司马迁、班固的传统忽然被置之不顾，含蓄委婉的文风也衰落了。至于《后妃传》《列女传》《文苑传》《儒林传》，凡是这些类别，范氏无不为它们列出序例。前代史书都有，而唯独我的书没有，世上的作者便以此为羞愧。所以从上面的《晋书》《宋书》，到下面的《陈书》《隋书》，每部史书都一定撰写序例，务求把数量凑齐。大概作史的原则，是用古代传给今人；古代既然已有，今天为什么还要再作呢？开头沿用前人笔迹，或许还可以看；层层叠加、重复架设，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比如东方朔开始写《客难》，后来又有《宾戏》《解嘲》；枚乘首先创作《七发》，又增加了《七章》《七辩》。声音文辞虽然不同，旨趣却完全相同。这是读者所厌闻的，也是老学究惯常的说法。史书有体例，就像国家有法律。国家没有法律，上下便无法确定秩序；史书没有体例，是非便没有准则。从前孔子修订经书，首先创立通例；左丘明为经书作传，明确划定了范围。条目一经辨明，便鲜明可观。到了战国，直到有晋，五百多年间，史家并不缺乏人才，虽然体例屡有变化，但这种传统始终断绝了。只有令升首先觉察到这一点，远承丘明，重新确立通例，编成《晋纪》。邓粲、孙盛以下的人，于是都沿袭他的踪迹。史学因此得以复兴，在这时最为盛大。至于沈约《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然都以“序”为名，实际上都是序例。它们一定判定是非，考察善恶；干宝、范晔，义理切实而功力深厚；邓粲、道鸾，文辞繁多而要旨很少；萧子显虽然文辞有些艰涩不顺，但义理却很优长。这一两家，都是序例中写得好的。作事如果不师法古人，便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效法前代贤人，义理上并不应当避讳。可是魏收作序例，完全取自蔚宗，却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力量，这和范晔依仿叔骏、班固学习子长不同。这样挽起袖子公然行窃，难道不陷入穿窬之罪吗？凡例一旦确立，就应当同纪传相符合。考察皇朝《晋书》的凡例说：“凡是天子的庙号，只在卷末书写。”但按此检查，孝武帝死后，竟没有说其庙号为烈宗。又考察百药《齐书》的凡例说：“人物有本来的行字，现在一概写他的名。”但按此检查，像高慎、斛律光这一类人，多数仍沿用旧称，称作仲密、明月。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起来难，而是实行起来难。《晋史》《齐史》的凡例又都说：“坤道卑下柔顺，中宫不可列入本纪，现在编入列传，以警戒牝鸡司晨。”我私下认为，记载皇后的既然采用传体，本来就不能再加上“纪”的名称。这两部史书把皇后列为传，虽然可以说恰当，但所作解释并不合乎道理，只是偶然得中罢了。这正是所谓画蛇添足，反而失去了杯中的酒。至于篇名失当、褒贬多有违背的地方，散见于各篇之中，这里可以略过不谈了。内篇 题目第十一

译上古的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以及《梼杌》《志》《乘》。从汉代以后，这类书逐渐增多，大体上史书的名称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来的作者承袭前人，各自按照爱好取名，沿袭和变革相互因循，循环反复地沿用。大概名称的范围有限，也没有超出这些的了。到了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的著作称“志”；何之元、刘璠的著作称“典”。这又是喜好奇异、厌弃平常，沿袭旧名而抛弃新名；虽然得到了考察古制的适宜，却没有通晓顺应时代的道理。概括地说，编排年月、按年代记事的称为“纪”；排列本纪、列传的称为“书”；名称顺应时代，这样才是最恰当的。名称是用来确定体例的，是事实的外在称谓；如果失去正确的途径，就违背了根本的道理。考察吕氏、陆氏两人，各自著有一部书，只编排篇章，不联系时月。这本来是诸子书中的杂记，却都称作《春秋》，不是很奇怪吗？鱼豢、姚察撰写魏、梁两部史书，大小事情全都记载，繁芜累赘很多，却都把它们题作“略”；考察名称、责求事实，怎么会没有差错呢？至于史传中的杂篇，区分门类、按事物归类，随事立名，确实没有固定的规矩。例如司马迁撰写皇后传，却以“外戚”命名篇章。考察“外戚”是凭借皇后而得名的，就像宗室因天子而显贵得称；如果编写皇后传却称为《外戚传》，那么记载天子却称为《宗室纪》，可以吗？班固撰写《人表》，以“古今”为篇目。考察其中所记，都是从秦代以前开始的，并不是汉代的事情；古代确实有这些人，今天又在哪里呢？子长《史记》另创八书，孟坚既然把汉代的史书称为“书”，就不能再标作“书”号，于是改“书”为“志”，其中的意义在于互相参照。可是何氏《中兴书》又把“志”改为“记”，这只是看重革除旧名，并没有看出他能采用新义。战争正激烈、胜负尚未决定时，便有人不奉行正朔，各自称君称长。对于这种人，国史作传时应当另立条目。至于陈胜、项籍等群雄，寄列在汉代史籍中；董卓、袁术等群贼，则附列在《魏志》中。既然都采用臣子的体例，谁来辨别其中彼此的不同呢？只有《东观汉记》把平林、下江等人列为载记。可是后来的作者，没有人遵循效法。到了《新晋书》，才开始把十六国的君主列为载记，以载记作为篇名，可以说是择取善法而实行、善于师法古人的了。看那些旧史的列传，题写卷名没有固定规则。文字较少的，就完整写出姓名，例如司马相如、东方朔就是这样。姓名字数繁多的，只写姓氏，例如毋将、盖、郑、诸葛等传就是这样。如果人数多而且姓氏相同，就合并确定人数，例如《二袁传》《四张传》《二公孙传》就是这样。这样的标示格式，足以称为详细审慎。到了范晔列举体例，才开始把姓名全部写出，把短小的行款写在卷中，把密集细小的字排在标题之外；子孙附带列出的，就注在祖先名下。这简直像俗世的文书、案牍和药草经方一样，琐碎烦杂到了极点，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我私下认为，《周易》六爻的意义存在于卦象之中；《春秋》记载万国的事，事情都具备在《左传》中。读者深入寻究，篇中自然就能明白，何必打开书帙、解开书带，便让一切明明白白地布满眼前呢？从此以后，大多师法蔚宗。魏收沿袭这一做法，就更加过分了。那些魏代的邻国被编入魏史的，在人物姓名上面，又列出所属邦域，再注明职官；至于江东的帝王，就称作“僣晋司马叡”“岛夷刘裕”；河西的酋长，就称作“私署凉州牧张寔”“私署凉王李暠”。这些内容篇中都已经具备，却又在卷首全部列出。如果按照魏收的意思，让他编写两部《汉书》和《三国志》，题作《盗贼传》，也应当称“僣西楚霸王项羽”“伪宁朔王隗嚣”。其余如陈涉、张步、刘璋、袁术，他们的职位称号都要一一说明，没有什么不写尽的了。大概法令越制定越繁密，是古人所谨慎防止的。像范晔、魏收这样裁定篇目，可以说是把条文增饰得太过分了吧？如果忘记史书的大体，只喜欢这些琐碎的计较，就很难同他讨论所谓“文辞委婉而成章法”和“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的道理了。内篇 断限第十二

译史书确立记载范围，来历已经很久了。比如尼父确定《虞书》的范围，以舜为开端，却说“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为鲁国史书作传，以鲁隐公为先，却说“惠公元妃孟子”。这些都是正定疆界、开启开端。由于前后沿袭和变革，便会相互交错，这是事势的自然结果，并不是因为泛滥错乱。超过这个范围以后，就可以说是狂妄简略、不知裁断了。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务。”像《汉书》建立表、志，这难道不是侵夺别人的职权、超越自己的范围吗？考察这种泛滥的源头，起自司马氏。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以“史”作为书名；班固的《汉书》，则以“汉”作为书名。《史记》记载数千年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容纳；《汉书》记载十二位皇帝时代的事情，其范围到此为止。班固既然分割司马迁的《史记》，判定取舍；纪传中所保存的，只留下汉代的事情；表、志所记录的，却包括了全部犠年。举一反三，怎么能这样做呢？刻舟胶柱、调瑟不变，不也是荒谬吗？但是班固的错杂驳杂已经成为过去，无法挽回，后来的作者却都沿袭了他的迷误。《宋史》于是向上概括魏朝，《隋书》则向上包括梁代。考察其中所记的事情，千百件中只得到十分之一。一旦形成这种成例，就没有人敢改动；长久说来，这个道理实在令人叹息！当魏武帝乘时势平定乱局，迅速扫荡群雄时，刀兵交锋、势力所及的，大概只有二袁、刘备、吕布罢了。至于进献鸩酒、行弑君之事以及被烧脐处死的事情，都关系到王室，并不涉及建立霸业，可是陈寿的《国志》却把它们列在列传之首。汉代的董卓，如同秦代的赵高；从前车令被诛，既不列入《汉史》，为什么太师何进之死反而刊入《魏书》呢？又有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在汉末，彼此相互吞并。他们同曹氏的关系，不仅道理上像犬牙一样互不相合，事情上也如风马牛毫不相干；汉代的典籍已经记载，魏国史册却仍然编入，难道不是流荡忘返、迷失而不醒悟吗？也有一代史书上下相承，如果事情已经见于另一部史书，就不应当再重复叙述。所以子婴投降沛公，详细情况取证于《秦纪》；伯符死于汉地，这件事便断入《吴书》。沈约所录的金德之朝，上面牵连刘主；魏收所刊的水德之运，下面列入高王。只有蜀与齐各自有国史，却越过次序加以记载，谁说这样合适呢？自从五胡称帝建制，天下各有不同的居处。江左既然承奉正朔，排斥北魏胡族，所以氐、羌有了记载，索虏被编成列传。魏本来出自杂种，自私下又自称真君。魏史党同本朝，想要压倒前代史作，于是南面包揽司马氏，北面吞并各个伪朝，把它们比作群盗，全部收入列传。但是在晋元帝、明帝时期，中原正处于秦、赵诸国的时代，元氏叩拜稽首，自认为臣妾，反而把他们列入列传，脸皮未免太厚了吧！又有张、李诸姓，占有凉、蜀之地；同魏相比，按年代则前后接续不上，论地域则相隔如参星、商星，和魏氏有什么关系，竟横加编入呢？《尚书》是七经的冠冕，是诸子百家的衣襟和衣袖。凡是求学的人，都必须先精通这部书，然后再阅览群籍。譬如行路不走小路，这不是我所听闻的。修撰国史的人，如果旁采异闻，用来成就博物之学，这就可以了。像班固《汉书·地理志》，开头完整抄写《禹贡》一篇。后来的史书又继续前代史书的做法，正如用水浇水、在床上再放一张床，徒然增加烦琐，最终没有用处，难道不是糊涂吗？从前春秋各国，以赋诗来表达心意，《左氏传》所记，只记录诗章的名称。如果地理志要记载自古以来的风俗，到了夏代，应该说《禹贡》已经详尽说明了，何必再重复古文，增加文字的烦费呢？至于夷狄本来由各个部族兴起，北貊起源于淳维，南蛮出自槃瓠，高句丽因鳖桥而得以渡水，吐谷浑因马斗而迁居。类似这些说法，考察历代史书，哪一部没有呢？可是撰写它们的人，竟不知道前人已经写过，后来修史本应停止，于是百代相传，一个字也不改。就像手指上已经长出骈指，却不因此增加举起千钧重物的力量；身上长了附赘，也不会因此使七尺之躯更加高大。作史的体例如果像这样，随意滥引其他事情，扩充篇帙，把这当作博大，和我们所听闻的实在不同。陆士衡说过：“即使有所爱，也一定要舍弃。”这话说得好，可以说通晓了作者的旨趣。能够明白记载范围，确定适当的取舍，历览古代史家，只有萧子显接近这一点。然而如果说他完全没有这种弊病，我却不能同意。内篇 编次第十三

译从前《尚书》记载言论，《春秋》记载事情，以日月区分远近，以年代次序先后，使阅读它的人如雁行鱼贯一般，清清楚楚地可以寻究。到了司马迁，才错综编排、写成篇章，区分门类、归类编次。班固继承他的做法，又加以承袭。在这些地方，体例有时不统一，名称有时相互抵牾，因而朱紫混淆，冠履颠倒；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考察子长所编的列传，其中所编的只是人物罢了。至于龟策和各种异物，形类并不相同，却动辄与百姓列在同一类别，都称为“传”，不是很奇怪吗？况且龟策所记载的，完全属于志体；假如当初把它同八书并列，确定称为“书”，或许物类就能各得其伴侣，同声相应了。孟坚每一姓设一传，常常附带列出其他亲属。事迹尤其奇异的，就分列到其他部分。因此博陆侯与去病兄弟不再合为一篇，外戚与元后姑侄分成两篇记载。至于元王受封于楚，到孙戊时灭亡。考察他的行事，记载非常少，却能独自列为一卷，实在是由于刘向、刘歆的帮助。但是元王受封始于汉初，土地开辟为列藩；刘向处在汉代末期，官职不过卿士。昭穆关系既已疏远，家国又已不同。假如把楚王的子孙分列在高祖、惠帝时代，同荆王、代王一并编写；把刘向父子分列在元帝、成帝之间，同王莽、京房一起编列；相比其他列传，难道不是同样的情况吗？而且自古以来，即使王室衰微，只要天命还没有改变，所以逃避罪责的台名，尚且还称作周王；君主还没有被绳子套住脖子，也姑且还称作秦国。何况神玺还掌握在手中，火德仍然存在，而居摄建立年号，却不编入《平纪》的末尾；孺子主持祭祀，一概写在《莽传》之中。于是使汉朝遗留下来的数年史事湮没而无人看见，按照正朔来考察，不也是极大的诬蔑吗？汉朝中兴时，更始帝登坛改元，寒暑交替三次。世祖称臣而面向北方，忠诚气节确实没有亏损。后来兵败长安，帝位归于高邑；兄长死去，弟弟继承，历代正统相承。作者却把圣公压在列传之内，把文叔列在本纪之首；这就像把僖公抬高，把不窋的地位排在前面。东观执笔的人，或许会向当时权势谄媚；后来修史的人，按理应当删改革除。大概这是追逐兔子争夺快慢、仰望乌鸦而形势未定之时，群雄僭越作乱，替我们驱除旧势力。因此史传的编排，对真伪有所区别：陈胜、项籍编在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在光武之前。可是陈寿《蜀书》开头先标出二牧，接着列出先主，以此承接刘焉、刘璋。难道因为蜀是伪朝，便不遵守通常的体例吗？鹏和小鸟本来同属鸟类，为什么要有大小的差别呢？《春秋》记载嗣子居丧，未满一年便被废黜的人，因为没有成为君主，所以不另加篇目。因此鲁公十二年中，恶、视不列入同类。到了秦代的子婴、汉代的昌邑王，也都因胡亥而得以记载，附在孝昭帝之后而被后人知晓。可是吴均的《齐春秋》却把郁林王列入本纪，行事不师法古人，把篇目增饰得多么过分啊！考察梁、唐两朝撰写《齐书》《隋书》的情况，东昏侯还在世，就仓促列入和帝年号；隋炀帝还没有死，就已经编入恭帝本纪。推究他们的意旨，难道不是因为和帝是梁主所拥立的，恭帝是唐氏所承继的，所以贬低永元而尊崇中兴，彰显义宁而隐去大业吗？如果只是想取悦当代，于是轻慢侮辱前朝；这样做一时或许可以说合于权宜之道，流传千载之后，难道还能成为准则吗？考察本纪所记的内容，借助列传才显明；表、志属于不同体例，不一定彼此牵涉。旧史把表、志的篇卷放在本纪、列传之间；到了蔚宗，才开始加以整理改革，沈约、魏收继而撰写，也相互沿袭。后来萧子显的《齐书》、颖达的《隋史》，不依范晔的体例，重新遵循班固的法则。大概择取善法而实行，哪里在于相隔远近；听到正确的道理却不改移，这才是我的忧虑。例如把黄帝、老子排在前面，把《六经》排在后面；把外戚排在前面，把夷狄排在后面；把老子和韩非并列，把贾诩和荀彧编在一起；《孙弘传赞》本应放在《武帝纪》《宣帝纪》末尾；宗庙反复毁坏，却错误地收入《玄成传》末尾。像这样的错乱，数也数不完。现在只略举其中最严重的，因而不再一一详细说明。内篇 称谓第十四

译孔子说：“只有名分不能假借给别人。”又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那一定要先端正名分了！” 由此可知，名分的适当确定，是君子最急切的事情。何况把它列入篇籍，流传而不朽呢！从前孔子修订《春秋》，吴、楚都自称王，他仍按旧称只称它们为子。这就是褒贬的大原则，也是前代修史者的典范。司马迁撰写《史记》，项羽僭越作乱，却把他列入本纪并称为王；这就是把真伪混淆，成为后来人受到迷惑的原因。从此以后，议论中的谬误相互承袭，施用名讳也轻重不一。至于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服的刘玄，虽然事业没有成功，但汉家的历数终究还在。班固、范晔的两部史书都把刘玄列为“目”，不是太轻慢了吗？古代两个国家争夺盟主时，晋、楚并称侯伯；战国七雄奋力交战时，齐、秦都称帝王。其间虽然胜负不同，大小也不相等，却从未听说势力穷困的就成为平民，受挫屈服的便成了寇贼。到了近古却不是这样。汉氏灭亡后，天下鼎足而立；论王道，曹魏是逆的，刘蜀是顺的；论国运，魏短而吴长。但只因魏占据函夏之地，奉行正朔，衡量长短，魏实在占有较多的优势。吴、蜀相对于中原大国，也如同秦缪公、楚庄王与晋文公、晋襄公并称霸主一样。等到史家记述这些事情时，却抹去吴、蜀的国号和谥号，只称孙权、刘备的姓名，把他们同魏国相比，顿时悬殊如此。这样惩恶劝善的意义究竟归于哪里呢？后来晋室衰乱，戎、羯族各自称制，各有国家，实际上同样是王者。晋代的臣子党附君亲，憎恨那些扰乱中原的人，便把他们比作群盗。这都是苟且顺从私人的愤恨，忘却了至公之道。若不是胸怀坦荡、不偏爱憎恶，就无法判定其中的是非得失。直到萧方等开始保存各国各自的谥号，对僭称帝号的人都称作王。这就像赵国仍是人君，只给他加上主号；杞国采用夷礼，便贬低到与子爵相同。变通其中的道理，事情在于合宜；这种处理小道理的方法，萧氏的做法可以作为参考。古代天子的庙号，祖是有功，宗是有德，始于三代，直到两汉，名实相符，古今共同传承。到了曹氏，称祖的名号大多滥用，真正没有愧对德行的，大概只有武王。因此陈寿《国志》只称曹操为祖，至于文帝、明帝，只称帝而已。自晋代以来，窃取祖号的并非一人。如成、穆两帝，刘、萧二明帝，梁简文帝兄弟，齐武成帝兄弟，这些人有的是承继家业的偏王，有的是亡国的庸主；没有被谥为灵、缪，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却还称作祖宗，谁说这样可以呢？可是史臣在记载和删削时，竟然没有辨明，每逢记载必定保留庙号，这怎么能够申明褒贬劝惩的意义、杜绝滥用庙号的根源呢？又有些人本是臣下，事迹却可与王者相比，像周代的亶父、季历，晋代的仲达、师、昭，追尊他们并建立名号，对于这些天子来说还可以。至于像当涂所出的人，由宦官收养，徒然加上帝号，并不符合人们的期望。因此《国志》记载他们时，不应不同于普通人，只写明其人，径直说是皇帝的祖考而已。至于元氏，起于边地北方，他们的君主不过是一部族的酋长罢了。道武帝追尊所涉及的，共有二十六位君主。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然而《魏书?序纪》沿袭这些虚假的名号，活着称“帝”，死了称“崩”，这同沐猴而冠、把腐鼠称作美玉有什么不同呢？纵观古代，称谓各不相同，都是根据实际情势而制定，本来没有固定的准则。至于没有谥号的诸侯，战国以前称为今王；被废黜的天子，汉、魏以后称为少帝。周朝衰落时有共和的执政者，楚国发生弑君时有郏敖这样的君主；赵佗称作尉佗，英布称作鲸布；豪杰称作平林、新市；寇贼称作黄巾、赤眉；园公、绮里季的朋友，统称四皓；石奋、石建父子，都称为万石。所有这些名称，都出自当代；史臣编录时，便不再任意增减。大概是随时取用现成的称呼，并不借助古代旧例。到了后来的作者，颇为羡慕这种做法，也有时采用新名，把它列为篇名。例如王隐《晋书》的《处士》《寒俊》，沈约《宋书》的《二凶》《索虏》，就是这种情况。只有魏收既远不效法古代，近来也不依据习俗，任意自创新说，没有遵循的规范。他编撰《魏书》时，竟把平阳王称为出帝，把司马氏称为僭晋；桓氏、刘氏以下，一概称为岛夷。他陷附于齐国，便轻视压抑关右；党附魏国，便极力诬蔑江外。爱憎出自内心，取舍由笔端决定，说话必不合常理，命名只求惊骇世人。从前汉代原涉大修坟墓，便开辟道路、树立墓表，题作“南阳阡”，想要继承京兆的事迹，同曹、尹齐名，但人们没有谁肯这样称呼，只说是“原氏阡”罢了。所以可知，事情如果不合适当，就难以遵行。像魏收这样苟且树立诡异名称，不依照事实，即使把它刊刻在竹帛上，最终也很少能流传于诵读之中。又听说，帝王承受天命，历数相承，虽然旧君已经去世，但对他的敬意并不改变，怎么可以把他们同普通人等同，便直书姓名呢？近代的文章，实在像儿戏一样。有天子却称他的名讳，如姬满、刘庄之类；有平民却不称其名，如步兵、彭泽之类。史论立言，按理应当典雅端正。比如班固叙述圣卿时，却说“董公惟亮”；范晔赞述季孟时，竟说“隗王得士”。习惯谈论汉主，便称昭烈帝为玄德；裴松之引用魏室材料，便把文帝称作曹丕。对于淫乱的臣子，反而忽然隐去他的名讳；对于奉正朔的帝王之后，反而直呼其名。这是因为好奇求异便随意这样做，文章为了押韵便顺手如此写。取舍的原则，没有固定的先例。不过近代编史，大多都有这种错误。上等才智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才智平常的人呢？现在姑且略举一端，用来保存这种规范罢了。内篇 采撰第十五

译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书中有缺文的时候。”由此可知，史书文字有所缺漏，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若不是博雅的君子，凭什么能够补救其中的遗缺呢？珍贵的皮衣要靠众多狐腋拼成温暖，大厦要靠许多木材合力建成。自古以来那些探寻幽深、藏身山林的人，以及怀铅握椠从事著述的人，何尝不是广泛征求异说、采集众家言论，然后才能形成一家之言，流传不朽呢？看左丘明接受《春秋》经义而作《左传》，广泛包罗各国史事，大概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章，于是把它们汇集编纂，合成一部记录。假如他只凭鲁国史策，单独询问孔氏，又怎么能像这样见闻完备而广博呢？司马迁的《史记》，采集了《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的材料。到了班固的《汉书》，又完全承袭太史公的做法；自太初以后，还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的言辞。这些都是当代雅正的言论，事情没有邪僻失实之处，所以能够取信于一时，名传于千载。但中世的作者越来越繁杂，虽然国家有史策文书，来不及缮写成册，而百家诸子私下保存的著述，各有一点长处，确实能够扩大见闻。其中有些失误，是苟且采纳异端，虚妄地增加新事。至于禹生于启石、伊尹生于空桑、海客乘木筏登上银河、姮娥偷药奔向月宫之类，像这样错杂荒诞的说法，不可穷尽列举，实在不应拿来玷污南、董的片纸，沾污班固、华峤的尺牍。而嵇康的《高士传》喜欢聚集七国寓言，皇甫谧的《帝王纪》大量采纳《六经》中的图谶，引用书籍造成的错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至于范晔增删东汉一代的史事，自以为无愧于良史直笔，但王乔穿木屐化作凫鸟的故事，出自《风俗通》；左慈作羊鸣的故事，流传于《抱朴子》。把朱、紫混为一谈，没有比这更污秽的了。沈约著书，喜欢诬蔑前代：写晋史时故意编造奇异说法，写宋史时多有诽谤言辞，前代史书所载已经讥刺过他的谬误。魏收党附北朝，尤其苦心为难南国，承袭这些荒诞说法，又加以夸大。于是说马叡出自牛金，刘骏曾淫乱路氏。可以说是助桀为虐，幸灾乐祸。考察他们的结局，马叡生前断绝后嗣，刘骏死后遭到剖斩，大概也是暗中作恶所招致的报应。晋代的杂史杂书，确实不止一类，如《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类，其中所记有的是诙谐小辩，有的是神鬼怪物。它们所记之事不是圣贤之事，扬雄不会阅读；它们所说扰乱神怪之理，宣尼也不谈论。皇朝新编《晋史》，却大量采纳这些材料作为史书内容。把干宝、邓粲所删除的东西，王隐、虞预所视为糠秕的材料，拿来作为逸史，用以补充前传，这同魏朝编撰《皇览》、梁代修撰《遍略》有什么不同呢？一味以繁多为美，以广博为功，即使能取悦小人，最终也会被君子讥笑。郡国的记载、谱牒的书籍，都力图夸耀自己的州里，夸大自己的氏族。读这些书的人，怎么可以不考察其中的得失、辨明其中的真伪呢？例如“江东五俊”一说，始见于《会稽典录》；“颍川八龙”一说，出自《荀氏家传》，而编修晋、汉史书的人，都采信那些虚假的声誉，定作实录。如果不加以考核，凭什么详知其中的是非呢？又有些讹传难以相信，传闻大多失实。至于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尚存等说法，都是从路人那里听来、在众人嘴里流传的，假如没有明辨，谁会说它们不是真的呢？所以蜀相在渭水边去世，《晋书》说他吐血而死；魏君在马圈去世，《齐史》说他中箭而亡；沈炯写的骂人书信，河北人却以为是王伟所作；魏收起草的檄文，关西人却说是邢邵所作。同一件事说法相同，却分成两家不同的记载，大概是因为传述者彼此不同，所以记载它的人便没有确定的是非。何况古今之间道路阻隔，见闻相距遥远，谈论者有时把前事说成后事，有时把有说成无；泾水、渭水混在一起，谁也无法辨别。后来的人又喜欢穿凿附会，专门搜求不同说法，不依据国史，另行询问流俗传闻。等到记事时，便有师旷与轩辕生在同一时代、公明与东方朔同时在世；尧长着八条眉毛，夔只有一只脚；乌鸦生白毛、马长角，救了燕丹使他免除灾祸；狗叫鸡鸣，刘安因此逃走并登高远行。像这样乖谬泛滥的说法，往往都有。所以史家厌恶道听途说的违背常理，也厌恶街谈巷议损害事实。看司马迁编撰《史记》，记载殷、周以前的事情，便采集各家传说；孔安国解释《春秋》，记述梁、益的旧事，便向当地老人访求。把像刍尧这样的鄙俗传说刊刻在竹帛上作为正式言论，却动辄想同《五经》并驾齐驱、同《三志》争辉，这也是很难做到的。唉！逝去的人不会再创作，已经沉寂于九泉之下；后人施加的毁誉，却会遥远地诬枉千年之后的人。对于异说和疑难之事，学者应当认真思考。内篇 载文第十六

译观察人类的文采，可以教化天下；观察一国的风俗，可以考察兴亡。由此可知，文章的作用是深远而重大的。宣王、僖王施行善政，他们的美德记载在《周诗》中；楚怀王、楚襄王不行正道，他们的罪恶保存在楚国的辞赋里。读者不把吉甫、奚斯看作谄媚，也不把屈原、宋玉看作诽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虚夸美好之处，也不隐瞒丑恶之处。因此文章同史书的流传是一致的，本来可以同南史氏、董狐并驾齐驱，一同称为良史直笔。到了中叶以后，文章体制大为改变，建立道理的文章多把诡妄作为根本，修饰辞藻的文章则以淫丽为宗旨。这就像女工有绮绣，音乐有郑、卫之声。古语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而损害有益的事情。至于史家所记，当然应当以正道为主。因此虞帝思考治理，夏后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尚书》记载了歌咏他们元首之德、禽兽之荒的诗歌；郑庄公极为孝顺，晋献公昏暗不明，《春秋》记录了大隧、狐裘的诗篇。它们的道理正直而切实，文辞简约而扼要，足以惩恶劝善、观察风俗。至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羽猎》，班固的《两都》，马融的《广成》，夸张超过了文体本身，辞藻淹没了意义，繁华而失实，放纵铺陈而忘记收束，不能帮助劝善，反而助长奸诈；可是前后《史》《汉》都把它们写入列传，不是很荒谬吗？况且汉代的辞赋，虽然可以说虚夸失实，除此之外的其他文章，大体上还是真实的。到了魏、晋以后，便错误荒谬、彼此雷同。概括来说，它的弊病有五种：一是虚设，二是厚颜，三是假手，四是自戾，五是一概而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代大道以天下为公，凭才能授予职位，所以尧告知舜，舜又把天命交给禹。自曹氏、马氏以来，取得帝位却不是这样。上面发表禅让诏书，下面陈述辞让表文，其中劝进的话语殷勤反复，敦促劝谕一再重复；实际情形同王莽、董卓一样，言辞却仿佛虞舜、夏禹。并且从开始接受纳陛之礼，到最终登坛即位，彤弓卢矢、新君承受九命之赐；白马侯服、旧主接受三恪之礼，只有这些文辞，实际上却没有这些事情。这就是所说的“虚设”。古代两军为敌、两国争雄时，彼此都会称述对方，言辞没有什么隐瞒。为什么呢？国家的得失，如同日月的蚀亏，不是靠修饰辞藻、矫饰言论所能掩盖的。到了近古却不是这样。曹公赞叹蜀主的英明谋略，说“刘备是我的同类”；周帝称美齐宣帝的强盛，说“高欢如果不死”。有的迁都来躲避对方的锋芒，有的截断冰面来防止对方渡河。等到发布诏令、下达檄文时，却又说对方连菽麦都分辨不清，黑黄都识别不了；说对方建造宅第、设置都城，像鹪鹩在芦苇中筑巢；临阵作战逞强斗勇，像螳螂阻挡车轮。这就是所说的“厚颜”。古代国家发布诏命，都是君主亲自作出的，所以汉光武帝时，第五伦任督铸钱掾，看见诏书便感叹说：“这真是圣明的君主，一看就知道了。”到了近古却不是这样。凡是诏敕，都是责成群臣起草，只要朝廷文士众多、国家辞人丰富，任凭他们挥笔，什么事情都能写进去。因此每次发布玺诰、下达诏命，都会申述体恤百姓的深厚恩德，叙说君主忧劳勤苦的至诚心意。那些君主即使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只是顽劣而暴虐；但看他们的政令，好像连辛、癸都不如；读他们的诏诰，却像勋、华重新出现。这就是所说的“假手”。天子不能说戏言，假如言语有失，就会招来天下人的责难。所以汉光武帝曾对庞萌说“可以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你”，后来听说他反叛，便向百官道歉说：“诸位该不会笑话朕吧？”由此可知，褒贬之言，是贤明君王所谨慎对待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到了近古却不是这样。凡是百官、王公卿士，刚开始受到褒扬尊崇时，就说他如美玉般卓异，善行无可再加；不久受到贬斥时，又把他比作斗筲之才，罪恶大到不可责罚。同样是一个士人的行为，同样出自一个君主之口，愚蠢和聪明却在片刻间产生，是非在转眼间改变；帝王的心意不一，皇上的鉴察没有恒常。这就是所说的“自戾”。国家有盛衰，时代有污隆，作者描摹事物、形成言辞，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看《猗与》颂诗，便能验证殷朝正在兴盛；看到《鱼藻》的讽刺诗，便知道周王朝将要灭亡。到了近代却不是这样。谈论君主圣明，就说君主个个都超过三代、五代的圣王；叙述宰相英伟，就说人人都是二八名臣。国家只占一方土地，却说可以吞并六合；福德并不充足，却称说能感通招致百神。虽然人事屡次变化，文章的说法却没有改变；所以赞美和贬斥，所用的说辞没有不同，想让读者把什么作为标准呢？这就是所说的“一概而论”。于是考察这五种弊病，来探求文章的意义，虽然事情都似乎有形有据，言辞却一定凭空虚构。把冰雕刻成玉璧，不能拿来使用；在地上画饼，不能拿来充饥。因此把这种文章施行于当世，便使上下相互蒙骗；流传给后世，便向人显示出不可信。然而世上的作者总是不察觉，聚集那些虚妄的说法，编排次序；从起居注创作出来，最后成为国史；把一篇篇章疏记录连接起来，一个字也不删废，这就不再是史书，反而成了文集。如果遍选各家著作，查找其中污秽累赘之处，王沈、鱼豢最为严重；裴子野、何之元次之。陈寿、干宝颇为简约，但仍时时记载浮泛讹误，不能穷尽关键要旨。只有王劭编撰《齐》《隋》二史，所取用的材料都归于事实，义理大多可信；至于空泛的修饰之词，一概不取。这确实掌握了去除邪说、遵从正道，舍弃浮华、采录事实的道理。山上有树木，工匠尚且知道量度取舍。何况天下的文章，难道没有值得选取的吗？只不过苦于作者不读这些书罢了。比如诗有韦孟的《讽谏》，赋有赵壹的《嫉邪》，篇章有贾谊的《过秦》，论有班彪的《王命》；张华为女史撰写箴言，张载在剑阁题写铭文；诸葛亮上表请出师，王昶写信诫勉儿子；刘向、谷永的上疏，晁错、李固的对策，荀伯子的弹劾文，山巨源的启事，这些都是言辞形成规范、可以作为世人借鉴的文章。历代之中，往往都有这样的作品。假如把它们写在竹帛上，作为不可删改的定本，那么它们的文章可以同三代文章同样流传，它们的事情可以同《五经》并列。古代和今天本来相通，哪里有什么远近之别呢？从前孔子编修《春秋》，辨别是非，申明贬黜升进，作乱的臣子和叛逆的儿子因此恐惧。如今凡是编史并载录文章的人，如果能够剔除浮华、采集真实，也可以使那些从事雕虫小技的人听到大义而知道自己的行为只是末技。这正是禁止淫靡文风的堤防、维持雅正文风的管辖，凡是从事编纂删削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内篇 补注第十七

译从前《诗经》《尚书》编成以后，毛公、孔安国分别为它们作传。传的时代意义，主要在于训诂，也如同《春秋》的传，配合经文流传。到了中古，才开始把传称为注。传，就是转授，使之转相传授而无穷尽；注，就是流通，使之流传而不断绝。这两个名称，归根结底是一个道理。像韩愈、戴德、服虔、郑玄钻研六经，裴松之、李贤、应劭、晋灼训释三史，启发后来的学者，阐明前人的义理，承传古今学术，这些人都称得上儒学宗师。后来出现了史传类的小书和杂记人物的著作，如挚虞的《三辅决录》、陈寿的《季汉辅臣》、周处的《阳羡风土》、常璩的《华阳士女》。华美的文辞列在篇章句子中，曲折详尽的叙事保存在细小的文字里。这类注释，和儒士所作的注释不同了。其次有些好事之人，想要扩大见闻，但才力短浅，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成就著述，希望借助骏马的尾巴，便能日行千里、超过群马，于是拾取各部史书中的异文，补充前书的缺漏。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陆澄和刘昭的两部《汉书》注、刘彤的《晋纪》、刘孝标的《世说》注之类就是这样。也有亲自担任史官、亲手删改补充史书的人。他们虽然有志于广博完备，但才力不足以安排条理；删去烦琐之处，心里又有所不忍，全部记载下来，文辞又有所妨碍，于是整理那些杂乱的材料，列作子注。像萧大圜的《淮海乱离志》、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之类就是这样。考察它们的得失，探求其中的利弊，陆澄期望汇集注释《国志》，来补充陈寿遗留下来的内容，却喜欢搜集各种异同，不加删定，任意互相驳难，因而徒然增加了烦琐芜杂。看他的书写成后上表进献，从此便像蜜蜂兼采百花，只知甘苦而不加分别，难以达到像食用萍实那样滋味相同的境地。陆澄所注的班固《汉书》，多引用司马迁的著作；这里缺一句，那里增半句，都摘取来作为注释，标作异说，混淆人的耳目，难以阅读。我私下认为，范晔删定《后汉书》，文字简洁而内容周全，疏略却没有遗漏，可以说已经完备了。刘昭却搜集范晔删去的内容作为补注，所说的全都不是要紧之事，所记的也都是无关紧要之事。这就好比有人吐出果核、丢弃药渣，愚蠢的人却重新拾取，把它们洗干净拿来进献，还把这当作本领，显然是很没有见识的。刘孝标善于驳正谬误，学识广博而且精审，本来可以说观察细微，辨析透彻。可惜啊！凭刘峻的才识，完全足以从事远大的事业，却不能探究司马彪、皇甫谧的深奥学问，搜罗班固、司马迁的著作，反而把心思留在街巷小说上，把锐利的思考用在流俗的短篇书籍上。可以说是劳而无功、耗费精力却没有取得相称的成果。从此以后，这种失误更加严重。像萧大圜、羊衒之作品的琐碎杂乱，王劭、宋孝王作品的鄙陋零碎，文辞远不如精选的金玉，事情也像鸡肋一样无味；形式虽各不相同，弊病却相同，哪里说得尽呢？大体说来，给史书作注的人，有的是借助别人的成果来成事，有的是自出心裁；记录没有限度，规范和考察又不存在，因此很难保存一家之言的格言和千年不变的准则。对于所有这些作者，难道可以不详细考察吗？至于郑玄、王肃解释《五经》而各不相同，何休、马融讨论《三传》而彼此争胜，想要加以商榷，流传下来的说法实在太多了。这些内容涉及儒家义理，所说的又不是史家的范围，所以现在一概不记在这里。内篇·因习第十八

译我听说三王各有不同的礼制，五帝各有不同的音乐，所以《左传》说要因循风俗，《易经》重视顺应时势。何况史书只是记载事情的文字。事情会发生变化，而言辞却不随之改变，这就叫胶柱鼓瑟、刻船求剑。古代诸侯去世称“薨”，卿大夫去世称“卒”。所以《左氏传》记载楚国邓曼说：“君王死在行途中，是国家的福气。”又记载郑国子产说：“文公、襄公称霸时，君王去世，大夫前往吊唁。”这就是证据。考察孔子编修《春秋》，确实采用了这个原则。但其他诸国都称“卒”，只有鲁国称“薨”，这是区别外邦、突出鲁国的意思。司马迁《史记》记载西伯以下人物以及各国王侯，凡是称“薨”的，也一律改称“卒”，这难道是区别外邦、突出本国吗？为什么要把“薨”贬低而写成“卒”呢？编写鲁国史书的人，不把它的国家称作鲁国；编写周书的人，也不把它的君王称作周王。像《史记》这样，事情贯通古今，情势上没有主客之分，所以提到汉高祖时，常常称作汉王，这也还不算缺点。班固把《史记》分割开来，定名为《汉书》以后，写到高祖还是平民、诸侯王的时候，却都不删去“沛”“汉”等字样。凡是不同地区归降的文书，也都写成归附汉朝。从班固《汉书》开始，首先有了这种错误；到了仲豫，仍然沿袭这种错误。积习相传，竟然没有先觉察到的人。《史记·陈涉世家》称陈涉的子孙直到今天还享受祭祀。《汉书》又有《陈涉传》，于是把司马迁的原文完整记载下来。考察司马迁所说的“今天”，实际是汉孝武帝时代；班固所说的“今天”，应当是汉孝明帝时代。事情相隔一百多年，所用的说法却相同。即使如此，难道陈氏的后代还会在东汉延续福祚吗？这一定不可能。《汉书》又说：“严君平已经去世，蜀人直到今天还称颂他。”皇甫谧把这句话全部抄录下来，载入《高士传》。孟坚和士安所处的年代相距很远，关于“直到今天”的说法，怎么能说成同一时代呢？班固沿袭这种写法，错误已经如此；皇甫谧承袭班固，错误又达到这种程度。迷惑而不醒悟，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说，刘隗关于审理案件的议论，详见《刑法说》；但依照考查《刑法志》的内容，完全没有这样的记载。后来臧氏《晋书》和梁朝《通史》在大连的传记中，都有这句话；但《志》中仍没有相关文字，传记却继续作虚妄的叙述。这也是不精审的过错，和玄晏一样。考察班固、司马迁所作的列传，都把人物的姓名按行状的格式详细编列。相互特别相似的人，就合并归入一个称目之下，如《刺客》《日者》《儒林》《循吏》就是这样。范晔既把题目移到传记开头，把姓名列在传记之中，却还在列传下面另注出《列女》《高隐》等名称。如果姓名已经写明，题目又已经显现，那么邓禹、寇恂的传记开头就应当题作《公辅》，岑彭、吴汉的传记前面就应当标作《将帅》。依此类推，类似的类别实在很多，哪里只限于《列女》《孝子》《高隐》《独行》呢？《魏书》著书时，给南方各国加上贬称，桓氏、刘氏等各族，都称作“岛夷”。这样一来，长江以东全都成了穿草服的地方。至于《刘昶传》《沈文秀传》等，叙述他们的爵位和乡里时，却又与中原诸人没有不同。哪有君臣共同治理一个国家、父子同为一个姓氏，阖闾、季札便会形成不同的地方风俗，孙策、虞翻却又造成夷夏之别的道理？从以往的事例考察，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当时晋朝占有长江、淮水一带，实际上承受正朔，因此嫉视那些群雄，把他们称作僭越者和盗贼。所以阮孝绪《七录》把田、范、裴、段等人的记载以及刘、石、符、姚等人的著作另立一类，题作《伪史》。到了隋朝接受天命，天下成为一家，国家之间不再有爱憎，人们也不分彼此，但后来有人编撰《隋书·经籍志》时，给群书分类，仍旧依照阮孝绪《七录》。考察所谓国家有“伪”的说法，起源已经很早。比如杜宇称帝，勾践称王，孙权建立鼎足而立的事业，萧詧成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作《江表传》，蔡述作《后梁史》。考察这些著作，全都可以算作“伪书”，本来可以把它们分类汇聚，合成一部，哪里只是取东晋一代十六家而已呢？王室将要崩溃、霸业图谋纷纷兴起时，必然有忠臣义士舍弃生命、为节义而死。至于韦氏、耿氏谋划诛杀曹武，钦氏、诞氏向马文问罪，而魏、晋的史官把他们记作贼，这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难以直说。至于荀济、元瑾在孝、靖末年像兰花凋谢，王谦、尉迥在宇文氏末年像玉石折毁；李百药编写《齐史》，颜师古编写隋代篇章，当时没有受到逼迫畏惧，事情又需要纠正偏失，却都沿袭旧说不加更改，称这几个人为叛逆。记事像这样，褒贬又从何施加呢？从前汉代有个在府中撰写奏记的人，竟偷取葛龚所作的文章进献；既然完整抄录了别人的文章，却不知道改换姓名，当时人便对他说：“奏章写得虽然好，最好去掉葛龚的名字。”后来邯郸淳编撰《笑林》，把这件事记下来作为笑柄。唉！纵观古代，这类事情尤其多；那些应该删去而没有删去的内容，难道只有葛龚的文章吗？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独自招来令人发笑的讥讽呢？凡是编写史书的人，如果能够详尽审察事情，措辞精确严密，能够举一反三，由过去推知未来，这才差不多可以避免大的过失。内篇·邑里第十九

译从前《五经》和诸子书广泛记载人物，虽然可以考察姓氏宗族，却难以详知他们的乡里。到了太史公，才改变这种体例，凡是列传，先叙述人物原来的居处。至于国家有兴衰变化，乡里有合并和废省，也都随着时代记载，用来说明事实。考察夏侯孝若撰写《东方朔赞》说：“东方朔字曼倩，是平原郡厌次县人。魏建安年间，把厌次分置为乐陵郡，所以又称为乐陵郡人。”一个人在死后，地名已经更改，仍然追溯记载这件事，用来告诉后人。由此可知，对于人物出生以前的地名，也本来应当详细记录。奇怪啊！晋氏取得天下以后，从洛阳倾覆、士族南渡开始，江左侨置州县，却不再保存原来的乡土名称。因此斗、牛之间的地区，郡名却有青州、徐州；吴、越一带的地方，州名却编作冀州、豫州。想要使南北名称不混乱，使淄水、渑水能够区分，做得到吗？把虚假的名称附着在原来的土地上，即使经过百代也不会改变。后来天地长久，文字制度大体统一，州郡却不断废置，名称也古今各不相同。然而作者给人立传，每每说某人是某地人，那些地方却都采用旧有的名称，施用于当今。想要寻求真实记载，不也很难吗？而且人的本性并不固定，会随着所处地域而改变。所以生在荆地的人，说话都带有楚地特点；住在晋地的人，牙齿便仿佛染成黄色。向东经过魏地，已经传了七代；渡过长江向北，也不只是一个世代。但人们仍以本国为正确，以这个乡里为错误。这样一来，孔子的父亲居住在昌平，阴氏家族居住在新野，却把微子的后裔、管仲的源流编在一起，称为齐、宋之人，而不算鲁、邓之士。考察古代，从未听说过这种道理。而且自从世人重视高门大族、轻视寒门家族以来，便依据姓氏的声望和源流，以乡里相互夸耀。比如仲远寻访郑玄，先说自己是汝南应劭；孔融回答曹操时，自称是鲁国孔融。到了近古，这类说法大多是虚假的。至于碑刻颂文中所刻写的、封土所确定的地名，往往虚引别的邦国，冒称为自己的乡邑。比如姓袁的就装饰说是陈郡人，姓杜的就附会为京邑人，姓氏中有“卯金”的全都说是彭城人，姓氏中有“禾女”的都说是钜鹿人。在各种史传中，也多半跟随这种风气。这就是追随流俗的通常说法，忘记了著书应有的旧体例。又有近世一些官阶不高、名位不显的人，开始用州郡土地来自我标榜，如楚国龚遂、渔阳赵壹就是这样。至于名位已经显赫的，就不列入这一类，如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就是这样。看《周书》《隋书》二史，每当叙述王褒、庾信等人的事迹，高颎、杨素等几位公卿时，必定说是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这样写成固定说法，难道能说只是为了省略文字、由此便可知道吗？所有这些错误，都是由于积习相传，渐渐形成风俗，迷失之后却不肯回头。俗话说：“难以和人一起谋划开创，却可以和人一起享受成功。”一件事沿袭实行了千年，被当作旧例，而突然加以纠正，必然会惊动愚昧的世俗。这正是庄子所说的“到哪里找一个能忘掉言语的人，和他谈论呢”，这句话已经说尽了其中的道理。希望有识之士能够详察其中的得失。内篇·言语第二十

