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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两湖麈谈录》，（明）许浩撰写。唐代藩镇造成的祸乱，有识之士都为之愤恨，应该追究它最初的设置，指出它们疆域的划分，考察它们所统辖的地区，那么当时的情形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可以作为后世永远的警戒。我在读史之余，因而概括记述其大概情况，以便有所考察。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仆固怀恩想要乘乱谋利、培植党羽，于是请求把河北地区分封给三名降将；此后便形成魏博、卢龙、成德三镇，这就是所谓的河朔三镇。又有淄青、横海、宣武、彰义、昭义等镇，都是狡黠的将领和强悍的士卒，纷纷仿效他们，彼此联合起来轻视朝廷使者，擅自任命官吏，结成联盟抗拒天子；有的甚至父死子继，以下犯上。朝廷不得已，只好暂且赐给他们节钺。它们虽然处在中原，实际上却同戎狄没有区别。这八镇的土地和百姓，从此不再属于朝廷所有，朝廷的声教也无法达到那里。考察魏博，有七州，即贝、博、魏、卫、相、澶、磁州，今为大名府以及东昌、卫辉、彰德一带。成德有四州，即恒、冀、深、赵州，今为真定府一带。卢龙有九州，即幽、涿、瀛、营、莫、平、蓟、妫、檀州，今为顺天府以及衡州、永平、河涧一带。淄青有十二州，即淄、青、齐、海、登、莱、沂、密、曹、濮、兖、郓州，今都属于山东地区。横海有四州，即沧、景、德、棣州，今为沧州、景州以及德州一带。宣武有四州，即汴、宋、颍、亳州，今为开封、归德、颍州以及亳州一带。彰义有三州，即申、光、蔡州，今都属于河南地区。昭义有五州，即泽、潞、邢、沼、慈州，今为泽州、潞州以及顺德府一带。这些藩镇把天下的要害地区瓜分占据，府库充实，士卒战马强壮，隐约形成了战国时代的形势，难道不值得愤恨吗？然而这也只是因为君主昏暗懦弱、宰相平庸无能罢了。假如有宪宗、武宗那样的君主，有裴度、李德裕那样的宰相，那么就会竭尽全力剪除、消灭这些藩镇而不留余力。后世的君主看到这些，也应当拔除祸乱的根本，掌握权力纲纪，任用贤能辅政，珍惜官爵名器，希望不要形成这样的祸患根源。唉！这真是万世明亮的鉴戒啊！我朝的职官制度虽然废除了中书省，却特意设置内阁，实际上也隐约相当于宰相。六部就是六卿分掌职务。公、孤并不经常设置；加在内阁官员之上，就是三公；加在六部尚书之上，就是六卿兼任三公。都察院就是御史台。通政司就是银台通进司。大理寺就是廷尉。太常寺就是奉常。太仆寺就是太仆。鸿胪寺就是大鸿胪。行人司就是大行。尚宝司就是符宝郎。六科就是给事谒者和给事中。翰林院就是翰林。国子监就是太学。钦天监就是太史令。府尹就是京兆。不过，司徒在古代主管教化百姓，后世则由户部主管钱粮。太仆在古代掌管天子的车马和卤簿，而现在专门掌管马政。至于光禄，古代掌管宫殿门户的宿卫，到唐宋时才开始掌管祭祀、朝会所用的酒醴和膳食，而现在只负责供给皇帝的饮食。中书舍人在古代主管中书省，掌管发布命令、撰写制书，而现在则由善于书写的官员缮写内制。至于祭酒这一官职，前代设置得很多，所以有军谘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目，而现在只有国子监设有祭酒。按照古代宾客之礼，宾客得到主人所供的食物后，要由年长者一人举酒祭祀于地，以表示尊重先辈，所以称为“祭酒”，大概是尊重对方的称呼。总的说来，我朝的官制取法古代制度，其中不用太尉、司徒、司空作为三公，尤其远远胜过前代。其余官职所掌事务和权力虽略有不同，但也没有太大的距离。