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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崇祯朝野纪》（明清）李逊之撰 ●三朝野纪序 唉！从今天追溯昌、启和崇祯年间，正如白头宫女谈论天宝年间的遗闻，又如桃花源中的人重新谈论先秦往事，不知在龙汉劫之前，是否也有令人长久叹息、深思的地方！何况从庚申到甲申，总共二十多年间，对内有朋党之祸，对外有边疆的忧患，又加上宦官播散暴虐、赤眉煽动叛乱，下层的人已经甘愿饮下狂药，上层的人也渐渐沉醉于宿醉之中，彼此相率变得愚昧、受蒙蔽而不知道结局；即使有志向和节义之士，有的在宫殿前殉忠，有的在疆场上竭力奋战，也只能保全自身，使自己在皇天后土面前可以自称无罪罢了，不能挽救大海般横流的局势、扭转已经倾覆的狂澜。唉！哲皇昏庸柔弱而受蒙蔽，却还侥幸承受先人余荫、沿袭安定；烈皇英明刚毅，却竟至于国亡身殉：难道是遭逢的时势不同吗？还是祸毒早已积蓄，后来才溃败吗？又或者治乱自有时机，气数已经注定，不可测知吗？我李逊之过去还是一个黄口孤儿，如今已经成为面容苍老的老人，痛切怀念先父忠毅在哲皇时尽节、在烈皇时受到表彰；国家的恩德和家中的教诲，一直铭记在心。只是我的才学和出身都很卑微，见识又浅薄，未能发扬先人的事业，编纂记述旧闻；何况三朝以来，诏令文书、左右史和起居注的典籍都化为灰烬，而贞元年间的朝士、桑澥的遗民又都沉沦逃亡，无人可以查证。因此，国家的旧事被朱紫权贵弄乱，民间传说流传为文字记载，因爱憎而加以修饰、增删改变所闻所见的，有之；党同伐异、包庇奸逆，抹杀忠义的，也有之。韩退之评论史官巧妙编造言辞、凭空构造事实，说这种记述有什么依据、如何取信于人！他又因害怕人祸天罚而说：如果没有鬼神，难道不应在内心感到惭愧；如果有鬼神，难道不会降祸于人吗？这话说得太好了，确实是撰写史论、叙述事实者的良好准则，也是那些曲解学术、欺骗世人的人的鲜明警戒。因此我不敢僭越编成一部完整的史书，只从邸报传抄的材料、亲眼亲耳所见所闻以及各家文集中记载的内容中，摘取要点，依据事实直书；间或旁征稗官野史，杂采短篇文字，务求不偏不徇，不虚假不讹误。至于传闻而尚未确实的，宁可空缺不录，希望可以勉强接近慎重记载的原则，保存一个时代的逸闻吧！有人说：孔子作《春秋》，在定公、哀公之间多用含蓄的微言；如今以这个书名记载熹宗、崇祯，距离定公、哀公也还不远，但言辞多有指斥，事情也没有隐讳，这难道不违背孔子的教导吗？回答说：这本来就是野纪。我只是逐条编列事件，按照日期杂乱记述，语言不加粉饰，文章也没有编排次序；只要把它当作街巷歌谣来放置，那么本来就没有褒扬或讥刺的嫌疑，也不会有诽谤之书、伪造史书的讥评。如果读了它，因而生出思念故国、故君的情怀，产生铜驼荆棘之感，我还想凭借这些断简残篇来凭吊，与大家一起悲歌，作为哭泣罢了。在“岁在重光大渊献”的南吕月十八日，江邑遗民李逊之（肤公氏）随意题写。●崇祯朝野纪 江上遗民李逊之编纂 毅宗烈皇帝是光庙的第五子，母亲是选侍刘氏，后来追谥为孝纯太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时，生于东宫。孝纯早逝，由李庄妃抚养。天启二年九月，册封为信王。七年二月，在外邸成婚，册立周氏为妃，这就是烈皇后。周氏后来成为兵马司周奎的女儿。周奎是苏州府长洲县人，后来封为嘉定伯。熹庙病势危急时，魏珰正处于势力极盛之时，朝廷内外都感到危险恐惧。皇上当时在信王府，因为受到魏珰猜忌，常常称病不上朝觐见。到这时，熹庙召他入宫相见，告诉他说：“我的弟弟应当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皇上害怕，不敢承当，只说：“陛下说出这样的话，臣即使死一万次也难以报答。”熹庙又嘱托他好好侍奉中宫，并说忠贤应当任用，皇上更加害怕，便请求依附。到了八月甲寅日，熹庙已经驾崩，几个奸臣秘不发丧；第二天，凶讯公开，才宣布皇后的懿旨，向外廷通报。逆珰派涂文辅等人迎接皇上入宫。皇上十分危惧，袖中带着食物进宫，不敢吃宫中的东西。当时，群臣没有一个能够见到皇上。皇上手持蜡烛独自坐着，过了很久，看见一个宦官带剑经过，便取来查看，留下放在几案上，并许诺给他赏赐。听到巡逻侍卫的声音，皇上慰劳他们辛苦，问左右侍从想给他们酒食，但从哪里取得呢？侍者回答说：应当询问光禄寺，传达圣旨取来供应。众人欢呼，声音如雷。二十四日，皇上在中极殿即皇帝位，接受百官朝拜；朝拜时，天空忽然发出雷鸣声。下令免除采买香烛，节省三万多两；加恩于文武官员、军人和百姓等，赏赐守边官军；命内阁动用户部太仓银三十万两、兵部太仆寺马价银三十万两、工部二十万两、光禄寺三万两、顺天府搜括税契等项银一万两，各自迅速发放。内阁奉皇上传旨：凡是奏本中遇到“天地”“祖宗”“列后”等字样，都要另起一格书写；朕不敢与天地、祖宗并列，传示下去，遵照执行。皇上有一天在便殿处理政务、阅览章奏，闻到香烟气味，心中疑惑，走出殿门，到了台阶■〈土戚〉之间才安定下来。他询问宦官这是从哪里来的，宦官回答说：“这是宫中的旧方。”皇上斥责并命人毁掉它，不许再送进来。皇上叹息说：“皇考、皇兄都是因此受到误导的。” 九月甲子朔日，太监魏忠贤请求辞去厂务，皇帝没有批准。奉圣夫人客氏获准迁出外宅；朝廷赐予宁国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鹏翼铁券；太监李永贞上疏称病，获准回原籍调养。客氏奉旨出宫后，在五更时穿着丧服到梓宫前，取出一个小匣子，用黄色龙袱包裹；里面都是先帝的胎发、痘痂，以及历年剃下的头发、脱落的牙齿、指甲等，焚化之后，痛哭离去。后来奉旨抄没她的家产，命太监王之政严加审讯，发现有八名怀孕的宫人；大概是因为她出入后宫，常常带着娘家的侍女姬妾，希望像吕不韦、李园那样行事。皇上大怒，立即命令把她押到浣衣局拷打致死，之后仍将尸体戮尸凌迟。她的儿子侯国兴伏法诛杀。客光、客先、客璠、杨六奇等人永远戍守边地（客光、客先、客璠都是客氏的兄弟，杨六奇是忠贤的女婿）。魏忠贤肆意作恶，都是和客氏共同谋划促成的；危害中宫、陷害裕妃和成妃、任用王体干、杀害王安，也都是客氏先提出的主意。

译皇上刚即位时，对客氏、魏忠贤优礼相待，完全如同熹庙在位时；但对潜邸旧日承奉人员，全都改授新的名衔，召入宫内供事。其中李朝钦、裴有声、王秉躬、吴光承、谈敬、裴芳等人，依次准许他们请求退休。魏忠贤的党羽被彻底剪除，又遣散他的家丁，然后才将他贬黜驱逐。魏忠贤这个身边的大奸臣，皇上不动声色，暗中逐步转移、夺取其权力；若不是上天赋予的神武之才，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四大朝会时，朝廷大臣都穿朝衣、朝服，宫内宦官则不穿。只有在岁末祭祀中溜之神时，司礼监掌印太监代行祭礼，奏请后才穿祭服。大朝会时，只是叩头、高呼万岁而已。魏忠贤专权时，每逢大朝会，从王体干以下直到脾子等人，都暗中穿戴朝衣朝冠，在干清宫大殿内按照外廷的仪制举行庆贺，行山呼、礼赞之礼。宫内宦官如同鸿胪寺班首，也要致辞。后来魏良卿晋封，魏忠贤改戴貂蝉冠，位次在王体干之上；烈皇登极后，魏忠贤想继续按照熹庙时的仪式行礼，后来害怕皇上英明，只穿本等服色，和众人一起叩头、高呼万岁。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依附魏忠贤，说他立志卑污，品行秽浊。皇上答复说，诸臣都曾经过先帝选拔擢用，不得任意诋毁。御史贾继春弹劾崔呈秀：崔呈秀以听勘御史的身份任职还不到两年，便突然加授宫保；卖官鬻爵，贪婪淫乱、行为污秽的劣迹，数也数不清。田吉因为殿试之事受到挟持他的弹劾，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幸事，却只任职两年曹郎，便升为尚书这一最高品级，贪得名位器物，就像承蜩的单明诩一样；任主政超过期限，便升为督抚、侍郎，取得节钺就像拾取小草一样。这又足以让士林之人笑破嘴，应当听任他自行裁处。工部主事陆澄源上言四件事。第一，端正士习。近来皇上的气度日渐低下，士人只把称功颂德当作职责；例如厂臣魏忠贤，奏疏中不写自己的姓名，完全废弃了君前臣下自称姓名的礼制。为皇上祝福祈祥之事遍及全国，士人奔走癫狂于四方，士风的卑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第二，纠正官场邪恶。例如尚书崔呈秀，贪婪蛮横而不知羞耻，台臣虽然都知道大概情况，但他的罪恶实际上多得写满竹简也记不完。第三，使民生安定。立枷之法，罪状文书还没有定下，命令却已经使人毙命；厂卫罗织深文，株连牵引，惨酷得不忍言说。第四，充足国用。如今勋臣荫官充斥道路，俸禄开支无法供给；又如魏忠贤的生祠，到处兴建，耗费不下百万；到现在将其变卖，还可以得到数十万金。兵部主事钱元悫上疏说：大奸臣崔呈秀虽然已经铲除，但崔呈秀的罪恶全都凭借魏忠贤的权势。魏忠贤以凶恶如枭獍的姿态，充任缝补帝王衣服的差役；先帝念及他服侍勤劳，便把事权交给他，于是群小像蚂蚁一样依附，称功颂德之声遍满天下。他几乎像王莽那样妄自引用符命，把爵位分为三等，授给乳臭未干的人；几乎像梁冀那样一门五侯，把私人安插在各处要津；几乎像王衍那样准备狡兔三窟，用车舆搬运珍宝，藏积在肃宁；几乎像董卓那样修筑郿坞以自固，动辄传达伪旨，钳制百官；几乎像赵高那样指鹿为马，诛除士类，伤害国家元气；几乎像节甫那样钩连党羽、株连无辜，暗中豢养死士，陈兵自卫；几乎像桓温那样在墙后安置人窥伺，广泛鼓励告发，使道路上的人只能以目示意；几乎像则天那样罗织罪名、结成罗网。上天保佑国家，特意开启圣明之主；但是魏忠贤的羽翼还没有除尽，阴谋还没有消散，难道可以漫不经心而不加注意吗？至于魏良卿一类人，既不是开国功臣，也不是拥立皇帝的宠臣，怎么能玷污茅土之封？又如因告发而获赏的张体干、因罗织罪名而骤然显贵的杨寰、坐轿却把头伸出的张凌云、委任官职并开棍打人的陈大同、号称“大儿”的田尔耕、宁国公的契友白太始等，□□都是魏忠贤的爪牙鹰犬，都应当公开依法治罪；或流放，或诛杀，这样奸党就可以肃清了。御史吴尚默上疏说：贼臣本人已经被除去，但贼臣的罪恶还没有揭露；崔呈秀把自身出卖给内廷的奥援，进入宦官的幕府，不顾世人的讥笑辱骂，反而称功颂德，天下几乎不知道还有廉耻。像文马那样的呼声屡次受到斥责，像朝阳那样的声音很少听到，天下几乎不知道还有名节。一封弹劾揭露的奏疏送入，家产就被抄没，本人被粉身碎骨，人人都小心畏惧，天下人简直不知道自身和家产还能做什么，却还要为他们夺情，天下几乎不知道还有伦理。都察院一院，却设置四名宪官；臣在都察院任职一等，却设置两处产籍，天下几乎不知道还有名位。更严重的是，先帝将要弥留之际，仍然接连上奏，颁赐爵位、赏赐并列封荫；群臣谢恩的那一天，正是先帝驾崩的那一天。天下几乎不知道改革有多么重大。所以谈到这里，贼臣的罪案已经确定，厂臣魏忠贤的罪案也可以确定了。贡生钱嘉征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第一，僭拟皇帝：内外封章，一定先向他通报，称颂他的功德，把他比作先帝；等到奉到皇帝的批准诏旨，又一定说“朕和厂臣”。第二，蔑视皇后：皇亲张国纪没有触犯不可赦免的条款，魏忠贤因为怨恨皇后曾在皇帝面前当面斥责奸臣，便罗织张国纪的罪名，想置他于死地，几乎危及中宫。第三，玩弄军权：祖宗朝从未听说有内操的制度，魏忠贤对外胁迫臣民，对内逼迫宫闱，操持刀剑利刃，使用炮石，声势如雷，实在令人寒心。第四，目无君上：列祖列宗和高皇帝曾训诫宦官，不许干预朝政；可是魏忠贤却在军国重事上独断专行，一手遮天，凡是边疆和腹地的要地、漕运的咽喉，多处安插心腹，他究竟想做什么！第五，克扣削减：藩封三王的封国，庄田和赏赐都很微薄；而魏忠贤封给公、侯、伯等人的田地却肥沃万顷。第六，亵渎圣人：先师是万世名教的宗主，魏忠贤是什么人，竟敢在太学旁边为自己建祠。第七，滥授爵位：古代制度规定没有军功不得封侯，魏忠贤有什么功绩，竟然承袭上公的封爵。第八，冒领边功：辽东失陷，连一寸土地都没有收复，为什么却封侯、封伯，接连骑马冒领赏赐。第九，损害民财：祠宇遍布天下，耗费的钱财数以万万计，敲骨吸髓，哪一样不是百姓的膏脂。第十，亵渎名器：科举取士，慎重防范；魏忠贤偏爱崔呈秀的儿子铎，铎连一个字也不认识，竟然玷污了贤书。奏疏送入后，全部只批复“知道了”。此前，已经准许崔呈秀回原籍守制；同时夺情的还有工部尚书李养德、延绥巡抚朱童蒙，两人都准许丁忧离职。魏忠贤再次上疏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获准回私宅调养。宁国公魏良卿改任锦衣卫指挥使，东安侯魏良栋改任指挥同知，安平伯魏鹏翼改任指挥佥事；不久又有旨意，将魏忠贤安置到凤阳，将徐应元安置到显陵。徐应元原是信王府的承奉，因拥立皇帝而升任司礼监，收受魏忠贤的贿赂，替他在皇帝左右活动；皇上知道此事，所以一起治罪。

译十一月初四日，皇帝谕告兵部：逆恶魏忠贤，擅自窃取国家权柄，侵盗内库财物，陷害诬蔑忠直之臣，草菅人命，本来应当在市集处死，以洗清众人的冤屈；姑且从轻发配凤阳。哪里料到这个大恶人不思悔改，竟敢把一向蓄养的亡命之徒带在身边，身佩凶器，环绕拥护、随行护卫，势态如同叛逆。朕心中十分厌恶，着令锦衣卫立即派遣可靠的官员和旗校前去，将他捆绑押送到凤阳，交接清楚；经过的各地，相关抚按等官员要多调官兵，沿途护送；所有跟随的奸党，一并擒拿上奏，不得纵容，以免留下后患。当时官员和旗校刚刚出京，魏忠贤到了阜城县，听到消息后就在饭店中自缢。他手下随身办事的李朝钦也一同缢死。崔呈秀也报称在家中自缢。不久奉旨，各犯的家产全部抄没入官，各地生祠全部拆毁，变卖财物后解送京城。魏忠贤在京城原先受赐的第一所宅第，命令不必变卖，留待东西局势平定后，赐给有功之臣。匾额题为“策勋府”。夏允彝说：烈皇不动声色，驱逐元凶，处置奸党，使宗庙社稷重新安定，身旁没有一个人的帮助，这比世宗所做的更为艰难。当时在朝的都是阉党，没有人揭发他们的奸恶；杨维垣首先弹劾崔呈秀，阉党才开始互相离心背叛。但对于魏忠贤，杨维垣仍不敢加以讥刺。澄源、元悫才直接指斥魏忠贤的罪行，到了嘉征所说的内容，更加详尽。魏忠贤不堪愤怒，向皇上哭诉，反而更加触怒皇上，皇上立即把他放出宫去。走到半途，他探知皇上必将严厉处置自己，于是自缢而死。崔呈秀列出姬妾，又摆出各种珍奇酒器，每饮一杯酒，就把酒器扔坏；喝完后自尽。天地重新开辟，都是皇上一人独断的结果。嘉征为人温厚而有大雅之风，却因为是贡生而被授为县令；元懿被提拔为司铨，澄源后来与东林党人争辩对抗，所作所为多有不检点之处，因京察而被禁锢，行善却没有坚持到底。可惜啊！杨维垣又上疏弹劾魏良卿，皇帝下旨说：逆孽魏良卿，依法应当抄没家产，着令内外官员将有名的罪犯拘捕审究。僧人浴光严加缉捕，务必抓获；其原籍肃宁的家产，由抚按严密查封，查明后上奏。当魏忠贤这个逆宦势力强盛时，曾经用十万金修建一座佛寺，请浴光担任主持。魏忠贤败亡后，平日与他往来的人都断绝踪迹，只有浴光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不久，杨维垣的弹劾奏疏提到了浴光，人人都替浴光感到危险。浴光说：“我如果不出去，就无法使这个佛门弟子免于祸患。”于是挺身前往京城。杨维垣见到他，大吃一惊，说：“没想到竟然是师父您，我已经上疏了，这可怎么办！”此前，杨维垣曾请求浴光把自己推荐引见给魏忠贤，浴光拒绝了。到这时，杨维垣面色沮丧，害怕浴光说出实情。但浴光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一个出家修道、学习佛法的人，接受逆宦的供养，这个人固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然而与杨维垣一类人相比，他们身列士大夫之中，前后反复无常，开始时钻营门路、主动投靠，后来又弹劾议论以博取清高名声，这两种人的贤与不肖，相差又有多远呢！刑部为遵奉圣旨而议定此事：奉旨，逆恶魏忠贤扫除内廷差役，凭借宠信威势，蔑视宫闱，残害善良；不是开国功臣却妄自分封茅土，逼迫至尊而自行命为上公；盗取内库财物，操弄军队，暗中图谋不轨。逆妇客氏传递消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于奸恶宦官，心中没有君亲，明目张胆地窃取威权和福禄之权，大肆制造士大夫的灾祸。谋反之诛，自有固定刑法；既然议定明确，着令在各人的原籍执行：魏忠贤在河间府戮尸凌迟，崔呈秀在蓟州戮尸斩首；仍将原来的奏疏刊布于朝廷内外。魏志德等人全部发往烟瘴之地，永远充军。停止苏州、杭州的织造。谕旨说：边疆多事，征收输纳繁重，朕对此深感怜悯。不忍因为织造衣被、组绣等物的工役，使这一地区的百姓更加困苦。等到东南平定的那一天，才恢复织造，以符合朕敬天恤民的心意。撤回各边镇守的内官。谕告兵部说：军旅是国家大事，必须权力统一，号令才能通行，何况宦官监视军队，自古以来就有戒惧。如今各处镇守内官全部撤回；一切根据军情斟酌处理，约束官吏士卒，无事时修治整备，有事时抵御敌人，都听凭督抚便宜调度，不再出现委任不专、体制互相冲突的情况。各位督抚大臣以及大小将领，都务必竭尽忠诚谋划，以符合朕的心意。谕告吏部：魏忠贤、崔呈秀遭天诛，臣民的愤恨稍稍得到舒解；但诏狱中的冤魂仍然郁结禁锢，含冤未能申雪。着令部院和九卿、科道官员，把此前被斥逐、陷害的诸位大臣，公正地斟酌议论，采择官场舆论；其中因非法禁锢而死、情状最为可怜的，应当褒奖追赠的立即褒奖追赠，应当抚恤荫封的立即抚恤荫封。那些因牵连而被削职夺官的，应当恢复官职的立即恢复官职，应当起用的立即起用。有的已经身故，却被捏造赃罪，案件难以结清，家属又受到牵连拘押的，应当释放的立即释放，不要使他们长久湮没，以免伤害朕爱惜生命的心意。到元年三月，吏部才把因事而死的诸臣列名上奏请示，所加的追赠和抚恤更为优厚（详见后文）。

译刑部奉旨说：厂卫罗织深文、牵强附会、锻炼成狱，朕对此深为痛恨。耿如杞着令恢复原职；胡士容、李柱明都改拟罪名发落；方震孺、惠世扬着令九卿、科道会议审议。耿如杞因为不肯拜谒逆祠而获罪；胡士容任蓟州兵备时，被崔呈秀陷害；李柱明任户部管仓时，被诬陷盗窃米粮而被捕。逆党宦官把这些事作为邀功的资本。方震孺因为边疆之事，惠世扬因为移宫之事，都被诬陷定为死刑。到这时二人都得到释放，但部院起初仍拟将方、惠二人由斩刑改为戍边，第二次拟议后才准许恢复官职并起用。耿如杞的奏疏说：巡抚刘诏上疏请求为魏忠贤建立祠堂，责怪我不肯具呈详细意见，于是把魏忠贤的塑像悬挂在喜峰，见到的人都五拜三叩头，称呼他为九千岁。我看见了那尊塑像，只作半揖便离开，刘诏立即快马报告魏忠贤，参劾我并将我逮捕审问。我被押入镇抚司，许显纯施加的酷刑，比对待盗贼反叛者还要残酷；又把六千三百两赃银强加在我身上，家产全部变卖，亲友代为缴完，才被送到刑部，以死罪定案，押赴刑场的人，几乎每天都能听说。幸亏遇到皇上把我从狱中救出，准许恢复原职，请求允许我回原籍调养。奉旨说：立即选补优缺职位，以表彰刚直之气，不必再行请示。方震孺也上疏，陈述自己被诬陷的经过，其中大略说：士大夫的灾祸，到我们这些人已经达到极点；如今既然承受了皇上的恩泽，就应当永远消除报复的念头。假如才做了藩篱之囚，便又成为圜扉之果，希望把这种情况作为受罪诸臣的鉴戒。既然遇到圣明的君主，攀附麟凤、建立功业固然非同寻常；即使只是亲近鸥鹭、远离权势，梦魂也能安稳。假使逆党宦官没有遭受天谴，即使像尺蠖一样蜷伏在空山之中，难道就能安睡吗？又希望把这种情况作为被废弃诸臣的鉴戒，但还有一事请求：逆党宦官掌权时，最喜欢罗织深文。经过厂卫审讯的，冤苦固然很多；即使没有经过厂卫的，冤苦也同样不少。况且恩诏减轻刑等，平民得到它还容易，士大夫得到它反而困难。我在狱中曾多次对诸位大臣说，倘若将来能够重获生路，一定要把这种实情向皇上申诉。如今既然承受了皇上深厚的恩典，难道敢辜负这番心愿吗？请求敕令法司，公正地把案件全部查清，公开审理一番。这也是我继工瞽、刍尧之后所作的进言。监生胡焕猷上疏论劾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说他们在魏忠贤专擅时揣摩他的意旨，专门从事逢迎；各省直辖地区建立祠堂，他们各自撰写碑文称颂，应该立即罢免；并弹劾各地请求建立祠堂的巡抚、巡按。奉旨说：交刑部审问。刑部侍郎李若珪竟援引卧碑生员禁言亭律，判处杖刑并革除功名。四位辅臣各自上疏申辩，假托说魏忠贤碑文是他的食客、游士自行撰写的。至于奉旨褒扬称赞，则说文书官员声称这是皇上的命令并拟定票拟，臣等不能完全履行职责，只能认为应当见机行事，在其中周旋，希望对国家有一点点益处，也稍稍尽到自己的微薄心意罢了。并且引用陈平、周勃、狄仁杰的事例。皇上优厚地答复了他们。不久，四位辅臣相继离职，只有李国■〈木普〉在辞行时上疏说：胡焕猷只是一个书生，却义愤勃发；从今天看来，他的话难道有一条没有实行吗？采用他的意见却抛弃他本人，凭什么来激发忠义之气？希望把他送回国子监，以此鼓励敢于进言。皇上听从了。人们说，高阳这次举动还算看得出有斟酌，比同僚诸人高明多了。四位辅臣既然受到弹劾，按道义难以长久留任，于是联名上疏请求通过枚卜选任辅臣，皇上答应了。命令部院会同推举，将十人的姓名列具上奏。这时，逆党宦官的余势还没有消灭，邪说仍然存在。皇上圣明，知道所列人名前后不免有争议，于是把姓名放入金瓶中，对天焚香禀告，行一拜三叩头礼，再用金箸夹取，首先取出钱龙锡，其次是李标，再次是来宗道，最后是杨景宸。辅臣以天下多事为由，叩头请求增加一两人。皇上于是又夹取出两人，即周道登、刘鸿训。不久，来宗道在代理部务时曾替崔呈秀的母亲请求抚恤，奏疏中有“在天之灵”的话，被言官弹劾；杨景宸掌管翰林院时曾上颂扬奏疏。皇上更加怀疑会推并不可靠，才顺从众人希望，特别下令召用旧辅韩爌，即韩蒲州。

译御史杨维垣已经上疏参劾崔呈秀，准备同群奸一起收拾余烬，竭力维持残局。当时他已经被派任河东巡盐，掌道安伸上疏请求留下他协助处理大计。凡是被削籍的诸臣，虽然屡次奉到起用的旨意，杨维垣却一手掌握，百般阻挠；那些态度游移、两面逢迎而属于邪党、只是偶然被驱逐的人，他才出力推举。于是，编修倪元璐上疏说边疆还没有得到教化，正气还没有伸张，大略说：凡是攻击崔呈秀、魏忠贤的人，必定把东林列为相对的罪案，说他们是邪党，把东林诸臣说成邪人。那么党人将用什么名义来称呼崔、魏这类人呢？崔、魏既然已经是邪党，那么从前弹劾魏忠贤、议论崔呈秀的人又是邪党吗？况且天下的议论宁可有所借托，也绝不能不归于名义；士人立身行事，宁可有些矫激，也绝不能不以廉耻界限为准。那些人自己借托、矫激，却深深责怪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毁弃廉耻界限，背叛名教。于是，联名歌颂功德，生祠遍布各地。大肆歌颂功德还不停止，必然将要劝进；建立生祠还不停止，必然将要呼喊万岁。还要宽解说：“这是无可奈何，不得不这样罢了。”如果充满一颗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的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如今大狱之后，汤火之患仅仅残存，却还把“道学封疆”四个字当作铁案，极力防范报复，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的谋算。不久，他又因为旧辅韩爌、词臣文震孟辨明洗雪浮泛的诽谤，请求赐令召用；又说邹元标应当改换名次，天下的书院应当修复。杨维垣随即上疏，以“词臣持论非常谬误、起心害政值得忧虑”等语弹劾他。倪元璐又上疏，题为“微臣平心入告、台臣我见未除”，大略说：杨维垣驳斥我，极力称颂东林，说东林曾庇护李三才、熊廷弼。他难道不知道东林中有首先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的杨琏，以及弹劾并请求审问崔呈秀、追赃并拟判戍刑的高攀龙吗？况且当时议论李三才，只是推究他挥霍浪费的情况，并非没有指责他贪婪；议论熊廷弼，只是没有立即处以西市死刑，也并非没有按死罪治罪；那么还不能说是议论失当、刑罚失误。如今魏忠贤凶恶到了极点，杨维垣却仍尊称他为“厂臣公”，说“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何况李三才因为同虎彪结交近侍，按法律应当处斩。当初拟议还只判削职夺官，难道不是骄纵地保护他吗？杨维垣没有听到反驳纠正的话，又有什么理由责怪前人庇护熊廷弼呢？至于行贿的说法，本来就是逆党宦官借此为杨涟、左光斗等诸臣追赃的借口。当初拟议以移宫一案杀掉诸臣，案件上报后，认为按赃罪定罪有困难；再次传讯复审，又改为以封疆派赃的罪名比附定罪，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说法呢？王纪因为弹劾沈■〈氵隺〉而触怒逆党宦官，受到谴责斥逐；文震孟因为荐举王纪而被降职削籍；他们都是因得罪宦官而获罪的人。试看这些年来戴破帽、骑瘦驴的人，与那些越级升迁、不断晋级的人相比，究竟谁得到了荣耀，谁遭受了耻辱？从此是非义理不明，于是害怕戴破帽、骑瘦驴的人，纷纷歌颂功德、建立生祠；希望穿蟒袍、佩玉带、飞驰奔走的人，便毫不顾忌地称呼逆党宦官为父亲、九千岁。逆党宦官毁坏书院，驱逐正直之人，钳制学士大夫的言论；自从邹元标被以伪学之名驱逐，逆党宦官便以真儒自居。学宫的席位上，竟然恭敬地向宣圣作平等交往的揖礼；如果讲学的诸位大臣还在，难道会到了这种地步吗？杨维垣用无可奈何的心情为歌颂功德、建立生祠解嘲；假如崔呈秀在逆党宦官面前舞蹈称臣，请求任用臣下，难道也能因为无可奈何而跟着全部舞蹈称臣吗？又假如逆党宦官用军队劫持诸臣，强迫他们跟随叛逆，诸臣也能因为无可奈何而低头跟从叛逆吗？第一道奏疏送入后，平湖人施凤来拟定票拟，写下“持论不当”的旨意，大概仍是在坚持宦官的局面。到第二道奏疏送入后，皇上亲自阅览，内心受到触动，得以奉到批准的旨意，杨维垣等人的毒网才无从施展。人们说，这两道奏疏确实是廓清朝政的首要功劳。御史高宏图上疏说：魏忠贤扰乱政事、窃取权力，图谋不轨，朝廷大臣只是指责他为奸臣；皇上揭露他的罪状，称他为逆党，从此处以凌迟、戮尸，颁布判决文书，案件才算确定。彪虎之徒倚仗宠信，毒害忠良，法司起初拟定的刑罚并未减轻；皇上列举他们显著的罪恶，命令使用重典，从此判处斩刑、发遣戍边，明确写入判词，案件才算确定。至于那些倾覆危害社稷、动摇宫禁，公然以拥卫为名动用兵戈，争相充当反叛羽翼的人，如刘诏、刘志选、梁梦环，他们的罪行实际上超过彪虎。刘诏让天子的法臣在魏忠贤像前呼喊九千岁，行五拜三叩头礼，这不是倡导叛逆、让九边仿效吗？又在先帝临终之日，于遵化教场点兵，另行设置将领、精兵、铠甲和良马，都是魏忠贤赏赐给家丁的，直达都城门下；如果不是大圣人出面而内外勾结，这不是奉谁的诏令呢？先帝在宫中时，没有骊姬那样的宠爱；凡是鱼贯进入宫中的人，如果不是魏忠贤所进献的，便一概残害。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受到忌惮，刘志选、梁梦环接连上章弹劾；一旦改换皇后、图谋成功，这两个贼人就会成为华歆那样的人。刘志选只与潘汝祯一同被削职，梁梦环却没有受到处分。倪文焕一同被捕，而阁臣票拟含糊两可，这不是可以作为训诫的做法。奉旨：刘志选、梁梦环由抚按官提解，刘诏先行革职。御史叶成章上疏说：李实督造苏州、松江，弹劾杨某、姜某，以赃罪治他们；巡抚周起元竭力营救。周起元弹劾道臣朱童蒙，李实便向魏忠贤诬陷周起元，削职驱逐周起元，横加给他以为公事请托说情的罪名，又把周顺昌、高攀龙、周宗建、李应升、缪昌期、黄尊素牵连进去，一网打尽。缇骑四处出动，戴械拘系的人接连不断，大都送入镇抚司，于是许显纯掌握了他们的生杀大权。李实在外面构陷，李永贞在里面编织罪名；许显纯下此毒手，即使把四名凶徒立即处以磔刑、陈尸西市，也不足以偿还七位大臣的性命。

译皇上立即下令将魏忠贤、客氏处以磔刑，斩杀崔呈秀，并立即确定附逆诸臣的罪名。给事中李觉斯上疏弹劾魏忠贤有“十孩儿、五虎、五彪”。奉旨：由法司会议后具奏。五虎是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另一人是霍维华。霍维华广泛施展神通，于是用已经死去的崔呈秀来代替他。五彪是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当时刑部尚书苏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署事少卿姚士慎，都与宦官党羽有深厚的香火情谊，曲意加以保护；他们援引职官受财、枉曲法律的律条，判处发往附近卫所终身充军。倪文焕追赃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夔龙、田吉各五千两，解送充作边饷。田尔耕、许显纯援引职官胡乱审勘，使平民困苦致死的律条，判处斩刑，监候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援引同僚官员知情共同审勘、减等发往边卫充军的律条，判决上报后，舆论极为不平。当时，刘志选、梁梦环因为诬陷弹劾张国纪、倾覆动摇国母；薛贞因为枉杀刘铎；三人都相继被论列逮问，但内外官员相互徇私，迟迟没有押解起行。给事中曹师上疏说：五虎、五彪是逆党宦官的心腹，与他同恶相助，按交结党羽的律法论处，难道还有首犯、从犯的区别吗？如今却援引普通贪污残酷职官的例律，替这些奸徒开脱；监候必定在原籍执行，充军必定发往附近卫所，舆论沸腾，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如今刘志选、梁梦环、李永贞都奉旨提审，我私下担心法司又会沿袭前人的旧办法，以保护五虎、五彪的方式来保护其他奸徒。御史吴焕上疏说：往年遭受灾祸的诸位大臣，早晨听到命令，晚上就前往受征召，甚至不敢进门同妻子儿女告别。如今五虎、五彪等奸徒虽然屡次奉到明旨，诏书却挂在墙上，他们悠闲自在、任意行动。像刘志选、梁梦环、曹钦程这些人，有的安居家园，有的潜藏在京城宅邸，背后有强有力的援助，朝廷却无法制裁。薛贞身为堂堂司寇，却做了宦官党羽的刽子手，抗拒前往受捕，还公然上疏申辩，蔑视法律到了极点。于是，朝廷再次颁下严厉的旨意，限定期限，严令催促押解起行。当时，关于新近咨询科道考选的命令已经下达，弹劾攻击宦官党羽没有一天停止；魏忠贤援引任用的大僚黄立极、周应秋、郭允厚、孙杰、陈九畴、阮大铖、吕纯如等人，也都依次被撤回。五虎、五彪和其他奸徒这才得以逮捕审问、依法惩处，第二年便确定逆案，颁行天下。吏部上疏题请追赠、抚恤因事而死的诸臣：高攀龙赠兵部尚书（后来又加赠太子少保）；杨琏赠右都御史，加赠太子太保；左光斗赠右副都御史，加赠太子太保；周起元赠兵部侍郎；周顺昌、魏大中都赠太常寺卿；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袁化中、吴裕中、夏之令，都赠太仆寺卿。周朝瑞赠大理寺卿，缪昌期赠正詹事，万燝赠光禄寺卿，并荫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按照品级赐予祭祀和安葬。丁干学赠侍读学士，顾大章、刘铎赠太仆寺少卿，张汶赠刑部员外郎，都赐予祭祀和安葬。奉旨说：高攀龙等人坚守正道、舍生取义，忠贞的魂魄长久郁结；既然已经分别给予追赠和荫封，准许按照议定的办法施行，以彰显朕表彰忠臣、激励世人的心意。因为熹庙的梓宫将要启程，廷试进士改在四月初二日举行。皇上留心考察策士，这一天向上天祈求得到真正的人才，又把进呈的三十六份试卷放入金瓯中，用金箸夹取，首先取出刘若宰，于是确定他为状元。考察弘治乙丑科廷试，孝宗皇帝也曾在后宫焚香告天。这一科录取的名臣，只有顾鼎臣、昆铣、黄巩、魏校四人以文章和声望著称；方献夫因为议论大礼而显达，严嵩则因贪婪奸邪而败亡。如今戊辰科录取的汪伟、金铉、王章、吴甘来、周凤翔、徐汧、李梦辰、胡守恒、史可法、金声、刘之纶、徐泽，都以死守节义而著称，似乎胜过弘治年间。然而这一科也有宋企郊，他首先投降闯贼；听说其他失节的败类，也还有一些人。这一科因登极恩录取进士三百五十人，房考二十人；科臣中有加带都察院副都御史衔的，仍沿用逆党宦官乱政时所加的官衔，但排列次序仍在翰林院编修、检讨之后。

译《三朝要典》一书，是逆阉顾秉谦、崔呈秀、冯铨等迎合魏阉魏忠贤的意旨，借题发挥来坐实各位正直之臣罪名的书。它所指的罪魁，红丸案以孙慎行为首，移宫案以杨涟为首，挺击案以王之寀为首。当时的名贤，全都在这部书中被一网打尽。到这时，倪元璐请求毁掉它。奏疏说：挺击、移宫、红丸三案，关系到清正之士；《要典》一书，成于逆贼宦官之手；三案的公论不可不同时申明，《要典》一书不可不赶快销毁。当初案件兴起、议论展开时，满朝相互争辩：争论挺击案的，是竭力维护东宫；争论疯癫说的，是谋求安定神宗；主张红丸案定论的，是仗义执言；争论红丸案的，是探究本心；主张移宫案处理的，是在事变发生前预先消弭祸乱；争论移宫案的，是在事后坚持根本；各自都有道理，不能片面地说谁错。后来杨涟弹劾二十四罪的奏疏发表，魏广微一派的门户之说兴起，于是逆阉杀人便借三案，群小求取富贵也借三案。经过这两次借用，三案的本来面目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凡是推尊慈圣、把孝道归于先皇的，便歌颂义父魏忠贤的功德；罗网已经严密，却还疑心有漏网之鱼；势力已经极重，却又担忧局面会被翻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于是，各个奸党开始编造私家编纂的书，题名为《要典》，用它来批驳、根除异己；今天把它当作众正之党的碑文，以此求免一死，日后还会把它当作上公的铁券。由此看来，三案是天下的公论，《要典》是魏氏的私书。凭借宦官的权势，屈使史臣挥笔作文，这是自古未有的事情；应当毁掉它，这是第一条。还没有改朝换代，就编纂编年史；不直载事实，却加上评断。假如说它仿佛《明伦大典》，那就是魏忠贤想同肃皇帝争夺圣德，崔呈秀可以同张孚敬相比贤能，悖逆而不合伦常；应当毁掉它，这是第二条。它假造诬陷先帝，伪造御制文章，借窃来的文字进行诬妄；应当毁掉它，这是第三条。何况史馆即将开设，修史所需的抄本都已齐备；这并不是难以考察的七年，实录也有依据可查的书，为什么还要留下这枝蔓之作，供人唾骂？应当毁掉它，这是第四条。奏疏呈上后，皇上立即想把《要典》焚毁。内阁传达，让来宗道起草圣旨说：这件事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细议论后具奏。皇帝亲笔在具奏之后增加了“听朕独断行”五个字。后来，众议一致同意，奉旨立即焚毁。侍讲孙之獬到东阁竭力争辩，认为不可毁掉，继而痛哭，又上疏极力陈述不可毁掉的原因。于是张承诏、吴焕、吴玉等接连上疏弹劾孙之獬，言辞都非常痛快。而萧山等人在朝中竭力调停保护他，只拟定圣旨让他回原籍，到第二年仍被定入逆案。朱文肃说：小人的愚蠢真是厉害，自己供出了罪证，又替别人宣扬了盛大的美名。《要典》一书，先列出争论者的奏疏，附上史臣的评断，歪曲诋毁、胡乱辱骂，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又附上驳斥这些奏疏的奏疏，相关的人就是杨维垣、赵兴邦、徐大化、刘志选、崔呈秀。今天看来，这五个人的肉够不够人吃？他们骨头的臭气还能洗掉吗？此前争论三案的人，有的死了，有的被废黜，他们的奏疏稿本未必全部保存下来；他们的子孙也未必能一一搜集。而《要典》收录得大致齐全，是借助皇帝的威灵，既藏在内府，又广泛散布于民间；不久内府所藏的被毁掉，散到民间的却无法收回，人人都能看见。对于争论者，没有人不赞叹；对于驳斥者，没有人不唾骂；而史臣的几句话，段段都令人痛恨、羞惭，污秽没有比这更甚的，罪恶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他们大概是上天夺去了魂魄，自己投进污秽的厕所，没顶之后再也无法救援。五个人既然遭受了极大的辱骂，其中两人又受到极重的刑辱；此外还有刘廷元、岳骏声、霍维华这样的人，才干本来都可以有所作为，却都被收入其中。我痛惜逆贼既残害了多少善人，又连累了多少有才之人，所以立身处世的人不可不加以察看。总而言之，功名之心淡薄了，事情的道理就已经想通大半了。按语：文肃的这番议论很畅达。不过，他似乎略微替刘廷元、霍维华感到惋惜；但也应知道，倡言“疯癫”二字来保护挺击案的是刘廷元，首先打开勾通内廷门路、暗中引导逆阉残害善类的是霍维华；即使说他们有才，也只是小人的才干罢了，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御史毛羽健上疏弹劾阮大铖先后所推举的靠山：先是“五虎”中的倪文焕，后是“十孙”中的李鲁生，这难道不是他结党为邪的确证吗？甲子年，经营吏科都给事中职位时，他恨赵南星不肯同他合作，却同魏大中一起拜魏忠贤为义父；结果赵南星被戍边而死，魏大中惨死，这难道不是他陷害正直之人的确证吗？如果通看他弹劾左光斗的一疏，其中极力诋毁左光斗，狠狠辱骂周嘉谟等臣；而在“言过戆”一疏中，又竭力推荐左光斗等人，这难道不是他表面依附正直之臣、以掩盖自己结党为邪、残害良善的确证吗？至于他屈指等待皇祖升天，这难道不是大逆不道吗？起初，阮大铖因为依附魏忠贤而升任光禄卿；看到魏忠贤即将败亡，便上《合算七年通内诸臣》一疏，提到惠世扬串通汪文言勾通王安，以及其他一些人，希望掩盖自己谄媚依附的丑行。到这时被弹劾，便奉到圣旨说：“阮大铖前后反复，阴阳闪烁，着闲住。”这道票拟大概是长山所拟。阮大铖因此怨恨长山，便私下勾通内廷，暗中散布流言来陷害他。不久，长山就获罪离职。御史任赞化、吴玉、邹毓祚、邓英、毛羽健等接连上疏，弹劾杨维垣把持朝政、结党为邪、残害正直等罪，已经奉旨交给有关部门议处并斥退了。到这时，原任尚宝卿黄正宾上《除恶务本》疏，大意说：结交宦官，明载于严密的法律之中；可是虎彪般的恶势力肆意横行，子孙党羽纷纷聚集。追究事情的源头，创始者是魏广微，发号施令、暗中指使者是徐大化。徐大化起初以攻击熊廷弼作为向魏忠贤献媚求见的礼物，后来又逢迎魏广微，使他大肆施展排挤陷害的手段；他因攀附而督理大工程，每天博取魏忠贤的欢心，任意克扣工程银两；最后又私下接受铜商的重贿，挪借惜薪司钱粮二十万两。因为违拂魏忠贤的心意，被罢职令其闲住。等到看见逆党局势将要败亡，便让表侄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以便翻身转变局面。从今以后，徐大化、杨维垣虽然奉旨受谴斥退，却暗中居住在京城，每天同宦官往来；天下局势翻云覆雨，已经三次转变都牵涉到徐大化的线索，其中的情形多么难以测度啊！当时，萧山拟定圣旨，其中有“不必苛永”一句；皇帝命令杨维垣不许暗中住在京师，徐大化着令回原籍。

译先忠毅公左光斗和周宗建等七位公卿被逮捕，是由于织造太监李实的奏疏。李实已经被逮捕判处死刑。一天皇上召见群臣对答时，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启浚问道：李实这一案，有可疑或不可疑之处吗？有隐晦不明之处吗？丁启浚回答：九卿、科道会同审问后，已经据实回奏。皇上说：李实为什么应当立即处决而不等待刑期？丁启浚回答：李实同李永贞构陷并杀害七条人命，不用刑就自己招认了。皇上说：哪有不用刑就自己招认的道理？于是又问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回答：起初李实也不肯承认，等到用刑以后，才承认了。皇上说：在重刑之下，有什么话问不出来？李实是替魏忠贤追取印信，拿空白奏本让李永贞填写的，怎么能含含糊糊地定罪？丁启浚回答：威权和福禄出自朝廷，一切凭圣上裁决。皇上说：执掌法度贵在抓住根本，我难道是为了李实、“五虎”、“五彪”这些人吗？为什么不审问他们，也立即处决而不等待刑期？第二天，皇上又召见群臣对答，特意带着李实原来的奏疏，斥责阁臣说：这是李实弹劾七位大臣的原奏疏，你们可以仔细看看，究竟是朱笔写在墨字上，还是墨字写在朱笔上。群臣详细看了很久，都回答说，确实是墨字压在朱笔上。皇上说：可见这是一本空头奏疏。又命人把它传给九卿、科道，依次传阅完毕。于是宣召阁臣改拟票旨：李永贞不待时处决，刘若愚次一等，李实又次一等。按语：李实使用空白印本是事实，但怎么知道不是李实预先为日后推卸罪责留下的借口，故意制造这种先朱后墨的伎俩呢？当时替李实携带奏疏的是司房孙升，为什么不立即把他提来审问，追究到底呢？又为什么不取李实平日递入的奏疏来校对笔迹是否相同呢？即使说是李永贞填写的，判为次一等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再降一等呢？王永光低头顺从皇上的意思，是小人的一贯作风，不必说了；丁启浚身居司寇之职，不能坚持法令、在朝廷上直谏，却用“威福出自朝廷”一句来推卸责任，阁臣、部臣、科道官也都没有一人出言纠正，这就是朝廷大臣之所以被人轻视的原因。明主可以用道理纠正他们，当时逊之尚且年幼，一同受难的诸人也没有一个在京城；负责执奏的人使冤屈不能昭雪，大法不能端正，真令人痛心！至于“五虎”“五彪”，为什么不审问，也立即处决而不等待刑期呢？皇帝的话声声清楚，诸臣把脸面置于何地？当时谢此案的司寇是苏茂相，我私下认为他的罪过不比“五虎”“五彪”轻。后来三法司会同审判“五虎”“五彪”等奸党，才定为死刑；主稿属于掌道蒋允仪执笔，才没有枉法失刑。李永贞在魏忠贤名下办事。三年十月，他升任玉带随堂秉笔，获赐坐蟒凳。不到几个月，五次选任都由逆阉魏忠贤的心腹掌班刘荣推荐。凡是残害正直之人的事情，谋划实际上都来自外廷的线索；李永贞即使不是亲自协助杀人的人，但他的心术也大致可以看出来。七年八月，皇上即位，他便立即告病求退，没有获准。到九月初七日，才准许他辞职。十月初二日，他竟在私宅小院砌墙挖洞，靠洞穴传递饮食。二十六日，听说逆阉魏忠贤获准辞职，才走出墙洞见人。他起初请求退职，本来是想同徐应元合谋形成一局，排挤退逐逆阉魏忠贤，重新另造一个局面。等到徐应元也退职后，李永贞才手忙脚乱，秘密托付心腹掌班丁绍吕等人，给王体干、王永祚、王文政每人白银五万两。三人害怕李永贞反复无常，又畏惧皇上的圣明，都不敢接受。十一月十七日，三人分别将此事进献到御前。当晚，李永贞心中不安，秘密备好鞍马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为净军，发往承天显陵安置，全家惊惶失措，不知逃往何处。到十二月初九日，李永贞在外宅得到报信人，拿着李永贞亲笔写的帖子来领取盘费，便将他逮捕上报，着令押往显陵。二月，又调发到凤阳。三月，因为御史刘重庆上疏弹劾，提解押送到北方。六月二十日，会审时引用“奸邪进谗言佐使杀人律”，判处斩决，不等待刑期。二十七日，皇上召见群臣对答说：李实用空白奏本，李永贞负责填写，查验可见是墨字压在朱笔上；于是就在十六日把他捆赴正义街斩首。御史吴焕上疏弹劾漕运太监崔文升，引荐李可灼胡乱投用寒泻之药，以致光宗皇帝去世，确实犯了不可赦免的罪条；同时又甘愿做逆阉魏忠贤的心腹，总督漕运，控制扼守江淮要害，同刘志选一人在南、一人在北，遥相声援。他贪污残酷，人人都恨得咬牙切齿。崔文升在淮地尤其放纵横行，剥削军士，虐待百姓，应当逮捕审问。奏疏呈入后，崔文升拉着同伴伏在宫门前，哭声传到皇帝座前。皇上立即逮捕带头的两名太监，同崔文升一起各杖打一百，全部降为净军，发往孝陵；吴焕的奏疏于是被留中不发。应天巡抚李待问上疏，为地方上死难的高攀龙、左光斗、缪昌期、周顺昌、李应升、周宗建、顾大章七位大臣请求建立祠堂，供奉祭祀。他说，诸臣一生各有始末，磨砺树立的名节全都彰显于朝廷；追究他们招致祸患的原因，不是因为攻击魏逆的奸邪萌芽，就是因为剥夺崔贼的贪婪势力，他们触犯凶党、抗拒忌讳，于是凶党制造事端来陷害他们。当时暴虐的气焰四处蔓延，群凶交相罗织罪名；他们丧身破家的惨状，没有人不为之号哭，如同遭遇霜灾旱灾，冤屈愤懑实在值得同情。如今光明重新出现，褒奖爵位、赐予荫职的恩典，没有人不庆幸它使枯槁者得到滋润、使将死者恢复生机；尤其是同道之人，更会感到欣慰。因此各府的士民相继请求为他们立祠祭祀。请求下发有关部门具文答复。皇帝特准在当地建立祠堂，尊崇祭祀，希望忠魂大为慰藉，使他们在黄泉之下的正直节操得到光显，来日享受祭祀。奉旨说：郡邑乡贤祠，原本是用祭祀来表彰风范、劝勉世人的，近来滥行收入的人太多，亵渎超越了重大典制，实在不是旧有制度。这些惨死的大臣，风操节义较为显著，着令有关官员遵旨迅速举行祭祀，使士子明白忠孝的道理，不必另建祠堂。起草这道圣旨的，是吴江籍的次辅周道登。他实际上是想阻止乡人建立祠堂，所以借送入“乡贤祠”祭祀作为说辞。试试看，当时的缙绅，即使只是凭庸碌和俸禄取得地位、最终老死在家中的人，有哪一个没有被收入贤祠？况且进入贤祠，只须地方官批准施行，何必还要请皇帝下旨呢？听前辈说，吴江周道登本来就同宦官党羽气味相投而且十分嫉妒，憎恨各位正直之臣，连他们死后的尸骨也憎恨，所以不愿同乡有这样的盛举。后来经过台臣王道直、刘士祯分别论列，也指出了这件事，可见分辨评论自有依据。因此瞿稼轩说：当时我的祖父曾说，朝政日益清明，邪党还在维护宦官的局面；如果圣上忧虑不安地访求旧臣，他们一定会竭力排挤；如果圣上诚恳地怜恤冤屈，他们一定会更加痛苦地压制。有君主而无臣下，竟使人扼腕叹息。唉！如果不是圣明君主独断，这一切抚恤的典礼，又怎么能如此优厚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御史黄宗昌上疏说：逆阉窃取权柄，阴谋深不可测，都是因为那些贪恋俸禄、固守宠幸的人首先迎合逢承，给他逐渐产生以虚假窃取权位、图谋篡夺的机会。宁锦报捷，不过是解围后自行离去罢了，朝廷却下令授爵论功行赏，甚至同此事毫无关系的人，也都升官荫子，滥赏达到一百多人。国家的名位器用，全被逆阉收买，成为满足私心的东西。这距离先帝升遐还不到十天，其中有的可能是假造，有的可能不是，但一半都属于可疑之处。至于三殿工程不久即告成而加以叙功的事情，更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先帝在八月二十二日去世，叙功行赏却在二十一日。先帝已经病了很久，这正是病势危急之时，哪有安闲下诏的道理？没有听说这时召见当今皇上，把大宝托付给他，并命大臣申明国事，却把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当作最大的顾命安排吗？大概逆阉魏忠贤此时野心正盛，所以预先窃取诏命，巧妙结交心腹；这些都是魏氏的官，不是皇上的官。今天还承载着伪造的器物，建立堂堂的朝廷，也实在是良心丧尽了。奉旨说：黄宗昌既然知道有人矫造伪作，不妨指名上奏。黄宗昌于是再次上奏说：臣只弹劾这件事，不能把相关人员全部记得，姑且查阅邸报，列出姓名直接指明。于是列举黄克缵、霍维华、邵辅忠、吕纯如等六十人答复。大纳在先帝升天的日子，也就是各位大臣谢恩的日子。他们得意洋洋，把假的当成真的。总之，都是所谓的伪官。于是奉旨交给有关部门查核，凡是因殿功、边功而加给的恩典，一律削除，不再叙功，于是爵位和赏赐才完全清理明白。户部韩一良上疏说：皇上在平台召见群臣对答时，有“不爱钱”的文臣之语。然而如今世上哪里不是用钱的地方，哪个官员不是爱钱的人？过去是靠钱财取得官位，怎么能不拿钱来偿付？臣从县令任上起身，后来居于言官之列；若按官职来说，县令是行贿的首要之人，给事中则是收贿的魁首。如今责怪守令不廉洁，可守令又怎么能够廉洁？俸禄薪金有多少，上司督促索取的已经很多，过往宾客动辄有书仪，到了考选、朝觐时，动不动就要花费四五千金。这些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却想让守令不爱钱吗？至于科道官，人们称他们为“抹布”，意思是只要求别人干净，却不管自己污秽。臣这两天已经推辞了五百多金的书仪，臣交往的人还算少，其他人收受多少就可想而知了。这还只是有名目可说的馈赠；臣又害怕有人把皇上的言路当作吓人的死老鼠来利用。若一旦生出一两个爱钱的念头，钱财就会像流水一样涌来。请求大加惩处，使各位大臣把钱看成污秽，把钱看成祸患，这样或许就能看到不爱钱的风气了。至于钱财从哪里开出源头、怎样引导成流，臣还不敢深入说。奏疏呈上后，皇上嘉许他。于是召见对答，拿出这篇奏疏，命韩一良高声朗读完毕，交给阁臣相互传阅。刘鸿训上奏说：“这种弊病有两个方面：一是交际，一是纳贿。”皇上问：“什么叫交际？”鸿训奏答：“交际就像亲友之间互相馈赠，感情上还可以原谅；纳贿则是希求荣宠、求得罢免，因而便无法一一计数。”皇上说：“韩一良所奏，彻底冲破了情面，忠诚耿直，值得嘉奖！”于是下谕有关部门，破格提拔任用他。吏科都给事中王永光上奏说：“科臣公开上疏，必定有所指斥，请让他指出一两处最严重的，以此作为贪官的警戒。”皇上召见韩一良，指着奏疏中“开之有源、导之有流”等话说，可以据实详细奏报。韩一良回答：“臣如今还不敢深说，等侍□插平后再行奏报。”皇上又命他指名。韩一良说：“这两句话，大概是指事例而言；至于纳贿等事，臣在奏疏中原本说的是听闻。”皇上发怒说：“难道一个人都不知道，竟然就写出这样的奏疏吗？限你五日之内指名奏报。”韩一良回奏，弹劾周应秋、阎鸣泰、张翼明、褚泰初。皇上又召见韩一良当面诘问说：“周应秋等人自有公论，张翼明已经交有关部门听候勘问，哪里用得着你来弹劾？！”又取出先前的奏疏，反复阅看，高声诵读其中“此金非从天降”以及“辞却五百余金”一段，击节感叹，声音严厉，震动群臣（？）。皇上问韩一良，这五百两银子是谁馈赠的。韩一良回答：“臣有交际簿在。”皇上坚持追问，韩一良最终仍以“听闻”作答。皇上于是震怒，立即谕告内阁大臣说：“韩一良前后说法矛盾，先前的奏疏明明说有人，如今却拿周应秋等人来搪塞。”刘鸿训等人共同多次上奏请求，皇上不悦地说：“都御史不是轻易授予的官职，必须有实际功劳。”鸿训再次奏道：“臣不是替皇上吝惜这个官职，只是替皇上珍惜这句话。”皇上说：“分明是在替他说话，难道只凭在纸上说一说，便给他一个都御史吗？”又召见韩一良当面斥责说：“你所奏前后矛盾，显然是内心想法大变。本来应当逮捕审问，姑且饶过你这一次。” 宁锦督师一职空缺，朝廷推举袁崇焕。袁崇焕赴任前入朝辞行，皇上召见他对答说：“疆土沦陷，辽地百姓遭受苦难；卿不远万里奉召而来，忠诚勇敢，值得嘉奖。所有方略，可以据实详细奏报。”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已经写在奏疏中了。臣承受皇上的特别恩典，希望获得便宜行事之权，计算五年便可平定东□，辽地可以收复。”皇上说：“五年平定东□，如果这就是你的方略，朕不吝惜封侯的赏赐。卿要努力，以解除天下倒悬般的苦难，卿的子孙也将因此受福。”袁崇焕谢恩后暂时退下。当时皇上也暂时在便殿休息。给事中许誉卿当面追问五年平定的方略。袁崇焕说：“只是姑且安慰皇上的心意罢了。”许誉卿说：“皇上十分英明，怎么可以随便回答？将来按期责问功效，可怎么办？”袁崇焕自觉说错了话。不久，皇上再次登殿，袁崇焕立即奏道：“东□积蓄经营了四十年，这个局面本来就不容易收拾；只是皇上留心疆防，日夜勤劳于上，臣怎么忍心说困难呢！这五年之内，事事都必须顺利办成，首先是钱粮。”皇上立即召见户部署理事务王家祯，命令他竭力筹办，不要使供应不足。袁崇焕又请求整治器械，说凡是发往边地的弓、甲等物，都必须精良锋利。皇上立即谕告工部署理事务张继枢，所发各项器物，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有不合格的，逐一查究治罪。袁崇焕又奏道：“五年之内，事变不止一种，吏部、兵部都必须听从臣的调度；凡是当前需要的人才，就立即选授，不常用的人不要滥行推举。”皇上立即召见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把袁崇焕的意思告诉他们。袁崇焕又奏道：“以臣的力量控制东□是绰绰有余的，但要调和众人的意见却力量不足。臣一出国门，便会成为众人忌恨的对象；嫉妒功劳、妒忌才能的人，难道会没有吗？即使他们畏惧皇上的法度，不用权力牵制臣的行动，也仍然能够凭自己的意图扰乱臣的方略。”皇上站起身来，伫立听了很久，随后谕道：“卿的条陈奏议井然有序，不必谦让退缩，朕自有主张。”内阁大臣刘鸿训等人都奏请，准许袁崇焕便宜行事，赐给他尚方剑。至于王之臣、满桂所持的尚方剑，一并撤回，以归一事之权。皇上认为可以，于是命令传示有关部门遵照执行。

