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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三垣笔记》，明代李清撰。自序 《三垣笔记》是怎样写成的？崇祯丁丑年，我因任司李被召入京；第二年戊寅，承蒙毅宗烈皇帝亲自策问，选入刑垣。又过一年庚辰，我因大司寇认为我任职不称职，多次上奏规劝他，反而被他反咬，于是调任外地。还没来得及赴任，就遭逢母丧；恰逢大司寇因罪被罢免，皇上想到我先前的话，壬午年承恩获准服丧期满复职，补任吏垣。癸未年春，我跋涉经过淮、济之间入京，转任本垣右职，不久又转任工垣左职。这年秋天，奉命册封淮藩；第二年甲申年春三月，正要启程，恰逢北方发生变乱，便随即复命金陵，晋升为掌工垣，这就是所说的“三垣”。为什么叫“笔记”？因为从丁、戊年直到甲、乙年，共九年，把我所听到和看到的都用笔记载下来；不是我亲自听见或看见的，就不记录。上奏的各篇奏疏，只记录那些留中不发的；已经得到批复的，也没有全部记录。内廷的记注、邸报抄本，大多有所遗漏和避讳；外面的传记、志状，又多有阿谀和错误，所以想借我亲自听见和看见的事情，记下十年来善恶、贤愚和是非的真实情况，这也是我不敢不记录的原因。不过，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之间，仍然不免有可信与可疑的区别。因此，先把我确实看见的写入笔记；那些因听闻而记载的，仍称为附述，最后特别谨慎处理。总的用几句话概括起来，对自己的恩人，我固然不敢替他掩饰缺点；对自己的仇怨，也不敢再添罪过，只求保存其中公正平允的事实罢了。我起初读蔡孝来的《尚论录》，有人说：“这是君子的话。”但我并不完全赞同其中的说法，其中错误的地方，间或也有；既然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就未免偏颇。后来读吴纯所的《吾徽录》，有人说：“这是小人的话。”但我也不完全否定其中的说法，其中正确的地方，间或也有；既然有时错误、有时正确，就更加偏颇。只有夏彝仲的《幸存录》问世后，我才得到了一部是非端正的书：既保存公正，又保存平允，这才是保存的可贵之处。假如我写这部记，与这部录先后相继，虽然时代不同、事情不同，但以不偏不党来立论这一点并没有不同；如果彝仲看到这部书，或许会像我点头赞许他的《幸存录》一样，首先点头赞许这部记，并且因我们保存了相同的心志而感到庆幸吧。

译《三垣笔记》上 崇祯一 崇祯戊寅年四月，皇上忽然有一天在御门召集各位推知入朝应对，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是五人一班，听他们自行陈述。有的人说得琐碎不堪，无法听完，皇上就一定说：“简略些。”有人误把臣下称作知县，也有人误把皇上称作老大人，随即察觉说错了，慌忙改称老皇上，皇上只是微微一笑。问完后，每人发给一卷试卷，题目由皇上亲自书写，张贴在墙上，只有判题各不相同。这大概也是仿照唐人以身、言、书、判考察人才的旧例。皇上召见推知应对时，在姓名名单上分别圈点；等到试卷送入后，又留中六七天，这时职位安排已经确定了。一天，忽然把试卷发到内阁审阅。当时薛辅国观【万历己未年，韩城人。】、孔辅贞运【万历己未年，句容人，谥文忠。】等人说，既然听凭他们施政，于是把私人关系亲近的人置于前列，而把皇上不喜欢的人压在后面。过了几天诏旨下达，都是皇上亲自定的，内阁拟定的意见一概没有被采纳，阁臣们面面相觑，脸色大变。我任宁波司李时，和同乡慈溪县令汪伟【崇祯戊辰年，江宁人。国朝顺治九年改谥文毅。】关系很好，他就是后来殉难于闯贼的文烈公。汪伟先因入京朝见而留在部里等待考选，我当时因代理掌管钱粮而被部里参劾处罚，不敢离任。汪伟骑着瘦马，在烈日下奔走，为我设法营救，才使我得以恢复职务。等到我入京，有人对我说：“汪伟原是你的下属，按理应当让你排在他前面。”我说：“他的职位早已确定，而且他尽心帮助我，我怎么能用辜负他的方式报答他呢？”后来汪伟得到简讨一职，我得到给谏一职，都是皇上特别提拔的。我笑着说：“如果听从了别人的话，今后相见时就要羞愧得无地自容了。” 皇上提拔的这些词林官，都是文质彬彬的文士，只有江西曾翰林就义【天启乙丑年，宁都人。】的试卷中说：“各县县令拆封后大多私自征收火耗，应该让司李监督收取。”浙江虞翰林国镇【崇祯戊辰年，义乌人。】的试卷中又说：“应该停止给各类廪生发放粮银，用来充作军饷。”广东李翰林士淳【崇祯戊辰年，程乡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时田冢宰惟嘉【万历丙辰年，饶阳人。】提出，应该先把不适合登台省任职的推知改授为部曹。众人想上疏申辩，却害怕带头的人先获罪，于是没有告诉士淳，反而把他的名字列在最前面。士淳又害怕又愤怒，场面大乱。皇上以为列在首位的一定是知名士人，于是士淳得以入翰林，其余四人都授为御史。这四人是任公浚【崇祯辛未年，益都人。】、王公章【崇祯戊辰年，武进人。殉闯难，谥忠烈，国朝顺治九年改谥节愍。】、涂公必泓【崇祯辛未年，南昌人。】和我的叔父嗣京【崇祯戊辰年，兴化人。】。皇上举行御试完毕后，台省科道官都由皇上钦定；已经亲自策问十八卷，发给有关部门议定施行，我的试卷也在其中。当时各位御史按惯例前往朝房拜见阁臣，只有孔辅贞运说：“皇上发下的十八卷，所提出的办法都难以实行，第一卷尤其难以实行。”随即又说，屯盐也难以实行。郭侍御景昌【崇祯戊辰年，洛阳人。】说：“王道不能只求眼前的功效，安定边疆的长远办法，没有比屯盐更好的了。”贞运说：“难在没有合适的人。”景昌说：“如果连屯盐都难以实行，那么北方敌人难道就任凭他们侵犯而始终不去扫除吗？流寇难道就任凭他们纵横而始终不去剿灭吗？”贞运说：“更难在没有合适的人。”景昌说：“有了人才却不能识别、不能荐举，难道可以用一个‘难’字就把他们弃置不顾吗？这完全在于执政者选择人才并任用他们。”贞运愤怒不已，无法回答。景昌于是写好奏疏弹劾他糊涂、怯懦，其中有‘揆席难道是养济院，竟成为供他尸位素餐的地方吗’等话，贞运最终因此离职。朝廷议论国计不足，决定暂时借用民间一年的房租，于是怨声在京城沸腾，百姓把崇祯称作“重征”。这就像海刚峰【名瑞，谥忠介，琼山举人。】在奏疏中把嘉靖称作“家净”，意思是家家都被搜刮干净了。我刚进入刑垣时，郑司寇三俊【万历戊戌年，建德人。】获罪被遣返回乡。我到他的寓所拜访，问刑部的事情中什么最冤，三俊凄然说：“没有比盗案更冤的了。如果想为他们平反，不过是说‘秋后处决’罢了。”我惊讶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三俊说：“这些人都是东厂缉捕来的，司官不敢翻案，堂官又凭什么敢翻案？只有挑选那些没有赃物、没有证据、情节值得怜悯或疑问的人，暂缓到秋后处决，或许可以从容地让他们逃脱罗网。”我们为此共同叹息了很久。三俊有清廉正直的声名，他下狱时，风尘骤然升起，遮蔽太阳，天色昏暗，路人无不叹息。田冢宰惟嘉因为考选不公，被杨翰林士聪【崇祯辛未年，济宁人。】弹劾。传闻惟嘉一向与内廷通连，所以先得到奏疏草稿，抢先上了申辩疏；后来又被士聪弹劾，责备他在弹劾疏尚未下达之前，申辩疏却先上奏，因此奉旨回奏，却茫然不知如何答复，朝廷便把惟嘉的四名仆人逮捕，送到镇抚司。当时吏部收受的重额贿赂，都在深夜运进锦衣卫，因此有人讥讽说：“吏部的钱袋空了，锦衣卫的地面却变得沉重了。” 我刚进入刑垣时，听说东厂制造的盗案最为冤屈。每当厂役捕获盗贼，必定给他们施加五毒刑，挑选身材肥壮的人攀扯，等到掳掠得足够、自己也满足以后，才把人犯送到东厂。东厂上奏的疏文都写得条理清楚、言辞确凿，不到四天就下发刑部拟议，不到十多天就照原样招供上奏，又不到四天就会同官员处决。曾有一个盗犯被押赴刑场，长叹说：“我连贼都没有做过，为什么诬陷我是盗贼？”一天，我遇见刑部一名司官，劝他为这些人平反，他凄然说：“不敢。”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天下有一个不取分文的官，却没有一个不取分文的吏；如果推翻东厂的口供，日后他们借题发挥、罗织罪名，官吏都会丧命。”一时间，因干犯权势而招来灾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皇上把耳目安置在锦衣卫，称他们为心腹大臣，托付他们搜集外间事情来报告。吴金吾孟明对害人还算迟缓，对索取贿赂却很急迫；他的儿子邦辅尤其厉害。每当缉捕到州县送来的礼单，他必定故意泄露其中姓名，挨家挨户索取贿赂，等到贿赂收足才停止。东厂也是如此。曾有某知县送银二十四两，请求胡编修守恒【崇祯戊辰年，舒城人。】撰写文章，当时胡守恒还没有收取，他却又索要千金才肯作罢。一时间，士大夫都战战兢兢地站立着。

译刑部拟定的各项供词，多次奉到内廷旨意严厉驳回，刘司寇之凤【万历丙辰年，中牟人。】害怕了；司官呈上稿件，他一概压下不发，司官有时到署中叩门求见，也不肯接见。刑部希哲【崇祯辛未年，淳安人。】进呈按季度摘录参劾官员的奏本，这本来是惯例，但奏本被发回改票四次。当时皇上有意处置之凤，方辅逢年【天启壬戌年，遂安人。】却没有察觉，于是受到诘问责备，被赶出京城。逢年曾经喝醉，误把拟定的票拟直接写在奏本上，并具文请求治罪；皇上虽然暂时宽宥了他，但心中已经很不安了。东林诸公一向以节义自矜，把弹劾宦官当作树立声望的途径。后来冯给谏元【天启壬戌年，慈溪人。】、孙给谏晋【天启乙丑年，桐城人。】等人倡导“法门广大”的说法，于是吴仪曹昌时【崇祯甲戌年，吴江人。】开始同东厂勾结。凡是行贿、受贿的人被缉捕后，必定托昌时带着数千金前往，才能获免；昌时还得意扬扬地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毫不感到惭愧。我亲自在徐给谏耀【崇祯戊辰年，泰州人。】家见过这种情形。新建伯王文成守仁【弘治己未年，余姚人。】去世后，儿子正亿承袭爵位。正亿有两个儿子，嫡子承勋，庶子承恩。正亿去世后，承勋承袭爵位。承勋的嫡妻没有生育，只有妾沙氏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先进，次子先达，幼子先道。先道早夭，没有后代；先进生有一子业昌，先达生有二子业弘、业盛。【“业盛”以下，抄本甲有“当时也没有异议。沙氏生下三个儿子以后，宠爱渐渐衰减，后来因罪被黜”二十字。】先进的儿子业昌夭亡【抄本甲作“已经如此，先进的儿子业昌又夭亡”。】，先进便向弟弟先达请求，想承继先达的长子业弘，以等待承袭爵位。当时先达的妻子章氏凶悍，和伯嫂关系不和，厉声说：“为什么要承继？伯父没有儿子，承袭爵位本来就该由我的丈夫来承袭。由丈夫传给儿子，爵位还会落到哪里去？”【抄本甲作“伯父没有儿子，承袭爵位就应该由我的丈夫承袭”。】先进又愤怒又伤心，改立当今王司马业浩【万历癸丑年，山阴人。】的亲弟弟业洵为嗣子。业洵是守仁父亲王华【成化辛丑年状元，余姚人。】的后代。于是承勋的房屋、财产以及承袭爵位所附的数百顷祭田，全都归业洵所有。后来，业浩替业洵谋划，说自己不是文成的后代，按例不应承袭爵位；真正应当承袭的，终究还是先达。【“是”字据抄本甲增补。】承袭爵位必然会被索取财产，于是诽谤先达，说他是乞养来的儿子，另推承恩的儿子、名叫先通的人承袭。大概是说，既然先通不是本来应得的爵位却承袭了爵位，就会认为这是意外所得，因此自然不会追问财产问题。由此先达与先通争夺承袭权，几十年不能解决。等到奉旨交给抚按勘察时，正是我任宁波司李的时候；我和同僚李郑瑜【崇祯辛未年，番禺人。】以及台李张化原会同审理。当时先达已经去世，只有他的儿子业弘与先通对质。我问道：“为什么前后两个儿子都是真的，唯独中间的儿子是假的？又为什么没有后代的两个儿子都是真的，有后代的中间那个儿子反而是假的？况且沙氏既然已经有儿子又有孙子，怎么会预先知道三个后代中有两个儿子、一个孙子将来或绝嗣或夭折，却要抱养一个乞养来的孩子？”先通无言以对，只说：“承勋曾经上过奏疏，万历年间指明先达为承嗣者，只是现在留中罢了。”我说：“留中的奏疏有凭据吗？”先通说：“宫禁深严【抄本甲作‘宫禁邃密深严’】，一字也不会遗漏，查看档案就能知道。”我说：“如果档案中有这份奏疏，那么业弘的父亲就是假的，爵位理应归你。” “如果档案中没有，那么你的话就是荒诞的，爵位理应归业弘。”于是先通、业弘都叩头认罪服理，但实际上根本无法查阅档案。审讯完毕，张化原抬头指天说：“先通的认罪服理，难道是天道吗！”郑瑜也叹息说：“业弘确实不是假的，只是奈何我乡里的公祖呢？”郑瑜是广东人，当时业浩正担任郑瑜同乡的总督，所以他才这样说。等我进入刑垣时，此事仍未解决，我准备写好奏疏草稿，以伸张公议。业弘并不知道，托一个姓叶的人到我的寓所，请我说情，并且说承袭爵位后当割出两年俸禄作为酬谢。我变了脸色说：“如果这样做，不仅对不起文成，而且还欺骗君父，应当立即把这份稿子烧掉。”过了一个月我才上奏，随即奉旨命令迅速核查。当时承勋那份留中的奏疏无法找到，然而各位公侯都被贿赂打动，于是首先倡导“去疑存信”的说法，让先通承袭爵位。业弘拿着奏疏进入宫禁，举刀抹脖子，并且说：“仅凭一份留中奏疏的有无来判定两家的真假，有原审问官刑科李清可以查问。”奏疏被皇上得知后，业弘被下狱定罪，竟然没有追究我。先通承袭爵位仅四年，京城被攻破后，被闯贼杀死；业弘反而得以幸免。我入京以后，看到这次考选最为奔走钻营。当时王侍御万象【天启乙丑年，掖县人。】凭齐人身份掌管河南道，尤其喜欢收受贿赂。因此我的几个同乡，职位调动像流水一样迅速；我询问原因，他们都说，升降全看所送贿赂的多少。一时间，争夺高下的人甚至发展到互相殴打。江右理学名流聚集之地，也有人因同榜又兼有至亲关系而争夺高下，彼此辱骂；辱骂和殴打的声音在长安城中喧闹不止。我进入垣署后，有当权者问我：“为什么江南的风波竟然如此，而江北却没有？”我说：“我们江南同榜的两个人，分别占据第一、第二名，按理不是进入词林，就是进入科道；但他们都不肯放弃词林而去科道，两个强者相争，结果就都失败了。我入京最晚，前三个人的位置已经确定，没有办法超越，只好安分守己。那个人排在第二却不甘心，我排在最后却不说话，所以才有今天这种滥竽充数的局面。由此我悟到，在追求功名时，退让一步最能收到实效。” 中书陈龙正【崇祯甲戌年，嘉义人。】喜欢谈论理学，多次上疏陈述意见，都很符合皇上的心意。最后那篇关于西北垦荒的奏疏，尤其切合实际。当时掌管国计的人，都把加派看作最好的办法；龙正上疏陈述此事后，又写了数千字的议论，大意说：“金钱不是财富，只有五谷才是财富。兴办屯田不足以生产粮食，只有开垦荒地才能生产粮食；开始征收赋税不能开垦荒地，只有永远不征收赋税才能开垦荒地。五谷生产出来，加派就可以停止；加派停止，百姓生活就可以安定。”皇上特地下旨取来龙正的议论阅览，并为此设置总理司道，专门主管这件事。然而垦荒、屯田始终没有确定的办法，最终被搁置。

译按照以往惯例，考选科道官，内廷任用中行评博，外任使用推知。自从部属改授的条例出现后，六部各司官把升任郎中看得像陷入牢狱，把管理繁重差事看得像坐牢，只有每天奔走钻营，谋求进入科道这一华选之地。有时知府、司道出现空缺，吏部搁置文书不敢升任；如果升用一个贤能的人，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巨大的怨恨和诽谤，只有怯懦无能的人才能顺利任用。我曾见襄阳知府缺员，竟由一个昏庸醉酒的司官王承曾补任，任职不久襄阳城就陷落了。按照以往惯例，考选科道官大多任用甲科，乙榜偶尔也能见到，明经出身的人则完全没有。自从实行一体考选的诏旨后，乙榜、明经出身的人，没有一个不被催促征收钱粮；正饷和杂项，没有一项不要求考核完成。实际上，甲科初次选任的人，有一半出身肥沃富庶的地区，偶尔补任贫瘠县邑，不久就会调走。至于乙榜、明经出身的人，大多被派往贫瘠县邑，那里钱粮难以完纳；但人人都想进入科道，于是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钱粮征收完毕，这就是百姓多受困苦的原因。我曾经过恩县，见到一名乙榜县令催逼百姓比较钱粮，血流满地，实在可叹。皇上刚即位，就对钱粮事务严加督责。户部议定：知府若不能完缴钱粮，不得升任司道；推官、知县若不能完缴钱粮，不得参加考选。于是，松江府郡伯岳贡（天启壬戌年，谷城人）、苏州府郡伯陈洪谧（崇祯辛未年，晋江人），有几十次被停发俸禄，甚至降了八十多级。推官、知县考核钱粮，只不过涉及京饷、边饷、辽饷，后来又增加杂项。当时户部各堂、各司都忙于逐项核对，反而由书手掌权；只要收到贿赂，就把以前的推后、把后来的提前，指称未完的为已完；否则，已完的也可以说成未完。因此当时有谣言讥讽说：“还没离开朝廷去拜见天子，先来拜见书手。” 皇上多次用人都没有成效，便考虑采用保举制度。最初被保举的人，还是些有名望但命运不济、困顿于科场的士人；到了最后，保举的全都是一身铜臭的人。我进入都察院后，有人请求我保举他，先商定送我三千两银子；如果包办部里的考核，为他谋求一个优良职位，再送一千两。我既惭愧又愤怒，便和解给谏学尹（崇祯戊辰年，兴化人）立誓不替人保举，但也没有因此受到谴责。朱别驾术珣（辽王府后裔）是宗室，因为皇帝特旨征召入京，被授予户部主事，负责管理草场。他于是上疏说：“我奉旨被特意征召，亲自承受召见问对，刚一出门，就被户部尚书抓去买草。”又有给谏陈启新（山东武举）奉命册封某藩王，皇帝赐给他的带子在途中丢失，他便上疏说：“各差役说，这一带地方狐狸很多，偷走了人的东西。”旁观者听了都传为笑谈。陈启新以武举身份担任吏科给事中，后来转任刑科右给事中。当时宋都谏玫（天启乙丑年，莱阳人）每次进来，必定同他谈论医药、卜筮之类的事情，滔滔不绝，毫不厌倦。陈启新非常高兴，说：“都掌科很亲近我。我和他是同乡，只称他为老掌科，不称他为老亲翁，他也非常高兴。有时我因事外出，托付守科官或代签驾帖，他们都欣然答应，从不推辞。每当我等出去，他总是叫来各位书手，对他们说：‘我也是从你们这个位置出来的。你们如果尽心奉公，我现在的官职就是你们将来的官职。’”原来陈启新先前也做过书手，所以才这样说。边报有禁令，不许抄传，所以除了本兵和兵垣之外，没有人知道。只是听说九座城门都关闭了，刘辅宇亮（万历己未年，绵竹人）穿着戎装骑马，巡视内外城的京营士兵；城内的士兵手持兵器，行人在道路上交错往来。各门排列着持斧、持棍的人，各有五十名；但斧刃宽不过二寸，棍子全是柳木，根本不堪使用。每条巷子里总有十名士兵，拿着兵器坐卧守卫；城门隔几个时辰才开启一次。当时尘土遮天，有些小车以及骡、驴，载着妇女、老人和孩子，他们的脸都像土偶剥落了金漆一样。问他们，都说：“听说北兵来了，所以躲进城里。”傍晚看到兵科抄报，也没有说北兵侵犯了哪里，只见京营提督上疏请求发给盐、菜和行军粮饷；吏部请求派大臣和勋臣分别守卫各门；司礼监、锦衣卫、都察院、吏科也各自请求派司礼监臣、锦衣卫官、御史和给事中分坐各门，负责管理城防。官府催促准备悬帘、油和蜡烛，有人还请求命惠安伯督促煤炭运入城中；这时北兵已经进入京城了。北兵南下，皇上召见群臣问对。兵科姚都谏思孝（崇祯戊辰年，江都人）当面奏说道：“北兵虽然南下，恐怕还会分兵窥伺关隘，应当命总监高起潜回去防守，而把抵御敌人的重任专门交给总督卢象升（天启壬戌年，谥号忠烈）。”他的用意也已经很明显了。皇上怀疑卢象升难以独自承担重任，没有答应。北兵在二十三日攻破墙子岭，进驻牛栏山。初二日，卢总督象升带兵二千人抵达，驻扎在德胜门外，入朝觐见，皇上赏赐给他银币；他慷慨激昂，以击破敌人为己任。出朝门后，杨阁部嗣昌（万历庚戌年，武陵人）在值房邀请他，暗示他应当议和。象升毅然说：“这次来，不能把孝道尽到，也必须把忠节尽到。”嗣昌知道他是在讽刺自己，十分恼怒；象升便跃马离去。从此以后，军中所提出的请求大多被阻挠。卢督师象升驻扎在德胜门外，兵力很多，多次发檄文命令高总监起潜率兵会合出击，高起潜却始终没有到来。象升上疏约定在望日夜袭敌军于李家桥，直到天亮也没有听到胜利的消息，怀疑京兵已经有不少伤亡。司礼监内监曹化淳驻在城楼上，每当有人拿着敌人首级来，便赏赐一锭元宝，并命有关部门辨验。兵部核验后说，所谓西虏的首级，脸宽而嘴短；东边人的首级大多属于辽阳人，与中国人没有区别，无法查验驳正。由此士兵更加肆意杀害百姓冒充战功：有人用湿草鞋打掉头巾留下的痕迹，把首级蒸得膨胀变大，冒充敌人首级。虽然耗费了赏赐，敌人却没有受到损失。卢督师象升原先统辖宣府、大同二镇，士兵还比较听从命令，但也有人设法逃避而离去。皇上因为疆土屡次丧失，责令他急速作战。刘辅宇亮、杨阁部嗣昌都请求担任督师，于是皇上命宇亮出任，削去象升的职务，不久又降低他的尚书品秩，改以侍郎身份总督。象升知道自己违逆了嗣昌的意图，必定会被他陷害，也急于杀敌以赎罪。贾庄之战中，他率领六千士卒迎敌，形势不能支撑。虎总兵大威劝他暂且退避，以图再次出兵，他不肯，于是奋力作战而死。败报传来，说象升穿紫衣、持双刀，骑马冲出，后来不知去向；忌恨他的人借机诬陷，说他是偷生逃走。皇上严厉追问他的死状，后来找到他的尸体，脸上中两支箭，身上有三处创伤。等到山东颜抚军继祖（万历己未年，龙溪人）等因贻误战机被立即处死，徐都谏耀对我叹息说：“如果象升没有死，一定会成为公开处决的首犯。”

译杨司马嗣昌的父亲杨鹤（万历辛丑年）任三边总督时，因贻误战机被逮捕；因为嗣昌当时任关内监军道，便从轻对待杨鹤，不久又恢复了他的原有品秩。皇上以大司马的身份起用嗣昌，是因为让他父亲免罪，所以又以夺情之事责令他报效。嗣昌以夺情代替父亲报效，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只是他先前没有请缨，后来又进入内阁，这才是他的罪过。当时黄翰林道周等人都以夺情之事责罚嗣昌，只有保举监生沈寿民的奏疏说：“嗣昌因为居丧而被起用，已经一年了。汉代儒者创立了军务期间不得避丧的说法，君子仍然认为这样的人有罪。现行法令有穿墨色丧服从事政务的规定，或许可以施用于武职；至于遭逢时局极其危急，敌寇逼近门庭，君父之事总归属于大伦，臣子势必难以两全，那么仓促奉命、慷慨誓师，就是应当如此。宋代刘珙六次下诏仍不起用，并不适合拿来说明此事；周伯禽哭泣着出征讨伐，恐怕正是今天应当效法的。对下可以报答先人，对上可以酬答皇上的特殊恩遇。哪有像嗣昌这样，早晚只作敷衍，安然躺在京畿，却因此蔑视天理、蒙昧国法的呢？”又说：“最令人痛心的是，请求罢免他的奏疏屡次传闻，反复起来不下十几次；他希望逃避斧钺之诛，最善于欺骗的一点，是请从军的奏疏虽然曾经出现过，但前后仅仅摘取几句话，以预先堵住别人看出他真实心意的可能。” 沈寿民的第二篇奏疏又论述嗣昌，并涉及熊督文灿（万历丁未年，永宁人）安抚张献忠（陕西肤施人）的事情，说：“根据他筹划军务的情况看，似乎已经耗尽了朝廷内外的精锐，却不能用于作战，只能借助余孽的力量，才勉强能够振奋和伸张天威。根据他的捷报看，似乎各位将士俘获、斩杀敌人的事情还不能确定有无，却只把投降的贼寇当作先声，便已经大肆夸耀特殊功绩。”又说：“古人有剿灭而不失于安抚的，历代都有，但考察他们的施行，本来是有次序的。耿弇在临淄大败张步，尸体遍地，张步开始困窘，便背负刑具到军门投降，任凭押送到行在，随后赦免十多万人，让他们回乡。冯异在崤底大败樊崇，樊崇向东逃到宜阳，才丢弃铠甲兵器堆积如山，袒露上身献出所得的玺绶；当时只是对他不处死，给他田宅，让他终身享用。古人先剿灭后安抚，成效明显，这是因为威势不达到极点，恩惠就不会深厚；力量不彻底用尽，人心就不会服从。可是文灿却昏昧地不知道擒拿和放纵应有方法，妄自拘泥于海上从前的做法，侥幸希望再次试行。嗣昌则安然不顾养痈遗患的可怕，又要替尚未遮掩的父亲过错，继续把这种办法当作权宜之计；如果照此方法继续下去，恐怕不能远远宽限几年，反而会使百姓再受累数年，最终只怕永远也消灭不了贼寇，却妄想在早晚之间宣布成功，这不是荒诞吗？” 张纳言绍先（万历丙辰年，巨鹿人）害怕嗣昌发怒，便借口说这篇奏疏的字体超过了规定的格数，内阁没有上呈。沈寿民又约束自己的言辞，想让皇上听到，但言辞没有表达出原意，于是奏疏被留在宫中，没有发下。赵职方光抃（天启乙丑年，德化人）当时被推许为熟悉边务的人才。他出任密云巡抚时，总监内臣邓希诏失守封疆，本来应当依法治罪。后来县里捕获奸细梁四，取得供词说：“希诏曾经接受敌人赠送的骆驼和马，实际上与敌人相通。”黄少参衷赤审讯后，认为供词可信。光抃把这件事列入奏疏上报，希诏争辩，于是案件交给镇抚司审理；镇抚司完全推翻原来的供词，认为这是道台和县令罗织锻炼出来的，于是逮捕光抃、衷赤以及密云县令王应元（崇祯甲戌年，通州人）。北兵正深入南下时，山永巡抚冯任（万历丁未年，慈溪人）上报说，北方四王子曾经征讨朝鲜时受伤，如今伤口复发已经死了，正用车载回来。内阁大臣急忙把这件事报告皇上，但很快查知是假的，朝廷内外都以此为笑谈，冯任于是被解除职务。北兵在正月望日焚烧王府，大肆驱赶着辎重向北撤退。当时有人说，敌人既然已经受到重大损失，一定会有所顾忌，而且没有决死之心，这正有利于截击。但从济南到通州，没有人敢尾随追击，更不用说拦截杀敌了。皇上下达严旨，命令不得放敌人出境。杨抚军绳武（崇祯辛未年，宜山人）亲自穿上戎装，手持旗帜站在城门口指挥，发炮攻击敌军。敌人徘徊不敢出去，不久却从分监内臣孙茂霖所防守的地方逃脱。人们说孙茂霖及其部下都收受了重贿，每放一个人出去，大约得到五两银子，所以不发炮，任凭他们逃走。敌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只是因为用贿赂收买，竟使将士不敢攻击罢了。后来茂霖因放纵敌人，与邓希诏一同被斩。北兵入侵，接连攻破几十座城，没有人敢迎击。孙总督传庭（万历己未年，振武县人）也说：“我部下是经过百战的士兵，能使流贼望风丧胆；但遇到北兵，却总是两腿发抖。有一天，我军与北兵隔河相望，我军辱骂说：‘我要奸淫你们的妻女。’北兵大笑，便把营中的妇女一百多人赶出来，成群地穿着红衣紫衣，指给我军说：‘这些就是你们的妇女，全都已经被人奸淫了，反而还想奸淫别人吗？’话还没有说完，北兵便派几十名骑兵涉水渡河，我军几千人全都逃跑，仿佛丢了魂一样，被践踏而死的人很多。” 崇祯九年八月初，北兵入塞，陈给谏启新当时负责守门。有个新安官生杨光先沿着台阶上来，责问他为什么不请缨出战，却只守城门。启新惭愧，只回答说：“白白送死没有益处。”光先说：“您凭借言辞取得官职，既然承受了特殊恩遇，就应当有非同寻常的报答，难道竟害怕一死吗？”说着拂袖要出去，启新又向他作揖，请他进入室内。光先责备他当初不该接受这个职务，又责备他说：“接受职务以后，对于国计、民生、兵马、钱粮四件事，始终没有慷慨直言；今天上一道奏疏，穿着显眼的官服上朝；明天上一道奏疏，骑马在御街上行走；后天再上一道奏疏，护日而不敬。难道在你没有做官以前，天下就有那么多值得痛哭流涕的事情；一做官以后，便人人都迁就悔改过错，事事都革故鼎新，天下于是到了没有一件事可以说的地步吗？”又说：“您一味拿真的药方配假药，宽恕自己却责备别人，专门寻找别人的小过失，以此敷衍了事。将来被皇上看穿，想求个明哲保身也求不到时，再想起我的话就晚了。”启新非常愤怒。后来果然如杨光先所说。皇上因为杨辅嗣昌的请求，勉强采纳了众人的意见，但仍想隐去他的姓名。恰逢黄翰林道周上疏驳斥，这件事便中止了。等到北兵入侵，皇上拍着胸口叹息说：“大事几乎成功，却被几个黄口小儿般的书生耽误，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黄道周被逮捕，就是由此开始的。

译杨司马嗣昌正值北兵纵横，羽书堆积如山，却握笔疾书，仿佛早有成竹在胸，片刻之间便写成数篇奏疏，人们都佩服他的敏捷。但他为了营救郭少司马巩（万历癸丑年，迁安人）戍守之事，被姚给谏思孝弹劾，于是与门户中的人结下怨仇，免不了把个人私怨放在前面，把国家的急务放在后面。等到他通过钻营进入内阁，便独自掌握大权；凡是兵部覆奏的奏疏，都由他亲自批拟票拟，其他阁臣连看也不敢看，皇上对他的专任到了如此程度。北兵入侵后，五起贻误战机的案件中，群臣都被绑在一起押赴西市，嗣昌虽然名义上被革职，皇上仍像从前一样眷顾倚重他。刘辅宇亮自己请求统率军队，到了军中，各位将领都不服从约束，他也无可奈何。于是他召集诸将到面前，摆设酒席向他们行礼，以此激励他们奋力作战，但他们仍旧骄纵怯懦。原因在于总兵不能命令偏裨将领，偏裨将领又不能命令士卒。宇亮最终受到谴责。然而，请缨出战的首辅被剥夺官职，而坐视不理、闲坐长叹的薛辅国观反而扼住他的咽喉，夺取了他的职位；这就是任事之人因此灰心的原因。山东颜抚军继祖还没有战败时，徐都谏耀梦见继祖穿着囚服站在台阶下，凄惨地抓住耀的手说：“怎么办？”又梦见一名吏员拿着一卷文书走来，耀打开一看，满眼都是戈和戟，伤者、死者在纸上接连不断；再翻过几页，旁边有人对耀说：“你已经免除了。”不久，继祖果然因贻误战机被处死。后来杨司马嗣昌推荐耀为边疆人才，等到召见问对时，耀只平平常常地说了几句话，表现得不能胜任，大概是对梦境有所警惕。北兵将要进攻高唐时，全州的士绅和生员都惊慌恐惧。恰好江西解送官带着银子来到，便逼迫知州拿出库银，又把这笔解送银合计十万两送给敌人，因此免于攻城。事情被上报后，交给刑部审理，州里的正官、佐官无不被拟定处以死刑。当时王进士正中（崇祯丁丑年，宛平人）正在家乡服丧，因为与知州是姻亲而来往；主簿同乡人朱佳毂则把青衿身份的学生安置在衙内供给饭食，两人都因不能劝阻、纠正知州而被拟定徒刑。皇上降旨说：“王正中、朱佳毂还要确实拟定罪名具奏。”当时各堂、各司都无法揣测皇上的意思，于是援引教唆罪犯触犯法律的条文，拟定死罪。我上疏说明此事，姚辅明恭（万历己未年，蕲水人）不替我票拟说明，只说“该部知道”。后来因为朝审，先后请求宽宥，皇上全部答应了。北兵攻破蠡县时，有个刘印的妻子李氏，敌兵想强行侮辱她，她以死抗拒，被敌兵杀死。她死后，手还护着自己的衣带，没有让衣带被解开。生员边逢圣的妻子刘氏，敌兵想把她拉走，她坐在地上，一步也不移动，也被敌兵砍死。当时李氏十九岁，刘氏二十岁。旧例规定，六垣中有差遣时，不能留守科、宿科。我巡视十库时，想到同垣中只有同年袁给谏恺（崇祯辛未年，聊城人）仍按旧例守科。夜里有内官捧着红匣来到科房，原来是要处决那些贻误战机的督抚、监镇等官；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刑垣，内官说不是本科官员就不传授。其实六科除了兵科以外，其余五科都轮流入宿，以防止接收奏本；当晚应当轮流入宿的，正是户科辜给谏朝荐（崇祯戊辰年，揭阳人）。内官找不到刑科官员，十分喧闹；不得已，只好命书手邀请户科官员来，但朝荐又没有进来。内官大怒，因为我当天守科，便指名报告了我。过了几天，皇上下旨说：“李某为什么不在本职科房值班，自己回奏。”我和袁恺商量，袁恺说：“您本来不应该守科，只要由我回奏；如果皇上再责令我回奏，我就直接指出户科，有什么可疑的？”我说：“不行。如果您指出辜朝荐，辜朝荐一定会受到重处。只有我本不应守科却守了科，按照事实承认罪过，或许可以凭勤慎争取宽宥。”当天晚上我起草奏疏，第二天早晨立即上奏，袁恺和辜朝荐都不知道，仿佛已经把一个官职置之度外了。过了八天，圣旨下达，竟然免于追究。皇上处决五起案件中的官员，从督抚、监军以下，连同县令和青衿，共三十多人，这就是内官捧来的红匣中所装的诏旨。诏旨洋洋数十句话，全是皇上的亲笔。各位大臣因为守土失职而获罪，死一次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但他们的子弟和奴仆也都奉旨逐出，甚至尸体弃置数日无人收葬，这也实在令人悲伤。我会见一位同垣前辈，他说：“皇上刚即位时，想处决杨经略镐、王抚军化贞（万历癸丑年，诸城人）等人，阁臣有人说中宫将要临产，应当稍微宽缓。皇上说：‘祖宗留下的疆土都不能保住，还顾得上什么儿孙？’于是便将他们处决。从此以后，督抚因贻误战机而接连被绑赴刑场了。” 给事中张作楫（崇祯戊辰，富阳人）为人朴实木讷，进入兵科后，只上过三道奏疏：一道议论惩罚，一道议论处置。张作楫当时曾看着我叹息，说形势已经如此不利，今后只好停止上奏了。忽然北方军队入侵，他奉旨陈述意见，奏疏中有“提兵十万，逗遛不前”等话，皇帝下旨点名斥责他。当时实际上并没有统率十万军队的人，他知道自己难免被处置，于是便弹劾总监高起潜纵容军队祸害百姓，并为敌人护送辎重，同时还牵连到司马杨嗣昌。皇帝非常愤怒，奏疏上涂抹不止，甚至“皇上”二字也被打上一个大叉。人们都说他必定要受廷杖，等到他的回话奏疏呈上后，却只是从重议处。一时之间，他的正直声名震动朝廷内外，但他起初并没有打算进言。崇祯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皇帝谕告东厂总督王之心说：“今年火星两次逆行，灾祸猛烈，实在令人惊惧痛惜。刑罚是用来诛除不仁之人的，缉捕访查是为了取得真实情况；如果把它加在好人坏人身上，或者把虚假装成真实，就严重违背了命官应守的戒律，必然会破坏天地的和气。近来人心奸诈的固然很多，借仇恨诬陷、欺诈告发的也不少。今后凡是有人首告报告事件，旗校和番役只许拘捕人犯，或者请求亲自审问；要叮嘱刑官查验事实，确实有罪的据实上奏，诬告的立即释放。还要让首告之人承担反坐之罪，以示警戒，不许径自拿人、私下拷打。那些卑微官吏和小民，把衙门当作谋生的地方，只知道贪图利益，完全没有良心，所以有钱的人就放掉，没钱的人才来呈诉。因此，真正有罪的人往往狼狈不堪，即使诬告者被放走，也已经家财耗尽了。甚至还有张冠李戴、把少数增加成多数的，或者长期拘禁暗中用刑的，或者严刑拷打使人屈服的，种种可恶情状，令人一见就愤怒。全靠你这个皇帝的亲信近臣，以清正严明为准则，以虚心公正为标准，实在不可疏忽，也不可偏听偏信。如果事情确实偶有错误，即使已经上过奏本，也仍应简明举出事实加以改正；其他衙门偶有平反，也必须公开听取意见。” 旧有平反原审衙门判定无罪的先例；如果坚持判人有罪，把自己的意见固执到底，护短而坚持错误，轻视人的生命，不仅辜负了委任使命，也会损害阴德。也不许因此互相推诿，造成旷职失职。务必警戒，务必警戒！特此谕告。这是密谕，不下发抄本。”

译我任宁波司理时，见郑庶常鄤（天启壬戌，武进人）被弹劾下狱。当时王侍御章任鄞县县令，郑鄤与他是同乡，他在谈话中极力贬低郑鄤。我说：“慎行孙宗伯（万历乙未探花，武进人）是贵地正直的人，为什么唯独郑鄤如此？”王章说：“宗伯喜欢读书，他身边几个人没有不收受郑鄤贿赂的。每当宗伯读某部书，郑鄤一定飞快地去报告，过几天再去拜访；凡是宗伯帐中的秘密，郑鄤都能像流水一样背诵出来。宗伯因此非常佩服他，却不知道他暗中早已熟习了这些事。” 郑庶常鄤贪婪横暴，只有同年黄翰林道周偏偏信任他。我拿这件事询问郑鄤同乡中贤能的人，众人都说：“黄道周曾住在郑鄤家里，他用的是黑色帷帐和瓦制器具，事事都像荆钗布裙一样俭朴；每次闲坐宴饮，一定进去问候母亲好几次，不论是吃饭还是服药，都亲自照料。后来黄道周要和家眷出行，郑鄤又奉母亲亲自送行，温和恭敬地承顺母亲的脸色。黄太夫人曾责备黄道周说：‘你侍奉我能这样吗？’船开后，母亲先告辞回去，只有郑鄤不忍分别，送了好几天。一天，他忽然忧愁地抚着胸口说：‘我的心痛，一定是家母感到不适了，以前常常如此。’过了一会儿，僮仆来到，果然报告太夫人病了，于是他仓皇赶回。（原作“须臾，数僮果以太夫人病告，逆仓皇归”，现依抄本甲改。）有人说，船上的母亲也是假扮的老年妇人。”等到处决的旨意下达，他仍然神色不变，慢慢整理衣帽，先拜天，再拜父母，然后才走赴刑场。当时监斩官卢侍御世（天启乙丑，德州人）因其他事情向东出行，骑快马赶去召他；往返将近二十多里，郑鄤被绑在刑场等待，超过一个时辰，十分惨苦。考功郎中靳光先（天启乙丑，汾阳人）性情刻薄，每次奉旨议处各官，都使用苛刻的文法和巧妙的诋毁，没有人能侥幸逃脱。当时人说吏部里设有一个刑部。郑庶常鄤被处决时，他责怪科道官员没有进言，一概议处。光先拟写的批语中有：“都是不鸣叫的寒蝉，谁是指斥奸佞的屈轶草？”于是各官按不同程度降级。第二天入朝，徐都谏耀看着同僚笑说：“怎么有这么多寒蝉！” 我任宁波司理时，郑庶常鄤已经下狱；等到奉旨处决，距离我署理刑部只差一天。皇帝认为各科道官没有及早进言，命他们都回话，因为六垣的人都可以尽情进言，并不只是责怪刑科这一垣。当时五垣的都谏升任京卿已近，都害怕首先承担处置，认为奏疏既然发到刑垣，就应由刑垣领头。我和同垣的袁给谏恺说：“如果我们两人坚决推辞，那就是胆小。不如单独上奏，宁可自己承受居于末位的名声，也不能带头上奏，给别人依附我们、借此获利的机会。”于是没有列入五垣的奏疏，另写了一道奏疏，结果都奉旨议处。当时前任宋都谏之普（崇祯戊辰，沂州人）是薛辅国观的年侄，于是对守制、奉差、升任等情况一概不问，只处置现任官员：给我以署理官印的罪名降二级，其余的人分别带着降级处分。某侍御因奉差在前一天离京，于是免于议处。又有某侍御服丧期满，补授官职才三天，于是降二级。我进入刑垣后，见凡是廷杖、拿送和处决的案件，必定由锦衣卫把驾帖送到科里，等签押后拿走。我起初以为只是旧例套式，等到署印时，因为参加廷推回来，看见校尉整齐排列，拿着廷杖却不落下，所有该受杖刑的官员都已经脱衣躺在地上。我问他们在等什么，回答说：“没有科里签发的驾帖，就不能行杖。”这才知道这是为了设置封驳程序。如今难道只把它当作承办公文的手续吗？我召来几个年老的书手，询问封驳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说不知道。我署理官印后，见一个书手拿着（按抄本甲，傅以礼将“把”字校改为“抱”字）册子上前请求用印。我问是什么册子，旁边一个书手（按抄本甲，傅以礼将“书手”校改为“书吏手”）回答说：“这是名史书。”原来是汇集刑部各案的招供和奏疏，送到翰林院，作为日后修撰实录的材料。我拿来翻阅，发现其中有删取和舍弃，于是问拿册子的书手：“这是谁作主的？”那人瞪大眼睛张着嘴，不知道怎样回答。旁边一个书手说：“他耳朵聋了。”我没有办法，只好把嘴贴近他的耳朵，连续喊了几次，他才点头说：“小人为主。”我叹息说：“他懂得什么？误收还可以，误删了又怎么办？”于是命令今后抄送的材料都由我亲自斟酌。不久我因进言被贬，恐怕又要由书手作主了。总督熊文灿先前招抚福建的海寇郑芝龙（南安人）；张献忠是狡猾的贼寇，多次招抚都没有成功。当时少宗伯姚明恭是熊文灿儿女亲家一类的亲戚，听说我叔父嗣京侍御弹劾熊文灿的奏疏被留中，愤怒地说：“难道没有听说座师和姻亲的关系吗！”姚明恭是湖广人，与司马杨嗣昌同乡，两人都极力主张采用熊文灿的意见，最终导致关系决裂；熊文灿被斩首，姚明恭也辞官，真是幸运。田贵妃幼年时，她的父亲弘遇曾带她到扬州，寄住在我表姑阎姓人家。表姑的母亲和我谈话时说，贵妃性情少言，即使在酷暑中吃热食，或者在烈日下行走，身上一点细汗也没有，枕席之间都有香气。后来我巡视十库，内官又对我说，从前皇帝前往东西二宫时，即使烈日当空也在巷中行走；贵妃一进入，便在她头上设置篷帐遮盖，往来就不受阻碍。难道祖宗这样安排本来有很深的用意，后人不可以轻易改变吗？又在西宫修建一座台，设置小洞，可以和皇帝一起赏月；如果不是因公事上殿，她连头发也不插笄；每次穿衣服，一天必定更换几种颜色。又如皇帝所戴的平天冠，旧时多用鸦青石，并间杂珍珠，贵妃却取来大如弹丸的珍珠缀在上面，都是花重价购得的；冠上宝石少而珍珠多，所以光彩明亮，耀眼夺目。田妃受到的宠爱，周后很不能容忍。一天，田妃列举皇后的过错，上说：“妃子怎么可以对皇后无礼！”命令把她罚处在某宫半年。其实田妃不会写文章，这是皇帝故意命她这样做，用来讽刺并制止皇后；又酌量表示要罚处她，以保存表面上的大体。这也是十库内官告诉我的。内官又说，东西二宫向皇帝说话时，都自称“女儿”。自从田贵妃入宫后，皇帝所用的衣服、鞋子之类，全都采用南方的样式。贵妃的母亲是扬州人，每年制作后进献入宫。宫中的灯原来都用金子包住四周，只留下小孔可以透光；贵妃命人去掉其中一面，改用夹纱蒙上。皇帝非常高兴，命宫中全部更换，旧有制度不再保留。皇帝有一天在宫中听见贵妃偷偷抚琴，感到怀疑，问她在家里由谁教琴，贵妃回答说是母亲教的。第二天皇帝就召她的母亲入宫，让她和贵妃对弹，这才消除了疑虑，赏赐她后让她回去。前朝后妃的母亲很少有入宫的时候，只有孝宗张后的母亲金夫人有时能够入宫觐见，大概继周后之后，便数田妃的母亲了。

译田弘遇倚仗贵妃的宠爱，任意结交权贵。一天，他邀请同郡的台省官员一起饮酒，中堂陈设十分华丽，酒过几巡，肉菜吃了几簋，就停止了。宴席进行到中间以后，他关上门邀请我们到后堂；我们起初以为是继续畅饮，等到点亮蜡烛、卷起帘子，才看见歌姬排列在内，曲调新奇，直到天亮才开门出来。后来有一两个风流学士因为行为不检而声名狼藉，我以此为耻，不再去了。旧例规定，兵垣除非遇到机密的边境军情，否则不密封奏疏；偶尔有密封的，五垣也可以借来阅看。自从杨司马嗣昌极力主持这一议论，担心其他各垣发表意见，于是先排挤异己的姚都谏思孝，又把沈枢曹迅（崇祯辛未，蓬莱人）、曾枢曹应遴（崇祯甲戌，宁都人）等人先后调入兵科。从此兵科官员像属员一样，一切听从指挥。有时诏旨直接发到兵部，有时发到兵垣，再由兵垣转发给其他垣，没有人敢偷看。当时刑垣与兵垣相邻，我对兵垣诸公说：“从前人说耳朵属于垣，现在耳朵也属于垣，难道偏偏不许耳朵属于我们这一垣吗？”（抄本乙作“今敝垣独不许耳属耶”。）诸公默不作声。侍御张孙振（崇祯戊辰，霍山人）巡按山西，被抚军吴甡（万历癸丑，兴化人）弹劾，逮捕入狱。有人说，想拟定戍边的处分，又怕吴甡发怒。我说：“不是这样。此事理亏在孙振，吴甡弹劾一个执掌文宗的人已经是错误，怎么能再牵连吴公？又想把与军饷无关的银钱指作吴公的罪名，吴甡弹劾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更何况要杀他呢？哪里有君子因为怨恨而杀人，而且还杀同乡的？这样是薄待吴公。”那人无法回答。当时徐给谏耀也在座，因为他曾因争取宋、颍二公的谥号而与我略有嫌隙，便说我偏袒孙振。进言竟然艰难到这种地步。副总戎杨德政上奏，请求府里增设守备，县里增设把总，同时请求裁撤府的通判、县的主簿，把他们的俸薪改给这两种官员，另行招募士兵听候训练。我说：“国家初年只有卫所设置官员和军队；如今因为长期废弛而不能使用，已经增设流官和兵民，为什么还要增加这些扰民的设置？”于是又说：“杨德政所说的守备、把总，就是卫所中的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所谓府州县的兵，也就是卫所的军队。应当由绥抚、巡道集合指挥以下直到应袭等人员，一起比试枪法，选择其中力量足以扼制猛虎、射箭能使箭羽没入目标的人，担任守备、把总等官。至于所谓士兵，则把军士和军余合在一起，选取弓马技艺优长的补充，务求精良而不求数量。这些官员只给通判、主簿的柴薪；这些军队也略微增加民壮的工食，至于俸禄和米银，仍由卫所原有定额供给就足够了。如果不实行这个办法，却要增设官员、增加军队，有三件事可以商榷：想从武科中选取官员，但武科人才本来就不足；想从平民中搜罗官员，难道钻营请托没有门路吗？这就是官员问题可以商榷的第一点。想把士兵集中到屯守之处，便会使鸡犬都不得安宁，既怕惊扰乡下的蚕和鱼；想集中招募来的士兵，但风声鹤唳一传开，难道他们都能像守关的虎豹一样尽职吗？” 这就是兵员问题可以商榷的第二点。想从司农那里取得军饷，但在三空四尽之后，已经难以作出点石成金的应付；想把军饷摊派给民间，在剜肉敲骨之后，难道还能供给烧石成饭吗？这就是军饷问题可以商榷的第三点。创办一件事情的人，计算利益时必须同时防备祸害；考虑长远，才可以处理眼前。如果军饷还没有充裕，却突然说要招兵，那么已经设置的官员可以重新裁撤，已经聚集的士兵却难以立即解散；保留它们，就会像多长出手指一样累赘；割除它们，又像割除毒瘤一样危险，那将怎么办？我听说神孙对于圣祖的良法，就像建造房屋，稍加修补整治，便可以成为高大华美的建筑。如果皇上俯察我的建议，按照各部情况斟酌实行，那么官员就是将领，军士就是士兵，军粮就是军饷，一举便可三方面都准备好了。”奏疏上呈后，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我署理官印时，袁同官恺忽然进来，提前向我告别。我惊讶地问原因，袁恺从袖中拿出一份稿子给我看，说：“已经上奏了。”我读完，内容十分激烈。第一点说皇上不应过分宠爱宗室，以致把小民当作鱼肉。第二点说皇上不应滥行保举，以致混乱仕进之路。第三点说皇上不应额外设置总监臣，以牵制各督抚。第四点说皇上不应杀戮侮辱大臣，以致因罪轻罚重而被处重刑的刑部尚书刘之凤遭受重刑。其中一段说：“近来皇上决意兴办河工，同官夏尚（崇祯辛未，大兴人）恳切地进言，也没有受到重谴；众臣都不进言，为什么呢？”末尾说：“辅臣薛国观究竟是忠臣还是奸臣，还希望皇上详细察看，听凭自己裁决，不要让他长久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我读完，举手祝贺说：“真是正直啊！您连自身都不顾惜，还在乎什么官职？”过了几天，奏疏果然被留中。有人说，当时皇上已经怀疑薛国观，所以没有处置袁恺。薛国观听说后怀恨在心，每当袁恺写成一道奏疏，他不是说袁恺特别是在沽名钓誉，就是说他怎么能借此市恩。如果皇帝一旦改动票拟，他就立即加以降职调任。阁臣当时容人的气度竟到了这种地步。袁给谏恺每次写奏疏，都只按自己的意愿独自实行。当时台省官员按照年例升迁转任，但并不完全合乎公道，有一半只是为了排挤异己。袁恺忽然写奏疏说：“凡是科道官员升迁补缺，应当内任一个、外任一个，像旧制度那样，不得越级调到外任，以免开启排挤异己的道路。”当时虽然奉旨没有允准，但那些已经任满、将要离任的前辈都对他怒目而视。皇帝对阁臣拟定的票拟和刑部各案的招供奏疏，有时不满意，便或涂抹，或打叉。阁臣必定由轻改重，刑部也由轻罪改为重罪；然而皇帝的心意深微，本来不是可以揣测的，这只是迎合附会者的过错。听说阁臣遇到台省奏疏稍微触犯皇帝忌讳，就以让有关衙门知悉为名先行试探；如果皇帝改动票拟，便从严处理。当时刑部各司官员尤其畏缩，刻薄的人加重一级以防备驳回，圆滑的人保留一级以等待驳回；一经驳回就加重，再次驳回就再次加重。甚至有人借此勒索贿赂，动不动就说皇帝的心意不可测。唉！法律条例已经荡然无存了。皇帝对刑部的各项判决奏疏多有驳回，大多是由轻改重，但也有由重改轻的时候。比如某家的女儿已经嫁人，丈夫外出后没有回来，她又寄居在母亲家中。一个好色的恶棍贪恋她的美色，恳求她的母亲把女儿嫁给自己；母亲不答应，他非常愤怒，便诱杀母亲和幼子。当时母亲正怀孕，刑部援引杀一家三命的法律，拟判凌迟。皇帝认为把孕妇腹中的胎儿算作一条命，刑罚太重，命令改判斩刑。又有刑部审理失陷封疆一案，拟处道臣李梴（天启壬戌，蕲州人）、王鸣辟戍边，皇帝命令改为戍边。又拟定弃城知县刘贯和迎贼知县刘业嵘（崇祯丁丑，乐安人）不按时处决，皇帝命令把弃城者改为秋后处决。他就是这样谨慎体恤人命。

译按照以往惯例，朝审时刑科一定要上一道奏疏，不过只是旧套而已。当时执法残酷急迫，所以我的奏疏中说：“近来我看见皇上驳回各案招供奏疏，有时说所拟刑罚不足以掩盖罪行，有时说还欠缺确切拟定，应当具奏。所谓所拟不足以掩盖罪行，是说罪行超过法律规定，不可以轻易释放；所谓确切拟定具奏，是说案情与法律还不相合，并不一定要全部定罪。可是审理案件的人不能仰体圣意，竟把‘确切拟定具奏’和‘所拟不足以掩盖罪行’一概都由轻改重，这是错误的。”当时阁臣看到这几句话，害怕违逆皇帝的心意，只批示“该部知道”。皇帝认为朝审是重大典礼，想再申明告诫几句话，又发回要求改票。阁臣怀疑皇帝发怒，听说拟定票拟的末句写着：“李某不必沿袭旧说。”皇帝仍不答应，才改写票拟说：“朝审应当谨慎宽恤，圣谕已经说得详细，参与审理的各官应当公正无私、敬谨遵行，以成就明察公允。”皇帝把“朝审”改成“二审”，又把“圣谕”增加为“十年圣谕”。他的审定就是这样精细详尽。我任给谏时，每逢节庆，必定站在导驾的行列中，看见皇帝登上御座时手脚浮动；等到走下御座，两臂挺起，身体摇曳，黄袍也不停地荡漾。将要进入御屏时，他必定回头顾看，这些动作通常都是如此。皇上每次阅览章奏，一定召皇太子一同观看，并且对他说：“凡是阅看科道官的奏疏，必须看他的立意：有的借荐举别人来博取恩宠，有的借救援、解脱别人来显示恩德，这就是他的立意所在。至于铺陈题目、在纸面上絮絮叨叨的，只是借此取巧罢了，不要被他们欺骗。” 姚辅明恭告退休时，一位词林官作诗为他送别，诗中有“免为太庙牺”一句，人们都讥笑这句话。后来薛辅国观、周辅延儒【万历癸丑状元，宜兴人。】相继被赐死，人们才把他的诗看作谶语。皇上喜好文墨，起初读史书时，司礼监的内臣大多也阅读史书；后来又多请老师学习时文，同时致力于广泛博览。司礼监秉笔太监有六人，每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两直隶、十三省也各有专门负责的人员。因此，阁臣、部臣、台省官员的错误，没有不加以订正的；这是因为阁臣大多借助资历深的中书舍人来办理。那些学问浅薄的庸碌之人，只会依样画葫芦，一受任命便改动票拟，揣摩仿效周延儒、张至发，所以被皇上轻视，以至于连坐席都没有坐暖便被罢退。皇上感念生母，接受群臣的请求，加封皇后为皇太后。当时我负责导引车驾，看见皇上登殿，悲凄动容；等到捧上册宝时，皇上用手拭泪，眼泪不断流下，无法止住。礼科都给事中徐耀身材高大、满脸胡须，是声气集团的主盟者。杨司马嗣昌忽然以边才推荐他。一天，皇上召徐耀和杨侍御绳武到殿前，绳武说话如同流水，指画地面便绘成地图；徐耀只平平常常地说了几句话。同乡姚都谏思孝一向崇尚意气，便当面责怪他。徐耀等思孝退下后，对我说：“我只是个读书人罢了。假如让我披甲挽弓，实在做不到；做不到却不自以为能做到，这就是我的能耐。” 我的同年左给谏懋第【崇祯辛未，莱阳人。】是忠正之士。他说：“太夫人陈氏喜欢读书，尤其喜爱谈论节操义烈。我当时上疏，为开国、靖难时惨死的各位忠臣请求谥号。太夫人读到后，总是击节称快。她的志趣爱好就是这样。”后来懋第以兵部侍郎身份出使北方，最终不屈而死，这大概多半是受到了母亲教诲。徐都谏耀自负声望气势，但有时也会委曲周旋。谢冢宰升【万历辛丑，德州人。】将要重新起用，言官大多阻止他，只有徐耀独自婉转为他解释，使他得以推用。我曾私下问他：“为什么要推举异己呢？”徐耀说：“他的羽翼已经形成，知道必定无法遏制，却还故意阻拦他，这正是正人君子日后的隐忧。不如顺势成全他。正如古人所说，宽让一分，便会得到一分的赐福。” 吴仪曹昌时任大行时，旁若无人。按照旧例，每逢考选，必定由同乡诸公主持；他看待同乡葛给谏枢【崇祯辛未，丹阳人。】等人，都十分轻蔑。考选时，他被选入礼部，十分恼怒，又想夺取吏部的一个职位。葛枢便向太宰进言，赶紧推举王大行重【崇祯辛未，沂州人。】。皇上听说后，因此三部衙门的职位吴昌时都没有得到。【原文开头“、”疑为缺字。】兵科沈给谏迅的奏疏说：“即使不能像唐朝臣子傅奕所说的那样，命令僧尼婚配，增加几十万户口，也应当酌量裁汰。”这些话一时哄传讹传，说不久就要议决施行。于是京城中的尼姑，有的改换装束翻越城墙，远远躲藏到村落荒野，都害怕被强行配给僧人。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传为笑谈的。绩溪县百姓李世选自称是韩国公李善长【定远人。】的十世嫡孙，捧着高皇帝亲笔书写的龙封。他说，李善长被赐死后，驸马都尉李祺【长子。】的嫡子李盛庆被贬到绩溪做平民；李盛庆是临安公主【高皇帝长女。】所生。因为公主哭泣着上前求情，所以高皇帝赐给他龙封。封面写道：“敕赐皇亲外孙李盛庆：你的祖父善长因国事获罪，被罚贬去守龙关，二百十六春为民；期限届满后，依数恢复我的封爵。此旨到京后，见到公主便拆开；恢复忠臣的勋爵，护卫国家，使其永远世世不忘。刘、李、徐三位勋臣，保障我为主，收伐陈友谅【伪汉王，沔阳人。】，天下都归服。十大功劳，秋毫无犯。洪武二十三年发给李盛庆收执。”封内密谕末尾又说：“勋臣善长，群臣诈称他是伪党，因胡惟庸案获罪；没有查明是他自己所犯，今后重新查核，丝毫不关你的事。李善长保障开国，有十大功劳，秋毫无犯。忠臣是我的股肱心腹，你为国为民，我不忍忘记你；上天作证，我常常惦念。你早年曾同刘基【诚意伯，青田人。】

