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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崇陵传信录》　清　恽毓鼎 恽毓鼎曾任光绪帝起居注官十九年。他在书中说，自己感念皇帝天资英明，想奋发有为，却一生遭遇困厄，最终损伤天年，后人又多有误解。因此在宣统三年，他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记录成这部书，流传后世，以告慰先帝。自从忌讳排比的写法盛行，而国史又是官修史书以来，朝廷内外流传的见闻，其遗闻轶事有时会见于野史。虽然其中或许有因私人恩怨而产生的爱憎，也有因党派议论而形成的是非，但朝局的真相也颇有保存。毓鼎侍奉先帝十九年，侍从于螭头，主管阑台，所任都是史职。《起居注》名为《记言动第录》，按日记录谕旨，并以《懋勤殿内记注》附益其中。史馆撰写本纪，以《实录》为依据，只是稍稍改变体例；大臣列传则缀辑邸抄和公文，不能有所采访，也不能申述自己的意见，大概太史公、南史氏、董狐那种秉笔直书的风气已经完全衰落了。回想先帝统治天下，时间并不算短；幼年时受到扶持，长大后却受到禁制，最终损伤天年，既没有母子亲情，也没有夫妇、兄弟之间的爱，更没有臣下侍从陪伴宴游、享受闲暇安乐的乐趣；即使是太平时代普通百姓的幸福，也有超过身居至尊一人的地方。毓鼎侍奉在皇帝身边，既亲近又长久，只见皇帝面容忧戚，常常像是不快乐，从未有一天舒展容颜、放松气息。先帝去世后半个月，冲龄君主乘法驾，登上正殿，举行即位礼。毓鼎在御座前随班侍立，默默想到先帝一生的遭遇和困厄，心酸鼻塞，想忍住眼泪，却禁不住泪水涔涔流满面颊。后人考察光绪一朝的事情，所能看到的不过是懿旨、上谕和奏疏罢了。他们只知道先帝是一个多病而柔弱怯懦的君主，哪里知道他天资英明、豁达大度，奋发而想有所作为，身处万难交集之时，故意暂时隐忍收敛，以求保全自己，其中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呢！监国醇亲王凭借与皇帝河间王、东平王般的亲近关系，身居明堂负扆的重任，我私下认为，他继承先帝的志向、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为先帝吐一口气，正是时候。两年时间转眼过去，东海的逃臣多次联名举荐他，却没有召用；西市的沉冤，遗孤上言申诉，也没有得到昭雪，毓鼎知道他并无意于先帝了。于是他开始反袖蘸墨，汇集十九年来的所见所闻，编成这部记录。这里没有私人恩怨，也没有党派议论，可以向先帝禀告，并让鬼神作证。把它锁在箱笥中，传给子孙；将来陵谷变迁，如果打开这部史书，三十四年的朝局，或许总有一天能够大白于天下吧？至于《赤凤之谣》《杨华之歌》这类怨恨之言流传开来，几乎被当成事实，关于宫廷的隐秘之事，姑且缺略不记。宣统三年辛亥四月，湖滨旧史恽毓鼎。德宗景皇帝是宣宗的孙子、醇贤亲王的长子，母亲是叶赫那拉氏，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宣武门内西太平街醇王府的槐阴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穆宗驾崩，皇位继承人尚未确定，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在宫中决定立嗣，于初六日夜半备法驾迎接皇帝入宫，承继大统。当时皇帝年仅四岁，初七日才开始发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因为每年七月初一日正值孟秋时享太庙，需要斋戒三日，而二十八日是斋戒期，于是把皇帝的圣诞节提前到六月二十六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举行大婚，皇后为叶赫那拉氏，是满洲桂祥的长女，也是孝钦显皇后的内侄女。又纳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册封为珍嫔、瑾嫔。皇帝从此开始亲自裁决国家大政。