译王象干以原任官职重新起用，担任宣大总督。入朝觐见时，皇上召他与内阁大臣一同进入栏槛之内，距离御案只有咫尺，这是格外的待遇。皇上说：“卿是历经三朝的元老，忠诚谋略一向著称。如今见卿仍然精神矍铄，便知道袁崇焕的推荐没有错。有什么方略，可以当面奏报。”王象干奏道：“臣年过八十，牙齿稀疏，不能详细奏报，所有方略都写在奏疏中了。”皇上坚持询问。王象干先说起插汉、卜哈等部酋长离合的始末，接着奏道：“朵颜等三十六家，如今应当同哈慎联合起来，可以得到几万人，把他们安置在蓟镇沿边驻牧，作为我们的藩篱，这样似乎也可以抵御插汉。”皇上说：“看插汉的意图，似乎不肯接受安抚。”王象干奏道：“从容地加以笼络，也可以使他们接受安抚。”皇上说：“对付夷人，应当恩威并用，不能专门依赖羁縻。”内阁大臣刘鸿训奏道：“听说酋长知道王象干到来后，退去了六百多里。”皇上立即问退到了什么地方，鸿训不能回答。王象干代为奏道：“退到了正北方的沙碛之中。”皇上又问：“假如招抚之事不能成功，怎么办？”王象干秘密奏报了几百字有关夷情的话。皇上这才面露喜色，谕道：“卿年过八十，精力还很旺盛。卿在西边安抚插汉，袁崇焕在东边抵御【缺字】，恢复大业成功，都是依靠你们的力量。” 百官都叩头后退下。按语：袁崇焕原本知道边事难以办理，希望通过招抚和羁縻来争取时间，所以推荐王象干专门主持安抚。王象干到任后，专门负责插汉部酋长的安抚和赏赐事宜。旧例是，属夷出马，中国出彩绢等物，双方互相贸易，称为马市。夷人那里小马刚出生时，就把母马拴在山顶；小马从山下跳上山顶的，留下来供奔驰驱使；跳到半途跌倒的，杀掉作为食物；胆怯而不能跳的，就拿来同中国交易。王象干建议说：既然他们拿劣马欺骗我们，不如退回这些马，只按马价的一半给钱。少司马申用懋说：这些用于交易的马确实不堪使用，但每年征买马匹以万计，对他们也不是没有一点损失；而且用财物换马，名义上还说得过去。若无缘无故收取财物给他们，去年给了多少财物呢？再说插汉索取的数目非常奢侈，如果真的减少数额，他们未必听命。塞外过去弃置的土地很多，何不请求泰宁等地？他们如果能归还我们的旧疆，我们就照他们所索取的给付；如果不能，然后再减少数额，这样我们才有理由可说。当时王象干年老昏聩，没有长远谋划，当权者都急于求成，敷衍行事。不到半年，夷人便侵入内地，闯入大同，杀戮惨重；安抚最终没有成功，白白浪费了几十万金钱。” 袁崇焕刚到锦州，就接连上疏请求军饷。皇上在文华殿召见群臣，谕告说：“先前崇焕说，安置锦州的军队，可以平息兵变；如今又说想要鼓噪闹事，要求发放内帑，这同前一份奏疏有什么矛盾？你们奏报上来。”当时群臣中有人请求准许发放。皇上诘问户部尚书毕自严。毕自严极力说明户部缺乏钱粮，请容许分批筹措供给。皇上说：“根据崇焕的奏疏，说初三日就要发生变乱，如今已经是初二，现在发去也已经迟了，对平息鼓噪有什么帮助？又说，内帑和外库，都是万民的膏血，本来是用来保卫疆土、安定国家的；如果发出去确实有用，朕难道会吝惜吗？况且实际上确实不足，或者有人盗取了，你们哪里知道？”礼部侍郎周延儒奏道：“国家当前最急迫的是关门。先前要防备【缺字】变乱，如今又要防备兵变；先前宁远发生鼓噪还没有处置，如今又因为鼓噪而发放内帑，假如各边都仿效，将什么时候才是尽头？”皇上问：“卿认为应该怎么办？”延儒奏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放内帑。此时安危在呼吸之间，固然应当给他们，但这不是长久办法，还必须筹划一个长远持久的计策。”皇上说：“这话很对。如果事情一紧急就专门请求发放，内帑岂不是会被耗空，今后拿什么来应付？你们不肯彻底破除情面，竭力承担责任，动不动就说边饷缺乏；每次下旨，都完全看不到解送的钱粮来。就像赃银充作军饷，至今还没有送到；豆价命令调查，至今也没有回奏。这样拖延，钱粮什么时候才能确定？” 皇上又说：“你们每每请求举行文华殿召对，商议确定事情，却仍然事事照旧；召对都成了旧套，商议确定也全是空文，什么时候真正办成过一件实事？又说，朕即位以来，勤勉求治，以为卿等应当有好的谋略和奇策；召对商议时，对于还没有来得及周知的事情，都应当告诉朕，你们却推诿说不知道，朕又从哪里知道呢？”当时皇上威严震怒，忧虑显现在脸上，群臣都战战兢兢，叩头退下。当时是崇祯元年十月初二。过了几天，皇上再次召对，谕告说，缺饷之事必须寻求长远办法；辽兵动不动就鼓噪，各边都仿效，将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周延儒奏道：“军士以此要挟，毕竟另有隐情。古人还有罗崔掘鼠而军心不变的事，如今各地士兵只不过少了折色银两，怎么会动不动就鼓噪？”皇上说：“正是这样。古人尚且有罗崔掘鼠的事，如今虽然缺饷，难道竟会到这种地步吗？”延儒又奏道：“怎么知道不是不肖的将官制造恐吓言语，动摇军心呢？”皇上两次称好。从此两次召对之后，周延儒便得到皇帝的赏识了。

译插汉侵入大同，总兵渠家桢闭门不出，任凭他们杀人抢掠。皇上召集百官，谕告说：“朝廷养兵，耗费了许多兵饷，一旦有警，便束手无策，只知道请求调兵、请求发放钱帑。又说，插汉屠戮百姓，巡按官不能防御；这究竟是功还是罪，难道只凭一个【缺字】嘛僧讲和，就能不让他们轻视中国吗？又说，边疆出了事故，只弹劾总兵等武官，难道有功劳却不叙录、不提升文官吗？这种含糊偏袒，朕非常厌恶。”后来渠家桢的奏疏送到，皇上拿给内阁大臣看，众人都说大同失事，渠家桢拥兵坐视，怎么能够逃脱罪责？皇上说：“督抚又做了什么？难道命令一千多兵马，就要去抵敌插汉十多万军队吗？渠家桢既然有罪，督抚又做了什么？”刘鸿训奏道：“武将在外统领军队，文臣在内调度。”皇上说：“文臣还应当节制武臣。督抚一向不进行操练，平时虚报冒领，临敌时惊慌失措；用一千多名弱兵抵挡十万强敌，怎么抵挡得住？”鸿训奏道：“皇上责备文臣，确实十分正确。但是自皇祖静摄以来直到先帝，时间已经二十年，边防废弛已久，不是一时之间就能整顿的。”皇上说：“那么现在怎么样？” 辅臣等人都奏道：“如今比以前已经大不相同。”皇上说：“这些都是赞扬的话，还没有看到实行一件实事，怎么就看出不同了？”群臣默然无言，无法回答。又有一天，皇上在讲筵上，问内阁大臣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这句话应当怎样解释？”周道登回答：“容臣等回到内阁查明后再奏报。”皇上起初面有怒色，随后只是微微一笑。又问近来群臣的奏疏中常有“情面”二字，什么叫情面？道登回答：“情面就是面子上的情分。”左右侍从都暗自发笑。唉！君主有余而臣下不足的感慨，仅从这几件事就已经看出来了。工科给事中黄承昊上奏说：“东南地区时常遭受水灾，是因为水利没有修治。”皇上问：“水利为什么不修？”内阁大臣钱龙锡、周道登一同奏道：“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治需要钱粮；此前已经拟定诏旨，命抚按酌情议定。”皇上沉思了很久，说：“要修治水利，可以扰民吗？”钱龙锡奏道：“臣等正是担心扰民，所以才交给抚按酌情议定。”御史毛羽健上疏请求整顿驿递，皇上立即命他自己宣读。于是谕告内阁大臣说：“驿递已经疲困到了极点，小民被敲骨吸髓，马不停蹄，人不歇肩，朕非常痛恨这种情况。如果不痛加革除，百姓的困苦怎么能够得到缓解？卿等立即拟定票拟送来。”票拟送到后，皇上认为票拟中说抚按、司道的公务以外，一概不许派发白牌，措辞含糊，于是命令改拟票。御史梁子璠请求裁减兵饷，奏疏中有“边臣虚冒”等话。皇上召见户、兵二部，问道：“为什么虚报冒领会严重到这种地步？”户部署理事务王家祯、兵部署理事务王在晋奏道：“兵饷虚报冒领已经很久了；各边一有事情，督抚便多次请求增加兵员、增发军饷，这种弊病不是一天形成的。”又读到“老弱之人会荷戈而弗克”时，皇上惊然说道：“拿着武器的都是老弱之人，为什么不查究？” 于是命令户部、兵部派遣廉洁能干的司官，逐年逐月查核，详细奏报。又有一天，皇上召对，特意召科道官到面前，谕告说：“朕思考任用贤能、罢退不肖，所以命你们充当耳目，负责举荐和弹劾；其中未免有虚妄滥行，你们试着想一想：你们所举荐的人，果真人人都是贤能吗？所弹劾的人，果真人人都是不肖吗？朕特地下谕严厉责备，其中用了‘反坐’二字，是为了求得实话。如今又当面谕告你们，你们却各自闭口不言，那么还要科道官做什么？”皇上勤勉求治，早晚不得安宁，最终竟没有一个人能够仰体并慰藉圣意。至于整顿驿递、清理兵饷，尤其是挽救时局的良法，但执行不善，反而因此开启了流寇之祸。可悲啊！

译皇上召御史吴玉来宣读弹劾枢臣王在晋的奏疏，读到“在晋何如人也”时，命令他大声宣读。读到“公子亲家”等话时，皇上问亲家的姓名，又问奏疏中“垄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吴玉说：“垄断，是说商人登上高处，向左右观望以获取利益。”又读到“时局”等话，皇上问：“什么叫时局？”吴玉说：“就是当时是魏忠贤的局面，今天是皇上的局面。”皇上发怒说：“怎么能拿他同朕相比？”又读到“妄自矜诩”等话。皇上问辅臣王在晋怎么样，李标奏道：“王在晋屡次受到别人的指责，应当放他离去。”皇上说：“事情有是非曲直，怎么能只叫他离去就算了？”又问：“张庆臻一事怎么样？”皇上改命内阁大臣奏报。内阁奏称，先看到兵部的手本，张庆臻的揭帖在后。皇上问：“张庆臻怎么敢递送私揭？”张庆臻奏道：“因为是小事，不敢烦扰上奏。”皇上说：“改动敕书怎么会是小事？”于是命群臣和科道官奏报。王道直等人都说：“张庆臻用贿赂改动敕书，确实属实。”吴玉又奏道：“是刘鸿训指使张庆臻上奏；改动敕书的是中书，臣只是多写了一份揭帖。”皇上因他妄加处置而发怒，斥责了他。（此前，张庆臻奉命提督京营，敕书中增加了“兼管捕营”四字，提督郑其心认为这是侵犯职掌，便以此论罪。） 皇上命令查问书写敕书的中书官，于是追究行贿改敕的缘由，说：“……”随后因擅自改动敕书一事，交九卿、科道会议审议。议案上报后，奉旨：刘鸿训擅自增加敕书内容，欺骗君主、说谎，发往边卫充军；王在晋徇私受人嘱托，与司官苗思顺一同革职；张庆臻行贿钻营，念在他是勋臣，罚俸三年；中书田佳璧等人，由法司定罪。吴玉、王道直及□□□等人弹劾有据，各加一级。皇上命令会同推举内阁大臣，列上成基命、钱谦益、郑以伟、孙慎行、李腾芳、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宏、罗喻义九人的姓名。温体仁因恼恨自己未能参与推举，便上疏攻击钱谦益，说钱谦益在辛酉科主持浙江乡试时，接受钱千秋的贿赂，不应参加推举。皇上召集廷臣，当面询问温体仁，钱谦益辩解了很久。皇上问温体仁：“你所说的神奸结党之人是谁？”温体仁奏道：“钱谦益的党羽很多，臣不敢全部说出。”又说到这次枚卜时，都是钱谦益主持。吏科章允儒奏道：“钱千秋一案已经审问结案；温体仁资历虽然深，声望却很轻，因为会推时没有让他参加，所以他才这样热衷。如果要纠弹钱谦益，为什么不在会推之前纠弹？” 温体仁奏道：“科臣这句话，正好暴露了他的党羽关系。因为此前形势冷淡，弹劾他有什么用？在这个时候纠弹，正是为了替皇上慎重选用人才。”章允儒奏道：“从来小人陷害君子，都拿结党一事来做文章。当年魏广微想驱逐赵南星等人，就在会推的奏疏中让魏忠贤加上‘党’字，结果把他们全部削职夺权。直到今天，这仍是小人害君子的榜样。”皇上发怒斥责道：“胡说！在御前奏事，怎么能这样胡扯？把他拿下。”锦衣卫将章允儒挟持出去。温体仁又奏道：“请皇上试问冢臣王永光，他屡次奉到温旨，为什么不出来？直到瞿式耜发言、枚卜结束之后，他才听任自己离去。皇上正眷顾冢臣，怎么能命令他离去？”又奏道：“钱谦益热衷于枚卜，先让梁子璠上疏，又让侍郎张凤翔代行会推，这是历来没有过的事。”皇上召见群臣问道：“枚卜是国家大典，会推必须公正，怎么推举这样的人？究竟公正还是不公正？你们奏报上来。”内阁大臣李标等人都奏道：“关说请托与钱谦益无关，先前已经审问清楚。”皇上说：“审问供词也闪烁其词，不可凭信。”礼部侍郎周延儒奏道：“皇上再三追问，群臣不敢奏报的原因，一是害怕触犯天威，二是受到情面的牵制。” 总而言之，钱千秋这一案件，内中的关节确实存在，不必再问了。皇上又诘问说：“九卿、科道会同推举，竟推举这样的人；即使是会同商议，今后也要做到公正；如果不能公正，还不如不召开会议。你们为什么不奏报？”周延儒又奏道：“大凡会同商议、会同推举，都是皇上明旨下达给九卿、科道，原以为最为公正，却不知道外廷实际上只是由一两个人把持，诸臣都不敢开口；即使开口也不起作用，只是白白说出话来而祸患随之而来。”皇上命他再次奏报。周延儒又按先前的话奏答。皇上说：“朕问你们这些儒臣，竟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那召你们来对答又有什么意义？”于是注视着周延儒说：“刚才两班官员中，只有这个官员奏答了几句话。”又对辅臣说：“诸臣这样做，还不如到了称功颂德的时候，说边防已经坚固，财用也很充裕。”于是暂且停止枚卜。当时钱谦益伏在地上等候治罪，皇上命他出外听候旨意。第二天，奉旨说：“钱谦益有结托关说的证据，又滥参与枚卜，可知他有党羽，着令革职回籍。钱千秋交法司审问。”又下旨说：“章允儒徇私灭公，放肆出言而毫无顾忌，革职为民。”耿志炜、梁子璠，罚俸一年。瞿式耜、房可壮，降级调往外任。在此以前，皇上两次召见对答时，因宜兴所奏的话符合旨意，心中已经属意于他。恰逢枚卜，霞城想替两人调解，便同掌垣章公商议，章公也只是唯唯应诺。再次经过虞山的寓所时，瞿公稼轩正坐在那里，坚持拒绝，并且因为拥戴宜兴而讥刺许公。虞川还说：“他与涿州相知，并不是与我志趣相投的人；如果推举宜兴，可以不推举我。”许公于是闭口不言。宜兴见自己被拒绝得太过分，便同乌程合谋。乌程已经上疏，忽然受到召见对答，虞山还不知道，自以为拜相之事已经定在这一天，洋洋得意。等到入朝对答时，才知道乌程已经上疏；两人在朝廷上辩论，乌程言辞如涌泉般流利，虞山出乎意料，言辞颇为屈服；科道诸臣中，又有很多人替虞山说话。于是，虞山结党的疑虑深入皇上的心意，再也无法消除了。宜兴与涿州是同年，并且关系友好；涿州拜相时，宜兴正因服丧居籍，并没有曾经依附他来升官。丙寅之狱中，诸位贤臣因为触犯宦官而遭难，宜兴都竭力加以援救，并写信给涿州，以大义规劝他；一时同道的人都称赞他，并不只是逊之一个人的私下看法。可是虞山一派唯独把他拒绝得太过分，激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反而使乌程得以得志。可惜啊！

译御史毛九华弹劾温体仁献媚宦官的诗册，任赞化弹劾温体仁在乡里时的种种违法之事。皇上又召见对答，命人宣读毛九华的奏疏，拿来询问温体仁。温体仁奏道：“臣如果有献媚宦官的祠堂诗文，必定会亲笔书写作为见面礼，哪有刻在木板上的道理；既然刻印了，必然会广泛流传，怎么会只有九华在途中得到，京师反而没有刻本册子？况且为什么不在籍没逆宦的时候揭发，反而要等到九华手中得到之后才揭发？如果把刻本作为证据，那么刻匠遍布都门，凭钱谦益的势力，还有什么不能假造捏造的？”皇上按照这些话诘问九华。九华回答：“臣是在八月从途中买到的。”皇上说：“八月买到的，为什么到现在才揭发？”九华回答：“臣在十月参加考选。”皇上问：“阁臣怎么说？”首辅韩爌奏道：“体仁平日谨守己身，也有品望，只是因为弹劾枚卜的一道奏疏，愤激过度，因而触犯众怒。”皇上展开册子，指着后面四个人都属于杭州人，说：“一定是这四个人所作，只要询问这四个人就知道了。”皇上又召翰林官宣读任赞化的奏疏，询问体仁。体仁说：“臣在乡里时，只知道奉公守法；赞化不弹劾臣任官时的事情，却弹劾臣居乡时的事情，是因为他认为弹劾臣任官之事会被查明，害怕皇上召问廷臣后欺骗蒙蔽立即暴露，所以才诬陷臣居乡时的事情，以为京师距离遥远，皇上的耳目容易受到蒙蔽。” 于是奏称赞化是钱谦益的死党，替谦益首先攻击陈以瑞；以瑞因崔、魏之事被削职夺禄，皇上又赐环使其复出，后来恰逢会同弹劾谦益科场之事，赞化反而以献媚宦官的罪名弹劾他，并把持选官之权，覆奏使他成为平民。赞化又有一道推荐宰相人选的奏疏，称谦益为伊尹、周公一类的人物，这些都是他作为谦益死党的证据。皇上说：“不必再多奏报了。”从此，温体仁偏偏以孤忠的形象得到皇上知遇，而关于他结党的说法，则深深引起了皇上的疑虑。攻击他的人越用力，皇上的疑虑也就越深。御史吴甡上疏说：“旧制规定六年举行一次京察，是为那些不修职守的诸臣设置的；如果是大奸大恶、依附逆党并且害人的人，则不在这一例中。像刘瑾败亡时，一时依附刘瑾并掌权的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发戍，有的被削职，有的被降级，全都不等得京察，因为这类人的罪过重大、人数众多，不是考功法所能载明的。魏忠贤的凶恶悖逆超过刘瑾，依附魏忠贤的恶行和罪过也超过依附刘瑾的人，大致有四类：摇动国母、逼迫封立三王、以虎彪为义子、给上公封爵，名叫‘佐逆’；借题杀人、屠戮忠良、封闭门户和疆界、一网打尽，名叫‘害正’；称功颂德、建造祠堂聚敛财物、引荐邪恶之徒、以《三朝要典》抵赖诬陷，名叫‘媚珰’；用贿赂沟通权势、进入幕府秘密谋划、矫加职衔、一年之内九次升迁，名叫‘速化’。这些人全都不知道有朝廷，任人辱骂，廉耻丧尽，必须彻底澄清，斩断根株；如果混入京察典例，那么名目不能分清，人数又有限，必然挂一漏万，凭什么显示惩罚？”皇上批准了他的意见，交给有关部门办理。不久，终于下达特别谕旨，逆案的确定，实际上就是由这道奏疏开启的。御史侯恂也有奏疏说：“除掉奸邪、考察官吏，不可以同时进行；” 这些话都说得畅快淋漓。在考察京官的大计中，南京吏部尚书郑三俊、右都御史陈于庭共同上疏，要求把南京媚附宦官的人二十名列在京察典例之外：大理寺卿谢启光、科道郭如暗、御史何早、李时馨、夏敬臣、刘汉、徐复阳、户部魏豸、胡芳桂、张聚垣、礼部虞大复、颉鹏、叶天陛、兵部周宇、李际明、邸存性、工部魏宏政、葛大同、欧阳充材、应天府夏之令；他们有的甘心依附逆党，有的因害怕祸患而中途改变立场，按照顺逆的法理衡量，没有一个可以宽免，便据实上疏报告。奉俞旨，交有关部门办理。这件事也发生在皇上颁布谕旨确定逆案之前。皇上驾临平台，召见阁臣韩爌、钱龙锡、李标、吏部王永光、左都御史曾于汴，命令确定依附逆党诸臣的罪名。阁臣起初只把四五十人列入案件上报请示，皇上很不以为然。皇上再次命令广泛搜查，又增加了几十人。皇上对他们不符合旨意感到愤怒，并且说：“这些人都应当依法治罪。”诸臣以不熟悉刑名作答，于是又召刑部尚书乔永升共同办理。皇上又问：“张瑞图、来宗道为什么没有列入？”回答说：“这两个人没有事实罪证。”皇上说：“张瑞图因为擅长书法，替宦官书写祠堂匾额和碑文；来宗道题写崔呈秀母亲的恤典，称为‘在天之灵’，他们的罪反而更重。”皇上又问：“贾继春为什么也没有列入？”阁臣回答：“继春说应善待选侍，并没有失去厚道；后来虽然反复无常，但他的立论也有可取之处。”皇上说：“正因为他反复无常，所以是个真正的小人。”于是又把御前祠堂颂扬的红本发下去，命令根据这些材料定罪，分别列为拥戴、谄附、建祠、称颂、赞道等名目，首先把大逆魏忠贤、客氏列在最前，命令刊布于中外。吏部、都察院接到并传出圣谕：“朕认为帝王效法上天治理天下，首先要辨明忠臣与邪臣；臣子献身侍奉上天，首先要明白顺逆。” 经常警惕臣下不得图谋篡逆的戒令，法律严明近侍相互交结的条文；国家有常刑，法律没有可以赦免的地方。逆竖魏忠贤，轻佻狡猾而才力低下，只是充任给使之职；他运用倾邪反复的巧智，结党营私并依附权贵；他的功劳不过是窥测人的皱眉和笑容来伺察皇上的意向，依仗宠信而贪图富贵。假使不是让众多官员借助他的党羽，他怎么会如此肆意施毒？可是当时外廷结交奸党、贻误国家的人，实在有很多。有的与宗室缔结交好，有的自荐投身幕府，有的暗中谋划并授意指示，肆意罗织罪名来陷害善良之人；有的秘密策划、相互勾连，扼制利权而掌管兵权。甚至大规模兴建祠堂、歌功颂德，公开仿效首恶；倡导应和已经达到三次封赠，称谓也渐渐到了没有等级限制的地步。是谁造成了逆节，使祸患蔓延如燎原之火？等到朕继承大宝登上帝位，严厉的诏令多次颁布，元凶逆党依次铲除；还有人粉饰罪行以求邀功，侧身躲避而窜改正道，摆出望气占风的面目，发出夸耀奸邪、指斥佞臣的奏章。考察他们虚构诬陷的行迹，罪恶昭彰，不能宽贷。朕既已明察，特命内阁、部院大臣将发下的祠堂颂扬红本，参照前后弹劾奏章，详细列举拥戴、谄附、建祠、称颂、赞道等名目，根据法律推究实情，反复审定拟议。首先订正奸逆案件，刑罚严过五刑；稍稍宽减胁从者的诛罚，到如今已经三次褫夺官职。” 其中情节和罪行较轻、可以减免的，另行上疏处分，暂且网开一面。此外，按照本人原本动机宽宥过错，即使有所遗漏，也一概赦免不再追究。从今以后经过惩治，你们大小臣工应当洗涤心肠，谨慎修治职务，共同遵循王道，全部断绝私相牵连。不要荒废官守，却借事张扬；不要急于报复恩怨，却借题发挥弹劾举荐。朕将是非作为衡量奏疏的标准，以实际功绩考核官吏；有一项违反这些要求，必定治罪而不宽宥。你们还应各自警戒惩戒，这样才能有始有终。敬慎奉行！特此谕告。”

译一、首逆：魏忠贤、客氏。依照谋反大逆的法律，不分首犯和从犯，一律凌迟处死，已经依法正法。一、首逆同谋：崔呈秀、李永贞、李朝钞、魏良卿、侯国兴、刘若愚。依照谋逆之罪办理——但凡共同谋划者，不分首犯和从犯，一律凌迟处死。已经依法正法的，减等拟判斩刑。一、结交近侍：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冽、许志吉、薛贞、曹钦承、吴淳夫、李夔龙、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张体干、孙云鹏、杨寰。以上诸人依照各衙门官吏、典吏与内官相互交结、泄漏事情、因缘作弊、互相勾结奏启的法律，判斩刑，秋后处决。一、交结近侍次等：魏广微、徐大化、霍惟华、张讷、阎鸣泰、周应秋、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三才。以上诸人依照交结近侍官员的法律，减等发充军；仍命各地抚按官查明招供拟定，其中如有赃私等情节，一并查明后奏请发落。一、逆孽军犯：魏志德、魏良栋、魏鹏翼、魏抚民、魏希孔、魏希尧、魏希舜、魏希孟、魏鹏程、傅应星、杨六奇、客光先、徐应元、刘应坤、王朝辅、徐文辅、孙进、王国泰、石元雅、赵秉彝、高钦、王朝用、葛九思、司云礼、陶文、纪用、李应江、胡明位。一、交结近侍又次等：冯铨、顾秉谦、张国瑞、来宗道、郭允厚、薛凤翔、李蕃一、孙杰、张我续、朱童蒙、杨梦袁、李春茂、李春烨、王绍徽、徐兆魁、刘廷元、谢启光、徐绍吉、邵辅忠、杨所修、贾继春、范济世、李养德、阮大铖、姚宗文、陈九畴、亓诗教、赵兴邦、博櫆、安伸、孙国桢、郭巩、冯嘉会、曹思诚、孟绍虞、张朴、李恒茂、郭尚友、李精白、秦士文、张文熙、杨惟和、何廷枢、陈朝辅、许宗礼、卓迈、卢承钦、陈尔翼、石三畏、郭兴治、刘徽、智铤、何宗圣、王琪、汪若极、陈惟新、门克新、游凤翔、田景新、吕纯如、吴殿邦、黄运泰、李从心、杨邦宪、郭增光、王点、单明诩、李嵩、牟志夔、张三杰、曹尔祯、毛一鹭、张文郁、周惟持、徐复阳、黄宪卿、许其孝、张养素、汪裕、梁克顺、刘宏光、温皋谟、鲍奇谟、陈以瑞、庄谦、龚萃肃、李应荐、何可及、李时馨、刘渼、王大年、余合中、徐吉、宋祯汉、张汝懋、许可德、刘祖述、李灿然、刘之侍、孙之獬、吴孔嘉、季寓肃、潘士闻、王应泰、张元芳、阮鼎铉、李若琳、张永祚、周良才、曾国祯、张化愚、李桂芳、张一经、陈■〈〈日上廾下〉殳〉一、夏敬承、周宇、魏豸、郭希禹、颉鹏、李际明、魏宏政、岳骏声、郭士望、张聚垣、周锵、徐四岳、辛思齐、胡芳桂。以上诸人依照结交近侍官员的法律，按照引名例律减二等论处，判处徒刑三年，缴纳赎金后作为平民。一、谄附拥戴：李实、李希哲、胡良辅、崔文升、李明道、刘敬、徐进、冯玉、杨朝、胡宾、孟进宝、刘镇、王体干、梁栋、张守成、商成德。以上这一款十六人，加上前一款的徐应允等十六人，都作为平民服差役。又上疏列出次等四十四人：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房壮丽、董可威、李思诚、王之臣、胡廷宴、张九德、汤三九、乔应甲、杨维新、朱国盛、冯时行、吕鹏云、董懋中、周昌晋、虞廷陛、杨春茂、徐景濂、陈保泰、郭兴言、周惟京、徐扬先、陈序、曹谷、朱慎荃、郭如暗、何早、虞大复、叶天陛、邸存性、葛大同、夏之鼎、张九贤、李宜培、谭谦益、欧阳充材、吴士俊、徐溶、潘舜历、李三楚、童舜臣、阵守瓒。以上照考察不谨，拟定为戴冠带闲住（御笔抹去“冠带”二字）。这件案件，首先由韩辅执笔，参与参议定案的是次辅钱、李以及部院三人。首辅坚持正道有余，但刚毅决断不足。何况冢宰亲自参与歌颂逆党，却又参与制定依附逆党的案件，难道会没有私下庇护同党的心思，从而牵制办事官员吗？幸亏圣明的皇上嫉恶如仇，严厉申谕再三，诸臣畏惧明确的诏令，不敢不遵命办事。然而，想要上对得起圣天子厘正曲直的权力，下足以昭示万世臣民的鉴戒，仍然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从此以后，在下位策划翻案的人，十七年如一日地窥伺；在上位坚持原案的人，也十七年如一日地坚持。直到南渡以后，马、阮掌权，案件翻转，国运也随之走到了尽头。还能够说小人的进退与国家兴亡的大数没有关系吗？命令给惨死的诸臣高挛龙、杨涟、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缪昌期、魏大中、周顺昌、李应升、周宗建、袁化中、黄尊素、夏之令、吴裕中、万燝等人的三代颁给诰命，这是采纳吏部验封司郎中徐大相请求的结果。在此以前，褒奖抚恤的命令下达后，各家诸子进宫谢恩，上诉先臣受冤的始末，并且各自有所陈述，请求像杨之易、周廷侍、夏承那样，发还原先籍没的财物，于是各家都奉命得到五百金；魏学濂上疏说明他的兄长魏学洢死于孝行，请求附葬、附祭；高世儒、缪虚白请求给母亲封诰；逊之请求给祖父母封诰；都奉旨批准。到了这时，周茂兰上疏援引《会典》中三品官赠及祖父母的例子，皇上立即下令交给有关部门审查议定，部里依据《会典》复奏，获得批准。验封司徐公认为各位大臣的事情本属一体，不应有所区别；封赠典礼属于有关部门的职责，不必让子孙逐一自行陈述，于是合并诸臣姓名，汇总上题，一同请求，随即奉俞旨。这是从前未曾有过的盛典。特意详细记下，以此记载圣恩，也表明当事者善于推行皇上的意旨，表扬先臣忠节的盛美。当时政府中负责票拟的人，是首辅韩蒲州、次辅钱华亭二公。

译鹿善继所作《叙同难录》大略说：皇上神圣，所作所为用意深远，往往不是臣下所能窥测的。比如说到逆党，谁不辱骂他们、憎恨他们，但不久之后这种情绪就渐渐平息了。说到各位忠臣，谁不怜悯他们、为他们悲痛，但不久以后这种情绪也渐渐平息，渐渐遗忘了。况且还有人借着“见到善行不喜悦、听到恶行不发怒”的说法，反过来极力诬蔑我们的君主，说皇上在逆案中想从宽，在褒奖忠臣时却想从严。等到皇上钦定逆案，天诛之威令人凛然，而三代诰命也正在这时颁给；这以后才知道圣明的君主褒善贬恶，不会被众人混淆，也不会因为时间久了而厌倦，更不会因为事情繁多而产生厌烦。难道肯持守忠诚却不希望得到报答的说法，却要让作恶的人最终获利、行善的人最终反而不利吗？”}], 御史方大任上疏奏报会审曹钦程一事：曹钦程当面拿出揭帖说，冯铨是他的房师。冯铨召曹钦程来，让他弹劾周宗建等四人，把周宗建列在首位，张慎言次之；张会伦是张慎言的父亲，还一定要附带弹劾李应升、黄尊素，因为他们是南乐县令的深仇。过了几天，又把曹钦程召到自己的住处，李鲁生已经在那里，袖中藏着疏稿，逼迫曹钦程上疏，疏稿于是上呈。第二年冬天，田仰以浙江按察使的身份捧着公文进京，对冯铨说，吴越一带有七个人结成一党，即周顺昌、周宗建、高攀龙、黄尊素、缪昌期、李应升，以及与周起元相互勾连，暗中谋划翻案。冯铨于是想设法置这七人于死地，又想逼曹钦程再次上疏。曹钦程坚决拒绝。冯铨大怒，便授意本房门生潘士闻上疏，推荐田仰而弹劾曹钦程。田仰立即被擢升为京堂，曹钦程也立即被削职夺官。可见，最先策划此事的是冯涿州，促成其谋划的是李鲁生，曹钦程只是受威逼而被迫附从的人。从此以后传播暴虐、专门主持此事的也正是冯涿州。制造恶事的是田仰。他说得确凿有据。像这样，冯铨谄媚宦官、残害他人，章奏中屡次提到；就连我，也是被冯铨指使他的门生王琪弹劾的，我去年已经入朝报告过详细情况了。现在一切听凭皇上的英明裁断。有人说，田仰随后虽有疏奏办理此事，但曹钦程是在乙丑年二月弹劾四位大臣的，而我当时不在京城；七位大臣是在丙寅年七月被逮捕的，我入朝庆贺的事情办完后，早已前往粤地。曹钦程尚且说这件事与他无关，为什么反而说我是制造恶事的人呢？当时逆案已经定案，圣明的君主于是没有深究，只判曹钦程处以大辟之刑。曹钦程的疏文出自冯铨之手，这是确实无疑的。到丙寅年李实上疏时，据实辨明是李永贞诱使人把空头印本带入京城填写，那么冯铨等人参与谋划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可惜当时办案的人只让李永贞、曹钦程抵罪，竟没有彻底追究。关于这件事，田仰在辨疏中说：七位大臣死于丙寅年七月，当时他已经办完事情前往粤地；然而李实的疏文上呈实际上是在二月，诸臣被逮捕都在三月，被害都在六月，田仰在京城却谎称是七月，这是用来逃避罪责的话，真实情形已经显露了。何况田仰与冯铨、李鲁生本来就是至交，即使不是最初策划的人，也是参与谋划的人。难道能够安然置身事外吗？仅仅因为京察拾遗而被夺职，已经是幸运了。至于后来他逃窜隐藏了数年，弘光帝南渡后，又攀附关系重新起用，任淮扬督抚，清兵一到，便叩头投降；小人的旧态就是如此，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二年二月十四日，皇长子出生，由中宫周皇后所生。永乐以后，只有武宗毅皇帝是孝宗正宫张皇后所生，其余中宫都没有生育皇子。皇后之父周奎，隶属于苏州府长洲县。皇后出生在对门内，如今“坤仪锺瑞”牌坊还保存着。皇后年幼时，于天启七年被选为信王妃，不久升为中宫皇后。皇后之父被封为嘉定伯，在葑门有赐予的宅第。圣上燕居休息的地方有三间房屋，不是并列的，而是由第一间通到第二间、第三间；第三间就是圣上燕居休息的地方。第二间中设置大熏笼，放置被褥、帷帐之类。凡是召幸宫中嫔妃，她们到了第一间便要把所有衣裳脱尽，裸体走到第二间，取被子裹住身体后才进入第三间，这就是所谓“抱衾与裯”。即使中宫和东、西两宫前往应召，也不敢不遵行这一礼仪。只有先皇后与皇帝在藩邸时共同经历甘苦，不肯前往应召。皇帝临幸中宫时，皇后一定快步走出宫门外迎接圣驾。先皇后也因为与皇帝共患难的缘故，废除了这一礼仪而不采用。应天巡抚曹文衡上奏：应解送入官的罪臣顾秉谦窖藏白银三万八千多两，请求留下充作该府本年的军饷。奉旨准许实行。顾秉谦平日行为贪婪卑鄙，天启年间投身逆宦，得以晋升为大臣，在内阁四年，只以贪污受贿为事；等到他掌握宰辅大权、参与票拟时，仍只是奉行逆宦的意旨，但因贪婪卑鄙到了极点，连宦官也渐渐厌恶他。于是准许他请求告老还乡。宦官败亡后，台省官员纷纷上章弹劾他庸碌恶劣、寡廉鲜耻、谄媚宦官、贻误国家，奉旨斥责他“顽钝依阿”。他居住乡里时仍肆意侵扰乡民，贪得无厌。昆山县全县士民长期愤懑不平，群起攻击他，登门辱骂。顾秉谦在黑夜中携带资财偷偷逃走，他的住宅于是被抢夺一空。府、县官府竭力禁止并缉捕，士民才稍稍安定。不久奉旨搜查他家，但剩下的财物已经被家人藏匿，后来又几乎全被当地人抢散，只查得窖藏现银还有先前所说的数目，大概只剩十分之一。詹事罗喻义等人联名上公疏，为已故辅臣张居正陈述情由，请求施恩。奉旨说：张居正辅佐皇祖，肩负劳苦和怨谤，竭力振兴纲纪，整顿松弛的政务，举废兴革，许多事情都值得记述；虽然因夺情起复以及死后受议论，但过错不能掩盖功劳，确实应当加以抚恤。至于所请求的荫及他的儿子张懋修、酌量恢复其职衔一事，交给有关部门秉公审议具奏，准许恢复两项荫叙，并发还他应得的诰命。工部节慎库负责支给商人上供颜料的银两，最被称为弊端丛生的地方。库中设置监督主事一人、巡视科道官两人，都是为了查清奸弊、剔除弊端，但各位官员的奸弊反而更加严重。二年四月，工部尚书张凤翔揭发了这件事，有的发放银一千两，实际只给四五百两。皇上当时在文华殿召见臣下，当面再三告诫，下令逮捕巡视科道王都、高赉明和主事刘鳞长，一并下狱审问。又追究元年共同办理此事的诸臣，其中祖重烨、吴阿衡二人的罪迹最为显著，也都下狱。后来吴阿衡因边疆才干出任监军御史，其余人分别受到谴责和贬谪。

译下令收葬熊廷弼，这是听从他儿子熊兆璧的请求。此前，御史饶京在奏疏中提到内阁已经拟定批文准备执行，但皇帝亲笔把它抹去了。到这时，因为熊兆璧上疏，内阁大臣立即具写揭帖为熊廷弼申辩，大意说：熊廷弼最初任巡按，后来任总督，他的功劳和事迹都有可说之处。辽阳失陷后，他再次起用为经略，与巡抚王化贞在战守问题上意见不同，朝廷大臣又因此分成支持双方的两派，导致广宁溃败；他与王化贞一同骑马入关，怀着嫉恨之心，见识浅陋而内心昏昧，贻误了边疆大计，因此被杀，面对公论也无可辩解。如今将他的首级传送到边廷，头和身体分处异地，已经足以作为警戒了。然而，如果当日按照封疆失陷的法律，和同事者一起依法处死，他自然可以瞑目；但朝廷先以没有根据的受贿罪名治杨涟等人，制造陷害清流的圈套，后来又借刊刻书籍蛊惑众人的罪名，借题发挥而偏杀熊廷弼。他死后仍被追索赃物，甚至侮辱妻子儿女，长子自刎；这样看来，熊廷弼死时并没有心服。况且自从发生辽东战事以来，骗取官职、营求私利的人不知有多少。熊廷弼再次任职时，一文钱也没有取，一份馈赠也没有收，整天焦唇敝舌地争论国家大计，似乎还比那些人好一些。魏忠贤窃取权柄时，人人都随风倒向他；熊廷弼作为一个被拘押等待处决的人，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刚强正直、任性自遂的性情，以至于独自承受显戮，慷慨走向刑场。他那耿直而有侠气的心肠，只是没有完全泯灭。如今熊廷弼被传首已经超过三年，收葬本来没有禁令；而且这件事虽然属于封疆事务，但在邪正问题上原本并没有暗中牵连。多年来是非曲直以及公罪的情状，皇上都看得清楚，也许不会认为这项请求是错误的。起初奉旨准许施行，到四年秋后才执行收葬，王化贞也随即被处决。四月十七日，皇上讲读结束后，拿出一份奏疏给辅臣看，内容是山东益都县驿丞黄道的妻子为丈夫申诉冤屈。原来乡绅唐焕的弟弟不满意驿站的马牌，便把驿丞打死。驿丞的儿子因撞柱而死，父亲因叩击宫门申诉而死。益都县中，他的妻子官氏又上书诉说冤情。皇上说：关于驿递的申饬已经多次下达，怎么还敢这样横行放纵？有这样的子弟，本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有这样的乡绅，地方官的情形也可想而知。一府同知代为申报详述，却不能办到底；道、府官员隐瞒不报，都应当重惩。辅臣接受旨意后退下。皇上正想整顿驿递，所以对此事如此留意，但语气仍然安和而不急迫。皇上亲自讲读时，凡是讲解经书、史书，遇到文辞和旨意没有多大关系的内容，以及凶暴、不祥、应当避讳的内容，都放置不讲；有时跳过一两章，有时跳过数章，这是旧例。一天，讲官丁进讲解《中庸》，跳过了“鬼神”一章，讲到“舜其大孝”两节。皇上立即展开前面一节的书页，环视四周，想要询问但没有问成。不久李孙宸讲“君子无所争”一节，却从“子张问十世”以下一直讲到“季氏旅于泰山”，跳过了七章。讲到一半时，皇上又展开前面数页，发出哗的一声响。讲读结束后，皇上便问：前面几章为什么不讲？李孙宸委婉地回答：这是内阁分派确定的。皇上指着“旅于泰山”一节说：想来是因为季氏僭越礼制吧！随即口头传召讲官丁进。丁进出班跪下，皇上命他起身，便问：“鬼神之为德”一章没有什么忌讳，为什么不讲？丁进迟疑着没有回答。皇上回头看辅臣。辅臣都快步走到御案前，首辅勉强回答说：鬼神之事和道理，颇为幽深玄妙。皇上说：还要把这一章补讲进来。丁进接受旨意，叩头退下。皇上对典籍学问用心留意到了这样的程度。六月初九日，皇上在平台召见朝廷大臣，当面问对。皇上说：天气亢旱，降雨失期，朕日夜焦虑，所以召你们来当面谕告。从今天起在文华殿斋戒住宿，可以传告大小臣工，竭尽诚意祈祷，不要只做空洞的文饰；如果刑狱有失公平，也都要清理并结案。朕准备下一道谕旨，你们斟酌办理。辅臣起身站在御案旁，皇上指示谕旨中的条款次序，神色严肃地说：这样严重的旱灾，都是由于政事处理不当，是朕没有德行所造成的。辅臣韩犷上奏说：都是我们这些臣下任职无能，才使皇上如此焦劳。皇上说：也不能这样说，还必须上下共同修治，整顿并办理实际事务。你们的俸禄全是百姓的脂膏，看到这样的灾荒，内心怎么能够忍受？又说：各衙门积压的事务很多，科道官员全都不发言。他们对于外面的事情谁不知道，只是被贿赂和情面所阻碍。比如御史梁子璠分条陈述裁汰冗官之事，先前上了两道疏，后来又催促两道疏，这才不是空文。皇上仍把圣谕交给辅臣说：尚未办完的事情，再斟酌办理。又召见各科道官，勉励他们应当说的就说。七月，督师袁崇焕擅自在皮岛斩杀总兵毛文龙，上奏说毛文龙的叛逆罪迹十分明显，时机不可错过，应当便宜行事，并以席藁请罪。奉旨说：毛文龙糜费军饷、冒领功劳，并且有与[缺字]相通的迹象；此事关系封疆安危，边疆以外本来就不受朝廷制度节制，不必引罪自责。

译按语：毛文龙原先任辽东参将，辽阳陷落后逃到海滨，恰好那里有数千名难民，毛文龙用权术笼络他们，和他们一起渡海到皮岛。皮岛位于辽东、朝鲜、登莱之间，是交通要道。毛文龙砍伐荆棘，置办器具，招集流民，使商贾能够通行。凡是南北来的货物都要在毛文龙处登记挂号，才能发运；不到几年，便成为雄镇一方的力量。他又掠取沿海的零散居民，有时指称他们是奸细，所以声称是在临阵斩获敌人，凭此累积功劳，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魏忠贤专权时，内阁派人出镇各边，毛文龙也上疏请求让宦官监视他的军队。皇帝即位后，严格裁汰冗兵，敕令山东抚按，檄令登莱兵备王廷试前往。王廷试接受贿赂，于是声称毛文龙的兵马可以使用，绝没有冒领军饷、损耗兵力的情况。毛文龙也畏惧皇上英明，想自己建立功名，于是与东[缺字]暗中谋划，愿意捐出金二百万两，换取金复二卫的土地。恢复土地的奏疏已经上报，并等待皇上赏赐，双方已经订成约定。袁崇焕以督师身份出任后，皇上召见询问，他随意以五年灭掉[缺字]为期限。后来多次任职，侦察得知毛文龙已有约定，便暗中派喇嘛僧去与对方通好，用厚利诱导，希望解除毛文龙的议约，以成就袁崇焕的计划。[缺字]最重视誓约，坚持不肯改变。喇嘛僧说：如今只有斩杀毛文龙，对方那里不算背弃约定，在我们这里又可以成功。袁崇焕于是以检阅武备为名，直接到达皮岛，大规模检阅军士。毛文龙置酒盛会，第二天，毛文龙前来拜见，袁崇焕也置酒留宴。酒喝到一半时，袁崇焕埋伏的甲士突然起身，声称有密旨，当场擒住毛文龙，在辕门外将他斩杀。当时袁崇焕布置阵势严整，众人也不敢侵犯。毛文龙部下一千多人散往别处，其余部众全都接受招抚。事情办妥以后，袁崇焕才入朝报告，朝廷也姑且容忍了他。此前，袁崇焕入朝觐见来到京城，内阁大臣钱龙锡询问辽东事务，他回答说应当从东江做起。钱龙锡说：舍弃实际占据的地方而去经营海道，为什么呢？况且毛帅也未必能够发挥作用。袁崇焕说：可以使用就使用他，不能使用就杀掉他。到这时，袁崇焕的奏疏中便写入了钱龙锡的话。钱龙锡后来竟因此获罪。毛文龙被杀后，袁崇焕上疏请求增加军饷三百万两，说五年以后辽东事务平定，连同先前增加的各项费用，都可以免除。这是一次劳作而永久解决问题的计划。皇上命廷臣商议，众人都答复说不可行。袁崇焕的计策已经穷尽，到十月，终于导致[缺字]军队进入境内。九月二十六日，斩决重罪犯二十人，其中田吉、倪文焕、吴淳夫、梁梦环、李夔龙，都是逆案中的人；杨镐、渠家祯、张翼明，是因封疆失事获罪的人；高道素，是因侵吞欺诈营造宫殿的费用获罪的人。按照旧例，刑部开列处决囚犯名单时，必须把平民犯罪、强盗、叛逆以及真正的人命案件列在前面，听候皇上勾决若干人后停止；如果是官员犯罪，则把名字列在后面。这一年皇上亲笔却单独把后面所列逆案中的那些人勾决了。此前，中宫以皇子出生这一大庆为由，请求免除刑罚。皇上说：生子固然是大庆，诛杀有罪之人也是大庆，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而不相冲突。旨意下达后，内阁大臣多次上揭帖营救，又当面营救。皇上说：不杀这些人，逆案就成了没有名目的案件。内阁大臣说：这些人不过是患得患失的鄙陋之人罢了。皇上说：既然患得患失，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内阁大臣于是再也不敢说话。当时正逢长期旱灾，行刑之后下了大雨。高道素负责督造桂王府第，侵吞欺骗的钱粮不计其数，各项工程都草率敷衍，甚至连栋梁也极其不堪使用。一天夜里发生大风雨，后殿的数座[OCR疑误]全部倒塌，压死宫中眷属一百多人。此后每逢风雨，桂王都一定露天站在庭院中，深深害怕房屋倒塌压人的祸患。皇上因此将高道素勾决。内阁大臣为他请求宽免。皇上说：如果朕出京就藩，这就是榜样。高道素监造府第，使数百名宫人死于非命，即使把他寸斩，也还不足以抵偿罪过，又有什么可请求的呢！高道素自以为一定不会有事，醉醺醺地走出监狱门，到临刑时才醒过来，仓皇之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接连呼喊“怎么办，怎么办”而已。[缺字]军队从长城下的大安口进入，直抵遵化。当时朝廷刚下令裁汰冗兵，被裁汰的人暗中谋划作乱，[缺字]军队到达城下时，他们开门迎接其入城。遵化巡抚王元雅死在乱军之中。与他一同死去的有知县徐泽；新任推官何天球已经升职但尚未离任，保定推官李献明因查盘来到这里，教谕田毓龄、守备刘联芳也一同遇害。当时是十月二十一日。于是敌军攻破三屯营，总兵李国栋自缢；山海总兵赵率教率兵前往救援，军队驻扎在七家岭，突然遭遇敌军，全军覆没。敌军将要进攻蓟州，袁崇焕亲自率领部将，统督辽兵一万骑，从山海关直接进入蓟城守护，[缺字]军队于是放弃蓟州，转而掠夺三河、丰润、玉田、三屯、马兰等地。有的地方因为城内守备不坚而残破，有的地方因为县令严密防守而没有受害。死难后得到抚恤的，是良乡县令党还醇、香河县令任光裕、固安县令刘伸。刘伸到任才十天，听到敌军入侵的消息后，先把仓库中的物资运走，自己带着印信逃出城去，家人被杀二十口；最终却以城陷而未殉职论罪，判处大辟，监禁在固安狱中，十年后才得以遣戍。任命满桂为武经略，总理援军，各镇军队都听从他的节制。满桂在安定门作战，袁崇焕在广渠门作战，杀死敌方王子一人。起初，袁崇焕从山海关入京援救，朝廷内外都期待捷报；等到他把军队驻扎在郊外后，谣言纷纷兴起。皇上当时正急于击退敌军，对袁崇焕格外礼遇，在文华殿召见他，亲自起身慰劳，称他为督师，询问御敌的策略，赐给他御膳，并解下自己的貂裘赐给他。又分别赐给袁崇焕和祖大寿盔甲一副。到了东便门之战，双方杀伤人数相当，敌军锋芒稍受挫折，督师的军队也十分疲惫，请求入城休息。此前，郊外彻侯和宦官贵戚的园囿、坟墓被[缺字]军队践踏毁坏，各位宦官贵戚因此围绕着上诉，指责督师卖弄奸诈、不肯奋力作战。皇上已经心生疑虑；等奏疏送入后，皇上惊惧而动摇，又召袁崇焕当面对问了很久，谈到援军入城的问题时，皇上声色俱厉，随即把袁崇焕捆绑下狱。内阁大臣说，临阵更换将领，是兵家所忌。皇上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得不这样。袁崇焕被捕后，驻扎在城外的关宁军士哄然声称要作乱，几乎要向城上放箭。皇上命兵部从狱中取出袁崇焕的亲笔书信，安抚制止他们；祖大寿最终也率领重兵扬长而去。杨士聪说：己巳之变中，袁崇焕刚到时，经过一战，人心才开始安定；后来他约束控制各位将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袁崇焕为人疏阔刚直，很少与大宦官结交，诋毁他的话一天天增多，于是遭受极刑。后来满桂一战就失败了，怎么能说约束控制各位将领是不恰当的呢？到了后来，京城百姓也一齐认为袁崇焕卖国，纷纷辱骂他。

译袁崇焕既已下狱，辽东军队向东溃败，众人都说：以督师这样的忠臣尚且不能免祸，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又能做什么呢？皇上于是发布谕旨，暂时令他解任听候审查；但由于先前入言太深，最终还是难以解除他的罪责。兵部尚书王在晋被谴责后，皇上召见群臣，擢升工部侍郎王洽为兵部尚书。王洽是山东人，刚正不阿，没有私下援引，相貌极其雄伟。皇上私下说：“很像门神。”有个术士便推断他在任不会很久，因为门神一年更换一次。到了这时，□入，十一月十六日，皇上召见群臣，许多人说中枢的防备有许多疏漏，调度安排也很混乱；先前不能预先授予方略，如今又不能整顿兵马。简讨项煜又引用世庙庚戌年间的旧事说：“斩杀一个丁汝夔，将士就会震恐。”皇上于是把王洽下狱，让左侍郎申用懋代替他。升任口北兵备梁廷栋为顺天巡抚，起用旧帅杨肇基为蓟镇总兵，又起用旧帅王威、尤岱、杨御蕃、孙祖受，并把获罪的旧帅马世龙从狱中释放出来，都让他们以原来的官职立功。起用旧辅孙承宗，督师通州，仍入朝陛见。孙承宗于十月十五日到宏政门，皇上立即召他入内，谕告说：“守御之事百无一备，卿准备怎样替朕调度？”孙承宗说：“臣听说袁崇焕驻守蓟州，满桂驻守顺义，侯世禄驻守三河，这是得策的安排。又听说尤世威回到昌平，侯世禄驻守通州，似乎不太合宜。” 皇上说：“你想守三河，是什么道理？”孙承宗说：“守三河可以阻挡向西逃奔，可以遏制向南进犯。”皇上说：“你就替朕调度京师。”孙承宗说：“皇上在缓急之际，不顾惜军卒的性命，使他们挨饿受冻，恐怕不是万全之策。”皇上说：“你说得对。你不必前往通州。”皇上当面告诉首辅起草敕书，赏赐棺材，出朝后立即巡视全城；孙承宗随即周遍察看都城，揭示情况回奏完毕，第二天出城巡视外城，趁着月色巡察护城濠堑，估量险要阻碍。天刚亮又奉皇后的命令，□报通州危急，立即骑快马赶往通州办理事务。这大概是皇上认为守近处不如守远处，所以仍然执行最初驻守通州的命令。当时仓场总督孙居相、保定巡抚解经传都驻在通州，不接受调度。都城已经传言通州、三河等地都失守了，孙承宗到通州后，派人携带奏疏送来，皇上这才高兴地说：“通州原来没有失守吗！”随即下旨，大小官员都听从督辅大臣的节制。孙承宗上奏说：初三日，通州守城的士兵才纷纷向南撤下。初四日，得知祖大寿全军向东溃败，从通州以南二十里处奔向张家湾渡河。臣亲笔写信安慰祖大寿，又发布檄文抚慰三军。命游击石国柱骑快马追赶，极力开导说明，军校也有许多人流泪。但他们说：“主将已经被杀，又将用大炮把我们的军队全部歼灭，所以不得已到了这里。”石国柱又向前追赶，但祖大寿已经远去了。当时有谣言说祖大寿将要同□联合，反过来挥戈相向，孙承宗于是秘密上奏：祖大寿已经非常危险疑惧，又不肯接受满桂的节制；正值全军惊恐，有人说要开炮轰击营寨，因而被激得向东溃败，并不是各位将卒都想叛变。辽东将领大半是马世龙的部曲，臣谨遵皇上授予便宜行事的旨意，秘密派马世龙前往抚慰；如果见到马世龙，一定会有人放下武器归来。又秘密写信劝谕祖大寿，教他赶快上疏自陈，约束军队、杀敌，以赎督师袁崇焕的罪过，并答应仍替他分辨说明。祖大寿得到谕令后大哭，他的部曲也都哭了，于是按照谕令回报，但前军已经越过永平了。祖大寿率领所统军队到山海关城南的教场列营，署镇朱梅和同监军道王楫前往营中，劝他回师并自劾。话还没有说完，众兵便拥着祖大寿上马，夺关而出。随后马世龙捧着圣旨从正关出去，招抚劝谕了很久，祖大寿才率领诸将叩头。马世龙随即劝说道：“诸位将领既然感念圣恩，就应当鼓舞全军进关，再选取尚未离开的马兵、步兵一万多人作为后续，以保全宗社。这样既可以报答圣恩，也可以使督师得以保全，你们也可以成就千古流传的人品；否则最终在大义上也不能心安。”他委曲周到地抚慰开导，诸将都很高兴。祖大寿于是接受约束，暂时回到负责巡防的地区，孙承宗急忙派马世龙回报皇上，随后遵旨移驻关州防守。满桂勇猛强悍，敢于作战，但自负而任性专断，督促各将出阵时，军中没有号令，无法约束部众。十二月十六日，他举行誓师后向南进军；十八日在芦沟桥遇敌，一战全军覆没。满桂和孙祖寿都战死了。黑云龙、麻登云被俘带走，黑云龙后来在四年九月归正逃回。皇上唯独念及满桂、孙祖寿两位将领浴血奋战、捐躯殉国，命礼部官员出城前往祭奠，并查明他们的子孙，给予优厚抚恤。庶吉士刘之纶、金声都上疏请求出征效力，并推荐奇士申甫可以担任大将。皇上立即升刘之纶为兵部右侍郎，担任戎政副协理。申甫特别授予副总兵之职，拨出内帑十七万，听凭他调度和招募。改任金声为御史，负责监督他的军队。然而申甫实际上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才能，所学的只有役使鬼神的法术，所招募的士兵全是无赖子弟。十六日，他率军到良乡，遇到敌军；所制造的器械不能使用，试验法术也没有效果，所统七千多人全都战败阵亡。事情上报后，皇上下令备办棺材收殓并发给恤金；金声因为没有出城，得以免于灾难。刘之纶在三年二月率军到遵化，遇到从永平返回的敌军，合兵冲杀；前军已经受挫，敌军便派官员招降。刘之纶不屈服，奋力作战而死。皇上认为城防守备草率，把工部尚书张凤翔下狱；管工司官长洲管玉音、昆山许观吉、四川周长应、上海朱长世，都处以廷杖八十。临时入阁的大臣共同上词祈求宽恕。皇上说：“眼下我们与敌军只隔着一堵墙，宗庙社稷全靠这堵墙；这堵墙一倒，宗庙社稷就都没有了，怎么可以不从重处罚！”当时许观吉获准宽免；周长应、朱长世都死在杖下，张凤翔、管玉音以赎刑改判徒刑。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五千人入京援助，都是强悍精锐的士卒。他们最先抵达都城之下，兵部立即调他们去守通州，第二天又调去守昌平，第三天又调去守良乡。军令规定：军队到达的第一天，不准开仓发粮。西路军连续被调动三天，都没有得到粮食，既饥饿又愤怒，于是沿途抢掠。耿如杞因为不能约束军士，被逮捕审问，判处死刑。到第二年，他在闹市被处决。耿如杞在天启年间担任蓟州兵备，因为不向逆珰的生祠行礼，被巡抚刘诏诬告弹劾，判处死刑；幸好遇到皇上即位，获赦免罪过并恢复官职，随即越级升任巡抚。仅仅过了两年，又获罪死于西市，实在令人痛惜。自从耿如杞被逮捕后，五千多人哄然各自离散，溃逃回到山西，而晋中流贼也从此兴起了。