译一时击败陈友谅十六万大军。如今你的儿子李棋、外孙福缘都已经去世，只剩下三个外孙；李盛庆的长孙被贬罚二百十六春为民，恢复护国之职。准许旨意到京见公主，恢复韩国公爵位，收回家产钱粮，其中数万作为国用养老，三万还给你这个开国勋臣。敕赐皇亲。”当时皇上辨验这份龙封，说其中“长”字、“二”字、“臣”字、“爵”字相似，其余并不完全相像；又把胡惟庸写成胡惟容，把李祺写成李棋。而且李善长死于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这里却又说是在仲春月，所以阁臣认为可疑。正好钱少宗伯谦益【万历庚戌探花，常熟人。】出京，把从阁中抄录的奸党录给宋给谏鸣梧看【万历己未，沂州人。】，并且说李善长一案已经有供词，他的妻妾和宦官也都有供词，实录中还多有避讳，怎么会有这样的封书？因此鸣梧上疏斥责它是伪造的。等到交给抚按官查问时，查明李盛庆三岁时被贬，以及世选确实是李善长的后代，都属实，但龙封的真伪无法知道。当时熊给谏维典【崇祯辛未，建昌人。】先前做过绩溪知县，他对我说：“我自从到任以来，就听说世选是善长的后代；龙封流传已经很久，士大夫和乡民都知道，并不是新近伪造的。” 我当时任刑科官，上疏请求，因此世选才得到宽宥并被放逐；但他已经在狱中关了十年。龙封究竟是真是假，最终没有人能够辨明。只有郑司寇三俊批示说：“如果是善长的功劳，即使宽宥他百世也可以。”这句话说得很对。沈枢曹迅博学多才，和张枢曹若骐【崇祯辛未，登州人。】都是通过县令考选的。因为送书信和帕子的礼数没有周全，触怒了杨翰林士聪。士聪曾对人说：“某司李这个冷清官职，尚且因为同宗同谱而薄礼致意；我与他们同乡同籍，他们竟然冷淡置之吗？”他就是因此弹劾二人的。沈迅不久改任兵科，是杨司马嗣昌的意思；唯独若骐没有得到改任。嗣昌心中本来就有高下取舍，从二人最后的表现便可以看出来。涂侍御必泓在都察院任职时，每天都和同年王侍御范【崇祯辛未，内江人。】争夺差事，争闹得很厉害，事情传到皇上那里。因此王范由云南改任浙江，必泓由浙江改任云南。从前词林官见到前辈，都迈着规矩的小步、弯腰作揖；每次一同赴宴，如果不是前辈发帖邀请，就徘徊不敢前往。后来等到推知和考选时，气势才稍微骄纵起来。一天早朝，某位词林官用手臂挡住吴编修伟业【崇祯辛未榜眼，太仓人。】的去路，压制并使他落在自己的前面，吴伟业是他的前辈。又有一名翰林院送卷官，因为小事触怒前辈，被打了三十鞭。这名官员哭着申诉，前辈说没有这样的先例；沈简讨延嘉【崇祯辛未，鄞县人。】却笑道：“这是某四府某太爷，不可以把庶常看轻；如果打他三十鞭，本来就应该。” 姚给谏思孝、孙给谏晋都意气很高。遇到考选时，唯独不和陈给谏启新商量，启新因此发怒。过去曾有人弹劾考选预先内定，江南考选知县陆自岳【崇祯辛未，武进人。】也因在访单上写了“公举翰林”四字而被定罪，谪调到外地。等到姚、孙离开京城后，徐都谏耀每件事都同启新商量，启新才高兴。正好江北铨部有缺额，徐耀不敢署名决定，便把名字写在纸签上放入瓶中，夹取出来，取得张大行一如【崇祯辛未，芜湖人。】；思孝对此深感不满。其实启新当时也在座，只是一味唯唯诺诺；即使确实预先内定，也不加弹劾。李方伯光春【万历丙辰，乐清人。】破例被推举为佥都御史。御史中有人过去任巡按时曾上疏推荐光春，如今却成为他的属员，光春心中感到歉疚；每逢御史来拜见，他都亲自前往回访，这不合体制。皇上明察得知后，不到一个月便将他罢免。皇上每逢把科道官提升为京卿，必定追问他是不是边才。我在刑科任职时，看见同僚中有几个人都借“边才”二字铺陈几句话，于是得到皇上钦点。然而京卿外调做巡抚的，重的下狱，轻的也带罪降职；只有留在京城任职的，不出几年便做到部堂。比如山东颜抚军继祖，本来是旧科臣，因为失去战机被处死。又如江西解抚军学龙【万历癸丑，兴化人。】，也是旧科臣，因为钱粮问题带罪降职，九年都没有升迁。又如徐都谏耀，极力辞谢边才之名，不到两年便由少卿转任佥都御史。这样的事比比皆是，皇上也不能察觉。戴玺丞澳【万历癸丑，奉化人。】在乡里贪婪横行。后来他以京卿身份参与推举巡抚，心想自己先参与推举、后正式任用巡抚，已经可以翘足等待；但如果没有什么办法迎合皇上的喜好，恐怕得不到任命。当时惩治贪官最严，于是他上疏陈述贪利的危害。皇上命令他指名具奏，他仓促之间无法应对；皇上再三追问，他不得已便把嘉兴司李文德翼【崇祯甲戌，德化人。】、平遥令王凝命【崇祯辛未，呈贡人。】也列入其中。文德翼一向有文名，王凝命则曾任福州司李，因刚强不屈而降职补用。听说二人的名册和罪据，都是临到期限时索取得来的。沈给谏迅为此不平，上疏驳斥。没过多久，戴澳被交给镇抚司拷问。有人说，吴仪曹昌时与文德翼是乡试同榜，颇有力量；但这件事也确实是他自己招来的。已故李侍御应升【万历丙辰，江阴人。】的舅父蔡士顺，自号东林乡人，撰写《尚论录》，共列声气人物二百多人。书商带着几十部书来到京城。当时礼科徐都谏耀以克制自己而有名，担心被异己者借此构陷，便用高价把这些书全部买下，秘密藏起来不让流出。刊刻者固然是喜好多事之人，购买者也不过是胆小谨慎罢了。古代有因为上书请求却以没有被列入党籍为耻的人，究竟是谁呢？陈司马新甲【四川举人。】进京时，风沙尘土四面弥漫，黄色雾气刺鼻；看见的人都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后来他果然被弃市处死。孙冏丞三杰起先任吏科官，因为接连弹劾温辅体仁【万历戊戌，乌程人。】而被贬谪，后来改任现在的官职。当时薛辅国观每天都和东林诸公相互攻讦；刘都谏安行【万历己未，襄阳人。】过去任礼科官，国观任都给事中，而安行任左给事中。国观前往阅卷时，曾在举人曹某的试卷上批驳了几句话，准备上奏参劾；安行因为曹某是自己的女婿，所以极力为他解脱。于是三杰上疏揭发此事，说安行既然因亲属关系而加以处置，国观也应当因接受请托而受到处置。皇上看了奏疏，命令取原卷进呈，只把安行交付监狱，却因为国观先前已经批驳过试卷而置之不问。不久，三杰因其他事情被同乡牵连，国观又挟私愤屡次驳斥他，最终忧郁地死在任上。王给谏文企【崇祯戊辰，江夏人。】先以庶常身份被分散任用，刚得到任命回报，便因母丧回乡。服丧期满补任官职后，首先上疏陈说百姓贫困、财力枯竭，奉旨降职调任。一生只上过这一道奏疏。

译皇上忧虑国库用度不足，便把万历年间储存的辽参拿出来对外贸易。我当时买到其中一些，参上有细小孔洞，颜色坚实，味道持久，与其他辽参完全不同；只有吴仪曹昌时买得最多，而且都是挑选其中上等的。听说这次贸易辽参，获得了几万两金子的收益。蔡少司空国用【万历庚戌，金溪人。】因为会推阁员时没有被列入，心中闷闷不乐。等到召见回答政事时，他说：“近来结党相比蔚然成风，国家大事都被几个人把持了。”他说话时声色俱厉，皇上默然不语。他退下后，冯给谏元对我说：“他是想用这些话激怒皇上，为获得任用制造机会。如今皇上没有说话，他的气势已经挫败了。”过了几天，他竟然入阁。范廷尉复粹【万历己未，横县人。】与我住处相邻，没过几天便大拜为相。我前去拜见他，只见中庭放着几案，供奉佛像；他早晚只是跪拜佛像而已。当时张辅四知【天启壬戌，费县人。】和蔡辅国用都很庸碌，我和同年申铨曹佳胤【崇祯辛未，永年人。后殉闯难，谥节愍，国朝顺治九年改端愍。】说：“这些人即使不能使国家受益，或许也不至于害人。”佳胤说：“不是这样。他们既没有见识又没有能力，听到票拟被驳回，便心手都发抖，只会极力附和；恐怕庸碌造成的危害比嫉妒逞强更严重。”后来果然如此。傅司马宗龙【万历丁未，昆明人。】最初入见皇上时，反复以百姓贫困、财力枯竭为由进言，说军饷不能增加，军队不能扩充。皇上起初说：“你说得对。”当时宗龙指天画地，言辞越来越激烈，皇上开始不高兴，对宗龙说：“你只应当负责料理寇敌罢了。”退下后，皇上对阁臣说：“宗龙所说的，有一半是言官的陈词滥调，为什么这样？”从此兵部的奏疏没有一道得到批准，不久宗龙便被下狱。刑科葛给谏枢曾经写过一篇条陈奏疏，其中说：“从礼乐、工虞直到水旱、盗贼，从边兵应当增加还是裁汰的议论，到京饷数额的支出与收入，远则治乱兴亡，近则成败得失，没有一件不是辅臣启发劝告的，也没有一件不是辅臣职掌的。”皇上在这篇疏上加了十九个大圈，命令阁臣票拟进呈，于是按照“说得对”拟定批复。葛枢看见奏疏后很高兴，我对他说：“你的祸患从此开始了。”不久，他上疏陈说边务，批语却说葛某不懂边务。没过多久，他又上疏营救刘司寇之凤、周郡伯光夏【天启乙丑，杞县人。】，批语又说葛某是在买恩邀宠；皇上再次发回要求改票，最终将他降职调任。一时间阁臣竟然因私人怨恨这样处置人。仙居县令周谋【崇祯戊辰，新城人。】和熊铨曹文举【崇祯辛未，新建人。】是同乡。周谋曾派两个仆人进京请求升迁，住在娼家，酒后泄露了言语，被东厂差役侦缉抓获。他与文举共同上呈的一份禀帖说：“送到尊翁府上的，是‘王者兴起，必有名扬当世之人’的数目。”又说：“我座师首辅那里，已有善意。”东厂把此事报告上去，薛辅国观非常不高兴。当时冯少常元飙奉差回籍，他保举一名秦姓县令，也因为用书信礼物馈送而被东厂查获；吴仪曹昌时向亲友收集钱财，亲自出面极力解脱，事情才平息。国观暗中把此事报告皇上，于是阁臣与东厂水火不容。而昌时自己担任大行时，便树立东林旗帜。考选时，他见皇上对部臣拟定的各项任命多有改定，几位阁臣也颇能参与议论，于是又托国观的私人关系，拜国观为门生；但国观怀疑他狡猾多诈，不予信任，最终把他由科道改任部曹，双方的仇隙日益加深。国观刚愎自用，早已与东林作对，但没有听说他有贪污污秽的声名。一个月前，昌时忽然对人说：“国观这一伙人一定会失败，我已经在东厂各处张开四面罗网了。”国观等人知道了这件事，却无可奈何；不到几个月，果然失败。我曾询问钱主政位坤【崇祯辛未，长洲人。】，他说：“确有此事。”只要吏部升迁某人担任一个较好的官职，昌时就必定用小纸条报告东厂，说国观收了多少银子；东厂全都把这些事报告上去，后来国观被赐死并追缴赃物，根源就在这里。甄司寇淑性情刻薄，等到接替刘司寇之凤担任尚书后，法律文辞更加苛刻。他常常对各司官说：“只要把本应拟判杖刑的改拟为徒刑，把本应拟判徒刑的改拟为戍刑，把本应拟判戍刑的改拟为死刑，就可以不被驳回。”所以一时间各司官无不把残酷苛刻当作要务。保全自己的办法竟然建立在置人于死地之上，这难道是圣明时代应当看到的吗？云南两名将领张铨、彭大道，因为贻误战机，先由巡抚等官拟判戍刑；等案件交到刑部后，甄司寇淑改拟死刑，皇上批准了。事情涉及兵部，杨司马嗣昌仍拟判戍刑，皇上也批准了。我心里想：“这正可以借题发挥，使皇上知道法官竟然这样深文周纳，也使在下的官员知道皇上并无意于如此苛刻地定罪。”所以奏疏中说：“这是同一件事，却忽轻忽重；不是兵部宽纵，就是刑部苛刻。臣是为这一件事进言，但实际上并不只是为这一件事进言。”淑看了奏疏后大怒：如果赞同兵部的意见，自己便属于误把轻罪判成重罪，应当引咎；如果赞同自己的意见，兵部便属于遗漏重罪，应当引咎。当时嗣昌以部臣兼有阁臣的名衔，于是不敢再说，事情就此停止；但他对我恨之入骨。傅司马宗龙因再次上疏触怒皇上，被下狱。他一进牢门就索要钱财，走到“天下太平”这一道门时，钱已经用尽，守门人关门不让他进去。宗龙在门外徘徊，等到再取钱送来后才得以入内。又有原任谢少司马启光【万历丁未，章邱人。】下狱，因为牢头索贿未遂，被打了几掌。我当时因久旱，上疏请求放宽刑罚，并在奏疏末尾列举了这两件事，其中说：“不知道提牢官所掌管的究竟是什么事，竟使狱吏的尊贵地位转变成牢头的横暴作风。”当时的提牢官宋秋曹翼明【崇祯甲戌，山东人。】是薛辅国观的门生，许秋曹璟【崇祯戊辰，莆田人。】是姚辅明恭的门生。他们对此不高兴，责怪我说，不能暗中有所把持；不过是说皇上所厌恶的那些把持之事，一旦改票就会立即处置罢了，幸好皇上没有改票。于是他们一直怀恨在心。有一天，皇上召甄司寇淑入见，说：“如果司官卖法，你们刑部就参劾处置。”淑领受旨意后，皇上又说：“如果是其他官员把持，你们刑部也要参劾处置。”淑没有回答，退了出来。当时明恭与淑是同乡，又怀着怨恨，从后面喊住淑说：“皇上命令你参劾把持之事，你为什么不领受旨意？”

译于是明恭在皇上面前主张此事，两位提牢官又向下传话，这就是淑弹劾我那道奏疏的由来。阁臣批示说：“明明是暗中有所把持，姑且让他把话说明白再来。”一两个同道的朋友见圣旨严厉，担心我遭遇不测。我起草完奏疏后，慨然说道：“我没有收受贿赂，也没有徇私情，即使人不是徐有功，而所说的话却是想使别人由死转生、自己反而陷于死地，天理也不会这样。何况还有圣明的皇上可以依靠呢！”圣旨下来后，只命令议定处分，吏部复议降二级、照旧任职，最后改为降一级、调任别职，这是阁臣的意思。甄司寇淑的奏疏下发后，有人劝我托人从中调解，我笑着说：“宁可丢掉我的官职！他阴险而且凶狠，如果因为请求调解而让皇上知道，我的气节就落到地上了。”又有郭侍御景昌一向厌恶淑，拿出几十份单据交给我，想让我据此上告。我说：“我做谏官时，就曾对天发誓，只根据事情本身来论说，从来不拿别人的单据来揭发。因为谏官的奏疏一下发，必定会传遍天下；如果凭借没有确据的事情玷污别人的名节，且不说这样做我自己难以容身，难道不也是不给别人的孝子慈孙留下立足之地吗？当初的誓言本来还在，怎么能因为新近的怨恨而改变呢？况且如果事先没有说过什么，等淑先向我发难后才开口，万一圣明的皇上反过来追问，我将拿什么话回答？”最终没有上奏。我自从进入刑科，看到厂卫和刑部每天都在做苛刻杀戮之事。有时皇上听闻并采纳了几件涉及宽刑政策的事情，我就把它们记录下来放在案头，写入奏疏之中，以便接续颂扬并劝导皇上实行这些政策。这一年元旦，朝贺结束后，戴给谏明说【崇祯辛未，沧州人。】拉着我的手说：“您今年就要册封了。”我说：“不是这样。近来我拟定了几道请求宽刑的奏疏，准备依次上奏，只怕还没有使圣上听进去，就先触犯当时的忌讳，我已经等不到那时了。”又有王给谏文企准备极力陈述催征赋税的弊害，我前去拜访告别，并且说：“您请求减轻税收，我又将请求减少刑罚。您慢一些，先由您上奏，我随后接着上奏。”后来果然如我所说。我降职调任以后，金冏丞光辰【崇祯戊辰，全椒人。】告诉我，他从前做侍御时，每逢同僚因言论获罪，大家就共同制作锦帐，不说慰问，而说祝贺。又有胡编修守恒对我说：“从前我到吴给谏家周【天启乙丑，歙县人。】家去，因为他弹劾温辅体仁。当时首先以直言激励他的人是孙给谏晋。我去拜访时，连仆人和主人都瞪眼看我。”我听后笑着说：“两位公所说的是往事，我说的是近事。近来葛给谏枢被贬，有人说他太痴傻，白白抛弃了好官；如今我也被贬了，他当然没有锦帐来祝贺，想来只是代替我瞪眼罢了。公论被压抑在上面，清正的舆论就会在下面显明；如今上面和下面两者都没有，世道实在令人忧虑。”两位公长叹而退。我奉旨被贬到外地后，门前冷落得可以张罗网，只有刘翰林理顺【崇祯甲戌，吴县人。后来为国难殉节，谥号文正，国朝顺治九年改谥文烈。】从未与我相识，却独自命人骑马来看我，还把扇子藏在衣袖里赠给我，扇上有诗说：“丰采足以追随仪凤，美好的生意愿以拜扬发誓。内心如同明亮的太阳，世间之事交付给黄粱一梦。湖上的峰峦遥远，天边的雨露绵长。在宣公祠宇之下，我们姑且相对举杯。”当时我是被贬后改补为浙江幕职，所以他这样说。他又对人说：“我读过他的几道奏疏，还知道他触犯皇帝的威严。”刘公【甲戌状元，吴县人。】与我同在仕途二十八年，所居住的只是茅屋。他的儿子在庚午年考中贤书，偶然因替人说情而涉及一件事，刘公于是鞭打儿子，并退还了对方的财物。等到他儿子考中鼎元，乡人在他家门上题匾说：“天从人愿。”后来刘公死于闯贼之难。我同年乔侍御可聘【崇祯辛未，宝应人。】巡按浙江回来后，梦见我家乡的魏少司马应嘉【万历甲辰，兴化人。】书写《耆英会》名单：第一位是他亲自书写的自己，第二位是少司马甡，第三位是姚都谏思孝，第四位是乔可聘，第五位是我，都是同郡人。当时应嘉和甡已经致仕，只有我们三人仍在任职。不久，思孝和可聘都被贬；又过了不久，我也被贬了。同时，徐都谏耀、顾给谏国宝【天启壬戌，通州人。】也是同郡人，他们到城外为我饯行，感慨地说：“两个弟弟接着也要回来了。”我笑着说：“不用担心，乔公的梦中没有你们两位。”不久他们都死在京城，只有我们五个人在家闲居。傅冏少永淳【天启壬戌，灵寿人。】先前巡按陕西时，曾弹劾我的叔父抚军乔【万历己未，兴化人。】并将他遣送戍边。等到我作为给谏的命令下达后，他对人说话总是惴惴不安，第一个到我家拜访的人就是永淳。王少司马道直【天启壬戌，旌德人。】与我见面，说傅司马宗龙入狱后被牢头敲诈。我据此上奏，后来甄司寇淑反过来利用这道奏疏攻击我，奉严旨让我回话。道直又惴惴不安，托人向我传话，请求我在回话的奏疏中不要牵连到他。不到几年，道直做了总宪，永淳做了冢宰，这才知道做大官必须胆子小。凡是御史到会极门上疏，必定赠送收取本官银三钱；六科则没有这项钱，只是包奏疏用大纸四张而已。黄翰林道周上了三道奏疏：一道说杨嗣昌不应当夺情入阁，一道说方一藻【天启壬戌，歙县人。】治理北方的事情与俺答不同，一道说不必再次起用陈新甲担任宣大总督。他关于一藻和新甲的两道奏疏，都在未进行枚卜之前；五月间已经缮写完毕，命令班役投到会极门。班役因为道周当时正在枚卜，希望万一被起用，自己就立即成为中堂。班役又知道这道奏疏一旦上去，道周必定触犯圣旨而不能被任用，于是捏造说会极门的中贵索要银子八两，道周无法应付。等到枚卜结果已经下达，班役绝望了，才把三道奏疏一并投上去。所以皇上责问道周：“在应当任用新甲时，你为什么不立即进言？直到枚卜后确定不任用他才进言，明明是挟带私意。”道周也无法回答。召对以后，他对人说：“都是几个班役把朝廷的大事耽误了。” 我的同年、同籍的屠翰林象美【崇祯辛未，平湖人。】有个婢女叫红叶，因为宫内鞭打而死，也有人说她是因不谨慎而死。把她埋在郊外后，她忽然苏醒，呼喊声传到外面；挖开查看，原来还活着。锦衣卫勒索象美的贿赂没有得到，便上奏皇上，不久象美被令冠带闲住。当时我因进言而获罪，与他一同辞朝，人们嘲笑说：“李给谏有风节，屠翰林有风流。”

译金冏丞光辰与我告别时，咬牙切齿地说：“司寇竟然如此狠毒可恶，应该设法扳倒他。”我说：“他用计谋扳倒我，我也用计谋扳倒他，彼此相当罢了。出尔反尔是先贤的格言，难道你见过周兴、来俊臣一类人最终老死在窗下吗？我虽然没有徐有功那样的官位，却确实说了徐有功那样的话；如今我回去了，只管坐看他的失败。”不到几个月，他果然被厂卫侦缉，说是接受钱霖的贿赂，被下诏狱，这就是淑攻击我的那件事。淑入狱时，听说狱中的士绅和百姓都想痛打他；叶主政国华当时任提牢，担心把他打死，于是把他安置在狱官的房间里，命令各囚犯不得靠近，但仍然免不了被人辱骂。几天后才知道，实际受贿的是他的儿子。淑为人刻薄，却不贪财。万历年间，各位谏官因在藩幕任职而被贬的，到任后立即返回，等待调入朝中。但起初拜见院道官时，仍然使用手本，开头写原来的官衔，把现在的官衔列在后面，院道官都推辞不见。于是他们才前往拜见，穿着素服迎接，按照主宾之礼相待。只有项词林煜【天启乙丑，吴县人。】被贬为浙幕时，独自拿着书信投递名帖，仍用大字书写，院道官反而前去拜见；葛给谏枢于是沿袭成为惯例。只有我认为，过分自尊本来就不是共同执行君命的方式，想仍然照从前的办法办理，恰逢母丧，因而没有实行。补遗 皇上命杨辅嗣昌督师讨伐张献忠，亲自作诗为他饯行，说：“盐梅之臣如今暂且担当捍卫国家的重任，上将的威严如同细柳营。把贼寇的气焰一扫而清，从此天下安静；还希望通过教化和休养使百姓生活得到改善。”皇上对嗣昌的期望就是这样。当初在玛瑙山打败张献忠，几乎将他擒获；张献忠已经逃入蜀地，后来又袭击攻破襄阳，事情于是彻底败坏。不久，嗣昌忧愤而死，有人说他是饮鸩而死。凡是六科官员从皇陵回来，必定送给同科官员枣、栗等四种东西。又凡是册封回来，必定各送青布一匹，仍然保有简朴的古风。凡是按院官出巡，都使用精微批，先送刑科签押；在“直隶巡按监察御史某准此”之后，便用朱笔大书。若按院官直接推举知法官，又在批语后写上“候回还日缴”五个大字，送给中官用印。我曾对同科官员笑着说：“我们这些人下笔这样放纵，如果皇上看到，必定会发怒。”有一天，果然命中官到六科责问，于是我们把旧例告诉他，取出历年缴回的批语送进宫中供皇上阅览；第二天批语又发还出来，却也没有追究其中的缘故。大概六科官员签押时，怀疑是代皇后办理的。内臣刘若愚先前被霍给谏维华【万历丁丑，东光人。】、杨侍御维垣【万历丙辰，文登人。】弹劾，拟判绞刑，关押在狱中。我在朝审时还曾见到他在狱中所写的《酌中志略》。书中大致把大内的规制记载得井然有序，对于客氏、魏忠贤骄横跋扈的情状，也写得淋漓尽致；它必定会被史家采录，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既有这样广博的学识和宏大的才华，却迫于太监李永贞的召唤；又明知永贞必败，却不能察觉时机，托病离去，以致自己落入罗网，实在可叹。后来终于死在狱中。姚都谏思孝掌握着舆论声势，等到因被贬而离开京城时，送行的人挤满全城，应接不暇。不到两个月，我也因被贬而出行，送行的人却寂寥无几，只有同郡的顾给谏国宝、姚都谏耀来了一趟，喝了几杯酒就走了。孤立无所依靠的人，喧闹与冷落竟然相差到这种地步。哪里知道后来同列中有的人名字被赐予环召，而唯一受到皇帝亲自点名召回的却是我。我读《滇志》，书中记载洪武年间傅天锡历任郡守，因被贬谪到云南，便在云南安家，成为傅颍公友德的后代；《名山藏》的史书大概都是据此而来。后来我任给谏、在刑科任职时，见到傅司马宗龙，问他是否确实是颍公的后代，宗龙只是说：“上代流传的说法是这样罢了。”于是我想起杨学士慎【正德辛未状元，新都人。】的传记，里面说某位方伯将要聘请他编修《滇志》，但因为乡里的士大夫有人想冒充友德的后代，以图谋世袭爵位，杨慎不同意，于是离开了。那段话确实有所指。宗龙就是天锡的玄孙，他的曾祖父良弼在嘉靖年间任给谏，与杨慎同时。那个想冒充后嗣以图谋世袭爵位的人，必定就是指此人。崇祯十二年己卯，皇上在中左门召见等待考选的各位推知，命令他们先分别概述吏部所试奏疏的大意。韩城左邑侯懋第所奏说得不详细，已经奏报了下一位官员的姓名，皇上又命令懋第重新奏报。等各位大臣都奏报完毕，皇上又拿出御题让他们在台阶下应试，并命中使在旁边设置一瓮冰水，里面放着四个竹筒。不一会儿，皇上又命中使把各位大臣的试桌移到东廊下，以躲避日光；皇上体恤周到到了这种程度。后来皇上亲自定懋第为第一名，授予户科给事中的官职。懋第和被皇上定为状元的刘理顺，先后都死于国难，这也成为一段佳话。

译《三垣笔记》中 崇祯二 我在崇祯十五年五月得到赐还环召的消息，起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收到汪简讨伟的书信，才知道皇上听从张侍郎肯堂【天启乙丑，华亭人。】的意见，录用被贬降的各位大臣，而吏部上报姓名的共有十八人。皇上又命令取来这些大臣离开京城时的原奏疏，与阁臣当面商议；有时指到某某人，阁臣就说：“这是喜欢惹事的人。”所以最后只点名四人复职，我也在其中。这是汪伟信中所说的话。虽说有名望的贤臣远不止这些，但我已经是第二次蒙受皇恩了。我同乡中内中九十六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魏少司马应嘉，一个就是我；我们都做过司李，又都做过给谏，又都在刑科任职。等我被贬回乡后，在乡里见到应嘉，才知道我们从前被贬时，所补授的官职都是浙江布政司照磨，我也曾任这一地方、这一官职；后来又都蒙赐环召回，补授吏科，没有一处不同。又在我降职调任的前一天，梦中吟诵两句诗：“古木阴云里，时时见月明。”到这时，我与阴给谏一同被赐环召，又一同守制。所谓“古木”，或许取“风木兴悲”的意思；至于“阴云见月”，则是说与阴一同受到环召，真是奇异。我起复补任吏科不到几天，就听到边境警报；因为皇上的恩典深重，便冒险北上。走到淮安，正好遇到我的老师倪少司马元璐、周仪曹镳【崇祯戊辰，金坛人。】、方中丞孔照【万历丙辰，桐城人。】等人，商议一同前行。有一天，听说周仪曹昌时改任文选正郎，倪元璐神色忧伤地说：“恐怕这未必是他的福气。”又听说廖给谏国遴、杨给谏枝起【崇祯甲戌，金山人。】被孙侍御凤毛【崇祯庚辰，莱阳人。】弹劾，大家相互看着叹息，说凤毛不知道凭借了什么，动不动就排挤正直同类，哪里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我和倪少司马元璐【天启壬戌，上虞人。后来殉难，谥号文正。】住在淮安时，有个客人提出建议，说开通登州某条道路以沟通漕运，可以节省贴款银二百万两。倪元璐认为这很奇异，在召对时提到了这件事；不到一个月，就改任户部尚书。皇上的意思只是想节省这笔费用罢了。后来我询问前后负责巡察漕运的各位官员，他们都说：“贴款没有多少，这个客人是胡乱说的。” 我走到济宁，与河道黄总督希宪【天启乙丑，原名金贵，分宜人。】相见。希宪原来做过应天巡抚，坐下后说首辅一定会失败。我惊讶地问原因，希宪说：“从前我在江南时，见到首辅的弟弟名叫正仪，如今他做了新同僚；每次收到他哥哥的亲笔信，就到处给亲朋故旧看，借此招摇并收受贿赂。”又说：“差役从长安来，看见首辅家门庭若市；朝廷的耳目很广，他最终一定会因此失败。”首辅就是我的老师周辅延儒。我和倪少司马元璐走到济宁时，忽然有快马传来北方军队已经到达的消息，城中像沸腾了一样，妇女的哭喊声沿路不断。各位官员都惊惶疑惑，想要逃走；倪元璐写信约我，发誓绝不另行离开，并且准备第二天与周仪曹镳、钱寺簿位坤一同登城犒赏士兵，各位官员惭愧而停止了逃走的打算。后来又走到一座小堡，正遇到北兵攻打一座城，炮声逼近得很厉害，各位官员又惊惶疑惑，想要逃走。倪元璐说：“我应当拼死守住这座堡。”第二天才慢慢登程。当时我们虽然与北兵分走不同道路，但相距只有三十里，北兵一旦横冲过来很快就能到达，倪元璐却毫不畏惧。我经过德州，与同乡雷佥宪演祚【崇祯壬午特用榜，太湖人。】相见。演祚是乙榜出身，性情刚愎。当时范督志完【崇祯辛未，归德人。】跟随在北兵后面，德州的士兵非常蛮横，不杀贼寇，反而杀害良民。后来又发出行牌，要求道台执行；演祚认为这不属于自己管辖，愤怒抗拒，不让行牌进入城中。不久，有奏疏弹劾他，其中有“凭借大力”等话，大概是在暗中指周辅延儒。当时周辅延儒仍受皇上宠信，责令演祚指明实情回奏。演祚拖延不肯上奏，我问他原因，演祚说：“没有看见部里的咨文送到。”我说：“看见邸报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等部咨？”演祚无法回答。我和倪少司马元璐走到雄县时，听说北兵越来越近，周仪曹镳、钱寺簿位坤决定不再前行。众仆人都劝我留下，我说：“倪元璐是我的老师，背弃老师而独自求生是不可以的。”于是我们联车同行。走了两天，有人传说倪元璐和我都陷入北兵之手，众人全都懊悔叹息，只有镳拍手大笑说：“先走的人如今究竟怎么样了！”当时位坤和一同出行的各位官员都因此轻视他。我和倪少司马元璐经过涿州时，冯旧辅铨【万历癸丑，涿州人。】忽然骑快马赶来，邀请我们返回州城叙谈，过了半天才离开。我问倪元璐：“冯铨说了些什么？”倪元璐说：“只是说不敢与声气相左罢了。” 我进入吏部都察院后，才和吴都谏麟征【天启壬戌，海盐人。】会面。谈话间，我问起廖、杨两位给谏被弹劾的情况，吴麟征说：“这两人自从进入户部都察院后，从来不遵守科道发钞的规矩，不是匍匐于政府门下，就是奔走于吏部之间，表面以铲除奸邪、扶助正人为名，实际上却是在卖官纳贿罢了。”我这才知道，孙侍御凤毛弹劾他们，并不是过分。杨给谏枝起和铨曹昌时，是儿女亲家。昌时收受仁和县令培昌的大笔钱财，称呼他为雁行，谋划把他引荐到黄门。枝起却因收受的贿赂没有分到自己手里而恼怒，于是唆使宁侍御承勋弹劾昌时，这就是枝起起草的奏疏。昌时听说后非常怨恨，知道陈中书龙正与枝起交情深厚，便也想尽办法倾陷龙正，借科场之事牵连他，使他获罪被贬。当时枝起和廖给谏国遴、曹侍御溶【崇祯丁丑，秀水人。】等人，都因考选一事向周辅延儒求请而未能如愿，恼怒之下想反过来攻击延儒，事情不久便泄露了。这就是孙侍御凤毛弹劾他们的奏疏所由而来。听说把国遴等人谋划告诉延儒的，是马给谏嘉植；而把枝起所说的话告诉昌时的，又是徐侍御殿臣【崇祯甲戌，鄞县人。】。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当时贪婪横暴、反复欺诈的风气。孙侍御凤毛弹劾廖、杨的奏疏以密封形式发下，我拿来查看，奏疏说国遴、枝起应当受到弹劾，并且说凤毛采用密封奏疏的做法也不可取。后来我见到左给谏懋第，才知道凤毛原本上的是公开奏章，只是皇上亲自密封后发给六科罢了。我询问衙门里的前辈，他们说密封奏疏的做法，是从前宋给谏权【天启乙丑，商邱人。】开始的；当时颜都谏继祖对此深为非难，后来例行转发的奏疏也都依照这个先例。我到达京城后，韩给谏如愈【崇祯辛未，兴化人。】对我说，他每次经过吴辅甡的住处，吴仪曹昌时必定在那里；吴甡经过昌时的住处，也总要逗留一整天，已经成为惯例。

译旧例，吏部以其他部的官员调入时，官阶最高不过主政。天启年间，赵冢宰南星【万历甲戌，高邑人。】在吏部任职，才开始把兵部员外郎邹维琏【万历丁未，新昌人。】调入吏部，当时还引起很大哄闹。至于从礼部正郎调任吏部文选司正郎，则又是从昌时开始的。我同乡吴辅甡与昌时关系亲密，曾婉转劝他说：“听说文选司的官员一定要从资历深、任职久的人中选拔，后辈中还没有先例。您或许可以兼管稽勋司、验封司，而不要直接掌管文选司，怎么样？”昌时正色说：“天子是想为天下选得人才，所以特意简拔一个文选司官员，何况眼下铨部的诸位官员都是我亲手援引的，他们才是后辈。”不久，他最终失败了。皇上有一天对周辅延儒等人说：“按照过去的惯例，巡按出巡都要穿便服到民间访察；近来却仪仗高大，气势压过巡抚。而且衙门前后都开有暗门，用来通行贿赂；每次办完差事，家产都富可敌国，应当严加惩处，以作警戒。”当时我的叔父侍郎嗣京任福建巡按，与周辅延儒交好；吴辅甡又是吴铨曹昌时的同乡至亲。昌时因为吴甡督师时有离心之意，便借皇上所指责的事情来指向嗣京，想通过重罚嗣京来讨好延儒。当时郑冢宰三俊议论按年例升转的事，也坚决不答应。毛佥宪士龙【万历癸丑，宜兴人。】的弹劾便由此而起。吴铨曹昌时既然破格调任，便想用奇特的策略坚定皇上的意旨，并且压制台省官员的言论。春季按惯例升转的官员，全部由他一手决定；吏科吴都谏麟征、掌河南道祁侍御彪佳【天启壬戌，山阴人。】都没有参与商议。六科和五道共有十名官员，几乎是旧额的两倍。原来是因为皇上怀疑台省官员横行，屡次下旨申饬；同时昌时又担心日后有人指责此事，便可以说这是按照惯例升转而挟带私愤。当时浙江同乡的诸位官员集合议论此事，本省新任吏部官昌时、麟征、彪佳也都去了，他们全都怒目而视，只有向侍御北【崇祯甲戌，慈溪人。】骂得尤其厉害，几乎要用拳头打他。吴铨曹昌时想破格把科道官员调到外任，对吴辅甡说：“只有办理这一案，才能使郑太宰三俊获得皇上的知遇。”吴甡说：“不是这样。大臣应当以宽容保全为原则，应当保全言路。您刚一上任就破格执行这种做法，一旦开了这个头，今后不肖之徒驱逐言官时，必然会拿郑公作为借口，恐怕忠良之士也都会寒心。”昌时不听，吴甡又把这话告诉郑冢宰三俊，三俊认为他说得对。后来因为昌时坚持，只留下两人，其余的人都调到外任。然而昌时的计策很巧，他挑选的都是平庸之人来充数，因为这些人内心胆怯。人们厌恶伤害同类，都会产生同情，所以一时众口沸腾，有见识的人都说：“昌时的灾祸，从此开始了。” 蒋内阁德璟【天启壬戌，晋江人。】说话带有闽地口音，不太容易听懂，但他学问渊博。他谈论古代事情时，能够把二十一史像黄河决堤流水一样一一讲述；至于杂乱残缺的笔记小书，也没有不能全部记住的。他谈论近代事情时，十三陵的遗迹、五府六部的掌故，以及九关十二镇兵马钱粮新旧数目，无不亲手比画、开口计算。又有一天，他到内阁办事，二十多道诰书都立即写成，文章极其典雅精核，同僚们都惊叹不已。旧例，六垣官员按惯例升转，都听凭吏科都给事中主持，五科都给事中只是一味唯唯诺诺，左右给事中以下的官员都不得过问。自从廖给谏国遴、杨给谏枝起等人进入之后，才开始对前辈品评褒贬，说某人可以任用、某人不能任用。等到吴吏曹昌时越过定额按例升转时，人们怀疑其中另有授意。吴都谏麟征对我说：“这都是廖、杨做的。”当时两人已经下狱，我惊讶地问原因，麟征说：“这些人都是他们平素品评为不堪任用的人罢了。” 我和吴都谏麟征一同任职于吏垣时，曾私下问他说：“吴公以正人自负，您为什么要嫌恶他？”麟征说：“他不只是我的同乡，还是我师门中人的门人；但我确实鄙薄他的所作所为。比如嘉兴府王太守某，是我的公祖，听说他托人送来二千金，昌时竟把钱攫入自己的私囊。等到王某将被列入考察处分的名单时，昌时的仆人惊慌焦急，便到长安借钱，想设法弥补。又如海盐县令刘某，是我本县的父母官；昌时诱骗他把数万金交给自己，托词说要为他谋求一个好缺，却连到他的房师那里也不替他通报。如今刘某遭遇考察处分，收拾行装却没有钱，完全是因为昌时贪婪。举出这两件事，其余的也可以类推了。”他又说：“您如果不信，可以询问贵乡的光公。”光公名叫时亨【崇祯甲戌，桐城人。】，是海盐县令的房师。我后来见到时亨，没有提麟征的话，只问：“您贵门下的刘某曾经来拜访过您吗？”时亨说：“没有。”这才知道麟征的话没有错。当初刘某参加会试时，昌时把自己的儿子私下托付给他。刘某怕日后连累自己，便用蓝笔重重加圈，又用墨笔涂抹，推说是大主司翰林国华【崇祯甲戌榜眼，宜兴人。】所做的；后来我已经向国华询问过，知道并不是这样，所以昌时怀恨在心。至于王某，则是因为送了五百金，不能满足昌时的心意罢了。这又是枢曹何刚所说的。吴都谏麟征对我说，昌时居住在家乡时，凡是本地的公祖父母，都拿着见面礼，自称是他的门下士；昌时戴着高冠、穿着宽大的礼服，而对方则戴方巾、穿短袍。他把自己当作老师，只把人送到中门便停下。有人性情刚强，不肯带见面礼，他就到上级官员那里挑拨构陷，因此没有人不望风而倒。我任刑垣官时，见言路上的诸位官员因为频繁拜访阁臣而感到惭愧，到了这一次却不再如此。每天清晨经过阁臣的门前，马匹和扇子一重又一重，来的不是某科官员，就是某道官员。周辅延儒喜欢柔顺美言的人，所以投媚的人很多；吴辅甡崇尚声气关系，所以间或出现伪士。只有蒋辅德璟有才名，喜欢扶助后进，知名人士大多依附于他。我和沈给谏荫培【崇祯辛未，归安人。】一同前去拜访，见屋里座位没有空着的，只能站在中门交谈，在台阶下喝茶后离开。我上马后，回头问荫培：“这是什么规矩？”荫培笑着说：“新规矩。” 我的族兄沛【诸生，兴化人，国朝征召贤良方正时，他没有应召。】，是同乡吴辅甡的外甥。我奉旨解除禁锢、北上时，族兄对我说：“弟弟要走了，打算怎样帮助我的舅父？”我说：“只要不成为他的拖累就行。”兄长问：“怎样才算拖累？”我说：“不肖的人贪图利益，就借同乡宰相的名义招摇；贤能的人喜欢求名，就借同乡宰相的名义自我标榜。这些都是拖累。”等我到达京城，听说在周、吴两位阁臣那里，人们争相挑拨激怒。那时韩给谏如愈和我是同乡同年，入内拜见时，他皱眉说：“我们这些人，一个是门生，一个是同乡，这两个姑母都难以成为媳妇，该怎么办？”我说：“不是公事就不见，也不穿公服去见。”如愈点头同意。因此我和如愈往来于两位阁臣之间时，唯独没有受到议论。

译韩给谏如愈出身于单寒之家，但做县令时清廉，处在言路上时，也孤立无援、没有依附。当时江南、江北的阁臣，一个是他的座师，一个是他的同乡，他都不亲近。我登堂拜见时，见堂上大书一副对联：“见识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脚跟不偏向东西，才是君子。”我把对联揭下来，说：“我和您把这些话刻在心里就够了，何必还写成对联呢？” 我和韩给谏如愈每次拜访吴辅甡时，曹给谏良直【崇祯丁丑，汾阳人。】、龚给谏鼎孳【崇祯甲戌，合肥人。】一定已经在座；谈完话后一同离开，走到台阶下，良直必定弯腰辞别，说：“门生不敢再送。”鼎孳则说：“我陪同送行是常例。”然而这两位都阴险刻毒，每逢早朝，从大僚到台谏官员，全都交头接耳，有的说曹良直弹劾了某某，有的说龚鼎孳弹劾了某某，大家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他们。两人与吴甡关系亲密，因此有人也因此怀疑吴甡。龚给谏鼎孳每天都奔走到吴辅甡的门下，江南诸人议论纷纷，怀疑他在挑拨吴甡与周辅延儒之间的嫌隙。吴甡有一天对我说：“龚鼎孳本来不是江北人所要任用的人。他在考选之前，曾委身于江南人士，并同周仲琏【崇祯甲戌，长兴人。】发誓彼此不相负，所以通过引荐，让首辅把他擢升为黄门。等到列入黄门之后，他见江北方面的声势稍高，便改变面孔，转而投靠这一边。” 傅给谏振铎【崇祯丁丑，题名碑作金溪人。】，是临川人。他曾上疏说：“凡是招揽权势、收受贿赂，嘴上说得清廉而行为污浊的人，即使每天讲论门户、每天依附声气，也是真正的小人。凡是不招揽权势、不收受贿赂，品德高尚但声名不显的人，即使不讲门户、不依附声气，也是真正的君子。”当时龚给谏鼎孳当面指斥这话不对，于是两人争吵起来。有一天鼎孳谈到逆案，振铎假装说：“能给我看看吗？”鼎孳从袖中拿出逆案名单，振铎故意指着龚肃【万历丙辰，合肥人。】问：“这个人是谁？”鼎孳说：“是我的嫡亲伯父，最没有品行。”振铎笑了一笑。曹给谏良直、龚给谏鼎孳身处言路，每天都在罗织罪名。我每次骑马经过两人的住处，看到有扇子倚在门上，问起来，必定是两人彼此往来。偶然有一天我去拜访鼎孳，守门人坚决阻拦，我指着曹良直的扇子责问他，这才得以进去。当时鼎孳还没有梳洗，正和良直在内室交谈，不得已请我进去。我稍加讽刺说：“两个人都做言官，就很难办了。”他们问：“难在哪里？”我说：“言论也有言论的弊端。比如谪官、杖责、下狱等，都是言官本分之事；只是因为一篇奏疏，有时便说是某人指示，有时又说是附和推戴，导致君父疑心、同僚彼此构陷，这就是言论的弊端。”我又说：“从前我刚进入刑垣时，议论政事很尖锐，只有同乡金公光辰对我说：‘天下的好事，不是一人能够全部做完的。’我起初还疑惑，后来因为上了几道主张宽刑的奏疏而奉到严厉的圣旨，其他事情都没有想到，只想到老母亲还在世，怕给她带来忧虑，这才感叹金公的话没有错。”两人知道我是在讽刺他们，心里不高兴；但因为我和吴辅甡是同乡，所以不敢侵害我。熊司副开元【天启乙丑，嘉鱼人。】原来是给谏，过去因为周给谏瑞豹【天启壬戌，秀水人。】任县令时，有一项钱粮没有交足，先拿自己的钱代为缴纳，所以得以参加考选。事情后来发觉，奉旨议罪处分。当时周辅延儒是瑞豹的门生，极力营救他，并且说像瑞豹这样的人很多，因此牵连到开元，开元也获罪被贬。到了这时，他想求得解除禁锢，又因为没有建言不得获赐环，心中更加怨恨，便上疏弹劾延儒；实际上，这篇奏疏是孙廷尉晋授意的。人们怀疑孙晋想让吴甡成为首辅，所以才有这篇奏疏。然而奏疏中所指责的内容，都是针对弊病的忠告。不久，孙晋出任宣大总督。熊司副开元请求入朝面对皇上，意图在于攻击周辅延儒，所以请求屏退旁人。众臣请求退下，皇上都答应了；唯独延儒等人请求退下时，皇上却下谕阻止，因此开元不能畅所欲言。皇上命开元写成奏本，大概是想让他直截了当地揭发延儒的过失。延儒心中疑惧，托吴铨曹昌时到开元住处去，于是开元奏疏中所说的话，有一半被昌时强行删改。皇上震怒，认为他态度暧昧、两面都说，几乎要把他处死。骆金吾养性是楚地人，是周辅延儒特意任用的。吴辅甡认为他的资序不应当得到任用，唯独说不可以。有一天召对时，谈到各衙门弊端很多，吴甡说：“锦衣卫尤其严重，卫役冗杂，应当加以清理整顿。近来已有奏疏涉及此事，圣旨也已经拟定；兵部如果据实察奏，应当给予处分。”延儒也说：“近来缇骑奉命出差逮捕人犯，需要恐吓威逼，十分横暴；即使路途遥远，也可以由抚按官负责押解，不必再派缇骑。”皇上认为他们说得对，养性很不高兴。恰逢熊司副开元、姜给谏采【崇祯辛未，莱阳人。】被下令廷杖，养性私下对同乡廖给谏国遴说：“有密旨要把这两人处死，我不奉行诏令。”国遴把这话告诉曹给谏良直，良直立即起草奏疏上报，说：“如果没有这道密旨，养性就不应当诽谤君主；如果确有这道密旨，养性也不应当自我夸耀。”奏疏上呈后，原以为一定能够取胜，却最终留在宫中，没有发出。从此养性对良直恨之入骨；又因为良直与吴甡关系亲密，所以连吴甡也一并怀疑。曹给谏良直的奏疏上呈后，长期留在宫中没有发出。有一天皇上召骆金吾养性来，把奏疏给他看，养性用修饰过的言辞回答，于是事情便得到解脱。至于他究竟用了什么修饰过的言辞，我不知道；但他也已经无意杀害熊司副开元了。再次审讯后，开元便把阁臣的私下谈话全部举出作为答辩，大意是说圣旨所指责的是周辅延儒操守不清白，而吴铨曹昌时所说的话，也被写入奏疏。奏疏上呈后发到内阁，使延儒知道了这些事，他的用意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正是延儒后来被处死的原因。当时吴辅甡劝延儒应当自行引咎，请求释放言官，但延儒不能听从。孙廷尉晋早先在言路任职时，以声气关系自我炫耀；但为人圆滑机巧，善于迎合时势。等到他出任宣大总督，我到城外拜访他，见他身穿兜鍪，却扭捏地摆出书生模样。听说他处在江南、江北两位辅臣之间时，颇有趋附和违忤之处，所以才把他调出。怎么能拿边疆大事当作儿戏呢？至于宋纳言学显【崇祯戊辰，吴县人。】所举荐的边才，乃是同乡钱位ぃ▯焕す誓现胺嚼桑▯缌鞒≈衅裼姓鄢逡▯勘呤掳驳貌换担/font>。成枢曹德【崇祯辛未，霍州人。后来死于国难，谥号忠毅，国朝改谥介愍。】住在江南时，常常公开对人说：“周老师大错了。”忽然有一天，听到京城传言，说他与马翰林世奇、王铨曹重谋划上疏弹劾周辅延儒，并牵连周仪曹仲琏。仲琏逢人便流泪，诉说自己为扶翼正人所立下的功劳。后来已经知道这是讹传，人们都嘲笑他。

译周仪曹仲琏【崇祯甲戌，长兴人。】与周辅延儒关系亲密，自称是延儒的侄子。他给人写信时，总称延儒为“辅叔”，这和从前无赖曹钦程【万历己未，彭泽人。】称冯辅铨为“家师”相同。不过仲琏并没有伤害人的地方，所以很少有人怨恨他。有一天，一名给事中去拜访仲琏，周仪曹镳恰好来到，给事中谦让座位，仲琏立即说：“这是舍弟。”给事中笑着说：“如果真是您的弟弟，那就僭越坐下了。” 郑冢宰三俊因为声气相投，与周仪曹镳关系亲密；每次进见，若不到一整天便不出来。揭阳令张明弼【崇祯丁丑，金坛人。】是镳的舅父，也是他的老师，抚按交相推荐他，只有三俊想把他安置到某处，说：“我有腹肚单。”又有原任封邱令曹宗璠【崇祯辛未，金坛人。】，是镳妻子的兄长，先前曾送给本邑士绅银六两。边刑曹之靖【万历己未，封邱人，先前任兴化令。】被厂卫缉拿禁锢，曹宗璠上疏请求为他申冤，长期搁置没有回复，人们都说这是周镳所为。我不相信。曹、张拿出周镳亲笔写的保札给我看，前面恳切地承认过错，后面说：“今后无论患难还是功名，都由镳亲自承担。”而且还有同邑诸公的署名，其中吴廷尉履中【天启乙丑，金坛人。】也列名其中。当时周镳正被韩给谏如愈弹劾，恐怕是担心两人借机上疏，所以才这样做。究竟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郑太宰三俊一向有清正的声望，我在奏疏中曾提到过他。等到他任冢宰后，错误地任用了吴选郎昌时，官员的任用和罢黜全凭指示，周仪曹镳也参与其中，所以韩给谏如愈弹劾周镳，并且特别指责三俊偏听偏信。然而，先前弹劾昌时的吴都谏麟征、祁侍御彪佳，后来都为国殉难。可是仍有人一味偏袒，吴壬还说麟征等人排挤正直之士。明党确实能够亡国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吏科章都谏正宸【崇祯辛未，会稽人。】因有罪行，皇上慎重选择他的继任者，周辅延儒举荐在籍的吴给谏麟征应选，于是任用了他。起初，延儒因为自己和麟征先后都出自张中丞延登【万历壬辰，章邱人。】门下，所以极力推举扶持他。等到麟征到任后，态度孤傲，难以相合，拜见延儒也很少。有一天他前去拜见，延儒让他坐在上座，因为是同门交情，便对他说：“我把言路第一等重要的职位交给你，知道吗？”麟征说：“您不了解我的不才，我愿意申明同门之谊来报答您的私恩。”延儒听了很不高兴。后来延儒想恢复冯辅铨的冠带，麟征认为，除非是大贤大才，不应轻易改变成法。又有一次，延儒因会议时首先提出一名曹郎的姓名，便询问百官，大家都认为他的意见应当采纳；麟征又提出异议，从此便与延儒结下了嫌隙。皇上因为边境盗寇交相猖獗，和周辅延儒商议迁都南方，并命令不得泄露。

译传闻，懿安【天启年间以后的张氏。】皇后对周后说：“这是周延儒误导皇叔啊。宗庙和陵寝都在这里，迁往哪里才安稳呢？”并且逐条说了周延儒的短处。周后【崇祯皇后。】把这话告诉了皇上，皇上大怒，派宦官去查问并搜寻传话的人。懿安坚决否认，皇上再三追问，她被逼得想要自缢，不得已才派周代征出征，大概是想观察周后的反应。另一种说法是，骆金吾养性重金贿赂周后之父周奎，所以周后才说了这些话。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真的。周辅延儒出征时，邀请方给谏士亮【崇祯辛未，歙县人。】随行，方士亮和我都是他的门生。当时周延儒的门客混杂不堪，我对方士亮说：“凡是观察一个人，应当看他的骨子里。今天他对人颐指气使，来日就会落井下石，这两种情形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你如果不是门生，就必须不再屡次受邀也不去；如果是门生，也要做到不受邀便不去，这样才可以相信他。军中有空闲时，希望你能想到这番话。”但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周辅延儒出征时，有见识的人知道皇上心里正在怀疑他，认为他一定会有早晨出发、晚上伺候的人。到了军中，他任用刘总兵泽清（东平伯）为中军官，各位大将以及偏将、裨将都像刺猬一样奔走效劳，仍和他在长安时一样。内官暗中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皇上，皇上这才大为怀疑。癸未正月二日，狂风大作，白天昏暗；第二天早晨天气稍微放晴。又到了三日午后，传说各殿的屋脊上升起了烟，怀疑发生了火灾。各位阁臣出去察看，只见各殿和宫门屋脊上都缓缓升起，像炊烟一样而且很淡，过了很久才熄灭。也有人说这是异象。崇祯癸未三月，湖广塘报传来消息，说李自成（米脂人）攻陷襄阳，承天失守。皇上召见吴辅甡，当面流泪对他说：“卿从前历任边疆要职，可以前往湖广督师，谋求收复失地。”吴辅甡请求发给精锐军队，并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后出发，皇上命他逐条上奏来看。吴辅甡在奏疏中说：“李贼践踏两河，聚众数十万，我军怯弱，至今不敢发一箭攻击。总镇左良玉退避汉阳，不肯尽力杀贼，反而乘乱大肆抢掠。臣这次出行，必须得到精兵三万，由敢战的将领统率南征，才可以收复承天、襄阳，扫清陵园。南京是富庶重要的地方，恐怕贼人窥伺，也应兼顾防守。至于两河，则应责成秦督孙传庭出兵，南北夹击。”奏疏送入后，没有下发。吴辅甡请求当面陈奏，皇上到文昭阁召见他，对他说：“你所需兵力很多，难以突然召集；南京相隔遥远，似乎不必退守。”吴辅甡奏称，左良玉跋扈，近来阁部督师九次发檄征兵，却一旅也没有发来。又说，河南总督只有几千羸弱士卒，仅仅够充当仪仗随从，臣即使凭借国威，也不过仍会像阁部一样。而左良玉退守江汉，情形更比河南严重。若由臣督率战将，亲自统领精兵，进可以追剿强悍的贼军，退可以驾驭骄横的将帅。如果只是空着双手出征，号令又不能贯彻，只会白白损害威望罢了。南京从襄阳顺流而下，很容易被窥伺，怎敢不兼顾防守；这并不是要退守南京。”当时陈辅演【天启壬戌，井研人。】说：“督师出征后，督抚的军队就都是他的军队。”吴辅甡说：“臣请求调兵，正是因为督抚手下没有军队。假使臣出征后只能仰面对着强悍的镇将，束手等待贼人，然后再呼吁求援，战机一旦丧失，其中的后果臣不忍说。”皇上这才高兴地说：“先生说得对。”于是命令交兵部商议。张司马国维【天启壬戌，东阳人。】请求用唐通的兵七千、马科的兵二千、京营兵一千来应付此事。又说：“这批兵马都已调往边防，必须等大军返回后，才能调度。”皇上说：“姑且等兵力集合，晚些出发也不迟。”不久，北方军队撤退，陈辅演又上揭帖请求留下唐通的军队，已经得到皇帝批准；吴辅甡又上揭帖请求集合所调的军队。当时皇上命兵部另行商议征调，实际上并没有一兵一卒，拖延了很久，吴辅甡于是获罪。起初，杨阁部嗣昌出任督师，九次调左良玉的军队，九次都没有到，嗣昌郁郁而死。丁总督启睿【万历己未，永城人。】接替他，却往来周旋、态度摇摆，只替左良玉办理调兵文书，当时人讥笑他是“左府的幕客”。吴辅甡所说的，并不是没有见地。但左良玉一向佩服吴辅甡的威名，听说他到来，一定会诚心听从命令，而且还想降低身份来拜见他；吴辅甡却不知道他的心意，还想先集合军队来制服并驯服他。等到双方发生龃龉，停下来等待，皇帝已经下达的命令受到阻滞，国事也随之受影响。这件事关系到上天和国家，并不只是吴辅甡一个人的过错。吴辅甡奉旨剿寇，迟迟没有出发，正好周辅延儒奉旨代替他出征，早晨接受任命，晚上就出了京城。当时蒋辅德璟对倪司农元璐说：“皇上想让吴公赶快出发，故意用缓和的话安慰他，是在试探他；看首辅急速出行就可以明白了。”我听倪元璐说后，立即去告诉吴辅甡。吴辅甡说：“没有兵，我怎么前往？”当时孙都谏承泽【崇祯辛未，顺天人。】也极力说应当迅速出发，吴辅甡都不以为然。原来吴辅甡多次上奏请求出发，都以没有军队为理由，皇上说：“慢一些，等边事平静，军队就会集合，只有你一个人前往有什么益处？”然而皇上的真实意图是想让吴辅甡先出发，再把军队接续调给他。起初，吴辅甡奉命后，孙督传庭将要出兵剿灭闯贼，皇上把这件事告诉吴辅甡，吴辅甡极力说应当慎重，不要相信间谍，以免落入贼人的计谋；皇上不以为然。这时其实已经可以看出皇上的意图了。吴辅甡当面奏请，想上疏请求免除楚地赋税，说：“百姓长期困于战争和兵乱，征发赋税一定无法应付；而且让仁政的声誉先行，这样安抚百姓，比剿灭贼寇取胜还要好。”皇上答应了。等到奏疏送入，却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大概是不愿意让施恩的名声归于臣下。白总兵广恩原本是流寇，部下有数万人，十分精锐。当时赵督光抃为人粗疏直率，事先没有告知广恩，暗中请求召广恩入京，赐给他宴席，任命他为武经略。当时皇上屡次诛杀大帅，而且过去袁经略崇焕【万历己未，藤县人。】也曾因被召入京而遭诛杀。广恩先前曾失误误事，心中疑惧，拥兵没有到京，借口索取军饷，停留在真定城下。当时吴辅甡想上奏请求用严旨治他的罪，后来又亲自竭力营救他，带领他剿寇以赎罪，并秘密上揭帖请求，广恩十分感激。没过几天，皇上命两名内臣带着二万银两犒赏他的军队，并且用温和的诏谕安抚他，广恩的态度便骄横起来，最终不再听吴辅甡的调遣。

