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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刘熙载《制义书存》《制义书存》序 《制义书存稿》自序 我过去所写的“制义”，自认为不值得保存，大多随手丢弃了。即使没有丢弃，放置的地方日后也会忘记，有时自己去寻找却找不到。旧书中我有“五”篇制义，偶然捡到它们，都是年轻时所作，也就是所谓不值得保存的作品。然而，既然书等待我保存它，而我却一定要抛弃它，书将会怎样看待我呢？因此，我保存它们之所以不值得保存的原貌，取名为“书存”，以免埋没它们的真实情况。孔子说：“不是这样。得罪了上天，就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了。” 圣人和权臣谈论上天，那么以谄媚为是的说法就可以止息了。那些认为谄媚正确的人，都是不知道有上天存在的人。孔子说“获罪”便“无所祷”，王孙贾难道不应当猛然醒悟、茫然自失吗？况且有人用不合义理的话试探圣人，圣人必定斥责他，并不会因为对方是权臣而有所不同。不过，孔子只是斥责他，却没有明白告诉他这是万万不可做的事；这样就无法夺去对方自以为可恃的东西，也无法表明自己必定尊奉的原则。对方虽然口头上屈服，内心却不服，但他所依仗的东西，始终不知道其实并不值得依仗。孔子回答王孙贾说：如果大夫所说的是君子可以做的事，我岂敢说不对？但为什么要说谄媚的话呢？君子尚且想要纠正别人的谄媚，哪里忍心亲自陷入谄媚？君子尚且不愿成为被人谄媚的人，难道还忍心效法谄媚他人的人吗？这就是所谓“不是这样”，不必辨析也可以断定了。况且世上善于谄媚的人，都只知道有祷告，却不知道其他道理。即使如此，难道人唯独不知道有上天吗？只有上天和正道，我能够正直行事，那么即使不是为了向上天求取什么，也可以无愧于上天。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上天对待我很严厉，而我自己却轻慢自己。轻慢自己就是罪。只有上天是正直的，我能够正直行事，那么即使不向上天索求回报，也确实可以面对上天。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上天对待我很严厉，而我自己却亵渎自己。亵渎自己就是罪。既然如此，得罪上天，难道不应当对此极为恐惧吗？但那些善于谄媚的人，或许另有打算。他们认为上天本来就应当敬畏，君子想到这一点，普通人难道就不想到这一点吗？他们竟敢获罪，也应当是自以为无所忌惮。他们只看见另有祈求可以借此消除重罪，于是情理多有悖逆，便一味向前而不顾后果。他们得罪上天，是依仗自己的祷告；祷告无法承受这种罪过，君子替他们感到痛苦，普通人难道不会为自己感到痛苦吗？他们却不惜祷告，也应当深感惭愧而不再行动。他们只看见刑罚将至，不能再挽回先前的过错，便抓住可以借助的途径，立即攀附并坚决求取帮助。他们得罪上天，也是因为祷告。然而，果真有什么可以祷告的吗？从应当遵守义理来说，君子战战兢兢、自我警惕，并不是因为担心无处祷告。一念没有稍稍违背，或许可以保全上天所交付的责任；一件事没有偶然失误，或许可以无愧于上天的监视。我如果能够对天自称无罪，即使有人依仗权势来困厄我，使我不能伸张自己，我内心仍然安然；如果要说祷告，即使能够满足他所想得到的东西，又将把这种丧失颜面的行为置于何处呢？从祸福有定数来说，这些琐屑地有所求的人，都无法改变自己实际得罪上天的事实。明天早晨将有难以推辞的罪咎，却说他没有罪，只是明目张胆地欺骗诬蔑。暗中已有不可宽宥的罪过，却宽贷他说无罪，不过是偏袒亲近。人若没有预先采取措施来远离罪过，即使不忍违背本心而伤害正直，还希望改换说辞来逃避责罚，他自身也已经局促不安了。何况一味窥伺祷告，不但不能得到宽宥，反而会增加此前所遭受的罪责，这就是无所祷告。大夫，请再好好想想，千万不要认为说谄媚的话是可以的。（子贡）问：“现在那些从政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唉！都是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 子贡没有援引士来发问，只是退一步求问他们是否还“值得计算”，也已经是降低要求了。