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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古穰杂录摘抄》　明代李贤 本朝仕途中，能够以理学为事业的，才见到薛大理一人。大概是因为他的天资优异。我曾想跟随他学习，但被官务束缚，未能实现。此人不善于处世，因坚持正道而被排斥，如今已经闲居了。不知道他的学问修养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了。吏部尚书郭琎出身很早，没有时间求学，但天资非常优异，禀性完厚，遇事从容，喜怒不表现在脸上，精通吏事，简明切实而不浮泛。他任户曹属官时，文庙已经知道他的名声。正统初年，侍臣因蝗灾、旱灾，上言大臣不能尽职，长久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之路，皇帝下旨让他们回奏。众人想要辞官归田，以谢天谴。郭班独自认为不可，说：“这并不是贪恋职位，而是主上年幼，我们这些人都是先帝选任并托付重任的。如果我们全都辞去职务，谁来共同治理政事？只应当戴罪自省，改正过失，以挽回上天的意旨。”众人听从了他的话，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我切实看到如今的士大夫，听到丧事后，还要先设法求取挽诗，拖延数月，哀痛悲戚之情非常淡薄。如今的士大夫不求做一个好人，只求做一个好官，风俗就是这样。这大概也是当权者造成的。为什么呢？有这样一个人，平日做官尚未显达时，士林鄙视他；一旦通过请托求得了好官，人人都把这当作荣耀。先前鄙视他的人，如今却敬重他、喜爱他。要想让人不求做一个好官，难了！又有这样一个人，地位尚未显达时，士林很看重他；他坚定自守，以求见他人为耻，好官未必能得到。可是，先前被鄙视的人一旦得到好官，人们反而看重他；而先前受人看重的人，如今反而被轻视。要想让人求做一个好人，难了！如今想要扭转这种风俗，关键在于当权者留心。如果不是依据公论而得到好官的人，不改变人们先前对他的鄙视；没有得到好官却做一个好人的人，不改变人们先前对他的看重，这大概就可以了！同年邹来学由户部郎中改任通政司参议，并不认为这是美事，说：“这个官职有什么值得荣耀的？”我说：“你错了！而且说：‘没有才能，怎么敢担当这个职位？如果才能有余而职位不足，公论认为这是委屈了他，这就是好消息。或才能不足却得到高位，公论认为不当，这就不是好消息。’”他于是后悔并道歉。此后他历任显要职位，越发觉得这些话得到了验证。可惜啊！如今的士人考虑不到这一点，只怕职位不够高，配不上自己的才能。户部尚书夏元吉很有德行和器量。冬天出使，到了馆舍。早晨出发时，他命馆人烘袜子，馆人误把一只袜子烧坏了。馆人害怕，不敢告诉他；他急着索要袜子，左右侍从请馆人治罪，他笑着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想用剩余的廪给换一只，但已经来不及了，便把剩下的那只也丢下离开。馆人感动得哭着说：“别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无缘无故加以鞭打。像您这样的人，我一生才遇到一次！”他在户部任职时，属吏捧着机密文书请他押署，因风吹来，笔墨污损了文书。属吏惊恐万分，立即袒露上身等待治罪。夏公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便呵斥他起来，然后把污损处藏在自己的袖中。属吏仍然害怕，不知道他要如何处置。第二天，退朝后夏公到便殿请罪，说：“臣昨天不谨慎，因风吹动，笔墨污损了机密文书。”他从怀中取出那份文书，皇帝命人更换。退朝后，属吏仍然不明白，后来拿出夏公所更换的文书，大为感动，脱帽道谢。大体说来，正统年间天下得以休养生息，都是张太后的力量，人们称她为女中的尧舜，确实如此！而且政事掌握在台阁，任用三杨，如果不是太后也做不到。正统初年有诏令，凡有事情都要先禀报太后然后才能施行；太后命令交给内阁议决，太监王振虽然想专权，却也不敢。每隔几天，太后一定派宦官进入内阁，询问这几天曾有些什么事情，前来共同商议确定，并立即用帖子列明。有一天，某位宦官拿着几件事情来商议应当这样施行，太后便用先前禀报的内容加以核验。有时王振擅自作出决定，不把事情交给内阁议论，太后一定召王振来责问。因此，直到太后去世，王振才开始专权。起初宣宗去世，太后立即下令把宫中一切玩赏之物和不急需办理的事务全部停止，并禁止宦官任意差遣。然而蝗灾、水灾、旱灾竟没有一年停止，也许是上天让百姓多受艰难，而不愿让他们安乐吧。宣德初年，许多臣僚举行宴饮享乐，以奢侈互相攀比，歌妓站满面前，朝廷纲纪因此不振。朝廷任命通政使顾佐为都御史，罢免刘观，于是贬黜贪婪淫逸之人。御史弹劾不廉洁的人，禁止使用歌妓，纠察整顿百官，朝廷纲纪大为振作。天下都想听闻他的风采，藩司、按察司以及各郡县没有不肃然起敬的。当时，只有顾佐严正地立于朝廷，元勋、贵戚都畏惧他。陕西布政使周景贪婪淫逸没有限度，顾佐恨不得除掉他，多次依法置办他的罪行，却屡次被皇上释放，不能伸张自己激浊扬清的意愿，后来又有几次被人阻挠。正统初年，他因风疾请求归乡，皇帝赐敕褒奖，给予优厚礼遇后让他离去。其实，是当权者嫉恨他而暗中排挤他。后来他的疾病痊愈，也不再被起用。在家居住十多年后去世。后来接任他职位的人，都比不上他。都御史陈智性情偏急暴躁，没有一天不粗暴鞭打身边的人。他洗脸时要用七个人：两人牵住衣服，两人揭起衣领，一人捧脸盆，一人捧漱口水碗，一人拿牙梳；稍有不合心意，便打人一巴掌。到洗完脸时，必定有三四个人挨了他的巴掌。有一天，他在堂上静坐，因为碰了一下帽子，取钻子剔指甲时钻子掉到了地上；他恼怒钻子不听使唤，过了一会儿起身自己捡起钻子，又让它几次碰撞地砖，好像是在惩罚钻子。他正在静坐时，如果左右有人走过，鞋子发出声音，便鞭打那人。有人劝他要以暴怒为戒，他说“好”。于是做了一块木牌，刻上“戒暴怒”三个字，挂在眼前用来警戒。不久，他又因恼怒某人想要鞭打他，往往忘记了自己的戒条，拿起木牌去打那人，怒气随即消退。看他这样遵守自己所立的戒条，实在后悔也来不及了。礼部尚书胡濙，器量也很宽厚；但如果有人触犯了他的怒气，那就不能幸免了。

译石首杨先生在狱中十多年，家人供给他食物的时间长了，几次粮食断绝，无法继续供给；加上皇上的意旨难以预料，他每天都和死亡相邻。但他更加励志读书，从不停止。同处困境的人劝止他，说：“形势已经这样了！读书还有什么用？”他回答说：“早晨听闻了道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五经和诸子百家的书，他都读了好几遍。后来，他获得释放。晚年得到际遇，成为阁老、大儒，朝廷的大型制作多出自他的手笔，确实有赖于他在狱中的功夫。大概上天将要把重任降给这个人，必定先使他的心志困苦，并这样把他磨炼成才。他为人谦恭谨慎，即使接待吏卒也不敢怠慢。起初参加乡试，他名列第一，胡俨主持评阅文章，在他所刊刻的文章上批语说：“初学的小子，应当退避三舍！老夫也让出一头地。”又说：“将来站在玉阶前的方寸之地，你一定能够像董子那样正直进言，而不会效法公孙弘那样阿谀曲从。”人们因此认为胡俨善于识人。后来胡俨历任官职做到祭酒时，杨先生已经在禁垣任职。不久，胡俨因病免官。仁宗、宣宗以来，杨先生的地位声望越来越高，但终身仍以门生之礼对待胡俨；胡俨也自行承担这种师生关系而不推辞，士人舆论都认为两人品格高尚。胡俨任祭酒时，以师道自重，文庙也特别宠信他，公卿没有不更加敬重他的。士人从太学出身而做到显要职位的，对胡俨执弟子礼更加恭敬，于是胡俨的声名重于天下。前后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都没有能比得上他。高庙读书时，议论纵横奔放，而且排斥《朱文公集注》。每当儒臣进讲《论语》等书，他一定有所辩说，称朱熹为“宋朝迂腐疏阔的老儒”。讲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时，他辩说道：“夷狄是禽兽，没有仁义礼智的道理。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中国即使没有君长，人们也懂得礼义，胜过夷狄虽有君长。宋儒竟然说中国人不如夷狄，难道不是荒谬吗！”又讲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时，他辩说道：“‘攻’是攻城的‘攻’；‘已’是停止的意思。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攻除异端，那么邪说的祸害就会停止，正道便可以施行。宋儒竟把‘攻’解释为专门研究并想把它研究精深，这造成的祸害太大了，难道不是荒谬吗！”又讲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时，他辩说道：“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没有比尧、舜更好的了；天下受到教化，也没有比唐、虞时代更好的了。