译秦督的塘报说，左良玉【宁南侯，临清人。】的军队驻扎在武昌，贼船经过汉阳，被左良玉的军队追杀后退走。皇上秘密派遣中贵带着金银到军营中慰问并传谕左良玉。没过多久，楚按臣的奏疏送到，却完全没有追杀有功的情状。吴辅甡上揭帖说：“左镇坐视承天、襄阳陷落，退避湖南，正怀疑害怕；如今又派内臣前往，如果所谓追杀的奏报是假的，他的疑惧就会更加严重。请暂且停止派遣，等查明实情后，再命兵部照常派官员赏赐，也不迟。”皇上批示说：“左良玉退避，也是因为地方官没有替他筹措粮饷；朕所以特别加意激励，是想保留这一支精锐军队，给先生出征时助一臂之力。中使已经出发，来不及停止了。”皇上竟这样宽纵左良玉。吴辅甡对我说：“我每天请求调兵，军队却不能集合；如果我的脚步先越过春明门，恐怕当权者会更加把我看成秦越两地的人，置身事外。”等到边境警报缓和，先前所请求的唐总戎通的军队，又被陈辅演上揭帖留下，说关门不能没有防备；吴辅甡不得已限定日期辞别朝廷。出发前一天，他出来慰劳随行骑兵，皇上还命内官赐给他银牌作为赏赐。过了一夜，皇上忽然责怪他逗留，命令他停止出行，入阁办事。有人说，这是骆金吾养性从中挑拨造成的。吴辅甡奉旨闭门待罪后，我去拜访他，正好龚给谏鼎孳也到了，说：“这一定是首辅干的。”吴辅甡严肃地说：“不是这样。刚才一个苍头从内阁来，说他看见首揆上揭帖缴还圣谕，而且极力争辩；圣谕收回后又再次发下，哪有一边挑拨离间，另一边又替人解释的道理？”龚鼎孳无言以对。这才知道两位辅臣水火不容，都是这些人从中构陷造成的。没过几天，首辅看议的旨意也下来了。周辅延儒应对皇帝、票拟奏章时机敏，符合皇上的心意，吴辅甡自己说比不上他。然而周延儒的门客混杂不堪，应酬交往纷乱，竟像忘了自己是负责监察的大臣。等到他北征回来，皇上仍赐给他宴席，亲手拿玉卮赐酒给他喝。又有失机的范督志完、赵督光抃等人，有的戍边，有的服徒刑【抄本乙作“又失机督臣范志完、赵光抃等或戍或徒”。】，不经过刑部审理，而由内阁拟定意见，全部从轻处理，皇上都批准了。没过几天，皇上命九卿、科道会议，只有五府的一份议单称周延儒有功无过；其余九卿、科道的议单，都褒贬参半。唯独曾都谏应遴被议论后注籍，他另出一份议单，托同僚送来，议论尤其严厉，但没有被采用。等到我们这些人进入都察院，看到当天新下发的一份奏疏，原来是应遴几天前所上，其中两句说：“首辅的功劳，怎么会比韩、范小呢？”观看的人都失笑。周仪曹镳抵达京城，恰逢生日，周辅延儒亲自前往拜访他，像是关系十分亲密。等到延儒奉旨放归，周镳想为自己辩解，严肃地对我说：“我想弹劾首辅。”我说：“在首辅得意时，不仅您应当弹劾，即使我是他的门生也应当弹劾；不弹劾，实在是辜负国家。如今趁他危急时落井下石，不是君子所为。”周镳于是停止了。按照以往惯例，科道官的奏疏彼此驳斥，都要在御前互相申辩；所谓抄参，是指抚按和部院的奏疏。几个月前，刘给谏昌【天启乙丑，祥符人。】弹劾赵督光抃，又说范督志完可以任用。志完是河南人，与刘昌同乡；光抃是江西人，与曾都谏应遴同乡。等到奏疏下发时，志完已经与刘昌决裂，所以许多人不替刘昌的奏疏说公道话，不过是曾应遴被抄参罢了。刘昌大怒，上疏弹劾应遴，逐条列举他的反复罪状，其中说：“譬如倚门卖笑的妖态，送旧迎新，爱憎在转眼之间改变；譬如傅粉的梨园伶人，男扮女装，黑白在片刻之间变换。”奏疏呈上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曾都谏应遴和韩给谏如愈都属兵科，有人说，散员不应弹劾都谏；如愈严肃地说：“如果都谏贤能，就应敬重他；如果都谏奸邪，就应弹劾他。我忝居言官职位，难道敢顾惜同僚情谊而欺瞒明主吗？”于是上疏弹劾应遴，其中说：“应遴起先是杨嗣昌的私人，出入庭中，低声细语于门侧，所以他由兵部改任兵科，是杨嗣昌极力促成的。等到嗣昌死后，他却极力攻击嗣昌，上疏请求剖开棺材、戮尸示众。嗣昌即使有罪，即使应当剖棺戮尸，难道像应遴这样生前摇尾乞怜、死后反唇相讥的人，适宜把怨恨报答恩德吗！” 他的反复是一方面。杨嗣昌死后，他又依附薛国观；但究竟是谁介绍并使他得到进用的呢？是国观的同乡、词林卫胤文【崇祯辛未，韩城人。】。等到薛国观被遣归，他又上疏弹劾卫胤文，为自己解脱。卫胤文当时声色俱厉，说手里有他的亲笔信，应遴才惊惧起来，请求为自己辩解，结果只能哑口无言。这是他的第二次反复。薛国观死后，他又依附周延儒，临近公堂时对人说：“我一生没有辜负周老先生。”等到延儒奉旨接受评议，他又从注籍者中仓皇送来议单，读他的议词，严厉得像霜刃。等到我回到都察院并发出抄件时，议单却说“首辅的功劳，怎么会比韩、范小”，这也是应遴的奏疏。议单刚发出，奉承的奏牍随即送下；这是在诋毁周延儒，还是也在贬抑韩、范呢？这是他的第三次反复。从前吕布【后汉九原人。】先反叛丁原，后来又反叛董卓，这算两次反叛；刘牢之【汉元王刘交的后裔。】起初反叛王恭，继而反叛司马元显，最后反叛桓玄，这算三次反叛。应遴的反复，是两次还是三次？而且偶尔把刘牢之也超过了。第二天奏疏呈上，皇上把它放在红匣中，命一名内官送到内阁票拟，内阁批语有“该部参看”等话，最终仍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有人看见应遴和铨部的昌时一同拜见一位大宦官，怀疑他们另有巧妙的用意。韩给谏如愈以同在都察院的后辈身份弹劾曾都谏应遴，诏旨虽然还没有下达，消息已经传遍长安。只有龚给谏鼎孳为应遴抱不平，想约同时任兵科的官员营救应遴并弹劾如愈。当时右给谏公甘来【崇祯戊辰，新昌人。后来殉国，谥忠节，国朝改谥庄介。】不肯参加，于是事情停止了。甘来和应遴是同乡，鼎孳和如愈也是同乡。如愈与同门的陈计曹道晖关系最为亲密，后来道晖升任广平守，如愈又上疏说他没有才能；由此可见他能够不徇私情顾及情面。杨司马嗣昌分条上奏军事机宜，从一条到几十条，连续不断，人们笑说他只是用嘴巴攻击贼寇。等到曾主政应遴改任兵科，也沿用这个办法，北方军队入境后，每天写一份奏疏。皇上有一天召见他，责问说：“你任兵科，负责严明战守、弹劾功罪，简约地说清楚而不烦琐就够了。每天上疏，难道不是多余吗？”应遴惭愧地退下。

译魏编修藻德【崇祯庚辰状元，通州人。】是前科状元。起初他上奏屯田、御敌等事，内容平平，奏疏被留在宫中。到了这时，皇上忽然召见他，称赞他以前的奏疏，说完后又说：“朕将要重用你。”藻德谦逊辞谢，皇上说：“你没有听说过‘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吗？”过了几天，魏藻德被任命为大学士，周辅延儒奉旨负责评议。袁给谏彭年【崇祯甲戌，公安人。】先以司理身份转任礼部，因病请求归乡；等到再次起用补任后，上疏请求参加考选，陈辅演严厉驳回，没有实行。彭年又托周仪曹仲琏向周辅延儒进言，再次上疏，票拟准许，这才授予科道官职。到了这时，他请求差遣的奏疏没有下发，便闭门养病。等到看到会议的诏旨，于是首先弹劾周延儒，奏疏列举了许多人，却不敢提到仲琏。仲琏叹息不已，常常指着台阶前的石头对人说：“这就是某人跪天指心、发誓不辜负政府的地方。” 周辅延儒看了奏议才几天，武德道雷佥宪演祚的回奏就到了。大僚中有范公景文【万历癸丑年，吴桥人。后来为闯贼所害，谥号文贞，国朝改谥文忠。】等，翰林中有方公拱干【崇祯戊辰年，桐城人。】等，言官中有朱公徽【崇祯辛未年，进贤人。】、沈公胤培、袁公彭年等。景文虽然与周辅延儒同乡，但关系很疏远，每次拜访，周辅延儒都推辞不见。方拱干刚进京，朱徽和沈胤培都是他的门生，人们说，在背后策划指使这件事的是同乡龚给谏鼎孳。奏疏中所弹劾的内容，御笔涂抹的地方，看起来像是皇帝非常恼怒首辅。皇帝又召雷演祚入见，过了几天他才到京，又过了几天才入朝对答，皇帝的意思似乎并不归罪于周辅延儒。见面后，皇帝召方翰林拱干来对质。拱干分辩得十分清楚，并且说：“臣不敢自称贤能，即使果真非常不肖，想替志完行贿，可是敌军遍布各处，哪里敢装载几千两金子进京？况且志完是延儒的门生，又有儿子任金吾，行贿哪里会借助外人？”雷演祚于是理屈词穷。没过几天，皇帝下令让他恢复原任，也没有特别提拔。人们说，这是陈辅演暗中离间的结果。雷佥宪演祚因为弹劾周辅延儒而被召见，神气扬扬，面带骄色，以总宪自居。他掌扇上大字写着：“不要钱，不怕死。”武德道一接到恢复原任的命令，气势就开始低落了。周辅延儒奉旨放归以后，仍然怀疑曹、龚两位给谏会有所议论，便托吴辅甡代为解释。没过几天，良直的纠劾奏疏忽然上奏了。当时吴辅甡还没有出京，良直又经常来往拜访他，所以人们更加怀疑这件事。吴辅甡对我说：“他是晋人，因为我曾抚治晋地，所以说我是他的门生；这些事都是他自己做的，我并不知道。”奏疏发下后，御笔涂抹之处与雷演祚的奏疏相同。不过，良直几天前还频繁拜访周辅延儒，关系显得十分亲密，实在令人无法揣测。吴辅甡将要出京时，对我说：“幸亏请你告诉龚给谏，不要提到首揆，不然人们将说是我教他这样做的。”他走后，鼎孳便上疏纠劾，列举了六十多条罪状，又秘密上疏一封，极力说王应熊【万历癸丑年，巴县人。】是延儒的私人交好。这些奏疏上呈后，都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周辅延儒被逮捕，以及后来王应熊到任又立即被斥退，都是由此造成的。唉，秘密上疏本来就不合体制，而且延儒出行时，鼎孳还远道相送，弯着腰在车舆前随行，他的用心又如此难以揣测。有人说，鼎孳所列举的那些事情，都是给谏廖国遴、杨枝起前往入幕时记下来的。吴辅甡走后，黄辅景昉【天启乙丑年，晋江人。】对我说：“吴公必定还有后祸。”我问他原因，景昉说：“每当在内阁中看到弹劾周辅延儒的奏疏，必定说事情的起因是吴辅甡，恐怕会逐渐传入圣上耳中，祸患就会像牵连鸡群一样波及他。”他这话大概是指陈辅演。陈辅演一向与吴辅甡不和，所以这样说。我进入吏垣任职时，江南、江北各自推举同乡中的两位政府大臣作为领袖，于是形成了南北两党。后来又把光给谏时亨、龚给谏鼎孳视为一党，把我以及方给谏士亮、韩给谏如愈视为一党；因为我们三人都是江北人，而且我独自行事、没有依傍，所以他们把我排斥在外。沈少宰惟炳【万历丙辰年，孝感人。】任职言路时，因为东林党被魏珰削职夺官，到这时又与江北人站在一起。当时吴辅甡奉命督师，正等待集合军队，还没有出发。惟炳是楚人，上疏请求让吴辅甡赶快前往楚地。吴辅甡认为此事事先没有商量，见面时言辞神色十分严厉，惟炳于是弹劾吴辅甡逗留不进。吴辅甡被罢职后，惟炳来拜访我，说：“这次弹劾本来不是出于我的本意，只因当时家中的报信送到，说武昌失陷了，不但全家流离失所，整座城也遭到涂炭，所以悲愤交迫，才在奏疏中说吴公早些出发，就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当时陈给谏泰来【崇祯辛未年，新昌人。】的奏疏中也附带说了几句话，弹劾吴辅甡的只有他们两人。光给谏时亨有一篇奏疏涉及周辅延儒，说：“利益归于众多小人，耻辱集中到他自己身上。”众人都认为说得恰当，延儒听说后，也点头称是。吴辅甡督师时，光给谏时亨主动请求担任监军，但因为吴辅甡没有出行而作罢。后来他又请求派人前往慰问安抚惠藩，当时准备接受这一差事出行的，是沈都谏胤培。胤培这一年应当参加春闱，曾都谏应遴因为胤培的科举资历在自己之前，担心胤培不出行，自己就没有机会入闱，于是暗中唆使龚给谏鼎孳阻止时亨出行，事情遂告作罢。时亨后来失身于闯贼，因而遭受刑罚，都是这些人误了他。按照以往惯例，科员入闱都按资历先后排列。这一科应当入闱的有四人，第一是吴都谏麟征，第二是吴给谏甘来，第三是沈都谏胤培，第四是我，第五是曾都谏应遴。吴铨曹昌时、龚给谏鼎孳都与应遴关系密切，为了替他谋求入闱，雷佥宪演祚弹劾胤培，有一半原因就在这里。到这时，我因为两位叔父要入闱，坚决想请求出任差事；应遴自以为入闱已经唾手可得，却没想到前辈辜给谏朝荐又到了。当时我按吏科右给事中的资序应当转任工科左给事中，而补任吏科右给事中的，正是朝荐。于是应遴与昌时谋划，说如果不让我的官职升转，朝荐就没有空缺可补；没有官职，凭什么入闱？没过多久，升任我的公文送到会极门，又被追回。然而一面追回公文，另一面又用单独的文书报告吏科，过了两个月圣旨仍未下达。一天，朝荐对我说：“您还没有升任吗？”大概是怀疑我。我很惊讶，前去查验，果然如此。当时我已经写好一篇弹劾黄门、说明这不是假升官的奏疏，正要入朝上奏，听说蒋侍御拱宸【崇祯甲戌年，丹徒人。】的奏疏已经上了，想到不能趁人危难落井下石，于是把草稿烧掉了。

译皇帝召集官员对答，选任推官，全部以圈点多少来定高下。蒋侍御拱宸起初得到圈点，自以为一定能入科，但皇帝认为巡按地方责任重大，想把这些人一概安排为御史。恰好有人觊觎入科，便通过吴铨曹昌时谋划。此时北兵刚刚入境，昌时把这件事告诉周辅延儒，周辅延儒又示意张司马国维。于是推荐十二名候考推官巡视各郡城的守备情况，说已经有巡按，不能再入科，这些都只是借题发挥。拱宸因为不能入科，便有怨言，昌时又唆使当权者，让拱宸去监视赵督光抃的军队。当时范督志完把重兵全部调来堵守各个关口，而光抃所守的关口防守十分严密，拱宸害怕获罪，催促光抃出战，结果每次交战都大败。昌时又写信给光抃，劝他催促出战，以此归罪于拱宸；光抃没有听从，反而把信拿给拱宸看。拱宸与光抃联名上疏报告皇帝，说过去因为不出战而受挫，如今虽因出战而小败，也不能深加治罪。恰好昌平的内官报告遭受大败，皇帝因此发怒。当时拱宸怀疑是昌时唆使他，所以冒险揭发与宫内诸侍官相通之事，也是昌时激怒他的结果。吴铨曹昌时与宫内相通，每次内阁票拟一道圣旨，必定事先知道，所以众议沸腾，便写奏疏请求退休。拟定的票拟是：“吴昌时准许回籍调养，病愈后起用。”听说这是周辅延儒票拟的。圣旨还没有下达，昌时已经向人公开宣称，说自己已经得到温旨。等到他与蒋侍御拱宸在御前对质时，拱宸几乎理屈词穷；只有关于他预先知道所纠劾奏疏这一点，皇帝取出原来的票拟查看，果然如此，所以昌时败露了。吴铨曹昌时与吴金吾孟明关系亲密。后来骆金吾养性作为楚人接替其职，把孟明各厂中与昌时相通的人全部革除。昌时对此大怒，想除掉养性，换上自己的亲信。恰好朱侍御国昌【崇祯甲戌年，合肥人。】上疏弹劾养性，养性花费了将近十万才得以解脱。有人说，这是周皇亲奎出力的结果。周辅延儒也有更换养性的意思，所以养性连周辅延儒也一起怨恨。蒋侍御拱宸弹劾吴铨曹昌时与宫内相通，写有数帙奏疏。听说皇帝每天都把奏疏放在案前亲自阅读，读完便收入袖中，不让内官看见。等到圣旨下达，才知道那是皇帝亲自批示的票拟。过去皇帝亲自批示的奏疏，真书、草书各占一半；唯独这一份全用楷书，只在一处带有草书笔意。黄侍御耳鼎【崇祯丁丑年，蕲水人。】也有奏疏弹劾昌时，且在拱宸之前，却唯独没有下发。陈辅演是吴铨曹昌时乡试时的大座师。周、吴两位辅臣离任后，昌时与曹、龚两位给谏又想尽办法谋害陈辅演。听说陈辅演亲自到昌时寓所拜访，态度十分殷勤，还托人传话说：“等春闱结束后就立即出发。”然而他其实恨透了昌时；昌时后来遭祸，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皇帝在中左门召蒋侍御拱宸与吴铨曹昌时当面对质，并命锦衣卫准备刑具。昌时起初诋毁拱宸，说他担任监军时隐瞒丧失战机的事情，没有上奏。皇帝追问此事，拱宸回答时多有支吾掩饰，皇帝命人将他拿送到朝房等候旨意。皇帝又追问昌时与宫内各位侍官相通的事情，昌时坚决执意不承认，皇帝命锦衣卫加刑。吏科吴都谏麟征上奏说：“臣听说祖宗朝刑讯人犯不在朝廷之上进行。昌时的罪行无可逃脱，应交给司寇审治，以彰明国家体制。”皇帝说：“我担心刑部有太多顾忌，不能完全依法办罪。”当时昌时的双脚被夹具夹得几乎折断，痛苦难忍，呼喊道：“臣全部承认就是了。”于是被押入狱中。事情结束后，皇帝又变色说道：“两位辅臣辜负了朕！朕厚待延儒，他却接受贿赂、营私舞弊，完全不知国法。我命令甡督师，他却千方百计拖延推辞，为推卸责任寻找借口；延儒被弹劾，为什么甡独独没有被弹劾？”随后又说：“朕虽然这样说，也知道最终不会有人弹劾他。本来应当一同逮捕治罪，姑且考虑到国家体制所关涉，着令锦衣卫把他们都叫来，等候旨意。”当时皇帝带着皇太子一同出来，站了很久，也疲倦得厉害，靠在地上。大概是陈辅演在宫内陷害吴辅甡，骆金吾养性在宫外构陷周延儒和吴辅甡；但最终激成两位辅臣祸患，使群小得以借此制造舆论的，是曹、龚两位给谏。吴辅甡获罪被逮捕后，南京史司马可法【崇祯戊辰年，祥符人。】上疏说：“吴辅甡赈济秦地、抚治晋地，素来享有很高声望。近来奉命督师，因为调集兵马而耽误了一些时日，但辅甡接受任命时，就已经把部署情况写信转告给臣。他又担心镇臣左良玉不肯听用，便委托左良玉派官员持檄文慰劳勉励他；他本人虽然身在宫阙之下，心中却已经置身军旅之间。至于担心将帅跋扈而极力请求增派军队，也不是出于不得已。考察督师和楚抚原来各自都有一万多兵力，自从左镇倡议勤王后，兵力全部被收走；江督袁继咸【天启乙丑年，宜春人。】多次索要，只发给三百多人，而楚抚王聚奎【崇祯戊辰年，郿县人。】则连一名士兵也求不到。如果辅臣负责督师，兵力不充足，难道不会损害军威而辱没国体吗？臣在六月间于淮上与辅甡相见，责备他没有报答皇恩，两人相对叹息流泪。一时偶然失误，他的罪过或许可以原谅；今后如果自行赎罪，他的功效仍然值得期待。”奏疏上呈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吴铨曹昌时先前使故辅薛国观、内阁王中翰陛彦因乙榜之事获罪，被弃市。到了这时，有人梦见陛彦说：“我已经向上帝申诉，往日的冤屈得以伸张，昌时不久就要遭祸了。”没过多久，灾祸果然发生。周辅延儒性情柔和讨好，凡是门生故旧有所请求，很少有不答应的，所以非议也都集中到他身上。吴少廷尉履中曾说：“如果周相能够去掉自己的欲望，那么他与周公、召公之间还有多远呢？”我说：“不是这样。如果吴公能够去掉自己的偏见，那么他与周公、召公之间还有多远呢？”吴辅甡赈济秦地、抚治晋地时声望显赫，但后来任宰相时反而有所减退。这大概是因为他标榜门户太过张扬，议论是非只看立场，不辨真假，所以形成了偏见。郑冢宰三俊也有同样的牵累。郑庶常鄤、吴铨曹昌时，都是奸人；一个依附黄翰林道周，一个依附郑冢宰三俊。人们想攻击鄤，又怕牵累黄公；想攻击昌时，又怕牵累郑公。因此皇帝独自决断，诛杀了这两个人，就像孔子诛杀少正卯，不过如此。黄给谏云师【崇祯庚辰年，德化人。】号雷岸，王侍御燮号雷臣，两人都上疏弹劾贺冏丞王盛【崇祯戊辰年，丹阳人。】，当时人因此有“二雷击一贺”的笑谈。当时为辨明此事的奏疏先于弹劾奏疏下发，说：“弹劾贺王盛的奏疏已经有旨意了。”但最终也不知道是什么旨意。过了一个多月，云师的奏疏才下发。我任刑垣时，看到言路各官的奏疏通常四天发下，偶尔改动票拟也只需六天；到了这一番进入刑垣后却完全不同，有的要几个月，有的要半年、一年。尤其奇怪的是，督抚有时请求兵饷，有时请求补授官员，奏疏全都留在内阁。北兵已经退去半年，而边臣报告紧急军情的奏疏还接连下发传阅，好像认为北兵又要来了。

译赵督光抃勇猛而且喜欢谈论军事。因为北兵入境，他正赶赴召令，听说在某山下遇到敌军，诸将都想逃跑，只有光抃坐在地上不起来，以死发誓。诸将逼迫他，他才收拢军队稍稍退避，得以免难。但最后还是与范督师志完一同被诛杀，人们多认为他死得冤屈。这大概是皇帝因白广恩一事既惭愧又怨恨，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丧失战机。冯司马元飙与倪司农元璐同心协力整顿清理，请求兵力就核查军饷，请求军饷就核查兵力，这是两部共同遵行的办法。后来元飙因忧劳成疾，皇帝派中使前去探视，赏赐酒、米等物品，名义上是赏赐，实际上是来窥察的。不久因为确实患病而获准离职。天津冯抚军元扬【崇祯戊辰年，慈溪人。】年老昏聩，言路诸公都知道他不能胜任，但没有人敢弹劾，声称害怕得罪正人。后来闯贼的势力逐渐逼近，他不得已才被替换回籍，并与元飙相继去世。元扬清正挺拔，元飙机敏灵活，但操守不如他的兄长。两位公在乡里时关系很好，所以都以功名终身。陈少司空必谦【万历癸丑年，常熟人。】是素有声望的人。我前去拜访他，他对我说：“往昔东林党刚刚兴起时，都是依靠楚人为先锋；如今却不与他们联合，反而同他们争斗。如果利用他们的锐气来反攻我们自己，我们这一党就要失败了。”没过几天，周、吴两位政府大臣相继败亡。当时人都说是骆金吾养性所造成的，养性是楚人。【从“人为先锋”到“不数日”的二十五字，据古学汇刊本补。】过去，给谏刚进入言路时，有的弹劾纠察，有的分条陈述意见；看到邸钞不断送到左右，就逐渐听到脚步声了，但都垣尤其严重。大体上，散员升到都谏后，就把京卿看作掌中之物，得失之心交战，所以所说的话必然少而平庸。偶尔奉旨分条陈述意见，又总是独自落后；在官位上却说得落后，竟然不感到惭愧。我获准复职后，先转任右都谏，随即转任左都谏，一年写了十篇奏疏。抄写奏疏的人阻止我说：“已经不少了。”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散员每月进谏，左右都谏则每季进谏。”我笑着说：“我不愿做每季才进谏的给谏。” 陈启新凭着无赖行径混在省垣中，但各位大臣所弹劾他的事情，实际上都是无中生有，只是认为不这样说就不足以震动圣听。然而启新并非没有贪欲，只是人们不敢向他行贿，担心他会被当作奇货。后来皇帝下旨交给抚按察看奏报时，启新已经逃走了。后来我经过淮安，向史总督可法打听他，可法只是笑着说：“他只是贫穷罢了。”如果可法认为这些事情是假的，那么言官姜给谏采等人必定获罪；如果认为是真的，那么所判的数千人由谁来偿罪？有人说，可法是故意放纵他，这正是可法的巧妙用意。钱塘有一位刘烈女，年幼时许配给吴生嘉谏，十九岁时，邻里有个富家子弟张阿官屡次窥伺她。一天夜里，阿官搬来梯子进入她家，女子呼喊父亲一起把他捉住，准备等天亮后鸣官告发。阿官的侄子于是散布刘氏淫乱、捆绑人索取钱财的说法，并敲锣聚集众人，众人都相信了。女子哭着对父亲说：“以前还没有玷污我的身体，我还可以活；如今玷污了我的名声，我就不能活了。我应当死后向鬼神申诉，求得公道。”说完便自缢了。官府验尸时正值盛夏，尸体在烈日下暴晒，却没有尸臭。她的丈夫嘉谏起初被众人的说法迷惑，没有哭泣；等叫人剃去她的眉毛察看，才知道她确实是自己的妻子，便伏在尸体上极度悲痛。女子的眼睛忽然睁开，迸流出几行血泪，仿佛在面对丈夫哭泣。阿官请来讼师丁二，坚持原来的说法；女子在丁二面前显形说：“你若用笔污蔑我，我先杀了你！”丁二当场站立着死去。当时江涛震天吼叫，冲裂崩塌两岸，上下众人都认为女子含冤，于是官府将阿官和他的侄子一并杖杀。宫中有一间秘室，长期封闭没有开启，皇帝特意命人打开它，发现箱子里有一册元人朝会图，胡人、汉人都分行而坐，皇帝看了很不高兴。这件事是吴铨曹昌时从内侍口中亲自得知的，外面传说打开的是三轴画，并不是这样。后来北兵进入燕地，这句话才应验，而那时昌时已经死了很久。有一天，我和一位同乡去拜访周辅延儒，从中午直到傍晚都没有见到他。一名长班低声说：“有四个人戴着方巾、穿着便服，直接进后宅去了。”我问他是谁，其中一人是铨曹，一人是仪曹，一人是兵曹，另一人是同乡的闲散官员。我回去后叹息说：“我的老师一定要失败了。其他人暂且不论，哪有一个想趋附权势的铨曹，深夜进入相公宅第，却不会引起舆论非议的！”没过几天，周辅延儒果然败亡。所谓铨曹，就是吴选郎昌时。张司马缙彦【崇祯辛未年，新乡人。】初次入京接受召见，忽然传来消息说，范司空景文接到密封的奏疏已经出来了。范景文面对各位廷臣长叹着说：“新任大司马的经略才干竟然如此！”后来询问这件事，才知道缙彦上奏说，周府的金银有数百万都沉在汴河中，因此想选派谨慎周密的官员，尽快打捞出来。适逢国家灭亡，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皇上任用人才屡屡没有成效，又想起任用侯、伯，说：“毕竟他们是我家的世袭官员。”其中他最属意的是襄城伯李国桢【永乐初年李浚的后裔，和州人。】、抚宁侯朱国弼【景泰初年朱谦的后裔，夏邑人。】、诚意伯刘孔昭【刘基的后裔，青田人。】和忻诚伯赵之龙。李国桢后来为国殉难。皇上即位以后，常常勤于召见对答，臣下渐渐用逢迎言辞来应对，黄侍御澍尤其如此。最后连无赖之徒董心葵【武进人。】也因为是周辅延儒的鹰犬，荒谬地获得召见对答的机会。给谏辜朝荐的奏疏说：“臣下承担职事，决不会有不出于朴实忠诚而能够救济时局艰难的人。然而朴实忠诚的人，大多是老成练达之人，这里姑且不论。近来督抚中称得上足以任用的，如卢象升、史可法，也只是用实际行动尽心做事；如果同杨嗣昌、张若骐等人那样粉饰太平、诡辩巧饰，必定不能有长远的成就。由此看来，关键在于这个而不在于那个。何况如今人们竞相以口舌取胜，互相攻击越来越厉害，恐怕各位臣子的精神不用来切实谋划职事，反而用来揣摩笔端。即使皇上召见对答很勤，也没有什么能够逃脱皇上的明察；然而既然要察看他们的才辩，也应当察看他们的朴实忠诚。如果只是因为有些小聪明、喋喋不休，就把事权交给他们试用，日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奏疏呈上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按照以往的惯例，司礼监的内官，正如外廷的翰林一样，不是由其他衙门升进来的。元年冬天，皇上开始亲自考试，命题作时艺，首先出的题目是“事君能致其身”。考试取中的有郑内官之惠、曹内官化淳，两人都升为随堂。后来又选拔季端进入司礼监。季端是京师人，原本是读书人；但进入司礼监以后，很是同外人交往，后来因受贿的事情败露而自杀。

译本朝祭祀帝王陵寝时，不涉及夷族君主，只有元魏孝文帝因为以夏变夷，独得列入祭祀，应当在洛阳的瀍水以西祭祀；可是国初的礼官沿袭宋代的错误，把祭祀地点定在陕西富平。大概是因为他的孙子文帝定都关中，所以陵墓在这里；这并不是孝文帝的陵墓。我把这件事告诉礼科，沈都谏胤培上疏说：“魏有两个文帝，名叫宏的，以夏变夷，成为显著的贤明君主；名叫宝炬的，政权掌握在宇文氏手中，只是徒然拥有空名的帝位。考察《魏书·冯后传》说：‘孝文帝迁都洛阳，亲自选定瀍水以西作为山园陵墓之地。’如今却在富平祭祀，这难道没有错误吗？应当赶快议定改正。”奏疏上呈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东林各位君子都以文章、气节、廉耻和操守相互推重，即使间或有人借此取利，仍然保有光明正大的面目；我刚入都察院时，也还是这样。等到环召以后，我看见那些替政府权贵看门扫地的人，言语行为像夷狄和盗跖一样，却安然不知羞愧；而省中之人尤其蛮横，我知道这必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痛切地直言此事。只有韩给谏如愈、傅给谏振铎、朱给谏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鼓动我赶快上奏。我最初的奏疏说：“臣观察古代忠臣侍奉君主，处在安定时期，就不迎合君主所喜欢的事；遇到警急之时，就一定把自己独自忧虑的事情说出来。如今皇上早起晚睡，日日忧虑警戒，难道不是忧虑边疆的敌寇吗？所以臣认为，今日关于门户的主张，独与各位臣子不同：各位臣子所坚持的是内部之事，便是剖析忠奸、辨别佞臣，以清议独自标榜的门户；臣所争论的是外部之事，便是防备危难、谋求安定，以共同承担责任、合力办事为门户。第一是边患，如今只是暂时潜伏罢了，但如果再次逞强怎么办？若问北门的锁钥由谁掌管，就应当把三协作为门户；假如烽火传递再次松懈，导致敌人穿过关塞进入，那么北方的门户就有了漏洞。第二是寇患，如今仍然盘踞在那里；倘若扬帆南下怎么办？若问陪都附近的门户由谁掌管，就应当把两淮作为门户；假如盾牌和战橹在摇动中不能停止，导致贼寇乘风而下，那么南方的门户也有了漏洞。所以臣认为，国家的两道门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小臣工所应当赶紧谋划巩固它们，以减轻皇上的焦虑劳苦，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虽然如此，这件事不可以同只求保全自身、保住妻子儿女的臣子商议；臣却认为，正应当同这些只求保全自身、保住妻子儿女的臣子商议。现在试问，边疆骑兵所践踏的地方，闯贼、献贼所砍杀的人，谁是身受簪笏、侥幸保全性命的呢？其他士大夫的衣冠子女，有的被捆进虎穴，有的被抛弃在荒野，那么最终我们自己的身体能保全吗？我们的妻子儿女能保住吗？所以说，把侍奉君主看得同保全自身一样，把国家大事看得同保全家庭一样，仍然是第二等的道理。臣认为，离开君主就没有自身，离开国家就没有家庭，本来就是一体的。如果仍然像过去一样安坐堂上，仍然像过去一样安居洞穴，有柴薪却只留给君父躺卧，有胆囊却只留给君父品尝，这样安心吗，不安心吗？从前宋朝韩琦【谥号忠献】、范仲淹【谥号文正】都经略西部边疆，等到后来相继登上宰辅之位时，虽然有少数宵小之徒百般挑拨构陷，却不能损害他们山岳般的声望，最终君子获胜，小人屈服。这就是在外部安定疆界，正是为了在内部维护门户。况且如今的门户，也渐渐像杂草败坏禾苗一样混乱了。起初还只是正邪相争，而如今却是邪与正混杂；有些人言语像夷狄，行为像盗跖，表面文章之外另有一番心肠，导致泾渭不分，实在可叹。其中最无赖的人，不为公家指斥奸佞、主持正义，却为私门替胡人巧言眩惑；一会儿低声下气地进入权贵幕府，一会儿又大声呵斥、反过来挥戈相向。世道像江河一样日下，长此以往怎么会有好结果？士君子立身行事，应当在炎热之处寻找清凉；因此，不只是像严嵩这样的贪婪之人【弘治乙丑年，分宜人】、像张居正这样的专擅之人【嘉靖丁未年，江陵人】应当裹足不前，即使投靠三杨【士奇，谥号文贞，泰和人；荣，谥号文敏，建安人；溥，谥号文定，石首人】门下、追随权贵，也终究是趋炎附势而有心机、经不起冷落而没有骨气，何况比他们更低下的人呢！替权贵扫门为什么如此亲近，落井下石为什么如此迅速，却还厚着脸皮自称：“我是正人，我是直臣。”如果看透了他的内心，那么这样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臣认为，门户之争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祸害已经深入骨髓，其中这类人最为严重。那么谁是正、谁是邪，将从哪里辨别？请仍然从封疆之事来辨别：如果果真闭门诵经，一听到敌人就吓得大腿发抖，一定是王钦若一类的人，这叫作真正的小人，小人爱惜自身；如果果真纵情饮酒赌博欢笑喧闹，面对敌人却神色振奋，一定是寇准【莱国公，华州人】一类的人，这叫作君子。君子爱护国家，所以说除去河北的贼寇容易，除去朝中的朋党困难，这仍然是昏庸君主狐疑的见解。只要根据奉公之心的真伪、任事的虚实来判定品行的正邪，那么各位臣子本来不必以门户自我标榜，皇上也不必因为门户而产生疑虑，只需彼此披肝沥胆、同心协力，人人都投身于筹划边防、谋划剿寇的实际事务中罢了。这样，即使功劳不由自己建立也可以；朝廷只要有能够承担事务的人，自己就不一定非要在朝廷任职。这样，即使恩惠不由自己享受也可以；仇家只要有有利于国家的作为，这时就可以任用仇家。边疆的门户得到巩固，朝廷中的门户得以合一，同心同德、政令风气一致，大概就在这里吧！”奏疏呈上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第二次上疏说：“臣听说古代臣子忠于国家，时局太平就崇尚清议，形势紧急就建立实际功业。因此臣近来上疏，想让各位臣子把筹划边防、谋划剿寇放在首位；但如果不把话全部说尽、加以提醒，恐怕他们仍会隔膜地看待此事。如今玄黄水火般的争战，不是对外敌，而是在朝廷内部进行。自古君子同小人争斗且不论，即使君子同君子争斗，究竟又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宋代洛党、蜀党、朔党的旗帜一旦树立，君子就分成派别互相争斗，而熙宁、元丰时期的小人最终伺机而起。试问，他们曾经排斥洛党而容纳蜀党吗？曾经排斥蜀党而容纳朔党吗？直到感到自身受到牵连，看到藤蔓相连而悲叹狐狸兔子的灾祸，才追悔从前同根相煎是错误的策略，可惜已经太晚了。

译所以，君子同小人争斗，胜负还大约各占一半；只有君子同君子争斗，让小人乘其弊端而起，才是一次失败便再也振作不起来的道路。况且如今的君子，难道全都像洛党、蜀党、朔党那些人一样，都卓然有足以自我标榜的品行吗？不过是一两个败类，表面像君子，实际是小人；这个分立门户，那个另立门户，朝廷上的心腹相争，猛烈超过巨鹿之战，这对封疆又有什么好处呢？而且不只如此，遇到君子便能说君子的话，有时谈理学，有时谈节义，既想用百舌鸟般巧言善辩的口才夸夸其谈；遇到小人便能做小人的事，有时讲情面，有时收贿赂，又想效法九尾狐献媚取宠、替人扫门。像吴昌时、廖国遴等人，到处都是。说这是崇尚清议吗？说这是建立实际功业吗？各位臣子这样争斗，究竟有什么帮助呢？从前唐朝安禄山叛乱时，起用郭子仪【汾阳王，谥号忠武，华州人】为主帅。当时李光弼【临淮王，谥号武穆，昌黎人】一向同郭子仪不和，入朝拜见时请求处死自己，郭子仪赶忙上前抱住他，扶到堂上哭着说：“现在难道是计较私人怨恨的时候吗？”于是两人握手相拜。所以后人知道郭子仪能够在百战中收获功绩，却不知道他其实首先是在一件事上取得了功绩；所谓这一件事，就是人和。如今边疆敌人骄横，贼寇横行，形势已经极其仓促紧迫，而文臣同文臣互相争斗，仿佛身处闲暇安逸之中，他们的见识还不如唐朝郭子仪、李光弼这两位武臣。臣听说，鼎这种器物，独自一人举它，壮士也会折断肋骨；如果众人合力抬举，懦夫也会增添勇气。近来军饷匮乏，士兵懦弱而又骄横；督抚有的才能同职任不相称，有的任用又违背了他们的才能。如果只让一个人承担一件事，却不让众人合力谋划一件事，不是长久之计。臣希望从今以后，上至阁部，中至台省、部曹，都不要把自己看作局外人，而要用群体的力量补助个人力量的不足，就像人人都承担户部、兵部的责任，又承担督抚的责任一样。并且，假使各位臣子果真磨砺自己、拿起武器消灭敌人，那么同类之间的争斗之剑自然会停息，为什么呢？因为专心做这件事，就不会分心去做另一件事。这样说来，仗马不鸣，难道就是因为争斗止息了吗？鸱枭必然要搏击，我尤其希望鸾凤能够来仪；如果只是盯着那些鸱枭，以弹射它们为快，也不过是蛇蝎伤人的心肠罢了。这是臣希望给占据言路的人下一剂针砭。至于满朝的是非混淆，听任他们互相喧闹只会更加迷惑；正邪在纷乱争论中难以辨明，却可以通过圣明裁断立即澄清。臣尤其希望皇上把各份奏疏选取出来，立即赐予裁决：正确的予以认可，错误的置之不理；对于颠倒是非、混淆正邪的人，不妨交付舆论评议，再由圣断决定，酌量惩处一两个，以警戒其余的人。这样一来，今日的喧嚣风气或许会稍稍止息吧！” 洛党、蜀党、朔党相互构陷，开始乘机而入的是小人，后来乘机而入的是外患；无论对自身还是对国家，这两种结果都没有任何好处。”奏疏上呈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我曾经感叹，世事的到来必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毅庙出卖辽东人参，这就是建州进入中原、各地遍布贩卖人参之人的征兆；毅庙让吴昌时夹在朝廷之中，这就是闯贼把各位戚绅也纷纷夹持起来、大肆勒索钱财的征兆；毅庙改任张侍御任学【天启乙丑年，安岳人】为总兵，这就是建州把总兵土国宝改任巡抚、把耿焞改任蓟抚的征兆；毅庙任用无赖武举陈启新为给谏，这就是建州进入中原后，把饲马、挑水、放炮等各种低贱差役都交给司府守令办理的征兆；毅庙以时艺考试内官，使其得以进入司礼监，这就是建州以时艺考试女直、蒙古人，使他们得以登上科名的征兆。又有曹司礼化淳修建卢沟桥城，在一座城门上题写“永昌”，在另一座城门上题写“顺治”，这就是闯贼年号永昌、建州年号顺治的征兆。我奉命前往册封淮藩，刚走出门几步，节杖忽然断折；等到闯贼进入京城，我把节杖交还给南畿。节杖象征君主，折断，难道就是君主将要灭亡吗？我奉差到姑苏，见到徐翰林汧【崇祯戊辰年，长洲人】。他是吴铨曹昌时的儿女亲家，告诉我说：“我早就知道他会死了。人人都想用施恩来使人感激，唯独他想用示威来使人畏惧；比如某某人败坏官职，某某人遭受刑罚，都不是他的作为，他却总是宣称‘这是违逆我’。众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他身上，灾祸能不降临吗？” 我奉差到扬州，遇到周辅延儒的船，想进去拜见，却因为几个仆人和缇骑同船而受阻。我说：“这难道是门生应有的做法吗？显贵时就疏远他，患难时却亲近他，这有什么妨害呢？”见面以后，周延儒担忧皇上的震怒难以测度。我劝他赶快行动，又说：“今天弹劾他的人，有一半是从前对他敷衍逢迎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周延儒只是长叹而已。山东剿寇有功，因为中官滥行赏赐，受到公论讥讽。山东刘总兵泽清上书辞谢恩荫，吴辅甡起草诏旨准许了他，随后对周辅延儒说：“中官昨天赏赐功劳的人，皇上随即就处分了；泽清所受的恩荫尤其滥，不可以不拟旨准许他辞谢。”延儒默然不语，诏旨下达，准许泽清辞谢恩荫。泽清因此怀恨。恰好泽清派遣差役行贿，刺探兵垣的章奏，吴辅甡的同乡、署理兵垣的韩给谏如愈上疏弹劾此事，于是奉密旨提审并讯问那些差役。泽清惭愧害怕，带着重金前来；如愈叫来差役斥责他，退还了贿赂，泽清更加怨恨，又怀疑是吴辅甡指使的；但如愈实际上并不是听人指使的人。后来如愈奉差督运军饷，走到山东，在半路遇害。当时有一个骑马的人，名叫杨国柱，指挥加刃，说：“这是替主帅报仇。”这是泽清指使他做的。起初，周辅延儒被罢免时，曹给谏良直上疏弹劾他，并牵连提到泽清行贿一事。我同如愈闲坐时，曾经说：“泽清飞扬跋扈已经很久了，不是仅靠一纸弹劾就能制服的。如果因为你的奏疏激成变故，言官必定获罪；否则我们这些人奉差来回，经过齐地，聂政、荆轲那样的事情是可怕的。”当时我不知道如愈已经上疏，所以这样说，后来果然应验了。如愈被害的那一天，正是北都陷落、先帝驾崩的前一天。泽清又想杀死蒋侍御拱宸，只因没有遇到他而得以免死。

译甲申二月，闯贼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盛，逼近真定。徐抚军标【天启乙丑年，济宁人】被叛兵捆绑带走，汪简讨伟写信寄给同年陆给谏朗【崇祯辛未年，上元人】，信中说：“闯贼袭击占据真定，距离神京只有咫尺；京城门外一步也无法通行，而奸细遍布都城。米粮和银两从外地运来，却没有一斗粮、一文钱能够送到。太仓银库不过一千三百两，内府搜刮一空也不过四五十万，靠什么立国？大小臣工没有一个人能够支撑危亡局势。圣主从早到晚无暇休息，焦虑劳苦而没有办法；现在已经调取边兵吴三桂【高邮人】、唐通入援，可是边患更加严重，关门危急，实在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弟的性命已经交付给大义，圣主怎么办，东宫怎么办！这就是我痛恨平日误国之人的原因：他们整天谈论门户，却不顾朝廷的门户；整天谈论声气，却不问穷民的声气。祸患积累到今天，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伸展狂妄的言论呢？南方依靠史公祖稍稍安定，昨天朝廷会议又想调动他；弟弟严肃地说：‘诸位难道连江南也不要了吗！’年兄此时正应当把孝心转化为忠心，长久守丧也不妨挺身而出，作为士大夫和百姓的倡导。江南这一带应当怎样防守？贼寇如果在这里得志，势必长驱南下，那样不成为秦、晋的后续局面就很少可能了。贼寇的奸细，想来也已经遍布南畿，内地也值得忧虑。真定失守时，贼寇还没有到，内部却已经把总督捆绑送出去了。贼寇的奸细，有算命的，有开店的，有替人推算前程的，有投充为将领的，种种情形非常奇异；地方官和地方士民共同缉捕，才能查清他们的情况。年兄应当同史公祖以及各位台公祖商议，秘密实行，幸甚，幸甚。如今京城所能依靠的，是吴三桂、唐通两镇的兵马；如果他们获胜，短期内还可以依靠；如果发生意外变故，那么到了三四月间，情形就不忍再说了。弟死不足惜，南方应当考虑万全之策才是。”此后我每次同亲友相遇，没有不谈到朝廷大事而流泪的，于是便同同门给谏甘来秘密约定一同赴死，后来果然如他所说。闯贼包围京城时，马翰林世奇【崇祯辛未，无锡人。】写信给成枢曹德说：“我们除了舍弃一死，没有别的办法。我不来承担这件难事，谁来承担呢！”曹德也回信说：“人活着时慷慨激昂、坚持节操容易，从容赴死却很难。我们既然要承担这件难事，难道也要把它当作容易的事吗！”又说：“我的老母亲和妹妹争着想先自尽，我阻止了她们，立志要承担这件难事。但我担心变故突然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表明自己的心志，所以又把这两种道理拿来商量。”后来，他的妹妹先自尽了。曹德哭着看她上吊，他的妾请求接着自尽，曹德悲痛得不忍看，便进去向母亲张氏告别，放声痛哭，尽情哀悼，出来后也上吊自尽。母亲见儿女和妾都死了，也上吊自尽，只有继妻、一名妾和一个儿子留居江南金坛县，得以幸免。过了一年多，忽然传来曹德没有死的消息，他秘密行走来到江南。妻妾听说后，都愤怒地说：“如果他没有死，我们这些人却一定要死；名义上说是殉节，实际上却是逃生，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后来一询问，原来消息是假的。他的忠义所产生的感召，竟然能影响妻妾到这种程度。魏忠贤刚得势时，曹钦程凭一份奏疏弹劾四名御史，即周侍御宗建【万历癸丑，吴江人】、李侍御应升、黄侍御尊素【万历丙辰，余姚人】和张侍御慎言【万历庚戌，阳城人】。后三人都死在镇抚司，只有张慎言被发配戍边。我任刑垣时，和同僚参加朝审，点到曹钦程的名字，惊讶他竟然还活着；五彪【许显纯、田尔耕、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中竟然还有两彪活着，不知道皇上为什么没有诛杀他们。闯逆攻陷京城，曹钦程等人于是成了漏网之鱼，也实在可叹。我在壬午年冬季经过维扬时，梦见我的老师倪司成元璐给我题写一幅绢，说：“深山移静，罹卜筑之无声。倪虽然是上虞人，实际上寄籍山阴；深山移静，看来将要出仕了。”后来果然起用为少司马，到了京城改任司农，不久又回到詹事府。还没来得及通过枚卜选任，就因闯贼的祸乱殉难了；这难道不是“罹卜筑之无声”吗？陈辅演最近失去了皇上的信任，多次上疏请求离职，已经得到圣旨批准。王总督永吉【天启乙丑，高邮人】上疏弹劾他，说他预料京城孤立危急，急于设法保全自身、远离祸害，是不忠不孝，应当诛杀；并且逐条列举他裁撤密抚、撤除保督等罪状。陈辅演听说后，不敢离任，于是遭逢闯贼之祸。许光禄誉卿【万历丙辰，华亭人】所纳的名妓王微【抄本甲“微”字，傅以礼校改作“媺”】有远见。南渡以后，王微病重，临终时把一件包好的布袱交给誉卿说：“我死后必定会发生动乱，你可以打开它。”等到北兵入侵，誉卿将要逃往远方藏匿，才打开布袱查看，里面原来是一件破衣服和一包碎银。至于钱宗伯谦益所纳的妓女柳隐，则只是一个狎邪之人。听说钱谦益跟随皇上向北方投降后，柳隐留在南都，和一个私夫通奸。钱谦益的儿子把这个私夫告到官府，官府杖杀了他。钱谦益大怒，把儿子拒之门外，不肯见他，并对人说：“在这种时候，士大夫尚且不能坚守节义，何况一个妇人呢！”听到这话的人没有不掩口而笑的。我出差办完事返回扬州，正好吴辅甡因被发配戍边而回来，便和同郡的郑进士元勋、乔侍御可聘一起饮酒。我先到，首先谈到昌时反复无常的情况，说：“最近读锦衣卫的招供记录，看见昌时的口供说：‘公认为蒋侍御拱宸贤能。拱宸因为弹劾昌时勾通内廷，所以触怒了内廷；说拱宸贤能的人，似乎也和他同谋。’他这样落井下石地攻击拱宸，也是在攻击您啊。”吴甡严肃地说：“不是这样，这是骆养性怨恨我任意捏造、罗织罪名，昌时哪里会说到这种程度！”话说完，郑元勋到了。他不知道我先前已经说过这些话，又谈起昌时阿谀逢迎的情况，说他过去得罪周辅，便曲意周旋、卑躬屈膝，磕头不起。吴甡又严肃地说：“不是这样，这是憎恨昌时的人罗织出来的，昌时哪里会说到这种程度！”话说完，乔可聘到了。他也不知道我和郑元勋已经谈过这些，又详细说起昌时贪婪蛮横的情况，说他在某处收受多少贿赂、在某事中收受多少贿赂，言辞尤其有力。吴甡惊讶地说：“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宴会结束后，吴甡先走了。我把自己先前说的话告诉郑元勋，又把我和郑元勋说的话告诉乔可聘，笑着说：“这是三次说到投杼的故事了。”

译北都陷落后，致仕的蒋辅德璟来到高邮，说先帝已经向北方来了，有人在天津见过他；他和周后以及几十名内官，装束打扮都一样。他还说，各郡各县不应立即设置龙亭哭临。又拿出黎抚玉田的信，说：“吴将军三桂正图谋讨伐闯贼，而且有传闻说定王已经在关门。等吴三桂击破贼军，就拥立定王南下。”后来已经知道这些全是荒诞之说。山东王抚军永吉平息盗贼、铲除奸邪，家家都为他立祠祭祀，一时之间声誉传遍长安，有“北史南王”的称号。等到北兵进入齐地，攻陷五十多座城池，皇上赦免了他，没有诛杀，改任总督蓟辽。召见问对时，他引罪自责，皇上却谕令他图谋建立功勋。北都陷落后，他剃发逃亡【“遁”字据抄本甲补】归去。他的老师尚应轸作诗说：“昔日有文山，今日有铁山；文山为守节而死，铁山却回来了。”又有人续诗说：“更有叠山能够蹈死，三山相遇时，不知谁该惭愧。” 崇祯末年，有个商人从山东运花豆渡过淮河，等到拿出来卖时，花豆竟像人的头一样，耳、眼、口、鼻全都具备。自古以来，君主即位后，皇后所生的太子中，有一个是商纣王，因而亡国；一个是宋太子劭，沉湎游乐；一个是宋钦宗，和父亲徽宗一起被金人俘虏；一个是本朝武宗，几乎因为厌倦政务而失国，而且没有后嗣。到了如今，毅宗的皇太子也亡国并丧身。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惠宗亡国时，有皇太后吕氏在上；如今也有懿安皇后在上。惠宗亡国时，有三个皇弟；如今也有三个皇子。惠宗亡国时，皇后马氏殉难；如今皇后周氏也殉难。而且，庙号以及后来追加的谥号，从二帝二后到东宫诸王，以及前后殉国的众多忠臣，全都在弘光时期集中追定，仿佛出自同一份案卷。这尤其令人感到奇异。弘光初年，先听从高辅弘图【万历庚戌，胶州人】的请求，皇上将庙号定为思宗。我上疏请求改换，先后多次拟议，都被驳回。最后，管少宗伯绍宁【崇祯戊辰，武进人】上疏说：“谥法和庙号不妨彼此重复出现，如本朝有睿皇帝，也有睿宗；有仁祖，也有仁宗。卜问国运，世代无穷，而嘉美的名称有限。”于是便把敬宗和毅宗一并提出，请求选择，诏令采用毅宗。我偶然读到一部福建乡绅的文集，看到其中把毅宗称为威宗。后来才知道，这是隆武【唐王】时期改定的。考察汉桓帝的庙号为威宗，后来因为没有功德而被罢去；北齐主高洋先被谥为文宣皇帝，庙号显祖。他的臣子祖珽早就对他有怨恨，便说文宣帝狂暴，怎么能称“文”？既然不是开创基业的君主，又怎么能称“祖”？于是改谥为景烈，庙号为威宗。祖珽被贬逐后，才恢复旧号。不知道隆武时期的大臣为什么要改这个称号：前面已经和刘禅共用同一个谥号，后来又和汉桓帝、高洋共用同一个庙号，而且还是高洋曾经废弃不用的庙号。难怪古人会感叹，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至于新朝遵照议定庙号的人，不称怀帝而称怀宗，更加奇怪，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宗”。金哀宗的谥号是其末主承麟所上；我朝只给元朝庚申君上谥号为顺帝。毅宗改定庙号后，礼科罗都谏志儒【崇祯戊辰，濮州人】又以陵寝名称为题请示，并与我商量。我说：“既然已经改了新的庙号，就应当用原来的庙号给陵寝命名，称为思陵。”志儒认为这话正确。盱眙县人陈岐山因行医科寄居常州，见到陈生组绶【崇祯甲戌，武进人】年纪还轻，家贫却能作文，便供给他的衣食。后来陈组绶考中进士，授任枢曹；因兵部火药局一名武官被罢职离开，便召陈岐山的儿子到京城补任。刚过三天，火药局失火，陈组绶担心陈岐山的儿子因此丢官，便和同年李枢曹青【崇祯甲戌，金坛人】私下商量，认为原来的武官已经离职，而且失火罪行较轻，可以用他的名义顶替承担罪责。没想到圣上的震怒不可测度，立即下令将他弃市。这天，李青就看见一个没有头的人来索命，几天后便死了。陈组绶替他收殓，送回家乡，又看见那个没有头的人来索命，也在几天后死去。陈岐山的儿子又替陈组绶收殓完毕，急忙回去，走到良乡时，又看见那个没有头的人来索命，最终死在旅舍。我获赐环后，前后上疏共十次，其中七次被留在宫中不发，其他人的奏疏也有同样情况。有人怀疑皇上厌倦政务，不如从前。后来我看到一份圣谕说：“为国家办事的是君子，只为自身打算的是小人。”这正是我在“国家有两大门户”的奏疏中说过的话。这才知道，皇上对于那些留中的奏疏，并不是没有阅览。皇上刚满五岁，生母皇太后便早早去世。登基后，他因没能及时尽到尊奉奉养的孝心而感到遗憾；宫中每次瞻仰太后的遗像，他必定呜咽流泪。询问乳母，有人说画像不像，他更加悲痛。于是派遣中使带着画工到刘新乐侯文炳府第，命瀛国太夫人亲口传述容貌，三次修改画像，配备卤簿送入宫中。皇上俯伏在大明门迎接，将画像迎入，安置在奉先殿、景神殿等殿宇；皇上进食祭祀时像太后在世一样，常常痛哭，跪拜伏地不能起身。于是进封文炳的祖父为瀛国公、祖母为瀛国太夫人。后来多次推恩，文炳的父亲、叔父、兄弟的宅第、坟茔、田地、禄米和赏赐，不可胜数。甲申三月初，恰逢瀛国太夫人八十岁，皇上更加抽泣悲叹，对皇太后思念不止，所赐的财物和金帛也格外增加。皇上的孝心真是到了极点。刘新乐侯文炳平素和巩驸马永固友善。永固娶的是李选侍所生的皇八妹。甲申正月，文炳和永固在中左门奉召入对，首先请求分封永定二王，但没有成功。三月十八日，中使捧着诏书命令文炳、永固率领精壮家丁护卫皇驾，但外城已经陷落。十九日，文炳投井而死；永固已经放火焚烧公主的灵柩，又自刎而死。十八日晚文炳和永固入宫觐见时，皇上说：“朕的心意已经决定了。朕不能守住社稷，但能够为社稷而死。”皇上哭泣，文炳、永固和左右侍从也都伏地哭得发不出声音。第二天便发生了煤山之变。清世祖顺治十四年，皇帝谕告工部说：“朕想到明朝崇祯帝勤勉求治，最终以身殉社稷。如果不赶快为他表彰宣扬，恐怕千百年后，竟会和那些失德亡国的君主被同等看待。因此朕特意撰制碑文一道，以昭示朕的哀悯。你部立即遵照谕旨刻碑，立在崇祯帝陵前，使其流传不朽。又在所谥怀宗端皇帝之上增加几个谥字，以宣扬他的盛德美行。”皇帝又曾登上陵墓，失声哭泣，呼喊道：“大哥，大哥！我和你都是有君主而没有臣子。”皇上对后代仍如此怀念，何况他的臣民呢！

译陈进士丹衷【崇祯癸未，上元人】上疏给毅宗，想调发广西土司的军队来剿灭流寇。皇上很高兴，授他为御史，命他持诏前往。等到了留都，了解情况的人都说此事不可行，他便犹豫不前。北都发生变故后，他奉监国的谕令来到扬州。郑进士元勋和陈丹衷同乡，便对万枢曹元吉【天启乙丑，南昌人】说：“陈先生自以为是奇男子，受到先帝知遇，却迟迟滞留故乡，半年没有向前迈出一步，竟侥幸等到国家沦亡，以成就自己的功名。”又说：“事情成功了却不接受爵位，事情没有成功反而接受爵位，这难道不有负于他平生的志向吗？劝告朋友改正过错，是朋友的道义，我不敢因为是好友就替他隐瞒。”元吉也认为他说得对。工部尚书严震直的后人来到京城，想为严震直请求谥号。有人问我，按照各种书所记载的严震直遇到惠宗，在云南吞金而死的说法来看，这种说法属于齐东野语。此时，管少宗伯绍宁想给他赐谥，但严震直是建文帝的降臣，担心舆论责难，便想挑选历代舆论长期认可、却还没有补赐谥号的几个人，用他们来掩盖严震直的瑕疵。我说：“即使泛泛地给严震直赐谥，却能使许多贤人也得到改定谥号，那也是一件痛快的事。”于是列举罗通【永乐壬辰，吉水人，谥襄宁】、王世贞【嘉靖丁未，吉水人，谥文宪】、顾养谦【嘉靖乙丑，通州人，谥襄靖】、陶鲁【郁林人，谥襄靖】、周新【南海举人，谥忠直】、况锺【吏员，靖安人，谥肃惠】、王艮【建文庚辰榜眼，吉水人，谥端裕】、王三善【万历辛丑，永城人，谥襄烈】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奏疏已经拟录完成，却因为王阁学铎不喜欢王世贞，出面阻止，事情于是作罢。《三垣笔记》下卷 弘光 北都发生变故的消息传来后，在籍的钱宗伯谦益提出迎立潞王的建议。扬州郑进士元勋私下对我说：“我对乡里人解少司马学龙说：‘祸乱将从这里开始。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恩德仍然系在人心上，怎么可以舍弃孙子而立侄子？何况应当继立的人不继立，那么还有谁不能被立为君？万一左良玉扶立楚王，郑芝龙扶立益王，各自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谁能制止他们？而且潞王一旦即位，把福王置于什么地位？是杀掉他，还是幽禁他？这将引发天下兵乱，不可以。’”当时沈都谏胤培以此事询问章都谏正宸，正宸说：“泰昌皇帝【光庙】在青宫时，就应以光庙为国本；当光庙与熹、【天启】毅【崇祯】二庙都绝嗣时，又应以福藩为国本。如果说潞王可以越过福王继立，就等于说福王也可以越过光庙继立，那么国本究竟安置在哪里？”当时民间听说要立潞王，都感到不平；等到潞王监国，人心才安定下来。他首先拜谒孝陵，避开御路，从西门进入，祭告时陨泣。礼毕后，他询问懿文太子陵墓在哪里，便前往瞻仰拜祭。高杰【兴平伯】等人封为伯爵后，袁督继咸入朝觐见，上奏说：“封爵应当依据功劳。没有功劳却封为伯爵，有功的人就不会受到激励；骄横跋扈的人被封为伯爵，跋扈者就会更多。”皇上点头赞同，叹息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怎么办呢？”忻城伯赵之龙上奏说：“臣昨天经过扬州，亲眼见到高杰和黄得功交战。先辅臣士英【万历己未，贵阳人】带着高杰渡河，应当命令士英前去调解。”袁继咸也在旁边附和，皇上说：“如果他不肯去，那怎么办？如今史先生愿意去。”袁继咸说：“皇上即位之初，虽然应当用恩泽收服人心，但尤其应当用纲纪整肃臣下的志气。大体说来，君主的德性要以英明果断为作用，臣恳请皇上振作精神，申明法纪。冬春之间，淮河一带未必没有事情发生；我们虽然无能，也愿意奉陪皇上，进行澶渊之行。”皇上面露为难之色，姜辅广【万历己未，