译内城和外城的守备，因为□退往三河一带，才稍稍宽松下来。二十六日夜里，刑部监狱的囚犯全部逃逸，几乎酿成大祸。第二天城门又关闭，是为了搜捕逃犯。刑部奉皇上旨意说：当时正处于戒严时期，囚犯逃跑，主管看守的官员究竟是干什么的！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提牢敖继宗都被革职，命锦衣卫监禁。元年推选阁臣一事，因为乌程攻击虞山，所以搁置在高阁中没有实行。到了这时，蒲州将要请求退休，极力请求皇上选用阁臣。十一月初六日，于是钦点大命成基名入阁（改名靖之）；随后又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特意任用宜兴周延儒、会稽钱象坤、桐城何如宠。蒲州为人忠厚拘谨，不能完全符合圣恩的期望。□骑退去后，中书原抱奇于是上疏弹劾首辅与袁崇焕通谋误国；左庶子丁进因为升转延误，也上了弹劾奏章；工部主事李逢申接着上疏。蒲州于是请求告假回籍。对他的礼遇仍然据说很优厚。原抱奇本来只是一个赀郎，不值得一提；丁进和李逢申都是蒲州在己未年录取的门生。丁进奉旨以言辞闪烁、态度暧昧为由，降职二级；李逢申因为监督火药而出了事故，下狱并遣戍。蒲州后来在壬午年冬天北方军队攻破城池时死难，具体情况不详，所以遗漏了记载。三年庚午正月，皇上锐意建立功业；兵部尚书申用懋老成持重，却没有任何作为。梁廷栋是个机智巧诈的人，起初从边道越级升任巡抚，遍历山西，奉事尚师，督师蓟州、通州，受到皇上的倚重任用。三年正月初五日，内廷下旨，申用懋解任回籍，梁廷栋回兵部办事。□兵虽然向东撤回，却又攻破永平、滦州，盘踞不退。永平乡官白养粹首先迎降，献出女子来献媚。孙阁部率军向东进发，严令各将共同进攻滦州、永平。原永平兵中有个张春，平素深得民心，曾经训练乡勇二万人，都是精锐可用之兵。逆珰当权时，张春被弹劾罢官归乡，乡勇也都解散了。到了这时又重新起用他。张春任太仆少卿，整顿永平兵备；永平百姓听说后，都争先前来迎接，过去训练的乡勇也都来会合，军威大振。四月，永宁兵备刘可训刚刚击破安酋并上奏报捷，便率领胜利之师入援。兵部司务丘禾嘉以监军身份进入祖大寿的军营，用忠义激励他，于是各路将领拔营，直逼滦州。张春、刘可训、马世龙等都亲身冒着箭石，发誓决不回头。□看见形势紧迫，便打开东门逃出，于是滦州宣告收复。永平城中听说滦州已经收复，都有了叛变的意图。□已经抢掠得满足，又看到城中发生变故，便在一夜之间屠城离去，留下的人只有十分之四五。大军进入城中时，白养粹已经死了，但他的母亲还活着。张春先到，把所有财物都封存后离开，完全没有染指。马世龙把财物全部取走；祖大寿到达时，已经空无所有，于是对白养粹的母亲施用严刑，她才全部交出积藏的财物，据说大约有几百万元。饷司陈此心、乡绅郭巩，都因剃发投降而被逮捕审问。郭巩本来就因逆案被判徒刑，过去曾首先向魏忠贤献媚，正是周忠毅所弹劾论列的人。到了这时，才以大逆罪论处斩刑。此前，遵化失守时，原任兵部官贾维钥率众投降，立即被授予伪巡抚的职务。到了这时，他也一同被擒获治罪，依法处死并凌迟；与他一同参与此事的十人，也都传首九边。自隆庆、万历以来，除了海忠介之外，从来没有以乙科出身升任节钺的。庚午年滦州、永平收复后，升四川副使刘可训为顺天巡抚，兵部司务丘禾嘉为山西、永平巡抚（这是新设置的职位），前屯兵备孙元化为甘肃巡抚，他们都是乙科出身。一时之间共得到四人。丘禾嘉以九品末等郎官的身份，直接升为中丞，尤其属于罕见的恩遇。此后破格任用的情况很多，直到陈新甲直接登上中枢的职位；然而最终没有一个人因立功建节、攻破敌军而得到破格的特殊恩典。二月初十日，册立皇太子。皇上因为戒严免于升殿，百官在午门听宣读敕书，行十二拜礼；赐给三品以上官员以及日讲官各花朵红一匹，三品以下官员赐昏半红花枝用角，日讲官赐红全匹花枝用银；辅臣、督臣、皇亲周奎以及司礼监，分别加恩。礼部尚书李腾芳加太子少保衔，仪制司郎贺世寿升任光禄少卿。袁崇焕被逮捕后，御史高捷上疏弹劾钱龙锡，就把袁崇焕奏疏中“与辅臣钱某商议”的话，指为共同谋划。当时与钱龙锡志同道合的人劝他在办理这份奏疏时应当痛切地说一番话，使圣明的君主能够把它当作忠言，但钱龙锡最终没有听从。钱龙锡引罪的奏疏刚刚送到，皇上便用温和的旨意回复，随即让他入阁。高捷再次上疏，于是奉旨令其退休。到了这时，钱龙锡才后悔没有采纳先前的劝告，但已经晚了。御史史■〈范上土下〉、高捷、袁宏勋三人，昏昧地依附杨维垣，极力维持党争局面。正当逆珰的势力开始败落、杨维垣已经被斥退时，三人接连上疏弹劾刘鸿训坚持公正的票拟，又极力阻止起用旧辅韩爌，因此获罪于公论，奉旨革职。当时负责票拟的是钱龙锡。等到刘鸿训因改动敕书之事败露，冢宰王永光便极力替三人请求恢复官职，科道官员交相上疏论劾他们。皇上当时正加以关注，于是说任用史■〈范上土下〉、高捷二人，袁宏勋则等勘问之事结束后另行拟议（当时袁宏勋又因贿赂买卖举人之事被弹劾）。恰逢边境告警，袁崇焕因与敌通款而下狱。二月，王永光便与他共同谋划，借袁崇焕来报复钱龙锡，又由钱龙锡牵连到其他大臣，形成了一个逆案，借此为翻转前一案件制造条件。温体仁主张从兵部发起，但尚书梁廷栋起初以外任身份被特别简拔，害怕皇上英明，不能立即制造大狱，不敢承担这件事；韩爌最终也因此离去，钱龙锡终于被逮捕下狱审问并判处死刑。刑部囚犯越狱的变故发生后，奉旨把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提牢敖维荣逮到锦衣卫。当时内外戒严，所以皇上非常愤怒，想要重重惩罚他们。到了第二年三月初十日，皇上御临讲筵，讲臣文震孟进讲《君使臣以礼》一章，劝皇上培养士气，以推心置腹感动人心，不要只是严峻地施用刑法，以免引起猜疑，言语极为恳切。皇上为之改变态度，倾身听讲。讲完退下后，皇上传谕让讲臣暂时留下。起初大家怀疑皇上要召见问对，后来殿门全都关闭；退到阁中时，才知道圣谕已经传到内阁审阅，是要释放诸臣、送交刑部，因此才明白皇上让阁臣留下，是要立即把谕旨付诸施行。

译诸臣既被送交刑部，尚书韩维恩又因审问后从轻处理而被革职。皇上再次命都察院易应昌重新拟定众人的罪名，按法律只应判杖刑；皇上多次下旨驳回追问，易应昌坚持上奏再三申辩。皇上大怒，把易应昌下入锦衣卫狱，司官徐元嘏杖打五十棍。后来刑部拟议乔允升因年老且患重病，准许遣戍；拟议胡世赏杖刑，敖维荣也遣戍。易应昌随即下狱。锦衣卫奉严旨拷打审问两次，认为他枉法庇护私党，没有人臣应有的礼法。皇上下令法司从重拟罪；刑部拟定易应昌的罪名，却宽待拟定乔允升。如今乔允升已经从宽论处遣戍，易应昌的罪也不能超过这个程度。皇上又下严旨说，乔允升以年老有病为由减等处罚，易应昌违背旨意徇私，应当按照法律加重论罪，不得借此求得宽免。刑部再次驳回，皇上再次追问，最终判处易应昌死刑。易应昌被关押期间，京师雷雹大作；会审那天，雷电击中了审官的案桌。于是皇上有所警醒，暂缓处理他的案件，并停止天下行刑。到第二年，才因天旱斋戒祈祷，得以释放。四年正月□□日，皇上在平台召见朝廷大臣和各省监司官。皇上召来浙江副使周汝弼，询问浙江、福建相距海寇防备抵御的策略。周汝弼说：“去年秋天海寇侵犯海上，五天就离去了。”皇上询问江西布政使何应瑞：“宗禄为什么没有上报？”何应瑞说：“江西山多田少，土地贫瘠而且贫困，抚按正在查核，有司还没有上报罢了。”皇上询问湖广布政使杜诗尔：“楚地去年夏天百姓发生变乱、树起旗帜，是什么原因？”杜诗尔说：“树旗之后，地方仍然安定。”皇上询问福建布政使吴旸、陆之祺：“海寇防御怎么样？”吴旸说：“海上防御与陆地盗寇不同，所以暂且采取抚慰办法。”皇上说：“李魁奇为什么又把他杀了？”吴旸说：“李魁奇不能与郑芝龙相比，即使招抚也不会为我所用。如今锺斌也反复无常，不可保证。”皇上问：“实际的办法在哪里？”陆之祺说：“多训练乡兵，多设置火器，以进攻作为防守，这是上策。”皇上询问河南布政使杨公翰、贾鸿洙，认为有司收税耗费过重，应当弹劾并召来处治！贾鸿洙说：“最近已经革除了。”皇上询问山东布政使陈应元、焦元溥说：“你们省欠宣大军饷几十万，是什么原因？”陈应元说：“最近已经解送了。”皇上详细询问数目。回答说：“七千两。”皇上认为太少，说：“宣大是重要边镇，急需军饷，不要怠慢。”皇上询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流寇猖獗，是否全都是秦地的盗寇？”杜乔林说：“盗寇有时在平阳，有时在河曲，必须给他们沉重打击，只是兵力少、军饷不足。”皇上说：“前次奏报已经荡平，为什么又滋生出来？”杜乔林说：“山西、陕西交界有河流阻隔，盗寇忽来忽去，所以河曲被围。”皇上询问河曲陷落的原因。回答说：“失守是因为有内应。”皇上问：“勾结引进的是什么人？”回答说：“大多是饥民。”皇上询问陕西参政刘嘉遇：“盗寇与饥民相互煽动，地方应当怎样处置？”刘嘉遇说：“盗寇一见官兵就散去，退走后又聚集喧闹。”皇上说：“盗寇也是百姓，能够抚慰的就抚慰他们！”刘嘉遇回答说：“现在正采用招抚办法。”皇上说：“此前王左挂已经接受招降，为什么又杀了他？”刘嘉遇回答说：“他虽然接受招抚，仍然进行抢掠，因此杀了他。”皇上问：“近来的情况怎么样？”回答说：“一股在延安，一股在云岩、宜川。”皇上询问广东布政使陆问礼：“你已经升任南赣巡抚了，那一带盗贼很多，怎么办？”陆问礼回答说：“南赣在万山之中，和四省接壤，应当实行保甲、训练军队。”皇上说：“这必须切实做到。”皇上又问：“广东海寇怎么样？” 问礼说：“广寇大多从福建来，船大而且火器多，只要把守海门，不让他们登陆，就不会造成祸害。”他问广西布政使郑茂华：“靖江王府争夺继承权的事情怎么样了？”郑茂华说：“宪定王有两个儿子，叫履祥、履佑。履祥早死，靖江王便册立履佑为世子；但履祥有一个尚未奏请选纳的妾所生的儿子，如今已经长大，因此发生争议。王位的继承早已确定，不敢轻易议论。”又问四川布政使华敦复：“乡绅挟制王府的事情怎么样了？”华敦复以拖欠粮赋作答。皇上说：“守臣为什么不加以弹压？”华敦复说：“边远州县，大多征收科贡，所以不能坚持实行。”云南布政使娄九德已经□处。又问贵州布政使朱芹：“安位接受抚慰的事情怎么样了？”朱芹说：“督抚责令安位办理四件事：第一，擒获苍酋以赎罪，已经献出樊虎奢寅的妻子马氏；第二，抚送抚臣王三善的灵柩，已经送出；第三，责令修理九驲，已经逐渐报称完工；第四，责令削减土地，安位不能听从，所以议论尚未决定。”问答完毕，皇上召集各官，告诫他们要端正自身、率领下属，爱护养育百姓。服从命令并有功的，予以显著升迁；如果有人贪污受贿、败坏法纪，国法严明，决不轻易宽免。各位大臣叩头后先行退下。皇上又召见左都御史洪学、副都御史张捷和高宏图，告诫他们说：“巡抚贤能，属下官员就都会贤能；如果巡按不肖，误事就不会小。我屡次告诫科道官，必须严格加以核查考察，以后切不可轻易徇私。” 皇上又说：“你们与吏部如果真心实意地办事，天下的事情就没有难办的。”各位大臣接受旨意后退下。

译日讲官文震孟上奏说：“臣看见群小相互勾结，想借边才之说来翻改逆案。虽然圣意坚持得非常坚决，但奸党图谋此事更加急迫，所以臣借《论语》中孔子评论鲁太师乐章的话，愿皇上剖析是非，辨别邪正。因为一种声音混杂，众多声音都会紊乱；一个小人进用，众多君子都会被废弃。天下或许有才能不足而误事的君子，却一定没有怀抱忠心、不能报国的小人。如今有平生无耻、惨杀名贤的吕纯如，还想借援助为自己申辩洗雪；又看见王永光没有一件事能够专断，却用卑劣手段助成其事，动念便想欺骗，又用诈术加以掩饰，深谋巧计，无所不用其极，变乱祖制，排斥清正有才之人，满朝震恐，没有人敢公开进言。臣下都随声附和，难道是国家的福分吗？所以臣又借《尚书·五子之歌》的章句说：认识精明，那么环绕在身边、向着自己的人，就没有地方施展欺骗；内心专一，那么那些善于钻营的人，就无从乘隙而入。说这些话，实在是忧虑政治将要危乱、圣明将要受到损害，竭尽心思而作。愿大小臣工都应当把国家看得像自己的家一样，除掉凶邪，洗雪耻辱；不应当分门别户，援引同类、呼朋结党。”皇上批示说：“借事规劝时事，知道了。你所指吕纯如惨杀名贤、年例改变制度等话，着令据实奏明。”文震孟说：“吕纯如任福建守道时，谄媚税监高寀。” 周顺昌当时任福州推官，剪除税棍，吕纯如因此恨他。后来吕纯如投身逆党，越级取得节钺，周顺昌上疏公开攻击他，吕纯如于是挑动巡抚毛一鹭，构成李实的奏疏，周顺昌便被逮捕，惨死狱中。他致周顺昌死亡的原因，全都出自吕纯如。如今应当先上疏为周顺昌请求洗雪，他倚仗吏部尚书王永光为援助，所以首先倡言边才之说，而吕纯如的奏疏紧接着就上，彼此呼吸相通，提携配合如同回声。至于会推、年例等大事，吏部不能自行决定，必须会同吏科、河南道办理。最近一次推举年例，吏科都给事中陈良训，谁替他开列、送审、商议，不过是因为他稍能秉持公道，每件事都加以参驳，于是借外调来除掉这个碍手的人罢了。至于考选新进官员，估计无法施展笼络手段，于是单独斥退一向以才名著称的陈士奇；而在冷僻官署任职十年的潘有功，也因猜疑而被弃置。大臣的心术如此，实在是最为不忠的人。王永光上疏为自己辩解说：前阁臣定案时，臣因被人弹劾而登记在册；吕纯如被列入逆案，臣来不及知道，怎么会从中援救他使他出来呢？至于借边才翻改逆案，或许是指王之臣一事；但王之臣列在第三等，按照考功的一项规定，批注中有“涉历边疆，稍微从宽一点”的话，哪里曾经一定要借助他、一定要翻改逆案呢？” 至于陈良训滥竽充数地进入首辅属官之列，参与廷议，众人议论纷纷，难道会没有原因吗？至于考选过堂的十六人，其中选授科道官十四人，部属二人。这两个人各自确实有人选，只是因为前途还很远，按才能储备任用，对他们的期待并不薄。当时王永光已经审结此事，大宦官为他制造舆论，说文震孟对三人有私心。于是皇上十分恼怒，内批中便有“挟带私心牵连诋毁，不配担任讲官”的话。阁臣请求将批语揭示出来，以保全讲官的体面，皇上改批说：“讲官依照职分，自可陈述，不得任凭情绪牵连诋毁。”这篇奏疏写于崇祯三年，因为叙述王永光的事情，所以附记在这里。吕纯如是吴江人，天启年间任侍郎，护送惠藩前往封国。他回京复命的奏疏，对护送他的太监刘兴、赵秉彝，都极力称扬赞美，其中说：“他们爱护地方，连一草一木也唯恐有所损伤；他们爱惜自身，又把一柴一水看得仿佛会受到玷污。仁爱的声誉远播，清白的操守值得效法。”至于替逆贤魏忠贤归美，一处说“厂臣选拔贤良”，另一处说“厂臣率领属下严明”等等。这些话属于邸报抄传，天下人都看见了。到了鼎湖哭泣之时，吕纯如现任佐理枢密事务的官员，施展神通，暗中改换文书，趁边境警报平息以后，打算借边才翻改逆案。王永光等人为他主持此事，吕纯如于是首先上疏申诉冤屈，说自己的复命奏疏从未替厂臣归美，不应列入钦定的案件；又援引圣谕说，必须有凭据，不许借题发挥。又说红本在御前，副本在通政司，抄本按规定在礼科；当时是天启七年九月，必定有人说谎欺骗。还说诸臣竟以说谎欺骗皇上，臣暂且不把话说尽等。通政使章光岳便替他封进奏疏。当时吕纯如气焰极盛，言官全都沉默，所以文震孟文肃公特意上疏弹劾他说…… 王永光在天启年间癸亥年任南京总宪时，曾弹劾处理南台的王永戍、李希孔等奸党范得志，因此得罪了舆论。先忠毅公当初刚任西台时，特意上疏揭发他阴阳两面、闪烁其词的各种奸恶情状。王永光起初因病回乡，到乙丑年春，逆党宦官已经驱逐各位正直之士，崔呈秀、徐大化推荐他重新起用，使他官至大司马；他随即上了两道颂扬宦官的奏疏，天下传抄，邸报上也都看得见。丙寅年因天变而修省，司属王升、张履端二人极力劝他上疏为大狱求情，他因此离任，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崇祯元年，他被起用为冢宰，仍然维护宦官的势力。直到皇上命令他与辅臣根据发出的红本，确定逆案中各人的罪行，王永光因为自己也有奏疏列在其中，便竭力替那些人掩护，借此为自己寻找遮掩。朝廷大臣接连上疏弹劾他，认为王永光身为颂扬逆党的臣子，不可以参与确定从逆之案。又说王永光是逆臣崔呈秀、徐大化等人所推荐的，又被正直之士李应升所弹劾，邪正已经十分清楚；如今积雪消融、太阳显现，最终还抱有狐狸兔子的悲哀之情，即使换了面孔、改了装扮，仍然存在鹰眼所憎恶的疾病等话。前后弹劾议论他的人，如吴性、张国维、陈良训、李长春、王继廉、毛羽健、马鸣世、顾其国、王象云、王永吉、张继孟，公开联名或单独上疏，几乎有一百多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王永光既用年例压制科道官，又推荐起用史■〈范上土下〉、高捷、袁宏勋作为羽翼；后来又因边境警报谋划翻改逆案，看到有人推荐吕纯如、王之臣为边才，所以文公在讲筵中谈到此事，又两次上疏论列弹劾，幸赖皇上英明，坚持己见，使他们不能动摇。到了辛未年三月，科臣葛应斗弹劾袁宏勋收受参将吴宗明、主事赵建极私下贿赂，证据确凿，这两人都是王永光的私人。兵部尚书梁廷栋也揭发袁宏勋与张道浚招揽权势、收受贿赂的事情。袁宏勋等人都被投入监狱，论罪戍边。吴执御又弹劾王永光教唆贪污、崇尚贪墨，皇上下旨责问，王永光这才认罪离职；这时宜兴已经掌国政，也已经觉察他的奸邪，于是把他驱逐到远处。

译蒋允仪说：“起初，王永光与乌程相互勾结，表面上依附宜兴，实际上两人结成党羽；任用一个人，就把功劳归于自己；斥退一个人，就把过错推给朝廷内部，宜兴没有察觉。辛未年春，宜兴以主考官身份进入考场，两人留在外面，于是明显表现出彼此不合。并且把两年来不合舆论、办事失当的责任全都归咎于一个人。比如推荐王之臣、吕纯如的事情，完全没有同周延儒商量过，但对别人却说：‘这是首辅的意思。’宜兴出闱后察觉了这件事，正好皇上询问王之臣是否可以任用，宜兴便回答说：‘如果认为让王之臣闲住也可以任用，那么凡是与逆案有关的人都可以赐还职衔；这样一来，魏忠贤、崔呈秀也可以逐步昭雪了。’皇上于是完全醒悟，像原来一样坚定地坚持己见。” 蒋公在丁丑年又在先忠毅公奏疏稿中作序，写了一段话说：“最先攻击僭逆之人的，是杨忠烈；接着攻击的是仲达。最先攻击贪逆之人的，是高忠宪；代为起草奏疏的，又是仲达。至于有一个人，在政治清明之时，掌握澄清淘汰官员的权柄，却因个人好恶受到触动，放纵混淆扰乱的私心；起初畏惧严厉的威势，名义上讨伐逆党，实际上包庇奸邪；一遇边境警报，便借题发挥谋划翻改逆案，流毒延续到今天，还没有尽头。而仲达袖中的弹劾文章，早在数年前就独自发出。我知道应山、梁溪两位先生，也一定会因为献可的先见之明，而把改换名声之前的惭愧让给仲达了。”这几句话，都是指王永光的事情。姚文毅公有山巨源、郭汾阳那样的先见之明，也正是因为这件事。长垣离职以后，御史水佳允上疏攻击梁廷栋，明显是替袁宏勋、张道浚报复；又揭发梁廷栋的私人沈敏与蓟州巡抚刘可训往来、请托奸邪的情状。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审理，实际上是梁廷栋给了他人攻击自己的机会，而且确实有在夜间行事的迹象，梁廷栋几乎因此遭祸。幸亏宦官中涓在皇上身边替他说情，才得到圣旨令其闲住。于是，所有长垣一派的人都不能忘情于宜兴。乌程又任用他的私人闵洪学为冢宰，一时间那些抢先钻营的人竟然依附乌程，转而向宜兴发动攻击，宜兴很是危险。沈敏是绍兴人，因与宜兴志同道合，宜兴便把沈敏作为同乡牵连进去；乌程又把沈敏一并排除，宜兴只是唯唯诺诺。给事中王绩灿等人先后上疏攻击乌程和闵洪学，宜兴的处境稍稍稳定，又接受乌程的狂妄承诺，说绝不会辜负他；但对于同道之人的举动，却不能加以照料。幕客张捷、贺世寿知道宜兴不足以谋划事情，都转入乌程的幕府，把宜兴所谋划的事情告诉乌程。乌程因此对总宪陈于廷、宫詹姚希孟恨之入骨。到了崇祯五年三月，兵部华允诚上疏弹劾温体仁、闵洪学，措辞尤其急切；乌程怀疑奏疏是姚希孟所写，于是公开上疏指责姚希孟排挤压制他，并以姚希孟主持北闱考试为由，借兵科王猷弹劾武事冒籍的奏疏发难。王猷是袁宏勋的门人。按理说只应查明是否冒籍，与评阅文章的人没有关系，但内阁却票拟复试考生中的一名高岱，因他不能完成文章，便革除正、副主考的职务，交有关部门议处。起初，有关部门复议的奏疏上呈后，皇上很相信乌程；秘密揭帖送入后，圣意发生变化，于是将姚希孟、陈于廷各降二级。姚希孟以少詹事掌管南院，已经要出发；陈于廷因为考核御史毕佐周等人在朝廷上扑打武官的事情不合圣意，于崇祯五年六月被革职为民。九月初七日，皇上召集群臣，当面告谕说：“辽东的事情十多年不能平定，袁崇焕把消灭敌人当作自己的责任。朕派兵、筹饷，他没有什么请求不予发给；没想到他专门从事欺骗隐瞒，以买米为名资助盗贼，以谋求议和为名斩杀主帅，放纵敌人入侵，却按兵不战；援兵从四面集结后，他又把援兵全部遣散。等到敌人逼近城下，他又暗中把喇嘛带入军中，坚决请求入城。朕已下令司法部门依法定罪，依律，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发给人家配役；朕现在只流放他的子女、妻妾和兄弟，其余一概释放，不再追问。”群臣都叩头，无人说话。皇上随即把红本交给刑部官员，接受旨意的官员先行退出。皇上又说：“袁崇焕有这些罪恶，诸位大臣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指斥，反而共同替他欺骗蒙蔽？又说：‘这次的警报，朕和诸位大臣都有罪。’诸臣叩头谢罪。这一天，袁崇焕在市中被磔刑处死。起初，锦衣卫编制狱案，供词牵连的人很多，皇上都没有追究，只因史■〈范上土下〉、高捷说钱龙锡暗中谋划主张议和，便下令革职并拟定罪名。” 刑部会审时，奉旨认为钱龙锡谋求议和、徇私行事，说道：“朝廷如果没有主使此事的人，边臣哪里敢这样做？”钱龙锡曾与袁崇焕当面商议东江岛上的事情，随即说出要入军斩帅的话，明明属于共同谋划。着令锦衣卫派官员和旗校把他押解到京城审问。钱龙锡被捕到案后，上疏辩解说自己没有共同谋划斩帅和以私信主张议和的事情，并且引首辅韩爌作证。此事又交部院会审，奉旨说：“逆督谋求议和，擅自杀人，引导敌人造成祸患，钱龙锡确实与他共同谋划；先前已经当面嘱托，后来又写信约定，至于当面上奏加以庇护，更是狡猾欺骗。会审定罪已经核实确当，着令监候处决。”又批示刑部奏疏说，科道官全都没有一句话，反而借着建言的名义，帮助议和、助长奸邪，毛羽健、毛九华、王应升分别遣发充军。

译词臣黄道周的奏疏大意说：“臣私下看见钱龙锡在法庭受审，头撞狱吏，君臣相对而视，默然没有一句话。这是史书传记中从未见过的事情。世宗决意放弃河套，内心怀疑有人开边叛乱，阻挠元修，所以一旦违法杀死夏氏。如今东疆的谋划还没有确定，恢复之计上下都在犹疑，却单独断然决定因一名辅臣而牵连众人；有罪的辅臣已经没有了从容饮酒的兴致，朝廷大臣又没有踢草喂马那样的嫌疑，于是使三台沉溺于贯城，斗柄在谴责之所失去光芒，士大夫相互以眼色传话，不是说‘哪里敢说’，就是说‘哪里能回去’。人心到了这样，谁还会挺直脊梁，承担安定国家、抵御外患的功绩呢？街巷中的议论错误地说，这是杀掉有罪辅臣为毛文龙报仇。若如此，那么边将就一定会骄纵，阁臣的权力就会下降。因此，杀一个阁臣为毛文龙报仇可以，为刘兴治树立旗帜却不可以；给边臣树立前车之鉴可以，给阁臣设置日后的陷阱却不可以。陛下即位以来，辅臣受到重大谴责的已有九人；一代之中，能有几个辅臣？何必让监狱中充满愤怒，让孤立的卿大夫成批入狱，使传扬出去后狱吏显得尊贵、士绅显得卑贱呢？况且东江正骄横，绝不会有诵念毛帅来鼓动各位边帅的道理。”皇上批示说：“钱龙锡的罪案，原本与毛文龙没有关系，为什么说是替他报仇？” 本朝不设置丞相，奏疏中援引的事例不相类比；至于说放弃河套、阻挠元修，难道是臣子所应当说的话吗？而且妄称‘夏氏’，这是什么话？着令他回话。黄道周再次上疏说明：“臣恐怕边臣借此为口实，阁臣在帷幄中的谋划就不能充分发挥，所以由边境谋略牵涉东江，由东江牵涉毛帅，又由阁臣牵涉错误，事情便涉及宰相。臣想到古代宰相没有遥控政事的实际权力，却能收到遥控政事的功效；如今阁臣没有宰相的名分，却常常承受宰相的祸患。这两层意思郁积在胸中，所以仓促执笔。”皇上降旨责备他支吾饰辩，降级调用。到崇祯四年五月，才因天旱修省，又因科臣刘斯采上疏请求宽宥，钱龙锡才从狱中释放，遣戍定海卫。夏允彝说：“钱龙锡刚出狱时，宜兴前去探望他，极力说皇上怒气很盛，想挽回局面非常困难。钱龙锡十分感激他。第二天，乌程到来，钱龙锡把周延儒的话告诉他，使乌程也受到感动。乌程说：‘皇上本来并没有十分恼怒。’钱龙锡于是相信温体仁质朴正直而周延儒虚伪，却不知道实际上是温体仁善于排挤周延儒，以此显出自己的恩德。” 袁崇焕被诛杀以后，有东江旧日武官周文煌上疏替毛文龙申诉冤屈，奉旨说：“逆督擅自杀害岛帅，罪案已经确定；毛文龙多年耗费粮饷，牵制敌人却没有功效，怎么能乘机借端，妄图贪取忠义的名声？”周文煌的冒犯奏奏不合体例，本应重处；念及他只是愚昧武官，姑且宽免。看了这道旨意，才知道杀袁崇焕为毛文龙报仇，并不是圣意。又有义士许俊上疏替袁崇焕申诉冤屈，说：“某日我带兵到京营，在某处发射火器、弓矢、石块，斩首若干；又在某日于某处斩首若干。如果说袁崇焕议和、勾结敌人，那么三天所得的首级从哪里来？如果说他不敢作战、只会退败，那么此后能够作战的人又是谁？”奏疏送入后，交给地方官议处，许俊被谪戍。他又上疏说：“袁崇焕如果通敌卖国，那么臣就是贼党，应当与袁崇焕一同诛杀；如果袁崇焕没有卖国，那么臣所说的话就没有罪，谪戍也不合刑律。”奏疏送入后，朝廷也没有追究。湖广抚按上奏：三年五月初二日，沔阳州乡官谭世讲被烧死，掳州申报说，百户赵钦因查访察看事情，谭世讲暗中借用他人姓名上告陷害赵钦，并将他押解到按院。谭世讲先把赵钦捉回，狠狠殴打。当夜，赵钦潜入谭家，见谭世讲正在堂上饮酒，便扭住他不放。谭世讲命家人放火，截断赵钦的退路；没想到风向突然反转，反而把房屋烧着了。赵钦于是杀死谭世讲，将尸体投入火中。全州士民对此感到庆幸，纷纷起来制造事端。捕官登城惊愕地观看，直到第二天竖起白布旗，上面写着“四十三里军民人等被害报仇”等话。又上奏说，六月初一日，锺祥县争相传报，道路旁竖有红旗，上面写着“九关七反招贤令”七个字；当时承天、襄阳、荆州、武昌、岳州所缴获的红旗，有的在教场，有的在衙门，上面写的七个字都相同。谭世讲本来是甲科出身，做官历来不得志，曾被贬任江阴教谕。他贪婪暴戾的情状，直到现在还在流传。他居乡时横暴无理，以致遭受惨祸，原本也是应当的；但乱民由此而起，这些人就是流寇。三楚从此骚动起来了。日讲官罗喻义进呈《书经》讲章，其中“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一节涉及当时政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一句，很是伤害政府。刚刚讲了寥寥几句，接着讲圣驾大阅，仿佛写成了一篇长篇奏疏；又多次使用列圣庙号，恐怕频频鞠躬行礼不便。乌程对此深感忧虑，借口其他文字作为理由，叫正字官传话要求修改。罗喻义对此为难，正字官请罗喻义到内阁当面商议。等他到了内阁门口，乌程坐在房中，高声呼喊谈论别的事，长久不出来迎接。罗喻义等候已久，心怀愤懑，径直进入内阁，隔着板壁提出请求；此前从未有过这种事。于是乌程上疏参劾说：旧例中，只有经筵进呈的规谏多于正式讲解；日讲则正式讲解多，规谏少。按照经筵惯例，驳回修改意见也不听从，便交给有关部门议处。有关部门复议说：皇上的聪明是天生的，罗喻义却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于是按闲住处分他。温体仁不过是借这个题目来处置罗喻义罢了。若照有关部门的意见办理，那么还要讲书做什么！这可说是一错再错，又加上阿谀奉承。罗喻义后来居家，因寇乱祸患而死节。四年九月，命太监张彝宪总管户、工二部的钱粮事务，命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命王坤前往宜，刘文忠前往大同，刘允中前往山西，各自监视兵饷。十月，命太监王应朝前往阅宁，张国元前往蓟镇东协，王之心前往中协，邓希韶前往西协，各自监军。十一月，命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事务，吴直监视登岛兵饷。起初，皇上既已罢免内臣，外地事务都交给督抚办理；然而皇上英明而苛察，又以法律紧随其后，外臣中有很多不称职、不能胜任使命的人。二年，京师戒严，于是又恢复由内臣监视行营的做法。从此内臣带着皇帝的恩宠四处出任，动辄凭威势傲慢地对待皇上任用的官员，使官场体制降到平民一边，主管官署更加彼此拥塞蒙蔽了。

译历来文科考试有会试、廷试，还有传胪礼；武科考试则没有。四年举行武科考试，有一个董某，以勇力闻名，先被推荐给皇上听闻。当时主持武科考试的是词林杨世芳、刘必达，董以策因不合规格而被黜退。皇上认为这些大臣故意违逆圣意，便把两名主考官以及监试御史金文■〈火晋〉、马如蛟下狱，命令改期重新考试，另行点名方逢年、倪元璐主持考试，并命内臣监视。十月二十二日举行首场，考试技勇；二十五日试马箭；二十八日试步箭；初二日试策论；初七日发布榜单；初十日举行传胪。全部按照文科考试的事例办理。特别选拔王来聘为状元，赐宴于兵部，命阁臣主持宴席。从此便成为惯例。十一月二十四日，皇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先召户部尚书毕自严，问：“钱粮旧有的加派有多少？新增加的加派有多少？”毕自严回答说：“旧的有五百多万，新的有一百六十多万。”皇上说：“援兵出发以前，说支出超过收入一百多万；援兵已经出发了，为什么还没有收完？”毕自严回答说：“此前积欠的太多了。”皇上说：“还要加紧催促督办，但仍须从长计议，按月发放。”又召兵部尚书熊明遇，问：“各边的新兵有多少？旧兵有多少？养兵是为了有事时的准备，必须做到守也守得住，战也战得胜。今天果真能守得住吗？”熊明遇回答：“还是守得住的。”皇上又谕告户、兵二部说：“必须同心协力，把事情当作一家人的事来做，不可以争执。”又召左都御史陈于廷，告诫他说：“考核御史必须严格。考核严格，自然人人尽职，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又召文选司蔡奕琛、李元鼎，职方司李继贞、王芋，告诫他们说：“文武各官，都是由你们经手推举任用的，必须选得其人。”于是问蔡奕琛任用刘宇烈为官，是根据什么推举他为边才的？蔡奕琛上奏说，是依据科道官的荐举。皇上说：“只要肯做事，熟手能做，生手也能做。” 皇上问：“方一藻是熟手吗？”蔡奕琛回答说：“边才确实难得，希望皇上对文法稍稍宽容一些。”皇上又问：“刘源清为什么推举为山海总兵？”李继贞回答说：“刘源清在收复失地方面有功，而且现在正在蓟镇，便就近推补。”皇上又问：“三屯总兵王维城，是怎样的人？”李继贞说：“也是收复失地有功的人。”皇上又问张国振。李继贞回答说：“张国振原本只是陪推人选，是皇上点名任用的。”皇上说：“正推和陪推的人都必须能够任用。”李继贞说：“近年来边疆事务越来越多，查点也越来越多，使费用更加烦杂。”皇上说：“归根到底是官员不廉洁；官员如果廉洁，吏胥哪里敢作弊？”又召吏部尚书闵洪学等人，他们都出班跪下。皇上说：“众臣联名上疏，反对任用内臣。太祖的明训，朕难道不知道吗？只是自成祖以来，也有间或任用内臣的情况，都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天启年间任用的内臣，朕尚且把他们撤回，难道如今反而要任用吗？朕何曾不信任文武诸臣？只是近年来办事不称职，万不得已才权宜任用内臣。如果诸臣果真诚心任事，要撤掉内臣也不难。就像马政这一项，马匹如何解送？不合用的就立即变卖；既然如此，解送那些马又有什么用？”皇上又说：“海禁应当严格。先前让孙元化上奏，他却说禁止海上交通就必须撤掉海岛，明明是不肯诚心办事；那么还要督抚官做什么？” 皇上又反复重申说：“文武官员同心协力替国家办事，这些内臣要撤掉也不难。” 开封推官张瑶、杞县知县宋玫，各自都有才名。张瑶意气用事，不肯屈居他人之下。辛未年考选时，同乡宋鸣梧父子都在科道，他们的门役有所索取，张瑶不给，便斥骂门役。宋鸣梧对此不高兴。等到考选时，便把宋玫任为吏科，把张瑶默定为同知。张瑶于是揭发宋玫行贿钻营以及请人代写文书的弊端，皇帝下旨要求复试，但宋玫的试卷已经暗中调换了。宋玫仍按原决定任用，张瑶于是降为州判。孔有德攻陷登莱，张瑶死于战乱；宋玫也因壬午之变不肯屈服而死。十二月，考选科道官之后，又进一步核查在任官员钱粮的完缴和拖欠情况。于是，给事中熊开元、御史郑友元都因钱粮完缴未达标准而被降职调任；同时责备户部尚书毕自严没有纠察举发，革去他的职务并下狱。吏科颜继祖上疏营救，皇上也严厉斥责他。从此以后，考选将要进行时，必先核查钱粮，不问抚恤安抚百姓，只专注于催征赋税；而户部的胥吏都能够借此掌握官员考评的高下。毕自严本来确实是前朝有名的硕臣，但年纪已经老了，钱粮事务又繁重复杂，并不适合任此职。他此前已经多次上疏请求告老，皇上不准，最终竟因承担重大责任而受到严厉谴责离职，舆论都为他惋惜。五年壬申四月，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上疏陈述“三大可惜、四大可忧”。他说，当权者借助皇上的刚强严厉，又辅以舞文弄法、任意决断的手段；借助皇上综合考核的要求，施展其重重追究拖欠、精于计算的本领；把皇上盛大而殷切的治国之心，变成群臣斗智取巧的捷径。这是第一件可惜的事。臣下施展才能、任用职事，正由此产生精气；如今却把窥探细微旨意当作尽心，把挑剔细小瑕疵当作快意；所谓直指的风裁，只是徒然搜集事件；考核长吏，只问钱粮；把众多士人修治职务的精神，变成小人谋求超格升转的本领。这是第二件可惜的事。朝廷不把人心视为忧患，政治根本也不把人才看得重要；四海逐渐呈现土崩瓦解的形势，群臣却只有各自划分门户、争夺私利的见识；把本来应当兴邦启圣的时代，变成闭耳塞听、任从昏昧的景象。这是第三件可惜的事。国家赖以统摄天下的，是法律。王化贞与杨镐受到不同的处置，余大成与孙元化一同被逮捕，使轻薄狡猾的人不把触犯法网视为可恨，矫饰自负的人反而把抗拒官吏当作荣耀；刑罚失当，刑戈便没有威严，这是可忧之处。国家所依赖来维持元气的，是公论。直言敢谏的人一开口就被斥退；指斥奸佞、推荐人才的奏章，不是被说成奸邪，就是被说成结党。是非一同被蒙蔽，忠臣与谗臣相互混淆；这是可忧之处。国家所依赖来防止祸患于未然的，是羞耻心。大臣掌握重权，却怀有做徒隶的心思；小臣只会观望风色，很少有独立自守的操守。内臣一被派出，便妄自尊大、傲慢无礼；敢于同他们抗争的，只有两三个人。其余的人奔走于约期会面之间，曲意逢迎诏令，贪求竞争成为风气，羞耻和厌恶之心全部丧失，这是可忧之处。用人的职权由吏部掌管，阁臣不得侵夺。如今次辅与吏部尚书因同乡关系结党，只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统摄、任用大臣，却甘愿做传达执行的属吏；升黜大权，只用来满足个人报复。皇上厌恶群臣欺骗擅权；欺骗没有比这更大的，擅权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奏疏送入后，皇上责令华允诚回奏；华允诚又极力指斥温体仁、闵洪学交结为奸，私下压制沈演、唐世济等人。皇上震怒，下令夺去他一年的俸禄。

译浙江直隶巡盐祝徽、广西巡按毕佐周，各自因为整顿责罚武官，奉旨交都察院参看，按照《会典》中关于军官等事项的规定具奏后，才允许拘问；怎么能擅自杖责三品军职呢？掌院陈于廷上疏复议，逐条引用宪纲中有关戒饬的条文，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是从祝徽、毕佐周二人开始的。他又说，外卫的武臣们，眼睛不识诗书，口中不诵习韬略兵法，没有弓马方面的长处，也没有超过常人的体力；居家时便武断横暴、赌博酗酒，管理运输时便抗拒官府、侵吞欺骗，有关官司又不能查明他们的是非长短。只有边方官员奉天子之命，依照已有的戒饬成法，惩治一个以警戒百人，横暴者才知道收敛。而且他们所犯的不过是细小过失，如果每一件都必须上奏惊动皇上，恐怕会有亵渎天威之嫌；但若隐忍不究，又会使他们更加作恶而不悔改。天下的卫官将会更加骄纵放肆，到了无人能够制约的地步。皇帝下旨说，军官不许擅自拘问，律例规定得很明白，而且敕书上也没有惩罚责打的字样，要求再次驳议。陈于廷仍像起初一样坚持己见。到第三次上疏回奏时，皇帝于是下旨，以徇私求情、买取恩宠为由，革去陈于廷的职务，贬为平民。当时皇上正有意重视武官、压抑文臣，乌程又在旁边进谗言，所以陈于廷这位总宪重臣突然遭受严厉谴责。陈于廷在天启朝曾与赵、杨、高诸位大臣共事，因触犯逆阉而被逐；到这里又因抗直不阿而获罪离开朝廷，更加显示出大臣的风节。工部侍郎高宏图说：臣部有公署，尚书居中，侍郎列于两旁，这是礼制。内臣张彝宪奉命总理两部事务，却俨然站在我们上面，难道不是辱没朝廷、亵渎国体吗？臣今天担任侍郎，是侍奉尚书，不是侍奉内臣；国家的大体，臣不能不慎重。因此臣恭敬地邀请他到川堂，按照宾主之礼共同就座；如果不能这样，宁可停止，虽然大大违拂了张彝宪的意思，也不顾虑。况且总理公署既然奉命另行建立，那么在臣部的事务就应当归还，臣部岂不是名正言顺吗？皇上认为军饷事务重大，应当到部里查验核实，不予听从。高宏图于是称病请求离职。奏疏上了七次，最终还是被削夺官职。前后论说不应派遣内臣的南北诸臣，如吕维祺、李曰辅、吴执御、魏呈润、金铉、马元颷、周镳等，不下数十人。奏疏上呈后，有的降职，有的斥退。现在选取其中奏疏，因言辞恳切，摘录一两篇如下。工部主事金铉上疏说：昨天我见到太监张彝宪，他的牌文上说本监公署已经完工，选择十七日上任，二部司属官吏等前往谒见，按照部堂的体制办理。我不胜惊骇诧异。这分明是想驱使清正官署的臣子向宦寺屈膝。敕谕中有这样的意思吗？张彝宪的名义职位仍属司礼监，实际职务是监视，与巡视的体制本来相同。对于贪污侵欺之事，完全可以一体察觉；如果他竟厚颜昧心、妄自尊大，凭皇上选拔任用的臣子，让他们弯腰屈身、俯首曲背，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堂属置于一边，另行施行僭越妄为的仪礼，那么不把他赶走还等什么？在公庭上强行压制，在受过刑罚的阉宦之下，从此便会结交钻营、奔走趋附；他那边叫作骄横，这边叫作谄媚，触犯宪典、败坏士风，哪里说得尽呢！工部冯元颷上疏说：圣谕命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事务，诸臣单独或联合上疏争论，却不能改变决定。既然争论不能奏效，关键就在于诸臣要深刻体察圣意并善于承受执行；从长远说，必须绝不触犯太祖关于官员不得交结的条文；从眼前说，必须不辜负皇上整顿剔除弊病的本意。皇上认为由内臣监察外臣，便可以查出弊病；然而必须先做到没有弊病，弊病终究才不会被查出。臣认为，办法没有比禁止交往谒见更好的。只要有酬酢往来，就会有情面；情面逐渐熟悉，成套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牢固。请求制定并长期实行严禁：凡是在朝诸臣，一概不许到内臣的门上，也不许与内臣见面；内臣既然另行建立公署，也不得到两部的官署，与部臣密切接近。如果部臣所掌钱粮确有明显弊端，内臣可以检举参奏；如果部臣只是循职奉公，那本来就是人臣分内之事，内臣不得加以荐举。否则，本来想救治弊病，弊病反而会更加滋长；让外臣希望内臣不要来，以便谋求私利，这还可以说得过去；让外臣盼望内臣到来，以便彼此勾连、共同蒙蔽，就不可说了。南京礼部主事周镳说：内臣任用容易，罢去困难，这是历来普遍的弊病；既然不能立即罢去，还希望能够设法限制压制他们。如今只看见因为内臣而怀疑廷臣的事情接连不断，却没有一件是因为廷臣而怀疑内臣的。比如张彝宪被任用，高宏图的刚直便不能容忍了；金铉的抗直，起初虽然幸免，最终还是被借其他事情陷害了；王坤被任用，魏呈润因为营救胡良机而获罪，赵秉曦也因直言纠劾挟同而被处置；邓希韶被任用，曹文衡因相互攻讦而被投闲置散，王宏祖又因礼数问题受到斥责；至于孙肇兴的激切刚直、李日辅和熊开元的慷慨，没有不被治罪斥退的，已经无法一一屈指计算。每次读邸报，其中一半都是内臣传达的温和诏令。从今以后，把臣子视如草芥，轻慢亵渎皇帝的威严，只顺从权贵内臣的心意，将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唉！貂珰宦官的巧言谄媚，只不过是宫闱中的趋奉者；从缨之臣虽然迂腐鲁钝，终究属于帝王的心腹股肱。希望皇上深思这一点。奏疏送入后，奉旨削除周镳的籍贯和官籍；礼部员外郎袁继咸上疏营救他，皇上不听。

译蓟督曹文衡慷慨任事，刚劲正直，不肯阿附；他与总监邓希韶相互抗争，谁也不向谁退让，便各自上疏互相诘责，因而称病请求归乡。皇帝下旨说，命他竭尽力量办事，以副所受任命。科臣黄绍杰因为监督之间不和，上疏说：自古以来，从未有反目相视、还能够面对面共同办大事的，更不用说眼前彼此掣肘，即使豪杰也不能施展手脚。曹文衡也是掌握节钺的重臣、慷慨激烈的志士，无缘无故却要受监军的点缀和牵制，他将以什么颜面站在三军之上？还可以责备他任事吗？但是，曹文衡离去而监视之人不宜留下，为什么呢？这一次元黄，人人都屏住呼吸；如果想要曲意周旋、附和迎合，必定不是曹文衡这样的人才能做到；否则，他难道肯仰人鼻息吗？既然设置监视之人，就必然不能容纳明确负责的督抚，这是明白的。况且廷臣过去所担忧的还不只是这些。如今他们已经肆无忌惮了。祖宗制度不允许内臣掌握军队，廷臣曾经说过；近来几乎要设立标营，边远地区不堪骚扰，廷臣也说过；如今这些污秽行迹已经自行暴露。廷臣说那些手持符节、恃才任气的人实际上会遭受毒害，如今果然一个个显露出他们的伎俩。廷臣说那些寡廉鲜耻之徒将会开始谄媚附和，如今果然已经有人啧啧称颂，甘愿做推荐者的门生，甚至不奉圣旨便擅自调拨营兵了。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怎么能让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世道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不令人寒心吗？与此同时，御史宋贤又上疏弹劾山永巡抚邱禾嘉说：皇上派遣内臣监视，本来属于权宜之计，无奈小人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比如马云程请求派兵保护自己，邱禾嘉先替他派定六百名兵，自己还嫌不能安排妥当；他那种舔痈吮痔、极力逢迎的心意就可看出来了。于是有关部门复议请求，邱禾嘉又替他请求，必定要把兵权交给他，殷勤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应感到羞耻吗？御史高倬又上疏说，有监督之间互相构陷的忧患；这些奏疏都奉旨交付议处。曹文衡于是再次上疏，为言官请求宽免，皇上不听。不久，曹文衡最终因闲住离职。丰城侯李承祚在天启年间两次上疏称颂魏忠贤的功德，请求按照中山王的先例，封魏忠贤为两公，并让他兼列两都。魏忠贤被磔刑处死后，朝廷议定逆案，商议判处大辟，李承祚也被关进狱中。他的儿子上疏援引“八议”，请求宽免刑罚，刑部的奏疏也替他设法开脱。给事中吴彦芳曾上疏弹劾此事。皇帝亲笔批示内阁说：“此案的情状最为可恨，按法律本来应当诛杀；但世袭勋臣与流官有所不同，券文也不能抹去。根据刑部奏疏所议，革去爵位、发往远方戍守，足以抵偿一死吗？”内阁覆奏极力替他请求，援引券文中可以免死的条文，于是改从宽典处理。然而皇帝的本意非常严厉，认为他附逆；虽因追念其世袭勋臣的身份而稍稍网开一面，但捧读皇帝的批札，仍然使人对司法文书感到凛然。这一年，逆案中的刘诏和因失陷封疆而获罪的王化贞，都在市曹被弃市。勋臣中又有襄城伯李守锜、灵壁侯汤国祚，都曾上疏称颂魏忠贤，最终竟然逃脱了法网。七月，斩杀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是苏州嘉定人，慷慨豪爽，喜欢谈论军事；他以乙科出身，历任宁前兵备道。当时海上局势不安，认为孙元化熟悉海事，便破格升任登莱巡抚。大凌河告急，兵部议定调遣孔有德等率兵前往防守救援。孔有德原是毛文龙的部将，因毛文龙被杀，原本就怀有二心；这次奉调后，在海岛之间往来，几乎遭遇飓风沉溺，等到改走陆路，又怨声载道。前队已经到达吴桥，后队还滞留在新城；他们夺取王氏庄园仆人的一只鸡。王氏是大族，势力凌驾山东，于是立即向领兵官申诉，非要把夺鸡者依法处死不可。领兵官迫不得已，查出夺鸡的人，让他身穿箭衣游行示众，众人顿时大为喧哗，随即杀死了看守庄园的仆人，并把消息报给前队，前队于是调转车驾向南行进。当时，左路步兵两营由参将孔有德统领，右路步兵两营由都司陈有时统领。东江副总兵毛承禄、登州参将李九成以及三千名辽兵，都刺血立誓，跟随孔有德叛乱。他们攻破了数座城邑，距离登州只有几十里，在马塘扎营。他们说是被王氏逼迫，并不敢反叛。孙元化命参将耿仲明传令，让他们在城外教场扎营，等候巡抚。教场本来有三千间营房，援辽将士的家属住在那里；孙元化想让家属迁入城中，腾出房屋安置步兵，但城中拒绝接纳。孔有德便说耿仲明也反叛了，而且城中还有辽人，绅士百姓都一定要搜捕杀戮他们。于是辽人打开城门迎接叛军，登州城被攻陷的消息也随之传出。当时是壬申年正月初三。孙元化这才知道自己受骗而误了大事，想拔刀自刎，被耿仲明救下制止；耿仲明逼他写奏疏说明情况，之后又放他乘船归来。孙元化于二月到达天津，接受逮捕，交镇抚司审问。查验确认他自刎并非假装，才交刑部议罪；但皇帝派侍郎刘宇烈督师，先答应招抚，后来又诱骗新任巡抚谢琏、知府朱万年以及徐、翟两名内使，将他们杀死。事情传入朝廷后，皇帝大怒，于是斩杀孙元化。城破当天，遭祸的还有镇臣张可大、乡官张瑶、王象复、举人王与夔，都被称为竭尽节义而死。山东巡抚余大成也因失事被逮捕，关入狱中，论罪发戍。孙元化、余大成两位巡抚被逮捕后，朝廷推举徐从治巡抚山东，谢琏巡抚登莱，两人同一天接受任命。叛军已经抵达莱州，二月到四月，向城内逼近并四面围攻，昼夜不停。赞画主事张国臣原本奉巡抚的意见，打算出兵援救；但众人都害怕叛军，主持此事的人暂且听任他们，又认为只要巡抚招抚之事成功，莱州的包围自然会解除，而且也只是借援兵之名而已。三月初，张国臣派使者入城商议招抚，徐从治抗疏说这是错误的；朝廷却认为不是这样，叛军的攻围反而更加紧急。四月十六日，叛军架设西洋大炮，轰击西南城角。徐从治正在挑选检阅壮丁，指挥他们出战，左右请他稍稍躲避，他不肯；话还没有说完，大炮已经击中他的额头，他倒地而死。徐从治死后，巡抚谢琏又被叛军诱杀；督师刘宇烈被逮捕审问，关入狱中。朝廷又调来榆林各边的兵将，任用朱大典为巡抚抵御叛军。到八月中旬，才解除包围；孔有德最终从莱州入海，攻破朝鲜，向□清投诚了。