皇帝读书的地方是毓庆宫，常熟翁同龢、寿州孙家鼐、仁和夏同善、孙诒经先后担任师傅，以松溎担任满文教习。按照旧例，教授清文的人不称师傅，礼体也较低。夏公外任学政，死于任所；仁和孙公因违背圣旨被逐出书房；翁相国因获罪离职；只有孙相国始终受到恩礼优待。惠陵上仙，实际上是因为患痘疮，外间传说是花柳毒，并不是事实。甲戌十二月初四日，痘疮已经结痂，宫中按照旧例祭谢痘神娘娘，张设幡盖，备办香花鼓乐，把这些送到大清门外。这天太医院判李德立入宫请脉，已经报告皇帝大安，两宫太后还答应给他厚赏。半夜忽然传急诏催促他入宫诊治，他踉跄赶到干清宫，只见皇帝脸色大变，痘疮溃陷，气味非常恶臭。德立大吃一惊，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救，却不明白其中原因。不久就传出皇帝驾崩的消息。后来才有人把这件事泄露出来。孝哲毅皇后是郎崇绮的女儿，聪明明慧，深得皇帝心意，却不受姑母慈禧太后喜欢，慈禧待她十分苛刻虐待。初四日，不知因为什么事，她又受到斥责。皇后到干清宫探视皇帝的病情，哭着诉说自己的冤屈和痛苦。皇帝住在宫中的暖阁里，房屋深邃而寒冷，中间用帷幕隔开。慈禧察觉皇后去了皇帝那里，便偷偷跟随。宫监将要进去通报，慈禧摇手命他不要出声，脱去鞋袜走进去，伏在帷幕外偷听，正好听见皇后的话。皇帝安慰她说：“你暂且忍耐，终究会有出头之日。”慈禧大怒，揭开帷幕进去，揪着皇后的头发把她拖出来，一边走一边痛打她，并传令内廷准备大杖。皇帝又惊又悲，跌倒在地，昏迷了好一会儿才苏醒，痘疮于是发生变化。慈禧听说皇帝病势加重，才释放皇后，却诬称是皇后房事不谨慎，导致皇帝的病情突然危急。德宗即位后，给她上徽号为“嘉顺皇后”。皇后悲伤郁闷，不想活下去，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吞金自尽，以身殉夫。崇绮侍郎也因此违忤圣旨，被闲置废弃二十多年。

译光绪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后去世时，慈禧病得非常重，而慈安一直健康无恙。死讯传出，百官都以为去世的是西太后。随后得知是东太后去世，才大为惊诧。当时两位太后分居东西宫，所以分别称为东太后、西太后，宫中则称“东佛爷”“西佛爷”。相传两位太后有一天在听政之余偶然谈起咸丰末年的旧事，慈安忽然对慈禧说：“我有一件事，想了很久要告诉妹妹。现在请妹妹看一件东西。”她从箱子里取出一卷纸，原来是显庙亲笔手敕，大意说：按照祖制，叶赫氏不能成为皇后；如今既然生了皇子，将来母亲会因儿子显贵，自然不能不尊为太后，只是朕实在不能深信她这个人。今后如果能够安分守法也就罢了，否则你可以拿出这份诏书，命廷臣传达遗命，将她除掉。慈安拿给慈禧看，并且笑着说：“我们姐妹相处这么久，一直没有嫌隙，何必留下这份诏书呢？”说完立即取火烧掉。慈禧脸色发红，虽然出言道谢，心里却闷闷不乐，随后告辞离去。十一日，慈安闲立在庭院中，倚着鱼缸赏玩金鱼。西宫太监捧着盒子来，跪下禀报说：“外舍刚进贡了克食（满洲语，类似牛奶饼之类的食物），西佛爷吃了觉得很好，不肯独自享用，特意分送给东佛爷。” 慈安很高兴，打开盒子，拿起一块饼当着使者的面尝了尝，以表示感激之意。随即传召太医，说东圣突然患了痰症。太医还没有入宫，慈安就已经驾崩了。慈安沉默寡言，少有笑容，遵守家法，通晓大体。同治初年，平定海内的大计由慈安在上主持，恭忠亲王和文相国在下辅佐，因而成就了中兴之功。慈禧一向严肃而畏惧她。辛巳以后，营造土木、游乐宴饮的风气开始盛行。（有人传说，咸丰时大学士肃顺曾秘密上疏，请文宗仿效钩弋夫人的旧事，以便让孝钦太后听政；慈安、慈禧首先除掉肃顺，又搜集他跋扈的罪状，终于构成此案。） 德宗既已亲自处理国家政务，便有意实行崇尚文治的政治。元和陆相国当时在南斋，皇帝对他说：“《天禄琳琅》初集的书，过去收藏在颐和园，庚申年毁于兵火。第二集的各部书，听说还在宫中，你可以到宫中的藏书处试着查找。”陆相国前往查找，书虽然很多，却都与第二集目录不相合。他回来复命，皇帝沉吟了很久说：“昭德殿还有几间屋子的书，恐怕就是那些。”昭德殿是宫中最后面的一座殿。常熟翁师傅正在旁边，便向皇帝请求，愿意和陆润庠一同前往。殿门锁闭已久，积尘有几寸厚，根本无从下手。两人共同拿出十两银子，给守殿太监作为打扫费用。