只有国史全部归翰林院掌管，却不设日历所，也不设置起居注，这实在很不妥。我曾考察典籍，洪武年间还编修日历，也还设有起居注，后来竟然废止了，确实是制度上的缺失。近来读到官制，所以特意考察编排并记述它的大略。国家的财赋依靠东南供给，而吴郡一向水患很多。东南各地的水都汇入太湖，太湖又通过三江入海。可是三江很久以来已经失去原来的河道，东江再也找不到了，只有娄江还存在；吴淞江虽然还在，却大多已经淤塞。它另有一条分支，从常熟白茅港入海，水道最大而且流速快，但被海沙堵塞，长久以来已经变成平地。从总体形势来说，太湖容纳各处水流，就像人的腹部；白茅港、吴淞江就是尾闾；阳城、昆承、华亭等处，就像经脉。尾闾不能排泄，腹部就会因胀满而生病，四肢百脉也没有不生病的。因此，宜兴、湖州各处堵塞的水道能够通畅汇入太湖，那么常州的宜兴、武进，湖州的乌程、归安，吴淞江一带的华亭就可以没有水患。疏浚吴淞江、白茅港的淤塞，使太湖的水能够畅通无阻地流入江海，那么苏州的长洲、常熟、昆山就可以没有水患。永乐年间，夏忠靖公治理过；正统年间，周文襄公治理过；景泰年间，李侍郎敏治理过；弘治年间，徐侍郎贯治理过；嘉靖年间，李尚书充嗣治理过。夏忠靖公和周文襄公的成就已经无人能够超过，其余各人虽各有得失，但他们施政的规制、推行的次序以及剔除弊病的办法，前人的事迹都完整保存在那里，凡是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都应当逐一用心考察。王守溪阁老在翰林院很有名望，文章也明白流畅、严谨整齐。他曾写过《拟罪言》，其中谈到修史的一条，切中了今天的弊病。大意说：班固死后，天下就不再有真正的史书了。古代所谓的史官，都是世代担任的；君主所到之处，史官都执笔跟随。君主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史官都亲眼见到并亲自记录，这才是所谓的信史。后世的史官，虽然具备官员名额，却没有固定的职掌；君主的行动与静止同他们相隔遥远，政事施行或停止，他们都来不及预先知道。只有在改朝换代以后，才把前后的奏疏汇集起来，分给各部门记录，并且由宰臣兼任总管。奏疏中的话，果真都真实吗？分部门记录的人，果真都有才干吗？宰臣的意见，果真都公正无私吗？况且史官生在几十年以后，回头记录几十年以前的事，那些是非曲直全都茫然无闻；有时从传闻中得到一些材料，已经不是事实本身了。即使得到事实，也没有谁能够看清其中的真伪：有时因众人阻挠而不能记录，有时因形势逼迫而不敢记录，有时因才识局限而不能记录。所以，当时君臣之间的谋议和功业湮没而无法流传，奸诈险恶的情状也没有人能够揭示其细微之处，作为后世的警戒；而负责总领修史的人，又往往把个人的好恶掺杂其中。因此说，天下不再有史书了。

译李西涯阁老说，国家设置在文渊阁直办事务的人，到现在已有三十多人。这句话是在弘治戊午年说的。按此前考察，这些人是：解学士缙、胡文穆公广、黄文简公淮、胡祭酒俨、金文靖公幼孜、杨文贞公士奇、杨文敏公荣、杨文定公溥、陈尚书山、张尚书璞、苗学士衷、高文毅公毂、马学士愉、曹文襄公鼐、张文僖公益、陈少保循、王少保文、王文通公一宁、萧宫师锚、江尚书渊、商文毅公辂、彭文宪公时、徐武功伯有贞、李文达公贤、薛文清公珝、许学士彬、吕文懿公原、岳修撰正、陈庄靖公文、万文康公安、刘文穆公吉、刘文和公珝、刘文安公定之、尹尚书直、彭文思公华、徐文靖公溥、刘少师徒、丘文庄公珝、谢文正公迁。王文继此以后，则有焦少师芳、王少傅鏊、刘冢宰宇、曹司马元、杨少师廷和、梁少师储、靳文僖公贵、刘宫保忠、杨少师一清、费少师宋、蒋少保冕、毛少保纪、贾少保咏、桂少傅萼、张少师孚敬、方少保献夫、顾尚书鼎臣、李少保时。