那时尚且有皋陶担任士师，明定五刑。如果当时没有诉讼，为什么还要设置这个官职？况且天下如此广大，居民相互杂居，怎么能没有诉讼？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审理人们的诉讼，我和普通人没有不同，只是能够查明事情的是非曲直，不至于违背正道；案件判决之后，更不会有受到冤屈的人。” 宋儒竟然说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就可以没有诉讼了，难道不是荒谬吗！”像这样辩说的地方很多。汉、唐以来，君主能够像这样留心诗书的，也不多见。他由于天资高迈，所以不因袭旧例，能够把许多见识表达出来。文庙起初非常宠爱解缙的才华，把他安置在翰林。解缙是豪杰之士，敢于直言。文庙想征讨交阯，解缙说：“自古以来，对羁縻之国，只要使它通行正朔，来朝进贡罢了。即使得到它的土地，也不能把它设置为郡县。”文庙不听，最终平定了交阯，把那里设置为郡邑。仁庙居于东宫时，文庙很不喜欢他，却宠爱汉府，于是汉府依仗宠爱而产生了觊觎之心。解缙认为不应过分宠爱汉府，以免使其产生异志。文庙于是发怒，说解缙离间骨肉。解缙因此因两次进谏获罪。到了宣庙初年，汉府果然起兵，交阯也反叛，全都如同解缙所说。正统年间，考功李茂弘先生曾说有值得忧虑的事情，认为君臣之间的感情不相通，经筵进讲只是徒具形式，不过是粉饰太平的气象，未必能够长久。他满六十五岁时，便上奏章请求退休而离去。到如今，果然应验了。大概有见识的人往往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已经看见了结果，弘茂就有这种能力。他为人恬淡，很少称许别人，不随便与人苟同，憎恶坏人的心情很强，因此没有做到卿佐之位。我唯独特别敬重他。因为曾写诗文赠送他离去，所以至今没有忘记他。福建参政宋彰是交阯人，同宦官大多有亲近关系。他过去侵吞搜刮所得的银子以万计，馈赠给王振，于是升任左布政使。到了任所，计算经营所花的费用，核查各户并向他们征收。贫困而无力承担的人，受到他的逼迫尤其严重。于是，邓茂七聚集众人做盗贼，乘势而起，终于无法遏制。不到两个月，天下震动，听到风声便纷纷起事，像烈火烧遍原野一样无法扑灭，人心就是这样容易动摇！

译自从王振专擅权力以来，向上触犯天象，灾异接连出现。王振丝毫没有警醒畏惧，凶狠更加厉害，而且忌讳谈论灾异。起初浙江绍兴的山移到了平田中，百姓向官府报告，官府不敢上报。后来又发生地震，遍地长出白毛，上奏时却把它当作平常之事。又有陕西两处山崩，压没了几十户人家；一处山移动时发出声响，叫了三天，移动了几里，也不敢详细上奏。又黄河改道向东流入大海，淹没了一千多户人家。又有王振在内府乾方新建的住宅，不到一会儿便被一场大火烧光。又有南京的殿宇被一场大火烧光；当夜下大雨，第二天殿基上长出了两尺高的荆棘。于是才下诏赦免。盗贼无法遏制，蝗灾无法消灭，上天的意志已经无法挽回了。胡人乘机大举侵犯边境，军情十分紧急，每天上报几十次已已。秋七月，王振不与大臣商议，挟持天子率军亲征。第二天退朝后，他让皇帝宣布出师。又过一天便出发。大臣仓促之间来不及进言，各自退下等待。我和验封郎中赵敏认为敌势猖獗，皇帝不应出征，便向冢宰禀报，于是约集大臣上奏章请求留住皇帝，但没有被采纳。第二天，皇帝出发，总兵官以下也都事先不知道，军士全无准备，文武大臣都匆忙失措地跟随而去，天时、人事极其不顺。到了龙虎台扎营，刚敲第一通鼓就发生了虚惊，众人认为不吉利。第二天经过居庸关，再过一天经过怀来，又过两天到达宣府，连续多日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人心骚动，军情更加紧急。随驾的文臣接连上奏章请求留住皇帝，王振更加恼怒，都命令他们略过军阵。第二天将要经过鸡鸣山，众人都感到危险，没有不叹息、怨恨的。我无法抑制愤怒，便同三五名御史约定，说：“如今皇帝蒙受尘辱，六军士气衰弱，人人都对王振咬牙切齿。如果能借一名武士的力量，在皇帝车驾前揪住王振并砸碎他的脑袋，数说他专权误国的罪行，然后派遣将领率兵前往大同，皇帝就可以返回了。”想找英国公谋划，却没有机会。最终仍然继续前进，人人都自危。不到十天，士兵已经缺粮了。正值秋天，田野里庄稼遍地，却被沿途抢掠一空。将要到大同时，路上尸体遍布，敌寇也故意退避，等待我们深入。到了大同，又想向北进军；因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秘密说军势绝对不可继续前进，王振才有了回师的意思。第二天班师，刮起大风。到晚上雷雨交加，满营的人畜更加惊恐。后来又连日雷雨，满营经过宣府，敌寇追赶而来。第二天在土木驻营，宣府的报告送到，便派成国公率五万军队迎敌。成国公勇敢却没有谋略，冒然进入鹞儿岭，胡寇在山的两翼拦截夹攻，把这支军队几乎杀光，于是乘胜抵达土木。第二天巳时，敌寇合围，大营不敢行动。这天是八月十五日，快到中午时，人马已经两天没有喝水，渴得厉害，挖井挖到二丈深，仍没有泉水。敌寇见大营不行动，便退去围困。于是迅速传令抬营，向南行进寻找水源。走了三四里，敌寇又重新包围，从四面攻击，大营中竟没有一个人与之交战，全都解下铠甲、脱去衣服等待死亡，或者逃奔。营中尸体层层堆积如山。幸而胡人贪图财利，不专门杀人；二十多万人中，受伤的占一半，死亡的占三分之一，骡马也有二十多万，衣甲、兵器全被胡人夺去，装满车辆后返回。自古以来胡人从中原得到的利益，没有比这次行动更大的，胡人自己也说收获超出意料之外。何况皇帝的车驾又被他们俘获，难道是偶然的吗！英国公是文庙的功臣，平定交阯回来后，进爵为公，地位在群臣之上。宣庙时，汉府秘密派人同英国公谋划，英国公立即把那人捆绑起来，向宣庙报告，使宣庙及早察觉，事情也容易扑灭。宣庙因此更加看重他。到了顾佐任都御史时，认为应当保全功臣，解除英国公的辅兵权，而皇帝的宠信赏赐没有一天停止。正统年间，也没有衰减。他安享福禄和荣誉名声二十多年，天下倚重他，四夷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声；其余勋戚、文武贵臣，没有人敢同他并列而以平等礼节相待。到了王振专权，他把勋戚、大臣看作属吏，唯独对英国公加以礼敬，不敢怠慢，并且告诫子侄要敬重英国公的兄弟。英国公既已衰老，也向王振屈节以避祸，最终死于土木之难，只能用衣衾下葬。英国公为人少言少笑，体力超过常人，敬重读书做官的人，是本朝武臣中的第一人。

译正统十四年春，北方胡虏派二千多人来进献马匹，却上报说是三千人。权臣恼怒他们欺诈，削减马价，胡虏使者回去报告后，于是失去了和好。秋七月，胡虏将领也先等大举入侵，锋芒不可抵挡；大同失利，边将中有人弃城逃走。权臣挟持天子亲自出兵，百官上奏章恳切请求留驾，皇帝不听，被催逼着出发。到了大同，见胡虏势力猖獗，才开始害怕，随即回师。到了土木，正逢兵将没有斗志，人马饥饿困顿，胡虏来袭，前锋无人能够抵挡；胡虏追击并包围我军，我军大败，于是皇帝的车驾被俘，皇帝被拘禁在胡虏朝廷。那天是八月十五日。天下听闻此事，惊恐不安，幸赖今上皇帝以大弟的身份即位，尊兄长为太上皇，人心才开始安定。然而上皇身在胡虏之中，一年多来音信不通。有从胡虏营中逃回的人，才知道上皇平安无恙。胡虏也派使者来通报消息，但他们狡诈虚伪，不可相信，因而还不能派使者前往答复。左都御史杨善慨然想要前往，皇帝同意了。众人都感到危险，杨善说：“上皇在胡虏朝廷，享受君主俸禄的人，内心能够安宁吗？这是做臣子的效命之时。”于是出发。到了胡虏境内，胡虏将领也先秘密派了一个聪明机灵的田氏来迎接，同时探听他的意图。相见时，他说：“我也是中国人，被俘虏到这里。”于是问起从前土木之围时，南朝的军队为什么脱下铠甲逃跑。那人回答说：“太平日子太久了，将领和士卒彼此安逸。何况这次出行只是扈从随驾，初五日接到命令面对敌人；因为四方没有忧患，只是修建寺宇罢了，哪里曾经操练过！被你们的虏兵突然冲杀，怎么能不逃跑？不过，你们虏人侥幸取胜，也未必就是福气。如今皇帝即位，聪明英武，听取劝谏像流水一样。有个人献策说，虏人敢进入中国，只是凭借良马，能够攀山越岭，越过关隘而来。如果命令沿边一带的守军，都制作铁顶的橛子，上面留一个孔，安上尖头的锥子；凡是人马经过的山岭，都遍地下这种锥橛，来者没有不受伤的。皇帝就采纳了他的计策。又有一个人献策说，如今大铜铳一次只装一枚石炮，所以打中的人少；如果装入鸡蛋大小的石头一斗，发射出去后石头会迸散到数丈宽，打中人马就会死亡，命中最多，也采纳了他的计策。又有一个人献策说，广西、四川等地射虎用的弩弓，所用毒药毒性最强；如果把这种毒药涂在箭头上，一旦射中皮肉，人马就会死亡。如今也采纳了他的计策，已经取来了这种药，在天下选出三十万名有力、能够射箭的人加以操练；还曾拿罪犯来试验，箭射出去只要碰到皮肤，人就会死亡。” 又有一个人献策说：“如今使用火枪的人，虽然有三四层；但他看见前面发射过了，正在重新装药，就会纵马冲来践踏。如果制作大号的两头铳，装入数枚铁弹子，涂上毒药，排列在四层火枪之后，敌马一来就同时发射，都会把马腹打穿。