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伏戎纪事》（明）高拱撰 边略二 高拱 隆庆庚午年秋九月十九日，北方虏人把汉那吉前来归降。当时，宣大总督王鉴川，大同巡抚方金湖，分别派遣官员送来揭帖，飞马报知我说：“如今有虏酋俺荅的亲孙把汉那吉，带着妻子和奴仆八人前来归降，说是他的祖父夺走了他的妻子，因此心怀愤恨而逃，投奔中国。经过翻译审问，情况属实，应该如何处置？”并且随即谈到交换赵全等人的事情。我问老酋的动静怎样、他对孙子的态度怎样？他们说：“老酋非常疼爱孙子，而他的妻子更疼爱孙子。老酋害怕他的妻子。昨天那吉来时，因为老酋的缘故，他的妻子用柴木打他，说：‘即使中国要你的脑袋，我也应当给他们，我只要我的孙子。’”我高兴地说：“可以想出办法了。”于是又写信答复说：“虏酋前来归附，这是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是我皇上盛德所达到的，也是您的英明威势所感服的，由此也可见一斑。然而这正是中国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处置时必须想出妥善办法。如果就这样把他交还，便是向对方示弱、损害威势，也不能成为中国桃松寨事件的旧例，前事可鉴，绝对不可。如果就这样杀掉他，便会断绝对方的牵挂，只会加重他的怨恨，石天爵事件可以作为鉴戒，也绝对不可。” 如果明白说要用赵全等人交换，也还不可以，为什么呢？虏人前来归附，我们自然应当抚慰养育他们；如果不能抚慰养育，也应当把他们拘留后送还，不能只交换一两个叛徒。这样就失去了中国的体统，反而同夷狄做买卖，难道不被天下后世耻笑吗？所以说，也还不可以。”我的意思是，只应当让把汉那吉在衣食供给和日常用度方面得到优厚待遇，使他超出预期，羡慕我国的富贵；同时我们还要向他表示诚信，以深深笼络他的心。他的奶公既然能够唆使那吉前来，那么这个人也一定可以任用；既然能劫持老酋的孙子前来，就一定不敢再回去。对于这样一个可以任用的人，只要使他怀有不敢再回去的心，我们就可以许诺给他将来的利益，让他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谋划。只要有可能谋取老酋，就让他秘密陈述计策；如果果真实现了所谋之事，就可以授予他官职，让他辅佐把汉那吉，成为我国的属夷，世代接受赏赐，并且都能凭借名号在沙漠之间增强势力。这样一来，他们必定心悦诚服地为我们效力，那吉的心也会安定。至于老酋，听说我们优厚对待他的孙子，他也一定会感念我们的恩德。如果他果真拥兵前来索要孙子，我们只管严整军队等待，同时从容地告诉他说：“那吉前来归降，我知道他是你的孙子，所以才这样厚待他。你不感念恩德，竟然还敢提出要求吗？” “你如果早有你孙子的见识，仰慕义理前来归降，那么我们对你的待遇难道会只如对待你孙子吗？如今你……”竟然拥兵前来，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只这样说，不再发出恶言，那么他就会自行盘算而陷入困窘，我们便可以把这件事作为牵制他的手段。何况黄台吉一向怨恨老酋疼爱小儿子，如今小儿子的儿子南来，他也一定会把责任归咎于老酋偏爱小儿子而没有得到结果。老酋前来索要孙子时，黄台吉也一定不肯尽力相助。这样一来，父子之间便会各自向东西分离，也应当会产生嫌隙，而我们就能够趁机喘息整备。如果老酋果真可以谋取，或者因愤懑沮丧而死，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先前的约定办理，把这个孩子和奶公一起授予官职，让他们回去统领自己的部众；仍然许诺说，如果有人敢与你们结仇，我们将帮助你们谋取报复，使你们世代承受国恩，成为我国的藩篱。黄台吉一向怨恨这个孩子，而且他又是尊长，必定不肯向这个孩子低头；这个孩子接受了中国的名号，也必定不肯向黄台吉低头。双方既然都不肯屈服，就一定会互相吞并，日益多事，而我国便可以因此日益修治战备，享有数十年的安宁。这就要看今天如何作出决策了。如果老酋特别疼爱他的孙子，一定要得到他，那么形势必然会迫使他求取归顺。我们暂且不答应，只公开宣称：“他长期对中国作恶，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怎么能相信他是真心归顺？”又派人从旁暗中告诉他，为他出主意说：“如果把赵全等人捆绑起来献上，归顺之事就可以办成，也可以得到那吉；否则就没有办法。”老酋一定会安然以为果真如此。如果他把赵全等人捆绑献上，我们便接受他们，并对他说：“看你这次的举动，可以说是有诚信。从今以后，你就是中国的臣子，你的部落都是我中国的赤子。既然是一家人，你的孙子可以听任他回去，不分彼此。”这样才是嘉奖他的归顺，以大义相待，才合乎体面。绝不能把今天扣留那吉作为人质，应当把将来交还那吉作为交换条件，否则就会损害我国的尊严。即使他不捆绑献上赵全等人，赵全等人也一定会感到不安，携二之计应当从此开始。我们还可以再次施计谋取他们，但现在暂且不能把计策说破，只需更加优厚地对待那吉和奶公，而对老酋置之不理，等他自己提出要求。我们暂且慢慢回应，这才是正确的办法。我的意见是，今天的事情似乎只应当这样办理，且看形势如何变化，以后还应当另行处置。当时张凤盘任吏部侍郎，凤盘是鉴川的外甥。于是我对凤盘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必须处理得恰当，否则将很难收拾。如今如果果真如来人所说，老酋非常疼爱孙子，急切地想得到他，那么我们才可以优厚地礼遇他、特别宠待他，把他作为牵制老酋的手段。如果所说的情况不确实，那吉并不是老酋所疼爱的人，老酋反而因为他逃走而发怒要杀他，那就不该这样宠待他、特别优待他，否则反而会被人耻笑。至于交换赵全等人，本来就是很好的计策；如果果真能够擒获赵全，就可以乘机瓦解板升的部众。但现在立即把这件事说出来，恐怕事情未必能够顺利，那么我们先就失去了一着，必须确实了解虏人的情况后，才可以这样做。这封信中没有说尽的意思，希望你转告尊舅凤盘。”凤盘说：“好。”因为从此以后每逢谋划事情而来不及写信，我一定托付凤盘转告，其中很多事情不能全部记载下来。后来鉴川确实了解到虏情，于是把这件事上报，并陈述处置的策略，认为应当暂时授予那吉冠服，以显示优厚待遇，用来牵系老酋的心。诏令下到兵部商议时，众议喧腾，兵部尚书昏暗懦弱，惊惧战栗，不敢发言。又有一位少司马从旁阻挠，以祸患恐吓他，使他不要采纳这个议案，事情一直不能决定。我于是竭力支持总督的意见，坚持一定要实行，不得已便以题本覆奏。