第二天再去，发现宋、元、明的刻本很多，还有精美的抄本；但拿第二集目录来核对，仍然不是。一个熟悉此事的旧太监说，他听前辈讲过，这大概是嘉庆初年想编纂《天禄琳琅》第三集却没有实行的书。翁、陆于是挑选其中最精美的几种呈上，放在玉案上供皇帝阅览。（其中有一部乾隆朝翰苑分书的袖珍本《昭明文选》，都是词臣中善于书法的人所写。第一册首页有纯皇帝的御容。据说德宗把这部书放在案头，时常展开观看；到颐和园驻跸时，也带在身边随时阅览。） 癸巳、甲午年间，皇帝逐渐听惯了翁师傅的讲说，也颇为研究碑版目录之学，翁师傅还时常把新近刊行的版本进呈。至今还记得甲午五月初，毓鼎因为参加翰林、詹事考试，由编修升任赞善，奉召觐见。皇帝首先问翰林院收藏的书籍以及《永乐大典》现存多少册，又问近来有没有新发现的金石，告谕毓鼎在家应当多读书，不可专门学习诗赋；由此足以看出皇帝的圣学。（明代编修《永乐大典》共有两部，一部放在干清宫，一部赐给翰林院。明朝灭亡后，宫中那一部是否还存在已不得而知。收藏在翰林院的那一部有一万二千余册，清朝初年开设《四库》馆时，馆臣从《永乐大典》所收录的内容中搜集辑录了许多散佚书籍，此后又逐渐有所亡失。毓鼎刚进入词馆时，还看见有八千余册。光绪庚子年，军队攻打使馆，翰林院后墙正好与英国使馆相邻，也毁于大火，《永乐大典》散落到英国使馆，烧毁和遗失的超过一半。院中所存只剩八百余册。最后由翰林院移送学部时，就只剩几十册了。金题玉笈散落在爱好古籍的人家中。这部光辉巨著，再也没有人能够看到它的完整面貌。这也是书林中的一大掌故。壬寅年听说广肆有十余册《永乐大典》出售，每册价格三十两、二十两不等。毓鼎急忙设法搜求，但已经被动作快的人买走了，直到今天想起来仍然耿耿于怀。皇帝小时候害怕雷声，即使在书房里，也一定会扑到翁师傅怀中。大婚以后一直没有皇嗣，有人说他有隐疾；宫中的事情秘而不宣，没有人知道详细情形。他身体健壮结实，三十四年没有生过病，从未有一天停止上朝；郊庙的大祀一定亲自参加，即使遇到大风雪，也没有丝毫懈怠的神色，步伐稳健而迅速。随从的大臣们常常要快步奔走才能跟上。皇帝性情宽厚，侍臣偶尔失仪，也不追究。按照旧例，廷试贡士时，阅卷大臣拟定前十名试卷，进呈皇帝等待钦定，然后拆开弥封，公布姓名，通常都依照拟定的名次，很少改动。乙未年殿试，皇帝想到国家局势多艰，想选拔有气节、有见识的人加以任用。四川骆成骧名列第十，皇帝看到他的试卷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两句话，非常赞赏，便把他提升为第一名。皇帝亲政以后，把颐和园作为奉养皇太后的地方，隔一天去请安一次；每天的章疏，皇帝阅览后都封好送到园中。丁酉年，毓鼎在附片中弹劾姓牛的太监在外面招权纳贿，请求严惩，以符合祖制。这个姓牛的，是颐和园中亲近慈禧的一个小太监。皇帝对翁师傅说：“如果这份附片被太后看到，言官将遭遇不可测的灾祸，朕应当保全他。”于是撤去附片，只把正式奏折送到园中。翁师傅后来对毓鼎说起这件事，感激皇帝的仁慈，甚至流下眼泪。

译当时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也颇有通过内廷钻营求进的人。玉昆是木厂商人，因为出资帮助园林工程，得以授为道员，忽然又被授为四川盐茶道。召见那天，皇帝看见他举止粗鄙，心里厌恶，便问他是否读过书。玉昆回答说读过《百家姓》和《大学》。皇帝给他一支笔，命他书写履历；过了很久，他只会写成“玉昆”两个字。皇帝大怒，斥责他出去，当天就把他罢免了。有一天，苏松太道出现空缺，枢臣列出名单请求皇帝简选。上海道兼管海关，是天下最肥沃的职位，皇帝命令授给鲁伯阳，并且说明：“这是李鸿章保举的人。”枢臣听到命令后面面相觑，惊愕不已，翻遍旧档案，才找到这个人。他曾因微小功劳列入保举案，是李鸿章上奏保举的。此前鲁伯阳以道员身份在金陵候补，制府和司道官都轻视他，鲁伯阳很不平，于是用大笔金钱输送给权贵，期望一定得到这个空缺。事情已经说定后，他得意洋洋，预先向同僚夸耀，众人都讥笑他是在妄想。任命下达后果然如此，制府刘坤一大为惊诧。后来上奏改任常镇通海道，不久又弹劾降为通判。那些通过请托谒见、让自己的话得以传入皇帝耳中的人，无不拿“人才可以任用”来欺骗皇帝；等到皇帝察觉其人不称职，立即斥退，丝毫不替自己先前的判断掩饰。