既然说“现在从政的人”，那么他们不是士，子贡已经明白知道了，只是不知道他们还是否“值得计算”罢了。然而，为什么不察看他们是“器量狭小的人”呢？况且古代大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别人，就在于器量。如果要等到凭借权势、地位和权力来显得尊贵，那么他们内心一定有不足之处。有些人虽然与器量没有关系，但如果他的细小过失还没有严重到极点，也没有固执地限定在某一种成规上，那么还可以希望古人不会抛弃他；君子又怎么会立即鄙视他而不屑于谈论呢？为什么子贡接连追问十句而涉及到这些人，却反而不是这样呢？孔子反复谈到士之所以为士，这些人都不是仅仅做到马马虎虎而已，哪里只是说他们“值得计算”呢？子贡于是把他们同士区别开来，询问“现在从政的人”，那么他认为这些人不是士，已经是十分确定的了。子贡大概知道从政需要才干和实际能力，只是才干和实际能力充足的人，长久以来不能期望从安逸享受的人中产生。考察他们一生的作为，有的人或许还可以看出一两点抱负，那么也可以择取其长处，不必过于苛求。况且从政本来就以品行和信义为根本，所以品行信义纯正的人，长久以来不能仅仅按照显贵聪明的家族来衡量。综合考察他的始末，有的人或许没有用琐屑小事限制自己的胸怀，那么最终也可以姑且允许他保留一种资格。孔子听到这话，却又深感慨叹，说：“唉！赐，你还不知道现在那些从政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吗？难道还认为他们值得计算吗？”从政的人必须有不会自满的器量，别人才能够不断帮助充实他。且不说不能自满，即使容易自满，也应当有所接受而不马上满足。但如今的人，却局促得不能接受任何东西。即使有时因事情而向人咨询，好的言语最终也不听取、不采用，这就是想互相补益却无从做到。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论不能相互补益呢？从政的人必须有取之不尽的器量，别人才能够从中汲取。且不说取之不尽，即使容易枯竭，也应当有所施予而不马上耗尽。但现在的人，却微小浅陋得不能施予什么。只顾谋划自身、图求个人便利，难道还指望依靠他们来共同扶持公义吗？这就是想相互汲取却无从做到。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论不能相互汲取呢？他们不过是器量狭小的人罢了。但是，有器量狭小的人，却还值得计算吗？我看现在那些从政的人，没有一次不是在掩饰自己的器量狭小。他们担心把真实情况显露给别人，别人就会拿来比较，于是不得不故意设置出宽厚、深沉、优裕的样子来压服别人，好像与器量狭小的人相差极远。大概内里容易被人看透，就越要矜持修饰以求取得分量，所以每天都在眩惑愚人的耳目，使人以为：我如果果真器量狭小，怎么能够从政而不出问题呢？

译这就是自我掩饰以求得“值得计算”的人，而他的用心更加鄙陋了。我看现在那些从政的人，又没有一次不是自己显露出器量狭小。他们担心不把自己的准则显露给别人，别人就会有人提出异议，于是不得不故意考核、罗列实际数目来夸张它，好像把器量狭小当作标准。大概自己处在只守数字的末流，正是想堵住别人陈说高远义理的道路，所以每天倡导某种风气，把它当作崇高的追求，使人以为：我既然从政，又怎能以器量狭小的名声作为回避呢？这就是自己显露器量狭小而不求“值得计算”的人，而他的手段更加低下了。“哪里值得计算呢！”孔子这样回答子贡，难道也是在表示除了士以外，再没有什么值得询问的人了吗？站立时，就好像看见它参与在面前；坐车时，就好像看见它倚靠在车轭上。心中有始终存在的东西，随着所处环境的不同，便好像在眼前有所看见。若把忠信笃敬存于心中，那么无论身处何地，都好像能看见它，哪里会因为站立和坐车而不同呢？人的心追逐外物时，常常会在所遇环境中，对无形的东西仿佛构造出它的形象；而心存义理的人，也正可以凭借无形之物来形成具体的形象。大概义理不能被有形之物拘滞，却可以借有形之物使人警惕。只有先在心中形成形象，才能在外境中显现形象；于是外在环境中的事物，就可以随着举目而观察了。忠信笃敬的义理，不能明显地被看见，但学习的人又不能不在心中对此有所体认。总的说来，从外面看见所见之物，不如从内心看见自己应当看见的东西。只是忠信笃敬这一点，如果反过来在内心自我验证，既然细微之处有所昏昧，就无异于从胸中取出它而抛弃。况且暂时看见它，不如从内心看见它。