译得到圣旨：“这个虏酋仰慕义理前来归降，应当加意优厚抚恤。把汉那吉暂且授为指挥使，阿力哥授为正千户，另外各依品级赏赐大红纻段衣一袭。有关镇的官员要加意安抚养育，等候圣旨另行任用。关于制服虏人的机宜，着令王崇古等依照原奏用心处置，务必办理妥当。”当时，俺荅听信赵全等人的唆使，已经拥兵驻扎在边境，为索取孙子作准备，并调遣长子黄台吉的军队到来，远近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宣大巡按御史于是上奏弹劾总督、巡抚、总兵、副总兵等官员，人心更加恐惧。我覆奏说：“直隶监察御史姚继可题奏称：隆庆四年十月初一日，虏贼二万多骑从平虏地方进入境内，杀戮虏人和牲畜。大同巡抚方逢时登城看见贼势逼近镇城，便慌忙无计，谋划采取下策，随即派旗牌龚喜、通事土忽智直接进入虏营去见黄台吉，说：‘我方大军叫这里派一个人到城上答话。’黄酋派贼人帖木舍来见方逢时，带到城楼顶上秘密进行翻译审问，赏赐酒食后送回。又给这个密探指示，让他侵犯宣府地方，黄酋果然拔营侵犯洪州一带。” 各镇所属巡抚、将领等官，有的临敌时侥幸苟免，有的畏惧敌人而观望不前，事情的迹象十分明显，应当一并追究。请将平虏参将刘廷玉留待贼军退去、事情平定之日审问。命大同总兵官马芳戴罪杀敌，立即罢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免于追究，仍下令告诫他驱逐贼军出境，以安定地方。”因这些事情奉到圣旨：“吏部、兵部知道。钦此，钦遵。”除马芳、刘廷玉等由兵部议覆外，关于王崇古免予追究，均不必再议。至于方逢时，他年富力强，才干谋略敏捷老练，边地确实依赖他，舆论也共同推重他。如今指称他把机密曲意传达给虏营，并没有确实证据；说他把祸患嫁给宣镇，也没有明白见证的人。何况正当虏酋拘执叛徒、请求归降之时，正是巡抚临机设谋之日。夷人的情况既不可能全部泄露，秘密计策也难以自行证明，只应当看他以后取得的效果如何。如果事情最终没有成功，自然难以逃脱罪责；如果对国家有益，自然也难以掩盖他的功劳。如今事情尚未完成就预先责罚他，怎么能够了解其中的实情？如果谋划尚未成功就贸然更换他，那么以后又由谁来为这件事负责并取得善后效果？应当等候命令下达后执行，让方逢时照旧安心任职，务必协助总督，奋力激励将士，争取实现这五项利益，谋求万全。” 固然不能偏执地拘泥于自己的见解，应该预先疏通尚未发生的防备；也不能被人言惑乱、沮丧，白白失去即将成功的功绩。应当一律等事情办完后再奏请皇上裁决，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心不动摇，边事得以成功。得到圣旨：方逢时照旧任职。我于是再次召见职方郎中，对他说：“虏酋之所以拥兵逼近边境，是因为孙子的缘故。根据巡按所说，在十月初一，他的孙子还没有得到处置，他当然不知道此事。如今诏命已经下达，总督正在办理处置之事，他如果听到消息，自然会退兵。况且现在正值冬寒水冻、草木枯萎的时候，他怎么能够长久驻留并达到目的？只要下令督抚严加防备，安心办理处置事务，就可以了。一两天之内应当会得到消息，正不可轻易自己慌张周章，先行阻挠，以致破坏事机。”兵部尚书按照覆奏执行，于是督抚、总兵、副总兵等官都安定下来，能够专心谋划此事。督抚先前已经得到优厚处置那吉的旨意，于是立即派通事丁鲍崇德直接进入虏营宣读谕旨，并将一份宣谕词交给他。鲍崇德见到俺荅，详细说明朝廷不杀他孙子的仁德、赏赐冠服的恩典，同时责问他命令黄台吉入侵的罪过，并告诉他赵全等人叛逆犯法、挑起祸乱，使他们父子祖孙相互构怨的情况；又许诺说，只要擒获叛徒、接受归降，就可以得到他的孙子，向他说明顺逆之理，晓谕祸福。” 俺荅仍然怀疑，不肯相信。鲍崇德于是拿出所带的宣谕词给他看，俺荅才大喜，屏退左右，对鲍崇德说：“我本来打算进贡，都是丘富、赵全来到边境欺骗煽动我，说应当使天下归服，教我攻打城堡，连年用兵，双方互相厮杀，不能安生。如今上天使我的孙子投顺南朝，南朝不但不杀他，还给他加官、赏赐衣服，恩德如此深厚，我现在才知道中国有道，后悔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如果果真肯把我的孙子交给我，我愿意把赵全等人捆绑献上，以赎自己的罪。我今年老了，如果天朝封我为王子，让我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再给我■〈此上夕下〉锅、布等物资作为生活用品，我永远不敢侵犯边境、抢掠杀人，年年进贡前来。我的位子就是把汉那吉的，他受到天朝如此厚重的恩德，也不敢不服。”随即派两个夷使与鲍崇德一同回来，向督抚报告。督抚查核属实后，便将此事详细上报。得到圣旨：虏酋既然输诚哀求，又愿意捆绑叛徒前来献上，完全表现出恭敬顺服，准许遣还他的孙子，仍赏赐彩段四表里、布一百匹。至于他请求封爵、进贡一事，着令总督、镇守、巡抚官详细议定妥当后具奏。这大概是十一月十三日的事。” 我于是对携带奏疏的人说：“那吉是三品官，可以穿绯袍、系金带，由褐盖、朱旗、鼓吹相随送他回去，并且传话给俺荅说：我早就说过，那吉是我天朝的官员，不是普通人，让俺荅好好看待他，不许糟践他。”当时，俺荅已经擒获赵全、李自馨、猛谷王、赵龙、刘四、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八人，于十九日送入边境。督抚得到遣还那吉的圣旨，于二十一日派遣那吉回去。老酋既得到孙子，又见到这样的荣耀礼遇，祖孙相互抱持哭泣；老酋面向南方脱下胡帽，叩头至极为恭敬，久久不止。大概虏人拜天时要脱帽，表示极度恭敬；因此，他请求封爵、进贡的心情更加迫切。鉴川写信告诉我，并商议封爵进贡的办法，以及赵全等人的行刑地点。我把他的使者叫来，在内阁中告谕他说：赵全等人多年叛逆，勾引虏贼入侵，杀掠百姓，攻陷城堡，罪恶滔天。先帝悬挂高爵、给出重赏来悬赏捕求，也没有能够得到他们；如今既然擒获，必须押送俘虏到朝廷，公开确定他们的罪行，这是正当的道理。而且如今世上假冒的事情很多，讹传更多；如果在边境行刑，今天杀了赵全，明天就会有人说这是假的，说赵全怎么可能被擒获，不过是假装抓了别人来欺骗朝廷。”