至于只主管■诰敕而没有参与大政的，则有吴文定公宽、刘文定公春、李宗伯逊学、右少保瑶、吴尚书一鹏。唉！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宰相。观察宰相是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南京太平门有一座堤坝，树木茂密整齐，远远望去仿佛没有尽头。左边是玄武湖，清澈的水面一望无际；右边是钟山，苍翠繁茂。三法司位于湖边。离这里一里多路，地势渐渐变得空旷；洪武初年开国元勋大多获赐葬在这里。然而，祠宇得到修缮、墓地城墙得到整治的，只有中山王一家而已。其余的墓地虽然高大的碑还在，石兽也排列成行，但栽种的梓树已经不存在了，祭祀也没有地方举行，十分荒凉。更有甚者，断碑埋没在夕阳下的荒草之间，甚至被开辟成菜畦，连遗迹也一并消失了。唉！功绩载入旗常、名声存于太室、在清庙配享的人，才过了一百五十年，就已经湮没到这种程度。金陵山水秀美，道观佛寺金碧辉映，唯独这里却荒芜污秽、无人治理，那么负责留都事务、在太常司任职并负责进言的人，不能不承担这个责任。尚宝司的袁忠彻，是太常寺卿袁廷玉的儿子，以相术闻名天下。袁廷玉能够预先识别当时尚在潜邸的成祖，因此在当时显贵发达；他给人推断贵贱祸福，常常奇异地应验。宣德年间，四明人陆瑜刚被授任主事，前往领取牙牌，袁忠彻用纸包着一面牌子交给他。陆瑜出去后展开查看，牌上文字竟是“刑部尚书”，于是急忙返回告诉袁忠彻。袁公大笑说：“不是弄错了，你将来应当悬挂这块牌子。”后来果然如此，人们更加认为他的相术神奇。驸马邬公景和是京师人，嘉靖初年选配永福公主为驸马。当时按照惯例，驸马在礼部学习教养，毛三江宗伯正主持礼部事务，曾经以“御沟冰泮闻流水”出题让他对句，邬景和立即应声对道：“金屋春残见落花。”过了一年，公主去世了，大概这就是预示公主命运的谶语。正德年间，锦衣卫指挥杨玉依附刘瑾的权势害人；刘瑾失败后，杨玉被处死，家属和人口被没入官府作为奴婢。他有一个宠妾带着年幼的女儿藏在民间，因此得以免难。这个女儿长大后美丽动人，那名宠妾鉴于此前的祸患，发誓不把女儿嫁给京师的权贵之家。李白洲是都察院官员的荫生，把她娶进家中。后来宁王朱宸濠违法作乱，李白洲因被认定为宁王党羽而获罪，此女被收入浣衣局。唉！一切似乎都有定数，是无法逃避的。本朝宰相的功业以“三杨”为首，但也依赖朝廷对他们的委任、信任和责成。正统初年，英宗以幼年君主的身份临朝，张太后在上，有拥护辅佐之功，凡事都专门交给三杨办理；各部门上奏政事，必定命令中使先去咨询三杨，然后再作裁决。中官王振有一天因事来到内阁，杨少师士奇提出了处理意见，王振竟在其中任意表示可否，杨公愤懑而回，三天不出门。太后派使者来询问，杨少师荣说明了原因。太后大怒，下诏鞭打王振，派人押送他到内阁谢罪，并且告诫他说：“你再这样做一次，一定杀你，决不赦免！”因此几年之中朝廷纲纪整肃，天下安宁。后来太后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王振才开始专权，天下于是多事。魏文靖公骥以正直之道自我约束，从不随便迎合世俗。正统初年任吏部侍郎，当时中官王振仗恃宠信而骄横，每次出行，即使各部堂官这样的尊官也要收起轿子回避。魏骥有一天在崇文门与他相遇，却不为他回避。王振怀恨在心，向宫中进谗言，众人都替魏公担忧。忽然有一天，英宗在便殿召见吏部官员，官员到齐后，询问谁是侍郎魏骥，又问他近来是否发生过什么事。魏公慷慨地说明了缘由，并且说：“臣没有才干，身居六卿之位，臣个人并不可惜，可惜的是朝廷的名器。”皇帝用温和的诏旨安慰他说：“你说得对，是个好官，是个好官！”又有布政使陈公选，是道学名士。成化年间任河南按察使，执掌法纪，公正廉洁，不畏惧强权。