曾经试验过，三百步以外的目标也都能如此。”献计的人都升官加赏。天下有智谋的人听说后，没有不赶来的。操练出来的军马又精锐，可惜没有用上！”虏人问：“怎么会没有用？”那人回答说：“如果两家讲和了，还用得着这些吗？”虏人听到这话，暗中离去，把情况报告了上去。第二天，他到营中见也先。也先问：“你是什么官？”他回答：“都御史。”也先说：“两家和好已经许多年了，这次为什么扣留我的使臣，减少我的马价，把给我的缎匹一匹剪成两匹，又把我的使臣关在馆舍中不让出来？这样计较和防范，究竟是为什么？”他回答：“从前你父亲派使臣到太宗、宣宗皇帝面前进马，不过三十多人，所索取的物件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也没有这样计较，一向都很和好。如今你派来的使臣多达三千多人，一见到皇帝，每个人就赏赐织金衣服一套。” “即使是十几岁的孩子，也同样在殿上设宴赏赐。为什么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官人的面子好看。临走时，又增加赏赐，派人送他们回去。哪里曾经扣留过他们？也许是他们带来的小厮，到中国后做奸犯盗，害怕使臣知道，便从小路逃走了；或者遇到虎狼，或者投奔了别处，中国留下他们又有什么用？至于减少马价，也有缘故。上一次，有位官人寄了一封信，让使臣王喜送给中国某人；恰好那人不在，误被吴良收下，送进朝廷。后来那人害怕朝廷怀疑责怪，就结交权臣，借机说：‘这次进献的马，不是正规的头目，怎么能一律赏赐他？’因此减少了马价和缎匹。等到那人送使臣回去时，反而说是吴良用诡计减掉的，想让官人杀死吴良，没想到果然中了他的计。”也先说：“者。”胡语中的“者”，是应答之词。随后又谈到买锅的事情。这种铁锅产在广东，距离京师一万多里；一口锅卖两匹绢，使臣去买时，却只给一匹，因此争吵起来。卖锅的人关门不卖。皇帝怎么会知道这件事？譬如南朝人问使臣买马，价格少了便不肯卖，难道是官人吩咐他这样做的吗？” 也先笑着说：“者。”又说剪开缎匹的事，是回回人做的；他把一匹剪成两匹，送给官人充作路费。如果不信，就去搜查他的行李，好的缎匹都在那里。也先说：“者！者！都御史说的都是真话。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都是小人从中挑拨坏事。”因见他所说的意思已经转为和解，又说：“官人是北方的大将帅，掌管军队，却听信小人的话，忘了大明皇帝的厚恩，竟来杀掠百姓。上天爱惜生命，官人却喜好杀戮。把无罪的百姓掳走，其中有思念父母、妻子而逃跑的，抓住后就剜心摘胆，让他们高声呼喊痛苦，上天难道听不见吗！”他回答说：“我没有命令他们杀人，是下面的人自行杀的。”又说：“如今两家和好如初，应当赶快发布号令，收回军队，免得上天发怒降下灾祸。”也先笑着说：“者！者！”又问：“皇帝回去后还会继续做皇帝吗？”他回答：“皇位已经确定，难以再次更换。”也先说：“尧、舜当初是怎么做的？”他回答：“尧把帝位让给舜，今天是哥哥把帝位让给弟弟，正和尧、舜一样。”有个知院伯颜帖木儿说，应当把这个使臣留下，再派人去询问，让这位皇帝继续做皇帝，然后再放他回去。

译有人说：“不这样，就不要放他回去。”也先说：“当初我要求你们派大臣来迎接，既然已经派来了，却又再去询问，是我失信了。让他迎接皇帝回去吧！”有个平章昂克说：“你来迎接皇帝，带了什么财物来？”他回答：“如果带着财物来，后人会说官人爱钱；如果空手来迎接，就能看出官人有仁义、能够顺应天道。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好男子。我负责修撰史书，会把这些详细写上，让万代的人称赞你。”也先笑着说：“者！者！都御史写得好。者！”第二天，才得以见到太上皇帝。次日，也先设宴为上皇送行。也先亲自弹琵琶，妻妾奉酒。也先说：“都御史请坐。”上皇说：“太师让你坐，你就坐吧。”他回答：“我虽然身处草野，也不敢失去君臣之间的礼节。”也先回头赞叹说：“礼数很好。”宴会结束后，也先送上皇离去。第二天，又设宴为使臣送行，直到午后才结束。再过一天，伯颜陪同上皇送行。又过一天，为使臣送行。次日，车驾出发。也先率领众头目罗列拜礼告别。伯颜帖木儿率领大军护送，到野狐岭时，痛哭着告别离去。也先仍命令大头目率领五百名骑兵，护送到京师。走了几里路，忽然有五十多名骑兵追来，上皇脸色大变，大为惊恐。等他们赶到，原来是平章昂克因回头打猎，射得一只獐子，前来进献；行礼致谢后便离去了。车驾进入关隘，护送的头目紧跟着上皇，寸步不离。到了东华门，停下乘舆，揭帘看见上皇进入大内，随后才回到馆舍。这件事虽然是由于也先一辈子屡受朝廷恩惠，但一个善念一旦产生便不可遏止；假如不是使臣怀有忠义之气，发言应对无穷，能够震动众人的视听，暗中挫败凶恶之心，从而开启他向善的心念，那么他未必不会犹豫拖延，反复索取利益。怎么能在一天之内慨然毫无疑虑地答应，让车驾从无法出去的境地返回呢？前代如晋、宋，数位皇帝陷入敌境，迎接他们却不能成功，只能眼看着他们受辱罢了。唉！这样的使臣，千年才有一个而已。李时勉在翰林任职时，直言进谏，仁宗发怒，命力士打了十几下瓜棍，但没有把他打死。等到宣宗即位，察知他的忠心，又召回翰林，授任学士。从此以后，便没有听说他再直言进谏了。正统年间，他任国子祭酒，仿照胡安定的教条，根据学生各自的资质加以培养，使诸生精神振作、奋发成才，于是盛极一时。他对待诸生，恩义全都尽到了：有人生病，就请医生调治；有人死亡，就资助棺木和殓衾，并写文章祭奠。后来王振恼怒他坚持儒家礼法，捏造罪名，把他用枷锁锁在监门处。诸生不忍心，愿意代他受刑的人很多，他因此获免。不久，他请求退休归乡。士林都很推重他，也可以说是明智地保全自身了！锦衣卫指挥马顺，正统初年想要逞威，被御史弹劾。等到王振专权，马顺便向他献媚依附，王振把他当作爪牙。翰林侍讲刘球进言说，权力不可以向下转移，王振发怒，想依法处置刘球，马顺便迎合王振。恰好有翰林官董璘也进言，希望担任太常卿来奉事神明。马顺就依照王振的意思，严刑拷打董璘，逼他招认是刘球策划了这件事，并在朝廷上把刘球揪走，肢解了他的身体。从此，众人更加畏惧马顺。自府、部、台、宪以下，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听从他的指挥、奔走求进以及前来请托的人挤满了门庭，贿赂礼物几乎没有一天间断。王振更加宠爱他。等到王振在土木之变中失败，众人恨得咬牙切齿，弹劾他擅权误国的罪状。马顺还加以回护，在宫阙前公然为王振辩护。众怒再也无法忍受，众人直截了当地把他揪出来，乱拳殴打，直到打死，民情才开始舒畅。马顺身体肥胖，尸体暴露在长安门外，憎恨他的人仍不停地殴打。众人想没收他的家产，却被宦官阻止了。这可以作为依附权势者的警戒。刑部尚书魏源为人洒脱豪迈，与众不同。他曾任河南布政，遇到事情总是挺身向前承担，百姓感念他的恩惠，凡是出巡的人也都让着他。他在刑部任职时，并不刻薄。他对待僚属，若见解有不合，便大怒，好像无法化解；怒气过去后，如果在别的事情上意见相合，又会嬉笑交谈，好像从未发过怒。僚属因此敬畏他。只是他任御史时，被一同出巡的人搜出私人物品，收押押解到京师。几十年后，那人因其他罪名被谪贬流放，魏源以罪犯解送到刑部时，仍然报复旧怨，作出决断并羞辱他。清议因此稍稍贬低他。然而他毕竟也是有名的卿才，属于大夫一流人物。都御史洪英是福建人，考中省元、会元，任为文选主事时，文辞新颖奇特，升任考功郎中，士林都很看重他。不久升任山东左布政，历任升迁到都察院，始终没有到京师任职，宦官不认识他。等到他前往浙江考察时，被黜退的官员胡乱诬告他，并且加以诽谤诋毁；朝廷来不及查察，就罢免了他的官职，命令他退休。两三位大臣虽然知道其中缘故，却没有能力扶持他。当时朝中的官员都是后进，不了解他的为人。他离去以后，大家才惋惜他。真是儒雅君子！他的举止好像迂腐，而处世又像漫不经心，因此被那些机诈聪明的人讥笑。刑部尚书王质起初由教官推荐，授任御史，历次升任参政、布政、侍郎，每个职位都只任满一考，有的甚至还没有任满一考。他在蜀地以廉洁著称，出巡时只吃蔬菜，因此蜀人称他为“王青菜”。在山东任职时有恩惠施及百姓，被召回授任地官，舆论都很欢喜。等到升任刑部，僚属却不高兴，他的言行有时过分，比以前稍有改变。不久，因为失去囚犯而被降职。他学问非常广博，写文章有时却不流畅，评论者说他好像蜜蜂采集花朵，却不能酿成蜂蜜。吏部尚书魏骥是浙江人。起初任松江教官时，孜孜不倦地培育人才。住在学中的诸生等到一更结束，他一定带着茶前去察看；见到有人还在读书，就供给一盏酒，然后返回。到三更将尽时，他一定带着粥一同前往；如果还有人在诵读书籍，就供给一碗粥，并且称赞他们勤奋。这样的巡视也不经常进行，大约每十天一次。士子们都感激他，后来从他门下出来的人中，显达做官的很多。他任考功员外郎时很有声望，升任太常少卿，授任吏部侍郎，不久升到太宰。他特别尊崇斯文，生性爱好吟咏，身体瘦削，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宦官王振也很敬重他，称他为先生。有人带着见面礼来，只是一只鸡，王振也不计较。他以年老请求退休，士林都称赞他。陈鉴为人忠厚端正谨慎，任都御史，镇守陕西，使百姓依赖他而安定了十多年。百姓见他胡须漂亮，称他为“胡子爷爷”。每次他回朝，百姓一定在道路上拦住送行，舍不得他离开；等到他赴任镇守之地，又一定欢欣鼓舞，迎接他数里。有时遇到久旱，他一到就能得到降雨；发生饥荒时，他一定赈济，百姓更加拥戴他。只是他的内心仁慈宽恕，后来流于施加私恩，同僚因此稍稍轻视他，他也不与人计较。身居台端而激励举荐人才的志向有所缓慢，但仍不失为长者。他因病退休，了解他的人都羡慕他。