译皇帝召见吏部尚书闵洪学、兵部尚书张凤翼，告诫说：“吏部、兵部是任用官员的根本。近来听说选官时动辄借京债，到了任所就要还债。这些债是从谁身上出？肯定是剥削百姓得来的。这样怎么会有好官肯爱护百姓？朕前些日子费了多少斟酌，才任用你们两人；必须革除旧弊，为国家担当事务。”又召见左都御史张延登，告诫说：“风纪是重大职责，你要成为众御史的表率，必须严格考核，不能徇私。”又召见吏科给事中刘斯球、河南道御史李日宣，告诫说：“你们以进言为职责。如果直言正论，朕很乐意听闻；为什么动不动就说言路闭塞？你们的议论不管能不能实行，只上一本条陈来敷衍塞责，很多还是为了推却人情和收受贿赂，这成什么言官？”刘斯球奏答说：“臣等只要有所听闻就一定上报，一丝一毫也不敢欺骗皇上。”皇帝说：“‘有闻必告’这句话，是你心里这样想，才从口中说出来的。你们上了一本疏，一定有一个缘故，未必与疏中所说的事情有关。以后如果查出有人把持、请托、行贿，自有祖宗的法律在。”又告诫锦衣卫王世盛清理刑狱，不许徇私偏袒。又遍告群臣说：“既然做了一名官，就有一名官所掌管的职责，每件事都应当筹划办理，天下才能治理安定。” 为什么一件事也不做，只专门图谋一个好听的名声？皇帝再三严厉告诫，群臣都惊惧地退下了。在此以前，满朝官员都有奏疏弹劾监视宣府的太监王坤。王坤于是上疏反击，指责修撰陈于泰窃取科举名次，借求取进言的名声来为自己固守地位。首辅周延儒倚仗亲近王坤的势力，借此事责备陈于泰，反而掩饰自己的丑态；他说内臣果真一个字也不认识吗，竟有些像沈同和在殿试中交白卷之类的话。这实际上是借陈于泰的事向上攻击首辅。首辅于是自行弹劾，请求离职。皇帝没有准许，朝廷官员仍交相议论不止。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于是上《内臣越职、辅臣失职疏》，说内臣弹劾官员的范围逐渐扩大：在内则涉及科道、六曹，在外则涉及方面官和督抚，后来又涉及卿贰，如今甚至弹劾辅臣。国家设置辅臣，官府官员的黜陟升降，都属于他们的职掌；内臣越权弹劾，而辅臣不加过问，逐渐发展到口中掌握上天的法宪、手里控制朝廷纲纪，而皇帝又不追问，那还要这些宰相做什么？皇帝下旨责问他。又召王志道到平台回答，对他说：“任用内臣，本来也是不得已，朕已经多次下旨说明得很清楚。昨天王坤的奏疏，朕已经责备他诬陷妄言；可是朝廷官员举发弹劾时，没有不牵扯内臣的，难道处分各官都是为了内臣吗？”王志道回答说：“王坤直接弹劾辅臣，满朝都惶惶不安，是在为纲纪法度忧虑。臣是爱惜法度，并不是为了各位臣子。” 只是这份奏疏不能详细谨慎，言语多有谬误。皇帝说：“在朕面前就有这么多谬误，写进史册反而不会有谬误了吗？国家的大计，只是因为内臣驻守地方，不利于奸弊之事，所以才借王坤的奏疏要挟朝廷，这确实是巧言谄佞。”皇帝再次责问王志道。又问周延儒：“王志道并不是专门议论内臣，实际上是在责备你们辅臣失职。”皇帝说：“不修治自己的职掌，只为沽名而立论，哪里配得上担任宪纪官？命令削去名籍，离职。” 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专擅权力、收受贿赂。游客李元功借助丛威之势，周延儒曾经说过要离开辅臣之位。李标说：“皇上先前答应放我回去，等我把原来的奏疏交还后却又改为留任，实在很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如今皇上是羲皇以上的人，这是什么话？难道只是小人轻率泄露出来的吗？”他又引用刑科给事中李世祺作证。李世祺也上奏说周延儒确实说过这话。皇帝下诏不予追问。六月，周延儒得到告假归乡的准许。起初，温体仁将要夺取他的首辅职位，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周延儒，当时温体仁没有说一句话帮助他。于是陈赞化多次上疏，尤其对“羲皇以上的人”这句话不断追究。温体仁知道皇帝的态度已经改变，凡是与周延儒作对的人，他都暗中帮助；而帮助周延儒的人全被黜退，周延儒于是被放归。乌程挤走宜兴，使他离开首辅职位。宜兴不能忍受，于是谋划召用桐城人何如宠来压制乌程。何如宠上疏辞谢，皇帝没有允许；他勉强上路，走到半途，又以生病为由坚决推辞，这才得到批准。乌程竭力想取得首辅的称号，却始终不能如愿。甲戌年中秋，内阁按惯例有赐宴，大太监传旨时，才开始称他为首辅。当时乌程正在告假，病愈入阁当值后，便打开首辅的房间居住。宜兴任职期间，又推荐任用上饶人郑以伟、上海人徐光启，两人都是老成而有声望的人。不久，两人相继告假离职。到这时，朝廷请求推选阁臣，皇帝已经点名嘉善人钱士升，又特意任用巴县人王应熊、香山人何吾驺二人。钱士升虽然是浙江人，却同各位正直君子颇为周旋；唐世济竭力向乌程进言，让他收归己用，不要让别人任用，于是钱士升由南京礼部侍郎入阁。王应熊也是宜兴所关注的人，而乌程则借助他来帮助自己。任命下达后，给事中章正宸上疏弹劾王应熊，说他刚愎自用，惯于纵横行事；小才足以掩盖短处，缺乏辨别能力反而足以助长贪欲。一旦得到重用，必将铲除异己，驱逐伤害善良之人，报复恩仇，混淆毁誉；而且谣言什么都可能传出。章正宸又说，何吾驺是因为有左右近臣从中牵线，所以倚靠其他途径求进；这样将使天下那些利欲熏心、争先求进的人纷纷起来，因而自认为是在附会阳城撕裂麻绳的义举。皇帝下旨革去章正宸的职务，逮捕审问。当时章正宸刚由馆职外调授官，于是留下了敢于直言抗争的声名。皇帝告谕吏部推荐潜心修养的士人，科道官不必专门从考选中产生；馆员必须先历任推官、知县，作为定制。第二年，又命令把部属改任科道。于是从甲戌科以后，便停止了考选。庶吉士通过行取入选，俸禄期满后推任知县，考选入翰林的则改任编修、检讨，人们因而争相走翰林这一条路，根本不屑于担任科道，而奔走经营的人更加多了。到戊寅年的考选时，已经有人因为相互争夺而构成祸难了。夏季五月，命令司礼监太监张其鉴等前往各仓，与提督诸臣共同盘查验放。太监张应朝调往南京，与胡承诏共同守备。皇帝告谕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将的功劳和罪责应当有人监督记录。”特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林担任内中军，会同各巡抚、道员，分别进入曹文诏、左良玉等营。不久又命阎思印与总兵张应昌共同围剿。汾阳知县贾申鏸因逼迫百姓艰苦供应军需，投井而死。六月，命太监高起潜监视锦宁，张国元监视山西、石塘等路，综合核查军饷；命太监魏相监视登州、海岛的兵饷。顺天巡抚、按察使报告，三河知县刘梦炜自缢而死。在此以前，有一批解送军饷的银两经过三河县时被盗，损失五千余两；皇帝下旨责令三河县赔补。刘梦炜初任官，清贫困苦，忧惧无措，于是在私人衙署自缢。当时上司派官进入衙署验看，他的行囊十分萧条，全县人都为此叹息。

译刑部奏报：会同官员处决苏有功。苏有功就是毛有功，是毛文龙营中的将领，向东投降后被擒获，押解到京时在囚车中饮酒放歌。等到处决的圣旨下达，他当夜从驯象所逃走。追查原因，原来押解差役每晚都把犯人放出来听说书，那天晚上忘了重新收押。癸酉年秋季处决罪犯的那天，皇帝穿着素服坐在建极殿，和各位臣僚、辅臣商议，态度极其虚心。温体仁主持国政，却没有为任何人平反。其中有一人徐兆麟，是辽东人，以举人身份任陕西华阴县知县，到任仅七天，城池就被叛军攻陷；皇帝对此颇为犹豫，温体仁却一句替他求情的话也没有，于是使他被处死，人人都为他感到冤屈。兵部主事贺王盛弹劾乌程偏袒同乡。考试官丁进从癸酉年南闱考生黄美中后场试卷中摘出“奢闾嫫刀、青山绿树”几句话，认为其中含有关说请托的暗号。“青山绿树”出自朱子《心学诗》，人们还容易理解；“奢闾嫫刀”出自荀卿《佹诗》：“闾■〈女耴〉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刀父是之喜也。”大致是善恶颠倒的意思。皇帝想查究这四个字，内阁不能回答，便交给部科办理。大宗伯李腾芳多次费力查找，皇帝严旨责备他不加纠驳，命令他闲住离职。后来，部科拟定将省、直的七名举人黜退革除功名，又处罚了几名科官，各位考官也分别受到降职调任等处分。福建人颜茂猷参加会试时，全部写作五经题，外帘官认为这很异常，知贡举林焊替他上疏请示；皇帝下旨念他学识广博，准许将他的试卷送入内帘。主考官不知道皇帝有意照顾他，把他列在副榜第一名。放榜出场后，颜茂猷又上疏请求，皇帝命令复试；复试录取时把他列在第一名之前，准许他参加廷试，并擢升为第二甲第二名，这些都属于特殊的待遇。颜茂猷在天启甲子年的乡试中，也全部写作五经题。监临乔承诏认为他越过格式，命令停止录取；但试卷送入内帘后，被主考顾锡畴、房考祁彪佳取中。颜茂猷本来就博学笃行，受到士林推重；登第后授任礼部主事，不久便去世，有人传说他是成仙离去了。这一科场中，众人都推重容易取中的文章；一房房考文震孟所取的陈际泰列为第一名，同考官项煜想让会元出自自己门下，便设计诱骗文震孟，说他所取中的其实是杨廷枢。杨廷枢是同乡名士，文震孟于是让给了他；等到拆开弥封，才发现那份试卷是李青的。项煜向来有“项黑”的称呼，当时便有人笑传说，项黑竟然取中了李青的字号。又有因凭借五经而考中者：丁丑年的揭重熙、癸未年的冯元扬。殿试的旧例是，内阁拟定两条策问题目，请皇帝从中选用一条，很少改动。这一科询问如何识别人材、安定百姓，皇帝却改动了大半，写道：“与你们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如今士人的风气不端正，只求速成、追逐小利；现在想端正士风，恢复古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敌人本来属于夷狄，土地狭小、人口很少，一旦兴兵，而三韩却不能守住，原因是什么？如今三协、关宁以及登州、天津等处，都驻扎重兵，是为了防御敌人；敌人不消灭，军队就不能撤，军饷也不能减少。现在想消灭敌人、拓展疆土，应当怎样施行？而且流寇长期蔓延，钱粮又有缺额；不顾国家的筹划，每每想要减免赋税。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朝廷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不怜恤他们吗？但既想体恤百姓，又想使军队得到充足供给，有什么办法能够两全？至于屯田、盐法，确实是生财的来源；朝廷多次上疏条陈、议论并申令督促，却看不到实际效果，原因是什么？至于漕粮，是三军赖以维持的粮食；马匹是战阵中的急需；折扣截留、拖欠挂账，使原有的数额和制度丧失，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如今虽然东面的敌人强盛，但河套有可能收复，边外也有许多事情可以办理；只是难在□□窥伺，朝野又都贫乏。近来投降的夷人已经到来，应当怎样安置？插套连合，应当怎样离间破坏（？）” 流寇逐渐逃窜到郧阳、广宁一带，海寇又时常骚扰浙江、福建；如果不能迅速剿灭，百姓的灾难就不会停止；加上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省、直地区多有变故，应当怎样挽救、消除？又如唐、宋曾经以武臣担任中书令、枢密使，文官和武官似乎分得并不严格；我太祖也曾以直厅官担任布政使，以典史担任佥都，为什么现在的制度却牢不可破？你们这些士人关注世务已经很久了，应当逐条回答，不要有所隐讳。朕将亲自阅览。”以上都是皇帝亲笔书写，语意充沛流畅，他急于求治的心情，由此完全可以想见。又按旧例，读卷官拟定上呈十六份试卷，用朱笔圈点句读，进呈皇帝批阅，确定一甲三名。这一科，皇帝命令再次呈上十二份试卷；其中没有句读的，特意擢为第一名（刘理顺，后来在甲申之难中殉难）、第二名（吴国华）；又把原拟第二名定为第三名（杨昌祚），原拟第一名定为二甲第一名（李焻），原拟第三名定为二甲第三名（陈组绶）。皇帝亲自批阅的四份试卷，都体现了他嘉奖人才、造就士人的睿智谋略。给事中吴家周上疏论劾温体仁闭门两个月，入闱主持考试，既不提前也不推后，显然有私自垄断、左右观望的迹象，因此臣得以拿朝廷的大典来质问他。圣寿节群臣呼嵩祝寿、元旦朝贺献瑞时，温体仁都独自托病不出；祭祀太庙、春季祭祀社稷时，也托病不出；经筵开讲，是为了尊崇圣学；献俘告庙，是为了彰显武功，他都托病不出；即使皇太子千秋令节，也始终托病如故；唯独到了入场主持考试时，却提衣裳赶去参加。没有别的原因：朝贺关系到臣子恭敬谨慎的情分，而在朝廷中选取士人，却有借私门培植门生的便利，所得利益在于自身和家族。尤其奇怪的是，会试题目历来都与君德和政治有关，从未有大臣敢妄自拿自己比拟。如今第一题竟以子产自许，却不想郑国本是衰败之国、残暴之主；有一道题问“有难乎”，他拟作“上”，又说“若救民于水火之中”，更为不伦不类。尧舜在上，即使小丑尚未平定，怎么能把我们的百姓比作殷朝灭亡之时的百姓？何况“取残吊伐”之类的话，也不应在今日谈论。皇帝下旨，认为他有诋毁、牵强、诬陷、引申之罪，命令降职调任。此前，易一房的漆嘉祉在首篇末尾写有“不敬不义之臣”等话。本房考官文长州录取了他，料想乌程一定会驳回，应该会有一番辩论；等到试卷呈上去，温体仁立即批示准许撤去试卷。乌程在内阁中扬言说：“外人想说我们要进场收取门生，如今我们的地位也靠不着门生了。” 何况考场中竟然还有人骂我。嘉善说：“考场中怎么会骂人？”乌程说：“他的文章里竟说什么不敬之臣、不义之臣，难道不是骂人吗？”嘉善说：“怎么处置他？”乌程说：“本房批语写着‘伸眉抗手’，想见到这个人，他难道能不被录取吗？”这一科，乌程虽然担任主考，却极力阻挠压制；每科榜额原定三百五十名，只录取三百名。会元多被扶入鼎甲，而李青没有进入。每科考选馆职时，唯独后两场不考；后来又倡议下令在三甲中选任县佐贰官，众人认为不可，才作罢。

译总理太监张彝宪请求下令天下朝觐官员，把会计册亲自携带来投送，以查核钱粮完欠，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仍照现行部堂体制行礼。礼部郎中衰继咸已经升任山西提学，准备出京时上疏说：士人有廉耻，然后才有风格；有气节，然后才有事功。如今总理内臣下令让朝觐官员携册参见，皇上又听从了他，当时说是为了清理奸弊，并不是要群臣屈膝。然而命令一出，众人便纷纷随风而从，藩臬、守令前去参谒时屏息不语，能够免于被呼喝斥责，便觉得幸运。唉！一人整理瑞应，万国前来朝宗，众臣还没有觐见天子的光辉，先拜倒在内臣的座前，难道还会有廉耻吗？当年逆珰势力正盛时，义子干儿们在昏夜中跪拜俯伏，自己都以为羞耻。如今竟在白昼的公堂上公然如此，却安然不觉得奇怪。国家自有朝觐典制，二百余年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实在令人叹息。皇帝以越职言事责备继咸。张彝宪也上疏说：朝觐官参谒内臣，是为了尊重朝廷。继咸再次上疏说：尊重朝廷，自有典章制度。知府见藩臬而行属下之礼，是典章规定；见内臣而行属下之礼，难道也是典章规定吗？各司官员到京后把册籍投送吏部，是典章规定；先拜见内臣，难道也是典章规定吗？事情如果本来就是典章规定，即使因此获罪，也还可以安然接受；如果是张彝宪创立的做法，即便只是作长揖，也只会增加他的羞辱。高帝立法，规定内臣不得干预外廷事务。若一定要以内臣的标准约束外臣，这在《会典》中并无记载。皇帝严厉斥责他。当时有大同知府蔡屏周，拿着册籍前去投送，却只作长揖便退下。内臣叫住他说：“这是朝廷的命令，谁敢抗拒？”蔡屏周回答：“朝廷只命令查核钱粮，没有命令查核体统。”张彝宪默然无言，蔡屏周也不回头。后来有人借其他事情弹劾处置他，舆论都为他不平，随即有人推荐他担任大府官。皇帝也没有允准，事情便作罢了。天下担任守令的人很多，能够坚持气节、不肯屈服的只有蔡屏周一人，而且他还是乙榜出身；他的气骨挺拔突出，确实远远超出常人。刑科给事中李世祺因弹劾大学士温体仁、吴宗达，被贬到外地；又因文选郎中吴鸣虞考选任人不当而弹劾他，也将吴鸣虞贬谪。袁继咸再次进言说：“养凤凰是希望它鸣叫，养鹰是希望它搏击。如今凤凰鸣叫却箝住它的舌头，鹰要搏击却捆住它的翅膀，朝廷对待言官，和这有什么不同？如今考选将要进行，铨选大臣必定会遍问诸臣：‘你一定不能弹劾大臣。’然后才授予台谏之职，这将使言官闭口自守而不获罪，使大臣最终没有一个人议论其后果；这对大臣是极大的好处，却是忠臣深深忧虑的事。而且皇上本来喜欢听正直的言论，却使天下人误以为攻击弹劾权贵近臣是皇上所厌恶听闻的事。这样下去，势必像波浪一样蔓延而不能停止。”皇帝以越职言事责备他。此前，皇帝召旧辅何如宠入朝，何如宠多次以患病为由没有到任。给事黄绍杰上奏说：“自古君子和小人不能并立。何如宠如果迟疑观望，那么次辅温体仁就应当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置了。自从温体仁在位以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盗贼遍布道路，调和治理竟然成了这样吗？他执掌政权已经很久，揣摩皇帝的旨意一定很熟练，请让我承奉他的意图：任用一个人，就说‘这个人与体仁不合’；办一件事，就说‘这是体仁不喜欢的’。这些全都是招致变乱的原因，请求命令温体仁引咎辞位，以挽回上天的心意、安慰人们的期望。”皇帝责备他轻率妄言，命令降职调任。温体仁上疏申辩，黄绍杰又接连三次上疏弹劾他，言辞更加激烈。并且说：“温体仁奸诈欺骗，他的谋划不过两个方面：一是朋党，二是票拟。对下，只要用‘朋党’二字就可以箝制言官的口舌，制造善类的祸患；对上，只要用‘票拟’二字就可以激怒圣明。这大概是因愤怒而造成的错误。”他又上疏弹劾佐理铨选的张捷，在推荐任用通案中人。崇祯八年二月，他又上疏弹劾温体仁误国，祸患延及陵寝，皇帝再次下旨，命令降为杂职任用。

译总宪和冢宰都空缺，皇帝命令公议推举能够担任的人来见，特意驾临平台，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员，当面告诉他们：“吏部尚书是任用人才的官职，必须选第一等的才干品德。如果按照会推的旧套，不过是用‘精心’‘定力’两句话笼统敷衍，只需一两个人把持就够了，何必会推？你们各自把所知道的人选举出来。”吏科卢兆龙上奏说：“科道官按惯例不能保荐，只是在发现不当时才进行纠弹。”皇帝深以为然。吏部侍郎张捷上奏说：“近年来群臣结党相互攻击，在外地会推时，自然要顾及情面，谁敢触犯禁忌？如今承蒙皇上当面晓谕，让我们各举所知，务必选出天下第一等的才品，而且必须不论地域。”皇帝说：“立言不应受地域限制，你们奏报上来。”当时，定国公徐永祯等、大学士温体仁等共同举荐谢升、唐世济等十余人，张捷独自举荐吕纯如、唐世济等人。举荐完毕，张捷上奏说：“臣所举的两个人，都是满朝大臣不愿任用的人。”皇帝随即取出奏疏看完，问道：“吕纯如是逆案中有名的人，你为什么举荐他？”张捷奏道：“吕纯如是臣深知的人。他在逆案中列名，是说他曾颂美逆贤；如今红本还在，上面并没有一个字涉及此事，怎么可以诬陷定罪？” 皇帝说：“他已经申辩过了，但不能开这个先例。”于是看着科道官员问：“你们怎么说？”卢兆龙奏道：“群臣的荐举各有原委。至于张捷所举的吕纯如，钦定案件中有他的名字，臣等正准备弹劾纠察，恰好听到圣谕已经说明，所以不敢再奏。”张捷又奏道：“臣确实知道吕纯如清廉刚正、可以任用，所以出于公心举荐他。即使他列在案中，也应当分别对待；假如任用他后没有成效，臣也甘愿与他同罪。”他又说：“百姓作奸犯科，朝廷五年一次大审，每年还有热审，唯恐其中有冤，何况大臣，怎么会冤枉呢？”工科孙晋立即奏道：“这件事怎么能这样比拟？今天皇上郑重对待冢宰，特意召集群臣共同咨询，难道可以拿它比作释放罪囚吗？”卢兆龙奏道：“臣曾任清江县知县。当时记得吕纯如护送惠渖出使藩国，沿途骚扰，由此已经可见他没有才干；何况他屈身事奉逆贤，他的品行也就可知了。”当时，科道官蒋德瑷、金光辰、韩一光、杨绳武都奏称吕纯如绝对不可任用。张捷仍喋喋不休。刑科张应甲斥责他说：“张捷所举荐的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用心可想而知，竟然还敢在皇上面前巧言辩解？”皇帝立即命令张捷退下，随即询问首辅。温体仁说：“谢升可以。”第二天下旨，任南吏尚谢升为吏部尚书，任左都唐世济为左都御史。当时是八月二十一日。王应熊过去一向与吕纯如友善，又与温体仁互相勾结，所以温体仁暗中支持吕纯如，却让张捷出面举荐，没料到皇帝竟坚持己见。给事中吴甘来、范淑泰接连上疏弹劾王应熊、张捷，说他们同谋结党依附，希望翻转逆案，皇帝不予理会。张捷也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倚仗温体仁及其援助，都获得了温和的批答。十二月间，他已经奉到让他辅佐计方殷的旨意，正准备放肆施展凶狠手段，不久便有刘宗祥的奏疏。刘宗祥先前任金坛知县，与张捷交好；后来以御史巡按四川。成都知县贺儒修是张捷的姻亲，张捷便作东道托请刘宗祥，想让贺儒修凭卓异考核得到升迁。文中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话。刘宗祥到四川后，见贺儒修行为狼藉，当时很受舆论非议，便依照惯例弹劾纠察，皇帝下旨革职逮问。张捷对此极为愤恨。适逢刘宗祥回道接受考核，张捷竭力把持，准备加重处分；刘宗祥据实剖白申辩，并把实情亲手写成书信上报皇帝，张捷于是被革职下狱。都察院拟议将刘宗祥降三级调往外任，皇帝把这条删去了。皇帝批示：刘宗祥着令回道任事。后来有关部门拟议将张捷发配，并允许以赎罪代替。张捷在天启初年任御史时，上疏议论三案，因此已经与各位正直之士发生抵牾。癸亥年按惯例转任外藩，乙丑年又按此前惯例转任，几个人都进入京堂，因为他们不依附东林。当时逆珰掌权，和他共事而依附逆珰的人都称功颂德，杀人以取悦权贵；唯独张捷正直自守，不肯随便阿附，而且设法在诏狱中周旋救助周忠毅公，两人友谊极为深厚。逆党侦知此事，竟拿中伤的话指他为阿附党人、为李某的死友，命令削夺官职，贬为平民。这是因为误把周忠毅公当成了先公。他这个人可以说是中立不偏的君子了。到了这时，他又因为保荐吕纯如、谋划翻转逆案而被罢黜。宏光南渡后，马、阮掌权，起用他担任冢宰；他更加坚持邪僻的议论，刚刚上疏请求追恤各位逆臣，重新刊刻《要典》，颁行天下，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国家灭亡那天，他却能够不投降、不逃走，洁身自尽；而且同乡人也称他在家孝顺友爱、约束自己清廉。那么盖棺定论，他的大节清白昭然；只是可惜他的见解有所偏颇，被邪恶风气所迷惑，实在难以理解，竟不惜甘愿与邪恶同污。假如死后有知，推究误国的是谁、正邪该如何辨别，到了水落日出的这时，他自己难道也会悔恨生前所持的议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文震孟请求改修《实录》的奏疏大略说：臣因为编纂修订熹庙《实录》，从内阁恭敬地请出光庙《实录》进行校对，发现其中错误悖谬很多。例如先帝册立太子一事，以及挺击、红丸等重大事件，都是以《三朝要典》的邪说为依据并加以附和。天启三年七月，《实录》进呈，当时由礼臣周炳谟等人编修，阁臣叶向高、韩爌等人总裁。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等人认为《实录》不实，请旨重新修订，于是崇祯元年二月进呈的，就是今天皇史宬所收藏的本子。当时皇上刚刚登上大宝，《要典》尚未销毁，逆案尚未定成，阁臣黄立极等却没有奏明此事，含糊敷衍办理；凡是光考二十年间在青宫所经历的忧患，以及‘一月天子’‘万年圣人’等事情，全都隐去而不予彰显，这本来就是臣子痛心的事。因此臣摘列其中悖谬、急需改正的五件事。皇帝听后认为说得好，批示说：《要典》已经销毁，是非已经明白；至于所奏光考《实录》是否与《要典》相同或不同，以及天启三年进呈的《实录》，着有关部门逐一查核议论后具奏回复。当时是八月十三日。票拟送入后没有发下，直到九月二十七日，皇帝驾临平台，亲手拿出这份奏疏，当面对辅臣说：皇考潜藏的德行，在青宫三十年间忧劳警惕，没有片刻安宁；虽然长幼本来有确定的次序，皇祖的心意也没有偏向，但储贰是国家大事，群臣上疏推请自有职责，怎么能说他们只是发表浮泛议论？怎么能说他们是喜好多事？温体仁奏道：没有嫡子便立长子，皇祖曾多次下旨说明，群臣却不能静心听从，反复上疏烦扰，以致册立大典长期搁置，实在是群臣的罪过。皇帝说：群臣虽然这样说，催促请求的奏疏却不可缺少；又如张差手持木挺闯入东宫，这是多么重大的变故！王之寀上揭说他不像疯癫之人，请求召集多名官员会审，这正是他谨慎的地方，怎么反而说他捏造阴谋？王应熊奏道：王之寀原本官箴有亏，知道自己不能免罪，所以捏造这一段事情，想图谋自保。皇帝说：张差一直闯到殿檐之下，韩大用聚集众人将他擒拿，这难道是王之寀捏造的吗？后来多名官员会审，张差的口供清清楚楚，他到底是疯癫还是不是疯癫？温体仁奏道：王之寀这份揭帖本身没有错，但他的本意是想借此为自己开脱。皇帝又说：皇考病重时，李可灼轻率进献红丸，导致皇考驾崩，群臣究竟是把这事置之不问，还是依法坚持上奏？王应熊奏道：李可灼的本意原是希望皇考尽快痊愈，只是皇考久病之后，一时无法挽回。皇帝说：君主和父亲有病，难道是臣子可以拿来试药、借此邀功的吗？当时群臣不坚持上奏，已经是错误了，反而说坚持上奏的人不对，有这样的道理吗？温体仁奏道：这些都是逆珰当政时一群小人附会捏造出来的说法。如今《要典》已经焚毁，是非已经明白，皇上又多次加以申饬，便可以垂示万世。皇帝于是把这份奏疏交给阁臣改拟票签。二十九日，奉旨说：奏疏中所说的册立大典，皇祖深藏于心中而默默决定，内廷外廷都不知道，所以群臣屡次烦扰请求；但群臣维护国本的忠心，终究难以泯灭。张差确实是疯癫，虽然没有其他隐情，但挺击是异常变故，按法应当严加追究。红丸被轻率进献，群臣没有一人坚持上奏，实在是过于不谨慎；但他们的本意也是忠诚爱护，谕旨已经明确说明，就作为定案。《实录》不必议论改修，有关部门知道了。这是巴县所票拟的内容。同时，许士柔也上了两道奏疏，一道说帝王世系不可略去，一道请求详细考订补续，文震孟接着上疏据理争辩。文震孟的奏疏请求刊定并改录应当记载的内容，许士柔的奏疏则逐条摘取裁断；对于改录中删削的部分，都表示不必再烦劳议论。虽然其中有正当的议论，却无法挽救邪说，都是因为阁臣包庇奸邪。这样怎么能得到可信的史书呢？自从己巳之变发生后，调来的援兵因为粮饷不能按时供给，脱巾而起一呼，原本在中原流动的百姓，又因为驿递裁减而没有饭吃的人，都挺身走险。溃兵与饥民合流，于是流贼兴起。秦、晋两省没有一处不是贼寇。起初调总兵曹文诏专门剿灭山西的贼寇，他杀获很多，可以据此奏报战功，但也难免有自我夸耀之意。后来贼势逐渐壮大，官军时有小败，于是又调宣大军队前去剿灭；贼军又转向秦中，总督杨鹤因没有功绩被逮捕，由□洪承畴代替他。洪承畴能够安抚流民、使军心归附，剿贼颇有成绩。于是贼军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山西巡抚许鼎臣不能控制，贼军向南逃入河南，随即闯入郧阳。抚治蒋允仪因为兵力单薄，多次上疏叩阍求援。当时乌程掌握国政，便修怨构陷蒋允仪，使他被逮捕；贼军于是蹂躏荆襄，径直进入四川。按：郧阳原来是把村镇改为县治，因为它处在湖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山川绵延相连，盗贼容易兴起，所以设置重臣镇守安抚。又因为要安抚流民，所以把巡抚改称为抚治；但其所管辖的地区各省自有巡抚主持，抚治衙门不能专擅。万历初年，规定的饷银还有一万六千；王世贞任职时，拿六千改充边饷，拿四千发给荆商两道；再由自己筹备标兵，数额便只剩六千了。标兵三百人，每年粮饷只有十两多一点，都是各县有家产的人花钱买人顶替，以免自己出役，再寻找他人充当。另有义勇二百人，每年粮饷六两，连糊口都不够；而南下的贼军动辄数十万，即使武侯复生，又怎么能够施展抵御之策呢？蒋公任职时，多次上疏痛切陈说此事，内阁和兵部都不加过问，他获罪也是理所当然。代替蒋公的是卢公象升，幸亏他一向以才能声名著称，不到几个月便升任总理；此后继任的人就没有一个能够善始善终了。流贼刚进入荆、襄一带时，朝廷商议设置五省总督。当时增设少司马，原本是为总督人选作准备；彭汝楠、汪庆百二人不愿赴任，乌程却极力庇护他们，于是总督一职便搁置不设。直到贼势蔓延如燎原之火，才任命陈奇瑜担任总督，专门负责剿贼。流贼败逃到四川，误入栈道，南北两面都派兵堵塞路口，眼看就要束手待毙了。贼首于是请求招抚，暗中派人行贿，陈奇瑜贪图他们的贿赂，答应了他们，还代他们上疏，请求准许他们改过自新，押送回原籍；每十人由一名安抚官押送。等出了险要关口，到达草凉楼一带，一夜之间，众贼把安抚官全部捆绑起来，有的杀掉，有的割去耳朵，有的丢弃在道路旁，随后又大肆猖獗起来。陈奇瑜因为招抚之事彻底失败，于是请求各巡抚、镇守分别划分地界、各负其责，想借此分担罪责。朝廷下旨说，总督原本就是为了调度各镇，巡抚、道员不得借口分任而推卸、转移罪责；不久便将陈奇瑜革职逮捕审问。由于乌程庇护他，陈奇瑜只被遣送戍边。

译当时，秦地的贼军有数十万人，出关后分成三路：一路从陈州沿平阳进入晋地；一路从武关向襄阳进入楚地；一路从卢氏向东，分路侵犯河南、河北。南北各路贼军又分成三路：一路奔向伊、汝，攻陷荣、汜，向东流窜进入郑州，又分路侵犯商州；一路从叶县、蔡州一带出发，向南包围汝宁；一路从怀庆向东渡过黄河，抢掠归德、睢、汝、陈、许等州。襄阳的贼军与汝宁的贼军合为十五营，人数有数十万，从固始逼近霍邱，攻破该地，焚烧寿州正阳镇，又攻破颖州。知州尹梦鳌、通判赵士宽都全家自杀。乡绅、兵部尚书张鹤鸣，当时已经八十多岁，贼人抓住他倒吊在树上，拉满弓向他射箭，逼迫他交出金帛。有一个贼人走来，拿刀劈砍他，从脚后跟一直砍到头顶，还骂道：“你还能再坐着鞭打我的背吗？”人们这才知道，这个贼人是过去与他有积怨的。当时各县乡绅中死于难乱的人很多，无法一一详细记载。天启初年，张鹤鸣任中枢官，偏袒辽东巡抚王化贞，与经略熊廷弼结怨构祸，以致辽地陷落。他又制造了一起奸细案件，借此推卸罪责、转嫁祸患。熊廷弼、王化贞两人既然都获罪，言官便纷纷攻击张鹤鸣；他仅仅能够免去官职，已经算幸运了。逆阉掌权后，他通过钻营升任南司空。贵州的贼寇尚未平定，他便依附李夔龙，并把李夔龙推荐给逆阉，还在朝堂上大声说：“黔地的事情，非张鹤鸣不能办；他虽然年老，仍然可以任用。”于是改任兵部尚书，督理川、湖、云、贵军务，赐给蟒玉和尚方剑。听说他向逆阉献媚的手段，丑恶污秽到了不能说的地步。崇祯初年，言官瞿式耜、胡永顺等人弹劾他克扣军饷、冒领功劳以及献媚宦官等罪，他被削职回家居住。到这年时，已经八十多岁了。熊廷弼、王化贞后来都相继在市西依法处死，唯独他安享富贵，老而不死，最终却死在流贼手中，惨毒更甚，难道可以说天道没有知觉吗？然而继张鹤鸣担任云、贵总督的，是朱燮元。又有人说，朱燮元凭借张鹤鸣遗留下来的谋略，得以平定安氏。大概张鹤鸣这个人有才干却心怀嫉妒，贪婪而鄙俗；任用他做一方的督抚，或许还能收取一隅之地的功效；任用他进入中枢，就难免贻误国事了。崇祯八年正月十六日，贼军从颖州而来，攻陷凤阳，焚烧皇陵的享殿，明楼、钟箎也都被烧毁；高墙中的罪宗被放出。贼军抓住知府颜容暄，用杖打死他；留守朱国相、指挥包文达都奋力作战，坚决不屈而死。军民死亡者，共有四千零三十五人（见给事中林正亨的查报疏）。贼军自称古元真龙皇帝，掠取陵监所遗留的响手、小奄以及侍酒奏技之人；他们剖开孕妇的肚子，把婴儿插在长矛上，以此取笑取乐，共达三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三十五人〕 凤阳过去一直没有城墙。守备太监杨泽贪婪残暴、苛刻刻薄，商人和百姓都深受其苦。巡按吴振缨到任后，商民前来申诉，吴振缨非常害怕；太监杨泽不肯接受诉状，闭门拒绝。商民聚集在他的门前达三天之久，人数一天比一天多，于是他们抓住杨泽的得力武官侯定国，把他杀死，一拥而至太监署。杨泽已经逃走，他们又来到按院署，吴振缨也乘机逃跑了。众人于是焚烧太监署，抢掠城中；乱民没有首领，便集合成队，拿着香前去迎接流贼。其实，当地人的骚乱在十五日就先发生了，群贼直到十六日才到；这场激变酿成祸患，实在是由杨泽和吴振缨引起的。巡抚杨一鹏不能平息治理，又因为隐瞒情况、延误上报，都奉旨逮捕审问，关入镇抚司狱。杨一鹏是辅臣王应熊的座师，吴振缨则是体仁的儿女亲家，两位辅臣竭力庇护他们。皇上认为皇陵失守事关重大，最终按照严厉的办法处理：杨一鹏未经等待审判便弃市，吴振缨发往口外充军。然而事变发生时，杨一鹏实际上在数百里之外，吴振缨当时正在凤阳，因骚乱而逃走，处罚却轻重如此不同，大概是因为乌程庇护吴振缨的缘故吧。（文秉说：“乌程为了替吴振缨向大宦官求情，竟至于屈膝，阁臣的体统真是扫地了。”） 此前，贼军在河南，将要逼近安庆时，有人向枢臣张凤翼进言。张凤翼对科臣孙晋说：“贼军向南逃走，已经进入绝境。这些贼人不吃大米，贼马也不吃稻草，走着走着自然就会毙命。”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掩口发笑，朝廷竟然没有预先设置防备，最终导致了凤阳之变。皇上因皇陵发生变故，悲痛愤怒，避居殿外，穿青布袍，下诏责备自己，命大小臣工共同加强自我反省。诏书说：“朕任用非人，以至于敌人猖獗、贼寇兴起。天下正处于全盛之时，如果肯真心实意为国效力，消灭这些贼寇又有什么困难，岂不是一顿早饭的工夫就能办到吗？无奈夸大欺诈的消息天天听到，实际功效却很少看见；敌人三次入侵边境，贼寇七年不能消灭；国库空虚，征调却没有停止。民间凋敝，而加派赋税又难以征收。朕半夜思量这些事，实在不胜愤懑惋惜。如今竟至于今年正月侵犯皇陵，使祖宗悲痛、百姓怨恨，追究实际责任在朕。现择定十月初三日，避居武英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穿青袍处理政事，以表示朕与行军作战的士卒同甘共苦。朕将迅速传谕督抚，遍告各方，希望你们体察朕的心意，共同拯救百姓的性命。”署理礼部侍郎陈子壮于是分条提出宽恤的实际政务，包括蠲免租税、清理狱讼、宽宥罪犯并反省过失、减少工役并整顿军队、豁免赃罚并抚恤宗室、改折赋役并放宽驿递、表彰叙用等，共二十二款。其中请求恢复祖制、全部撤除内监，这对诸宦官不利；议论约束军队、责成督抚，这对各镇将领不利。政府压制这些建议，想借此缩小事情的影响，只做表面文章加以掩饰。因此，虽然皇上有勤于抚恤的美意，实际政务最终仍不能得到认真施行。宽恤诏书下达后，议论到那些获罪受谴的臣子时，嘉善认为刑部应当详细列出各人的供词和情节，列名上疏请求，先释放罪臣，再起用他们，这样才有先后次序。冢宰谢升说：“这是敝衙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上疏不能耽搁。”奏疏呈上后，把有关人员一一列出，没有遗漏，并将他们当日获罪的情形全部加以粉饰。皇上大怒，严厉斥责狱中的选郎吴羽文，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等到复请一百人时，票拟只以杨都、杨世芳、余文■〈火晋〉、马思理、高倬、刘必达、章正宸、胡良机、杨鸿、廖大亨、张灿垣十一人结案，都是乌程一手决定的，使宽恤的恩德最终竟变成了吝惜不施；他的嫉妒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给事中许誉卿上疏议论辅臣、枢臣说：“百姓家的坟墓，偶然被盗贼毁伤，也一定会暗中悲痛。如今恭敬地想来，皇上的痛苦愤怒，都是枢臣固守职位、贻误事情，辅臣玩忽贼患、加速灾祸造成的。贼军在秦、晋时，朝廷商议设置总督，侍郎彭汝楠推脱不肯赴任，枢臣却对人说：‘政府不肯设置总督。’贼军进入豫、楚后，彭汝楠被弹劾，朝廷再次商议设置总督，但汪庆百仍然像彭汝楠一样推避。于是推举远在边地的陈奇瑜。后来又误信招抚的说法，心存两端，贼军却已经蹂躏东南地区了。去年冬天，东南震动惊恐，朝廷才有淮抚请求移镇江南的奏疏。等到诏旨下达后，却又说：‘不必商议移镇，以免增加纷扰。’辅臣于是把皇陵看作最后一注。许誉卿又上疏说：‘弹劾辅臣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庇护私党、接受贿赂；这只是一个人、一家人的事情，与误国相比还算小。唯独这次皇陵震惊、祖宗怨恨悲痛，使圣上的心中留下如在天上的隐痛，也使臣民产生普天下共同的愤怒；这种误国之事，还有什么比它更严重的呢？’前后连续上了五道奏疏，每一篇都极其痛切。同时，科道官还有何楷、范淑泰、徐耀、吴履中、张盛美、张肯堂、郭维经，部臣则有贺王盛、胡江、郑尔说等（？） 他们相继上抗章，不下数十道奏疏，但体仁总是以门户之争给他们定罪。于是，皇上的听闻最终被他蒙蔽了。总河刘荣嗣被革职提问时，正因为洛马河决口淤塞，创议开挽黄河之法，从宿迁起直到徐州，分引黄河水以沟通漕运，计算工程长达二百余里，耗费钱财五十万。所开凿河道的地方，邳州上下都是黄河旧道，淤泥有一尺多厚，下面全是沙土；每次刚疏浚成河，过了一夜沙土便落下，河岸又重新填平，船只无法通行。刘荣嗣因此获罪，入狱后又因贪赃定罪，父子二人都死在狱中，人们都为他惋惜。郎中胡琏分得的工程尤其多，也援引监收律被判死罪。庚辰年秋天，因为魏景琦监斩失误，最终执行了典刑，人们更加认为他冤屈。刘公是北直隶曲周人，丙辰年进士，与先忠毅同年中进士，两人交好。他擅长书法，善于作诗，喜欢交游，很以经世济民自任；他的门下有很多游士，因此不免失于轻信。东光人霍维华因逆案被谴责，发往徐州戍守，想靠建立功劳来抵赎罪责。前面的谋议实际上就是他首先倡导的，刘公喜欢奇谋，仓促间便相信了他，因而遭受大祸。小人不可与之结交，原因就在这里。礼部署部侍郎陈子壮请求宽赦河南巡按卢经、学道胡澥，皇上没有听从。此前，汴城莱阳王与许州贡生苏辅宸争夺田地，多次递交诉状，有司却不能审理。恰逢学道在开封主持考试，莱阳王的家奴抢了苏氏一名秀才到家中殴打；这个秀才原本与苏辅宸的事情无关，诸生都为此不平，先向胡澥申诉，接着又向卢经申诉。三月十五日，三司官员公开到按察院拜谒；莱阳王与八王子也抬着一个人来申诉，想借此抵充塞责，在院门外大声喧闹，用轿杠乱打诸生，还有人投掷飞石互相击打。诸生不敢动弹，喧闹反而更加厉害。莱阳王又在门口撕破自己的衣冠，嚼血涂在脸上，企图制造诬赖，院、道官员于是出示告示，把责任归咎于诸生。第二天，传言说苏生已经死了，莱阳王也声称自己被殴打受伤，让他的母亲向按察院、道台申诉，又向周王哭诉。周王立即根据片面供词上报朝廷。等到按臣的奏疏传到皇上那里，皇上怀疑莱阳王确实受到了侮辱，地方官私下庇护诸生，于是下严旨派缇骑逮捕院、道官员以及苏辅宸等人，押入锦衣卫狱。大概皇上当时特别重视藩王的体统，所以凡是被藩王上疏参劾的人，一定严加惩处。当时卢经、胡澥到任才两个月，竟然受到严厉谴责；苏生最终死在狱中，人们都为他们感到冤屈。皇上认为两京国学的士子成分混杂、情况多端，无法据此甄别人才、施行教化，于是停止通过捐资援例入学这一途径，命令各提学官会同考试各学的廪膳生员，每学选拔一人作为贡生进入国学；以巡按为监临，以道臣为提调，分两场考试，设置分考、誊录、弥封等官员，一律按照乡试的办法实行。贡生送到礼部后，还要在宫阙之下复试，再分别送往两京国子监学习。一时之间，被贡入国学的人都夸说这是奇遇，但实际上也没有因此特别选拔任何一人任用。第二年，又命令把《孝经》和朱子的《小学》颁发到学校，命士子诵读学习；督学官以其中内容命题来考试士人，又命士子兼习骑射，文试结束后，再考骑马、步射和弓箭。乡试、会试也在发榜后进行这项考试。一时之间，那些不能作文的人，竟争相把它当作谋求进身的阶梯。皇上谕告监修《实录》等官员说：“朕亲自阅读皇考的前录，发现其中颇有失实之处。这是因为当时政事的取舍，有时意在激励或抑制，不能突然说出得失；即使章疏中的陈述，也有根据传闻和主观臆测的，难以保证全都出自公正确实。只应大略保存当日事情的始末，详细记载所奉的明旨，听凭后来的人评议考察，这样或许可以使最初的意图不被遮蔽。如今对符合自己意旨的就保留其美名，对不相同的就删去事实；有的突然记载一节，有的只标出几句话，存心偏见，增加迷惑和传疑，这与修《实录》的意义有什么关系？从今以后，皇兄的实录尚未完成，应当加以申论。”皇上又谕告说：“如今士人很少有实际行为，多数人只会虚饰自己，尤其在推荐、奖赏和乞求恩典方面更是如此。对于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事情，动辄还敢拿说鬼说梦的话欺骗人，竟敢上奏给朕。人才难得，自古以来都这样记载；为什么近来贤人这样多呢？贤人多而天下却得以治理，为什么天下又有这么多变故呢？这只足以留给后世讥笑，使有见识的人看笑话，也应当加以禁止。”这两条都是皇上亲笔撰写的。即使是汉代优美的诏书，也未必能胜过它们；后来经过内阁拟定，反而不如原文了。按照旧例，经筵讲书时，设置《春秋》而不讲。皇上独自认为《春秋》有关于拨乱反正，便传旨命令选择专门研究《春秋》的人来进讲。当时首辅温某过去就是凭《春秋》起家，词臣文震孟也以《春秋》著名。首辅担心由文震孟进讲，因为文震孟像前年那样用讽刺的话，或许会合乎皇上的心意，所以故意把他藏起来，假装正在搜寻人选。次辅嘉善指出了文震孟，首辅假装惊讶说：‘差点漏掉了这个人。’于是就把他的名字上报。十月二十四日，讲到《祭伯传》和《宰咺归赗传》时，因属于凶礼，本应缺讲不进。皇上特意命令补讲，文震孟于是讲说，宰咺身为六卿之长，却败坏法度、扰乱纲纪，这种弊病从王朝开始，怎么还用这样的宰相呢？皇上点头表示赞同。讲完后，皇上又亲笔下谕说：‘宰咺这一章，正好显示当时朝政的过失，所以应当讲；以后可以由此类推。’随后又讲了‘内君子、外小人’以及‘人臣之义在于没有私交’的一段，大大合乎皇上的心意，后来‘爰尤之命’便由此而来。

译崇祯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皇上传召大小九卿、翰林、詹事等官员入见。皇上在门内的天街临朝，两旁摆放桌子、笔和砚。诸臣行礼完毕，皇上说：‘诸臣的才干品行，朕还没有全部了解。今天试行一次票拟：辅臣、六卿、尚书站在台阶上，其余官员分班在台阶下考试。’两名中官拿着一册奏本，各分发一本以及两张小柬，并传谕说：‘把内本中的票拟写在小柬内，每一份原稿誊写一份。’考试完毕，命令退下。第二天，皇上召见姜逢元、陈子壮、文震孟、张至发、蔡奕琛、闪仲俨、马之骥、张元佐、张居，命吏部把他们的年龄、相貌和履历写出来呈看；在籍的诸位臣子中如果有适合担任阁员的，也命令吏部公正地推举几人来。吏部随即写出九人的年历，并会推在籍的吏部侍郎林焊、礼部尚书孙慎行、顺天府尹刘宗周。皇上降旨召在籍的三位大臣迅速进京，命吏部立即催促他们上路，不得延误。到二十六日，奉旨任命文震孟、张至发都升为礼部左侍郎，入阁办事。此前召对时，文震孟因病告假，没有参加，官职仍是少詹事；张至发则由刑部改任入阁，这些都是新政。从这以后，凡是选任阁臣，必定内外兼用，也不再论官阶大小。被召起用的三位大臣中，孙慎行因病死在途中，来不及入朝觐见；林焊以原任官职入阁，死在任上；刘宗周升任工部侍郎，不久因上书建言而离职。按照旧例，新近入阁值班后，要带着名帖和礼帖送给掌管司礼监的大宦官，大宦官也要前来答谢。当时的大宦官曹化淳属于王安一党，平素依附正人，便托王安的侄子、中书某官代为转达。许公霞城大力称赞曹化淳皈依正道的心意，并说：‘旧例本来不能废弃，彼此往来一次；以后遇到事情，也可以互相通报，到皇上面前替你说话，我可以代为转述。’文公说：‘不论曹化淳平素是否为善，现在与他们这类人往来，而共事的人正像老虎一样虎视眈眈；如果稍有一点缝隙，反而会给他们留下口舌，我将怎样为自己辩解？’最终没有与曹化淳相通。不到两个月，他便突然失去了皇上的宠信，并被驱逐了。许公曾经把这件事讲给我听，十分佩服文公坚持正道，也感叹当时身居宰辅之位竟如此难以自处。撤回各镇的监视内臣。皇上对户部、兵部、工部大意谕告说：“朕即位之初，撤回内臣，把一切事务都委托给储臣，没想到积习日久而变坏，有人营私、推卸过错，甚至有人借此剥削百姓，把它作为升官肥家的计策，这是士大夫辜负国家。不得已，只好查照成祖年间内臣监视的旧例，分别派往各镇，并增设两部总理，也希望诸臣自我悔改。几年来，经制逐渐建立，钱粮逐渐清理，诸臣内心也有所省悟。现在将总理、监视内臣酌情撤回，以表明朕最初的心意；只是关宁逼近边境，仍由高起潜兼管两镇，京营原有内臣，提督照旧；内而部司，外而抚道，都务必共同渡过时艰，谨慎开始并保持到底，永远记住朕的话。”这道谕令恰好在文震孟入阁后的第二天发布，于是便有了所谓新近参政者居功的说法，被人进谗言传到了皇上面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辅臣王应熊回到原籍。此前，六月初十日，科臣何楷因为皇陵出事，弹劾温体仁，指责王应熊包庇巡抚、按察使杨某、吴某的罪行，王应熊就在十三日上疏申辩。当时何楷的奏疏还没有奉旨发抄，王应熊又正好登记回籍、没有进入内阁，何楷便以预先泄露机密弹劾他。皇上于是把他的家人交给锦衣卫审问，又查出擅自泄露给中书舍人的姓名；在职人员都罚俸一年，家人王心良发往边卫充军。王应熊于是因此离职。大概皇上的意旨既然极其重视泄密一事，乌程温体仁又正好被议论而登记回籍，无法替他庇护；议论此事的人说，实际上是长洲周延儒所为，而嫉恨他的人更加得意了。吏部尚书谢升上疏弹劾工科给事中许誉卿、福建布政使申绍芳谋求升官，许誉卿被削职，申绍芳被逮捕审问。许誉卿在天启年间曾上疏弹劾逆阉，因此被贬官；当时谢升任文选郎，也因为不依附阉党获罪。崇祯初年，两人一同被召回任职。谢升已经历任官职做到冢宰；许誉卿在都察院中，资历声望最深，仍守原职，因为母亲年老想请求调任南京太常寺，以便奉养母亲，但同僚不同意。拟定的公文原想留用他，升任太常寺少卿，也并不算超越本分。谢升和首辅本来就为此为难，恰好台省官员同时攻击冢宰谢升和都察院都御史，许誉卿认为应当舍弃谢升而专门攻击唐某。唐某与乌程温体仁结党，肆意作恶，更不能缓办。御史张缵曾经没有与谢升商议，特意上疏只弹劾谢升一人；张缵、许誉卿是同乡，谢升于是怀疑这份奏疏出自文官、许誉卿的意图。又有山东布政使劳永嘉，谋求升任登莱巡抚；劳永嘉本来就是从逆案中漏网的人，各台省官员正准备合力攻击他。谢升三次经过户科，宋学显曲意表示殷勤，请求稍稍缓办，等圣旨下来再攻击他也不晚。并且说：劳永嘉的位置，就是申绍芳的位置。申绍芳本来是文官的姻亲，当时任福建右布政使、等待补缺，大概文官以此相要挟，但台省官员不能等待，连续交章上奏。皇上有旨：登莱巡抚另行推举。于是东省各人都心怀怨恨了。兵科给事中宋之普竭力怂恿谢升，说：文官和许誉卿两人决不能相容，朝廷将把铨选官员的职位留给南京冢宰郑三俊和大司农侯恂，难道会让你长久留任吗？谢升已经动了心，恰好又有张缵的奏疏，于是上疏弹劾许誉卿和申绍芳，以争夺官职、讲官缺额的罪名定罪，并用了“凭借奥援”的话。发票拟时，首辅已经拿定主意，所以故意向同僚表示商议的样子。嘉善认为所奏之事一定应当有根据，应该交付勘问，或者让他们回奏。首辅不这样认为，立即票拟圣旨说：大大违犯法纪，着令调任降职。既然说“大大违犯法纪”，就不只是降职调任而已。第二天，果然发下改定的票拟，削除官籍，作为平民。文官争辩也不能改变结果，于是变色说道：科道官被罢为平民，正是荣耀到了极点的事情。许誉卿在告别皇帝的奏疏中，又攻击首辅。首辅上疏申辩，于是牵连到文震孟、何某两位辅臣；首辅就针对文震孟所说“做平民是极大的荣耀”这句话，认为皇上用来鼓励天下人的，不过是爵禄、职位和名号，而文震孟所说的，却把股肱心腹之臣说成悖逆伦理、毁灭法度的人。奏疏送入后，皇上很生气，下旨说：吾驺、震孟不应徇私扰乱政事，各自上疏引罪。何某退休，文震孟闲居。不几天，又因为“灭伦”二字弹劾庶吉士郑鄤。因为郑鄤与文震孟是同乡、同年，彼此友善，在逆贤时期又同样因上书进言被贬官，所以借此牵连追究其根源。郑鄤居住乡里时，确实有秽行，认为可以借此箝制各位正直之士的言论。郑鄤被关进刑部监狱，多次审问，多次驳回；同乡人也不替他辩白，最终以士民共同上疏，再次交给锦衣卫审问，于是被处以极刑。当时受到株连的人很多。总的说来，都是温体仁用奸险的心思和狠毒的手段制造成这场大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河南监纪推官汤开远由乙科出身，以知兵之才授任此官。崇祯五年冬，他已经两次上疏议论时事。到这时又上疏说：替皇上分担剿灭寇乱的责任，没有比抚镇更合适的了；但对巡抚却施用惩罚，对总兵却给予优待。各位臣下接受任事之初，就已经作了不能活过一天的打算，以至于有些人宁可甘愿被革职，也一定不肯办事，因为办事也获罪、不办事也获罪，不办事罪轻、办事罪重。即使有人办事，也会反过来被那些不肯办事的人牵制。有旨责问他所说“办事也获罪”等话指的是什么，命他回奏。于是他又上疏说：皇上为了办理寇乱，诛杀督臣一人，逮捕督臣、抚臣二人，革去两名抚臣的职务并逮捕两名按察使，至于道、府、州、县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前后各位将帅，有谁因被逮捕而被诛杀的吗？就以中州来说，按察使曾倜捐出资财赈济灾荒，从未懈怠，却竟然被逮捕发配；这样下去，将来就没有肯办事、敢办事的道员了。史洪谟任宜阳县令时，寇贼不敢逼近城池，六安州能够保全，他独自出力最多，却竟然因罪被斥退；这样下去，就没有肯办事、敢办事的州县官了。永宁乡绅张论捐出金钱招募士兵，他的儿子张鼎延请求抚恤，反而连张论的官职也被夺去；这样下去，就没有肯办事、敢办事的乡绅了。又如铨司这个弊病丛生的地方，吴羽文竭力搜查清理，竟然因为起用废官而触怒皇上，最终长期被拘禁；这样下去，就没有肯办事、敢办事的部曹官了。皇上不留意加以区别，一交给铨部，就议论罚俸、降职或革职；一交给司法部门，就议论杖责、发配，有谁肯坚持上奏说这样做不恰当呢？我私下看到，许多接连获罪的臣子，贤能的人不再把被逮捕视为耻辱，不肖的人也不再有自我悔改、奋发图强的心思，甚至把监狱当作藏身之处；这样一来，人品和边疆事务两方面都完了，难道不令人寒心吗！皇上下旨革职拿问。河南巡按金光宸替他代为请求，因为他在军阵中竭尽全力、杀贼有功，准许释放，恢复原职。皇上依据祖训：凡是郡王的子孙中有文武才能、可以任用的人，宗人府应当把姓名报知朝廷，由朝廷考验后授予官职；他们的升迁任免照常办理，这种做法称为“换授”。署理礼部的陈子壮上疏说：宗室通过换授取得官职，正好会打开侥幸求进的大门，其中不便之处有三项，不可实行之处有五项。皇上非常愤怒，下达了“不是祖宗的亲属”的旨意，于是把陈子壮交给刑部，拟定赎刑、徒刑后放归。此前已经有关于宗藩仪制的议论，始于唐王上疏；礼部的议论多次上报又多次被驳回。到这时，皇上更加愤怒，想加以廷杖，曹珰跪下进谏才作罢。不久，唐王杖杀了两位郡王，皇上很不高兴；又因边境有警，唐王请求统兵勤王，皇上于是秘密敕令巡抚、巡按押送他发往凤阳高墙。到崇祯十七年，因淮安巡抚路振飞上疏保奏，才赦免放出。乙酉年，南京方面失守，郑鸿逵等人拥立他到了闽中，登上帝位，年号隆武。福建失陷后，他被擒，蒙尘受辱。宗室凭科举出身做官，始于天启辛酉年；其中擅长文章的，以江右为最，楚、蜀次之。宁藩宗室中，有朱统饰考中辛酉、戊辰两榜，选为庶吉士。有人说宗室不宜进入翰林院，便改任中书舍人，随即请假离去。到宜兴人当国时，闵洪学掌管铨选，因为他的奏疏请求，又把他改任翰林院官职。壬午年任南畿副考官。又有甲戌年进士朱宝符，赐名统铨；朱■〈金伊〉，赐名奉■〈金伊〉；这些都是尚未请求赐名、领取俸禄的宗室旁支。考中之后，才赐予名字，这是出于特别旨意。庚辰年，又有朝觐的县令朱露上疏迎合时事，皇上召见问对，授任给事中，赐名统鏳。这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自从换授制度施行后，过去由亲王保举，优等者得到中书舍人的职位，次等者则任府佐、州官、县官；各宗室中在仕途上的，几乎有八十人，大多是通过经营谋求得到的。换授容易而科举困难，使各宗室不致力于读书，专门致力于钻营请托；等到进入仕途后，违法乱纪的事情就更多了，公私双方都以此为苦。乙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贼军侵犯和州，知州黎宏业绕城坚守。二十八日，贼军用云梯攻城，城上发炮，击杀一百多人。贼军又顶着方桌挖掘城墙，城上投下柴薪焚烧他们。不久风雪逐渐加剧，城上的人无法支撑，有人四散逃走，贼军于是像蚂蚁聚集一样攀登上城。黎宏业当时有母亲随任，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看着母亲自缢后，在墙上大书：作为臣子不辜负君主，作为官员不辜负百姓，忠孝确实都已尽到，死生哪里值得谈论。写完后，自己也自缢而死。一家死了十多人，有个幼子因为先跟随父亲回家而得以幸免。同死的还有学正康正谏、乡绅侍御马如蛟。事情上报后，黎宏业追赠光禄寺卿，赐祭葬，荫封其子；其余各人也分别给予追赠和抚恤。黎公是广东顺德人，天启辛酉年的举人。此前在先忠毅任职时，他以南康推官的身份应聘，分房阅卷，共取中七名士子，黎公就是其中之一。他工于诗歌，擅长书法，学识渊博而有风雅气度，当时被称为名士，尤其重视气节情谊，因此周全照料先忠毅的门生，到了极其深厚的程度。后来竟然与先忠毅一同凭节义流传后世，这样也就无愧于先忠毅的门生了。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内阁温体仁上奏，称逮捕审问知县成德的母亲在长安门侮辱大臣，又拿着诉状到朝廷喊冤。皇上下令交锦衣卫审问，审问完毕后，在午门前杖打成德六十杖，发往戍所。起初，成德任滋阳县令时，性情耿介，超脱流俗，不善于侍奉上级；偶然处理府厅积压的差役事务，府厅因此恼怒，向巡按禹好问揭发他，列举多项罪状，以贪婪残酷为证，导致他被提审。等他到了京城，士民按当地习俗替他申诉冤屈。长洲周延儒在内阁时，也曾为他说话。到这时，禹好问再次上疏直言，说成德是旧辅的私人党羽。幸亏皇上没有追究他，而成德的母亲却到各处投递揭帖，甚至跟随温体仁的车轿，在朝门辱骂他。温体仁害怕，于是具文揭奏此事，成德最终遭受重谴。到崇祯十六年，成德被起用，升任兵部主事；甲申之难时，母子一同殉节而死。曹钦程因逆案被审问定罪，关在狱中将近十年；同案的人都已经依法处死，只有曹钦程还活着，于是成了狱中的牢头，卑鄙蛮横而不知羞耻。每当缙绅入狱，他就想方设法索取财物；成德入狱后，曹钦程也照样敲诈勒索。成德大怒，挥拳打了他几百下，什么也没有得到，自己却受了伤，众人都为此感到痛快。后来闯贼攻破京城，曹钦程获释，立即到贼庭拜见投降，跟随贼军离去，最终不知所终。宁夏巡抚王揖对属下缺少恩惠。一天，他在教场点兵操练，恰好听说有解送来的赏军饷银，士兵们便纷纷请求发放，王揖不答应。到了晚上，王揖进城，走到北门里面，士兵拦路索要，王揖命令驱散他们，众军于是鼓噪作乱，拿刀砍杀王揖，王揖气绝倒地而死。事情发生在丙子年正月。自古以来边军多有跋扈的，当崇祯元年甘肃兵变时，已经杀死了巡抚毕自肃；到这时总共出现了两次这种情况。