当时中官汪直主管西厂■〈讠冏〉事，能够随意制造中官的祸患。汪直到河南办理公务，藩司、臬司官员都惊恐不安地到郊外迎接，陈公却不行礼；等汪直到达后，他穿着正式官服，从公署中间走进去。汪直不能忍受，责问他；陈公立即秘密上疏列举汪直专擅的罪过，奏疏送入后被留在宫中。汪直回京后，皇帝问河南谁是好官，汪直把陈公选作为答案。皇帝把那份奏疏给他看。两位公的风骨气节很相似；至于祖宗对他们的培植和爱护，用心实在深厚。彭司寇韶在郎署任职时就已经以才干闻名。当时外戚周氏声称百姓侵占了他们的田地，宪宗命彭韶前去审问。彭韶认为，平民不可能敢于侵占贵戚的田地，于是把田地全部判还给周氏。周氏怀恨在心，向皇帝进言，彭韶被逮捕关入诏狱。当时还有御史李琮因同一案件被捕，每次接受审讯时，彭韶总是直言说：“差错都是小人的，御史没有参与。”这样说了两三次。过了很久，主持诏狱的人说：“你坚持正道到了这种程度，真是君子；我们这些人现在反倒成了小人。”于是替他把这件事据实向朝廷申明，彭韶得以恢复任职。由此才知道，天理存在于人的内心，从来没有完全泯灭。宣德年间，鲁穆任福建佥事，独自保持风采，不畏惧强权。杨文敏公的家人犯法，他也一点不宽贷；杨文敏公因此推荐他担任佥都御史。正统初年，范理任江陵知县，杨文定公的儿子进京，沿途各级官府对他的供应侍奉都十分恭敬，只有范理不行礼。杨文定公反而推荐他担任德安府知府。由此可知，两位杨公都把国家放在心上，而不计较个人私情，具有古代大臣的风范。看看世上那些得志并乘势而起的人，借自己的喜悦来收买恩情，借自己的愤怒来扩张权势，与他们相比又怎么样呢？

译王给事中徽在成化年间以敢于进谏而闻名，也因此获罪被斥退。当时大宦官牛玉的罪行本来就应当诛杀，但内阁大臣也不能说没有罪过。他们开始时不说话，是因为与牛玉结党；后来始终不说话，是害怕牛玉之后又出现像牛玉这样的人来祸害自己。这几句话切中了当时的弊病，谈论此事的人直到今天仍然称赞它。姚文敏公夔也是近代的名臣。他任礼部尚书时，恰逢慈懿太后升遐，宫中传出旨意，不想让她与宪宗合葬裕陵，也不想让她配享太庙。姚公当时执笔起草奏疏，说山陵和宗庙是皇帝孝道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伦理典制和纲常是国家最为看重的事情。慈懿太后的葬地违背典礼，百官将会对此提出意见，宗室亲王藩王将会提出意见，天下后世也将会提出意见，怎么能保证将来不会有人依据道理加以改正呢？姚公援引经典，坚持礼制，言辞感情恳切，伏在宫阙前跪请，宪宗最终听从了公议。当时虽然依靠内阁和台谏官员从中维护，但姚公出力也很多。王越，字世昌，从御史起家，历任都察院官员和司马，因平定边患的功劳进封威宁伯。他虽然崇尚权谋机变，但文事和武备都有可观之处。“世间只有出征的士卒最苦，天下没有比边塞更加寒冷的地方。头发被胡笳声吹得像雪一样白，心因烽火的磨炼而炼成丹心。”这是他巡视边地时所作的诗。过了很久，言官弹劾他制造事端、开启边衅，他最终被剥夺爵位，居家闲住。后来他又被起用，任西陕总制，死在边地。西涯李公说，他仪表奇伟卓异，议论英锐豪迈；对于边境险要与平易之处、敌情的真伪、将士的强弱劳逸，都了然于胸。他能出奇制胜，谋划确定后才行动，使人无法猜测他的行动方向；他把自己的才智运用得纵横自如，人人都乐于受他激励，愿意听从他的使用，可以说真正了解他的才能了。寇都宪深在天顺年间掌管都察院事务，刚愎自用，统御属官非常严厉。有一天，他考察历事监生的考勤，命题为“道盛德至”，同列的人都大为惊骇，没有人敢开口。韩公雍当时任佥都御史，从容地请求说：“这个题目难以成文，如果加上一个‘善’字，大概就容易写成文章了。”寇公欣然听从。人们都说韩公善于进言，而且有助于维护国家体制。