译如果在这个时候想把赵全作为俘虏给人看，能够做到吗？只怕途中发生意外，只要加强防卫就可以了。他在虏人那里尚且能够被捆绑带来，如今难道反而还要防止他逃脱吗？于是我写信送给鉴川说：我抱病在身，精神思绪懒怠疲惫，但对于处置归降之事，我没有一刻不倚枕思虑。我起初的意思是，封爵、进贡、遣还那吉一并办理，这样对于国家体面尤其光大。后来看到您的大疏所说，又反复思考，人心各不相同，只怕拖延日久，内部发生其他变故，反而不好；这样看来，您的意见确实正确。所以我特别拟定：如今果真听说赵全等人都已擒获，那么前一项事情已经办成了，可喜可贺；而您为国尽忠、苦心谋划此事，也可以想见了。然而还必须有下一步，上一项事情才算圆满，否则圣旨既然已经说要请求封爵进贡，详细议定后上报，就等于已经答应了。如果不能贯彻到底，那么圣旨便没有落实，实在不可。虏人从三十年前就派使者请求进贡，那么他们请求封爵的心愿已经持续很久了；只是当时主持事务的人没有妥善处理，才造成三十多年的祸患。如今他们最初的心愿仍然存在，又遇到有利时机，而且又有您在上面主持，威信已经得到信服，处置又很妥善，一定能够成功，使国家享有无穷的利益，使边地百姓免除无穷的祸害。不是您的功劳，又是谁的功劳呢？” 招降和悬赏已经持续很久，奉钦依办理此事的人却把接受归降当作罪过。实在不知道这位金湖能够与您同心协力，帮助成就此事；如果这样做成了，他的功劳就很大。正应当论功行赏，怎么可以因为别人的言论便请求离去呢？绝没有这个道理，自然会有办法处理。古人说“侯谁在矣”，张仲既孝顺又友爱；我虽不敢期望自己能比得上张仲，但为国尽心，敢说我难道不与张仲相同吗？难道肯因浮言阻碍大将，使他不能成就功业吗？只希望您安心舒畅地把这件事坚持到底，不必再怀有忧虑。阿力哥似乎应当把他留下，因为他是我方的千户；如果派他回去，恐怕老酋会对这个人泄愤。这样不但有损事情的体统，而且归降的人不能得到庇护，最终不能保全，也不合乎天理人心。如果老酋已经得到封爵、进贡之事已经成功，双方成为一家，那么在这个时候再让他来往，并明白告诉对方不许伤害他，或许还可以。又何况留下这一个人，也可以随时询问虏情，了解他们那里的动静以及驾驭他们的办法，这对我们本身也是有利的。请再考虑一下怎样？赵全等人还应当押解到京城献俘，请皇上告祭郊庙，然后依法处死，这样才可以向天下发号施令。我病刚刚痊愈两天，因为事情关系紧要，勉强提笔写信，谨请您裁夺鉴察。” 于是督抚便把赵全等人以及先前擒获的张彦文等九人，一同用囚车押送到京城，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抵达，才交送法司。当时我邀请同僚到射所，当面审问他们。七个人都不说话，只有赵全、李自馨开口。李自馨原本是生员，他说了好几句话却不能说明白的事情，赵全一句话就说明白了，果然非常勇猛狡黠。我问赵全：“我想上奏皇上，免除你的死罪，让你报效国家，你能做到吗？”他说：“能。”我说：“你做俺荅的心腹，已经多年了，怎么能保证你没有别的情况？”赵全说：“我在虏人那里掌权多年，也曾替他掠夺土地、攻打城池，使他大大得志；他又常常把衣服、饮食、器用和珍奇之物供给我，对我很孝顺，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如今却为了他的一个孩子，把我捆绑送来，待我还不如蒿草，恩义薄到这种地步。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哪里还可以和他见面呢？”我问：“你能够使用多少人马？”赵全说：“用兵贵在精干而不在数量多，将领贵在谋略而不在勇猛。兵多反而成为累赘，不如使用少量而轻捷强健的兵。”我说：“你暂且下去。”于是把他送进刑部监狱。我因而想到：“虏人得到我国的人，就任用他们，了解我国的虚实而入侵，每次都能获利。” 我抓到了俘虏人，若立即把他们杀掉，反而成了替他们灭口，不是办法。如今确实应当上奏皇上，暂且缓办，保全他们的性命，给他们美食好衣，并明白告诉他们：“皇上想任用你们，让你们立功报效；但没有便宜就任用你们的道理，必须是你们把虏情全部说出，各自献上破虏的计策，等你们的话果然奏效，才开始任用你们。”这样只要有虏情，就拿来询问他们，那么我就能了解虏中的虚实，随即用来制驭他们，岂不是胜过那些夜不收和侦探却探不出实情的人吗？”后来又想到：“朝廷中的议论还很纷乱，封贡之事还没有施行，如今刑罚条文尚未确定，却为此制造奇特的事情，恐怕又会引起纷乱，给以后留下祸患；不如停止此事。只是这样一来，活口幸存，却不能把虏情全部问出来，也很可惜。”于是选了九名聪明能干、通晓事务的卫经历，叫他们进入狱中，每人看守一名囚犯，彼此隔开，不得互相通话；每天给囚犯饮酒，并对他们说：“高爷要上本奏请饶你们不死，让你们立功，你们必须吐露实情、献上谋略。所说的话如果确有应验，才可以任用你们；不然你们身负大罪，怎么能立即任用呢？”于是询问虏人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他们所庆幸中国的是什么、所畏惧中国的是什么；他们有多少将领，各叫什么姓名、年纪各是多少；所统领的人马各有多少；谁强谁弱，谁与谁同心，谁与谁有嫌隙；他们打算怎样行动，中国怎样可以制伏他们；以及一切细小详尽的动静，都逐一询问。每天各自写一张纸送来。