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哪里值得成为圣明之主的累赘呢？甲午年辽东战败，皇帝愤恨外患日益逼近，国家形势危急，迫切想改革各项政务，使国家富强。他环顾枢辅大臣，个个庸碌怯懦、因循苟安，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大事，也没有一个人值得与之谋划天下大计。南海康有为在甲午年公车上书，两次递交奏章，皇帝本来就已经注意到他。戊戌年四月，常熟被罢免离职，朝局逐渐发生变化，张阁学百熙、徐学士致靖先后上疏推荐康有为。皇帝召见康有为，他以日本改制维新的主张进言，皇帝十分高兴。当时二品以上大员的升降，都必须到颐和园请示太后，皇帝不能自行决定，所以康有为只能以工部主事身份在总理事务衙门任职。他的门人举人梁启超，也只能在译书局任职，而枢辅、阁部大臣本来没有能力把他们调走。当时广泛开放言路，平民也可以用密封奏章陈述政事。礼部主事王照上疏陈述四件事，请求皇帝游历东西洋各国。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压制此事，不肯代为进奏，堂官与司官相互争吵。事情传到朝廷，皇帝正想借此罢黜一两个守旧大臣，以树立威势并影响众人，听说后大怒，特地下诏革去礼部六堂官的职务，破格提拔少詹事王锡蕃、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署理左右侍郎。满朝官员都知道皇帝的意图所在，便望风而倒。怀塔布的妻子一向陪侍太后在颐和园宴饮游乐，便哭诉于太后，说皇帝将要把满人全部除掉；太后本来就不赞成皇帝的作为。恰逢皇帝特别提拔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参与军机事务，专门办理新政，当时称他们为“四贵”，枢辅大臣都对他们侧目而视。谭嗣同、杨锐对皇帝受制于人感到愤慨，说了不少不平之语。皇帝亲自下诏回答他们，大意是说：顽固守旧的大臣，朕本来就没有办法；但你们应当在其中加以调和，使国家能够富强。大臣们对朕掣肘太甚，而朕又不能在上面失去慈母的意旨，否则朕的帝位尚且保不住，还谈什么国家呢？（这道诏书在宣统元年由杨锐的儿子缴呈监国，命令交给实录馆。）于是流言逐渐传来，西朝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摩出太后的意图，暗中与庆亲王奕劻谋划，秘密上疏报告政变，请求太后再次临朝。太后把密疏装在袖中交给奕劻，由他转送颐和园。八月初四日黎明，皇帝到宫门请安时，太后已经从间道进入西直门，皇帝仓促驾车返回。太后径直到了皇帝寝宫，搜取全部章疏，带走了。她召见皇帝，愤怒地责问：“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信小人的话来谋害我吗？” 皇帝战战兢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很久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太后唾斥他说：“傻孩子，今天没有我，明天哪里还会有你呢！”于是传下懿旨，以皇帝患病不能处理政务为借口，临朝训政，把皇帝所推行的一切改革全都恢复原状。（政变的各个细节，凡是已经见于官修史书和外间记载的，一概略去，因为本书不是记载政变的史书。）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及康广仁之死，实际是御史黄桂鋆催促促成的，他上疏说这些人的罪状已经明确，可以不必审讯。有人说，黄桂鋆是害怕在对质审讯时牵连到皇帝。于是士大夫畏惧新政如同畏惧老虎，谈到新政便为之变色。八月以前由内外官员保举的人才，不能不入京；到达的人仍然被召见，但召见后全都报称罢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皇帝坐在中间，太后在他身后用纱幕遮蔽，孝贞、孝钦分坐左右、面对皇帝。孝贞去世后，只剩孝钦一人坐在皇帝身后。到了戊戌训政时，太后与皇帝并坐，仿佛两个君主一样。