帝王兴起时，开拓疆土，削平僭越作乱之人。虽然依靠武将勇士在四方效力，但也有蒙受上天授予、并非人力所能达到的情形。我太祖命西平侯沐英攻取云南。军队进至曲靖，扼守险要，无法前进，忽然大雾四面弥漫，沐英指挥军队冲入雾中，到达白石江才停下。等到大雾消散，贼军大为惊惧，以为神兵从天而降；明军乘胜于是攻取了云南。成祖命新城侯张辅攻取安南。军队经过清光时，因长久晴天河水干涸，贼军先行逃走，我军无法渡河。不久下起大雨，水深数尺，千艘船逼近而行，于是俘获叛逆的国主，把那里设置为郡县。这两件事记载在史册上，光耀照临千古，大概与睢水刮起的大风、滹沱河结冰帮助军队渡河的事相比，也相差不多。杨都宪继宗，以风骨气节、才干声望著称，成为天下人的表率。他任太守时，考核政绩进京，张芳洲赠给他一篇文章，说杨公有当今人所没有的两点、古人所少有的两点：刚强正直却常常用和易来持守，廉洁明察却常常用宽容来持守，勇敢果断却常常用宽缓沉静来持守，而且不急于求成。如今任郡守的人，有谁施政能像自己的操守那样吗？杨伯起以清白著名，尚且还有可以退还的金钱；杨公治理郡府很久，始终没有一个人敢在夜间拿着礼物登门。苏子卿把为国而死视为自己的事业，史书之外还流传着他的其他文字。杨公到任以来，立即把妻子儿女送回家奉养老人，自己孤独地住在斋阁中。这还不是我过去所见到的全部情形，若不是杨公，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这样。对他的褒奖，已经没有什么能超过给他的谥号了。孝宗皇帝晚年亲自审理重大案件，每天与大臣和元老相接，恩遇礼遇十分周到。刘司马大夏有一天在便殿回答皇帝问话，说两营军士中有许多人被私人占用服役，投充军籍的也太滥，各营的草场又有侵占、欺隐、吞没的情况，请求皇帝加以整治。孝宗点头赞许了很久，并且告诫他不要把这些话写成奏疏，大概是担心权贵从中毁谤他。正准备有所整顿时，皇帝不久便驾崩了。正德年间，刘大夏遭遇谪戍之祸，据说就是由这件事埋下的祸根。李西涯、程篁墩年少时都因神童之名被推荐。英宗亲自考问他们，出句说：“螃蟹一身鳞甲。”程篁墩立即应声说：“凤凰遍体文章。”皇上加以称赞赏赐。李西涯还伏在地上，慢慢回答说：“蜘蛛满腹经纶。”皇上于是封他为：“这个人将来能做宰相。”二人都鸣响着宝钞出宫，后来李西涯出入馆阁达四十年。钱与谦初次在京师参加会试时，拜见西涯学士。当时有人请涯翁为司马温公像题赞，涯翁便命钱与谦代作。其中有“校茅连茹，公之在朝；青苗变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为元佑；公之云亡，是为靖康”等话。涯翁大为称赏，认为这几句话几乎把宋朝的治乱概括尽了。他又替钱与谦向谢方石等诸公宣扬声誉，说他有夺取科举魁首的才华。不久举行礼闱考试和廷对，钱与谦果然取得第一名。凡是三法司审理案件，必定命司礼监的一名宦官主持，大概是正统以后沿袭下来的做法。成化年间，黄赐曾奉命担任此职。当时陆公瑜任司寇，王恭毅公概任廷尉。二人都是名臣，议论正直有理，起初并不因为黄赐在场而有所屈从或改变。有一个哥哥替与人争斗的弟弟包庇，因而导致对方死亡，法司上奏判处死刑，黄赐想依照未减刑的意见执行，二公坚持认为不可。黄赐大声说：“同室的人打架，尚且要披散头发、戴好帽子赶去救援，何况是他的哥哥呢？这正应列入可以怜悯、可以疑罪从轻的情况。”二公无言以对，最终使那人免死而戍守边疆。由此可知，宦官要掌握权力，必定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和权术足以打动皇帝，并不只是因为在身边一味顺从奉承而已。弘治年间，仁和县令任职时很不称职。当时猎人捕获了一只老虎，士林中阿谀奉承的人便跟着作诗祝贺，把这件事说成是治理有成的效果。