译言语是关键的发动，主宰着荣辱；言辞写得不文雅，行为也就不能传得长远。因此，修饰文辞、善于应对，是古人所看重的。上古时代，人性朴实简略，言语难以理解，必须加以训释才能通晓。因此，寻求其中的义理，事情虽然简略而含义深远；考察其中的文字，词句虽然艰涩而意义清楚。这类例子，如《尚书》记载伊尹的训诫、皋陶的谋议，以及《洛诰》《牧誓》《泰誓》。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礼乐文明盛大。大夫、行人尤其重视外交辞令，言语含蓄委婉而又多有切实内容，文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放纵。如《春秋》记载吕相与秦绝交、子产献捷、臧孙劝国君接受鼎、魏绛回答诛杀杨干等事，就是这样。战国时代群雄争斗，游说之士纷纷涌现，人们各自具有《弄丸》式的辩说，家家都掌握《飞钳》式的权术；善于激烈谈论的人把诡诈欺骗作为根本，能说会道的人把寓言作为主要手段。比如《史记》记载苏秦联合六国合纵、张仪推行连横、范睢施行反间以帮助秦国、鲁仲连排解纷争而保全赵国，就是这样。到了汉、魏以后，直到周、隋，世人都崇尚文辞，当时已经没有专门负责应对的人。筹划计策，自然写在章表中；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也总归通过笔札完成。宰我、子贡那样的言辞之道不再实行，苏秦、张仪那样的事业也就废弃了。即使有忠言切谏，也不过是《答戏》《解嘲》一类；其中值得称道的，像朱云折断栏槛来抗议愤怒，张纲埋下车轮来直言进谏。秦宓应答吴国使者，王融回答北方使者，这些小小的辩说，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所以历来选择记载言语的著作，散见于各种典籍；从汉代以后，已经没有值得观览的了。考察战国以前的言辞，都值得讽诵，不只是由于史官的删削润色，实在是因为它们的本质原本优美。用什么来考察这一点呢？至于讨伐“鹑贲”“鸲鹆”，那是儿童的歌谣；“山木”“辅车”，是当时流行的谚语；“皤腹弃甲”，是守城人的歌唱；“原田是谋”，是众人的诵语。这些都是粗浅鄙俗的词句，却还能温润到这种程度，何况那些束带立于朝廷、又具有博闻通古之识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史官加以记录，虽然经过讨论润色，最终仍不会失去它的大概内容。《三传》的说法，已经不同于《尚书》；两汉的言辞，又多不同于《战国策》。这足以验证民间风俗逐渐改变，也可以知道不同时代各不相同。但后来的作者，完全没有长远的见识，记载当代的口语时，很少能够依照实际情况书写，反而又追随仿效古人，以显示自己考究古事。因此，喜爱左丘明的人，就片面模仿《左传》；喜爱司马长卿的人，就全部学习太史公。于是周、秦时代的言辞出现在魏、晋时代，楚、汉时代的应答流行于宋、齐时代。用虚假的修饰混淆本来面目，失去了天然的真实，使古今文辞因此不纯，真伪也由此相互混杂。所以裴松之讥讽孙盛把曹操平日说的话记录下来，却完全写成了夫差灭亡时的言辞。虽然言语像《春秋》，但事情却大相违背。然而自从咸阳、洛阳失守，龟鼎南迁以后，江左成为礼乐之乡，金陵确实成为图书之府，所以那里的风俗仍然能够使言语遵守规范，言谈喜好风雅，即使在颠沛仓促之中，也不忘记经籍。史臣加以修饰，并不需要费多少功夫。中原地区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在这个时代，先王的故乡被砍伐破坏，变成蛮夷之地，人民披发左衽，充斥于中原。其中有辩才如驹支、学问如郯子的人，偶尔能够遇到，却不可多得。彦鸾修撰伪国诸史，魏收、令狐德棻编写《魏书》《周书》二书时，必定忌讳那些夷狄的语言，把它们改写成华夏语言，就像杨由听鸟雀、介葛卢听牛叫一样，这还可以说得过去。但在这其中，却有人妄自增加文采，虚构增饰风物，援引《诗经》《尚书》，以《史记》《汉书》为法式。于是使且渠、乞伏的文雅可以和元封相比，拓跋、宇文的德音可以与正始相同。文辞华美却失去事实，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有王劭、宋孝王著书，叙述元魏、高齐时期的事情时，言辞刚正、笔法端直，务求保存直道，使当时的方言和世俗语汇全部显现出来。可是现在的学者都责怪这两个人，说他们的语言杂质太多，言辞有伤浅俗。原本的事实就是这样，却把过错推给史臣，就像鉴赏美丑的人看到嫫母很丑，却把罪责归于明镜一样。又有世间评论者，都认为北朝的各种著作中，《周史》写得最好，大概是欣赏它记载言语的体例多与古代相同。可是，如果枉自修饰虚言，把真实事情全都抛弃，便称之为良史直笔，并把它作为典范，那么董狐、南史这样的史官随处可见，班固、华峤也都可以与他们并肩了。近来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都自称善于著述，自负有史才。郎余令著《孝德传》，张太素著《隋后略》。凡是他们所撰写的当代语言，都依照仿效旧有文辞。如果某些言辞可以仿效古人来写，他们就采用；那些难以类比的，便忽略而不取。推想他们所舍弃的内容，哪里能够一一记载得完呢？江芈骂商臣说：“啊！役夫，君王本该废掉你，改立职。”汉王恼怒地骂郦生说：“小小儒生，差点坏了你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才，你死是命中注定的。”乐广感叹卫玠说：“谁家竟生出这样漂亮的孩子！”这些都是当时侮辱轻慢的话，流行世俗的鄙俗说法。假如把这些话从口中传播出去，传给人讽诵，那么世人都认为上面两句不失清雅，而下面两句却很粗俗，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楚、汉距今久远，事情已经成为古事；魏、晋距今较近，言语还像今天。已经古远的，就认为它的文字典雅；还像今天的，反而惊讶它的质朴。天地长久存在，风俗却没有恒常不变的；后人看今天，也正像今天的人看古代一样。可是著作者都害怕记载今天的语言，勇于仿效古人的说法，这不是很迷惑吗？如果记载言语，就勉强依附《五经》；记载谈话，就依据《三史》，那么春秋时代的风俗、战国时代的风气便彼此混杂而一同存在，经过千年仍然如一，又怎么能够用来验证古今往来、文质屡次变化的情形呢？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挑选对象才加以治理，所以无论风俗精美还是粗鄙，都受到他的教化；善于修史的人，不挑选事情才加以记载，所以言语无论美丑，都完整地流传给后世。如果事情都没有错误，言语又必定接近真实，这样才差不多可以同古人并列，哪里只是得到一点糟粕而已呢？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译人的言语一经从心中发出，连续不断，必定要有舒缓的音节来补足句子，交代它的始末。因此，“伊”“惟”“夫”“盖”是发语的开头；“焉”“哉”“矣”“兮”是断句的辅助词。删去它们，言语就不完整；加上它们，章句才能完备。史书叙事有时也类似这样。所以将要叙述晋灵公加重赋税、雕饰宫墙时，先用“不君”来称说他；想说司马安四次升任九卿，却先以“巧宦”作为题目。这些就是说明事情的开头。又如记载重耳讨伐原国以表示信用，接着说他凭一战而成就霸业，这是文章的文饰；记载匈奴制作郅都的偶像，今天奔驰射箭却没有人能射中，就说匈奴像这样害怕他。这些就是评论事情的辅助语。从前尼父删定经典，主旨在于褒贬，像日月一样明白，奉行起来不可更改。然而史传所记载的，贵在广泛记录事实而已。至于本来事实之外，有时寄托抑扬褒贬，这就会使得失取决于片言只语，是非取决于一句话，谈何容易，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只是近代的著作者沉溺于繁多铺陈，于是有的发言失当，加字不合适，竟使后来的读者难以相信。比如《史记·世家》说：“赵鞅的儿子中，无恤最贤能。”贤能的人，应当把仁慈宽厚放在首位，把礼让作为根本。至于假装会见邻国，进献计策而实行杀戮，使同胞姊妹摩笄自杀，这就是欺诈而残忍，贪婪而不亲爱亲人，和鲸鲵同类，连狗猪都不如，怎么能说他贤能呢？《汉书》又说：“萧何知道韩信贤能。”考察贤能的人处世，无论平坦还是险阻都一样，不因贫贱而失志，也不因富贵而屈服。《易传》说：“知道进退存亡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像淮阴侯韩信，最初处于卑微困顿之中，荒废事业，没有操守；后来身居荣贵，因盈满而招致祸患，亲自做了叛逆君上的事，名列恶徒。保全自身的防范丝毫没有听闻，知足的心情又在哪里？赞美他善于用兵，称他有才略，这还可以；一定要把“贤”作为他的称号，难道不是错误吗？又说：“严延年精明强干、敏捷利落，即使子贡、冉有通晓政事，也不能超过他。” 既然把严延年编入《酷吏》，列作“屠伯”，却动辄拿他同孔门中通达政事的人相比，难道他们是同类吗？况且从春秋到汉代，经历了许多年，若只是根据容貌来取人，耳目又没有接触过，怎么知道他们的才干和术业相似，丝毫没有差别，却说不能超过他呢？古人记事，有时先引用经典作为铺垫，有时在后面用传文补足结语；分布虽然疏朗，错综安排却更加严密。如今记事却不是这样：有时隔着卷册、篇章，突然彼此矛盾；有时连续几行、几个句子，立刻变得相互抵牾。因此，《齐史》评论魏收，说他是善良正直还是邪曲不正，三种说法各不相同；《周书》评论太祖，说他宽厚仁慈还是喜好杀戮，两个道理彼此不同。不只是言语没有确定的准则，事情本身也成了首鼠两端、前后摇摆的样子。一个人明明只有一种说法，史书的辞语却反复多次，实在是因为喜欢发表芜杂的言论，不求正直的道理，言语反复不定，使读者感到迷惑。也有些开国承家的君主，美好与丑恶都显露无遗，明亮如星河，绝不是诋毁阻挠所能改变的；可是史家却轻率地给事实蒙上尘点，曲意加以粉饰。从近代史书中寻找，这类情况尤其多。例如《魏书》说拓跋氏在登国年间用鸟名设置官职，便说这是“崇尚淳朴，远远效法少皞”；叙述道武帝同边远部落联姻，便说这是“招抚远方荒服，追慕汉高祖”。其余所说的，大多也类似这样。考察魏氏最初在边塞北方兴起，对典籍知道得很少；同蛮夷结为婚姻，大概只是秦、晋以来的旧事。而以鸟名设置官职，难道同郯子所说的古制有关吗？用髦头作为配偶，哪里用得着奉春的策略？夸张的言辞无穷无尽，脸皮多么厚啊！《周史》又说元行恭因齐国灭亡而得以返回，庾信赠给他的诗说：“虢国灭亡，垂棘之玉归来；齐国平定，宝鼎归还。”陈朝周弘正来聘问，在馆舍中赠给韦敻的诗说：“德星还没有移动，正直的车子哪里肯来？”韦信、周弘正被看重到如此地步。文章损害事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把不相称的人拿来相比，也由来已久。假如一定认为庾信、周弘正所作的诗都是实录，那么其中的褒贬就不只涉及一个人，所有相关人物都应当考察其旨意，哪里只是摘取其中四句而已？至于题目不确定、首尾互相矛盾的，百药、德棻就是这样；内心怀有爱憎，言辞时隐时现的，魏收、牛弘就是这样。这些都是鉴别裁断的眼光不长远，智慧见识不周全，却轻率地玩弄笔端，任意抬高或贬低人物。所以虽然勉强缝合得很周密，痕迹反而更加明显；无知的人受到迷惑，有见识的人却加以讥笑。言辞简少的人，说一句话就能把事情说周全；才思芜杂的人，要借助好几句话才说得完备。考察《左传》所说绛县老人评论甲子，是含蓄地告诉赵孟的；班固《汉书》叙述楚国老人哭悼龚生，却没有说明他的姓名。只要举出这一件事，其他同类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嵇康、皇甫谧撰写《高士记》，各自为两位老人立传，完全采用左丘明、班固的记载，可是他们在传论中说：“两位老人隐藏德行以保全自身，不求名声利禄，躲避远离祸乱灾害，安于卑贱的劳役。”这就是揣摩古人的意思，广泛增添新的言辞，正如曹植吟咏三良、王延年歌咏秋妇一样。至于“来到墓穴前流泪”“闺房中长声叹息”等话，虽然大多取自原传，但事实并没有不同的说法。野鸭的小腿本来虽短，接长它反而令人悲伤；史文虽然简约，增添内容反而成为累赘。对前代贤哲的文字任意增删，哪里是容易的事呢？从前孔夫子删定唐、虞以下直到周代的史事，删去浮泛的言辞，撮取其中的关键。因此，帝王之道平坦明白。唉！距离圣人远去的日子越久，史籍越多，是非得失，谁能裁定？假如有才干足以整治革新的作者，却因为厌弃其人而废弃他的言论，这就是绕朝所说的“不要说秦国没有人才，只是我的计谋恰好没有被采用”。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译史书受到称赞的地方，以叙事为先。至于记载功过、记录善恶，文辞有文采却不浮艳，质朴却不粗野，使人品味其中的意味，怀念其中的德音，反复诵读多次也忘记疲倦，读上百遍也不厌倦，如果不是圣人这样的著作者，谁能做到这样呢？从前圣人著述，上自《尧典》，下至获麟，这就是连缀文辞、排比事实的言论，是通达事理、洞察深远的旨意。子夏说：“《尚书》论述事情，明明白白，如同日月交相照耀。”扬雄说：“说明事情，没有比《尚书》更清楚的；说明道理，没有比《春秋》更清楚的。”这样看来，它们的意旨又深奥，诰命训辞能够形成义理，阐明显露的、揭示幽隐的，委婉而成篇章；虽然道路和方法不同，也各有其美。它们确实可以作为亿万年师法的典范、万古规模的准则，是著述者中的冠冕，实在也是后世的借鉴。后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承圣人而作，地位略次于它们。因此世上的学者都先说《五经》，其次说《三史》；“经史”的名称，就在这里分别开来。我曾试着这样说：经书好比太阳，史书好比星星。明亮的太阳散发光芒时，群星便收敛光辉；夕阳落到桑榆之后，星辰的形象才灿然显现。因此，和《尚书》《春秋》的时代相比，《史记》《汉书》的文章，言辞浅近世俗，涉及街巷俗语，像垂下翅膀不能飞举，{滞心}龠无闻。到了战国以后，距离圣人越来越远，文章才得以显露锋芒，卓异不羁。所以知道人的才性各有不同，差距竟然如此；比较它们的优劣，怎么可以同日而语？自汉代以后将近千年，著作者前后相继，不再只有一家，寻求其中写得好的，也确实有不少。班固、司马迁执笔写作，尚且已经是对《五经》有所亏负的人；至于《晋书》《宋书》的成书，又不如《三史》。这就像王道与霸道有区别、纯粹与驳杂相差悬殊一样，人才难得，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这样看来，人的著述虽然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在不同篇章之间也会有优劣不均、精粗不一的情况。比如《史记》中《苏秦列传》《张仪列传》《蔡泽列传》等传，就是写得好的。至于《三王本纪》《五帝本纪》《日者列传》《太仓公列传》《龟策列传》，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又如《汉书》的帝纪、《陈涉项羽传》等篇，是其中最好的。至于《三王本纪》《五帝本纪》《日者列传》《太仓公列传》《龟策列传》，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又如《汉书》的帝纪、《陈涉项羽传》等篇，是其中最好的。至于《淮南王传》《司马相如传》《东方朔传》，又哪里值得一提呢？这就像绘画要靠红色和白色才能形成美感，帝王都城要借助山水来增色。因此，所写的人物丑陋，史书也就笨拙；所写的事情美好，史书也就工巧。如果当时缺少奇异见闻，世上没有奇特事情，英雄没有出现，贤俊没有出生，只有平庸琐碎的人和事，这或许也是常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史臣显露出精良正直的体裁，发挥含蓄委婉的才能，实在也很困难。所以扬子说：“虞、夏的书，浑厚广大；商代的书，浩大盛美；周代的书，严肃正大；周代以后，书就憔悴了吧？” 看左丘明记事，当齐桓公、晋文公建立霸业，晋国、楚国轮流结盟时，他还能修饰词句，使文章典雅。等到王室大为衰败，事情更加纷乱，《春秋》的美好辞藻也几乎被遮蔽了。看司马迁叙事，周代以前，所说的事情不在他的记述范围内，文章宽泛简略，不再具备完整体制；到了秦、汉以后，条理贯通而有伦次，文章便光彩鲜明、值得观赏，有足以称道的地方。至于荀悦《汉纪》，他的才力用尽在十位皇帝；陈寿《魏书》，它的美处穷尽于三位祖先。由此类推，其他情况也都是这样。识别宝物的人很少，懂得音乐的人大概也很少。近来有裴子野的《宋略》、王劭的《齐志》，这两家都长于叙事，无愧于古人。然而世上的评论者都相互雷同，人人称举裴子野，却一同诋毁王氏。江左的事情典雅，所以裴子野的笔力专门擅长；中原的事迹污杂，所以王劭的文章因此屡屡显得鄙俗。况且裴几原致力于修饰虚浮的言辞，王君懋的志向在于保存实录，这就是美与丑不同的原因。假如左丘明重新出现，司马迁再次出生，让他们在贺六浑的朝代记载言语，在侯尼干的时代记录事情，恐怕他们会停下笔、把木简搁置起来，无从施展自己的美好文辞。著作者怎么可以拿今人相比古人，用同一个标准概括评论得失呢？叙事的体例种类很多，不是片言只语所能详尽说明的；现在姑且分门别类，确定为三篇，列在下面。（以上是《叙事篇》的序。） 国史写得好的，以叙事工巧为美；叙事工巧的，以简明扼要为主。简约的意义，实在重大啊！纵观古代，著述的源头，《尚书》开创先例，所记载的事情以少为务；《春秋》改变体例，所用的言辞贵在省略文字。这大概是淳厚与浇薄各有不同、前后时代各有不同表现的缘故。这样看来，文字简约而事情丰富，是著述中最美的一种。从两汉开始，到三国为止，国史的文字一天比一天受到繁多铺陈的伤害。到了晋代以后，流荡失实更加严重。寻找其中多余的句子，摘除其中烦琐的词语，一行文字之间，必定错误地增加几个字；一尺纸以内，常常白白浪费好几行。连小事积累起来尚且能形成巨大声势，许多轻微事物聚集起来尚且能折断车轴，何况章句没有节制、言辞没有限度，即使装满两辆车，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叙事的体例，大致有四种：有的直接记述人物的才干品行；有的只记载人物的事迹；有的通过言语就可以知道人物的才行和事迹；有的借助赞论使它们自行显现。比如《古文尚书》称说帝尧的德行，用“允恭克让”来标明；《春秋左传》描述子太叔的情况，用“美秀而文”来概括。所称说的只是这些，不再有别的说明，这就是直接记述才行。又如《左氏》记载申生被骊姬诬陷，自己加谥而死；班固《汉书》称说纪信被项籍围困，代替君主而死。这些并不直接说他的节操，但忠孝自然显明，这就是只记载事迹。又如《尚书》称说武王指责纣王的罪行，誓师词说：“焚烧烤炙忠良，剖开孕妇的肚腹。”《左传》记载栾武子评论楚国，话说：“乘着柴车，穿着破旧衣服，来开辟山林。”这时人物的才行、事迹全都没有直接记载，但言语有所涉及，事情便显露出来，这就是通过言语可以知道。又如《史记·卫青传》之后，太史公说：“苏建曾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能、礼待士人。”《汉书·孝文纪》末尾的赞语说：“吴王假称有病不上朝，朝廷赐给他几和杖。”这些事情，传和纪中都没有记载，而史臣通过发言另外说出它们，这就是借助赞论使事实自行显现。这样看来，才行、事迹、言语、赞论这四种方法，原本不必相互配合。如果兼用四者而全部记载，篇幅就尤其广大。只是自古以来的经书和史书，通常都有这种情况；能够避免的，大概十部中还不到一两部。

译叙事的省略，又有两种：一是省略句子，二是省略文字。例如《左传》记载宋国华耦来鲁国结盟，说他的祖先曾得罪宋国，鲁国人认为他机敏。用“敏”来称说迟钝的人，那么贤能通达的人看了必然讥笑；这就是省略句子。《春秋经》说：“宋国陨落了五块石头。”这是听到它陨落，看到它是石头，数出它有五块。多加一个字就过于详细，少一个字又过于简略；寻求折中的办法，简明而合理，这就是省略文字。与此相反的，例如《穀梁传》说郄克眼盲，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跛脚；曹国公子是手弯曲的人，齐国使者便派跛脚的人迎接跛脚的人、秃头的人迎接秃头的人、眼盲的人迎接眼盲的人、手弯曲的人迎接手弯曲的人。其实删去“跛者”以下的句子，只说“各自用同类的人迎接”就可以了；如果每件事都再重复叙述，文字就很浪费，这就是烦琐的句子。《汉书·张苍传》说：“年老，口中没有牙齿。” 在这一句话中，删去“年”和“口中”就可以了。六个字组成句子，却胡乱增加了三个字，这就是烦琐的文字。这样看来，省略句子容易，省略文字困难；透彻懂得其中的道理，才可以谈论修史。如果句子全是多余的，文字都在重复，史书的烦琐芜杂，主要就是由此造成的。钓大鱼的人，放下千钩，真正捕获它却只靠一只鱼笱；捕捉高飞鸟的人，张设万重罗网，真正捕获它却只由于其中一个网眼。叙事的人有时虚加散漫的辞语，广泛增添闲说，但一定要取出其中的要旨，不过是一言一句而已。如果能够像猎人、渔人那样，捕获之后便收起猎具和鱼钩，所留下的只有一只鱼笱、一个网眼，那么就差不多可以把劳苦的痕迹全部去掉，把尘垢完全抛弃，使华饰消失而实质保存，使渣滓除去而精纯的汁液留存。唉！能够不断减损再减损，达到玄妙而又玄妙的境界，这是轮扁无法用斧斤之事说出的，伊挚也无法用鼎器之事说出的。（以上是《尚简》。） 修饰言辞就形成文章，编排文章就形成句子，句子积累起来就建立篇章，篇章积累起来就形成篇目。篇目划分以后，一家之言就完备了。古代使者出使境外，以外交辞令为根本；大夫应答交涉，以言辞文章为主要手段。何况如今把文字排列成章句，刊刻在竹简帛书上，怎么可以不精心雕琢修饰，使它流传给人诵读呢？自从圣贤著述以来，这些作品称为经典，句句都像《韶》《夏》之乐，言语全都如美玉般悦耳，德音井然，充满耳中。这就像游览沧海的人，只惊叹它的浩瀚广阔；登上泰山的人，只感叹它的高峻无比。如果一定要摘取其中最突出的部分，就不知道应当把什么放在最前面。然而章句中的言辞，有显豁的，也有隐晦的。显豁的，是繁多的辞语、细密的解说，事理在篇中已经说尽；隐晦的，是省略文字、简约文辞，事实充溢在句子之外。这样看来，把隐晦的变得显豁，优劣是不同的，可以比较而知。能够舍弃小处而保存大体，举出重要的来说明轻微的，一句话便把大小事情都包括进去，片言只语却没有遗漏宏大细微的一面，这些都是使用隐晦文法的原则。古代的文章，讲究摒弃浮泛的辞藻。《虞书》说：“帝尧于是去世，百姓像死了父母一样哀痛。”《夏书》说：“启呱呱哭泣，我没有把他当作儿子。”《周书》称“前面的军队倒戈”，“鲜血多得可以漂起舂米的杵”。《虞书》说：“把四个罪人治罪，天下就都服从了。”这些文字都写得简略，但含义实际上十分周备。所以读者初看会疑心容易，真正写作的人才觉得困难；这当然不是雕琢辞藻的小技巧所能否定的。后来左丘明承受《经》的义旨，师法孔子。《经》用几个字包容意义，《传》用一句话形成完整的表达，虽然繁简不同，但含蓄深隐却没有差别。因此，它概括纲要、说明邦国风俗时，有“士会执政，晋国的盗贼逃往秦国”，“邢国迁徙如同归家，卫国却忘了亡国”的说法；委曲详尽地叙述人事时，有“用犀牛皮包裹他，等到抵达宋国，手脚都露在外面”，“三军将士都像夹着丝绵一样温暖”的说法。这些都是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辞句浅显而意义深厚；话虽已经说尽，含义却没有穷尽。使读者能够由表及里，摸到毛便辨出骨头，从一句话中看见一件事，又由字面之外推知其他三端。含蓄地表现当时的意义，不是很伟大吗？到了班固、司马迁两部史书，虽然远不如《五经》丰富，却必定取法它的长处，也时常有这种语言。至于高祖失去萧何，就像失去了左右手；汉军战败，睢水竟因此不流；董生骑马，三年都不知道马的雌雄；翟公门前冷落到可以张罗捕雀，这些就是例子。从这以后，史学的文风逐渐衰落，作者堆砌浮辞、累叠句子，像云气蒸腾、泉水涌出一样无休无止。他们写文章，大抵每句字数不止一，敲定句子都成双成对，长短务求整齐，奇偶彼此相配。因此本来一句话就能说完的，往往足足写成两句；本来三句就能成篇的，必定分成四句。文字铺张重复，不知道节制。所以处道受到少期责备，子昇受到君懋讥讽，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作者的语言虽然简略，但道理都抓住了要害，所以能够疏略而不遗漏，节省而没有缺失。譬如使用奇兵，能够以一当百，完全取得战胜敌人的功效。若才智不足，思路昏滞，耗费的辞语很多，叙事才勉强周全，也就像使用铁钱交易的人，要拿两枚才抵一枚，才能凑成交易的价值。这样看来，《史》《汉》以前，简省扼要到那种程度；《国》《晋》以后，却繁琐碎杂到如此地步。一定要判定它们的美丑，辨别它们的善恶。读古史的人，明白它的章句，便都可以吟咏歌诵；阅读近代史的人，只欣赏它的文辞，直接寻求其中的事意而已。这样一贵一贱，不必明说也可以知道，不用特别评量褒贬，道理自然显现了。（以上论隐晦） 古代文章形成以后，比兴的写法也随之产生。用鸟兽比拟贤能和愚昧，用草木比方男女，诗人和辞客已经说得很完备了。到了中代，这种体例稍有不同：有时拟人一定要取用同类事物，有时叙述事情多半要比附古代。当汉氏统治天下时，君主实际上称帝，制度情形不同于殷、周；儿子却封为王，名号也不同于鲁、卫。但作者仍把帝王之家称作王室，把公卿辅弼称作王臣；把“盘石”套用到分封诸侯的说法中，把“带河”套用到告诫诸侯的誓词中。史臣撰写记录，也沿用这种文章写法，借托古代的词语，反而改换当今的称谓。过分润饰文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了近古，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比如诸子短篇、杂家小说，谈到叛逆之臣就称作“问鼎”，称说大盗巨寇就把他们比作“长鲸”。国家刚开始建立，都说是“草昧”；帝王初露踪迹，必定称为“龙飞”。这些说法都兼有讽谕之意，语言并非直接斥责，这与言偃、子夏措辞以及南史、董狐直书的意义不同。像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有的包罗一代，有的总括一家，本来可以申明不可磨灭的格言，弘扬至公至正的道理；可是魏收记刘氏纳贡，却说“前来献上百牢”；吴均叙述元日临朝，却一定说“朝会万国”。拿吴国征收鲁国赋税、禹在涂山计议这些往事，来作为当今的说法，放在文章中还可以，施用于史册却不可以。

译也有人按照事类聚合，用古人来比拟今人。如王隐说诸葛亮挑战，是希望取得曹咎那样的战果；崔鸿说慕容冲得到宠幸，是因为具有龙阳君那样的姿态。这些事情彼此相符，这样说还算恰当。可是卢思道称邢邵丧子却不悲痛，说自从东门吴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人；李百药称王琳一向深得人心，说即使李将军那样恭谨而善于诱导人，也不能超过他。这就是虚引古事，胡乱增添平庸辞语；如果只是夸耀自己的学问，就一定要辨明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从前《礼记?檀弓》擅长记载事物的起始。自己创制旧有制度的后例，首先创立新的仪式，前代史书已经刊载，后人便取来作为考证。因此，汉初开始设置槥，班孟坚作了记载；鲁国开始实行髽，左丘明作了记录。河桥可以建造，元凯从《毛诗》中取得验证；男子可以插笄，伯支从《内则》中远取证据。这些都是相应的事例。考察裴景仁《秦记》，书中说苻坚正在吃饭，拍着食案怒骂；王劭《齐志》记载洛干感恩，脱帽致谢。到了彦鸾撰写新史，重规删改旧记录，仍把“抚盘”改成“推案”，把“脱帽”改成“免冠”。近世通常不用食案，胡人的风俗也不施行冠冕；仅仅因为这些事情不像古代，就改成符合雅言的说法，这样想让学者依据什么来考察当时风俗的不同，察知古今制度的差异呢？后来杂种建立政权，充斥神州，事情不同于中原各华夏之国，语言也多粗俗。至于翼犍，是昭成的原名；黑獭，是周文的本名。但伯起把它们改成了别的说法，德棻则缺略而不记载。这大概是因为厖降、蒯聩，字眼丑陋；重耳、黑臀，名字鄙俗。旧史都把它们列入《三史》，流传于《五经》，从未听说后来的学者讲论时另行刊改。何况齐丘之犊，见于谶书；河边之狗，著于歌谣。它们明白如日月，难以遮掩隐藏；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记载，拿什么昭示后人？也有复姓本来完整，却减省为单姓，有的去掉“万纽”而只保留“于”，有的只保留“狄”而删去“厙”。从古以来，很少听说有这样的例子。孔子曾说：“文饰胜过质朴，就成了史。”因此可知，史学写作必定要借助文辞。从《五经》以后，到《三史》以来，用文辞叙述事情，是可以这样说的。但如今的作品，却与此不同。它们立言时，有的虚加锤炼修饰，轻率地对事实雕琢文彩；有的体制兼有赋和颂的特点，辞藻像俳优的说唱。文章不像文章，史书不像史书，譬如龟兹人建造房屋，杂用汉地的礼仪制度，结果天鹅没有刻成，反而像野鸭一样。（以上论妄饰） 内篇 品评人物 第二十三

译我听说，同类的事物会聚集，群体不同的事物会分开；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器皿里，枭鸟和鸾鸟不能并翅而飞。至于商臣、冒顿，南蛮、北狄，相隔万里；伊尹、霍光，则分处殷代和汉代，相隔千年。然而世人谈到悖逆，就说商臣、冒顿；论说忠顺，就称伊尹、霍光，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只要事迹相符，即使相隔遥远，也可以作为一类相提并论，哪里一定要并肩接踵，才算同类呢？史官从司马迁、班固撰写列传开始，才把人物按品类编排在一起。但其中有时因为年代相近，有时因为人物稀少，要找事迹完全相同的人，并不容易。所以韩非、老子共同列在一篇中；董卓、袁绍却没有分别见于两部记录。难道不是因为韩非、老子都以著述闻名，书中都有“子”的称号；袁绍、董卓都被称作英雄，又生在汉末吗？以这些作为判断标准，大体也算合乎类别。也有同类人物很多，本应区别流派，却不能确定他们属于同一科类，申明他们品级的差异，结果使兰草和艾草混杂，朱色和紫色不分，这是谁的过错呢？大概是史官的责任。考察班固《汉书》的《古今人表》，上至包举亿万年的历史，旁及贯通百家人物，分为三科，定为九等。它的议论很高明，义理也很妥当。可是等到看表中所列人物，为什么竟与它的叙说不相类呢？如孔门中通达的人，颜回可以说近于圣人，至于其他弟子，难以分出高下。如今却把伯牛排在曾参之前，把仲弓列在前面，把冉有排在后面；从折中公允的标准求取，却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道理。又如楚王经过邓国，三个外甥请求杀掉他，邓侯不答应，最终导致邓国灭亡。如今把邓侯定在下愚之上，难道因为宁愿别人辜负我、坚持行善却得到祸患，就要据此责怪他吗？如果说他是因为不能忍受小事而破坏大谋，错在不会权变，所以加重他的罪责，那么三个外甥能够见到事机便立即行动，在祸乱尚未萌发时就作出决断，本来应当把他们的品格置于极高的位置，列入云汉之上，怎么能只让他们与邓侯相邻，排在中等以下的人物之中呢？又如它叙述晋文公的臣佐，把舟之侨列为上等，阳处父次之，士会列为下等；它排列燕丹的宾客，把高渐离放在首位，荆轲次之，秦舞阳列在末位。这些都是是非混乱、善恶错杂；有的把粗劣的瓴甋当作珍贵，却轻视美玉璠玙；有的驾驭劣马驽骀，却舍弃骐骥。拿这样的标准作为鉴戒，还想欺骗谁呢？又如江充、息夫躬进谗献媚，迷惑皇上，使灾祸延及太子和皇后，毒害波及忠臣良士。论他们的奸邪凶恶，远远超过石显。然而班固叙述他们，却没有列入佞幸。杨王孙裸葬，违背礼制；他属于狂放偏狭之人，考察他一生，再没有别的事情可称述，却和朱云列在一起，并把他放在列传的开头，难道不污秽吗？如果再从旁边查考别的记录，暗中察看杂传，像这样的错误，实在很多。考察刘向《列女传》所载鲁国秋胡的妻子，寻究她事情的始末，完全没有什么才能和德行值得称道，只是因为怨恨丈夫，便投河而死。她轻视生命，与古冶子相同；但她殉节的性质又不同于曹娥。这其实是凶险顽劣的人、强横悍妇，却偏偏和贞节刚烈的女子并列，实情很不相合。又如嵇康《高士传》，所记载的人很广，但颜回、蘧瑗却唯独没有记载。大概因为这两个人虽然乐于道义、遗弃荣华、安于贫困、守持志向，却拘泥于名教，未免流于世俗。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也钻研仰慕四科，驰骋于六经，逐渐接受孔门的教义，遵奉鲁国的儒学风气，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却都可以被甄别录用呢？颜回、蘧瑗可以弃置，扬子云、董仲舒却得以升列，这可以说是只认识二和五，却不知道十。到了近代，史臣所写的史书，考察其中的乖谬失误，也往往存在。比如阳瓒在边城守节，献身战死敌手；在有宋的时代，他难道不就是刘、卜一类的人吗？可是沈氏最终没有另外加以表彰，只把他附编在《索虏》篇中。纪僧真操守坚定、品行磨砺，始终没有瑕疵，萧氏却把他和众小人混杂记载，一概以《恩幸》为篇名。王頍文章才能不足，武艺却多，亲自到戚藩府第，成为叛乱的首倡者。撰写《隋史》的人，如果不能把他和枭感并列，就应当把他附载在《杨谅传》中，却偏偏把他和文人共同编列，使他与吉士为伍。凡是这样的编纂记录，难道合乎人物类别吗？孔子说：“凭相貌取人，错过了子羽；凭言语取人，错过了宰我。”光武帝曾被庞萌蒙骗，曹公曾被张邈欺骗。这些事情都列在有关的史书中，善恶分明可见。不必借助许劭、郭泰深刻的鉴识，也不必借助裴松之、王隐精妙的考察；可是作者把这些事保存在简册中，却不能使善恶区别清楚，所以说：这是谁的过错呢？是史官的责任。如果能够发挥鉴别人物的作用，区别人物的流品，使小人与君子的气味各自找到同类，使上智、中庸等不同等级排列有序，那么惩罚邪恶、劝勉善行，就能长久肃整后世；激浊扬清，也会郁然成为不朽的事业。内篇 直书 第二十四

译人承受五常之性，士人兼具各种品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邪曲，是人们所鄙弃的，也是小人的道路；正直，是人们所尊重的，也是君子的德行。然而世人多趋向邪曲而抛弃正直，不走君子的道路，却行小人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俗语说：“正直得像弓弦，死在道路旁；弯曲得像弯钩，反而能够封侯。”所以人们宁愿顺从以保全吉利，也不愿违抗触犯而遭受祸害。何况史学的职责在于申明劝诫，树立风教声誉。那些贼臣逆子，淫乱君主，如果把他们的事情如实写出，不掩盖他们的瑕疵，那么污秽的行迹会在一朝显露，恶名会流传千年。说到这里，实在令人畏惧啊！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行动，就会顺利；在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行动，就会遭殃。像董狐记事不加隐讳，赵盾却因史法而受委屈；无论对方还是自己都不违忤，实行起来毫不迟疑，这样才可以成就良史的正直，在古今享有声名。至于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叙述汉朝的过失，韦昭在吴朝坚持正直，崔浩在魏国触犯忌讳，有的人自身遭受斧钺之刑，成为当时的笑柄；有的人著作被填入坑窖，后代无人知晓。世事既然如此，却责怪史臣不能伸张刚直不屈的风气、激励舍身为公的节操，大概也很困难。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暗自撰写辽东的史本。他们借此躲避灾祸，幸而得以保全。这足以验证世途多么险隘，也可知实录多么难以遇到。然而考察历代前史，从直言的记载中求证，虽然其中有古人的糟粕，真伪混杂，但披沙拣金，有时也能得到珍宝。考察金朝统治时期的历史，史官尤其多。当宣帝、景帝开创基业之初，曹氏、马氏构成纷争之际，有的在渭水曲折处列营，却被武侯压制；有的在云台发兵，却被成济击伤。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言，陆机、虞预各自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申明葛亮死后使司马懿逃走的说法，写出拔戈冲犯车驾的言论。历代深重的诬蔑，一朝之间如同积雪消融。考察这些人记事的著作，大概是近古遗留下来的正直史笔吧？其次是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它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务求审慎真实。考察当时，河朔的王公贵族，祖传的基业还没有衰落；邺城的将相，先人的事业仍然存在。可是这两个人记载了当时忌讳的事情，竟然没有丝毫畏惧。他们刚正不屈而不吐露隐情，这就是这样的人吗？有才德的士人看重名声，壮士看重气节，宁愿像兰花凋残、美玉折断，也不愿像瓦砾那样长久留存。像南史、董狐凭借气节直书，不避强暴；韦昭、崔浩任情奋笔，无所阿谀容忍。虽然他们保全自身的防护有所不足，但遗留下来的芳名和功烈，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颂他们。至于王沈《魏书》借助曲邪回避来窃取高位，董统《燕史》凭借谄媚来偷取荣宠，即使贯穿三光、洞达九泉，也不足以说明二者高下的差别。内篇 曲笔 第二十五