于是这九个人都按命令行事，囚犯非常高兴，各自把知道的全说出来；每天傍晚，九个人分别送来揭帖，因此得到的虏情十分详尽，至今还封存着。等到法司把案件办成，上奏皇上，皇上派官员到郊外祭告郊庙，临朝接受俘虏，并把他们在市中肢解示众、砍下首级，传示九边；随后又加恩于内外大小有功诸臣，分别升官、赏赐。于是鉴川上疏谈封贡之事，诏令下到兵部议处。当时众人的议论更加纷乱，言官各自上奏发表意见，鉴川又遭到排斥攻击，众人为他担忧，我竭力从旁保护支持他。兵部复议，仍命有关镇再行议处；鉴川承担此事更加尽力，并不因阻挠而退缩，与该镇诸臣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上奏兵部后，兵部又命五府、九卿、科道会议。各道会议上奏，各有不同意见，最终迟疑不决，得到诏旨：“这件事情重大，所议还没有妥当，重新详细议论后再来奏报。”我为此思虑到废寝忘食，于是想到：“虏人等候命令已经很久却没有结果，或许会发生变故；而人情竟然如此，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便命中书官取出内阁收藏的成祖封忠顺王、忠义王等的旧例，其中诏敕谕告的周详、赏赐的丰厚，细节全都具备。于是召职方郎中到内阁，叫他拿去给本兵以及各位应当议事的大臣看；众人才开始知道祖宗朝也有这样的事。于是我竭力排斥众议，公开说道：“现在大家纷纷议论此事，动不动就拿宋氏讲和作比，却不知道宋朝弱而虏强，是宋朝向虏求和，所以才叫讲和。”

译如今虏人纳贡称臣，向南叩头，而我们直接接受他们，这是他们臣服于我们，怎么能叫和议？又动不动拿先帝禁止马市作理由，却不知道先帝所禁止的是官府同他们开市，而仇鸾却借此营私作奸。可是辽东不是也互市吗？如今不过是按照辽东的旧例同百姓互市罢了，怎么能说是禁止马市？又动不动说虏人一定会背弃盟约，却不知道虏人过去多年不断入侵，直到逼近京城，残害毒虐极其严重，难道都是封贡导致的吗？即使他们背弃盟约，也不过像往年那样入侵罢了，又能比过去更加严重吗？即使如此，至少也应当有三五年的安宁；那么数年之后才会重新像往年一样，而现在我们还能得到安息，可以趁空闲修整战守的准备。准备修整完毕，进退伸缩的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任他们反叛还是服从，我们都有办法制驭他们。即使他们反叛，本来也没有什么妨碍，为什么偏偏舍弃这个机会不作打算，只在那里纷纷争论呢？虏人数十年来无故侵犯我们，实在太过分了；然而我们终究也没有办法对付他们。如今他们称臣纳贡、叩头高呼万岁，也可以伸张我们君父的威严，为什么偏偏不敢接受，反而畏惧到这种地步呢？况且所谓议论，就是要参酌事情的是非可否；如果事情本来是对的，大家却都认为不对，这是多么愚蠢的人啊？如果事情本来是不对的，大家却都认为不对，这又是多么聪明的人啊？” 如今议事的大臣这样纷纷争论，难道全都是审察利害、替国家谋划吗？不过是看见事情重大，所以故意发表相反意见，担心以后出了不协调的事情，便可以说“不能说我没有事先说过”，借此推卸责任罢了，难道这真是他们的本心吗？况且我难道不害怕祸患吗？只是怎么能不顾国事呢？我反复陈说了万言，朝廷内外全都听见了。于是兵部见形势已不容再拖，便按照总督的议覆上奏，得到诏旨：“这件事情你们既然已经议定妥当，就依照拟定的方案施行。”于是礼部请求封爵，得到诏旨：“俺荅封为顺义王。”又书写诏敕给他，并赏赐大红五彩纻段蠎衣一袭、彩段八表里。时间大约是三月二十八日。随后又加授昆都力哈黄台吉为官都督同知，并各赏大红纻丝狮子服一袭、彩段四表里。又下诏给余下的指挥、千户、百户六十三员。此时贡市之事的议论仍然纷纷，而老把都死了，他的妻子颇有异心。鉴川写信来商议此事，我答复说：“来信所说的四件事，筹划周详。我仔细思考后认为：一件可以照办而没有别的意见，两件可以照办但还有意见，一件难以照办。给他印章，使他把印章传给后代，以此作为重要凭证，这是可以照办而没有别的意见的一件事。” 使用广锅，不使用潞锅；把锅用于充作赏赐，不用来开市，这样或许有所限制，使他们不能大量得到。这是铁器，适宜供给各位亲属请求的赏赐；但必须议定一个数额，每年作为定例，以后不得再增加请求，这样或许可以杜绝日后的纷乱。这是可以照办但还有意见的事。至于让虏使入境，本来与利害没有关系，又可以安慰俺酋的心，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虏人没有永远不背弃盟约的道理，而我们只要看到一点迹象就据此苛责，这正是中国缙绅的旧习。如今只在边外处置，日后即使背盟，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让他们入境，那么将来一旦背盟，他们一定会认为祸端由此而起，并追究当初倡议此事者的失策，难道不应预先为此打算吗？所以只给他们丰厚赏赐，以满足他们贪图利益的心愿，而不必让他们入境，这才稳妥。这并不是为了处置虏人，而是为了处置中国人；处置中国人，正是为了日后替公有所处置，怎么能不周密考虑呢？”至于老把都的妻子既然已经有了异心，就任她离开。她既然不来纳贡，我们也不与她互市。她如果作恶，我们就整军以待；有战争也就是了，千万不应委曲迁就，招引她前来。天下的事情，大体上是别人有求于自己时自己就尊贵，自己有求于别人时自己就卑下。如果被一个酋长轻视，所有酋长都会轻视我们，于是携持要挟、索取财物之事就会发生，原本的归顺反而不能长久。何况各酋长都已经真正归顺，这一个老妇人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只需加厚赏赐各酋长，而对吉能的丧事，恩礼都办得周全。至于这个老妇人，就置之不理，连一句话也不与她往来，故意表示要同她断绝关系。她一定会自己失去主意，摇尾乞怜；到那时我们才数说她的罪过而容纳她，那么进退的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自然可以制驭各酋长。否则即使任她离去，也没有什么害处。