译淮安武举陈启新上了一篇独自违背当时风尚的奏疏，洋洋洒洒达万言。其主要意思是极力抨击进士的横暴、县令的贪婪，甚至因腐败败坏、荒芜儒学而发愤，想连科举制度也一并废除，只选举孝廉，实行汉代的法制，并到午门跪奏。奏疏进呈时，皇上正施行出人意料的恩威，这篇奏疏恰好迎合了皇上的心意，于是奉旨称赞他敢于直言可嘉，直接授任吏科给事中。吏部无法坚持上奏反对，满朝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只有刘宗周在条奏疏末提到了此事。他说，陈启新的言论有宏大之处却近于夸张，情意似乎紧要却又有所挟持，不能立即判定他的品格。一句话迎合皇上，立即把他置于清要显贵的职位，虽然可以称为一时盛事，但又怎能不使名器令人惋惜呢？后来陈启新在谏官任上两三年，平庸地随时附和，最终没有提出什么非同寻常的建议；后来因败坏同类而被索取讯问、获罪，真是让人觉得名器可惜。当时有候选库大使程品上疏，斥责陈启新的虚妄荒诞，认为他想废除祖宗的科举制度，这是断绝孔孟之道和君臣关系的根脉。皇上发怒，下令刑部提审并拟定罪名。程品这个人虽然也未必品行端正，但这篇奏疏足以使满朝那些沉默不言的人感到惭愧。命令京师和南京三品以上官员，在举人、进士、贡生和监生中各举荐一名能够担任知府的人；五品以下官员以及翰林、科道官、在外两司官员、知府，则在贡生、监生、吏员和百姓中各举荐一名能够担任知州、知县的人；送交吏部任命。吏部先汇总在京各官所举荐的人，共二百多人，列名上呈，皇上命令量才选用。起初的旨意原本要求立即授予州县正官，结果大半通过经营谋求得到；等到吏部分类考核时，又再次以贿赂多少决定高下。甚至有人考核后只授为丞、簿一类的佐官，各人才开始全都灰心失望。于是，有志之士都不屑接受，最终也没能得到一个人。刘宗周因特别征召来到朝廷，被授为工部右侍郎，立即上疏痛切愤懑地谈论时局艰难。大意说：朝廷长期轻视士大夫的心思，是从这里开始的；把耳目寄托给近侍，把腹心托付给武夫，治理方法崇尚刑名，政体归于琐碎紊乱；厂卫负责侦察防范，告密攻讦的风气日益炽烈；诏狱牵连士绅，朝廷内外上下尊卑混同；人人忙于补救过错还来不及，而欺骗蒙蔽却越来越严重；事事仰承皇上独断，谄媚奸佞一天比一天增长。法律在司法官那里不能得到施行，犯法的人日益增多；诏旨混杂使用五刑，爱惜生命的德意消失。让刀笔吏草拟诏令，使君王的言语受到亵渎；追究琐碎小事，使政体受到损伤。把参劾和处罚牵涉钱粮，结果官员更加贪婪，吏员更加蛮横，赋税更加拖欠；严刑和重税交相困扰，盗贼便蜂拥而起。设置总理职务，使臣下的权能和功效变薄；派遣监纪官，使边疆官员的责任减轻。督抚没有权力，将领日益懦弱；武官废弃法令，士兵日益骄横。将领懦弱、士兵骄横，于是朝廷的威令也一并穷困于督抚；朝廷限期剿尽贼寇，督抚却在行动时滥杀良民、冒报首级，以求侥幸免罪。越是急切求得治理，越是纷纷更改，导致市井杂流都能趁机钻空子、迎合欺骗，以求得到任用。皇上不过是最初一念想要纠正偏差，渐渐积累的趋势却酿成祸患，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今天扭转混乱、走向治理的机会，完全可以看清了。皇上下旨说：议论政事应当体察国家、顺应时势，不应当仿效小臣把过错归给朝廷，以此博取自命清高。内阁大臣因为马价缺乏，议论捐资补助，刘宗周独自说不敢怀着谋利之心来侍奉君主，并请求禁止天下谈论财利的人。皇上下旨严厉斥责他，于是他以疾病为由辞职归乡。到了天津，得知北方兵马从昌平深入，愤怒至极，又上疏切实谈论时局艰难，大意说：过去己巳之变时，有小人起来修结门户、发泄怨恨；从此小人进用而君子退避，中官掌权而外朝逐渐疏远，人人离心，事事推诿，文法日益繁密，欺骗蒙蔽越来越严重；朝政日益败坏，边防日益破坏；今天的祸患，实在是从己巳年以来逐渐酿成的。况且张凤翼失职，中枢却给他专擅政权的待遇，怎么能使王洽之死服众？丁魁楚等人误事，却让他们戴罪任职，怎么能使刘策之死服众？各镇巡抚、总兵勤王，争先入卫的有几个人？没有听说因迟延停留而受到责问，怎么能使耿如杞之死服众？如今幸亏用二州八县的百姓结成一个饱扬功劳的局面，那些可以庆幸自己无罪的廷臣，又拿什么向韩爌、张凤翔、李邦华等人交代？有的被发配，有的离职，难道过去那些排斥异己的人，如今就不难因为彼此同党而互相容纳了吗？而且皇上厌恶私人交往，臣下却大多靠告密攻讦来求得进用；皇上记录清廉节操，臣下却大多靠曲意谨慎来求得容纳；皇上勉励臣下精勤，臣下却奔走承顺，把这样做当作恭敬；皇上崇尚综合考核，臣下却在琐碎处吹毛求疵，以显示自己明察。凡是这些似乎忠诚、似乎诚信的行为，没有一件不是出于自身谋求利禄，因而将把天下的小人聚集到朝廷上，皇上对此也有所不觉了。他又说，小人和中官常常互相依附，以此相互引荐抬高，而君子却独自高傲自守，以此显示与众不同；所以古代有任用小人的君子，却始终没有结党依附中官的君子。最后又列举当时政事最为乖谬的几件事，说明是谁造成了祸患的根源，至今仍成为阻碍，并责备首辅温体仁，说他是大奸之人却像忠臣，大佞之人却像诚信之人；还引用唐德宗没有察觉卢杞奸邪一事作为警戒。皇上下旨斥责他结党营私、扰乱政事，颠倒是非，革职为民。后来他又写信给温体仁，劝告他不要重蹈江陵、分宜覆辙，温体仁却不醒悟。刘公前后在朝任职，都没有满一年，但进谏的奏草很多，全都切实中肯地提出见解，情意深长而恳切，不亚于贾长沙、陆敬舆；这些奏疏已经全部选入《名臣奏疏》中，只选取其中与时事关系最密切的一两篇记录在这里。奏疏上报后，最终遭受重谴。到崇祯十六年被起用，升任兵部主事；甲申之难时，母子一同殉节而死。曹钦程因逆案被审问定罪，关在狱中将近十年；同案的人都已经依法处死，只有曹钦程还活着，于是成了狱中的牢头，卑鄙蛮横而不知羞耻。每当缙绅入狱，他就想方设法索取财物；成德入狱后，曹钦程也照样敲诈勒索。成德大怒，挥拳打了他几百下，什么也没有得到，自己却受了伤，众人都为此感到痛快。后来闯贼攻破京城，曹钦程获释，立即到贼庭拜见投降，跟随贼军离去，最终不知所终。宁夏巡抚王揖对属下缺少恩惠。一天，他在教场点兵操练，恰好听说有解送来的赏军饷银，士兵们便纷纷请求发放，王揖不答应。到了晚上，王揖进城，走到北门里面，士兵拦路索要，王揖命令驱散他们，众军于是鼓噪作乱，拿刀砍杀王揖，王揖气绝倒地而死。事情发生在丙子年正月。自古以来边军多有跋扈的，当崇祯元年甘肃兵变时，已经杀死了巡抚毕自肃；到这时总共出现了两次这种情况。

译淮安武举陈启新上疏，独自违背当时的风尚，洋洋洒洒写了万言。其主要意思是极力抨击进士的蛮横和县令的贪婪，甚至因腐败、颓靡的儒生想要兼并科举、废除科目，专门推举孝廉、实行汉代法制而愤慨，于是跪在午门。奏疏呈进时，皇上正施行令人难以测度的恩威，陈启新的话正好迎合了皇上的心意，便奉旨称赞他敢于直言可嘉，直接授予吏科给事中。吏部无法坚持反对，满朝也无人敢出面争辩，只有刘宗周在条奏疏的末尾提到了这件事，说陈启新的言论有些重大而近于夸张，情意似乎真切却又像有所挟持，不能马上判定他的品行。一句话迎合了皇上的心意，便立即把他置于清要显贵之职；即使称为一时的盛事，又怎能不令人惋惜名器的轻用呢？后来陈启新在谏官任上做了二三年，平庸地随时附和，最终没有提出什么非同寻常的建议，反而因败类案被拘讯获罪，真让人觉得名器可惜。当时有侯选库大使程品上疏，斥责陈启新虚妄荒诞，想要废除祖宗的科目制度，这是断绝孔孟和君臣关系的根脉。皇上大怒，命刑部提解审问并拟定罪名。此人虽然也未必是品行端正之人，但这篇奏疏足以使满朝官员因容忍沉默而感到惭愧。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钱谦益离开职位后，御史詹尔选先前曾上疏论说任用陈启新的事情，责备辅臣、冢臣不能尽力进言并坚持办事；又在奏疏中说，大臣之所以不肯进言，是因为不肯离职罢了。如今士升既肯进言，又肯离职，用去留之事使明主醒悟，用气节来激励百官，皇上却不立即嘉奖认可，反而怀疑他是在求取名誉吗？何况天下怀疑皇上的地方已经不少了：将领骄纵怯懦日益严重，皇上的恩典礼遇过于优厚，人们就怀疑皇上过分偏重武将；穿铠甲和操持文笔一同考核，人人看到品德低下却同样出力，就怀疑皇上对文治过于宽缓；免除朝觐的说法施行，有人就怀疑朝见君主的大义还不值数万钱的路费；驳问之事日益烦多，有人就怀疑明启年间的刑书不应当反复加等而造成纷乱。君子害怕驱使安排不当，小人害怕陷入罪责的门路太多；对于一切苟且的政务，有人明知而捶胸惭愧怨恨，有人面对策问而叹息，各种隐情，难以尽数陈述。皇上非常愤怒，命锦衣卫拘拿审问，特意在宫门召见当面对质，问詹尔选：什么叫苟且？詹尔选说：即使是捐助这一件事，也是苟且。随后侃侃而谈数百言，抗直回答，没有屈服。又说：臣死并不可惜，皇上幸而听取臣的话，固然可以作为今日的作用；即使不听臣的话，也可以留作日后的思考。在旁边的宦官也啧啧赞叹佩服。皇上更加愤怒，命令把詹尔选关押在朝房等候旨意。内阁上揭帖求救。第二天旨意下达，说本来应当重罚，只是考虑到辅臣替他申辩求救，姑且把他释放了。都察院议定处分。起初只议定罚俸，因为认为奏议用语涉及夸张，并处罚主稿者；御史张三谟于是改议将他罢职为民。皇上因边境有警，仍分别命太监卢维宁等总管通津、临德等处的兵马粮饷。御史金光宸上疏请求停止派遣，皇上大怒，于八月十六日召见廷臣对答。这天下午，正好突然刮风下雨，阁臣和部院官员站在雨中，甚至用衣袖遮挡雨水。皇上召兵部、工部各堂官入内，厉声说：如今要训练军队、买马、制造器械，众臣只是连声答应。皇上说：平时都说关口是牢固的，如今敌人却从关口进来了；平时都说有兵马准备，如今却没有。这是什么？皇上声色俱厉，风雨声也交杂轰鸣。过了很久，皇上单独召金光宸到面前。皇上说：你的奏疏是什么主意？你们科道官到了这个时候，不说应当兴办什么有利之事、革除什么有害之事，却还说这一套话。金光宸说：皇上因为文武官员没有一个是真心任事的，所以才有这番委任；但这些事务另有专门的委任，武官反而更加容易推卸责任。皇上厉声说：事情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你们文武官员真可羞耻，真可羞耻。金光宸说：臣巡按河南时，看到皇上停止撤除内遣，认为这是圣明之举中最美好的一项政事。话还没有说完，皇上就说：不要这样说。皇上接连说了好几声。金光宸又把关于文武官员的说法全部申述了一遍。皇上说：本来应当重罚，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一定拘拿审问。徐说应当交给有关部门议处，众臣仍被赐给茶果后退下。任命张元佐以伪造的兵部右侍郎身份镇守昌平；同时，派遣负责提督天寿山的内臣，也都在当天出发。皇上对阁臣说：内臣当天就上路，而侍郎三天还没有出发，难怪朕要任用内臣吗？阁臣默不作声。这一年昌平陷落，原来是内臣收纳假兵并使他们成为内应。皇上下令调各镇军队入援。总兵刘泽清到了河间，却拥兵不前，上疏说东抚李懋芳扣住标兵不发。皇上大怒，交给有关部门议处，李懋芳被革职。其实标兵只有三千人，而刘泽清的军队有一万多人，彼此并无关系。从此以后，总兵不再受督抚控制，而刘泽清更加跋扈。到了壬午年边警时，王永吉任东抚，失陷了七十余城，却因为兵力只有三千而得到皇上宽宥，反而升任蓟辽总督；不知道三千兵力原来一直如此。当时抚臣所处的情形，有幸运的，也有不幸的。本兵张凤翼主动请求亲自抵挡敌人，督率援兵出师，并任命前任本兵梁廷栋为总督。梁廷栋从南方赶来，张凤翼从京城出发；北兵到了雄县便返回，沿途遍行畿辅，攻破数十座城池，张、梁二人只是跟在敌军后面而已。北兵将要离去时，沿途砍取树木，大书“各官免送”四个字。张、梁二人担心敌军退去后自己还会获重罪，于是每天服用大黄药催泻，想要因此求死。北兵于八月十九日出境，张凤翼于九月初一日去世，又过了几天梁廷栋也去世了。后来交刑部议罪：梁廷栋拟判斩刑，张凤翼免于议罪，因为乌程的缘故。当时人说张凤翼即使死去也很不幸。北兵进入天寿山后，拆毁了各陵的寝殿。敌兵退去后，抚按上奏说：忽然有怪风从东北方刮起，祖陵的门扇、海马、兽头、神路和树枝全都被卷坏了。皇上下旨命令估价修理。上下相互蒙蔽，不再追究真相，阁臣反而因事情平定而叙功加恩。当时新任命的三位参政句容孔贞、江夏贺逢圣、南海黄士俊，都加授太子太保。边境发生警报时，正好到了乡试的日期，于是停止举行乡试；到事情平息后，改定十月初二日为初场，□□日揭晓。

译诚意伯刘孔昭上疏论说倪元璐扰乱制度，应当罢黜；又借皇帝明白的诏令来讨好宦官，嫡妻陈氏还在世，王氏却竟然冒充嫡妻受封。许重熙伪称士人并非祖先，竟敢居下位讥讽上位；实录尚未完成，五陵注略却先行刊刻流传于世。原来温体仁趁文震孟、何如宠二位宰相已经离去，认为倪元璐与二人气味相投，必定要把他排挤出去才痛快。言官和部院官员没有人响应。于是温体仁用京营总督的空缺诱使刘孔昭，让他出面上疏，奉旨交给有关部门审议。倪元璐的前妻陈氏因故离去，后来再娶王氏，二人都是名门之女，并不是以妾冒充正妻受封；但最终仍被定罪，夺去冠带，闲居不用，并议定将许重熙除名禁锢。这样还不足以显示惩罚，应该交给司法部门彻底审治。温体仁三次拟定旨意，都没有获准；皇上直接批示：许重熙革职。后来刘孔昭没有得到京营总督的职位，特意恢复操江一职来补偿他。刘孔昭在此以前已经弹劾过户部尚书侯恂，以此讨好温体仁。当时皇上决意效法世宗，命近侍到处购买坊间刻本，如《见闻录》等书；《注略》的初刻本也买来呈进，列入皇帝阅览的书籍。其中有关于诚意伯袭爵的事情，颇有讥讽贬斥之意，皇上读后反而加以赏赐。刘孔昭听说后感到害怕，于是借弹劾倪元璐的奏疏一并详细说到阁臣和部臣，皇上都拟交付彻底追究，但最终没有同意。有人说，当时称倪元璐为当代韩愈，许重熙竟能与他相提并论；在毁谤奸邪之人的眼中，许重熙已经不算轻微了。许重熙后来年近大耄，仍然留心史事，在杨荒斋处住了三年，用蝇头小楷不停亲手书写，可惜没有完成这件事，便带着未竟的志愿去世了。黄景昉主持北闱考试，把马之骥取为解元。落第者吹毛求疵，搜寻字句来投递揭帖；陈启新出面上疏弹劾黄景昉，黄景昉上疏申辩，说吏科没有衡量文章的职责，陈启新也不是能写文章的人。皇上用御笔涂掉奏疏中“吏科”二字，其意图就可以看出来了。有关官署最终议定，认为考核文字不雅，议处四科，黄景昉降级；他就是这样迎合陈启新的。当时流贼正蹂躏中原，官兵进攻他们，总兵曹文诏斩获尤其多；但他因勇猛而骄傲，被贼军设伏陷害而死，于是升任卢象升总理五省军务。孙传庭巡抚陕西，和三边总督洪承畴协力剿贼。孙传庭长久居守边疆，熟悉军旅之事；卢象升身先士卒，忠勇而有作为，率领关外军队多次击破贼军，孙传庭、洪承畴也不断以胜利上报。闯王已经被诛杀，蝎子块又被卢象升追逐进入秦地，河南暂时稍稍安宁。自从群盗扰乱河南、河北三年，黄河两岸千里之地鸡犬无声；贼军已经无处可掠，卢象升又在中原集结大军，四面搜罗逼迫他们，贼势已经稍微衰弱。等到因边境有警调各路军队入援，事情平定后，立即改任卢象升为宣大总督、洪承畴为蓟辽总督，贼寇却又重新蔓延起来。老回回等盘踞在郧、襄之间，休养粮食和马匹，等到秋高气爽、粮食充足时，便以全军联合曹操、闯塌天等贼军，共二十万，沿江长驱南下，蕲黄、六合、果宁、望江、江浦等地到处告急，烽火甚至逼近仪、扬。贼军已经从尉氏到达登封，又到汝南，再次进入河南。豫抚陈必谦轻率地抚慰贼军而被诱骗，几乎因此丧命，被按臣杨绳武纠劾，解除职务并削去官职，改由王家祯代理，同时总理川、湖、山、陕督剿事务；王家祯后来也因没有功绩而被罢免。边将祖宽勇敢善战，在滁州五里桥之战中杀贼近万人。总理卢象升怀疑其中混杂了许多平民，发出可能有无辜者被杀的叹息。祖宽大怒，卢象升用谦逊的言语向他道歉，但祖宽仍不能释怀。后来洪承畴调祖宽入陕西剿贼，祖宽擒获闯贼高某，并把他的妻子一起献上；他的部下李自成收集其余部众，又自称闯王。闯王部下中又有一个张献忠，是榆林人，起初号称黄虎，到这时自称八大王；天下的事情从此竟全落在这两个贼人身上了。山西巡按张孙振弹劾学臣袁继咸贪婪放纵、收受赃款，皇上下旨将袁继咸拘拿押解进京审问，同时责问抚臣吴甡为何推荐和弹劾的意见互相不同。吴甡回奏说，袁继咸发誓清廉公正，学问品行兼优，推荐他完全出于公论。袁继咸到京后，上疏揭发巡按张孙振徇私受托之事，件件都有证据。三晋士民也群起替袁继咸申诉冤屈。皇上察觉这些并非诬陷，命令恢复袁继咸的官职，逮捕张孙振下狱审问并发遣。后来袁继咸官至江广总督，国亡后被擒，守全节操而死，可以说没有辜负皇上的恩典。张孙振在南渡时谄媚依附马士英、阮大铖而恢复官职，任御史，图谋翻转逆案，诛杀排斥正人，和袁宏勋同为一时的巨奸大恶。左都御史唐世济上疏推荐霍维华具有边疆才干，户科宋学显弹劾他。皇上下旨说，霍维华是逆案中的人，不许举荐任用，且屡次下达严旨；唐世济竟敢借边才之名加以推荐，大臣如此欺骗蒙蔽，小臣又怎么会有止境？命令革去唐世济的职务，交刑部提解审问。吏部尚书谢升于是上奏说，宪臣错误地推荐奸邪之人，是臣卧病在家，疏于查察弹劾。原来二人本来同心依附首辅，推荐霍维华本是出于温体仁的意思，让唐世济先出面试探，谢升却假装不知道，狡猾到了这种地步。等到奉严旨问罪发遣戍边时，温体仁也害怕皇上严厉，不敢替他们活动，谢升也因此失去皇上的宠信而离职。不久，福建巡按应喜臣推荐地方人才，其中包括逆案中的周昌晋；大理寺副孙杰上疏弹劾后，皇上也命令逮捕应喜臣审问并发遣。刑科王都又弹劾刑部侍郎章光岳：章光岳在任通政时，请求让逆案中有冤屈的人申辩上疏，并准许将奏疏封进；御史水佳允也有奏疏，请求吏部把逆案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明白告诉这两人；这些人都应当追究处分。有关部门复议说，章光岳引退，水佳允因其他事情处理，免于议处。王都又弹劾吏部尚书田唯嘉：当王永光借边才之题发挥时，田唯嘉立即推荐杨维垣、贾继春二人；章光岳推荐吕纯如、霍维华、傅櫆、徐杨先、虞廷升、叶天升六人。应喜臣、唐世济只推荐一人就被拘拿审问，那么推荐二人、六人的又应当如何处置呢？当时田唯嘉刚刚经过简拔任用，正受到皇上亲近礼遇。皇上召见他，拿出奏疏给他看，并告诉他不必置辩。

译苏松学臣倪元琪回奏说：据道臣冯元扬、知州周仲琏的申文，大致说复社的士人以文章和品行为先，并没有把持专断之事。陆文声作奸犯科，宪司发文拘捕，他逃亡在外，心怀怨恨来到京城，只是借复社来制造事端罢了。皇上下旨说：复社结党恣意行事，关系到世道人心，影响不小；倪元琪顺从州县的申文，互相附和夸赞，全部交付议处。倪元琪等人分别降职调任。当时，复社推举主持盟约的人，首推二张，即张溥、张釆；他们决意纠正世俗，结交联络声气，但其中不免有依附他们借取名声的人，所以舆论稍有不同。乌程温体仁掌权，因为憎恨各位正人，想要把清流一网打尽，正考虑借题发挥制造事端。陆文声本来是一个无赖，看到陈启新被破格任用，便仿效他上书求进，企图借此升进，所以拿复社作题目来迎合政府。苏州推官周之夔又因为漕运之事被罢官，把怨恨牵连到张溥、张釆身上，也上疏揭发复社生员妄自设立四配、十哲的名目，扰乱一时秩序，都是张溥、张釆倡导的。政府顺从他的意思，全部票拟旨意严加追究。告发攻讦之门由此大开。同时又有常熟奸民张汉儒上奏揭发钱谦益、瞿式耜二人的事情。十年丁丑正月，张汉儒是常熟县的平民，曾奔走于各个大户人家充当门干，后来又投充为粮衙书手；因犯事被革退驱逐，乡里也不容他，不得已抛弃家业进入京城。正好遇到同县人陈履谦，陈履谦也因犯事留在京城，出入于士绅官员之家。二人于是共同谋划，想要上疏揭发豫抚陈必谦以及某位士绅，以报私怨；又因为把钱谦益、瞿式耜视为对首辅的深仇，便草拟奏疏，列举许多罪状，先在朝房呈给温体仁。温体仁表示赞同，但顾虑到奏疏的毒意在钱谦益、瞿式耜身上，又担心牵涉人数太多会引起皇上怀疑，于是删去陈必谦和某人，只弹劾二人，再送交通政司呈上。温体仁竟拟定严厉旨意，命抚按提解他们，并以没有进行纠察为由，责令有关人员回奏。奏疏下到刑部后，既审问赃款，又发给抚按详细审讯，案件反复审问、反复驳回，牵连的人不断增加。虞山钱谦益于是设法向曹宦官求救；曹宦官原来属于王安一派，便拿钱谦益所撰写的王安碑文作为证据。曹宦官看后流下眼泪，于是竭力设法营救。陈履谦又献出制造虚假赃证、主动告发的计策，先写了一份匿名揭帖，其中有“款曹、击温”等话，随后让王藩出面告发，说虞山带来四万金，托周应璧向曹宦官求情，乌程温体仁便立即写密揭上奏。皇上因为这份揭帖把曹宦官牵涉其中，曹宦官非常害怕，主动请求彻底追究此事。在此以前，卫帅董琨已经定下供词，以藏匿揭帖作为依据，以王藩作为确证；周应璧坚决坚持不承认。董琨逼迫他招供，事情已经相当明显。曹宦官奉旨严查，大力搜访，把陈履谦父子的奸诈行径全都查清，擒到厂卫审讯，审出张汉儒起草奏疏、王藩出面告发以及陈履谦父子捏造事实的经过。“款曹、擒陈、和温”六个字，后来又把“和”改成“击”等情节，件件都有明确证据。案件上报后，张汉儒、陈履谦、王藩都被廷杖一百，立即戴着立枷而死。乌程温体仁也被放归。原来是曹宦官把他们的奸谋全部揭发出来，知道张汉儒的奏疏、匿名揭帖和王藩的告发，全都是他们主谋的。此前总宪推荐霍维华、谋划翻转逆案，也尤其是温体仁指使的。当时温体仁每逢遇到重大案件，必定称病来聚集谋划，谋划确定后才出面。那时湖州会馆正在修理，正选择日期准备迁居，奏疏上呈请求皇上宣谕，温体仁便被放逐了。淄川已经票拟挽留，皇帝亲笔写下“放他去”；内阁票拟的夫役、禄米等项目，也被皇帝用御笔抹去。奏疏下发时，温体仁出乎意料，正在吃饭，惊得筷子掉落；人心都称快。钱谦益、瞿式耜随后各自因罪以赎刑徒的方式离去。乌程离职后，又重新进行枚卜。绵竹人刘宇亮、进贤人博冠升任礼部尚书；韩城人薛国观（原任左佥都御史）升任礼部侍郎，三人都兼任东阁大学士。诏旨下达后，命他们与张至发一同入阁，协同办理政务，但没有称张至发为首辅；与张至发关系亲密的人，劝他暂且称病。张至发说，自己没有什么病案，身体很健康；直到半年后，有一天偶然受到皇帝宣召赐予，诏中称“首臣至发”，于是当天便入朝谢恩。编修吴伟业上疏说，希望张至发以温体仁为鉴：温体仁学问没有经术，应当熟悉通达朝廷章程；温体仁只会谄媚奉承，就应当立志光明正大；温体仁亲近小人，就应当严加杜绝诋毁陷害；温体仁庇护逆党，就应当竭力表彰忠孝。不要效法他泄怠宽纵，也不要像他那样游移不定、文饰欺诈。近来有人撰写辨白揭帖，大力称颂温体仁的美德，说他“独自持守”，说他“不欺骗”。然而温体仁有唐世济、吴振缨一类人参与谋划机密事务，有陈履谦、陆文声一类人替他排斥异己，哪里谈得上“独自持守”？他庇护枢辅副贰，使总理一职本可不设，事情败露后才设置；他庇护凤阳巡抚，使镇守之职本可不调动，事情败露后才调动。这哪里叫“持守”？如果一定要因私情沿袭陋习，把前人所做的一切都照搬，那么公正忠诚、正直无私的风气又怎么能够重新出现呢。南京国子监祭酒许士柔，因为替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龙撰写赠官诰命，被辅臣张至发指责违反格式，命令降两级调用。按照旧例，两制诰命专属于词臣；赠官诰文则是诰敕房中书的职掌。大臣子弟想要表彰先人的德行，认为中书撰写的文章不够完美，往往请求词林中的名公代写。崇祯初年，褒奖追赠死难诸家的诰文全都出自词林之手，唯独高忠宪的诰文虽然已经写成，却因装诰文的轴缺失而没有领取。到这时已经过了八年。他的家人请求补发，仍然把许士柔原先撰写的文章抄录进呈。当时已经奉有诏旨申饬，不许使用骈体文，中书官于是从他的制诰中挑剔摘取问题，献给内阁。张至发认为许士柔与倪元璐、黄道周是同年朋友，正是当时所忌讳的人，便想借此追根究底，特意上揭帖参劾他。于是皇帝下达严厉诏旨，高忠宪的诰命也因此迟迟不敢请求补发。大司寇郑三俊、给事中何楷分别上疏说，皇上只是在处理撰文违反格式的人，并不是说高攀龙清廉忠贞、刚劲守节的品行有什么需要议论的地方。这才得到诏旨，另行撰文补发。东厂缉获福建泉州府吏员许馨，他来到京城打点关说，替兴泉道曾樱谋求升任浙江按察使，并托请考功司和文选司官员说情，分送金元宝八锭。皇帝下旨，将各犯交镇抚司【缺字：□】审究。曾樱被革职逮问。曾樱任官一向清廉持正，忽然发生这种事，众人都共同【缺字：□】叹息。御史叶初春替他申诉，巡抚、巡按也替他称冤。漳潮总兵郑芝龙上疏说：“曾樱廉洁明断、公正无私，我感念他的恩德，替他谋求升迁；这件事其实与曾樱无关，希望用我的官职为他赎罪。”皇帝已经明察此事，准许曾樱恢复官职并重新起用，郑芝龙则以图谋功名来为自己赎罪。

译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他的父亲原是泉州府吏员，曾经受到知府蔡善继的恩遇。郑芝龙聚集部众，在海上称雄。当时浙江有李魁奇，广东有刘香，与郑芝龙合称三股势力。蔡善继再次起用为兵巡道，奉巡抚熊文灿之命招抚郑芝龙。郑芝龙因为蔡善继的缘故，委屈自己接受招降，被题授为副总兵，镇守漳、泉、惠、潮等地。李魁奇受到刘香诱骗，侵犯浙江和南直隶，郑芝龙用计将他擒获斩杀。刘香也先后被郑芝龙击败，逃亡而死。特意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当时杨嗣昌正在守制，上疏辞任，皇帝不准，命令他夺情出任。又举用熊文灿为四省总制，专门剿灭流贼。熊文灿曾经安抚福建，以招降郑芝龙取得成功；到这时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等人于是诈降投诚。熊文灿信以为真，授予他们官职，张献忠更加跋扈，任意劫掠杀人，招抚的谋议最终失败。熊文灿于是因庚辰年之事伏法而死。河南巡按张任学上疏说：“臣是个书生；对于龙威丈人的秘术，虽然没有能够窥知，但凭借二十五年的学问，为皇上筹划平定乱事的经略，用来报答祖宗培养士人的恩德，臣确实对此深信不疑。皇上不认为臣是不肖之人，乞请下令吏部、兵部和都察院集合议论，把臣改授为总兵官，臣将奔赴四方征讨寇贼【缺字：□】，洗雪国耻，替百姓报仇，如此等等。”皇帝下旨：交吏部、兵部、都察院集议。众人认为，让御史改任总兵，是历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请仍让他以监军御史兼署总兵衔为宜。圣旨认为张任学忠勇可嘉，准许改授署都督佥事，充任河甫总兵官。考察张任学，他是乙丑科进士，四川保宁人，由知县考选为御史，先后巡察两浙、直隶盐务，后来又出任河南巡按，自己请求投身军旅，可以说是慷慨直前的丈夫。有人说，他本来是想谋求巡抚之职，所以才请求从军；却不知道当时中州巡抚一职空缺，人人都把它视为畏途，即使不谋求也可以得到，何必改任武官呢？然而他改任之后，仍没有显出斩杀贼寇的奇功，过了一年竟因办事失误被逮捕审问，也可见当时任事的艰难。皇帝认为任丘、清苑、涑水、迁安、大城、定兴、通州各地的有关官员都有违法行为，命令逮捕审问并追究责任；巡抚、巡按不加弹劾，属于失职。此前，固安知县秦士奇曾被巡抚、巡按派官员奉旨搜查私宅，搜得银七百两，按贪赃罪判处戍边；大同佥事刘彝鼎因巡抚的荐疏，皇帝批示说刘彝鼎贪污狼藉，命令会同监视并参劾后严加惩处，于是被逮问发配戍边。其实这是由于宫中宦官诋毁他。自此以后，外任官员都不得不把调停大宦官的关系作为要务。此前，丁丑年又有潘益达、白慧先，都是京畿附近的县令，皇帝从宫中直接下旨，命御史参奏提问。十一年戊寅三月初七日，皇太子出阁讲学。内阁事先题请侍班四人：姜逢元、姚明恭、王铎、屈可伸；讲读六人：方逢年、项煜、刘理顺、吴伟业、杨廷鳞、林增志；校书二人：杨士聪、胡守恒；侍书二人：中书朱国诏、黄应恩。旧制规定，日讲官和东宫讲官不得相互兼任，因为担心皇帝与东宫在同一天御临讲筵，无法兼顾。而且黄应恩既充任正字，又充任侍书，都是因为张至发不熟悉衙门规例，所以只是让黄应恩趁机侵占职位。项煜、杨廷鳞各自上疏表示愿意让职，黄道周奉旨不得虚假谦让。张至发上揭辨说：黄道周品行清正，只是见解稍有偏颇；比如他最近的奏疏中有“不如郑鄤”的话。郑鄤连母亲都杖打，是什么样的人？黄道周却自称不如他，这能说是辅导太子的元良之臣吗？当时郑鄤案件还没有结案，揭发这件事的人是黄应恩。给事中冯元飙上疏说，黄道周极其清正而没有党徒，多次触犯执政大臣。项煜、杨廷鳞两位大臣退让，下面作为大臣的人本应对此赞叹嘉许，可张至发一份揭帖却极其不满他们的话，为什么还要迁怒黄道周呢？张至发发出辨白揭帖后，又上疏论述应当挽救世风，洋洋数百言，其中说：黄道周出山，是因为爱母之心，借一句话来周旋；郑鄤难道说不是孝子吗？只是不能把朝廷是非的公论，拿来为个人保全亲属的私情。又说：“有一两个人，建立坛坫，主持文坛，自命于人说：‘我要主持世风。’不久，自命主持的人和依附他的人，互相以主奴相待，完全弄不清是什么缘故；最后又请求禁止投递名帖和往来拜访。从今以后，士大夫的门庭都可以罗雀，席位都可以蒙尘了。人人都能做到廉洁，人人都能做到谦让，却偏偏推崇温体仁，称颂他独自持守、不欺骗，私下希望学习他，如此等等。”有人说，这篇奏疏也是黄应恩代为起草的。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父亲杨鹤，曾因三边总督任上的事情被逮问发配戍边；到这时，宁夏方面叙录功劳，恢复官职，并颁给诰命。旧例规定，赠恤诰命由中书撰写。黄应恩替杨鹤撰文，极力为他洗刷罪名，进呈皇帝。皇帝在文中涂改批抹，下令查明职名并议处。溜川想联合众人公开上疏申救，孔【缺字：□】容说：“去年的许士柔事件，正和这件事相同；当时没有申救，如今怎么能救他？”溜川愤怒地说：“难道内阁中缺少这个人吗？我自己来救他。”接连上了三道疏，皇帝都不准。皇帝批示说：“撰文时自行注明职名，近来已经申饬过；黄应恩【缺字：□】充役于内阁，却首先违抗并玩忽职守。臣下的功劳和罪过，各自不能相互抵消。至于所谓蒙受冤屈之类的话，和当日处分相比，算得了什么？”黄应恩被革职为民。杨嗣昌也上疏营救，皇帝不听。不久，大理寺副曹荃上疏参劾首辅以及黄应恩收受贿赂等事情。皇帝下旨说：“首辅一向发誓清廉谨慎，怎么可以牵连诋毁？”黄应恩交刑部提审。郑三俊任刑部尚书时，适逢给事中宋之普因马豆一事弹劾户部尚书侯恂，侯恂被下狱。此前有人进谗言，说郑三俊和侯恂都是东林党人及其朋友，郑三俊一定会枉法偏袒侯恂。皇帝听信了这些话。案件上报后，郑三俊果然多方替侯恂开脱罪责。皇帝大怒，把郑三俊也一同下狱。宣大总督卢象升先上疏替他们申诉冤屈；卢象升过去曾是郑三俊的属官，一向佩服他的清廉公正。继卢象升之后上疏的人不下十多个。应天府丞徐石麟的奏疏尤其恳切，内阁票拟回复，皇帝改批为将内阁票拟人员革职为民，又发回要求改票并提问。皇帝批示说：“可以把郑三俊的罪状一一讲明，不必再处理所奏之事，内阁拟定诏旨进呈后，立即批发。”

译当时正值考选，行取官已经集中，准备推选进入词林。台省官员虽然依据官评，也另有营私舞弊的人。陈启新上疏论述此事，皇帝下旨要求指明事实回奏。又下旨给吏部，命其将访册进呈御览，特别圈出那些滥行徇私的人。卿贰官中，姜逢元、王业浩闲住；科道官中，傅元初等六人闲住，孙普等三人降调，刘含辉等十一人降级，照旧办理。陈启新回奏，指出泾县县令尹民兴、江都县令颜允绍以及同乡中预先确定的陆自岳，吏部复议后分别降级处分。田唯嘉于是请求先行推选，部属所推共二十二人，舆论哗然，被推举者和参与推举者都心怀不平，只有成舅始终安然，没有怨色。没过几天，他辞朝前往南京吏部赴任。二月十一日，皇帝御临经筵结束，召见詹事府、翰林院各讲臣顾锡畴等二十多人，询问保举、考选这两种办法哪一种更能得到人才。各位大臣都只按大意空泛应答，唯独黄景昉提到郑三俊下狱，以及朱天麟、成勇不能参加考选的事情。皇帝详细询问了很久，谕示说，郑三俊受到偏袒，单凭清廉也不能成事。至于成勇、朱天麟二人，李建泰以下的大臣都异口同声替他们叫屈。皇帝命令起身排列，有人说应当让刚才单独奏陈的大臣各自陈述自己的看法。皇帝说：“言论必须能够实行。比如前些年讲官姚希孟想把漕米改折一年，这件事究竟行得通还是行不通？”杨廷麟上奏说：“自从温体仁推荐唐世济、王应熊推荐王维章以来，如今这两位大臣都败露获罪，而温体仁、王应熊却安然无恙。这样看来，连坐之法首先没有施行于大臣身上，想要取得保举的效果，能够做到吗？”皇帝脸色变了，过了很久没有说话。项煜于是上奏说：“成勇不能参加考选，是因为任浚与阁臣张至发是儿女亲家。前任浚名列第二，后来因为有人议论，才用成勇替换他；阁臣不愿让成勇独自得到考选。其实无非是说，得到就一起得到，失去就一起失去。”皇帝说：“谁没有儿女？亲家也不在这里。”张至发上奏，请求敕令巡抚、巡按查勘我与任浚是否结为亲家，无论现在仍在世还是已经去世，只要有一项属实，就治我的罪。皇帝谕示不必同他争辩，问答完毕后退朝。第二天，黄道周、余煌、黄景昉、杨士聪各有奏疏，田唯嘉也上疏，直接攻击杨廷麟，说成勇等人都是由同乡举荐的，我一旦把他们推给部属，怎么能不触怒各位大臣？杨廷麟认为，推给部属的涂必泓是江西人，只是特意借成勇、朱天麟作为借口罢了。至于聂明楷，是他的同乡万谷春保举的，我还弹劾并革了万谷春的职，降级处分他。因此他怨恨我，认为保举、考选不公。皇帝下旨说：“说是有人接引、主持，有什么凭据？而且原本是傅黄景昉，怎么错说成杨廷麟？还要明确详细地具奏。”十六日，皇帝御临日讲，当面告诉黄景昉：“你昨天原本严厉责备郑三俊，难道这是自以为聪明明察吗？”又告诉余煌：“昨天谕旨中有姚希孟要求漕粮全部改折一年的话，你回答说行不通，这道奏疏为什么没有记载？”又过了一天，御门听政结束，皇帝向百官发布数百言的训谕，其中说到郑三俊一案：“这件事豆墙穴，情弊显然，有什么可疑的？然而却欺骗蒙蔽、推诿责任，巧妙地替它弥缝。屡次受到批驳，违法枉法反而更加严重；只是想到没有别的贪赃受贿，姑且命他回家听候拟议。”大概皇帝本来乐于接受言论，只是不愿让恩典归于下面的人。姚宗典说：凡是日讲结束后附带评论一段时事，就像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的条陈一样。此前，文毅进讲是在己巳、庚午年间，当时进入夏季才开始兑运漕粮，闸河因冰冻受阻，必须等到来年春天，才能交纳京仓。与祖制规定十二月兑运漕粮、二月开船、五六月到京交纳、七八月空船返回相比，差别何止天壤？所以讲到这件事。有时说不如改折一年，以疏通漕运的困境，也只是用商量的口气罢了。假如这话果真违背圣意，皇帝也一定会像责问余煌那样，当面赐予斥责。然而从庚午年一直到壬申年，又经过三年，仍然让他继续讲读，皇恩一如往日；为什么生前已经宽赦了他，反而在死后追究他呢？这是因为当时正值请求恤典，嫉恨先臣的人很多，而按旧例又找不到可以驳斥的地方，于是便摘取他讲读中的错误加以驳斥，希望借此排斥先臣。王维章所到之处都以贪污著称。他在西宁任备兵时，因为侵削军饷，导致发生军变。王应熊竭力庇护他，举荐他担任四川巡抚，甚至公开在揭奏中说：“王维章是臣敬畏而又有益的朋友。”等话。等到王维章任四川巡抚后，因受贿败露，当时却没有人敢对此发言。皇帝将杨士聪的回奏疏发下后，又参及史【疑字：■〈范上土下〉】任淮扬巡抚兼署巡盐一事，指责他侵吞隐匿课银二十一万。皇帝下旨，命他回奏说明。史【疑字：■〈范上土下〉】上奏说：“臣孤立无援，多次上奏揭发奸恶。从前文震孟、姚希孟是词臣中的杰出人物，如今死的已经死了；文震孟借虚名进入内阁，入阁后便徇私，离开后又起草奏疏稿，招募成德代为上奏。臣曾说过‘纶扉之线索一断、议论之风雨寂然’两句话。因此杨士聪借考选一事，硬把‘线索’二字拿来诬陷臣。”杨士聪又上《圣主神明烛弊疏》，列举田唯嘉收受贿赂的具体事项。皇帝下旨，将他的家人提来，交锦衣卫审究。田唯嘉不久因此去职。后来又逮捕他的儿子田敬宗下狱，和家人田登第等一并审问，发往边卫充军，并继续追缴赃款充作军饷。

译南京科道官张焜芳再次上疏，参劾史【疑字：■〈范上土下〉】巡盐时贪赃营私、弊端狼藉等事。皇帝批示说：“史【疑字：■〈范上土下〉】办理盐务弊端很多，像盗匪一样攫取利益，严重违犯法纪；与汪机一同革职，并把吏部睢承吾（？）等人一并逮捕解送京城审问。”史【疑字：■〈范上土下〉】在十月十二日得到消息，立即赶赴京城，暗中进入薛国观的寓所，谋划妥当后才投案归附。上疏辨白说：从前因为参劾刘鸿训、钱龙锡，被诬陷为结党，并牵连杨士聪、冯元飙等人。又说张焜芳任中书，是炳芳的兄长；过去皇帝的旨意之所以泄露，都是炳芳所为。奏疏下发内阁拟票。皇帝多次发回要求改拟，最后拟定杨士聪、冯元飙一并革职，张焜芳提审。皇帝不准。皇帝批示说：“不想牵连多人”，于是票拟张焜芳革职候审；皇帝又提审书吏余伯和，查问这道奏疏实际上是黄应恩构造的，想设下谋略陷害人。史【疑字：■〈范上土下〉】奉旨接受查勘后，巡盐太监杨显名上奏替他弥缝掩饰。至于交际使用的六万两银子，则说臣不能替他隐讳；因此史【疑字：■〈范上土下〉】长期滞留狱中。不久边境发生警报，这个案件最终没有结案。史【疑字：■〈范上土下〉】最终愤懑而死，事情才得到宽解。张至发因曹荃上疏参劾，接连上疏请求查勘。皇帝下旨说：“你接连上疏请求查勘，心迹更加明显，有什么值得辩解的？”等等。张至发于是上疏请求罢职，说：“臣辅佐治理没有才能，应当离去；协调世务没有办法，应当离去；窃居职位而妨碍贤能，应当离去。臣一离去，便能使内阁清明、群臣的构陷停止，朝廷议论不至于纷乱，天子的法纪不至于被轻慢践踏。”全文娓娓说了百余言，结尾没有一个“病”字。过去所说“身体颇为健康”，果然在这道奏疏中体现出来。皇帝下旨，其中有“回籍调理”的话，当时人们传为笑谈，认为这是奉旨患病。然而首辅退位以后，旧有成例已经明显改变；加上百金的赏赐、行人送行的一半也被裁减，又罢免内阁首辅，逐渐轻视过去的规制，这是又一次变化。张至发离任后，孔为首辅；到六月中旬，孔也立即被放归。票拟诏旨也相同，只赏赐路费五十金、彩缎二表里而已。四月十二日，皇上在经筵讲毕后，召见六部官员，询问边疆事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说：“有‘善于作战的人要受重刑’等话。”皇上谕示说：“这件事，是孟子谈六国交战的事情。如今大司马正彰显九伐的威势，应当阐明《春秋》所说大一统的道理，为什么要说这些话？”随即告诫他今后不要再这样说。当时皇上声色俱厉，又谈到楚地巡抚余应桂任用将官的事情。杨嗣昌说：“应桂任御史时，曾上疏弹劾我的父亲，我如今不敢因为私心反对他所任用的人。应当把国家的急务放在前面，把个人的仇怨放在后面。”不久，杨嗣昌入阁，余应桂被逮捕；其中的转折非常隐秘，别人都无法推测。二十八日，皇上在中左门召见参加考选的各位大臣，亲自赐题，询问说：“剿灭盗寇需要兵力，义兵需要军饷，屯田、盐务、采矿、铸钱等事，难以取得近期成效；搜刮和加派已经使民力枯竭，应当用什么办法处理这些问题？又□□抵达边境、不侵犯边境便退去，这是什么诡诈计谋？你们都要尽心按照自己的意见分条回答。”钦定曾就义、朱天麟等五人为编修，张缙彦、汪伟等五人为简款，王调鼎、熊维典等十二人为给事中；李嗣京等二十六人为御史；阎嗣科、叶树声、林兰友、詹兆恒为南道御史；其余人一并授为各部主事。当时，沈迅、张若麟只授刑部官职，苏壮已经升任同知，成勇升任南吏部官，先行出京，不参加考选。后来因涂必泓上言援引成勇为南御史，成勇又因弹劾杨嗣昌夺情入阁而被革职逮问。过了几天，皇上又传谕吏部，要把曾就义等人的条陈择取可行的部分，各自斟酌议定后具文答复。曾就义是江西人，任县令时颇有清廉的名声。他在对策中说，百姓的困苦全都由官吏不廉洁造成；如果让郡守县令都廉洁，即使稍微加派来补助军需，也未必不可以。皇上喜欢他的说法，于是把他擢升为词林第一。不久，就有练饷、剿饷的加派。五月，火星出现异常天象，皇上在宫中斋戒沐浴、祈祷，穿素服、减少膳食，并谕令各衙门也穿素服、修身反省。枢臣杨嗣昌当时正倡议议和，于是借星变之机，援引前代事例上疏说。科臣何楷上疏驳斥他，说杨嗣昌引用建武年间讨伐塞外的故事，是想借此伸张市赏的主张；引用元和年间宣慰的故事，是想借此伸张招抚的主张；引用太平兴国年间连年战败的故事，是想借此伸张不敢用兵的主张。他的牵强附会确实巧妙。至于永平二年一条中所说皇后马氏等人的话，更不知道是在指斥什么。而且前面说后妃，后面说阴宫，一篇文章中三次表达这个意思，这究竟是为什么？皇上随即下旨说，不必深究。当时，外间传说田贵妃与中宫不和，皇上也已经很久没有召见中宫，所以杨嗣昌的奏疏中暗含挑动激发的话，被何楷的奏疏揭破了。杨嗣昌随后上辨解疏，言辞非常危险，但对于市赏、招抚的主张，完全没有提及。看来，前次召对时所说“善战者上刑”的主张，其中的关键已经暗中发生转变了。有人说，杨嗣昌之所以受到重用，实际上是借助田贵妃走了门路，后来还发生了悼灵的事情。杨嗣昌上疏请求持诵《华严经》时，正驻在楚地督师；相隔不过十天，奏疏就送到了，更加可以相信他们之间的交结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六月十八日，皇上召集府、部、卿、寺、院的官员，在极殿考选阁员，亲自命题说：“天象接连出现异常，今年的灾害尤其严重；金星在白天出现，已经超过五十天；四月下大雪，冻死了人畜。朝廷的腹心耳目寄托在各位臣工身上，有关部门举发弹劾，喧嚣和过失很容易兴起，是非曲直却难以分辨；盗寇还没有消灭，剿寇的局势又难以改变。□□生心，边饷拖欠已久，百姓贫困已经十分严重，正常赋税之外尤其难以再从旁搜刮剥取，形势就像火越烧越旺。至于操守清廉谨慎的人，又往往自以为是而坚持错误，因此必须安排处置得当，禁制约束有法。你们各位忠诚而能体察国事，才干足以救济时局，都要尽心分条回答。”此前因为会推三次，都不合皇上的心意，到这时，提拔兵部尚书杨嗣昌、户部尚书程国祥、礼部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国用、大理少卿范复粹一同入阁办事。杨嗣昌仍兼管兵部事务。当时他还在服丧期间。当日参加考选作答的有三十多人，天正下着大雨，答完题时已经接近一更，大家多半草草了事。其实皇上的心意已经确定，只是借考选作为名义；他最注意的只有杨嗣昌。程国祥是因为“房号”二字，蔡国用是因为“牙石”二字得到皇上的关注。范复粹和方逢年不过是杨嗣昌带入阁中的人罢了。

译所谓“房号”，是向全京城租住一季的房屋以及居住在天下会馆的人征收费用，并且还要各自出资修理若干。起初估计可以得到五十万；后来戚畹、勋臣、巨珰一概隐瞒不报，所得只有十三万而已。所谓“牙石”，是把崇文、宣武两门的大街全部排列这种石头在道路中央，用来在皇帝出行时清除道路。当时正在修筑外罗城，来不及采运石料，蔡国用建议使用这些牙石。然而搬用它们费力艰难，花费又很大，所得反而抵偿不了损失。两位大臣就是因此受到皇帝知遇的。宣大总督卢象升上疏报告父母丧事。皇上下令先行安排事务，等候接替者；官员缺额由有关部门迅速推举，并有“不拘泥于正在籍贯所在地守制”的旨意。吏部于是推举陈新甲前往接替。当时陈新甲也正在服丧，杨嗣昌想借此替自己解脱。于是，詹事黄道周连续上了三道疏。其中一疏说：天下没有没有父亲的儿子，也没有不做儿子的臣子；卫开方不顾父亲，管仲甚至把他比作貑狗；李定没有为继母服丧，宋代世人都指斥他是人面兽心的人。如今竟然有像杨嗣昌这样不等服完两种丧服，就坐在司马堂任事的人。自从有了杨嗣昌以来，天下那些行为不端、蒙受污辱并给亲人带来祸患的人，都纷纷抛石投杖，想夺取节钺的权柄。如今卢象升捶胸流血般地悲痛，等待奔丧，却忽然又有一并推举在籍守制之人的旨意。假如服丧守制的人可以被推举，那就是听到丧事的人可以不离职；听到丧事的人可以不离职，那就是做儿子的可以不孝，做臣子的可以不忠。一个人遗弃自己的亲人，必然不会有利于君主；在家庭中败坏了自己，也一定不能在国家中成就事业。杨嗣昌当权时，‘张网溢地’的说法、‘款市乐天’的主张，才智全都用尽了，如今又起用一个不祥之人，与他内外相应，指着野鸭和家鸭说个不停，讲梦话、描绘风影，像狠狈一样的野兽，靠着肩膀并肩逃走，这对承担重担的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另一疏说：近来会推陈新甲，听说他服父母丧还没有服满丧期，又听说他走邪门、凭借行动迅速的人来托请。天下即使非常缺乏人才，也不应当援引这样的人。凡是考察人才，观察他所面对的困难，就能知道他容易做什么；批逆鳞的困难，超过踩老虎尾巴；冒着斧钺刑罚的困难，超过冒着刀箭。如今那些有气节、敢于直言的人，有一半被弃置不予录用，却想让那些柔弱逢迎、用美言讨人喜欢的人，通过叩头折腰来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难道能够做到吗？古代也有许多忠臣孝子不能发挥匡正和攘除的作用，但从来没有不忠不孝的人可以进入功名之途。天下即使没有人臣，我也愿意解除清华之职，去掌管锁钥，何必让那些身陷泥涂的人再以不祥之事玷污王化呢？另一疏评论辽东巡抚方一藻，引用隆庆年间通市的旧事，说今天的情形不同之处有五点，事情不同之处也有五点。即使议和已经成功，与宁、锦、遵、蓟、宣、大各处的军队相比，哪里有可以撤出的？难道说议和□之后就可以撤兵去讨伐盗寇吗？于是又说军队不能撤出的理由有十条。于是各位大臣共同经营议和的局面，暗中制造不得不议和的情势，恐吓并动摇圣上的心意；表面上制造不得不议和的形势，动摇众人的意志。遵地巡抚既没有成算，内里又受到枢臣的算计；枢臣同样没有成算，外面又受到辽东统帅的算计。三方面分设营垒，鬼祟的手段层出不穷；侥幸成功，就在早晚之间逃避责任，把祸患留到三年以后；掠夺蟒王来赊取油膏斧头。侥幸不成功，就把过错推给朝廷，谬称这是筑室时意见不合，安然承受祸败，反而以此自认为正确。这难道是臣子所应当做的吗？当时，内外已经合谋，暗中派瞎子周元忠往来商量揣度这件事。只有这一道疏直接把他们斥责出来。