译人伦开始形成，于是有了家与国。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君主像君主，臣下像臣下；亲疏已经分明，等级差别也各有不同。大概“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这是《论语》所说的合乎人伦；对外事略加省略、对内亲属另作区别，掩盖恶行、宣扬善行，这是《春秋》的义旨。从此以后，大体都沿用旧的法则。史官遇到涉及君主和亲属的事情，往往多有隐讳；虽然正直之道有所不足，但名教伦理仍然保存了。有的人舞弄文辞、玩弄笔墨，掩饰错误、粉饰过失，如王隐、虞预互相毁辱，子野、休文却替人排解纠纷、彼此道谢。取舍由着主观臆说，威福凭借笔端施行，这就是作者的丑行，也是人伦共同痛恨的事情。也有人记事常常凭空捏造，言辞多属乌有：有时假借别人的美名，借此为自己谋取私惠；有时诬陷别人的罪恶，借此报复自己的仇怨。像王沈《魏录》叙述贬黜甄氏的诏书，陆机《晋史》虚构夸大拒绝葛洪的锋芒，班固接受钱财才开始记载，陈寿得到米粮才肯为人立传。这又是记言的奸贼、执笔的凶人，即使把他们公开处死，投入豺虎之中，也是可以的。这样看来，史书不直，当代代都有；如果事情已经显明，如今便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前代贤人没有察觉、后人不知道的事情，现在略微扩充异闻，用来标明前人的疏漏。考察《后汉书?更始传》，书中称更始帝懦弱，说他刚即位时，面向南站立，接受群臣朝拜，羞愧得流汗，刮着坐席而不敢抬头看人。圣公身处微贱时，已经能够结交宾客、报仇雪恨，逃难于绿林，名声上是豪杰；哪里有身份尊贵而成为君主后，反而会到这种地步的呢？这恐怕是作者用曲笔迎合时势，专门成全光武帝的美名；用谄媚的话讨好君主，借此洗雪伯升的怨恨。而且中兴时期的史书出自东观，有的由明皇裁定，有的由马后刊定；炎汉的国运长久，简册上的记载没有改动，于是使其他姓氏的人追改编选，只留下虚假的记录流传下来。陈氏《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设置史官，所以灾异祥瑞都没有听闻。”考察黄气出现在姊归，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人说有景星出现，益州有人说没有宰相之气；如果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情从哪里记载下来呢？大概是因为父亲受辱而遭受髡刑，所以才加上这样的诽谤议论。古代诸侯彼此争战，胜负没有定数，但别人的长处一定称赞，自己的过错也不隐讳。到了近古，已经听不到极其公正的史书了：国家总说自己长处，家族互相指责对方短处。魏收因为元氏出自边远族裔，受到中原诸华的轻视，于是极力抬高自己，把桑乾比作姬、汉的国都；又歪曲事实加以贬抑，把建邺同蛮貊之邦相提并论。敌国彼此仇视，交战结怨，把这些写入檄文，尚且可以任意诬蔑；若列入史册，就很难再胡说了。如果连这个道理都没有通晓，怎么能谈论史书呢？史书偶尔有曲笔和诬妄，不过一两处；说到它的罪过，已经算是过失很多了。魏收又掺杂寓言，几乎超过一半；所以自从仓颉以来，很少见到像他这样的史书。可是李氏《齐书》却称它为实录，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重规没有考察明白，伯起又以公辅的身份加以尊重，名字又出自大名，事情也同元叹相似；既然没有什么恩德不回报，便用虚假的美誉相互酬答。然而若一定要说昭公懂礼，我是不相信的。古语说：“明确指出他是贼，敌人才可以服从。”像王劭那样坚持正直言论、毫不屈挠，足以同古人并驾齐驱。可是《魏书》立论激昂，却说他有愧于正直。不揭示他的罪行，却轻率地任意加以诛责，这就是所谓出兵没有正当名义，很难取得胜利。推究这篇议论的写作缘由，大概是因为君懋写史坚持直笔、不加隐讳，因而得罪了当时的人。也许有人借史臣之手，来洗雪自己家门的耻辱；否则，为什么会如此憎恶直言、丑化正直之人，甚至严重到像盗贼憎恨主人一样呢！霜雪交相降落之后，才显出坚贞松树的操守；国家遭逢丧乱，才检验出忠臣的节操。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毌丘，齐兴起时的刘秉、袁粲，周灭亡时的王谦、尉迥，都是毁家舍身以殉国，把死亡看得如同生存一样。然而历代史书都把他们写成逆臣，这将凭什么来激励和宣扬名教，劝勉侍奉君主的人呢！古代记载事情，是使逆臣贼子感到畏惧；如今记载事情，却使忠臣义士感到羞耻。假使南史、董狐仍有灵，他们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咬牙切齿了。自梁、陈以来，上溯隋、周，各种史书都是贞观年间群臣所撰写的；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考，真情和虚假也可以探求。至于朝廷显贵之臣，史书必定为其父祖立传；考察其中所记的事迹，都是子孙所撰写的。但向民间流俗访察，向故老询问，事情往往不同，言语也多不符合事实。从前秦地老人还活着，便能验证苻生所受的严重诬陷；蜀地老人仍在，便知道诸葛亮受到的许多冤枉。这种情况是自古以来就令人感叹的，难道只是今天才有吗！史书的作用，是记载功绩、主管过失，表彰善行、憎恶恶行；一朝的得失，可以决定千年的荣辱。如果违背这一原则，怎么能说是称职的史官呢？可是自古以来只听说因写直笔而被诛杀，从没听说因写曲笔而获罪。因此，史臣可以任凭自己的爱憎，在心中决定人物的高下；进而不怕公法，退而不愧对私室。想要获得实录，岂不是很难吗？唉！这也是拥有国家的人所应当惩戒和革除的事情。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译人的见识有通达和闭塞，精神有明朗和昏暗，因此毁誉各不相同，爱憎也各有差异。三王遭受诽谤，是遇到鲁仲连才得到申辩；五霸擅自享有声名，是碰到孔宣才受到诋毁。这说明事物虽有恒定的准则，鉴别者却没有固定的见识；想求得考核评定恰到好处，大概只有千年才会遇到一次吧！何况史传作为文章，内容深邃浩大而广博，读书人如果不能探究幽微隐秘，达到远处并钩取深意，又哪里足以辨明其中的利害、彰显其中的善恶呢？看《左氏》的著作，它是传书中最优秀的；但在汉、魏时期，始终没有被列入学官，儒者都贬低这一家，却大力推崇二《传》。丘明亲自担任鲁国史官，接受仲尼所传的经义；说到时代，两人同时代；论才智，两人同样杰出。那两家传书的作者，只是从孔氏弟子的弟子那里受学，是预先通达经义之人的门徒；才智和见识本来就不同，年代又相隔久远，怎么能拿他们的传说，来同亲自受教于孔子的人相比呢？何况二《传》的义理有乖僻之处，语言多粗鄙浅陋，与《左氏》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知，《膏肓》《墨守》是腐儒妄自撰述的作品；“卖饼”“太官”的说法，确实是有才智之人的明察。等到《史记》《汉书》相继写成，前后承袭。王充著书，已经把班固评为上等、司马迁评为次等；张辅立论，又把陈寿评为劣等、班固评为优等。然而这两部书虽然各有长处和短处，交相显出得失，大体上风格相同，可以归为一类。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亡失了《龟策传》《日者传》，褚先生补写了其中缺漏，言辞鄙陋，不是司马迁原来的意思。考察司马迁撰写的《五帝本纪》和七十列传，其中说虞舜遭遇困厄和卑陋的处境，于是藏在空地中逃出；又说孔宣尼去世后，门人推举奉戴有若。他们的言辞鄙陋，甚至超过褚先生所补的内容，怎么能只责怪褚先生，却把司马氏的著作全部看作完美呢？刘轨思商议评定《汉书》，很推重班固的才华，只批评他的《本纪》没有列入少帝，却突然编入高后。考察起来，弘并非刘氏，却被私下养在汉宫。当时天下没有君主，吕氏宗族主持朝政，所以借用她的年代来编年。而少帝的事迹，自有《外戚传》记载。譬如成王还是孺子时，史书记载摄政的年份；厉王逃亡、彘地监国时，史书历记共和的日子；周公、召公二人，也各自在《世家》中有传。班氏依照从前的成例，实在符合事情的实际，怎么能说他虽然出于巧妙的心思，却反而受到拙劣眼光的讥笑呢？刘祥撰写《宋书·序录》，逐一评论各家晋史，大意说：“法盛的《中兴书》，荒疏庄重而缺少气势；王隐、徐广的作品，沉溺于容貌华饰。”史书叙事，应当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文字正直，事实确实，做到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使文章像文举那样含有奇异之意，等同公干那样有超逸之气，像子云那样含蓄而有文采，类似长卿那样辞藻飞扬，那么这就是华丽铺陈、绣彩交织、雕琢文辞、繁缛设色；想把这种文章称为实录，怎么可能呢？根据这种标准去诋毁别人，可知他的弹劾实在是妄加施用。人的兴衰，在于时机；困窘或显达，在于命运。书籍的作用，也同样如此。《尚书》古文，是《六经》中的冠冕；《春秋左氏传》，是三《传》中的雄杰。然而从秦到晋，年数超过五百年，这些书一度隐没，不流传于世。后来梅氏抄写进献，杜侯加以训释，它们才在当时受到重视，名传千古。至于《老经》写成于周代，《庄子》成书于楚国年代，都是遭逢汉文帝、汉景帝才开始流传，遇到嵇康、阮籍才变得尊贵。像这样的事例，哪里能一一记完呢！所以说：“兴衰，在于时机；困窘或显达，在于命运。”假如当时没有识宝之人，世间缺少知音，像《论衡》没有遇到伯喈，《太玄》没有遇到平子一样，那么它们将会化为烟尘、被火烧灭，沉入泥中、断绝于雨水，怎么会有身死而著作不朽、在后世扬名的可能呢！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译古代的著述者，难道是毫无缘由地写作吗！有的著作是因为取舍难以明辨，有的是因为是非彼此混淆。因此，《尚书》编录典诰，宣父为它辨明流别；《诗经》排列风、雅，卜商通晓其中的意义。前代贤哲所作的著述，是供后人观察的；如果不能掌握它的宗旨和归宿，就很难传授给后人。有些人却妄自穿凿附会，轻率地追究本源，这既违背作者的深意，又误导后人的耳目；这种错误，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从前孔夫子删定鲁国史书，学者认为是因为感动于麒麟才写作《春秋》。考察子思的话：我的祖先在陈、蔡之间遭遇困厄，才开始写作《春秋》。以他这样亲自修订、传给后代的著作来说，想求得实录，就不应有明显的错误。由此可见，其中的义理包含在含蓄委婉的文字里，是因捕获野兽而创作相关文辞；时逢西狩，于是为麒麟哭泣而停笔。传述者只知道其中一层，却不知道另一层，认为孔子自己反复挥袖擦脸，说“我的道已经穷尽”，然后才追论五始，确定三叛的名目。这难道不是独自求学而没有朋友、孤陋寡闻造成的吗？孙盛说，《左氏春秋》记载吴、楚时较为简略，荀悦《汉纪》叙述匈奴时也很简略，大概是因为轻视夷狄而尊重诸夏。考察春秋时期，各国错杂对峙，关隘桥梁不相通，史官所记，很少能够周详完备。这不同于炎汉时代，四海都属于一家，司马迁乘驿车访求自古遗文，各州郡上报的计簿，也都先汇集到太史那里，像这样才算完备。何况吴、楚偏居南方边地，土地被江山隔开，距离鲁国尤其遥远，左丘明所记录的，怎么能全部完备呢？况且如果一定认为因为是蛮夷就必然简略，那么像驹支参与晋国会盟，长狄被埋在鲁国城门，葛卢辨识牛的叫声，郯子知晓鸟官的职掌，这些都是边远小国的人物，地位最为卑微，尚且收录了他们的琐事，见于史册。吴、楚有主盟诸国的地位，势力逼近周王室，在诸华争强，威势压过强晋，怎么反而可以遗漏呢？又荀悦著书，是摘取班固《汉书》的内容，取材时中外一视同仁，夷夏同样对待，并不是唯独简略胡地而偏详汉室。孙盛既然怀疑左丘明排斥吴、楚，便诬说仲豫压低匈奴；这可以说是强行演奏平庸的曲调，却把它硬说成足以纠正他人的乐曲。明月之珠不能没有瑕疵，夜光之璧也不能没有类似的毛病。因此著书的人，或许会有缺点和累赘。后人不能指责它的过错，反而又替它的错误加以文饰，于是把这种说法推广开来，强行替它作出解释的，大概也很多。葛洪曾说：“司马迁发愤写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把伯夷列在列传之首，是认为行善却没有得到报偿；把项羽列入本纪，是认为身居高位并不在于有德。”考察史书的记载，有这样的事情就记录，没有这样的事情就缺略。推究司马迁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春秋以前的往事，他所能得到遗闻的，大概只有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二人而已。假如伯夷、叔齐生在秦代、死在汉代，而司马迁却把他们升列在列传之首，或许还能说其中有特殊用意。如今考察他们的先后次序，按照时间编排，这正是通常的道理，哪里值得奇怪呢？如果一定说司马迁因为认为行善没有回报，所以把伯夷、叔齐列在列传之首，那么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这些人，有的行仁却不得志，有的竭尽忠诚却遭受杀戮，为什么不按他们的品类编入一类，反而另立篇目、分别成卷呢？而且司马迁的错误，流传下来的很多。陈胜列入《世家》，已经说没有根据；项羽称为本纪，又有什么凭据呢？如果一定说司马迁遭受腐刑，怨恨并讥刺孝武帝，所以违背通常的体例写作，存心激切，那么他先写黄帝、老子而后写《六经》，推举奸雄而贬退处士，这些相互违背的地方，又该怎么解释呢？隋代内史李德林撰写议论，说陈寿是蜀人，他编撰《国志》，偏袒蜀而压低魏，并把这篇议论刊入国史，作为准则。考察曹公创立王业时，杀害母后，幽禁逼迫君主，罪过超过田常，祸害胜过王莽。文帝亲临战阵却没有武功，治理国家又喜好奢侈，忍心伤害贤良，疏远猜忌骨肉之亲。然而陈寿评论这些事情时，都依违含糊，不置一词。刘主身为汉室宗亲，凭借顺应正义而起兵，面对险易始终不屈，前后一贯没有瑕疵。若同帝王相比，可以比作少康、光武；若比诸侯，可以同秦缪公、楚庄王相提并论。然而陈寿的评论压低他的长处，攻击他的短处。这是因为把魏视为承继正统的国家，典午所承接的正是它；把蜀看作僭伪的君主，是中朝所憎恨的。因此他曲意称颂曹氏的美德，却虚妄地讲刘氏的过失。怎么会有背弃曹氏而倾向刘氏、疏远魏而亲近蜀的情况呢？没有这样的文字，却硬说有这样的意思，不也是凭空虚构、把不存在的事说成存在吗？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把魏视为伪国，这大概是为了确定邪正的道路，阐明顺逆的道理罢了。但檀道鸾说，习凿齿是在桓氏执政时因为这个缘故撰写此书，想借此断绝那种“瞻乌”的局面，防止出现逐鹿争夺天下的事情。历来考察古代学士，为了讽谏上位者而写文章的很多。齐冏失德，《豪士》于是作赋；贾后无道，《女史》因此进献箴言。这些都是篇幅短小的文章，可以随手写成。哪里有改变三国史书的体统、改动五行的正朔，编成一部史书，借此权宜地平息舆论、给当时人取戒的道理呢？这难道不是劳而无功、内容广博却不得要领，和班彪的《王命论》有什么不同吗？按人情推求，事情不应当是这样的。自从二京动荡、五胡称制以来，崔鸿搜集各个伪政权的史书，汇集编成《春秋》，其中所列的只有十六家。魏收说：崔鸿的家世曾在江左做官，所以没有收录司马、刘、萧三家的史书；又怕有见识的人责怪他，因此不敢在外面流传。考察当时中原没有君主，天下混乱，远在东南的政权又另行使用正朔。即使古代素王孔子再世，南史之祖再生，也终究不能另外编出一套不同的意见，来违背他们的主张。怎么能因为没有收录伪书，仍把罪过归给彦鸾呢？如果一定说崔氏的祖先曾在吴朝做官，所以私心偏爱南方国家，那么照这样说，他的祖先先迁居广固，把身家托付给慕容氏时，他怎么又能记载南燕，并把它同各胡族政权并列呢？爱憎之理，难道会是这样吗？再看崔鸿这部书的纲纪，都是以晋为主，这也如同班固《汉书》记载吴、项，必定系在汉代年号之下；陈寿《志》叙述孙、刘，也都以魏的时代为准。难道只是单独遗漏他们的事情，不采用他们的史书而已吗？只是伯起亲自撰写《魏史》，在列传中称东南为“岛夷”，不愿让中原之外的著作受到推崇，所以动辄假借崔鸿《春秋》的说法，来舒解魏的羞耻。况且东晋的史书、宋、齐的史书，考察其中记载，几乎有三百篇；而伪邦的典籍，不过满一百卷。假如魏收纠正崔鸿的错误，把南北史书混合编写，那么四分之三的事情都将归于江外。不仅肥瘠不同、数量也不均衡；而且东南各国的史书都必须分别编写纪、传。这样一来体统又不纯一，很难编次。魏收的矫饰妄说，哪里说得尽呢！

译于是考察各家不同的说法，参照作者本来的意思：有的出自自己的胸臆，曲意申说所探究的深意；有的妄自加入偏向和取舍，动辄制造不同说法。而流俗的腐儒、后来的末学，沿袭这种狂妄偏执，造成错误，自己还以为看到了前人未见之处、听到了前人未闻之言，把它挂在嘴边，作为谈资。只有有智慧的人不会被迷惑，对此没有疑问。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著述者彼此仿效，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因此列御寇谈论道理，便依据老子；扬子云起草《太玄》，完全师法孔子。符朗就把自己同庄周相比，范晔则步武贾谊。何况史臣所作的记载，言辞浩大博杂，如果不仰承前代贤哲的范式，凭什么留给后人呢？模仿的体例，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二是外表不同而内心相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代列国设置官职，卿和大夫有所区别。但在国史的记载中，卿也称为大夫，这是《春秋》的体例。秦拥有天下时，土地广大，超过殷、周；它把诸侯改称帝王，把宰辅称作丞相。谯周撰写《古史考》，想要排斥、压低司马迁的《史记》，便师法孔子的《春秋》。他的书写李斯被处死于市，说：“秦国杀了它的大夫李斯。”把诸侯的大夫称号用来称天子的丞相，以这种方式模仿《春秋》，就是所谓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春秋时期，各国很多，记载别国时，都明确写出国号；至于鲁国，只直接称“我”而已。到了金朝掌握纲纪、天下完全统一的时候，君主不再有客主之别，臣下也没有彼此之分。但干宝撰写《晋纪》，记载天子下葬时，必定说“葬我某皇帝”。既然天下没有两个君主，哪里会有“我”呢？以这种方式模仿《春秋》，又是所谓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狄人灭掉两个国家，杀死国君、屠戮城邑；齐桓公施行霸业，使灭亡的国家复兴、断绝的世系延续。《左传》说：“邢国迁徙如同归家，卫国忘却亡国。”意思是上下安居，旧有的事物没有失去。像孙皓暴虐，百姓无法生活，晋军前去讨伐，后来反而彼此怨恨。干宝《晋纪》却说：“吴国既已灭亡，江外忘却亡国。”难道江外的人是安于司马氏的善政，归顺的命运还没有灭亡吗？以这种方式模仿《左氏》，又是所谓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春秋时期的各国都使用夏正。鲁国因为实行天子的乐礼，所以单独使用周家的正朔。至于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年份是鲁君的年号，月份则是周王的月份。曹氏、司马氏接受天命、亲自成为帝王，并不是以诸侯身份守卫藩国、实行天子颁行的历法。可是孙盛的《魏阳秋》《晋阳秋》每当记载年初，必定说“某年春帝正月”。年份既然编入帝王的纪年，月份又列出帝王的名号。以这种方式模仿《春秋》，又是所谓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五始所作的著述，称为《春秋》；三《传》同时兴起，各自解释经文的意义。像《公羊传》多次说：“为什么要这样记载？是为了记载某件事。”这就是先引用《春秋》的经文，接着再用解释性的言辞说明，是文势使然，并不是史书的体例。比如吴均的《齐春秋》，每当记载灾异，也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异象。”事情本来没有别的说法，言论出自自己，却总是自己发问、自己回答，这难道是叙事的道理吗？拿这种写法来比拟《公羊传》，又是所谓形式相同而内心实质不同。况且《史记》《汉书》往往在列传开头写出人物的姓名，到了传文中有称呼其字的地方，传首就不再详写。例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人任立政，说：“陵字立政说：‘少公，回来很容易。’”上文没有说明立政的字，却突然说“字立政曰少公”，这是省略文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到了令狐德棻的《周书》，在《伊娄穆传》开头说“伊娄穆字奴干”，接着又写太祖“给他取字说：‘奴干做仪同，面向着我。’”上文已经写了他的字，下文又说“字”，难道这是为了行文简便、去掉重复吗？拿这种写法来比拟《汉书》，又是所谓形式相同而内心实质不同。从前《孔子家语》说：“苍梧人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把她让给自己的哥哥。虽然说是谦让，却不是合乎谦让之道的行为。” 扬雄的《法言》又说：“有个士人姓孔，字仲尼。”这句话的文字形式是这样，实际内容却不是这样。像前面那些人所仿作的古文，大概就如同苍梧人的这种谦让，以及那个姓孔字仲尼的人吧？大概正如古语所说：时代不同，事情就不同；事情不同，记载方法也就不同。如果一定要拿先王之道来衡量当今世人，这就是韩非著《五蠹》篇、称说宋国人守株待兔故事的原因。世上的著述者，热衷于追求奇异，喜欢编排古文，撰写叙述当今之事，却高傲地自称《五经》重新出现、《三史》再次问世，这充分显示出他们的无知。只有见识明达的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所仿作的东西，并不是像图画写真、熔铸模型描摹物体那样，依靠这个来相似于那个。它之所以相似，是因为所取的道术相合、义理暗中相同，仅此而已。也正如孔子，身份低微只是平民，四处奔走、遭受放逐，却能够继承尧、舜的事业，以文王、武王为法则；难道一定要处在九五之位、享有面南而王的尊位，然后才可以说与古人同类吗？《左氏》这部书，是叙事作品中最好的。自晋代以来，仰慕它的人很多，却往往像东施效颦一样模仿，反而更加暴露自己的丑态。不过，偶尔也有仿效得恰当的，可以说一说。君父被害，是臣子和儿女所感到耻辱的事情，按道义应当略加说明，却不忍直说。因此《左传》叙述桓公在齐国遇害，只说“彭生登上桓公的车，桓公死在车上”。干宝《晋纪》叙述愍帝死于平阳，只说：“晋人中看见的，大多哭泣，贼人害怕了，皇帝驾崩。”拿这种写法来比拟《左氏》，就是所谓形式不同而内心实质相同。当时所记之事如果没有一次写完，就先举出开头，后来再详细说明结尾，使前后互相照应，隔开叙述而取得相同的效果。比如《左氏》在成公七年记载，郑国俘获楚国的锺仪，献给晋国；到成公九年，又记载晋国把锺仪送还楚国，以求和好，就是这一类。至于裴子野《宋略》叙述索虏逼近长江，太子劭派力士把徐湛、江湛推倒，使他们僵卧在地，于是江湛开始同太子劭结怨。此后三年，发生了江湛被元凶杀害的事情。拿这种写法来比拟《左氏》，也是所谓形式不同而内心实质相同。凡是列举姓名，很少同时写出字。如果前后交替称举，读者自然会明白。比如《左传》上文称芈斟，下文就称叔牂；前面称子产，后面又见国侨，都是这一类。至于裴子野的《宋略》也是这样。为什么呢？上文写桓玄，下文就称敬道；后面叙述殷铁，前面先写景仁。拿这种写法来比拟《左氏》，又是所谓形式不同而内心实质相同。《左氏》和《论语》在叙述人物问答时，如果不是言辞繁多、句子累积，只是来回应答而已，就连续写下来，删去“对曰”“问曰”等字。比如裴子野《宋略》说：李孝伯问张畅：“你姓什么？”张畅回答：“姓张。”“是张长史吗？”拿这种写法来比拟《左氏》《论语》，又是所谓形式不同而内心实质相同。

译善人君子的功业如果没有直接记载，就通过他们的应答表现出来，附带彰显他们的美德。比如《左传》说楚武王想讨伐随国，熊率且比说：“季梁还在，讨伐有什么益处！”到了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叙述朝廷听说慕容隽死了，说：“可以谋取中原了！”桓温说：“慕容恪还在，那忧患才大呢！”拿这种写法来比拟《左氏》，又是所谓形式不同而内心实质相同。将要叙述一件事时，一定先预先揭示它的根由，用含蓄的说法加以衔接，不采用直露的言辞。比如《左传》说叔辄听到日食便哭，昭子说：“叔辄恐怕要死了吧？”到了秋八月，叔辄去世。王劭《齐志》则说张伯德梦见山上挂着丝，占卜者说：“他大概会做幽州刺史吧？”到了秋七月，张伯德被任命为幽州刺史。拿这种写法来比拟《左氏》，又是所谓形式不同而内心实质相同。大体说来，文字虽然简略，事理却十分明白，这是丘明的体例。至于叙述晋军在邲地战败，先渡过河的人受到奖赏，说：“上军、中军、下军争夺船只，船里的手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不说人们攀住船只争夺、用刀砍断手指，只说“船里的手指多得可以捧起来”，读者自然就能看见那种情形。王劭《齐志》叙述高季式在韩陵击败敌军，追赶败兵，只说“半夜才回来，长槊上的血沾满了衣袖”。不说他奋力持槊深入敌阵、击刺很多，只说“槊血满袖”，听到的人也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拿这种写法来比拟《左氏》，又是所谓形式不同而内心实质相同。大体说来，魏代以前的作者，大多仿效《三史》；晋代以后，则喜欢学习《五经》。史书的文辞浅显，容易模仿；经书的文辞义理深厚，难以仿效。既然难易有别，所以成败得失也不同。形式不同而内心实质相同，是仿拟的上等；形式相同而内心实质不同，是仿拟的下等。然而人们都喜欢形式相同而内心实质不同的作品，却不推重形式不同而内心实质相同的作品，为什么呢？大概是鉴别能力不明，嗜好偏僻，喜欢那种像史书的东西，却厌恶真正的史书。这就是子张在鲁侯那里受到讥讽的原因，也是叶公好龙的比喻所说的情形。袁山松说：“写书的困难有五种：繁杂而不整齐，是第一难；庸俗而不典雅，是第二难；所写不是实录，是第三难；赏罚不恰当，是第四难；文辞胜过了内容，是第五难。”仿拟古人却不像古人，这是困难到了极点的事情，为什么唯独不列入其中呢？唉！自从司马迁以来，似乎都没有看见这个道理。后来的明达之人，应当鉴察这一点啊！内篇 记事第二十九

译从前荀悦说：“确立史书的纲要有五个目的：第一是通达道义，第二是彰明法式，第三是贯通古今，第四是记述功勋，第五是表彰贤能。”干宝解释这五个目的说：“凡是治理国家、规划田野的言论，就应当记载；用兵征伐的谋略，就应当记载；忠臣、烈士、孝子、贞妇的节操，就应当记载；文诰和专门应答的言辞，就应当记载；才力、技艺特别出众的事，就应当记载。”于是采纳两家的说法，考察五种目的所要取录的内容，大概记言所应包括的范围、记事所应总括的内容，到这里就大致具备了。然而如果说这样就已经没有遗憾，恐怕仍然不够吧？现在再扩大为三类，用来补充前面的纲目：第一是叙述沿革，第二是说明罪恶，第三是表彰奇异。为什么呢？礼仪的采用和废止、制度文饰的升降，就应当记载；君臣的邪僻、国家的丧乱，就应当记载；幽冥与人世的感应、祸福的萌芽和征兆，就应当记载。这样把三类同五种目的结合起来，史官所记载的内容大概就没有缺漏了。探求著述和删定的原则，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呢？只是自古以来的作者，很少能够没有弊病。如果写史却不遵守法则，又凭什么给后人看呢？班固讥评司马迁说：“谈论大道，推重黄帝、老子而把《六经》放在后面；叙述游侠，贬低处士而抬高奸雄；记述货殖，尊崇势利而以贫贱为羞。这就是他的弊病。”傅玄又贬斥班固说：“谈论国家体制，就粉饰君主的过失而斥责忠臣；叙述世道人伦，就尊重善于迎合的人而轻视正直的节操；记述当时事务，就谨慎经营辞章而忽略事实。这就是他的过失。”考察班固、司马迁的两部史书，他们都各自擅长一家之言，却又各自攻击对方，彼此揭露创伤。这就像给自己占卜的人看得最清楚，却很难看清自己；可以说是嘲笑别人做得不好，却忘了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得很拙劣。最有智慧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人呢！如果考察前代贤哲所指出的轨迹，再核对后来人的过失，如王沈、孙盛一类，伯起、德棻一流，他们论述王业，就偏袒悖逆者而诬陷忠义之士；叙述国家，就压抑正当顺理者而褒扬篡夺者；记述风俗，就夸耀夷狄而鄙视华夏。这就是他们大致的情形。一定要逐条纠正、穷尽他们的过失，即使拔下头发来计算，难道能够数尽吗？孔子说：“对于宰予，我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在这几家史书中就可以看到了。又听说，怪异、勇力、悖乱、鬼神之事，宣尼不谈；而祭祀鬼神以求福，是墨家先生所相信的。因此圣人对于这类事情，只是似乎保存、又似乎舍弃罢了。像吞食燕卵而商朝始祖诞生、启获得龙的唾液而周朝灭亡、厉鬼毁坏城门而使晋国遭祸、鬼神谋划社神之事而使曹国灭亡、江神派使者把玉璧送还秦始皇、圯桥老人授书给汉代丞相张良，这些事情关系到军国大事，涉及兴亡道理，有这类事便记载下来，以彰明灵验，是可以的。然而王隐、何法盛之流所撰写的晋史，却专门搜集州里间的琐事、街巷中的闲谈，把它们聚集编成一篇，题作《鬼神》传录。这些事情并不重要，言论也不合经典，与《三史》所记载的、《五经》所记述的不同。范晔广泛采集各种书籍，删裁编成汉代典籍，看他所取用的内容，颇有奇特的功力。至于《方术》篇以及各篇蛮夷传，却记载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语只是迂腐荒诞，事情多诡异逾越。可以说是美玉上的瑕疵、白圭上的污点。可惜啊！没有这些内容就好了。又自魏、晋以来，著述门类很多，《语林》《笑林》《世说》《俗说》都喜欢记载调笑戏谑的小聪明、讥笑鄙视的奇闻，虽然受到有识之士的讥评，却颇受无知之人的喜爱。这种风气一经传播，国史也大多相同。至于王思狂躁，起来驱赶苍蝇而踩坏毛笔；毕卓沉湎饮酒，左手拿着蟹，右手拿着酒杯；刘邕用饭后的锅巴污辱下吏；龄石戏弄舅舅而弄伤赘瘤，这些事情污秽杂乱，言辞猥琐混杂，历代正史却把它们当作雅正的言辞。如果让读者读了开怀大笑，听到的人拍手称快，当然就不同于记载功绩、书写过错、彰显善行、憎恶恶行了。大体说来，近代的史书笔法，叙事过于繁琐。概括来说，尤其严重的有四种。祥瑞，是用来发挥盛大德行、暗中辅佐明王的。至于凤凰来朝、嘉禾进献、秦国获得像雉的瑞物、鲁国捕获像麕的瑞兽，考察《尚书》《春秋》，上下几千年，真正可以这样说的，大概不过一两件。到了近古却不是这样。凡是祥瑞出现，不一定同国家的治乱有关，大概只是君主受到迷惑、臣下互相欺骗，所以德行越少而祥瑞越多，政治越坏而祥瑞越盛。因此桓帝、灵帝所受的福瑞，比文帝、景帝还多；刘渊、石勒所得到的符瑞，比曹魏、司马氏时更多一倍。史官却征引这些荒谬的说法，记录那些邪妄的言论，真假不分，是非不辨。这是第一种繁琐。春秋时期，诸侯竭力争斗，各自专擅雄霸之名，彼此之间自立君臣。《春秋》记载某国使者来聘问、某国君来朝见，大概是为了表明彼此通好，以及盛德所达到的地方。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不可缺少。自《史记》《汉书》以来，史书相承接续地撰写。至于呼韩邪入朝侍奉、肃慎来朝，如这一类事情，记载下来是可以的。若是藩王、岳牧到京师朝会，必定也要在本纪中记载，那就不同于《春秋》的义理了。臣下拜见君主，儿子朝见父亲，本来就是常理，不再是奇闻异事。把这些写在简册上，岂不是太浪费辞句？这是第二种繁琐。至于百官的迁调任免、千官的贬黜罢免，可以把姓名写入本纪的，大概只有三公九卿一类高官而已。因此西汉撰写史书，只编列丞相、大夫；东汉东观著书，也只列司徒、太尉。可是近世从三公以下，只要接受一命以上的官职，只要沾有优厚俸禄，没有不详细记载的。而且一个人往往兼任几种官职，有的增加了官号却缺少实际职位，有的没有实际职权却有官职名称。赞词吟诵得人口舌疲劳，题写官衔累得人手力疲倦。把这些全部写进史册，有什么值得看的呢？这是第三种繁琐。一个人有传记，大概只须记载他的籍贯乡里而已。如果有开国承家、世代享有俸禄而不衰落、积累仁德、世代保持良好家风的情况，例如项籍的祖先世代做楚国将领，石建的后代世代相承廉洁谨慎，这些事情确实特别，可以略记在传中。至于那些失当的做法，有的人父亲做过县令、县长，儿子做过丞郎，在一个乡里声名都不显著，在十户人家中也没有什么德行可闻，却还要叙述他们的姓名和官位，一个也不遗漏。这实际上是家谱，不关乎国史。这是第四种繁琐。因此考察这四件事，用来观察古今，足以验证积久成习、忘了回头、流荡不归的弊病，也说明它违背了作者的规范，背离了哲人的标准。孔子说：“我们这些人的后生，狂放而简略，文采斐然地写成篇章，却不知道怎样裁剪。”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译也有一些言论本来可以记载、功业本来可以书写，却在本纪中缺少文字，在列传中遗失事迹。为什么呢？从太古开始直到中古，这期间的文籍，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以仲尼这样的圣人来说，他向郯子询问，才听说少皞时代的官职；叔向这样的贤人，也要询问国侨，才记载并辨明黄能作祟的事情。有的八元、八恺这样的贤才，因为行父而得以流传；有的五羖大夫，借助赵良才为人所知。由此可知，当时流传于世的正史，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书，以及虞、夏、商、周的记载、《春秋》《梼杌》等史书，其中缺略的地方很多。后来汲冢出土的著述，比起《五经》也有残缺；司马迁所写的史书，比起《三传》也有许多不同；裴松之补充陈寿《三国志》的缺漏，谢绰拾取沈约史书遗失的内容，这又是说了满五车、事情超过三箧的情形了。记事的体例，应当既简要又详尽，疏略却不遗漏。如果繁琐就全部收取，简省就大量舍弃，这就是忘记折中适宜的原则，失去了均衡平正的道理。只有博学雅正的君子，才知道其中的利害。内篇 人物第三十 人活着的时候，有贤能的，也有不肖的。如果一个人的恶行可以用来警诫世人，他的善行可以用来示范后世，可是到他死的那天，名声却没有人能够听闻，这是谁的过错呢？大概是史官的责任。看那文字典籍开始创制之时，史书有《尚书》，由此可以知道它能够通达远古、疏通事理，网罗历代之事。至于有虞氏荐举贤人，当时尊崇元凯；夏氏中途衰微，国家传给寒浞；殷朝灭亡时，出现了飞廉、恶来；周朝兴起时，实在有散宜生、闳夭。像这些人，有的作恶放纵、暴虐无道，罪恶滔天；有的累积仁德，名声盖世。即使当时风俗淳厚质朴，言辞简约、义理简略，这些人如果不记载，还有什么缺漏比这更严重呢？到了孔子编修《春秋》，记载二百年间的事情，《三传》也一同撰成，史学之道由此兴盛。像秦国的由余、百里奚，越国的范蠡、大夫种，鲁国的曹沫、公仪休，齐国的宁戚、田穰苴，这些都是当代罕见的大才，挺身而出、卓然杰出。有的施展才能而任职，功业冠绝一时；有的舍生取义，声名传遍四海。如果学习他们的德行事业，可以治理国家、养育百姓；仰慕他们的风范，可以激励贪婪之人、整饬社会风俗。这样的人如果不记载，岂不是太过简略了。又如司马迁撰写《史记》，奔驰纵览，穷尽古今，上下数千年。至于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一类人物，都列在经书诰命之中，名声存于诸子史书，功业尤其显著，事迹也很多。为什么不分别采集编排，把他们作为列传的开端，却偏偏以伯夷、叔齐断为列传之首，为什么这样拘谨狭小呢？后来班固编成《汉书》，包罗一代史事，至于人伦方面的大事，也可以说完备了。其中像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一类人，他们的事迹所以被遗漏，大概是取小存大罢了。然而即使是追逐麋鹿的猎犬，也不再回头顾及兔子；鸡肋被丢弃了，难道能不令人惋惜吗？三国分立、朝代不同，两晋各有政权时，像元则、仲景这样的人，才华在许、洛一带受到重视；何桢、许询这样的人，文雅才华高于扬、豫地区。然而陈寿的《国志》、王隐的《晋史》广泛列举各种人物的传记，却遗漏这些人而没有编入。这也是像大鱼漏过网一样，实在过于迂阔了。考察东汉一代，贤明的妇人中，如秦嘉的妻子徐氏，举止合乎礼仪，言语成为规范，毁伤容貌而不再嫁，悲哀痛苦以至伤害生命，这是才德兼美的人。董祀的妻子蔡氏，生下胡人的儿子，在胡人朝廷中受辱，文才有余，节操气概不足，这是言语和行为相互违背的人。到了范晔的《后汉书》，传记题作《列女》，徐淑没有被列入，蔡琰却见于记载。假如要让史官之笔有所记载，究竟应当以什么为准则呢？裴几原删略《宋史》，当时人称赞其简明扼要。至于张祎暗中接受君主的命令，杀害零陵人，后来却坚守道义不改，饮鸩自尽，即使是古代鉏麑那样的义烈之士，又怎么能超过他呢？鲍照是文章宗师、学术府库，在海内声名远播，放在汉代，也属于褒、朔一流的人物。这些事全都没有记载，凭什么表达对他们的褒奖呢？天下的善人少而恶人多，能够把姓名写在竹帛上的，大概只是记载善人罢了。所以太史公说过：“自从捕获麒麟以来，四百多年间，明主贤君、为忠而死的臣子和守义而死的士人，都被废弃而没有记载，我对此非常担忧。” 这正是这个道理。至于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的史书记载江充、石显，东京的史书记载梁冀、董卓，这些人都违犯纲纪、扰乱常法，国家的存亡、兴衰都与他们有关。既然关系到时政，所以不能不加以记载。只是近代史书的编写，却与此不同。至于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和一群小人，有的内心阴险、行为丑恶，有的尸位素餐、白领俸禄；他们的恶行不足以公开宣扬，他们的罪行也不足以用来惩戒，却无不搜集他们的卑鄙琐事，汇集起来编成记录，这不是很污秽吗？又听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忠诚信实的人；至于才器狭小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计算的呢？像《汉传》中的傅宽、靳歙，《蜀志》中的许慈，《宋书》中的虞丘进，《魏史》中的王幰，这几个人，有的才能并不出众，有的品行也没有超越常人，只凭一点善行得到知遇，凭微小功劳留下名声；删去他们并不会使史书减少什么，记载他们反而只会增加史书的负担。可是史臣都要考察他们的谱牒状况，查明他们的爵位和乡里，把虚无的材料勉强凑成事实，编成列传，这不是太烦琐了吗？古语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应该空缺不记。”所以贤良之人可以记载，即使简牍上没有留下声名，这也是史官不应涉及的事情，按道理没有什么可责怪的。至于愚人和智者一概记载，美的和丑的一概不加选择，这就像把燕石误当珍宝，把齐国的竽手混在一起吹奏一样了。姓名被写入史册，自古以来就是很难得的事；事迹列入《春秋》，是有智慧的人所看重的。执笔删定史书的人，难道不应当谨慎吗！内篇 核察史才第三十一

译史才是很难具备的，这种困难实在太大了。《晋令》说：“国家史书的职务，交给著作官办理；每一位著作郎刚到任时，一定要撰写一名名臣的传记。”这大概是为了考察他的才干；如果没有这种才能，就不可以冒居史官之职。纵观古代的作者，像蔡邕、刘峻、徐陵、刘炫这些人，都各自认为自己擅长著书，通晓史书体例；但只看他们一件小事，其他方面也就可以知道了。考察蔡伯喈在朔方上书时，曾说应当扩充班氏《天文志》。《天文志》对于《汉史》来说，实际上是附加得最为累赘的部分。如果一定要把它补充得更广，尽量搜罗材料，也只应当铲除它，怎么可以保留它的过失，反而增加芜杂累赘呢？这和看见黄河决口的祸患，却不修堤防加以堵截，反而想开渠疏导，以加速怀襄之害，有什么不同？这样撰述史书，难道能说是通达练熟吗？孝标持论说理，确实无人能比；可是《自叙》一篇，过于烦琐零碎，《山栖》一篇，简直只是文章而已。恐怕很难与司马迁、班固并列，与陈寿、范晔比肩。孝穆在齐时有志于撰写梁史，等到回到江左，书最终没有写成。唉！凭徐公的文章体裁来撰写史传，也如同灞上儿戏，与真正的将军不同；幸而他能量力而行，没有强作，可说是自知之明了。光伯凭借博大的儒学和深厚的学问，却困顿而不得志。看他在《自叙》中热切自我表述，想把它传给后世，可是言语都浅陋庸俗，道理也没有要害。这难道就是所谓“诵读《诗》三百篇，即使多，又有什么用”吗！从前尼父说过：“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成为史。”大概史书就是当时的文章。然而质朴淳厚逐渐消散，时代迁移、世道变化，文章和史书明显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所以以张衡的文章来说，他不熟悉史书；以陈寿的史书来说，他又不擅长文章。有的人能够作赋铺叙《两都》，写诗裁制《八咏》，同时又能编纂汉代史册，撰成宋代典籍。像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呢？因此略看近代，能够在文章方面留下声名、同时又编修史传的人，他们的风格是：罗含、谢客完全是歌颂一类的文章，萧绎、江淹不过是铭文、赞文一类的序；温子昇尤其擅长重复铺陈的文辞，卢思道很喜欢华丽的词藻，江总放纵沉溺，庾信轻浮放荡。这是对他们的大致评定。然而前面这些人所撰写的，大多不过是片断记载、杂说、小册子、短篇著作罢了，尚且乖谬泛滥、错杂驳杂到这种程度；何况要求他们刊定一家的史书、综合一代的历史，使首尾完备、表里无可指责，那也实在太难了。只是自从世人看重文章辞藻、以华丽淫靡的文辞为宗尚以来，沮诵失去了道路，灵均反而掌握了要职。每当西省有空缺的官职，东观有才能不足的人，凡是授官，必定推举文士。于是使那些执笔握管、怀铅执简的人，大多没有铨衡综核的才能；连篇累牍的文章，也很少有含蓄委婉的言辞。可是整个社会都共同认为他们有才，当时没有人敢轻视他们。假使其中有人才术如彪、峤，才能如班、荀，胸怀独到见解，负有不可磨灭的事业，却都被流俗困辱，受到朋党的嘲笑，那么就只好吃酒糟、饮薄酒，低头同流合污地胡乱写作，披着粗布衣服而怀抱王佐之才，却没有机会自我陈述。这正是管仲所说的：“任用君子，却让小人参与其中，是损害霸业之道的做法。” 从前傅玄说过：“看班固的《汉书》，实在是应时而出的奇作。等到他和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写《中兴纪传》时，那文章却实在不值得观赏。难道是受到时代的拘束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相差竟如此之大呢？此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这些人又接着完成它。难道他们也都各自受到时代的拘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吗？为什么反而更加浅陋呢？”唉！受时代拘束的弊病，由来已经很久了。这是自古以来人们都感叹的事，难道只是当今才有吗！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译大概作者自叙这种体例，是从中古流传下来的吧？屈原的《离骚经》，开头一章上面陈述自己的氏族，下面列出祖先；先叙述自己的出生，其次说明自己的名字。自叙身世的写法，确实以此为基础。到了司马相如，才开始把自叙写成传记。然而他所叙述的，只是记载自己从少年到成年，以及立身处世、所作所为罢了。至于祖先的来源，则完全没有声闻。到了司马迁，又考证三闾大夫的故事，采用文园令的近作，模仿这两家，写成一篇。于是扬雄沿用他的旧路，班固取法其余波，自叙这一体裁，确实在各代都很繁多。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这种体例并没有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上自轩辕，下至汉武帝，疆域广大，道路遥远。所以他的自叙，开始于记述氏族出自重黎，结束于自己成为太史；虽然上下纵横驰骋，最终没有超出《史记》的年代范围。班固的《汉书》，只叙述西京二百年的事。他的自叙，却远考令尹，追溯到楚文王时代；近处又记载《宾戏》，涉及汉明帝时期。所包括的范围，远远超出本书。后来的自叙传记，不止一家，都争相学习班固，随风而倒。用于家谱，也许还说得通；列入国史，大多可以看出它的弊病。然而自叙的意义，如果能够隐瞒自己的短处，称述自己的长处，这些话不算虚妄，就可以算作实录。可是司马相如的《自序》，却记载自己客游临邛、私下带走卓氏之妻，把《春秋》所忌讳的事当作美谈。事情即使并非虚构，道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把它载入传记，不觉得惭愧吗？又如王充《论衡》的《自纪》，叙述他的父祖不肖，被州里人所鄙视，而他却以瞽者虽愚顽而舜是神圣、鲧虽邪恶而禹是圣人来作答。自叙而谈及家世，本来应当以扬名显亲为主；如果没有值得称述的人，空缺不写也可以。至于极力夸耀自己，却重重羞辱祖先，这和指证父亲偷羊、学生给母亲取名有什么不同？若按名教来责备，实在是三千条罪名中的罪人。自我推荐、自我炫耀，是士人和女子的丑行。然而如果没有人了解我，君子也不以此为羞。考察孔氏《论语》，其中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忠诚信实的人”，“没有谁像某人这样好学。”又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谋划事情是否不忠？同朋友交往是否不诚信？”又说：“文王已经不在了，文采和礼乐制度不在我这里吗？”又说：“我的先辈朋友曾经从事过这种事业。”可见圣人通达之士立言时，有时也会显露自己的才能，或者借讽刺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者选择文辞来显明自己的事迹；但始终不会瞪眼自夸、挽起衣袖当众自我宣扬。况且孔子命令门人“各自谈谈你们的志向”，子路却毫不谦让，因此被讥笑为不懂礼貌。纵观扬雄以后的人，他们写自叙，开始以夸耀自尚为宗旨。到了魏文帝、傅玄、梅陶、葛洪这些人，则更加超过了这种程度。为什么呢？他们身兼自我称善，行为中有一点微小才能，也都剖析说明、详细陈述，任何一两件事都一定记载下来。这难道是所谓效法前代圣人的法则，以谦逊来约束自己吗？近代以来，人们又喜欢谈论门第世系。那些出身寒微、数代默默无闻的人，一旦有杰出子弟突然显贵，便无不追述本族世系，妄自承接先哲。至于仪父、振铎，都被说成曹氏的始祖；淳维、李陵，都被说成拓拔氏的始祖。河内的马氏祖先，司马迁和班彪的说法不同；吴兴的沈氏先祖，沈约和沈烱的说法也有差异。这些说法都不是依据真实的谱系，也没有凭借可靠的依据，只是直接援引经史，结果彼此自相矛盾。由此可知，扬姓说自己寄居西蜀，班氏说自己兴盛于朔方；有的追溯后代到伯侨，有的把家世传为熊绎，恐怕都是凭空编造，因而距离事实越来越远。谄媚地祭祀并非自己的鬼神，神灵不会享用这种祭祀；把敬意献给别人的亲人，人也会认为这是违背道德。凡是撰写序传，都应当详察这个道理。不知道的事情就空缺不写，又有什么妨害呢？内篇 繁简第三十三

译从前荀卿说过：远处的事情应当简略，近处的事情应当详细。由此可知，史书详略不均，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到了干令昇撰写《史议》，逐一贬斥各家，却唯独称美《左传》，说：“丘明能够用三十卷的简略篇幅，包举二百四十年的事情，没有一点遗漏。这大概是立言的最高标准、著作的优良典范了。”张世伟又著《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四十年的事情，却用了八十万字。这说明班固不如司马迁。”这样看来，自古以来评论史书繁简的人，都认为左氏做得最好，史公次之，孟坚最差。自魏、晋以来，国运年数越来越短，但撰写本国史书，篇幅也不比班固的《汉书》少。这说明后来的史书越来越繁琐，弊病也更加严重。我认为近代史书芜杂累赘，确实有这种情况；但这也如同古今不同，是形势使然。现在姑且探求其中的根本原因，略作论述。为什么呢？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武力相争，彼此闭塞疆界、互相拒绝，关卡和桥梁都不相通。遇到吉凶大事，被别国知道的，有时要借道才能听闻，有时要通过通盟才开始通报。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得到称述。鲁国史书的记载，实际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至于秦、燕占据西北，楚、越大力开发东南，地处偏僻、与各戎族相邻，很少有人同中原大国往来，所以记载它们的事迹，常常有所缺漏。况且这部书在宣公、成公以前，三代纪年才写成一卷；到昭公、襄公以后，则几年就占一篇。由此可知，国家彼此阻隔的，记载就不详细；年代较近的，编录就较完备。这是丘明随着听闻和见识编成传记，哪里是故意写得简略呢！到了汉氏拥有天下，天下各地无不归服。掌管会计的官吏每年向朝廷奏报；乘坐轻便使车的使者每月奔驰于各郡国之间。史书作者在京兆设府，向四方征集事迹，因此夷夏各地的事情都一定能够听闻，远近之间没有隔绝。所以汉氏史书的篇幅，是《春秋》的两倍。到了东京，史书作者更加众多。至于著名的邦国和大都，土地富庶、人才贤良，世代显贵的高门大族中，常有杰出俊才。邑中的老人、乡里的贤者，争相编写别录；各家族的谱牒宗谱，也各自写成私传。这样一来，史书删定所采集的材料，听闻见识就更加丰富。这就是中兴时期的史书比《前汉》更加广博的原因。英杰贤才从哪里会没有呢？把他们写入史书，就能与日月一同长久悬存；不写入史书，就会同烟尘一起永远消灭。因此谢承对江左的记载尤其详尽，而京洛的事情在三吴有所缺失；陈寿偏重蜀中，巴、梁的事情在两国的记载中较为详细。像宋、齐接受天命，梁、陈掌握国运，有的疆域不过相当于《禹贡》中的一个州，有的年数只相当于秦氏的二世。土地偏小，国运短促，反而使作者采访容易周全，大事小事都不遗漏，老人旧臣可以询问，隐讳之事也全都显露出来。这就是小国史书不比大国少的原因。评论史书繁简，只应看它是否妄载了事情，因芜杂而令人困苦；是否遗漏了言语，因过于简略而令人遗憾，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根据世事的繁多或简少来限制篇章的多少，道理就不是这样。假如一定说丘明的史书简略，那么像介葛辨犠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旆、筑城的人唱歌说华元丢弃铠甲这些事都全部记载下来，难道能说是简略吗？假如一定说《汉书》繁琐，那么像汉武帝向柏父讨浆、陈平在天山献计、长沙人以戏舞请求土地、杨仆倚仗宠幸而迁移关塞这些事如果不加记录，难道能说是繁琐吗？由此说来，史书的繁简是否恰当，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古今有别，淳厚与浇薄也不相同。帝尧顺应天道而被称为伟大，《尚书》只写了一篇；周武王在孟津检阅军队，却写成三篇誓辞。伏犠只画了八卦，文王又为它增加《系辞》。他们都同样是大圣人，行事也大体相同，但记载的详略竟有如此悬殊。如果一定拿古代比今天，拿那些事来比这些事，那么蚩尤、黄帝在阪泉交战，放到春秋时期，就是城濮、鄢陵的事情；有穷氏篡夺夏朝、少康中兴，放到两汉，就是王莽、光武的事情；夫差灭亡、句践称霸，放到东晋，就是桓玄、宋祖的事情；张仪、马错为秦国开辟蜀地，放到三国，就是邓艾、锺会的事情。过去所记载的，简略到那样；后世所书写的，则详细到如此。如果把后世的标准用于古代，用同一个尺度限制篇幅来成书，恐怕学者一定会责骂它遗漏太多，尤其会责怪它过于草率简略。可是评论者如果仅仅讥笑沈、萧所记的事情比孙、习多一倍，华、谢所编的言语比班、马繁琐，难道不是错误吗？所以说：“评论史书的繁简，只应要求它不要妄载事情、不要遗漏言语，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根据世事的繁多或简少来限制篇章的多少，道理就不是这样。”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内篇 杂述第三十四