大体上，公的意思是想使这件事办得完满，担心留下漏洞。我却认为，必须有一些漏洞，之后才能保全整体的完满。她如果完全顺从，我们就完全以礼相待；她如果完全背叛，我们就完全不以礼相待；她如果有顺从也有背叛，我们就有时以礼相待、有时不以礼相待。造成这样的规模和气势，使她常常害怕失去荣耀和利益，而我们则加厚抚慰赏赐，又有办法使她心情欢悦。若有不驯服之处，便稍加挫折，让她知道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才是羁縻之道。其中如果过分委曲迁就、求取表面上的完满，那么主动权就在她手中，形势反而难以长久；还会使人退下来后留下非议，日后反而成为奸人攻击的话柄，还有什么漏洞比这更大呢？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却没有机会告诉您，现在略微陈述大意如此，只请公裁断。” 另外，昨天看到大疏中有话语冒犯了前任按臣，不仅前任心里难受，继任者也觉得颜面难堪，恐怕会激出事端，那就不好了。我已经分别加以安抚，他们都没有别的话了；但不能不告诉公知道。于是贡使入京的议论暂且停止，后来那个老妇人也驯服归顺了。又因为俺荅请求番经，并请求派番僧来讲说，鉴川写信来商议此事，我答复说：“先前所教的三件事，有什么不能实行的，为什么部、科都认为困难？就比如过去入侵时抢去的铁锅不计其数，难道还要吝惜给吗？如今却说不可以，这一定要等他们抢去以后才可以吗？先前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个意思，如今还没有看见处置。承蒙来信指教，意思我已经完全领会；番经已经有定论，可以给他们了。番僧必须选得合适的人，厚礼送去，让他们讲说劝化，必须教他们顺应天道、尊重中国、戒杀行善。即使他们到西天去做我佛如来，难道不是快事吗？顺义这次举动，正是他悔过、避免祸患的机会，只希望公成全此事。僧人必须用两人；如果只有一人，恐怕任凭他说什么，没有另外的人作见证，其中会有弊端。至于开市一事，听说此前我们的百姓欺骗虏人，获得了很多利益，他们也一定知道，渐渐会生出争夺之心，这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

译如今必须明令禁止，只要让他们得到一点利益就够了，不得像从前那样做。这样即使顺义听到，也应当感到高兴，认为我们把他们当作一家人对待。当时抚赏的议论还没有确定，黄酋又想带两名妇人进入山后居住，让他的亲属杂居在那里。鉴川写信来商议此事，我答复说：“虏人的本性贪婪，只看重利益；用利益诱导他们，即使要他们拼命也可以制驭。因此抚赏的定额应当从优从厚，实在不必吝惜这点小费用。我常常把这些话同司计以及各科道官员说，既然道理已经说清楚，应当不会有人苛刻责难。各院在出纳方面吝啬，公还应当明白晓谕他们。财物固然不能浪费，但在应当用来办成事情的地方却一味吝啬，那么留着它又有什么用？何况这次支出也并不多呢？禁止百姓从马匹交易中取得过多利益的事，我先前已经说过，想来会自行处置。以上是两件事。处理得当，就可以把虏人羁縻起来，像豢养一样。至于黄酋要带两名妇人和众人进来居住这件事，绝对不可以。他们是豺狼，终究难以当作一家人。何况那里逼近山陵，事情也应当顾虑。如果只顾眼前的归顺，而不为日后的长远打算，那么今天的完满反而会成为日后的嫌隙。希望公深思。大体上，各酋长既然都归顺了，黄酋不过是孤单的小雏鸟罢了；即使他跳跃作乱，又能做什么呢？” 不要趁着这个时候，既听从又违背，既施恩又示威，以此震慑、折服他们的心，确定处置的规矩。若只是完全听从他们的要求，日后事情一旦形成定局，岂不是很难处置吗？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应当厚赏后遣送他们回去，不必顺从他们的要求。只请公裁断。当时宣镇抚臣吴环洲新开府，来商议边事，我答复说：“处置虏人的事情，我早晚都在考虑，正如公的意思。收到来信所说的意见，令我十分振奋。大体上，这件事必定有利而没有害，只是当时能看清这一点的人很少。庭中议论纷纷，像沸腾的鼎一样；陈说利害、惊动上下，如果不是我竭力主持，差不多就要把事情办坏了。况且他们又拿宋人讲和作比。唉！天下的事情，以自己向别人求取，主动权在别人手中；以别人向自己求取，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宋人不得已向虏求和，主动权在虏，所以称为讲和。如今虏向我们求纳贡，只需直接答应他们，只需赏赐他们罢了。譬如狗一样，当它摇尾乞怜时，只需豢养它罢了，怎么能叫和议呢？”又说，先帝所禁止的马市，是指庚戌之后官府同他们开市的那种情形。如今所说的开市，不过是按照辽东的旧例，同百姓互市罢了，又怎么能叫马市呢？” 事情的道理明摆着，机会实在可惜。鉴川果断地请求裁决，可以说是豪杰。然而得到公的这番意见，更加有了助力；公为国尽忠、替国家谋划的智慧，也都清楚地显现出来，难道不也是豪杰吗？又收到来信商议此事，我答复说：“承蒙告知防备虏人的事宜，曲折周详，充分看出您对此事的细心关注。锅市一事，部议决定给他们铜锅，既有利于他们使用，又不能拿来作为兵器，似乎也说得通。对抚赏穷困的夷人，应当规定数额，以后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这样才妥当。印章直接给他们就可以。只是虏使入境一事，还必须议定妥当。有关部已经复奏此本了。”老把都的妻子既然已经有异心，就任她离去。她如果不来纳贡，我们也不与她互市，以表示同她断绝关系。却只加厚赏赐各酋长，而对吉能的丧事，恩礼办得周全；一直等到她自己前来，我们才容纳她，这才是妥善的策略。如果担心她不来，便委曲迁就，不仅会被这个老妇人轻视，各酋长也都会轻视我们。何况各酋长都已归顺，这个妇人独自又能做什么呢？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鉴川，不知近来事情究竟怎样了？又有车夷逃走，按臣把这件事提了出来。