译霸州守张需长于治理百姓。他先前辅佐郑州时就很有声望。那里有一条渠道淤塞，水田因此荒废了几十年，历任守令都不能疏通。张需刚到任，守令提到这件事，害怕动员众人；张需前去察看，对他说：“如果给我若干人，三天就可以完成。”守令感到奇怪，以为他在说大话。张需于是召集人员，得到所需的数目，让每个人都带着器具，按照分工和尺寸施工，众人争相尽力，三天就完成了。守令前去查看，大为惊讶，以为有神相助。等到张需任霸州守，看见百姓中游荡而不从事生产的人很多，就在每个里设置一簿，列出各户；每户分别申报男女、老幼、人口数，分配应当种植的粟、麦、桑、枣，纺织工具以及鸡、猪的数目，并把这些全部公布告知。空闲时就下乡到各户，拿簿册核验，缺少的便处罚。于是百姓都勤劳用力，没有办法偷懒怠惰。不到两年，家家都有固定产业，生计日益兴旺。这就是用谋求生计的办法来役使百姓，效果竟然如此容易。后来他因朝见之礼到京师，于是受到表彰优异的典礼。不久京畿发生蝗灾，他捕蝗有方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行到他的辖郡，对此感到奇异，便把他的方法下发给各郡，众人都觉得便利。有牧马的人扰害百姓，张需便鞭打了他。负责牧马的人向宦官王振进谗言，王振派人逮捕张需下狱，严刑拷打，几乎将他打死，最终把他贬谪戍守边城。人们都为他感到惋惜，却没有谁能够救他。兵部尚书邝埜起初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时，就很有声望。他的父亲家教极其严格。邝埜曾用俸禄换了一件红褐色衣服寄给父亲，父亲大怒说：“这个儿子竟然如此不成材！你掌管一方的刑名，不能洗雪冤屈、施恩于民使百姓安定，却索取这种不义之物来玷污我。”随即封好退还，并写信责骂他。邝埜想见父亲却见不到，因为父亲以教职闲居，秋闱聘请主持考试、评定文章的人时，邝埜便和同僚商量，前去邀请他的父亲。父亲大怒说：“这个儿子真无知！你身居宪司，我做考官，怎么防范？而且还会给别人留下讥诮的话柄！”又写信责骂他。邝埜只是一念孝心，为了这件事不顾其他；接到信后便跪着诵读，流泪接受父亲的教诲罢了。后来任府尹，更加砥砺操守，声望和身价越来越高。被召任兵部侍郎后，端正谨慎、小心办事，处理事务周密，最终死于土木之变。士林都为他惋惜，清议没有贬低他。我的同榜状元曹鼎，为人豁达通达、俊秀爽朗。起初任校官时不高兴，希望得到一个事务繁重的职位，于是改任泰和典史。他更加勤奋求学不倦，又重新研习举子业，终于考中进士。西杨先生赞赏他的志向，推荐他进入经筵，后来又入阁参与政事，士林都以此为荣。自东杨去世以后，大事多由鼐裁决，他明敏的才干与东杨颇为相似。即使王振专横跋扈，他也委曲地加以礼敬，最终死于土木之难。刘子钦是江西人，最精通举子业。他由省元考为会元，即将参加殿试。解缙在翰林任职时，曾在会见之间称赞他说：“状元应当属于你了！”刘子钦因此自负，丝毫不谦让回避。解缙轻视他，暗中把题目的意思透露给曾棨。第二天廷对时，刘子钦所写的策论最为详细，几乎写到一万言，于是中了状元。刊列十人之后，才轮到刘子钦，把他的自负压了下去。后来刘子钦最终只任教职，名位终究不显达。曹端任教职时，专心研究穷究事理的学问。他在霍庠任职，培养造就士子，务求亲身实行、切实践履；弟子离开学校后，也都循序渐进、端雅整饬，遵守他的教诲，不忍心违背。后来他调任蒲庠，霍庠的士子争相挽留他而不肯放手；他最终离开霍州时，全郡人都罢市，在街巷中哭泣，连儿童也悲伤落泪。他坐席下两块砖上双足所站的地方都磨穿了，可见他静心专一的功夫很深。地方长官身居重要职位，也不敢以属官之礼对待他；到了他的郡中，一定恭敬地拜访他。凡是考核各庠的生员，一定请曹端主持取舍，事情办完才回去。父亲爱行善、信奉佛教，后来听到曹端讲圣贤之道，便跟从他学习。于是曹端写了《夜行烛》一书，和父亲一起诵读。他所著的《四书说详》《太极图解》以及诗文数十卷，流传于世。襄城伯李隆，资质丰厚，性情凝重，器量气度宏大深远。他镇守南京几十年，以镇静安定那里，最能识大体；他的富贵尊严可以和王者相比，却一向尊重斯文，尤其恭敬地以礼接待儒者。因此上下官僚无不敬畏他。比如祭酒陈敬宗先生到他家去，他一定设法殷勤挽留，直到喝醉才让他回去。士林称赞他，仰慕他的风采。三杨学士极其看重和喜爱他。正统年间，他因为得人心而受到猜疑，被召到京师；为了自我保全，开始亲近声色歌伎，几年后终于死在宅第中。此后继任他的人多次更换，始终没有人能够接替他。都御史轩輗天性清廉耿介。他起初考中进士，前往淮上催收粮赋。当时正值严冬，乘船行进时忽然落水，随即被救出，衣服全都湿透了。有人拿一床绵被给他裹上，他却因裹着不能出来，有司急忙替他缝制了一套衣服，他也拒绝不用，只等原来的衣服晾干。后来他担任御史，独自树立了清廉如冰、坚贞如蘖的声名。因得到当权者任用，又被推荐为浙江按察使。前任使者林实在任时，富贵奢华几乎可与王者相比，衣服、饮食和器用都极其精巧。等到轩輗任职后，一切供给全都取消，俸禄之外一文不取；亲自只穿一件青布袍，四季不换，破了就补；蔬菜也不嫌弃，中午只吃一枚烧饼而已。他与僚属约定，每三天各自按照廪米的时价买一斤肉，人数多的也同样如此，大家都无法忍受。有僚属因此减少往来，回到故乡；有时旧交来求见，他只留对方吃一顿饭，最厚重的待遇也不过杀一只鸡。僚属见了都感到惊异，认为这种举动实在难得。除此之外，他盘中只有一种肉食而已。忽然听到父母丧讯，第二天就动身，甚至还有僚属尚不知道。后来他因亲丧未满而被夺情起复，颇以清廉自负。他又嗜酒，无论是在公宴上，还是与僚友宴饮欢乐时，都一定喝到醉，借着酒意戏弄、辱骂别人。士林因此轻视他。后来他任台宪，总理南京粮储，清廉操守更加坚定。张都宪设宴聚会各位僚属，他唯独不去。后来有人把宴席上的食物送给他，他也不接受。众人都认为他孤僻。大概古代那些性情狷介的人，虽然有时做得过分，但也能激励人们抑制贪风。唉！如今的仕途中，像这样的人，真是鸟群中的孤凤啊！

译处士吴梦，字与弼，是抚州人，司业溥的儿子。他读书探究事理，多次被征召都不肯出仕。他不教人应试求取功名，弟子来跟随他学习的，他只给他们讲道而已。父亲在京城时，命他回乡，办完婚事后再来。等他到达京城，举行亲迎礼后，却不行合卺礼，另乘一条船赴京，拜见父母完毕，才进入内室。祭酒胡俨是他父亲的朋友。吴梦从京城回到家乡后，前去拜访胡俨。到了大门口，他行了四拜便退下。第二天又到胡俨宅中，这才请求见面，说：“昨天已经行过拜礼，今天只行长揖礼。”胡俨问他原因，他说：“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如果当面下拜，恐怕会使您劳累。”他凡事都像这样。有来跟随他学习的人，他不接受拜见时所送的礼物。有的人极其诚恳恭敬，他姑且收下，但并不动用；后来如果那人有过错，就把所收的礼物退还给他。他推辞做官，也不教人谋取功名；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的食物，他不吃，不从别人那里拿取一丝一毫。有时亲自参加农事，弟子也跟着出力，许多人都不能忍受这种劳苦。他亲身实行、努力实践，乡里人也受到感化。从前闽中盗贼兴起，四方动荡，听说抚州有富户的人，也想趁机劫掠富家。吴梦很早就察觉了，天一亮便对那些富户说：“应当把积存的粮食分散出去。”于是大家都听从了他，一方终于安定下来。他能够自我尊重，不随便同人交往，师道尊严。他喜爱读书，字体奇特古雅，自成一家。他不拘泥于文字形式，闲暇时就吟咏事物、陶冶情趣，胸襟高远开阔。凡是经、史、子等典籍，以及天文、兵法、阴阳、医卜，没有不通晓熟悉的。杨溥先生非常器重他。两次推荐他出仕，他都没有起身应召。他曾说：“宦官、佛教徒不除掉，却想使天下得到治理，难啊。必须除掉他们，我才可以出仕。”众人都笑他迂腐。曾经见到他的《咏桃》诗，诗中说：“灵台清晓玉无瑕，独立东风玩物华。春趣夜来深几许？小桃又放两三花。”其中有曾点那样的气象。各地的名公都很敬重他的为人，分巡官到那里时，大多前往他的宅第拜访。运使韩伟是温州人，身材魁梧，仪表端庄稳重；他任御史时声名卓著，擒获妖盗有功，朝廷以男妇数口作为酬赏。他出巡河南时，镇定而有法度，一方百姓都仰赖他。全省上下都说，先前出任巡抚的十几个人，有的过于刻薄，有的凶猛严厉，有的贪婪怯懦，有的矜持炫耀，有的轻佻浮薄，有的奸诈诡谲，有的愚昧昏暗，从来没有像韩伟这样的人。