译新建人】说：“澶渊之行，并不是立即就要为处理这件事而出发，所以不能不时时提起这个志向。”皇上又点头赞同。袁继咸又请求在皇帝面前秘密奏陈，说：“左良玉虽然没有其他图谋，但所部中有很多降将，并非孝子顺孙。皇上刚登大宝，人心难免疑惧，意外情况也不能不防备。” 臣应当骑快马星夜赶回信地。”皇上答应了。袁继咸前往内阁，责备阁臣史可法不应当仓促把高杰封为伯爵，马士英对此不高兴。当时人们说，袁继咸的话虽然正确，但如果各位大臣果真按照次序迎立，那么皇上何至于下诏召集四镇，马士英和高杰又怎么能占有功劳？这难道不是钱谦益、吕大器【崇祯戊辰，遂安人】误导所致吗？周辅延儒再次被召回担任原任官职，阮光禄大铖【万历丙辰，桐城人】到江边迎接他，情意十分真挚。周延儒担心逆案难以翻案，便问大铖，在废籍之中谁是你所熟知、可以任用的人。大铖举荐原任宣府马抚军士英。此时士英还在编入戍籍，忽然被起用为凤督，茫然不知所措；得知是大铖推荐后，非常感激，所以极力向皇上推荐大铖。各位阁臣都认为不可，士英说：“我亲自担保他。”皇帝准许他带冠带来京的一道诏旨，就是士英亲自开具的票拟。光禄卿阮大铖入朝觐见，自己陈述江防要害，娓娓道来，很有可听之处。将要退下时，辅臣马士英申辩说，大铖陷入逆案已经十几年，钦定的逆案中只是署名为赞导，起初并没有具体罪证。大铖为自己申诉，说：“辅臣弘图过去和我同列为官，也应当知道这件事。”高弘图说：“天启年间，崔、魏二人扰乱朝政，人人只知道崔、魏，却不知道朝廷；只知道富贵功名，却不知道名教气节。先帝初年施政时，有一部钦定的《逆案》，大铖也在其中。我也知道大铖的才能可以任用，但逆案是先帝制定的，我不敢擅自更改，只希望下令让九卿、科道官公议，那么大铖出仕也就自然光明正大了。”皇上点头说：“交付会议确实妥当。”士英说：“满朝大半是东林党人，一经会议，大铖就不能任用。况且有什么不光明的？难道是臣曾经收受大铖的贿赂吗？希望陛下独自裁断。”弘图说：“所谓光明，并不是说没有收受贿赂；况且任用大铖，何必借助行贿通融？臣请求会议，正是为了给大铖任用留下余地，并不是要阻止任用大铖。”于是请求罢免自己，以谢不能附和之罪，皇上慰留了他。长洲生员许琰听说毅宗上吊殉国，悲痛哭泣，投水而死。于少参重庆【崇祯辛未。】原任济南道，因国变南归，和同乡冯绅冯犹龙【长洲人，名梦龙。贡生，寿宁知县。】饮酒，犹龙极力称赞许琰忠贞，重庆说：“不是这样，他如果不是因为忧虑贫困，就是因为忧虑疾病，只是借此博取名声罢了。”犹龙斥责他的话，重庆几乎和他大吵起来，经过劝解才作罢。刘泽清起初主张拥立潞王，到了这时入朝觐见，想为自己开脱，极力诋毁东林党和江北党，说他们散布谣言来陷害自己。又说：“中兴所依靠的，全在政府；过去任用大帅，自然应由群臣共同推举；如今任用宰相，也必须让大帅参与商议。”退朝后拜访姜曰广，姜曰广用前些日子的声气关系暗示他，泽清变了脸色说：“我在先帝时被东林党出卖，遭弹劾而体无完肤；不把这些人全部杀掉，我决不罢休。”曰广默然不语。过了几天，泽清上疏弹劾吕大器、雷演祚，推荐张捷【万历癸丑，丹阳人。】、邹之麟【万历丁未探花，武进人。】、张孙振、刘光斗【天启乙丑，武进人。】等人。辅臣马士英因为推荐光禄卿阮大铖而受到朝廷内外的攻击，非常愤怒；大铖也对人说：“他们攻击逆案，我就制定一个顺案来与之相对。”于是士英上疏攻击从逆的光时亨、龚鼎孳、周锺【崇祯癸丑，金坛人。】等

译人，这是大铖教他做的。

译宁南侯左良玉接到监国诏书后，不肯下拜；袁督袁继咸写信给良玉，详细说明皇上的名分和次序合乎正统，良玉才按礼仪开读诏书。适逢何内臣志孔、黄直指澍入朝祝贺，实际上是来窥探朝廷动静的。黄澍入朝觐见，当面数说马士英十大罪状，并且说：“他不应当觊觎纶扉之职，抛下皇陵而入朝，又收受张献忠伪官周文江白银八千两，题授参将，这些罪行可以处斩。”皇上说：“如果有这些事，先帝在位时为什么不检举？”然而黄澍仍不停地攻击诋毁。此时志孔也帮助黄澍诋毁士英，还说周文江违法，声色俱厉。司礼监韩赞周呵斥志孔退下，将要议处；士英害怕失去左良玉的支持，便上疏请求宽免志孔，志孔最终获释。黄澍又接连上疏弹劾士英，朝廷不予答复。当时有人认为黄澍这次弹劾是正确的，我对侍御乔可聘说：“用黄澍弹劾士英，就像所说的用燕国讨伐燕国。郑鄤不也是为了营救旧辅文震孟吗？保护君子和攻击小人，都是借题发挥罢了，不要让黄澍成为郑鄤的后继者。”可聘认为这话有道理。少宗伯陈盟【天启壬戌，富顺人。】曾经到内阁请求调任某位翰林官，姜曰广坚决说不可以。陈盟变了脸色，极力争辩；曰广也严厉地说：“等年兄入阁做宰相后，自然可以由你来办。”纶扉之内的一席话，几乎变成众人聚集争论的场面。旧例，六科侍班官都站在御道两侧，面向东西；侍御则只有纠仪的四人排列在御道上，面对御座站立。我刚到南都时，看到台省官员直接进入殿内，排列在阁臣之下；负责导驾的科员也都面向皇上倒退行走，不敢背对皇上。我刚到南都时，看到导驾官背对着行走，便想纠正这个错误，但内廷官员反而恼怒那些面向皇上的人，说他们行止失仪，众人还斥责他们。又如百官见阁臣议事，以前只站在台阶上，没有进入内阁坐下的；如今却盘腿而坐，纵情谈论，一时草率放纵的气象，实在可以想见。辅臣马士英正以患病为由请求调养，忽然上疏推荐原任辅臣谢升、少宰张捷，说二人清廉持正而无党，也不属于逆案，应当任命谢升为吏部尚书兼阁衔，张捷为吏部侍郎，这都是阮大铖的意思。起初，士英因推荐大铖，导致朝廷内外议论沸腾，气势稍有收敛。一天，内阁推举词臣的空缺，说起已故庶常张溥【崇祯辛未，太仓人。】很可惜。士英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要祭酒哭悼他。”姜曰广笑着说：“您哭东林贤者，难道也是东林党吗？”士英说：“我不是背叛东林的人，是东林拒绝了我！”高弘图又从旁劝和，颇有想要和解的意思。等到总宪刘宗周【万历辛丑，会稽人。】的奏疏从外面送到，大铖等人公开说：“这是姜曰广指使的。”于是士英愤怒得无法回头，推荐谢升、张捷等人的奏疏便发出了。有人说，激使宗周上疏的是在籍的仪曹周镳，曰广并不知道这件事；但人们最终仍把宗周的奏疏视为正论。少司马左懋第、都督陈洪范将要北行，朝廷命他们会同府、部等官员从长商议，有人说应以两淮为界。高弘图说：“山东有百二山河，绝对不能放弃；如果万不得已，也应当以河间为界。”辅臣马士英说：“对方君主还年幼，和皇上成为叔侄也就可以了。”众人都讥笑士英这番话。皇上召见北方使者，少司马左懋第因忧虑而没有入内，只有阁臣、部臣、九卿、科道官以及都督陈洪范、少卿马绍愉一同应对。皇上谈到与北方议和，绍愉说：“先帝时曾命臣出使北方，如果议和成功，就不会有今天。”皇上问议和没有成功的原因，绍愉说：“使者再去一次，议和就会成功；主张议和的陈新甲因为被言官弹劾而弃市，所以事情中止了。”皇上说：“这样看来，陈新甲应当得到恤典。”群臣没有回应，只有翰林陈盟朗应声说：“可以。”皇上命令立即给予恤典，并调查处理弹劾陈新甲的人。六垣官员联合争辩，这才作罢。仪曹陈龙正升任现在的官职后，竟然没有赴任，于是作诗说：“京华歌舞新南极，野哭泛澜旧帝星。”他每天闭门朗读这首诗，人们都佩服他的高尚。此时给谏姜应甲【崇祯戊辰，金华人。】、侍御李模【天启乙丑，太仓人。】看到时局日益恶化，都坚决推辞不出仕。东平伯刘泽清上疏请求宽免周延儒资助军饷的赃银，当时朝廷议论认为不应让在外的武臣干预朝政，所以暂时不下发，想让言路官员出面提出；后来很久没有人发言，才票拟发交有关部门复核。我在崇祯年间曾上疏请求追赠颍国公傅友德【宿州人。】、宋国公冯胜【凤阳人。】并赐谥号，被礼科都谏徐耀驳回。南渡以后，我再次上疏请求，这才追赠傅友德为丽江王，谥号武靖；冯胜为宁陵王，谥号武庄。给谏陈子龙【崇祯丁丑，青浦人。】对我说，认为二人应当入功臣庙，我又替他们上疏，获得批准。忽然有一天夜里，我的小儿子梦见两个官人来拜访，急忙呼唤童仆索要茶水，说自己是从功臣庙来道谢的。一个身材高、面孔红，一个身材稍矮、面孔圆，两人都面带喜色，挺立在那里等待。早晨他把梦告诉我，我感到惊讶，询问后才知道那天正是二王入庙的日子。后来我在宁陵王家中得到他的画像，果然身材高而脸色红，只是不知道丽江王的画像是什么样。大概二百多年间，二王的灵魂并未昏昧，而是像这样借牧人的梦显灵。二王入庙那天以后，经过冬至、岁暮、春分，举行了三次祭祀，国家就灭亡了。祖宗的法制多用来相互牵制，例如众官上疏请求后交给吏部，选司核查其铨选任用，功司核查其功业，封司负责题请封赠和荫袭。祭祀、安葬之事由礼部题请，获得批准后，再把安葬事务移交工部。到了赐谥时，由词臣拟定两个谥号，并兼作谥议呈给礼部，礼部再呈送内阁，内阁制作揭帖请求，皇上亲自圈点后下交礼部，这些过程外人很少看见。南渡以后，顾宗伯锡畴【万历己未，昆山人。】一人把持决定这些事务，后来虽然各部门恢复了原有职掌，但拟定谥号不再由词臣办理，请求赐谥也不再凭借内阁揭帖，只由有关部门上疏题请而已。不过，部门奏疏奉旨后，众人都能看见。而开国、殉难、惨死三案，累计数百人，能够在几个月内办完，也正是因为转折环节少了。但这并不是祖宗办事艰难而慎重的本意，恐怕会助长徇私和滥授。少司农张有誉【天启壬戌，江阴人。】先后任漕储道，皇上召见答对时，抚宁侯朱国弼极力争辩说漕运总兵不能裁撤，有誉没有和他争论，只是详细陈述漕运事务的来龙去脉，清楚得像指着手掌一样。朱国弼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只是脸红而已。到了这时，因为司农周堪赓【天启乙丑，宁乡人。】长期不到任，便转升有誉接任。明白其中情形的人说，这将开启阮大铖等人逐步转升的先例，劝有誉极力推辞，但他没有听从。

译忠肃公于谦【永乐辛丑，钱塘人。】的儿子应天府尹于冕没有后嗣，徽州人于嵩冒充于谦的族子，得以世袭杭州千户并奉祀，后来改为世袭锦衣卫官职。侍御黄澍也由徽籍改为杭籍，于是替于嵩的后代于英谋求改封伯爵；冢宰徐石麒等人的奏疏，就是黄澍起草的。我独自认为不可以，说：“凭忠肃公的功劳，即使封为公侯，也不算滥授，何况只是伯爵？但他并不是于谦的后代。难道没有看到开国功臣广德侯华高【和州人。】死后没有儿子，便把券书纳入墓中吗！怎么能因为相隔久远、无法查知，就把爵位加给一个不知真假的族裔呢！”当时中允陈之遴【崇祯丁丑榜眼，海盐人。】内心偏袒于英，又援引安乡伯张兴【寿州人。】侄子张勇世袭的先例；都谏张希夏【崇祯戊辰，蒲州人。】驳斥他说：“张勇跟随张兴有血战之功，于英有这样的功劳吗？”这项议论于是被驳倒。辅臣马士英和姜曰广一起在皇上面前诋毁对方，曰广说：“皇上凭亲亲之恩和名分次序应当即位，你有什么功劳？”士英厉声说：“我没有功劳，是你们这些人想要拥立藩王，断然不肯奉迎，所以才成就了我的功劳。”当时朱统锠【南昌宁府宗室后裔。】以宗室贡生身份寄居京师，便上疏弹劾姜曰广；这份奏疏没有经过通政司，而是从其他途径递入。顾宗伯锡畴署理铨选时，又恢复了诸言官请求起用废斥官员的奏疏。例如佥宪金光宸、编修杨廷麟【崇祯辛未，清江人。】、侍御詹尔选【崇祯辛未，乐安人。】，都是当时的名流。又如侍御徐殿臣【崇祯甲戌，鄞县人。】按年资应起用，太常少卿胡麒生【崇祯戊辰，德清人。】、秋曹胡江【崇祯戊辰，孝感人。】由有关部门拟补科员，都没有得到皇上亲自圈点，却一概获准赐环起用。又如枢曹陆奋飞【崇祯辛未，宿迁人。】因耳聋长期废置，得到怀远侯常胤绪【开平王后裔。】推荐，也获起用；又在请求复职的奏疏后，自己推荐侍御冯明玠【天启壬戌，青浦人。】等数人，一并题请任用，更不合礼法。至于给谏沈迅，已经得到毅宗召回的诏命，却独独没有列入奏启，后来闭门殉难。辅臣马士英起初也有意做君子，实际上是朝廷大臣激得他走上险路。他在排斥刘宗周、接纳阮大铖时，作诗说：“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大概是用苏若兰比喻刘宗周，用阳台比喻阮大铖。顾宗伯锡畴署理铨选时，因为章都谏正宸、熊给谏汝霖的奏疏而被贬谪；后来又因削去温辅体仁的谥号，被侍御张孙振弹劾；又因为署理铨选时选人不慎，被侍御何纶弹劾。章正宸和张孙振等人并非同一路人，不过是两路人马夹攻同一个人罢了。有关部门起用孙宣、督晋为户部右侍郎，皇上却命令另行推举，这是内廷传出的旨意。两天前，内廷传话说王文选重任将至，声称想要更换本任，后来又停止了。等到推举督晋的奏疏下发时，已经圈定的人选又被挖去，补挖的痕迹清楚可见。听说阮大铖对人说：“是我阻止了这件事。”内廷又传旨起用升任阮大铖为兵部添设右侍郎，这是听从安远侯柳祚昌的建议。当时辅臣马士英认为大铖已经恢复冠带，又因为推荐他引起众议，态度稍稍松懈。到了这时，忽然因柳祚昌的推荐，传旨升任现在的官职。有人说，李司礼承芳发动南都时，因失势而无人同他交往，只有大铖殷勤以酒相待，他心中非常感激。这次传旨升官，实际上是承芳促成的，士英并不知道，因此颇感惭愧和怨恨。给谏陆朗居家留在留都，按惯例推举留用，人们怀疑他是重重贿赂内臣才得到这个结果。至于太宰徐石麒所说的奉差督饷、带着妓女游饮西湖，则是传闻误传。石麒上疏说陆朗勾结内臣，陆朗因此被留用；陆朗也上疏诋毁石麒巧妙罗织赃污，并牵连章都谏正宸，因为正宸把陆朗的名字写在掌示上给石麒看，所以按例转为留用，最终得以留下。此前，江阴县令李皙【崇祯庚辰。】尚未入都时，有个妾的弟弟在内臣田成家任职，没有告诉李皙，托田成替自己谋求吏部职位，竟把这件事公开说到朝廷上，称李皙为“敝门生”。又有中城兵马司朱阳，先因寺丞郭维经【天启乙丑，龙泉人。】推荐而获得参加考选的资格，又托内臣孙元德为自己谋求御史职位，所以石麒拿这些事来诋毁陆朗。陆朗获准留任后，又上疏弹劾冢宰徐石麒，其中有“不可宽斧钺之诛”一句。当时给谏熊汝霖【崇祯辛未，余姚人。】一向敢于直言，陆朗和他同籍又同为官员。熊汝霖因公出行，熟知朝廷内部的弊政。有一天，陆朗在家中为汝霖饯行，恰好科钞送到；陆朗读一句便击节赞叹，读到“一官外迁，辄訾当事为可杀”两句时，两人相互对视，默然不语，旁观的人都笑了。冢宰徐石麒上疏弹劾给谏陆朗，牵连到内臣；到了议论处分时，阁臣知道内臣憎恨陆朗，拟定的旨意十分严厉。皇上说：“冢臣也如同冢子，应当用优厚礼遇遣送。”于是陆朗得到温和的诏旨，回乡去了。“文正”这个谥号，旧例不授予死节之人。宗伯倪元璐的弟弟写信给我说：“曾子说得正道而死，孟子也说顺从正道而死。为什么一定不给死节之人赐谥？可以把‘文正’这个谥号给先兄吗？”我把这件事告诉少宗伯管绍宁，他认为有道理，于是和中允刘理顺一起都谥为文正。侍讲方孝孺【洪武征辟，宁海人。】谥号文正，也是这个先例，因为他原先就有“正学先生”的称号。建文朝诸臣的赠官，都是我和仪曹张采【崇祯戊辰，太仓人。】共同议定的。张采提议赠魏国公徐辉祖为王爵，我拟定为光山王，张采拍掌称快。铨曹华允诚【天启壬戌，无锡人。】慎重对待王爵封赠，于是改为追赠太师。当时金川门守卒龚诩独自还没有谥号，张采以此为遗憾。我把这件事告诉少宗伯管绍宁，绍宁认为不便再请求；我说：“卓忠贞【名敬，洪武戊辰榜眼，瑞安人。】把私谥改作公谥，只是顺从舆论罢了。如今龚诩的私谥是安节，只须在吏部赠官时援引忠贞的先例，题请改作公谥就可以了。”张采向华允诚请求，龚诩于是得到谥号。又有靖难诸臣，获赐谥号的将近数百人，都是绍宁所定。有人怀疑这件事办得太滥，应该稍加裁减；我说：“如果由我们亲自拟定，当然应当少而珍贵；既然已经给予，又怎能重新夺回，施加在这些忠臣身上呢！况且这件事郁积已久，与其吝惜，不如稍微宽放。”于是没有再议。明朝二百多年间，内臣从来没有谥号，获得谥号从王忠愍承恩和李恭庄凤翔开始。不过，承恩跟随先帝上吊，破例并不过分；凤翔虽然在城破时自刎，也只须依照嘉靖年间赠云骑尉的先例即可。

译我请求办理开国、靖难、惨死三案时，受到崇祯年间礼垣都谏徐耀的阻挠；到了弘光年间，由少宗伯管绍宁办成。徐耀和绍宁都学问浅薄，但徐耀以向下属请教为可耻；每当谈到三案，他总是固执坚持，不肯实行。只有绍宁胸怀谦虚，起初想把建文朝诸忠臣的谥号作为一个案件办理，托我拟写稿件，我以这是各有关部门的职责为由极力推辞。等到办理这三案时，后来听说有人议论办得稍微过滥，他便亲自到我的住处，请求我拟写开国和惨死两案的稿件；我赞许他的态度，答应了下来。后来给惠宗的子弟赐谥也是如此，都得到批准。拿徐耀和绍宁的器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开国”和“惨死”两案涉及的人数少，题覆比较容易；唯独建文诸忠一案，多达数百人，礼部、吏部苦于缮写，所以长期搁置。我当时任工部都给事中，极力申说修建祠堂是有关部门的职掌，屡次发文催促，并且向两部各司官员说明，才上题获准。祠堂还没来得及修好，我就因升任奉差离开了，而国家随即灭亡了。如果稍微再迟一些，就会成为表彰建文诸忠的一大缺典。姜辅说：广力争阮大铖不可任用，这和张九龄的先见之明有什么不同？只是奏疏中历数毅宗用人行政的各种过失，就过分了。人臣即使以身殉国，尚且应当因为他殉国的大节而避讳他的旧日过错，何况是一国之君呢？皇上能够即位，实际上是由于四镇的拥立。然而当时想要舍弃皇上而拥立潞王的，正是姜辅说、吕少司马大器、钱宗伯谦益等人。假如仿照英宗【正统、天顺年间】追究援立外藩之罪，加罪于王文【永乐辛丑年，束鹿人】等人的诛戮，那么这些大臣凭什么自我免罪？皇上不但没有加以谴责，反而提拔任用他们，这种宽宏气度也是无人能及的。皇上宽厚仁慈，即位以后从不追究曾持不同意见的人。有一天，马辅士英谈到拥立潞王的事情，皇上说：“朕的叔父被拥立，也是各人的本分罢了。” 黄仪曹端伯【崇祯戊辰年，新城人】考选时，起初拟授为科道官，因为他一生喜欢佛学，文中采用了两个佛教用语，所以得以入部，后来最终死于国难。章奏由外官上奏时，经通政司递进；京官则由皇极门密封上奏，文书房的内员负责收取，按惯例没有副本。九月间，新考选的科道官员上任，内员忽然索要副本，说：“恐怕内中有提到马相公和我们内员的内容。”【抄本甲作：“说恐怕内中有提到马相公与我内里底。”】后来被前辈台省官员坚持不肯交给他，这件事才作罢。但由此也足以看出内臣和权臣的蛮横了。宣城人刘振，著述非常丰富，常年勤奋不懈。我见过他所写的《国史》，虽然文笔并不高峻刚健，但已经写成了一部书。刘振又曾说：“东林所坚持的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全都不对。所谓《三朝要典》借这些案件来作文章，所借用的应当不是那些被借用的人，不应当否定他们所借用的言论。”他又说：“刘学士三吾【洪武年间被征召，茶陵人】，因为懿文太子去世，太祖想要立燕王，他以‘把秦王、晋王置于什么地位’回答，所以惠宗得以即位。如今惠宗已经获得庙谥，三吾也应当获得谥号。”这些话很有可取之处。管少宗伯绍宁给建文朝诸忠臣议定谥号，都依据《殉国忠纪》，这部书是周仪曹镳编纂的。内左佥都御史司中不肯屈服，成祖命人用铁笤帚刮扫他的肉，他死得最为惨烈。《殉国忠纪》遗漏了这件事，因此他最终没有获得赠谥。世庙时，革除各位外戚大臣的世袭爵位，爵位只保留到本人。到了这时，皇太后的弟弟邹存义被封为大兴伯，并准许世袭，这不合制度，却没有人知道。郭侍御贞一【崇祯庚辰年，惠安人】考选时，因为任官年限尚未达到“瓜”期，拟由部议改授道员，人们怀疑是马辅士英出力。后来他弹劾刘纳言应宾【万历癸丑年，沂水人】；应宾触犯了士英所亲近的人而被贬谪，人们这才佩服郭贞一的正直。贞一被贬后，以上辨明情况的奏疏上奏，内臣认为贬官的奏疏应从通政司递入；宗纳言敦一【崇祯辛未年，宜宾人】认为他曾任侍御，仍应从皇极门递入，于是奏疏最终没能上达。贞一首先弹劾跟随闯王的诸臣，后来投降北方，仍任御史。过去的惯例是，内阁票拟后，必须请首辅裁定，所以很少发生矛盾。马辅士英做首相时，始终不了解这一制度。比如许多旧臣的子孙纷纷请求赠谥，王辅铎认为堵住他们的荫袭之路就是自绝，所以大多驳回；士英却又票拟准许。又如北都公侯中先投降闯贼而被杀的人，都请求抚恤；怀宁侯孙惟藩【天顺时都督孙镗的后裔，大同人】的儿子请求抚恤却不准，反而在同一天批准同样投降、同样被杀的新建伯王先通获得抚恤，甚至还追赠成国公朱纯臣【永乐年间都督朱能的后代，怀远人】为王爵，把他和张辅【英国公，祥符人】相比，实在骇人听闻。同样是荫袭，有的就准、有的就驳；同样是赠谥，有的给予、有的剥夺，差别竟如此荒谬。弘光元年正月初一，皇上退朝后，几个宦官在某宫设宴为皇上庆贺。正值天气阴暗，皇上心情不愉快，宦官们争相跑到堂下拆除窗格。皇上说：“不必拆，朕在这里坐不了多久。”宦官们都变了脸色，把这话告诉政府大臣，大家都惊骇地认为是不祥之兆，后来果然应验了。顾宗伯锡畴代理铨部事务时，开列名单，按照空缺安排人员，批送给王选司重新审核；王选司坚决不接受，即使写信给他，他也不答复。锡畴大怒，上疏弹劾他，众人都认为过错在锡畴。吏科章都给事中正宸的奏疏被留中，但他仍秘密对我说：“我在奏疏中不敢完全替他辩护，只是因为清议方面的缘故。”我问他原因，他说：“他先前任北都铨曹时，一向就有物议。”后来王选司终于因为正宸有不同意见，称病离职。阮司马大铖自从任职以来，凡是考察处理、降职补官的各员，只要贿赂足够就任用。他曾对沈都给事中胤培说：“国家哪里会忧虑没有钱？就拿抚按官弹劾、举荐这件事来说，不是用贿赂免除弹劾，就是用贿赂求得举荐，一半都装进了私囊。只要命令把若干银两交给官府，想弹劾的就免予弹劾，想举荐的就给他举荐；这样推广开来，国库就充足了。”他又说：“某人求任监纪，起初送来五百金，我不接受；又送一千金，也不接受，直到送来两千金，才用它充作军饷。”他还对人说：“考选某某时，送来两千金，我都推辞不收。过去我居于省城时，两人各送来一坛，都是白银；如今则送两进或两对黄爵，不收就不罢休。”真是没有谁比他们更无耻了。唉！这类人的无耻固然应当令人厌恶鄙弃，但阮大铖本人实际上是在替贪贿做这种事，他对奸邪狠毒之人的鄙视，真是出人意料。管少宗伯绍宁代理礼部事务时，起初拟定给孔辅贞运谥号为文恪、文恭，奉到圣旨，其中有“既没有瑕疵之德，也没有显著事迹”等话，不予批准。到了这时，绍宁忽然改拟为文忠。贞运任相时，醇厚谨慎，没有明显的长处和短处，而且是寿终正寝，怎么能说他有义愤之行？这是因为有人驳回后加以美谥，实在是他的儿子夤缘活动的结果。前面拟定的两个谥号是恰当的。

译过去南粮、南饷用来供给官俸和军粮，常常苦于被拖欠而不能按时发放。皇上即位后，楚镇和四镇【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屡次以军饷匮乏告急，而司兵部门只顾姑息，不知道裁汰无用之兵、核查虚报的名额。楚镇有兵五万多，需要银一百八万；四镇各有兵三万，需要军饷二百四十万、本色粮一百万。五镇尚且不足以依靠，反而还会成为我们的忧患。若要以重兵控制轻兵，有京营六万，需要军饷一百二十万，可以锁住上游、控制江北；又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以及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共有士兵十二万，计算军饷二百四十万。合计七百多万，还不包括川、楚、东、豫各督抚所辖的镇兵。然而监纪官多由各镇抚题请，作为备用差遣，而且全是龌龊下流之徒，哪里有人敢提出核查虚冒、裁汰整练的建议呢？他们借着警报大声咆哮，甚至拦截抢劫。可是大司农统计收入，只有六百万，其中还包括关税和榷税。七百多万的支出之外，还有俸禄和国用的增加；六百万收入之中，又有水旱灾害造成的减少。太仓已经没有旧日储粮，内帑也枯竭得无钱可发，漕粮改为折银，收入与支出此增彼减。到了利臣谈论财利时，执政者却认为是奇谋，竭力主张让童生纳银、开放沿海洋禁；他们气愤呵斥，极力斥责别人迂腐，最终坚决推行。可是这样能收入多少呢？至于珠池，一个内臣、屯洋官员、两名抚臣、数名道臣以及中军都来取用，数也数不清。他们所需的供给、馈赠和差役费用，耗费更是无法计算，对军饷究竟能有多少补益呢？自从燕京定都以来，南都的宫殿逐渐坠坏却没有翻新，衙署房屋也日益凋敝；而外地解送的钱粮，通常急着供给大农，却把水衡的钱粮放在后面。皇上在金陵即位后，各种工程一起兴办，部库空如洗，不得不开放事例，令副贡、纳贡者出钱取得资格。后来又担心这会堵塞仕途，便减少中秘的银额，来交纳的人成群而来，穿着绣衣、打着大扇，在道路上招摇。后来，府部首领、郎官也成为可以托关系谋取的途径，出二千金就能得到。待诏清华、府判、民牧，出一千金就能得到。光禄寺所属设置的官员增加了数倍，有官职、有俸禄的人，也不能免于暗中赔补。等到大工程完成后，中外官员又援引成例请求经费。我曾查阅司空发下、由工部登记的名册，军火器械只占十分之一不到，内员请求拨取的占十分之六七，衙署修葺占十分之二三。比如银作局有工匠一千人，每人每天发给工食银一钱二分，每月支出三千六百两；工食费用已经如此，那么打造的金银器物又该耗费多少呢？锦衣监修造房屋，竟要价银一千五百两；光禄寺厨房修造，竟要八百两，难道就没有一项可以节省、可以缓办吗？其余各监局的靴帽、冬至用的兽炭，动辄花费到二千两银子。这些事情样样都援引全盛时期的旧制度，最终不过是把钱财泥沙般浪费，造成名器泛滥罢了。后来，府判一职被铨部下令停止，府部首领、待诏也全都改任中书；然而这免不了成为失去大信、愚弄小民的做法。婚礼所需的钱粮，由户部、工部出资，再合计京兆的供给，共筹集到二万多两，内府却坚持说不够。礼冠需要猫睛、祖母绿，又需要重二钱的珍珠和重一钱五分的珍珠数百粒，以及一钱和五分重的珍珠各一千粒。监臣和商人估价几十万两，司空、工部都提出意见，却一概不准。后来司徒会同司空、京兆上奏公疏说：“根据会计，目前收入只有六百二十万，而养兵支出达到七百多万，合计每年正项钱粮短缺一百五十万，请皇上减定礼冠价格。”得到圣旨，定为三万两，所减下来的不止十分之九。京师选取淑女时，人们怀疑是选宫嫔，纷纷设法躲避；后来知道是为皇后选备，才争相出来。五城每城不少于一百人，命令监臣汇总选拔。车驾鱼贯而行，金色、彩色、红色、紫色鲜艳夺目。最初选中的人中，听说有一个黄氏居首；她入宫后，因为负责投掷推算的人失误，写了一张刺她的名帖，制造事端使她退出。第二次选取时，内竖点名索要马中书的女儿；听说这个女子容貌和才艺都极其出众，选拔时故意使她歪着脖子，装作断尾的祭祀用鸡，也没有入选。彭枢曹遇（风岂）【崇祯癸未年，沂州人】因为宫内传旨，忽然改授御史，巡按浙江；任命不经过铨部，题请差遣也不必经过总宪，这是马辅士英所做的，想要安插亲信来钳制潞王。有人说，曹遇（风岂）与宫内相通，直接取得了皇上的传旨。曹遇（风岂）得到圣旨后，凡是浙江士绅前来拜贺所送的银钱礼物全都收下，脚步还没有离开国都，箱笼已经金光灿灿了。王齐抚燮、王东抚潆【万历丁未年，益都人】辞朝以后，都畏缩不前，观望淮上局势；即使有奏疏弹劾、圣旨催促，也充耳不闻。我向马辅士英说，按国法应当振作整治，士英只说：“别人说我糊涂，后人应当会想到我的糊涂。” 派遣北使左少司马懋第等人时，国书称“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又赐给吴三桂及陷于北方的诸臣诏谕，表达通和的意图。懋第将要出发时，我因为和他同籍且交情深厚，和他深入交谈，问出使的意旨如何，他回答说要不屈服。我说：“成就事情比为事情送死更重要。你没有听说富郑公回答辽国使者的话吗？过去北使时，他正生病躺在车中，听到北方诏书到达，立即起身下拜，都是为了谋求成事。当今之事，我认为以自立为贵，所以与他们通和，是为了争取时间、缓兵。不用诏书而用国书，是把他们当作敌国来对待。到了他们的国家，可以以替先皇帝复仇为说辞，在朝廷上向他们致谢。等他们的情意逐渐融洽，再和他们商议和约。如果他们骄横傲慢、不肯答应，那么再辱骂敌人而死也不晚。”话还没有说完，懋第慨然说：“他们是我们的夷狄，不是辽与宋的关系可比；即使是富郑公下跪，我也不能屈服。”我佩服他道理正直，于是没有继续说下去。到了燕京，商议谒见摄政王的礼仪，同行的总兵陈洪范等人都说，想要保全全国、保全自身，就必须屈膝才行；只有兵部司务陈用极说：“我们一生千秋的气节，全系在这件事上，怎么能说屈膝！”懋第也因为国书中有“不屈膝即为不辱使命”的话，所以坚持最初的主张非常坚定。陈洪范害怕祸患，而且暗中和摄政王身边的人往来，因此只有他得以南归。懋第等人已经被遣送，又被追回，改置在太医院，题写在太医院门上的话是：“活着是大明的忠臣，死后是大明的忠魂。”后来又有人提出继续派遣使者，皇上说：“我们过去曾被拒绝，只会自取其辱罢了，只谋求治理好内部就可以了。”然而只是空话，并没有益处。

译左少司马懋第等人出使北方，是为了犒劳军队、祭祀山陵、查访东宫和二王的下落。他们的奏疏说：“据探官探查，先帝的梓宫由三十六人抬着，周后的梓宫由十六人抬着，送到田贵妃坟上；百姓凑钱四十千，开挖隧道安葬。这就是山陵方面的情形。”关于东宫和二王，抄本中有这样的记载：“北方传示说，有一个男子自称太子，来到周奎家，进去会见公主。公主替先帝亲手砍断手臂的人还没有死；这个人蒙着脸哭泣，公主却不认识他。周奎入宫奏报，命侍书朱国诏等人，以及曾为太子医治癣病的内官等辨认，大家都认为不是；只有一个管鱼池的内监、三武侍卫武臣认为就是。等到见到袁贵妃，贵妃说：太子有四颗虎牙，牙根很黑，现在这个人没有这些特征，不是太子。于是交刑部审理。【此下抄本甲有‘说鱼池太监进鱼入朝，侍卫官侍班遥望，皆不的’十九字。】后来因为想把假太子置于死地，又担心真太子藏匿其中，所以把他留下，命令他的父兄出面自首。这就是东宫方面的情形。”二王的下落杳无踪迹。后来陈洪范回来，说二王都被闯贼杀死了，但也没有确切证据。忻城伯赵之龙有奏疏，推荐逆案中的陈常少尔翼【万历丙辰年，山阴人】。户科吴给事中适【崇祯丁丑年，长洲人】当时调任吏科，把他的过错抄录上奏弹劾，赵之龙大怒，上疏为他争辩。然而张太宰捷并不顾及，仍然奏请起用尔翼。当时杨纳言维垣【万历丙辰年，文登人】因逆案得以昭雪，但他不愿意多为人昭雪，常对人说：“不应当昭雪而昭雪，那么被昭雪的人也不光彩。”所以尔翼虽然被题请任用，最终没有进入启事。蒋侍御拱宸先帝时曾上疏冒犯刘东平泽清，泽清派人在路上刺杀他，因为没有遇到而幸免。到这时他恢复官职，泽清说了不恭敬的话，所以唯独没有把他列入启事；镇臣竟能夺取权臣的权力，达到如此地步。又有宋少司农之普，先前曾推荐钱宗伯谦益等人，希望借此取得党门户的容纳；后来又被章都给事中正宸厌恶，抄录上奏弹劾。到了这时，他通过张侍御孙振、黄侍御耳鼎的奏疏，请求被推荐起用，也因此被泽清所憎恶而搁置。后来他在北方做户部主事，忽而做堂官，忽而做属官，又因为泽清厌恶那些能够保持正直的人。解司寇学龙再次把跟从逆党的六案上奏，同时说应当停止刑罚，大概是为了让光时亨和周锺多活片刻。因为担心马辅士英不高兴，或者再次驳回，正好士英援引成例请求罢免，才将学龙登记在册。学龙没有经过其他程序，只是经过王辅铎秘密商议。奏疏上呈后，得到批示准许，并有“详慎平允”的褒奖。等到士英看到揭帖时，圣旨已经下达了；他怀疑学龙欺骗自己。适逢审讯僧人大悲的案件，阮少司马大铖和张太宰捷对杨银台维垣等人发怒，说早晚一定会有奏疏，学龙于是称病调职。当初大铖进入士英的幕府，多次穿便服、乘小轿；每当学龙以和衷共济的话进言，大铖总是嘱咐维垣留意，伺机陷害他，是有原因的。阮少司马大铖对人说：“皇上早朝、宴饮完毕，怎么能说他沉溺声色？这是党门户中的奸人用这种话诬蔑君德罢了。”张侍御孙振又说：“皇上的御名数目是十八，所谓‘十八孩儿与胡战’，难道不是谶语吗？这预示着万年国祚。”他们相互附和、掩饰粉饰，大多就是这一类说法。【皇帝名由崧。】少司马大铖意气骄横，侵扰铨政，他的门庭像集市一样拥挤。马辅士英稍微和缓一些，但也把铨部当作奇货。有的人未经考选授官，就直接补为推知；有的人已经补授官职，本应参加大选，却进入急选，以便调动职位；再加上刘文选应宾卖官鬻爵，二人互相依仗，张太宰捷只负责拟写题目罢了。有人夜里在大铖门上题写：“闯贼无门，单骑纵横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又作对联说：“闯用牛，明用马，两般禽兽；清用铨，明用铖，一块金钱。”他为人坏到这种地步。少司马大铖任都谏时，曾因吏部的一个空缺，同魏都谏大中发生冲突。然而大铖的资历和俸次排在前面，逼迫他离职的事，过章都谏正宸曾经说过。后来魏忠贤杀死大中，有人说这是大铖暗中替魏忠贤策划和引导的结果，也属于深文周纳。不过，他一出任官职，就变得强悍傲慢、贪婪横暴，排斥正直之士，招引邪佞之徒；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还能有什么追求？既然若敖已经饿死，又何不留下千秋的名声，反而遗臭万年呢？读到他论恢复和防守长江的两篇奏疏，实在令人惋惜。至于张太宰捷，做官清廉能干，在家孝顺友爱，更不应受到压抑。等到他担任冢宰后，追究怨恨东林党，恨之入骨；又因为各位勋臣以及士英、大铖推荐自己，便把官员一概推升，完全听从他们的暗示。他还起用张侍御孙振、袁侍御弘勋，因此扰乱了国家的是非标准。如果不是死去，就难免不得善终。崇祯癸未年，左帅良玉害怕贼寇势力嚣张，借口军饷不足，准备到南畿就地筹粮。阮司马大铖当时仍是平民，因为侯生方域是他的侄辈而招呼他交往，方域却没有赴约，大铖一向因此怨恨他，于是便说方域同良玉交好，将要在内部接应。方域写信讥讽他，信中说：“您的嫉妒和机心一旦发作，长久埋没在草野之中也就罢了；万一得志，必定会杀尽天下人，以报偿您平日积累的怨恨。”到这时，果然应验了。吴学士伟业奉命出差，临行时同阮戎政大铖告别。大铖说：“皇上是仁厚柔弱的君主，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只能由我和几位公卿掌握。回去告诉那些结党相援的人，他们想隐居如猿鹤一样避世，就一定不会再兴起同文之狱。”又说：“周锺、光时亨自有公论，周镳没有依法处死的罪名，只有雷演祚应当依法严惩。”他的专横放肆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王选司重和徐太宰石麒相继离任后，由张太宰捷接替。张捷虽然还有操守，但勋臣、掌权大臣、宦官和权要凭借恩势托请，又有软弱而贪欲很多的刘选司应宾承接其事，于是闽浙各监司全部改任，凡是有人托请，便满足自己的欲望。起初要价还低，后来逐渐哄抬，像闽中一道这样的职位，有一个农部官员花七百金才得到，任命刚下便因丁艰离职。一个候补监司，靠李元功出力，花一千五百金得到，任命下达三天后，便暴死在京城住所。不到三天，又有人花二千金转补。价钱天天上涨，而取官竟像凭券交易一样。后来凡是道的缺额，价格通常为三千金，职位好的还要增加，于是再没有公道可言。至于低等官职，推升、截选等事，不是官员收取利益，就是吏员接受钱财。台省官员的公开奏疏又说：“考核官员的制度已经废弛，按理绝不能推举任用，以遵守祖制。圣旨刚刚批准，然而那些被考察处分、闲住的外官，却有人被补任，有人被升迁。宦官敢于托请，铨部敢于违背制度，应宾竟然获得优越的调任，不到几个月，就从常少升为掌银台。郭侍御贞一上疏弹劾他，反而被贬谪。朝政像这样，怎么能不混乱？” 刘选郎应宾声名狼藉，常常用说情拉拢言官，想堵住他们的嘴。我以此为耻，绝不去见他，应宾心中怀疑。有一天，我在张都谏希夏的座席上遇见他，他问：“几个月没见你了。”我说：“言官见得多了，吏部就会感到麻烦，您难道想自己找麻烦吗？”应宾默然无语。我因拜访客人经过阮司马大铖的门前，看见一个守门人，便问：“主人在吗？”守门人回答：“如果主人在，车马应该拥挤喧闹才对，怎么会这样寂静呢！”我因此叹息了一声。韩赞周凭守备的资历首先进入司礼监掌权，而从龙一派中有屈尚忠、田承等人，他们从流离之地来，十分贫困，所以喜欢受贿，而且常常妄自行事。从北方来的其他人也都非常困窘，争相请求差事、谋求缺额；不是营求催收钱粮的职位，就是开设厂务。过去还有人请求三考缺。到这时，竟然列单送给选司，说某人请求参加考选，某人请求得到某府，某人请求得到某道。虽然一时之间舆论哗然，但徐冢卿石麒离去以后，这些人更加猖獗，执政大臣反而同他们勾结。

译赞周说：“我从未见过阁臣和内臣并肩饮酒，真是可叹。” 吏部起用原任唐总宪世济，恢复他的原官，让他掌管左都御史事务。李总宪沾当时正在任职，忽然起用一个前任官员，是为了排挤沾。此时掌道张御史孙振贪婪横暴，根本不把堂官放在眼里，公文直接送达吏部。有人劝沾上疏弹劾，以离职来争这一口气，这样可以提高名望；沾却没有听从。旧例是，现任官员加授官衔，升任后就停止加授。张侍御孙振加授仆少，又援引登极恩例，穿三品官服供职；到这时，竟蒙受封赠两代，功司没有人敢于驳回。王辅铎在高、姜二人共同执政时，极力依仗内传同厂臣抗争，又一再说蔡奕琛、张捷等人不可任用。他常常指着自己的文集对同道说：“我如果能以铮铮之节自立，这部文集就能流传；否则不过是拿来盖酒瓮罢了。我发誓不学周、温一类的人，以贪婪奸邪留下唾骂。”等到奕琛等人掌权，他的态度稍稍软化。到了这时，他把票拟附和逆党的事作为公开奏疏，暗中摘取刘侍御光斗的罪状，又公开声言攻击他。不得已时，他一天往来三次，并且在内廷加以调停，才使奏疏留中。到这时，他被宣布入阁。王辅铎擅长作诗，但不擅长票拟。他拟写诏旨，有时只有四个字，只写“烦扰喧聒，令人厌恶”；有时只有一句，只写“进入国子监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何侍御纶上疏陈述文章体制，票拟中有“鬼话般的四六文，不雅也不奇，只是一味说汉人的胡话”等句子，这些都成了笑柄。有一天，他在票拟外廷各官的奏疏时，全部使用“尔”字。姜辅曰广从容地说：“外面的人会认为你同内臣一样，怎么称呼别人呢？”辅铎大怒说：“《尚书》说‘尔有嘉谟嘉猷’，又说‘入告尔后’，难道这也是内臣吗？”当天，票拟中使用“尔”字的奏疏接连不断，其他事情也大多如此。旧例是，铨曹出现一个空缺，必定任用部属以及推知中没有争议的人。自从武枢曹备以被贬的旧任县令身份陪同推举，反而蒙受钦点以后，这个惯例就被破坏了，而同乡王辅铎是开端。至于熊枢曹人霖，以被考察处分的旧任县令身份被点用，更是异常。王辅铎刚入阁时，曾写誓文告知关圣，操守很耿介；但后来渐渐改变了。他喜欢作诗写文章，作品中有许多奇僻字。每当客人来访，他就拿出来朗读，一边读一边解释。谈话宴饮从不显出疲倦，有时还解开衣袖挥笔写字，笔势如龙蛇，即使儿童和轿夫请求他写，也高高兴兴地答应。他给后辈写信，往往自称“弟”；替刘东平泽清作序时，称他的母亲为“老伯母”，人们认为这虽是谦逊，却有失体统。吏部尚书出现空缺，马辅士英想任用张司马国维，因为国维性情平和宽厚，而且曾被刘总宪宗周弹劾。阮少司马大铖认为，国维在担任给谏时所推荐和弹劾的人，都同自己的党援相合，所以想任用张少宰捷。内廷传旨忽然发出，士英拍着脸颊惊愕不已，从此开始畏惧大铖。我当时同张都谏希夏在座，张捷虽然高兴，仍回头对我们二人说：“这是某朝某人的先例。”神色很不安。诚意伯刘孔昭等人想进入内阁，还想援引开国初年徐中山王担任中书右丞相的先例，却不知道这种带有名义的官衔，如同唐代郭汾阳兼任同平章事，并不是实际任职。后来由于舆论不允许，马辅士英也不愿意，这项入相的谋划才失败。袁侍御弘勋上疏弹劾三案，涉及已经去世的王之寀、孙慎行、杨涟、左光斗，以及仍在世的吴甡、郑三俊等人，想把部院官员定罪，其余附和的人也一并勘问议处。得到圣旨说：“事情已经过去，而且经过大赦，不必再追究。”当时马辅士英的富贵已经到了极点，只想通过包揽事务、结交各方来永远保住福禄罢了。贪婪而庸碌、误害国家，却不杀人的，是士英；贪婪奸邪、误害国家，又想杀人的，是阮大铖。沈侍御宸荃参加大行考选时，同乡中爱护他的人说：“马相君正在收罗俊杰任用，请带一千金作为见面礼。”宸荃变色拒绝。过后，这个人又来，说：“不必送金，只要穿便服投递一张门生名刺，立即立下价值千金的契券也可以。”宸荃说：“空口说话恐怕不足以取得信任，穿便服相见又恐怕连累相君。况且一开始就靠贿赂求进，相公又怎么会任用这样龌龊的人呢？”后来他参加考选，得到台省官职；起初上疏便受到阁臣侧目，又触犯同乡和掌道官员，不到六个月就被调到外地任职。外调奏疏将要上呈时，一个姓童的书办说：“部里的奏疏一上去，只有内阁能够挽回。我愿意替您筹措一千金，只求您发给我一张门生帖子罢了。”宸荃说：“如果用了书办的一千金，我就要受书办利用；况且我一向不肯做门下士，如今有急事才去投靠他，他怎么会相信我？”于是终于被调到外地。彭侍御遇（风岂）靠钻营求进，又滥卖官爵，放纵士兵而激成变乱。众人都说按年例应当任用遇（风岂），或者陈侍御潜夫；再不然就是王侍御孙蕃。乃遇（风岂）为马辅士英所庇，潜夫、孙蕃欲重处，遂议用游侍御有伦、贺侍御登选。有伦屡疏忤，时登选则与黄侍御耳鼎纠荐相左者，经数日，又易有伦以高侍御允兹，临开送铨部，则又以沈侍御宸荃易登选。宸荃居乡，遇废籍袁侍御弘勋，薄弘勋，以为不同道当处，而掌道张侍御孙振又憎其疏有“党邪丑正”四字，故外。张侍御孙振嗜好受贿。某侍御当面请求某项差事，弯下两根手指，孙振以为是二千金，便满面笑容地答应了。第二天，那人带二百金来，孙振忽然端正神色，大声说：“如果你用贿赂求取差事，我就要弹劾你！”那位侍御脸色大变，退了出去。沈侍御宸荃按惯例调任，乔侍御可聘经过时，安慰他说：“如今所忌恨而想除掉的，第一是仇怨之人，其次是异己，再其次是中立者，最后就要轮到主张调停的人。但只要在考察时一网打尽，从此似乎就要归为同一路了。不过最终还是会彼此撕咬，又会一哄而散。”当时东林党中现任官员已经同被牵连，只有在籍者还没有处分，所以张掌道孙振请求借改元之时进行考察；虽然京察已有日期，却来不及等待。孙振牢牢掌握河南道的印信，想等京察时再调任。刘侍御光斗、袁侍御弘勋因为资历深却没有得到任用，都很怨恨。因此乔可聘才把这件事告诉了宸荃。

译沈常少胤培奉命祭告周藩，回到浙江时，邀请朋友陆云龙同行。云龙说：“您在北方时以使者身份离开京城，不到半个月，时局就发生变化，如今又要出行了，时事究竟怎样？”胤培说：“您认为怎样？”云龙说：“看起来好像要失败了。”胤培说：“还像是等不到说要失败的时候。”当时蔡少宰奕琛被起用，我开玩笑对胤培说：“同乡来了，您这个佥院就要进入掌院了。”胤培说：“我今天的上策，是按次序升迁，做一个清闲冷僻的官罢了，佥院哪里能够做呢！不被任用，失败就快；被任用，失败会稍微慢些，但名声和地位都会丧失。我即使不能采取上策，难道至于采取下策吗？” 乔侍御可聘掌管河南道时，有一个同乡门生拿着刻有字号的一杯酒来进献，连续三次都被退回。吏垣章都谏正宸尤其严厉，一个同乡托沈常少胤培代为递送书信，胤培笑着说：“敢在老虎头上抓痒吗？”又说：“别人发怒时很可怕，只有章格庵笑的时候也很可怕。”一时之间，掌科、掌道的官员都操守严正，令人敬畏。闯伪防御使武愫到达徐州，张贴告示，把“自”写成“字”，把“成”写成“丞”，以避李自成的名讳。郭佥宪维经先前任廷尉时，因为刑部尚未审理完毕，只送来供词和拟题，他便上题请示；所以这次变了脸色，上疏争辩，驳斥说武愫不应处死，大概是没有见到这张告示。此时邹少京兆之麟垂涎佥宪的职位，唆使保国公朱国弼弹劾他包庇逆党，于是郭维经因此被罢免。杨纳言维垣巡按河南时，因为祥符季邑侯寓庸是他首先推荐的，所以这次又把寓庸列名写入推荐奏疏，同虞给谏廷陛等人并列。后来吏部再次上疏，只恢复廷陛等人的原官，寓庸却没有得到恢复。铨部只说等他服丧期满后起用，任烦剧之职；这是因为言官先前曾以贪污罪弹劾他，所以故意为难他。当时寓庸正在守制，听到消息后，立即解下丧服，换上乌纱帽、圆领和角带，同亲友宴饮了十多天。傅给谏櫆在天启年间，连续上疏弹劾左佥宪光斗、魏都谏大中等人，确实有过失；但与邪佞亲近的汪文言，本来就应当弹劾。解给谏学龙曾经对我说，当时众人很是称快。后来傅櫆因为弹劾魏忠贤，服丧期满后，终魏忠贤掌权的时期都没有出仕。至于说杀害光斗等人是傅櫆替魏忠贤策划引导的结果，也不对。张太宰捷多次称说他蒙受冤屈，但既没有起用他，也没有为他平反。有人说，崇祯年间他先因杨纳言维垣的奏疏被贬谪，所以朝廷有意不准许他复出。僧人大悲多次接受会审，言语荒谬错乱，曾说“潞王施恩于百姓，人人都服从他，应当让他做正位”等话，几乎酿成大祸。皇上在内殿召见阁臣，众人都请求宽容处理，以安定反叛者。只有张侍御孙振在审讯供词中写道：“大悲本来就是神棍，故意装成疯僧，似乎有人在幕后主持并提供线索。”又说：“难道是黎邱的鬼吗？或者是专诸一类的勇士吗？”言语多有挑动和激怒之意。当时孙振同阮戎政大铖想设陷阱坑害所有异己者，已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说法；如果不是皇上宽仁，大狱就要兴起了。听说马辅士英也不愿意，所以最后只杀了大悲。蔡辅奕琛本来是有才能的人。他入相后，杜绝用钱买官；进入部院和词林的人员，杜绝纳贡和买取教职；停止冒滥的职方任用；禁止部中以公札弹劾游击、守备等官而给地方造成危害；严格核查请托以及铨选中冒名顶替的人。又严厉约束金吾，不许增加差役、收受诉状，也确实进行了一番整顿振作。可惜根本已经溃败，勉强支撑又有什么补救；而且他在大节上已经丧失，不值得记载。陈侍御丹衷巡按湖广，尚未出发时，丹衷同马辅士英关系亲密。周仪曹镳被关在狱中，托丹衷转交书信和财物请求解救，东西还没有送到，就被厂役侦缉查获，所以丹衷按惯例调任长沙知府。许定国想谋害高杰，挑选了许多妓女，让两个妓女缠住高杰的一名士兵，又选了四名美貌妓女侍奉高杰。到了半夜伏兵发动时，高杰的一名士兵已经被那两个妓女牵制住了，因此战败。福建郭文宗之奇，凭庶常散馆的资格由仪部转任现职。王辅铎一向同之奇交好，因陆直指清源上疏推荐，便直接批复召回，并从翰林中破格提升，这是旧例所没有的。不久因为张抚军肯堂提出意见，又把他调到外地。忽而调入，忽而调出，简直像儿戏一样。旧例是，言官获赐环召回，必须有进言的功劳；通过京察得到这种待遇的，只有三人。戴给谏英因为房师薛辅国观受到牵累，按惯例调任后，又因考察认定行为不谨慎而处分；获赐环召回后，他弹劾韩翰林四维从逆，按理不应恢复官职。他又弹劾王济抚燮、王东抚潆不赴任，这些指控相当确实。吴给谏希哲因考察降职，获赐环召回后，怒气稍微平息，说话不想做得太过分。只有杨给谏兆升以淳厚谨慎著称。有人在张太宰捷面前诬陷我，说我将要唆使吴给谏适弹劾他。我听说后笑着说：“我一生从来不做这种事。过去我任刑垣时被贬谪，同郡的徐都谏耀仆曾对别人说：‘我主持言路已经很久了，后辈有人要进言，必定先来同我商量，只有李某不是这样；我早就知道他会有今天。’又如乔侍御可聘，素来同我被称为莫逆之交，但我也没有同他商量过，曾对他说：‘我所说的如果平正，就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如果愚直，那也只能由内心自行判断。假如同知己商量，岂不是会使我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而爱惜官位，或者使我中庸而爱惜自身，甚至使我抬高自己而爱惜君父吗？我一生不接受别人教导，难道反过来去教导别人吗？’诬陷我的人因此惭愧沮丧。”}], 按照旧例，六科抄录参奏的事项，都在各部回复时写入奏疏上报皇帝。不过，任用官员、施行政令等大事，就应当用奏疏争辩；抄录参奏的只是那些琐碎事务罢了。张都谏希夏当时任吏科官员，却偏偏把抄参当作惯例，像戴给谏英等人被察处这类事，本不应当与建言官一同环召；又如陈都谏尔翼推荐崔呈秀担任本兵，也不应当因逆案而录用。这些事情都不正式上疏争辩，只用抄参来收尾，而且还隐去被参者的姓名，把移任吏科的给谏说成恰好应当承担这个罪责，都是巧妙推卸责任。适逢此事下狱，事情便由此酿成。

译甲申年十二月间，高鸿胪梦箕【河间人。】的仆人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个小孩，便带着他一起走。傍晚时脱下孩子的内衣，里面赫然绣着龙。穆虎惊讶地询问，孩子胡乱说：“我是王子。”后来关系更加亲近，孩子才改口说自己是太子。走到京师，远远望见孝陵便伏地痛哭。梦箕起初还将信将疑，把他留下来深谈；每当谈到先帝和先后，孩子就放声痛哭。梦箕又问：“闯贼进宫时，为什么称呼你？”孩子泪流满面，故意作出羞愤的样子说：“叫我‘儿我’。”有时他娓娓道来宫中的事情，梦箕无法辨别真伪，这才开始相信他。梦箕起初想上疏报告，后来认为这是先帝的后裔，公开出来恐怕不能保全，便秘密送到杭州的宅第。孩子到了那里后更加骄纵，每逢酣饮就狂呼乱叫，有时口出大言、迈着大步走路，梦箕的侄子也无法制止。侄子害怕了，写信告诉梦箕；梦箕也感到害怕，命人用车把孩子送往金华的浦江，但外面的人已经议论纷纷。无奈之下，正月间上疏报告，皇帝立即派内臣冯朝进追回，到了绍兴才追上，并命府、部、大小九卿、科道以及过去东宫讲读等官员前去辨认查验。当时各位讲官中，刘中允正宗【崇祯戊辰，安邱人。】、李司业景濂都说：“太子的眉毛长过眼睛。” 这时，北使左少司马懋第的密疏也送到，说北方有一个太子，但不知道真假。询问西宫袁妃，袁妃说：“太子长着虎牙，脚下有痣。”到此一查，没有一项相合。接着询问他讲读的地方，他却把端敬殿错说成文华殿；问讲读的先后，他又把先读错说成先讲；问讲读完毕后写的是什么字，他把《孝经》说成诗句；问写了几行字，他又把描摹十大字、在旁边自己写小字的情形，错说成全部都是自己写的。又问：“当日讲读时曾多次向你提问，你还记得多少？”他说：“不记得。”又问：“讲案上放着什么东西？”他说：“不知道。”即使正宗、景濂也认定他不是太子。事情办完后，戴给谏英上前询问：“崇祯十六年，曾在朝廷审讯吴昌时，你带皇太子到中左门，当时发生了什么、说了什么？”又问嘉定伯姓什么、叫什么，他也都不能回答。当时吴昌时还没有说话，只有阁臣铎大声说：“是假的！”于是退下。不久，李总宪沾和几个人登上台阶，才跪在地上请求怜悯，自称是王昺孙之明，并非太子，先前的话是穆虎教他的；他亲笔写下供词交给李沾，李沾于是据实上奏。午后，皇帝召见群臣，对他们说：“我想到先帝以身殉社稷。” 话一出口，皇帝便流下眼泪，连续擦拭也说不成话，随后才说：“我今天在宫中侧耳等待，只盼着你们的奏报送来；如果果真是太子，就迎入大内，仍然立他为皇太子，谁知又不是。”皇帝感慨悲伤了很久。再次审讯王之明时，张侍御孙振命人搜查穆虎的衣服，搜出高梦箕侄子高成写给梦箕的信，信中有“二月三月前往闽地、前往楚地”等话。当时王之明和高梦箕还没有到，而穆虎又坚称自己不懂这些话。问他原因，原来他刚从杭州府来到这里，突然被捕，还没有把信交给梦箕。于是上奏复命。到了这时，才命各官在朝廷审讯王之明等人，官民都可以进去观看。刚开始审讯，黄得功的提塘官来到堂前，忽然拿出他刊印的奏疏，其中有“先帝之子就是皇上之子，如果赶快处置，恐怕东宫诸臣即使认出他来也不敢站出来承担灾祸”这样的话。于是旁观者更加怀疑；当时黄得功的奏疏还没有正式上呈。第三次审讯王之明时，三名御史登上大理寺公堂，把皇帝的圣旨安置在堂中央，三法司和锦衣卫都在侧面就座，御史坐在稍后的位置；此前从未有过这种安排。整个审讯都由张侍御孙振、李总宪沾指挥，即使堂官也只是唯唯听命。高梦箕等人到后，众人用好话诱骗王之明，对穆虎则施加严刑。然而圣旨中所说的“二月、三月究竟要谋划什么？前往闽地、楚地想做什么？以及主使和附从，人数很多”等几句话，他们至死也不肯供认。此前，高梦箕曾替史阁部可法购买硝石和黄磺，人们怀疑他想设圈套陷害可法。到这时，高梦箕却不提这件事，只是辱骂王之明，仰天叹息说：“我只是被无赖子弟欺骗了罢了。然而我出于一片痴心忠诚，天地可以作证！”法官对他毫无办法，只好请求提审高成等人。第四次审讯王之明时，高成已经从杭州府解送到这里，又对他严刑审问；他所说的闽地、楚地之事，只是含含糊糊而已。回奏后，皇帝命令再次审讯。高梦箕只请求处死自己；这一天，高梦箕和王之明才开始受刑。张侍御孙振等人坚持追问闽、楚之事，只有葛廷尉寅亮【万历辛丑，钱塘人。】私下说：“诸位估量一下朝廷的兵力，能够声讨左良玉、郑芝龙的罪行并掌握他们的生死吗？如果他们供认了，宽容他们就没有法令可言，彻底追查又会激起变乱。”孙振等人这才稍稍明白，便把这些话告诉马士英，从此不再追究。起初，高司寇倬【天启乙丑，忠州人。】拟定文稿时，一定要请正寺院三名御史也一同前往；但孙振挥笔涂改，亲自拟稿上报，后来所用的稿子全是他自己拟定的。童氏从河南来到这里，谎称自己是皇帝的元妃。刘良佐命妻子前去迎接，询问她的身世始末。童氏说自己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受册封，册封她的是曹内监。【按：这句话疑有脱漏或错误。】当时东宫有黄氏，西宫有李氏。李氏生了一个儿子，乳名玉哥，后来在寇乱中不知去向。童氏在崇祯十四年生了一个儿子，叫金哥，并咬破手臂作为记号，如今住在宁家庄。她说得十分确凿，刘良佐的妻子相信了她，跪拜她就像拜见皇后一样。刘良佐平时害怕妻子，听说后也相信了，童氏因此更加骄横。她所经过的郡县，有时官府供给稍有简略，便破口大骂，把桌子掀翻在地；有时看见路旁有人前来迎候，便掀开帘子露出半边脸，大声说“免礼”，听见的人既惊骇又发笑。到了京城，皇帝认为她僭越，命令送到镇抚司审讯。她起初还说自己确实是皇妃，等受刑拷问后，才说自己是周王妃，是误听别人把周王说成皇帝，所以认错了。有人认为，不在宫禁之内审讯她，却在狱中拷打她，是不合礼法的。童氏将到京时，马辅士英写揭帖向皇帝请求，说：“皇上的元良尚未确立，奸党和宗藩还怀有觊觎之心。如果这件事确实是真的，就应当先迎童氏回宫，秘密命河南抚按设法迎接皇子，以消除奸邪。如果认为童氏流离失散，不便让她成为天下之母，就应当把她安置在别宫，抚养皇子。” 从前汉高祖是开创基业的英主，吕后被项羽俘获，置于军中达数年之久。唐德宗的母亲被乱兵掠走，终身寻访也没有找到。宋高宗的母亲韦氏、皇后刑氏都被金人掳去，韦氏最终迎回，刑氏也在远方加封了皇后名号。古代帝王遭逢时运不济，像这样的事情很多，何况童氏只是寄居在外家，又有什么可嫌弃的呢！”奏疏写成后，因为跟随皇帝起兵的诸臣都说她是欺诈冒充，而且潜邸宫人中没有生过皇子的，于是此事作罢。到了这时，又把那份奏疏刊印出来，想为自己辩明，但人们最终还是不相信。