群臣奏对时，皇帝默默不说话；有时太后用手肘碰皇帝，让他说话，也不过只说一两句。后来把皇帝迁到南海瀛台，三面都是水；隆冬时湖水结成坚冰，传闻皇帝常带着一个小太监踩冰出来，却被守门人阻拦，于是才有传说命工匠凿冰的事。皇帝常到一个太监的房间里，那里有几本书，他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国演义》。读了几行便扔掉，长叹说：“朕连汉献帝都不如啊！” 己亥年十月，毓鼎从江南回京办理销假，当天在仪鸾殿被召见。太后偶然谈到豫省奏报雹灾的事情，却忘了县名，回头问皇帝：“你记得是哪里吗？”皇帝立即回答：“巩县。”当时，马家埠到永定门一带刚新设电车，太后问起这件事，又回头问皇帝：“这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皇帝回答：“德国使臣海靖。”太后于是感叹：即使是一份按惯例上报灾情的奏折，几年前兴办的工程，皇帝尚且能够这样留心而不忘。常熟被罢相是在四月二十七日，正是他的生日；天还没亮，他仍然入朝，却始终没有得到消息。皇帝年幼时学习经典，亲近依随翁师傅，有时抚弄他的胡须，有时把手伸进他的怀里抚摸他的乳房，因此常熟在书房任职二十五年，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常熟常常请假回虞山祭扫祖墓，皇帝一向很不愿意他离开，不得已才允许他请一个月的假。临行辞别那天，皇帝坚持同他约定说：“下个月的今天，朕和师傅还要在这里相见。”此前，钱塘人汪侍郎鸣銮奏对符合皇帝的心意，曾多次被召见，有所陈奏，太后听说后很厌恶他。忽然传下懿旨，说他的行迹近于离间，剥夺汪鸣銮的官职。因此太后尤其忌恨翁师傅，突然用朱笔将他逐出，大概是不想让他留在皇帝身边。八月政变后，他又因举荐康有为获罪，被下诏发往外地编管。这年四月二十四日，新进士传胪时，状元是贵州人夏同龢，恰好与常熟同名；不到三天，常熟就被罢相，也是一件奇异的事。

译懋勤殿在干清宫西廊，有五间房屋，是历代皇帝闲居时思考典章制度的地方。咸丰中叶，何秋涛任福建主事，因为进呈《朔方备乘》（原名《北徼汇编》，文宗赐予今名），奉诏在懋勤殿行走。同治以后，懋勤殿长期闲置，只有南书房的诸位大臣有时到这里应制撰写文章，因为它与南书房相邻。戊戌年六月，皇帝有意恢复古代宾师相待的礼制，打算重新启用懋勤殿，选康有为、梁启超、黄绍箕等八人作为待制之臣，召来闲居相见并赐座，讨论政事。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说这是两千年来未有的盛举，最终还没来得及启用懋勤殿就停止了。八月以后，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说将要发生桐宫之举。每天制作脉案和药方，传给各衙门看，人心惊恐不安。于是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发电报给西朝，请求保护皇帝。朝廷虽然下了严旨，命令各处悬赏缉捕经元善，但这场非常的谋划最终还是停止了。第二年己亥，皇帝已经三十九岁。当时承恩公崇绮长期废居在私人住宅中，大学士徐桐对掌握政权的地位极为觊觎。尚书启秀在军机处同徐桐关系非常融洽，都想邀取拥立皇帝的功劳。可是大学士荣禄位居次辅，虽然在亲王之下，却最受孝钦太后亲信，所说的话没有不被听从的，实际大权归于他。崇绮、徐桐、启秀三人日夜秘密谋划，约定到荣禄府上，拿伊尹、霍光的事例劝说他。崇绮、徐桐秘密写好奏疏草稿，想让荣禄署名，一同奏报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秀退朝后，先到荣禄那里表达两位的意思。荣禄大吃一惊，假装对他们的话不置可否，催促启秀离开，并借口门卫不许接纳客人。崇绮、徐桐二人到了，门卫便推辞不让他们进去。第二天退朝后，荣禄请求单独觐见，问太后：“传闻将有废立皇帝的事情，是真的吗？”太后说：“事情将要暴露了，该怎么办？”荣禄说：“没有关系。皇帝年纪已经不小了，又没有皇子，不如选择宗室近支的儿子立为大阿哥，作为皇帝的嗣子，同时兼祧穆宗，在宫中抚养他；这样，等他继承大统，这次举动就有名分了。” 太后沉思了很久，说：“你说得对。”