环洲来信商议此事，我答复说：车夷原本并不十分关系重大，逃走的人也不多，却动辄把事情夸大到这种程度。这不仅是武弁喜欢虚报，监察者也喜欢把事情说得严重。然而也不仅是监察者喜欢夸大其词，本兵也喜欢支吾敷衍、把事情了结。天下的事情凭什么能够办成呢？我已经同本兵说过，只须让督抚议处，复奏后已经得到诏旨。虏人贪得无厌，就像狗追逐臭味一样；只要把利益交给他们，没有什么不能用来诱饵并加以制驭的，实在不必拘泥于细枝末节。我也常常把这个意思告诉司农和言官，此后也不应再把事情办得过于苛刻。先前我又曾写信给鉴川说，开市时必须禁止我们的军民欺骗虏人、从他们那里多取利益。这样不仅虏人获得的利益多，而且尤其能让他们看出我们把他们当作一家人对待，他们的感激也应当加倍。大体上，只看重小利、吝惜小费，必定不能办成大事；如今只按照公的意思去做，我将在朝廷内部竭力主持，必不会让人阻挠。又收到关于十二件事的来信，我答复说：“来信所说虏情十二项，其中六项可以从办，六项不可从办。依我的考虑，所谓可以从办的事项中，有一项难以实行，另一项还应当审慎处置。因为贡使入京，绝对不能开这个先例，这是难以实行的一项。抚赏穷困的夷人，应当稍微从优从厚。如果竟然公开报出人数，议定明确的赏格，那么他们起初还知道感恩，以后就会成为定例，拿着凭券来索取，也只会把它看作旧例。” 实在不如暂且采取灵活办法，不论有无、多寡，都看他们恭顺到什么程度，随时处置；这样有时伸展，有时收缩，主动权常在我们手中。恩赏又不可预知，甚至可以用来运用我们鼓舞他们的权力，似乎是较好的办法。不过这只在公能够妥善处置时才行；如果日后没有善于处理的人，不能斟酌情势，那么不是亵渎我们的恩惠，就是失去虏人的心，事情一旦错乱，弊端就会大量出现，还不如议定赏格，使之成为常规。这是应当审慎处置的一项。第四项，公的意见全都正确。所谓不可从办的事项中，有一项也说得通。锅釜是他们必需使用的东西，严加禁止会造成困难。如果像先前议定的那样，酌量给他们一些广锅，终究没有多大害处；不仅可以满足虏人的愿望，也可以平息朝廷中的纷争，这一项也说得通。第五项，公的意见全都正确。至于施行的办法，当时套虏吉能也请求归顺边塞、乞求封贡，三边总督把此事上奏，说应当封贡而不应当互市，意见有所不同。得到诏旨：“某受三边重任，对于套虏是否应当互市，应当有明确议定，却竟然支吾推诿，难道这算大臣为国谋划的忠心吗？不要再拖延，立即按照实情议定上奏，不许含糊误事。授官通贡，依照拟议施行。”于是我写信给总督说：“贡市一事，您的意思是只在宣大实行，而不在三边实行。”

译我却认为，三边和宣大似乎很难区别对待。否则，宣大刚开市，而三边仍照旧遭抢，难道不会有俺荅的人冒称吉能而在三边抢掠吗？也难道不会有吉能的人冒称俺荅而在宣大互市吗？这样就是宣大有开市的名义，却实际上未尝不被抢掠；三边有被抢掠的事实，却也未尝不在互市。因此这件事，同样施行就是两边都得利，不同施行就是两边都受损，希望公仔细考虑。”于是兵部把议案上奏，关于吉能封贡的事情得到诏旨：“各夷的官职都依照拟议施行。”又赏给吉能大红纻丝衣一袭、彩段四表里，书写诏敕给他。因为吉能的官职是都督同知，其余指挥佥事八人、千户十三人、百户六人。随后三边总督关于互市的奏疏送到，要求按照宣大的例子办理，皇上于是批准，边事就协调一致了。于是俺荅率领各酋长上表谢恩，进贡马三十匹、银鞍一具。皇上嘉奖并接受了贡物，祭告郊庙，又赏给俺荅大红白??睪纻丝衣一袭、彩段八表里。吉能等人的赏赐照宣大旧例办理。于是俺荅又擒获叛逆赵全的余党赵宗山等四人，以及张哲等十八人，前来献上。得到圣旨：“俺荅执掌逆众前来归降，确实归顺可嘉，赏银三十两，彩缎三表里。”到这时，三镇的互市已经办完，鉴川于是上疏叙述内外文武官员的功劳，并把内阁列为首功。兵部覆奏说：“内阁高某某竭尽忠诚、以国事为重，以夏变夷，功劳应当首先叙录，应该厚加升赏并给予世荫。”皇上发下内阁拟定的票拟，我便具呈揭帖辞免。皇上不答应，下御札一定要加恩。我于是具疏辞谢说：“兵部题奏称，三镇贡市之事已经办完，拟议给有功人员加恩并首先叙功。臣等赞助襄理，略有微劳，拟议厚加升赏并给予世荫。伏蒙皇上发下票拟，臣等随即具揭辞免。近来奉到御札说，边境安定，卿等赞助襄理大计，加升荫拟旨如此。臣等听到诏命，感戴之情无以复加，同时又惶恐不安。虏酋奉贡称藩，是臣在古今所罕见的盛事，然而这是皇上盛德感孚、神武昭布所造成的。臣等出了什么力，竟敢贪占上天之功？况且臣等早有苦心，此前一直不敢明说自己的意图，这件事刚开始时，众议纷纭，每天和每月都有不同，几乎才要会合。”却忽然夺取它的成功，谋划尚未完成便先庆幸它失败。当时，如果拟议拒绝那吉归降，就会放纵桃松寨所受的羞辱，国家将遭受征伐；但又恐怕再次被四方传为笑柄。如果拟议拒绝俺荅的贡使，就会招致斩杀石天爵所留下的祸患，这是可以预见的；但又恐怕日后再次结下祸根。臣等因此竭尽精力、周详思虑，仰承并赞助皇上的谋略，成就了这一大计。只是尽了这一片为国之心，祸福都不敢计较，又哪里敢把功劳归于自己的侥幸呢？幸赖皇天鉴察，圣主在上明断，使边臣的谋划得以有始有终。如今封贡互市都已经办完，三边安宁，没有一支箭的警报，疆土免遭蹂躏，百姓免受杀戮，不必调动客兵，不必发放帑藏，仅边费的节省就不下百余万，仅胡人利益的收入就不下数十万。即使虏酋明年就背弃盟约，我中国今年所得的利益也已经很多了。有尊严而没有屈辱，有收益而没有损失，这些都已经清楚可见了。到这时事情的道理才显现出来，臣等为国的心愿也才得到稍许满足。既然为国的心愿已经得到满足，那么臣等的志愿已经完毕，已经不止万分满足了，又还期望什么呢？即使臣等日夜筹划，不能说没有一点效劳和微劳，然而担任辅弼，原本就是职分所当然，是用来仰报皇上隆恩的，连万分之一也没有做到，却要因此冒受升官荫子的恩典，实在不敢。这就是臣等恳切真挚、赤胆忠诚的心意，鬼神可以明察，并不是敢于矫饰。伏望皇上俯察明鉴，特许臣等辞免，这样不但可以使臣等安守本分，也可以使臣等为国的初衷得到表白，原本并没有别的图谋。疏奏上呈后，皇上见我的心意恳切，下旨说：“准许卿等所奏辞免，另外各赐银五十两、斗牛衣一袭。”于是我私下想道：我竭力赞成封贡的原因，本来是有用意的。