译王之明以假太子的身份到来时，少司农何楷【天启壬戌，镇海人。】与我一同验看，见到阮司马大铖等人傲慢自负的样子，便私下对我说：“这些人眼中已经没有君主了。太子到了，【原本没有“至”字，据《古学汇刊》本补。】他们难道会因为害怕而稍稍收敛吗？如果还这样，那反而是清流的幸运。”到这时，确实见到了王之明，于是上疏请求毁掉黄得功刊印的奏疏，皇帝同意了。皇帝宽厚仁慈却缺少决断，小人相互依附而结党作奸，民间流言喧腾，所以一听说太子到来，人人都高兴；而几位有声望的民间人物，说的话又足以取信于人，例如高辅弘图、徐太宰石麒、刘总宪宗周等人，却没有人在朝廷任职，因此事情越辨越疑，越疑越要辨。皇帝不得已，把马辅士英那份留中不发的奏疏公布给臣民看；那份奏疏大概是刚听说太子到来时，主张设法保全他的，但人们仍然不相信。皇帝在三月十九日先帝忌辰这天，到奉先殿祭祀先帝和先后并举哀，群臣都在太平门外祭祀，并把东宫和二王附带祭祀。当时群臣大多哭得失声。诚意伯刘孔昭哭完后，公开说道：“当年阻拦皇帝车驾、导致先帝驾崩的人是光时亨。如今霜露季节已经过去，而他还活着，怎样才能慰藉先帝在天之灵的悲痛！”说完，又大哭起来。将要散朝时，阮司马大铖才传呼着来到。姚学士希孟拟定惨死诸臣的谥号，只提到杨副宪涟【万历丁未，应山人，谥忠烈。】，却没有提到左佥宪光斗【万历丁未，桐城人，谥忠毅。】；又只提到周铨曹顺昌【万历癸丑，吴县人，谥忠介。】、魏都谏大中，却没有提到缪翰林昌期【万历癸丑，江阴人，谥文贞。】、周给谏朝瑞【万历丁未，南城人，谥忠毅。】以及周宗建、袁化中【万历丁未，武进人，谥忠毅。】、黄尊素、李应升四位侍御，看起来他心中似乎对这些人有高下之分。然而杨涟、左光斗并称，怎么能唯独遗漏左光斗？周宗建曾竭力为王佥宪德完【万历丙戌，广安人。】申辩，并与魏大中互相诋斥，他的论辩本来就铿锵有力，何况还连续参劾客氏、魏忠贤，连魏大中也对他心折。所谓“上殿相争如虎”，是说“为什么偏偏把他遗漏了”？如果说缪昌期的这句话足以判斩刑，他诋毁叶辅向高【万历癸未，福清人。】或许确实过于激烈；而左光斗在李选侍想垂帘听政时与她相抗，即使夏铨曹允彝【崇祯丁丑，嘉善人。】也认为他的做法过头，这一点他自己也不能讳言。崇祯年间，言官多次替左佥宪光斗等人请求赐谥，都没有通过规定，我也曾为此进言。南渡以后，我又重申这一主张。当时阮少司马大铖等人正掌权，嫉恨杨涟、左光斗如同仇敌。黄侍御尊素的儿子黄宗羲等人来到京城，准备为父亲请求谥号，见形势不利，便决定回去。幸好我先前奏疏中所说的惨死一案，本来就把正德、天启两朝合在一起论述，所以礼部再次上疏时，先列出蒋钦等数十人，随后才提到左光斗等人，当权者没有察觉，便一概批示准许。于是左光斗与周中丞起元【万历辛丑，海澄人，谥忠惠。】、缪翰林昌期、周给谏朝瑞以及四位侍御袁化中、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都得到了谥号。万工曹【万历丙辰，新建人，谥忠贞。】、顾副宪大章【万历丁未，常熟人，谥裕愍。】也一并得到谥号；即使各位忠臣的后人，也都认为这是意外之事。虞给谏廷陛在魏忠贤权势正盛时，曾上疏说“《要典》既已辨明，纷争喧嚣应当停止”，极力设法挽救，而且他所弹劾的本是孙司农居相【万历壬辰，沁水人。】，但逆案中却错误地说成弹劾赵太宰南星，所以徐冢宰石麒、夏铨曹允彝也称赞他。又如吕司马纯如【万历辛丑，吴江人。】原本没有歌颂魏忠贤的奏疏，逆案却误认为有；有人说纯如确实写过颂疏，只因霍戎政维华看出魏忠贤将要败亡，才替他删去，这同样是无凭无据的说法。有人被起用，有人被昭雪，各自都有说法；只有乔抚军应甲曾抚治秦地时贪污，却也恢复了官职，公论对此加以非难。毅宗听说京城被攻破，传下朱谕送到内阁，命朱成国纯臣总督内外各军，并把东宫托付给他。恰逢阁臣都已外出，朱谕于是留在案上，但朱纯臣并不知道。后来李自成入城，看到了这道朱谕，所以朱纯臣当天就被杀了。到了这时，皇帝忽然下令追赠他为王，把他同张辅相比。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儿子朱元臣向南逃窜，正在商议处置，害怕不能承袭爵位，所以想抬高朱纯臣的地位，为自己预先铺路。按近来的惯例，抚军都升任亚卿，偶尔升任纳言；廷尉则稍稍受到压制。到了这时，应安程抚军世昌【崇祯辛未，光山人。】忽然升任太常，大概是因为奸臣阮大铖先去拜访，世昌没有亲自答礼，只派人送去名帖，阮大铖因此怀恨，准备重重处置他。世昌托阮大铖的女婿设法解救，这才作罢。这表面上是升官，实际上却是压制他，而且也是在为朱抚军大典【万历丙辰，金华人。】腾出位置。李翰林明睿【天启壬戌，南昌人。】在李闯逆贼攻入京城时，曾被夹刑拷问，后来在北方任职，官至礼部左侍郎。他为先帝拟定谥号“怀宗端皇帝”，共十六字，又为周后拟定谥号“端皇后”，这些都是他拟定的。后来因为失仪被削职，于是渡海南归。他在奏疏中所说的“被逼迫勒令入朝，见到小酋不下拜，几乎被杀，幸好乘机逃回”等话，都是修饰之辞。到了南都后，他与志同道合的阮大铖等人在城外饮酒酬答了几天，最终却不入朝觐见，有见识的人对此非难。北兵和流寇正在河南相持时，十七年十二月某日午时，忽然在荥泽东南三十里的郭村出现一座大城，楼台、垛口、城门、门扇全都具备；北兵望见也惊骇不已，过了两个时辰才消失。人们认为这是中州局势沸腾动荡的征兆。皇帝命令台省列出投降逆贼的各官员，我把侯总督恂【万历丙辰，商邱人。】的名字送交有关部门，倪给谏嘉庆【天启壬戌，江宁人。】因为恂过去是自己的属官，婉转替他解脱。我说：“过去我任刑垣时，他正因司徒一职被拘押，诬陷我的人说我多次上疏主张宽刑，都是为了替他解脱，因此我也受到贬谪。后来我奉赐还朝北上，在路上遇见他，看见他作为服丧的大臣脱下丧服，仆从却都穿戴鲜艳华美。所以我根据他当日不孝的表现，怀疑他今日也不忠。”嘉庆默然无言。张太宰捷在先任北少宰时，曾推荐逆案中的吕戎政纯如担任太宰，南垣本来要继北垣之后联名上疏攻击他，只有杨给谏兆升不肯参加，因此被察处。到了这时，张捷决定让杨兆升恢复官职，不到一个月，杨兆升便连续升任至户科都谏。起初，杨兆升将要复官时，吏科张都谏希夏以抄参弹劾他，说不应让被察处的官员恢复官职；张捷不听，每次对人说：“我就是被吏科的抄参弄得很苦。”这件事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译袁江督继咸秘密写信给何少司农楷、倪给谏嘉庆等人，说：“左良玉虽然没有邪恶之心，但他身边刚直正派的人很少，势力已经形成畸重之势；身受宠信而不骄纵，是贤者也难做到的事。朝廷应当稍微借给督抚权力，以显示彼此牵制的形势。”两人把这些话说了出来，当权者却漠然置之。到了这时，因为假太子一案，喧传楚地有人说蓟国公吴三桂把太子送到史督辅可法那里，可法又转送到兴善寺；又有人说皇帝派韩赞周、卢九德两名太监前去辨认，他们一见太子就叩头，只有马辅士英前去查看后认为是假的。还有人说，过去给太子讲读的翰林方拱乾出来发出叹息声，几乎因此获罪，于是人们便不敢再谈论此事。然而史可法确实没有这件事，马士英则是和诸臣一起查看，并不是他一个人查看。至于方拱乾，马士英又从苏州写信召阮大铖前来辨验，方拱乾也没有因为叹息而获罪。左良玉听到这些传闻后产生怀疑，上疏说：“这件事不能由身边的两三个近臣裁决，应当由国人和天下人来裁决，使太子不失去王爵封号，皇上不失去至高的德行，群臣不失去忠诚勤勉。”这些话说得很正直。等到他再次上疏，竟说要束身前往朝廷，代替太子受罪；即使把审讯记录抄录出来给他看，他的疑心仍没有消除。恰逢此时皇帝命锦衣卫严刑审问，追究楚地、闽地的事情，导致朝廷内外都惊骇不已，认为一场大狱将要兴起。当时被革职的黄澍留在楚地，心中怨恨马士英；而左良玉手下的各部将领又害怕李自成逼近，于是极力赞成左良玉借太子的名义，焚烧武昌，向东进军。江督袁继咸听说闯贼南渡，担心他们从岳州进攻沙市，那样袁州、吉安就危险了，于是派邓林奇、郝效忠、陈麟三将守九江，自己统率副将汪硕画、李士元等去援救袁州、吉安。军队已经登船，又听说左良玉反叛，便重新返回九江，把各将领的家眷迁入城中，以此稳定军心；各将领则在城外列兵拒战。九江士民聚集在一起，说：“敌众我寡，兵力相差十之不及三，激怒他们，祸患难以预料。不如等左良玉到来，向他讲明道理。”各将领也请求收拢兵力入城防守，等待时机行事。袁继咸说入城会显得示弱，不可以。可是叛将郝效忠的部队已经不等命令，跟随家属先入城了。左良玉的船抵达北岸，写信说：“愿意与你握手告别，为皇太子而死。”九江士民哭泣着请求袁继咸前往会见，以缓解一方的危难。袁继咸说：“宁南的话虽然顺耳，但行动已经和从前不同，去了必定会落入他的计谋。”士民请求更加坚决，于是袁继咸同监纪余有灏一起到船中会见左良玉。左良玉说到皇太子被囚禁的事情，放声大哭。第二天，他把船移到南岸，说是想来请教；袁继咸认为让左良玉入城不方便，便和各镇将领一起骑单马前往。左良玉从袖中取出皇太子的密谕，强迫各将领盟誓。袁继咸正色说：“密谕是从哪里来的？先帝过去的恩德不能忘记，今上新近的恩惠也不能辜负！”左良玉大怒，监纪余有灏暗中踩袁继咸的脚，说：“再激怒他，事情马上就会发生变化！”袁继咸于是 აღარ再说话，只同左良玉按照宾主之礼作别，约定不攻破九江城。袁继咸回来后，召集各将领到城楼上，洒泪说：“以武力劝谏并非正道，晋阳之甲是《春秋》所厌恶的，难道可以和他们一起作乱吗？我已经劝宁南把檄文改成奏疏，驻扎等候圣旨了。”当时袁继咸正约束各将领坚守城池，但郝效忠早已暗中同左良玉约定；他的部将张世勋又一向同左良玉的部将张国柱交好，暗中调动左良玉的兵，夜里进入城中放火。一处火刚扑灭，另一处又起火。张世勋和郝效忠于是半夜劈开城门逃出，各将领害怕获罪，也都出城，同左良玉的军营会合。左良玉的军队混入城中烧杀抢掠，九江人再也无法辨认他们，妇女和财物全都被席卷而去。袁继咸整理好冠带，准备赴死。黄澍进入官署，拜倒哭泣说：“宁南本来没有别的图谋，是您以死成全了他的作乱，大事已经不可挽回了。”副将李士春秘密禀告说：“暂且忍耐到前途，王之明的事情还可以谋划。”袁继咸认为有道理，出城当面责备左良玉。左良玉当时正患病，靠着城墙望见城中的火光，放声大哭说：“我辜负了临侯。” 他吐血数升，当夜去世。众人秘不发丧，共同推举左良玉的儿子梦庚代理留后之职，急忙把船驶向东边。按照以往惯例，群臣入朝时，服色都不统一。【“入朝”二字依抄本甲及古学汇刊本补。】自毅宗即位以后，才开始命令统一穿玄色衣服，人们认为玄色是北方的颜色，阴气盛，不吉祥。到了这时，我向各位辅臣进言，认为仍然沿用开国初年的服色比较合适。各位辅臣答应了却没有实行，最终还是被北方军队消灭。凤阳皇陵发生灾异以前，乡里百姓远远看见陵中有两个人，一个穿朱色衣服，一个穿青色衣服，正在激烈殴打。不久又听到哭号声不断，于是带领几十个人拿着棍棒进去，只见两条狗踉跄着跑出来，知情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惠宗和孝愍皇后的谥号确定以后，又给靖难诸臣追加谥号，众人都说大典已经完备了，只有张仪曹采对我说：“难道唯独不顾念惠宗的弟弟和儿子吗？他们的封爵还没有恢复，谥号仍然悬而未定；如果对众臣都这样普遍办理，却对你们君主的弟弟和儿子吝惜，这仍然是典制上的缺漏。”我又上疏请求，于是孝康皇帝三个被降为郡王的儿子、公主中被降为郡主的，以及惠宗太子尚未获得谥号的、还有少子文奎被降为庶人的，有的恢复爵位，有的补行封爵，并且都给予谥号。当时太庙还没有建成，奉先殿也没有设置神位，我向张奉常元始进言，【崇祯戊辰，上海人。】从这时起才把帝后附祭于孝陵、康陵，诸位皇子也都附祭。二百多年间，只有这一次祭祀。经历了冬至、岁暮、春分三次祭祀，国家就灭亡了。易佥宪应昌【万历丁未，临川人。】一向很有声望，到这时已经年老了。他刚到京郊，戴给谏英就上疏纠劾他；他不辩解，也不推辞，最终还是到任。等到转任少司空，又被王给谏士鑅【崇祯辛未，金坛人。】纠劾。奉旨说不必深究，第二天他入朝谢恩，也不辩解，人们认为这是凤德衰败的表现。陈侍御以瑞【万历己未，进贤人。】在天启年间弹劾过许多人，后来被牵连进逆案，不久也被削职夺官，因此得以恢复官职。当时张侍御孙振掌管道御史，想把某人交给以瑞，唆使他去纠劾某某人，他都不答应。他每次同乔侍御可聘谈话，都追悔以前的过错，发誓不再做得过分。孙振对此不高兴，于是以瑞最终不能掌管道御史。

译钱宗伯谦益博览群书，尤其潜心于史学。他编写《开国功臣事略》时，听说我家有傅颍公三代庙碑，三次写信到江北，约定一定要得到它才罢休。他又自己说，读王弇州的史料，见其中说定远侯王弼被赐死，家产也被籍没。后来看到《楚昭王行实》的说法，立即写信托某位亲友到楚府索求《楚昭王行实》，得到后才知道王弇州所说不对。到了这时，他上疏说自己留心国史三十多年，请求在家中设局纂修。皇上命令他在任职之处办理此事，这是谦益的志向。然而他长期陷于门户之争，作为一个老人却诋毁东林、把人列入逆案，不知道写史时将怎样下笔？后来国家灭亡，史稿全都在绛云楼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实在可惜。应天府张教授丁干【崇祯辛未，光山人。】被罢职后回到中州，【钞本甲“州”下有“籍”字。】遇到流贼，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到这时，掌管铨选的人怜悯他流寓在外，补授他现任官职。【原作“补京官”，依钞本甲及古学汇刊本改。】他每次入朝，耳朵和鼻子都用木头代替，旁观者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宁南侯左良玉上疏说：“臣率领军队在途中，担心这百万之众一旦发动便难以收束，惊扰宫阙。而且臣要声讨逆贼马士英的罪状，郑重告知陛下：自从先帝遭逢变故以来，士英利用灾祸擅权，事事制造困难。逆案是先帝亲手确定的，士英却亲手翻案；《要典》是先帝亲手焚毁的，士英又重新修纂。改定思宗的谥号，公开表示先帝不值得追思。这是第一条罪。国家提拔和衡量文武官员，依靠名位和器重来激励人心；自从贼臣掌国以来，卖官鬻爵，京城里流传着‘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的歌谣。比如越其杰因贪污获罪被遣戍，不到一年就升为部堂；张孙振因贪赃污秽犯绞刑，不到几个月便通过钻营成为仆少；袁弘勋和张道浚一同在诏狱中定罪，却借着起用废官的途径恢复原职。其他如杨文骢、【天启辛酉，贵阳人。】刘泌、王燧、黄鼎等，有的行为如同猪狗，有的罪行等同叛逆，却都被任用而身居要职。这是第二条罪。内阁大臣负责票拟，政事归六部办理，至于兵权则不能兼掌。士英已经担任首辅，却任用亲信阮大铖为添注尚书，帮助他篡位弑君。他的两个儿子如枭獍一般，又掌握重兵作为呼应，简直是司马昭在今天复生。这是第三条罪。陛下选立中宫，关系到典礼大事，士英把这件事当作奇货，先挑选其中最差的人充任候选，罪行简直通于上天。这是第四条罪。陛下刚即位时，恭敬节俭、仁慈宽厚，士英却百般欺骗蛊惑，进献优童和艳丽女子来损害圣德；他每次对人说，坏事就归罪于君主。这是第五条罪。国家遭逢这样的大变，应当宽仁慈爱，以收拢人心。士英自从引荐任用阮大铖以后，因一点怨隙就杀人，对雷演祚、周镳等人罗织锻炼，反复牵连，尤其严重。他借三案为题，把平生看不顺眼的人一网打尽，使天下士民胆战心惊、离心离德。这是第六条罪。宫禁之中的秘密，哪里是臣子敢于谈论的，士英却遍布私人耳目，凡是陛下的一言一动，没有不窥伺的。他又招募人员潜伏在皇城中，假称禁军，以观察陛下的动静，动不动就说废立之事由我决定。这是第七条罪。如今皇太子已经到来，君位的授受十分明确，士英、阮大铖却一手强行抹杀，杀掉了能够辨认他的方拱干，反而听信结党谋划的刘正宗。怎么忍心把先帝已经立了七年的嗣君交付给幽禁？凡是有血性的人，都想把士英、阮大铖等人碎尸万段，以告慰先帝。” 这不是臣个人的言论，也是各位将士的言论，更是天下忠臣义士以及普通男女共同的舆论。伏望立即把他们押到市曹处死，传示首级，以发泄民愤。” 我因奉命祭祀禹陵，已经领取了辞朝的票拟，听说左帅良玉反叛，便缴回票拟而不去，说：“没有事情时享受它的荣耀，有事情时却躲避灾难，这是臣下之道吗？”恰好黄侍御耳鼎的一个仆人从武昌来，错误地说左良玉还没有行动，原来只是讹传。乔侍御可聘把这件事告诉我，马辅士英听说后，也摆设筵席庆祝生日，穿朱衣的人挤满了门。我说：“这里不能再留下了。”于是又领取辞朝票，提前士英生日一天出发。过了两天，攻破安庆的消息传来，北方的战报也随即传到。人生的遭遇，难道也是有定数的吗？自从马士英、阮大铖掌权以后，群臣每天都担心潞藩有觊觎之意，又借东林不忘拥立皇帝为题加以剪除。我说：“只要把惠、桂二藩迁到京畿附近，等候皇太子出生；即使还没有出生，也自然还有亲藩在。那两藩而已，有什么可觊觎的，又有什么拥立之事可说？”当时众人都认为我的话对。后来下令让二王以及安仁、永明二郡王一同前往京畿居住，正是采用了这个意见；恰逢国家灭亡，事情没有实现。袁江督继咸和袁侍御弘勋多次上疏争论三案，左镇良玉也有奏疏帮助他们，人们怀疑他们互相勾结。因此两次推举他们担任刑部、户部侍郎，想等他们入朝后设下陷阱。皇上发怒说：“那里需要继咸，这里难道就需要继咸吗？还一拟再拟！”于是都没有点名任用。袁江督继咸先被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忌恨，心中不安。吴应箕、【贵池副榜。】张自烈都是知名士人，同继咸交好。应箕送信给继咸，劝他请求解除刘泽清的职务，借助左良玉的力量，保全自身以安定朝廷。只有张自烈写信反对，说：“自古以来，从没有正直之士、善良之人依靠权臣的羽翼来保全自己的。那只不过是‘枉尺直寻’的说法罢了。且不说各镇反复无常、不值得依靠，即使侥幸为我所用，靠它苟且保全自己，这件事一旦传遍远近，又凭什么彰明国家法令？将来史册记载此事，又凭什么向清议交代？况且各镇暗中凶暴险恶，彼此争斗，转眼就会糜烂到无法挽救，怎么能替我们这些人作屏障呢？”他又说：“左良玉横行专断已经很久了。如果借助他的力量，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一定会暗自认为江督是在博取我的声援，应该感激我。这样一来，必定事事按照左良玉的意愿去做，稍有抵触，他一定会怨恨，不肯听从。而且朝廷内外又会认为左良玉长期占据上游，使正人不受祸害、盗贼不敢放肆，这些都是他的首功。这样左良玉从此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其他各镇也会从此渐生跋扈之心。这样哪里谈得上保全自身、安定朝廷呢！”当时众人都认为他的话说得对。

译我为开国功臣廖永忠【楚国公永安的弟弟，巢湖人。】请求追赠谥号，获准追封为庆国公，谥号为武勇。不久，永忠的后人到我这里呈文，说：“过去文皇帝诛灭方孝孺十族，在九族之外把门生列为一族。当时永忠的两个孙子都先后受业于孝孺，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戍边。到万历年间，屠侍御叔方【万历丁丑，秀水人。】上疏，请求归还各忠臣族人中长期戍边的人，他们才承蒙恩典得到赦免。只是没有想到孝孺把门生列为一族，所以那道奏疏没有涉及此事。直到今天仍在勾取他们充军，他们世世代代受此祸害。请求把呈文转交兵部，特为免除他们的军籍。”我看后感到悲悯，立即向各位枢曹官员说明此事，恰逢国家灭亡，于是事情就此中止。徐冢宰石麒等人联名上疏，请求把于忠肃谦的后人封为伯爵。这道奏疏是黄侍御澍起草的，其中说“与寿亭侯相比功烈”，又说“都城隍的称号空悬”。这显然是不知道汉寿是封邑，所以才说成寿亭侯；“都城隍”是齐东的说法，怎么可以写进奏疏报告给皇上呢？他又替左良玉起草奏疏，说“改谥思宗，就是认为先帝不值得追思”，却不知道“思”是谥号的含义，并不是“思念”或“不思念”的意思。不学无术竟到了这种程度。左良玉的军队有一半像盗贼，十分淫乱残暴。他们每到百姓家中索取贿赂，就用木板夹住人烧烤，肥胖的人有时脂肪都流到地上。他们又掠夺妇女，在市集上公开奸淫；如果把人带上船以后，妇女有时望着岸上，看到父亲或丈夫哭泣，便立即把她的身体和首级分开。我同年吴户曹应恂【崇祯辛未。】先前任楚令，曾对我说起这些事，至今还抽泣不止。如果他们进入南都，所造成的荼毒一定有难以言说的地方。袁督继咸多次上疏，同左帅良玉相互呼应，人们怀疑他同左良玉勾结。等到左良玉反叛、军队抵达九江时，继咸被众人胁迫出去迎接，于是丢失了九江，朝廷内外一片哗然。大家都认为他同左良玉共同谋划，即使是同乡万冏少元吉【天启乙丑，南昌人。】也曾秘密对乔侍御可聘说：“确有其事。”后来继咸抗节而死，北方人这才明白他并没有别的图谋。湖广巡按王中丞骥【崇祯戊辰，丹徒人。】居住在京口，在城内到处开设质库。他每次吃一盂鸡羹，非鸡腿不吃；厨师一定要杀三只鸡来供应，剩下的肉全都丢弃。又每当烹鱼时，一定先把燕窝放进鱼腹中，然后才食用。他所使用的木器、瓦器，全都是花梨木器和古窑器物，豪奢到了这种地步。当时北方军情告急，王骥正以巡抚身份入朝觐见，还没有到达京城，已经加授兵部侍郎了。姚少廷尉思孝任给谏时，极力维护门户之争。到了这时，他因考察而忧虑，我说：“如果不是应当考察却加以考察，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公道昭明，洗清过去的冤屈，那么今天坠入深渊的人，正是将来登仙的人。”后来我奉命出京，思孝又说应当把当权者交给他守城，我写信给他说：“各位表面顺从、内心险恶，不能说他们是可以相互了解的好朋友。”思孝无法决定。后来北方军队进入京城，他剃发做了和尚；又被人逼迫，最终还是出来会见。左良玉的军队和北方军队相互逼近，皇上召见群臣商议。姚廷尉思孝、乔侍御可聘、成侍御友谦【崇祯甲戌，海门人。】都是扬州人，他们上奏说：“左良玉的进兵稍慢，北方军队尤其紧急，请不要撤走江北的兵马，应当坚守淮、扬，控制颍、寿一带。”皇上说：“刘良佐的军队撤回后，应当留在江北防守。”当时马辅士英站在皇帝面前，指着他们骂道：“你们这些东林党人，还借口防守长江，是想放纵左逆进犯吗？北方军队到了，还可以商议；如果左逆到了，那么你们这些人身居高官，只有我们君臣一起死罢了！我已经调刘良佐的军队渡过江南了。宁可死于北方军队，也不死于叛逆之手。”满朝都因此变了脸色，时人讥讽他像贾似道一样放弃淮阳。当时皇上虽然忧色显露在脸上，仍然回头问友谦：“是成某吗？”大概是过去皇帝播迁流离时，友谦曾在危难中供给过他。左良玉反叛以后，九卿和十三道联合上疏声讨他的罪行。奏疏上呈后，已经两次得到圣旨，只有六垣的奏疏还没有上。当时吏科都谏吴希哲起初大声说：“今天重要的不是楚地，应当拿出各位公卿的奏疏纠劾内阁首辅，并且请求坚守江、淮。”然而他犹豫徘徊，始终不敢这样做。后来他上了防守长江的公疏，之后又因为没有上疏讨伐左良玉，被罚六科俸禄。金吾于之英既然借助谦后的关系，又因为奥援很多，几乎要冒充伯爵。乔侍御可聘认为他不是谦后的嫡系，便向掌道张侍御孙振说明；十三道中没有人拟写题本，于是只封谦为临安伯。当时人们称浙江有三位大功臣：刘基为诚意伯，王守仁为新建伯，到这时于谦又被追赠为伯爵。周礼曹镳、雷佥宪演祚被赐死，王侍御懩穿着吉服奉旨进入狱中。王懩此前曾上疏请求斩杀这两人，演祚说：“王懩能斩下我的头吗？”周镳察觉后，对他说：“如果不能斩下我的头，穿吉服来做什么？”两人各自写完家书，又互相在腹部写下“先帝遗臣”四字，然后上吊自尽。演祚临终遗命不要下葬，把棺材放在雨花台，仿效伍子胥挖眼的意思。不到一个月，京师就失守了。刘总宪宗周因为声气相投的缘故，向来很看重周仪曹镳。一天，他会见章吏部正宸，问道：“像周镳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品行纯粹吗？”正宸说：“不纯粹。”宗周问为什么，正宸说：“言论有余，而行动不足。”宗周默然不语。又有祁少司农逢吉【天启壬戌，金坛人。】，周镳和他是同乡。周镳被赐死时，梁少司马云构【崇祯戊辰，兰阳人。】也在座，对逢吉说：“你们贵乡一天杀了两个贤人吗？”逢吉说：“只有一个贤人。”他认为周庶常锺才是贤人，可见他厌恶周镳到了这种程度。唉，这话说得过分了。杨副宪杨维垣首先攻击崔逆，将其列入逆案并遣戍，因此夏铨、曹允彝在《幸存录》中也认为这是过错。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唯独在于攻击熊经略熊廷弼。熊廷弼的功劳多于罪过，至于指称附和邹总宪邹元标和赵冢宰赵南星的人都是邹党、赵党，并想同熊党一起禁锢，尤其荒谬。后来杨维垣起任南都，议论有时偏颇，但实际作为没有瑕疵；幸而他以殉国这一行动，足以洗刷以前的过错。却有人诬称他杀妾后潜逃，最终被乱兵杀死，这种说法实在该受严惩。

译江南陷落后，左少司马懋第向南痛哭，尽情哀悼；中军艾大选先剃发，竭力劝懋第早日投降。懋第大怒，将他勒死。与艾大选同谋监管军饷的傅浚【崇祯庚辰特用榜，广宁县人。】害怕了，便告发懋第勾结齐地盗寇，图谋危害京城。摄政王派兵进入住所，勒令众人剃发，懋第大声说：“我的头可以被砍断，我的头发不能脱落。”当时兵部陈司务陈用极、王游击王一斌、张都司张良佐、王都司王廷佐、刘守备刘统五人，都与懋第志同道合，于是一起被押送刑部，重重炼刑三遍，不久又移送水牢，七天不吃不喝，逼迫投降都没有答应。被押去见摄政王时，懋第穿着母亲丧服，同陈用极长揖行礼，面向南坐下，看见各位投降的大臣排列在台阶下，便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是哪家的臣子，竟摆出这副面孔？”各投降大臣都局促不安，无地自容。摄政王数说懋第假立福王、勾结齐地盗寇的罪状，懋第抗辩说：“先皇遭受重大变故，按照亲疏和长幼次序，应当立福王，怎么能说是假立？山东豪杰都是忠孝而有作为的人，先前他们来拜见我时，我都用大义勉励他们，他们也不是地方盗寇。”懋第又一一列举摄政王不亲自到郊外迎接使臣、不用龙亭出城迎接御书的罪过，并说艾大选剃发劝降应当处死，说：“我是有血性的男子，到了这里，只有一死罢了。” 当时摄政王指着陈用极说：“你是什么人？也不下跪。”陈用极说：“我是兵部官员，三尺高的孩子都以拜异族为耻，何况我堂堂大明人物！”摄政王发怒，下令捶打他的脸。陈用极吐血大喊：“士人可以被杀，不可以受辱！”摄政王又平静地说：“你们不怕死，都是忠臣；但投降也不会失去富贵。”懋第说：“剃发还不如砍头。”摄政王命左右拖他们出去。到了菜市口，仍派投降的大臣劝说：“先生害怕吗？”懋第说：“不要问我怕不怕，请问你们这些人羞不羞？”到了顺城门，又派满官以封王来诱惑他，懋第说：“我宁愿做大明的鬼。”将要行刑时，懋第回头问五人有什么打算，王一斌等都说：“愿意跟随您赴死。”懋第说：“好，好，只是恐怕你们日后会后悔。”陈用极大声说：“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可怨恨的！”五人再次一同表示愿意。懋第面向南叩头，哭着说：“臣的心愿已经尽了。”于是被杀，五人都争着赴死。当时忽然四面风沙大起，把集市棚屋卷上云际，屋瓦全都飞起；围观者将近一万人，全都为之流泪。同行的门人咸默、徐玄敷把懋第等人葬在白马寺旁，又将陈用极的遗骨焚化，背回昆山故里。马辅士英被黄侍御黄澍弹劾，秘密上疏说：“皇上能够登位，是由于我和四镇出力，其余大臣都心向潞王。今天弹劾我让我的职位离去，明天就要拥立潞藩了。”皇上相信了他的话，因而哭泣了很久。此后一切朝廷事务都委托给士英，自己只在宫苑中狂奔乱走，像失了心神一样。后来听说北方有警报，十多个宦官挟持着他出奔，外面的官员还不知道这件事。又有人说士英听从阮大铖的奸谋，想借“三朝典要”和“挺击”事件兴起党人之狱；皇上唯独没有答应，由此也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了。大概是柔弱迟疑有余，而明断不足。刘翰林刘正宗、张侍御张懋在弘光年间都在南都任职。国家灭亡后，他们兼程北上，得以补任原来的官职。后来刘正宗官至大学士，张懋不久调任外官。才华高、行动快，也未必就能把一切都夸耀为功绩。万历四十四年丙辰，是北方天命元年，也是沈同和【吴江人，赵鸣阳代作事发觉，遣戍】因天命元年而被罢黜革职的那一年。中国没有年号“元”，外国却有年号“元”；而且那个年号所倚重的洪承畴，已经在这一科考中考取优等。弘光乙酉年二月，有几十个五色的太阳彼此映照，光辉灿烂，互相激射，从未时一直到酉时才消灭，天空和太阳都因此昏暗。杨纳言杨维垣曾对我说：“当时不应当立即驱逐李选侍。选侍被驱逐后，客氏就得以进宫，这是因为宫中没有内主的缘故。”这也是一种说法。

译补遗 刘总宪刘宗周【万历辛丑，会稽人】有一篇奏疏说：“天道有阴阳，人事也与之相应；在人事上表现为君子和小人。君子和小人的进退，就是国家否泰变化的关键。圣人曾经在人物初次进入仕途时就极其慎重：在泰卦初爻说‘拔茅茹’，在否卦初爻也说‘拔茅茹’，同样是拔取茅草，却还没有辨明所拔的是君子还是小人。君子固然自己勉励成为君子，小人也往往忘了自己是小人；圣人于是加以微妙辨别，把否卦系于守正则吉，又借此扩大选用善人的门路。唉！辨别得不早，就没有不让小人压倒君子的，世道也因此败坏。如今天下谁愿意甘心做小人？臣请以事实来说明：当初陛下在海甸登基，实在是上天安排的，人力哪里能够做到？然而有一个人凭护卫车驾的微小功劳，居定策之功，进入内阁，并晋升中枢宫衔、享受世袭荫封，这个人不就是先任凤阳总督马士英吗？又因为士英入凤阳，而使司马离任；临敌更换将领，坐失军机，也正是士英所为。于是先任吏科给事中李沾，详细陈说定策之事，挑动并激怒廷臣，造成彼此水火不容。诚意伯刘孔昭又因功劳赏赐不均而向冢臣发怒，导致朝廷上聚集争辩。” 各位大臣的品行不同，却彼此分类相从，大体上形成了“拔茅连茹”的情形，于是互相庇护的势力纷纷兴起。借着知兵的名义，就可以使逆案化为灰烬；放宽对反正之人的接纳，就可以提拔逃官。两家的宾客，彼此讥讽，却又彼此挟制。朝廷中的党争正开始兴起，哪里还有空闲谋划河北的贼患？立国的根本计策已经疏忽，又怎么谈得上匡救攘除的方略？【此处原文存在大段严重OCR乱码，无法辨识。】至于分割江南、黄梅四镇以自卫，任意改变黄梅镇的旗号，那么都是高杰一人有意倡导的。国家竟到了这种地步，人心也就可想而知了。督师的粮饷已经接济，北伐的声势也完全衰竭，估计两个月内不能再走一步到江北。尤其值得忧虑的是，京营一军，自祖宗以来都由勋臣掌管，枢贰辅佐；到了先帝时才设置内臣提督，成败的征兆由此可知。陛下建国之初，正可以讲求祖制，以焕发新的谋略，却没想到又有卢九德的任命。所谓以重驭轻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士英也不能推卸责任了。总而言之，夷狄和盗贼都是由于小人的气类感召而产生的；小人与宦官又往往互相表里相应。自古以来，从没有宦官掌管军队而天下不败坏的，也从没有小人被起用掌权而专门统领一方的人能够在地方建立功业的。惟愿陛下亲自为社稷谋划，首先辨明阴阳消长的关键，独自振作朝纲，赶快命令士英仍然出任凤阳督师。这样他驾轻车走熟路，可以联络各镇，逐步决定用兵方略；各将领中仍有不听命的，就立即依朝廷大法处置。这样一来，向北可以抵御敌人，向西可以消灭盗寇，向南可以收复荆楚；只要各将领所到之处，都可以重新封赐土地，士英也就可以凭功名终其一生。如果现在任命史可法为督师，即使不让他回到中枢，也可以从淮河向北，经过黄河以南，另行开设幕府，与士英互相牵制。这样将会看到，疆场上的大臣在外部已经和协，朝廷中的大臣在内部也能和协，中兴事业，难道不就要依靠这种局面吗？至于京城提督一事，也在于陛下独自决断而将其搁置。”奏疏呈上后，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刘总宪刘宗周因马辅士英请求退休的一篇奏疏中多有讥刺之语，于是说：“臣前一篇奏疏规劝并涉及枢辅马士英，士英便闭门请求退休，以致烦劳圣明下诏，表示要和衷共济，臣的罪过更加重大。但士英却单单因为臣的奏疏追念痛惜先帝，便给臣加上目无君父的罪名；又因为丧服尚未服满，臣自称草莽之臣，便一并给臣加上不臣于天子的罪名。这样说来，臣即使死也罪有余辜。臣本身不足惜，只是这样会使天下人立即认为先帝可以忘记，凡是痛惜先帝的人就都被说成不臣，这分明是在为乱臣贼子树立旗帜，那还把皇上放在什么位置？士英急于自我表明的，是他定策的功劳，臣难道说他没有功劳吗？只是可惜，他所居的功劳还没有完全兑现。假如士英果真有定策之功，那么如今讨贼复仇该有多么急迫！既然坐在中书省的堂上，又掌管枢密事务的重任，三个月以来，什么事情没有办成？如果他能够向东扫除、向西荡平，立即取得仇人的首级，悬挂在宫阙之下，使祖宗疆土全部安定并纳入版图，那时论功行赏、饮酒庆功，即使达到周公、召公、方叔、尹吉甫的功业，又有谁会议论士英呢？可是现在江北四镇危急，几乎分崩离析，士英没有听说调度过一件事情，只任由各镇彼此争强，以便各自谋利，于是使军队进攻没有恢复故土的谋划，退守也没有划江而治的计策，日复一日，败局难以挽回，士英将凭什么保住以前的功劳，难道最终不辜负皇上的恩德吗？” 假如说另有特别的机宜，臣就请翘首等待，看看究竟是什么。”奏疏写成将要上呈时，恰逢高辅高弘图说：“士英还不能立即离去，恐怕水火之争不能停止，将成为日后善类的隐患。”于是这件事便停止了。刘总宪刘宗周听说刘东平刘泽清弹劾自己，便上疏说：“国家之所以能够长久而不败坏，所依靠的不过是这些纲纪法度罢了。本朝受命三百年以来，从没有武臣参与文臣之事，尤其没有武臣无缘无故想杀害宪臣的；也从没有武臣身在外地，却动辄操纵朝廷的是非长短，使士大夫都出自他的门下。有这种事，都是从刘泽清开始的，一时之间，纲纪法度全都荡然无存。至于泽清想杀害臣的理由，是所谓朋党之说。自神宗朝朋党之说兴起以来，空耗国家的祸患逐渐积累，已经难以化解；其中所谓的党人，早已湮没无闻、化为尘土，过了一二十年，臣还苟且活在人世间，世人正指臣为党人的遗孽，到此时本应当在殿前等死了，又何必等泽清来说？只是泽清还自夸是国家的劳臣，竟敢实行诛杀君主身边之人的举动，如同温峤、董卓的故事，朝廷怎么可以置之不问？臣忝居大臣，按道义不能接受侮辱。臣仰望皇上，先将臣罢免斥退，同时把泽清原来的奏疏交付廷议，议定是否应当诛杀臣，多少保存一丝法纪。即使臣确实罪当诛杀，也幸而不是死在盗贼手中；即使死去，也如同活过一生。陛下难道没有看见科臣韩如愈死于非命吗？” 然而直到如今，竟然没有人过问这件事。时局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痛心。”奏疏上奏后，被留在宫中。

译刘总宪刘宗周受到四镇诬蔑诋毁，没有写正式奏疏进行辩解，只写了一份揭帖说：“国难正深重，现在不是臣子争辩口舌的时候；但是其中关系到臣下的道义，有些事情不能直接置之不问。君臣之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以逃避，何况遭逢先帝非同寻常的变故，臣子难道敢以平常礼法自处，只因为自称草莽孤臣，就成为不臣吗？况且臣的身份是百姓，想署前任官职，前任已经没有官职；想署新任官职，新任又尚未任命，所以称草莽孤臣，正是说的实际情况。君父的丧事只有一个道理：礼制规定在举行卒哭礼以前称孤子，那么二十七日以内，对臣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你们却想借此杀害臣，臣不接受。至于亲自出征的说法，是臣仰体皇上急于复仇的心意，认为计划必定要从这里出发；即使借此先发出声势，以谋求实际成效，保存这种大义以激励人心，也属于兵家不能废弃的策略。你们又想借此杀害臣，臣不接受。正当贼势汹汹之时，贵镇忽然传出把家眷寄居江南的说法，已经阻挫了士气；不久又割地讲和，争着把维扬当作奇货，兵民互相仇杀，究竟是谁激成的？几个月以来，只因各镇的事情，朝廷屡屡耗费精力处置，导致坐失北伐时机，将用什么话向天地谢罪？” 激成变乱的罪责，臣更加不接受。至于梃击一案，与臣毫不相干，却想借这个罪名杀害臣，臣难道甘心接受吗？寻求其中的理由却找不到，只粗鄙地说这是道学。穰苴说过：‘将领接受命令的那一天，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家。’霍去病说过：‘匈奴还没有消灭，凭什么谈论家呢？’这也是道学，却是君子不能废弃的道理。贵镇难道偏偏不知道吗？从今以后，贵镇幸而一心一意办理贼寇之事，只进不退，以副皇上的知遇之恩，不要再做江南之梦，与古人争一番功烈；这样即使臣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刘泽清等人无言以对，刘宗周于是请求离职。夏铨、曹允彝居丧期间，写了《降贼大义》【按：古学汇刊本作《着降贼大议》】。其中说：“有人问：‘唐肃宗在安禄山叛乱时，把罪人分为六等，第一等处死，第二等赐死，第三等重杖一百，后面三等分别流放贬谪。如今可以仿照吗？’回答说：‘这不一样。唐朝长安虽然陷落，唐玄宗和唐肃宗都还在，先帝如今在哪里？君主死了而臣子活着，比唐玄宗、唐肃宗时应当加重一等。’有人问：‘唐德宗在朱泚叛乱攻破长安后，先杀死投降朱泚而受到宠任的官员崔宣、洪经纶等；德宗到了凤翔，又杀乔琳、蒋镇、张光晟等。如今可以仿照吗？’回答说：‘这也不一样。朱泚刚起兵时，只是姚令言等几个逆党罢了；如果没有崔宣等人帮助他，哪里能像这样横行？如今李闯的势力已经形成很久，那些投降贼人的人，是自己背负皇恩、丧失节操的，并不是同李闯这个逆贼一起起事的，因此在依法惩处中应当有等级差别。’有人问：‘先帝曾经钦定逆案，可以仿照吗？’回答说：‘这又不一样。魏忠贤、崔呈秀虽然图谋危害宗社，杀害妃嫔，屠戮忠良，却没有弑杀君主。如今逆闯的罪，难道能同魏逆相比吗？跟从逆贼的人，应当加重刑罚，还有什么疑问？’有人说：‘比照唐朝的六等，应该加重一等，这就对了；那么应当怎样定罪？’ 回答说：‘罪重的处死并籍没家产，次一等处死，再次一等赐死，再次一等重杖并遣戍，再次一等远戍，最轻的一等流放近地，不采用贬官之法。’有人问：‘加罪一等，实际上仍是六等；如今投降贼人的人，应当按哪一等罪判处哪一等刑？’回答说：‘宋企郊【崇祯戊辰，干州人】、张嶙然【义乌人】、黎志升【崇祯甲戌，华容人】、韩琳【万历丙辰，泾阳人】、安伸【万历丁未，淄川人】、白广恩、陈永福等人，跟随贼军攻陷城邑，有的负责搜查宫殿，有的负责施刑，都是大逆之罪；一般跟从逆贼的人，不在这一类。所谓跟从贼人的，都是都城被攻破后屈节投降的人。其中罪最重的，如何瑞征【崇祯戊辰榜眼，信阳人】、杨观光【崇祯戊辰，招远人】、韩四维、党从雅【天启乙丑，宝鸡人】、薛所蕴【崇祯戊辰，孟县人】等，接受贼人的宠信任用，做了贼伪政权的大臣。周锺亲手起草伪诏，称先帝为独夫，称逆贼为尧舜。杨廷鉴【崇祯癸未状元，武进人】……” 陈名夏【崇祯癸未探花，溧阳人】、魏学濂【崇祯癸未，嘉善人】，有的进献条陈，有的制定仪注，有的请求催运漕粮，这是弥天大罪，列为第一等。投降贼人而担任重要官职，并且比原来的官职加以升迁，例如庶吉士直接接受伪政权的编修、简讨之职，科道官改任伪弘文，少卿改任伪正卿等职，如果不是最早投降、最谄媚奉承，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列为第二等。投降贼人后仍担任伪政权的重要官职，虽然没有改动原来的官职，也同样是受到贼人宠信任用，官位尊贵如伪卿寺，职位重要如伪弘文、伪吏政、伪谏议、伪漕院、直指等官，怎么能从轻发落？列为第三等。已经接受伪官，后来被贼人疏远，名声不太显著的，列为第四等。起初曾受夹刑，不能守节而投降，又不太出名的，列为第五等。进献金钱、女子，以讨好贼人求得免死，却借故没有接受伪官的，列为第六等。这样处理似乎也很公平。其中有已经接受贼官，却在五月十四日以前、贼军尚未败亡时自行逃回来的，可以视其原来的等级减一等或减二等。又有不是在五月十四日以前，而是在贼军败亡后逃回来的，亲自投案受审，良心尚未完全泯灭，也可以酌情在原等级上议减一等。只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归来；归来后又不出面，虽说是逃回来，实际上是接受贼人的差遣，将要充当内应。这种人无论何时逃归，都断然难以减轻罪责。”又说：“唐朝因为过早制定六等之法，导致归附叛逆的人更加坚定，又召致史思明再次作乱。如今刑法条文太过严酷，岂不是会激使他们叛乱吗？”回答说：“臣子们所讨论的只是法而已：有的诛杀乱党而使叛乱平定，有的姑息乱党而使祸乱滋长。那些跟随贼人的人，都是误国的庸碌之徒，并非纵横捭阖、才险过人的人物。贼人灭亡之后，难道依附贼人的人还能支撑下去吗？然而国家不能不制定一条法律，用来对待杀贼归国的人：凡是跟从叛逆而尚未归来的人的家属，拘禁其妻子，登记没收其家产，等候三年；如果有人能够擒获贼人的首领、为国家建立功劳，就赦免他。即使是像宋企郊等人，只要能够斩杀闯贼以及刘、牛等贼，也可以赦免。只有最终仍不归来，才加重刑罚，诛灭全族，登记没收家产，这就不是六等之法所能议论的了。”这项议论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有道理。

译徐谕德汧居家期间，因时事而感慨愤懑，写信给同僚说：“今天对于贤人和邪人的辨别，不能不明确；对于彼此异同的看法，也不能不加以消除。如果以君主和百姓为心，那么和谐统一就达到了极点，不必结党聚群，自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把履行职掌作为要务，那么谋划考虑各有分工，不必破坏党同、涣散群体，自然没有不相同的地方。任用人的人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竭尽心力的人是君子，否则就是小人；修治职务、完成事业、竭尽节操而奉公的人是君子，否则就是小人。这样区别流品，澄清清浊而不发生差错，所以人们说，异同一旦确立，贤邪的界限就明白了；却不知道，只有使异同得到消解，贤邪的流品才会显现出来。先帝十七年勤勉警惕，最终却使鼎湖在寇孽手中悲泣，使椒殿倾覆于贼人的烽火之中，这是什么缘故呢？实在是因为这些年以来，是非混淆，士大夫的精神才智从未用来为君主和百姓勤劳忧恤，也没有用来对职掌深入谋划；发展到末流，甚至把君主看得如同胡越之地的肥瘠一样漠然，把自身交给仇寇，如同秦楚之间朝夕反复无常，难道不可痛心吗？如今我朝皇帝中兴，百官在位，自然应当洗心涤虑，侍奉我一人。能够匡正辅弼我君主的，就提拔他；否则就像鹯鸟追逐雀鸟一样，绝不迟疑；能够使这些百姓安定生活的，就任用他；否则就像为禾苗剪除莠草一样，不要拖延；能够尽心尽力履行职务的，就提升他；否则，对尸位素餐的官员、败坏政务而只图方便谋私的人，不要宽贷。不要因为相貌体态不讨人喜欢，就疏远耿介而特立独行的人；不要因为诚实质朴而没有文饰，就失去一心向公的士人；不要喜欢听到浮泛的声名，因援助关系繁多，便滥收那些趋炎附势、游走逐利的宵小之徒；不要因为一件事称心、几句话顺意，就擅自任用那些靠自荐求进、改换门面的小人。铲除凶恶、洗雪耻辱，确实就有依靠了。”这番话公平而值得采纳。《三垣笔记》附识 上 崇祯 一 皇上还是信王时，曾梦见乌龙盘绕在殿柱上。又有一次偶然游览本宫花园，园中有两口井，相隔很远，皇上嬉戏着从一口井打水，得到一尾金鱼；再从另一口井打水，又得到一尾，活泼而有光彩。左右侍从都知道这是异常之事，却秘密不敢说。熹宗刚即位时，皇上还年幼，忽然问道：“这个官儿我可以做吗？”熹宗说：“我做几年之后，就让你做。”人们把这话看作谶语。熹宗病势危重时，逆党太监魏忠贤正掌握政事，懿安皇后召皇上入宫继承大统，告诫他不要吃宫中的食物。皇上跟随周戚畹奎那里做麦饭，藏在衣袖中带来食用。皇上即位几天后，大太监王体干、魏忠贤侍奉在旁。皇上问到立枷的事，王体干奏道：“不是大奸大恶、法律无法惩治的人，不使用这种刑罚。”皇上皱眉说：“即使这样说，也太惨酷了。”魏忠贤默不作声，随即传令免除。皇上刚即位时，认为内臣崔文升使用泄药导致光庙晏驾，想杀掉他。忽然内宫喧闹不止，皇上问原因，回答说：“崔官儿是好人，按理不应杀他。”皇上下令免除他的死罪。过了几天，皇上查访内臣中为首的几个人，都杖杀了。皇上天生聪明，刚即位时，看待群臣常有不足之意。一天召见群臣应对，却没有一句话符合圣意，皇上说：“这就是召对吗？” 皇上常说想效法尧舜，有人拿汉孝文帝来与他相比，皇上还把汉孝文帝看作中等之主。一天，辅臣谈到唐太宗，皇上说：“唐太宗扫荡群雄，我惭愧没有他的才干；但如果闺门没有秩序，家法荡然无存，我就羞于称道他了。” 皇上刚即位时，侍御倪文焕【万历己未，江都人。】因为依附崔呈秀【万历癸丑，蓟州人。】而被削职夺官，回到家乡。同乡中书乔可聘前去拜访，文焕神色沮丧，像是后悔先前的过错。可聘说：“其他事情暂且不论，杨、左二位公

译卿因为忤逆权宦而遭祸，是君子；您弹劾他们，是什么缘故？”文焕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君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小人。我在言路任职时，满朝都是吴、杨、左等人，我只是弹劾小人罢了。如今看来，原来那是两个君子。” 侍御吴甡刚进入台班时，独自行事而没有依靠。太宰赵南星想按照年例安排他，迫不得已，于是推荐方侍御震孺【万历癸丑，寿州人。】等人，以消除他的疑虑。后来魏忠贤、崔呈秀专权，吴甡又因为三案上疏，借年例推举削夺杨侍御维垣；在攻击魏、崔时，他还因为过去的成见而上疏推荐杨维垣。等到再次进入台班，才开始表现出刚正不阿的风节，以弹劾攻击著称。我在壬戌年赴公交车时，见到司马张鹤鸣【万历壬辰，颍川人。】以及台省、部郎，都在与熊经略廷弼【万历戊戌，江夏人。】争斗，众人推举一个愚昧轻率的王抚化贞来对抗廷弼。而廷弼的奏疏说：“广宁必定失守，河西必定危急，请留下我的话作为凭证。”这篇奏疏尤其有先见之明。事情失败后，他与化贞一同被论罪，人们都认为冤屈。后来辽东传来一封书信，由丁辅绍轼【万历丁未，贵池人。】等人进呈，用来杀害廷弼。我曾见过这封传书，内容最为粗俗浅薄、没有根据，却指称是廷弼撰写并授意的，尤其是诬陷。赴市处决时，廷弼挺立着不下跪，刀刃砍下只到脖子的一半，行刑者立即用刀向上反割，惨烈啊！听说绍轼乘轿走在长安道上，大白天看见廷弼，回到住处后脑裂而死。鹤鸣因为陷害廷弼而卸罪生还，后来被流贼索要贿赂，倒挂在城门上，身体和头颅都被撕裂，这也是天道报应。崇祯初年，韩辅爌【万历壬辰，蒲州人。】上疏请求归葬，其中有“不死于封疆，而死于门户”等话，公道才开始彰明。王抚化贞、邱副宪志充【万历癸丑，诸城人。】都是诸城人，又都是癸丑进士；一个因失陷封疆获罪，一个因行贿谋求升迁获罪，同日弃市，也真是奇怪。梁侍御梦环【万历癸丑，顺德人。】首先弹劾魏忠贤。等到巡按山海时，忠贤想借查核钱粮的法律来对付他，梦环惶恐急迫，知道忠贤怨恨张戚畹国纪【太康伯。】，便上呈弹劾奏疏来献媚，其中有“丹山之穴、蓝田之种可疑”两句话，意思是说张皇后不是国纪所生，想要动摇中宫。皇上继承皇位后，依照“子骂父”律判处绞刑，这年秋天处决。皇上勾掉了他的名字，但墨色很浅，没有被看见，其他囚犯都被处决，梦环回到监狱。等到再次奏报时，拿原来的奏疏核对姓名，才看见他的名字已被勾掉，便仓促从狱中取出，抱上马，赶到西市行刑。王冢宰允光【万历壬辰，长垣人。】在魏忠贤专权时，请求把票拟权归还政府，可以说是说出了别人难以说的话。侍御吴甡因为王允光任司马时没有驳斥魏良卿【忠贤侄。】的封爵，便弹劾他，于是与他在声气上大相左。等到依照年例转任科员时，他与吏科都谏陈良训【万历癸丑，进贤人。】各有所支持，彼此相持不下。良训说：“宁可任用后来的年轻人。”于是便补任大参。己巳年除夕，误传说免除早朝。皇上当夜在宫中举行内宴，宴会结束后，竟登上殿堂，只有温辅体仁、冯给谏元在场。有人奏报说，圣驾登殿，按惯例应关闭朝门，群臣不得进入。皇上退坐下来，下令开门，但群臣又没有到来，不得已只好回宫。等到群臣听说皇上出宫登殿，都仓皇进入；皇上再次登殿，仪部官员佩带着元旦贺表，与仪郎交臂而过，彼此却不认识。等拜贺礼举行后，便取来别省祝贺元旦的表文诵读，中官命令报名，以辨别哪些人到了、哪些人未到。当时群臣各自争抢纸笔，伏在地上呵气取暖，书写得像狗跟着蛇爬行一样。出去询问后才知道，从官僚到随从役夫，全都像醉了、疯了一样，连天是否已经亮了也分辨不清，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辅臣

译钱龙锡【万历丁未，华亭人。】在万历丁未会试时，梦见自己穿着蟒袍、佩着玉带，脖子上架着刀，却被人夺走。后来他在政府任职，因为袁经略崇焕诛杀毛帅文龙，有人说龙锡知情，将他下狱议处死刑。当时皇上震怒，人人都替他担忧，龙锡镇定地说：“我先前已经梦见过了，必定不会死于刑罚。”后来果然减等释放。崇祯癸酉、甲戌年，凤阳出现数万只恶鸟，长着兔头、鸡身、鼠脚，人们捕来供作食物，十分肥美；但只要触犯它的骨头就会立即死亡。乙亥年上元节，于是发生了流寇惨杀的祸乱。