于是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和上书房的臣员，以及翰林院、各部院尚书到仪鸾殿，宫廷上下惊传将要废立皇帝。内廷苏拉甚至公开说道：“今天要换皇上了。”等诏书下达后，才知道是立溥儁为大阿哥。康熙末年，诸皇子暗中谋划争夺皇位继承权，理密亲王两次被立、两次被废，诸皇子各自培植党羽，互相倾轧，圣祖因此忧愤而死。泰陵中的世宗凭借智谋和权术登上大宝，鉴于以前的教训，于是下达永不设立皇太子的谕旨，臣下如有请求立储的立即斩首。晚年时，把嗣皇帝的名字封存在金盒中，藏在正大光明匾额上方；临终时靠着几案留下遗命，才打开锁，传下遗诏立他为皇帝，此后成为家法。穆宗去世时，没有立嗣子，而是立其弟为帝。光绪戊寅年，惠陵奉安时，吏部主事吴可读在陵墓旁上疏说：将来如果今上有皇子，应当作为穆宗的后嗣。奏疏草成后，他就仰药自尽。懿旨下达给廷臣，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大礼议”，并且给予吴可读抚恤和赠官。德宗的皇位继承人长期空缺，到这时才立大阿哥，并兼祧穆宗，以符合先前的议论。溥儁是宣庙的曾孙、惇慎亲王的孙子，父亲是端郡王载漪。当时，恭亲王溥伟、贝子溥伦按宗室辈次都可以当选。但载漪平日里得到太后的欢心，所以立了他的儿子；溥儁当时已经十五岁，入住阿哥所（在景远门外，就是青宫）。开设弘德殿，西苑则设在万善殿。命崇绮充任师傅，召陕西陕安道高庆恩入京，与翰林院侍读宝丰、崇寿一起担任授读，命徐桐照料弘德殿。大阿哥一向不喜欢读书，只喜欢两条狗，第二天就宣召把狗索取入宫，有见识的人早已因此担心他不能善终。徐桐丞相这天正好考核八旗官学，突然命题让他主持祭祀，并说：“让他主持事务，事务就能治理；让百姓享受百神的恩泽，百姓就会安定。”题目大概暗中含有推戴大阿哥之意。义和拳是邪教，属于八卦教、白莲教的支流后裔，劳玉初京卿考证得最为详细。不过，朝廷之所以信任它，原本另有用意。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之内始终没有稍稍放弃，只是忌惮东西两方邻国的责难，不敢仓促实行。载漪又急于让他的儿子取得帝位，如果不借助武力威慑各国使臣，确实很难达到目的。恰好义和拳兴起，谎称能够躲避火器，以仇视教会为名，载漪等人于是利用它，酿成大祸。所以廷臣据理力争，说邪术不值得相信，不可以开启战端，这些全都是隔靴搔痒的空谈。甲午年军队战败，戊戌年变法，己亥年立储，庚子年义和团，名义上是四件事，实际上前后贯通、相互诱发；必须了解这一点，之后才能评论这十年的朝局。

译京师演练义和拳，开始于三月间；不到一个月，势力就逐渐强盛，涞水知县治死并弹压武官杨福同。朝廷虽然多次严厉下谕，命令逮捕惩办，又命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涿州，名义上是宣读旨意解散义和拳，实际上是暗中察看其势力。赵舒翘见到的都是市井无赖、乞丐和穷民，实在没有什么可用之处；回京后揣摩太后的意向，没有据实回答。五月十五日，义和拳在马家埠杀害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天天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牵连无辜。二十日，又放火焚烧正阳门以西，火势烧到城楼，二百年的精华一日之间化为灰烬。当时使馆街西面的士兵披甲实弹，严密守卫东西街口，如同面临大敌。午时忽然传旨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到仪鸾殿东室觐见，约有一百多人，屋内跪满了人，后到的只能跪在门槛外。殿门朝南，皇帝和太后背对窗户朝北坐着；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书翘跪在御案旁，从南到北排列，像雁行一样，群臣都面向南方。军机大臣刚毅当时出京查看义和拳民，尚未回来。众人跪下行过一叩礼后，皇帝首先严厉斥责群臣不能弹压乱民，神色十分严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面，和毓鼎相邻，悄悄对毓鼎说：“我刚才在提督董福祥那里，听董福祥亲口说，他可以把义和拳匪赶到城外去。”