如果安静下来反省自己，却发现日常生活中不能亲近它，便已经为无所接触而怅惘困窘了。正因为这样，心中对它的体认就不能停止。然而，真正做到看见它很难。人如果怠慢自己所守持的原则，那么无论睡卧、起身、醒着还是睡着，都不能安定其心；偶尔停下脚步，更不用说了。人如果不谨慎对待自己所走的道路，那么无论进退周旋，大多难免使心志奔驰；即使仓皇地走在路上，就更难察知了。所以，像站立和坐车，都是人容易忽略的情境。站立时只能看见前面，却没有看见那参与在面前的东西；坐车时只能看见车轭，却没有看见那倚靠在车轭上的东西。人站立时，对于值得欣喜、值得欲求的事物，还有什么看不见呢？但到了忠信笃敬，就好像有东西把它遮蔽了。难道他只是站立时被遮蔽吗？人对于一件事如果念念不忘，只有在心境安静专一时，才会更加隐约地与它相会。如果站立时看不见它，那就把看不见当成正常；在尚未站立时已经失去它，当然不能因为站立而保存它，但那参与在面前的东西却不是这样。人坐车时，对于纷纷到来的各种事情，也没有看不见的；但到了忠信笃敬，就好像有道路把它隔开。难道他只是坐车时才被隔开吗？人对于一件事如果谨慎守持而没有失误，即使在行动之中，也不会让自己片刻与它分离。如果坐车时看不见它，那就把看不见当成理所当然；离开坐车的状态后它便消失，当然不能因为坐车而留住它，但那倚靠在车轭上的东西却不是这样。环境奇异时，人或许愿意竭尽心力；但站立和坐车又有什么奇异之处呢？如果因为环境奇异才竭尽自己的忠信笃敬，那么这颗心已经被奇异之物惊动，所看见的东西也会忽然变得难以凭信。只有能看见它参与在面前、倚靠在车轭上的人，才能不因为环境平常而把它放置一旁。环境艰难时，人或许会因此激励自己的志向；但站立和坐车又有什么艰难之处呢？如果因为环境艰难才激励自己的忠信笃敬，那么这颗心已经被艰难之事夺去，所看见的东西也会纷繁复杂而不能专一。只有能看见它参与在面前、倚靠在车轭上的人，才能不因为环境不同而忘记它。这样以后才能实行。你难道可以立即期待它实行，而不等待功夫自然达到吗？公孙丑问道：“老师如果在齐国执掌政权……”——第二章。辨析功业与心性，王道和圣人之学就都具备了。功业如管仲、晏子，不动心如告子，公孙丑几乎认为这就足以比拟孟子了；然而，除非孟子不是仰慕文王、孔子的人，否则不能这样比较。况且王者的功业与圣人的心性，是贯通外内的道理。功业希望施加于世，心性希望在自己身上安定，君子对此必定有宗仰并获得力量的地方。若有似是而非的说法杂然出现来相互混淆，那么政治和学术的归宿，怎么能不极力说明、详细辨析呢？孟子回答公孙丑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公孙丑不是曾经设想说“老师如果在齐国执掌政权”吗？他认为执掌政权可贵之处，在于功业值得肯定。假如孟子的功业还难以肯定，那么怎样证明幼年学习、壮年施行的抱负呢？归根到底，他认为仁政是值得肯定的实际内容，属于王道而不属于霸术；但他竟然拿管仲、晏子来相愿求取，可以吗？轻视管仲的人，有曾西。曾西退让着说自己的道路比管仲贤明，并叙述先父对管仲的畏惧，这恰好显出管仲不足以效法。至于功业次于管仲的晏子，就更不用说了；况且孟子所要效法的是文王。管仲只因没有生在文王的时代，便以功烈自我夸耀；难道也曾想过，文王的德行又有谁足以匹敌呢？当文王以百里之地兴起时，起初并没有听说他采取借助武力来实行仁义的举动，而他的德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其流行。即使说到他的形势，当时土地、人民等还没有扩大；说到他的时机，百姓对救济的渴望也还没有达到深切的程度。然而，在武王、周公之前施行仁政，如果不是有成汤、武丁等六七位君主的贤明圣德，凭什么使殷朝长久延续？如果不是有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异姓和同姓的辅佐，怎么能避免周朝兴起而迅速强盛呢？至于在齐国称王，具备这些条件的人，难道不应该看见百姓倒悬般的困苦，却不伸手援助吗？公孙丑又不是曾经设想说“老师如果加任齐国的卿相，能够施行自己的道”吗？他认为施行道义可贵之处，在于内心不动摇。假如孟子有时也会动摇，那么怎么能说富贵贫贱都不能使他改变呢？归根到底，他以道义作为不动心的根本，属于圣人之学而不属于异端；但竟然把告子拿来类比，可以吗？与告子相近的，有孟贲。较为贤能的，不过是成为必胜的黝；再贤能一些的，不过是成为无所畏惧的舍；这些都说明告子还没有达到高难的境界。