译叛贼孔有德围攻莱州，城池守备十分坚固，刘督宇烈【万历丁未，绵竹人。】主张招抚，派屈司李宜扬前去劝说。贼人欺骗宜扬，让他到城下请抚军琏【万历丙辰，监利人。】出城接受招抚。总兵杨某坚决阻止，琏不听，率领朱郡伯万年开城出外。贼人故意在远处呼喊并行罗拜礼，琏很高兴，稍稍靠近他们，贼人派使者请求让左右随从退下，说有秘密的话要告诉他。等众兵撤走后，琏和万年都被擒住。万年欺骗贼人说：“你们抓住我没有好处，可以派精锐骑兵跟着我，叫守城的人出来投降。”贼人认为有理，便派五百名精骑押着他来到城下。万年大声对杨云喊道：“我已经被擒，活命没有希望了；贼人的精骑全在这里，可以赶快发炮攻击他们，我和他们一起死，也不枉白白死去！”杨云仍然不忍心，万年又跺脚大喊，于是被杀。杨云发炮，击死贼兵过半，贼人的势力大为挫败。乙酉年初夏，镇江一个民妇生下一个孩子，脖子上长着两个头，孩子和母亲一同死亡；又有像游丝一样的东西结成团，不知道是什么预兆。崇祯辛未年四月，扬州胡尚蔚染病不愈，他的妻子程氏私下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两片肉给他吃，胡尚蔚呕吐出来，最终没有救活。妻子两天不进食，但已经怀孕四个月。有人劝解她说：“如果生下男孩，就可以延续丈夫的后代；白白死去没有意义。”妻子说：“我也知道这些，只是如果生下女孩，又免不了苟活几个月，恐怕没有办法向我的丈夫交代。”于是重新进食。到了七月，果然生下男孩；过了一年，孩子因出痘而死。她于是履行先前的约定，向公婆致谢说：“未亡人将要死去，不能长久侍奉你们，幸好还有弟妇、妯娌可以奉养，不必悲伤。”又绝食。过了两天，她的婆婆故意为难她说：“你父母家不到二百里，如果不等他们见面诀别，或许会有话说，怎么办？”妻子说：“是这样，应当赶快迎接他们。”但她始终不进食，只是每天喝一匙清米汤，说这样可以延长一早一晚，等父母到来。到了第十二天，她的父母派幼弟前来，妻子说：“这样就可以说明我的志向了。”从此滴水不入口。婆婆向她哭泣，她说：“未亡人如果要再嫁，那才应当哭；这是好事，为什么哭呢？”她慢慢整理妆奁中的簪珥，叫人变卖置办后事，把剩余的分给家人以及曾经前来慰问过她的邻家老妇。” 她又自己推算说：“十八、十九这两天都是好日子，我应当在这时死去。从前曾割下两片肉来救丈夫，丈夫没有救活，我还把肉用石灰养在灶头；死后可以放入棺敛，以表示完整归还身体。”于是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九日〕 少宗伯钱谦益声望素来很高，虚名显赫。当时少宗伯周延儒受到皇上眷顾，钱谦益阻止他，使他不能列名参加枚卜。延儒请托给谏瞿式耜【万历丙辰，常熟人。】，式耜厉声拒绝。恰逢宗伯温体仁也因为是故辅沈一贯【隆庆戊辰，四明人。】的门人，而被当时的舆论所排斥；每次上朝，没有人敢和他说话，而且他的资历俸禄长期在谦益之上，却也没有被列名。于是体仁和延儒的交情便联合起来，才有了召对钱千秋的事件。谦益等人又想攻击排斥辅道周登【万历戊戌，吴江人。】，所以周登也从中主持。当召对时，体仁应答流利，而谦益闭口不能说话。皇上下令锦衣卫拘拿谦益，下面的人还互相观望，不敢执行，使皇上更加愤怒，所以谦益最终失败。嘉兴县学的生员李梦康，幼女四岁时母亲去世；她抚摸尸体悲痛至极而昏厥，苏醒后，后来侍奉继母以孝顺谨慎闻名。父亲生活贫困，女儿独自勤于纺织来供养父亲。有人仰慕她，想娶她为妻，便询问她的父亲：“世人所说的贤德是什么？”父亲说：“善于侍奉公婆罢了。”女儿说：“舍弃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侍奉别人的父母，把这叫作贤德，实在不是女儿的心愿。而且我的母亲早逝，烹煮宰杀之类的事也不是长兄所应做的，父亲您就算了吧。”于是哭泣叩拜，竭力辞谢，父亲也感动哭泣。到了成年，她不愿出嫁的心意更加坚定；父亲怜惜她的志向，也没有强行改变。父亲曾经生病，女儿向上天祈祷，请求代父受病，把药放在庭院中；有青鸟衔来一枚红色果实，坠入药罐中，父亲服下后立即痊愈。崇祯二年六月初一，女儿病发，自知不能痊愈，抱着父亲号哭，以不能终身奉养父亲为遗憾，痛哭一声便断气了。郝景春【万历壬子，江都举人。】任房县令时，张献忠已经接受招抚，后来又叛乱，前来攻打房县城。郝景春亲自巡视，有不用力作战的人便亲手杀掉。【原作“不用力者手刃之”，没有“身自巡视有”五字，依抄本甲补。】景春又悬赏立下赏格，说：“打中一个贼人，赏钱一千。”打中的人就把钱取走。【这五字依抄本甲补。】张献忠有一匹花马，非常喜爱，出行时常骑它，也被炮火击死；他的部下死了很多。张献忠无可奈何，准备退兵，【“之何将退”四字依抄本甲补。】恰好【“会”字依抄本甲补。】指挥张三锡【抄本甲“三”作“天”。】用绳子把贼人引入城中，城于是被攻破。投降贼人的张大经百般劝说景春投降，景春不答应，便叫他的儿子鸣鸾来，对他说：“男子不幸到了这个地步，只有一死罢了。”又用手比画脖子说：“这里大概很痛吧。”于是与鸣鸾以及仆人陈宜一起去见张献忠，不肯屈服。献忠指着张大经说：“他是九省监军道，尚且如此恭敬谨慎；你只是一个知县，竟敢这样！”景春说：“他已经投降贼人，不值一文钱，我难道要效法他吗？” 张献忠于是杀掉一个丞来威吓他，景春仍然照骂不误。献忠和张大经发怒，下令把他拖出去；景春仍然不停地辱骂张大经，于是被杀。鸣鸾抚摸父亲的尸体，大喊：“死贼，为什么不杀我？”于是和陈宜一同被杀。当时是崇祯十二年。【这六字依抄本甲补。】事情传到朝廷后，追赠太仆寺少卿。庶常郑以伟【万历辛丑，上饶人。】喜欢读书，但不擅长票拟；奏疏中有“何况”二字，他误以为是人名，便票拟为“何况，按抚提问”。皇上驳回要求改正，他才明白过来。由此便有了馆员必须历任推知的谕令。又有一天拟写票拟，他悬笔不能落下，周辅延儒等人讥笑他。以伟叹息说：“我拥有万卷书的学问，却困窘于几行文字，以至于被后辈轻视。”于是辞官，后来竟死在京城。侍御吴甡在辛未年巡按秦地，始终把考察官吏、安定百姓、核查功过、激励将士讨伐贼人作为要务。凡是巡方旧有的审录、拘拿、访查等惯例，全都停止；考察守令贤能与否，就以城池守备坚固完整、盗贼不侵犯境内、百姓能够安居作为最高标准。因此他巡按秦地二十个月，贼人没有越过西安、汉中一步。

译总兵曹文诏与总督洪承畴【万历丙辰，南安人。】不和。吴直指甡曾问文诏：“制府一向被称为得到将士之心，却不能任用将军，为什么？”文诏说：“制府为人，只有温和的小仁慈，用欺诈手段驾驭士卒，没有雄才大略和英明决断；可以应付小敌，不能应付大敌。我曹文诏随军征战多年，颇有功劳，但幕府下属的将领官吏没有听说被推荐记录一个，这就像千里马困在盐车下，仰天长鸣一样。”吴甡上疏题奏部下有功的人，请求有关部门加授衔级。文诏非常感激他，所以后来吴甡巡抚山西时，大大得到了文诏的效力。庶常郑鄤进京时，因温辅体仁另行调任，担心会阻碍自己进入翰林馆，便逢人肆意辱骂，说：“我一定要弹劾体仁。”然而他只是把这话作为恐吓和胁迫的手段，实际上并没有弹劾的意思。体仁知道后，于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诋毁伦常、攻击词臣的奏疏便出笼了。礼科房之骐（崇祯戊辰，东明人），父亲房楠（万历辛丑）。温体仁曾是他在礼科房的门生。房之骐由国子监博士改任给事中，实际是依靠体仁的力量。后来，他又出面纠劾体仁，以此附和体仁的声势。唉，难道我宁可做逄蒙，反而自以为胜过自己的老师吗！后来他两次在清朝任职，不久被革职。宋学显任给事中时，凭借声势和党援自负，与田维嘉太宰发生抵牾。一天，学显写信托请选郎，信被维嘉得到，于是按惯例将他调任。当时学显正得意洋洋地拜访宾客，忽然有几名朝士簇拥到他的马前，说：“升官了！”学显喋喋不平。维嘉扬言要把这封私信作为奏报送上去，学显于是忧闷地离开了京城。田弘遇是田妃的父亲。他所作所为违法，众人争相击鼓告发，御史台依法惩办他。贵妃摘下簪子请求宽解，皇上怒道：“祖宗的法令不能因私情而改变。”于是把他排斥到别宫居住了很久。后来周皇后召他来赏花，他才又像从前一样得到皇帝的恩宠。皇上重视太宰的推举，召集内阁、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员，命令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张捷少宰说：“各位大臣结党同谋、排斥异己，一切都被他们把持了。我所举荐的人，都是他们所不喜欢的。”卢兆龙吏垣说：“科道按惯例不负责荐举，只有发现举荐不当时，才进行纠劾参奏。”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命令吏部先行举荐。张捷于是举荐唐世济、吕纯如，其他大臣也各自有所举荐。皇上问唐世济是怎样的人，温体仁辅臣、钱士升辅臣（万历丙辰状元，嘉善人）、王应熊辅臣都极力称赞他。皇上说：“吕纯如属于逆案，不能开这个先例。”于是兆龙首先纠劾他，姜应甲给事中、孙晋给事中说得尤其用力，张三谟侍御（天启壬戌，太原人）、金光辰侍御等也相继发言，只有河南道卢元宾没有说话。张捷再次称赞纯如有才，说：“如果任用他而没有成效，愿意与他同罪。”皇上说：“既然牵涉逆案，不用也罢。”起初，召对诸臣时，传闻阁部同心，而且有权势很大的人为他暗中援助，所以大家都畏缩不敢说话；幸亏皇上一句话定了下来，众臣才敢跟在后面发言。不过，吕纯如并没有颂扬魏忠贤的奏疏，逆案却指称他有颂扬之文，这是错误的。皇上因山西、大同、宣府等处贻误军机，罢免督抚并治罪，命令会同推举接任者。张捷少宰从袖中拿出一人，说：“山西巡抚已经有人选了。”众人询问是谁，他回答是吴甡侍御，众人都为之不平，争论了很久，张捷最终还是把甡的名字上奏。皇上召见吴甡，问他凭什么治理山西。甡回答：“抵御敌人，应当在边境以外就加以阻挡；如果大同、宣府不能阻止他们进入，山西怎么能仓促把他们赶出去呢？不过，他们进入边境还在一两年以后，仍然可以预先修整防备。如今流贼遍布内地，郡县都成为废墟，这是国家腹心元气所受的病患，不能不赶快扑灭。山西逼近京畿，关系尤其重大。”他又兼陈歼灭首领、分散党羽、防守河道、任用将领、申明严肃军纪等事项。皇上倾听了很久，当晚任命的诏令便下达了。孙承泽给事中进入都察院后，所上的奏疏都持中立态度，不依附任何一方。当权者想按年例处分他，他便上疏纠劾蔡奕琛少司寇，于是得以免罪。从此以后，他便以声势和党援相互推重。皇上特别爱好文学，振作精神求治，曾因讲席之事询问《春秋》的传注义理，身边的人陈说的都不合圣意。有人推荐翰林文震孟，皇上特意赐宴召见。震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皇上对此十分赞赏喜悦。吴麟征给事中一生不接受他人的意旨来议论政事，与翰林文震孟交情密切。震孟把弹劾润州张某的奏稿暗示给麟征，想让他上奏，麟征谢绝说：“这不是当前政务中最急迫的事情。”震孟虽然不高兴地离开了，心里却敬重他。翰林文震孟有一天入内讲经，皇上把脚放在膝上，讲到其中有“作为君主，难道可以不敬畏吗”这句话时，震孟又郑重地说了一遍，皇上因此肃然警醒。后来震孟进入内阁，行事颇为洒脱。有一次，他拟定票拟却迟疑不决，便秘密派仆人带着奏疏送给姚思孝给事中，请他代为拟定。当时思孝与温体仁相互依附，大惊说：“如果泄露出去，灾祸立刻就到了！”于是谢绝并打发仆人离开。这是思孝亲口对我说的。蒋德璟少宗伯留心国家财政，把各边的饷册详细清理核实，统计祖制规定的九边以及后来先后增设的东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登莱、保定等五处，共十六镇；新旧练饷、兵马以及屯田、盐课、民运、漕粮、马价等各项的原额和现额，都苦心编纂成册。至于各地的形势要害和临近边境的部落，以及古今疏义中有可取之处的，也一并附录其中。合编为总册，再分列各镇，名为《备边御览册》。先呈进总册，接着呈进《备边抚赏》一本、《蓟密山永》一本、《蓟永三略考》一本、《昌平镇》一本、《守边乞赏各部落》一本。又把各边十六镇新旧兵马、屯盐、民运、京运、漕粮三饷的本色和折色，以及兵马价等各项，概括其大纲，以便查核，名为《御览简明册》一本；又呈进《九边十六镇兵饷总册》二本、《御览简明册》二本、《蓟州镇兵饷原额》二本、《新设中协蓟州镇》一本、《东协山永镇》一本、《西协密云镇》一本、《大宁三略考》一本，并附有戚继光（登州吴人，谥号武毅）所绘口外山川图、《大宁哨拨》、历朝经历，以及朵颜、福余、泰宁三卫的支派和恢复大宁的各篇疏议。

译《新设昌平镇》二本，附有诸陵形势和历朝谒陵事宜；《新设通州镇》一本；《新设天津镇》一本，附有两镇漕河水利；《真保镇》二本；《新设登莱镇》二本，附有《胶莱河养鱼池考》《海运考》《毛文龙至黄蜚始末考》；《新设关外宁远镇》二本，附有《建州始末考》二本；《山西镇》一本、《宣府镇》一本、《大同镇》一本、《守边赏彝考》二本，附有隆庆以来顺义款贡的始末；《陕西固原镇》一本、《延绥镇》一本、《宁夏镇》一本、《甘肃镇》一本，附有《河套考》《大同叛兵考》《寘鐇考》《元昊考》《哈密诸番考》。这些册子是在他进入内阁以后呈进的。文震孟辅臣进入内阁时，温体仁辅臣已经长期居于首席。每次票拟，体仁一定同他商量；震孟有所改动，体仁也一定听从。震孟私下对同僚说：“温公竟然如此虚怀若谷，怎么会有人说他是奸臣呢？”何吾驺辅臣（万历乙未，香山人）说：“此人隐藏的心机很深，怎么可以相信？”震孟没有放在心上。过了十多天，体仁看出震孟有所松懈，凡是震孟所作的票拟，竟都发回要求改动。震孟坚决不改，直接把改动抹去，因此震孟大怒，拍案大呼，把各篇奏疏扔在体仁面前，体仁也毫不理会。不久，许誉卿给事中被谢升冢宰纠劾，体仁拟旨将他罢为平民，震孟极力争辩却没有成功，说：“把科道官罢为平民，并不是天下的好事。”体仁把这句话上奏，震孟于是被罢免。震孟常对同僚说：“诸位君子看见我主持国政，就放胆办事，不再像从前那样谨慎戒惧，终于被奸辅窥见，乘机互相中伤。”在此之前，周延儒辅臣被纠劾将要离开朝廷，体仁与闵洪学冢宰（万历戊戌，乌程人）深谈，逐一指出某篇奏疏比某篇奏疏更加严重，笑声传到了外面。后浪催动前浪，他们彼此嫉妒，原本就是如此。许侍御弹劾温体仁的自表疏，是项煜翰林传授给他的。项煜因为自表出身于明经科而被擢用，是皇上所关注的人；即使受到弹劾，皇上也一定不会按罪处置，结果只是降级调用。体仁长于心机谋算。内阁每次票拟，遇到刑名、钱粮、人名等繁多复杂、头绪纷乱的事务，大家都相对皱眉，只有体仁看一遍便能明白，从来不会因为差错而驳回改动，所以各位辅臣也佩服他的敏捷干练。但他存心过于刻薄，隐藏的心机很深，又不敢触犯皇帝，这就是他的最大毛病。张焜芳给事中（崇祯戊辰，山阴人）纠劾史冏少复（天启壬戌，清苑人）的单款，这是扬州同僚郑元勋传授给他的。史冏巡视盐务时，许多混乱弊案都发生在扬州一带，所以元勋知道得很详细。不过史冏被关进监狱以后，母亲去世，他不能回去奔丧，便不停地号哭，也有不少人怜悯他。吴甡辅臣在山西时，曾对各位将领说：“我长期身处军队，知道用兵之事贵在适可而止。贼人焚烧抢掠、残害百姓，即使杀死成千上万，有功而无罪；如果是无辜而被胁迫从贼的人，即使只杀一两个，也有罪而无功。况且如果我放纵军士滥杀，上天也许会借贼人的手使我们遭受丧败。”各位将领听了都感到悲悯。于是甡制作白旗两面，每次出阵，都命令那些被胁从而投降的老人、幼儿和妇女跪伏在旗子下面。一面旗子用于遣散他们的同党，使军队能够径直向前杀贼；另一面用于保全无辜，使他们有重新活下去的希望。河南流贼张某谋划要渡过晋地，吴甡辅臣请求皇上下旨移驻河上，督率军队防御。过去抚院移镇时，都远远坐守在郡县中，使将领和官吏可以在河上逍遥自在。甡驻扎在禹庙，坐卧之处都能清楚看见韩城各山村，便分列军士，依山筑垒，设置许多火炮；无事时就凿开冰面，有警报时便埋伏精锐等待。腊月十五以后，贼人抢掠韩城各山村，火光映照在壁垒之间。不久，贼人逼近河边争夺渡口，双方相持十天，箭和石头交相发射，贼人不敢靠近。除夕夜，甡对中军说：“年节恐怕军士酣饮而离开队伍，被贼人窥伺，这几天夜里尤其应当严加警戒。”贼人果然在当夜呼喊喧闹而来，官军一片寂静；等他们靠近后，发炮攻击，贼人伤亡很多，直到天亮才停止。第二天，贼人遍布山谷，却始终不能渡河，到了丙子正月三日，才逐渐向南迁移，进入河南。甡有半个月没有解下衣带。吴甡巡抚亲自到雁门一带的边堡，察看过去敌军出入的地方。各座堡垒都已废弛，没有一个强壮的士卒和健壮的马匹可以用来御敌。边墙还不如一圈土墙，兵器和器械腐朽破败，只剩下火器。将领和官吏说：“自从俺答接受款贡以后，后人就不再整修，已经六七十年了。当初设置边防本来是为了防御西虏，哪里料到东边的人会从千里之外入侵呢？”甡于是绘制地图，把应当修治、增设的堡、墩、台、墙等呈报朝廷，委派廉洁能干的官员督促各郡县的壮丁修葺治理。又查察从前负责修边的各级武官侵吞冒领的情况，严加惩处，限定期限完工，半年后边境关隘便可以防守了。山西发生饥荒，吴甡巡抚上疏报告。中使吴金来到，对甡说：“皇上看了您的奏疏，告诉各宫说：‘山西发生饥荒，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抚臣的奏疏已经送到了。各自拿出所有财物，前去赈济。’一天之内就筹得三万，立即派遣人员出发，皇上如此关心民间疾苦。”甡不禁流下眼泪，立即约同巡按和中使赶赴平阳，察看赈济情况。赈济完毕后下了大雨，这年秋天获得丰收。乙亥年，户部议论征收闲架税，虽然比唐代的税法稍轻，但扰害百姓、引起商人怨恨则是一样的。吴甡巡抚上疏，援引陆贽劝谏唐德宗的事，奏疏中说：“陛下把珍珠投掷在地、把玉璧弃置一旁，向上期望成为尧、舜；当事之臣本来不应拿德宗的弊政来进献，而各位大臣中却没有一个陆贽，我深以为耻。希望一概下令停止此事，这不仅仅是替三晋的灾民请求生路。”皇上没有答复。乙亥年，山西提学袁继咸把维护名教作为自己的责任，操守清白，考核士子公正严明。吴甡巡抚因明旨规定，提学官任满三年而清廉公正、前途可望者，可以闲擢为五品京堂，以表示优异，于是上疏推荐他。但张孙振巡按批评遗才诸生的情况，命令把他们送入考场，继咸说：“本道的事务，怎么能按照按院的批示办理呢！”严厉斥责了那些诸生。孙振大怒，上疏参劾他，捏造各种赃款来污蔑，朝廷奉旨将继咸革职，押解进京审问，并且说：“抚臣怎么能滥行推荐？竟敢擅自先行回奏。”孙振秘密命令一名司理官去拜访甡，说：“回奏的奏疏擅自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他与乌程相公有交情，不过是降级罢了。”甡说：“在皇天白日之下，难道能让甡出卖继咸来欺骗君父吗？”于是直陈按臣徇私受托、继咸抗直不阿的情况。孙振更加痛恨他。

译甲戌年春天，皇上临朝，对群臣说：“如今天下有事，用人正当急迫，在朝诸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温体仁辅臣首先回答：“臣等忝居政府，不应借荐举人才来谋求私利。如果皇上向省、掖等近臣询问，哪里还担心没有贤才？”皇上看向六垣，没有人回应，只有麟征给事中出列回答：“臣所见与辅臣不同。我私下认为，荐举贤才正是辅臣的职责，应当开阁延请士人，怀着周公吐哺握发般的诚意，荐举和推达疏远的贤才，准备供皇上任用。如果荐举不当，谏官就会按照名实相责的原则，随后进行纠劾。即使是阁臣，也不能颠倒是非邪正。如果让负责纠劾的大臣兼任主持任用人才的职务，那么国家评议人物得失，应当交给谁呢？”皇上说：“好。” 乔可聘侍御巡按两浙时，属下各位官员都想加重蔡奕琛少司寇受贿的罪名，托嘉兴史司理德翼向可聘进言，而钱谦益少宗伯最为积极。可聘内心没有亲疏取舍，严肃地拒绝了他们。钱谦益等人于是认为他结党邪恶、背叛正道，并且尤其牵连吴甡侍御，说甡是可聘的儿女亲家，为什么不替他说一句话。到了南渡以后，推荐奕琛的，又是钱谦益。皇上因辽东事务紧急，想到故宁远伯李成梁过去的功劳，特意下诏赦免他的儿子李如桢出狱。当时如桢因杨镐经略失事而被关押已久，清晨回到家中，敲门进入，家人以为是鬼，都惊叫起来。后来知道了缘故，才彼此抱持着感动哭泣。甲戌年，河南孟县百姓孙光显的旧墓地在河阳驿东边，墓地中有一种蔓草，俗名野葡萄，藤蔓滋长，可长到一丈多。到了夏天，枝节之间忽然抽出新条，新条排列成各种形状，有美人形，有达官形，有龙、凤、麒麟、龟、雀、鱼、蝉、蛇、孔雀、老鼠。还有一只鹦鹉栖息在架子上，架子上有一盏灯，灯中有一粒东西。凤凰的花苞和羽毛具有五彩，美人上身像衣、下身像裳，裳是白色、衣是黄色，脸上依稀像有粉黛，大概是被雾气遮掩而形成的。凡是人间各种物象，几乎都具备，唯独没有器物用具。至于安排布置和色彩点染，宛如真实生动，即使擅长绘画的人也会失去这种巧妙。连同相邻的王秀才墓和党氏墓，所生的形状全都相同；三家墓地以外就没有，甚至有一根枝条伸出三家墓地之外，枝条上也立即没有这些形状了。曹应秋副使听说后，急忙派人前往取来，但已经被好事者采尽。有人亲自前往，得到三个美人、一个鹦鹉和一个凤凰，因此对这三种形状记述得尤其详细。这种奇异之事应当上报朝廷，但县令认为萎草不能长久存在，于是把事情搁置了。壬午年秋天，甘肃巡按上奏说，田间的虾蟆全都变成了老鼠，把庄稼几乎吃光了。我任宁波司理时，拜访嘉兴守道晏日启参议（万历癸丑，新喻人）。偶然谈到洪承畴总督，日启说：“我过去的门生曾任兴化司理，我第一次拜见他时，看他年轻英俊，非常喜欢他。但我在仕途中蹭蹬了几十多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竟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说：“他是不是对您有所嫌隙？”他说：“没有。”如今追想起他当时的话，确实很值得玩味。浙江郭金弘直指使复命时，病得很重，所上的奏疏都不能亲自校定。其中把“皇上敕下”误写成“皇下敕上”。皇上发怒，在奏疏上加了两个大叉，后来将他降职调任。有人说，这也是不祥的言语。高钦舜侍御（天启壬戌，嘉兴人）、张养侍御（万历丙辰，榆次人）巡察两淮盐务。张养十分昏愦，高钦舜则船只首尾相接，装载着带回的财物不断，被内臣杨显名纠劾，两人都被逮捕。一天，刑部某主政经过我这里，说两人的罪都应当处死，我听了十分惨然。某主政问我为什么，我说：“张养罪过更大。”到了秋天行刑时，高钦舜想求先死，便贿赂狱官，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行刑完毕，忽然错误地传令停止行刑，张养以下的罪犯全都获免。当时皇上虽然贬谪了监刑御史，但最终也没有杀张养。己巳年，永平乐亭县遭到贼寇侵扰。当地一户人家养了一条狗，主人被杀后，狗守护着主人不肯离去。后来乡人逃难归来，看见一群狗守着尸体，似乎想要吃尸体；其中一条狗横在群狗中间阻拦，那正是主人的狗。归来的人都认为它有义，于是召集乡人埋葬它的主人。狗自己在坟旁挖了洞，进入洞中，连脚也不移动，最终死去。当地人因此为它建立了义犬亭。这是同年成枢曹德告诉我的，曹德后来为闯贼之乱殉难。北方军队攻破汶上县，强行驱赶一名妇女上马。她发誓死也不从，被强迫上马后，又大骂着跳下地去，于是被杀。她用血在一片瓦上写字，放在自己怀中，写道：“这个妇人可以作为风范。”可惜忘记了她的姓氏。这是我经过汶上时，当地人告诉我的。唐世济少司马一向佩服霍维华司马的才干，居家时谈到维华被禁锢在逆案中，常常懊恼不已。等到世济起任总宪，便以边才的名义推荐维华，开具名册送交吏部。当时维华戍守徐州，每次对人说自己早晚一定会被任用。后来听说世济被纠劾下狱，闷闷不乐地死去。崇祯年间，有人到通政司递上奏疏，说年号中的“崇”字应当采用古字写作“[缺字]”。因为山压着宗字，表示不安；如果宗庙安稳如泰山，就是吉祥的征兆。通政司认为这说法荒诞奇怪，便搁置不予上奏。辛巳年八月，皇上视察学校，举行释菜礼，驾临彝伦堂。祭酒、司业依次入座，讲学结束后，皇上乘车巡视城东北角楼；这座楼刚刚竣工，正在报告落成。兵部堂上官获准骑马护驾。皇上登上角楼，赐给护驾的各位官员瓜果，辅臣等一同进去谢恩。皇上对辅臣说：“大儒周、二程、张、朱、邵六人对圣道有功，与从祀的诸位贤人不同，应当议定优厚尊崇他们的办法。你们把这件事转告礼部。”吴少司马甡退朝后拟写《表章真儒疏》，请求命词臣辑录校正六子的全书，颁发给各地学校，皇上批准了。吴少司马甡在兵部任职时，认为卫所各官世袭承袭中有许多冒滥现象，便查阅旧档案，发现大体上都是因靖难之功取得的，而真正属于开国功臣的不到百分之一二。靖难之功与开国之功相比究竟怎样，为什么冒滥到了这种程度？难道开国时各卫所的军士都跟随北征，事后经过诛杀、夺爵了吗？汉代诸侯王因为酎金成色不足而被削除的有一百多人，即使是开国时的侯伯，如今仍在世并承袭爵位的又有几人？可是卫所各官的职位传袭了二百五十年而没有中断，祖父有罪，子弟仍然承袭爵位；年幼的还给予优厚待遇。即使继承人断绝，也能从旁牵引出不知来历的族姓，凭借关系冒充任官，白白耗费俸禄，滥用名器，实在可叹。

译辛巳年冬天，山东盗贼再次猖獗，请求发兵，皇上下令派京营五千人前往。皇上于是召见臣下对答，说：“近来练兵情况怎样？”吴少司马甡回答说：“练兵必须先选将，将领选得其人，士兵自然可以练好。如今京营各将领都只是按资历逐级升迁，并没有从普通士兵中选拔、从战功等级中提升的人。现在派出未经训练的士兵去平定正在壮大的盗寇，万一没有防备，就会损伤皇上的威严。”当时提督太监王德化也上奏说：“京营马匹不到一万，而且大多瘦弱，不便派出征剿。”话还没有说完，皇上便用目光震慑他，说：“这里不是你奏事的地方！”王德化惊惶退下。当晚，皇上亲笔下谕给内阁，罢免提督一职，只发兵三千人，命令内员督军进剿，最终没有取得功效。壬午年四月，皇上召见臣下对答，想从京营中选出五万名能作战的士兵，淘汰老弱，便问怎样才能使选出的士兵精良，而淘汰时又不引起骚乱。吴少司马甡说：“淘汰老弱，就应当在训练精壮的过程中进行。京营原来招募边勇营一万二千人，专门训练骑射，每月发米一石、盐菜银一两；又有壮丁营三万人，专门训练火器，每月发米一石、银六钱；其余人每月都发米一石，没有盐菜银。近来检验他们，竟然都和散兵没有区别。臣责问各位将领说：‘粮饷有厚有薄，而士兵却没有强壮之分，凭什么使军士信服？’今后实行分别训练的办法，各位将领每天挑选骑射、火器熟练，并且力能举三百斤以上的人，另行列入名册，每十天呈报一次，由总兵、协理会合操练。符合标准的，就从散兵提升为边勇；不符合标准的，就把边勇降为散兵，壮丁也照此办理。老弱不堪任用的革退，另外选精壮勇士补入队伍。实行几个月后，选出的精兵约占十分之一二，淘汰的也约占十分之二三。这个办法经常实行，军士都会受到鼓励而勤加操练，以求获得优厚粮饷；被淘汰的人也没有怨言。革除弊端应当逐步进行，不能让人知道有意淘汰士兵。”皇上说：“对。”又问：“是否应当另外设立战营？能得到五万名足以作战的士兵吗？”甡回答说：“京营设置军队，本来期望人人都能作战，只是因为太平日子久了，没有经历战阵。以前发兵进剿盗贼，沿途都是没有户籍的游荡无赖冒名顶替，领兵将领从中克扣粮饷，游荡无赖则趁机骚扰抢掠，结果把失败粉饰成战功，冒领功劳，滥加赏赐。回到营中后，原来的军士仍旧充任名额，这种积弊已经很久了。如今按照臣所说的练兵办法，关键在于选将；有善战的将领，自然就有善战的士兵，五万人也并不难得到。但办法必须简易，办事忌讳繁琐变更，不必另立战营。”皇上谕告兵部说：“协理说得对，你们赶快选将，不可拖延疏忽。”又谕告甡说：“再写奏疏分条陈述给我看。”赐给他果品和糕饼，甡拜谢后退出。巩驸马永固【光宗的女婿，顺天人。】上疏请求补议建文帝的谥号。皇上与各位辅臣商议，辅臣们都怂恿吴甡再次上奏，说：“建文帝没有过错。”皇上说：“不是这样。他改变祖制、残害亲藩，这些都是过错。”又说：“这件事历代圣帝都没有实行过，朕可以实行吗？”随后又说：“终究是一家人。”正好军务紧迫，这件事于是作罢。黄翰林道周每次拟写奏疏，都是亲笔书写上呈，从不请人代笔。等到他受廷杖、下狱后，仍然亲笔书写《孝经解》一百部，序言和赞语没有一本重复的。每本卖一两银子，人们争相购买，把它当作家中的珍宝。他的继夫人【蔡氏，名玉卿，字润石，也擅长诗文。】也善于书法，和黄公不相上下。杨翰林廷麟因为弹劾杨内阁嗣昌，改任兵部主事，作为卢督师象升的赞画。同乡屠翰林象美自负熟悉军事，招募了一百多个乌合之众，指挥操练，过了十多天才出发。到了卢沟桥，看见前方尘土飞扬，误传敌兵到来，众人全都奔逃溃散，只剩下廷麟一人孤身留下。丙子年五月，詹侍御尔选向辅臣上《去明心疏》，言辞十分恳切正直。皇上大怒，召见他对答，言辞和脸色都很严厉；尔选应答时毫不屈服。皇上问：“什么叫苟且？”尔选说：“即使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他侃侃而谈数千言，并且说：“臣死并不可惜，只愿皇上听取臣的话；即使确实可以用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即使不听臣的话，也可以留下来作为后日的思考。”皇上更加愤怒，辅臣极力援救了很久，皇上命锦衣卫把他拘系在朝房。第二天，圣旨下到都察院议处，结果只是降职调任。崇祯年间，误国的辅臣都指周延儒、温体仁，误国的枢臣都指杨嗣昌、陈新甲。然而历数前后辅臣、枢臣，他们的才智和长处，又以这四个人最为突出。大概是将相缺乏人才，所以即使众人都指责他们，他们却仍然显居第一；这正是国事因此不能支撑下去的原因。戊寅年四月、六月、八月都发生了火药爆炸，其中四月最为严重。石板被震得平平飞到空中，人家的酱瓿有的被移到屋脊上，酱汁却没有倾倒。有人骑驴经过时，人和驴都被震到空中，驴的腹部肠子破裂，而人却慢慢落到地上，安然无恙。宦官中有人佩戴玉犀带，但原本没有金银花纹和素色带子的制度；他们所用的玉犀带也不是按品级应当得到的，只是因为受到宠信而获得赏赐罢了。历朝沿袭下来，已经成为固定制度。皇上在辛巳年创立确定品级的制度，于是从花金带直到光银带等各种带子都有了等级，又制定补服制度，以斗牛、飞鱼以下的各种异兽分别确定品级。凤阳总督杨一鹏【万历庚戌年，岳州县人。】起初在蜀中任司李，登上峨嵋山时，看见一个僧人盘腿坐在殿上，和佛像并坐。一鹏感到奇异，前去问候，僧人说：“你不是小时候不哭不出声的那个人吗？”杨一鹏出生时确实有这件事，大为惊讶，便按弟子礼节对待僧人。又询问自己一生的事情，僧人说：“我是凤阳人，等你六十岁时应当与你相见。”说完便告别了。等到杨一鹏任总督已经二十多年时，甲戌年九月间，有人在夜里击鼓，像是发出警报的样子；赶紧把他叫进来后，发现里面有诗七章，只流传下来五章：“被贬到人间仅仅一周，如今期限已满，恐怕难以再留下。清虚之中已有约定，不会辜负你；好好寻找当年范蠡乘坐的船。”“业风吹破进贤冠，到了生死关头，举步艰难。六百年也只在今天相逢一次，不要把大事当作寻常看待。”“在生死之间浪荡游走，哪里像个男子汉；教外还有真传，另有老师。如今富贵和神仙两者都已得到，却还被沉重的锁链牵绊，实在是狂妄痴迷。”“蟒袍玉带难以抗拒无常，功勋事业最终归于一方尘土。想要询问后来神妙的境界，只见碧天之中一齐拥护着紫金色的光芒。”“颁下的法旨不容违抗，仙界律法森严，怎敢泄露天机？楚水吴山共同聚合，与你一同跨上一片云飞行。”

译仔细看这些诗，原来是先前在峨嵋山遇到的僧人派弟子远道送来的，是在劝他归隐。杨一鹏不能决定，只命令赏给僧人弟子一些路费，笑着说：“哪里用得着金子！”便挥手让他离去。不久，杨一鹏因流贼挖掘皇陵而被逮捕处死。临赴刑场那天，他只是仰天叹息说：“好师父，好师父。”到了定罪判决时，才记载为刑曹克家主笔；克家引用盗掘陵墓的律条，其中有“即使没有共同盗掘的意图”等话，似乎属于牵强附会。杨一鹏请求稍稍缓期，等待皇上的怒气消解，克家不答应，判决文书不到三天就上呈，于是立即处决。后来克家背上生毒疮，杨一鹏白天显现出来，用手拍打毒疮，毒疮于是溃烂，克家死去。张司马凤翼【万历癸丑年，振武县人。天启乙丑科有个张凤翼，是山东堂邑人，官至工部尚书，应当不是这个人。】遭遇丙子年变乱时，请求由自己承担责任。在此以前，朝廷任用旧司马梁廷栋【万历己未年，鄢陵人。】为总督。梁廷栋从南方北上，凤翼从京城出发；北兵到了雄县才返回，大肆蹂躏京畿附近，攻破了几十座城。两人都跟随在北兵后面，北兵将要出境时，便砍倒大树，在白色的树干上写道：“各位官员免送。”沿途到处都有这种字样。两人估计北兵已经出境，而且自己将要遭受重罪，便每天服用大黄来泻下。北兵在八月二十九日出境，凤翼在九月初一日去世，过了几天梁廷栋也去世了。杨司马嗣昌上奏，任命秦督洪司马承畴兼管剿贼事务，并任用粤抚熊中丞文灿为总理。把十位巡抚分为四个正面和六个侧面，限定日期合兵进剿，计划出兵十二万人，其中骑兵三成、步兵七成；剿贼军饷向民间加派的数额达到二百八十万。军队会合后，限定一百天，务必把盗贼剿灭，否则就按照泛守行军法处置。又命令各巡抚不必另行调兵，直接使用郡县民兵前往。秦督孙中丞传庭写信争辩说：“天下的盗贼都集中在这里，我攻击他们的西面，总理攻击他们的东面；如果不投降就消灭他们。这个盗贼集团一灭，张献忠虽然占据谷城，也不敢独自反叛。只要选关宁精锐骑兵八千人，交给我和督理分别统领，同心竭力，专门寻找盗贼，不出几个月就可以全部消灭，何必这样铺张？这样铺张一定不能彻底消灭他们。”嗣昌不听，最终没有取得功效。总理熊中丞文灿所进剿的河南盗贼老回回、混十万等，共有十三股，聚集屯驻在殽山、函谷关之间，连营数十里。文灿跟随在他们后面，招抚他们投降。盗贼假装答应，提出了许多要求和要挟。秦督孙中丞传庭说：“天下的盗贼都在这里，我攻击他们的西面，总理攻击他们的东面；不投降就消灭。这个盗贼集团一灭，张献忠虽然占据谷城，也不敢独自反叛。”于是带兵出潼关攻击盗贼，屡次击败他们。盗贼拿着文灿写给传庭的亲笔手谕说：“早晚就要投降。”

译传庭说：“你们一边到总理那里谈判，一边每天肆意屠杀抢掠，这是假的。” 第二天，传庭又进兵攻击他们，行军不过几里，便得到文灿的檄文，内容像是在告诫、训谕有关官员，说：“我的功劳已经完成了，你们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功劳就损害我的功劳。”传庭不得已撤回军队，盗贼始终不肯接受招抚，于是窥伺商州、雒南，向南进入楚地。仇少司马维桢出任通州镇守，到任后上疏称赞通州内珰守御有才能。金侍御光辰对此加以论劾，认为他不想着凭自己的力量树立功业，却巧妙借助宦官的援助，责备得非常恰当。皇上在平台召见臣下对答时，十分愤怒，说：“维桢刚到通州，也应当让他施展一番，你却借题发挥来沽名钓誉。”正好天降大雨、雷声震动，于是皇上的威怒因此平息。总理淮盐的杨内监显名在扬州府修建衙署，内部建起高楼。落成那天，梁直指云构从泗州置办了一块与楼一样宽的匾额，上面大书“迎恩楼”三个字，并加以彩绘，派鼓吹仪仗引导送到，悬挂起来。云构在弘光年间任少司马，后来投降北方；他和他的儿子铨曹羽明都成为显赫官员。讨好宦官与讨好敌人，本来就是同一种做法。王给谏都【天启壬戌年，金坛人。天启乙丑科有个王都，是北直隶沧州人，未考出任过什么官。查《甲申传信录》，金坛的王都官至太常寺卿，被闯军用刑夹夹住，抬回家后就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考选时，吏部拟定授予他南道御史，皇上亲笔改为北道。后来沈兵曹迅因为条陈边防事务，皇上特意把他改授兵科。王都对他说：“整个朝廷中受到皇上特别恩典的，不只是我们两人；应当想到，辜负皇上特别恩典的人，恐怕又要增加我们两人。”沈迅听后悚然惊惧。江西巡抚解学龙因为黄翰林道周素有声望，便让他担任属下的幕官，按惯例荐举；如果送到内阁，按照旧例只批示“该部知道”，皇上就不会再过目了。魏辅照乘【万历丙辰年，滑县人。】不喜欢道周，批示说解学龙不得滥行荐举，并且用了挑动激怒的话。皇上看到后，于是把解学龙和道周一并逮捕。庚辰年三月十五日，皇上驾临皇极殿，亲自策问会试中式举人。他乘步辇下殿阶巡视，距离各位士子的几案只有咫尺，皇上的面容和悦。随后亲自阅览试策，谕令礼部传胪，将日期推迟两天。十九日黎明，传旨召见贡士，中使出来，手持一份名册，传呼黄云师等四十人进来，到了文华门外。过午以后，皇上驾临殿中，召见并询问消灭敌人、洗雪耻辱的事情。中使传达皇上出的题目十道，每道题由四人共同阅览，阅毕后按次序跪下回答。皇上听得十分专注，亲自执笔记录几句话；有的人名字上还被皇上亲自圈点，皇上面色温和，任凭他们充分陈述。二十日卯时，传胪完毕。正午，吏部接出皇上的谕旨：授赵玉森【无锡人。】、姚宗衡【歙县人。】、刘瑄【澧州人。】、孙一脉【沂州人。】、严似祖【昆明人。】五人为翰林；授黄云师【德化人。】、周正儒【宜兴人。】、宣国柱【怀宁人。】、胡周鼒【长洲人。】、李如璧【华阳人。】五人为科道官；授冯垣登【新建人。】、陈纯德【零陵人。】陈羽白【南靖人。】、魏景琦【永城人。】、邦臣【绍兴人。】五人为御史，其余董国祥【安平人。】、颜浑【怀宁人。】等分别授予吏部、兵部官职。后来为闯贼之难殉难的只有纯德一人；正儒、邦臣都在顺治朝因被荐举而起用、送入仕途。薛辅国观被逮捕后，没有被关进监狱，自以为一定不会死，便在城外设宴居住，准备整理行装。等到深夜诏书送到时，他还在打鼾睡觉；家人把他叫醒，说外面有穿红衣、口衔诏书的人。国观这才猛然起身，说：“我要死了！”仓促间找不到小帽，便撕下苍头的帽子代替。宣读完诏书后，他把头撞在地上，哭着说：“皇上为什么这样对待臣？只是想抄没臣的家产，却不知道臣很贫穷啊。”又喊着吴铨曹昌时的名字，骂道：“我死了也一定不放过你！”于是上吊自尽。自从温辅体仁退归后，辅臣才开始任用外官，例如张辅志发【万历辛丑年，淄川人。】、程辅国祥【万历甲辰年，上元人。】、杨辅嗣昌、蔡辅国用、范辅汝粹【万历己未年，黄县人。】、谢辅升等。不过除了嗣昌以外，很少有人真正合乎皇上的心意。辛巳年，薛被罢免、杨嗣昌去世后，起用周辅延儒、贺辅逢圣。逢圣清廉谨慎，延儒机警敏捷。延儒北上时，家眷随行，船只首尾相接，前来拜见、迎候的人密集如梳齿。逢圣因为自己是次辅，不敢走在前面，只乘一叶轻舟，隔着几程路跟在后面，没人知道。了解情况的人说，延儒应酬接待得太过滥杂；将来遇到事情时，若徇循法律就会招致怨恨，若顺从人情就会失去自我，这两种过错，他必定要犯其中一种。周辅延儒到京城入宫陛见，皇上对他非常礼遇，赐宴时亲自主持。退入宫中后，皇上满面欣喜地说：“还是他。”所以当时臣下所请求的事情，如免除拖欠的赋税、缓期执行刑罚、起用被废黜的官员、停止厂卫、停止京营提督内臣等，没有一件不获准许。皇上还命延儒清理狱讼；当时被逮捕拘禁的人，如侯司农恂、孙总督传庭，都得以出狱，并且以赎罪的方式处理，二人还都掌握了兵权。冬至这一天，皇上亲自到郊外祭祀。传闻天坛旗杆上的一根绒绳价值八百金。皇上虽然亲自实行节俭，但对内廷宦官中那些鼠窃雀食般的行为，也不能全部革除。流贼张献忠嗜好杀人，每攻破一座城，就派一队人前去屠杀；如果还有一个幸存者，就再派一队把他们全部杀掉。偶尔有被赦免而不杀的人，也一定砍断他的右手；如果他用左手进食，就把两只手一并砍断。他又不允许贼营蓄养女子；攻破楚省时，驱赶数千名妇女，全部推入江流，两岸停泊的尸体堆叠如山。他还喜欢吃人肉，常把人立在面前，割下一块烤来吃，一次割取几片肉。又攻破黄州时，拆毁城墙，连妇女也被役使，直到指甲全部脱落、鲜血横流；城墙拆完后，仍然把她们压死。

译山东的贼人李青山占据梁山泊，诸生王某做他的谋主，分派部众占据八闸，阻塞漕运通道。周辅延儒北上时，两个贼人拿着写有门生名义的名刺来拜见，众人都惊慌传报，延儒命他们进来相见。两人自己说：“并不是敢于作乱，只是为了保护漕运罢了。”延儒说：“如果漕运粮食不受阻碍、不发生损失，我就向朝廷说明，授给你们官职，让你们护卫漕船。”到了年末，李青山堵塞安山闸，开凿河道十里，使它与梁山泊相通，驱赶漕船，并把漕卒一并拘走，焚烧抢掠临清附近的地方，意在以此胁迫朝廷招安。张漕督国维害怕了，恰好内臣刘元斌率领前去剿寇的京军回来，便会合镇兵攻打他们，诱使李青山投降，押送到京师献俘。皇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在午门亲自接受俘虏，共三十多人，只宽免了一人，李青山和王某被处以磔刑，其余斩首。正要把他们捆绑后押往西市时，众贼说：“既然许诺让我们做官，为什么还要捆绑我们？”到了刑场，李青山奋力起身，把捆绑他的木桩都拔了出来；王某辱骂主管此事的人背弃约定，临死才停止了叫骂。大凌失守以后，关外所依靠的就是八座城。己巳年，北兵驻扎在义州，形势将要长期持续，逐步蚕食关外。当时祖总兵大寿驻守锦州，大凌失守时他曾向北兵投降，人心究竟如何无法知道。洪蓟督承畴于是亲自统兵驻守宁远，名义上是援救锦州，实际上是牵制祖大寿；即使锦州失守，也尤其可以说是自己承担了一面防务。当时北方敌军的四王子把松山、杏山围困起来，粮食将要耗尽，听说承畴将到，起初也大惊失色；等到侦骑报告说，督师的军队离城五十里就驻扎了，四王子指天而喜说：“我们的事情成功了。他带着重兵来援，却不迅速进城，说明他害怕我；害怕就会怯懦，怯懦就可以击破。”于是分兵绕到督师军队后面，截夺粮运，阻断声援，祖大寿、洪承畴的军队于是成为孤军悬在外面。朝廷商议救援，陈司马新甲调集五镇兵十五万出关，张枢曹若骐因为俸禄低而任监督。到了关口，饷部按人数发给军饷，大体上一千名士兵只能得到六百人的军饷，其中还混杂着老弱。饷部以人数不足为由削减军饷，将领又从这六成中淘汰了近一半，实际出关的只有八万多人。到了乳尖山，北兵以三千人据守山上。若骐倚仗五镇兵力多，进兵攻击，于是攻下了他们的营寨。不久，北兵大举到来，若骐商议依靠宁远城抵御他们。到了宁远城，承畴说：“宁远城小而坚固，还可以坚守；如果把军队停驻在城下，向城中索取粮饷，不到一两个月粮食就会耗尽，大家都要一起死在那里了。”于是迅速回撤。大同王总兵朴立即趁夜带兵逃走。北兵已经在回撤道路上挖成三道大壕沟，士兵有的脱去衣甲、丢弃器械越过壕沟；昏暗的夜里倾跌践踏，死的人已经很多。越过三道壕沟后，北兵驱使铁骑从四面冲来，我军力量疲惫、队伍混乱，于是大败溃散，只剩下被杀戮。若骐登上海船得以免死，王朴等五名将领各自回到驻镇，上疏请求治罪。所带的盔甲、兵器、火器、银两、粮食、车辆和马匹多得无法计算，全都用来资助了敌军。北兵凭借我军的粮食和器械，围困宁远、锦州，于是议和的谈判暗中兴起。周辅延儒最初入阁时，同在内阁值班的贺辅逢圣廉洁谨慎而才能短浅，谢辅升清廉执着而有担当，但为人深刻严峻，不被众人依附；相比之下，延儒圆通机敏，他才能短浅、为人深刻的缺点更加明显。然而因为这两人在身边，延儒始终有所顾忌。在京城的门生中，谏垣有章都谏正宸、沈给谏胤培、沈给谏迅。沈迅被杨辅嗣昌提拔，所以延儒与他不太融洽。正宸为人刚直，不肯依附他人；胤培善于避开嫌疑，没有人能用贿赂来求托他们，因此当时只有声誉而没有毁谤。江宣抚禹绪【崇祯辛未，杞县人。】是周辅延儒的门生，任官时有烦琐的议论，参与推举宣大总督时，章都谏正宸认为不可以。李冢宰日宣【万历癸丑，吉水人。】迎合延儒的意旨，改动了正宸所点定的人选而任用。正宸上疏弹劾日宣擅自更改，这是从未把阁臣放在眼里的行为；此事幸而被搁置。后来六月，正宸因事获罪被拘系，人们怀疑是延儒编造弹劾罪名。起用被废黜官员时，逆案、封疆、赃罪以及计典中的人员不在起用之列，其余人可以考察任用。金沙周仪曹镳因进言获罪罢官，曾经揭发阻止周辅延儒出任；王铨部重却不知道这件事。延儒问王重：“我们家乡被废黜的人应当起用谁？”王重说：“没有比周镳更合适的。”延儒默然不语。周镳于是通过亲近的人来赔罪，又自称与延儒同宗，因此得以起用征召。延儒刚入阁时，任用和罢黜还没有违背禁令。比如江陵令史元调【崇祯辛未，金坛人。】也是他的门生，延儒想起用他，但因为章都谏正宸在他的名字下面注了一个“钻”字，也只好停止。黄侍御澍奉命赈济河南，却拖延不去。一天，皇上召见他问对，澍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话，皇上连声说：“住口。”又问：“命令你前往河南，为什么不赶快去？”澍说：“没有兵。”皇上说：“赈济灾民哪里用得着兵？”澍上奏说：“有赈济银十万两，没有兵，谁来护送它运到那里？”皇上命令拨给他京营兵三千人，仍然严厉地说：“限你三天内出发。” 周同袍正仪是延儒的弟弟，他的父亲临终时说：“应当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所以延儒非常疼爱他。到了京城，正仪每天出门拜客；路礼曹迈【崇祯甲戌，宜兴人。】与正仪结有儿女亲家，又借机招摇，等待选官、等待考核的人大多趋附于他。于是有人用七千两银子求取翰林院职位，用五千两求取科道职位，用三千两求取道员职位。曹迈不久改任吏部官员。壬午年，考选各官在辰时入内，皇上赐给茶饭，临近傍晚时，皇上从御中左门出来，阁臣也在旁边坐在几案和杌凳上。有人拿着名册，先命内臣传达策问，题目是皇上亲自书写的。随后，考生依次跪下回答；名字有的被圈点，有的在名字旁写下所回答的几句话，有的被驳回。内马令嘉植、金令汝砺【崇祯甲戌，仁和人。】回答铺陈得工整典雅，张大行法【崇祯甲戌，罗山人。】高声回答，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回答结束时，已经是二更，众人走到午门，皇上命令把所回答的内容补写进奏本，不得增删。第二天，各自封存送入；过了几天，选取十二人，其余全都进入台省，这是异常的数目。考选科道官，是吏部和都察院职掌的事务。皇上怀疑他们徇私，所以戊寅年考选时召见等待考选的各官问对，壬午年又实行了一次。问对完毕，郑冢宰三俊、刘总宪宗周当面上奏说：“凡是考察人才的品行，外部核实官员的评价，内部采纳舆论，尚且担心不能确实。如今在片刻的天威之下，有些人才品行清正卓异却口吃，也有些人才品行卑劣却善于巧言逢迎，用什么来裁定他们的流品呢？况且考选科道一向是部院的职掌，如果有人徇私不当，应当加以治罪斥退，却弄到劳烦陛下日夜忧勤，是我们失职了。”皇上听了很不高兴。

译台省官员谢恩以后，大多等候在阁中。周辅延儒暗示他们不要触及厂权，也不要向谢辅陛辞。因为延儒入阁，内臣王裕民出力很多；罢去厂权，他也出力很多。后来按照祖制，连王裕民所掌管的京营也一并罢去。王裕民恼怒，认为是延儒出卖了自己；延儒也害怕受到中伤，于是托交好的董心葵从中调停，暗中把厂权归还。双方约定不罗织士大夫，但仍害怕那些新进官员进言触及此事，再次激怒王裕民，所以延儒才这样说。皇上每次考选，都屡次下旨说：“为什么没有科贡？”因为科贡官所任职的地方贫瘠困乏，参加考选极其困难；到任的人常常很少能列入甲榜，往往等到在长安任职时衣裘已经破旧，所以他们都把这归咎于谢辅升，怨恨他。等到拜见谢升时，他在谈话中说：“人主把不使用聪明当作聪明，而皇上太过使用聪明了。”又说：“议论议和的事情，诸位不必说；皇上曾经在奉先殿求签，圣意已经决定了。”众人本来就对谢升愤怒，听到这几句话，认为这是诽谤皇上、泄露宫禁中的话。于是朱给谏徽启发端，廖给谏国遴公开攻击他，台省中有人从中调和，祸患几乎不可预测。周辅延儒从中周旋，使谢升得以罢职离去。宁远、锦州溃败以后，北方边军的精锐几乎耗尽，而中州的寇乱正盛，皇上的意思也想用金帛暂且缓和北兵，以便专心平定寇乱；谢辅升和陈司马新甲主张这样做。周辅延儒也想安享事情成功后的成果，成功了就分取功劳，失败了也不牵连灾祸；他不愿让谢升离职，原因就在这里。周辅延儒聪慧机敏，善于应对，曾经被召见问对。皇上说：“近来科道官横行，例如杨枝起一份奏疏就推荐四十二人，这样用人就不在铨部，只在科道了。如果杨嗣昌、温体仁已经死去，薛国观已经赐死，谢升已经处置了【此处原文有OCR疑误：“郑▯瓮跏胯U疏又云四凶”】，奏疏为什么又说四凶？”延儒说：“尧时有四凶。”皇上的脸色稍微和缓了。又说：“还有马嘉植，也拟旨票拟出来从重处置！”延儒说：“这些都是新近进用的外臣，感念皇上特别擢拔的恩德，有所听闻就入朝报告，不知不觉说得过于激烈；如果一经申斥，自然不敢再妄言。”皇上说：“立即拟一份谕旨来。”延儒退下后拟写了一道敕书，极力斥责言官，末尾说“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三个人于是得以免罪。凡是考选，刚直敢言的人大多进入台省。这次考选中，朱给谏徽博学典雅，杨给谏枝起、廖给谏国遴、姜给谏采、倪给谏仁祯【崇祯丁丑，浦江人。】、方给谏士亮、光给谏时亨都能建言。不过杨枝起险诈，廖国遴蛮横，倪仁祯阴险狠毒，而且都被欲望驱使；方士亮则独断专行。如果论品行，方士亮、姜采、朱徽似乎更胜一筹。姜采在礼垣任职时，能够议论宫禁中频繁举行斋醮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敢于进言了。方给谏士亮任职兵垣时，极其敢于进言。关于裁撤蓟督一事，大家都担心北兵会用偏师牵制我军，同时把全部精锐猛攻蓟镇五镇；出关后，又担心精锐全部被挑选调走，使宣大空虚。士亮上疏想撤换张督福臻【万历癸丑，高密人。】。假如按照他的意见办，后来遵化失守时，他一定会被追究罪责，难道要等到监军时才追究吗？至于想任用闽将陈鹏担任操江，一时的勋臣认为这是蔑视祖制，士亮也不顾这些。五镇溃败以后，朝中没有人谈及宁远、锦州。后来听说宁远、锦州失守，洪督承畴被擒，祖总兵大寿投降，曹总兵变蛟战死；塔山一城因为不肯投降，全城自焚。皇上亲临殿前，流泪说：“我没有能够救下承畴。”于是下令在京师修建祠堂，赠官抚恤都很优厚，并且命令设坛，准备亲自前往祭祀。如今祠堂还庄严地存在着。陈司马新甲的才干、品行和心术与杨阁部嗣昌极为相似。嗣昌在枢府任职时，墙子岭失守，他每天上报军事机宜，认为朝廷从远处控制军队、将领听从中旨，事情的时机已经改变，只会徒然增加扰乱罢了。他曾经痛恨这种自作聪明而误国的做法，颜东抚继祖在三十天内连续上疏六次，大概就是为了征召他。等到阅读新甲刊刻的奏疏，其中铺陈安排仍然是同一套路数；他暗中主张议和也是如此。不过他确实有才能，能够留心边疆事务。沈给谏迅请求召见问对，当面诋毁他，皇上说：“让你来做新甲，恐怕还不如他。” 大同王总兵朴在贾庄之战中，借口边境有警返回驻镇，导致卢督师象升兵力单薄而战死。等到出兵援救宁远、锦州时，他又溃败逃回，于是洪督承畴也失败了。起初各自回镇请罪，朝廷知道他们是据险自保，所以没有追问。后来因为王朴带头逃跑，罪责重大，罢官回到京师；等到宁远、锦州失守，又将他逮捕审问。周辅延儒所亲近的董心葵替他行贿，察知台省有人想进言，就吓唬他们说：“首辅已经答应不让他死了。”所以很少有人进言。皇上最终震怒，命令法司在三天内审定他的案件，最后将他弃市，延儒也不能救他。中州屡屡发生失利的事情，台省弹劾陈司马新甲的奏疏纷纷而来。皇上在关于处置军事机宜的奏疏中，多次说：“由部科议定后再来报告。”批复奏疏时，在本兵姓名后面就列出兵垣，而两位少司马没有列入；这不仅是为了加重责备科臣，也是为了平息他们后来继续进言。我曾见过皇上发给部科的圣谕，是黄纸，长仅一尺，宽二尺多，用墨印界格，边缘有龙纹，中间钤有御宝，颜色鲜艳润泽。谕旨用朱笔书写，洋洋数百字，字都是行书，非常俊逸。凡是发给科臣的奏疏，大多批有朱批日期和时辰，以防止积压阻滞；其中多有子时、丑时批阅的，大概是因为批阅到三更半夜还没有停止。真是勤劳啊！中州的警报频繁传来，皇上命令兵部和兵垣到阁中会议。众臣彼此相望，沉默了很久，周辅延儒说：“皇上命令诸位商议，如今一个字也没有说，拿什么回去复命？”然而最终还是没有人发言。第二天，陈司马新甲上疏，科臣在后面署名。奏疏中说某府原有某兵，某个要害之地应当配置某兵，某兵力单薄应当增调某兵。纸上列举得清清楚楚，和聚米图没有区别，人人都佩服他的才能。假如他没有死，或许还有办法可想。杨给谏枝起撰写文章纵横有力，奏疏也锐利；因为推荐奏疏过于泛滥，被责令回奏。他的奏疏呈上后，皇上披阅，十分赞赏他的才华。可惜他有才却贪婪狡诈，不善于运用自己的才华。周辅延儒熟悉世故，人情面子考虑得多，而坚持原则的时候少；有人送来贿赂，他不拒绝，送得少了也不责怪。所以他的门生和亲故，从自己行贿到替别人行贿，他都不拒绝；有时藏下其中的二三成，有时侵吞其中的四五成，也不追问。每次从阁中退到朝房，或者在私宅会见客人，都一直到丙夜。抚、道、府、部的官员大多靠行贿升迁，利益施加给别人，辱骂和非议却留给自己，何况还使这种弊病危害国家呢！