译七月初五日，皇上在平台召见朝廷大臣。先召见吏部尚书商周祚、侍郎董羽宸，责备他们会推阁臣时多有滥用私情、徇私的情况。接着召见户部署部侍郎许世盖，谕示他边防准备最重要的是多储备粮食。再次召见兵部杨嗣昌，询问各路边报的情况。杨嗣昌回答说，当时或许没有大规模的举动。又问流寇的情况，杨嗣昌回答说，洪承畴用兵已久，逐渐有了成效；孙传庭也有才干，用兵时动用屯田赋税，不依靠剿饷，尤其难得。接着召见刑部尚书王命浚，谕示刑狱之事只是依据案情和法律，应当公正谨慎地处理；又谕示案件应当疏通，保释候审的各犯，应当迅速审结。接着召见工部尚书刘遵宪、侍郎李觉斯，谕示南北城的工程等都应当迅速完工。又召见都察院左都御史锺炌、佥都御史徐爌，谕示考核各位御史应当严格。过去已经颁布宪纲，却没有见到有人遵行。接着召见少詹事黄道周。皇上说：“朕年幼时失去学习机会，长大后也没有什么学问，只是有时从经筵中略知一二。没有所为而去做，叫作天理；有所为而去做，叫作人欲。你的三道疏正好赶在枚卜不用之时，可以说是没有所为吗？”黄道周奏答：“天与人所说的只是义与利的分别。臣的三道疏都是为了天下国家的纲常名教，从未出于一己私心，所以自信原本没有私为。” 皇上说：“上月二十八日，推举陈新甲时，怎么能当天就写成奏疏？而且你说‘困厄于时会’又是什么意思？”黄道周奏答：“因为同乡御史林兰友、科臣何楷都有奏疏，我担心会被怀疑有牵连。”皇上说：“现在就没有嫌疑了吗？”黄道周奏答：“天下的纲常，边疆的大计，如果现在不说，以后就来不及了。”皇上说：“清廉本来是美德，但不能因此傲视他人、坚持错误。像伯夷那样是圣人的清；如果只是小心廉洁、委曲谨慎，只能叫作廉，不能叫作清。”黄道周奏答：“陈文子不能强力进谏，大节上看不出可取之处，所以孔子说他清廉却没有仁德；伯夷、叔齐的大节很明显，所以说他们是仁人。”皇上说：“你也可以说仁、智、勇就是清、任、和，但这也多半是牵强附会。”黄道周于是把仁、智、勇、诚、明的含义辨析说明了一番。接着他说，纲常名教、礼义廉耻，都是根本性的事情；如果没有根本，哪里做得成事业？奏疏还没有说完，辅臣杨嗣昌出班跪奏：“黄道周议论臣，只是因为夺情起复，这本来就不是常理。臣曾经两次上疏推辞；至于纲常二字，臣不敢不剖析明白。君是臣的纲，父是子的纲，君臣关系还在父子关系之前。古来列国的君臣可以离开这个君主而到另一个君主那里去；如今是一统天下的君臣，作为臣子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天地之间的责任。即使臣的父母也都承受君恩，无处可逃，臣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祖宗朝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从来不会夺情。臣上疏申诉辞让而没有得到皇上允许，本来以为词臣中一定有通晓经义的人，可以替臣竭力进言、挽回圣意。我听说黄道周是众人所敬仰的人，料想他一定会有主持正义的话；如今却说臣不如郑鄤，我这才感到叹息和绝望。郑鄤杖打母亲，禽兽都不如；黄道周又说臣不如他，还讲什么纲常？”黄道周奏答：“大臣听到这些话，按道理应当退避；从来没有跪在皇上面前争辩，不让臣把话说完的。”杨嗣昌奏道：“臣是为了纲常名教，不得不剖析清楚；确实觉得这样做不合体统，请皇上任用黄道周而放过臣。”皇上说：“这道疏也不是为了夺情。近来人们各有自己的用心，黄道周说臣是为了一个人的私利，只会闭口不言、自己求取富贵，怎么能同他争辩？”皇上又说：“你无缘无故污蔑诋毁大臣，又用这样重大的题目去指责他，朕不能不为他辨明。”黄道周奏答：“臣与杨嗣昌并肩侍奉君主，不能说臣诋毁大臣。臣从小读书，到现在五十年，没有一件事不能在君亲面前对质。”皇上说：“既然如此，你又为什么说他不如郑鄤？”黄道周说：“臣原本说的是文章不如。”皇上说：“你说陈新甲走邪径、托捷足，什么叫邪径？疏中所说的柔弱逢迎、叩头折腰的人又是谁？” 黄道周奏答：“人心正，行事的道路就都正；人心邪，行事的道路就都邪。陈新甲在四川，接到命令后辞谢，来回往返需要八九个月，不能前来，卢象升也不能离任。杨嗣昌在司马堂任事可以，在政府任事却不可以；杨嗣昌一个人这样做可以，召集朋党、使整个朝廷都形成夺情的局面却不可以。”皇上说：“朕正要再问你。郑鄤五伦全都断绝，许曦等人陈说他的罪状非常明确，即使是杂职官也有公论。”黄道周奏答：“臣如果有心求取功名富贵，只要附和着说郑鄤不孝，难道不能取悦皇上吗？正因为臣没有私为，如今独立敢言的人少，谗谄逢迎、当面阿谀的人多，所以臣不得不说。”皇上说：“少正卯当时也被称为见闻广博而用心悖逆险恶、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辩、顺从错误而加以润饰、记忆丑闻而博杂，最终不能免于孔子的诛杀；如今的人多有类似这种情况。”黄道周奏答：“少正卯的心术不好，而臣正是没有一丝私心。”皇上说：“先前因为你偏激，朕稍微表示裁抑；后来听说你操守很好，便立即赐环召还。前些日子你署理天官，仍然写成了一篇文章，才华也令人喜爱，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放肆。”黄道周奏答：“臣今天如果不把话说尽，就是辜负陛下；陛下如果杀臣，就是陛下辜负臣。” 皇上说：“你的话都是空话，一生所学，只学会了这张谄媚的嘴，起来走吧。”黄道周叩头起身，又跪下奏道：“臣还要把忠与佞二字说明白。臣子在君父面前，独立敢于直言的人就叫佞，那么在君父面前谗谄逢迎、当面阿谀的人反而叫忠吗？如果忠佞不分，邪正不明，又凭什么治理天下？”皇上说：“朕不是轻易给你加上‘佞’这个字。朕问你这一边，你却躲到另一边去，这不是佞又是什么？如果说到红脾，只知转换支吾，就应当斩首。”黄道周起身，众大臣各自叩头退下。皇上又召他们回来，谕示说：“朕没有才干，不能感发各位大臣为国尽公忠的心；朕无知，不能辨别是非邪正；朕不文，不能宣扬德化；朕不武，不能削平祸乱。这一切，都是朕的昏昧，也就是朕的过错。” “这关系到国运、世道和人心。如今有一等心怀机械算计的人，专门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才任用一位大臣，就百般诋毁他。按照祖宗的法律，应当怎样处置？如今□寇还容易治理，衣冠之盗却难以除掉。以后再有这种人，立即处以重典。”阁臣以下都奉旨退下。黄道周降五级，调往外任。

译同时上疏评论杨嗣昌夺情的人，除了何楷、林兰友之外，还有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他们都奉旨降三级，调往外任。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等人联名上疏，请求准许杨嗣昌守制，并召回黄道周、何楷等人。皇上责备他们结党谋划、把持朝政，并追查主稿的人是谁。范景文再次上疏认罪，皇上下令削去他的官籍，作为平民。南道御史成勇上疏说：“臣看杨嗣昌的奏疏，其中有‘仁不遗亲、义不后君’的话，反复辨论，无非是为了逃避不忠的名声。这说明杨嗣昌还知道有君亲，还可以用忠孝的道理来告诫他。现在就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质问他。杨嗣昌说，古代列国的君臣可以逃避某个君主；如今一统天下的君臣，在天地之间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照这样说，三年之丧可以在古代实行，却不能在今天实行。不知道杨嗣昌所引用的是哪个时代的古制，所指的是哪类臣子，所依据的是哪一代的经义、哪一国的典章？难道不是圣上所说的另一种邪说吗？如果确实如他所说，那么凡是做臣子的，都不应当服满三年之丧；服满了就成了后来君主的臣子，就成了不臣。这样一来，先圣的《诗》《书》可以焚烧，先王的典礼可以废弃，岂不是会使人类变成禽兽还不止吗？” 皇上责备他结党同类、排斥异己，下令逮捕审问。此前，黄道周上疏后，皇上亲笔批示从轻处置。杨嗣昌害怕黄道周再次被起用，急忙招募张若麒上疏，说黄道周粉饰六艺来文饰奸邪之言，专门假借道理把持朝廷，公开实行拉帮结派、呼朋引类的计策。奏疏中又有“老魔的赤色旗帜已经拔掉，山魈的污秽形态难以隐藏”等话。不久，张若麒就由刑部改任兵部。到了壬午年，宁锦告急，张若麒奉旨前往阅视，却任意催促进战，以致城池陷没。甲申年闯贼发生变乱时，张若麒屈膝投降，接受伪官职；这个人的始末就是如此。张若麒已经谋求让嗣昌调任别部，事情也过了几天。这时御史涂必泓忽然上了一道奏疏，说刑部掌管百姓的性命，而人们大多轻视、厌恶刑部。因此，刑部官员大半都由乡科出身者担任。偶尔有一名一甲科出身的官员，便立即调往别部，难道掌管百姓性命的官署，反而应当专门任用不肖之人吗？请把这规定为法令，不许刑部官员再调任。皇帝下旨加以申饬。张若麒愤怒而无处发泄，于是上了一道均平赋役的奏疏，说乡绅隐匿赋役，遗祸于百姓，其中有“乡绅豺虎”等语。皇帝下旨说：“‘乡绅豺虎’等语，着据实回奏。”张若麒于是指庄应会、范良彦、表宏勋三人，皇帝下旨将三人一并交给抚按逮捕审问。张若麒起初的意图，是因为曾与同乡高宏图争夺一处田产而结怨，想把高宏图也指为此事牵连的人；但有人告诉他，高宏图立朝有大节，曾因忤逆宦官而离职，万万不可诬陷。若诬陷高宏图，对张若麒极为不利。不得已，他便用这三人来充数。表宏勋、范良彦都是大恶之人，袁尤更是包庇逆党、操持局势的首领。然而张若麒这样做，实在是被涂必泓的奏疏激发出来的。涂必泓与杨廷鳞是同乡、同年，于是人们怀疑这件事其实是杨廷鳞指使他做的。后来张若麒与嗣昌互相勾结，因此借机向杨廷鳞报复，更是无法解释了。皇帝告诫皇亲、驸马，不守本分而接受投献、强行霸占财物土地的，允许科臣检举参奏。又谕示周奎、田宏遇、袁佑三人尤其不同于其他戚臣，应当先率先遵守礼法，给各位外戚作表率。袁佑和田宏遇都是贵妃一方的人。袁妃住在翊坤宫，田妃住在承干宫；袁妃只生了一个女儿，所受宠爱远不如田妃。袁佑也谨慎畏惧，和田宏遇相反。田宏遇喜欢结交招纳，士大夫都乐意同他往来。承干宫中的陈设，全都是田宏遇从宫外置办的；古玩、时器以及墙壁间的字画，没有一样不精美良好。田妃又通晓音律，管弦、琴、棋等技艺样样精通。她有时侍奉皇帝弹琴，皇帝心情十分愉悦。皇帝因此向国母夸赞说：“皇后难道唯独不会这些吗？”国母神色严肃地回答：“妾本是儒家出身，只知道养蚕和纺织。”她又说：“这位妃子是跟什么人学的指法？”皇帝脸色顿时变了。妃子自称是她母亲教的。过了几天，妃子的母亲入宫，果然会弹琴，皇帝的疑虑这才消除了。武清侯李诚铭，是慈圣太后（神宗生母）的内亲。皇帝因国用匮乏而忧虑，阁臣薛国观首先谋划劝皇帝借款，说宫内只有外戚可以借，不能不由皇帝独断。于是以武清侯李诚铭为对象，皇帝便传下密旨，借取四十万金。李氏起初并不在意，后来催逼一天比一天紧；武清侯李诚铭死后，便催逼他的儿子李国安。李国安死后，又提拿他的家人追缴欠款，房屋也全都没收入宫。李国安有一个女儿，已经许配给嘉定伯的孙子。嘉定伯向皇后请示。皇后说：“人在患难之中，自然没有断绝婚约的道理。但只把这个女子接回来，不要带走任何东西。”各位外戚联合上言请求宽免，皇帝不准。外戚们于是人人自危。后来皇帝因皇五子病势危急，有人说九莲菩萨降临；皇帝又看见慈圣太后出现在空中。皇帝大为悔悟，下谕停止追缴。武清侯的爵位、房屋和禄米，仍旧颁给其家。皇帝即位初年崇尚天主教；徐上海是教中的人。他进入政府后，立即进言宣传天主教，将内殿供奉、用于斋餐的各种铜佛像毁碎。到了这时，悼灵王病重，皇帝去探视他。悼灵王指着空中显现的九莲娘娘，说她历数悼灵王毁坏三宝的罪过，以及“荷求武清”等等。说完便去世了。皇帝于是为以前的事情深深悔恨，频频向内外下谕，其中有“但愿佛天祖宗知，不愿人知”等话，几乎不像皇帝说的话。当时阁臣都是从外部进入内阁的，不通晓文章义理。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皇帝即位初年还曾举出这件事来讽谏各位大臣，到这时为什么仍然懵懂无知呢？枢辅杨嗣昌上了一道陈述四项机宜的奏疏，请求卿寺、科道等官员，不拘泥于通常的选补规矩而推举补任。各部侍郎中，那些长期推举而未能到任的，等他们到任之日，便在衙门中补足职位。这大概是指惠世扬、吴甡。奏疏末尾说，职方司一职，紊乱冗杂到了极点，时常设置协理员外郎，分担这项事务；但其余职位长期推举而未能到任，请把武选司主事孙嘉绩升任补缺；车驾司主事漆嘉祉等人到任遥遥无期，请责令吏部挑选其他部门中有才干声望的人，迅速调任补缺。第二天，吏部上奏将沈迅调任武选司，将张若麒调任车驾司。沈迅调任后，立即上疏分条陈述选官事务。其中一条说：州县没有重臣镇守弹压，所以敌军到达之处便立即陷落，请在定州、蠡县、广平、河间等地增设一名兵备官。另一条说：把天下的僧人与天下的尼姑配对，编入里甲，按三丁抽一的比例征发，早晚进行训练，这样可以得到数十万精兵。其余所陈述的其他事情，大多也属于这一类。杨嗣昌作了具文答复，大力称赞他的意见可以采用，请求改任沈迅为科员。皇帝下旨：“沈迅着改任兵科给事中。”

译九月□□日，因边境报警，命服丧中的总督卢象升留任，统督天下勤王兵入京护卫。初三日，二更已过，传下圣谕，在平台召见对答。卢象升立即策马连夜赶到都门。天刚亮便入朝，皇帝说他远道前来入卫，忠诚勤勉可嘉，赐给花银、蟒币等物后，问他的方略如何。卢象升上奏说，皇帝命臣统督军队，臣的意见是以主战为主。皇帝脸色变了，过了一会儿说：“朝廷原本没有说要招抚，这都是外廷的议论。”又说：“剿□与剿寇不同，卿应当慎重。” 在此以前，枢部曾经以“在两阶之间舞干羽，经过七十天而有苗归服”的故事来比喻，认为□应当招抚。皇帝说：“这和三苗不同。三苗只是凭借险固之地顽抗不服，□却是凌辱侵犯天朝。所谓招抚的主张，确实出自外廷，这种说法是有来由的。” 十七日，杨嗣昌到军中议事；卢象升当面驳斥他说：“你们坚持主张和谈，难道没有听说城下之盟吗？《春秋》把它视为耻辱。而且我卢象升忝受符节、宝剑，长安□的议论像风一样传播，倘若只是唯唯诺诺地听从你们的主张，那么袁崇焕的祸患马上就会到来。何况我身穿麻衣、为亲人执绋，既不能把孝转为忠，便会忠孝两失，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当时杨嗣昌也正在服制之中，不禁脸色发抖，心中惭愧。于是激昂地说：“如果像你这样说，老先生的尚方剑就应当先从学生身上使用了。”卢象升说：“尚方剑应当先从自己的脖子下经过。不能歼灭敌人，正不容易拿这个来加罪于别人。如果放弃作战而谈和，造成义理上的祸患、使国家蒙受耻辱，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随后他又写信斥责杨嗣昌说：“如果能够完成收复疆土的事情，即使胸中有这样的许多怪异想法，始终不向君父说一句；倘若闪烁其词、奸诈欺骗到底，我将把鲜血洒在宫殿台阶上，没有一句话不说尽。”（杨嗣昌亲自刻印的《中枢集》详细收录了卢象升的信，想来他的良心也有不能隐瞒的地方，不知不觉反而自己暴露了罪行。）于是，杨嗣昌更加恼恨卢象升，因羞惭沮丧而定下计策，把卢象升置于死地。编修杨廷麟上疏说：东西两路遵从和约，墙岭发生变故，杨嗣昌主张议和的错误到了极点。因此列举军务中令人忧虑的事情，外部有三项，内部有五项。他又说：督臣卢象升因为杨嗣昌养纵敌寇而责备枢臣，说到痛哭流涕。南仲在内主持政事时，李纲没有功绩；汪伯彦、黄潜善掌握政权时，宗泽含恨而死。陛下应当趁这个时候明确说明议和的罪过，命令督臣集合各路援兵，区别兵力强弱，以便分别应对险要和平易之处。如今只要给敌人一次重创，他们一定不敢再来侵犯。天下一切功业，不是成于机巧，而是成于朴拙；朴拙者的才能，不产生于功利，而产生于学习。陛下应当果断地在内廷作出决定，先治理内部来治理外部，使各位大臣用学问自我守持，用朴拙之心保卫国家。”奏疏上呈后，皇帝命令杨廷麟改任兵部主事，前往卢象升的行营参与谋划。十一月初七日，皇帝召三品以上官员以及科道官入宫对答。这一天大风，尘霾持续了很久。皇帝传话说，等风稍微停息后再进见。各位大臣叩头完毕。皇帝说：“内地的贼寇深入南方，关外又报告有贼寇，该怎样剿灭和防御？平时钱粮就拖欠积压，如今有了警报，一个月的费用折色三十万、本色二十万，应当怎样筹措接济？有好办法就当面奏来。”过了很久，群臣谈论调度方略，意见纷纷不一。说到钱粮没有办法筹措时，有人说应命令在京官民共同捐助；有人说应命令在京官员向亲友和商人借贷，等皇帝财用有余时归还；否则就由各官回家变卖产业归还。科臣范淑泰独自奏道：军务的关键在于依法办事，法律不能执行，即使天上下粮食、地上涌出金子，又有什么用？皇帝说：朝廷什么时候不想依法办事？范淑泰奏道：如今□已经逼近城池，尚且没有确定的议论，不知道是要作战，还是要议和？皇帝问：主张议和的说法从哪里来的？回答说：外面有这样的议论。又说：凡是涉及边境事务的，邸报一概不抄录传播，外面的人都认为这是需要避讳的事情。皇帝说：这关系到机密，不许抄传；如果是塘报，为什么也不抄传？皇帝命阁臣说：“你们过来。”群臣平日只顾经营私事，不肯实心做事；有真心做事的人，又担心遭到谗毁、害怕受到讥讽，不敢去做。所以才会这样。如果平日用心，只把朝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哪有办不成的道理？可以把各位大臣当面奏陈的意见共同商议后再奏报上来。枢臣杨嗣昌奏道：卢象升先前说想向南方去，留下高起潜在京城防守；后来又说奉旨会同办事，似乎难以独自前往，请皇帝裁决，是留他还是派他去。皇帝说：卢象升一个人，难道能够独自剿贼吗？杨嗣昌奏道：三协的巡抚、道员、知府、知县等守令必须选得其人，因而谈到推举人才的困难。又说，筹措钱粮没有办法，想暂时开设事例，在南方实行。皇帝说：亲民官向百姓取偿，不可开这个例；其余的酌情开办。十一月初十日，高阳被敌军攻陷，原任少师、大学士孙承宗死于此役。他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和八个侄孙也都死了。妇女、儿童一同死去的有三十多人。几个儿子都穿着儒服，平日勤于磨炼文行；二郎孙鉁是壬子举人，四郎孙鋡是秀才，五郎孙钥任尚宝司丞，尤其奇伟，善于骑射，通晓兵事。敌军攻城陷落那天，孙钥解下皮衣浴血奋战，死在城下；孙鉁战败后不肯屈服而死。孙鉁的儿子、中书舍人孙之沆，以及秀才孙之滂也都死了。三郎孙钤的儿子、秀才孙之璟被俘，骗敌人说：“带我去见宰相，我把金帛给你。”被拖到敌军老营后，见到了他的祖父，行礼起身，便搓着手大骂敌人而死。孙鋡的儿子、尚宝司丞孙之洁，孙钥的儿子孙之瀗，以及六郎孙铈、七郎孙镐，都战死在城下。孙鋡身受重伤，躺在尸体中间；家僮侯果从任丘逃回见到他时，他肋部中了三支箭，箭头深入，无法拔出，张着嘴不能说话。侯果背着他回到城南庄，见到水后用半瓢水灌他，他气息上冲而死。侯果在十四日于圈头找到孙承宗的主尸，随后依次寻找他的子孙尸体，向亲戚乞求，制作松木棺材和柳枝丧饰，用粗布收殓；但孙钥、孙镐两具尸体最终始终没有找到。事情传到皇帝那里，皇帝悲痛怜悯，想到惨祸竟牵连到内阁大臣之家，首先下令优厚抚恤。当权者阻挠这件事，过了很久，兵部才上题覆奏，结果只恢复孙承宗的官职，赐给祭祀和安葬的待遇。有人说：高阳县令雷觉民是首辅薛国观的私人亲信，他把平日守城的官兵全部驱逐，克扣他们的军饷，以致城池陷落；事情败露后逃到薛国观那里藏匿。孙承宗的长孙、锦衣卫孙锦衣之淓到宫门前呼号申诉，言语触犯了县令，因此触怒薛国观，所以抚恤的典礼没有全部落实。孙公在天启年间督师关门，镇守边关有功，因为触怒逆宦而被罢职。己巳之役，又恢复原官，出镇两年，边境警报顿时平息。后来又因为他是各位正人的领袖，被人构陷而罢职。到这时，城池被攻破而以身殉难，保全节操、完整归于正道，又有什么遗憾呢！

译首辅刘宇亮请求亲自前往视察军队。皇帝命令革去总督卢象升的职务，听候勘问，改派刘宇亮前往代替。十二月初六日，皇帝驾临平台召见刘宇亮。刘宇亮守职候命，奏谢皇帝，说原来的题请是督察、驱剿畿辅、山西、陕西，只求剿灭贼寇，并不是敢于独自承担一面之任。如今奉命代任总督，未免成了独当一面的任职，不能督察各方。皇帝下谕说：鉴于卿忠诚恳切，必定可以成功，所以才有这样的任命。出征途中设有一名总督，赐予尚方剑，授予便宜行事之权，这是无以复加的任用；如果只是督促差遣、驱逐剿灭，不过是监军而已，哪有监军要使用这样的大臣？杨嗣昌也奏请让刘宇亮出行。皇帝说：一时之间，辅臣不可能一人不留。各位辅臣薛国观等一同奏道：首辅刘宇亮最初具疏请行时，我们都说事情重大，而且兵将彼此不熟悉，还应当斟酌。皇帝认为成命已经颁布，不便再收回。刘宇亮出发不久，最终因没有功劳而被罢职召回。当时人认为同僚中有人有意排斥他。十二月十一日，总督卢象升率兵在贾庄追击□，兵败而死。当时卢象升虽然拥有总督的虚名，但兵力少、军饷缺乏，彼此呼应不灵；既然已经奉到革职听候勘问的旨意，当时中枢又处境为难，必然不会容纳他，于是亲自率兵追随敌军寻求交战，追了十里，亲手砍下数级首级。三更时返回营中，□兵大队包围贾庄，营中彼此面对也看不清，大帅虎大威还能够认出卢象升，竭力拉住他的马；卢象升用鞭子打他的手，不肯出围，纵马浴血奋战。从辰时战到午时，箭射尽而力气耗竭，左乳忽然中了一支流矢。他刚把箭拔出箭头，腰部又中一箭，左右大腿各中一箭，胸后、右腮和面门又各中一刀，于是死在阵中。跟随他殉难的，有义子顾显、掌牧杨陆凯二人。到了十五日，副将刘钦才找到他的尸体，赞画杨廷麟迎接尸体到真定东关；到新年二月二十八日，才得以隆重收殓，距离死亡之日已经八十天了。同死者的许多尸体交叠在一起，无法辨认；卢象升因为头上戴着白色网巾，所以能够辨认出来。总监高起潜藏匿不报，赞画的报告送到后，皇帝说：“大臣阵亡，难道不值得悲悯吗？只是我痛恨他的调度错误，不准予以抚恤。” 这大概是因为杨嗣昌暗中介入的缘故。千总张国栋的报告送到兵部，杨嗣昌想借机粉饰军队逗留怯战的情状，向皇帝上报，张国栋不肯。杨嗣昌大怒，想要刑罚他。张国栋说：“死就死罢了，忠臣却说成是逗留，奋力作战却说成是怯懦，怎么可以诬陷呢？”杨嗣昌这才感到惭愧，释放了他。杨廷麟被题请任赞画，是因为他的奏疏触犯了兵部尚书，又加上对沈迅、张若麒的怨恨，所以他们互相勾结谋划，实际上想借卢象升之手杀死他。卢象升出师以前，派杨廷麟到真定与孙传庭商议军务，因此杨廷麟没有遭遇这场灾难。战败的报告送到后，杨嗣昌首先问：“杨翰林死了吗？”报告的人只知道他是赞画，不知道“翰林”指的是谁。杨嗣昌又问：“杨赞画死了吗？”报告的人回答说，他先前已经奉差外出，不在营中。杨嗣昌因此很久都闷闷不乐。唉！战败的报告传来，正是国事危急的时候，本来应当怎样震惊恐惧、手足无措；但他却只顾念及私人仇怨，未死的人希望他死，已经死的人又想把罪名粉饰到他身上。大臣的心思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卢公是我们宜兴郡人，年轻时就考中进士，早年便以有英明谋略而负有声望。他两次任畿辅府、道官员，就已经以懂得军事闻名。等到担任七省总理时，所到之处都亲自冲在士卒前面，斩获很多，贼寇也畏惧他，彼此告诫不敢侵犯卢家军。自从卢公离开后，贼寇更加猖獗，再也无法抵御了。假使当时始终把剿贼的事情交给他负责，他一定能够成功；把他调到边境，已经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又因为中枢彼此不和，使他陷入困境而置于死地，竟然让人才和国运一同断送了。可悲啊！崇祯十二年己卯正月，北方军队从临清分兵向东南劫掠，攻破章邱等县，直奔济南。城中的新兵全部叛变，抢劫德王府，打开城门迎接敌军，德王因此在城下殉难。左布政张秉文、参政邓谦、副使周之训、运使唐世能、知府苟惟善、同知陈虞允、通判熊献；知县则有历城韩承宣、临邑宋希尧、武城李永芳、博平张列宿、荏平黄建极、章邱高仲光等，都死于此难。敌军焚烧劫掠数日后，又离开济南向东北行进，所经过的地方都攻打城池，只有武定没有攻下。接连攻破盐山、庆云等县，又返回哨探，攻破海丰，随后已经从青山、喜峰口出塞。前后□月，攻破顺天二县、保定九县、河间十一县、真定十九州岛县、顺德六县、广平四县、济南九县、兖州二县、东昌七县，共七十多座城。事情核查后，已经议定东省失守各位臣子的罪案：巡抚颜继祖虽然奉命守卫德州，但平日办事浮夸空疏，议定削籍处分，后来终于被逮捕审问；与蓟州巡抚张其平、总监邓希韶、总兵倪宠、祖宽等三十三人，一并弃市。顺天巡抚陈祖苞先服毒自尽。他的儿子编修官之遴，以服丁忧之制请求辞职。皇上追究并痛恨祖苞，认为他没有依法处死，便下令将之遴禁锢，永远不予叙用。在此以前，沈迅上疏陈奏，称东抚不许军队离开德州一步，兵部覆议同意。继祖于是认定德州为防守汛地，众人都说敌军没有越过德州向南进犯的道理。谁知敌军竟从东昌攻破章邱、夏津，直趋济南。济南的精兵都已经驻在德州，城中没有防备，负责此事的人又没有办法和谋略，百姓溃散，济南于是陷落。德州听说省城陷落，军心惊慌骚动，击鼓喧闹并挟持军饷，继祖害怕了，急忙拿出数千金钱满足他们的要求，军队于是失去了战斗力。继祖上疏再次说明原先所派军队不得离开德州的命令，嗣昌竭力排斥这一说法，最终因此招致祸患。刘宇亮已经自行请求担任督师，各镇前来勤王的军队都归他统辖。当时将士都观察□所向，以此决定进退躲避，许多人还践踏百姓。到达安平时，侦察人员报告敌军到来，众人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打算奔往晋州城躲避。晋州知州陈宏绪一向自负有韬略，闭门不许他们入城。城中的士民也歃血盟誓，不许一名士兵进入。刘宇亮大怒，传下令箭，并且将要按军法处置。陈宏绪又说：督师以剿灭敌人为职责，如今□将到来，正是建立功业的时机，为什么反而想要进城？最终仍不听从。刘宇亮于是上疏弹劾陈宏绪。皇上下旨逮捕审问。晋州士民到宫阙前申诉冤屈，甚至愿意以自身代替他受罪。因知州之事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陈宏绪得以从轻处理，降四级调用，皇上这才颇为怀疑督师扰民了。

译刘宇亮从晋州向南行进后，各路大帅大多尾随□，不敢攻击，也不能攻击。刘宇亮上疏说明此事，末尾又提到刘光祚。嗣昌与国观谋划借此罢免刘宇亮，于是票拟将刘光祚在军前正法。圣旨到达那天，各位大帅都已分路前进，刘光祚也不在军前，何况原疏所说的罪行本来还不至于处死，恰好又有武清取胜的捷报。刘宇亮于是把刘光祚安置在县狱中，并再次请求宽免，同时上报武清取胜的消息。皇上先后下旨一会儿参劾、一会儿叙功，实在非常乖谬轻慢，命九卿、科道官共同审议。嗣昌明知圣旨往返之间必然产生差错，必定无法正法刘光祚，而逐出刘宇亮的计划也就可以实行了。兵部覆议，令刘宇亮戴着冠带闲居；陈启新说审议过重而处分过轻，沈迅说皇上的明旨森严，考功的法令没有完全贯彻，于是改议革去刘宇亮的官职，使其成为平民。国观票拟圣旨，仍命等事情平定后另行拟定。杨嗣昌、薛国观二人是这件事的主谋，排挤构陷极其巧妙，所以明旨只说交付审议，却又加以议处追究；五案定案后，刘宇亮奉旨免予议处，圣明的皇上也知道他并没有大罪。张献忠投降后又反叛，假借官军旗号，暗中袭击南阳。当时屯驻南关、负责援剿的总兵左良玉正好到达北关，怀疑来者有诈，派人召见。张献忠处境窘迫，逃走了。左良玉追上他，两匹马彼此相望，先一箭射中他的肩膀，又一箭射中他在弓靶上的手指。张献忠仓皇之间，左良玉举刀劈向他的脸，鲜血流下，染满铠甲；部下孙可望奋力上前格挡，张献忠才得以脱身逃走。到了麻城，左良玉继续追击，张献忠两天一夜奔驰七百里，到达榖城，在王家河扎营。戊寅正月初九日，张献忠攻破榖城，发布安民告示说：本营的志向在于匡救乱局，已经赶走闯王，令其远逃；本营解甲归朝，你们百姓不要恐惧。于是拘来地方长老，让他们联名具呈，并派孙可望暗中贿赂熊文灿，其中有西碧玉二方，每方长一尺多；又有直径一寸的珍珠两枚。熊文灿于是竭力承担责任，招抚张献忠。二月，左良玉到达襄阳，巡按林铭球、巡道王瑞旃想让张献忠来见，便把他拘捕。熊文灿说：杀害投降者是不祥之事，坚决主张不能这样做。张献忠依仗熊文灿作为援助，更加肆无忌惮，私下训练士卒，铸造军器。榖城诸生徐以显与他一见如故，教给他孙武、吴起的兵法。己卯年春天，张献忠的叛乱形迹已经十分明显，左良玉请求讨伐他。熊文灿故意把这件事公开张扬，并且强留左良玉饮酒饯行，拖延时日，使张献忠得以预先做好准备。张献忠于是得以从容不迫地把武器、铠甲和粮食运入房山，部署已经完成后，熊文灿才下令进兵。左良玉愤怒地说：督台放虎归山，使它凭借险要自守，又让我去触犯它；我如果不去，你一定会以拖延军机的罪名治我。接到令旗后，他立即冒着暑热进兵讨伐，结果遭遇伏兵，大败。左良玉于是把事情上报朝廷，枢辅杨嗣昌弹劾熊文灿。朝廷于十一月逮捕熊文灿，交给司法部门拟定罪名。到庚辰年十月，熊文灿被押赴市曹处死。第二年又逮捕总督郑崇俭，将他下狱，以放纵军队擅自行动、贻误军机为罪，拟判死刑，于五月押赴市曹处死。他的罪实际上比熊文灿轻，却竟然同样遭受大辟，评论者都替郑崇俭感到冤屈。枢辅杨嗣昌上疏建议，州县招募乡兵，必须专门负责训练；或者改设府佐一人为将领、州佐一人为守备、县佐一人为把总，并把训导官中的一人改任武职。府级编制一千人，州级七百人，县级五百人。其工食，可以酌量从田亩征取，或从牙行征取，或由富户义士捐资，或使用居民的绝产，设法灵活办理，以仿效古代文武官员相兼的制度。皇上同意施行。工部侍郎张慎言上疏说，其中有数件事不便。皇上命令抚臣、按臣责成有关方面详细议论，但最终只是徒然增加骚扰，仍未能统一施行。此前嗣昌又提出，考试生员、童生必须兼试骑射；乡试副榜准许作为恩贡，送入国子监实行积分法，人数为正榜的一半，并提前一天发榜，以杜绝私弊，这些意见都获准施行。后来副榜贡生到京送入国子监，只要考取一两个优等，便以科道官自居，最终却没有任用一个人，也没有真正得到一个可用之人，下一科便停止不行了。御史王褧奎弹劾陈启新沉默不言、失职。皇上斥责他妄言，交给都察院议处。佥都李光春议定罚俸，皇上不高兴，最终把王褧奎降职调往外任；又因吏部董羽宸不能驳正此议，夺去他的俸禄六个月。皇上对李光春大怒，后来还把他罢黜了。不过，皇上也后悔任用陈启新，只是不肯承认自己错了。后来姜采上疏互相纠劾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审议。部议中出现了刀笔吏式的措辞，皇上不悦，告诉辅臣说：处分已经可以了，管他什么刀笔之语。八月，命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伐贼寇，赐给他尚方剑、督师辅臣银印，拨给帑金四万，赏功牌一千五百面，蟒纻、绯绢各五百匹。九月，杨嗣昌入朝辞行，皇上在平台后殿赐宴，又赋诗为他送行，以此表示宠信。诗说：盐梅今日成为国家干城，上将新建细柳营，一举扫除寇乱从此安定，还期望教化养育最终使百姓得以安生。皇上对他的宠遇达到极点。嗣昌疾驰到武昌，申明军令，鼓舞将士，一时声势显赫。有贼党刘国能前来投降。刘国能是陕西诸生，民众发生骚乱时推举他为首领，到这时向嗣昌投降。嗣昌巡视他的营垒，住了两夜便返回，刘国能感动得倾生（？）。嗣昌先派兵搜捕李自成。李自成逃入雒阳深山之中，无法捕获；均州贼首王光恩也没有投降。嗣昌认为左良玉部下有很多降将，可以依靠他们办理剿贼之事，便上疏请求皇上任命左良玉，授为平贼将车。又奏请任命永州推官万永吉为军前监纪。第二年二月，又赐给嗣昌内帑银一万两，赐斗牛服，又赐海骝马一匹、枣骝马一匹。嗣昌驻军襄阳，于是调集各路军队会合围剿。当时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南营四股贼军，合计二万人，分别驻扎在南直、英霍、潜太各山寨，进犯安庆、桐城等地。辽将黄得功、川将杜先春屡次交战，屡次退却；贼军总是避开这两支军队。贼军经常收买蕲黄人充当间谍，有的携带药囊，装扮成蔡为卜；有的谈论青乌、姑布、星家之类的术数；有的装扮成僧人、道士，或乞丐和变戏法的人，分布在江皖各地，窥探虚实。他们又不时突然出动，焚烧劫掠，祸害流布四境。

译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考察天下官员时，东厂缉获贿赂账册，进呈皇上阅览。皇上命掌科阮震享、掌道周堪赓回奏。吏部尚书谢升上疏弹劾阮震亨，称其通贿败类，证据确凿。命令下达后，阮震亨死在杖刑之下。又逮捕处理不当的贪官浙江宁波布政姚永济等三十七人，交刑部监狱审问。此前，丁丑年外计姚永济，因为拖欠钱银，兵部覆议令其为民；浙江省在京的乡绅温体仁、姜逢元等五十多人联名保留他，称姚永济操守廉洁谨慎，考核弊端严明，是历来方伯中的第一等，于是准许他降级留任。到这时，他又因贪污罪受到处置；如果追究先前保举他的人的罪责，那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仙居知县过周谋是薛国观的门生，托同乡、吏部员外熊文举经营调任礼曹的事情；又让熊文举的父亲写信送到京城，用隐语表示要馈送薛国观五百金。当时熊文举正奉命主持陕西乡试，尚未回到京城。送信的人被东厂缉获，皇上听说后，薛国观上疏分辨，皇上命令逮捕熊文举的父亲下狱审问。熊文举上疏，愿意代父亲承担罪责，皇上不准，于是熊文举与过周谋一同被发配戍边。文官、武官的品级服色，祖制早已确定，奉行也已经很久，只有武官大都穿狮子纹服饰。皇上到这时重新加以申令告诫，武臣三品、四品都必须按照规定穿虎豹纹服饰。至于内臣，历来没有固定的服式。大概是因为内臣本来就被排斥在洒扫服役的末等，祖制确实有深意；即使太监地位极尊，也只到正四品，偶尔获赐蟒服，不过是旧衣的赏赐罢了。当时皇上取《山海经》进呈阅览，采录各种兽名，确定为服饰制度，以天騄作为最高品级。有见识的人说，皇帝身边环列的全是奇异禽兽，这是不祥之兆。庚辰三月十五日，皇上驾临皇极殿，策试各位进士。皇上乘步辇走下殿阶，从容地巡视四周，与各位士子所坐的案几相距不过咫尺。皇上亲自阅览策文，命礼部传胪推迟日期。十九日，传旨召进士杨琼芳等到会极门。中使拿着名册传呼某某等四十人到文华门外依次站立。皇上登殿，各位进士行五拜三叩头礼完毕，皇上说：你们前天所作的策论，切实可靠的固然有，浮泛空疏的也很多。特意召你们四十人来询问灭□雪耻之事。你们求学的功夫已经很久，对时势的感受又很深，各自把胸中所见明白奏报上来。如果切实可用，朕不拘泥于通常的规格任用你们。各位士子领旨起身，经过东边后排列站立；中使捧着一封黄绫函，传出御题十道，并当面传达皇上的话，每四人共同阅看。阅毕，依次跪下，报告姓名并回答。皇上听得非常专注，拿着御笔写录几句话，有的姓名旁还作圈点。十班全部回答完毕后，行礼退出。二十日传胪，赐魏藻德、葛世振、高尔俨进士及第。又传达圣谕说，昨天召见的各位士子中，奏对明白爽利的赵玉森、姚宗衡、刘暄、孙一脉、严似祖，着授翰林。黄云师、周延儒、宣国柱、周鼐、李如璧授为科员；冯垣登、陈纯德、陈羽白、魏景琦、吴邦臣授为御史；稍微明白一些的董国祥、颜浑、张朝綖、葛奇祚、钱志驺、张经、吕阳、卢若腾、蔡肱明、田有年，授为吏部、兵部司务，立即查考空缺补授。起初，内阁按惯例进呈十二份策卷，皇上命令把其余卷子也取来，如此再三，内阁都以十二份进呈，累计达到四十多份，皇上逐一召见回答，亲自选拔了几个人。魏藻德是北通州人，自称有三次守城的功劳。皇上记在心中，于是选拔他为第一名。壬午年冬天，他又因当面回答合乎圣意，越级授为詹事，进入内阁，不久升任首辅。甲申之变时，他不能以死殉节，反而被贼军挟持凌辱而死，实在辜负皇恩太甚。皇上认为考选没有列入举人、贡生，传谕吏部，将参加廷试的教官、举人、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包括吴康等，全部按照进士办理，选授为部寺、司属、推知等官。这是特别任用，后来不再作为常例。于是，被选中的人便竖起黄旗杆，自称御进士，这是一件奇事。然而最终没有一个人具备足以胜任的才能，能够配得上这次破格的特别恩典。江西巡抚解学龙上疏推荐布政司都事黄道周，使用了“学术直贯天人、品行无忝周孔”等语句。皇上认为黄道周结党邪僻、扰乱政事，解学龙徇私枉法、轻视法纪，都命令缇骑逮捕审问。工部主事叶廷秀上疏为他们解救。皇上非常愤怒，命令廷杖叶廷秀一百下，黄道周、解学龙各八十下，并都交刑部拟定罪名。国子监生涂仲吉又上疏说，黄道周清廉忠贞、苦守节操；从前唐太宗厌恨魏征当面折辱自己，甚至想杀他，最终却没有这样做；汉武帝厌恶汲黯直言进谏，虽把他调到远方，实际上仍予以宽容。皇上想要远远效法尧舜，为什么反而要做得还不如汉唐君主？通政司把这份奏疏扣下，没有上报，涂仲吉又弹劾通政司施邦曜阻塞压制言路。皇上震怒，逮捕涂仲吉，廷杖一百下；革去施邦曜的职务，把黄道周等交给镇抚司拷打审问，逼迫他们供出同党，刑讯极其残酷，最后只好点出几个人来交差。因此，通政司马思理、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工、工部司务董养和、中书舍人文震亨也一并下狱。有昆山诸生朱永明，拿一百钱送给涂仲吉，也被关押在狱中。刑部司官吴文灿拖延案件不上报，受廷杖六十下，革职为民。众人所受杖刑都没有致死，幸亏有锦衣卫郭承昊调取查获，竭力救援。刑部尚书李觉斯也被革职为民；一会儿作出供状，一会儿又严厉驳斥；案件在狱中拖延了一年多，直到宜兴再次被召用，靠着言辞周旋扭转局势，才得以脱离罗网（事情详见后卷）。这时，武陵也已经自尽了。大学士薛国观被令戴冠带闲居。给事中袁恺再次上疏弹劾他收受贿赂，证据确凿，并牵连吏部尚书傅永淳、刑部侍郎蔡奕琛等人，他们一并被免官；又逮捕左副都御史叶有声，交刑部审问。当时受株连的人很多，不久又派缇骑逮捕薛国观到京城，赐令其自尽，抄没家产收入官府。薛国观起初与嗣昌一起谋划罢免刘宇亮，后来成为首辅，更加肆无忌惮，任用私人王陛彦在外面交通贿赂；又恼怒老中书周国兴、杨余洪不肯为自己所用，便捏造他们泄露圣旨的事情加以弹劾，两人都死于廷杖之下。两人的家属于是秘密搜集薛国观收受贿赂的事情，报告给东厂，使这些事情秘密传到皇上那里。皇上心中早已动摇了很久，恰好史■〈范上土下〉去世，他的同辈中许多人用重金替他打点关系，这些钱都进入了薛国观手中。周、杨两家唆使史■〈范上土下〉的家人出面告发，事情上报后，皇上听说锦衣卫提取并审问他的长班，供词说得十分详细。薛国观上疏分辨，仍称杨士聪弹劾史■〈范上土下〉另有原因。

译又说史■〈范上土下〉曾经弹劾党人，袁崇焕等人作为党人是在进行报复，等等。不久奉旨议处，薛国观的私人王陛彦被下狱，部议令薛国观闲居。薛国观离开京城那天，赃物、私财累累，装了数百辆车；周、杨两家又鼓动侦缉人员把事情写成密奏，皇上的怒意更加深了。特别下旨命王陛彦立即会同官员斩决，而薛国观再次被逮捕。所有供状中有的拟斩、有的拟绞，案卷中已经详细记载，奉旨只说立即会同官员处决。如今王陛彦的供状尚未完成，便直接由皇上裁断，所以说斩决；这种圣旨从来没有过（后来吴昌时被斩，奉旨也与此相同。有人说，王陛彦的罪名其实是吴昌时设谋构陷形成的，所以天道报应并没有差错）。薛国观被押到京城后，在外寓所等候命令；勒令自尽的圣旨下达时，他已经高卧。家人报告锦衣卫带诏书到来，他猛然坐起说：我死了。仓促间找来小帽戴上，宣读诏书完毕后，他低头不能出声。自尽以后，缇骑统帅验看尸体回奏，第二天才奉旨准许收殓。大概是悬梁自尽，一共悬了两天两夜。崇祯十四年辛巳正月十一日，流寇李自成攻陷雒阳，福王自杀。在此以前，河南的抚臣、镇臣分区驻守防御寇乱，总镇王绍禹主持守卫雒城。贼军在宜阳、永宁杀王、杀官，王绍禹立即向抚臣揭报，并与城中各官盟誓，分守各门，坚决防守。罗、刘二将驻营城外。十九日，贼军到达，罗、刘二将战败，贼军于是抵达城下。二十日，贼军强攻了一天，到了二更多时，城上有人呼喊，士兵全都喧哗起来。先前有人报告说，贼军捉住王守道索要粮食，王府中人便打开北门放贼军入城；守道王允长、知府冯一俊、乡官尚书吕维祺等人、寺副邢绍德，都没有自杀而死。贼军进入王宫，捉住福王，想拥立他，说神宗皇帝原本有意把皇位传给大王。福王斥责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话，怎么敢违背义理、捏造诬陷？贼军又请福王下笔发布谕令，福王不答应，贼军于是拿绳子来，请福王自裁。福王又斥责说：任凭你们杀我。贼军于是一起把他勒死。有个小内官崔升劝福王宁死也不要屈服，抱着福王直到他死去也不离开，自己也被杀死。两名承奉告诉贼军应当用棺材殓葬福王的尸体，也随即自杀。贼军把王宫全部焚毁，停留了十多天，煮粥供饥民食用。又考核、奖赏秀才。二月初二日，弃城打开营门，一路上鲁山，一路上汝州，满载劫掠而去，等等。后来任命书办邵时昌为总理，统领守卫雒城；过了一个月，巡抚李仙风到孟县，诱捕贼军将领，率兵逼近雒城。邵时昌开门迎接他入城，李仙风于是以雒城收复上奏朝廷，并说福王因受惊而病死。皇帝下旨斥责他欺骗粉饰，下令逮捕入狱，议处斩刑。二十四日，皇帝在干清宫召见内阁、六部、科道诸臣，谕告说：“朕即位十四年，国家多事，又遭遇饥荒，流寇猖獗。近日雒阳被攻陷，福王遭到杀害。亲亲、仁民、爱物，连亲叔都不能保全，都是因为朕没有听取意见所造成的，实在应当惭愧。”说着声泪俱下。内阁大臣奏道：“这是气数造成的。”皇帝说：“不能说是气数；即使是气数，也必须用人事来补救。这些年来，何曾补救了几分？”于是召见兵科张缙彦，命他奏报河南的事情。张缙彦奏道：“福王遇害确是真的，遇害时有内廷人员围着哭泣，不忍离去。”皇帝问：“叫什么名字？”张缙彦奏道：“是崔升。”皇帝又问：“世子身边有些什么人跟随？”张缙彦奏道：“听说有王府校尉几十人。”皇帝长叹流泪。张缙彦于是奏请，福王为社稷而死，安葬、祭祀和慰问等事，都应从优厚办。皇帝说：“说得对。”于是召见礼科诸臣说：“朕想派一名官员前去，你们各自举荐人选。”李焻奏道：“督师出兵已经一年多了，只有第一次取得玛瑙山的小胜，此后便毫无声息，必须另派大将去协助他。”皇帝说：“督师到河南有数千里之远，怎么能够照管得到？你们也应当设身处地想一想。”李焻奏道：“正因为他照管不过来，所以请求再派一员大将。”皇帝说：“已经派朱大典去了，这就是大将。”章正宸奏道：“闯贼是从四川来的。”枢臣陈新甲在旁边急忙应答说：“是从陕西来的，不是从四川来的。”这句话说了两遍。因为如果是从四川来，责任就在杨嗣昌身上。皇帝召陈新甲来告诫说：“你们兵部主管调度，谋划就等于替朕执掌法令；如果姑息迁就而误事，都是你们兵部的罪过。”张缙彦奏道：“雒阳城失陷后，王府宫眷以及内外官绅士民，被焚烧劫掠，惨不忍睹，急需赈济。”皇帝说：“朕立即筹措发放。”诸臣叩头退下。随即传谕驸马都尉冉兴让、太监王裕民、礼科叶高标前往河南，慰问世子，详细查察福王宫眷的存亡以及殉难官民等人的情况。除先前发放的赈济银三万两外，御前发银一万两，坤宁宫四千两，承干宫三千两，翌坤宫二千两，太子一万两，慈庆宫一千两，慈宁宫皇祖昭妃五百两，望考定妃五百两，带去支用。

译二月初□日，张献忠攻陷襄阳，杀死襄王，屠杀王府官民等数万人。此前，杨嗣昌在兵部任职时，曾议定训练十多万军队，在各边额外增加练饷；到这时，便拨发练饷用于剿寇。军饷充足了，民众的怨恨却已经到了极点。杨嗣昌进军讨伐张献忠。张献忠出战，坠下马来，几乎被擒，逃脱后躲入玛瑙山中。杨嗣昌命降将刘国能包围他。张献忠粮食吃尽，分兵向四方抄掠；没有抢到粮食的，回来就杀掉；没有回来的士兵害怕被杀，便到军门投降。刘国能带着他们向前进发，假称粮食已经运到，张献忠开营迎接他们入内。刘国能趁其不备纵火，大举交战，扫荡其营垒，擒获他的妻子儿女以及贼党徐以显、潘应鳌等人，送入襄阳监狱。张献忠攀着藤蔓坠入岩涧逃走，士卒径直逃往四川，随后又被困在竹溪、房县一带。大军从四面牢固包围，连一根毫毛那么大的空隙都没有，根本不容一名士兵逃走。然而四川巡抚邵捷春与杨嗣昌不和，又听信谗言杀了战将杨茂选，军士都很愤怒。于是夔关失守，贼军再次逃出。部署稍稍稳定后，又返回湖广，假称杨阁部的军队已经到达，坐着八人抬的轿子，民夫肩挑的火药、文书、印信也都与真的相同，道府官员没有怀疑，便迎接他们进城。城中火势一起，全城都陷入其中，整座城沸腾起来；监狱中的人全都出来同贼军会合，首先进攻襄王府。抓住襄王后，让他坐在堂下，张献忠劝他喝一杯酒，说：“我想砍下杨嗣昌的脑袋，但杨嗣昌远在四川，现在应当借用王爷的脑袋，使杨嗣昌因藩王陷落而伏法。王爷还是努力把这杯酒喝完吧。”于是把襄王捆绑起来杀死，随后焚烧他的尸体；又杀死贵阳王常法等四十三人，以及承奉闫国鼎等八人。知府王承曾保护福清王常澄，使他得以逃脱；督辅杨嗣昌当时在荆州，听说变故后害怕祸及自身，于是自缢。当时是三月初一日。监军杨卓然以病死上报，皇帝谕告各部院说：“杨嗣昌虽然辛劳了两年，但一旦死去，玛瑙山等战事的几次胜利，也不能掩盖闯贼、张献忠势力张狂，两藩遭祸，名城屡次陷落，杀戮劫掠不断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因病而死，也仍然要交给九卿、科道会同勘察，议定他的罪责。” 此前，熊文灿发檄文命佥事张大经监领张献忠的军队。张大经刚到时，为张献忠陈说祸福，张献忠还颇为恭敬；等到熊文灿的处置安排乘机发生变化，张献忠便拘押张大经作为人质。张大经后悔被熊文灿出卖，忧郁地死在房县山中。张献忠驻扎榖城时，知县阮之钿多方调护，士民都依赖他；张献忠反叛后，阮之钿在衣襟上用血写下绝命词，仰药自杀。张献忠攻破襄阳时，知县李天觉面向北方叩首，把官印放在案上后自缢而死；推官邝曰广被捕后不屈而死。杨嗣昌刚出任督师时，把全部辎重装入大铳中，寄存在固始县库里；他死后，知县时敏全部取走带回，价值不下数百万。时敏凭借这些财物谋求升任兵科，甲申年投降贼军，后来先后被乡里抢去一半；乙酉年的变乱中，又全部烧毁，并且杀死了他本人。如今他的儿子甚至还免不了要背柴为生。唉！这些都是百姓的脂膏，天意难道会容许这类人安享吗？四川巡抚邵捷春被杨嗣昌上疏弹劾，奉旨派遣官员和旗校前去逮捕审问。邵捷春丢失夔关，不能说没有罪；但是他在地方上确实得到民心。军民因此喧然驱逐前来的官员和旗校。蜀王替他上疏请求，朝廷下旨说：朝廷的大法，难道容许百姓阻挠吗？命邵捷春由巡按派官员护送来京，交刑部审问，以贻误军机论罪，立即斩首，不必等候秋审。旨意还没有下达，邵捷春先在一天之内报告病死。皇帝怀疑其中有泄露消息的情弊，也将主管此事的官员一并治罪。邵捷春获罪后，接任的是陈士奇，但他清廉谨慎而没有平定动乱的才干，所以四川的事情更加无法收拾了。四川士绅起初推举臬司马干，他很得民心，又有边疆才干，应该推举他担任巡抚。当权者因为他是乙榜出身，便压制了他，另行推举别人。唉！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了，竟然还拘泥于资格吗？皇帝谕告吏部：“凡遇到侍郎、巡抚出现空缺，必须把资历深的翰林一同推举；各部侍郎仍准许兼任侍读学士，只有巡抚不准兼任。”于是推举詹事李绍贤为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没过多久，又推举原任祭酒倪元璐为兵部侍郎。刑科胡周鼒上疏说：外戚张国纪所记载的懿安皇后之事，当时形势危急，如今皇帝的第七个儿子降生，应该给圣后增加徽号。皇帝认为他无缘无故突然提出此事，怀疑他窥伺宫廷内情，命他回奏，随即革职下狱。内阁范复粹奉旨清理狱案，于是奏报说：各类罪官共六十六名，其中有尚书、侍郎、都察院、科道和各部属官，也有督抚、司道、府县等官，无不包括在内。例如原任尚书侯恂，傅宗龙，府丞戴澳，巡抚黎玉田、常道立、方孔照，给事宣国柱、耿始然，御史成勇、魏景琦，两司范良彦、贺鼎，司属倪嘉庆、孙嘉绩、熊汝学、朱国寿、朱日嵘等罪犯，罪情各不相同，但被幽禁沉沦则是一样的，应当立即交有关部门迅速清理。又特别举荐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总兵刘光祚的才干，请求恢复刘光祚的官职，重新起用。奉旨：朱之臣准许恢复原职，刘光祚准许到军前效力。应天巡抚黄希宪奏报，擒获了江海大盗黄尚忠，缴获空船四十多只，这是总兵王之仁、守备汤梦复的功劳。其实黄尚忠不过是海上皈盐之徒，不能与真正的寇盗相比。巡抚听信将领的虚妄报告，任由他们邀功，从此海上的事端一天比一天多了。皇帝谕告吏部说，当前时局艰难，辅佐治理需要人才，旧辅周延儒、张至发、贺逢圣的忠谋尚未完成，均起用原官，入阁办事，命巡抚、巡按官敦促请他们上路。三人各自上疏推辞，皇帝不准。内阁自戊寅年特意起用杨嗣昌等五人以后，己卯年又起用费县张四知、滑县魏照乘、蕲水姚明恭三人；庚辰年又起用德州谢升、井研陈演二人。自从□溪病死、韩城获罪、武陵督师出征以后，其余阁臣相继离职，内阁中只剩范、张、魏、谢四人，而范复粹也很快请求退休了。一时之间，诸位辅臣都没有能够符合皇帝心意的人，众人推举宜兴人周延儒，认为他的才智可以仰承皇帝旨意；而且他自从退居林下以来，还能调和洛党、蜀党之间的异同，归附众正之士，宽容对待失势的旧臣。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吴昌时等人为他奔走谋划，涿州旧辅以及商邱、桐城等人也极力通过宦官向内廷疏通，终于得到召用。虽然同时也召用了张至发、贺逢圣二人，但皇帝的意图主要在周延儒。所以这两人到任不久，也就都被罢免了。当时朝政严峻紧迫，年成荒歉，军饷受到牵制，台省官员互相指责、直言攻讦，事情已经十分棘手。