如今封贡已经成功，却不把我的用意说明，那么封贡究竟是为了什么？于是上疏说：具官某等谨慎奏报，为虏众归附，边患稍稍安宁，请求及时大力整顿边政，以求长久治理安定之事。臣等私下认为，来者不拒，是帝王驾驭夷人的方法；忘记战争就会危险，是圣人保卫国家的训诫。近来北虏俺荅率众叩关归顺，叩头称臣，向朝廷进贡，几个月之间，三边安宁，没有一丝尘土般的扰乱，边地百姓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关城熄灭烽火安然就寝，这是自古罕见的事情，如今却出现了，实在是我皇上圣德广泛施及、神武昭著所造成的。中外臣民因此欢欣鼓舞，感戴称颂皇恩无穷。然而最初议论这件事时，朝廷上众说纷纭，只有臣等仰承皇上裁断，赞成此事。这一大计的理由有三条。夷狄的性情，可以比作禽兽，满足它的欲望，它就摇尾乞怜；违背它的意愿，它就狂乱回头反咬。为中国打算，只应顺应其有利之处，借此加以控制，本来就不能用礼乐驯服、用法度约束。过去嘉靖十九年，北虏派使者请求进贡，不过是贪图赏赐和互市的利益罢了，而边吏仓促之间不知道采取什么办法，朝廷掌权的大臣又害怕承担谋划的责任，竟直接拒绝请求，杀掉使者断绝往来，以致狡黠的虏人怨恨愤怒，从此聚集众兵大举入侵，有时在宣大，有时在山西，有时在蓟昌，甚至直接抵达京畿。三十多年一直没有安宁之日，于是使边境百姓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互保全，肥沃的土地被弃置不耕，屯田荒废，盐法受到阻碍破坏，不仅边臣承受沉重困苦而无力支持，国库也因供应军需而枯竭，士兵和马匹因调遣而疲敝，中原也将要衰败了。这就是往年谋划失误的明证。如今上天保佑国家，使他的后代前来归降，依赖朝廷处置得当，他于是感恩慕义，请求进贡、称藩，这是上天把安定边境、抵御外患的机会交给了我们。我于是顺势接受，不但名义上美好，而且可以停止疆土遭受蹂躏，免除百姓遭受荼毒，节省内帑供应，停止士马调遣，使中外都得到安宁，这就是第一条。

译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自然可以镇抚驾驭四夷，何况他们输诚叩首、称臣请贡，与往年呼喊关门、强行索取的情形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既然已经向我们屈服，我们如果拒绝接受，不仅会阻碍他们归顺的意愿，而且还会显得短视、表示软弱，使他们以为我们害怕他们，不敢让他们称臣，这不是向四海彰显明主威德的做法。因此直接接受并封赐他们，就可以表明天下舆图没有边外，可以显示桀骜强悍者都来宾服，可以保全天朝的尊严，可以伸张中华的气势；即使九夷八蛮听说此事，也可以坚定他们畏惧威势、归顺教化的心，这又是一条。然而这两条，还不是最重要的谋划，也不是事情的本意。自从虏人于庚子年猖獗以来，先帝常常忧虑北方，多次下诏命令整修边务，然而耗费劳力财物，最终没有成效，并不只是因为主管大臣苟且敷衍。虏人不断向内侵扰，应接不暇，即使有所修治，也随即被战争破坏，刚刚完成尺寸之功，忽然又被破坏丈寻之地，所以不能积累成果来完成一件事，只是徒然劳费而没有功效。如今虏人既已归顺，接受我们的封爵，那么边境必将无事，正好趁此闲暇，积蓄我们的钱粮，修缮我们的险要关隘，训练我们的兵马，整治我们的器械，开垦我们的屯田，治理我们的盐法，拿出中国十分之一的财富来获取胡马的利益，招募中国离散逃亡的人来瓦解受人勾引的党徒；还有更多深沉机密、不能明说的谋划，也都可以逐步实行。虽然狡猾的虏人反复无常，但不可能永远不改变盟约。只要一年不来侵犯，就有一年的成功；两年没有警报，就有两年的实际成效。只要得到三五年的安宁，安顿就一定可以确定，布置就可以周全，兵粮就可以充足，根本就可以巩固，而常胜的机会掌握在我们手中。到那时，他们如果寻求重订盟约，我们仍然表示羁縻的道义；他们如果背弃约定，我们就兴起问罪之师。收放进退，自有余地。虏人的狂妄旧态，一定难以再次逞强，而中国可以享有无穷的安宁。这才是最重要的谋划，才是事情的本意。前面两种说法，是眼前的计策，实行起来都很危险；后面一种说法，是长远的计策，要在将来取得确定的效果。这就要靠本兵以及边方督抚、将领等大臣加意办理罢了。如果能够仰承朝廷谋略，诚心整顿边务，使边事一天胜过一天，这就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如果不考虑社稷的深远谋划，不懂得朝廷控制驾驭的微妙权术，只看到一时安宁，就懈怠苟安，不再有备战戒备的考虑，沿袭旧的套路，制造粉饰性的空文，只求自己苟且免祸，完全不顾给后人留下祸患，那么不仅良机一旦错过就不能再得，从此边防逐渐松弛，时间越久越难以振作，突然发生变故时，将凭什么应对？这样就是利益还没有得到，却已经扩大了祸害；虏人还没有被制服，反而受制于虏人，这就是所谓病情刚刚稍有好转便走向大乱的道路。而臣等一片谋国的忠心，将来反而会变成误国的罪过。这是今天不敢不明白说出的。伏望敕令兵部，严厉告诫各有关督抚、将领等大臣，务必趁此闲暇之时，彻底打破常规，切实整顿边务；凡有应当改弦更张的事项，都要明白具奏，议定处理，不得因循自误。仍请求赐下一道敕令，告诫边臣，责成他们取得成效。此后还请求每年特派有才干声望的大臣，或者风力科道官二三员，分赴各地巡视，要查明钱粮比上年积存了多少，险隘比上年增修了多少，兵马比上年增补了多少，器械比上年整治制造了多少，其他屯田、盐法以及各项事务也都要查明比上年扩大了多少，并清楚开列上报。如果确实取得成绩，应当与擒获斩杀敌人的功劳相同；如果仍旧沿袭过去的常态，应当与贻误军机同罪，而且绝不可赦免。为什么？往年敌势强盛、战事频繁，想要有所作为却做不到，那么没有功劳还可以宽恕。如今既然没有战事、可以有所作为，却仍然玩忽拖延，导致耽误大计，这实在是欺君误事的罪过，又怎么可以宽恕呢？这样，边地的实际政务就会日益兴盛，中国的元气就会日益强壮，朝廷可以掌握坐享胜利的策略，宗庙社稷也会有永久安宁的福佑。臣等微薄的谋国忠心，也可以有一个结果了。