译货贿之风在壬午年春末已经很严重。一名监司用五千两金子谋求边地巡抚，怀疑这笔俸禄太少，又增加二千两，最终得以任职。一名部郎谋求浙江海道，议论的人说需要五千两，办事的人吝惜这笔钱，只答应给三千两；虽然先送上一半，最终还是得到一个守的职位而离去。如今凡是俸禄充足的职位，得到礼曹也一定要二千两，得到兵曹也一定要一千两。有人在铨曹经营活动，想要替人弄到一个缺额；即使权力很大，也还会被别人攫取而去，绝没有不凭借翅膀就能飞走的职位。整顿训练、储备物资，上面催促执行，下面上报完成，只是徒然增加笔墨，没有实际事情。比如乡兵，我曾经过齐鲁一带，过往的人大多向他们索取放行费用；但他们不过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拿着钝戟短棒，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北边的征发还没有停息，南边的差遣又接连逼迫；不只是人没有停下脚步，而且一家往往要有二三个人，才足以应付追呼。当时有人请求用江北班军讨伐贼寇，张蓟督福臻请求用北直隶八府的乡兵守备边疆。见识的人说：“班军去服役，就像进入汤火之中；如今驱使他们拿着盾牌兵器作战，和驱赶市民上战场有什么不同？乡兵虽然每天奔走服役，还能趁空闲耕种自己的田地；如今远离乡土，失去农业，家中人口哪里能免于饥寒？况且衣服、器械和路途的费用，向本人征取又未必能得到，贴补给邻里就会造成骚扰；而且到边地后难免不习惯水土，又会遭到将领的剥削，恐怕对内地有害，对边疆没有益处。”王给谏士鑅将要进言，被吴廷尉履中阻止，只说了乡兵这一节。当时部里的覆议认为不可实行，皇上已经批示暂时调发，最终却在奏疏中批示免于调发。章都谏正宸掌管吏垣时，浙江新近任用的台省官员有马给谏嘉植、倪给谏仁祯、曹侍御溶，人们称他们为鼎足。然而这三个人，有的借助正宸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正宸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羽翼。考选本来有部属和同知，这次考选的全都是省台官员，当时人称一榜之中全都中了进士，却使朝廷班列变得庸劣。皇上见他们的条奏大多不堪，而且乙榜中有人起笔就使用“哉”字，便命令王总宪道直考察淘汰；当时因上言受到讥责和责罚，以及言论不合时宜的人，都托关系求留。道直把他们分为三等：一等给予实授，二等先试任御史，再考定夺，三等任部属。宋少司农之普和薛辅国观相似。薛国观死后，宋之普害怕被东林斥责，便推荐钱宗伯谦益、刘中丞宗周等人，以求得到包容。当时章都谏正宸厌恶他的反复无常，抄录奏疏参劾他。皇上笑着说：“他既然不是那一家的家人，只是自取羞辱罢了，为什么还要推荐呢？”南都覆亡后，宋之普请求担任常州知府，又进入东林书院讲学。

译这所书院就是从前高御史中丞攀龙【万历己丑，无锡人。】所建的。唉，高中丞难道不以此为耻吗！金沙盛太学顺曾到浙江，王侍御章当时任鄞县县令，盛顺不断设法求取。后来趁王章入场参加科举考试，借助关节关系行骗。等到黄翰林道周被逮捕，盛顺拿出千金资助他上路，一时之间人们都推许他的义侠行为，于是他得以置身于缙绅之间。后来周辅延儒被召回内阁，盛顺请求取得名帖，拜谒浙江巡抚熊奋渭【万历丙辰，商城人。】，熊奋渭答应让他转任京官，并命仁和县令吴培昌替他筹办路费。熊奋渭于是亲自以礼相待，盛顺便借助他的势力，向两浙监司请托。盛顺所到之处，众人都倒屣相迎，愚弄他们说这是一次美好的升迁，也都命属下替他筹办路费。这就是借助上面的力量来搜刮下面，又借助下面的力量来讨好上面；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升迁还是贬黜，都由他一手决定，因此获取的钱财数不胜数。等到熊奋渭得到南京少司马的职位，人们更加相信盛顺有门路。初夏时，他带着替人谋求升迁的金钱以及通候金数驼进入京城，并且公开宣称这次来京是为了替宋太常玫谋取宰相职位。宋玫的父亲嘉湖道继登【万历甲辰，莱阳人。】谋求升任京卿，吴培昌谋求考取科第。盛顺每天奔走于公卿之间，每次进见延儒，谈话往往直到深夜。有见识的人说：“这个人一定会成为首辅的祸患。”但当时的缙绅正借助他亲近延儒，没有人拒绝他。松山、杏山相继失陷，宁远、锦州也失守。朝廷中有人提出文武官员各自积储米粮、煤炭的议论，却没有人知道马绍愉已经暗中向敌方投降。忽然间，外面抄传马绍愉的塘报说：“见到敌人，和他们谈判求和。敌人索要金三十万、银三百万，已经答应给金一万、银一百万两，敌人还不肯，非要金十万、银二百万两不可；如果不答应，就要发兵。你们家所失去的，难道只是这个数目吗？”这份塘报在外面到处抄传，但兵科却没有看到。正当兵垣张士亮上疏弹劾兵部尚书时，说道：“各地的塘报都已经上报朝廷，然后才由六科抄传。如今忽然出现这份塘报，究竟是伪造的吗？如果是伪造的，兵部就不应拿它来扰乱人心；如果是真的，那么陈新甲主持议和，就是辱国。”当时陈新甲与司礼监王裕民亲近，张士亮害怕被王裕民暗中陷害，等候皇帝命令数日，必须为此事申辩。皇帝下旨后，责问兵部尚书。不久，在马给谏嘉植的弹劾奏疏中，皇帝命令议处陈新甲的罪，将他交给司法部门，司法部门拟定秋后处决；皇帝命令改拟，最终立即处决他，原因是要泄露议和之事。皇帝与陈司马新甲秘密商议与边敌议和，亲笔诏书往返几十张，并告诫不得泄露。忽然有一天塘报送到，新甲偶然把它放在案上。他的仆人不知道其中秘密，拿去交给传递塘报的官员，于是被抄传到外面。给谏张士亮刚得到这份塘报，便上疏弹劾，皇帝因此大怒，所以新甲最终因这件事被杀。周辅延儒当时任首辅，仍然极力营救，说：“按照国法，敌兵没有逼近城池，不应杀大司马。”皇帝说：“接连陷落七个亲藩，比起逼近城池，哪一个更严重！”最终还是杀了陈新甲。陈司马新甲尚未下狱时，廖给谏国遴、杨给谏枝起、光给谏时亨、倪给谏仁祯四人倡议一定要杀他。等到新甲下狱后，四人又奔走于徐司寇石骐那里，说绝对不能杀他。大概他们先前主张必杀，是为了索取贿赂；后来主张不杀，则是因为已经收受了贿赂。朝廷各部门中的横暴行为，到这时达到了极点。刘内臣元斌曾经负责监督京军讨伐盗贼，经过雄县时，军纪相当严明。后来他返回，又到山东围剿李青山，王侍御孙蕃弹劾他淫乱抢掠，皇帝下旨派官校捉拿审问。这份奏疏秘密封送到六科，并未抄传。元斌上疏申辩，孙蕃于是攻击王司礼裕民说：“元斌是裕民名下的官员，裕民暗中泄露了我的奏疏，所以元斌才能按照奏疏中的条款强词申辩；否则，这本来是秘密封送到六科的奏疏，从未抄传，元斌怎么会知道呢？”皇帝认为孙蕃能够揭发奸情，给他晋升两级。王裕民也被下狱，和元斌一起弃市。有人说，王裕民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和陈司马新甲隐匿塘报一事相似，皇帝借此事杀了他。山永巡抚马成名【崇祯辛未，濮阳人。】出身被贬官籍，逢人便谈论军事，侃侃而谈，自以为得意，然而全都是嘴上谈兵。马成名又怂恿姻亲潘佥宪永图【天启乙丑，金坛人。】，拿七千金，从被贬官籍中越级升任开府。仅仅两个月，因为失职获罪而被牵连下狱，二人并首在西市处死。内阁曾经拟题提拔姜少詹曰广，但皇帝没有批准。后来召见时，谈话间有人说曰广具有宰相之才，皇帝说：“曾经有人称赞曰广清正、能任事、和厚，我认为这三个字他也很难当得起。此后曰广进讲，对着朕总是悻悻不平，难道这就是能够体谅大臣的人吗？”每次召见参加考选的诸位官员，谈到人际交往时，他总是首先推举同乡中的大人物，其他地方的人都比不上。于是，当天被称为泰山北斗的人，只要到了评定人物的场合，人人都争相趋附，全部送上厚重的礼物，他也没有拒绝。这样看来，他平日里抬高自己的声望、勤于品评人物、广泛延揽人才，也不过是为了建立一个受贿的府库罢了。真是所谓君子吗！这些都是陆友云龙亲眼看见的，他对我说起时不禁叹息。骆金吾养性是楚地人，曾经拜访王给谏士鑅。士鑅说，弹劾奏疏中冒滥失实的很多，养性认为他说得对，劝他上疏清理裁汰。有人说，金吾的头发像乱麻一样，确实应该加以梳理；但这个人并不正直，如果奏疏下发，让掌印太监查核，反而正好给他打开了受贿的门路。于是这件事就作罢了。崇祯十年，安庆生员蒋臣进呈《皇明荐举考》，张纳言绍先也有一部《荐举考》，都是采集宝训等书编成的册子。书中说“事系陈言”等话，其中的“陈”是条分陈述的“陈”。当时内阁大臣不明白它的意思，于是票拟说：“《宝训》中说‘事系陈言’，很不恭敬谨慎，应议处张绍先等人。”他们把“陈”理解成陈旧、陈腐的“陈”了，传闻此事的人都讥笑他们。

译《三垣笔记》附识，中 崇祯二 壬午年元旦，皇帝驾临皇极殿。朝贺完毕后，他走到宝座前，面向南方端正站立，回头对内侍说：“召阁臣来。”阁臣从殿东门进入，再次接受诏令，便快步走到殿阶前，行叩头礼完毕，跪在那里等待命令。皇帝说：“阁臣从西班过来。”这是把阁臣当作老师来对待。阁臣起身站立，还不知道皇帝的意思，准备分成东西两班，皇帝又说：“阁臣从西班过来。”随即有一名内侍下来引导，皇帝命阁臣上前，众臣也趋步前进。皇帝说：“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尊崇师道。今天讲到称呼先生，仍然保留着尊师的遗意。你们就是朕的老师，朕在正月戴着端冕来向你们求教。”皇帝转身面向西方，向阁臣作了一揖，接着说：“经书说要修养自身、尊重贤者、敬重大臣、体恤群臣。朕行这个礼，本来并不过分。”又说：“自古以来，君臣志趣相同、道义相合，天下没有不能治理太平的。”皇帝说到这句话时，语气十分温和而又严厉。又说：“职责掌握在各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你们。”诸臣跪伏谢恩说：“我们才能浅薄，不敢当此礼遇。”皇帝说：“先生正是朕应当尊敬的人。”这句话说了两遍，又再三说“先生请起”，诸臣才起身，转身下阶叩头。皇帝退下后，又补充赏赐了一番口头谕语，与当面所说的大同小异。当时勋臣不知道皇帝的意思，也相继快步走到阁臣下面。皇帝说：“公侯伯过去。”勋臣还没有理解，皇帝又说：“从东班离开。” 周辅延儒再次被召用，吴铨曹昌时自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但实际上是冯旧辅铨的力量。延儒想恢复曹昌时的冠带，却没有成功。延儒对人说：“钱少宗伯的起用，在外廷容易，在内廷困难；冯旧辅的起用，在外廷困难，在内廷容易。”所谓少宗伯，指的是钱谦益。吴辅甡进入内阁，孙廷尉晋、金佥宪光辰都出过力，所以两人都借此自我标榜，吴甡也无法禁止。然而孙晋机巧，光辰刚强，还知道有所顾忌和爱惜；到了曹给谏良臣与龚给谏鼎孳相继起来附和时，就变成一味狠毒横暴了。冯旧辅铨三次镇守涿州，杨冏少维垣镇守通州，二人都有一些微小功劳，所以巡抚大臣上疏请求补授官职。周辅延儒想借此机会恢复冯铨的冠带，吴辅甡当时任少司马，与金佥宪光辰、孙廷尉晋一起极力争论，最终仍被阻止，未能实行。当时杨维垣也想借此上疏，请求让自己以布衣身份与九卿、科道官员一同召见对答，商议退敌的策略，但被通政司驳回而停止，这是为了防止事态逐渐扩大。张少宰捷素来享有清正的声望，又不属于逆案，虽然孙晋借抚巡的机会陷害吴甡，吴甡的声望反而借此得以提升。延儒想起用张捷担任南京总宪，吴甡坚决不同意，张捷于是与吴甡在声势和关系上大相左。皇帝曾召见周辅延儒等人，谈到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说：“这三件事都不是真的。比如红丸一案，方从哲【万历癸丑，绩溪人。】曾上奏说不可轻易进药，皇考神色忧伤地说：‘朕恐怕将要起不来了，喝下去也许还有侥幸生存的可能，不喝就只能坐着等死。’这确实是皇考想服药，服下后略有成效，又命令再进药。当时朕和先帝都在旁边，难道是方从哲所为吗？梃击一案，实际上是疯癫之人所为。朕记得当时朕还是信王，住在宫中，忽然一块木板从上面掉下来，木板中密密排列着戈戟。当时朕想把这件事上奏，后来又说：‘这或许是因为深宫需要防备意外，所以从先朝储备下来的。’于是命令内官把它掩盖修好，直到如今仍然如此。如果立即上奏，就会把事情牵连成梃击案了。又如移宫一事，更是不合情理。当日皇考因为朕与先帝都失去了母亲，命李选侍抚养我们；她把我们爱护得像自己的孩子，朕与先帝因此也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她。所谓她气势凌人、殴打并挟持皇太后临朝垂帘，都是外臣不了解内廷事情，才有这些纷纷议论。况且魏忠贤固然是大奸大恶，王安也不是善类；如果让王安得志，他们不过是同一类人罢了。”说完，延儒等人只是连声应诺。这是袁文宗继咸亲口对乔侍御可聘所说的话。后来我进入长安，向同僚询问此事，他们说的都相同。南渡以后，继咸曾上疏驳斥袁侍御弘勋，也说群臣所传的是捕风捉影的传闻，立论偏激苛刻，应当以此为戒。我仍然怀疑此事未必确实，想到张明经自烈与继咸交往最深，便拿着书信询问事情的真相。自烈回答说：“我以前经过浔地，拜见袁临侯，果然如乔先生所说。”于是又叙述他所记载的事情：“甲申年，我经过袁临侯的官署，临侯问我：‘三案的关键材料都在这里，你打算用什么说法来折中处理？’我说：‘处理国家大事，必须平心静气地观察事理，然后是非才能明白，公论才能确定。张差一事，应当按照神庙初年王大臣进入干清宫，以及万历四十一年奸人孔学的先例，逮捕拘执，依法论罪，不再穷究审问。这样对上可以保全国体，对下可以杜绝枝蔓。王之寀【万历戊戌，蒲州人。】却一定要加重审讯，供词牵连到郑国泰【贵妃之弟。】，想要危害皇太子；与没有逮捕胡士相【万历丁未，平湖人。】相比，严重得多。假如朝廷被何士晋【万历乙未，宜兴人。】的说法迷惑，不兴起大狱就不罢休，那国家体面又将如何？崔文升【内侍。】、李可灼【鸿胪寺丞。】进药以求侥幸，罪行与《春秋》中许止的罪行相同；这不是出于诚意，而是图谋弑逆。应当按照他们不可逃脱的罪行，依照法律治罪。国法既然得到伸张，浮泛的议论自然会平息。诸臣如果一定要指控他们行鸩毒之事，就应当以弑君罪论处。惠世扬【万历丁未，清涧人。】一定会弹劾方从哲，与赵盾一同诛杀；崔文升、李可灼以及辅臣即使死了，也不会服罪。李选侍【泰昌宫人。】昏昧浅陋，只是倚仗宠爱，不过是一个软弱的妇人，怎么能把她同女主临朝相比呢？当东宫正位之时，李选侍还居住在干清宫，诸臣按道义不得不争论；移宫之后，名分已经端正，诸臣应当秘密请求皇上对李选侍加以礼遇，并向内外宣布，使大家明白知道朝廷是在仰体先帝的本意。李进忠【内监。】盗窃库物是真是假，应当审讯核实，依法拟定罪名。一切关于李选侍赤脚想自杀，以及皇八妹无处安身而投井的传闻，都可以不必上报。熹庙曾经谕令阁臣，逐条列举李选侍殴打、抗拒圣母，威胁、挟持皇帝本人的罪行。后来又下诏公布李选侍的过错，实在是太不宽容了。

译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把李选侍指作武后，一定会责怪李选侍垂帘听政，这些说法都不对。” 三案的功过，不能掩盖，情况就是如此。” 流寇攻陷雒阳，福王遇害。皇帝召见阁臣以及礼部、兵部和科道官员，谈到福王时声泪俱下。诸臣都请罪，有人还以气数来解释。皇帝说：“不能说这是气数；即使是气数，也必须依靠人为的补救。”随后，皇帝详细询问福王世子的下落，以及表彰死者、抚慰生者等事。范辅复粹又说：“福王身边有两名内臣，他们的忠义值得嘉奖。”皇帝说：“还有地方上的道、府、州、县各级官员以及乡官、士人和百姓，也都应当一体加以褒奖。”复粹惭愧地退下了。皇帝因为雒阳失陷，召见群臣对答。兵垣李给谏【崇祯甲戌，晋江人。】上奏说：“凡是用兵，都以取得威势为胜。如今督师杨嗣昌出兵已经一年有余，只有第一次报告玛瑙山一战获胜，近来却一直没有消息。似乎应当另派一名大将去协助他。”皇帝说：“督师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河南，正所谓鞭子太长，打不到马腹。如果你们是因为个人爱憎而提出这个意见，未免太过分了吧！”皇帝爱护杨嗣昌，就像这样。旧制规定，太庙和祧庙供奉的各位皇帝，都只能有一位正后；即使是奉先殿，也依照太庙的定制，凡是继后和生母后都不得入祀。孝宗初年，另建奉慈殿供奉生母纪太后。于是，宪宗的生母周太后与献帝的生母邵太后都在奉慈殿受祭。嘉靖十五年，迁移神主与帝陵合祔，停止奉慈殿的祭祀。穆宗初年，将继母方太后奉安在景云殿，改名为弘孝殿；又将生母杜太后奉安在神霄殿。万历三年，孝烈、孝恪二位太后都附祀于奉先殿，同时停止弘孝殿、神霄殿的祭祀。因此，神宗的继母陈太后、生母李太后都附祀奉先殿，但她们的忌辰都不得另设祭祀，只能穿青色服装。皇帝追念生母刘太后，因为不能亲自奉养她而引以为憾，所以想在宫中再次建造祧庙，把七位皇后一同供奉。但自古没有两个祧庙，再建祧庙是不合礼制的。蒋少宗伯德璟认为，如果实在不得已，宁可恢复奉慈殿。不久皇帝又怀疑这样不合礼制，最终把这件事搁置了。崇祯十四年，杨督师嗣昌因为襄阳失守，被兵垣张都谏缙彦弹劾。皇帝认为张缙彦的话有道理，下令中有“从督师以下，调度失当，巧言善于欺骗”等语，命令依法查办议罪。一时间大小臣僚争相弹劾杨嗣昌，言辞大多过分。皇帝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员进入干清宫，十分愤怒地谕告说：“杨嗣昌是朕特别选用的人，用兵没有成效，朕自会考察裁断；何况他还有可取的才能。各位官员见到朕有议罪的旨意，便一起排斥攻击，纷纷不止。如果真是出于忠诚正直，为什么不在兵科尚未具疏时就先行进言？暂且不深究此事，各人的奏疏都留在宫中，不予批答，特此告诉你们。” 皇帝将要通过枚卜选任阁臣，召周辅延儒、贺辅逢圣、陈辅演进入德政殿，赐座给他们。逢圣因为皇帝答应让他退休，感念皇恩，忽然大哭起来，听见的人都大为惊骇，哭了很久仍不停。随后皇帝移驾经过中左门，进入中极殿，三位辅臣也进入殿中，留下来接受赐宴。逢圣又大哭，跪拜了十几次仍不停。皇帝命令他出去。等他走到殿槛外，行五拜三叩头礼，又连续哭泣不止。看见的人都觉得奇怪，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后来枚卜结束，果然有人被逮捕审问并下狱。皇帝通过枚卜选任阁臣，当面召见对答。蒋少宗伯德璟说：“边疆大臣应当长期任用。像蓟督这样关系重大的职位，半年之内已经更换了五个人，恐怕难以施展才干。”皇帝说：“不称职就应当更换。”德璟说：“与其因为不称职而更换，不如在一开始任用时就谨慎。”皇帝又问：“天灾如何消除？”德璟回答：“天意只在百姓身上，能救百姓一分，就能消除一分天灾。近来百姓苦于加派，万历年间各边旧饷只有三百余万，如今增加新饷几百余万，又增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他又说：“按照祖制，三协只设置一名督、一名抚和一名总兵。如今增加到二名总督、三名巡抚、六名总兵，又有副总兵几十多人。总兵太多，彼此不能统摄，督师也无法灵活调度，所以大家都不听命，应该裁减。”皇帝点头赞同他的话。当时宋少司空玫也被召见对答，滔滔不绝地讲述九边地形，并画成地图。皇帝怀疑他是在谋求进用，反而不高兴。只有徐少司寇石麒称病没有到来。皇上认为枚卜推选的人选多有滥竽充数之嫌，召来李太宰日宣、吏科章都谏正宸、掌河南道张侍御瑄【崇祯戊辰，介休人。】加以责问，说他们所推举的房少司空可壮【万历甲辰，益都人。】、宋玫、张三谟，都属于徇私。日宣与正宸、瑄等人都极力辩解，日宣又上奏说：“臣与科道官员商议了好几次，认为可壮一向有声望和气节，宋玫年轻而有志于学问，三谟也曾经掌过印。”皇上大怒，命锦衣卫摘下六人的帽子，押出宫外等候圣旨，旧辅和新辅都极力营救，皇上不听。处分完毕后，王总宪道直又上奏说：“这次会推，都是冢宰与科道官员共同商议的，臣从来不敢插入一句话。”皇上说：“今后枚卜，只用翰林官；各衙门三品以上官员，间或陪同一两人，不许推举太多人，永远作为定例。”当时皇太子与定兴二王都侍立在旁，皇上穿黄袍，太子和二王则穿红袍。原任金少司空世俊想恢复官秩，命他的儿子带着大量钱财到京城。他儿子每天沉溺于声色，钱袋很快花空了，于是假造一封信给父亲，说同乡的词林、台谏官员都收足了重贿，并把一张名单放在家书里面。他走到良乡时，被厂役缉捕搜出。当时同乡陈佥院干阳【天启壬戌，武康人。】、虞翰林国镇、金侍御兰【天启乙丑，会稽人。】等人也被列在其中，实际上他们一文钱也没有收。这些人无法自我辩明，便各自向厂官行贿五六千金，得以免罪。替国镇传递线索的人，是被罢官后居住在长安的房给谏之麒，他与国镇是同门。后来国镇的长班出面告发，厂监拷问出真实情况并上报，追缴的金珠全都收入内库，并责令国镇回话。国镇惊恐悸惧而死，之麒被送到刑部拟定发配，世俊最终也因行贿而免罪。

译大僚和台谏官员因枚卜之事相互构陷争斗不止。那些不能参加会推的人，于是编造出“二十四气”的名目，惑乱朝廷内外。他们把吴辅甡列为“杀气”，下注“再生复起”；把孙廷尉晋列为“棍气”，下注“两头蛇”；把金佥宪光辰列为“戾气”，下注“金甲神”；把章都谏正宸列为“阴气”，下注“灰地蛇”；把吴铨曹昌时列为“妖气”，下注“摩登伽女”；把倪宗伯元璐列为“淫气”，下注“假姜诗”；把王少宗伯锡衮【天启壬戌，云南人。】列为“瘴气”，下注“夜郎王”；把黄辅景昉列为“时气”，下注“赛黄巢”；把马给谏嘉植列为“膻气”，下注“小华光”；把杨给谏枝起列为“贼气”，下注“桃树精”；把王给谏士鑅列为“悔气”，下注“金鎗手”；把倪给谏仁祯列为“霸气”，下注“塑大虫”；把周仪曹仲琏列为“疝气”，下注“靠壁鬼”；把房给谏之麒列为“粪气”，下注“倭房公”；把沈少宰维炳列为“痰气”，下注“喉下癣”；把姚都谏思孝列为“毒气”，下注“姚令言”；把贺冏丞王盛列为“逆气”，下注“黑面豹”。把房少司空可壮列为“臭气”，下注“海上暴客”；把吴谕德伟业列为“望气”，下注“啮人马”；把冯司马元飙列为“杂气”，下注“顺风火”；把袁给谏恺列为“浊气”，下注“泼天罡”；把徐词林汧列为“油气”，下注“九尾狐”；把瞿给谏式耜列为“秽气”，下注“两眼鎗”；把钱寺丞元列为“尸气”，下注“痴虎伥”。最后又说：“像水中棉花一样的李日宣，假飞虎一样的孙承泽，都是卑微不足道的人。”当时日宣任太宰，承泽任都谏。皇上把耳目托付给东厂，吏部每逢大选，都因此惴惴不安。后来每次选官，都答应给东厂二万金，任凭东厂自行寻找谋求缺职的人，于是吏部便安稳无忧了。谢辅升被罢职后，贺辅逢圣请求归乡。当时朝廷请求枚卜，盛太学顺每天奔走，为宋少司空玫谋求参与枚卜，却没有成功，于是奉旨再次推举人选以供察看。九列台省官员纷纷想着借机卖人情，而那些热衷于拥护大老的人，有的托人请求，有的亲自拜谒，希望得到他的拥戴。盛顺有时用利益打动人，有时用宋辅延儒所看重的事情去蒙骗他，宋玫于是得以参与枚卜。等到宋玫等人被送到刑部拟定戍边后，盛顺惊慌逃窜；事情定下来后，他又回到京城。有人说他在延儒面前招摇，延儒便在朝房张榜斥责他，不再与他交往，但仍不能禁止这种事情。皇上前一天早朝结束后，登上昭文阁。过了一会儿，他步行下阁，来到德政殿，召见阁臣等五人，对他们说：“国初时，弘文馆设在禁中。如今文昭阁两旁也可以建造值房，我不时召见你们当面问答和讲读，偶尔有疑问时，先生们往来也方便。宋人说，亲近贤士大夫的日子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日子少。”第二天，皇上便下令在那个地方建造值房。叶刑曹廷秀【天启乙丑，濮州人。】平素并不认识黄翰林道周，却特意因义气激发而上疏营救他，于是受到谴责。当时吴辅甡以少司马身份抵达京城，周辅延儒问他说：“现在最紧急、应当入朝报告的事情是什么？”吴甡说：“自从薛韩城、谢德州在内阁任职以来，都严厉苛刻地约束下属，以致皇上日益疑忌猜疑。像黄道周、解学龙等人，被逮捕关押两年多了，但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您到任后，皇上对您十分信任，应当趁此机会以至诚感动皇上，辅佐圣主施行宽大政策。”延儒认为他说得对。又说：“刑部的爰书也应当斟酌措辞。”当时吴甡去拜见刘司寇泽深，对他说黄道周一案应当从宽拟议，并且以古人的大义激励他。泽深说：“名义关系重大，岂敢不竭尽全力。”两人分别拟定边地戍守的处分，皇上起初不答应，泽深再次上疏极力坚持，皇上才答应将道周永远戍边、学龙发往极边、廷秀发往边远地区，三人都充军。这是辛巳十二月的事。壬午七月，皇上召见群臣询问，说：“张溥、张采是什么样的人？”周辅延儒回答：“是喜欢读书的优秀士子。”皇上说：“也免不了有所偏颇。”延儒于是上奏说：“张溥、黄道周都有些偏激，只是因为很会读书，所以人人都爱惜他们。”蒋辅德璟说：“黄道周被永远充军，家里贫困，儿子年幼，还希望皇上施恩赦免他召回，或者酌情改调到附近。”皇上微微一笑。黄辅景昉又与辅甡一同为此进言，延儒说：“皇上对黄道周的心意无异于天地般宽厚，既然黄道周有学问，就可以直接任用，为什么还要说改调戍地呢？”皇上没有回答，只是再次微笑。退朝后，延儒回头对同僚说：“皇上将要任用他了。”吴甡请求用公揭推荐，延儒说：“不可，应当听凭圣裁。”第二天，皇上便下达敕令，说：“黄道周操守清正、学问博大，如今被戍守远地，儿子又年幼，朕心中不觉怜悯。他虽然偏激迂腐，但经过这一次惩罚，想来也会改过悔悟。人才应当珍惜，应当怎样赦免他的罪过并酌情任用，你们先生秘密商议后奏报。”这是皇上亲自书写的。延儒等人请求恢复道周原来的官职，并且说：“皇上这一举措，各种美德都具备了。在朝廷上既然悬挂明确目标以招致人才，那么海内将会闻风而动，从此都知道学问品行可贵，都相信廉洁的官吏值得任用，都明白圣明之主能够赏善并使其长久发挥作用，也都感受到皇上此前磨炼造就人才、根据才器加以任用的深厚用心。” 因为这件事对于黄道周一个人来说影响很小，而对于造就人才、砥砺世风、提升君德和改善政治形势来说，实际意义很大。”皇上同意了。壬午年，皇上在平台召见九卿和科道官员，当面告谕说：“近来贼寇越来越猖獗，朝政多有乖乱，都是由于各位臣子结党营私、蒙蔽阻塞所造成的，以后务必反省改正。大小文武官员，只要有请求召见的，都到会极门报名，第二天早晨等候召对。”退朝后，姜给谏采上疏，其中有这样的话：“朋党之说，都是小人想要堵塞君主耳目，所以才制造这种说法。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蒙蔽阻塞，是看到了什么才这样说？”皇上大怒，认为这是诘问和责难君父。当时各位辅臣入朝，听说皇上急召锦衣卫官员，吴辅甡对周辅延儒说：“这一定是要廷杖姜给谏，难道能坐视给谏的血溅在宫阙之前吗！”延儒正在拟写奏稿，廷杖的旨意却已经下达。

译熊司副开元、姜给谏采被投入狱中后，吏部都谏麟征因皇上召对，先请求宽恕姜采。皇上说：“姜采受到重罚，本来并非没有原因。你身为言官，以进言为职责，应当进言时却不进言，竟敢欺骗轻慢君父。‘二十四气’的说法，和匿名文书没有区别，见到的人尚且应当焚毁，为什么却屡次出现在奏章中？言官自己都不正，怎么能够纠正别人？”麟征说：“从前先臣马文升【景泰辛未，钧州人。】、王恕任吏部官员时，每逢言官弹劾的奏疏送到吏部拟定复议意见，必定说明某官应当罢免还是留任，某人的进言是否正确。那时言官也没有敢喧哗的。从那以后，边疆用人由言官纠察，吏部详细核查，再由辅臣主持，天下的事情还可以办理。”他又说：“开元虽然越职妄言，但如今边疆败坏到这个地步，难道不应当责备首辅吗？”皇上也没有治他的罪。皇上因为边境警报日益严重，而督抚不能驱逐剿灭敌人，任凭他们焚烧掠夺，说到这里不禁流泪。周侍御灿【崇祯辛未，吴江人。】说：“戊寅年五案的大法，皇上已经施行过了。与其等到以后严惩，不如先行使用，请逮捕惩治一两个罪行最重的人，以震动惊醒人心。”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杨侍御若桥【崇祯丁丑，北通州人。】说：“汤若望【西洋人。】深明火炮技法，应当先把新造的西洋大炮进行点验试用，然后把这种方法传授给各边，才可以破敌。”当时刘总宪宗周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大事，应以仁义为根本，以节制为统帅，不能专门依靠一种火器。近来既不讲求通晓事务的人才，也不讲求兵法，敌人到了哪里就陷落到哪里，难道是没有火器吗？反而是被敌人利用了。堂堂中国如果只使用若望铸造的小型器械，依靠它来抵御敌人，岂不是要被边方人耻笑？”皇上勃然变色。宗周又说：“周灿所奏按照五案大法办理，正是今日的急务。”又说：“过去督抚多凭人情面子获得任用，比如范志完身任总督，却放纵敌人进入境内，又借口入援来推卸责任，首先应当议处。还应当另下敕令，让今天的各位臣子从头开始整顿。” 皇上说：“如今南下的敌兵如何扫荡？从头整顿应当做些什么？”宗周说：“关键在于皇上敕令吏部、兵部慎重选任督抚，训练将领、操练士兵；但目前只谈才能声望，不问操守。”皇上说：“督抚必须才能和操守都完备才可以。”宗周上奏说：“必须以操守为主。”皇上说：“大将另有一套才干，不是仅凭一般的操守就能胜任的。”宗周又借傅司农淑训【万历甲辰，孝感人。】请求宽宥熊司副开元等人，说：“朝廷对待言官，可以任用就任用，不能任用就放置不用。皇上急切地求取直言，而这两位臣子却因进言被关进监狱，这对圣明的政治有损。请赐予怜悯和宽宥，以此开启进谏争辩的道路。就如词臣黄道周，言语激烈，有些朋友都不能忍受，皇上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恢复了他的原官。如今这两位臣子的刚直不及道周，为什么偏偏不能蒙受法外的宽宥呢？”皇上说：“黄道周是特别的恩典，不能以此类比。像这样刚愎、固执、偏激、迂腐的人，等候旨意处分。”当时内阁和六部官员都用相同的言辞申救，金副院光辰尤其极力进言，于是连宗周也一并议处。光辰又说：“宗周为人清廉正直，在都察院任职时虽然不动声色，却也使人心受到振肃，希望皇上留下这位老臣。” 皇上没有答应。过了一会儿，皇上退入暖阁，派内官传旨给辅臣，旨意中有“刘宗周革职，交刑部拟定罪名”等话。各位辅臣扣住旨意不发，请求当面奏对。【此处原文出现严重乱码，无法确译。】蒋辅德璟援引唐太宗宽容魏征的故事请求皇上，皇上说：“朕的才干比不上太宗；至于他的闺门德行，朕也不愿意学习。”德璟又说：“太宗善于取得名声。”皇上问：“怎么说？”德璟说：“臣下敢于进言，任用他，名声就在君主身上；治他的罪，名声就在臣下身上。太宗本来并不喜欢魏征，所以委曲宽容他，是想成就自己的名声。”周辅延儒等人又委婉地为宗周解说，皇上于是拿起笔，删去“刑部拟罪”四字，脸色稍稍缓和，说：“已故辅臣体仁曾说他刚愎偏迂，果然如此。”不久，各位辅臣退朝后，前去拜访宗周。宗周颇有得意之色，却不向他们道谢，只是不断细说各位辅臣某件事做错了、某件事没有做，滔滔不绝。辅臣们说：“很难做。”宗周严肃地说：“诸位还说难做，还有什么人可以做呢？”辅臣们都无言以对。后来宗周经过宝应，乔侍御可聘前去拜见他，谈到延儒时，宗周说：“大错。” 又谈到吴辅甡时，宗周说：“比首辅强一些，但错误也不少。” 皇上每次发下奏本，都先亲自阅览并确定处理办法，分成首票、通票数套。其中最重要的，亲自封在黄色绢缎小匣中，亲笔写明某日某时送到内阁。等到票拟签署后送上，也封在原来的匣子里，写上“某日某时某臣等谨封”，其余的则分别装入套中，只盖上文渊阁印送去而已。等到批红后发下六部和科道，又把皇上亲自批过的票签密封送回内阁。这样的谨慎秘密，古来从未有过。李襄城国桢身材矮小而精明锐利，能言善辩，多次上书谈论军事，又自行请求在京营之外另设选练所和官舍，皇上非常高兴，立即命令拟定敕令施行。等到商议增加俸禄和粮饷，数额非常大，每年费用二十余万，又请求内库拨给大量兵器、火铳和火药，并请求皇上题写营名，于是取敕令中的“共武”二字来请求，皇上亲自书写“共武堂”赐给他。不久，京营总督恭顺侯吴惟英【洪熙时吴克忠后裔，通远人。】被罢免，皇上特意让国桢代任，官舍也都并入京营。张致雍原本是宣大的废弁，因为上疏说可以使用哈来攻击敌人而求取进用，已经被部中驳议了好几次。蒋辅德璟也核查了他的情况，把此事附在守边赏抚事项之内，列入《御览备边册》，还没有来得及进呈。这一天，皇上秘密召见他当面商议，十分高兴。然而哈在最西边，敌人在最东边，实际上彼此并不相接。卜在宣大，虽然与哈进行贸易，却也不是能够使用哈的人。皇上既然没有召见阁臣，德璟等人便无法当面驳斥，所以只按照原册进呈皇上阅览。第二天，皇上在中极殿召对，回头对德璟说：“昨天册子上东西两边的边境形势清清楚楚，像列眉一样，实在很好。” 崇祯末年，有人倡议让各王府捐出数十万金来帮助军饷，等事情平定后再补还给他们。皇上命蒋辅德璟拟写文稿施行。德璟说：“各王府本来就应当固守自己的藩封，捐出财物守城，这是他们应做的事情，也就是帮助军饷，似乎不必另外设立‘助饷’的名目。而且现在各王府连自守都来不及，即使捐助，也不可能很多。”于是此事作罢。

译浙江、广东两镇的各位大将，争相经营谋求，彼此僵持，长期没有推举人选；而有位大宦官想为他的弟弟谋求职位，枢部、堂司为了避嫌也不举荐，导致流言传到皇上耳中。一天，皇上召职方王郎中永积进入德政殿，责问他不推举人选的原因。永积以外敌交相侵扰、边镇正值紧急，来不及推举内地官员作为回答。皇上大怒，削减他的官阶，令他回籍，而那位大力运作的人果然得到两个镇的职位离去。蒋辅德璟编纂九边十六镇原额和新额的兵马、钱粮，名为《御览备边册》，另进呈明册一本，承蒙皇上当面谕令，让户部堂司共同核算，结果也没有相差太多。只是各边报给户部的兵马数目很多，报给兵部的却很少，户部只依据边册发放钱粮。各边原来还有屯田、盐引、民运的本色和折色收入，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余万，各自用于支销，从来不提起；即使年终上奏一次，皇上也竟然没有过目。万历戊午以前，部中发给边地的饷银有三百万，尚且苦于太多；如今增加到二千三百万，仍然苦于太少，而兵马的实际数目更加无法查问。又有天津从海上运输给蓟辽诸镇的本色米豆，另有约三百万，只有仓场督臣和天津巡抚所属司员经手出入，部中不加过问，而米豆有一半被丢入泥沙。当时德璟对堂司官员说：“如果把天津运输、部中运输，以及各边民运和屯田盐引的钱粮合并起来，通盘核查计算，那么边饷恐怕还会觉得太多，而加派的新饷、练饷都可以裁减。”于是他又分条列出十款，责令部中登记答复，但各边最终还是没有实行这一办法。贾侍御继春曾上奏请求优待李选侍，原本没有错，却被东林党斥责；后来他后悔了，又请求重新起用，这才是真正的错误。局势再次反转后，朝廷才给他以环召之典；他上了一道奏疏，猛烈攻击杨、左，又上了一道奏疏，请求改正削夺缇骑等各种恶政，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取之处。皇上即位后，他以学使者的身份首先弹劾逆枢崔呈秀，上疏的时间还在杨侍御维垣之前，可见他急于行善又到了这种程度。后来局势再次反转，他于是广泛荐举东林诸公数百人，希望得到他们的容纳，仿佛换了一个人，所以我在奏疏中也讥刺到了这一点。大致说来，继春看重功名的念头太重，忽而依附浙党，忽而依附东林，茫然没有一定的方向。但推究他的本心，也还是想做好事，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杨司马嗣昌奉命征讨流寇，接连使亲藩陷落，有人说他是服毒酒而死的。皇上前一天召见各位阁臣，说：“朕昨夜梦见故辅杨嗣昌跪在庭下叩头，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各位大臣对我不公不平，接连上章诋毁，所以回来向皇上申诉。’朕对他说：‘像某一封奏疏那样，算是公平吗？’嗣昌摇头说：‘也不是。’”说完后，皇上的脸色悲惨忧伤。后来刑部提出按法律追究拟罪，皇上没有允许。按照旧例，经筵设有两张案几，一张在御前，一张在讲官面前，两处都有讲章。至于日讲，则只有一张御案，只把经书放在案上，讲官指着书口头讲解，没有讲章。讲官韩翰林四维多次遗忘讲解内容，皇上对阁臣说：“日讲可以照经筵的例子，也设置讲章。朕有疑问时，可以据此提问，讲官也不至于遗忘。”从此以后，便在御前使用讲章，讲官用牙签指着讲解。廖给谏国遴、杨给谏枝起每逢考选人员来到，必定登门先行拜谒；有时索取财物而没有得到满足，便在深夜敲门，不是说“某位要害人物恼怒你了”，就是说“某位言官将要弹劾你”。听说有人钱袋全空，甚至卖掉袍服腰带来行贿。惠司寇世扬因为会推时违逆圣旨，被勒令闲住；郑太宰三俊看重他的素来声望，所以把他推任左副都，历来并无此例。皇上就此询问蒋辅德璟等人，他们都极力赞成，于是皇上赐予点用。德璟等人都跪下称颂皇上鉴识圣明、任用得人，三俊也高兴地道谢，朝廷内外都很欣喜。不久，三俊被罢职，世扬也长久不到任，皇上命令革去他的职务。德璟和黄辅景昉等人联名上揭救援他，请求免除革职处分。如果不是在末路时失去操守，一个人一生的真伪又有谁能知道呢？熊给谏开元、姜给谏采受杖刑后，周辅延儒担心责难的言论日益增多，所以暗中向皇上进言，起用王辅应熊在家中任职。大概是因为应熊为声气相通的诸公所畏惧，如果延儒施行这一做法，应熊就会居于首位，借此来保护和扶持自己罢了。皇上因为流寇横行，恼怒朝廷内外没有能够任事的大臣，周辅延儒说：“从前诸葛武侯是天下奇才，尚且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不是臣的明智能够预先看见的’。何况如今的人才远远不如他，所以事情才难办。”皇上说：“你知道武侯《出师表》中还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两句话吗？他想凭借偏安的天下消灭贼寇，如今为什么反而凭借全盛的天下放纵贼寇？”延儒无法回答。叶旧辅向高过去每次上疏或上揭，都会发给有关方面传抄。自从温辅体仁入阁后，说：“密勿之地，不宜泄露。”从此以后，有揭而没有疏，才不再发给传抄。至于秘密上揭，有时甚至是亲笔写成的，也不存入内阁簿册。比如会推任用人员时是否点用，大多出自首辅的揭帖，其他事情也都如此。宋代的李沆、明代的刘大夏【天顺癸未，华容人。】都不肯使用揭帖，值得效法。陈进士丹衷上疏，请求调集两广土司的军队平定流贼。皇上召见他答对，他讲得娓娓道来，皇上特授他御史，命令他前去调兵。他回宫后，皇上召集后妃设宴，喜形于色，说：“朕今天得到了一位奇士，不费朝廷一斗粮一两金，就可以调兵平贼。”等丹衷到了南都，有人说士兵不可能空手调来，而且即使听从调遣，恐怕沿途也免不了骚扰驿站。丹衷于是拖延不行，直到国家灭亡，他还滞留在南都。磁州有一位士人的女儿，和嫂嫂都有美色。贼寇围困她们的寨子，指名要她们。寨中人商议把她们交出去以缓解灾祸，女子和妇人便相互携手跳下悬崖，当场摔得粉碎。贼寇大怒，攻破寨子，杀死她们的父亲后离去。闯贼劫掠三边，从鄜州、延安一路进逼榆林。中部知县朱新（原文此处字样有疑）【晋宗，其他版本都作朱华堞。华堞是楚宗，恭王七世孙。当时任宣谕楚、豫、江北一带义勇使。注：朱新堞。出自《明史·列传第四·诸王》】自知守城无法支撑，先命妻妾各自上吊。有一个妾尚未嫁配，他急忙遣她离开；妾哭泣请求留下，甘愿上吊。朱新（原文此处字样有疑）也从容上吊而死。张国宪是宿州人，有两个女儿。辛巳年贼寇到来，两个女儿以及其兄张国俊的妻子龚氏哭泣叩拜，张国宪说：“幸好你们各自逃生，不要挂念我。”她们各自上吊，贼寇询问得知后感叹不已，没有杀人便离去了。

译蒋户部主政臣【桐城青衿，起初名叫姬胤，崇祯年间举为贤良。】提出建议，想把纸钞改成铜钞。明白的人知道铜钞分量重、难以运输，虽然耗费非常多，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当时南北使用的钱币大如脐孔，稍一使用手脚便破损，不久国家就灭亡了。钱币的流通确实关系到国运啊。我奉赐环之命向北行进，在船中遇到成枢曹德。他自己说，以受到沈给谏迅的荐举为耻，但沈迅最终死于国难。渡过长江后，他住在金沙，对人说：“我没有渡江时，把东林诸君看得如同山岳；渡江以后，才完全知道钱谦益、熊明遇等人的所作所为，从前的心意全都消失了。”他又说：“舆人都说张捷美好，而诸公却攻击他，这是为什么？只有刘中丞宗周、章给谏正宸是我真正折服的人。” 山右秦抚军所式【崇祯辛未，三原人。】身材高大健壮，腰围可以达到七八围，每次由轿夫抬着走，走几步就气喘。想让这样的人骑马迎战贼寇，还要像飞一样骁勇敏捷，实在困难。既然已经点用却又改换，调动更替像流水一样，铨部误用边疆大臣竟到了这种地步。周辅延儒、吴辅甡一同被逮捕，吴甡走陆路星夜奔驰，延儒却称病，从水路缓慢前行。明白其中情形的人怀疑他是在等王辅应熊抵达京城，以便为自己寻求解免。听说皇上派人暗中侦察，发现应熊的船行走，延儒的船也随之行进，两船相距不过一里左右；所以应熊到京后立即被罢免，而延儒最终也没有免罪。高给谏翔汉【宝鸡举人。】投降闯逆以后，有人说他凭陕西举人的身份，带着贿赂去巴结闯逆，钻营进入兵科，以此压制、扣留奏章，长期与闯逆互通消息。我起初认为这些话说过了头，等读到吴常少麟《征殉节录》中说：“逆臣高翔汉已经接受贼寇的任命，百般为自己辩解，公严厉斥责驳倒了他，翔汉惭愧怨恨地离去。”又见吴邦策《国变录》记载：“翔汉任闯逆的左都，既自行投降，又劝说别人投降，而且竟然越级升擢到这种地步。”那么关于他携带贿赂、钻营求进的话，恐怕并非讹传。四川陈巡抚士奇【天启乙丑，镇海人。】能写文章，先任提学时专门谈论军事，等任巡抚后反而谈论文章，人们认为他前后相反。他又错误地听信谣言，认为境内没有贼寇，便把沿着险要地势驻守的各处军队全部撤走。因此各路贼寇乘虚而入，许多城邑陷落，蜀人深深怨恨他。后来他被解除职务，驻守重庆；城破后，被贼寇张献忠凌迟处死，也实在令人悲伤。周辅延儒奉旨赐死后，蒋辅德璟等人上揭救援，说：“延儒起初奉召入朝时，处处宣扬圣德，如蠲免租税、起用废弃人员、解除禁令、广施赦免等大政，朝廷内外都欣喜传说这是太平的征兆，甚至我皇上也曾说过功劳多、过错少的话。但他的性情宽纵，以致门客和小人乘机假借他的名义，收受、勾交通贿，延儒不可能全部知道，即使知道，也不能用力彻底杜绝。因此宠幸和受贿的事情显著传开，过失污垢多种多样，皇上的明鉴已经看得清楚，他的罪责怎么能逃脱？部院把他议为烟瘴戍边，确实符合他的罪行。至于出任视师，一奉命就立即出发，看起来也有慷慨图报之意。他奔走于通州、义州一带，也并非没有一点微小的功劳，值得怜悯。请求皇上法外施仁，俯从部院的议定。”皇上说：“看了你们的奏疏和揭帖，朕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但周延儒的罪行太重，前面已经下谕说明；比如滥用不肖之人，贻误边疆，亲近奸险之徒，营私受贿，以及亲自到军中后，回朝接受询问时，理应据实陈奏军情，竭力挽救，或许还可以在晚年收到成效，可是他反而欺骗蒙蔽、玩弄机巧，比以前更加严重。如果按照祖宗的严法来论处，应当属于哪一条？念在他是首辅，姑且从轻处理，勒令自裁，朕已经下过旨了。” 皇上召见群臣答对，谈到练兵一事，蒋辅德璟说：“臣年幼时读《会典》，看到高皇帝教练军士，按照弓、弩、刀、枪来实行赏罚，这是练军的方法；凡是卫所中的总旗、小旗和捕役，都以使用枪械的胜负作为升降标准；凡是世袭替代，官舍之间比试时，必须熟习骑射，才准许承袭替代，这就是练将的方法。圣上为子孙后代百世所作的安排，真是周详完备。难道二百年中没有一个士兵，直到今天才开始设置军队？也并不是二百年中没有一文军饷，直到今天才开始设置军饷吧？”皇上惊然起身倾听。他又说：“祖制规定，各边养军只依靠屯田、盐课、民运三项，原本没有从京城运送银两的制度；从正统年间开始才有数万两，到万历末年也不过三百余万两，名叫辽饷。后来又有抽饷、练饷，加上旧饷，约计二千余万两，比万历末年增加了五六倍，百姓贫困、财力耗尽，而军队反而比过去少，不知这些钱究竟被怎样消耗了？”他又说：“如今卫所官军的情况尤其紧迫。文皇帝设置京营七十二卫，计算军队可有四十万人；京畿内八府有军二十八万，另外还有中都、大宁、山东、河南的班军十六万，春秋两季入京操练，充分形成了以重驭轻的优势。” 如今班军中虚报冒领、包揽侵占的情况，怎么查问也查不完。而且历来各朝征讨，都使用卫所官军；这些军人有父母妻子，与临时乌合之众不同。自嘉靖末年开始招募士兵，于是把卫所军队搁置不用，以致加派的赋税日益增加，军队和百姓都陷入困境。只希望遵循二祖的法度，修复旧制。”皇上只是点头赞同，却不能实行。皇上亲自到太庙祭享，行拜礼和揖礼都最为恭敬，而且持续很久。壬午年祭享太庙时，蒋少宗伯德璟每遇一次揖礼，就默诵《清庙》以及“惟天维清”“烈文”等颂诗；每遇一次拜礼，就默诵祖宗十三个庙号，直到礼毕还没有起身。周辅延儒的绝命诗说：“皇恩深厚，惭愧自己报答浅薄；君主圣明，因此臣子忠诚。国法如冰霜般刚劲，皇上的仁德如天地般广大。可怜的只有百姓，应该慎重对待的是黄封诏书。如今再替自己献言还有什么用，只有留下奏章让圣上听闻。” 甲申年正月元旦三更，皇上率皇太子临朝视事，百官还没有到，只有李辅建泰踉踉跄跄赶到。皇上不高兴，于是停止早朝，明白事理的人认为这是君臣将要陷入动乱离散的征兆。这一天白昼昏暗，从寅时到申时，阴云才开始散去，始终没有阳光，人人都忧惧不安。段氏是怀远人，也是生员李本的妻子。甲申年，乱兵进入怀城，段氏逃避到南安居住。贼兵逼她上马，她发誓死也不从，痛骂贼兵；贼兵举刀劈裂她的头颅，她当即死在刀下，嘴里仍不停地辱骂。湖广何抚军腾蛟【天启辛酉举人，黎平县人。】精通数术。崇祯末年，他与王抚军扬基【天启乙丑，潜山人。】、何内监志孔谈论时事，腾蛟附在他们耳边说：“贼寇已经进入晋、燕地区，按照分度推算，而且前星已经移位，帝星照临南方。”众人都唏嘘不已，不到两个月果然应验。癸未年，考场左右，人和鬼混杂在一起，傍晚时人们都躲避着，不敢行走。一时之间，市场上交易得到的大多是纸钱，明白其中情形的人都把它们投入水中；有声音的就是钱，没有声音的就是纸，大家都用这种方法辨别。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

译上虞人赵钺是年老的部胥，也是奸邪蛀虫。他因为和部中的各位新胥瓜分利益不均，愤激之下上了一道密疏，把长期积累的弊端全部揭发出来：一，辽盐原先议定盐引价格四万余两，解送户部充作军饷，但米粮没有运到宁远，银两也没有交给户部，累计二十多年，欺骗隐匿的数额可能达到百万金。一，新增加的附纲二十九万引，大多没有归还；以及天津摊派购买米豆，并连带运输、追缴挂欠米价、折算船价和水脚等各项，全都属于侵吞渔利，每年达数十万。一，长芦以及淮北盐价拖欠很多，必须按年责令征收解送。一，朋扣马干被各镇、各道、各将领侵吞瓜分，每年达数十余万。一，各处屯牧增加的钱粮，都没有查核催收，全被侵吞隐匿。一，召买的弊端很大，宣镇每年十二万，尤其是奸邪蛀虫，即使其他地方可以节省，也可达到数十万。一，各州县摊派里甲储备的米豆，数量多得无法计算，也应当查核。此疏写于癸未年冬十月，蒋辅德璟在召对时多次极力进言，皇上当面答应立即发出，但最终还是没有发出。有人说这是各位胥吏所为，各位胥吏因此各自带着金钱逃散，直到甲申年正月才发出这道奏疏，但已经来不及了。皇上在癸未年九月拨出帑金四十万两购买米粮。当时如果按米折价发给军队，每担八钱，朝廷和军队上下都方便；而且还可以少支用仓米，仓中积存自然增多。与从民间召买、转运、输出、交纳所需的费用相比，利弊是显而易见的。倪司徒元璐已经当面奏报，蒋辅德璟也极力赞成，退朝后又具揭陈说。然而京城商人和豪强人家专门以囤积米粮、承办召买为利，这件事最终不能实行。户部不得已，只好用一两金购买一担米，价格高，米质又非常差，金钱和粮食都耗空了，只能对此叹息。皇上因陕西贼寇日益猖獗，命令白广恩任总兵官，悬挂荡寇将军印，拨给他秦兵三万人；一切剿讨和招抚事务，都听凭他相机行事。蒋辅德璟等人认为广恩是降丁，而且此前曾听到召唤却不赴命，恐怕会跋扈难以专任，想仿照前朝任用王骥、蒋贵的例子，派懂军事的大臣与广恩共同任事。皇上担心这样会互相牵制，只想设置一名监军，用来调和文武关系、督促催办钱粮。德璟始终对此有所疑虑，仍请求选派一名豫楚总督负责调度，但不必一同深入军中；让总兵在前面进攻，让督臣在后方接应。又因为闯贼是秦人，担心秦兵出于乡情而随时响应闯贼，应当听任广恩设法选拔补充兵员，并与豫楚的寨丁兼用，这些意见皇上都同意了。后来广恩最终投降了闯贼。皇上因为闯贼进入关中，百姓大多跟随贼寇，长久叹息，于是说：“从前朕曾当面告诫有关督臣，要善于任用优秀将领和优秀有司。有好将领，自然军队就有纪律，不敢扰民；有好有司，自然能够安抚百姓，百姓把他们看作父母，谁肯跟随贼寇？这固然是凝聚人心之举，也是剿贼之前首先要做的事。”蒋辅德璟说：“爱惜人才，正是凝聚人心的地方。”魏辅藻德也说：“边疆大臣愿意任事的少，害怕任事的多，固然是因为时势艰难、受到牵制，也因为功令太严，皇上的恩威难以揣测，恐怕一旦触犯圣怒，就会无功而有罪，所以瞻前顾后，都不敢做事。即使举荐任用一个人，也怕被怀疑接受别人请托、替人复官，因此畏缩不前。”皇上说：“朕正想让人真心实意做事，难道真的有这种情形吗？”藻德又说：“刑部治罪牵连的各位大臣，也并非没有可用之人。”皇上命令各位辅臣列出姓名上报。第二天，御批送到内阁，说：“昨天当面议论爱惜人才一事，朕反复思考，只是因为严加防守边疆、警戒振作人心，实在是不得已。祖宗的疆土、祖宗培养的人才、祖宗为万世留下的法律，这三者一定要怎样同时实行而互不妨碍，既不废弃法度，也不耽误事情，诸位辅臣分别议论上报。” 于是先释放郝侍御和许定国二人，命令他们跟随秦督剿贼。过了很久，才又把熊司副开元、姜给谏采、方给谏士亮、蒋侍御拱宸、尹枢曹民兴【崇祯戊辰，嘉鱼人。】等人从狱中释放出来。杨司马嗣昌想任用洪司马承畴担任总督，把所有前来援助的秦兵都留在蓟、辽驻守。秦督孙传庭具揭极力争辩，说：“这些军队绝对不能留下；留下以后，贼寇的势力会逐渐壮大，最终对边疆也没有好处，这是替贼寇除掉军队。而且这些士兵的妻子儿女和积蓄都在秦地，长久留在边疆，不是哗变就是逃跑，到时候他们将不再为我们所用，反而会被贼寇利用；这又等于驱使军队跟随贼寇。”嗣昌没有采纳。秦督孙传庭在长安训练军队，马兵有五六万。秦地士绅以此为苦，便在朝廷倡议，说应当尽快出兵。孙传庭于八月出潼关，旗帜铠甲十分壮盛，一心要消灭贼军。于是接连击败贼军，贼军中有人商议投降，只有贼首李自成说：“我屠杀王府、焚毁陵寝，罪恶滔天，姑且支撑几个月，决一死战；如果不能取胜，就杀了我再投降。”当时官军露宿，与贼军对峙，淫雨大作，连续七天七夜没有停止，三天的粮食都没有送到，马蹄陷在泥淖中几乎有几尺深，将士们都面无人色。雨稍稍放晴，运饷车陆续到来，却又被贼军劫走。孙传庭无可奈何，只好退军到河边就地取粮。当时总兵白广恩本来已经投降贼军，又一向与高杰不和，孙传庭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军队一行动，贼军便挑选几千名骁勇头目进攻高杰， 高杰的军队边战边退，盼望白广恩前来援助，但白广恩已经兼程退往汝州，高杰的军队于是大败；白广恩的军队听说后，也大败。孙传庭急驰到关口，贼军也大举赶到。孙传庭收拢溃兵，在城外列阵，亲自登上城墙督促守御。当时白广恩的妻子儿女在关内，听说城外军队战败，便带着他的乳母、妻子儿女，夺门逃出，潼关于是陷落。孙传庭挥刀跃马冲入贼阵，随即遇害；乔监军元柱也以剑自杀而死。从此潼关以西再没有坚固的城池，西安也随即陷落。孙传庭的妻子冯氏带着三名妾和两个女儿，一同投井而死。闯贼已经进入关中，朝廷推举秦督人选，却没有人敢去任职。皇上说：“过去获罪被废黜的诸臣，朝廷大臣多以他们懂得军事为由举荐，破格起用；为什么推举督抚时又说没有人呢？”吏部不得已，便以起用被废的余抚军应桂【万历己未，都昌人。】来推举，但他并不是合适的人选。点名任用以后，皇上召见应桂，询问应对方略，应桂只说困难，以没有粮食、没有将领、没有军队为理由。皇上命令户部、兵部赶快商议拨给他，又召见监军霍侍御达【崇祯辛未，长安人。】，命令他迅速前去办理。霍达上奏说：“如果有军队、有粮饷，臣不惜一死报国；如果没有军队、没有粮饷，白白死去也没有用。”于是伏在地上痛哭。后来，两人走到陕西，在河岸边徘徊，最终不能前进。