译从前的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就是上古帝王的书、中古诸侯的记载，流传于历代，被当作格言。其他的外传，如神农尝百草，于是有了《本草》；夏禹治理土地，实际著有《山经》；《世本》辨析姓氏，出自周室；《家语》记载言论，流传于孔氏。由此可知，片断记载和小说，各自形成一家之言。而且能够同正史并行流传，它们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到了近古，这种道路逐渐繁多。史书的流派各不相同，却沿着不同道路一同奔走。概括起来，它们的流派有十种：一叫偏纪，二叫小录，三叫逸事，四叫琐言，五叫郡书，六叫家史，七叫别传，八叫杂记，九叫地理书，十叫都邑簿。帝王接受天命建立国家，有开始也有结束；作者撰写著作，详略很难均衡。有的权且记载当时的事情，不能贯穿一个朝代，例如陆贾的《楚汉春秋》、乐资的《山阳载记》、王韶的《晋安陆纪》、姚最的《梁后略》，这叫作偏纪。有的因为天下各地人物众多，要探求他们的事迹，很少能够周全了解，于是只选取自己所知道的，编成短篇著作，例如戴逵的《竹林名士》、王粲的《汉末英雄》、萧世诚的《怀旧志》、卢子行的《知己传》，这叫作小录。国家史官的职责是记事、记言，但见闻不可能遍及一切，必然会有遗漏。于是好奇的人士补充那些失传的内容，例如和峤的《汲冢纪年》、葛洪的《西京杂纪》、顾协的《琐语》、谢绰的《拾遗》，这叫作逸事。街谈巷议有时也有可观之处，小说中的片言只语尚且胜过没有。因此好事的君子没有什么会舍弃，例如刘义庆的《世说》、裴荣期的《语林》、孔思尚的《语录》、阳玠松的《谈薮》，这叫作琐言。汝水、颍水一带的奇异之士，江、汉之间的英杰灵秀，都是人物生长、使郡国增光的地方。因此乡里学者把他们编纂记录下来，例如圈称的《陈留耆旧》、周斐的《汝南先贤》、陈寿的《益部耆旧》、虞预的《会稽典录》。这就叫作郡书。高门华胄，世代承载德行；有才之子继承家业，希望使父母显扬。因此记述先人的功业，留给后代，如扬雄的《家谍》、殷敬的《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这就叫作家史。贤士贞女，按类别聚集、区别开来；虽然各种德行所走的道路不同，但都归于善行。于是选取各自所崇尚的人，分别为他们作传，如刘向的《列女》、梁鸿的《逸民》、赵采的《忠臣》、徐广的《孝子》。这就叫作别传。阴阳以天地为炉炭，造化以它为工匠，万物流动成形、赋予形象，还有什么不能孕育出来的呢？探求其中的奇异之物，以扩大见闻，如祖台的《志怪》、干宝的《搜神》、刘义庆的《幽明》、刘敬叔的《异苑》。这就叫作杂记。九州的土地疆域、各国的山川，物产各有不同，风教习俗也各不相同；如果分别记述各自的本国情况，足以说明这一地区的状况，如盛弘之的《荆州记》、常璩的《华阳国志》、辛氏的《三秦》、罗含的《湘中》。这就叫作地理书。帝王的桑梓故土、历代圣人的遗迹，以及他们创建的制度，并不总在同一个地方。如果能记述它们的轨则，就可以作为后世的借鉴，如潘岳的《关中》、陆机的《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这就叫作都邑簿。大体说来，偏纪、小录一类的书，都记载眼前当时的事情；拿它们同各国史书相比，最为接近实录。然而它们往往言辞鄙朴，事情记载又少有完整周备，终究不能成为不可删改的定本，长久流传给后世，只能作为后来的作者删削编稿的材料。逸事，都是前史遗漏、后人记下来的事情；从各种异说中搜求，对实际的补益很多。但如果让妄人来编写，就会随便记录传闻而没有选择。因此真伪不能分辨，是非彼此混淆。像郭子横的《洞冥》、王子年的《拾遗》，全都编造虚妄之辞，用来惊吓愚昧的民俗之人。这是其中弊害最严重的。琐言，大多记载当时的辩答和流俗的嘲笑戏谑，使掌握机要的人借以作为谈话的材料，谈论者也拿来作为口实。等到蒙昧之人编写它，就会互相诋毁、彼此戏弄，把这些话施加于祖宗；闺房中的轻薄鄙俗之言，也无不提升到记录中，拿来当作雅言，实在既无益于端正风俗，又有伤于名教。郡书，夸耀本乡的贤人，美化本国的族类，在本国流传颇广；放到其他地方，却很少有人喜爱和看重。其中像常璩那样详尽审慎、刘昺那样广博周备，并且能够流传不朽、为后世子孙所赞美的，大概没有几个。家史，所记的事情只涉及三族，所说的内容只限于一家，正可以在家族内部流行，却难以传播到诸侯国。况且如果祖先的事业没有衰落，它的记录还会保存；假如家业已经灭亡，这种文献也就随之丧失了。别传，内容不是出自作者胸中的独创，也不是由个人独立织构而成，只是广泛采集前史，汇集编成一书。其中能够增添新说、另立见解的，大概不过十分之一而已。对于见闻浅少、学识浅陋的人来说，这类书深受赞赏；至于探寻幽深、索求隐微的人，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杂记，如果谈论神仙之道，说服食药物、炼养气息可以增益寿命、延长年岁；如果谈论鬼魅之事，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以惩戒恶行、劝勉善行，这样就可以了。等到谬妄之人编写它，只是随便谈论怪异，专门叙述妖邪；从中寻求广大的教益，实在没有可取之义。地理书，像朱赣所采录的，遍及九州；阚骃所记述的，穷尽四国。这样才是言辞雅正、事情没有偏私的书。有些不同于此的书，却把人自己居住的地方当作乐土，把自家所在之地当作名都，竞相夸美自己的居所，说得超过实际。又如城池的旧迹、山水得名的缘由，都从街巷传闻中流传下来，被当作旧事，这多么鄙陋啊！都邑簿，像宫阙、陵庙、街市、城郭邑里，辨明它们的规模，说明它们的制度，这样就可以了。等到愚昧之人编写，就繁琐而且泛滥，广博却没有限度；谈论椽、楹，就连尺寸也全都记载；记录草木，就连根株也一定要数清，专门追求详尽审慎，把这当作才干。于是使求学者阅读时头昏混乱，难以记忆。这样考察这十类，征引那百家，史书的各种杂名，其流别也就全在这里了。至于其中得失混杂、善恶相间，既难以一一详述，所以只粗略陈述其大概。况且它们都属于从低等起步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讥刺的。又考察诸子之书和史书，本来是两种说法。然而像《吕氏》、《淮南》、《玄晏》、《抱朴》这类诸子之书，大多以叙事为宗旨，概括起来讨论，也可以说是史书中的杂类；只是名目不同，所以不再编入这一类。

译古语说：“众多星辰的光明，不如一轮月亮的光辉。”历观古代，作者和著述实在很多。即使门类有千种、户数有万种，如水波委积、云气聚集一般，但言辞都琐碎，事情必然残缺零散，实在难以同《五传》承接光辉，也难以同《三史》争相辉耀。古人把它们比作满箱的碎玉屑，确实是很有道理的。既然如此，割草砍柴之人的话，圣明的君王也一定会择取；葑菲之类的野菜，诗人也不抛弃。所以求学的人如果想博闻旧事，广泛认识各种事物，若不查看别录，不考察异书，只专门研习周公、孔子的章句，单单守着司马迁、班固的纪传，又怎么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呢？况且孔子说过：“多听闻，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这是次一等的知。”假如确实如此，那么书籍中有不是圣人所作的，言论中有许多不合经义的，求学者广泛听闻，大概只在于加以选择罢了。内篇　辨职第三十五 设置官职、分掌职务，考核功绩、评定才能，是想使上面没有徒然授官的人，下面没有徒然受官的人，这实在太难了！从前汉文帝巡幸各将领的营地，一眼就认定周亚夫是真正的将军。唉！如果要在史官的职任上求得真正合格的人，那尤其是难得遇到的事了。史官所承担的事务，大体有三种途径。为什么呢？彰明善行、贬斥恶行，不回避强暴有势力的人，像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这是最高的一等。编排次序，撰成著作，使之郁然成为不朽之文，像鲁国的丘明、汉代的子长，这是第二等。才华高、学问博，名声在一时很重，像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这是第三等。假如这三种都缺少，又还能做什么呢？从前鲁国老先生孔丘编修《春秋》，不凭借三桓的势力；汉代臣子司马迁撰写《史记》，也不借助七贵的权势。然而近古以来，每有撰述，必定让大臣居于首位。考察《晋起居注》所载康帝的诏书，其中极力称说著述责任重大，按理应依靠亲近而贤能的人，于是让武陵王兼任秘书监。不久，武陵王的才干并不像河间献王、淮南王那样，见识也不同于他们，却突然凭借藩王的身份，主持国家典籍；若要说他称职，却没有听说过。后来齐朝撰修礼书，由和士开总管；唐朝修撰《本草》，由徐世勣监督统领。假如让辟阳侯、长信侯去指挥马融、郑玄，让周勃、张飞去压制桐柏、雷次宗，那也真是怪事了。大体说来，监督史官最难，这又是难中之难。假如正直如南史，才华如司马迁，精勤不懈如扬子云，熟悉掌故如应仲远，兼备这些长处，督率那一班人才，使他们记言记事有所依凭、以之为楷模，执笔作文都有所遵循，这样才可以。但如今主持政务的人却不是这样：凡是担任这种职务的，必定是受恩宠的贵臣；那些平庸卑贱之人，饱食安步，坐着长啸、批署文书，不过如此而已。一个人既然不知道什么是善，也就不知道什么是恶。因此凡是被引进任用的，都不是凭才能；有的凭势力私利得到升迁，有的靠请托祈求取得提拔。于是任官任职而求效用，江左以“不落”为谣言；授职辨名，洛中却以“职闲”为谈说。说起来真令人捧腹，也令人长叹啊。我曾经试着论述过这件事：世上做官的人，假如让他做将领，却没有军事谋略；让他做官吏，却没有循良的治理方法；让他撰写文章，却不熟悉辞赋；让他讲学，却不熟习经典。这就像背负重物登车而招来盗寇，悔恨和祸患很快就会到来。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对此加以调笑。唯独修史的人却不是这样：有的人任职满一年，竟然没有刊削撰述，而人们没有责问他；有的人动不自量，轻率地挥弄笔端，而人们也没有察觉。因此说来，那史官机构高门深院，深深依附于九重宫禁；虽然地处宫禁之中，人员却同外界之人一样。可以在那里养拙，也可以在那里藏愚；绣衣直指使者不能纠察，强项申威之臣也不能管及。这实在是白吃俸禄者的藏身之所、尸位素餐者的聚集地。有国有家的人，何必把心思放在这种职务上呢？从前子贡想废除告朔时供奉的饩羊，孔子说：“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那种礼。”又有话说：“即使没有年高德劭的老臣，尚且还有典章法度。”考察历代设置史官，有的近乎把它当作游戏，却最终没有废除这一职务，大概是因为还保存着爱惜礼制的心，舍不得废弃那些典章法度吧！从前左丘明编修《左传》，是为了避开当时的灾难；司马迁创作《史记》，藏在名山之中；班固完成《汉书》，是在家中写成的；陈寿起草《三国志》，是在私人居所开始的。既然如此，古来贤能俊杰要立言传给后世，何必一定要身居官署、行迹同僚属相参，然后才能成就这件事呢？所以有深刻见识的人，知道事情就是这样，便退居清静之处，闭门不出，成就一家之言，只凭自己裁断罢了。难道要同那些戴着帽子的猴子献上文章、评议其得失的人相同吗？内篇　自叙第三十六

译我幼年接受父亲的教诲，很早便学习文辞。年纪还在穿绮罗衣服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古文尚书》。我常常苦于它的文辞艰深琐碎，难以诵读。虽然多次遭受鞭打，学业仍未能完成。曾听说父亲给几位兄长讲《春秋左氏传》，我常常放下书来旁听。讲完以后，就替兄长们复述。于是私下叹道：“如果书都像这样，我就不会再懈怠了。”先父认为我的想法奇特，于是开始把《左氏》传授给我，过了一年便把讲解和诵读全部完成了。那时我才十二岁。所讲的内容虽然还不能深刻理解，但大义大略已经能够举述。父兄想让我的阅读广博，精通这一经。我以获麟以后的事情没有可见的记载为由推辞，请求暂且阅读其他书部，以扩大见闻。随后又读《史记》、《汉书》、《三国志》。既然想知道古今沿革、历代相承的次序，于是触类旁通地阅读，不再依靠老师教导。从汉代中兴以后，直到本朝实录，历经十七年，所阅览的内容大略已经周遍。我所读的书，大多是借来的，虽然书籍有残缺，篇章次序也有遗漏，但对于叙事的纲领、立言的大概，也粗略知道了。只是当时正谋求仕进，同时学习揣摩迎合，至于专心研究各类史书，我还没有时间。等到年满二十岁，参加射策而入朝，于是想到有了空闲，可以实现原来的愿望。游历京洛，经过了相当多年，公家的和私人的书都借来，任意翻阅。至于一代的史书，被分成几家，其中的杂记、小书，又竞相提出不同的说法；对于这些，没有不深入钻研、反复考订，穷尽其中利弊的。加上我从小读书，喜欢谈论名理，所领悟的东西都出自内心，并不是由于染习所得。所以刚在总角年纪，读班固、谢承的两部《汉书》时，便觉得《前书》不应当有《古今人表》，《后书》应该为更始帝另立本纪。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责备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竟敢轻率议论前代贤哲。于是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没有话可以回答。后来看到《张衡集》、《范晔集》，果然发现两部史书存在错误。其中与古人暗中相合的地方，大概多得无法计算。这才知道流俗之士难以同他们交谈。凡是有不同意见的地方，我都把它们积存在心中。等到年过三十，见解日益增多，常常遗憾当时没有志趣相同、可以交谈的人。只有东海徐坚，晚年才与我相遇，彼此相得而十分欢洽；即使古代伯牙赏识钟子期、管仲了解鲍叔牙，也不过如此。又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也都因言论议论而得到认可，在道术上彼此了解。所有对史事的商榷，都能尽情倾吐心怀。我常说：“有德之人不会孤立，必定有志同道合的邻伴；天下四海之内，了解我的不过这几个人罢了。” 从前孔仲尼凭借睿智圣明、天赋多能，看到史籍文辞繁多，担心阅读它们的人不能统一取舍，于是删定《诗》为三百篇，约取史籍来修成《春秋》，阐发《易》的道理而排斥《归藏》，叙述《职方》而删去九丘，讨论三坟、五典，从唐、虞断起，一直到周代。他的文章不可更改，成为后世君王的法则。此后史籍越来越多，假如不是当世罕见的大才，谁能刊正其中的错误？唉，我这个小子，哪里敢承担这样的责任！对于史传，我曾想从班固、司马迁以后，一直到姚察、李延寿、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等人的著作，没有不沿用它们原有的义旨而普遍加以厘正改革的。但只因为我没有孔子的名望，却贸然做孔子所做的事情，恐怕会使末俗之人惊骇，招来当时人的责难，白白劳苦一场，却没有人赏识。因此我每当手持笔管，便叹息不已，迟疑徘徊了很久。不是想做却做不到，实在是做得到却不敢做。后来朝廷有了解我心意的人，于是推举我以撰述史书任职。由此我三次担任史官，两次进入东观。我常常想到，本朝受天命以来，已经历经多年，史官所编的，大致只有记录而已；至于纪传和志，却都还没有成书。长安年间，恰逢奉诏参与修撰《唐史》。到今上即位后，又奉敕撰写《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是所作的著述，我都曾想实行自己原来的主张。但当时一同撰写的士人以及监修的贵臣，每每同我的主张互相抵牾，意见冲突，难以被采纳。所以其中所记载、删削的内容，都随着世俗而浮沉。虽然我自认为只是违心迁就、勉强顺从，但仍然受到史官们极大的嫉恨。唉！虽然任职恰当其职，却不能实行自己的治史之道；虽被当时任用，美好的志愿却不能实现。内心郁闷而孤愤，无从寄托情怀。如果把它埋在心中而不说，默默无言而不著述，又恐怕死后还有谁知道我呢？所以退下来私下撰写《史通》，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从前汉代刘安著书，书名叫《淮南子》。这部书包罗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纵横交错地综合经纬，自认为兼采数家之长，已经没有留下余力了。然而自《淮南子》以后，作者并未断绝。若一定要加以商榷评论，那么这一流派又有很多。大概孔仲尼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不能流行；史公撰写著作，是非判断又有很多错误。因此百家诸子提出诡异的学说和不同的言辞，专门进行琐碎的辨析，破坏那大道，于是扬雄的《法言》便产生了。儒者的书，内容博大却少有纲要；有些人只得到它的糟粕，失去了它的精华；而流俗的鄙陋之人重视远古、轻视近世，传播这些相互抵牾的说法，彼此欺骗迷惑，于是王充的《论衡》便产生了。民众，是昏昧的；昏昧无知，听从那种愚蒙的说法，面对墙壁一样地看待事物。有的错读字音、使用鄙俗语句，却不探究本源；有的固守成见、拘泥教条，动不动就有许多禁忌，于是应劭的《风俗通》便产生了。五常各有不同，百行各有取守；人的才能有兼长和偏长，见识有长处和短处。如果按照才能来任用，使每个人的一点长处都不被遗漏；如果一定要等到具备全部才能才任用，那么天下就没有可用之人，于是刘劭的《人物志》便产生了。开创国家、承继家业，立身处世、建立功业，一文一武，有的出仕、有的退处；即使贤愚相差如土壤，善恶各有区别，假如当时没有品评人物的标准，事情就难以考核综合，于是陆景的《典语》便产生了。文人撰写文章，体制并不单一，好比甘味和辛味各有不同，红色和白色各有不同的光彩；后人沿袭前人，却不明白圆融通达的道理，各家互相诋毁，人们彼此指摘，于是刘勰的《文心》便产生了。至于《史通》这部书，大概是因为痛惜当时执笔作文的士人，他们所秉持的义理并不纯正。我想辨明它们的旨归，穷尽各种体例和纲统。这部书虽然以史学为主，但其余波所及，上至穷究王道，下至阐发人伦，包罗各种差异，容纳千有。自《法言》以后，直到《文心》以来的著作，我都已经收入胸中，曾经没有使心中滞碍如芥蒂一般。

译它所阐述的义理，有取舍，有褒贬，有鉴戒，有讽刺。它贯穿事理的地方深远，罗织材料的地方周密，所作的商榷论略影响深远，所阐明的道理也很多。大概谈论经学的人不愿听到对服虔、杜预的讥刺，评论史书的人憎恶听到班固、司马迁的过失。而这部书多讥评前代贤哲，喜欢叙述前人的错误。因而得罪于当时，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仍希望知音的君子，能够时时翻阅它。孔尼父说过：“使我获罪的是《春秋》，理解我的也是《春秋》。”或许说的就是这个吧。从前梁朝征士刘孝标撰写《叙传》，其中有三处把自己比作冯敬通。我却也不自量力，私下把自己比作扬子云，有四点相似。为什么呢？扬雄曾经喜欢写雕虫小技，年老后又悔恨自己年少时的创作。我小时候喜爱诗赋，成年后却完全不再写，认为以文士身份成名可耻，希望以史述自命。这是第一点相似。扬雄撰写《玄》，多年不能完成，当时听说的人无不嘲笑他白费力气。我撰写《史通》，也屡经寒暑。世俗之人悠然旁观，都认为我是愚蠢。这是第二点相似。扬雄撰写《法言》，当时的人争相指责它荒谬，所以他作《解嘲》来教训他们。我写《史通》，读到的人也相互议论它的缺点，所以作《释蒙》来回应他们。这是第三点相似。扬雄年轻时受到范踆、刘歆的器重，等到他们听说他撰写《太玄经》，便嘲笑说恐怕只能拿去遮盖酱瓿。然而刘、范二人看重扬雄，大概是因为珍视他像《长杨赋》《羽猎赋》一类作品的文采罢了。至于《太玄》，内容深奥，道理难以探究；既然无法窥见其深意，便加以讥讽。我起初喜爱文笔，在当时颇获声誉；晚年谈论史传，便在知己那里降低了身价。这是第四点相似。我的才华确实低劣，但行迹却类似前代贤人。因此我把这件事铭记在心，用来宽慰自己。不过我或许仍有遗憾，担心自己还有一点不像扬雄。为什么呢？扬雄的《玄经》刚完成时，虽然被当时人轻视，桓谭却认为，几百年以后，这部书一定会流传下去。后来张衡、陆绩果然认为它是无与伦比、足以与圣人相参的著作。把《史通》同《太玄》相比，今天的君山，就是徐、朱等几位先生；至于后来的张衡、陆绩那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唉！假如平子不出现，公纪不出生，只怕这部书就会同粪土一起被抛弃，和烟灰一同消灭，后世有识之士也无法看到它。这就是我抚摸书卷而泪流不止、眼泪流尽后又继之以血的原因。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译人寄身于天地之间，生命就像蜉蝣存在于世间，又像白驹从缝隙间飞驰而过，即使如此，仍然以身处当年却没有建立功业为耻，以死后没有留下名声为忧。从上至帝王，下至平民，近则朝廷中的士人，远则山林中的隐士，只要涉及功业和名声，无不急切追求，勤勉不懈。这是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想要谋求不朽的事业。什么才称得上不朽呢？大概就是把姓名写在竹帛上罢了。假如世上没有竹帛，时代又缺少史官，那么即使尧、舜同桀、纣，伊尹、周公同王莽、董卓，伯夷、柳下惠同盗跖、盗蹻，商均、冒顿同曾参、闵损，全都一同随着万物化灭；坟土尚未干，善恶便无法分辨，美丑也将永远消失。假如史官不断绝，竹帛长久保存，那么那些人虽然已经死亡，幽暗中仿佛归于空寂，但他们的事迹却如同仍在眼前，明亮得像银河。这样就能使后世的学者坐在室内翻阅书箱，精神上同万古人物交往；不出门户，便能尽览千年历史；见到贤人便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贤之人便在内心自我反省。至于《春秋》编成而使逆子害怕，南史到来而使弑君的臣子不得不记载，这说明史书记录事情、载录言论是那样，劝善惩恶又是这样。由此说来，史书的作用十分广泛，乃是人类生存的急务、国家治理的重要道路。有国有家的人，难道可以缺少它吗？所以我详细陈述这些事情，编列在后面。: 《大戴礼》说：“太子已经加冠成年，不再由保傅辅导后，就设置掌管纠察过失的史官。”《韩诗外传》说：“依据法令、恪守职分而不敢做坏事的，是太史令。”由此可见，史官的设置起始于黄帝，完备于周室；名目已经很多，职掌也各不相同。至于诸侯列国，也各自设有史官，考察他们的官位名称，同天子的制度一样。至于孔甲、尹逸，名声在夏、殷两代很显著；史佚、倚相，在周、楚两国享有很高声誉；晋国有伯黡掌管典籍，鲁国则由丘明接受经书。这些都是历代可以说到的史臣。到了战国，史官制度并未废止。赵鞅不过是晋国的一名大夫，却有正直的史官把他的过失写下来，拿着简册在他的门下记载。田文不过是齐国的一名公子，每次坐着接待宾客，都有侍史在屏风旁记录。至于秦、赵两国君主在渑池会见时，各自命令御史记录某年某月秦王击缶、赵王鼓瑟之事。这就是《春秋》所说“国君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载”的意义。既然如此，官职虽然没有缺失，但记载仍有散佚，所以史臣的等级差别，无法辨明其先后次序。考察《吕氏春秋》说：“夏朝太史终古看见桀迷惑昏乱，带着图籍法令逃奔商朝。商朝太史向挚看见纣昏聩混乱，带着图籍法令逃奔周朝。晋国太史屠黍看见晋国动乱，也带着法令归附周朝。”又据《春秋》记载，晋、齐两国太史分别记载赵盾、崔杼弑君；郑国公孙黑强行参与盟会，让太史记下自己的名字，并说共有七个儿子。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来鲁聘问，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典籍，看见《易象》和《鲁春秋》，说：“周代的礼制全都保存在鲁国了。”这样看来，各类史官的职责中，太史大概是最重要的吧？秦统一天下后，太史令胡毋敬撰写《博学章》。这说明从夏代直到秦代，这一官职始终没有改变。汉朝兴起时，武帝又设置太史公一职，地位在丞相之上，任命司马谈担任。按照汉朝法律，天下各地上报的计书先呈给太史公，再抄送给丞相。叙述事情的体例同《春秋》一样。司马谈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迁继任。司马迁死后，宣帝把这个官职改为太史令，只办理太史公的文书而已。考察古代太史的职掌，虽然以著述为主要职责，同时还掌管历法、天象、日月运行、阴阳和算术。司马迁死后，后来续写《史记》的人，如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类，都是凭借其他职务来参与史务。因此太史署不再是专门记录言论的机构。所以张衡、单飏、王立、高堂隆等人，任职时受到称誉的地方，只是懂得占候而已。王莽取代汉朝时，改置柱下五史，品秩同御史。办理政事时，他们侍立在旁记录皇帝的事迹和言行，大概是仿效古代行动时由左史记录、说话时由右史记录的制度。汉朝中兴后，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下诏撰写《光武本纪》以及各篇列传、《载记》。又有杨子山任郡上计吏，进献自己所作的《哀牢传》，受到明帝惊异，便被征召到兰台。这说明兰台的职掌，大概就是当时撰述史书的地方。章帝、和帝以后，图书典籍在东观十分丰富。凡是撰写汉代史书的人，相继都在东观中任职，但都称作著作，最终没有其他专门称号。魏太和年间，开始设置著作郎，职务隶属于中书，这个官职就是周代的左史。晋元康初年，又改为隶属于秘书省；设置著作郎一人，称为大著作，专门掌管史务；又设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把“佐”字置于“著作”之下，形成“佐著作”的名称。按照旧例，佐郎负责广泛采集材料，正郎凭借这些材料草拟传记；如果正郎、佐郎有所失误，秘书监便要负责思考并处理这些忧患。有人才华足以撰述、学问兼通文学与史学，即使任职于其他官署，也有时兼领著作事务。也有身为秘书监，却仍兼领著作郎职务的人。至于中朝的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朝的徐爰、苏宝生，梁朝的沈约、裴子野，这些都是史官中最优秀的人，也是著作官中的杰出人才。齐、梁两代又设置修史学士，陈朝沿袭旧制，没有改变，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就是这样的人。至于偏处一方而僭称帝号的国家，以及夷狄建立的伪朝，考察它们的史官，也有可以说的地方。考察《蜀志》，其中说王崇补任东观职务，许盖掌管礼仪，又有郤正任秘书郎，广泛搜求益部的书籍。这说明典籍校理并不缺失，撰写文章也有所凭据。可是陈寿却评论说“蜀国没有设置史官”，难道不是过分诬蔑诸葛亮吗？另有《曲笔》篇，已经详细说明了。吴国归命侯时期，设置有左右二国史的职务，薛莹任左国史，华覈任右国史。后来周处又由左国史升任东观令。根据这些考察，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班次和品秩了。

译伪汉嘉平初年，公师彧以太中大夫兼任左国史，撰写本国君臣的纪传。前凉张骏时期，刘庆升任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写本国史书。蜀国和西凉朝廷把记载时事的任务交给门下省。南凉主乌孤刚刚奠定霸业根基，想要编造国史，便任命他的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让他撰写并记录时事。其余伪主，大多设置著作官署，如前赵的和苞、后燕的董统就是这样。元魏初年开始称制时，就有史臣，但往往杂用其他官职的人，不能固定任职。所以像崔浩、高闾这类人，只知道从事著述，却没有列入专门的官号。后来才在秘书省设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中兼任三史的，不过一两人而已。普泰以来，三史职务逐渐衰替，另设修史局，官员共有六人。在代都时期，史臣上则奉行王的言论，下则询问国家风俗，还兼用擅长翻译的人来供职于史曹。到了洛京末年，朝廷议论又认为国史应当专门任用代人，不宜交给汉人士人。于是任用谷纂、山伟轮流主管文籍。前后共二十多年，相关事情缺失而没有记载。这大概仍然遵循夷狄的礼制，带有互乡那种风气。高齐和北周直到隋朝，史官由大臣统领的，称为监修。国史由监修亲自统领，近处沿袭魏代，远处效法江南，只是在其中参杂变通罢了。只有北周设置六官时，把著作正郎改称为上士，把佐郎改称为下士；名称和等级称谓虽然改变，班次品秩却没有不同。像魏收在黄河以北享有专名，柳虬在关右独步一时，王劭、魏澹在开皇年间施展才华，诸葛颖、刘炫在大业年间显扬功业，也都各自是一个时代的人才。等到大唐建立国家，又另设史馆，名籍通入宫禁。西京的史馆同鸾渚相邻，东都的史馆同凤池相接。馆舍华丽，酒食丰厚，能够列身其中，实在是一时的美事。咸亨年间，因为任职的人太多而且任用混乱，高宗感慨地说：“我实在昏昧啊。”于是命主管官署仔细加以考察选择；如果有人担任其职却缺乏相应才干，都不得参与修撰。由此史臣授职时，多从外部官署选取，著作这一官署几乎成为空设。凡有删改编纂的工作，全都归给其他官员。从武德年间开始，到长寿年间为止，其间像李仁实因直言记事而受到忌惮，敬播因善于叙事而被推许，许敬宗虚妄不实，牛凤及狂妄迷乱，这些人的善恶尤其明显。又考察《晋令》，著作郎掌管起居注，撰写和记录各种言论、行为、功勋以及旧日载入史籍的事情。元魏设置起居令史，每逢皇帝出行、宴会，就在御座左右侍立，记录皇帝的言语以及宾客之间的应答。后来另设修起居注二人，多由其他官员兼任。到了隋朝，选用吏部散官以及校书、正字中有余力撰写注记的人来修起居注，由纳言兼领此事。炀帝认为古代有内史、外史，如今既然已有著作官，就应当设置起居官。于是设置起居舍人二人，职务隶属于中书省，庾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人都担任过这一职务，当时被认为是任用了合适的人。大唐沿袭这一制度，又增设起居郎二人，职掌同起居舍人相同。每天皇帝临朝听政时，二人侍立在玉阶之下，起居郎在左，起居舍人在右。皇帝有诏令时，他们靠近台阶伸长脖子听取，退下后编次记录，作为起居注。龙朔年间，改称左史、右史。当今皇帝即位后，仍沿用国家初建时的名称。高祖、太宗时期，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期，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这些人都在当时享有声名，是朝廷任用的史官。起居注，是按甲子编次的记录；至于策命、章奏、封拜、死亡和免职，没有一件不随事记录，言语记录尤其详细审慎。凡是想要撰写帝纪的人，都依靠它来完成。如今却把它当作供人取笑的闲散官署，设置为同著作分立的职务。因此略加叙述，把这件事附在本篇之后。又考察《诗·邶风·静女》第三章，君子取用其中的彤管。所谓彤管，是女史用来记录事情、规劝教诲时所执的物品。古代君主在外朝有国史，在内朝有女史；内外两处，职责都是相同的。所以晋献公的昏乱，骊姬夜间哭泣，以及闺房中的私情、内室中的事情，都不能被掩盖。楚昭王宴饮游乐时，蔡姬按照自己的愿望回答，楚王回头对史官说：“把这件事记下来，蔡姬已经答应跟随我去死了。”宴饮私会之际竟有记录事情的册子，那么奉命记录的人大概就是女史一类吧？到了汉武帝时期，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写《明帝起居注》。这些著述似乎出自宫中，但考察其职掌，没有听说具体的官位名称。隋朝时，王劭上疏请求依照古法，重新设置女史的班次，详细记录宫内礼仪，再交给外省保存。文帝没有同意，于是没有施行。大体说来，自古史官制度的沿革和废置就是这样。孔仲尼修订《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的陆贾、鱼拳，晋、宋的张璠、范晔，虽然本人并非史官，却私下撰写国史。像这些人情况特殊，所以不再详细列举。撰写史书的方法，大体有两种。为什么呢？记录事情、记载言论，出自当时的简册；编定成书、删削修订，则依靠后来的笔。这样说来，当时开始草创史书的人，依靠广博见闻和如实记录，如董狐、南史；后来着手完成史书的人，重视卓越见识和通达才学，如班固、陈寿。若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前后有所不同；但彼此相互依赖才能完成，最终的道理是一致的。考察周代、秦代以前，史官的选用情况，已经无法详细听闻。到了汉、魏以后，则可以谈论了。然而其中很多人只是窃取了空名，只有声望而没有实际才能。考察刘氏、曹氏两部史书，都是当代撰写的，能够完成其事业的，大概只有刘珍、蔡邕、王沈、鱼拳这些人罢了。但旧史记载说参与共同撰写的并不只有一家，王逸、阮籍也列在其中。况且叔师只钻研寻求章句，是腐儒；嗣宗沉溺于酒，是酒徒中的狂人。这些人难道能够错综安排时事、裁定编成国家典章吗？近代那些热衷争逐名利的人，尤其喜欢担任史官；至于真正能够措辞下笔的，十个人中还不到一两个。等到史书写成缮抄后，他们便共同署名进献；爵位赏赐施行后，又挽起衣袖争着接受。于是使是非没有标准，真伪混杂；活着时严重歪曲当时的事实，死后又使后代受到迷惑。可是书中的谱系传记，却借此成为美谈；刻在碑碣上，又增加了碑文的壮观。从前魏帝曾说：“舜、禹的事情，我知道了。”这就是这种做法造成的结果吗？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译《易》说：“上古用结绳来治理事情，后世圣人用文字契刻来代替它。”儒者说：“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制作文字契刻，用来代替结绳施政，从此产生了文献典籍。”又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是讲述大道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是讲述常道的。”《春秋传》记载，楚国左史能够读懂《三坟》《五典》。《礼记》说：“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由此说来，《三坟》《五典》的文字义理，以及三代、五代的史策，到了春秋时期仍然盛行于世。到了更晚的古代，那些书已经失传，只有唐、虞以来的事情还可以谈论。然而从尧以前说起，圣贤的事迹仍有记述，寻求其中一二，仿佛还依稀保存着。至于后来诸子，广泛编造奇异说法，言语不合经典，书也不是圣人之书。所以司马迁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就不知道了。”班固也说：“颛顼的事情，无法弄清楚。”这样看来，《三坟》《五典》所记载的内容，已经没有办法称说了。以上论述《三坟》《五典》。考察尧、舜相承的事迹，已经见于《三坟》《五典》；周代借鉴夏、商二代，各自都有书籍。到孔子考订其中的义理，删定为《尚书》，上起唐尧，下至秦穆公，共有一百篇，并且分别为各篇作序。适逢秦朝施政无道，坑杀儒生，禁止学习，孔子的末代孙孔忠把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后，广泛寻求儒学人才，听说原秦朝博士伏胜还能传授这门学业，便下诏让太常派掌故晁错向他学习。当时伏胜年近百岁，说话已经难以听懂，只能口授这部书，才传下二十九篇。从此，传授这门学问的有欧阳氏和大小夏侯氏。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给朝廷；连同伏胜所诵的篇章，共三十篇，流传于世。但其中记载的年月与序文不相符合，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用的《泰誓》不同，所以汉、魏诸儒都怀疑它是伪误之作。所谓《古文尚书》，就是孔忠所藏、用科斗文字书写的书。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旧宅，才从墙中发现了它。博士孔安国拿它校对伏胜所诵的本子，增加了二十五篇，又改用隶书字体抄写古文字，编成四十六卷。司马迁多次访求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的书中保留了许多古说。孔安国又奉诏为它作训释和传注。正值武帝末年发生巫蛊之祸，经书传授之道中断，未能上奏朝廷，只能藏在私人家中。刘向拿它校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的经文，发现脱漏和错误很多。到了后汉，孔安国的本子终于失传。那些还能在其他经典中见到的文字，诸儒都称为逸书。王肃也给《今文尚书》作了注，但大多与古文《尚书》孔安国的传注相似，难道是王肃私下见过那个本子而独自秘藏了吗？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才把孔安国的《传》上奏朝廷，但缺少《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尧典》中“慎徽”以下的文字分出作为《舜典》，接续在后面。从此，欧阳氏、大小夏侯氏等家的学说，以及马融、郑玄、王肃的各家注本都被废弃，只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的传注流行，并列入学官所掌的经书，永远成为世人的规范。齐建武年间，吴兴人姚方兴采纳马融、王肃的义理，伪造了孔安国传注中的《舜典》，说是在大航买到的，便到宫阙献上。朝廷上下集议，都认为它不是真本。后来江陵遭到战乱，书版流入北方，中原学者得到后认为它奇异，博士刘炫于是把这一篇列入各本《尚书》的篇次中。今天古今人所学习的《尚书·舜典》，原来就是出自姚方兴的本子。以上是关于《尚书》的叙述。周王室衰微、诸侯争相凭武力争霸之时，孔子出外求聘却没有得到任用，便从卫国返回鲁国。他于是和鲁国君子左丘明一起在太史氏那里阅读史书，根据鲁国史记写成《春秋》。上承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下为后世阐明应遵循的法则，记载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公的事迹。经书写成后传给弟子，弟子退下后却各自发表不同的说法。左丘明担心失去经文的真实含义，所以论述其中的史实而作传，说明孔夫子并不是用空洞的话来解释经书。《春秋》所贬斥的当时君臣，他们的具体事实都在传中显露出来；孔子之所以把这部书隐藏起来而不公开宣扬，是为了避免当时的祸难。到了后世，口头传说流行起来，所以有了《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邹氏没有传授他的老师，夹氏有记录却没有成书，因此都没有在世上显著流传。汉朝兴起后，董仲舒、公孙弘都研究《公羊传》，传习它的人中有严氏、颜氏两家的学派。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私下喜好《穀梁传》，便召集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人在殿中广泛讨论，因而设置了《穀梁传》博士。平帝初年，朝廷设立《左氏传》博士。到了后汉，儒者多次在朝廷上诋毁它。适逢博士李封去世，于是就不再补任。到了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奏请求重新设置《左氏传》学官。到了魏、晋时期，这部书逐渐流行，而另外两种《传》也被废弃。今天所使用的《左氏传》本子，就是杜预作注的本子。以上是关于《春秋》的叙述。又因为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书。所以孔子搜求各家的史记，得到了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史书。比如楚国的书、郑国的志、鲁国的《春秋》、魏国的《纪年》，这些都是可以说到的。左丘明既为《春秋》配经作传，又撰写各书异同，称为《外传国语》，共二十一篇。这大概采集了各国书、志等文献，并不只是鲁国的史记。楚、汉之际，有好事之人记录上古以来帝王、公侯、卿大夫的世系，一直记到秦朝末年，称为《世本》，共十五篇。春秋以后，战国七雄相互争战；秦兼并诸侯后，就有了《战国策》，共三十三篇。汉朝兴起后，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的功业，写成《楚汉春秋》九篇。以上是关于《左传》的叙述。孝武帝时期，太史公司马谈想要综合贯通古今，编成一部史书，但他的意图尚未实现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司马迁于是继承父亲的遗志，采录《左传》《国语》，删取《世本》《战国策》，依据楚、汉以及列国的时事，上起黄帝，下至获麟，写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总称《史记》。它调和贯通《六经》的不同传说，整理统一诸子百家的杂说，正本藏在名山，副本放在京师，以等待后世圣君和君子。到了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承述他的书，于是把它公布流传。但其中有十篇没有写成，只有篇目记录而已。元帝、成帝年间，褚先生又补写其中的缺漏，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文辞多粗鄙浅陋，并不是司马迁原来的意思。

译晋朝散骑常侍、巴西人谯周认为，司马迁所写周、秦以前的内容有的采自私人著作和诸子之书，并不专门依据正规的经书，于是写成《古史考》二十五篇，全都依据旧典籍，用来纠正其中的错误。如今它和《史记》一同流传于世。以上是关于《史记》的叙述。《史记》所记年代止于汉武帝，太初以后便缺失，不能发挥作用。此后刘向、刘向的儿子刘歆以及其他好事者，如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写续篇，一直写到哀帝、平帝时期，仍然都称为《史记》。到了建武年间，司徒掾班彪认为这些文字鄙俗，不能接续前代史书；而且扬雄、刘歆赞美伪新，误导后人、迷惑众人，不应流传给后代。于是他采集其中的旧事，又旁采贯通各种异闻，写成《后传》六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认为父亲所撰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一家之言，于是从元高祖开始，写到王莽，共十二代、二百三十年，综合叙述其事，上下贯通，写成《汉书》的纪、表、志、传，共一百篇。书还没有完成，适逢有人上书说班固私自改作《史记》，于是皇帝下诏给京兆尹，拘捕并审查他，要求把他家中的书全部登记后封存上交。班固的弟弟班超到宫阙前自陈其事，明帝召见他；他说明班固是在续写父亲的作品，不敢改动旧书，皇帝的疑虑才消解。于是释放班固，征召他到宫中校书，奉诏完成著作。经过二十多年，到章帝建初年间才完成。后来班固因窦氏之事获罪，死在洛阳的狱中，书稿也颇为散乱，没有人能够综合整理。他的妹妹曹大家博学而且善于写文章，奉诏校订编次。朝廷又选拔才学高的人郎官马融等十人，跟随曹大家阅读学习。书中的八表以及《天文志》等篇，仍然没有能够完成，其中大多是待诏东观的马续所作。《古今人表》尤其不像这部书原来的内容。从汉末开始，到陈朝，给《汉书》作注解的共有三十五家；至于专门接受它的学业，其地位已经可以和《五经》相提并论。起初，汉献帝认为班固的书文字繁多，难以省览，于是下诏让侍中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删改为《汉纪》三十篇，并命秘书署供应纸笔。经过五六年才完成。它的文字简明扼要，也和《汉书》的纪传体并行流传。以上是关于《汉书》的叙述。汉朝中兴时，明帝才下诏让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撰写《世祖本纪》，并编写功臣以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从这以后，关于春秋的考订和编年也逐渐明盛起来，但忠臣义士却没有人撰写记录。于是又下诏让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和谏议大夫李尤共同撰写记、表，以及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从建武年间写起，止于永初年间。事业将要完成时，刘珍、李尤相继去世。又命侍中伏无忌和谏议大夫黄景撰写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以及《南于单传》《西羌传》《地理志》。到了元嘉元年，又命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共同撰写《孝穆皇帝传》《孝崇皇帝传》和《顺烈皇后传》，又增补《外戚传》，收入思安等皇后；增补《儒林列传》，收入崔篆等人。崔寔、曹寿又和议郎延笃共同撰写《百官表》，以及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和郑众、蔡伦等人的传记。共一百一十四篇，称为《汉纪》。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在东观从事著作，接续撰成可以完成的纪传；蔡邕另作《朝会》《车服》二志。后来因获罪被迁往朔方，蔡邕上书请求返回，回来后续成十志。适逢董卓作乱，皇帝大驾向西迁徙，史官的工作被废弃，旧有文献散失。后来到了许都，杨彪还保存了不少注记。至于名贤君子，从永初以后便缺少续写。魏黄初年间，只撰写了《先贤表》，所以《汉记》残缺不全，到晋朝仍未能完成。泰始年间，秘书丞司马彪才开始考订各家书籍，连缀自己听闻的材料，从元兴武帝写起，终于孝献帝，记载十二代，编年二百年，贯通综合上下历史，旁及各种事迹，写成纪、志、传共八十篇，称为《续汉书》。又有散骑常侍华峤删订《东观记》，改成《汉后书》，包括帝纪十二篇、皇后纪二篇、典十篇、列传七十篇、谱三篇，共九十七篇。其中十篇典最终没有完成，华峤便去世了。从此以后，作者相继出现，编年体有四家，创作纪传体有五家；推究各家的长处，华氏的著作最为优秀。但由于晋室向东迁徙，三部书中只剩下一部。到了宋朝宣城太守范晔，才广泛召集学徒，穷尽阅读旧籍，删去烦琐，补充缺略，写成《后汉书》，共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一百篇。适逢范晔因获罪被捕，他的十志也没有完成便去世了。在此以前，晋朝东阳太守袁宏抄录撮取《汉氏后书》，依照荀悦的体例，写成《后汉纪》三十篇。世上谈论汉朝中兴史的，只有范晔、袁宏两家而已。以上是关于《后汉书》的叙述。魏国史书方面，黄初、太和年间开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经过多年仍未完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人共同撰定。后来王沈独自完成这项事业，编成《魏书》四十四卷。这部书多有为当时避讳之处，很不是真实记录。吴大帝晚年，才开始命太史丁孚、郎中项峻撰写《吴书》。丁孚、项峻都没有史才，他们的文章不足以用来记录史事。到了少帝时期，又命令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搜访往事，共同记述。在共同撰写的人中，韦曜、薛莹最为突出。到了归命侯时期，周昭、梁广先后去世，韦曜、薛莹被迁徙、贬黜，史官长久空缺，《吴书》于是无人过问。华覈上表请求召回韦曜、薛莹，续成前代史书。后来只有韦曜完成了这部书，定为五十五卷。到了晋朝接受天命、天下统一之后，著作郎陈寿汇集三国史料，撰成《国志》，共六十五篇。夏侯湛当时也在写《魏书》，看到陈寿的作品后，便毁掉已经写成的草稿而停止。陈寿去世后，梁州大中正范頵上表说，《国志》能够阐明得失，文辞中有很多劝诫，对教化有益，希望朝廷加以采录。于是皇帝下诏给河南尹，让他到陈寿家抄写这部书。