后来接任他的十几个人，也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后来他调任河东运使，清廉操守十分显著，提出并办理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创立学宫，延聘师儒，选取属户子弟中优秀的来教育他们，后来相继有人考中科第，人才于是兴盛起来。他天性极其孝顺，因为母亲年近白发仍在堂上，多次请求致仕；又因患软疾，两腿不能行走，但朝廷也不准他离任，最终死在任所。士林中人都惋惜他的官位没有达到与其德行相称的程度。我到蜀中担任考官时，始终以这颗心面对天地鬼神，平心静气地应对事务，把自己比作明镜，使万物的形态都无法隐藏，美丑自然分明；一定要事先询问访察，才能做到这样。我自认为，被黜退的人大概没有受到冤枉。有的人罪过并不严重，只需衡量轻重，表示责罚和惩戒，使他们改过自新。期间有的被黜退得还不彻底，我自认为宁可失之于宽厚；何况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有的人可以取用他的长处而舍弃他的短处。无奈小人仍然感到不满足，妄加议论是非。大概剥夺人的爵位，不可能不招来怨恨，原因就在这里。由此看来，掌权而不遭受诽谤，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说自己所做的事问心无愧，感情上也不可能没有怨恨。只是对那些人，我连秋毫也没有侵扰；不只是蜀中的士人百姓知道这件事，连那里的山川鬼神也无不明察。假使我稍微涉及私心，又凭什么为自己解脱？等到看到那些暗中胡作非为的人，满载而归，反而没有受到是非困扰，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定西侯蒋贵起初只是行伍中的一个小卒，凭借功劳逐级升迁到这个地位。他作为将领，能够和士卒同甘共苦。凡是出境捣毁贼人巢穴，衣粮器械都不役使一人携带，而是亲自带着前行，和士兵没有不同。到了临战列阵时，他一定身先士卒，直冲敌阵，敌人全都溃散；他的子弟和士卒像蚂蚁追随一样跟在后面，以死力向敌人进攻，因此往往能够取胜。他每次获胜，从来没有不亲手杀死几十人的。可惜的是，他不识字，因此在谋略方面有所欠缺，必须得到军师帮助才能成功。然而他天性朴实，能够忘掉自己的权势，听从别人的指挥，丝毫不计较；他不只是一个勇将而已。他的威名震动边疆各族，西羌、北虏无不畏惧仰望他，而他在麓川的功绩也很伟大。把他同名将相比，大概也只是略居其下吧！户部主事王良，机谋超过常人，具有统御众人的才干。他因文庙而知名，受命督办口外粮饷，威名声势大振，凡是军卫和有司无不畏惧服从。他一出境，边卫从指挥以下，几百里内都前来迎接，有人替他在前面引路并背负弓弩。边将也敬畏他。英国公没有敢同他抗礼的，出师在边地时，也放下身段同他交接。后来即使有尚书、侍郎接任办理这件事，虽然名位只是更高，众人却不像畏服王良那样畏服他们。后来他与主事刘良结怨而相互诉讼，最终证明了他的冤屈。可惜他的官位止于此处，后来因年老患病而致仕。他真是一个奇特豪迈的人。昌平侯杨洪起于行伍，生长在边地，有机智权变，善于使用诡诈之道，多次建立边功，逐级升为将帅。他能够使用奇兵；如遇到胡虏军队，一定攻击其空虚之处，或者出其不意，善于劫掠营寨，胡人畏惧他，称他为杨王。然而自宣德以来，胡人与中国和好，每年进献马匹并进行货物贸易，中国对他们薄来厚往，从未大举入侵；有时扰乱边境，也不过是朵颜一类的人，或打猎，或抢掠，多不过一百多骑，少的只有十几骑而已。杨洪凭这些事情建立边功，大体上都是用诡诈之道取得的。到了正统十四年，虏酋也先大举入侵，杨洪在宣府惊慌失措，闭门不出。像土木之围那样的情况，如果杨洪能够从后面冲击敌军，就一定不会有这次失败。等到胡人俘获上皇，来到城下，呼喊他，他也不出兵救援；面对君父的危难，他一点也不当作紧急之事，由此可知他的心迹了。后来他到了京师。正值虏势猖獗、人心惊疑之际，人们考虑到他是边地旧将，于是晋封侯爵并任用他，但他最终不能挫败贼军的锋芒，不久便因病去世。不过，在边地将领中，他的纪律相当严明，士卒也肯效死，是一时杰出的将领。户部尚书王佐是山东人，仪表凝重，器度深厚。他起初任给事中，奏对时声音洪亮。升任户部侍郎后，很有大臣的风范，立心忠诚宽厚，具有爱护百姓的心意，士林都很敬重他。他同人交往时，敞开心胸、显露真诚，坦荡自然，毫无疑忌，光明正大。即使政务纷繁聚集，也从未荒废学习，常常以不如别人为耻。读书时遇到有不通晓的义理，一定向阁下请教。先生后来死于土木之难。他大概具有笃实君子的风范，众人都为他的死感到惋惜。

译户部侍郎焦宏的父亲起初任萍乡丞，曾经把自己不是通过科举取得出身引为遗憾。一天，他与同僚朋友宴饮欢乐，县里那些曾经出仕在外、如今回乡养老的人也在座。谈到出身的高低，他的父亲非常惭愧地回去了，对他的儿子焦宏等人说：“你们兄弟应当努力专心学习，求得科举出身，为你们父亲争口气。”焦宏因此发奋努力，终于考中进士，乡里人都以此为荣。焦宏任御史时表现出色，受到阁老器重，被推荐为副臬司，不久升任方伯，江西人既畏惧他又爱戴他。等到任户部官员时，声名更加显著。他为人爽朗和乐、通达变通，和气洋溢在谈话交往之间；尤其对乡人宽厚。他的儿子焦钝后来也考中进士，任兵部主事。论说我郡当今的门第和世代功业，没有哪一家能超过他们。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十分卑微，起初任巡检。他得到一种奇异的技艺，能够熔炼白金；凡是宝玉器物有损坏的，都能修补得像原来一样。宣庙知道此事后召见他，试验他的技艺，果然如此，于是授予他这个官职。每次要施展这种技艺，都一定把他带入宫内办理；即使是与他关系极为亲近的中官，也不能到他的所在之处。朝廷给他的赏赐很多，后来又停止让他施展这种技艺。宣庙初年，想起用旧臣，召来蹇义等几个人优待他们，他们全都忙于模棱顺从、承迎皇意。只有户部尚书黄福坚持正道而不阿谀奉承。皇帝命他看戏，他说：“臣的性情不喜欢看戏。”皇帝命他下围棋，他说：“臣不会下棋。”皇帝问他为什么不会，他说：“臣小时候父亲和老师管教严格，只教我读书，不学没有益处的事情，所以不会下棋。”皇帝心里不高兴。过了几天，下敕说黄福年老，不必让他处理政务，调任南京户部，给他优厚清闲的待遇，实际上是疏远他。假使蹇义、夏原吉诸公都能这样坚持正道，他们的权势未必会全被疏远，那么君主的德行就可以得到修养，天下也可以得到治理了。起初，文庙命学士解缙评论十位大臣怎么样，解缙每人用八个字下断语，首先称许黄福；其余的人各有得失，众人认为这是确切的评论，这件事也记载在解缙传中。文贞在本朝是杰出人物，若把他同宋代公卿相比，最终还是有所惭愧。试举一两件事比较：王文正因为张师德两次登门拜访自己，厌恶他奔走钻营，终身不任用他；文贞不但不举荐那些登门求见的人，甚至在举荐所知之人时，反而以自己不认识为由加以阻止；那些应当安静退处、守住本分的人，也就不从他门下出来了。文彦博因为唐介攻击自己而被贬谪，仍多次上奏申救，后来终于举荐任用唐介。文贞却把攻击自己的人视为轻薄无聊、惹是生非，必定想把他黜退，甚至终身禁锢不许出仕。他同那两位公卿所做的事，相差多么远啊！胡顺庵在急流中勇于退隐，并不是因为有高尚的志向，实际上只是不愿处在同辈之下罢了。看他在乡里时，仍然倚仗当权朋友的声势来抬高自己；在当地做官的人都躲避他，不愿同他计较。他对诗文，写成就立即刊刻流传，而且还没有达到好的境界；拿这样的作品传世，究竟有什么益处呢？不过是自己暴露出学问浅深罢了。文庙渡江时，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周是修等人都在朝中。只有周是修穿戴好衣冠，前往应天府学，拜过宣圣遗像后，亲自写了一篇赞辞，系在衣带上，在东庑下自缢，可以说是从容赴死的人了。各位公卿起初也曾约定一同赴死，后来却都背弃了约定，实在有愧于死者！后来解缙为他写墓志，杨士奇为他作传，并且对他的儿子说：“当时我也一同死去，谁来给你父亲作传呢？”有见识的人都讥笑他。各位公卿没有为建文之难而死，同唐代的王珪、魏征没有什么不同。后来即使有所功劳，又哪里足以赎清这项罪过呢！解缙的才华尤其高超，假如遇到唐太宗，他所提出的议论和劝谏，难道会低于魏征吗？如果他留在仁宗、宣宗时期，事业一定会有值得称道之处。杨士奇等人远远比不上他。杨士奇晚年溺爱他的儿子，不知道儿子的恶行，最是败坏道德的事情。各地的藩司、臬司、郡县官，或者出巡的官员，看到他儿子暴虐蛮横，带着实情来报告，杨士奇反而怀疑他们，一定把这些人的话写信告诉儿子说：“某人说你这样，果真如此吗？如果是这样，就改正它。”他的儿子杨稷收到信后，反而诋毁那些人说：“某人在这里这样做事，男人因为乡里关系，妨碍了他的行动，因此用这些话诬陷我。”杨士奇从此不再相信那些说他儿子坏话的人。有人阿谀依附，称赞他儿子的好处，他就认为确实如此而感到高兴。于是，他儿子的恶行再也听不到了。等到受害者接连上奏，列举他儿子的恶行，朝廷仍不忍心加罪于他，把奏状交给杨士奇，他便说：“是身边的人不好，帮助他做了坏事。”后来有人上奏说，杨稷已经杀了几十个人，恶行不可胜说，朝廷不得已，只好把他交给法司处理。当时杨士奇年老多病，不能起身，朝廷还特别加以慰问安抚，怕使他忧虑。过了一年多，杨士奇去世，朝廷才依法审理他的儿子，将其斩首。