边地幸甚，天下幸甚。奏疏上呈后，皇上赞许并采纳，下旨说：边境既然安宁，边政正应及时整顿办理。看了卿等的奏疏，充分看出你们为国谋划深远、忠诚有谋，着令兵部议定后施行。于是兵部覆奏，全部按照奏议办理。当时又有黄台吉索要史大官的事情，督抚把答复我的书信说：“黄酋索要史大官来见这一件事，我反复思考，必须有所处理。古人说：威势不树立，恩惠就不能施行。如今看黄酋起初迟迟不接受封赏，可知他十分倔强凶悍；现在又索要史大官，正是故意装出无赖的样子来挑衅我们。如果就顺从他，这是向黄酋表示软弱。史大官是我们的属夷，长期为我所用，而我们不能保护他，这是向史大官表示软弱。向黄酋示弱，那么今天的封赏互市就不值得珍视；向史大官示弱，那么过去的抚养就不能算作恩惠。眼前的事情虽然一定可以解决，但将来逐渐发展，或许会有许多变化，这是应当深思的。何况俺荅既已心服，昆都吉能既已完全服从，黄酋这一支势力已经孤立，怎么能独自逞强呢？” 即使他逞强，我们以全力应对，又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不趁现在把事情处理妥当，将来日子久了，各酋长或许会产生别的心思，而这个酋长乘机而动，就难以对付了。而且现在也不必与他彻底交恶，只须用道理晓谕他，暗中挫折他的骄横强悍之气。他如果不悔改，我们也不理会；他如果无理取闹，我们就明白告诉他与之绝交。他若敢来侵犯，我们就联合史大官的部众与他决战，要摧毁一个孤立的小儿，有什么难的？一定要等到他的计谋穷尽、前来求怜，我们才施加出人意料的恩惠，又使他感到超过预期而深为欢喜。这样，操纵事态的机会掌握在我们手中，而他无法窥测，或许各酋长的归顺可以长期保持，史大官也会心情舒畅、感激欢喜地为我们效力，不再另有图谋。总之，要坚定虏人日后的归顺之心，关键在于今天处理得好；而处理得好，莫过于趁着新近施恩之后显示威势。威势树立起来，恩惠才不会被轻视。何况众人既已归顺，一个人也自然难以叛离，正不是迁就他的时日。希望您仔细考虑。’督抚按照这个计策办理，黄酋也终于驯服归顺。当时吉能想要抢掠西番甘肃，甘肃巡抚上奏，担心他们经过本境之外会在边外造成祸患，想让宣大总督加以禁制，鉴川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译我于是对本兵说：禁止虏人抢掠西番，道理上本来就难以讲通；套虏又归宣大总督管辖，更难以发令约束，姑且不要答复。于是写信答复鉴川说：黄酋很骄横强悍，而且孤立的一支势力难以叛乱，似乎应该借史大官的事情稍稍压制他，等他调顺服帖后再停止，这样或许可以使各酋长的归顺长期保持，值得尝试。又考虑到吉能抢掠西番的事，已经命令本兵立案处理，不再答复。大概既不愿让他侵犯我们，又不愿让他抢掠西番，难道合乎人情吗？如果这样，仍然只能让他侵犯我们以后才罢休了。但明白说允许他抢掠西番，又有损国家体统，所以干脆不答复，把这事当作不存在罢了。又有宁夏巡抚上奏，想给虏人官员发放俸禄，鉴川告诉我，我写信答复说：承蒙告知虏情十分详细，我很感激，也很欣慰。趁着现在闲暇，赶快整修内部防备；等内部防备充足，收放进退就在我们手中，虏人就不足以成为忧虑了。希望您留心办理。虏人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族类，封贡互市只是羁縻的计策，起初人们还都很反对，等事情成功后，却又议论给他们发放俸禄，岂不是画蛇添足，令人可笑吗？已经命令停止，不再办理了。到这时，各种策略都已经用尽，边事终于安定，贡市按时进行，中外安宁，人心欢欣，再没有别的议论了。这件事如果没有鉴川宏大的才干和赤诚的胆略，谁能办成？如果没有我愚直朴实的忠心，谁肯主持？回想事情开始时，满朝都与我们为敌，议论纷纷，震动冲击，旁观的人都替我们感到危险。而我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自身；只知道时机难得、事情值得珍惜，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值得忧虑。只是凭着孤单一人的身躯，独自发表危险的言论，竭力排斥众议，至于成败祸福，实在看不出它将归于何处。幸赖先皇英明圣睿，垂察而不疑，从内心作出决断，最终事情得以成功，国势尊严安定，边疆不受惊扰，每年可以节省内帑百万之金，保全边民百万人的性命，也可以避免财货遭受数不尽的抢掠；百姓安居于田野，农人取得收成已经三年了。即使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既然已经得到这个策略，或许可以稍稍尽到臣子报答君主的心意；而我又能保全性命，回到山林乡野，读书谈道以度过余年，难道不是幸运吗？唉，难道不是幸运吗！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复核订正 附录：《伏戎纪事》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高拱撰写。高拱著有《春秋正旨》，已经著录。高拱在内阁任职时，适逢俺荅的孙子巴罕鼐吉（原作“把汉那吉”，今已改正）率众归降，高拱制定计策，胁迫俺荅归附，并确定封贡互市等各项约定，于是记述事情的前后始末，写成此书。考察《明史》，巴罕鼐吉归降后，总督王崇古上奏说，应该授予官爵，厚待其馆舍和饮食，装饰车舆马匹，以此向俺荅显示恩德。俺荅着急后，就让他捆绑押送各个叛乱者；如果不听从，就威胁要杀死巴罕，牵制阻挠他；如果仍然不行，便转而安抚接纳。据此看来，以封授巴罕来胁迫俺荅，原是王崇古先提出并主持这一计策，高拱只是竭力赞成。但这部书却说自己已经先定下计策，写信给王崇古让他奉行，与《明史》的记载不合。又据《明史·本纪》说，高拱与张居正共同主张此议，张居正本传也这样记载；而此书却完全不提张居正，也可以看出高拱夸耀功劳、自我夸张，书中记载并不能全部凭信。（《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