译在此以前，魏朝京兆人鱼豢私下撰写《魏略》，记事止于明帝。后来孙盛撰写《魏氏春秋》，王隐撰写《蜀记》，张勃撰写《吴录》，各种异闻纷纷出现，这一类著作最多。宋文帝认为《国志》记事过于简略，于是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各家书籍，补充注释其中的缺漏。从此，世人谈论《三国志》，都以裴松之的注为依据。以上是关于《三国志》的叙述。晋朝史书方面，在洛阳京城时期，著作郎陆机开始撰写《三祖纪》，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写十志。适逢中朝发生丧乱，这些书便没有保存下来。在此以前，历阳令、陈郡人王铨有著述才能，常常私下记录晋朝事迹以及功臣行状，尚未完成便去世了。他的儿子王隐博学多闻，继承父亲遗业，对西都的事迹作了许多详细考察。渡江后任著作郎，奉诏撰写晋史。被同僚虞预告发，因获罪而免官。家贫没有资财，书还未能完成，于是依附征西将军庾亮驻守武昌。庾亮供给他纸笔，因此得以完成，共写成《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才到宫阙上奏。王隐虽然喜好著述，但文辞拙劣、才思迟钝。他的书中编排次序有条理的，都是王铨所修订的；至于章句混乱、漫无条理的，一定是王隐所作。当时尚书郎兼领国史的干宝也撰写《晋纪》，从宣帝写到愍帝，共七帝、五十三年，合计二十二卷。这部书文字简略，直截而又能委婉，很受当时人的称赞。东晋史官，从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以下，相继不断撰写史书。写得远的只记载两位皇帝，写得近的也只叙述八个朝代。到了宋朝湘东太守何法盛，才撰写《晋中兴书》，编成一家之言，首尾完备。齐朝隐士东莞人臧荣绪又汇集东晋、西晋两部史书，合成一部书。唐太宗贞观年间，朝廷下诏说，前后晋史有十八家，虽然著作很多，却没有一部尽善尽美，于是命史官重新编纂记录。采集正史和杂说数十余部，同时引用伪史以及十六国史书，编成纪十篇、志十二篇、列传七十篇、载记三十篇，加上叙例、目录，共一百三十二卷。从此，谈论晋史的人都抛弃旧本，争相采用新编的史书。以上是关于《晋书》的叙述。宋朝史书方面，元嘉年间，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除此之外，全部交给奉朝请山谦之补足何承天留下的残缺。后来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裴松之不久去世，史佐孙冲之上表请求另行创立一部史书，形成一家之言。孝建初年，又命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写各篇，元嘉年间的名臣都是他所撰写的。苏宝生后来被诛杀。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接续完成前人的著作。徐爰依据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的叙述，编成一部书；其中《臧质传》《鲁爽传》《王僧达传》等，也都是孝武帝亲自写成的，但叙事多有虚假，难以相信。自永光以后，到禅让前十多年间的史事，都缺失而没有记载。到了齐朝，著作沈约又补缀遗漏，编成新的史书。这部书从义熙开始建立年号写起，终于昇明三年，编成纪十篇、志三十篇、列传六十篇，共一百篇，名为《宋书》。永明末年，这部书已经流行，河东人裴子野又删削改编为《宋略》二十卷。沈约看到后感叹说：“我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啊。”因此，世上谈论宋史的人，把裴子野的《宋略》列为上等，沈约的《宋书》居于其次。以上是关于《宋书》的叙述。齐朝史书方面，江淹开始奉诏撰述，认为史书最难写的部分，没有超过志书的，所以先撰写十志，以显示自己的才华。沈约又撰写齐史二十篇。梁天监年间，太尉录事萧子显上表请求撰写齐史，书成后上表奏报。皇帝下诏把它交给秘阁收藏。它从昇明年间写起，止于永元年间，编成纪八篇、志十一篇、列传四十篇，共五十九篇。当时奉朝请吴均也上表请求撰写齐史，请求供应起居注和群臣行状。皇帝下诏说：“齐氏的旧事，散布在世俗流传的各种记载中，所听闻和见到的已经很多，可以自行搜求访查。”吴均于是撰写《齐春秋》三十篇。这部书称梁帝是辅佐齐明帝接受天命的人，梁帝厌恶其中的事实，下诏把书烧掉。然而它的私人抄本最终仍然能够同萧子显所撰的齐史一起流传后世。以上是关于《齐书》的叙述。梁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继撰写记录，已经完成一百篇。适逢承圣年间覆亡，这些书也一同被焚毁。庐江人何之元、沛国人刘璠根据各自听闻和见到的材料，穷尽梁朝史事的始末，各自撰写《梁典》三十篇，但纪传体史书还没有人写成。陈朝祠部郎中姚察有意撰写编纂史书，所做工作还没有完成。但他既然身处朝廷事务之中，又兼任国史，到陈朝灭亡时，这部书仍未完成。陈朝史书方面，起初有吴郡人顾野王、北地人傅縡分别担任撰史学士；陈武帝、陈文帝的本纪，就是顾野王、傅縡所修撰的。太建初年，中书郎陆琼接续撰写各篇，但记事过于繁杂，姚察便加以删改，大体上有了条理。到了江东失守时，他带着这些稿本进入关中。隋文帝曾索求梁、陈两朝的史事，他便把已经写成的各篇陆续上奏；但迟疑拖延，始终没有完成全书。大唐贞观初年，他的儿子思廉任著作郎，奉诏撰成三部史书。于是依据父亲的旧稿，加上新的记录，历时九年，才完成这项工作。定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现今都流传于世。以上论述《梁书》和《陈书》。十六国史方面，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写《高祖本纪》以及二十名功臣的列传，很有良史的体例。凌修诬陷他讥刺毁谤刘聪，刘聪发怒将他杀死。刘曜时，平舆人子和苞撰写《汉赵记》十篇，记事只到当年，没有写到刘曜灭亡。后赵石勒命令他的臣子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写《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后来又命王兰、陈安、程阴、徐机等人相继撰述。到了石虎时，把这些书一概命人删削，使石勒的功业不能流传。后来，前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述石勒、石虎二人的事迹，编成《邺都记》《赵记》等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石〕 前燕有《起居注》，杜辅把它全部抄录下来，作为《燕纪》。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奉诏开始编撰后燕史，撰写本纪以及辅佐建立政权的功臣、王公列传，共三十卷。慕容垂称赞它叙事丰富，足以成为一家之言。只是其中褒扬叙述过分美化，比董狐那种直书不讳的史笔有所惭愧。后来申秀、范亨各自取前燕、后燕的史料，合编成一部史书。南燕有赵郡人王景晖，曾经侍奉慕容德超，撰写两位君主的《起居注》。慕容德超死后，他在冯氏政权任职，官至中书令，仍然撰写《南燕录》六卷。

译蜀地起初国号称成，后来改称汉。李势的散骑常侍常璩撰写《汉之书》十卷。后来此书收入晋朝秘阁，改名为《蜀李书》。常璩又撰写《华阳国志》，详细记载李氏政权的兴亡。前凉张骏十五年，命西曹边浏汇集国内外的史事，把它交给秀才索绥，撰成《凉国春秋》五十卷。又有张重华的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门修撰国史二十多年，著成《凉记》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自撰写了《凉书》。前秦的史官，起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撰述。苻坚曾取来阅读，看到其中记载苟太后宠幸李威的事情，发怒而把原稿烧毁。后来著作郎董朏追记旧有说法，十份中只保存了一份。宋武帝进入关中后，曾经访求秦国的史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向仇池询问，也没有得到任何收获。在此以前，秦朝秘书郎赵整修撰国史，正值秦朝灭亡，便隐居在商洛山中，仍不停地著书，有冯翊人、车频帮助他筹措经费。赵整死后，吉翰才启奏，请车频编成这部书。从元嘉九年开始，到元嘉二十八年才停笔，定为三卷。但年月次序错乱，首尾也不连贯。河东人裴景仁又校正其中错误怪僻之处，删定为《秦纪》十一篇。后秦有扶风人马僧虔、何东人卫隆景，都撰写《秦史》。姚氏政权灭亡后，书稿残缺很多。姚泓的堂弟和都在魏任佐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夏国有天水人赵思群、北地人张渊，在真兴、承光年间，都奉命撰写本国史书。统万城灭亡后，这些史书大多被焚烧。西凉和西秦的史书，有的是当时人所写，有的是其他国家记录的。段龟龙记载吕氏，宗钦记载沮渠氏，郭韶记载秃发氏，韩显宗记载冯氏。只有这四部的作者可以知道，其余的便不清楚是谁撰写的。魏氏黄门侍郎崔鸿于是考察、核对各家史书，辨明它们的异同，删去烦琐、补充缺漏，综合整理其纲要，把各国史书改称为“录”，把帝王本纪称为“传”，总称为《十六国春秋》。崔鸿从景明初年开始寻求各国散佚的史书，到正始元年，搜集汇聚，考核完备，但仍缺少蜀国的史事，因而没有完成此书。经过十五年的推求搜访，才从江东购得并获得相关材料，于是增加篇目，编定为十卷。崔鸿死后，永安年间，他的儿子抄写此书，上奏朝廷，请求收藏在秘阁。于是这部所谓的伪史得以公布，在当时广泛流行。以上论述《十六国春秋》。元魏的史书，道武帝时，开始命邓渊撰写国纪，只完成十卷，体例条目还没有形成。到了明元帝时，便废止，不再撰述。神▯二年，又下诏召集崔浩、崔浩的弟弟崔鉴、高谠、邓颍、晁继、范亨、黄辅等文士撰写国书，共三十卷。又特意命崔浩总领监督修史事务，务求依据实录。又让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共同参与著作，续成前代史书，记述国事，不隐讳所厌恶的事情，并把文字刻在石碑上、抄写流传，以便行路之人观看。崔浩因此获罪，三族被诛，一同被处死的有一百二十八人。从此便废除了史官。到了文成帝和平元年，才恢复这一职务，并任命高允掌管著作，修撰国记。高允年已九十岁，手和眼睛都衰弱了。当时有校书郎刘模，长于缀辑编排，于是命他执笔记录，由高允口述传授给他。这样持续了五六年。所完成的篇卷，刘模也出了很大力量。起初，国记从邓渊、崔浩以下，都相承采用编年体。到了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下诏让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开始分别采用本纪、列传两种体裁。宣武帝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不久崔光、王遵业加以补续，记载到孝明帝时期为止。温子昇又修撰《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写《辨宗室录》。魏朝史官私下撰写的史书，到这里就全部说完了。齐天保二年，敕令秘书监魏收广泛采集旧闻，编成一部史书；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目击>仲让、裴昂之、高孝幹等人帮助他编排次序。魏收所选用的史官，害怕彼此欺凌轻视，因此刁柔、辛元植等人的子弟都缺乏史才，只不过仿佛属于学习史学的一类人，凭借依附关系得以升进。于是大规模征集各家的谱牒、行状，斟酌取舍，编成《魏书》。上起道武帝，下至孝靖帝结束，本纪、列传和志共一百三十卷。魏收谄媚齐氏，对魏室多有不公。他既偏袒北朝，又过分诬蔑江左。性情嫉恨胜过自己的人，喜欢记念旧日的仇怨；凡是名门中有盛德而又与他结怨的人，没有不被他加上丑恶的言辞，抹去他们的善行。他迁怒到哪里，毁谤就连累到高祖、曾祖。书写成刚上奏时，诏令魏收在尚书省与各家史官共同讨论。前后列名申诉的人有一百多人。当时尚书令杨遵彦是当代显贵，权势压倒朝廷内外，魏收撰写他的家传十分美好，因此深受他的党羽援助。所有控诉史书的人都受到了重罚，有的死在狱中。众人的怨恨和诽谤声一直没有停止。孝昭帝时，敕令魏收进一步研审此书，然后向外公布。武成帝曾向群臣询问，群臣仍说书中不实，又命人加以修治改动，改易之处非常多。因此世人轻视这部书，称它为“秽史”。到了隋朝开皇年间，敕令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重新撰写《魏书》，纠正魏收书中的失误。魏澹把西魏看作正统，把东魏看作伪朝，因此将文帝、恭帝列入本纪，将孝靖帝称为列传。合计本纪、列传和史论体例，共九十二篇。隋炀帝认为魏澹的书仍然写得不好，又命左仆射杨素另行撰写，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人辅助他。适逢杨素去世，事情便停止了。如今世人所称的魏史，仍以魏收所撰的原本为主。以上论述《魏书》。高齐的史书方面，天统初年，太常少卿祖孝征记述献武帝的《起居注》，题名为《黄初传天录》。当时中书侍郎陆元规经常跟随文宣帝征讨，撰写《皇帝实录》，只记载出兵用师的事情，不记其他事项。武平以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人相继作注、记录。到北齐灭亡时，隋朝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年轻时都曾在邺中任职，熟悉许多旧事。王劭依据《起居注》加以叙述，又广泛采集异闻，编成编年体史书，题为《齐志》，当时有六卷。李德林在北齐时参与修撰国史，创作纪传体史书二十七卷。开皇初年，他奉诏继续撰写，又增补齐史三十八篇，上送官府，收藏在秘府。大唐贞观初年，敕令他的儿子中书舍人李百药沿用旧有记录，杂采其他史书，扩展编成五十卷。如今谈论齐史的，只说王劭、李德林这两家。以上论述《北齐书》。

译宇文周的史书方面，大统年间有秘书丞柳虬兼任著作，他直书其事、神色严正，有值得称道之处。到了隋朝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大略叙述纲要，但仍然都触犯忌讳。大唐贞观初年，敕令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同加以修订编纂，定为《周书》五十卷。以上论述《后周书》。隋朝的史书方面，开皇、仁寿年间，王劭撰成一部八十卷的书，按类别编排，确定篇目。至于编年体、纪传体，都还没有形成体例。隋炀帝时期，只有王胄等人所修的《大业起居注》。到了江都之祸时，这些书仍有很多散失。大唐贞观初年，敕令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同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的《周书》一同在当时流传。起初，太宗认为梁、陈以及齐、周、隋诸朝都还没有成书的史书，于是命学士分头修撰，事情已在上文说过。又让秘书监魏征总管这项工作，凡是撰写史论，魏征大多参与其中。贞观三年开始创修，到贞观十八年才完成，合称《五代纪传》，连同目录共二百五十二卷。书成后，交付史阁收藏。只有十志，截取编成三十卷，不久拟定继续上奏，但还没有写成。又下诏命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共同撰写。此前参与修史的人中，只有令狐德棻再次参加此事。太宗去世后，刊刻编定才完成。这些篇目虽然编入《隋书》，实际上另行流传，世俗称为《五代史志》。以上论述《隋书》。大唐接受天命建立政权时，在义宁、武德年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先撰写《创业起居注》三篇。从此以后，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继创立编年体，称为“实录”。直到三位皇帝在位时期，世代都有这样的史书。贞观初年，姚思兼廉撰写纪传体史书，大致完成三十卷。到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人，依据他的旧作，续写后来的事情，又编成五十卷。虽然可以说内容繁杂，但其中有时也有可观之处。龙朔年间，许敬宗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总领修史事务，在前作基础上增补，合编为一百卷。其中《高宗本纪》以及永徽年间名臣、四夷等人的列传，大多是他所编造的。他又开始起草十志，但没有完成一半便停止了。许敬宗所撰的纪传，有的曲意迎合当时的旨意，有的卑劣地粉饰个人私怨，凡是毁誉，多不符合实录。若拿他与魏伯起相比，也不过像张衡与蔡邕相比一样。后来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传》《许敬宗传》《李义府传》等，记载言论和事件，被人称许为直笔。可惜他寿命短，功业没有完成。到长寿年间，春官侍郎牛凤及又从武德写起，记到弘道，撰成《唐书》一百一十卷。牛凤及因为口哑耳聋而且没有才干，却动辄议论一代大典；他所撰写记录的内容，都索取各家私人的行状，而世人叙述事情很少能够超出这些材料。有的说法全是借物起兴，完全像诗歌；有的语言鄙陋质朴，实际上与文书案牍相同，却一概收入编次之中，完全没有删改。有些出自个人胸臆，表达自己的构思，一开口便显得可笑、鄙俗而怪诞；叙事则前后参差、次序颠倒。因此阅读它的篇目，哪里能说值得观赏；翻看它的章句，也不知道究竟想表达什么。不久，便把姚思廉、许敬宗等人的各种旧稿全部收取，想让自己的书独自流传。因此，唐朝旧事的记录几乎全部残缺了。长安年间，我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重新撰写《唐书》，编定为八十卷。神龙元年，我又与徐坚、吴兢等人重修《则天实录》，编成二十卷。旧史已经损坏，混乱得像纠结的绳子，错综复杂、整理艰难，经过一个月才完成。虽然文字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史事也留下许多遗憾，但希望将来删削修改时，还能有所依据。大体说来，自古史臣撰写史书，其梗概就是这样。连缀文辞、排比史事，以月份系属于年份，这是史家的根本；作为活人的耳目，大致也都在这里了。其余偏记、小说之类，来不及一一具述评论。以上论述《唐书》。外篇 疑古第三

译古代的史官，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记载言论，另一类记载事情。而古人所学习的内容，以言论为首要。至于《虞书》《夏典》、商朝和周朝的诰命，仲虺、周任的言论，史佚、臧文的学说，凡是游说谈论、出使应对、进献策略、上书进言之类，没有不被引用为开端，并奉为确切的准则的。至于记事，却不是这样。比如少昊以鸟名来设置官职，陶唐氏任用驾驭龙的人授予官职；夏氏中途衰败时，它的篡夺者有后羿、寒浞；齐国开始建立时，它的君主有蒲姑、伯陵。这些都是开创国家、承继家业的事情，关于它们的事迹各有不同的传闻。然而后世学者很少传述这些说法，只有博学多闻的君子，有时略知其中一方面。这说明记事的史书没有流行，而记言的书受到重视，是完全可以看出的。到了左丘明撰写《左传》时，虽然从义理上解释《春秋》经文，但其中也杂有其他事情，于是使两汉儒者嫉恨它如同仇敌。所以《左传》《公羊传》二传大为流行，在世上专享声名。又如孔门弟子的著述记录，《论语》专门记述言辞，《孔氏家语》兼且陈述事迹；但自古以来学徒相互传授，只称说《论语》而已。由此看来，这也是古人轻视事情、重视言论的明显证据。然而从上古的唐尧一直到秦穆公，《尚书》所记录的只有一百篇；而《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又以言论为主。至于政权的兴废和所做的事情，一万件中也记不下一件。说到它的缺略，哪里说得尽呢！所以后人有这样的说法：唐尧、虞舜以来帝王的事情，是不容易弄清楚的。考察《论语》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不促成别人的恶行。”又说：“已经做成的事情不再谈论，已经完成的事情不再劝谏，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又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却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圣人建立教化，所说的就是这样。用于史籍，其道理也是如此。因此，对于美好的事情，就依据它的美好来赞美它；即使其中有恶，也不再加以诋毁。对于恶的事情，就依据它的恶来贬斥它；即使其中有美，也不再加以赞誉。所以孟子说：“尧、舜的美德多得无法尽数，桀、纣的罪恶多得无法尽数。”魏文帝说：“舜、禹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汉景帝说：“谈论学习的人，如果不谈商汤、周武王受命建立王朝，就算不得聪明。”这些都是前代贤人精深的鉴察，已经有了先见之明。但受礼法拘束，受师说限制，即使口头上不能明说，心里知道这种做法不对的人，大概也有很多。又考察鲁国史书中有《春秋》这件事，对外为贤者隐讳，对内为本国隐讳，无论事情大小，动辄都加以隐讳。这本来就是周公的格言。然而何止《春秋》如此，六部经书也都这样。所以看孔子删定《尚书》，夏桀把天下让给商汤、周武王斩杀商纣王，这些事情都十分明显，却被删削而不予保存。看孔子制定礼制，鲁隐公、鲁闵公不是正常死亡，恶、视没有善终，他却奋笔直书，公开宣称“鲁国没有篡位弑君的事情”。看孔子删定《诗经》，各国《国风》都有怨刺之作，唯独鲁国没有这样的篇章。看孔子的《论语》，鲁国国君娶吴国女子为夫人，属于同姓通婚，司败提出质问，孔子却回答说“知道礼”。这些都足以验证，世人大多是在装饰智慧、夸耀愚昧，任凭自己的爱憎来取舍。再加上古文记载事情，文字简略，推究起来难以详尽，缺漏之处也无法补充。于是使后来的学者无法探究事情的源头，茫然无所察觉，就像聋子和盲人一样。现在特意揭示这些可疑的事情，把它们写在这一篇中，共有十条，列在下面。《虞书》赞美放勋，说“能够彰明盛大的德行”。陆贾《新语》又说：“尧、舜时代的人，家家都可以封爵。”这大概是依据《尧典》的成文，进一步广泛编造奇异说法。考察《春秋传》说：高阳氏、高辛氏各有八个才子，称为“八元”“八凯”。这是十六个族。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没有使他们的名声坠落，一直到尧时，尧还不能全部任用。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一个不肖子，称为“浑沌”“穷奇”“梼杌”。这是三个族。世代承袭他们的凶恶，增加他们的恶名，一直到尧时，尧还不能把他们除去。缙云氏也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天下人称他为“饕餮”，把他同三族相比，合称“四凶”。可是尧也不能除掉他们。这说明在尧的时代，小人与君子并肩同列，善恶不分，贤愚混杂。而且《论语》说：“舜举用咎繇，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既然如此，在咎繇还没有被举用之前，不仁的人必然很多，这更加证明尧时有众多小人居于官位。这样又怎么能说当时“能明察俊德”、“家家都可受封”呢？这是第一个疑点。《尧典?序》又说：“将要把帝位让给虞舜。”孔氏《注》说：“尧知道儿子丹朱不成材，所以有禅让帝位的打算。”考察《汲冢琐语》却说：“舜把尧放逐到平阳。”而书中又说那里有一座城，以“囚尧”为名。见识的人根据这些不同的说法，对禅让之事颇感怀疑。然而，考察这两部书，已经足以作为证据了，但仍有未曾看到的材料。为什么呢？据《山海经》说，放勋的儿子是帝丹朱，而把君主列在帝号之中，难道不是舜虽然废黜尧，却仍然立尧的儿子为帝，不久又夺取了他的帝位吗？考察近古以来，有奸雄奋发起兵，自称是为了勤王，有的废掉父亲而立他的儿子，有的罢黜兄长而拥立他的弟弟，开始时假意表示推戴，最终却形成篡夺。历代考察起来，这种事往往都有。一定要以古代来比今天，千百年来的情形本来是一致的。这样看来，尧把帝位传给舜的事情很难弄清楚，说这是让国，不过是空话罢了。这是第二个疑点。《虞书?舜典》又说：“在位五十年，巡视四方时去世。”《注》说：“死在苍梧的郊野，因此葬在那里。”所谓苍梧，在楚地称为汨罗川，在汉代称为零、桂二郡。这一地区总称百越，山脉连接五岭。当地民风轻薄浮艳，地气湿热而多瘴气。即使是拥有百金的富家子弟，尚且害怕经过那条道路；何况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怎么能忍受巡行那个国家呢？况且舜必定因为精力已经耗尽，形体和精神都疲惫不堪，舍弃这个帝位，就像卸下沉重的负担一样。怎么会在临死之年，再到达那片不生长庄稼的土地？又兼之两纪的时间都不能返回，长期怨恨、空虚孤独而与亲人离散，远在万里之外无所依靠，孤魂很快消亡；一个让出帝位而高尚远行的人，难道会是这样吗？纵观自古以来被废黜、放逐的君主，如夏桀被放逐到南巢，赵迁迁往房陵，周王被流放到彘，楚帝迁往郴地，说起他们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这样看来，所谓“巡视四方而死”，恐怕是文命的意图吧？这是第三个疑点。

译《汲冢书》说：“舜放逐尧于平阳，益被启杀死。”又说：“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这几件事，言辞都不同于正规的经典。这部书近来才出世，世人多不相信它。考察舜放逐尧一事，不必另作解释，足以验证其中的情况；这一点我已经在本篇前面详细说过了。至于益和伊尹被杀，正统史书中也有记载，却仍然没有证据。推而论之，启杀益的事也可以重新考察。为什么呢？舜废黜尧而立丹朱，禹罢黜舜而立商均，益亲自掌握权力，势力和舜、禹相同，却想沿袭前例，坐享上天赐予的禄位。他的事情没有成功，实在是自己招来的祸患。考察近古以来的篡夺事件，桓氏独自没有保全，马氏最终仍然恢复正统。启杀益，难道也像晋国杀害玄那样吗？如果舜、禹相继取代帝位，事业都获得成功，只有益重蹈覆辙，在夏后氏手下伏罪，也如同桓氏效法曹、马，却独自招致元兴之祸一样吗？这是第四个疑点。《汤誓序》说：“汤讨伐桀，在鸣条交战。”又说：“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只是留下了惭愧的德行。” 可是《周书·殷祝》篇却说“桀把商王之位让给汤”等等。这就与《尚书》的说法不同了。按照《周书》的说法，难道不是汤打败桀以后，凭借武力控制夏人，使桀把帝王之位推让给自己吗？大概是想比附尧、舜的事迹，承袭他们的高尚名声吧？又考察《墨子》说：汤把天下让给务光，却派人去劝说务光道：“汤想把恶名加在你身上。” 务光于是投进清冷的泉水中死去。汤便登上帝位，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看来，汤故意装作让位，虚伪的痕迹很多。考察墨家的说法，恰好与《周书》相符合。《书》的写作本来出自《尚书》，孔父删削浮夸的言辞，裁定编成雅正的诰文，去掉其中鄙俗的事情，只说“留下惭愧的德行”，难道不是想抹去汤的过错，增加桀的罪恶吗？这是第五个疑点。《五经》立论，千百年后仍然受到尊崇；可是考察它前后的说法，道理却很不一致。为什么呢？说到周朝的强盛时，就说周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商纣只是一个独夫；说到殷朝的败亡时，却又说纣拥有亿万臣民，他灭亡时血流得可以漂起舂米的木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这样看来，是非没有一定的标准，所拥护和反对的对象也不相同。又考察武王作《泰誓》，列举纣的罪过，也像近代吕相为晋国写绝交书斥责秦国、陈琳为袁绍写檄文讨伐魏国一样，想给对方加上罪名，难道还会没有言辞吗？后来诸子承袭这些虚假的说法，争相罗列纣的罪过，甚至超过《五经》。所以子贡说：“桀、纣的罪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君子厌恶处在卑下的境地。”班固也说：“怎么会有让妇人临朝执政的事呢！”刘向又说：“世上有人弑父害君，桀、纣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天下所憎恶的人，却一定把桀、纣列在最前面。”这样看来，自古以来所说的辛、癸的罪恶，难道不是过分诬蔑吗？这是第六个疑点。《微子之命》篇的《序》说：“杀死武庚。”考察可知，禄父就是商纣的儿子。当时社稷倾覆，家国灭亡，父亲的首级被悬挂示众，母亲的身体被肢解；长久地说起这种怨恨和耻辱，活着的人没有第二种选择。假使他封为诸侯，侍奉周朝，保全身体、保护妻子儿女，那么仰望天地，他凭什么活下去？作为有牙齿、有头发的人，又凭什么有脸面呢？后来他与管、蔡二叔合谋，响应三监以守节，虽然君父的怨恨没有消除，但臣子的忠诚可以看见；按照名教来考察，生死都没有可惭愧的。评论者如果只因为他的功业没有成功，便把他视为顽劣之人，那么一定要这样说的话，像夏少康那样的君主、像伍子胥那样的臣子，假如当初未能消灭仇敌、洗雪怨恨，反而众事失败、自己灭亡，也应当被列入丑类，名字编入叛逆党徒之中吗？这是第七个疑点。《论语》说：“伟大啊，周的德行！周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然臣服侍奉殷。”考察《尚书·序》却说：“西伯攻克黎国，殷朝才开始怨恨周。”姬氏的爵位本来只是诸侯，却擅自进行征伐，和王室结怨，完全没有惭愧畏惧之心。这就像《春秋》中荆蛮灭掉各个姬姓国家，也像《论语》中季氏讨伐颛臾。又考察某书说：有朱雀之类的说法，又说文王接受天命而称王。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只能有一个人作王；殷朝还存在，却突然建立王号，这就像《春秋》中楚、吴、越僭越称王而凌驾天子。那么攻克黎国、灭掉崇国，自己与王者相同，所谓臣服侍奉殷的道理，就不是这样了。这也像近来魏国的司马文王害死权臣、废黜少帝，坐受九锡，出行使用六匹马驾的车；等到他死后，荀勖还称他为人臣直到最后。姬氏侍奉殷，必定应当和马氏的臣属侍奉魏相提并论；如果一定要说周的德行伟大，不也是徒然编造这种说法吗？这是第八个疑点。《论语》说：“太伯可以说是最高尚的德行了。他三次把天下让出去，百姓无法用言语称道他。”考察《吕氏春秋》所记的说法，大意是：太王钟爱他的孙子，打算立孙子的父亲为继承人。太伯年长，是嫡长子，实际上妨碍了贤者继位。假如他厚着脸皮勉强旁观，心中的疑虑又不能消除，那么大则会像卫伋被杀，小则会像楚建被放逐；即使他不想让位，君主和父亲难道会立他吗？而太王去世时，太伯前来奔丧，季历承受父亲的遗命，把继承权推让给兄长。太伯因为身体已经残损，便有了可以获免的理由。推究他毁伤自己的身体、跟随披发之人的做法，本来是为了在外表上断绝嫌疑，在内心中消除猜忌，就像雄鸡自己截断尾巴，从而免于被作为祭祀用的牲畜。又考察《春秋》，晋国士蒍看到申生将要被废黜，说：“做吴太伯那样的人，尚且还能留下美名。”这样看来，太伯和申生，事情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由于出仕和退处的做法不同，所以成败也不同。如果孔子评论太伯，是赞美他因病而成就美名、转祸为福，那就对了。像这样说“可以称为最高尚的德行”，难道不是错误地赞誉他吗？这是第九个疑点。《尚书·金縢》篇说：“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孺子不利。”《左传》说：“周公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难道是不爱他们吗？是为了王室的缘故。”考察《尚书·君奭》篇的《序》说：“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分居左右。召公不高兴。”这样看来，周公行了不合臣子身份的礼仪，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行迹处在容易引起怀疑的境地，因此招来诽谤。即使召公具有接近圣人的德行、负有明辨诚信的才能，亲眼看见这些事情，仍然心怀愤懑。何况那两位叔父才能不过中等，封地又处在偏远的小国，偶然听到不同的议论，怎么能不产生猜疑？推究他们举戈反抗、反过来攻击周公，事情是由误解我而起；但周公却自认为他们不真诚，立即对他们施加公开的诛戮。这与汉代赦免淮南王、明帝宽宥阜陵王相比，差别是多么远啊！这样看来，周公对于兄弟亲亲之义太薄了。而《尚书》所记述的，却把这件事当作美谈，为什么呢？这是第十个疑点。

译大概从《春秋》以前、《尚书》所记的时代起，它的作者叙述事情就是这样。现在选取其中正统经典的雅正言辞，其中道理有难以理解的地方；诸子的不同说法，有些道理或许可以凭据。把它们互相参照会合，以便考察核实。如果与此不同的说法，就不再讨论了。远古的书和近古的史，不只是详略不同，本来连所拥护和所反对的方面也完全不同。为什么呢？近古的史书，叙事只求详尽完备，很少加以甄别取舍，所以学者看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就会发现善恶相杂；考察一个君主的才能，也会发现贤愚几乎各占一半。至于远古，就不是这样。它所记录的，只是大略举出纲要，务求保存褒扬和避讳；考察事情的始末，许多内容都被隐没了。试着这样说，假如汉、魏、晋、宋的君主生在上古，尧、舜、禹、汤这样的君主出现在中古，让史官互换时代来写，各自叙述当时的事情，比较他们的得失，那结果本来就无法估量。至于轮扁说只得到古书的糟粕，孔氏记述有疑问的传闻，孟子说“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武成》篇的内容，我只取其中两三片简牍。由此推论，远古的书，其中的虚妄实在太多了。哪里只是像王沈史书的不真实、沈约史书的多诈那样而已呢？外篇　惑经第四 从前孔宣父凭借大圣人的德行，顺应天命而出生；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因此三千弟子、七十位门人仰望学习都来不及，向他请教也从不厌倦。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弟子之间的切磋问答，也常常彼此听到对方的得失。为什么呢？看到仲由不高兴，孔子就指天发誓来表明自己；回答言偃关于弦歌的疑问，就说那只是玩笑话来解除他的疑难。这说明圣人施行教化，道理宽广宏大，有时借助誓言表达内心，有时承认错误来承受责难。难道会像那些庸俗的儒生和末流学者一样，文饰过错、掩盖是非，使提问的人闭口不言，心中的疑惑无法舒展吗？唉！古今时代不同，师徒传授的道路也隔绝了；遗憾的是不能亲自承受洒扫之役，陪伴五尺高的童子；亲身奉行圣人的教诲，和四科的朋友相处。如今只能靠研读虫蛀的简册，穿凿附会于残存的文字，精华早已消失，只剩糟粕相伴。因此遇到道理未能通达之处，也没有办法当面质疑。于是我手握书卷徘徊不定，挥笔写作而心中郁结。倘若孔子所居的梁木已经毁坏，而他的魂灵仍然有知，我也斗胆仿效接舆的歌唱，动辄追随林放的发问。不过，孔氏所立的言论和所做的事情，以及删定《诗》、赞述《易》，其中的意义十分广泛，难以全部论述。现在只选取他史书中的文字，在后面加以评论。为什么呢？赵孟没有正当理由就讨伐别国，因此被贬低称作“人”；杞伯以夷狄的礼仪来朝见，爵位降为子爵；虞国在晋国之上，因为憎恶贪受贿赂而把它先写；楚国后来才和晋国结盟，因为讥刺它不守信用而把它后列。这说明人伦的是非善恶，都掌握在我的笔端；只要依照正道书写，又有什么可谦让的呢？为什么齐、郑、楚三国发生弑君事件，各自用疾病作为死讯来报告，于是都只记载君主去世呢？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凡是有知觉的人都知道应当感到羞耻和畏惧。假如用欺骗就可以免罪，那么谁不愿意这样做呢？况且有人身为正卿，却反而不讨伐逆贼；有人地位是嫡长子，却没有亲自尝试父亲的药。于是他们都被加上恶名，流传到后世。如果把那三件逆乱之事同这两件弑杀相比，亲自作出枭獍般行径的人反而漏网而且留下美名，行为仅仅涉及瓜田李下之嫌的人却被清楚记录、显著流传。嫉恶如仇的态度，难道会是这样吗？这是第一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又考察齐国荼在野幕被杀一事，事情起因在于阳生；楚灵王在乾谿被缢死，祸患由观从造成。然而《春秋》舍弃最初的谋划者，放过亲自弑君的人，这同鲁国酒薄却使邯郸被围、城门失火却殃及池鱼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这样，那么邾国的守门人私下怨恨射姑，认为他的君主性情急躁而又爱洁，于是可以用欺骗来激怒他；他便把一瓶水倒在庭院中，使炉子废坏而最终被杀。这也是大罪，为什么不记作弑君呢？这是第二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明镜照见万物，漂亮和丑陋必定都会显露，不会因为毛嫱的脸上或许有瑕疵，就停止照鉴；空旷之中传递声音，清亮和浑浊都一定听得见，不会因为绵驹的歌声偶尔唱错曲调，就停止回应。史官执笔记录事情，应当和这相同。如果喜

译爱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丑处，憎恶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善处，善恶都如实记录，这才是实录。看孔子修订《春秋》，常常替贤者避讳：狄人实际上灭了卫国，却因为卫桓公的耻辱而不记；河阳召见周天子，却为了成全文公的美名而称作巡狩。这说明他的感情兼顾了亲疏向背，心中存有彼此之分。假如记事的法则竟然如此，岂不是会使做君主的人不再害怕法典，即使玷污白圭，也不以面对良史为惭愧吗？这是第三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鲁哀公八年和十三年，鲁君两次同吴国结盟，却都没有记载。鲁桓公二年，鲁君同戎结盟却记载了。戎国实际上如豺狼一般，并非我族之人。不是应当避讳的事情却仍然避讳，应当感到羞耻的事情却不感到羞耻；寻求折中的标准，也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恰当之处。这是第四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各国的臣子，不是卿大夫就不予记载；但只要以某地为名义前来投奔，即使地位低贱也会记录。这难道不是因为国家大事，不能用通常的规则加以限制吗？例如阳虎盗窃进入讙地，占据阳关向外叛乱，《左传》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春秋经》却独自不予记载，为什么呢？况且弓玉死亡，尚且能够得到明确记载；城邑失守，反而不在书中出现。忽略大的事情而保存小的事情，道理上违背了惩恶劝善。这是第五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考察诸侯的世袭嫡子，继承事业而处于丧期，既然还没有正式成为君主，就不必避讳他的名。这是《春秋》的体例。为什么般、野死去时，都直接用名字记载，而恶、视死时，却只说“子去世”呢？这是第六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凡是在人伦关系中没有得到正常死亡的人，诸侯国君以上称为“弑”；卿大夫以上则一概称为“杀”。这是《春秋》的体例。考察鲁桓公二年的记载说：“宋督弑杀他的君主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鲁僖公十年又说：“晋国里克弑杀他的君主卓以及大夫荀息。”臣子本应称为“杀”，却使用“及”字，把他同弑君者列在同一罪名中。假如“弑”和“杀”不加区别，那么君臣也就没有分别了。这是第七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臣子记载事情时，君主和父亲属于自己一方，即使事情违背正直之道，只要在名教上说得通，也会替他们隐讳。像鲁国的隐公、桓公被杀，昭公、哀公被放逐，姜氏淫乱私奔，子般惨遭夭折，这些都是国家极大的丑事，隐讳它们还可以理解。至于鲁君送晋国国君下葬、鲁君同吴国结盟、被齐国扣留、被邾国打败，结盟却没有到场，会见又迟到，这些事情也都隐讳而不记载，难道不是琐碎得太过分了吗？况且考察《汲冢竹书》《晋春秋》和《纪年》所记载的事情，例如重耳出逃、惠公被俘，记写本国的事情都没有隐瞒。只有《鲁春秋》记载本国之事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国家的事情无论大小，只要稍微涉及可疑之处，动辄就称作耻辱而加以隐讳，严重地欺骗后世，为什么偏偏只有它这样多呢？这是第八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考察鲁昭公十二年，记载齐国把北燕伯接纳到阳地。“阳地的伯”是谁呢？就是公子阳生。孔子说：“我现在才知道了。”身边的人说：“您如果知道，为什么不改正呢？”孔子说：“如果像你这样不知道，又能怎么办呢？”既然如此，孔子修订《春秋》，岂不是完全遵循那些乖僻的说法，沿袭其中的错误，把凡是编次的内容都不加删改吗？为什么其中有时一褒一贬，时而放宽、时而收紧；有的沿袭旧例，有的加以改革，却始终没有固定的体例？这是第九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而且记载事情的方法，道理应当清楚。假如读者要考察一个国家的衰败和兴盛，那么前后的记载应当能够相互照应；要考察一个人的出仕和离去，那么事情的始末应当可以寻查。例如鲁定公六年记载：“郑国灭掉许国，把许男斯带回去。”而鲁哀公元年却记载：“许男跟随楚国包围蔡国。” 许国既然已经灭亡，国君被擒、宗族也已灭亡，怎么还能重新列入诸侯，发兵包围别国呢？其中经过的事情，必定应当有个说法。《春秋经》既不记载，《左传》又缺少记录，缺漏简略到这种程度，寻查推究也难以知道真相。这是第十个没有弄明白的地方。考察晋国，从鲁闵公以前起，还没有同中原诸国交往。到鲁僖公二年灭掉下阳以后，才逐渐在《

译春秋》中出现。大概从开始命令使者能够自行通达鲁国时起，《琐语》《晋春秋》记载鲁国闵公时期的事情，记述得十分详细。这就是听到事情便记录，并不凭借各国相互告知。大概当时各国的国史，都仿照这种做法。至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却不是这样。

译凡是记载外国的事情，都取自对方来告知的材料。只要有所告知，即使是小事也一定记录；如果没有告知，即使是大事也予以缺略。所以宋国飞过六只鹢鸟，这是小事，因为有告知便记录了；晋国灭掉三个诸侯国，这是大事，因为没有告知便缺载了。这样就使大事小事不相称，详略失去适当尺度，比起各国的史记来，为什么唯独它显得疏漏简略呢？考察这种体例的形成，大概是因循《周礼》的旧法和鲁国史策已经形成的文辞。孔子既然编撰了作为后世君王准则的不可更改之书，怎么可以仍然保留其中的过失，使它不合规矩呢？这是第十一项未能理解之处。大概君子以博闻多识为能事，优秀的史官以如实记录、直书其事为可贵。然而《春秋》记载其他国家的事情，必定凭借来告知者的话；而来告知者所说的，往往不是事实。有的兵败了，却不把失败告知；国君被弑，却不称说被弑；有的本应直书其名却不写名，有的本应称氏却不称氏；有的春季去世，却到夏季才来告知；有的秋季下葬，却到冬季才来告知。全都承袭对方的说法来记录，于是使真伪无法区分，是非彼此混乱。这是第十二项未能理解之处。凡是未能理解的地方，类似的尤其多。静下心来思考，也无法究明其中的原因。难道是因为“夫子的墙有数仞高，不能找到它的门” 这种说法吗？还是因为“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种说法吗？至于应当取舍褒贬的地方，我实在不够敏捷，不敢妄加评说。此外，世人认为夫子本来就是上天所纵任的人，近于圣人而且多才多能，于是便说他所著的《春秋》善意无所不备。然而能够审察事实的人少，随声附和的人多，彼此雷同，没有人指出真实情况，概括起来加以评论，它虚夸的美誉有五项。考察古代各国都有史官，详细排列当时的事情；看汲冢所记载的内容，都与鲁国史书相符合。至于周王室东迁，它的记载还比较完备；隐公、桓公以前的事情，就很难得到详细记载了。这种详略，都与《春秋》没有区别。又如“俘获国君称为止”，“诛杀臣子称为刺”，“杀死大夫称为杀”，“拘执我国使者”，“郑国抛弃自己的军队”，“陨石落在宋国五颗”等等这样的句子，多是古代史书的全文。由此可知，孔子所修订的，不过是依据已经形成的史实，加以文辞修饰，沿袭旧文而已，有什么功劳呢？再加上史策有缺文，年月时序有错乱，也都保存下来而不加订正，根本没有费心处理；这又是无法一一说尽的。可是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该下笔的就下笔，该删削的就删削，子夏一类的弟子，连一句赞助的话也不能增添”。这就是第一项虚夸的美誉。又考察：宋襄公拘执滕子，却诬称他是因犯罪获罪；楚灵王弑杀郏敖，却把这件事告知为因疾病死亡。《春秋》都承袭来告者的话予以记载，竟没有任何改动。这样一来，无辜的人反而被加上罪名，有罪的人却得以隐瞒自己的罪过；如果从劝善惩恶的作用来寻求它的意义，这意义究竟在哪里？左丘明论述《春秋》的意义说：“有的人求取名声却不能得到，有的人想掩盖事情反而使名声显露；善人因此受到劝勉，放纵作恶的人因此感到恐惧。”这就是第二项虚夸的美誉。又考察，《春秋》所记载的事情，本来以褒贬为主。所以《国语》记载晋国司马侯回答晋悼公说：“根据他的善行来褒扬，根据他的恶行来警戒，这可以说是德义了。”晋悼公问：“谁能够做到呢？”司马侯回答：“羊舌肸熟悉《春秋》。”至于董狐据法直书而不隐瞒，南史氏手持简册接连前来记录，以及甯殖驱逐国君，而最终仍把他的名字写在史策上。因此可知当时的史官各自都怀有直笔记事的操守；这样看来，触犯禁忌就一定会死，史书的书法也没有可以宽免的。自从孔子修订《春秋》以后，其他国家篡夺并杀害国君的有三起，本国弑杀、驱逐国君的有七起，却无不缺略而不记录，使他们得以逃脱恶名。孟子却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这岂不是子虚乌有的说法吗？这就是第三项虚夸的美誉。又考察，《春秋》的文辞虽然有固定体例，有时事情相同而记法不同，道理各异而写法却整齐划一。所以太史公说：“孔氏撰写《春秋》，隐公、桓公之间的事情就写得彰明，到了定公、哀公时期却写得隐微，因为要切合当世的文辞禁忌，并使用褒扬和避讳的言辞。”这就是行为危险时谨慎行事、说话谦逊，吐弃刚强而吞忍柔弱，推辞退避以求保全自己，模棱两可以避免祸患。孟子说：“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这就是第四项虚夸的美誉。又考察，赵穿杀死国君，却说成是宣子弑君；江乙丢失布匹，却说成是令尹盗取了布匹。这说明在《春秋》时代，有见识的人没有不委婉措辞、隐晦其说的。这大概是当时的惯常做法，是社会习俗中通常实行的事情。而班固说：“仲尼去世之后，微妙含蓄的言论就断绝了。”看这种微言的形成，难道只是宣父一人所为吗？这就是第五项虚夸的美誉。考察这许多美誉，追究它们的根源，实在是因为通达之士相互承袭，儒家教法相互传授；他们既然想把这件事神圣化，所以谈论时就超过了事实。古语说：“众人都称赞的事情，一定要加以审察。”孟子说：“尧、舜承受不尽众人对他们的美誉，桀、纣承受不尽众人对他们的罪恶指责。” 考察世上那些谈论《春秋》的人，难道不是看见众多的美善却不加审察，和把尧、舜说得美誉过多的人一样吗？从前王充发表议论，写有《问孔》一篇。虽然《论语》中许多言论都被他指出问题，但对于《春秋》的各种义理，却从未加以阐明。因此我把他过去的疑问加以扩充，增加新的认识，希望后来的学者幸而对此详加考察。外篇　申左第五