毓鼎催促他把这件事奏报上去。刘永亨跪着向前挪动，奏道：“臣刚才见到董福祥，想请求皇上降旨，让他驱逐乱民。”话刚说到一半，端王载漪伸出大拇指，大声喊道：“好！这正是失去人心的第一种办法。”刘永亨受到震慑，不能把话说完。太后默不作声。太常卿袁昶在门槛外高声喊道：“臣袁昶有话要奏！”皇帝让他进来，他便详细说明义和拳实际上是乱民，绝对不能依靠。即使真有邪术，自古至今，也绝没有依靠这种东西成事的道理。太后反驳他说：“法术不值得依靠，难道人心也不值得依靠吗？如今中国积弱已经到了极点，所能依靠的只是人心。如果连人心也失去了，还凭什么立国？”太后又说：“如今京城动乱，洋人有调兵的说法，将要怎样处理？你们有什么见识，都按照自己的看法尽快奏报！”群臣纷纷回答，有的说应当围剿，有的说应当安抚，有的说应当赶快阻止洋兵，有的说应当调兵保护。于是当面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同时安抚乱民，设法解散他们。于是太后挥手让群臣出去。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看出太后仍然偏袒义和拳，认为当天的讨论没有抓住要点，动乱也不会停止，于是走得稍慢一些，留下来再次跪下说：“臣等还有话要说。”张亨嘉竭力说明义和拳应当剿灭，只要诛杀几个人，大事就可以平定。张亨嘉是福建人，说话带有许多乡音，又因为情绪急迫，有些话听不清。朱祖谋说：“皇太后相信乱民，要同西洋各国为敌，却不知道打算依靠谁来办成这件大事？”太后说：“我依靠董福祥。”朱祖谋脱口回答：“董福祥首先就不值得依靠。”太后大怒，脸色变了，厉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臣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道：“你说福祥不值得依靠，那你推荐谁来？”朱祖谋突然无法回答。毓鼎立即接话说：“山东巡抚袁世凯忠诚勇敢，有胆识，可以调入京城镇压乱民。”曾广汉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可以。”军机大臣荣禄在旁边回答：“刘坤一太远了，袁世凯将会调来。”毓鼎又说：“听说銮舆有向西巡幸的说法，京城是根本重地，一旦皇帝起步离开，天下就会动摇。” 太后极力辩解说根本没有这种说法，四位大臣于是起身离开。朱祖谋出去时，太后仍然怒目相送。二十一日未时，又传下紧急诏令召见。申时在仪鸾殿召对。皇帝先责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徐用仪上奏辩解，声音细小听不清，只听见皇帝厉声拍案说：“你这样搪塞，难道就可以把事情了结吗？”太后随即宣谕说：“刚刚收到洋人的照会，共有四条：第一，指定一个地方，命令中国皇帝居住；第二，代替中国收取各省钱粮；第三，代替中国掌握天下兵权。今天的衅端是他们挑起的，国家灭亡已经迫在眉睫。如果竟然拱手让给他们，我死后没有脸面去见历代圣主。既然都是灭亡，不如打一仗而亡，难道不是更好吗？”群臣都叩头说：“臣等愿意拼死效力！”有人流下了眼泪。只是既然说照会有四条，所述却只有三条，退朝后，便询问荣禄丞相，才知道其中一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忌讳谈及此事。当时载漪和侍郎溥良竭力主张开战，说得尤其激昂。太后又高声宣谕：“今天的事情，各位大臣都听见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宣布开战。但事情还很难预料，如果开战以后，江山社稷仍然不能保全，各位今天都在这里，应当知道我的苦心，不要把罪责归到我一个人身上，说是皇太后葬送了祖宗三百年的天下。” 群臣再次叩首说：“臣等同心报国！”太后的口头宣谕一会儿称“诸大臣”，一会儿称“诸公”，群臣都受到震动。于是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前往使馆，说明利害关系；如果他们一定要挑起事端，就可以立即降下旗帜回国。