译政府自乌程之后，接着是溜川、韩城，都是沿袭过去的做法，嫉妒贤能，满朝官员畏缩不前，长期没有使人乐于生存、心怀希望的气象。宜兴对此非常忧虑，只能用宽厚来救治这种局面。他首先起用先朝遗留下来的老臣，如刘山阴、郑建德等；召回因上疏言事而被贬谪的科道官员；恢复那些因牵连误罪而被废黜的举人；扩大录取士子的名额；释放拖欠漕粮白粮、未能解送的粮户；并免除民间积欠的赋税；赦免戍边罪犯，让他们全部回家；再次陈奏军队残破、年成歉收的情况，减免地方当年现征的两税；苏、松、常、嘉、湖各府，准许在次年用夏麦代替漕粮交纳。将领和佐贰官员的功罪赏罚，不超过时日便办理。至于抚恤死者、褒奖忠臣等事情，过去还迟迟不肯办理的，也都在早朝上提出、当天晚上就下达诏令。天下人仰望他的风采，好像长期污浊之后得到洗浴，又像久受压抑后迎来春天一样畅快。他又特别请求撤回负责监视的宦官差使，停止厂卫侦缉，这尤其是难以得到的几项措施。如果上天希望天下太平，就沿着这条路不改变，难道不是挽救时局的宰相，即使与开国初年的三杨相比也无愧吗？然而美好的局面未能坚持到最后，终于使他本人的名声和国家的命运一同消亡。可悲啊！皇帝谕告吏部、吏科说：“朕认为，使国家富足，关键在于使百姓富裕；使军队强盛，关键在于选择将领。如今国用日益繁重，民生一天天困苦，朕心中像受伤一样难受。每当议论增加国家用度时，就一定要从百姓那里取得；说到体恤百姓时，又担心赋税不足以供养国家，因而没有使国家和百姓同时充足的办法。设置将军府、建立镇守之地，不知有多少；推举将领虽然勤劳，登坛任命却没有成效，难道天下这么大，竟然没有明白并熟悉心计、能够谋划增加财用和抵御敌人的人吗？朕拍着大腿、侧身而坐，始终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也许是寻求人才的方法还没有穷尽。现在特设‘裕国足民科’和‘奇谋异勇科’，使天下士人都有明确目标而趋赴，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至于访求、考验、征辟、选举，更必须制定良好的办法，务必使豪杰倾心效力，使弓旌等征聘礼仪增色，以符合朕破格广泛求才的至意。有关部门和科道官员详细议定规则后实行。” 四月，派勋臣朱纯臣、戚臣刘文炳、礼臣林欲楫，携带懂得地理的人前往南京，会同守备太监、南京礼部官员，恭敬地请示孝陵，沿途巡视勘察附陵三十里以内的地方以及龙脉经过的地方；这些地方都不许烧灰、建窑，并且一并勘察泗州祖陵、凤阳皇陵。当时有奸民欺骗上奏，说地方居民侵害损伤陵脉，所以有这次派遣。皇帝事先在中极殿召见内阁、各部以及文武诸大臣，当面询问了多次，并赐他们座位，在殿上设宴；又赐给奉命出行的三位大臣路费和彩缎。蒋德璟说：中极殿旧名华盖殿，嘉靖年间改为现在的名称。前面是皇极殿，后面是建极殿，虽然彼此相连，但中极殿特别高大宏敞。皇帝宝座周围刻有金龙形状。诸臣入席时，皇帝因为斋戒不用酒，只用茶，共有十三人。每人一席，每席有三十多件器具，都是御膳房供给的蔬菜水果，非常洁净精美，不是光禄寺所供的蔬菜。皇帝坐着阅览文书，司礼监大太监站在旁边，不时跪下接受圣旨，诸臣则分坐左右。宣德以后，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礼仪了。按照祖制，宴请群臣多在午门、文华门外，只有郊礼庆成宴，三品官和学士才在皇极殿内入宴。永乐年间，曾召群臣到西内园殿坐席；宣德年间，曾召群臣到万岁山广寒殿赴宴；嘉靖年间，曾在西苑赐宴，但没有听说让群臣侍坐，大概正统年间的坐宴礼仪早已废止了。到了今上即位十二年，才开始议论恢复这种礼仪；而中极殿除了国初赐宴亲王之外，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宴会。皇帝已经派三位大臣前往南京，成国公当时总督京营，留恋京营的印信，便上疏请求带着印信到南京；又请求带一千名京营士兵护送，借口说可以顺路护送粮船北上，并伺机剿寇。皇帝已经答应了，但各部和科道官员都上疏说这样不对。十八日，皇帝再次召见诸臣入内，谕告三位大臣说：“勘察陵寝是重大典礼，三位公爵、正卿带一千名士兵并不算多，但必须严禁骚扰百姓。”成国公于是说诸臣阻挠此事。皇帝说：“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地方供应确实困难；既然有关防之事，京营印信就不必带去。若说是为了剿寇，不能因此耽误勘陵。粮船北上，而你们此次又南下，也难以兼顾。京营印信在外地也不能行使，只交给协理埋侍郎收存。” 蒋德璟说：当时各部、科道的奏疏一同送入，成国公很把诸臣的阻挠视为怨恨之事；如果各自把奏疏的意思充分发挥，几乎就要形成群臣争辩。皇帝出来后，不说已经有奏疏，只是一再严厉告诫禁止骚扰，并收回成国公的京营印信。诸臣见自己的意见已经得到执行，便不必再开口，双方没有争执，外在的痕迹也没有暴露，竟然起到了像以一杯酒解除兵权那样的作用。北方军队把祖大寿围困在锦州，填塞壕沟，毁坏堑墙，内外声援全都断绝。有四名士卒从缝隙中逃出，说城中粮食足够支撑半年，只是苦于缺少柴薪。他们传达祖大寿的话，说应当用车营逼近敌军，不要轻易交战。总督洪承畴集合军队等待援兵，尚未决定如何行动，便上奏朝廷。皇帝为此忧虑，召来中枢陈新甲，询问将采取什么计策。陈新甲请求退下，与内阁大臣、侍郎等共同商议，请求派司官到洪承畴处当面商议。当时有一份列举七件可忧之事、十件可议之事的奏疏，请皇帝察看并派郎官张若麒到行营斟酌察看。张若麒认为应当迅速交战更有利。双方相持数日后，官军大败；这就归罪于张若麒催促交战所致。随后逮捕张若麒下狱，拟定罪名。五月，赦免狱中的兵部尚书傅宗龙，任命他以右侍郎兼都御史督率军队讨伐贼军。九月，傅宗龙率军到新蔡，与保杨文岳所率的军队会合；贺人龙统领陕西军，虎大威统领保定军，共同结扎浮桥渡河，合兵趋向项城。初五日，两军全部渡河，奔向贺龙口；李自成、罗汝才也在上游结扎浮桥，将要趋向汝宁。他们侦察到官军到来后，把精锐全部埋伏在松林中，群贼拼死作战，各路官军纷纷溃散。傅宗龙率领溃散的士卒，边战边退，第二天到达项城，被贼军追上擒获。到城门下时，他大声呼喊：“我是秦地的督臣，请开门让我这个秦督进去。” 傅宗龙大声喊道：“我不幸落入贼手，身边的人全是贼，不要被他们欺骗，向我吐唾沫。”贼军中的傅宗龙同姓之人破口大骂道：“我是大臣，死就死罢了。”傅宗龙于是被杀。从此以后，山西、陕西再也没有安宁之地了。十一月，陕西巡抚汪乔年率总兵等三万人，进军河南；李自成听说后，率贼军前来迎战。汪乔年营垒还没有安扎完毕，就有两名将领先行逃跑，官军溃败，贼军乘势进攻，整支军队全部覆没。汪乔年带着几百人进入城中，坚守了五天，城池再次陷落，汪乔年被擒获后遭到杀害。

译十二月，黄道周、解学龙、涂仲吉各拟判发往烟瘴之地永远戍守，叶廷秀判处边地戍守，黄文焕分别判处配发、杖责。起初，刑部尚书刘泽深拟定将黄道周永远戍守。皇帝不准许。于是刘泽深上言说：“黄道周的罪，前面两份奏疏已经说得很严厉了；再超过这个程度，只有判处死刑。自古以来，被判死刑的臣子，不是因为守土失职，就是因为贪婪残酷，从来没有因为进谏而被杀的。在这种关系生死的关头，我不敢不存一分慎重之心，所以仍敢按照原来的拟议上奏。”奏疏送入后，皇帝准许了这一拟议。黄景昉撰写的《黄公行状略》说：江抚解公升任时，上疏荐举属官，按惯例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本来不值得费心；但万历以来，听说有人在奏疏旁边批注了什么，触怒皇上，于是下令将他拘捕。等到他入狱，廷杖并拟定罪名，皇上又屡次严厉驳回，声势汹汹，没人知道他能否保住性命。我便拉着同乡蒋德璟等人，拜谒谢德州，请他设法营救。谢德州长叹说：“死定了。能拖到秋后行刑，就算幸运。”我们听了都大惊失色。总督韩城遭受严酷打击之后，余威仍然震慑人心；武陵虽然出任督师，但大权可以远程参与；宣督于是入朝任中枢，与此同时又因不满黄公前一封奏疏而恨之入骨；同年费县、井研之间的交情冷淡得像滑县一样，而且还要落井下石。宜兴周公新近奉召入朝，众人都仰望他的风采，许多名流极力鼓动他婉转代为求情，使黄公免于死罪，改为戍边。周公又在讲筵讨论其他奏疏时，委婉地提到黄公；我和蒋公也帮着他说话，起初只希望能免去戍边，就已经感到幸运了，没想到竟又恢复原官，实在出乎意料。这确实是圣明君主乾纲独断，超过历代帝王的结果，天下人也因此更加明白周公的贤能了。十五年正月元旦，皇上登殿，朝贺完毕，下了宝座，面向南站立，回头看着内侍，命令召阁臣前来。阁臣从殿东门进入，再次奉到圣旨，于是走到殿檐下，行叩头礼，跪下听候命令。皇上说：“阁臣到西班来。”这是把诸位辅臣当作老师来尊敬。阁臣起身站立，不明白皇上的意思，正准备从东西两班中选定位置。皇上又说：“阁臣到西边这一班来。”随即有一个宦官下来引导他们上前。皇上宣布召阁臣，诸位辅臣便快步上前。皇上说：“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尊崇师道；如今讲学时还称人为先生，这种遗意尚且存在；你们就是我的老师。朕在元旦端正衣冠来求教。”说着，皇上转身向西，对阁臣作了一揖。接着说：“经书说要尊重贤人，也要敬重大臣。朕行这个礼，本来并不过分。从今以后，道德方面只听诸位先生的训诲，政务方面只依赖诸位先生。”又说：“自古君臣志向相同、道义相合，天下才能太平，朕对诸位先生寄予厚望。”诸位辅臣谦逊推辞，说不敢当。皇上说：“先生正是应当受到尊敬的人。”这样反复说了几遍，随即命令先生们起身。诸位辅臣这才起身，转身下阶叩头。皇上回宫后，又补赐圣谕。当时的辅臣是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谢升、魏照乘、陈演，共六人。皇上谕令：各省、直隶十二年以前所有留存、起解和上供的本色、折色钱粮，全部免除。又因为江南遭遇荒旱，允许各州、府、县用麦子抵缴漕粮。百姓欢呼庆贺。皇上又听从刑部侍郎惠世扬的请求，免除十二年以前的赃罚银两，并发放国库银两二万赈济山东。此前，十三、十四年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都发生大旱，蝗虫吃掉禾苗，百姓都报告饥荒。浙西三府又遭遇大水灾，放眼望去一片漂没淹溺，漕粮储备不足，催征无从办理，其中湖州一府尤其严重。十四年七月，浙江巡抚上疏弹劾德清、崇德两县交兑漕粮特别迟误。当时朝廷正崇尚严厉急切的作风，于是奉旨派缇骑拘捕押解两县的知县。崇德县令赵夔上吊而死，德清县令朱实莲被押到京城，关入监狱拟定罪名。当时漕运事务也已经报告办竣，朱实莲于是上疏陈述当地荒旱困苦的情形，才得以免罪并改任他职；这时宜兴周公已经主持政务了。朱君字子洁，是广东南海人，天启辛酉年刚满弱冠，知遇并受学于先忠毅，拔擢为冠。后来他精通经学，擅长诗文，重视气节情谊，多次在春闱考试中受挫，因荐举被授予这个官职，到任还不到一年。他被捕以后，所著诗集名为《冬春草》，吴峦儒先生为它作序说：“诗是用来表达内心所向的。心中亲爱父母，写出来就是孝；心中忠于君主，写出来就是忠；心中关怀百姓，写出来就是仁。我的朋友子洁任临溪令，留下了清廉能干的声誉，忽然奉诏获释，恢复原官。他所撰的《冬春草》，写孝、写忠、写仁，使读者流连感叹，不能自已。由此便可以知道他的内心了。此前，他的老师李侍御仲达也是我的朋友，因触犯宦官而入诏狱，所撰有《受命草》，同样写孝、写忠、写仁，足以使人感叹而不能自已。然而侍御的冤屈，在他本人尚未能够申辩昭雪时，子洁如今幸逢圣明，重新得以出狱施展才能，凡是他所写到孝、忠、仁的地方，都可以付诸事业、加以实行。应当更加努力自勉啊！侍御可以说是有了活着的朋友了。” 御史张肯堂上疏，请求恢复从前因进言而被贬谪的诸位大臣。大意说：这些大臣只是任意直陈意见，罪过不过是狂妄愚直；圣明的君主稍稍从轻降罚，法律姑且让他们受困受挫。他常读这些人的封事，有的建议征收财物应当放缓，有的陈述刑狱应当宽缓，有的纠正军中功罪混淆，有的争论朝廷中名节的重要，有的在奸臣气焰正盛之日弹劾他们，有的在近习之人想要窃取威权之时与之抗争。他们满腔忠心和爱国之情，天地日月都可以鉴察；偶然遭受挫折，便成为被贬逐的大臣。即使盛世本来没有应当抛弃的人，也没有什么官职不能用来效力；但让他们在朝廷内外往返迁转，哪里比得上特别召回、恢复原职，更能使这些大人感到快意呢！奉旨交给有关部门审察核实，于是原先降职起用的李清□□□□等共□十人，全部准予恢复为给事中、御史。”},{ 张公任职言官时，很有刚直敢谏的声名；后来任福建巡抚，遭遇变乱而不屈，投海追随王全节而死，事情另有记载。三月，皇上在中左门召见参加考选的诸位官员，询问说：解救围城的紧急措施是什么？在中原抵御贼寇有什么策略？军队到达的地方怎样转运粮饷？遭受灾荒的百姓怎样使他们重新聚集生息？怎样做到粮食充足、兵力充足而又使民生不困？讨论免除和缓征赋税，怎样才能使国用仍然充足？你们都要尽心分条奏报。当时各官被选调入京，在宫门下听候命令，都仰望宜兴周公援引提拔；恰逢漕运误期，宜兴于是请求连续下令各科道官员，让他们分头催促漕运。于是，考选的四十四人，如朱徽、马嘉植等，全都授予科道官职！没有改任部曹的；其中只有刘熙祚巡按湖南时被贼寇擒获，因不屈而死难；姜采在谏垣任职时直言而显露节操，几乎死于诏狱；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足以配得上这项特别恩典。

译礼科倪仁祯上疏说：我们起初被授予科道官职，按惯例在朝房等候拜见阁臣。谢升谈到军队和饷银等时事时，忽然说：“皇上只凭自己的聪明，以为能够察知一切就是明察，导致天下都败坏了。”谢升身居辅弼之位，竟敢把罪责归给天子；吏科朱徽、廖国遴也上疏弹劾，说法与他相同。皇上震怒，交给廷臣议罪，命令削去官籍，降为平民。谢升先任冢宰时，曾与唐世济合谋，荐举逆案中的霍维、华世济，后来下狱；谢升被令闲住。田唯嘉罢职后，任命南京右都御史庄钦邻为冢宰。庄钦邻久久不到任，奉旨严厉斥责并令改任，又召谢升回来担任此职。庚辰年冬，谢升与陈演一同入阁，圣眷很隆厚。第二年辛巳，皇上命人追绘孝纯皇后、孝元皇后和光宗皇帝的御容，一同迎入宫中，皇上亲自致祭，诸位阁臣陪祭。谢升独自迟到，台省官员弹劾他。谢升上疏辩解说：“臣将要出门时，衣带忽然断了；重新接好后又断了，因此耽误了日期。”他请求追究替他缝衣的人，同班的役吏被交给法司审讯。虽然奉旨免于追究，但皇上的心意已经改变了。到这时便罢免斥退了谢升。以大臣身份把罪责推给下役，他办事乖谬的程度也可见一斑。谢升后来降为清职，仍任大学士。御史徐殿臣、刘之渤分别上疏弹劾辅臣魏照乘，皇上准许了他们请求魏照乘告病辞职的请求。魏照乘起初与韩城交好，每逢票拟，总是仿效韩城，用深文周纳的方式驳斥摘取罪名；宜兴周公入阁以后，诸位辅臣都谨慎地请示他，只有魏照乘专擅行事、自由作主，宜兴心里并不赞同。到这时弹劾他的奏疏送入，魏照乘刚上一疏以疾病请求退职，皇上便票拟批准他回乡；没过多久，费县、江夏也相继告假离去。起用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兼任都察院佥都御史，总督应凤等处军务。马士英先前任宣府巡抚时，被总监王坤以支用库银之事弹劾，逮捕审问后发配戍边。马士英本是贵州人，长期侨居金陵，与东南各地士绅往来很密切。到这时因为流贼在江北横行，朝廷会推凤阳总督，便把马士英的名字列在其中。皇上很生气，说会推是大典，怎么能任用被废弃的人，冢臣欺瞒蒙蔽实在太过分了。宜兴上奏说：“冢臣哪里敢欺瞒皇上，实在是因为马士英曾经经历边疆事务，有才能而令人惋惜，如今只是把他的名字列出，等候皇上裁定任用。只是没有先奏明他曾获罪罢了。”皇上的怒气这才平息，说：“马士英既然有边疆方面的才能，就让他去任职。”就这样重新起用他，后来终于成为南渡时掌握权柄的人。皇上因为贼寇的气势尚未平定，百姓正遭受兵刃之灾，便在南城修建斋宫，每到子时就和中宫一同前往诵读佛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宫。礼科姜采上疏说：“宗社的安危，不是佛氏所说的祸福。以九重之尊面对西竺的繁琐仪文，臣不敢认为这样做可以。况且正德年间的往事，皇上难道没有看到吗？”御史廖惟义上疏请求把真人、羽士各自遣回原籍，侍郎王锡衮请求把真人张应京遣返回去，皇上都没有听从。此前，皇上召张应京入都，随即传令礼部设宴；侍郎上奏说：“《会典》规定，在大慈恩寺宴请法王，那么宴请真人应当在宫观。”皇上犹豫了很久，才答复同意。不久召张应京到会极门，赏赐十分丰厚，比洪熙年间的赏赐超过数十倍。各部门没有人敢坚持上奏反对。皇上已经给王锡衮加服俸一级，赞赏他借讽谏皇上事佛来寓含规劝和爱护之意。宫中的旧规矩是，皇上每年冬末都要书写符箓，召仙人或召天将，叩问来年的事情，没有不应验的。到了这一年，召请后却没有来，过了很久，元帝降临，胡乱批示说：“天将都已经降生在人间，没有可以应召的了。”皇上再次拜伏叩问：“天将降生，究竟想要做什么？还有尚未降生的吗？”胡乱回答说：“只有汉寿亭侯受到明朝厚恩，不肯降生，其余的都已经不在了。”批示完毕便寂静无声，再次叩问也没有回应了。六月十九日，皇上召令参加会推的诸位大臣和官员：吏部尚书李日宣、礼部尚书林欲楫、左都御史王道直、礼部侍郎王锡衮、蒋德璟、左副都御史房可壮、掌詹事府李绍贤、兵部侍郎吴甡、刑部侍郎惠世扬、徐石麟、工部侍郎宋玫、詹事黄景昉、邱瑜、通政使沈惟炳、大理卿张三谟、谕德杨观光，共十六人，到中左门来。徐石麟因病没有到。同辅臣赐饭完毕，先召诸位辅臣进入德政殿，赐座。次辅贺逢圣当时已经奉旨准许放归，仍被召入觐见，忽然放声大哭不止，过了很久，皇上召兵部官员询问边防事务；又召李日宣、王道直入内；不久，传谕说：“你们两人不必召对，都命令出去。”皇上移驾进入中极殿，辅臣也进入殿中，赐座！贺逢圣又放声大哭，拜跪几十次仍不停。皇上命令他出殿，他行五拜三叩头礼，辞朝时又大哭不止，见到的人都觉得奇怪；等他出去后，才召参加会推的诸臣入内。行礼完毕，命令他们进入殿内，按班次鱼贯站在御床东面。皇上说：“□□尚未消灭，流寇猖獗，天灾变异、百姓困穷，你们有什么好的谋略要奏报？”随即让各人按照会推次序逐一奏报。奏对完毕，殿内先准备了六桌酒席，准备赐给诸臣入座宴饮；但房可壮、宋玫、张三谟三人的奏对不合圣意，皇上立即传令让他们各自回衙门，于是众人一同出去。当夜传旨，命令德璟、景昉、甡三人入阁；又因会推时滥荐多人，责令吏部回奏说明。贺公为人清白正直，与当时的风气不相合，所以再次被召入朝不久，便立即告假归乡。他家居武昌。十六年献寇攻破城池，全家殉难，大节凛然。像他当时辞朝时那样痛哭，难道不是因为忧虑国家、忧虑君主，明知祸乱和败亡将要到来，却有不能说、不忍说的事情吗？同辈中那些敷衍苟且的人，反而把他的表现看作怪异。唉！

译二十一日，皇上召府部九卿、科道官员到政宏门，赐饭。皇上驾临中左门，皇太子、定王、永王分列左右侍立。各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朝见东宫时也行一拜三叩头礼，朝见二王时行一拜一叩头礼。皇上穿黄袍，东宫和二王都穿红袍。皇上叫吏部尚书李日宣，声音很严厉；接着叫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张瑄、副都御史房可壮、工部侍郎宋玫、大理卿张三谟，知道事情经过的人跪下。皇上说：“枚卜大典，为什么滥推了这么多人？像房可壮等三人，果真够资格被推荐吗？”命令他们回奏说明。李日宣还在支吾。李日宣奏道：“臣从来不敢徇私。”皇上说：“以前你奏称应当秉公执法，只知道有君父，不知道有私人交情；只知道有国法，不知道有情面。你哪一件事不是顾念情面？朕几次优容你，你却全然不知悔改。”章正宸奏道：“李日宣素来游移不定，臣以前曾上公疏弹劾他，这一次实在不敢徇私。”李日宣奏道：“房可壮一向很有风采，宋玫年轻而有志于学，张三谟也曾经掌管河南道。”皇上发怒说：“住口！交给锦衣卫，立即拿下。”命王锡衮改任吏部侍郎，代行尚书印；李日宣等六人去掉冠帽，押出殿外。皇帝的怒气正盛，诸位大臣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德璟、吴璟跪下辞谢新的任命，因而奏道：“臣等也在会推之中，诸臣既然有罪，臣等怎么能安心？”皇上说：“已经有旨意了。”辅臣奏道：“枚卜大典，还希望圣上慈悲宽宥。”左都御史王道直奏道：“刚才会推时，都是冢臣与科道官员商量确定的，臣不敢插说一句。”皇上谕令今后枚卜只任用翰林，各衙门只间隔选一、二人陪推，不许推举太多。不久命令各人分别赐茶和茶饼。第二天有旨，将六人交刑部审问。李日宣等三人戍边，房可壮等三人削去官籍。又因为议定罪名不当，罢免刑部侍郎惠世扬。有人说，第一次没有参加会推的人，流言传入宫中；第二次会推时，又有人没有参加，于是暗中进行中伤；又有“二十四气”的名目，直接传到御前，都是小人倾陷，所以导致皇上震怒到如此地步。增加乡试解额：北直生员七名、监生十名；南直生员十名、监生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各十名；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各八名；广东六名；云贵各二名，唯独河南因贼乱停止考试。到第二年春天，才补派何瑞征、朱锐铈分别主持南、北乡试；公开行贿买通关节而中试的人占了大半。当时有对联说：“不用孔子，不用孟子，只取公子；不要古文，不要今文，只取直纹。”吴郡有“卷堂文”，又有把《四书》成语编成的文章，都很受人称快。起用孙傅庭为兵部侍郎，兼任都察院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军务，负责剿灭贼寇。孙傅庭到西安后，发布檄文召集诸将听令，各自带兵前来会合；部队集齐后，便把贺人龙捆绑起来，责备他说：“你奉命入川讨贼，却在开县喧闹着返回；猛将帅因孤军作战而失败，致使献贼出兵接应，都是你的责任。你身为大帅，遇到贼寇先行溃败，导致秦督、秦抚把性命交到贼手中，杀你一死也不足以抵偿罪责。”于是就在军前将他正法。诸将无不变色，因此把贺人龙的军队分编隶属于各将，限定日期进军讨伐。贺人龙是米脂人，起初以诸生身份效力，辅佐督抚讨贼有功，统领全陕军队，投降贼寇的人大多归附他。贺人龙以诚意对待他们，往往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襄城战役时，朝廷怀疑贺人龙与贼寇勾通，秘密命令孙傅庭杀掉他。贼寇听说贺人龙死了，斟酒互相庆贺说：“贺疯子死了，夺取关中就像拾取芥菜一样容易了。” 命侯恂以兵部侍郎身份总督援剿军队讨伐贼寇，与孙傅庭协力援救开封。七月，贼寇围困开封已久，朝廷先召总兵许定国率山西军队援救，军队在覃怀溃败。当时督师丁启睿、保督杨文岳会同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军队驻扎在朱仙镇，与贼寇营垒相互对望。丁启睿督促各军进战，左良玉说：“贼兵正锐气旺盛，还不能攻击。”丁启睿说：“汴城的围困已经十分紧急，哪里能长久等待？一定要攻击。”诸将请求第二天早晨交战，左良玉却率军向南逃走，襄阳各军也相继退却，营中大乱。丁启睿、杨文岳联骑奔向汝宁，贼寇渡河追赶他们，追击四百里，损失兵马数万。丁启睿的印信和佩剑全都丢失。事情上报后，逮捕丁启睿下狱，杨文岳革职听候审查。后来闰十一月，贼寇攻打汝宁，杨文岳率兵救援，未能取胜，城池被攻破，贼寇擒获杨文岳和分巡佥事王世琮，将他们杀死。王世琮曾多次击退贼寇，贼寇射出的箭贯穿他的耳朵，他仍然不动，因此号称“王铁耳”。贼军围困开封很久，城中粮食吃尽，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周王先后捐出府库银一百二十万两，又捐出一万石岁禄来供养军队。国库粮储空虚，宫人全都面带饥色。城北十里处靠近黄河，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等人守城已难以支撑，便特意引黄河水环绕城壕来加强防守，又挖开堤坝放水灌贼，贼军本可因此溃败。九月黄河决口，贼军先驻扎在高处，但来不及迁营，也被淹死士卒一万人。河水直冲汴城，势头如山，从北门流入，穿过东南门流出，汇入涡水，水位突然上涨二丈，淹死军民数十万人。巡抚及各官都乘小船登上城头，周王府第已经被淹没，后来从水中逃到西城楼，带着宫眷和各王子在城上冒雨露宿七日。督师侯恂派船迎接周王和巡抚，推官黄澍随周王乘船连夜渡水，到达堤口。各军在朱家寨列营，贼军凭借高地占据木筏，用箭石攻击从汴城北面渡水的人。城中幸存的百姓还有数万人，贼军驾船进入城中，把他们全部掳走。河北各军用大炮轰击贼军，夺回子女五千多人。旧河道已经清浅，连一尺水深都容纳不了；归德被隔在河北，邳、亳以下各地都遭受了这场水灾。汴城的美女冠绝天下，群贼垂涎已久，前后进攻过三次，士卒和战马死伤无数。贼军积恨，发誓一定要攻破汴城，长期存有用水灌城的谋划，却很是舍不得让城中的子女、财物和宝藏都沉入水中。到这时，黄河大决口，百姓和人口全都成了水中之民；只有断裂的城墙高耸在水口之上，几座城垛时隐时现而已。黄澍因守城有功被召见，特授为御史，立即拨给十万两银子，命黄澍携带前往，其中三万两赏给周王，其余分发给宗室以及遭灾受饥的百姓。

译礼部上疏题请说：谥号之典每五年举行一次，如今除去特赐谥号的情况外，不免已经停办太久。比如逆珰一案，惨死的诸臣很多，已经获得谥号的，除杨涟、高攀龙、魏大中、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六人之外，别无可议；尚未获得谥号的，还有左光斗、李应升、周宗建等九人。如今恭敬地研读圣旨，可以看出当时惨死的人很多，像左光斗等人，正受到皇上的垂怜和明察。谨将诸臣的生平事迹逐一列出上报，请一并施恩改赐谥号，如此等等。奉圣旨：改赐谥号的大典，应当核验公论。所列惨死的各官，立即着令该部、科道会同詹事府、翰林院儒臣，查明他们触犯奸党一事的始末、章疏实据，以及本人一生的品行是否相称，逐一核议具奏。按照谥典，必须由礼部上疏请旨，得到批准后，再由詹事府、翰林院诸臣拟议送交内阁，由内阁拟具揭帖题奏。崇祯初年，蒲州主持政事，因姚文毅的建议，先题请赵忠毅公等十二人；同难诸臣中，只有杨忠烈，以及高忠宪、魏忠节、周忠介在内。后来又经过邹惟琏、张国维、凌义渠、姚思孝诸公屡次催请，虽有圣旨下达到礼部，最终还是被内阁搁置。到了十一年，给事中熊维典特意上疏举荐先公，也奉旨交礼部办理，但礼部没有题覆。宜兴再次入召后，很留意这件事，言路方面如李清、沈允培、戴明说诸公竭力推动，多次上疏请求；又因同难诸臣的后人陈情请求，皇上下严旨催促礼部回复。当时宗伯林欲楫掌管祠祭事务，对抚恤忠臣的大典漠不关心，也不知道诸君子的事迹始末，只凭胥吏呈上的稿子办理，甚至把尚未谥号的周、缪二公说成已经有谥号，又把并不属于惨死之列的丁干学也混列其中。因此奉到核查实据的旨意后，这件事终于被搁置了。这是沈公当面告诉逊之的话。弘光年间，又依靠李、沈二公上疏催促，宗伯管绍宁公上疏请求，才终于全部获赐谥号。一个朝代褒奖忠臣的典制，这才算大体完备了。八月十九日，早朝结束后，皇上立即登上文昭阁。文昭阁在皇极殿东面，皇上下阁后步行到德政殿，召见五位阁臣，说文昭阁两旁可以修建值房，朕可以随时召见你们答问和讲读，偶尔有疑问时，先生们来往也方便。宋人说，亲近贤士大夫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皇上又询问《永乐大典》以及任用人才、理财等事，诸臣分别奏对。皇上于是说，京城应当积储本色粮，又说屯田也是要紧的事，还说到漕运各项事务，黄河一带修筑堤防的情况怎样？德璟回答：从董家河开始，就使用泇河，不使用黄河，一路比较平稳。皇上说：京城运粮车户很苦。德璟回答：车户原本有脚价轻赍银可以使用，只须发给他们即可。外面的百姓尤其困苦，练饷增加的负担，必须逐渐减省。皇上默然不语。第二天，皇上下令在文昭阁左右各设置值房。八月二十四日，讲读结束后，皇上召五位辅臣进入文华后殿，手里拿着一本奏疏，问张溥、张采是什么样的人？延儒回答：是读书的好秀才。皇上说：张溥已经死了，张采只是小官，科道官为什么说他们好？延儒回答：他们胸中很有学问，能写文章；科道官在做秀才时见过他们的文章，又因为他们的才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感到惋惜。皇上说：也不免有偏爱。延儒说：张溥、黄道周都有些偏执，只是会读书，所以人人都惋惜他们。皇上默然不语。德璟说：黄道周前些日子蒙恩释放，他非常感念圣恩，只是还要永远充军，家里贫困，孩子年幼，还希望皇上施恩赦免。皇上微微一笑。延儒说：黄道周在狱中还写了许多书，先前上奏的奏章，全是他亲笔写的。德璟说：黄道周写了《孝经》一百本，每本都写了一篇文章，大多是感戴、颂扬圣恩。景昉说：皇上表彰《孝经》，所以黄道周写了《圣德颂》，极为感念圣恩。演说：他侍奉父母也极为孝顺。德璟说：皇上询问懂得音乐的人，黄道周就能懂得音乐。甡说：黄道周没有什么不广泛通晓的，而且生活极为清苦。德璟说：黄道周的儿子才十岁，只要能免除他父亲永远充军，即使让他读书，将来也还是有用的。皇上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第二天，皇上便下达亲笔敕书说：昨天先生回奏说黄道周操守清正、学问博大，如今见他戍守边远之地，儿子又年幼，朕心中不觉怜悯！他虽然偏执迂腐，但经过这一番惩罚创伤，想来也会改悔。人才应当珍惜，应当怎样赦免他的罪并酌情任用，先生们要秘密商议后上奏。辅臣拟具揭帖答复后，随即奉到御批：黄道周准予赦罪，恢复原官；特谕吏部、兵部办理。一时间臣民没有不欢欣鼓舞的，都认为这是圣明君主挽回人才的美举；而宜兴用委婉言辞匡正君主，也属于其中的一端。九月十八日，皇上举行日讲，讲解《论语·子罕》篇。皇上召见辅臣，问孔夫子谈论仁，如“欲立”“欲达”“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及“出门使民”等章句，谈仁的地方很多，为什么说孔子很少谈仁？延儒回答：这就是关于性与天道的道理，不是可以轻易听闻的意思。德璟回答：圣人并不是没有谈到仁，门下弟子中悟到的人就认为圣人谈过，没有悟到的人就认为圣人没有谈过罢了。皇上又问：命与仁怎样分别？德璟回答：总归是一个道理，在天叫作命，在心叫作仁。皇上又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修养自己而使百姓安定的意思吗？诸臣说：皇上的圣明洞察得极其透彻。延儒说：帝王的学问，只在于明明德、使百姓更新。德璟说：把明明德推广到天下，就是天下归仁。过了一会儿，诸臣谈到起用废黜之人的事情，举出叶廷秀，认为成勇最有清正声望。皇上点头赞同。皇上又询问孟冬祭祀太庙应当在什么时候举行。德璟回答：《会典》原本没有规定具体时间。皇上于是商议子时、丑时两个时辰。德璟回答：古代祭礼只说“厥明”“质明”，似乎用寅时比较合适。十月十七日，讲读结束后，皇上与阁臣商议东宫迁宫的事情，拿出黄匣内钦定的官属条约八款，都是皇上亲笔写的。第一款是离间亲亲之情。皇上于是谈到潜邸时处境孤危的情形，并删去了“诳吓绐诱”四个字，说其中的情况难以全部说尽。当时正有选九嫔的旨意，又因为东宫到了选婚的年龄，所以商议迁居到外面；但婚配尚未选定，又正值严冬，德璟便委婉地说天气严寒，甡随即接着说：天气正冷，稍微推迟一些怎么样？皇上说：等到二三月也不妨。没过多久，选九嫔的事情停止了，东宫也因此没有迁移。

译皇极门外西庑共有四十八间，除去空置的八间，实际使用四十间。东面二十间是实录、玉牒等馆，以及东阁会坐、公揖的地方。西面二十间，上面十间是诸王馆，下面十间是会典诸馆。定王的书房在西面第六间，第五间悬挂先师画像，四位配享者侍立两旁；到永王出阁时，把定王迁到第四间，永王住在第六间。诸王初次出阁时，面向先师行四拜三叩头礼，以后行一拜三叩头礼。第三间、第七间是两王退居的地方，其余三间则是大珰和内阁讲官会集之处。定王是中宫周后的儿子，辛巳年受封，年仅十岁。壬午年正月出阁。永王是东宫田妃的儿子，壬午年受封，年纪也是十岁，癸未年八月出阁。都命新科进士担任简讨，助教等官担任待诏，充任讲读官；以两房、两殿的中书充任侍书。按照旧例，开馆之初，内阁连续到场三日；此后提调、讲读官不再到场。皇上爱护诸王，命令隔一天轮流由一名阁臣担任提调。初次开讲行四拜礼，以后行一拜礼，不叩头。四书、《书经》各读五遍，四书、《书经》各讲二遍，用酒饭后，再进去侍奉诸王写字；阁臣到案前观看诸王亲笔写十多个字，等诸臣退下后写足，送交内阁，由阁臣批点圈阅，进呈皇上御览。十一月初二日，下诏诛杀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以乙科出身，由边道升任巡抚，因丁忧离职。杨嗣昌推荐他的才能，夺情起用他为宣大总督。杨嗣昌入阁后，继任中枢者是傅宗龙；傅宗龙获罪后，便升陈新甲为大司马，使他依附杨嗣昌，极力主张议和。当张若麒督战失败逃跑后，皇上特意派马绍愉前往义州商议议和，结果反遭辱骂，马绍愉几乎被杀，只能爬行逃回。台省官员痛恨这种辱国行为，纷纷上章揭发陈新甲的奸状。皇上虽然愤怒，却暂时忍耐，没有立即发作。正好陈新甲有一份奏疏，详细陈述议和之事，其中多处援引圣旨；这份奏疏被书役误当作普通文书抄送传递，兵科便依据奏疏弹劾参奏。皇上的意思是：陈新甲这是现成地出卖国家，严厉下旨责问，令他回奏。陈新甲回奏时完全不引咎，反而自夸功劳，说出“某件事情，别人认为是功劳，实际上却是我的大罪”等话。皇上大怒，命刑部提审，刑部援引失陷城寨的法律，拟定秋后处决。左右有人替陈新甲设法营救，说他还没有攻薄城池。皇上说：他□辱并杀害了我的七个亲藩，难道还不比攻薄城池更严重吗？下交刑部议定，司寇徐石麒于是说：陈新甲使边城四处失陷，使腹地七十二处失陷，使亲藩七人失陷，这是自古以来军务失败中从未有过的奇祸，也是刑法条文中不忍记载的情形。临敌时军需缺乏，又不按照期限进兵策应，因而贻误军机的，斩首处决，不必等待规定的行刑时日。圣旨下达后，立即会同有关官员处决。左都御史刘宗周到任后，上疏陈述六件事。第一是建立道德准则：京师是首善之地，先臣冯从吾创立首善书院，请求恢复它，以彰明治理天下的根本。第二是严守法度：高皇帝曾焚毁锦衣卫的刑具，所有狱讼供词一概只听法司审理，不必交给锦衣卫，并请求停止东厂缉事。第三是尊崇国体：大臣中自三品以上，犯罪者，应当命九卿、科道官会同详审，然后交给司寇拟定刑罚，之后才可以收系；这是在施加刑辱之中仍不忘礼遇的意思。第四是清除潜伏的奸邪：凡是在禁地发现的匿名文书，一律立即销毁。第五是惩治官场邪风：京师士大夫同外官交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巧诈；弹劾之后，只求严加裁断。第六是整顿吏治：吏治败坏，没有比催征钱粮、火耗、词讼、赎锾更严重的了，这些又已经成为惯例。朝廷颁布一项命令，这项命令立即成为暗中侵夺的开端；地方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立即成为摊派搜刮的名目；至于营求升迁、感谢举荐，巡方官尤其严重。请把风宪官受贿的法律，作为考核科道官的首要标准。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武英殿中书王育民到刘宗周的私人住处拜访，拿出员外郎孙顺送来的银子。刘宗周因此自劾，被逮捕。王育民被交给刑部审讯追究。追赠已故辅臣文震孟、礼部尚书兼詹事姚希孟、礼部右侍郎各荫封一子入国子监，并按应得的规格给予祭祀和安葬。文震孟因日讲而受到皇上知遇，特意简拔入阁，后来被温体仁构陷诬告，上疏参劾，令其闲住；文震孟死后，温体仁仍在任，抚按官不敢具题。戊寅年，吏科吴麟征上疏说了这件事，指出韩城拟定票拟办理抚恤典礼本来就出自朝廷，怎么能徇私卖恩？皇上用御笔将这句话抹去，只票拟“交该部知道”。姚希孟因乡试的事情被贬到南方，比文震孟早一个月去世；抚按官按照旧日讲官的惯例，为他上疏请求抚恤，礼部复议，按惯例议定抚恤。当时张至发执掌国政，票拟旨意时以骈体四六文的新格式加以申饬，认为奏疏文辞不合格式，议处抚按、部、科各官，同时搁置了抚恤请求。到这时已经过去四年，没有人敢再提起。宜兴执掌国政后，正广泛采纳公论，以收取舆论的支持，于是依从礼部的复议，终于得以按惯例给予抚恤。十月初八日，北兵大举分三路从墙子路进入，到达界岭、青山，随即炮击迁安、三炮、通州、蓟州等地；已经分路，一路前往真定，一路前往河间，一路到香河；又分别攻破临清等地。一路势如破竹，直抵山东衮州，将其攻破，擒获鲁王，索取金玉，鲁王不堪受辱，自缢而死。信阳王以及监军道于维新、知府邓藩锡、推官李昌期、滋阳知县郝鲁声、副将丁文明都死于此难。北兵又攻破莱阳，乡绅侍郎宋玫、吏部员外郎宋应亨、中书赵士骥都被擒获，因不屈服而死。事情传到朝廷，皇上穿素服，在中左门接见百官，告诫晓谕数百字，尤其深切地自我归罪。诸臣都叩头谢罪。第二天，下诏自责。诏书说：近来灾害接连不断，战争纷扰不止，追思祸乱变故，罪责在朕自身，不敢自我宽宥。朕恭敬地在宫中默告上帝，修身反省，戴罪办事。勋戚、文武诸司等官，如有奏事者，前往宏政门报名，等候召见。大概从十月一直到第二年四月，北兵才开始出关；所攻破的城邑，从蓟州、通州等地一直到山东一省，没有不遭受蹂躏的。自己巳年以来，四次发生警报和变乱，没有一次比这次更严重。

译行人司副熊开元因为看到皇上下诏罪己、征求意见，便上疏请求单独觐见。皇上于是召他进入德政殿。熊开元请求让辅臣退下，然后才开口。皇上说：辅臣本来就是掌管机密、辅佐政务的，可以不必退下。熊开元奏道：皇上不以圣明自居，而是求取贤才来辅佐自己，使大臣都把皇上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天下就太平了。又奏说“见到贤人之后才任用他”等话。皇上说：“见”字最重要，但怎样才算见到贤人？熊开元奏道：庸人身居高位，接连不断地成为奸邪之徒，等到言官揭发他们的罪行并将他们诛杀时，所造成的败坏已经无法挽救。皇上说：多事之秋，责备君主、责备辅臣，是很大的问题。又说：战事纷繁之时，很多小人挟带私心欺瞒皇上，你一定也有私意。熊开元奏道：臣如果有私心，请下令让辅臣当面奏明。皇上于是命他补写奏本。过了一天，熊开元补写奏本，说从前辅臣滥施刑罚、加重赋敛，排斥抛弃忠良，所以人们能够攻击他们；如今辅臣奉行皇上的仁德旨意，解除牵累，减免赋役，起用被弃置的贤才，这些都是他们所举荐任用的人，偶尔有些不平，只是在私下感慨罢了，谁还会立即起身攻击他们？如果皇上不加以体察，一时之间将领和官吏习惯于收受贿赂，即使丧失土地、军队覆没，也都能免于获罪，那么还有谁会替皇上献身报国呢？奏疏送入后，皇帝大怒，批示说他诬陷诋毁辅弼大臣、狡猾地假托机密，命锦衣卫拘拿审问。给事中姜采上疏说：“皇上自我修省、责备自己，对言官反复诚恳地告诫，哪里有厌弃轻视他们的心意呢？言官立论过于急切，不合圣心，这是言官的过错。圣谕所说的替人推卸责任、替人开脱，皇上究竟见到了什么才这样说？是从章奏中知道的吗？还是出于圣心的猜测呢？如今像二十四气这样的流言，必定是大奸大恶之人认为言官不利于自己，又无法在言官身上找到可乘之隙，所以不激怒皇上，就不能钳制言官的嘴；这样一来，人们将争相效法寒蝉，谁还会替皇上进言呢？”当时有人投递匿名文书，诋毁各位大臣为“二十四气”，所以姜采在奏疏中提到了这件事。皇帝大怒，命把姜采送到锦衣卫拷问，与熊开元同日下狱。不久，因朝臣营救，又下了严厉的诏旨，同时责备锦衣卫失职，命再次严加审讯；反复拷问后，将案情上报，交刑部议罪。司法官徐石麒议定两人罪名，判处发配并允许赎罪；圣旨认为他们没有具实招认罪行，责备刑部官员，令徐石麒闲居，刑部官员刘沂春革职；熊开元、姜采各受廷杖一百，仍发刑部拟定罪名。案件反复审问、驳回，两人被关押一年多，到十七年二月才分别获准遣戍后放归。熊公自序大略说：二十九日召见廷对，在治罪刘宗周等人之后，皇帝单独对锦衣卫骆养性说：“熊开元必定有主使之人，不加拷讯，就是你不忠。”骆养性出来后，正在道路上沉吟，中使忽然带着手敕到达，原来是命令把熊开元、姜采拷问至死，并以患病为名密告此诏。骆养性脸色大变，把这件事告诉同僚。同僚说：“这怎么可以杀掉？这是宦官党羽扰乱政治。”当时田尔耕已经死去，各位言官都足以作为鉴戒。第二天是十二月初一，锦衣卫对熊开元施加各种拷打，追问主使之人；熊开元只以满腔忠愤以及姻亲朋友私下相互感叹、劝他不要说话等事作为回答，先打了一百下，又用夹棍拷打五百杖，拷打到将近死亡，才送回监狱。初二日，又用夹棍打五十杖，再脱去衣服打四十棍，熊开元自以为必死无疑。锦衣卫的刑法已经用尽，思索了三天，仿佛得到鬼神相助，于是把对首辅并无大碍的审判意见写成一纸，又把熊开元所供述的千言写成一纸，一并进呈并缴上，前一份密谕说：“确如圣谕，天下人只害怕臣下衙门的刑罚，却不害怕朝廷的法律；若不把熊开元发交刑部拟罪，在市朝公开处死，就不足以昭示后世。”初四日，皇帝把审判词发给内阁，周延儒叩头说：“熊开元是南方人，不能承受刑罚，如今已经快不行了，希望交给刑部处理。” 皇帝采纳了他的话，把案件交给刑部，并亲自下诏答复锦衣卫说：“关于熊开元、姜采，前面的诏令不必执行。”众人才又惊又喜，呼喊圣明。刑部上疏，认为两人不审、不招，是欺慢皇帝、玩弄法律、徇私情，责备刑部堂官和司官。熊开元、姜采各杖一百；熊开元已经几次到了阴曹地府，稍有人心的人无不落泪。然而科臣廖国遴把锦衣卫使熊开元免于死刑的缘故告诉同僚曹良直，曹良直立即上疏说：“锦衣卫泄露机密，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归于皇上，这个举动太恶毒了！即使把锦衣卫肢解，也不足以赎罪，何况熊开元呢？”皇帝忽然召见锦衣卫，告诉他说：“外廷有人议论你。”锦衣卫说：“臣不知道他们议论臣什么事？”皇帝说：“他们议论熊开元的事情，说你泄露了机密。”锦衣卫说：“臣不认识熊开元，而且臣属西班，与东班并不往来，哪里会泄露机密？只是熊开元由臣负责审问，姜采由镇抚司审问；臣奉诏不得不与镇抚司吴邦辅商议，吴邦辅的弟弟吴邦臣见到了御史，或者是他与吴邦臣商议，于是才传到外面吧！”皇帝说：“朕现在也不追究了。”唉！人人都只死一次，唯独熊开元经历了千百次死亡；若不是皇帝宽宏赦免，哪里能免于这番狠毒的手段呢？

译闰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帝召见百官，议论督抚的去留问题完毕后，命科道官进来。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首先替姜采请求宽免。皇帝说：“如今案件已经□入，已达两个月，任由他们遭受焚烧和拷掠，惨状实在不忍说。”当时皇帝面容悲悯，并且流着泪说：“朕没有脸面见你们。你们这些言官，应当进言的时候却不进言；‘二十四气’的说法与匿名文书有关，屡次见于章奏，朕不得不在姜采的奏疏上追问一次。言官是朝廷的耳目，如果自己不正，怎么能够纠正别人？”吴麟征奏道：“熊开元也是因为弹劾奏报辅臣而获罪。俗话说：‘家贫思贤妻，国乱思忠相。’疆域和边防败坏，怎么能不责备首辅呢？总的说来，姜采说话不合常理，熊开元也是出于一腔热忱。”皇帝说：“熊开元假托机密，暗中进行诬陷诋毁，这种风气不能渐渐滋长，前面的旨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各科道官都分别奏对，谈论督抚、边疆等事情。御史杨若桥举荐西洋人汤若望制造大炮抵御敌人；左都御史刘宗周奏道：“国家的大事，应当以仁义为根本。汤若望一向倡导邪教，堂堂中国如果采用他的小技来抵御敌人，难道不被人耻笑吗？”皇帝说：“火器是中国的长处，汤若望比不上外夷。” 刘宗周奏道：“汤若望的小技对成败有什么益处？如今最要紧的是慎重选用督抚。如果文官不贪钱，武臣不怕死，还忧虑什么不能太平？现在只说选拔才望，而不论操守，使贪官得以欺诈，留下的祸患不小。”于是他谈到范志完操守不好，贪婪刻薄，冒领军饷，以致军心涣散。又奏道：“朝廷对待言官应当有体统；即使有罪，也请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如今熊开元、姜采因为进言而被下诏狱，对国家体统的伤害很大。”又说：“臣刘宗周以前因为进言获罪，承蒙皇上优容，臣是何等幸运，能够遇到君王的恩典；这两位大臣又是何等不幸，不能蒙受宽宥。又如黄道周言语激烈，有些朋友都不能忍受，皇上既让他免于死罪，又起用废官。熊开元、姜采二人虽然刚直，却不如黄道周；黄道周何其幸运，能够遇到恩典，这两人又何其不幸，不能获得宽免。”皇帝说：“三法司、锦衣卫都是朝廷的衙门。你说对待言官要有体统，假如他们贪赃枉法、欺君罔上，难道一概都不该审问吗？”刘宗周伏地引罪。皇帝说：“朕听说黄道周有学问、有操守，因此对他施加了特殊恩典，怎么能拿他来作比较？像你这样反复固执、偏执迂腐，怎么能成为都察院的长官？你们起来。刘宗周等待旨意处分。”辅臣周延儒出班跪下，替刘宗周请求宽免。礼部尚书林欲，刑部尚书徐石麒，工部尚书范景文，兵部尚书张国维，兵部侍郎冯元，也都跪下请求宽免。皇帝说：“熊开元这篇奏疏一定有主使之人，想来就是刘宗周主使的。”佥都御史金光宸奏道：“刘宗周天性刚直，是个客卿，不会与熊开元没有往来；臣与他同在一个官署，对他最为了解。他在衙门里整顿各项事务，老成持重，值得顾念。”皇帝说：“金光宸也命议处。”不久，五府勋臣一同出班，跪下请求宽宥。皇帝说：“朕当面谕示得很清楚，你们不必再行申救。”刘宗周、金光宸先出去等候旨意，众臣各自退下。皇帝召辅臣再次入内，随后传旨说：“刘宗周革职，交刑部议罪。”内阁大臣坚持不肯发出诏旨，把原诏捧到御前，跪下竭力营救。首辅周延儒说得很缓和，皇帝不准许；蒋德璟奏道：“从前唐太宗厌恶魏征直言进谏，几乎想杀掉他，入宫后还说必须杀掉这个田舍翁。皇后穿着礼服祝贺说：‘君主仁慈，臣下才会正直。’话还没说完，皇上突然说：‘唐太宗，朕比不上他；至于闺门内的德行，朕也不学他。’”蒋德璟奏道：“皇上就是尧舜，怎么肯学唐太宗呢？只是唐太宗善于获取名声罢了。”皇帝说：“怎么叫善于获取名声？” 蒋德璟回答：“臣下敢于进言，君主就任用他，名声便归于君主；如果治他的罪，名声便归于臣下。唐太宗本来不喜欢魏征，所以宽容优待他，以此成就自己的名声。”皇帝的心意颇有转变，几位辅臣又从旁缓解劝说，于是皇帝拿起笔，抹去了“刑部议罪”四个字。冢宰郑三俊上疏说直臣可惜，内容是：“刘宗周与臣的出处经历大略相同，迂腐愚拙，常常足以在圣明之世招致罪责；笨拙而诚实，也常常得到君父的原谅。从前被罢免抛弃，本来已经分定要死后葬在首邱；今年春天起用废官，忽然触动圣心，他受到特殊而通达的知遇，这是第一点相同。自从进入朝廷，只是独自踽踽而行；年华正盛、才质优美的人纷纷把他看作朽木，同流合污的人又争相把他视为怪物；众人的猜疑充满胸中，使他如处冰炭之间，难以自安；他忧虑谗言、害怕讥讽，这是第二点相同。”司寇徐石麒上疏说：“《鲁论》说古代百姓有三种毛病，三种毛病中，自负而愚昧占了两种。自负的人未必都廉洁，廉洁的人必然自负；愚昧的人未必都正直，正直的人必然显得愚昧，所以孔子对此深思。如今刘宗周兼有这两种毛病，他自负愚昧的一面令人厌恶，他廉洁正直的一面却值得思念。皇上想求得能够变通、顺应时势的臣子，满朝并不缺少；如果想求得能够使廉顽知耻、使懦弱立志、移风易俗的臣子，除了刘宗周没有可以归依的人。现在任用他，还可以收到他日后的功效；从今以后，他老了、逝去了，想再见到这样正襟危坐、气度严峻清冷的老臣，就不可能了。”当时又有举人祝渊上疏，请求任用刘宗周，诏令下达刑部议罪。副都御史张纬上疏弹劾极其贪婪的御史王志举，说他以前巡按苏松时，只求赃款赎金，郡县争相窥伺迎合，富民便借机粉饰赃款来供给；他每次查访一个罪犯，所得赎金就动辄达到千两。案件审判意见上报后，他又加收五六百两不等。京师的绸缎铺大多是本地巨商，他命令各商人写下总额十余万金的会票，会票很快流传开来；这些商人家中又捆载着财物，气势扬扬地进入京城。直到今天，提起他贪婪蛮横的行迹，人人仍然咬牙切齿。张纬又举荐极其廉洁的御史成勇。当时这两人都因弹劾枢辅而获罪，然而立身处世已经不同，思想念头也各不相同：成勇直抒所见，可以说是对奸邪之人的纠弹；王志举自知公论不能容纳自己，只不过像奸人掩盖丑行那样罢了。奉旨，王志举提解审问，成勇交由吏部议定起用。十六年癸未正月，应当举行考察外任官员的大计；二月，应当举行会试选取士人。由于边境警报使道路阻隔，外官入朝觐见和举人参加会试的都不能按期前来，于是改为五月举行大计，八月会试，九月廷试。到期后，钦命井研陈演、通州魏藻德担任主考官。通州是庚辰科进士，不到三年就进入内阁，又越过同科的三人担任副考官，都是出于特别选任。”

译三月，改任礼部郎中吴昌时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喜欢收受贿赂，宜兴再次被召回，实际上大多是吴昌时奔走效力的结果。到这时，他出入宜兴的幕府，与侍史交往，打听内阁中的消息，在外面招摇撞骗、经营权势；而且一心想进入吏部，说如果真能有一天经过吏部郎中这一职位，死也没有遗憾。宜兴也想借此满足他的愿望，把他调远；但等他进入吏部后，就更加无法把他调开了。此前，郑三俊曾问徐石麒：“吴昌时是怎样的人？”徐石麒说：“是君子。”其实是害怕他心机深沉，所以故意称赞他。郑三俊没有说话。过去科道官按惯例每年在二月、八月各举行一次，科官一人，道官二人；吴昌时执掌后，特意扩大名额，按例升转科臣范志完等四人、御史陈荩等八人，科道官群起大声喧哗。掌科吴麟征、掌道祁彪佳率领同僚当面指责他。吴昌时仗恃自己的过错，仍若无其事，科道官都厌恶他了。又因为宜兴自恃受到皇帝宠信，突然轻视同僚，众人都对此恼怒；而停止内操、撤除各厂等事情，也都是宦官们不喜欢的。司礼监王之心曾告诉宜兴：“我们这些人的才力有限，希望老先生多加包容。”宜兴不以为意。等到他以督师身份出京，又错误地相信门生范志完的夸夸其谈，把一切军情都交给他，始终没有成功；皇帝于是时时派人暗中侦察，结果左右近臣暗中介入，祸患便无法解脱了。皇帝谕告内阁说：“楚地的冠贼猖獗，朕应当亲自出征，大举讨伐。次辅吴甡应当体察朕的心意，命他以原官兼任兵部尚书，负责督办剿寇，特赐尚方剑，以加强他的事权；又特赐银蟒等物，以表示宠信礼遇。另给银五万两、银牌、银花等物，作为犒赏之用。” 四月，皇帝谕告首辅周延儒：“卿以元老大臣的身份，主动请求前往边疆，快马奔驰上路，实在值得嘉奖。特赐军前赏功银十万两，银币等各项赏赐一应俱全。”又特赐手谕说：“卿以原官督师关宁、蓟密、昌宣、通津、保东，所有督抚、镇将，主客兵马以及京营兵将，全都听从节制。情节严重的，竟以军法处置；有功的立即升迁奖赏。仍命兵科方士亮、职方尹民兴随行，监察记录功过，随时奔驰报告。只是卿是朕的股肱和元辅，朕正倚赖你来匡正辅佐，不忍让你暂时离开身边。周召虎奉命专门征伐，唐代裴度入朝奏报凯旋，名声高载青史，千古相同；成功指日可待，快马入阁，以慰藉朕侧身等待、盼望你的心意。”当时北兵将要出关，宜兴得到诏谕后立即出发；而兴化此前奉命讨贼，却还迟疑未出京。不久又奉皇帝谕旨说：“辅臣吴甡奉命督师，三月以来拖延不前，将要出都门时，筹划又不坚定；如果身在军中，凭什么制胜？还是回到内阁料理事务，不必督师。”于是吴甡上疏请罪，随即奉旨令其致仕。不久，吴甡与宜兴相继被派遣缇骑拘捕审问。南兵部尚书史可法上疏申救，吴甡得以免死，改为遣戍。北兵于十月初八日进入境内，从蓟州、通州一直到山东。到三月初进入莒州城，养马休息，京师一片寂静，已经没有警报了。四月初一，红色羽檄从南方传来，满朝又大为惊慌。初五日，皇帝登临平台，召见三位阁臣，言辞和语气都十分严厉，说朕想亲自出征。首辅周延儒跪下说：“臣愿意代替皇上前往。”皇帝仰面看着他，摇头不说话。周延儒起身，陈演跪下说：“首辅阁务繁重，臣可以前往。”皇帝仍像先前一样摇头。陈演起身，蒋德璟跪下说：“臣可以前往。”皇帝又像先前一样。蒋德璟起身，周延儒再次跪下请求出征。皇帝回头冷笑说：“先生果真愿意去吗？朕在宫中看过奇门遁甲，正是在这一刻，一走出朝门就径直向东走，千万不要转向西边。”（因为知道首辅的住宅在西边。）当时周延儒没有任何准备，不得不谢恩出宫，到了齐化门，暂时住在城楼上，上疏请求随征官员，并请求已经到达的四镇勤王军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前来。初六日，到达通州驻扎；北返的勤王军，东起津门，西至涿鹿，绵延三百余里，车辆装载着骡马和骆驼，横向排列，拥挤不堪；远近炮声，日夜不断。首辅驻在通州城，与四镇将领以及随征的各位官员一起，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是内有皇帝当面告诫得十分恳切，外有敌兵出关时骄横的嘶叫，近处忧虑通州城防脆弱单薄以及兵将数量少、力量弱而已。五月初六日，烽火突然停止，各处解除警报，通州的文武官员再次庆祝太平。过了四天，周延儒回朝，初十日上午进入文华殿陛见，皇帝亲手扶着握住他的手，慰劳得格外周到。□□休假，皇帝不准许。十五日，皇帝赐给阁臣羊和酒，陈演、蒋德璟两位宰相上疏辞谢，认为自己尸位素餐、伴食内阁，正感到惭愧，于是皇帝收回了成命。首辅也上疏辞谢，最终同样获准。十八日，皇帝谕令吏、礼、兵三部查阅大臣巡视军队凯旋后应享受的优礼宴会，要求办得如何隆重；各部两次进呈仪注，都被驳回，认为情理仍未做到。二十三日，传令府部九卿于申时到平台等候旨意，接到圣谕说：“首辅周延儒，是朕所敬重信任的人，没想到他也受到蒙蔽，命议处。”第二天，议处奏疏上报，诏旨仍只令他致仕，并赐给路费银一百两。后来弹劾他的奏疏越来越多，从前与他最亲近的人，说话反而更加恶毒，像袁彭年这一类人，都各自为自己打算，急忙撇清关系，表明自己不是周延儒一党。蒋拱宸上疏朋比为奸，弹劾吴昌时，指出其赃款大多属实。七月二十五日，皇帝在中左门亲自审问吴昌时（事情详见后文），当天就派缇骑拘捕首辅周延儒。十月初八日抵达京城，周延儒上疏请求到边远险要之地戍守，皇帝没有答复。满朝也再没有人敢说请求放宽或缓办的话了。