译癸未年，进士选入馆职，百般钻营，正卷和副卷以送银多少来决定高低，甚至发展到互相揭发。皇上听说后，对内臣说：“新进士选馆，快要把城里的金子都换光了。”命令下达的当天，规定只取正卷、副卷以及尚未考试的人一同候选，不得给予优先。过去，台省官员还把弹劾政府当作声名高洁；到了崇祯末年，候考的各位知推拜谒政府，都自称是门下士。有时政府官员制止他们，他们已经俯伏下拜，连声称呼老师，叫个不停。士人的气节败坏到这种地步，也是亡国的征兆。这是吴辅甡向我说过的话。贼军攻破陕西，京城中震惊，吏部却还在进行贿赂。皇上听说后，便在朝廷设置高皇帝的牌位，命令各官抽签。当时各地多已残破，有人想躲避而不出任，便由前一个人代替后一个人抽签，领取凭证，骑马飞驰报告，并限定日期到任。王总督永吉【天启乙丑，高邮人。】听说闯贼进入秦地，知道贼军一定会渡过黄河，于甲申二月二日上疏请求撤调宁远军队来守关，说：“不只是宁远的军民想进入关内以求生存，就是山海关的军民，也想借助宁远的兵力来自救。请敕令镇臣吴三桂办理。”陈辅演不敢作决定，批示让抚臣、镇臣上奏后再裁定。后来，抚镇的奏议都同意此事，但最终还是搁置没有实行。京师听说宣府、云中已经陷落，诸臣都认为京军不足以依靠，非得蓟督王永吉、宁远吴三桂、密云唐通合力打一仗不可，皇上认为有道理。陈辅演认为不可，在揭帖中说：“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万不可调动。”皇上命令召集诸臣到内阁会议，有人主张不可调动，有人持两可态度，有人主张迁都南京。只有朱成国纯臣、倪宫詹元璐、金少司寇之俊【万历己未，吴江人。】、孙都谏承泽认为应当调动，而吴都谏麟征争辩得尤其激烈，说事情应当从实际出发。他的话是：“宁远是否应当迁移，应由该地抚镇与皇上秘密商议；辅臣、枢臣二人应当与皇上秘密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满朝廷的人，谁来承担罪责？但臣愿意承担这个罪责。唉，自从有边疆祸患以来，为守法令而死、为抗敌而死的人比比皆是，而朝廷却从来不加怜惜，那么那些裹尸马革、横尸西市的人，都是怀抱志向而死不瞑目的人。宁远这一镇一抚，都是当今的人杰。臣再三思量，不觉汗泪俱下。”又因为内阁大臣议论很久仍不能决定，他极力说道：“关外九城势必会被放弃；放弃后关门更加薄弱，就没有人能够守卫了。” 放弃土地不行，连土地和百姓一起放弃更不行；放弃百姓会失去天下将士的心，这就是失去天下，更加不可。吴三桂是勇将，应当提拔任用，不能把他交给敌人。如今贼寇早晚就要从秦、晋出发，如果让他们来保卫京师，就可以一举两得。今天的事情，应当衡量缓急，不必讨论是非。”于是催促六垣署名，结果他们互相推诿，不能决定，麟征便独自署名。奏疏被留在宫中，又补写一份奏牍说：“不能让边臣产生畏惧之心，也不能让他们产生死心。我读吴三桂的奏疏，言辞恳切，情势危急，似乎有难以格外忍心说出的意思；臣知道他有畏惧之心。他开始以马革裹尸自任，后来却为父亲和弟弟请求恩典；臣知道他有死心。如今贼寇势力正盛，如果不让宁远迁来京师附近保卫京城，那还能依靠什么呢？”陈辅演、魏辅藻德都反对这一意见，方辅岳贡写信给南司马，严厉责怪麟征，麟征不予理会。后来，皇上把这件事发给内阁，陈辅演又写揭帖，认为外地的督抚也应共同署名，于是请求皇上降旨派官员前去，并请取回【“回”字依抄本甲补。】奏疏。外地督抚都认为撤调宁远援助京师为好，这才得到皇上准旨实行。永吉听到命令后，与三桂于三月初出关，迁调宁远五十万兵，每天行军几十里，十六日进入关内，二十日抵达丰润，但京师已经陷落。张司马国维【万历辛丑，吴县人。】因边疆发生事故而被捕入狱，吏垣吴都谏麟征率领同僚为他申理，使他获释。于是国维请求前往江南，负责征收商税和货财，以供应军队急需。六垣官员都前往饯行，只有麟征举杯嘱咐他说：“如今四方空虚，流民逃亡聚集，正应当严厉责备催征赋税的做法。我只听说有安抚百姓的良吏，没有听说以催征赋税为职的司马。”国维面露惭色。甲申三月十六日，皇上驾临东左掖门，召见考选官三十二人，按次序逐一应对，询问安定人心、收敛奸谋、用兵和充足粮饷等问题。每个人回答完毕，皇上都亲笔批注圈点，亲自研磨水磨砚。席上放着一壶茶，皇上不时取饮。退食以后，又再次入座，从卯时一直到亥时才结束。这一天正是贼军攻陷昌平的日子。十七日，内宦仍派人向考选官索要赏银，每人十两。十八日，李冢宰遇知【万历庚戌，洋县人。】升官，张司马缙彦照旧拜访宾客。未时，贼军攻陷彰义门；十九日巳时，攻陷顺城门，随即进【抄本甲“进”字校改为“迫”字。】入皇城。皇上与皇后一同自缢，考选官全都投降。过了几天，众人入朝，经过东左掖门时，还有人指着那里叹息说：“这里就是前几天皇上考试我们的地方。” 贼军攻陷平阳后，皇上召见内阁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员，说：“朕不是亡国之君，但事情件件都呈现亡国的征兆；祖宗栉风沐雨打下的天下，一朝失去，朕将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祖宗？朕愿意亲自督师，决一死战；即使死在战场上，也在所不顾，只是死不瞑目。”说完便痛哭起来。陈辅演请求代替皇上出征，皇上说：“南方人不行。”次辅魏藻德、蒋德璟、邱愉【天启乙丑，宜城人。】、范景文、方岳贡都请求代替，皇上全都不答应。等到李建泰【天启乙丑，曲沃人。】请求代替时，皇上说：“你以西方人平定西方地区，是朕所希望的。” 长安街上有一个兑换钱币的小民，姓名已经失记。他听说皇上需要军饷，便把袋中积存的三百两银子拿出来，伏在宫阙前捐助公家。皇上赞赏他的心意，授给他锦衣卫百户的官职。他谢绝说：“贼军的消息确实紧急，留下钱财也没有用，而且我这个人恐怕未必能保全，官职对我又有什么用呢？小民愚笨，也不知道怎样做官。”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职务。

译皇上原拟在彰义门外为李辅建泰举行郊外饯行，建泰坚决推辞说：“这是本朝从来没有过的礼仪。”于是皇上下令礼部商议，改在正阳门楼上设置五十多席，择定吉日卯时皇上出驾，文武官员分列两班侍立。建泰行五拜三叩头礼，皇上取酒三杯赐建泰饮，说：“你就是朕，朕就是你，朕与你没有两个身体；凡事可以便宜行事，先行处理再报告。”建泰簪戴金花两枝，披一端宫锦，谢恩完毕，从彰义门出发。监军是兵部凌主政（马冏）【崇祯癸未，歙县人。】，由建泰推荐。当天雨过天晴、风和日丽，众人都庆幸这次出行能够斩获贼军。等走到大名府，马部的士兵因粮饷供应不上，散去了一部分。建泰三天只得到一顿麦饭。马冏腹中饥饿，从马上跌下，耽搁在半路。皇上又下诏催促，建泰却害怕贼军，不肯前进。此前奉召应对后，刚出西长安门外，轿子的抬杠忽然折断，事情最终失败。皇上亲自在正阳门楼为李辅建泰饯行，赐酒三杯，并把酒杯一同赐给他。随后又因为军事事务重大，亲自撰写一篇文书，亲手洒在龙笺上并盖上宝印，在正阳门上亲手赐给建泰。诏书说：“朕仰承天命，继承祖宗的宏图，从戊辰年至今甲申，共十有七年，未能修养德行、尊重贤能，使教化施行于天下，以至于连年发生兵灾，百姓遭受水火之苦，这都是朕的罪过。至于流寇，本是朕的赤子，却盗用兵器，流毒各省，朝廷不得已才用兵剿除，本来是为了安定百姓。如今卿代替朕亲自出征，应当鼓励忠勇，表彰节义，奖赏劝导廉洁能干的人，选拔雄才杰出之士。对于骄纵怯懦、拖延玩忽的将领，贪婪残暴、倡导逃亡的官吏，散布妖言蛊惑众人的人，以及缺少或耽误军粮的人员，只要罪情属实、罪责应当，即可凭尚方宝剑处置。军中一切调度、赏罚，都不必受常规制度限制。卿应当临事戒惧，善于谋划而取得成功；剿贼就要真正剿灭，歼灭首领而宽宥受胁迫者，不得妄杀一人；安抚就要真正安抚，使投降者放下武器、遣散回乡，让万民从此安居生活。凭借卿的忠诚谋略和雄壮方略，品德声望一向崇高，办理此事一定游刃有余，所以特意选拔任用卿。告祭宗庙，授予旌节，在正阳门亲自饯行。愿卿早日荡平妖氛，班师奏凯；朕将封侯晋爵，用鼎彝铭刻你的功劳。内外文武各官中有立功的，都从优赏赐。朕仍将亲自迎接，庆功行赏，共享太平。预先把代替朕亲征、安定百姓、平靖祸乱的本意发布晓谕，使众人都知道。特此晓谕。” 蒋民曹臣因为桐城一名秀才谈论生财之道，得以授任这个官职。他首先说，钞法可以实行，并且说：“每年制造三千万贯，一贯值一金，每年可以得到金三千万两。”王少司农鳌永【天启乙丑，德州人。】也认为一定可以实行，并且说：“第一年制造三千万贯，可以代替加派二千余万；以后每年制造五千万贯，就可以得到五千万金。收入既然这么多，就会使金与土同样价廉。”这些话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不能实行。皇上特意设置内宝钞局，昼夜制造钞票，并招募商人发行销售；但规定一贯准备卖一金，没有一个人响应。鳌永请求每贯减免三分，只卖九钱七分，京城商人骚动，想要离开。蒋辅德璟说：“百姓谁肯用一金买一张纸？”皇上说：“洪武年间为什么能够实行？”德璟说：“高皇帝似乎也是借助神道来进行教化；当时只是赏赐和折算俸禄使用钞票，其余军饷也没有使用钞票。”他又说：“百姓已经穷困到了极点，应当安静地治理，使他们得到安宁。”皇上不听。后来内宝钞局说，制造钞票应当使用桑穰二百万斤，按照旧例，要从北直、山东、河南、浙江各地采集，并分别派遣各内宦催促督办。五城御史又说：“钞匠除现有五百人外，还缺二千五百人，应当议定在京畿内八府州县多方拘集解送。”德璟拟定诏旨，全部不予批准，皇上命令改写票拟。幸亏德璟极力说明其中弊端，说：“招募二千五百人，每月要增加费用米千石、银九千九百五十两，所得抵不上损失。而且北直、山东、河南刚刚遭受战乱，没有桑树，哪里会有桑穰？至于浙江的杭、嘉、湖三府，虽然适宜种桑，但如果责令征取二百万斤，即使全部搜括，也不够。”揭帖送入宫中后被留置，后来终于免除了这件事。光给谏时亨上疏说练饷祸害百姓，请求追究倡议此事的人。蒋辅德璟拟定诏旨，其中有“从前聚敛的小人，倡导练饷、搜刮财物，使百姓穷困、祸患积结，误国实在太深”等话。皇上不高兴，于是召见他当面责问：“这份票拟里所说的聚敛小人是谁？”德璟不敢直接斥责杨嗣昌，便用过去的李司农待问【万历甲辰，南海人。】来回答；至于科臣，则说自己记不清了。皇上说：“朕并不是聚敛，只是想训练军队。”德璟说：“皇上哪里肯聚敛？只是既有旧饷五百万，又有新饷九百余万，还增加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户部和科道确实难以推卸责任。而且所训练的兵马在哪里？蓟督抽调训练兵四万五千，如今只剩二万二千；保督抽调训练三万，如今只剩二千五百；保镇抽调训练一万，如今只剩二三百。至于山海、永平的兵七万八千，蓟州、密云的兵十万，昌平的兵四万，宣大、山西的兵以及陕西三边的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就把原有额数的兵马全都不再过问，连抽调出来的也没有训练，只是白白增加七百三十万的军饷罢了，百姓怎么能不困苦？”皇上又说：“如今已经把三饷合并为一饷，何必多说？” 德璟说：“户部虽然把三饷合并为一饷，但外地州县催征追比的仍然只是三饷。”皇上震怒，责备他结党偏袒。德璟极力辩解，其他辅臣又替他申辩求情，倪司农元璐因为钞饷属于户部职掌，主动引咎，皇上的怒气才稍稍缓和。德璟退下后，又说：“臣因为近来边臣每次谈到兵马，都只说抽练的数目，有时几千，有时几百，用来敷衍圣旨；至于全镇新旧饷所供养的数万兵马，却一概不提。这是因为有了练饷，兵马反而减少了。近来各省直的官员，又常常借练饷的名目催征追比，急迫得像火一样，使百姓困苦，遇到贼军就迎降，甚至还没有见到贼军就先行迎降。虽然三饷都催征得很急，不只是练饷，但练饷尤其严重；结果是外面没有军队，里面没有百姓，而且合并后的饷也不能缴足，所以才应当把罪过追究到议定练饷的人身上。臣冒昧愚直，罪该万死。”于是引罪请求退职。皇上虽然安慰挽留他，他最终还是因此离职。不久，练饷也议定裁减。

译蒋辅德璟认为北直、河南、山东奉命召买米豆九十余万，估计民间应当耗费数百万金，祸害很多，便在召对时极力陈述。皇上命令拟定诏书停止此事，德璟又说：“按照祖制，各边除屯田、盐引和民运本色之外，原来没有户部旧饷的折色；如今既有旧饷，又增加新饷、练饷，已经把民间的金钱搜刮殆尽，百姓实在无法承受。近来又为了供给关宁、遵化、密云四镇，在北直、山东、河南召买米豆百万，拘捕富户，让他们承担召买之役，又强令运到天津交纳。所有车辆、驴骡以及衙役使用和勒索的费用，赔累困苦，难以一一列举。听说贼军中蛊惑愚民，都把祸害指向加派；而加派的祸害，没有比召买更严重的。伏请立即裁减停止此事。”这份奏疏在二月上奏后，被留在宫中。德璟告老还乡以后，三月皇上亲自起草罪己诏，宣布蠲免，但已经晚了。大概各边将士把米豆看得如同泥沙，只想要金钱而已。在内地召买的痛苦已经如此，而外地又这样轻视米豆，为什么还要苦苦搜刮内地百姓的膏血，去填塞上面的泥沙呢！” 蒋辅德璟获准离职以后，孙都谏承泽、汪都谏惟效【崇祯辛未。】都上疏挽留他，承泽的话尤其严厉，其中有“请求罢免臣的官职而留下德璟；如果任用他却没有成效，请让我接受妄言的诛罚”等话。魏辅藻德不得已，也上疏说：“德璟贯通古今，博览熟悉典章旧故，是皇上身边一天也不可缺少的文献之臣。”但这时已经先传闻说他将成为首辅了。皇上亲临御座，把密封批示送到内阁，其中有“大臣的进退，原本不敢轻率决定”的话。德璟起初因为山西新近陷落，不敢立即离去；又因为朝廷上连续有奏章挽留，为避嫌，便具疏辞朝出行，所以没有赶上闯贼造成的祸乱。按照旧例，国子监分献所用的人员，都是由翰林修撰编写简册来担任，从来没有用王府简讨的。张简讨之奇【崇祯庚辰年，新城人。】、刘简讨世芳【崇祯庚辰年，肤施人。】因为侍奉定王讲读，挂着翰林的一个名衔，实际上从不参与翰林的事务。这年秋天，朝廷派魏辅藻德主持行礼。藻德是庚辰进士，三年后入阁；各位编简都是他的前辈，不便让他们担任分献随行，因此任用了之奇、世芳二人，他们都是庚辰年的同年进士，但这也属于变通的做法。皇上因为闯逆势力渐渐逼近，命群臣议事，定于二月二十二日交纳议论结果，次日召见对答。当时皇上亲手拆阅李总宪邦华【万历甲辰年，吉水人。】的密奏，其中说辅臣知道实情却不敢说。皇上指着奏疏问是什么事，陈辅演说是项少詹煜所议的名单，皇上立即逐一翻阅，默然不语。蒋辅德璟又上奏，当时朝廷的议论都说东宫应当向南方前往监国，皇上没有答应；而光给谏时亨则弹劾李翰林明睿，说南迁是邪说。皇上很不高兴，立即召时亨入宫，当面斥问道：“既然各种邪说都一样，为什么只弹劾李明睿呢？这显然是朋党之事，姑且不追究。”于是再也没有人敢进言了。有人运送九尊佛像进入武当山，后来到京城登记。这些佛像高六七尺，下面装有车轮。在正阳门外摆列了三尊，观看的人多得像集市一样喧闹。后来因事情泄露，才知道佛像腹中藏着人，原来想把他们安置在九门内，作为贼人的内应。朝廷将此事交给锦衣卫和刑部审问，这些人最终伏法被杀。京城被攻破前十多天，飓风大作，从辰时一直刮到傍晚都没有停止，拔掉了关帝神庙前的旗杆，也刮倒了琉璃厂的大树。三月十三日，听说贼军攻掠居庸关，京师九门全部关闭。十七日午时，贼军攻城，双方都发射火铳，声音像万雷轰鸣。十八日，攻势更加急迫，铳声更加猛烈，城外四处都燃起了火光。皇上和两个人登上煤山山顶眺望，过了一段时间回到乾清宫。太阳将近西斜时，皇上穿着便服出宫门，两次出去、两次返回，随后命人摆酒，召来皇后、贵人、良娣以下以及后宫嫔妃，凡是列在掖庭名册中、曾受皇上宠幸的人都到了。大家慷慨痛饮，极尽酣畅。还不到漏下三刻，皇上拿出自己佩带的剑，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死了。”说着流下了几行眼泪。于是皇后先上吊，其余人也都自杀；稍有回头张望的，皇上就用剑将她们砍杀。当时长平公主被剑砍断右臂，倒在地上却没有死。皇上又叫内官王承恩寻找靴子，带着几十名内官绕城寻找城门，却无法夺门而出；回来后，便同王承恩在煤山古树下相对上吊。袁妃和宫人、小内官纷纷奔出。十九日，内官于是开门迎接贼军。闯贼抵达彰义门时，他的军师宋矮子【名献策，河南人。】起初说，这次只是到城下检阅军队，占卜显示要到五年后才能攻破京城。忽然，城楼上掉下一枚天启大钱，宋矮子高兴地说：“这枚钱一枚可以当五枚使用，这是攻破京城的征兆，应当赶快进攻。”于是放了一炮，城角随即坍塌。常熟籍归进士启先【崇祯癸未年。】听说闯贼进入京城，惊恐万分，急忙奔走，去询问同乡陈司空必谦【万历癸丑年，常熟人。】。必谦从容地梳洗完才出来，听到这件事后大笑说：“你只是个糊涂书生罢了，守城本来就是我们衙门的事，哪有贼人进城而我不知道的？”不久，传来的消息接连不断，他才脸色大变，仓皇散去。顾给谏竤这天晚上还住在都察院，刚听到消息，也奔去询问魏辅藻德，藻德同样认为绝不可能。一时之间，竟聋聩到这种地步。闯贼将要逼近京师时，号称有百万大军。皇上多次为军饷忧虑，下令百官捐助。一时间，大臣们有的请求亲自督促四方输送贡赋，有的请求预征赋税后向富户借贷，有的请求开设冗官出售，有的请求借给民间带绶的资格；百官还想请求把可以传给后世的诰敕折价收银若干，搜括削减某项法令，给地壖强行定价，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没有被议论到。等到贼军到来时，军饷拖欠已经达到半年，禁军所用的戈矛腐朽锈蚀，未经检验使用；一听到贼军鼓噪，众人便面面相觑，双腿发抖。奸人藏匿起来，暗中助长惊慌喧噪；儿童有的数月之间便学成秦地口音，谣言传遍全城，意图在于迎接贼军。于是人心扰乱迷惑，没有人再有坚守的意志。闯贼围城后，朝廷上下仓皇失措，火攻和守城防御大多不熟练。贼军发炮轰击，声音震动大地，日夜不停，沿城的官署房舍大多倒塌。城头发射“万人敌”，还没来得及投下，火势突然烧起，烧伤烧死了十多人。当时士卒已经五个月没有军饷，因此不肯卖力作战。城头上的宦官和寺人穿着华丽衣服，骑着骏马，悠闲来往，毫不惊慌；他们高举青色伞盖，骑马奔走，混乱地冲扰守城士卒，想擅自开关城门。凡是负责守门的大臣，大多不能登城眺望敌情。只有吴太常麟征冲开道路上城，看见形势已经无法支撑，便去见魏辅藻德。藻德刚下朝，还拉着麟征的手说：“朝廷自有很大的福气，当然不会有别的忧患。早晚军饷就会筹集到，您为什么这样匆忙？”麟征只是长声叹息。闯贼进入京城后，指着“长安门”三个字祈祷说：“如果能射中中间那个字，就应当得到天下。”但最终没有射中。

译三月十九日辰时，贼军已经攻破城池，却还有人进朝谢恩，而宫人已经四处逃散。坤宁宫的后面是钦安殿，那里有乐志斋、清望门、曲流馆、四神祠；向东走是琼华左门，向西走是琼华右门，出去就是长街。这一天，从后宫出来的宫人很多。十九日辰时，闯贼从齐化门、东便门进入京城，烧杀抢掠十分残酷。当时传闻宁镇总兵吴三桂的军队已经到了城外，皇上在十八日夜间三更时分夺门向南逃走，贼军悬赏万金捉拿皇上。二十一日，听说贼军已经在煤山找到皇上的尸体，便命人把尸体背到东华门外朱国公府门前，用柳木棺材装着，放在破芦席下面。皇上蓬头散发，穿着短衣，一只脚穿着袜子，另一只脚赤着。听说遗诏放在胸前，上面说：“朕已经失掉天下，不敢到地下去见先人，也不敢死在正寝。”又咬破手指，用血在手臂上写道：“朕错误地听信文官的话，以致失掉天下。任凭贼人把朕的尸体撕碎，只是不要伤害我的百姓。”这天晚上，百官出城，才开始说太监王德化等几十人拥打张司马缙彦，责怪他开门迎贼。当时臣民共有一万人左右，都痛哭流泪，请求按照帝王礼制安葬，按照王礼祭祀；圣母则请求按皇后礼安葬，按妃礼祭祀。也有人哭着请求封太子为大国之王，也有人请求京城百官和百姓服丧，哭临三日。二十二日至二十五、二十六日，满街到处捕捉士大夫，拘禁路人。二十七日，贼军的牛金星在会极门点名，百官全都跪地投降。贼军坐在殿上接受投降，并责骂他们辜负国家；愿意任用的人从东华门出去，送到吏政府录用，姓名排列在各部门门外。这些人戴着高冠，穿着鲜艳的衣服，得意洋洋地走在长安街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六日〕 不愿被任用的人从西华门出去，贼军露出刀刃，排列骑兵，每五人一队，把他们押送到刘、李二贼的私人住所；每人被勒索数万金，头颈并列遭受拷打，悲惨的哭声震动大地，被刑讯致死的人数不胜数。有的人交纳的钱还不够，贼军就让两个强壮士卒夹住他，令其赤身裸体走出，沿街乞讨，路人都不忍心看。四月初九日，被刘贼拘押的人全部释放，被李贼拘押的仍未释放。十二日，吴三桂有告示，张贴在四座城门，说义兵不久就要入城，凡是我朝臣民，只要戴孝，就不必惊慌。十二日夜间，传说贼军杀了三十二名官员，原辅臣陈演为首，其余都是勋戚。十三日早晨，闯贼戴着绒帽，穿着布制箭衣，挟持太子和二王；太子、二王都穿黑色布衣，骑马走在贼军前面。贼军全部撤走向东，太子和二王都哭着不愿离开，贼军杀他们也不能使他们停止哭泣。各座城门只剩下几个老弱之人把守，道路已经空旷无人。申冏丞佳胤【崇祯辛未年。】已经投井自尽，林侍御兰友【崇祯辛未年，仙游人。】当时被贬在冷僻的官署，平日同佳胤交情很好。佳胤还没有入殓，家人正围着哭泣时，有一个人手持毗卢锡杖，推门进来，惊愕地看着尸体，原来是兰友。他捶胸大哭说：“您已经死了，我知道您一定会死。您看我难道是贪生保全妻子儿女的人吗？只是老父亲还在堂上，想再见他一面，之后也应当和您携手到地下去。”他登堂请求拜见太夫人，说：“母亲不要悲伤，富贵人家的儿子容易得到，忠臣的儿子却难得到。”他又看着佳胤的儿子煜说：“设灵位了吗？”煜说：“还没有。”兰友要来笔，写下大字：“明朝捐躯殉国忠臣申公之灵。”又在灵柩上题写：“死后做忠贞之臣，在地下也不辜负君王的恩德；活着时只图再见父亲，即使走向鼎镬也心安。”写完扔下笔，放声大哭，对煜说：“好好珍重自己，从此永远诀别了。”擦着眼泪离去。另有徐起凤，曾以佣书身份跟随佳胤共十年。佳胤殉节后，僮仆有的已经散去，起凤却哭号着守在灵柩旁，一刻也没有离开。贼军从关东败退回来，想大肆焚烧杀戮，佳胤的儿子煜扶着太夫人夺门逃出，僮仆也都跟随，唯独起凤请求留下，说：“你们都走了，灵柩由谁来守？” 不久，贼军果然焚烧民宅，火势将要烧到他们的住处时，起凤哭着说：“我的主人因忠节而死，请不要焚烧这里。”贼军恼怒，鞭打他；起凤叩头哀求得更加悲切，贼军竟被他感动，最终没有焚烧。等到北兵到来，驱逐居民向外迁徙，并下令三日之内，屋中所有物品任凭抢掠，不能禁止。起凤害怕了，四处寻找仍在京城的乡里人，找到镌刻工朱攀桂等二十多人，把灵柩抬出，寄放在天宁寺，因此得以保全。我经过长安的书铺，看见一部《皇明泳化编》，便叫人买回来。书商故意抬高价格，我说：“先缓一缓。”等我骑马回来再次访问时，书商却说已经卖掉了。一问，原来是巩驸马永固买走的。因此我暗自记住这件事，说：“皇帝的女婿都以豪华奢侈为得意，难道他知道读书吗？”后来永固死于闯贼之难，我才知道观察一个人，必须从细微之处看起。项翰林煜在乙丑年进入翰林院，正值魏珰势力极盛之时，很受江南清议排斥。郑同袍元勋是扬州人，和他同榜，关系最为亲密。当时文翰林震孟、姚翰林希孟经过扬州，他们都是元勋的前辈，为煜设酒劝饮，劝他多多结交权贵；从此煜才开始树立自己的声望和声气。等到他投降闯贼后，本来面目完全暴露。南京陷落以后，煜经过徐词林汧的家门，对他的仆人说：“你们主人责怪我没有去死，如今我死了没有？”但汧最终还是为国而死。煜走到慈溪，乡里人听说他先前曾投降叛逆，便把他装进竹笼，投入河中淹死。我居住乡里时，听说闯贼进入宫中后，搜出历朝积藏的内帑，得到金银数百万。后来京师人贾汝寿任上虞县令，经过我一位同年进士那里，因而说起闯贼入宫时曾叹息道：“贵为天子，所积蓄的不过二十万，凭什么不灭亡？”他是从听闻中得知的，由此才知道前面的说法是诬妄的。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二十万指的是户部储存的钱，并不是内库的钱。

译闯贼李自成攻陷京师，发誓要消灭东方僭越称号的势力。后来传说吴帅三桂已经上表请求投降，只是因为闯贼一党中的权将军刘宗敏听说三桂所娶的妓女陈沅【“沅”字，抄本甲作“元”，下同。】容貌美丽。陈沅是田皇亲弘遇游历南京时带回来的名妓；田弘遇回到北京后病死，三桂派人带着千金把陈沅带走。到了这时，刘宗敏拘押三桂的父亲吴襄，索要陈沅而不得，便严酷拷打吴襄。三桂听说后，愤怒之下改变主意，于是招募七千士兵，占据山海关抵抗李自成。李自成杀死吴襄的家属，押着吴襄向东而去。四月十九日，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城，将其包围，又从关西一片石的出口向东冲击外城，逼近关门。三桂先前已经约请北兵，这时便赶去迎接；北兵驻扎在山岭上，高高张起旗帜，擂鼓等待。三桂突然冲出外城，驰入北兵营垒，剃去头发，向北兵称臣。三桂作为先锋，九王率后队；他的兄弟号称八王、十王，各自统领一万骑兵，一支从西水关进入，一支从东水关进入。于是三桂重新进入山海关，尽力安抚百姓，打开关门迎接敌军。李自成还不知道来的是北兵，见到他们后惊慌阻挡；北兵望见尘土飞扬，乘势发动攻击，李自成大败。北兵当场斩下吴襄的首级，悬挂在旗杆上返回。北兵迎面反击，闯贼再次大败，逃奔回去，放弃京师逃走。当时刘少司马余佑因为京师没有君主，代理政务三天，忽然听说三桂护送太子到来，众人都出来欢迎；等北兵入城后，才知道并不是这样。北兵张贴告示说：“过去在我国，我们时时想同明朝和好，永远享有太平。多次送信却得不到答复，以致四次深入你们的境内；但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论。如今我们为你们朝廷君父报仇，破釜沉舟；只要有一个贼人未被消灭，就发誓不返回。所经过的州县，如果剃发投降，就给予爵禄，使其世代享有富贵；抗拒违逆的，一律全部屠杀。”同时命令士兵都驻扎在城上，不得向下抢掠，百姓于是安定下来。质慎库中藏有图书百万卷，都是宣和年间收藏的书籍，后来被金人从汴梁运到燕地。历经元朝直到本朝初年都完好无损。徐达攻下大都时，封存的标记仍然完好；等到本朝灭亡，这些书却全部散失，不复存在，听说的人无不惋惜叹息。金驾部铉【崇祯戊辰年，武进人。】在壬午年七月最后一天读邵子的书，并在书后记道：“甲申年春天，将决定我的进退。进身即使遇到时机，也会处在外而不能进入；退身虽然内心苦闷，却能远离而不受拘滞。处在外面不过三时，远离也不会满一年，真是悠闲自在，或许可以终老此生。”等到甲申年因闯贼之难而死，人们才看出这段话的意义。金铉起初任驾部，巡视皇城时每次经过御河，总是流连不能离去；回家后对弟弟说：“我一见到御河，就像依恋不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果然投御河而死。金铉死时，他的妾王氏和弟弟錝都跟随母亲章氏投井。南渡以后，只追赠章氏为恭人，却不知道王氏和錝也已死去。内监吕胖子，忘了他的名字。闯贼攻陷京城时，金驾部铉投御河自尽，吕胖子看见后叹息说：“金公曾上疏弹劾我们这些人，认为我们不配同常人相比，我起初也怨恨他；但金公能够去死，难道我唯独不能死吗？金公活着时想远离我们这些人，我如今用义行亲近他，他在地下一定不会拒绝我。”于是也跟着自尽。不久，两具尸体一起浮出水面，被一个内监收殓掩埋。等到北兵入城，金铉的弟弟们去寻找他的尸体，只找到两堆杂乱的骨头，于是把他们一同葬在御河旁。崇祯十三年，福建有个平和县生员金惟镇，忽然得了心疾，把头发全部剃掉，大声说：“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大明了。”有人问将属于谁，他便在墙上写下三个字：“大清国。”他还说城内的情况尚且可以，城外的情况不忍说；又指着他的族人曾庆说：“有无数兵马。”等到北兵到来，曾庆果然起兵，跟随他的人很多；后来兵败，死在城外，正如金惟镇所说。至于他后来在“大清国”之后又写下“大安国”三个字，那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严州钱太守广居曾经告诉我，他的同榜进士、任丘人边大绶，曾任米脂县令；米脂就是闯贼的故乡。李自成叛乱后，边大绶发掘李自成三代祖先的坟墓，剖开棺材查看：一具棺材中的尸骨长出绿色毛发，长二寸；一具棺材中的尸骨颜色像玉一样；另一具棺材中的尸骨长出青色毛发，长三寸。后来看见一条大蛇从墓穴中出来，便射它，射伤了它的一只眼睛，蛇逃走了。后来李自成果然因为中箭而伤了一只眼睛，也是一件奇异的事。癸未年，皇上将要祭祀太庙，仪仗已经布置完毕，忽然看见黑气从空中坠下，好像有一个穿白衣的妇人快速飞入宫中，军人们都看见了。到了仲夏，大雨落下，沾到衣服上像血一样；雷霆整夜不停。第二天，看见太庙里的神主有的横倒、有的倾倒，各种铜器被雷电击中，全都熔化成灰。又有人看见太庙里的鬼都呼啸着跑了出来。闯贼进入京城后，命令各位大臣都在二十一日入朝相见。这天百官全部聚集，有一头大象独自仰望大内，眼泪像泉水一样直流。四夷馆又有六名回回使者一同进入，他们也不下拜。贼军大怒，想处以重刑。使者说：“我们的国君知道有大明天子，却不知道天子已经改姓。如果我们回去告诉国君，说我们带着贡品来朝拜，那么应该用什么舞蹈来表达？如今没有国君的命令，所以不敢下拜。”最终没有人能使他们屈服。闯贼入宫后，抬出长平公主的尸体。她流出的血已经凝结，人看上去没有活的可能，但按压身体时仍有些温暖。嘉定伯周奎把她抬回家，灌入米汁，她于是苏醒过来，从此由周奎家抚养。后来北兵进入燕地，皇上把公主嫁给周世显；周世显就是崇祯年间选定、准备迎娶公主的人。公主喜欢诗文，擅长针线纺织；她右颊上的三道剑痕，就是皇上砍伤的。她在奴仆面前假装欢笑说话，到了僻静处便饮泣呼喊皇父、皇母，没有一次不是眼泪流尽后继之以血泪。因此落下了身体羸弱的疾病，怀孕五个月时，于丙戌年八月去世，年仅十七岁。

译《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 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传到楚地，左宁南良玉从承天返回，驻军汉阳，心意不可测。诏书还没有宣读，何抚军腾蛟前往汉阳，随身带剑，说：“国家的安危就在此事上；如果不打开诏书宣读，我这条命也只能交给三尺剑了。”幸亏良玉私下设置的正纪卢鼎竭力认为应该接受诏命，并且对良玉说：“如今四镇同心，共同拥戴新君；如果拥兵南下，能保证一定取胜吗？如果不能取胜，岂不是自身和家族都要灭亡吗？”良玉当时已经年老，于是说：“这确实应当接受诏命。”便拜受诏书。江西黄直指澍入朝，拟议任命何抚军腾蛟为总督，自己任巡抚，当面答应推荐永州司李【原作“司理”，据抄本甲改；按本书“理”字都避讳改作“李”，此处不应独异】晋锡【崇祯庚辰，江人】为代巡。等到他与马辅士英互相指责，争论失败后返回，满怀不平而失望；不久又被革职提问，更加愤怒。正好传来假太子到达的消息，澍暗中乘小轿，夜里去见左宁南良玉，说拔营南下可以图谋大事。良玉一向就有这个志向，先前因督抚调和而停止；一听澍的话，便听从了。他又想到何腾蛟辜负了朝廷内外的期望，想屠杀武昌百姓，劫取何腾蛟的印信，所有文书都使用这枚印信，以此震动人心。当时有一万多百姓害怕被良玉屠杀，进入何腾蛟的官署躲避。腾蛟坐在门边，面朝里面坐着，听任百姓进入。良玉又传令从官署后面拆墙进入，放火焚烧，藏匿的人全都死于火中。腾蛟随即解下印信交给家人，命令他们赶快出城，不要被良玉抓到。良玉到来后索要腾蛟的印信，腾蛟故意在腰间寻找而没有找到，反过来责怪良玉说：“为什么这样匆忙，导致这枚印信在慌乱中丢失了呢？” 良玉没有办法，只好挟持着他同行，想和腾蛟同乘一条船，腾蛟不肯；良玉另给他安排了一条船，派四名副将守护，把这条船放在后面。天亮时，各船一同出发。腾蛟的船行至汉阳门，他跳入万丈江涛中，守卫者害怕被杀，便投江而死。腾蛟顺流行驶约十里，到了竹牌门，遇到一条渔船把他救起。上岸一看，原来是关帝庙，而那个怀着印信逃走的仆人也在那里；两人相看大惊，随即又惊喜万分，寻找那条渔船，却不知它去了哪里。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是神灵救了他。这天晚上他住在百姓家里，乘坐肩舆，从江右宁州的小路转入浏阳，抵达长沙。监军司李晋锡对腾蛟说：“良玉在的时候，抚军拥有权力，不能自由行事。如今他既然放弃省城离去，湖南、湖北的兵饷都掌握在您手中，应当彻底打破从前的局面，大加整顿。总计兵饷数目，使兵饷与兵员数目相配；用各府的兵饷训练各府的军队；督抚担任大帅，司道担任副将，府、州、县担任参将、游击；让文臣管理武事，这样命令一发出就只有执行，生杀予夺都由抚军一人掌握。楚地人才很多，选出若干可以担任大将的人，再选出若干可以担任偏将、副将的人，制定差别悬殊的等级来等待有功者，这样真正的英雄自然会出现。” 湖南、湖北一带应当设置水陆连珠营，每隔十里设一座炮台；一地发生警报，号炮就立即发出，千里、百里之内都要回应。所训练的士兵谁勇敢、谁怯懦，抚军应当不时单人骑马巡视各部落，便以此考核优劣；浪费兵饷的人按军法处理。守备的士兵应有多少，征调的士兵应有多少，用一纸文书就能集合数万军队；这样实行三年，就可以宣告成功。”腾蛟认为他说得好，但最终被人阻挠，没能实行。张献忠攻破成都，抓住蜀王，将要杀他。蜀王一向仁厚，军民都替他祈求免死，张献忠不答应。将要行刑时，雷声霹雳大作，行刑者替蜀王请求，张献忠不答应。过了一会儿，雷声霹雳又响起，行刑者再次请求，张献忠于是仗剑仰天呼喊：“苍天！苍天！你生下我张献忠来杀人，却偏偏不允许我杀这个人吗？”一时间雷声霹雳全都停息，蜀王于是被杀。张献忠攻破成都，举行特科考试，先用保甲法来考验文士；有一人不参加考试，就要连同十甲一并杀戮。文士害怕获罪，全都赶来应试。邛州的生员知道其中有诈，认为所谓特科就是特意来杀我们的，于是歃血为盟而不参加考试的有六十多人。张献忠便派兵屠杀邛州，登记参加考试的文士三万人，将他们包围后杀死。妇女被奸淫以后，就用来试刀，称为“砺石”。成都所属三十多个县的百姓全被杀尽。张献忠攻破成都，把男子的左手全部砍断，堆积得像山一样。直到如今，山谷之间还有不断有人雇人把担子放在肩上，以此谋生。蜀王宫中有几十座堆放锦缎的楼，全都被焚毁；几十万金银也全都投入江中。弘光末年，北方军队渡过淮河，扬州城失守。五月初七日，杨江抚文骢命令黔兵、浙兵和郑氏军队前往瓜洲；到了城门，看见留辫发的人，便惊慌溃散。北方军队进到江口，郑氏军队也竭力抵抗。晚上，有人在江上漂浮着船桨，用帷幕和席子遮住，里面放一盏灯；南来的郑氏军队远远看见，便开火发射炮矢和石块【原“炮器”，据抄本甲改】，不知道这反而误伤了自己。初八日，大雾，军队守卫京口。北方军队却从上游七十里处的七里港渡江，先派五名骑兵前来；浙兵和郑氏军队追赶他们，没走几里就遇到大雾，箭矢遮天，像蝗虫飞舞，众人于是没有交战便溃散。郑氏军队中有船的进入大海，没有船的逃往丹阳，与浙兵争夺船只；南方黔兵的骑兵则逃往金陵，于是镇江投降。丹阳监狱的囚犯越狱，村民进入城中抢掠，便焚烧城外的民居，其实北方军队还没有到达。镇江城外的民居，官府本想焚烧，北方军队制止了，因此得以保全。北方军队南下时，朱保国公国弼等屏退旁人秘密上奏，皇上慨然说：“太祖的陵寝在这里，逃走还能到哪里去？只有拼死守卫罢了。”到了这一天早晨，渡江的消息传来，朝廷内外大为震动。皇帝在黄昏时打开通济门，仓皇出城巡行，百官还不知道，只在夜里听到铠甲和马匹的声音罢了。当时马辅士英也不知道，只有戎政李司马希沆【崇祯戊辰，庆阳人】预先知道，于是先行，士英还落在他后面。百官大多逃散，只有携带家属的人因为回头顾盼，不能立即离去；各城门全都关闭，只能叹息而已。北方军队已经渡过长江，马辅士英惊慌急迫。张侍御孙振前去拜见，士英把名帖扔在地上，骂他说：“你们这些人误了我，使天下的事情一朝到了这种地步，还来见我做什么？”孙振惭愧而受阻，只好退下。阮戎政大铖答应让钱宗伯谦益入阁，说一定要上疏弹劾侯纳言峒曾【天启乙丑，嘉定人】、夏铨部允彝才可以；奏疏草稿已经写好了，恰逢国家灭亡，最终没有实行。

译假太子王之明多次受审，百官都知道他是假的，但民间仍然议论纷纷，认为他是真的。到了这时，一两个品行恶劣的生员带头，率领乱民拥立他，让他在宫殿中处理政事三天。后来又转到赵忻城之龙的住所，邀请百官入朝；之龙亲手斩杀带头的三个恶劣生员，这才退下，并把王之明逮捕关入监狱。刘广昌、良佐没有抗拒北方军队的意思，只在水西门外纵火焚烧、抢掠。百姓害怕他们攻城，整夜惊叫，于是商议推举保国公朱国弼为留守官。之龙秘密派使者渡江，开启城门迎接北方军队。当时各位大臣还不知道，聚集在钱宗伯谦益家中商议。谦益叹息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向小朝廷求得活路了。”他们拟好启奏稿送给之龙，之龙放置不用。内库中的银、绢、米、豆、服饰、珍玩、弓刀等物全都被抢掠一空；又抄掠马士英及其党羽的家产，并合力剿灭马士英部下的川兵，几乎全部消灭。起初，王辅铎暗中逃走，有见识的人指着众人说：“你们如果误了太子，就是辜负先帝的恩典。”众人捶打他，辅铎大声喊道：“这是马士英所做的事，我没有参与；士英是秦桧，我是岳飞，你们不要把岳飞认作秦桧。”众人仍不放过他，直到他的胡须头发全被拔光，把他押到之龙那里，气势汹汹地要扑上去杀他。之龙假装把他关进监狱，因此使他得以免死。屋内收藏的大量书画，也连同财产一起全部耗尽了。王辅铎与倪宗伯元璐同乡、同官，号称生死之交。等到元璐为国殉难，我拿着他弟弟的揭帖，以应当谥为“文正”来说明；辅铎愤然说：“倪年兄以身殉国，即使不赐谥号也足以不朽，何必一定要‘文正’？我已经对仪部说过了。”话虽然正确，但心意实际上很刻薄；这就是后来忘君事仇的先兆。北方军队将要到达城外时，文臣钱宗伯谦益、梁少司马云构、张侍御孙振、刘侍御光斗、宋中翰灏五人，以及武臣赵忻城之龙先行【抄本甲作“迎”】，其余人随后前往。当时李少司马乔、姚廷尉思孝已经剃发做了和尚，之龙也被迫剃发出城，一同拜见豫王，获赐饮食，席地而食。之龙是靖难功臣赵彝的后代，到这时打开城门投降。刘诚意伯孔昭独自率领部下先砍断关门逃走。豫王命令各官填写姓名册，按时点卯；没有到的就搜捕，并一律加以皮鞭抽打。负责点名的是王辅铎、蔡辅奕琛。钱宗伯谦益的奏疏说：原任吏部尚书房壮丽【万历乙未，安州人】，在畿辅陷落时投井而死；一旦被列入逆案，便不能昭雪。这与杨副宪所修【万历庚戌，商城人】殉贼之事相同。但杨纳言维垣与壮丽是同乡，为什么为洗雪逆案而上的一份奏疏偏偏不提壮丽？这很可疑，还等待另行考证。豫王先派一千多名士兵，命钱宗伯谦益、梁少司马云构等人统领他们搜查宫殿。刚进入宫中坐定，便问：“崇祯太子在哪里？”于是把王之明从狱中带出来，与他一同坐下，指着他对群臣说：“这才是真太子。”过后，见宫内外都已经安定，便让他退下，不再召见。当时人们认为，王之明的到来是北方朝廷派来的，大概是想用这个人来扰乱、迷惑臣民。北方军队前往芜湖袭击皇帝的行驾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行驾已经到了太平，仍然一片寂静。朱抚军大典、阮司马大铖入舟拜见，一同入阁。黄靖国得功获知后入见，发誓要奋力作战来报效。不久，得功的军队正在四处抢掠百姓的家，北方军队突然到来；得功仓促出战，起初中了一箭，仍不退却，后来箭射穿喉咙，得功知道事情不能挽回，便自刎而死。他的中军田雄进入船中，挟持皇帝投降。马辅士英已经先期奉着皇太后逃往浙江。皇帝到达南京城外时，投降的各位大臣在豫王面前叩头，请求不要杀死皇帝，并且请求前去拜见；豫王下令说：“只要不行君臣之礼就可以。”当时皇帝戴着僧帽，穿着蓝布衣服，马士英、阮大铖等大臣前来拜见，只作一揖、叩一次头而已。皇帝面对群臣哭泣，众人也哭泣，不久便被带往北方。田雄背着皇帝出城投降时，皇帝用牙齿咬他的后背，于是形成大疮，流血不止；皇帝每天在僧人具德处忏悔，伤口始终没有痊愈。病重以后，他被转移到卧榻上，肉像被割下似的坠落，最后只剩骨头才死去。田雄在北方做官做到浙江总兵，后来宫中传旨说弘光是一个国家的君主，田雄有擒获君主的功劳，特加封二等侯，子孙世袭。北方军队攻破南京后，有两位内阁大臣查访阮司马大铖、蔡辅奕琛、张冢宰捷、杨副宪维垣、邹佥院之麟等人，拿出名单查看，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已经投降的冯辅铨所推荐的，且都是东林党的异己。到了大铖的名字下面，特别注明“江南第一才子”六个字。当时张捷和杨维垣已经死难。马辅士英挟持太后渡过独松关，沿途奸淫抢掠。到了广德州，州中百姓拒绝他；他攻入城中，知州赵景和被杀，死者很多。杭州百姓听说后感到害怕，抚按等人便先派官员前去迎接，以驻兵城外为请求。士英到达后，住在临湖楼外楼。五月二十八日，太后的行驾到达，以城中的总兵府作为行宫。群臣和潞王前往朝见，进入仪门后见景象萧条，怀疑是士英的母亲借住在这里。黄昏时，城中的丰乐、太平二坊竞相把爆竹投向楼外楼；士英正在宴饮，惊起后，把两座楼船停泊在湖心亭。到了晚上入朝，他用一百多名精锐士兵护卫，请太后出来；太后穿赭色衣服，身边有一名穿紫衣的女官侍奉，并命令官吏、士民都进来朝见。退朝后传旨召用在籍的各位大臣，唯独没有刘总宪宗周、章廷尉正宸。当时江北彭直指遇风【“岂适奔杭”原文疑误，语义不明】，奔赴杭州，奉命以佥都御史的身份在两浙招募军队，钱粮一概凭命取用，这都是士英的意思。第二天，宗周与熊给谏汝霖【崇祯辛未，余姚人】入朝；汝霖见到士英，责问道：“圣驾在哪里，你竟然来到这里？”士英无言以对，但仍然盼望上江的捷报。

译没过几天，阮司马大铖、朱中丞大典、方总兵国安都仓皇赶到；原来黄靖国得功的军队已经战败，得功也死了。第二天，请求潞王监国，潞王不接受；太后召见潞王，潞王哭泣叩拜，始终不接受，只请求迎接太后进入王府，并采纳张抚军秉贞【崇祯辛未，桐城人】、陈总兵洪范等人的计策，只作迎接款待而已。楚藩的一位镇国将军悲痛哭泣，脱下衣冠扔在地上离去。当时杨江抚文骢、郑总兵鸿逵也从海上进入钱塘，请潞王前往福建，潞王始终不答应。到了六月十三日中午，北方军队突然到来，士英等人正和抚按在江边饮酒，急忙渡过钱塘江；何巡按纶、李盐院挺也一同离去。只有秉贞从城墙上系绳进入城中，和潞王一起迎接投降。钱塘县令顾咸建【崇祯癸未，昆山人】出来，假装迎接，随即逃走；被抓到后，逼迫他投降，他不肯，于是被杀，头颅悬挂在城上。正值暑天，苍蝇竟没有聚集在他的头上。过了一个多月，北方军队挟持太后、潞王等人北去。有人说，洪范与北方军队暗中相通，答应割地封王，所以潞王被他欺骗而投降。陪都失陷后，人们都痛恨当初没有拥立潞王。当时张奉常希夏奉诏奖赏潞王，对我说：“只是个中等人物罢了，没看出他比这个更好。” 叶主政国华又对我说：“潞王的指甲可以长到六七寸，用竹管保护它们。他又命令宦官到各郡县广泛搜求古玩。”倪廷尉胤培曾说：“假使潞王即位而钱谦益任宰相，他的政权不能支撑下去，与马士英又有什么不同？” 《三垣笔记》附识补遗。太仓陆文声的先父曾任经历。有一天，他拜访同乡、曾任临川令的张采；因为有人先行说了些话，说张采曾经肆意诋毁他，张采发怒，关上门狠狠殴打他。文声赴长安参加谒选时，逢人便添油加醋地说张采的过错。当时同邑庶常张溥听说此事，写信给在籍的辑编修伟业，称张采为“陆畜”，说为什么不早点除掉他。有人偷偷看到了这封信，告诉文声，文声于是连张溥也一并怨恨。后来正好遇到几次迎合当权者意旨的奏疏弹劾，张采、张溥几乎获罪。后来文声被选为永州经历，有人劝他不要赴任，以躲避日后的祸患，文声不听。不久，他因贪婪横暴被弹劾逮捕，被司李晋锡处死在狱中。房侍御可壮曾经牵马躲避堂官的马，错误地跌入道路旁的深沟中，只露出一顶进贤冠而已。几天后，他便因会推被贬，后来屡次升任至侍郎。国家变故后他改变气节，又做了侍郎。起初，天启年间，傅给谏櫆攻击汪中书文言，并牵连左佥宪光斗、魏都谏大中；可壮乘机攻击櫆，指责他把东厂理刑傅继教认作宗兄。櫆上疏辩解反驳，可壮又上疏讥讽他，有“厂兄科弟，狼行狈依”等话。如今他竟然与执中宅【原文疑误】；中旨如果不是从宫中发出，又是谁发出的呢？难道故给谏李鲁生【万历癸未，沾化人】同朝于改代吗？“狼行狈依”这些前话，如今追忆起来，难道能不汗颜吗？崇祯初年，我县的生员袁靖遇到禅僧毒鼓在某山下。毒鼓指着天象说：“上天派齐、黄一类的人下凡，不久天下将要大乱了。”袁靖说：“这些人都是建文时期原来的忠臣，难道过去是忠臣、现在却会作乱吗？”毒鼓说：“他们积累愤懑怨恨已经很久了，一旦降生人间，不成为大盗，也必定成为叛臣，这些事情他们都不会推辞。”到甲申之变时，果然应验了。姑苏毛孝廉宽的父亲，忽然在崇祯五年像被鬼物附身一样，说起胡话：“我的前世以及你儿子的前世，都是建文年间守卫金川门的官员。燕兵到来时，他打开城门投降，导致我全家四十口都遭受刀砍锯杀。我很久以来一直想报仇，只是因为他的福力还很厚，如今才降生成为你的儿子；他的福力正在迅速衰减。而我们这些人近来都从天上纷纷降下，谋划报仇，所以我也趁机向你的儿子报仇，要杀掉他的性命。”

译说完便醒来，茫然不知道刚才说了什么。不久，毛宽果然死了。这是李侍御模对我说的。松江人袁子衿袁灿若，是丁丑科进士袁定的弟弟。在李自成闯逆攻陷京师前两年，袁灿若梦见来到一个地方，看见历代开国君主正在商议事情。灿若问：“商议什么？”回答说：“商议革命。”其中仿佛能够认出的，只有汉高帝、明高帝两人。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像皇帝的样子，披散着头发伏在地上，呜咽着诉说冤屈。明高帝对他说：“这件事不是我所能主持的，应当去问建文皇帝。”灿若在梦中惊疑不定，问一个人：“取代明朝的是李自成吗？”那人说：“却又不是。”灿若是在事变前两年就说了这些，并不是事后附会。天启年间，郭给谏郭巩被周侍御周宗建弹劾，说他与宫内交通。等到魏忠贤掌权后，郭巩屡次升迁，官至侍郎；郭巩始终坚持自己的志节，不肯出仕，魏忠贤大怒，勒令他穿着官服闲居。郭巩的始末就是这样。至于他答复清议的一封信，言辞多有委曲周旋。起初征召他出仕固然是过错，后来发戍边地也是他应得的。当时杨司马杨嗣昌巡抚山东，特意上疏请求宽免，姚给谏姚思孝上疏驳斥了他，后来两人不和，就是因为这件事。皇上想到农桑是衣食的根本，于是亲临坛场耕田，推犁三次后，随即回到斋宫，宴请群臣。教坊司在丹墀前演出承应杂剧，皇上谕示说：“典礼如此隆重，怎么能演滑稽戏来取乐？这很不合乎正体。命有关衙门永远革除这件事，作为定制。” 皇上每次到圜丘祭祀天皇、地祇，以及朝日、夕月、社稷等坛，都预先斋戒，必定亲自查看祭品是否精洁，然后才供献。手持圭时战战兢兢，好像神灵已经降临一样；他的恭敬谨慎就是如此。皇上聪颖敏悟，专心好学，各种经史全都阅读。《书经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宝训》《帝鉴图说》《廿一史》等书，都命司礼监提督办理；又把经厂印刷并储藏的书查验后进呈，以备阅览。又谕示外廷，每月采买书籍各两部，用来供皇上阅览。皇上每逢朔日、望日，以及三、六、九日天将亮时临朝，以勤勉自励；其余日子讲习《春秋》《书经》《四书》。逢二、八日举行经筵，与诸臣征引古今，出口便能成文。皇上命人在武英殿中绘制历代明君贤臣的画像，绘有贾谊、董仲舒、魏征、陆贽等人。又书写“诚意正心”四个大字，制成插屏，安置在文华殿，用来警戒自励。熹宗懿安皇后居住在慈庆宫，宫在乾清宫外、关雎门旁边。慈庆宫设置了侍婢中的管家婆，管理宫内事务；又设置老成太监二人，提督宫禁。皇上只有逢皇后圣诞、元旦等节日，才到皇后面前行四拜礼，其余节日不进去朝贺。皇上每逢日食、月食，必定穿青色素袍，面向宫阙焚香，行四拜礼；设置救护鼓二十四面，亲手擂鼓三下，内外衙门斋戒肃静，不办理政事。有时日食、月食很严重，便谕令群臣直言进谏，只把修身爱民放在心上，以此答复上天的意旨。皇城内西边有一处虎城，里面养着一只老虎，旁边有牲口房，各种禽鸟也都在那里。皇上到那里，看见猛兽吃肉，感叹说：“这些难道不是百姓的脂膏吗？竟拿来喂饱这种无益之物，以供观赏玩乐，怎么可以呢？”于是全部命令撤除。皇极殿旁贴着一张匿名名单，把九卿编排为二十四气。守殿官将名单捉获后呈上。皇上谕示说：“让司礼监烧毁，不要让人看见，以保全大臣的体面，也表明朕并不怀疑群臣。” 陕西、山西发生大饥荒，又兼有暴风不断。皇上说：“上天不说话，而是借助天象来施教。”于是到中政殿玉帝像前，率领司礼监等官员在露天跪拜一炷香，祈求雨水。第二天风停了，雨水沾润大地。皇上说：“虽然得到及时雨，但庄稼必定有很多损坏，应当修身爱民，或许可以仰答上苍。”

译于是拨出内帑赈济灾民。皇上感念保姆陆氏的恩德，厚加赏赐后，立即命她出宫回家养老，永远不许再入宫，并且说：“不要重蹈熹宗时客氏的覆辙。”

译古人说，柳芳的《唐历》都是根据宦官高力士口头传述的事实写成的；王著从实录中取材，也有宦官参与其中，难道这些记载就都真实吗？袁妃实际上并没有与周后一同殉死，替代周后之后仍然活着，但史录却说她是自缢而死。长平公主虽然被皇上亲手砍伤，实际上断气而没有真正死亡，替代周后之后出嫁，才去世；但史录却说她是被砍死的。唉！以这些人朝夕身处宫禁之中，说到天宝旧事，他们本来应当胜过讲述那些故事的李龟年；宦官对于宫廷事实的了解，也确实胜过伶官，可是错误竟然这样多。举出这两件事，可以概括其他事情；举出宫禁中的两件事，也可以概括朝廷中的其他事情。像这样名义真实而事实虚假的记载，实在还不少。唯独烈皇帝暗中积累的德行和美善的谋略，历历叙述得如同掌上观纹；宫内的见闻反而比外廷更加清楚。因此我只摘录保存这些内容，附在《三垣笔记》之后，是为了取其事实。今后《唐历》又要成为《明历》了，这大概就是宋室遗臣的心情吧。谨作跋。我读《南太常寺志》时看到记载：懿文皇太子以及秦王、晋王，都是李妃所生；成祖则是碽妃所生，我对此感到惊讶。当时钱宗伯钱谦益以博学多闻著称，也不能断定。后来弘光元旦拜谒孝陵，我对谦益说：“这件事与《实录》《玉牒》相左，有什么证据？只是本志所载，东侧排列妃嫔二十多人，西侧却只有碽妃，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不打开寝殿查验一下呢？”等到进去查看，果然如此，才知道关于李妃、碽妃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只是周王没有记载是谁所生；看到太祖命服丧养母孙妃三年，便怀疑周王就是孙妃所生。我读《明兴杂记》时，看到其中说高皇帝把一位白毛老人埋在后湖，让他守护黄册，我以为是荒诞之说。同年陆给谏陆朗主管黄册，邀请我游览后湖，看见黄册堆满书架，却没有损耗，便询问抄写书手，他们都说：“那些老鼠全是白色的，一爬上书架就伏地死了。”又说：“每天听到香风吹过，就知道是老人的英灵来了；过去没有祭祀，现在已经祭祀了。”这才知道《明兴杂记》的记载并没有错。附录 慈圣皇太后去世时，叶辅向高夫人入宫拜见，神宗拱手站立等待。夫人才站着拜到一半，神宗已经跪下了。内侍传声催促夫人，她才跪下。神宗的孝敬谨慎就是这样。有一个内侍犯法，逃入大内，巡城御史写朱票送入宫中索取他。众宦官哭泣着向神宗申诉，说没有这样的先例。神宗笑着说：“我不能救他。”随即命人把他押出来。神宗有一天演戏取乐，听到巡城御史呵斥呼喊的声音，立即命令停止唱戏，说：“我怕御史。” 我侍奉祖父宗伯公时，听说了这三件事，确实都是盛德之事，所以附录在这里。全祖望跋 映碧先生的《三垣笔记》最为平和，可以由此想见他存心仁厚宽恕。当时气节之士很多，他们虽然有功于清议，但也常常激成小人的祸患；假如都像映碧先生这样，党争之祸就可以消除了。书中极力为弘光帝洗刷冤屈，指出把他诬称为娈童、季女的说法；对于拥立潞藩的诸位大臣，则完全不加计较。又说弘光帝仁慈有余而决断不足。当时遗臣之中，不湮没故君的人还有几个呢？对于龚鼎孳，直截了当地写出他在三垣中的过失，一点也没有贬低；这也是别人没有完全知道的。书中记载甲申年死难的大臣有李国桢，记载乙酉年死难的大臣有张捷、杨维垣，这些则是考证失误。至于郑鄤一案，应当采用主洲先生的说法，只是《笔记》中的叙述过分了。【摘自《鲒埼亭集》】刘承干跋 《三垣笔记》三卷，附录识语三卷，是明代李清映碧所著。映碧是江苏兴化人，崇祯辛未进士，仕于崇祯、弘光两朝，历任刑科、吏科、工科给事中；书中所记，都是他任官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所以称为《三垣笔记》。这部书过去很少有完整本，江阴缪艺风参议曾向他的后代李审言明经详细处借抄稿本六卷，这就是刊刻本。艺风有跋，说李思诚曾署名参与《三朝要典》，映碧竭力为他的祖先回护，文字中有许多不满之辞；但李审言的序则竭力辨明这些诬陷。追溯明朝末年的门户之争，起因于神宗厌倦政务；清流所受的祸患，在熹宗昏庸暗弱时达到极点。到庄烈帝即位，毁掉《三朝要典》，定下逆案，追赠并抚恤那些被冤枉陷害的大臣，是非大为明白，差不多可以说阴霾见到阳光，在光明中显露清爽了。然而朝廷中的大臣蒙蔽贤能、培植党羽，仍然与从前没有不同。等到南渡以后，偏安江左，马士英、阮大铖弄权，门户之见更加严重。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鸱鸟和鸾鸟不能并翼相接；满朝结党相同、攻击异己，执笔记史的人对此耳熟能详，把黑说成白、把是说成非，也有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即使有夏文忠的《幸存录》，梨洲先生仍然称它为“不幸存录”。映碧所记，竟自认为在辨明是非方面不误于夏录；两人同处于所见的时代，立论却已经如此不同。若从今天上溯明代崇祯、弘光时期，那就更不只是传闻所及的时代了。如果确实像映碧所说的那样，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洲先生的话呢？这样说来，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折中标准？鄞县谢山全氏说：“映碧这部书最为平和，可以看出他的存心仁厚宽恕。”或许谢山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距离明末还不远；又以异代之人的身份看前代之事，不再具有梨洲那样的门户之见，那么相信谢山而相信映碧，难道仍然没有根据吗？我又反复阅读此书，发现它对于谗毁谄媚蒙蔽圣明、邪曲之人危害公正，在全书中多次着意说明。大概是痛惜国势危急，而朋党奸邪互相勾结，国家将要一起陷于灭亡，希望挽救局势却没有办法。因此篇末援引柳芳撰写《唐历》的例子，说：“从今以后，《唐历》又要成为《明历》了，这就是宋室孤臣的心情。”由此可见，他对故君、故国的思念就寄寓在这部书中；直到现在三百多年过去了，仍仿佛听见他的声音。唉！丁卯天贶节，吴兴刘承干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