译古代谈论《春秋》和三《传》的人很多，战国时代却很少听到有关的事情。当汉代前期专门采用《公羊传》；宣帝以后，《穀梁传》又被立为学官所传的学术。到成帝时期，刘歆才重新推重《左氏传》，但最终没有列入学官。大体上，自古以来重视两《传》而轻视《左氏传》的，本来就不止一家；赞美《左氏传》而讥刺两《传》的，也不止一派。他们彼此攻击，各自利用朋党，喧闹争竞，使是非无法分辨。然而，儒者治学如果以专精为主，至于研治章句、通晓训释，这样就可以了。至于讨论大体、概括宏纲，却很少有能够兼顾统摄的说法，也没有抓住事理的关键。因此使古今的疑难滞碍都无法得到疏通。如果一定要概括地评论，谈论《春秋》三《传》的人本来应当把《左氏传》放在首位。但自古以来学习《左氏传》的人，谈论它时又往往不得其真实意义，例如贾逵撰写《左氏长义》，称在秦国的人是刘氏，说这是汉室所应当首先推重的。然而这只是取悦当时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可采纳之处。又考察桓谭《新论》说：“《左氏传》对于《春秋经》，就像衣服的表里一样。” 而《东观汉记》记载陈元上奏说：“光武帝兴起后，建立《左氏传》的学术，但桓谭、卫宏一起诋毁它，所以中途便废止了。”班固《艺文志》说：左丘明与孔子一起考察鲁国史记而作《春秋》，其中有所贬损的内容，事情在《左氏传》中显现出来；他害怕遭受当时的祸难，所以把自己的著作隐藏起来。末世口头传说流行，于是有了《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等传。至于《固集》中又有诘难《左氏传》的九条，以及“三评”等类别。用一家之言、一个人的说法来彼此参验，却前后参差背离、互不相同，这也没有什么值得观览的。解释疑难应当以道理为根本；如果道理本身有所缺失，想使有见识的人心悦诚服，不也是很难吗？现在姑且把其中令人疑惑的地方编次出来，列在后面。大概《左氏传》的义理有三项长处，而两《传》的义理有五项短处。考察《春秋》昭公二年：韩宣子来鲁聘问，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史书，看到了《鲁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王室能够称王的原因。”然而《春秋》的撰作，开始于姬旦，完成于仲尼。左丘明《传》中所有删削和说明体例的内容，都取自周代典章，传述孔子的教诲，所以能够成就不可更改的著作，为后世建立法则。这是它的第一项长处。又考察哀公三年，鲁国司铎失火，南宫敬叔命周人把御书搬出，子服、景伯命宰人把礼书搬出；当时鲁国的文献最为完备。左丘明既亲自担任太史，广泛总览各种书籍，至于《梼杌》《纪年》一类，以及《郑书》《晋志》之类的典籍，没有不全部见到的。他的《传》广泛包罗其他国家的史事，每件事情都记载得很详细。这是它的第二项长处。《论语》中孔子说：“左丘明以这种事情为可耻，我也以这种事情为可耻。”以具有与圣人相同才智的人，接受传授《经》的托付；又有七十位通达的弟子、三千名弟子，从四方远道而来，同处于一个国家，于是向上向孔子询问，向下访问他的弟子，凡是所搜集的材料，确实使见闻十分广博。这是它的第三项长处。至于穀梁、公羊，出生在别的国家，成长于后世；说到地域，便与鲁国本地产生的人不同；谈到时代，又与宣尼没有直接联系。怎么能拿传闻得来的说法，和亲眼见到的人争先后呢？譬如近代，汉代的太史、晋代的著作，撰成国家典籍，当时称为正史。后来《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等书竞相制造异说，强行记载其他事情。把从街巷传闻中得来的说法，拿来与班固、司马迁抗衡；访问古老之人所得的传闻，拿来与干宝、孙盛并列。这样就很困难了。那两《传》用来比拟《左氏传》，不也和这种情况一样吗？这是它们的第一项短处。《左氏传》记述臧哀伯劝谏桓公接受鼎，周内史赞美他的正直言论；王子朝向诸侯告知事情，闵马父赞赏他的善于辩说。像这样的例子，数量实在很多。这些大概都是当时的发言，已经写在文字中；树立名声而流传不朽，并传播到其他国家。左丘明沿用原来的话，只是加以编排次序。也如同近代《史记》记载乐毅、李斯的文章言语，《汉书》记录晁错、贾生的文章一样。考察其中的实际情况，难道是司马迁删改稿本、班固加以褒贬所构造出来的吗？看两《传》所记载的内容，却不是这样。它们记录别人的话，语言竟然彼此龃龉，文章也都琐碎。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左氏传》得到的是史官的简册，两《传》流传的是世俗的口头说法，所以使得详略长短各不相同，内容丰简也不一样。這是它们的第二项短处。考察《左氏传》记载各位大夫的辞令、使者的应答，文章典雅优美，语言广博深奥；叙述远古之事，曲折详尽而如同事迹仍然存在；考证近代之事，则前后循环，可以互相验证。若衡量它所起的作用大小、意旨的深浅，实在不像是经过筹划草创、在一时之间写成的，必定经过琢磨润色，独自形成一家的文笔。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各国史书已经有了成文，左丘明只是加以编排次序，配合《春秋经》而称作《传》罢了。至于两《传》，记言载事时丧失了其中的精华，追寻源流、探究根本时，只凭自己的胸臆。他们自行创作，没有可以依据的准绳，所以义理十分迂曲怪僻，言语多粗俗鄙陋，和《左氏传》相比，不能同日而语。这是它们的第三项短处。考察两《传》虽然以解释《春秋经》为主，但其中的缺漏无法全部列举。例如《春秋经》说“楚子麇卒”，《左传》却说是公子围杀死了他。到了公羊、穀梁撰写《传》时，只是反复述说《经》文，没有任何阐发，只是模棱两可罢了。这是它们的第四项短处。《汉书》记载成方遂假称自己是戾太子，来到宫阙之下。隽不疑说：从前卫国的蒯聩得罪了先君，想进入国都，太子辄拒绝他，不让他进来，《春秋》认为太子辄这样做是对的。于是命令把成方遂逮捕，交给有关官吏。霍光也因此开始重视儒学。考察隽不疑所引用的内容，正是《公羊传》的正文。如《论语》记载冉有说：“孔子会支持卫国国君吗？”子贡说：“孔子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父子争夺国家，像枭獍一样结党作乱，礼法不能容忍，名教也共同憎恶。”可是《公羊传》解释这件事时，反而把卫辄说成贤人；这是违背父子之间的教义，丧失圣人的旨意，奖进恶徒，使后来的学者疑惑并受到误导。这是它们的第五项短处。如果用那三项长处来衡量这五项短处，胜负的道理就可以明确知道了。

译如果一定要执着于两《传》的文辞，只把依附《春秋经》作为主要标准，那么对内就替本国隐瞒恶行，对外就承袭对方的告知来记录；探求事情的本来面目，大半都失实，这些我已经在《惑经》篇中详细说明了。考察这种体例的形成，大概是周礼的旧例、鲁国遗留下来的文献，孔子据此加以修订，也只是保存旧有制度罢了。至于如实记录，则交给左丘明去完成，使善恶全部彰明，真伪都显露出来。假使孔子的《经》独自流传，而《左传》没有出现，那么当时的行事，怎么能够详细知道呢？古语说：仲尼修订《春秋》，逆臣贼子都感到恐惧。又说：《春秋》的义理是，想掩盖的反而显露，求取名声的反而灭亡，善人受到劝勉，放纵作恶的人感到恐惧。考察《春秋》所记载的内容，确实兼有这些意义，而《左传》所记录的内容，也无愧于这些话。这样看来，《传》和《经》就像同一个整体，废弃其中一个都不行，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什么才可以称为劝善惩恶呢？儒者如果只是讥刺左丘明作《传》，说它记载了许多《春秋经》以外的事情，例如楚、郑、齐三国弑杀国君的事情，以及隐公、桓公、昭公、哀公四位国君被篡夺、驱逐的事情。对外则承袭对方的告知来记录，对内则像这样隐讳。如果没有左丘明建立《传》，这些事情就没有途径获知。然而假使世人学习《春秋》时只取两《传》，那么当时二百四十年的行事就会茫然缺失，使后来的学者变成无知无觉的聋子和瞎子。况且在秦、汉时代，《左氏传》还没有流行，于是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的说法漫无边际，没有可以遵循凭借的依据。所以它们记事时：晋景公实行霸业，晋国公室正强盛，却说成屠岸贾攻打赵国，有程婴、杵臼的事情；鲁侯抵御宋军，在乘丘取得胜利，却说成庄公遭到败绩，有马受惊、流箭造成祸患；楚、晋两国相遇，实际只有邲地一战，却说成两国交战，把军队驻扎在两棠；子罕担任宋国国相，宋国与晋国和睦相处，却说成晋国将要攻打宋国，派人窥伺阳门并哭泣；鲁军灭掉项国，晋国阻止僖公，却说成项国其实是齐桓公灭掉的。《春秋》替贤者隐讳；襄公时期曾两次结盟，君臣和谐，却说成诸侯失去政权，大夫都掌握了国家权力。它们记载年代时：秦缪公处在《春秋》时代之初，却说他的女儿是楚平王夫人；韩、魏处在战国时期，却说它们的国君陪同楚庄王葬马；《列子》记载谈论孔子的事情，却说孔子出生在郑穆公年间；扁鹊医治虢公，却说当时正值赵简子时期；栾书在周子手下任职，却说他随晋文公打猎时犯颜直言；荀息死于奚齐之事，却说他看见晋灵公修筑高台，屡次用棋子申述劝诫。它们把先发生的事写在后面，或把后发生的事写在前面，月份日期颠倒，上下次序翻转。自古以来的君子，竟没有对此产生疑问。等到《左传》流行以后，这些错误才自行显露出来。说到它的宏大益处，不是很多吗？可是世上的学者仍然没有领悟，这正所谓忘记我的大德，每天使用却不知道。然而自左丘明以后，一直到魏国灭亡，近千年间，他的书逐渐被废弃。到了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书籍与《左氏传》完全相同。因此束晳说：“假使这部书在汉代出土，刘歆就不会去做五原太守了。”于是挚虞、束晳引用其中的义理来互相阐明，王接、荀顗取其中的文字来互相证明，杜预加以申述并作注释，干宝把它作为学习的准则。由此世人称它为实录，不再说它是错误的；这部书逐渐流行，世上没有异议。所以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实践在《孝经》。”于是把《春秋》传授给左丘明，把《孝经》传授给曾子。《史记》说：孔子向西到周王室，讨论史书和旧闻，编次成《春秋》。七十名弟子口头传授它的传述旨意，其中有讥刺、褒扬、避讳的文辞，不可以通过书面文字看到。鲁国君子左氏明白担心弟子们各自产生异说，失去孔子的真实意旨，所以依据孔子的史记，详细论述其中的言语，完成《左氏春秋》。学者如果能够依据这两种说法，来考察三《传》，也就足以判定是非、辨明真伪了。何必一定要看到汲冢出土的书籍以后才相信呢？从这一点来说，三《传》的优劣也就显现出来了。外篇　点繁第六

译关于史书文字繁冗的问题，已经在《叙事篇》中详细说过了。然而，凡俗之人难以明白，极其愚钝的人也不会改变。虽然写成了六卷成文，但连举一反三都做不到。古语说：“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因此，聚米摆成山谷的形状，敌军的虚实就可以知道；在地上画成地图，山川的形势就容易明白。从前陶隐居撰《本草》，对于有寒热药性和滋味的药物，就在药名上用朱墨作点；阮孝绪撰《七录》，对于藏在文德殿的书，就用丹笔写出书名。这样区分之后，品类就可以明白。现在我就仿照这种做法，抄录古代史传文字时，凡是繁冗的，都在繁冗处上面用笔作点。凡是经点出的字，都应当删去。如果其中有文句残缺，就在右侧用小字注明。有时调换几个字，有时补足片言，使文字安排得当，弥补缺漏。希望读者容易理解，同时也使其中的错误自然显露出来。要知道，我这是摘取事实来议论，并不是随便诬蔑前代贤哲。《孔子家语》说：鲁公索氏将要举行祭祀，却忘了准备祭牲。孔子听说后说：“公索氏活不过两年了。” 一年后，公索氏就灭亡了。孔子的弟子问道：“从前公索氏丢失了祭祀用的牲畜，先生说他活不过两年，一定会灭亡。如今果然如期灭亡了，先生凭什么知道会这样？”《家语》又说：晋国将要攻打宋国，便派人去侦察。宋国阳门的副职官员死了，司城子罕悲哀地哭他。侦察者回来后死去，有人向晋侯报告说：“宋国阳门的副职官员死了，而司城子罕悲哀地哭他，百姓都很高兴，宋国现在还不能攻打。” 《史记·五帝本纪》说：前来朝见的诸侯，不去拜见丹朱而去拜见舜；百姓前来诉讼的，不去找丹朱而去找舜；歌唱的人，也都不歌唱丹朱而歌唱舜。……舜二十岁时便以孝顺闻名，三十岁时帝尧询问可以任用的人。……舜二十岁时以孝顺闻名，三十岁时，尧举荐了他。《夏本纪》说：禹的父亲叫鲧，鲧的父亲叫帝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的父亲叫黄帝。禹是黄帝的玄孙，是帝颛顼的孙子。禹的曾祖父是……昌意以及他的父亲鲧，都没有能够登上帝位，只能做臣下；禹是鲧的儿子。《项羽本纪》说：项籍，字羽，是下相人。字羽。他刚起兵时，二十四岁。项氏世代都是楚国将领，被封在项地，所以姓项。他的叔父是项梁；项梁的父亲就是楚国将领项燕，也就是被秦将王翦杀死的那个人。项燕的儿子是项梁，项梁是项籍的叔父。项氏世代为楚将，被封在项地，所以姓项氏。《吕氏本纪》说：吕太后，是高祖尚未显达时的妃子。她生了孝惠帝，女儿是鲁元太后公主。等到高祖做了汉王，得到定陶的戚姬，宠爱她，戚姬生下赵隐王如意。高祖嫌孝惠帝性情仁厚软弱，认为他不像自己，常想废掉太子，改立戚姬的儿子如意，因为如意像自己。戚姬又很受宠，常常独自跟随高祖到关东，日夜哭泣，想立自己的儿子赵王如意取代太子。吕后年长，常常留守，很少见到高祖，高祖便越来越疏远她。如意被立为赵王以后，高祖曾多次几乎要用他取代太子。幸亏大臣们据理力争，加上留侯献策，太子才没有被废掉。《宋世家》说：当初，元公的孙子公子纠被景公杀死。景公死后，公子纠的儿子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自己即位，这就是昭公。昭公，是元公的曾孙、庶出的孙子。昭公的父亲是公孙纠，公孙纠的父亲是公子礻耑秦，也就是元公的小儿子。景公杀了昭公的父亲公孙纠，所以昭公怀恨在心，杀死太子而自立。《三王世家》说：大司马臣霍去病冒死拜了两拜，上疏给皇帝陛下：陛下错听了臣的话，使臣霍去病在军中任职；臣本应专心思考边塞事务，即使暴尸荒野也无法报答陛下，却竟敢考虑其他事情，来干预执掌政务的人。我确实看到陛下为天下忧劳，怜悯百姓而忘却自身，减少膳食，降低娱乐，削减郎官名额；皇子托赖上天保佑，已经能够穿着衣服快步行礼。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给他确定名号和地位，也没有设置师傅官，陛下谦恭退让而不顾此事。群臣私下盼望，却不敢越出职责进言。我实在承受不了犬马般的忠心，冒死请求陛下诏令有关官员，趁盛夏吉日，确定皇子的名位。希望陛下幸而明察，臣霍去病冒死拜了两拜，把这些禀告皇帝陛下。三月乙亥日，御史臣光代理尚书令，在未央宫上奏，制书说：“交给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日乙亥，御史臣光代理尚书令丞非将下达御史的文书送到，文书说：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太傅臣安代理宗正事务，冒死上言。大司马臣霍去病上疏说：“陛下错听了臣霍去病的话，使臣在军中任职；臣本应专心思考边塞事务，即使暴尸荒野也无法报答，却竟敢考虑其他事情来干预执掌政务的人。我确实看到陛下为天下忧劳，怜悯百姓而忘却自身，减少膳食，降低娱乐，削减郎官名额。皇子托赖上天保佑，已经能够穿衣快步行礼，至今却没有名号和地位，也没有师傅官；陛下谦恭退让而不顾此事，群臣私下盼望，却不敢越出职责进言。” 臣实在承受不了犬马般的忠心，冒死请求陛下诏令有关官员，趁盛夏吉日确定皇子的名位。希望陛下幸而明察。制书说：“交给御史。”臣谨与各郡国二千石官员及二千石官员臣贺等商议说：古代分割土地建立国家，同时分封诸侯，用来承奉天子，这是为了尊崇宗庙、重视社稷。如今臣霍去病上疏，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并借此宣扬恩德，却说天子谦卑退让、自我贬抑，以此劳烦天下；又担心皇子还没有名号和地位。臣青翟、臣汤等应当奉行义理、尊重职守，只是愚昧无能，不能胜任此事。现在正值盛夏吉日，臣青翟、臣汤等冒死请求册立皇子，封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冒死请求确定所封国家的国名。上面已经有文字彼此重复的地方，现在姑且像这样略加标点删削。但是这一篇所记载的内容，本来都应当删去；现在我却把它全部列在这里，只是把它作为鉴戒罢了。

译凡是撰写史书的人，国家发布诏诰，十成之中不应取用一成。因此，汉元帝的诏书说：“我听说，安定百姓的方法，根本在于调和阴阳。近来阴阳错乱，风雨不合时令，这大概是我的德行不够，希望群臣中有人敢于指出我的过错；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家苟且迎合、随声附和，不肯尽情直言，我对此非常忧悯。长久思念百姓的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在不合本业的劳作中受苦，又守卫无人居住的宫殿，这恐怕不是用来调和阴阳的方法。应当撤去甘泉宫、建章宫的卫士，各自让他们务农；百官都要节省费用，分条上奏，不得有所避讳；有关官员要努力办理，不要违犯四时的禁忌；丞相、御史各举荐天下明白阴阳灾异的人三名。”等到荀悦撰写《汉纪》，把这篇诏书删略为：“我思念百姓的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在不合本业的劳作中受苦，又守卫无人居住的宫殿。应当撤去甘泉宫、建章宫的卫士，各自让他们务农；丞相、御史各举荐天下明白阴阳灾异的人三名。”其余的摘录，也都仿照这种做法。近来武则天朝代那些撰写史书的人，凡是有制书诏令，一个字也不遗漏，只是删去诏书开头的“门下”和结尾的“主者施行”罢了。当时武承嗣监修国史，看见这种做法大为愤怒，对史官说：“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随便删减诏书！”从此以后，史官抄写诏书，即使是“门下”对诏书的赞语也一并记录。后来我听到这件事，只是忍不住大笑罢了。如果拿《三王世家》来比较，它的繁琐零碎又超过了这种情况。由此可知，史官的愚昧由来已久。如今的撰史者，难道只是笑话武承嗣吗？《魏公子传》说：高祖刚刚微贱年少时，多次听说魏公子贤能。等到登上天子之位，每次经过大梁，常常祭祀魏公子。高祖十二年，跟随军队攻打黥布回来后，为魏公子设置守墓人家五户，世世代代每年四时供奉祭祀魏公子。太史公说：我经过大梁的废墟，想寻访并询问所谓夷门，以考察信陵君的事迹。谈论此事的人说：战国时期，夷门是大梁城的东门。天下的公子，也有喜爱士人的；然而信陵君能够接纳岩穴隐士，不以降低身份结交他们为耻，声名冠绝诸侯，是有原因的。他声名冠绝诸侯，并不是虚传。高祖每次经过那里，都命百姓不断祭祀他。《鲁仲连传》说：鲁仲连喜欢奇特壮伟、洒脱不凡的谋略，却不肯出仕做官任职；游历各地时喜欢保持高尚的节操。他游历赵国。赵孝成王时，秦王派白起击破赵国在长平的军队，前后杀死四十多万人，秦军于是向东包围邯郸。赵王害怕，诸侯的救兵没有谁敢攻击秦军。魏安厘王派将军晋鄙援救赵国，晋鄙畏惧秦国，停驻在阴地，不再前进。魏王派客将军新垣衍秘密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对赵王说：“秦国之所以急切围攻赵国，是因为从前曾与齐湣王争强，都想称帝，后来又恢复王号。如今齐湣王已经更加衰弱，现在只有秦国称雄天下。这并不一定是贪图邯郸，而是想再次求得称帝。赵国如果确实派使者尊奉秦昭王为帝，秦王一定高兴，就会撤兵离去。”平原君犹豫不决。这时鲁仲连正好游历赵地，遇上秦国包围赵国，听说魏国将要让赵国尊秦王为帝，便去见平原君，说：“事情将怎么办？”平原君说：“我赵胜还能敢说什么事情呢？先前在城外损失了四十万军队，如今秦军又在城内包围邯郸，却不能使它退去。魏王派客将军新垣衍让赵国尊秦王为帝，如今这个人就在这里，我赵胜哪里敢说什么事情呢？” 鲁仲连说：“我起初以为您是天下贤能的公子，现在才知道您不是天下贤能的公子。魏国的宾客新垣衍在哪里？请允许我替您责备他，让他回去。”平原君说：“我赵胜请求先替您作介绍，然后让他来见先生。”平原君于是见新垣衍说：“东方赵国有一位鲁连先生，如今他正在这里。我赵胜请求替您作介绍，让您同将军结交。”新垣衍说：“我听说鲁连先生是齐国的高士；我是魏国的臣子，出使办事自有职分，我不愿意见鲁连先生。” 平原君说：“我已经把您的事情泄露给他了。”新垣衍答应了。鲁仲连见到新垣衍后默不作声。新垣衍说：“我看住在这座被围困的城中的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如今我看先生的容貌，似乎不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您为什么长久留在这重重包围之中而不离开？”鲁仲连说：“……是因为还没有看见秦国称帝的危害。假如魏国看见秦国称帝的危害，就一定将帮助赵国。”新垣衍说：“秦国称帝的危害怎么样？”鲁仲连说：“……我将使秦王把魏王烹煮剁碎。”新垣衍不高兴地说：“唉，先生的话也太过分了！先生又怎么能使秦王把魏王烹煮剁碎呢？”鲁仲连说：“本来就是这样，我将为您说明……如今秦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魏国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两国都据有这样的国家，彼此都有称王的名号，却看到秦国一战取胜，就想跟随它拥立秦王为帝……”于是新垣衍起身，拜了两拜道歉说：“我起初以为先生是个平庸之人，今天才知道先生是天下的贤士。”……正好魏公子无忌夺取晋鄙的军队来援救赵国，攻击秦军，秦军于是退去。平原君想封赏鲁连，鲁连辞让并向使者道谢三次，最终不肯接受。平原君于是置办酒席。酒喝到兴浓时，他起身上前，拿出千金为鲁连祝寿。……《屈原贾生传》说：汉朝有个贾生，担任长沙王太傅，经过湘水时投书凭吊屈原。贾生名叫谊，是洛阳人。如此等等，于是把贾生贬为长沙王太傅。贾生辞别后前往，听说长沙地势低湿，认为自己的寿命恐怕不会长久；又因为被贬，心中不得意。等渡过湘水时，作赋凭吊屈原。赋文说：……贾生担任长沙王太傅三年后，有一只鸮飞入贾生的住所，停在座位一角。楚地人把鸮叫作“鵩”。贾生既然因被贬而居住在长沙，长沙地势低湿，自己认为恐怕不能长寿，因而悲伤哀悼，于是作赋来自我排遣，赋文说：……怀王骑马时坠马而死，没有留下后代。贾生自责担任太傅没有尽到职责，哭泣了一年多，也死了。贾生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译《扁鹊仓公传》说：太仓公，是齐国的太仓令，临淄人。姓淳于，名意，年轻时就喜爱医术。高后八年，他改拜同郡元里公乘阳庆为老师。阳庆七十多岁，没有儿子，便让淳于意完全抛弃原来所学的医方，把自己所有的秘方全部传给他；又传授黄帝、扁鹊的脉学著作和用五色诊察疾病的方法，能够判断人的死生，解决疑难，判定是否可以医治；他的药物理论也十分精妙。淳于意学习了三年，用这些知识给人治病，判断死生，多有应验。……皇帝下诏召见并询问：你所治疗而判断死生应验的有多少人？他们的姓名是什么？又下诏询问：前太仓令臣淳于意擅长哪些医术？能够治疗哪些疾病？有没有医书记录？都是在哪里学习的？学习了多少年？曾经有过应验吗？是哪个县、哪个里的人？患的是什么病？用药之后，病情的各种表现都怎样？要全部详细回答。臣淳于意回答说：我从年轻时起就喜欢医药，试验过医药方术，但多有不应验的。到高后八年，得以见到老师临淄元里的公乘阳庆。阳庆七十多岁，我得以向他学习医事。他对我说：“把你原来的方书全部丢掉，那是不对的。我有古代先贤遗留下来、传自黄帝和扁鹊的脉学著作，以及用五色诊察疾病的方法，能够判断人的死生，解决疑难，判定是否可以医治，还有药物理论著作，也十分精妙。” 我家境富裕，内心喜爱您，想把我所有的秘方医书全部教给您。” 臣淳于意当即说：“这是极大的幸运，不是我敢奢望的。”臣淳于意随即离开座位拜了两拜，请求学习他的脉学著作上下经、五色诊察和奇咳术、推究阴阳外在变化的药物理论、砭石、神接以及关于阴阳的秘传医书。他接受这些书后诵读、理解并加以验证，大约一年，第二年便拿来验证，确有应验。但当时还没有达到精通的程度。他侍奉老师满三年后，才开始给人诊治疾病，判断死生，结果准确而精良。如今阳庆已经死了十年，臣淳于意学习满三年时，三十九岁。齐国侍御史成自己说患有头痛，臣淳于意为他诊脉后告诉他说：“您的病很恶劣，难以说清。〔《宋世家》开头说：襄公继承君位以后，仍然称作宋襄公，没有删去“宋襄”二字。《吴世家》称阖闾，《越世家》称勾践，却常常在他们的称号前加上“吴王”“越王”二字，一句也没有舍弃。《孟尝君》传说：“冯公的形貌仪表非常分明。”考察“形容”和“状貌”其实是同一种说法，却铺陈重复，分成四个字。凡是这一类情况，无法全部列举。《十二诸侯表》说：“孔子编次《春秋》”，“删约它的辞句文字，去掉它的繁重。”《屈原传》又说：“他的文章简约，言辞含蓄。”〕 看司马迁这句话，确实值得深深鉴戒。可是等到他自己撰写《史记》，文字却荒芜繁杂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正是所谓“说起来不难，实行起来难”吗？《汉书·龚遂传》说：皇帝派使者征召龚遂。议曹王生请求跟随前往。功曹认为王生平素嗜酒，没有节制，不能让他同行，龚遂没有听从。到了京师，王生每天饮酒，不去拜见太守。适逢龚遂被引入宫中，王生喝醉了，从后面喊道：“明府请暂且停步，我有话要告诉您。”龚遂回头，问他原因。王生说：“天子如果问您用什么办法治理渤海，您不要回答自己的具体作为，应当说：‘都是圣明君主的恩德，不是小臣的力量。’” 龚遂接受了他的话。到了皇帝面前，皇帝果然询问治理渤海的情况，龚遂便按照王生的话回答。天子喜欢他谦让，笑着说：“您怎么得到长者的言语，并把它说出来了？”龚遂于是上前说：“臣并不知道这些话，是臣的议曹教导告诫臣的。”皇帝认为龚遂年老，不能担任公卿，便任命他为水衡都尉，议曹王生为水衡丞。〔《新晋书·袁宏传》说：袁宏有超逸的才华，文章极其优美，曾经写作《咏史诗》，这是寄托他风流情怀的作品。他年少时丧父而贫穷，靠替人运送租谷维持生计。谢尚当时镇守牛渚。有个秋夜乘着月色，随意带着身边人换上便服泛舟江上。〕 当时殷宏正在船中，吟诵他所作的《咏史诗》。诗声清越响亮，文辞又华美秀丽，于是停船聆听了很久，派人询问他，回答说：“这是袁临汝郎所诵的诗。”原来正是殷宏所作的咏史诗。尚倾一向率真而有高雅情趣，便迎接他登船，与他谈论，直到天亮也没有睡觉。从此以后，殷宏的声誉日益显著，诸如此类。桓温北伐时，殷宏作《北征赋》，都是他文章中的佳作。他曾与王珣、伏滔一同在桓温座前，桓温让伏滔诵读殷宏所作的《北征赋》。读到“听说相传的事情，说是在这片野地捕获了麒麟；神灵降生以显示祥瑞和德行，为什么却在虞舜时承受这样的形体呢！我为孔子的悲痛哭泣而感到忧伤，这似乎是真实的悲痛而不是假装；难道只是一种性情就足以使人悲伤，竟至于使天下人都为之悲伤吗”时，原文到这里正好换韵。王珣说：“这篇赋正要流传千载，不能草率处理。如今在‘天下’之后移换韵脚、转变内容，但在抒写送别之情的意味上，似乎还没有尽兴。”伏滔说：“如果再补上一句押韵的话，也许会略胜一筹。”桓温说：“你想办法补上。”殷宏应声说道：“感慨在我心中绵延不绝，面对流传的风气独自抒写……”等等。谢安曾经赞赏殷宏机敏应答、辩说迅速。后来谢安任扬州刺史，殷宏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谢安便在冶亭为他饯行，当时的贤士都聚集在那里。谢安想用突然发问来逼迫他试作一联。临别时，谢安握着他的手，回头让身边的人取来一把扇子交给他，说：“姑且把它送给你作为行装。”殷宏立即应声答道：“我一定奉行并宣扬您的仁德之风，以此安慰那里的百姓。”观看的人无不赞叹佩服。当时人称赞他率直而又能抓住要旨。《十六国春秋》说：郭瑀有个女儿刚刚成年，精心选择好女婿，心中属意于刘昞，于是特意在座前另设一张席位，对众弟子说：“我有一个女儿，年纪将要长成，想找一个出众的女婿。谁坐到这张席上，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刘昞于是振衣而来，坐在席上，神情意态沉静自若，说：“刚才听说先生想求一个出众的女婿，我就是这个人。” 外篇·杂说上第七

译○《春秋》（二条） 考察《春秋》记载弑君之事：称作“君”，是说君主无道；称作“臣”，是说臣下有罪。像齐国的简公，未听说他有什么失德之处，陈恒却构成叛逆，罪过没有比他更大的了。然而《春秋》在哀公十四年记载说：“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这样就是贤明的君主受到压抑，反叛的臣子却得到偏袒。考察以往的条例，这种写法唯独不合道理。不过这件事发生在孔子获麟、绝笔之后，是弟子追记此事。难道是因为急于接续旧文，便不像圣人将要完成著述那样慎重了吗？为什么乖谬悖乱得如此厉害呢？考察《春秋左氏传》解释《春秋经》时说：灭掉别国却不占有其土地，叫作“入”，如“入陈”“入郑”“入许”，就是这个意思。到了柏举之战、子常战败时，庚辰日吴军攻入楚国，却独独记作“入郢”。各诸侯都排列爵位，同时建立国都，通常只取国名，不称都城的名称。为什么郢被攻入时，反而遗漏楚国的名称，和其他事例相比，竟如此乖谬呢？考察《左传》和《公羊传》所记，都说是“入楚”，难道《左氏传》的底本偏偏错了吗？《左氏传》（二条） 《左氏传》叙述事情，写出兵作战时，文书事务充满眼前，嘈杂喧闹如沸腾一般；论述防备火灾时，条理区分清楚，修饰严整峻拔；说到取胜时，写尽所获之物；记载败逃时，溃散之势横陈眼前；申明盟誓时，慷慨激昂有余；称述欺诈时，欺骗诬妄清楚可见；谈到恩惠时，温暖如春日；记载严厉峻切之事时，凛然如秋霜；叙述国家兴盛时，意味深长而无穷；陈说国家灭亡时，凄凉得令人怜悯。有时用丰腴的文辞润饰简牍，有时以优美的句子进入歌咏，文势跌宕而不群同，纵横驰骋而自得其趣。如果有这样的才华，几乎可以说技巧与造化相当，构思能够涉及鬼神；这样的著述实在罕见，古今卓绝。至于《左传》和《公羊传》叙述事情，却是杂乱的内容充斥句中，赘疣般的语句布满篇行，文辞华丽却少有实质，语言拙劣而缺乏意味。如果一定要把它们和《左传》相比，那么不仅不能和鲁、卫之政相提并论、并肩而行，甚至还有云泥之别、道路阻隔，君臣之间礼数悬殊了。《左传》称仲尼说：“鲍庄子的智慧还不如葵，葵还能够守护自己的根。”有生命却没有知觉，有形体却没有性情的，大概只有草木吧？然而自古以来设置比喻和兴寄，用草木来比拟人，取的都只是它们善恶如薰莸、荣枯以及坚贞脆弱等方面罢了。如果一定要说草木含有灵性、蓄有智慧，能够隐藏自身以躲避灾祸，那就没有这样的道理。考察葵花向着太阳倾心，本来并不是为了守护根部，只是人们看见它的形状相似，勉强给它立了这样的名称。又如今天世俗文士把鸟鸣说成啼叫，把花开放说成欢笑。花和鸟哪里会有啼哭欢笑的情感呢？如果一定要因为人没有喜怒、不知哀乐，便说人的智慧不如花，花还善于欢笑；人的智慧不如鸟，鸟还善于啼叫，这能称为正直的言论吗？“鲍庄子的智慧还不如葵，葵还能够守护自己的根”，就是这类例子。《左传》却记录孔子一时的戏言，把它当作流传千载的确论，实在深深损害了含蓄委婉的文风，玷污了正直高尚的典范，难道不可惜吗！○《公羊传》（二条） 《公羊传》说：“许国世子止弑杀了他的君主。”“为什么加上‘弑’字？是讥刺他没有尽到为人子的道义。”接着又说到乐正子春探视病人，以此说明许国世子获罪的原因。考察乐正子春的孝道，义行感动神明，本来足以和曾参、闵子骞并驾齐驱，与丁兰、郭巨相继媲美。如果只因为侍奉父母不如乐正子春，就给他加上弑逆的罪名，这也就失去了衡量事物的尺度，责备了不该责备的罪行。大概公羊高和乐正子春都出自孔子的门人，他们想互相引重，于是委曲地加以铺陈叙述。所以乐正子春的事迹，没有道理也照样记载，导致编排次序混乱，比喻也不伦不类，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怪异。俗话说：“彭蠡湖边，用鱼来喂狗。”这说明当地物产丰富，并不把鱼看作珍贵之物。考察齐国靠近海边，鱼鳞水族交错繁多，所以贵客吃肉，次一等的客人吃鱼，这就是齐国的旧俗。然而鲂鱼、鲤鱼做成的鱼脍，是《诗经》诗人所珍重的食物；如果把它用于其他国家，就称为珍馐。比如《公羊传》说：晋灵公派勇士去杀赵盾，见赵盾正在吃鱼饭。勇士说：“您是晋国的重臣，却吃这样的饭，这是您的俭朴。我不忍心杀您。”大概公羊高生在齐国，不了解晋国的物产，把东方认为低贱的东西，误以为西方也同样低贱。于是把那里的美食看作粗劣的饭食，记入实录，作为格言。这不仅与《左传》相违背，也完全不合事物的实际情况。○《汲冢纪年》（一条） 俗话说：“传闻不如亲眼所见。”这样看来，史书所叙述的事情，错误已经很多，何况传抄旧记，竟违背原来的记录呢？至于虞、夏、商、周的《书》，以及《春秋》所记载的事情，可以说已经很完备了。然而《竹书纪年》在晋代出土，学者才知道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以及郑桓公是宣王的儿子。这些说法同经典记载的内容有很多乖谬之处。又《孟子》说：晋国把《春秋》称为“乘”。考察《汲冢琐语》，难道就是“乘”这一类的书吗？其中《晋春秋》一篇说：“晋平公病了，梦见红色的罴从屏风后窥视。” 《左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却说：“梦见黄熊进入宫门。”如果一定要舍弃传闻而采用亲眼所见的记录，那么《左传》的说法就是错误的，而《晋春秋》的文字反倒是真实的。唉！假如这两部书没有出土，学者被古书所迷惑，那么世世代代都会像聋子和瞎子一样，没有机会觉醒。○《史记》（八条） 编年体叙述事情，内容混杂，难以分辨；纪传体形成体例，各部分区别清楚，容易查看。从前我读《太史公书》，常常奇怪它所采录的材料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这一类的书。近来看到皇家编撰的《晋史》，它所采录的材料也多是篇幅短小、容易省工省力、便于阅读的书，如《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至于曹、干两家的《纪》，孙、檀二人的《阳秋》，却都没有采用。因此，其中所记载的美好事迹，遗漏和简略得很多。如果拿古代的情况来对照今天的情况，当然就会知道司马迁也有同样的过失。既然如此，司马迁所记录的内容十分浅薄，而班氏却称赞他勤奋，这是为什么呢？

译班孟坚又说，刘向、扬雄博览群书，都佩服司马迁善于叙事。难道当时没有杰出人才，所以司马迁容易成为雄霸一方的人物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虚假的声誉如此严重呢？《史记·邓通传》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假如只说“景帝即位”，不说“文帝去世”，这件事也可以知道，何必把它一并写出来呢？又《仓公传》称仓公“传授黄帝、扁鹊的脉学著作，凭五色诊断疾病，知道人的死生，判断疑难，确定是否可以医治”。诏书召来询问他的专长，他回答说：“传授黄帝、扁鹊的脉学著作。”以下其他文字，完全和上面所说相同。既然上面已经有了这件事，下面又记载他的话，所说的事情虽然不同，委曲详略有什么区别呢？考察司马迁的叙述，类似的情况很多，而刘向、扬雄却佩服他善于叙事，这又是为什么呢？太史公撰写《孔子世家》，大量采用《论语》的旧说；到了《管晏列传》，却不采用管仲、晏婴本人的著作。司马迁认为这些内容是当时社会上普遍流传的，所以不再重复记载。考察《论语》流行于讲学场所，列在学官之中，如果再加以编纂，只会觉得繁琐费力。像管仲、晏婴这样的事迹，属于诸子杂家、经史之外的内容，舍弃而不记录，实际上堵塞了不同寻常的见闻。可以删去的却不删，应该采用的却不采用，这样的著述，我没有看出其中的道理。从前孔子的力气足以举起关门，却不以力气著称。为什么呢？大圣人的德行，完美之处很多，不可以拿一个方面的末节作为标志，把它当作百行的首要标准。至于通达事理的人有七十名，孔子还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然而太史公撰写《儒林列传》，却不采用子游、子夏的文学成就；撰写《循吏列传》，却不谈冉有、季路的政事；至于把《货殖列传》单独立传，却把子贡排在最前面。掩盖缺点、宣扬优点，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成全他人的美德，难道不是有所欠缺吗？司马迁《自序传》说：任太史公七年，遭遇李陵之祸，被幽禁在狱中。于是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我身体受损，已经不能再被任用了。”自叙竟然如此简略，为什么呢？他说“遭遇李陵之祸，被幽禁在狱中”，乍看好像是与李陵一起陷没，因此受到刑罚；又好像是被李陵进谗，因而获罪于国家。于是使读者很难详细了解事情。幸亏班固记载了他给任安的《报任安书》，书中详细说明了受刑的原因。假如没有这篇记录，凭什么能够弄清这件事呢？《汉书》记载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逐一说明古代以来的著述都是因遭遇忧患而兴起的。末尾说：“吕不韦迁居蜀地，世间便传布《吕氏春秋》。”考察吕不韦编撰此书时，广泛招揽才俊宾客，声势可与春申君、平原君相比，共同搜集奇闻异说，想使此书与《荀子》《孟子》相当，甚至打算改动一个字便赏赐千金，那么这部书在当时流传，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难道是在迁往蜀地以后才开始流传吗？况且如果一定要说他本人已经流徙之后，书才受到重视，那么又与作者原本因发愤而著书的道理无关了。司马迁却随意引用此事来比拟自己，难道合乎类比吗？如果只是想多举故事来显示自己博学，为什么不说虞卿困穷忧愁，著成八篇书呢？却说“吕不韦迁居蜀地，世间传布《吕氏春秋》”。这大概是见识有所不周，思考得不够审慎。从前《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叫夙沙卫的人，抵挡晋军，致使郭最蒙受羞辱；齐军攻打鲁国时，前去吊唁，臧坚剖腹而死。这是宦官受到鄙视的事例，其中尤其显著。可是太史公《报任少卿书》谈论自古以来受过刑罚、被士人君子所鄙视的人，却只从弥子瑕说起，为什么浅近得如此厉害呢？只是因为夙沙卫的事见于《左传》，汉代时这部书还不流行，所以司马迁没有看到它。既然广泛考察上古，却舍弃这件事而不记载；至于乘坐驿传车、探访禹穴，又是为了什么呢？《魏世家》中太史公说：“谈论魏国的人都说：‘魏国因为不用信陵君，所以国力削弱直到灭亡。’我认为不是这样。上天正要让秦国平定天下，秦国的大业尚未完成，魏国即使得到像阿衡那样的人才，又有什么益处呢？”评论国家成败，固然应当以人为所作所为作为主要依据；如果一定要推究天命来解释，那么道理就悖谬了。晋国被擒获，是由于夷吾刚愎自用、不听劝谏；秦国灭亡，是由于胡亥无道；周朝衰亡，是由于周幽王迷惑于褒姒；鲁国被驱逐，是由于稠父违背子家的意见。这样看来，晋国在韩原失败，狐突早已记下了它的征兆；灭亡秦国的是胡亥，始皇早已铭记了这样的说法；檿弧、箕服的谶言，在周宣王、周厉王年间已经显现；征衣、褰裳的征兆，从周文王、周武王时就已经明显。恶名早已显露，天降的灾祸难以逃避。假使这四位君主的才能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德行同于商汤、周武王，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如果按照司马迁的议论推论，那么亡国之君都应当如此，又怎么能不责备魏国呢？国家将要灭亡时是这样，国家将要兴盛时也同样如此。妫姓的先祖成为公子时，占卜说：“八代之后没有人能与他匹敌。”毕姓的先祖成为大夫时，占卜说：“万代之后，他的后人必定兴盛。”姬姓宗族处在水边时，鸑鷟在岐山鸣叫；刘姓处在中阳时，蛟龙降临丰泽。” 这些都是先出现祥瑞的征兆，福祉在后来才到来。假如那四位君主的德行连古人的一半都比不上，才能也不如别人，最终却仍能安坐而登上帝位，自己登临九重之极吗？如果按照太史公的议论，也就应当认为他们的命运必然如此，事理上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不再感叹他们的才智，也不再称颂他们的神武了。推究天命来评论国家的兴亡，把一切归于命运而忘记褒贬，用这种方式垂示劝诫，难道不是迷惑吗？从此以后，作者的著述往往如此。例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有的叙述辽东公孙氏的败亡，有的叙述江左陈氏的灭亡，它们的道理都从天命出发，可以说和司马迁犯了同样的毛病。○诸汉史（十条） 《汉书·孝成帝纪赞》说：“成帝善于修饰仪容，登车时端正站立，不向车内回顾，不急促说话，不亲自指点。临朝时深沉静默，尊严如神，可以说是仪态穆穆的天子容貌了。”《五行志》又说：“成帝喜欢微服出行，选取期门郎以及私奴宾客十多人，都穿白衣，头戴白帻，自称是富平侯家的人。有时乘坐小车，由御者坐在车内褥席上；有时全都骑马，出入远至邻近县邑。因此谷永进谏说：陛下昼夜在道路上，只和小人相伴。衣服混乱，杂坐在一起，没有区别。公卿百官已经有好几年不知道陛下在哪里了。”由此看来，成帝穿着平民服装轻慢出游，像乌鸟一样聚集游荡而没有节制；虽然表面上装饰得严肃庄重，内里却放纵轻薄，作为君主应有的威望，难道不是大为欠缺吗？看班孟坚《纪》《志》中所说的话，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有的。