有个士人叫俞珩，作了一首口头歌谣嘲笑他：“老虎告诉相公请听我歌，相公比我这个饥民还多。相公去推行仁政吧，声称自己成双成对渡过北河。”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首歌当作谈资。孝宗皇帝在位时，喜欢亲近儒臣。有一天举行经筵，刘学士进讲“责难于君，谓之恭”两句，皇上专心听了很久，俯身赐问，于是辨析“陈”字的意义。刘学士仓促进讲，言语没有充分表达出原意。皇上对他说：“这里的‘陈’，就是敷陈王道的‘陈’。”群臣叩头谢恩。皇上又问：“为什么不讲最后一句？”刘学士回答说：“不敢讲。”皇上又说：“这有什么妨碍？善言可以感发善心，恶言可以惩戒放纵的意志。从今以后不必忌讳。”

译倪文毅公的行状中说：“云南思叠不服教化，守臣商议出兵。司马马公上疏说：如今朝廷内外百姓疲惫、财力困乏，灾异接连出现，凭什么出兵？况且想派京朝官前去晓谕他们。公说：用兵的原则，是不足以向人显示有余；如今您的意见，难道不会向天下显示朝廷软弱吗？假使思叠听到这些话，或许会轻视中国。况且派京朝官去晓谕他们，如果晓谕而他们不听，那就无计可施了。不如暂且派一位有威望的藩臣前往，他们应当没有不服从的；如果仍不服从，再商议出兵，也还不晚。于是众人都听从了他的意见。”我读到这里，总是感叹马公失策、倪公得体。但又担心前去晓谕的藩臣难以找到合适人选；等看到二泉公的文集，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参议郭公绪。文集说：迤西有个夷族叫思叠，越过金沙江边界，占据了若干里土地，连续二十年拒不接受招抚。到了辛酉年，势力更加猖獗，镇守、巡抚共同商议讨伐。请示出兵之事下交公卿讨论，大家议论招抚较为便利，孝宗慎重对待用兵之事，采纳了这个意见，下诏选派藩司、按察司中忠贞刚毅的官员前往，于是命令您与按察副使曹玉同行。十多天后抵达金齿，卢参将和统军在那里驻军，距离思叠占据的地方约有两站路。此前分批派遣持檄文前往的官员，都被扣留，思叠仍不服从。” 十天后到达南甸，山岩深险，无法骑马，于是披开荆棘徒步前进，靠绳索牵引攀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九年〕 于是郭公绪拔出佩剑指着众人说：“明天我渡江，谁敢再说这种话就斩首。”众人都吓得双腿发抖。郭公绪于是作诗表明自己的志向。思叠见到檄文晓谕，知道祸福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又听说郭公绪意志坚决，便派遣几名首领前来请求听从命令，并送来当地物产和供给用具。郭公绪全部退还，于是捧出皇帝的宣敕和榜文，并同他们谈话，大意是先叙说他们的劳苦，再说明事情的究竟，然后责备他们叛乱的罪过。他们听后都俯伏流泪，请求归还所侵占的土地。郭公绪说：“这本来就是圣天子的意思。”于是公开宣布答应他们，众人都叩首高呼万寿，欢呼声震动大地。郭公绪又追问卢参将先前派去的使者，思叠便把他们交出送还郭公绪。曹玉、卢参将得到郭公绪的报告，骑马飞驰赶来时，郭公绪已经撤兵，让他们归还原来的土地了。这年夏五月，郭公绪回到会城，镇守、巡抚把事情经过上报，皇帝下诏给参与奏报的人各升官一级，其余功劳等核实后再记录。众人都认为郭公绪将会获得特别升迁。过了三年，郭公绪考核任职六年的政绩，于是升任四川参政。又过了一年，正德丙寅年，才因云南的功劳加俸一级。丁卯年，郭公绪上表到京师，请求退休离职。唉！世上并不担心没有人才，只担心不能把人才的才能完全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