乡里人预先写好祭文，列举他的恶行并广为传播，天下人都传诵这篇祭文。高庙也难以接受劝谏。翰林编修中有一位姓张的人，能够直言进谏，到了高庙不能容忍的程度，便被贬为山西蒲州学正。按照惯例，逢庆贺时要撰写表文。高庙阅览表文时，认出了他的姓名，看到表文中有“天下有道”一句，又有“万寿无疆”一句，便发怒说：“这个老家伙还在诽谤我！”他怀疑“疆”和“道”两个字含有诽谤之意。立即派人把张编修逮来，引见后说：“送交法司审问你，你还有什么话说？”张编修说：“臣有一句话说完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许凭空撰写，务必要出自经典。臣说‘天下有道’，是先圣孔子的格言；臣说‘万寿无疆’，是《诗经》中臣子祝颂君主的至情。如今说臣诽谤，不过就是这些话。”高庙听了他的话，过了很久才说：“这个老家伙还真会强辩！”于是放他离去，最终没有追问。左右的人互相说道：“几年来，只见到能够容忍这样一个人而已。” 文庙渡江那天，刚刚即位，想下诏告示天下，问姚广孝推举代写诏书的人，姚广孝说必须是方孝孺。文庙多次召见方孝孺，他都不来。文庙以威势逼迫他，他不得已，穿着斩衰前来拜见。文庙立即命他起草诏书，他便放声大哭，说：“这将要说些什么呢？”文庙命左右禁止他哭泣，把笔交给他，他却把笔扔到地上，说：“不过一死罢了，诏书不能起草。”文庙大怒，便用凌迟之刑处死他，又诛灭了他的宗族。方孝孺师从宋濂，他的文章气势充沛，议论起伏跌宕，具有东坡那样的才华；但他忠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节，宋濂也比不上。

译麓川起初叛乱时，沐晟还在世。如果当时只派人宣布朝廷的恩威，赦免他们的罪过，安抚他们，未必不会归顺。后来却轻率地出兵，又不任用沐晟而另派将领，导致王师失利。正好当时王振刚开始掌权，便发泄他的愤怒。阁臣商议认为，远方夷人不值得计较，而且应当为耕种和防守作打算，王振不听，又与兵部尚书王骥谋划，王骥迎合他的意图。于是出兵，以王骥督军，征调东南兵十五万，供给粮饷的人数是兵员的两倍，深入穷追到敌人的巢穴，但始终找不到寇首思人的踪迹，只得焚毁营寨而回，却杀害无辜十几万人，并把这当作功劳。王骥被封为靖远伯，随之升官的有一万多人。不久，寇势再次强盛，王骥第二次前往，征兵如同前次，东南地区受到骚扰，军民疲困不堪，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他又深入到敌人的所在之处，仍然没有抓到寇首而返回。又因所谓功劳升官，品秩只有前次的一半。然而麓川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大县，即使得到它的土地和人口，又有什么利益？而且连年兴兵，军需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因升官而增加的俸禄也多得无法计算，全都出自百姓；把所得与所失相比，实在不忍心说。战争接连不断，灾祸相互连接，以至于造成今天的局面。人们把王骥看作功劳第一的人，却不知道他其实是罪责最大的首恶！我任验封司官员时，南阳郡守陈正伦前来考核政绩，见到了西老道和我的名字。西老道想见陈公，约我一同前往，我始终没有答应，心想这一见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求得知遇。后来因为事情相关而进入内阁，问起时知道了他的姓名，于是交谈了很久。不久，孔目把祭人的文章送来，我看见我的名字，他感叹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希望我去见他，我最终没有前往。这与王文正厌恶登门求见的人不同。我在学校读圣贤之书时，知道佛、老是异端。同学中有人悬挂佛像或老子像，我就斥责其错误，认为有名望的大儒决不会这样做。后来我任验封官，拜访冢宰的宅第，看见正寝东面有一间严整的屋子，猜想一定是家庙，问了才知道，说：“是佛堂。”我不禁惊骇叹息。又认为以文章闻名于世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后来我看见石首先生庭院中高高悬挂着一幅画像，仔细一看，原来也是观音像。不禁失笑。唉！把人仍当作人，把他的书烧掉，果真又能期待谁呢？平江伯陈豫拿白金、彩帛之类的财物，请求西杨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西杨拒绝了，没有答应。他再三恳求，西杨推辞得更加坚决，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同意。于是他把金帛减少三分之一，去请求东杨，东杨立即接受并为他撰写，称颂得超过了实际情况。有人见到西杨说：“平江伯的父亲，您不为他撰写墓志，为什么呢？”西杨说：“你哪里知道？他的曾祖父，我曾为他写墓碑，虽然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但他因儿子的封爵而获得荣耀；若不是德行积累深厚，不能达到这种程度。我根据墓志材料为他发扬光大，必定是因为确有事实。他的祖父，我又为他撰写，因为他担任总督漕运时有可称述的事迹，功绩值得记载，所以为他发扬。至于他的父亲，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事迹；如果勉强称颂而超过事实，就不是用来取得后世信任的做法。我为什么要用金帛来做这种事呢？”我因此想到，唐代的张说因为喜爱姚崇的玩物而得到这些东西，便在碑文中大加称颂，大概是有愧于西杨的。东杨天资聪明敏锐，具有果断的才能。中官有事到内阁来商议，总要问：“东杨先生在不在？”得知他不在，便立即回去。凡是讨论政事，他从来没有不谦让西杨的；有时西杨援引古例，断定事情不可实行。过了一会儿，事情最终到了东杨手中，他总能明确判断为可以实行而没有妨碍。每年秋天，敕令文武大臣到内台审理涉及廉政的重大案件，从英国公以下，全都退让回避，等候二杨先生裁决。西杨审讯案件，往往迟迟不能裁决，以至于事情无法了结；东杨一问便能判决，差不多有子路只凭几句话就断狱的才能，众人都赞叹佩服。文庙英明威武，群臣奏对时很少有人能符合他的旨意。唯独他爱重东杨先生的才干；东杨自从与编修解缙、胡广等人一同入阁议论国政后，没有一天离开过文庙身边，凡是重大事务和机密谋划，都一定参与其中。有时文庙与大臣谋划事情而没有决定下来，便很不高兴，甚至发怒；东杨一到，文庙的怒气就平息，事情也随即得到解决。东杨有救济他人、使万物得利的仁心，却不忍拒绝别人送来的馈赠。人们因此认为他贪爱钱财。文庙也知道这一点，每每顺遂他的愿望。大概这是任用人才的仁厚之处，在于除去他的贪欲吧。有同乡来送礼，他一定询问对方贫富如何；如果知道对方贫穷，也不拒绝礼物，只是另以价值相当的物品回赠；如果对方富有，就以十分为标准，也只回赠其中一二分。有因犯法来求救的，或身居卑微职位来求荐举的，他也一定留意照应，前来报答的人接连不断，他也不厌烦。从五府、六部、都察院起，没有不畏惧他的威势、听从他说法的，使各部门官员不能坚持公正，也有这个原因。大体说来，身处仕途的人，怎么可能始终事事如意？这是因为上天有增减盛衰的规律，暗中运行其中：早年得意，晚年必定困顿；少年时困厄，老年必定通达显贵；也有人一生前后多难，而中间却安乐。像东杨这样，自从入仕便得到皇帝的知遇，四十多年没有一天不处在宠幸荣耀之中，历事四朝，从来没有遭遇几天的灾患，活着享有荣显，死后得到哀荣，始终完美，不能用通常的命数来论定。也许他是天地间特殊之气所生，所以禀赋竟然如此完厚。他辅佐治理的功劳，在文、仁、宣三朝，也只是平常；到了正统年间的几年，天下得以休养生息，他颇有力量。但至于匡正君心的错误，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则大概从未听说他有这样的作为。宣庙时，二杨掌权，担心天下士人不经由他们便得到升降，于是敕令各方面官员、风宪官和郡守，今后京官三品以上举荐保任人才并加以考核。[原文“今在京三晶以上官举保且薄”疑有讹误，具体字词不确定。]吏部尚书郭琎没有学问和才术，只因老成持重才做到这个职位。不久又下令，今后御史、知县允许由在京五品以上官员举荐保任。这样一来，天下重要职位都不是由吏部任命。不久，奔走钻营的风气大盛，因贪赃暴露而获罪的人很多。不久有人把这种弊端上奏，朝廷于是废止御史、知县由官员举荐保任的旧例；郡守以上官员仍旧出自二杨门下，都是因为任免取舍的大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西杨虽然有所偏向，却没有私心，尤其坚持公正的舆论。当时，天下各方面的官员也颇多得到合适任用。正统六、七年以后，张太后去世，三杨相继死亡，决定天下人才升降的权力于是转移到中官王振手中，邪正位置颠倒了。