译看太史公创立表体时，对于帝王就叙述他们的子孙，对于公侯就记载他们的年月；表中各行曲折相连，文字编排密集整齐。即使燕、越相隔万里，在方寸之间也能像犬牙一样衔接；即使相隔九代昭穆，在方尺之中也能像雁行一样排列有序，使读者一看文字便能看见全貌，举目就能详察，这就是它使人称快的地方。像班氏的《古今人表》，只是把品评贤愚、激励善恶作为职责罢了。它既不是国家世代相承，也不是禄位相继，却用重复的分界和层行，挤用狭小的书写空间、排列细小文字，和其他表相比，恐怕并不是同一类吧！既然把古今人物列在一起，本来就不同于表的体例限制，如果一定吝惜篇幅而不删去，就应该以“志”作为篇名。开始列上上等，终于下下等，都应当明确作为榜样展示出来，清楚列出等级条目，以类别分篇，以优劣排列次序。并且每篇末尾都应写明：“右列若干品，共若干人。”这也像《地理志》开头叙述京城华夏之地，末尾陈述边塞；先列州郡，后说明户口一样。自汉代以来，作者和著述门类很多。即使新书已经流行，旧记录仍然存在，只要核对其中的事情，就可以有所评论。考察刘氏刚刚兴起时，书籍只有陆贾所作的一部而已。司马迁叙述楚、汉之事，专门依据这部书。譬如行走不经过道路，进出不经过门户，这样的事情从未听说过。然而看司马迁所记，往往和旧书不同。如郦生最初拜见沛公、高祖高歌《鸿鹄歌》，不仅文句有差别，连事情的道理也完全不同。又如韩王名叫信都，司马迁却偏偏删去“都”字，只留下“信”字，使他的姓名和淮阴侯韩信完全没有区别。班氏一概依照太史公，丝毫没有增删改动，静下心来想这件事，实在令人深感不解。司马迁的《叙传》，从出生写起，直到出行经历，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详细陈述的，可以说十分审慎周备。然而最终却不记载自己的字，难道是墨子所说的“大遗忘”吗？班固仍然沿用他的原传，完全没有增删，这又是韩非所说的守株待兔之类的做法。像班固撰写《司马迁传》，开头本应说：“司马迁字子长，冯翊阳夏人，他的自序说……”等等。至于事情结束时，则应说：“他的自叙就是这样。”著述的体例不应当这样处理吗？马卿撰有《自叙传》，完整地收在他的文集中。司马迁因此录下这篇文章，便把它列入本传；班固仍沿用旧例，完全没有改动。后来，固在《马》、《扬》二传末尾都说：“迁、雄的自叙就是这样。”至于《相如传》篇末，却唯独没有这句话。大概只是依据太史公的书，没有见到文园的文集，所以说法不能一致，体例也不纯。《汉书·东方朔传》琐碎繁杂，与其他各篇不相类似。而且没有叙述东方朔去世的年月以及子孙继承的情况，正与《司马相如传》、《司马迁传》、《扬雄传》相同。考察它的传体，必定是曼倩的自叙。只是班固删略了它，所以世人没有谁知道这一点。苏子卿的父亲苏建，事迹很少；韦玄成的父亲韦贤，德行功业稍多。《汉书》编排苏氏的传记时，却先以苏建标明篇名；编列韦相的传记时，却不以韦贤冠于篇首，这也是它的过失。班固说项羽杀害义帝，是自取灭亡。又说：“于公修建高大的门第来等待受封，严母洒扫庭院来等待丧事。” 如果按照班固这些话来判断，他就是深信上天怨恨、神明震怒，以及降福给善人、降祸给恶人的说法了。可是到了他撰写《幽通赋》时，又说天命早已确定，不是人的道理所能改变的，因此善恶没有征验，报应和施予常常失误。这就是同一部书中同时出现不同说法，前后互相矛盾。有人问：“张辅撰写《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年的事情，却用了八十万字，这说明班固不如司马迁。这话对吗？’回答说：‘不对。考察《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至周代，虽然保存了年代，事迹却十分简略。到了战国以后，才有值得观览的内容。然而司马迁虽然叙述了三千年的事情，其中详细完备的，只有汉朝兴起后的七十多年。他省略时到了那种程度，繁详时又到了这种程度；若寻求折中，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恰当之处。班固的《汉书》完全取自《史记》，仍然删去《日者传》、《仓公传》等篇，是因为认为这些事情繁杂琐碎，不值得编次。如果让司马迁处在班固的位置上，撰成《汉书》，恐怕言语会更多、辞句会更费，超过班固，怎么能凭这一点来判定他们的优劣呢？’ 《汉书》截断篇章，事情记到新室为止。像叔皮这样的人，生死之时有的已经进入中兴时期，却动辄把他们引入前书一同编写，大概是《序传》的通常体例。荀悦删略班固的史书，编成《汉纪》，而班彪的《论王命》却列在末篇。既然是用来规劝讽刺隗嚣、辅佐拥戴光武帝的文章，怎么忽然把东都的事情提到西汉中间来？如果这样做，那么《宾戏》、《幽通》也应当一并收入了。外篇·杂说中·第八

译○各家晋史（六条） 东晋的史书，作者很多，何氏的《中兴书》实际上居于首位。但研究晋史的人，竟然没有谁知道它；倘若它湮没不传，实在可惜。王氏、檀氏所撰的书，是晋史中最差的；与前代相比，大概只能同陆贾、褚先生的著作相比吧！道鸾不衡量自己的浅陋才学，喜欢写出奇特的言语，正所谓想要增益反而造成损害，追求妍美反而更加丑陋。臧氏《晋书》称苻坚僭窃帝号时，虽然疆域比石虎狭小，但论人物却超过了他。考察后赵时期，张据有瓜、凉，李氏专有巴、蜀，辽地以东归属他人；人口归于慕容氏，越过黄河以南的土地归于司马氏。到了苻氏时，这些地方兼而有之。《禹贡》所说的九州，苻氏实际上取得了其中八州。却说他的土地比赵国差，这是什么话呢？对事情的认识还不精确，却轻率地撰写著作，这就是不知自量。张勔抄录撮取晋史，探求其中的异同，却穿着粗布衣服说出这种话，不加以淘汰辨析，罪过就更加严重了。学问不够广博，鉴别也不够详明正确，凡是所修撰的书，多半聚集各种异闻，因此内容错杂驳杂，很难使人明白。考察应劭《风俗通》，记载楚地有叶君祠，就是叶公诸梁的庙；但民间传说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任叶县令，曾经驾着凫鸟飞入朝廷。等到干宝《搜神记》时，反而隐去应劭所通晓的内容，收录了流俗的怪异传说。又刘敬叔《异苑》说晋武帝的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飞出，这些话都不合常理。因此梁武帝命殷芸编入《小说》，以及萧方等撰写《三十国史》时，才删改成合乎事实的说法。后来宋朝搜求汉代故事，旁取令升的书；唐朝考察晋代言论，近取方等的记载。书籍一经编定，就像胶漆粘住一样不能改变。因此后世那些庸俗的学者，说到凫鸟登朝，就说是《汉书》的旧记；谈到蛇剑穿屋，就一定说是晋代典籍中的明文。拾取那些虚妄的言辞，竟编成了这些所谓的实录。俗话说：“三个人说有老虎，便会使人相信街上有老虎。”这话难道不是由此得到验证的吗！司马迁论述历史，称尧的时代没有许由；应劭撰写记载，称汉代没有王乔，他们的话是正直的。后来士安撰写《高士传》，详细说箕山的事迹；令升撰写《搜神记》，深信叶县的神灵。这些都是迎合传闻而背离事实，舍弃真实而听从虚伪，明知如此却故意这样做，是罪过最重的。近来，宋代临川王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上至叙述两汉、三国，下至叙述晋代中朝和江左的事情。刘峻作注，摘出其中的瑕疵，虚妄的事迹已经昭然可见，按理很难再文饰。然而皇家撰写《晋史》，却大量取用这部书，于是采纳康王的妄言，违背孝标的正说。拿这样的书作为史料，怎么能如此厚颜无耻呢？汉代吕后以妇人的身份临朝称制，所处理的事情与帝王相同。班固编排她的年代，虽然和各帝同列；但记载她的事迹，实际上却与后妃列在同一卷。皇家各位学士撰写《晋书》，首先说明编纂凡例，说班固的《汉书》除王后、吕后之外，皇后都不另作传，只把她们的事迹编入《外戚传》。考察《外戚传》没有记载的，只有元后。怎么能不引用吕后作为例证呢？这大概是由于读书不精，认识事情多有缺漏，只看到《本纪》的篇目，把高后的年代编在那里，便误以为班固在《外戚传》中另行裁篇，不记述娥姁的事迹。他们的粗略，难道还不太过分吗！杨王孙用布袋装着尸体，裸体下葬。伊籍出使吴国时，回答说：“拜一次、起身一次，并不值得劳累。”考察这两位贤人的立身行事，各自也只有这一件事而已。但《汉书》和《蜀志》都为他们立传。前代学者对此的讥评，说得很详细了。然而杨王孙能够反常合义，足以纠正厚葬的过失；伊籍凭借机敏的言辞进行辩答，可以免受“使乎”的羞辱。把他们列入史传，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近来皇家撰写《晋书》，又作《刘伶传》、《毕卓传》。其中叙述的事情，只是记载他们嗜酒沉溺、违背礼制、败坏德行，不过如此。这样的材料拿来立传，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宋略》（一条） 裴几原本删削宋史，定为二十篇。他删去繁杂、撮取要旨，确实很有能力。但他所收录的文章，颇有杂乱污秽之处。例如文帝的《除徐傅官诏》、颜延年的《元后哀册文》、颜峻的《讨二凶檄》、孝武帝的《拟李夫人赋》、裴松之的《上注国志表》、孔熙先的《罪许曜词》，这些文章都是尤其不应收载的。为什么呢？羡、亮的威权震动君主，背负着锋芒而又心怀猜忌；要想夺取他们的权力，必定先给他们加上罪名。后来罪名全部列出，刑书也据此定案，那么先前颁下的诏书，本来就不是实录，却又前后两次一并记载，白白使两方面都陷入矛盾。国家遭逢不幸，史书才有哀册。自晋、宋以来，往往把它们载入起居注，文辞全是虚饰，意义没有什么可观之处。既然以“略”作为编纂原则，就应当删去它们。过去汉王历数项羽的罪状，袁公发布檄文声讨曹操，如果不完整记录这些文章，就难以公开彰显他们的过错。至于二凶作恶，不说也能知道，不必等到刊载檄文逐条斥责，才显明他们的罪状。一定要把它们刊入国史，哪里会增加什么可供考异之处？孝武帝作赋悼念亡者，钟情于宫内宠爱，感情全在儿女私情，文辞与军国大事无关。裴松之所议论的事情很细小，而且文理也不工整。孔熙先图谋叛逆、心怀奸诈，以虚假言辞欺骗众人，而且他所写的稿草本来就没有公布施行。这些竟然全都编排在一起，不加以鉴别取舍，难道不是杂乱滥收吗？假如当初删去这几篇文章，另外保存其他说法，那么宋代的美好事迹，遗漏大概就很少了。为什么应当收取的反而不收取，应该删除的反而不删除呢？只是近代的国史大多都有这种弊病，彼此相同，正如从郐国以下的乐舞一样，不值得特别加以讥评。像裴氏这样的著作，在众多作品中，是值得拿来谈论史学的，所以我特意举出这些事情，用来进一步说明指摘和删去它们的理由。○《后魏书》（二条） 《宋书》记载佛狸入侵时的事情，其中的胜负情况，大体都是实录。《魏史》所记载的，却完全出自沈约的旧本；凡是事情有可耻之处，便任意增删，含糊其辞加以粉饰。至于刘氏献女请求和亲，太武帝因为以军队相婚而不答应，这种说法尤其奇怪。为什么呢？江左的皇族、水乡的庶族，像司马、刘、萧、韩、王这些姓氏，有的出自逃亡者，有的起于俘虏，一到桑乾，都成了魏人禁脔。这些都是《魏史》自己所说的，并不是其他国家传来的。既然如此，北方看重南方，礼遇竟是这样。哪里有黄旗之主亲自委屈自己来求婚，却在白登之阵反而心怀疑虑而不接受的道理？这种说法荒诞不经，不也太过分了吗！看休文的《宋典》，确实可以说写得不好；但一定要拿它同伯起的《魏书》相比，它反而更像一部良史。然而魏收每每说：“我看沈约，正像看一个奴仆。”这可以说是粉饰丑妇而夸耀美女，拿鱼目去嘲笑明月了。近来沈约撰写《晋书》，喜欢编造奇异的说法，说元帝是牛金的儿子，以此来应验“牛继马后”的征兆。

译邺中的学者王劭、宋孝王已经把这件事说得很详细了。魏收非常嫉恨南方，庆幸能够记载南国的短处，撰写《司马叡传》时，便把休文所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又有崔浩谄媚侍奉狄君，曲意编造邪说，称拓跋氏的祖先本是李陵的后裔。当时众人纷纷议论斥责，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有人偷偷把他的书带过长江，沈约撰写《宋书·索虏传》时，仍然转述伯渊的记载。这类虚妄说法流传得很多，倘若没有踪迹可以查考，真伪就难以辨别了。○北齐诸史（三条） 王劭的国史，至于论述战争、叙写纷乱，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力，更能看出他的长处。至于叙述文宣帝逼迫孝靖帝接受魏朝禅让，二王杀死杨、燕而废黜乾明，虽然《左氏传》记载季氏驱逐昭公、秦伯接纳重耳、栾盈在曲沃起兵、楚灵王在乾豁败亡，也大概可以同类相比。又叙述高祖在邙山击败宇文氏、周武帝从晋阳出兵平定邺城，虽然《左氏传》记载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齐军在鞍地战败、吴军攻入郢都，也没有超过这些。有人问：“王劭《齐志》大量记载当时鄙俗的言语，这样做对吗？不对吗？”回答说：“古往今来，名称各不相同，地域彼此隔绝，称谓也不一样。因此晋、楚的方言，齐、鲁的俗语，《六经》和诸子著作中，记载得很多。自汉代以来，风俗多次变迁，考察各种史籍，大致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有时把君臣的称呼用于朋友之间；有时把尊贵官员的称呼用于君主和父亲。还会用曲意恭敬的称号，称人为处士、王孙；轻率地加以侮辱，称人为仆父、舍长。又有荆楚地区把“训”多说成“夥”，庐江地区把桥称作“圯”。南方称北方人为“伧”，西方称东方胡人为“虏”。“渠、们、底、个”，是江左彼此之间的说法；“乃、若、君、卿”，是中原地区称呼你我的意思。这些都因地域而变化，随时代而更改，散见于典籍之中，不必另外推求考察。足以由此知道民间风俗各有不同，也可以验证各地的风土并不相同。然而自从东西二京失守、四夷称制以后，夷夏混杂，语言和句法尤其丑陋。彦鸾、伯起一味致力于保存隐讳；重规、德棻则专心在文字上加以粉饰。于是使中原数百年间的语言风俗，没有能够被记述下来。俗话说：“只知道古代而不知道当今，叫作沉没无闻。”又说：“有一件事不知道，是君子的耻辱。” 所以无论时代有远近，事情有大小，都必须依靠广泛见闻，才能形成广博的知识。如今人们所说的，例如中州称汉人为汉，关右称汉人为羌，把臣称作奴，把母亲称作姊。君主有“大王”的称号，军队中有称人为“儿郎”的说法。像这样的例子，流传得很多。如果一定要追寻它们的本源，却很难详细知道出自何处。读一读《齐志》，就能完全明白。由此说来，王劭所记录的内容，益处实在很多，足以开启后世人的蒙昧，扩展后来者的见闻。若没有王君懋，我几乎要对近代的事情一无所知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妄加讥讽呢！” 皇家修撰《五代史》时，馆中的旧稿仍然保存着。他们都依据那些旧事，编定成新的史书。看其中朱笔、墨笔所作的标记，铅粉、黄粉所作的涂改，仍有可以辨认的地方。有时把真实说成虚假，把错误说成正确。北齐国史都称各位皇帝的庙号；等到李氏撰写《齐书》时，遇到庙号触犯当时的避讳，就改称谥号。至于把世祖改成文襄，把世宗改成武成，假如只删去这个“世”字，却没有意识到“襄”和“成”并不相同，类似这样的错误，数也数不清。而且他们在列传中叙事，有时把武定年间臣僚的事迹降到成朝，有时又把河清年间的事迹提到襄代。因此时间前后接不上，隔了很远的事情却偶然放在一起，使读者头昏混乱而无法推测，惊骇疑惑而疑问很多。唉！由此说来，自古以来撰写书籍，未必都精确真实；书写成、搁笔之后，便匆忙抛弃旧有的典章。于是让玉石一同焚毁，真伪难以寻求，这难道不是令人痛惜吗！○《周书》如今通行的《周史》，是令狐德棻等人撰写的。这部书文辞华美却不切实，典雅却没有节制，真实事迹很少，客套之辞却特别多。考察宇文氏最初学习华夏风俗，事情是由苏绰主持的。至于军国文书诏令，都以《尚书》为准。太祖命令朝廷其他文章，也全都以此为准。大概史臣记载的内容，都遵守他的规范。柳虬一类的人，也随风而倒。考察苏绰的文章，虽然去掉了那些过分华丽的文辞，保存了典雅真实的内容，却陷入矫枉过正的错误，违背了适应风俗、顺应时势的道理。假如记载言语都像这样，那么错误就更多了。到了牛弘，更加崇尚儒雅。于是根据旧有事情编成史书，一味堆砌清雅的言辞，很少遇到佳句。而令狐德棻不能另行寻求其他记述，以扩大异闻，只凭借原书，再加以润色。于是使周氏一代的史书，大多不是实录。○《隋书》（一条） 从前贾谊上书、晁错对策，都有益于军国大事，足以留给后人作为劝诫。然而编入汉史后，读者还嫌它们繁多。至于《隋书·王劭传》、《袁充传》，只记录他们的诡辩之辞和妄诞之说，竟然充满一篇。后来又加以斥责，尤其显得谄媚惑众。记载言辞给后人看，贵在文辞和道理都值得观览。既然写下来没有益处，哪里不如留下而不载呢？大概求学者的精神和见识有限，而撰述者的注记却没有尽头。用有限的精神见识去阅读没有尽头的注记，如果一定这样做，那么阅读者的心神和眼目都会疲劳，书籍的编册也来不及抄写。唉！如果自古以来的著述都这样，那么就会知道李斯设置坑阱、董卓制造帷盖，虽然他们所做的事情多有滥妄，最终也还是有可取之处了。考察《隋史》讥讽王君懋撰写齐、隋二史时叙录繁琐碎杂。至于刘臻回到住宅，询问儿子才知道；王劭思考写书，却受到奴仆侮辱，这些事情竟然全部记载下来，过失就更多了。可以说是责怪别人却又仿效别人，是罪过极重的了。新闻　网页　贴吧　知道　MP3　图片　国学　帮助　全文　书名　作者　外篇·杂说下·第九

译○各史（六条） 穿着华美服饰的人，以珠玉翠羽为先；精于绘画的人，以丹砂青色为主。至于搭配错乱、违背规律，分配又不适当，那么即使色彩鲜艳繁多，技巧也仍然不足。看班固《公孙弘传赞》，只是说汉朝得到人才，在武帝、宣帝两代最为盛大；至于平津侯公孙弘的善恶，却一点也没有说到。立论如此，义理毫无可见之处。如果一定要夸耀它的美辞，喜爱它而不肯舍弃，那么就应该稍加改动，列在《百官公卿表》之后。这样或许可以通过寻究文辞、探求义理，使彼此稍有附会。按照这种方式编录，难道不还是胜过完全不收吗？又如沈约《谢灵运传论》，全篇谈作文体，详细讲述音律，这正可以作为《翰林》的补遗、《流别》的总论。把它编排在这些史书的列传中，实在是错乱失当。陆士衡说过：“分开它们，便两方面都美；合在一起，便两方面都受损。”确实如此啊！有些事情本来可以记载却不记，有些事情本来不该记载却记了。比如班固叙事，细小的事情也一定记载；至于汉高祖在垓下击败项羽、斩首八万，却连提都没有提。李百药撰《齐书》叙述《后主纪》时，记载后主到侍中穆提婆家临幸；叙述《孝昭纪》时，却不说孝昭帝亲自出兵讨伐奚人；对于边疆的小股盗寇，却没有不全部记载的。像司马消难占据数州之地反叛这样的大事，却连一句也没有提到。这种重小轻大的情况，屡见不鲜。从前刘勰说过：“在卿、渊以前，大多只凭才思写作而不讲求学问；向、雄以后，才常常引经据典来帮助文章。”然而近代史书所记，也多是这样。因此，即使记载王平，只说他认识的字不过十个；说霍光没有学问，不懂一部经书；但在叙述他们的言语时，却一定称引典诰。这实在是因为天生才思不足，所以借助典故来装饰文章。考察《宋书》称：宋武帝入关时，说镇恶没有夸耀自己的功劳，远方的冯异也是如此；又说他在渭水边游览，追念太公。宋武帝没有学问，连愚人和智者都知道，怎么能够援引古代事例来回答群臣呢？事实并不是这样。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看周、齐两国的史书，所记人物都出自阴山一带，却一定说成像互乡人一样，其中宇文氏的史书尤其严重。牛弘、王劭都掌管史书，他们记载齐国人的言语时，竟浅陋鄙俗到那种程度；记载周国人的言语时，却文雅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会这样呢？并不是两个国家有夷夏之别，而是因为两位史官的记载有虚实之不同。记载宇文氏的言语，动辄遵循经典，多依照《史记》《汉书》，这同庄子叙述鲋鱼的回答却把它写得像苏秦、张仪的辩论，贾谊叙述鵩鸟的话却写得像屈原、宋玉的文章，有什么不同？用于寓言还可以，若拿来当作实录就不行了。世人都说近代史书编写言辞，只有《周书》多用华美的辞藻。广泛采集古文，拼合成今天的说法，这正如世俗所传的《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有的模仿《五经》，有的仿照《三史》，虽然文字都雅正，但事情全是虚构的，难道就可以说其才华可比南史、董狐，应该担任班固、司马迁那样的史官吗？自从梁朝末年，雕琢辞藻的风气日益盛行。句子讲究平头上尾，尤其为当时所忌；对偶的语句和华丽的辞藻，在世俗中大为流行。这种风气先从江南传播开来，后来流行到洛阳。史书记载人物言语，也同样受到这种风气影响。即使有人口才像郦食其那样善辩，口吃像周昌那样严重；子羽那样修饰言辞，仲田那样随口回答，也无不受文辞禁忌的约束，一概按文饰过的样子记载。若一定要求这都是真实记录，反而多半是虚妄的。晋、宋以前，帝王之间的传位，从开始接受天子的赐命，到最后登上帝位，其间有许多委婉曲折的笺疏，也有频繁的诏令和策书。虽然这些事情都是虚假的形式，言辞也都是谦饰推让，但还能够具备帝王的威仪，陈列礼制文物，使人可以了解礼仪仪容，朝廷内外都能有所瞻仰。到了近代，我就不再有时间这样做了。比如梁武帝身在江陵时，齐宣帝身在晋阳时，有的文书在荆州写成，却假称是宣德帝的命令；有的文书在并州写成，却虚称是孝静帝的敕令。这些诏令文书本来并未施行，却一定要把它们载入起居注，编入国史，难道这就是所谓摘取关键、删削浮辞吗？只是二萧所撰《陈书》《隋书》等史书，大多都有这种过失，唯独王劭所撰《齐志》没有这种情况。用暴力改变暴力，古人认为这是可笑的。像彦渊改写魏收的史书，是以一种错误替代另一种错误，更显出他的过失。可是撰写《隋史》的人却称赞澹大大纠正了魏收的过失，这是什么道理？况且把澹所写的书同君懋相比，难道两人之间只能容得下几个人吗？史官赞美澹而讥刺王劭，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通鉴吗？俗话说：“蝉翼反而被看作重物，千钧反而被看作轻物。”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别传（九条） 刘向《列女传》说：“夏姬两次成为夫人，三次成为王后。”她是否成为夫人，很难考证；但她是否成为王后，却完全可以弄清。考察当时各国称王的，只有楚国而已。巫臣劝楚庄王将要纳夏姬时，并没有说她曾进入过楚王宫，那么她成为王后应当是在周王室。大概周王室的德行虽然衰微，还自称奉行礼制；怎么可以把族姓说成姬氏，却又娶同姓女子为妻呢？况且鲁国从吴国娶妻，称她为孟子。对兄弟共妻的讥刺，是从鲁昭公时才开始的；没有听说在此以前已有这种事。礼书所记为何如此缺漏！再说，一个女子一生而成为三个朝代的嫔妃，按人事常理推求，也一定不可能。考察春秋以后，称王的国家有七个。大概是刘向误以为夏姬出生在战国时代，所以说她三次成为王后，意思是她先后嫁给七国的君王。按照年代考察，这实在是荒谬乖谬。至于其他篇目，这类例子很多。谈到楚国，就把楚平王和秦穆公说成同时代的人；谈到齐国，就把晏婴放在宋景公之后。现在只粗略举出一两个例子，这类错误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看刘向回答汉成帝时，称汉武帝、汉宣帝的事迹在世间流传而失实，事情详见《风俗通》，他的话可以说是明察事理的借鉴。然而等到他自己撰写《洪范》《五行》《新序》《说苑》《列女》《列仙》等传记时，却都广泛陈述虚构的事情，大量编造虚假的言辞。这不是因为他的见识不周全、才力不够，大概是因为世人多半容易受骗。唉！后辈本来值得敬畏，哪个时代会没有人才，为什么竟这样轻率忽视事实呢？传闻失真、记事失实，大概是事情有不得已之处，是人所不能完全避免的。至于故意制造异说来迷惑后人，那就更是严重的过错了！考察苏秦回答燕易王时，说有个妇人想杀死丈夫，便让婢妾送进毒酒，婢妾假装跌倒，把酒打翻。又有甘茂对苏代说：穷人家的女儿和富人家的女儿一起纺织，穷女说：“我没有钱买蜡烛，而你的烛光有余，你可以分给我一些余光，这不会损害你的光明。”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借寓言来说明道理，用来作比喻和起兴的说法。到了刘向写书时，却采用苏秦的说法，为两个妇人立传，确定她们的国籍，加上她们的姓氏，把本来乌有的事情特意当作真实来指认，这是多么荒谬啊！

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比如伯奇化为鸟，对着尹吉甫悲哀鸣叫；宿瘤隐藏容貌，求见齐王而成为王后。这些事情就不合乎事物的常理了。又有把怀嬴失去节操的人说成贞洁女子，把刘安覆灭全族说成登仙。这样立言，难道顾及过左丘明有史传、班固有史书吗？扬雄的《法言》喜欢评论司马迁，却不涉及左丘明；常说《左氏传》只有“品藻”两个字而已，这说明他鉴察事物有不明之处。况且扬雄讥笑司马迁喜欢猎奇、内容杂乱，又说不依照孔子的笔法，就不能算书；他在《自序》中还说不读非圣人所作的书。然而他撰写《甘泉赋》时，却写什么“鞭打宓妃”之类的话，刘勰《文心雕龙》已经讥刺过他了。这样看来，文章不过是小道，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讥笑的。可是看他的《蜀王本纪》，说杜宇的魂魄化成杜鹃，荆尸变成鳖；他说成这样，何其鄙陋啊！这正是所谓说起来并不难，实行起来却很难。即使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士；要想求得不朽，关键在于有人加以弘扬。为什么这样说呢？交阯远在南方边地，是越裳那样的风俗；敦煌偏处西域，是昆戎的地域。要从那里寻找人物，自古以来史书都很少记载。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处在偏远小国，通往京城的道路阻绝，史官的记载所不能到达。后来士燮撰写记录，刘昞编纂史书，于是杰出的人才灿然满目。假如这两位贤人没有出现，两个郡没有记载，那么那些边远地区的君子，凭什么让后世听闻呢？由此可知，著述的功劳力量很大，怎么能同诗赋这种小技相比而论优劣呢？战国以来的文人写文章，都虚构宾主，假托彼此问答。屈原《离骚》的辞句，说他在江边遇到渔父；宋玉《高唐赋》说梦见神女在阳台。它们都是文章中的话，句子讲究音韵。用这种方式叙事，足以证明是凭空虚构的。可是司马迁、习凿齿这类人，却都把它们采作逸闻，编入史籍，贻误后学，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这样做是对的，那么司马相如游历梁国时，枚乘诬说他好色；曹植到洛水时，宓妃在岩边被他看见，撰写汉、魏史书的人也应该把这些编成实录了。嵇康撰写《高士传》，取《庄子》和《楚辞》中关于两个渔父的故事，合成一篇。把园吏的寓言、骚人的假说定作实录，这已经是错误了。何况这两个渔父，按年代看前后属于不同时代，按地点看又分处南北不同的地方，却随意把他们合并为一个人，难道不是惑乱吗？如果这样做，那么苏代所说的两只蚌和鹬相争，伍子胥所遇到的渡水芦苇中的故事，都是关于善于应对的故事，也可以一并收入同一记录；哪里只是挥袖入缁帷、在沧浪之水濯洗帽缨这类故事而已呢？庄周写书，以寓言为主；嵇康撰述《高士传》，却大量引用庄子的虚构言辞。至于神人混沌的故事，也编入开头的记录中。如果把这些都当作真实事情，那么类似的情况就太多了，例如青蛙和鳖争论谁的成长更快，蚿和蛇做邻居，黄莺和斑鸠讥笑方朔，鲋鱼愤怒而变了脸色。假如这样也可以，那么嵇康撰写《幽明录》《齐谐记》，也都可以把其中的话引用为真事了。既然懂得事理，为什么反而轻视周公、孔子呢？杜元凯撰写《女记》，广泛采集经籍和前代史书，明确记录古代流传的可靠言论；对于有可疑之处的事情，仍然缺漏而不载。这难道不是因为心中坚持雅正的道理，憎恶邪僻的说法吗？这样的人真是君子啊！这样的人真是长者啊！《李陵集》中有《与苏武书》，辞藻壮丽，声调句式流畅华美。考察它的文体，并不像西汉人的作品，大概是后人所作，假托为李陵的作品。司马迁的《史记》缺少这篇而没有记载，实在是有原因的。把它编入《李陵集》，就是错误。○杂识（十条） 自古以来的学者，议论和称说很多。精通《公羊传》的人，尤其憎恶《左传》；学习太史公史学的人，偏偏嫉恨班固。能够用自己所长攻击别人所短，坚持自己的正确而陈述别人的错误，能够兼善各家的人很少。又看世上的学者，有的沉溺于玩味一部经书，有的专门精通一部史书。谈论《春秋》的人，就不知道周王室已经覆亡，而天下已有六个强国；评论《史记》《汉书》的人，就不明白刘氏已经灭亡，天下分成了三国。这也像武陵的隐士隐居桃源、断绝踪迹，在晋代时却还以为那里是暴秦统治的地方。假如有人学问穷尽千年，藏书总计五车，见到善良正直的人却不知道他的优点，遇到矛盾抵牾之处却不知道其中的错误，就是葛洪所说的只是收藏书籍的箱笼、做五经的主人罢了。古人说：“即使书多，又有什么用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邹人喜好佩长缨，齐国珍视紫色服饰，这些都只是一个时代所崇尚的事物，并不是历代君王永远不变的原则。至于汉代的《公羊传》，曾在《春秋》三传中独享盛名；晋代时的《庄子》，地位高于六经。如今它们都被挂在墙上而无人研习，像旒缀一样几乎断绝了。这怎么能同《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相比呢？后两者即使一时被废弃，最终仍会在千载之中独享崇高地位。比较它们的优劣，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把书名写在竹帛上，是人情所争逐的事情；即使圣人没有私心，君子也还是会有所偏袒。《易经》本来不属于记事一类的书，可是孔子的《系辞》却总是大力称述颜子，说他“差不多接近圣人”。这话本身并无愧处，事情也不是虚假夸美，但也因为孔子把颜子看作如同自己的父亲，门人同他日益亲近，所以本来不必特别称道的事，也曲意加以编录。后来扬雄处境寂寞，却以自己的心意取法典诰；至于童乌这个幼子，以及蜀汉的诸位贤人，他在《太玄》《法言》中任意加以褒奖。虽然这是内举不避亲，但其中确实有感情偏向。以孔子那样明睿圣哲、扬雄那样接近圣人的人，在著述时都不能忘却私情，那么自中庸以下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像谢承的《汉书》偏袒吴、越，魏收的《代史》极力夸耀胡地边塞，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孔子说：“你要做君子的儒者，不要做小人的儒者。”儒者确实有君子、小人之分，史家也应当如此。左丘明、司马迁，是君子之史；吴均、魏收所写的史书，是小人之史。他们如香草和臭草那样完全不同，相距为什么如此遥远呢？“礼啊礼啊，难道只是说玉帛之类吗？”史啊史啊，难道只是说文辞修饰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史书本来应当把喜好善行作为首要，把憎恶恶行作为次要。像司马迁、班叔皮，都是史家中喜好善行的人；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都是史家中憎恶恶行的人。一定要兼备这两点，再用文辞修饰来加重它，大概只有左丘明做到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见到这样的人。所谓直笔，就是不掩盖恶行，也不虚假赞美；记载有助于褒贬的事情，遗漏了也不会损害劝诫的作用，只需举出大的纲要，保存事情的主体罢了。并不是说细枝末节都一定要记录，琐碎事情一件也不能遗漏。像宋孝王、王劭这些人，他们所记的内容，喜欢谈论别人闺门之内的不检点和言语容貌方面的鄙俗小事，把揭发隐私当作直笔，我不赞同。

译故意树立异端，喜欢编造奇异说法，汉代有刘向，晋代有葛洪。近代的沈约，更加严重。后来的君子，希望对此详加辨察。从前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文笔才华，所以可知口头言辞和笔下文章，本来就是不同的。可是近代的作者，把口语写成文章，把两者等同起来。这些人都是凭元瑜、孔璋那样的才华，却担任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史职。文章和史书，怎么混淆得如此严重呢？记载笑谈而立言，可以使声名流传于古今。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能够自成一家；扬雄的《太玄》，可以流传千载。这些事情影响尤其重大，记入传记是可以的。至于近代却不是这样。有些雕虫小技、短才写成的小说，有的结集不过几卷，有的著书只有一篇，却无不一一列出姓名，编在传记末尾。做法同《七略》一样，无论大小都要记载，这也实在太繁琐了。孔子说：“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颂他。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像汉代的青翟、刘舍，官位做到丞相，班固的史书却没有为他们立传；姜诗、赵壹，身份只不过是计吏，谢承的《汉书》却为他们作传，就是这个例子。现在修史的人却不是这样。有人才德空乏而官位显赫，史官执笔，一定替他立传。他们所记的，只是列出此人生前担任过的官职和死后的赠官、谥号，如此而已。即使其中有人附带写些行迹，也只粗略陈述一两件；那些微小平常的事情，有什么值得看的呢？这种体例始于伯起的《魏书》，直到本朝《五史》，大多都如此。风气流荡而忘记归正，《史记》《汉书》的传统忽然就没有继承者了。外篇　《汉书·五行志》的错误　第十 班氏撰写志书，抵牾错误很多；在《五行志》中，杂乱烦琐尤其严重。现在就逐条列举其中的错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引用书籍不恰当，第二类是叙事违背事理，第三类是解释灾异过于泛滥，第四类是古代学问不精。又在这四类之中分列杂目，按类别聚集区分，编排如下。第一类“引用书籍不恰当”，其中有四种情况：一是把《史记》和《左传》交错合并；二是把《春秋》和《史记》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别；三是屡次引用《春秋》，说法没有固定体例；四是书名有的取用、有的删去，记载方式不一致。这部志书叙述时没有遵循统一体例。开头先说《史记》记载周单襄公告诉鲁成公：“晋国将要发生变乱。”接着又说鲁宣公六年，郑国公子曼满同王子伯廖交谈，想要做卿。考察起来，宣公六年的事情，是《左传》所记载的。上面说单襄公时，拿《史记》标在开头；下面列举曼满时，却把《左传》漏掉而不提。于是使读者误以为这个宣公六年的事也出自《史记》；又不说是鲁国后，就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国。是非难以明白，前后也没有准则。这就是所谓把《史记》和《左传》交错合并。《五行志》说：《史记》记载成公十六年，鲁成公在周地会见诸侯。考察“成公”，就是鲁国国君。班氏凡是说到鲁国某公，都把《春秋》列在书名之前。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一说《春秋》，就知道是鲁国国君。如今却把《史记》放在前面，把“成公”放在后面，书名不是鲁国史书，而国君又省去了鲁国的名称。如此拘泥而不变，守株待兔得多么厉害啊！这就是所谓《春秋》和《史记》混杂，难以区别。考察班固《汉书》撰写志书，本来是以汉代为主。在汉代的事情中，只直接记载皇帝的尊号和谥号。至于其他时代，则说某书、某国君，这是它通常的体例。比如叙述火不向上燃烧时，完整注明是《春秋》桓公十四年；接着叙述庄稼不能成熟时，却只说是严公二十八年而已。关于火和庄稼的两段，分别记载汉、莽时期的事情，年代已经相隔，距离鲁国时代尤其遥远。等到改变说法、采用另一套标准时，仍然以《春秋》作为开头；可是到了严公这一条以上，又不再以《春秋》标明书名。于是汉帝和鲁公被放在同一种格式中。若把这种做法定为永久的体例，道理上也还可以容许

译；但在其他类别中，事情又不是这样。想要寻求统一，体例却没有恒定。这就是所谓屡次引用《春秋》，说法没有固定体例。考察这部《志》叙述汉代以前的事情，大多略去所依据的书名。至于《服妖》一章，开头说晋献公派太子率军出征，佩带金玦；接着又说郑子臧喜欢戴聚鹬鸟羽毛制成的帽子。这两件事的上文，都每每先列出《左氏》。一件事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却又两次列出书名；省略就全都不列，繁复又过分。这就是所谓书名有的取用、有的舍弃，记载不一致。第二类是叙事违背事理的，情形有五种：一是只叙述事情的开头，却不补充后来的验证；二是虚构并罗列古人的话，考察事情却不追究到底；三是只直接引用当时人的议论，最终没有别的叙述；四是条目编排不整齐，读者难以寻求理解；五是标举年号，详略没有准则。《志》说：《左氏》记载，昭公十五年，晋国的籍谈到周国参加穆后的葬礼。除去丧服以后设宴。叔向说：‘周王恐怕不能善终吧！我听说，凡是所享受的乐事，必然会终止。如今周王一年之中遇到两次按三年服丧的丧事，却在服丧宾客面前设宴，这样一来，享乐和忧患都太过分了。礼，是君王最重要的常法。一次行动就丧失两种礼制，便没有最重要的常法了，将来还凭什么治理呢？’考察后来过了七年，周王室最终果然如羊舌所说，这就是它的应验；可是班氏完全没有说到。这就是所谓只叙述事情的开头，却不补充后来的验证。《志》说：《左氏》记载，襄公二十九年，晋国女子齐对智伯说：‘齐国的高子容、宋国的司徒都将不能免祸。子容专断，司徒奢侈，都是会使家族灭亡的主人。专断的人很快就会遭祸，奢侈的人将因势力而灭亡。’九月，高子逃奔北燕。书中记载到这里，就再没有别的说明了。考察《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国司徒逃奔陈国。可是班氏只从本传中摘取片言只语来写。读遍那部书，也只验证了一半的事情，于是使求学的人怀疑丘明的说法有的对、有的不对，齐的话有的应验、有的失实。这就是所谓虚构并罗列古人的话，考察事情却不追究到底。《志》说：成帝在鸿嘉、永始年间，喜欢微服出行，在民间置办私田。谷永劝谏说：‘诸侯梦见得到田地，占卜说这是失去国家的征兆。何况君王蓄积私田和财物，去做平民所做的事情呢？’但后面没有说明成帝的心意是否悔改，也没有说明谷永的话是否应验。劝谏的话虽然完整，相关事情却都缺失了。这就是所谓只直接引用当时人的议论，最终没有别的叙述。它叙述各种征兆中的恒寒时，先说釐公十年冬天大雨夹雹，接着记载刘向的占断；又说《公羊经》记载‘大雨雹’，接着记述董仲舒的解释。考察《公羊经》所说的，和上文有什么不同呢？却又把它的话列出一次，都只是说‘大雨雹’罢了。此外，这一类开头说大雪和雹，接着说降霜使草木死亡，从《春秋》时代一直说到汉代。事情已经叙述完了，却又重新叙说雹灾。内容分散隔离，前后断裂而没有条理。同属一类的事情，却硬是分成两条。前后杂乱纠缠，章句也彼此错杂。这就是所谓条目编排不整齐，读者难以寻求理解。君王改换年号，起源于刘氏。史官所记录的内容，必须保存应有的体例。考察这部《志》记载灾异的情况：开头列出元封年号，却不说明是汉代哪一位君主；接着说地节、河平，详细叙述宣帝、成帝两位皇帝。武帝的年号元鼎，每一年都记载；哀帝的年号建平，同一年也必定记录。这就是所谓标举年号，详略没有准则。第三类是解释灾异过于滥杂的，情形有八种：一是评论前代，完全违背旧有事实；二是影响彼此不相衔接，却牵强地联系在一起；三是铺陈演绎出许多说法，却没有确定的标准；四是轻率地把善政拿来与妖异灾祸相配；五是只作解释，却不说明征兆如何应验；六是考核虽然正直合理，但义理并不精当；七是妖异吉祥的意义本来可以知道，却闭口不说；八是不遵循经典，任凭自己的胸臆解释。《志

译》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发生震动。’‘这一年，韩、魏、赵三家篡夺晋国并分割它的土地，威烈王下令把他们封为诸侯。天子不体恤同姓，反而给他的贼臣加爵，天下就不再归附了。’考察周国处于战国时代，已经极其微弱。所以有君主怀疑有人偷斧子，有高台被称作逃债台。周威烈王就像泗水一带的诸侯，只不过是依附的小国罢了。至于三晋势力强横，想要成为诸侯，虽然借用了周王的名义，实际上却是由自己决定的。譬如近代王莽称为安汉公，并不是平帝的真诚意愿；董卓号称太师，难道是献皇帝的本意吗？可是作者如果只责怪威烈王擅自施行爵赏，因而招来妖孽，难道能说他‘把人的真情和伪诈全都看透了’吗？这就是所谓评论前代，完全违背旧有事实。

译《志》说：昭公十六年九月，举行大雩祭。在此以前，昭公的母亲夫人归氏去世，昭公不悲伤，却在比蒲举行大规模田猎。又说：定公十二年九月，举行大雩祭。在此以前，定公亲自攻打郑国回来，就修筑中城，并派两位大夫包围郓。考察在比蒲举行大规模田猎，是昭公十一年的事；修筑中城、包围郓，是定公六年的事。这两次劳役距离举行雩祭，都不是同一年。把国家的常规事务硬说成导致灾祸，年代已经相隔很远，却才说听到了应验，这难道不是凭空编造成说法、对着寂静强作言辞吗？这就是所谓影响彼此不相衔接，却牵强地联系在一起。《志》说：严公七年秋天，发生水灾。董仲舒、刘向认为，严公的母亲姜氏与齐侯通奸，一同杀死桓公；严公不顾父亲的仇恨，又娶齐国女子为妻，尚未正式迎娶便先与她通奸，一年中两次出行会见，在道路上违背礼法作乱，这是臣下鄙视他的应验。又说：十一年秋天，宋国发生水灾。董仲舒认为，当时鲁国、宋国接连几年在乘丘、鄑发生战争，百姓忧愁怨恨，阴气旺盛，所以两国都发生水灾。考察这种说法有三点错误。为什么呢？严公十三年、十一年，鲁公分别在乘丘和鄑击败宋军。既然战胜敌人，按功劳策勋并下令赏赐，可以带来喜悦和荣耀、降下福气，反而会使人忧愁怨恨、招来灾祸吗？这是第一点错误。况且在这以前几年，严公已经遭遇大水灾；考察它发生的年月，明显在战争以前，却说因为同宋国交战，所以两国都发生水灾，这是第二点错误。何况在七年之内，解释水灾的说法已经改变：开始以齐国女子为理由，最后又以宋军为应验。前后没有定准，究竟应当依从哪一种呢？这是第三点错误。同一场灾害，却提出三种说法竞相解释，这就是所谓铺陈演绎出许多说法，却没有确定的标准。他解释‘其咎在于舒缓，其惩罚是恒燠’时，认为政治松弛怠慢，过失在于宽缓，所以用温暖来惩罚他，冬天没有冰。考察他解释《春秋》记载无冰的地方，都是以君主对内失去百姓、对外失去诸侯，不施行诛罚和赏赐，不辨明善恶，蛮夷侵扰中原，天子不能讨伐，大夫擅自掌权，国君不敢制服等作为主旨，不过如此。其次说到武帝元狩六年冬天没有冰，却说此前派卫、霍两位将军穷追单于，斩杀十多万首级回来，并大规模举行庆功赏赐。皇上又怜悯并悔恨将士的劳苦，派使者巡行天下，抚恤赏赐鳏夫寡妇，借贷钱财给贫困者，征召被遗弃和隐逸独行的君子到行在所。郡国中有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上报丞相、御史让他们奏闻。于是天下都很欢喜。考察汉帝的武功文德既然如此，他先严猛而后宽厚又是这样，难道会只有懦弱衰败的过失，却没有施行刑罚、平定祸乱的功劳吗？怎么能只因为冬天没有冰而把它显示为灾异，便说它和从前的人犯有同样的罪过呢？前后自己互相矛盾，始末彼此违背，难道不太过分吗？这就是所谓轻率地把善政拿来与妖异灾祸相配。《志》说：孝昭元凤三年，太山有大石竖立起来。眭孟认为，将会有平民成为天子。京房《易传》说：‘太山的石头翻倒落下，圣人接受天命，君主被俘。’又说：‘石头竖立在山上，同姓之人将成为天下的雄主。’考察这应当是孝宣皇帝即位的祥瑞。宣帝出身民间，却登上帝位，这就是所谓平民接受天命。以曾孙的血统继承皇统，就是所谓同姓成为雄主。昌邑王被废黜，作为被贬的君主流放远方，就是所谓君主被俘。班氏《书》记载这些征兆，虽然已经具备分析，却在探求后来的应验时，竟然没有逐条详细说明。叙事的适宜方式，难道应当这样吗？如果文字有所缺漏，那么为什么还要记载这些话呢？这就是所谓只作解释，却不说明征兆如何应验。《志》说：成帝建始三年，小女孩陈持弓，九岁，跑进未央宫。又说：绥和二年，男子王褒进入北司马门，登上前殿。班氏《志》虽然列有证据，但说法多而疏略。现在姑且加以推演并说明。考察女子九岁，九是阳数的极数。男子名王褒，王是臣下和君主共同的姓氏。进入北司马门而登上前殿，是因为王莽开始担任大司马，到哀帝时前往封国；哀帝死后，他仍任此官，因而篡夺帝位。有人进入司马门并登上殿堂，也就像跟随大司马而登上帝位一样。灾异和祥瑞所显示的征兆，事情十分明显；忽然却不加记载，未免删略得太过分了。这就是所谓解释虽然正直合理，但义理并不精当。《志》说：哀帝建平四年，山阳有个女子田无啬怀孕，尚未出生两个月，孩子就在腹中啼哭。出生后没有被抚养，埋在田间小路旁。三天后，路过的人听到啼哭声。母亲挖土把孩子收养起来。考察《志》原文虽然叙述了这件妖灾，却完全没有解释。人从胎胞到养育，含有灵性、承受气息，始末都有形成的数理，前后都有一定的准则。至于刚刚怀孕不久便突然发出啼哭，也是因为事物的根基尚未显露而形象已经出现征兆，这就是王氏篡夺国家的征兆。出生后没有被抚养、埋葬后却没有死亡，也是因为事物的时运已经确定，不是诛杀剪除所能平息的，这就是王氏接受天命的应验。又考察班氏所说小女孩陈持弓，陈正是王莽所出之族；至于女子田无啬，田本来就是王莽的本宗。同样的事情都属于同一占验，解释却没有一个统一标准。难道不是只知道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另一点吗？这就是所谓妖异吉祥的意义本来可以知道，却闭口不说。春秋时期，各国贤能俊杰很多。比如沙鹿崩坏、梁山崩塌、鹢鸟退飞经过宋国、龙在郑国水中交合争斗，有的像伯宗、子产，详细说明它们并非妖异；有的像卜偃、史过，大力说明它们必然会应验。当时有见识的君子把这些当作美谈，所以左氏把它们记载下来而不删改，留给后代。后来古今之间道路阻隔，见闻彼此隔绝，到了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一类人才另行构造奇异见闻，补充阐发其他说法。这样一来，后来的学者反而超过先贤，都是如今俗语所说的‘弟弟和哥哥争论知道嫂嫂的名讳’。可是班氏《志》仍然舍弃长处而采用短处，抛弃旧有学说而采用新的说法，只要提出异说，便自以为博大精通，更多显示出他的无知。这就是所谓不遵循经典，任凭自己的胸臆解释。第四类是古代学问不精确的，情形有三种：一是广泛引用前代书籍，却没有搜罗完全；二是同时采用《左氏》的说法，却遗漏很多；三是屡次列举旧事，却不知道它们出自哪里。