译五月，任命倪元璐为户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按照旧例，浙江人不得担任户部官员，而且由儒臣改任此职，也都属于破格。皇上召见他当面问答，称赞他志向忠诚、才干谋略敏捷娴熟，奏对井然有条。又说：“帝王任用人才以达到治理，原本只需一两个人；周代的四友、汉代的三杰，即使是太祖任用的文臣，也不过刘某、宋某等几个人罢了。又按照祖制，不用浙江人担任户部官员，如今因形势紧急而任用你，只得通融。还要知道，钱粮供应不清楚，军队就不能强盛，百姓也不得安宁，如今应以安定百姓为根本。”倪元璐说：“臣本来没有才能，皇上既然一定要臣任职，臣有三种做法：一是实做，与兵部共同核算，必须先核准军饷来制约军队，再根据军队情况核定军饷。二是大做，要求把民间最大的利益和最大的祸害一次处理，不因拘泥于细小节省而徒然只报数字。三是正做，以仁义为根本，以礼乐为权衡；政令中凡有危害百姓的，臣一定替百姓请命。”皇上说：“这是有学问的话。”倪元璐接受职务后，与兵部尚书冯元飙商议互相核查户籍簿册，随即请把户部一司官员兼任地方官，使他们能够审查核验各镇将士。有个崇明人沈廷扬献上海运粮饷的策略，倪元璐上奏请求试行，于是允许庙湾六只船先行运粮。一个多月后，沈廷扬来献上海运方案，倪元璐惊讶地说：“我已经上奏了，皇上说您已经走了，怎么还在这里？” 沈廷扬说：“已经来回走过了，粮运已经到了。”倪元璐又惊又喜，便上奏皇上。皇上也很高兴，命令斟酌商议，于是议定每年粮船运输，漕运和海运各走一半。到了甲申年二月，首辅陈演以倪元璐是词臣、不通晓钱粮为由上奏，皇上命令免去他司农的职务，仍回到讲幄任职。三月发生变乱时，倪元璐从容自缢而死。倪元璐被免职后，由吴履中接任。五月十六日，皇上驾临皇极门，召阁臣以及吏部、户部、兵部掌印官和兵科都给事中跪听，拿出亲笔敕令，钦定督抚的去留，说：“蓟辽只需设置一名总督，选择敏捷干练、有才干的人担任；设置一名辽东巡抚，由黎玉田担任；设置一名镇臣，由吴三桂担任，专任关宁剿□事务；山海关、永平巡抚一员，由李希沉担任。照旧设置一名镇臣，由卢天福担任，是否能够胜任？着令另行推举。蓟州、密云不必分作两个镇，保留顺天巡抚对三屯镇的管辖，就由王维谟、唐通办理；督师、保督都不必设置。吕大器、赵维岳回京另行任用。保定巡抚徐标，新任可以任用；镇臣另行推举。通州只设置镇，照旧由副将总领。其余要害之地，必须派明达可靠的人防守，预先做好准备，不要到了临事时才惊慌失措。” 当时认为督抚增设得太多，于是议论裁减淘汰，声势显赫地整顿一新；然而总兵冗滥多达数百员，副将、参将以下尤其多，都还来不及裁汰。大致说来，枢密部门把这些职位当作结交和收受贿赂的地方，虽然多次经过票拟驳回和重新推举，也都搁置不办。这正是边疆事务严重败坏的病根。皇上召保定巡抚徐标入朝问答。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行经数千里，所见城池陷落之处，确实已经荡然一空；即使有完整的城池，也只剩四面墙壁和满地蓬蒿，听不到鸡犬声，甚至没有遇到一个耕田的人。这样的土地和百姓，如今还剩下多少？皇上又凭什么使天下达到太平？”皇上抽泣流泪。徐标又说：“天下把边疆看作门户，门户关闭，内廷深处才会安宁；最重要的莫过于修治内部政治、重视守令。守令贤能，政务就会简约，刑罚就会清明，盗贼自然会止息。”皇上说：“群臣不实心任事，以至于此，都是朕的罪过。”徐标又谈到车战和屯田，皇上认为很好。徐标在四月己卯日开始管事，辛卯日入宫觐见，皇上赏赐金帛；到这时再次召见他，大概是皇上深切怜悯京畿百姓，想详细了解情况。徐标任职期间，能够竭尽力量办事。甲申年春天，大股贼寇逼近城下，他竭力坚守城池；知府邱茂华先已与贼寇暗通，输送财物求和，徐标将他逮捕下狱，亲自登城，谋划防守御敌，却被叛兵劫持杀害。叛兵把邱茂华从狱中放出，于是发檄文命所属各县都叛附贼寇。命令孙傅廷特别加任督师，总制应天、凤阳、江南、湖广、河南、四川等地剿寇军务，并兼任三边总督。兵部尚书吕大器以兵部侍郎身份总督江南、湖广、应天、安徽等地军务，各自拨给行军途中赏功所需的银钱、币帛等物，并派官员星夜解送到军前听用。悬赏捉拿或斩杀闯贼李自成，赏金一万两，封爵通侯；捉拿或斩杀张献忠，赏银五千两，授一品官，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六月初一癸亥日，杀戮叛将刘超、刘越，分别处以凌迟，将首级传示九边；妻子儿女交付功臣为奴，财产没收入官。旧制度规定，初一、十五停止行刑；当时刘超等人被拷问得将要毙命，于是改在初一辰时祭告，午时献俘。皇上驾临皇极门，兵部举行献俘礼，百官都致词称贺。刘超是永城人，考中河南武解元，虽然跛脚却通晓文书，曾任贵州总兵，因获罪被免职。后来他上疏谈论军务，枢臣陈新甲起用他为河南总兵；他因私怨杀害御史魏景琦，以及举人高明楷、生员王奇珍三家一百多人，随后据守城池自称叛乱。巡抚王汉奉密旨讨伐他，但密旨被兵部泄露；王汉率兵到达后，反而被刘超杀死。刘超又捉住永城乡绅丁魁楚、练国事等人，逼迫他们上疏为自己求保。不久，凤阳总督马士英合兵围剿，刘超困窘之下出城投降，被押解赴京，依法处决并举行献俘礼。当时他在宫阙前大声反复呼喊冤枉，皇上没有追问。

译七月初十日，皇上召三法司、锦衣卫、刑科掌印官和山东武德道佥事雷演祚到中左门，命锦衣卫把范志完提到门外听候。此前，雷演祚上疏说：范志完任佥事仅两年，突然升任督师，没人听说他懂兵善战，只是凭借贿赂越级升迁；如果不是有大靠山，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当北方军队攻打德州未能攻下，转而攻陷临清，过了五天范志完才到；听说景州失陷，他害怕想躲进德州城，臣没有答应。于是他托德州大绅谢升以及寄居词林的方拱■〈卓乚〉在南城古庙会见臣。臣回答说：援兵不是用来占据城垛的，督师也不是进城任职的，难道没有听说苏州陷落，是因为夷丁从内部溃败吗？这些都是臣亲眼所见，最为确实。至于他的座师在朝中，贪图利益，代他包庇；玉带明珠，悬挂出来当作商品出售；抚镇的引荐者以及部堂、台省官员，有一半是听命于他、受他驱使的私人；他们在朝班中称功颂德，在皇上面前直呼臣下姓名，完全废弃了常礼。至于中枢主持钱粮，只讲究虚文，请求军饷必须送礼，惯例是一万金，必定扣下三千两。一方面，兵部推升官员要按照缺额估定价格，叙功要凭钱来决定优劣，甚至木偶般的人也都贪婪，听任司官、吏书作弊；另一方面，他们深深作揖、长跪不起，乞求科道和阁部官员不要参劾。□□寇势猖獗，只知道增设巡抚、总督，推卸责任，诱导推诿，不过是像把破锅烧成灰一样的巧计，哪里有金城汤池般实际有效的措施！”皇上看了这份奏疏，感到惊异，命原任计臣李侍问、傅淑训、枢臣张国维以及户科、兵科共同议处范志完，逮捕押解来审问。随即召雷演祚入京。到这时，皇上召问缤祚：“你以前弹劾范志完纵兵奸淫掳掠，以及托方拱■〈卓乚〉行贿，这些果真属实吗？”雷演祚按照先前奏疏回答，于是召方拱■〈卓乚〉入内，又问雷演祚所说的“在朝班中称功颂德”，指的是谁？雷演祚回答说：“周延儒专权纳贿，像起用废官、清理狱讼、免除租税等事，都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功劳；两次主持考选，都将人收为门下；凡是出卖巡抚、总兵职位，都必须经过幕客董心葵之手。又让冯铨的儿子把财物送回家。”皇上命令立即逮捕董心葵。又问范志完拖延滞留、纵兵奸掠的情况。范志完辩解说没有这些事，并且说：“那天臣在大王庄，督促总兵贾芳名等人抵御敌军，借助大风把敌军击退。”皇上斥责他胡说。又问吴履中：“你审查核验范志完的情况怎样？”吴履中按照雷演祚所说回答。皇上说：“赵光抃也有拖延滞留的罪过，却只是参劾范志完，怎么能使人信服？” 命令一并逮捕赵光抃、薛敏中；方拱■〈卓乚〉辩解说自己没有受贿，皇上没有追问。二十六日，皇上驾临中左门，东宫和二王在左右侍立，召三法司等官员以及御史蒋拱宸、郎中吴昌时入见，问吴昌时与厂卫勾结，究竟存有什么意图。吴昌时辩解说没有此事。又问冯铨，说他与冯铨结为亲家，收受了冯铨一万金。吴昌时说，结亲送聘礼，从来没有一万金的道理。皇上又问其他几项罪状，都是蒋拱宸奏疏中所参劾的。吴昌时一一辩答，不肯服罪。皇上命令把他夹起来拷打，给吴昌时上夹刑两次，敲打四十杖，打断杖二根。皇上怀疑其中有弊端，命令锦衣卫乔司官在门外等候旨意。吴昌时昏死后苏醒，又上奏说：“五案之中，事情重大，法律规定事情败露就必须诛杀；至于行军中的功罪，既然查明修饰掩饰与人同任，东协军队失事，蒋拱宸怎么能够脱免？”皇上询问蒋拱宸行军中失事的情形。蒋拱宸不能回答，于是仍将他逮捕下去听候旨意。随即下谕说：“吴昌时是大奸大猾之人，郑三俊为什么破格录用他，着令议处。张国维任职中枢，发生重大失事；侯恂放弃汴州而不救，导致钱粮白白耗费；都逮捕押解来京审问。郝炯、蒋拱宸、方士亮、尹民兴，相互勾连欺骗掩饰，连同乔可用，都着法司提审。”郝炯、蒋拱宸是因为参劾吴昌时时所说的赃款并不属实；方士亮、尹民兴则是先前奉命随辅臣出征的人。皇上谕令吏部：“朕看过辅臣关于严禁在寓所私下拜访的奏议。凡是涉及职掌的事务，都在朝房会议；如果是重大机密，也不妨到东阁秘密商议，但不许擅自到私宅拜访，投递私下奏揭。违犯者逮捕查究，论斩。”这是因为内阁陈演曾上奏，严厉整饬往来拜访之事。有人说，陈演这样做是很谨慎自守；却不知道后来他被闯贼搜刮献出，多得金钱是从哪里来的。皇上谕令吏部：“派官员召上江漕储副使方岳贡来京觐见。”不久，方岳贡因召对符合皇上的意旨，特意升任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不久，又以原任官职与李建泰一同入阁办事。从来阁臣没有只带副都御史衔的，三百年来只有方岳贡一人而已。前一天召对时，恰好皇上正在责问吏部某件事，尚书郑三俊说：“臣正在办理纠弹驳正。”方岳贡说：“为什么不立即上题奏报？”这一句话深合圣意，于是得到大力擢用。后来闯贼攻破城池，他没有早早自杀，最终受刑受辱而死。当时有个给事中时敏，吏部按照惯例拟定他为金华知府，他托同乡向方岳贡求援；方岳贡让他赶快写一份条陈奏疏送来。时敏立即写好一套奏疏，忽然奉到严厉旨意，下交吏部议处，众人都惊讶不解。所谓“适例推疏”，是皇上已经票拟批示，时敏本应议处，怎么能立即升任有缺官职；另行推举后再议处的奏疏，奉旨令时敏降三级，照旧办事，但他仍然俨然留在都察院任职。他玩弄文书、操弄权力，就是如此。方岳贡在崇祯元年任松江府知府，历经十四年没有升迁；同时苏州知府陈洪谧，则历经八年没有升迁；两人都因钱粮没有清理明白，降级处罚达二十多级。两人在粮务方面确实不够精明，任凭吏胥侵耗蛀蚀，不能辨明。陈洪谧过于仁厚，但能让百姓休养生息，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方岳贡则只知道迎合声势、依附要津，每天把词讼文书当作书帕相送，因此得以在朝廷内博取声誉，越级升到宰相，最终导致自身和名声都败坏。假如没有遇到国变，他几乎可以同汉代贤能的二千石官员一样并传后世了。

译八月，皇上谕令刑部：“瘟疫盛行，民间遭受灾祸十分惨重，各级官员都必须洗心革面、清除杂念，共同设法挽救局面。监狱中罪情较轻的各犯，先行释放，等待旨意；涉及应当怜悯或有疑问的案件，迅速审问结案。”不久，皇上召刑部尚书张忻询问：“狱中各犯，可以全部释放吗？”张忻说：“如今瘟疫到处流行，死去的人很多，惨状不忍看见，所以将犯人取保释放；如果是失误导致封疆失陷的人，仍然拘禁，不予释放。”皇上说：“释放也就罢了。”各犯于是戴着方巾、穿着有颜色的衣服，在外面拜访宾客。像熊开元、姜采、尹民兴等这样可恶的人，张忻出门后立即拘传几人回来，重新关入狱中。当时京城瘟疫流行，早晨患病，晚上死亡，人人都惴惴不安，不能保全性命；有的人家全家几十口，一夜之间全部死亡。皇上特意命张真人设醮祈禳，但最终没有应验。白天街市上就有鬼魂出没，店家甚至有人收取纸钱，于是各家都在门口放一盆水，把银钱投入水中，以此辨别真假。民间整夜敲击铜钱器物发出声响，用来驱逐厉鬼和崇邪，声音传到九重宫禁，皇上也不能禁止。景象萧条，有见识的人早已预料到会有甲申年的灾祸。皇上谕令内阁：“禁止奢侈靡费，停止宴饮游乐；此前已经当面谕告先生们，还应拟定诏旨通令各处。朕在元旦、冬至、寿节、端阳、中秋以及各种大典礼时，登殿才允许奏乐，其余时候一律免除。朕穿洗过的衣服，减少膳食，已经有谕旨；如今使用锡器、木器来表示节俭，金银器物中涉及典礼的留作使用，其余收藏入库，以备赏赐。内外文武群臣，也都应当节省简约，专心致力于剿贼。先生们应当经常把往年旧旨重新参照，议定妥当后施行。” 皇上生性俭朴，平常穿的衣服大多是洗过的旧衣。庚辰年秋后，因为思念圣母，他决心斋戒吃素；起初连进汤食也使用金玉器皿，后来只使用瓷器和漆器。袍服的大袖只保留一尺五寸，并命阁部大臣也以一尺五寸为标准。辛巳年六月，瀛国太夫人徐氏说，梦见太后乘鸾舆降临，笑着说话，情状如同一家人，请皇上除了斋戒日外，不妨适量进食肉味。奉旨说：“圣母托梦，胜过亲自思念她而不能相见。除了郊庙祭祀、祭告、遣谒、忌辰、朔望仍须斋戒以外，其余日常膳食，可在奉先殿收回祭品后酌量食用。”从此才开始食用荤食。但每逢祭祀，都要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全部出宿于文华殿或武英殿，等礼仪结束后才回宫。据说如此。十一月□□日，刑部奉旨说：“周延儒用机巧手段欺骗蒙蔽，依附奸邪营求私利，滥用奸人，贻误封疆；屡次圣旨已经明确了拟定的罪名，哪里足以掩盖罪责？姑且念及他是一品大臣，命锦衣卫会同法司官员到他的寓所，勒令他自裁，准许将棺木收殓后送回原籍。”此前，部院议论说：“周延儒从田野间被召起，隆重地授以师保之尊，可以称为千古罕见的特殊恩遇。他接受职务之初，顺承圣明，推行免租、起用废官、解除禁网、广施赦令等大政，天下都期待太平；本应永远发誓保持清白，仰承辅助皇上的谋略，却反而在防范和简择上疏中依附奸邪，立身处世陷入营私。又说：他惯于运用精神心计揣摩上意，各种伎俩总归于闪烁其词；一时得到的宠幸机会日益增多，借着公事狐假虎威；既误了自己，也因此误了国家。可叹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部院原拟以大官收受财物、枉曲法律，发往烟瘴地方充军。后来奉旨勒令自裁，大概是出于皇上的裁断。部院的议论，大略摘录几句，确实切中了他的实情和罪过，被议论的人想来也会心服。如果按照流传的种种说法，甚至说他收受贿赂、放纵敌人；必须有力量消灭敌人，才谈得上放纵敌人。无凭无据地把他定成所谓“莫须有”的罪案，有见识的人都不认为这样正确。同日，奉圣谕：有罪的督师范志完、赵光抃、薛敏中，因失陷封疆，着令立即会同官员处决。吴昌时把持朝政，奸诈狡猾、手段百出，也着令斩决了吧。吴甡发往云南金齿充军。法司议论说：“吴昌时满身都是鳞甲，转眼便化作戈矛；他一生的伎俩就在于依附逢迎，昼夜经营谋划，只有挑拨构陷、反复无常；一见权门便想依附，就改头换面来献身；进入幕府求取容身之处，就像舔痔吸脓一样献媚。他表面上装作诡谲，反而夸耀自己是在驱除奸邪、清除朋党的公正之举；明目张胆地倾轧排挤，却偏偏夸耀自己有保护正人的力量。他投靠拜见罪臣薛国观，便觊觎考选之事；串通逆案中的冯铨，又假借并窃取冯铨的声势和旧日冢臣清正执着的品格。自从吴昌时进入以后，铨选政务便混乱了；这是连累冢臣的人，也是吴昌时。旧辅臣掌握政权时，自从任用吴昌时以后，议论便繁杂滋长；这是误害辅臣的人，同样也是吴昌时。这几句话已经把他描写尽了，可以作为吴昌时的小传。” 赵光抃原由兵部任用，担任云密巡抚，因为弹劾总监邓光韶而被贬谪戍边。蓟州失陷那天，朝廷大臣都推荐他的才干，于是起用他担任蓟辽总督；他竭尽家产来训练军队，最终与范志完一同被杀，有见识的人都替他感到冤屈。

译张献忠攻破襄阳后，又攻破黄安。癸未年正月，攻破蕲州，荆王迁徙逃难；兵备许文岐为此战死，于是黄州陷落，又攻破麻城，从鸭蛋洲渡江。五月某日，攻破武昌。此前，贼军来到江北，省城中的官府都松懈怠惰，没有人谈论守城，忽然半夜有人在街上呼喊：“贼军到了！”全城男女惊起狂奔，直到天亮却寂静无声，并未见贼军。这样连续数夜，人们都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到了这天早晨，登城望去，只见满江都是贼船。官兵和百姓一时惊慌溃散，贼军入城后，占据楚王府，搜取库藏，并把绅士和百姓抢掠一空；他们把楚王装入便舆和笼子中，沉入江里，还屠杀了数万人。又把数万男女赶到教场，声称要点兵。众人集合后，贼军传令：跪着站在上面的乱刀砍死，跪在下面的乱箭射死，竟无一人幸存，尸体堆积漂浮在江面，江水都变成了红色。那些没有被杀的人，大多被砍断手脚，凿毁眼睛和鼻子，没有一个身体完整。张献忠于是僭越自称伪号，铸造“西王之宝”，把武昌称为京城，伪设六部及府，开科取士。殿试录取三十人为进士，授予郡县官职。城中各官中，死难的有参将崔文荣，他与贼军格斗而死。长史徐学颜被众贼砍断左臂，右手仍持刀不倒，贼军把他肢解了。乡绅、大学士贺逢圣与崔文荣守卫德胜门，城陷后回到家中，穿戴衣冠向北拜了两拜，用大船载着全家驶出墩子湖，凿穿船只，使全家溺死。儿子觐明、光明，也都夫妻同死。贺逢圣的尸体沉在水中一百七十日而没有腐坏。到十一月壬子日，才得以收殓。此后，常州、武昌、衡州、德州相继告陷。八月，贼军攻破岳州，长沙巡按刘熙祚、长沙推官蔡道宪都被俘而不屈，死于义节，最为惨烈。另有详细记载。同时殉难的还有嘉鱼知县王良鉴、锺祥知县萧汉、蒲圻知县曾拭、均州知县胡承熙、衡阳知县张鹏翼，以及郡留守徐孝崇、武昌通判李毓、经历任文熙。皇上听说闯贼在崇汜、密禹之间，严令孙傅庭出关相机扫荡。此前，贼军盘踞楚、豫之间，有窥伺关中、进逼金陵的意图，朝廷商议催促孙傅庭进剿。孙傅庭本是将门之后，九边精锐都隶属于他的部下，又占据潼关的险要，起初取得小胜，于是想给贼军一次重创，倚仗高杰作为先锋。高杰不肯听命，再三劝阻孙傅庭不要出关。陕西巡抚冯师孔多次说：“军队久驻安定之地，并不是朝廷命令出战的本意。况且贼寇日益深入横行，将来还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孙傅庭不得已，于八月二十日出兵逼近贼军。贼军藏起精锐，驱赶残余百姓引诱我军；我军屡有斩获，于是把胜利上报。前进三百余里后，贼军伏兵全部出动，我军进退失据，草料粮食供应不上，军队大败溃散。当时，将士的家属全在泾原，高杰认为潼关必定守不住，不如收拢各路军队，保卫西安以巩固根本。孙傅庭不答应，说：“如果退兵，溃败就无法止住，不如声称要进军交战，使贼军听到后逃走，我们还可以等待粮饷。”贼军很快侦知此事，天一亮就派精锐骑兵压迫营垒，我军立即奔逃溃散，器械铠甲堆积如山，骑兵全都退入关内；步兵后来赶到，贼军尾随追击，缴获了大量被丢弃的铠甲兵器，于是冒充步兵装束，混入关内。关内原已埋伏了很多贼兵，炮声一响，关门立即打开，这时是九月初六日。各路将领仓皇四散，西安人王根子私自投降贼军，放任贼军大举入城；道臣杨王休、布政陆之祺以下全都投降。西安于是陷落。孙傅庭当时正在关上，被二百名留下来的西番喇嘛僧拥护着向西逃走，死于乱兵之中。孙傅庭死后，陕西全境都陷落了，贼军于是攻破榆林，进入太原，直接逼近京师。当时殉难而死于职守的，省城有巡抚冯师孔、按察使王纲、长安知县吴从义、渭南知县杨瑄；商雒有道臣黄世清、蒲城知县朱一纯；商州乡官有原任尚书南企仲、诰封副都朱崇德、原任巡抚焦源清、焦源漙、御史王道纯、参政田时震、主事南居素；蒲州乡官有副使祝万龄、咸宁举人朱谊泉；中部知县朱新■〈走外枼内〉也死难，他有一名尚未婚配的妾也上吊而死；都司的一名吏员邱从周也因痛骂贼军而死。孙公凭借将门出身考中甲科，从知县升任吏部官员，具有任事理政的才能。到崇祯七年，他任陕西巡抚，抵御贼寇有功，后来升任保定总督，却因与同僚不能相容，称病请求离职。言官指责他推卸责任、贻误事务，于是革职下狱。张献忠投降后又反叛，杨嗣昌因失事自尽，傅宗龙、汪乔年相继战败而死。孙傅庭在狱中请求出兵讨贼以赎罪，于是恢复官职，总督各省军队进剿贼寇。起初他奉密谕诛杀贺人龙，安抚他的部众，并分派将领统领他们。他誓师出关，颇有一番成算。刚刚有捷报传到京城，朝廷大臣都变了脸色，互相庆贺，不久败报便接连传来。考察其中缘故，都是冯巡抚催逼所致。当时，熊给事中人霖正奉命出使在陕西，也责令孙傅庭奉命讨贼，应当迅速进兵，不得后退。孙傅庭不得已，只能侥幸出兵一战，最终导致失败。唉！国家将要灭亡时，上天夺去了人们明察是非的能力；四路出兵，是由红旗捷报接连传到而仓促决定的；松山、杏山的失败，是由于职方司坐在京城催逼造成的；潼关失守，是陷于冯师孔、熊人霖的直言催逼；最终一败涂地，中原成为废墟，这是谁的过错呢！然而冯师孔最终能够以身殉职，熊人霖在国家灭亡后也渡海保全节操而死，这些事足以使他们免受后人的苛责了。自成从最初起兵到此时，已经劫掠了十多年；在席卷楚、豫之后，才产生了远大志向。然而四面八方都是战场，所攻取的郡县又被官军很快收复。等到他完全占有陕西这片“百二山河”之地后，便再也无法遏制。自成占据秦王府，伪授秦王朱存枢为权将军。世子妃刘氏说：“国家破亡，家庭覆灭，我愿求一死。”自成把她遣送回娘家。秦藩富裕冠绝天下，贼军侵犯秦藩时，户部尚书倪元璐上奏说：“天下各藩，没有像秦、晋这样山势险要、可以用兵的国家。应当晓谕这两藩，如果能够承担诛杀贼寇的任务，不如暂且借给他们大将的权力；如果不懂军事，就应当把所有财物全部输送出来。与其让财物资助盗贼，不如用来供给军队；贼军平定以后，再给两藩各增加封地，封其一子为亲王，也足以报答他们。两位藩王难道唯独不能鉴于十一宗的祸患吗？贤明的藩王忠诚而且熟悉谋略，一定知道应当如何处置。”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省察。贼军起初专门从事杀戮抢掠，牛金星劝说他们不要嗜杀。于是贼军约束部下，民间得以安定；又把西安府改为长安府。

译潼关攻破后，贼军乘胜长驱直入，仿佛进入无人之境。京师大为震动，朝廷商议任命兵部侍郎余应桂为总督，命御史霍达为监军。十一月初三日，皇上召见并当面询问，告诫余应桂说：“逆贼进入陕西，特命你前往；早日平定狂贼，早日使万民安定。有真正的剿贼，才有真正的安抚；有好的将领，自然才有好的士兵；有好的官吏，自然才有好的百姓。这件事要靠你尽心去做。”余应桂再三称说困难，认为贼军已经入关，州县纷纷瓦解，朝廷所调发的三万兵和粮饷，至今还没有实际着落。陕西既已被贼军蹂躏，本地粮饷如何追征？所拨的四川粮饷又隔着省份，运输受阻。皇上叫户部尚书倪元璐来问：“你们户部准备怎样应付？”倪元璐奏称，怀庆现存粮饷银十五万两；另外司官刘邦弼催收到十万两，还剩五万两；奏报中剿贼粮饷的原额有七十余万两，如果西安没有陷落，可以让总督设法催促征收、接济军需。余应桂奏称，催征已经很急，只有山西可以就近接济。倪元璐奏称，山西靠近京城，只有这一项可以用来供给边防所需，不敢轻易答应拨给。皇上说：“也要拨一些给他。”余应桂奏请给几名良将。皇上叫来署理兵部的张伯鲸，告谕他应当选两名将领给余应桂。张伯鲸奏称，他所请求的马岱已经推举保镇尤翟文，但尤翟文已经返回，只有孙献捷还在京营。余应桂奏称，原任保镇姜瑄因交通贿赂，蓟镇薛敏中因失事，这两人可以任用。皇上不准，命令另行推举。皇上又召霍达，命他立即前去办理。霍达奏称：“昨天据按臣金毓峒报告，孙傅庭不知下落；按臣向东逃走，巡抚冯师孔向西逃走，不知是生是死。如果有兵、有粮饷，我不惜一死来报答皇上；如果没有兵、没有粮饷，白白送死也无济于事。”说着便痛哭伏地。皇上认为他熟悉地形、能够尽心任事，命他依照谕旨办事；如果立功，就破格升迁赏赐。皇上命辅臣起草谕旨，发给银币、纻绢等物作为犒赏，又命御马监拨给数十匹马，供家丁骑乘。命兵部赶快选派将领同行，又命吏部李遇知考察边地巡抚中哪些应当更换。于是商议更换甘肃巡抚林日瑞。此时贼军已经入关，正推举秦地总督，却没有人肯去。皇上说，那些被罪废的臣子，原本都是因为懂军事才被举用，怎么一提到推举督抚，就苦于无人可用？皇上的意思大概有所指，余应桂也是其中之一。兵部不得已推举他，但他实际上并不是边疆军事人才。皇上特意在中左门值房赐宴，命阁臣陪宴。余应桂接到任命后，日夜悲泣；勉强走出部门，却发现伪官已经充斥各处，连赴任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时，朝廷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众人相互自我欺骗，没有人把贼军放在心上。内阁拟定票拟，只说能够单骑不入贼境就是功劳；兵部商议军事，也只说要以死报国，却没有听说准备怎样调遣安排。上下相互蒙蔽，终于逐步走向败亡，却没有人察觉。李自成攻破西安后，又攻破延安、凤翔，直达榆林。兵备副使都任和原任总兵王世显、侯世禄、侯拱极、尤世威、惠显、李昌龄、尤翟文等，收集各堡精锐进入镇城，召集将士，问他们：“你们是守城，还是投降？”众人都说愿意效死，决无二心。于是推举尤世威为首，主持号令，修缮铠甲兵器。贼军派伪官来劝降，他们不听。贼军大怒，从四面包围进攻，城上强弩轮番发射，杀死贼军不计其数。贼军稍稍退却，不久又增加兵力，猛烈攻打十多天，仍不能攻克。贼军用冲车环绕城墙挖洞，城墙崩塌数十丈，贼军拥入，城池于是陷落。都任全家上吊而死，尤世威放火烧掉自己的家，家中一百余口全部焚死；他挥刀冲战而死。各将领分别率领部下进行巷战，杀死贼军约一千人；贼军大批赶到后，将士几乎全部被杀伤，没有一个投降。全城妇女也都自尽，文武将吏以及士民死了数万人。榆林是天下精锐兵力聚集之地，多年缺少粮饷，军士饥饿困顿，但仍尽忠殉城，志气丝毫没有受挫。榆林被屠后，贼军进攻宁夏，总兵官抚民出城迎接投降，三边全都陷落。贼军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长驱向东。攻打宁阳时，守城力量支撑不住，于是报告说大势将要覆亡。韩王兵备段复兴、知府董琬、乡绅太常少卿麻僖，都为此死难。随后贼军又攻陷甘州，甘肃巡抚林日瑞已经奉旨罢职，却还没有离任；他与总兵郭天吉、同知蓝台等人一起，都因力战而死。贼军杀居民四万七千余人。西宁卫坚守不降，直到第二年二月才诈降，杀死伪官贺锦等人。张献忠攻破武昌后，随即回军攻破长沙，一路进入四川，攻陷涪州、泸州，包围佛图关，进而包围重庆。重庆竭力抵抗，四天后陷落。瑞王全宫遭难，原任巡抚陈士奇、知府王行俭都为此死难。贼军屠杀重庆，抓取一万多名壮丁，剖去耳鼻、砍断一只手，驱赶他们到各州县，告诉当地人：官兵到来而不投降的，就以这些人为榜样；如果能够杀死王府官员和府县官吏，封存府库等待贼军，那么连一丝一毫也不会侵犯。于是，贼军所到之处，官民自行混乱，没有不解除武装投降的。贼军继续攻陷成都，蜀王也全宫遭难。巡抚龙文光以及道、府各级官员都死难，姓名无法详细记载。所知道的只有推官刘士斗、华阳知县沈云祚、仁寿知县顾绳贻、成都知县吴继善。吴继善全家四十余口，都在同一天一起死去，尤其惨烈。张献忠大肆搜捕全四川的官员和乡绅，到了成都后把他们全部杀死。不久又张榜举行试士，各地诸生争相赶来，张献忠派兵包围他们，杀死数千人；他们都夹着试卷、手握笔而死。四川的士人几乎全部死尽，贼军又大肆杀害百姓，整个四川数千里，萧条荒凉，断绝了人迹。这大概是甲申年秋冬间的事。中原多次发生变故，张献忠于是完全占有两川。李自成失败后，进一步调兵攻打汉中并攻陷它；张献忠徘徊不前，只敢自守，不敢出兵。不久，张献忠因病死在四川，他的养子孙可望继承并统领他的部众。当日攻破京师、杀死君主和皇后的人，闯贼的罪恶确实比张献忠更重；而蹂躏楚、蜀、杀人遍野的暴行，张献忠的残暴又比闯贼更甚。大概上天确实生出这两个贼寇来祸乱天下；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原本有许多是历来史册中从未见过的事情。近来娄东吴梅村先生记述两贼始末颇为详细，这里不再一一叙述。

译皇上想到宣镇是京城的藩篱屏障，援助和剿贼必须先从那里开始；因缺少马匹，便发御前银三万两给镇臣唐钰，命他购买马匹。阁臣蒋德璟上奏说，该镇买马的定额银两，兵部每年发放都不够，还没有看见他怎样收购，如今又另行发银，既不合惯例，而且恐怕唐钰又会把钱任意浪费掉。皇上不听。不久，大同、山海各镇的镇臣援引此例，请求御前银买马。皇上想起蒋德璟的话，便不再发放。唐钰因贪婪淫乱，被宣督王继谟参奏弹劾，先前发的银两最终也无人追究。吏部文选司、兵部职方司，是任用官员的部门；历任正郎多不能符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特地起用原任太常少卿沈自影，以原官职管理文选事务；起用原任四川布政张法孔，以太仆少卿管理职方事务。沈自影是辛丑科出身，从县令历任部曹、府、道官职，天启年间由布政升为太常少卿，崇祯元年致仕。张法孔是庚戌科出身，从户部历任司、道官职，丁丑年因四川布政考察被革职，这次忽然因陈、方二位辅臣推荐，特别从废籍中起用，改授吏部、兵部司官；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异事。上任不久，国家就发生变故，他未能殉节，被贼军夹持凌辱而死。浙江、广东两个镇的缺额已经一年了，因为谋求职位的人很多，彼此相持，长期没有推举人选。大宦官王之心的弟弟王之仁很久以来一直想得到这两个镇，兵部堂官和司官因有所顾忌，故意把事情搁置为缓办，于是流言四起。皇上听说后，特意召职方郎王永积到德政殿，责问他不推举人选的原因。王永积以边镇正告急、没有时间推举内地官员作答，这也确实是实情。皇上大怒，削减他的官阶，实际上是想把这两个缺额拿出来给新任职方郎。一个有大势力的人果然获得了这两个镇的职位而离去。十七年正月，发生大风和霾。占卜说：“风从干方起，预示暴兵攻破城池。”凤阳发生地震。闯贼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僭越设置国号为“顺”，改元“永昌”，任命牛金星为伪丞相，设置六政府、尚书等伪官；他放纵部下抢掠河东、河津、稷山、荣河、绛州一路，并派伪牌投入兵部，声称三月初十日到达。正好同会馆查获一个持有兵部执牌的人，审问后得知他是京师人，从涿州回来，途中遇到一个旅客，收了十金替他投递；官府认为这是欺诈行为，便把他斩了。宫中一向有一间密室，历朝都没有打开过。到了这时，皇上忽然想开门查看，大宦官于是劝谏阻止，但皇上不听。打开后发现是空屋三间，里面只有一只小红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三轴小画。第一轴画的是文武百官，全都手拿朝冠、披头散发、仓皇奔走。皇上说：“这大概是在说言官太多而法纪混乱吧！”第二轴画的是兵将倒戈、丢弃铠甲、穷苦百姓背着襁褓逃跑的情状。皇上说：“这是说军民背叛吗！”第三轴只画了一个人，穿短衣、赤脚、披散着头发，悬挂在画面中间，竟然俨然是皇上的容貌。群宦官面面相觑，脸色大变；皇上忧惧不乐地走了出来。吏科吴麟征上疏：请放弃山海关以外的宁远、前屯二城，传檄吴三桂入关，驻扎在京城近郊，以保卫京师。宁远在关外，单独守卫实在困难。先前职方赵光抃出关察核时，已经提出过这个建议，议论者认为无缘无故放弃土地不可行。如今边境正有警报，把吴三桂的精兵调入关内援救，确实是重要计策。朝廷上下让大臣商议，阁臣认为关门的军队不能轻易调动，放弃土地又该以什么名义，因而坚持不可实行；并且责怪吴麟征提出了错误建议，于是没有执行。三月中旬，警报更加紧急，吴麟征又把这件事提出来，皇上独自裁决认为可行。内阁这才肯执行，但仍请求皇上下旨。吴三桂询问撤兵一事如何办理，往返数月，终于耽误了出兵日期。吴三桂在二十日抵达丰润时，京师已经在十九日先行陷落了。罢免兵部尚书冯元飚，改由原任兵科都给事中、刚升任添设兵部右侍郎的张缙彦代替，仍兼任翰林院学士。缙彦起初任县令，因抗击寇贼有功，考选为户部郎中，因召试改任翰林官。当时杨嗣昌任枢辅，嘱托他的亲信沈迅推荐缙彦有才，改授兵科都给事中，本来是想把他收为同党。缙彦到任后，立即上疏弹劾嗣昌，并且在召对时当面说到此事；至于议论五案大法的那份奏疏，尤其严厉切直，可以说完全称职了。到这时，他才以科臣身份起复，于是赶去拜见佐部，随即正式入任枢席，这些都出自皇帝亲自特别选任。他接受职事不久，忽然遭逢大变。此前既不能谋划一策来挽救危局，后来又不能拼死一战以报国；南渡之日，幸而借着名望得以复官；改朝换代以后，又转过脸来接受新朝职务。最终因为粉饰名声而获罪，祸及自身和家族，怎能不令人悲哀！元颷和他的兄长元扬，同以文章和声望著称，名声一时震动，被推称为大小冯。元颷任谏官时，提出了不少正直的言论；升任中枢官职时，已经处在时局艰危之际，自知不能胜任，所以托病坚决辞职，幸而得以卸下责任，回去不久，也因病去世。元扬任天津巡抚，北都变乱后，洁身自好，声称回去，不久便相继怀抱未竟的志愿而死，见识高明的人都为他们遭遇的不幸而悲伤。下令免去逮捕审问金声，授予翰林修撰之职，来京陛见。金声起初任庶吉士，己巳之变时，和刘之纶一起请缨自效，改授御史，负责监军。事情平定后解除职务，在家养病；遇到寇贼警报，便训练乡兵来保卫地方。凤阳总督马士英招募的黔兵经过徽州时发生争斗并酿成事变，马士英上疏弹劾金声，奉旨逮捕审问。金声也预先上疏申辩，皇上察知他受到冤枉，又追念他往年的旧功劳，所以有了这道命令，并传谕追捕金声，同时抚恤刘之纶。金声当时已经丁忧，无暇赴召；乙酉之变时，起兵抗义未能成功，他挺身赴难，在旧都从容殉节。

译正月三十日，皇上召阁臣以及吏部、户部两部大臣进入文华殿。皇上谕告吏部尚书李遇知说：“朝廷大臣所推荐的知晓军事的人和清廉官员，都应当核实，不得滥加徇私。”又召户部尚书倪元璐说：“各边军需粮饷非常紧急，月前就要设法筹措百万。”倪元璐说，外解的饷银还没有运到，途中又有阻塞，于是说到浙江东阳土寇的变乱。皇上说：“不必上奏，立即同辅臣商议处置。”皇上于是取出光时亨的奏疏，指着阁臣说：“先生每次票拟，都必须依照朕的意思。这份奏疏中所说的聚敛小人，是指谁？”阁臣蒋德璟回答：“就是主管练饷的部、科官员。”皇上说：“部、科官员是谁？”蒋德璟说：“是原任户部尚书李待问；科臣偶然记得不真切。”皇上说：“朕怎么会是聚敛？当时只是想练兵。”蒋德璟说：“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又增加出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官员确实不能推辞责任。而且所练的兵马如今都在哪里？”皇上说：“倪元璐已经把三饷合并为一项了。”蒋德璟说：“户部虽然把三饷合并为一项，州县征收时仍然只是三饷。”皇上大怒说：“前次票拟孙晋的奏本，既然是徇私放纵；这份光时亨的奏本中所弹劾的是谁，却不明白说出。这样的票拟，明显是结党。” 蒋德璟上奏说：“臣孤立自守，与这两人从未见过一面，一向就在御前说练饷应当蠲免、聚敛是不对的，并不是今天才这样说。”众辅臣和李遇知、倪元璐都请求宽免。倪元璐只说钞饷属于户部职掌，自己承担过失。皇上说：“起来吧，诸臣奉旨退下。”退下后，蒋德璟写具揭帖请罪，奉到皇帝批示：“朕知道了。”此后钞法已经停止免行，练饷也议定裁减了。蒋德璟连续上疏请求罢职，到三月初二日，才得到准许离任的旨意，仍赐给银币并准许乘传驿车。此前，有人建议实行钞法，规定在钞票背面写明发行使用者的姓名，五年期满后填满缴回兑换，由皇帝加盖堂印，并命侍郎督理宝钞提举司；阁中票拟的意见屡屡不合皇帝旨意。皇帝在宫中传出钞式，命令铸造两面相连的印章，又把五年改为四年。命大学士李建泰出兵讨伐寇贼。二十六日，派遣将领行礼；命驸马都尉万炜用特牲祭告太庙。皇上亲自驾临正阳门，授予李建泰节钺，备置法驾，鸣警跸，赐宴为他饯行。五府掌印侯伯、内阁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以及京营总协都侍立在旁，鸿胪寺赞礼，御史纠察仪容，大汉将军担任侍卫，设宴奏乐。皇上亲自赐给李建泰御酒三杯，并把酒杯一同赐给他。皇上再三慰劳告谕说：“先生这次出征，就如同朕亲自出征一样。”又命令宦官为他挂红、簪花；击鼓奏乐，前导着尚方剑出行。皇上目送他离去，又赐给他亲笔手敕，其中有“希望卿早日荡平寇贼，班师奏凯，等候封赏进爵，在鼎彝上刻铭记功”的话。官军旗番十余万，从午门外一直排列到正阳门，旌旗和金鼓极为盛大。李建泰乘坐肩舆，走了几步，轿杠就折断了，见识的人知道这是不祥之兆。这天大风扬沙，占卜说：“不利于出兵。”授进士凌駉为职方主事，随辅臣监军；赦免李政修的罪，让他在军前效力。任命郭中杰为副总兵，充任中军旗鼓；西洋人汤若望随军同行，负责修治火攻器械和水利。李建泰出都后，路上听说山西烽火非常紧急，于是放慢了行军。每天行军三十里，军队驻扎在涿州营，涿州士兵逃回来的有三千人。驻扎东光时，士绅生员守城，不让军队进入，李建泰留下攻打三天，攻破城池，鞭打知县张宏基，杀死乡绅王佐。这天，军队刚出城，李建泰先前承受皇上的宠信和任命，依仗家中有财产可以资助军需；后来听说家中已经败破，进退失措，只是在京畿附近徘徊而已。二十九日，皇上传令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都以原任官职入阁办事。后来城池被攻破，皇上驾崩，阁臣中跟随殉死的，只有范景文一人。否则，黄扉之中的一个席位，恐怕全都成了南冠楚囚了。李自成攻陷蒲州和汾州后，于二月初五日逼近太原。山西巡抚蔡懋德派牙将牛勇、朱孔训出战，朱孔训被炮火击伤，牛勇冲入敌阵战死，全军都覆没了。城中士气丧失，勉强守了两个昼夜。初七夜里，风沙雾霾大作。初八辰时，风势更加猛烈，飞沙扬尘，贼军借着风势攀梯入城，太原城于是陷落。蔡懋德早已知道守不住，亲笔写下遗疏交给监纪贾士璋说：“你将这份遗疏上报朝廷，使朝廷知道今天还有不逃跑、不投降、从容守节而死的臣子。”当时紧随他身边的，只有中军应时盛。应时盛先对妻子说：“外面没有救兵，城内难以守住，巡抚大人已经发誓守忠尽义，我发誓一定跟随他。你们不如跟随我，一同做厉鬼，也不要受贼人侮辱。”于是先亲手杀死妻妾和一个儿子。第二天，他和巡抚一同被捕，因不屈服并辱骂贼人而死。同死的还有布政使赵建极、守道毛文炳以下共四十六人，“姓名都没有详细记载”。贼军攻破太原后，便进到忻州，攻打代州，逼近宁武关。总兵周遇吉竭尽全力拒守，杀死贼军一万多人；有人说贼势强盛，可以议和，周遇吉说：“我们已经战斗三天，杀了贼军一万多人，只要能够战胜其中一部分，全军就都成为忠义之士；万一守不住，就把我捆起来献给贼人，你们可以平安无事。” 于是众人的心志更加坚定，只是适逢兵力减少、粮食耗尽，敌不过贼军而失败。城破后，周遇吉仍挥刀奋力战斗，被捕后遭磔刑而死，贼军于是屠杀宁武关。贼军随即向远近发布檄文，其中说：“君主并不是特别昏暗，只是孤立无援，受到蒙蔽的情况常常很多；臣子全都只顾谋求私利，结党营私，而真正公正忠诚的却极少；甚至有人用贿赂打通宫廷和官府，朝廷施加恩威的权力日益转移；利益流入外戚和士绅手中，平民百姓的脂膏全被榨干。”又说：“公侯都享受美食，穿着绮罗，却倚仗他们作为心腹；宦官全都像啃糠的猪狗一样，却借助他们充当耳目；监狱中的囚犯成群累积，士人没有报效礼法的心思；征收赋税层层加重，百姓都有与之同归于尽的怨恨。”人们读到这些话，无不扼腕愤恨。

译上下罪己诏说：“朕继承守护先祖留下的大业，已经十七年了；深深想到上帝降临和升降的威严，以及祖宗把重任交付给朕的重大责任；从早到晚战战兢兢，不敢懈怠荒废。然而近来灾害接连不断，流寇的气焰日益炽盛；他们忘记历代以来朝廷的豢养，肆意作乱二十年，越赦免越骄横，安抚他们却总是反叛；甚至还有人受到他们煽惑，顿时忘了共同仇敌。朕作为百姓的父母，却不能庇护他们；百姓作为朕的赤子，朕却不能安抚保护他们，竟使秦、豫成为废墟，使江、楚充满血腥。罪过不在朕自身，还能由谁承担责任！使百姓遭受刀兵、踏入水火、尸体填满沟壑、骸骨堆积成丘的，都是朕的过错。使百姓输送草料、挽运粮食，居家供应送行物资，加征许多没有定额的赋税，预先征收而使他们不得不借贷的，也是朕的过错。使百姓家中空无所有，田地最终荒芜，望见炊烟却无处投奔，对着寒风号哭而丧命的，也是朕的过错。使百姓日月之间屡报灾荒，旱灾和水灾接连到来，军队所到之处疫病成为祸害，上面干扰天地的和气，下面积聚家庭的怨恨的，也是朕的过错。至于任用大臣却使他们不守法，任用小臣却使他们不廉洁；言官首鼠两端，议论不能明辨；武将骄横怯懦，功劳不能奏报；全都是因为朕安抚驾驭失当，真诚感召还没有取得信任。朕半夜思考这些，局促惭惧，几乎无地自容。” 朕从今以后要痛切地加以警戒，深刻反省往日的过错，关键在于爱惜人才以培植元气，遵守旧有制度以平息烦扰喧嚣；施行不忍心伤害百姓的政令，以收揽人心；免除额外的科派，以减轻民力。至于获罪被废黜的诸臣，只要有公正忠诚正直、廉洁而有办事才干、还可以任用的，不论文臣武将，都由吏部、兵部认真核查后推举任用。民间的豪杰，有能收复一郡一邑的，授予官职并准许世袭，功劳等同于开拓疆土。即使是陷落地区被胁迫随从贼军的人，能够舍弃叛逆、归于正道，率领众人前来归顺的，准许赦免罪过并立功；能够擒获或斩杀闯王、献王的，仍然给予通侯的赏赐。唉！忠于君主、热爱国家，人人都有共同的心愿；洗雪耻辱、铲除凶恶，谁没有共同的愤恨？还望大家牢记祖宗深厚的恩泽，帮助成就平定天下的大功；思考并能够改正自己的过错，把这些话逐一告诉朕。” 吏部上奏说：“大寇即将擒获。”奉旨：陈子龙平定变乱有功可嘉，着授兵科给事中。此前东阳发生变乱，实际上是推许都为首领。许都向来任侠重义，远近的人都信服他；县令姚孙棐贪婪残暴，虐待百姓，借着筹备平乱的名义，蛮横地摊派士民缴纳银钱，并把数以万计的款项归罪于许都。许都实际上只是中等人家的财产，勉强缴纳了数百，自己请求告假减免，因此说了触犯县令的话。恰好有奸民冒充宦官名义招募兵员，这件事与许都毫无关系；事情败露后，县令却罗织罪名加在他身上，又摘取他所刻社稿中的姓名字样，说他结党谋反。适逢许都安葬母亲，宾客都聚集在一起，心怀意气的人互相煽动，于是愤而起兵，以诛杀贪官为名。百姓的怨恨已经很深，不到十天便聚集数万人，劫掠东阳、义乌、浦江三县。巡按左光先听到变乱后，立即调兵进剿；百姓各自据守寨堡抵抗，官兵大败。陈子龙当时任绍兴推官，朝廷命他监军。陈子龙认为许都并不是反叛者，只是被贪暴的县令激怒了。他命亲信带信前往晓谕许都，许都便率领同党十三人解除武装投降。陈子龙为他们请求命令宽免，左光先却没有详细查明，把他们全部斩杀，余党全都散去，浙江因而平定。陈子龙过去以文章闻名天下，南渡时任谏官，颇有声望；国家变乱后，他谋划举兵行大义，未能成功而死。把原任兵部尚书张国维从狱中释放出来，召到左门当面问对，命他以原官职督理浙江、直隶的兵饷。张国维接受命令后，正逢贼军的消息渐渐逼近，便星夜率领几名骑兵向南行进，得以没有赶上灾难。吏科马嘉植、韩如愈等人，也借催收银两等差遣之机，联辔向南而去；到了山东，韩如愈被刘泽清派兵在路上杀死。张国维本来是浙江人，在谏官任上时，能够不依附同乡乌程人的党羽；但也不故意表现得孤高怪异，所以乌程人容纳了他。他镇守抚治苏州、松江，历时七年，虽然没有大的功德，但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百姓颇为称颂他的政绩。到了担任中枢官职时，他的才能本来就不能胜任，何况又处在时局多艰、前人已经把事情败坏之后呢！当时科道官员交相上疏论列，有人说：“深深作揖、恭敬行礼，便成了职业。”这也是只略谈大事，却苛求细节。弘光年间，他再次任掌管军政的官职，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早早就请求辞官退身，人们说他的愚拙无人能及。南都覆亡后，他在钱塘筹划守城，最终能够竭尽力量、尽忠守节，以一死完成自己的事业。唉！这样也足以流传后世了。皇上在文华殿召见问对，问左都御史李邦华密奏中所说“辅臣知道却不敢说”，其中“试问之”这句话，是指询问什么事。辅臣陈演回答：是中允李明睿的奏疏以及少詹项煜关于迁都的议论。皇上立即翻阅查看，默然不语。蒋德璟上奏说：朝廷议论都认为太子应当前往南京监国。皇上没有回应。第二天，给事中光时亨立即上疏弹劾李明睿提出南迁是邪说。李明睿上疏申辩。皇上立即召见光时亨当面责问说：“同样是邪说，为什么只弹劾李明睿？明显是结党，暂且不追究。”光时亨说：“诸位大臣平日所说的是什么？如今国事到了这个地步，却没有一个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划的竟然是这样吗？”到三月初四日召对时，皇上又谕告阁臣说：“督辅李建泰有奏疏，劝朕南迁。国君应当死于社稷，朕将到哪里去！”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襄城伯李国祯，请求先奉太子到江南抚军。光时亨说：“奉太子前往南方，诸位大臣究竟想做什么？难道想要仿效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旧事吗？”范景文等人于是再也不敢说话。皇上又问守战的策略，众人默然无言。皇上叹息说：“朕不是亡国之君，诸臣却全都是亡国之臣。” 于是皇上拂袖起身。唉！迁都以图存，古人曾经有人这样做过。至于让太子抚军，虽然属于权宜之计，实际上是重要的策略；但迁都也岂是容易说做就做的事。当时贼军的锋芒已经蔓延到齐、鲁，南北之间音信中断，即使走出国都城门，难道就能一去而没有祸患吗？皇上的英明，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历次召对时，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彷徨慨叹。我听说皇上曾私下对首辅陈演说：“这件事要靠先生承担。”陈演默然不答。后来皇上又说过：“朕要做，先生却偏偏不肯做。”皇上的心意由此可知了。在这种时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果断地守住“君死社稷”的道义，才是正道。悲哉！“朕不是亡国之君，诸臣都是亡国之臣”这句话，真是千古以来最大的遗恨，难道只是遗民个人的悲痛吗！

译下诏册封各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唐通为定西伯，黄得功为靖南伯。刘泽清实际升一级；刘良佐、高杰、兵马科姜宣、孔希贵、黄蜚、葛汝芝、高第、许定国、王承允、刘芳名、李栖凤、曹友义、杜允登、赵光远、卜从吉、杨御蕃等，各升署理官职一级。各督抚也分别加升官职。开始征召吴三桂、王永吉率兵入京卫护。又召唐通、刘泽清入京。刘泽清奉命移驻彰德镇，却放纵士兵劫掠临清，向南逃去。唐通率八千人入京，在齐化门外扎营，入宫陛见。皇上对他慰劳备至，不久从内库拿出十万，命太监杜之秩监领他的军队。唐通十分傲慢，说皇上既把我当作大将，又让宦官节制我，这岂不是说我还不如一个奴才。随后上奏说兵少贼多，难以抵敌，应当前往居庸关设置险要等待；上完奏疏便立即出发，不等朝廷命令，到了居庸关后，随即倒戈投降贼军。命太监高起潜、杜勋等分别到天津、真保、宣府各镇监军。兵部说：“各处物力接济不上，而且事权纷杂，反而使各地督抚官员有了借口。”皇上没有听从。命令晋升魏藻德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南屯练，前往天津；命方岳贡兼任户部、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屯练，前往济宁。适逢有人说各官不能让他们出京，一旦出京就会暗中逃走，于是停止派遣。不久，陈演、蒋德璟相继请求告归，魏藻德便成为首辅。在罢免陈演的前一天，皇上对陈演说：“朕不想做的，先生偏要做；朕想做的，先生偏偏不肯做。”大概指的是南迁以及派遣两位辅臣等事情。贼军进犯大同，军民都想投降，皇帝命守城，却没有得到响应。总兵朱三乐自刎，巡抚卫景瑗、督理粮储的户部郎中徐有声、朱家仕也都随之死去。文学李若葵全家九人一起上吊，先题写道：“一门完节。”李自成进入大同后，几乎把代王府的宗室全部杀尽，留下伪将张天琳守城。张天琳杀戮残暴，后来阳和的军民与约镇城军民内外呼应，杀死了张天琳。贼军进犯保定时，督师李建泰已经患病，中军郭中杰用绳索从城上缒下，投降了贼军。贼军进入城中，李建泰被捕；御史金毓峒据守西门，贼军抓住他，把他带进三皇庙去见贼军统帅；金毓峒奋力挥拳，将贼军统帅打倒在地，随即跳入井中而死。他的妻子王氏上吊自尽。他的侄孙金振孙以武举身份在军中效力，登上城墙射击贼军，许多人应声中箭毙命；城池陷落后，众人解下他的戎衣，把金振孙藏起来，只给他穿上裲裆。他大声说：‘我是金御史的侄子！’贼军将他肢解。金毓峒的儿媳陈氏，年仅十八岁，与她的祖母张氏、母亲杨氏、嫂子常氏，一同投井。张氏怀中抱着一个孙子跳下去，身边的四名侍婢也一同跳下。当时是三月二十一日，而京城已经在三天前失守了。贼军攻陷阳和后，便长驱直入，向宣府进发。宣府的叛将白广恩写信给总兵姜瓖，约定投降；监视太监杜勋穿着绯袍，带着八名骑从到郊外迎接，军民聚集议论，喧嚣不安。巡抚朱之冯悬赏慰劳军队，号召守城，却没有一个人响应。他三次下令，众人都叩头说：‘愿意听从军民接受招降。’朱之冯独自巡视城防，看见大炮，说：‘你们试着发射它，可以杀死几百人；贼军即使杀了我，我也没有遗憾了。’众人没有回应他。朱之冯无奈，只好亲自起身点火，军民争相拉住他的手；朱之冯于是夺刀自刎而死。军民随即打开城门投降，乡绅罗彦自杀。当时京城以西的各郡县，听到风声便纷纷崩溃，将领和官吏有的逃走了。贼军发檄文送到京城，说：‘十八日到幽州，在会同馆交割。’京城大为震动。十六日，昌平州失陷。十七日，皇上正在殿上召见负责考选的各位大臣，询问如何充裕军饷、安抚百姓。回答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密封的奏报送入宫中，皇上看后脸色变了，立即起身进入内宫；各位大臣等候了很久，皇上下令全部退下，他们这才知道是昌平失守了。当夜，贼军从沙河直扑平则门，整夜焚烧抢掠，火光照亮天空。十八日早朝，皇上召见各位大臣，流着泪低头在御案上写下十二个字，给司礼监王之心看，随即又擦掉了。各位大臣正在朝班侍立，襄城伯李国桢骑一匹马驰到宫阙之下，汗水浸透了衣服，内臣呵斥阻止他。李国桢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君臣能够前来相见，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皇上召他入内，他奏报守城士兵不听命令，鞭打一人，才有一人起身，随后又照旧躺下。皇上于是命令内臣全部前往守城。十九日早晨下起大雨，雨停了两次，贼军攻城的炮声连续不断。皇上驾临南宫，登上万岁山，望见烽火不断，徘徊了很长时间，回到干清宫，用朱笔写书面谕令给内阁，命成国公提督内外诸军事，辅佐东宫。此时各位阁臣已经出宫，内臣把谕令放在几案上便离开了。皇上进入中宫，看到皇后已经上吊身亡，随后仍回到南宫，登上万岁山的寿皇亭，自缢而死。寿皇亭刚刚建成，是检阅操练的地方。太监王之心在旁边对着上吊自尽；各位文武大臣中跟随皇上死难的，从阁臣范景文以下共有二十多人，另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