译陈敬宗由翰林被授任南京祭酒，胡须修美，仪容端正整肃，走路有一定的规矩，远远望见他的人都会产生敬意。他曾经和诸生一起会餐，稍有仪容失礼的人，便让他待罪，不轻易宽容。有事来禀告时，他要求严格遵守面见君主的礼节。然而他对诸生缺少恩惠，生病的人他一定认为是在欺诈，务必要亲自出去查验。因此，即使有人因此死亡，他也不加怜恤。由于这个缘故，诸生一旦进入仕途，就一定远远避开他；在路上遇到他，也装作不认识。只是徒然感到惆怅怨恨，却不能反省自己。陈敬宗面对宾客时很能饮酒。襄城伯尊重斯文，有时盛设宴席邀请宾客，宴席结束后一定留下陈敬宗再饮，直到酩酊大醉仍然神态庄严，好像从来没有喝过酒一样，众人都佩服他的酒量。何文渊任温州知府时，廉洁安静，欲望很少，一个郡治理得非常好。当时，他被称为浙东各郡守中的第一人。不久，他被召任刑部侍郎，有百姓送给他金钱，他拒绝了；好事者因此为他建立了“却金馆”。在刑部任职时，他虽然有严酷苛刻的意图，但因为尚书主持其事，未能完全实行，别人也不知道这一点。后来因故称病请求归乡。正统十四年，朝廷事务繁多，士大夫纷纷上章请求起用他。朝廷召他任吏部侍郎，随后升为尚书、太子太保。他在提拔任用人才时，诡诈的行迹开始显露，于是身居言官之位的人不能容忍他。虽然他想方设法保住职位，但攻击他的人很多，被视为奸邪，真实情状也被揭露，最终被斥退，不能留在朝廷。如果当初他称病离职而不再出仕，任郡守时的清廉名声必然会流传后世，不失为一个廉谨之人。如今虽然获得了高爵，却丧失了自己的美名，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我在铨司任职时，遇到认为不恰当的事情，必定当面坚持不予执行，因此被他忌恨。等到我调任兵部，他如果放任属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便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最终直到跌倒失败才停止。工部尚书吴中奏对时声音宏亮，身材丰厚，性情笃实厚重，远远看去，就知道是能够享受爵禄的人。他贪财达到数万，宠爱的妾有几十人。他的妻子严肃正直，吴中内心畏惧她，不敢违犯她的意愿。宣庙知道这件事，曾经宴请群臣，命令伶人演出惧怕妻子的戏来取笑他；吴中虽然羞愧，却无法避免。有一天，关诰送到他家，他的妻子拜受完毕，便呼唤子弟说：“把吴中的一轴诰书拿来，宣读给我听。”她又问身边的人：“这篇诰词是皇上亲自说的，还是翰林代为起草的？”回答说：“也是翰林代为起草的。”她于是叹息说：“翰林先生果然没有胡说！”况且吴中的一篇诰文，正好说明他一生为人，哪里有“清廉”两个字呢？吴中听见后虽然恼怒，也只能勉强作出笑容罢了。吏部侍郎洪玙待人疏远怠慢，喜欢褒贬人物，自负有才学，说话夸大而不知羞惭，自夸地位高人一等。他起初任主事，督办陕西边税回来，见到西杨学士，大谈自己施政设置的方法。西杨没有考察其实际情况，反而认为奇异，推荐他任侍讲，参与经筵。等到吏部侍郎职位空缺，西杨又极力推荐洪玙。众人都知道他不行，却没有人敢反对。他进入吏部以后，骄傲自矜更加严重，士林都厌恶他。因为西杨还在，没有人敢攻击他。等到西杨去世，洪玙便郁郁成病而死。士人立身行事，应当靠自己卓然自立，不能倚仗别人的势力。一旦失去所倚仗的人，便到了这种地步，这件事可以作为警戒。户部尚书金濂起初任御史时，就很有声望。自永乐以来，巡行广东的人都满载财物而归；自从金濂前往以后，一丝一毫也不拿取，广东人至今还感念他的德行。他在陕西按察司任职时，也表现出色。因此多次升任副都御史，边疆的储备依靠他而充足。后来他回到京师，奏对时声音宏大，皇上认为他很伟大，授任刑部尚书，他颇被称为严酷苛刻。福建盗贼兴起，于是参与军务，前往平定他们，加官太子太保，调任户部。然而他喜欢结交权贵，士林轻视他。人们把他看作奸邪，则是过分了。但他性情猜忌，追求利益时屡屡求其精细，专门致力于充实国库赋税，以致商货流通减少。百姓有的陷于困乏，他也无暇顾及。他所学的学问本来也是正当的，言论风采能够打动人，但对待下属常常暴怒，同僚下属不能忍受他，大体也算是豪杰之士。工部尚书周忱是江西人。当初，苏州、松江一带的税粮有五六年没有缴清，朝廷接连派官员催缴，始终不能完纳。于是举荐周忱任侍郎，前往负责此事。周忱为人谦恭，说话好像不轻易出口，谋划深远周密；他完全放下矜持和架子，虚心询问民情，兼采众议，不到一两年，历年拖欠的数额全都缴清了。余粮的积存日益充足，百姓依靠这些得到赈济，即使年成不好也不用忧虑；每年输送京师的米，在各省中居于首位。朝廷经常慰劳他的才能，他也善于依附权势，中官王振极其看重他。宦官在这一带出游，没有一天不来拜访他的；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僧人来求见他，他一定前往接见，所得的东西一定超过他们的期望。然而他自己拿出粟米一千石，表彰自己家门，又让儿子纳马取得官职，士林因此轻视他。山东参政铁铉起初任五军断事，奏对详细明白，高庙很喜欢他，赐字“鼎石”。凡是法司有疑难案件不能判决的，必定交给铁铉审理定案。文庙还在潜邸时，有人告发他违法，[原文“有訢违法状者”中“訢”字疑为讹字，具体字词不确定。]姓名送到后，交给法司审问，过了几天案件仍未审成。高庙发怒，交给铁铉审讯，他片刻之间便审理定案，因此更加受到高庙喜爱。不久，铁铉升任山东参政。文庙的军队到了城下，城池没有攻下，包围一个多月，也不能攻克。当时城墙有被攻破的地方，随即就修补完好。文庙用计诈开城门，命令投降的人用木板堵住城门，等自己的军队进入后再放下木板，铁铉几乎中了他的计策。后来铁铉出城交战，文庙被他困窘得非常厉害，知道不能取胜，便放弃离去。等到文庙渡过长江登上帝位后，设法把铁铉擒来。铁铉直言不屈，文庙命令他回头看一眼，他始终不肯。割去他的耳朵和鼻子，他也不回头。把他的身体分裂开来，直到他死去，骂声才停止。后来想到忠烈而不可屈服的人，只有铁铉一人，平氏对此也有愧。张太后去世后，王振开始专权。正统某年，雷击奉天门殿的鸱吻，皇帝下令群臣陈述政治得失，翰林侍讲刘球上奏十件事，其中一件说皇上应当亲自处理政务，权力不能转移给臣下。王振抓住这件事发怒，任用锦衣卫指挥马顺作为爪牙，命令他借其他事情牵连刘球，在殿前揪住他拖走。刘球不知道因为何事受刑，只说死后也要申诉太祖、太宗，[原文“死訢太祖太宗”疑有讹误，具体字词不确定。]于是被肢解了身体。从此人们闭口不敢说话。刘球的魂魄附在马顺的儿子身上，数说马顺的罪过，马顺很不安，命令僧人诵经为他超度。

译王振取得权力后，喜欢人们趋附自己。朝廷大臣起初并不知道这一点，多次因为受到轻微谴责而被贬谪，便都感到害怕。兵部尚书徐禧、工部侍郎王佑，都是奸邪小人，首先开创了趋附王振的道路，想尽办法表示勤谨，极尽谄媚之态，于是公开告诉众人说：“我们拿财物送给他，王振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尊敬自己，便对我们十分优厚。”他们还说王振的意思是，不进见并送礼就是怠慢他，一定会招来灾祸。众人听说后更加害怕，都准备礼物前去拜见，从此形成惯例。起初只有五府、六部、都察院、寺的长官这样做，后来百官都这样做，在外任职的方面官也都前去拜见。朝廷举行朝觐的日子，王振大开府门，郡县中各级官员只要能备办礼物，没有不来拜见的。以百金作为平常礼物，重的达到千两，才可以让王振吃得饱、喝得醉后离去。由此，廉洁的人被认为愚笨，贪婪的人被认为能干。受到王振接见的人，好像登上了龙门；上下官员交相逐利，如同水冲破堤防，势不可止。君子对此只能付之一叹。宣德年间，吏部的官员大多因请托而得到职位。这是因为在太平时代，任职于此的人可以享有富贵尊荣，是人人羡慕的缘故。正统初年，我以进士身份被选任为验封主事，别人都认为奇怪。起初不了解内情的人，怀疑一定有人事先替我说情；后来查明，才知道是出于公道。正在审查选任时，尚书郭琎、侍郎郑诚命我作诗，以嘉禾为题。我作了一首七言八句诗，也不知道写得怎么样。后来他们又查访我在户部观政时的情况，询问我平日为人如何，这些我都不知道。任命下达那天，我才明白他们让我作诗是另有用意，只是我这个孤寒之士与那些带有富贵气象的人共处，虽然彼此并不相像，我只管恭敬谨慎、约束自己，他们也不敢轻慢我。文选郎中吴敬，自视甚高，整个吏部的官员都不敢与他以礼相抗，而那些效劳谄媚、侍奉他的人也都如此。我只按照正道与他交往，不谄媚，也不怠慢。时间久了，他反而看重我的为人并认可我。我同司的员外郎李源，凡事只知道专门谋取利益，我看出他的势力不能与之争较，便只是闭门读书罢了。李源任意凭势欺凌我，我安然处之。后来他的势力失去，反而与我亲近厚待，我也像平常一样对待他。我常常自言自语，也许这件事未必对我没有益处。这正如“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这句话所说的。这样自然可以产生动心忍性的作用，而且人们还因此认为我喜好学习，获得了手不释卷的声誉，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意料之外的赞誉。宣德初年，学士杨士奇等人认为，各地重要官职也由吏部自行举荐任用，未必能全部得到合适的人才，于是命令在京三品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好事。