能够听闻曾子那样的大勇，才算高明。因此孟子所愿意学习的是孔子。告子只是极其不明白孔子的道，使自己的心气不再有所追求。他难道也曾想过，孔子的圣德，是百姓诞生以来本来就未曾有过的吗？想来孔子不能凭借百里之地成为君主，只是以好学、勤于教诲自处，而他的圣德也没有什么能够掩盖其独到之处。他虽然谦称自己还不能做到不迷惑，实际上却确立了辨明言论的最高标准；他谦称自己还不能做到无所畏惧，实际上却成为持守志向、涵养气息的宗旨。这不只是超出普通百姓之上，即使是伯夷的清白、伊尹的担当，也还没有达到他的时中；即使是宰我、子贡、有若的明智，也只能深深仰望他。那些追怀古人而兴发感慨的人，实在不能丧失取舍的适宜，也不能略去辨别异同。齐国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妾——一节。

译他在外面乞讨，却在家中骄傲，是内心艳羡富贵的人。一个人到了乞讨的地步，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了；他却装作富贵来向妻妾夸耀，可见乞丐的内心是怎样艳羡富贵的！况且那些坚持“贫贱时可以向人骄傲，富贵时怎么敢向人骄傲”这种说法的人，是不善于处在贫贱地位的人。如今处在贫贱地位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以自己的贫贱向人骄傲，反而以别人的富贵向人骄傲；还不只是以别人的富贵向人骄傲，更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富贵来向人骄傲。这种情状，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齐国人那里得来的。齐国人是乞丐，不是富贵人；可是他简直装得像富贵人，因为他家中有一妻一妾。问他出门后同谁饮食，他就向妻妾夸耀自己所接触的全是富贵人。即使同他饮食的人全是富贵人，难道就足以使齐国人受到尊重吗？但齐国人不这样想。假如当时妾虽不敢说，妻子或许跟着试探他，说：“丈夫每次出门，都大摆酒肉宴席，莫非是从乞讨得来的吗？”他一定会哑然说道：“这种话怎么能说到我身上来！假使同我饮食的人听见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况且他的妻子难道一定会立即抱定相反的看法，怀疑他所交往的人吗？她大概会这样想：“我听说富贵人多半骄傲，不轻易同别人亲近交往，而丈夫却唯独能够得到他们的亲近；想来他平日一定气节自高，绝没有乞求哀怜的姿态，所以那些同他交往的人也忘了自己是显贵之人吧？如今虽然还没有看见显贵的人到来，怎么能不早点告诫家人，洒扫庭院、整治器具，等待丈夫回来呢？”正因为这样，她不能不告诉妾，并且早早起床跟踪他，窥探他要到哪里去。大凡有酒肉而拿来同别人饮食，是富贵人的常态，也是富贵人唯恐不能长久保持的生活。所以他们常常敲钟列鼎，拍手扬眉，发出“古代如果没有死亡，那快乐该有多好”的感叹。等想到“早晨的露水容易干，坟上的树木将粗到合抱”，便接着哭泣，泪水沾湿衣襟；又未尝不感叹，过去凭借所有的东西向人骄傲，最终都不足以滋润坟墓中的枯骨。假如齐国人能明白这一点，他不但会鄙视富贵人，认为没有谁值得同他们交谈，还会把富贵人家看得如同坟墓之间一样，又哪里会屑于比较彼此的有余不足，以至于自己沉沦为侮辱他人的卑贱行为呢？可是，他为什么被妻子窥见，竟然只是个冒失的乞丐呢？大概在都城中已经没有人愿意给他东西，最后只好到东郭去；考察他在坟墓间乞讨祭祀剩余食物，仍然不够，又回头到别处去，那么他先前所谓吃饱酒肉的原因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时，假使他的丈夫低头反省自己，一定会深深后悔说：“我是妻妾终身仰望的人，如今竟然成了这个样子吗？我把乞讨所得当作满足，难道即使妾不知道我，也能不自我羞惭、自我哭泣吗？”然而丈夫还没有这样反省，妻子已经知道了，怎么能不回家告诉妾，三人一起讥笑他并相对哭泣呢？可是妻子已经知道了，丈夫最终却还不知道，仍然满面得意地从外面回来，向妻妾夸耀。唉！他本来就不知道人世间还有羞耻这种事，他这样骄傲，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