译《志》说：各种征兆中的恒风，刘向认为《春秋》中没有与它相应的记载；刘歆认为，釐公十六年《左氏传》解释六只鹢鸟退飞的事情，就是这种征兆。考察旧史，刘向学习《谷梁》，刘歆学习《左氏》，他们所承袭的学说不同，见闻也不同，这确实如此。然而周国的树木被拔起、郑国的车子在渡水时翻覆，风所造成的灾害，《尚书》和《左传》都记载得很完备。刘向却略去不信，刘歆虽然知道却没有传述。又详细叙说怪异，逐一列举各种妖异；记述雨中落下旄毛造成灾害，却不追寻赵毛生之地；记载异鸟互相哺育，却不记载宋国麻雀生出鹯鸟。这些都是看见小事而忘记大事，列举轻微的而略去重大的。大概是因为学术各有不同，见识却没有贯通的鉴别能力。此外，处在炎汉时代，灾异尤其奇特。比如景帝太平时期出现如血的红风，于公任职时阳气亢盛造成旱灾。只有《纪》和《传》各自详细记载，在《志》中却唯独没有这些说法，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所谓广泛引用前代书籍，却没有搜罗完全。《左传》说：宋国人追赶猰狗，华臣逃奔陈国。又说：宋国公子地有一匹白马，景公夺走它，并把它的尾鬛染成朱红色。公子地的弟弟辰因为这件事像鸟一样飞走叛逃。班氏《志》记载这两件事，认为是犬马造成的灾祸。考察《左氏》所记载的这类事情，实际上很多。比如季氏的叛逆，是由斗鸡而引发傅介；卫侯的失败，是因为养鹤而乘轩车；曹国的灭亡，开始于捕获大雁；郑国的弑君，萌发于剖解鼋；郄至夺权而家族灭亡；华元杀羊，最终逃奔。这些也都是白色、黑色的祥兆，禽鸟、毛兽造成的灾异，为什么唯独舍弃而不论，只考察犬马呢？这就是所谓同时采用《左氏》的说法，却遗漏很多。考察《太史公书》从《春秋》以前开始，凡是各国灾祸、贤哲的占验，都是出自《左氏》和《国语》。如今班氏《志》所引用的，上自周幽王、周厉王，下到鲁定公、鲁哀公，却不提《国语》，只称《史记》，难道不是忘记根本而追随末流、追逐近处而抛弃远处吗？这就是所谓屡次列举旧事，却不知道它们出自哪里。所确定的类别很多，总共有二十种。但它的过失既然很多，不能全部论述，所以每天之中有时举出一件事，希望触类旁通，其他问题也都可以知道。又考察这部《志》的写作，本来是想说明吉凶，解释祥瑞与灾咎，惩恶劝善，用来警戒后世。至于春秋以来、汉代以前，其中的日食、地震、陨石、山崩、雨雹、雨鱼、大旱、大水、犬猪造成的灾祸、桃李在冬天开花等，很多只是直接叙述灾异，却不说明它们如何应验。这不过是鲁史的《春秋》、汉书的帝纪罢了，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另行编入这部《志》呢？从前班叔皮说：司马迁叙述司马相如时，就列出他的郡县和字；至于萧何、曹参、陈平一类人，以及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董仲舒等，却没有记载他们的字，有的只记县而不记郡，大概是因为还有事情来不及完成。像孟坚这部《志》，错误和谬误特别多，难道也是删削修订得不周全吗？否则，为什么遗漏简略得这样严重呢？其中也有穿凿附会来成篇，强行制造异义的地方。比如把蜮说成惑，把麋说成迷，把陨落五块石头说成齐国五位公子的征兆，把七座山崩溃说成汉七国的象征；把叔服参加葬礼、郕伯来奔，说成亢阳形成妖异的原因；把郑国交换许田、鲁国谋取莱国，说成禾苗被吃而造成灾祸。像这一类的事情非常多。只是徒然作些解释，没有值得观览采纳的内容。希望有识之士替我详细考察。外篇：《汉书·五行志》杂论驳正第十一。

译鲁文公二年，没有下雨。班氏认为，自从文公即位，天子派叔服参加葬礼，毛伯赐予命服，又在戚地会见晋侯；对上得到天子的信任，对外得到诸侯的支持，气势充沛而自以为尊大，所以招来了阳气过盛的灾祸。考察周朝东迁以后，一天天衰弱，所以郑国取走温地的麦子，射箭射中周王的肩膀，楚国断绝进贡苞茅，出兵示威并询问九鼎。周王的事情已经和列国一样，雅乐也变成了风诗。像鲁国这样，跟大国相比本来就不足，比小国则还有余力，怎么会因为暂时得到衰弱的周朝使臣降临，就突然骄傲自大、招来自身的惩罚，使亢阳成为怪异呢？从人事方面推求，理必然不是这样。上天高远而能听见卑下之事，难道会是这样吗？《春秋》成公元年，没有冰。班氏认为，当时王札子杀了召伯、毛伯。考察现在的《春秋经》，王札子杀死毛伯、召伯，事情发生在宣公十五年。这里却说是在成公时期，没有弄清它的说法。下文所说无冰，共有三年。《春秋》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陈国的夏征舒弑杀国君，楚严公假托要为陈国讨伐贼臣，陈国打开城门等待他，楚国于是灭亡了陈国。陈国的臣子和百姓怨恨毒愤尤其深重，阴气达到极点便生出阳气，所以导致火灾。考察楚严王进入陈国，是宣公十一年的事情。开始时有踩踏田地的责难，使叔时感到惭愧；最后却有封立国家的恩典，并被孔子看作贤者。说陈国的怨恨毒愤尤其深重，这个道理没有听说过。又考察陈国前后被楚国灭亡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宣公十一年被楚严王灭亡；第二次是昭公八年被楚灵王灭亡；最后一次是哀公十七年被楚惠王灭亡。如今董仲舒错误地把陈国第二次灭亡的战争当成楚国第一次灭陈的时候，于是妄自作出占验，虚妄地辨析事物的征兆。考察昭公以前距离宣公，鲁国已经更换了四位国君；严王以后到灵王，楚国已经历经五代。两者相隔悬远、截然不同，他却混杂在一起而不加区分。唉！闭门苦读三年，确实算勤奋了；可是差之千里，相距何其遥远啊！《春秋》桓公三年，发生日食，日食已经结束。京房《易传》认为，此后楚严王开始称王，并兼并方圆千里的土地。考察楚国自武王僭越称王以来，邓国因而感到畏惧，荆地尸横遍野的说法流传已久；中间经历文王、成王、缪王三位君王，才开始到严王。这样说来，楚国称王已经传了四代，怎么能说楚严王才开始称王呢？又，鲁桓公死后，经历严公、闵公、釐公、文公、宣公，总共五位国君之后，楚严王才开始成为霸主，怎么会有桓公三年的日食就已经应验这件事呢？这不只是叙事违背事实，也是占验本身失当。《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天，大雨夹雹。刘向认为，釐公末年公子遂专权放纵，直到弑杀国君，阴气压制阳气的征象出现。釐公没有醒悟，于是过了两年杀死公子赤，拥立宣公。考察公子遂拥立宣公、杀死子赤，是文公末年的事情；却硬说是僖公晚年，时代实际上相差很远，这说法怎么颠倒错乱到这种程度？《春秋》记载，釐公十二年，太阳发生日食。刘向认为，这是因为当时莒灭了杞国。考察釐公十四年，诸侯还筑城于缘陵。《公羊传》说：“为什么筑城？因为杞国被灭了。谁灭了它？大概是徐、莒两国。”按照中垒校释的说法，应当以《公羊传》为依据。然而《公羊传》的说法，不如《左氏传》详细。《左氏传》记载，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时，杞国还存在。《春秋》记载，文公元年，太阳发生日食。刘向认为，这是后来晋灭江国的征兆。考察《春秋》原文，文公四年明明记载“楚人灭江”。如今说成晋灭江，毫无根据。而且江国处在南方边远地区，与楚国相邻；晋国在北方，距离江国非常遥远。说是晋国所灭，按道理很难讲通。《左氏传》记载，鲁襄公时，宋国有个女子出生时全身赤红并长满毛，被丢弃在堤下。宋平公的母亲共姬的车夫看见后把她收养了，于是取名叫弃。她长大后美丽端庄，宋平公把她纳入宫中，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佐。后来宋国大臣伊戾诬陷太子痤，将他杀死。在这以前，大夫华元逃奔晋国，华合比逃奔卫国。刘向认为，当时发生火灾，是赤色灾异的明显应验。考察灾异吉祥的发生，应该是为了应验后来发生的事情；事迹的显现，则是用来符合先前的征兆。华元逃奔晋国是在成公十五年，把这件事与弃被丢在堤下联系起来，实在难以相互应合。华合比逃奔卫国是在昭公六年，而华合比逃亡与华元逃亡，都说是在“这以前”。前后时间和事情全都互相矛盾。《春秋》记载，成公五年，梁山崩塌。成公七年，鼷鼠咬食郊祭用的牛角。襄公十五年，太阳发生日食。董仲舒、刘向都认为，在这些事情的前后，晋国举行了鸡泽之会，诸侯结盟，大夫又结盟；后来举行氵具梁之会，诸侯在场而大夫单独相互结盟，国君就像系在旒上的玉饰一样，不能举手行动。襄公十六年五月，又发生了地震。刘向认为，这一年三月，大夫在氵具梁结盟，到了五月就发生了地震。襄公二十八年春天，又出现了没有冰的现象。班固认为，这是天下发生异常现象的表现。襄公时期，天下各国诸侯的大夫都掌握了国政，国君不能制约他们，这种情况逐渐一天天严重起来。考察《春秋》所记各国，能够说是臣下权力过大的，只有三桓、六卿和田氏等而已。像鸡泽之会、氵具梁之盟这样的事情，其中的大夫难道真有刘向所说的那样吗？然而《谷梁传》说大夫不守臣道，诸侯失去政权，只是讥刺他们无礼而擅自行动，在这一次行动上而已，并不是像“政权由甯氏掌握，祭祀则由寡人主持”那样，世代承袭官职，终于转移了国家权柄。像这样造成的错误，董仲舒、刘向之流不考察《左氏传》，只凭借《公羊传》《谷梁传》二传，便任意扩大解释，肆意发表夸张之言。还说什么“国君像系在旒上的玉饰一样”，说什么“国君的处境将一天天严重”，这不是太荒谬了吗？《春秋》记载，昭公十七年六月，太阳发生日食。董仲舒认为，当时太阳运行到毕宿，这是晋国的象征。晋厉公诛杀四名大夫，失去众人的拥护，最后被弑杀而死。此后再也没有人敢责罚大夫，六卿于是相互勾结，专擅晋国，晋国国君反过来侍奉他们。考察晋厉公杀死的只有三郤，怎么能说诛杀了四名大夫呢？况且州满死后，悼公继位，选任六官，都能任用有才能的人；驱逐七人，也全都符合他们的罪行。因为辱及阳干，本来要诛杀魏绛，但悼公看完他的书信后醒悟，便让他承担过错而授予官职。这说明生杀大权掌握在国君手中，宠辱也由国君决定。因此他能够提出五项有利措施来与戎族和好，发动三次进攻来挫败楚国，威势行于夷夏之间，使晋国的霸业恢复到文公、襄公时期。如今却说他此后不再责罚大夫，这是多么严重的诬蔑啊！自昭公以后，晋国政权分散在多个方面，出现以国君侍奉臣下、居于下位者僭越上位者的情况，这只是由于昭公的过失，逐渐发展到衰败，并不是由于惩罚晋厉公被弑之事而自行陷入屈辱。怎么可以动不动就拿后世的事情来诬蔑前代呢？

译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董仲舒、刘向认为，周历十一月相当于夏历九月，太阳在氐宿；从东方出现的星宿是轸、角、亢。有人说，角、亢是大国的象征，代表齐、晋两国。后来田氏篡夺齐国，六卿瓜分晋国。考察这颗彗星出现两年后，《春秋》的经文便结束了；又过了十一年，《左氏传》也结束了。《左氏传》结束后八十二年，齐康公被田和灭掉；又过了七年，晋静公被韩、魏、赵三家灭掉。这样算来，上面所说彗星出现的年份，都在一百多年以前。星辰运行所缠绕的地方、灾气所指向的地方，如果真能彼此感应，时间相隔怎么会这样遥远呢？况且在《春秋》结束以后、《左传》尚未结束以前，这段时间里，卫国有弑君之事，越国灭掉吴国，鲁国把国政让给越国，许多乱臣逆子毁家亡国。这些事情正是东方星象、大国征兆的应验，为什么反而舍弃它们不说，却要远远追寻后代的事情呢？况且范氏与中行氏早已相继灭亡，智氏进入战国时期后，也紧接着灭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竟然把三晋都列上名称，总括说成六卿的征兆，实在十分荒谬。考察这种错误的起因，可以推测出其中的缘由：为什么呢？《公羊传》《谷梁传》所引用的史事，止于西狩获麟；《左氏传》所记载的内容，却一直说到赵襄子灭智氏。汉代学者只读二传，不看《左氏传》，所以史事不能衔接，言辞也有许多脱漏。而且春秋以后、战国时期，史官缺少记载，年代难以考定。于是学者便怀疑篡齐、分晋之事发生的时间与鲁国史书相接近，所以轻率地引用灾异来互相附会。这块白玉上的污点，为什么竟严重到这种地步呢？《春秋》记载，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降霜却没有杀死草。成公五年，梁山崩塌。成公七年，鼷鼠咬食郊祭用的牛角。刘向认为，这些都是后来三家驱逐鲁昭公、昭公最终死在国外的征兆。考察昭公出奔到乾侯，事情是由季氏造成的。孟孙、叔孙两家，本来没有参与这件事。何况昭子因为迎纳国君未能成功，愤懑而死。论他的义行和刚烈，足以贯通幽明两界。即使把他定为忠臣，他也完全无愧；把他编入叛逆党徒之中，怎么竟这样严重地诬蔑他呢？明明罪过出在季氏一家，却还要牵连说成两个家族。这种评定，难道不是太滥了吗？《左氏传》记载，昭公十九年，龙在郑国石门之外的洧渊相斗。刘向认为，这是近似龙的灾异。郑国是夹在晋、楚之间的小国，又受到强吴的压力，正处在三国冲突的要冲；如果不能修养德政，就会与三国交战，使自身陷入危亡。当时子产主持政事，对内施惠于百姓，对外善于辞令，和三国交往，郑国终于免除了祸患。这是能够用德行消除灾祸的方法。考察昭公十九年，晋、楚结成联盟，没有发生战争；吴国虽然强暴，也还没有侵扰中原各国。郑国没有外患，并不是子产的力量造成的。况且吴国是远方国家，偏处长江一带，如果要侵略中原，必定应先从楚、宋两国开始。郑国处在河水、颍水之间，地势并非夷庚所指的通道，说它是交通要冲，实在不合情理。若从地理上考察，不是完全错误吗？《春秋》记载，昭公十五年六月，太阳发生日食。董仲舒认为，当时太阳运行到毕宿，这是晋国的象征。他又说：“太阳接连发生两次日食，这件事在《春秋》之后，所以没有记载在经文中。”考察从昭公十五年到获麟那一年之间，日食又发生了九次。这些事情都列在《春秋》原文中，翻阅文字便可验证，怎么能说只是再次发生日食，而且还在《春秋》之后呢？再看班固《汉书·五行志》编列的这九次日食，其中八次都记载了董仲舒的占断。也不能说董仲舒因为事情发生在《春秋》之后，所以没有把它们编录下来。再三思考这句话，反复推究它的由来，这大概是班坚的错误，不是仲舒的罪过。《春秋》记载，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刘向认为，在这以前，陈侯的弟弟杀死了太子偃师，楚国于是灭掉了陈国。《春秋》不把蛮夷灭亡中原国家的事情记作蛮夷所灭，所以又记载陈国发生火灾。考察楚国把中原国家改置为县、作为自己的城邑，这样的事情很多；如果这些城邑有应该在《春秋》中出现的，难道可以不以楚国的名义记载吗？大概在这个时候，陈国虽然暂时灭亡，不久又恢复了原来的国家，所以仍然采用陈国的称号，而不使用楚国的名称。难道没有看到郑国裨灶的说法吗？裨灶论说这次灾异时说：“五年以后，陈国将重新受封；受封五十二年后，陈国最终灭亡。”这就是它的应验。从此以后，至于颛琐之虚、宛丘之地，如果有应该载入国史的事情，难道还可以再称它们为陈国吗？外篇 暗惑第十二

译人的认识有不能洞察的地方，精神也有不明察的时候，于是真伪无法分辨，邪正不能区别。从前有人用缠在炙肉上的头发来误导自己的国君，也有人把毒药放进祭肉中来诬陷太子。头发经过炭火烘烤，必然会被烧焦；毒药放置一段时间后，就不再具有杀伤力。但施行这些手段的人却把事情伪造得像真的一样，接受这些说法的人也信以为真。因此，有人一时遭受责罚，却招致千载之后的怨恨。史书传记叙述事情，也常常是这样。有些说法道理难以凭信，欺骗诬陷却清楚可见。古来的学者没有察觉其中错误的，大概往往有这种情况。现在姑且举出一两例，加以驳斥，列在下面。《史记·五帝本纪》说：瞽叟让舜挖井，舜从旁边挖了一个通向外面的隐蔽洞穴。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想把井填满。瞽叟、象很高兴，以为舜已经死了。象于是住进了舜的宫室。驳斥说：幽深昏暗、无法测度的事物，变化没有常规，刀兵不能伤害，网罗也不能控制，例如左慈改变形体成为羊、刘根隐去身形进入墙壁，就是这种情况。时势没有可以转移的余地，灾祸又必然到来，即使大圣人也不能避免，例如姬伯被拘禁在羑里、孔父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遭遇困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世俗的愚人都把前一种幻化称作圣人，难道知道圣人智慧周遍万物、才能兼备各种德行，仅仅会这些而已吗？如果只是这样，他与那些方术之士有什么不同呢？《史记》说重华进入井中，从隐蔽的洞穴逃走，这等于把舜说成左慈、刘根一类的人，而不是姬伯、孔父一类的人。如果认识事情竟然如此，就很难同他谈论圣人之道了。况且太史公说过：黄帝、尧、舜的轶事，时时可以在其他说法中看到。我选择其中文辞最为雅正的，写入本纪，放在《史记》开头。若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怎么能称得上雅正呢？又如《史记·滑稽列传》说：孙叔敖担任楚国令尹，楚王因此成就霸业。孙叔敖病死后，过了几年，他的儿子生活贫困，靠背柴为生。优孟于是穿戴上孙叔敖的衣帽，拍着手谈笑，一年多以后，举止神态像孙叔敖，楚王和左右近臣都不能分辨。楚庄王设宴，优孟上前祝酒，楚王大为惊讶，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想任用他为令尹。驳斥说：俗话说：“人的心性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所以人的高低不同、长短有别，姿态各异，都是自然禀赋，是造化所形成的，并不是靠模仿就能使它发生改变。像优孟模仿孙叔敖，衣帽和谈吐或许能够真假难辨，但眉眼口鼻怎么能相像呢？楚王和他的左右近臣难道竟没有一点疑惑吗？从前陈焦已经死去，多年后又活了过来；秦国的间谍上吊后，过了六天才苏醒。这些事情还要靠史书明确记载，古今都称为怪异。何况孙叔敖死去已经很久，楚王如果认为他死而复生，首先应当追问尸骨枯朽后重新生肉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要重新打开棺材。哪里会有话还没说上几句，只见一面就毫无疑惑，立即想给他宠爱和荣耀，恢复他的俸禄官位呢？这只是类似传说中的事情，哪里是人伦常情所能有的呢？又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田常，即成子，用大斗借粮给人，用小斗收回粮食。齐人唱道：‘老妇人啊，采芑菜；归附田成子吧。’” 驳斥说：人死之后，才会给他追加谥号。田常当时还活着，却突然称他为谥号中的“成子”，这种说法不真实，显而易见。又考察《左氏传》，石碏说：“陈恒公正受到周王的宠信。”《论语》中，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史记》中，家令劝说太上皇：“高祖虽然是您的儿子，却已经是君主。”这些说法的例子都相同。然而这类事情由于是过失，可以通过删改文字来修正。至于《田氏世家》论述成子的事情，最后还用押韵的语言编成歌谣，想加以刊正，也没有办法厘清改正。所以我特意指出它的错误，作为这一篇的开头。又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死后，有若的相貌像孔子，弟子们共同拥立他为老师，像侍奉孔子那样侍奉他。有一天，弟子进来询问说：‘从前夫子将要出行，让弟子拿着雨具，过了一会儿果然下雨了。’‘商瞿年长还没有儿子，他的母亲为他娶了妻子。孔子说：‘商瞿四十岁以后，应当有五个男孩。’后来果然如此。请问夫子是怎么知道的？’有若默然不回答。弟子起身说：‘有子请避让，这不是您应当坐的位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驳斥说：孔子的弟子有七十二人，其中高柴愚钝，曾参鲁钝，宰予善于言辞，子游勤于学习，子张、子夏可以相比，颜回、子贡则不是同一类人。这些都是圣人对弟子的品评，优劣已经说得很清楚；门徒之间相互评议，褒贬也已经确定。像有若这样的人，名次不列入四科，声誉也比不上十位贤哲。等到孔子死后，才把他请来做老师；因为不能回答弟子的询问，才让他避开座位。同样被称为通达的人，为什么对事理的认识这样迟钝呢？况且孔子晚年退居西河时，曾因疑惑夫子的言论，仍然受到失明的惩罚，投杖谢罪。孔子怎么肯公开地自欺欺人，装作相互推奉呢？这只是儿童嬉戏，不再是长者所会做的事。看孟轲著书，开头就陈述了这种说法；司马迁编撰史书，仍然沿袭了这句话。它来自街巷传闻，却始终没有先觉者辨明，真可悲啊！又《史记》《汉书》都说：高祖从洛阳南宫出发，站在复道上看见诸将往往聚坐在沙地中交谈。高祖问：“他们在谈什么？”留侯说：“陛下所封的都是过去的故人和亲近的人，所诛杀的都是平生结怨的人。这些人害怕被诛杀，所以聚集在一起谋反罢了。”高祖于是忧虑地说：“这可怎么办？”留侯说：“陛下一生最憎恨的人，谁最厉害？”高祖说：“雍齿。”留侯说：“现在先封雍齿为侯，以此给群臣看。群臣看到雍齿都被封侯，就会人人安心坚定了。”于是高祖设宴，封雍齿为侯。驳斥说：凡是国家公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看到有人对国君无礼，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考察张子房年轻时，曾倾尽家产结交宾客，为韩国报仇，这说明他的忠义一向显著，名节十分著称。他侍奉汉王时，为什么反而听任一群小人聚集谋反、准备冒犯自己的君主，却默不作声，等到君主询问才回答？如果高祖不问，他竟想一直不说吗？况且将领们如果确实要被诛杀，罪责就可能无法预料。像诸将聚集驻扎，图谋祸乱，即使秘密在朝廷上商议，也还害怕被察觉；如今在沙地上公开议论，怎么会毫无顾忌？治理国家的道理，必定不会如此。由此看来，张良担心诸将心怀反侧而不安，雍齿也因为嫌疑而获得封爵，大概当时确实有这样的事情。至于站在复道上远望、坐在沙地上交谈，不过是说故事的人铺陈演绎，夸大虚构了其中的情节。又《东观汉记》说：赤眉军投降以后，遗弃的铠甲堆积得与熊耳山一样高，等等。驳斥说：考察刘盆子已经灭亡，遗弃的铠甲确实很多；但如果一定说它们堆得和山一样高，就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从前《武成》说：“前面的军队倒戈”，“鲜血多得可以漂起舂米的杵”。孔安国说，这只是夸张地说罢了。“铠甲堆积得与熊耳山一样高” 这句话，难道也属于“鲜血多得可以漂起舂米的杵”这一类夸张说法吗？

译又《东观汉记》说：郭伋担任并州牧，巡视所属郡部到达西河美稷时，有几百个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路旁迎接叩拜。郭伋问：“你们这些孩子从哪里远道而来？”孩子们回答：“听说使君刚到，我们很高兴，所以前来迎接。” 郭伋向他们辞谢。事情办完后，孩子们送他到城外，问：“使君哪一天回来？”郭伋让别驾计算日期告诉他们。回来时，他提前了一天到达，认为这样就违背了约定，于是停留在野外亭舍，等到约定的日期才进城。驳斥说：这件事有三点不可信。考察汉代的方伯，仪仗规格等同诸侯；他们出行时，前导的骑从遍布郊野，后面的车骑堵塞道路，鼓吹之声喧腾，旌旗仪仗充满道路。那些乡野小孩、换牙年幼的儿童，不仅会羞怯得不敢露面，也会惊慌失措。怎么可能冲犯车马仪仗，靠近车帷，冒犯威严，亲自陈述自己的心意呢？这是第一点不可信。方伯巡视所属地区时，会使全州震动肃整。至于身着墨绶的长吏、佩带黄绶的各级官员，都率领属吏，恭敬地等候；还要清扫整治旅舍，按照行程安排，严密准备供给和器具，休息也有固定场所。如果抛开这些安排不去，居住没有定处，必然使公私两方面都来不及准备，客主双方都困窘。凡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员，本来就应当知道百姓和属吏的辛苦，怎么能轻率地赴几个孩子的约，因而耽误治理一州的大事呢？这是第二点不可信。晋阳没有竹子，这是古今都知道的；即使有文书传到其他地方，大概也会像大夏国那样，要向商人打听才能知道，竹子并不容易得到。何况是在儿童手中，更难以寻得，许多孩子一起玩耍骑乘，怎么可能办到？这是第三点不可信。凡是讲述这件事，总共有三方面的问题。推究评论起来，完全没有一件真实的，真是奇怪啊！又《魏志注》引《语林》说：匈奴派使者来朝见，太祖让崔琰坐在席间，自己却手握刀站立侍卫。不久，使者问匈奴使者：“曹公怎么样？”匈奴使者回答：“曹公相貌漂亮是漂亮，但站在旁边侍立的那个人，却不像臣下的样子。”太祖于是追赶杀死了这个使者，等等。诘难说：从前孟阳卧病在床，假称自己是齐国太后；纪信乘坐着大旗，假称自己是汉王。有的是君主遭逢困厄，有的是朝廷遭受战乱，所以才权宜行事以求渡过难关，并不是出于本意。像崔琰本来并没有这种危急，怎么能让臣下代替君主呢？况且凡是称为人君的，都应当谨慎处理自己的举止，何况魏武帝经营霸业，面南接受朝拜，却让臣子坐在君主的位置上，君主处在臣子的位置上，这将凭什么让万国共同瞻仰、百官一同注目呢？再说汉代对匈奴，安抚慰劳已经很尽力了。即使略微赠送金帛、用婚姻结交，仍然担心它像毒蛇一样不改恶性、像狼一样的贪心容易骚动。如果擅自杀死匈奴使者，又不公开说明罪名，还凭什么使外部四夷归心，并在中原建立五种利益呢？况且曹公一定是因为知道自己的行为有过错，害怕招致众人议论，所以杀掉那个使者，想以此堵住滋生的诽谤；但这件事一经宣扬，声名遍及天下，想掩盖反而更加显露，只会增加他的耻辱。即使昏愚的君主，也尚且不会这样做，何况英明有谋略的君主，难道会如此吗？那些樵夫的鄙陋议论、里巷的无稽传言，凡是像这样的书，通常都没有人加以驳难。裴氏却引用《语林》中的这件事，把它编入《魏史注》中，拿那些虚假的言辞扰乱真实的史录。这大概是因为曹公多用欺诈，喜欢制定诡诈的谋略，流俗之人彼此欺骗，终于编造出了这种说法。所以特意加以驳正抚平疑惑，辨明其中的疑误。另外，魏代的各种小书都说，文鸯侍讲时，殿上的瓦片全都被震飞了，等等。诘难说：考察《汉书》说：“项王一声怒喝，能使千人畏惧屈服。”这样看来，声音极大，也不过只能使人披靡退却罢了。考察文鸯的武勇，远远比不上项籍，何况他是在君主身边侍讲，本来就应当屏住气息、缓慢低声说话，怎么能使屋檐上的瓦片全都飞起来，超过武安君击鼓的声势呢？况且瓦片既然飘落，人心就会震惊，那么魏帝和他的群臣怎么能够巍然不动而不受伤害呢？另外，《晋阳秋》说：胡质任荆州刺史时，他的儿子胡威从京都来看望他，见到父亲十多天后，告辞回去。胡质赐给他一匹绢，作为路上的粮资。胡威说：“大人清廉高洁，不知这匹绢是从哪里得到的？”胡质说：“这是我俸禄中剩下的。” 诘难说：古今称州牧为“二千石”，是因为他们的俸禄有二千石。名分用来确定体制，贵在与实际相符。假使一个人像伯夷那样廉洁，像黔敖那样耿介，只要担任这种官职，最终也不会担心贫困。像胡威辞别父亲时，连一匹缣帛的财物都还要追问，那么有二千石俸禄，他的费用将从哪里来呢？用牙筹计算，用食箸推量，察看其厚薄，就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有人说，看看各史所记载的情况，这种事例并不只有一个。如果一定要以事例多来作证明，那么也足以没有疑问了。然而有人自身安于穿破旧衣服，口中甘于粗粮，却积藏很多金帛，没有地方散用。所以公孙弘官位达到三公，仍然睡布被、吃脱粟饭。汲黯所说的“齐人多诈”，正是这种情形。怎么知道胡威一类的人，他们的俭朴也都像这样，只是史臣没有详细说明其中的道理，直接说清白俭约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错误吗？另外，《新晋书·阮籍传》说：阮籍非常孝顺。母亲去世时，他正和别人下围棋。对手请求停止，阮籍却留下来同他决出胜负。随后他喝了二斗酒，放声大哭一声，吐血数升。到了下葬时，他吃了一只蒸熟的豚，喝了二斗酒。然后来到墓穴前，直说“我穷尽了”！又放声大哭一声，于是再次吐血数斗。他因哀毁而瘦削得只剩骨头，几乎伤害了自己的性命。诘难说：一个人的才能即使很低下愚钝，见识即使不肖，刚刚失去至亲，也一定会表现出哀痛。只是戴上苴绖不久，悲痛荒乱便突然停止；如果说他本来就没有悲戚的容色，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何况嗣宗正赶上圣善的母亲将要去世，忧患凶祸集中而来，全家惊惶恐惧，整个家族悲痛号哭。居住在里巷中的人，尚且停止舂米等劳作的声音；邻里之间的人，尚且伸出匍匐救助之手。作为她的儿子，却正在对局求胜，举杯畅饮。如果在这时竟然毫无感动悲恻之情，那么他的心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意志岂不是像枭獍一样吗？这样的人怎么会到了墓穴前才开始知道摧心悲痛呢？按照人情推求，事情一定不会这样。况且孝子失去亲人时，早晚都怀着幼儿仰慕父母的心情，连盐和酪都不尝，这样才可能瘦弱憔悴。如果心里还想着美味，筋肉内部就会舒展；醉饱而自得，肌肤外表就会丰满。何况他沉溺于豚肉和酒，不改变平日的生活习惯，即使有时呕吐悲恸一番，哪里能够因哀毁而瘦到骨立呢？大概那个阮生不修习名教，居丧时行为失当，于是议论者便说他像这样无礼；又因为他的志向操守本来与众不同，才智见识很高，议论者便说他竟有这样的至性。无论贬毁还是赞誉，都没有可取之处。另外，《新晋书·王祥传》说：王祥在汉末遭逢战乱，扶着母亲、带着弟弟王览，逃到庐江避难，隐居三十多年，不接受州郡的征召。母亲去世后，徐州刺史吕虔发檄文任命他为别驾；他年近六十岁，在王览劝说后，才接受征召。当时盗贼遍布，王祥率领并激励士兵，多次讨伐击破他们。当时人歌唱说：“海、沂地区的安宁，实在依赖王祥。”他八十五岁时，于太始五年去世。

译诘难说：王祥任徐州别驾、盗贼遍布的事情，当然只是汉建中年间徐州尚未平定时的事。自魏受命以来共四十五年，从上推徐州盗贼遍布之时，到下至晋太始五年，已经有六十多年了。王祥在建安年间已年近六十，再加上六十年，到晋太始五年去世时，就应当是一百二十岁了。然而史书说他八十五岁去世，这是为什么？如果一定认为他去世时实际年龄是八十五岁，那么他任徐州别驾时，最多只能是二十五六岁。又说他在未出仕以前隐居三十多年，但他被发檄征召时才二十五六岁，从此往前哪里还能有三十多年呢？如果一定说王祥任别驾是在建安以后，那么徐州应当已经清平安定，怎么能说“当时盗贼遍布，王祥率领并激励士兵多次讨伐击破他们”呢？考察前后，没有一处能够相互符合。凡是所作的驳难，都详细列举在这里。精通《五经》的人，会考察群儒的不同解释；熟悉《三史》的人，会征考诸子的不同传闻；再加以探究幽深、搜求隐微，然后辨别其中的错误。像前面那些史书所记载的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它们叙事时只记一条途径，直接论定一个道理，矛盾便自然显现，表面和道理互相违背。不再只是抵牾，简直成了狂妄迷乱之说！考察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实在是由于作者多有疏忽，见识又愚昧迟钝。有的采集流传的传言，不加以衡量选择；有的把错误的说法传下来，便直接按次序编入。于是使真假混杂，是非错乱。古语说：“君子可以被欺骗，却不可以被蒙蔽。”至于邪说损害正道、虚假言辞损害事实，小人会把它当作可信，君子却知道并非如此。又有话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把事情写在竹帛上，并不是容易的事；凡是编修国史，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外篇·忤时第十三 孝和皇帝时，韦氏、武氏专擅权力，太后的乳母也参与政事。有些士人依附他们，便从平民起家而获得朱紫官服；我因为没有迎合依附他们，便在当时遭到排斥。恰逢天子返回京师，朝廷中愿意跟随的人很多。我请求把自己的次序排在后面；大驾出发那天，便借故逗留不走，留守东都。闭门谢客，扫除一切交往，这样过了三年。有人诬陷我身为史臣，不记载国家政事，却在山林园圃中取乐，私下撰写著作；因此朝廷驿传召我到京城，命令我专门执掌史笔。当时小人势力增长，纲常法纪日益败坏，我在其中做官，心中郁郁不乐，于是和监修国史萧至忠等各位官员写信请求退职，说：我小时候就听闻《诗》《礼》，长大后涉猎各种艺文；至于史传中的言论，更是我特别爱好和沉溺的。考察左史的职责，这就是《春秋》《尚书》；素王、素臣，正是用含蓄委婉的方式记载隐微的志意。两汉、三国时期，班氏、谢氏、陈氏、习氏阐明其中的谋略；中朝、江左时期，王氏、陆氏、干氏、孙氏记载其历史。刘氏、石氏僭越称号，史册落在和氏、张氏手中；宋、齐承受符命，正史归于萧氏、沈氏。又有汲冢出土的古篆文字，以及禹穴遗留下来的篇章。班孟坚所缺失的部分，葛洪刊补了他的《杂记》；沈休文所遗漏的内容，谢绰删取编成了《拾遗》。所有这些史家，他们所留下的流派大概很广。他们无不探寻深藏的源流，追索枝叶，推究起始、考察终局，从而完备地了解这些事情。至于刘峻作传，自述长处在于评论人才；范晔撰书，大力称说自己以赞体见长。这又是遇到应当承担的责任便不推让，差不多可以与前代贤哲相比了。然而自从我登记姓名进入仕途，列身朝廷官员之中，三次担任史臣，两次进入东观，最终却不能编成国史，留给后世，这是什么原因呢？静下心来思考，不能完成这件事有五个原因。是什么呢？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如鲁国、汉朝有左丘明、司马迁，晋国、齐国有董狐、南史，他们都能立言不朽，把著作收藏在名山之中。从未听说要借助众人的功劳，才说能够搁笔完成。只有后汉的东观，大量聚集群儒，著述没有主持的人，篇章条理也没有确立。因此伯度讥讽它不真实，公理认为可以焚烧，张、蔡二人当时加以纠正，傅、范两家在后世加以讥笑。如今史司选取人才，比东京多了一倍。每个人都自认为是荀氏、袁氏，家家都自称是班固、司马相如。每当想要记一件事、载一句话，大家都停笔相互观望，含着笔迟迟不断。因此可以预期头发变白，却不知何日才能写成史书。这是第一个不能完成的原因。前汉各郡国的计书，先上报太史，副本上报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写的材料，先汇集到公府，然后上报兰台。因此史官所修的史书，记载的事情很广博。自近古以来，这种做法不再实行。史官编录材料，只能自己询问采集；左史、右史又缺少关于起居的记注，衣冠之家的许多材料，很少能够流通传行。要从州郡寻求风俗，所见所闻不够周全；要从台阁考察沿革，簿册档籍又难以看到。即使让尼父再次出世，恐怕也只能凭管窥见；何况我才智中等，怎么能做到博通万物呢？这是第二个不能完成的原因。从前董狐记史时，把所写内容拿到朝廷上公布；南史记载弑君之事时，拿着简册前往。近代的史局却都与禁门相通，深居九重之内，想使别人看不见。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为了避开那些人的颜面，免得接受他们的请托和拜访。然而如今馆中的作者多得像树林，都希望张口发言，却没有听到有人敢于直言。假如《春秋》五始刚刚写成，某一个字加上贬义，话还没有说完，朝野就都知道了；笔还没有停下，士大夫就全都传诵了。孙盛如实记载，因而被权贵之家嫉恨；王韶直笔书写，因而被贵族仇视。人的情感，能够不害怕吗？这是第三个不能完成的原因。古人刊定一部史书，编成一家之言，体例各不相同，旨趣也各有区别。《尚书》的教化，以疏通事理、通达远古为主；《春秋》的义理，以惩罚恶行、劝勉善行为先。《史记》则抑退处士而推尊奸雄，《汉书》则仰扬忠臣而为君主掩饰过失。这些都是前代得失的类别，也是良史判断是非的准则，作者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近来史官撰写记注，大多取决于监修者的意见；杨令公说“必须直言书写”，宗尚书说“应当多替恶行隐讳”。十只羊由九个人放牧，命令难以施行；一个国家有三位公卿，究竟应该听从谁呢？这是第四个不能完成的原因。我私下认为设置监修，虽然古代没有成规，但考察这个名号，也可以说明它的意义。“监”大概就是总领的意思。例如创立纪、编年体，年代就有分界期限；起草传记、叙述事件，事情就有详略。有的可以省略却没有省略，有的应该记载却没有记载，这是删削取舍的事务。组织辞句、编排事件，劳逸应当均衡；挥动铅笔、奋力运墨，勤惰必须相等。哪一秩哪一篇，交给这个职务；哪一传哪一志，归给那个官员。这就是分配任务的道理。这些都应当明确制定条目，审慎划定范围。假如人人都想着自我勉励，史书就可以很快完成。如今监修的人既不具体指示，修史的人又没有遵循执行，于是使人争相敷衍，致力于互相推诿逃避，坐看形势冷暖变化，白白拖延岁月。这是第五个不能完成的原因。

译所有这些不能完成的原因，其类别实在很多；用一句话概括，便可以由三方面反推其余。如今舆论和众人的议论，怎么能嘲笑我编次史书而默默无闻呢？近来我私下看到明公，常常急切地劝导诱勉，勤勤恳恳地督促责成，有时说：“整理坟籍，事情重大，要努力用心。” 有时又说：“年岁已经拖延很久了，什么时候才能停手？”我切实认为，纲纪没有建立，督促考核即使白费力气，即使以刺骨的刑罚威胁，以悬赏黄金勉励，最终也不可能得到结果。古语说：“尽自己的力量担任职务，不能做到就停止。”我近来向知己陈述心意，逐一拜访各位公卿，多次辞去执笔修史的官职，希望停止记言的职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还有我没有说明的地方，再姑且说一两点。近来承蒙您的高命，命令我列名参与修史，但其中的职务并不相同。像张尚书、崔氏和岑氏两位吏部官员、郑太常等，既然被吏治事务所牵制，就不能拘束他们承担史职。因为我在曹司中的事务较少，便强令我专门负责下笔。既然清静寂寞，才让我记事记言。假如都按这个例子，那么柳常侍、刘秘监、徐礼部等人，门前都可以张网捕鸟，府中没有堆积的案牍，为什么要把他们置于职责之外，使他们各自不受拘束呢？如果一定要说各位贤者不擅长删削编定，而因为我才能突出、善于裁断，所以推举我为最先承担此任的人，即使按照这个道理，也有话可说。为什么呢？我年少时就入仕，很早便进入通显的班列。皇上刚开始临御万邦、还没有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时，我因为坚守正直、不依附奸邪，竟使官职像土牛一样被弃置，如同刍狗一般被丢弃。等到銮舆向西巡幸，百官全部随从，我想到自己官署事务简少，便请求留下。居于台省时，常常认为朝廷不知道我，国家对我已经没有什么了。哪里想到有一天忽然承受恩旨，州司来到门前，使者车马接连不断。后来我驾着驷马进入函关，排开千重宫门拜见天子。天子在宣室召见贾谊，虽然感叹他的才华；在河东召见季布，反而增加了我的惭愧。明公您身居端揆之位，声望重于台衡，人的沉浮都取决于您的顾盼，荣辱都由您的俯仰决定。您曾上奏祈求宸极，向皇上为我申说，使我蒙受恩宠光耀；又让士大夫共同议论，用优厚的爵位留住我。您与我相见时，只说：“史笔缺少记载，已经很久了；石渠阁打扫了屋舍，思念您辛劳了。”如今我所能仰赖追念的，只有这些罢了。或者明公您难道没有听说刘炫谈蜀王的故事吗？从前刘炫在隋朝做官，任蜀王侍读。尚书牛弘曾问他：“蜀王以什么礼节对待您？”刘炫说：“他对我的期望高于周公、孔子，待我的待遇却低于奴隶。”牛弘不明白这话，请他说明其中的意思。刘炫说：“我王每当有所疑问，一定先来询问我，这就是对我的期望高于周公、孔子。酒食等物，身边的人都吃得饱，而我连剩下的酒汁也沾不到，这就是待我低于奴隶。”我私下也不自量力，冒昧地拿自己来比拟鄙宗。为什么呢？若求史才，您从千里之外降低身份来追寻我；若说到仕途，我十年都没有得到升进。想来这难道不是对我的期望高于班固、司马迁，待遇却低于兵卒吗？又说到评价人的品格，贵在了解他的本性。明公您看待我，在名利方面究竟如何呢？当时我坐在洛城中长啸，既不是隐士，也不是官吏，只以守拙自得，哪里会因穷困屈抑而忧心？但如今我勉强从事，被拘束着接受差役，朝廷重用我的才能，却始终没有稍微提高对我的礼遇。按照郭隗先受礼遇的道理，这种意义又施行在哪里呢？假如有士人像严君平那样淡泊高雅，像段干木那样清廉，让他同我交换处境，也一定会弹剑而告劳，把自己排在积薪之上而引以为恨。何况我还不能免除世俗之情，难道能不把这种不满积在心中吗？如今朝廷号称得到了人才，国家称说士人众多。蓬山之下，贤良正直之士肩并着肩；芸阁之中，英俊奇异之才接踵而来。我既然没有完成像刻画天鹅那样的功业，笔下又没有获得像获麟那样的成就，只是白白耗费太官的膳食，徒然取用长安的粮米。请求停止本职，返回旧居，多次谢绝文书征召，请求避让贤者的道路。只有明公您，怜悯我并答应我吧。萧至忠收到信后非常惭愧，没有什么可以答复，又爱惜他的才能，不允许他解除史职。而宗楚客、崔湜、郑愔等人，都厌恶听到他的短处，共同仇视嫉恨他。不久，萧氏、宗氏等相继被诛杀，后来他才得以免于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