实行时间一久，公道就少了。当时有人讥讽说，在朝廷接受官职，却是在私室接受恩惠。景泰初年，于是废止了这个例子，仍然由吏部自行提拔。当时我在铨司，便把六部郎署中任职年深的官员，按才干高下列成一份名单；御史列成一份名单；给事中列成一份名单；南京的官员附在其中。遇到各方面官职空缺，就拿这些名单到尚书王直面前斟酌任用，名单快用完时，再补充增加。正在推举任用时，别人都不知道。任命下达后，我派人传报，他们才惊喜不已。正因为各官举荐时，有些人任期九年将满，他们安守本分，不求别人知道自己，以奔走钻营为耻；到了这时不得已也要登门求人。至于那些平素就热衷奔走钻营的人，正值举荐时便已经退出，但他们所举荐的人早已预先知道结果，不等命令下达，职位和任职地点就没有不知道的；而且不论被举荐者才能高低，只因举荐人的官职高、姓名列在前面，他所举荐的人官职也高，因此舆论很不平。等到吏部自行提拔时，比较才能长短、衡量高下，多数都符合舆论。然而，各人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本来是很好的办法。如果人人都怀着荐举贤能、为国家效力的心，哪里会有不好呢？只是各自出于私人情感，反而不如吏部自行提拔；吏部虽然不能完全了解每个人，却是出于公道。景泰年间，少保于谦任兵部职务，侍郎项文曜依附于他。内廷议论认为他的结党相互勾连是祸患，想借事情发端，另用持守正道的人来辅助于谦。正好我被推荐，于是调任兵部，把文曜调到吏部；他又依附何文渊，言官弹劾他奸邪，幸亏于谦竭力保荐他。不久于谦失败，文曜最终也被斥退贬谪。当时人们把文曜比作于谦的妾，士林都讥笑他。每逢上朝等待漏刻时，文曜总靠近于谦耳边秘密说话，完全不顾左右的人互相对视；退朝时也是如此，行走坐卧都不离开于谦，即使到了吏部也一样。王直先生是一个儒者，于谦起初非常尊敬他，后来被文曜诬陷毁谤，认为他是没有用处的腐儒，于谦于是怠慢了他。于谦起初曾对我说：“东王老先生，是君子之儒。值得尊敬，也值得喜爱！”每次经筵宴会，能够和王直同席时，于谦一定同他互相劝酒，多喝几杯。等到文曜调任吏部以后，于谦忽然对我说：“吏部那位老人，为什么不告老还乡？”我说：“他已经请求过好几次了，朝廷不准许。”于谦说：“只是没有真心罢了。”我说：“看他的意思似乎是认真的。”于谦说：“如果真有诚意，病卧不起一两个月，朝廷一定会放他回去。”我认为老先生极为诚实，即使让他假装卧病，也一定不肯这样做。后来我逐渐听到文曜诬陷王直的话，才知道于谦之所以不敬重王先生，原来是因为这个。当时，文曜也有代替王直任职的想法，于谦大概知道了这一点，只是没有让他的谋划得逞。天顺初年，众人商议推荐我进入内阁，翰林黄谏立即来见我说：“恭喜先生入阁！”我说：“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黄谏说：“为什么说不值得高兴？”我说：“从前寇准问王嘉祐外面的议论怎样，王嘉祐回答说：‘您早晚会入相。依我看，不做宰相反而更好。’寇准问：‘为什么？’王嘉祐说：‘您负有天下人的期望，一旦入相，天下人就会以天下太平来要求您。您自己想想，君臣之间难道能像鱼有了水那样和谐吗？’寇准佩服他，认为这是高明而有远见的见解。如今虽然没有宰相，仍把入阁看作担任内相。时局如此，入阁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没有看出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地方。” 翰林院实际上是儒士士绅居住和任职的地方，不是各种杂流可以参与的。景泰年间，陈循等人各自举荐私人关系，非进士出身的人竟占了将近十分之四五，而且大多是委靡、昏庸、迟钝、浮薄之流，没有理由把他们罢退。正好皇上想把《通志》重新修订后颁行，于是只选用进士出身的人；这些人自知不能继续居于翰林院，便托全院官员转达自己的意思，愿意补任外职。贤于是把这件事告诉皇上。皇帝命吏部任命他们，按照各人的才能确定官秩高低，没有一个人的请求不得到满足。翰林院于是因此清正了许多。

译当初，景泰帝身体不适，那些图谋富贵的人于是起了异谋。学士王文和太监王诚谋划，想迎立襄王的儿子为东宫太子，这件事逐渐泄露了。后来，景泰帝病势危急，太监兴安暗示群臣请求恢复东宫，众人都说上皇的儿子本来就应当复立，只有王文的意图并不在此，阁下陈循等人也知道这一点。石亨于是召集商议，询问学士萧镃，萧镃却说：“既然已经废退，就不能再复立。”石亨这才察觉他们另有阴谋。王文又当面对众人说：“如今只是请求立东宫，怎么知道朝廷的意图究竟在谁身上？”石亨更加知道其中必然有诈。第二天早晨，观上奏说：“应早日选立太子。”众人都说这不是恢复原太子的意思，于是石亨等人又散布说：“王文、于谦已经派人带着金牌、敕符，把襄王世子带走了！”到了十七日早晨，石亨等便带兵入朝，到南城请求上皇复位。这时，景泰帝已经四天没有上朝了。前一两天，他们又对石亨等人散布说：“景泰帝命太监张永等人逮捕石亨等数人。”掌兵的某人谋划拥立上皇，中官吉祥、蒋冕等把这件事禀告太后，太后于是写下敕旨交给石亨等人来完成此事，遂把王文等人说成大逆不道的奸恶之徒。然而，王文起初的谋划，于谦等人未必知道；石亨等人不过因为于谦平日总督军务，军政一切都由他专断施行，石亨不能实现自己的私欲，便趁此机会除掉于谦；其余的人也都是因为平日有所不满而加以诬陷，未必都知道王文当初的谋划。何况王文的谋划实际上还没有发动，所以被诛杀的人大多并非罪有应得。他们却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发动这件大事，是为了建立社稷之功。”皇上也相信了他们，于是给予极其优厚的封赏。石亨等人从此便招揽权势、收受贿赂，擅自施加威福，滥授官爵，任意妄为，气焰极其嚣张，使天下人寒心。当初，徐有贞也参与了迎接上皇复位的谋划，朝廷特意命他入阁。徐有贞因为陈循等人在前，不能独自专权，于是帮助石亨除掉陈循等人。不久，徐有贞也被石亨嫉恨而排挤出朝，人们认为这是天道循环报应。没想到石亨又遭遇惨烈的祸患，更加可见天道确实善于循环报应！景泰帝想更换太子，担心文武大臣不服从，便先用利益诱使身边的人，对阁下的各位学士每人赏赐黄金五十两，白银加倍。陈循等人只知道感激恩惠，于是认为太子是可以更换的。于是，他们借口外廷官员上奏请求更换太子，召集文武群臣商议是否可行；有坚持认为不可更换的人，便用利害关系恐吓他，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不同意见。于是选定日期册立新太子，并把宫僚中的优厚官职授给阁下诸人，任凭他们自行选择。文武大臣中参与此事的有十之七八，从公、孤以下有数十人，其中任太保的就有十人，名位爵禄滥授到了这种地步。只有贤等四五名侍郎没有参与。太子一经更换，人心便惆怅不平；那些贪图利益的人得意洋洋，自以为荣幸；不知内情的人也已经看出，这并不是妥善收场的办法。不久，天道循环报应，相关官爵全部革除，一个也没有留下。因此被遣戍、贬谪的人也很多。回头看那些没有参与的人，反而觉得惭愧。荣辱如此相互追随，士人立身处世，不能不慎重。景泰初年，我进呈《正本十策》，并且请求留在宫中，请皇上早晚省察阅览，稍微有助于修养身心的学问。皇上没有省览，最终还是发还了。过了几天，户科给事中李侃因灾异上言说：“近日李某所说的事情，关系到圣上的身体，却一点也没有得到省览，实际上没有畏惧天变、修养德行的表现，灾异接连出现，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皇上看了这道奏章，才把我的奏疏取入宫中，抄写了一本观看。礼部尚书杨宁见到后叹息。一天，他见到我说：“我读到‘崇节俭’这一条，几乎要流泪了。”于是逐条列出前面的内容，认为应当留意并实行。礼部尚书何文渊听说后，要求看一份稿子，说：“这是忠诚耿直的话。”少保于谦见到后说：“这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南京祭酒陈敬宗说：“听到这个题目，就知道一定是极其正确的论述了！”后来，朝廷把《君鉴》颁给群臣。我又选取二十二位君主的善行，每位君主不过列举三四件最为切要的事，请皇上体察并实行。景泰帝看了，也没有省察，只说：“这份奏疏是想做什么？”中官王诚说：“是想让皇上学习这二十二位君主罢了。”景泰帝于是点了点头。但他沉溺于荒淫之中，不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士大夫立身处世、与人交往，不能不谨慎。像徐有贞这样的人，平素操守公正的时候很少，而他所结交的人也同样如此。等到他掌权时，我们这些人坚持公道来帮助他，徐有贞于是改掉了从前的做法，不再徇私。他以前结交的人，仍按照过去的交情来对他有所期望，而徐有贞多次违背他们的意愿，于是他们便认为徐有贞改变了常态，因而捏造、挑拨他的过失，这样的人很多。假如他过去一向坚持公道，哪里会有这种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