立山以自己不是总理衙门官员为由推辞，皇帝说：“去年各国使臣瞻仰颐和园，不是由你负责接待的吗？今天事情紧急，你竟然害怕困难吗？”太后怒道：“你敢去，就本来应该去；你不敢去，也必须去！”三人先出去后，皇帝随即谕令荣禄让武卫军准备战守，又说：“徐用仪等人深入险地，可以派兵在远处保护他们。”群臣退下后，聚集在瀛秀门外，拿各国照会的事情询问译署诸公，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的。有人怀疑是北洋督臣裕禄确实传来的，但其实也不是。后来才知道，二十日夜三更，江苏粮道罗某派儿子敲荣禄丞相的门，说：“有机密事情，情况紧急！”见到荣禄后，便把四条照会递上去。荣禄绕着屋子走，整夜彷徨，黎明时仓促进宫奏报。太后又悲痛又愤怒，于是开启了战争。其实是某位官员轻信了不知何人的话，各国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二十五日的宣战诏书没有提到这件事。

译二十二日申时，又传召入见，商议和战问题，过了一会儿就退下了。二十三日未时，再次在仪鸾殿召见，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人前往通知各国使臣，限二十四小时内离开京城，并派兵护送。皇帝一向不愿轻易挑起事端，拉住许景澄的手说：“再妥善商量一下。”太后斥责说：“皇帝放手，不要耽误事情！”侍郎联元劝谏说：“法兰西是传教国家，事端也是由法兰西首先挑起的。即使开战，也只能仇视法兰西，绝没有同十一个国家结怨的道理。如果真这样做，国家就危险了！”他说着流下眼泪，额头上的汗珠像珠子一样。听说还有人同他争辩。随即派载润等人特别加强宫墙防卫，以防不测。赏赐内膳房饭食，不必退班。群臣都退下后，随即传谕二十四日辰时再入见。第二天早晨，群臣都聚集在瀛秀门外，使臣前来递交照会，要求庆亲王、端亲王前往商议。朝廷召庆、端二王和军机大臣先入见，刚毅正好回朝，也被召入。两位亲王很快出来，命译署回复使臣：有话只管写在书面上送来，两位亲王不能前往。不一会儿军机大臣也退下，传旨让所有人退下（宫内称召见结束为“叫起”）。大概是开战的决定已经作出，不再有事情需要征询商议了。这就是庚子年御前四次大会议。事情刚开始时，朝廷的谋划大概早已预先决定，只是借满朝廷臣集体议论，一方面作为旁证，另一方面也准备好日后分担罪责。起初是端王主张这样做，西太后听从了他。后来形势逐渐激烈，即使西太后也没有办法了。像立山这样亲近的人，眼看着他们被一并处死，也没有能力阻止。宣战那天，本来已经预料到日后必然会归于议和；【“和ｍ使馆朝夷”疑为原文讹误，无法确译】使馆早晨被夷平，皇位晚上就会更替。大事一旦办成，狂风怪雨转眼即逝，日月星辰又重新明亮；即使割让土地来赎回先前的过错，也不会顾惜，只是想侥幸取得一次胜利却不可能，这是天意。六月，召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负责统领义和团，褒称义和团人为义民，每月赏赐太仓粮食，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发放粮米。义和拳民更加肆意妄为，头缠红帕，腰佩单刀，游行街市，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一纸文书就可以打开内城城门，王公府第都设立坛场，势力极其张扬。他们抓捕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囚禁在庄亲王府三天，送入刑部监狱；又杀害编修刘可毅。京城任职的官员纷纷向南逃走，曹部空无一人。武卫军大肆抢掠东城，进入东单门楼头条胡同寿州相国的宅第，把财物抢劫一空。相国穿着短衣被人抬出，住进安徽会馆。侍郎陈学棻上朝回来，马受惊奔跑，甘军向他开枪，子弹穿过车厢，车夫当场毙命。荣禄丞相派材官拿着令箭前去弹压，士兵用枪指着他，他跳跃躲过才得以逃脱。使馆都在东交民巷，南面逼近城坛，北面临着长安街；武卫军、甘军包围进攻，最终却不能攻克。有人说荣禄实际上在暗中保护使馆，轰隆作响的都是空炮，而且暗中送去粮米瓜果，为日后议和留下余地。天主教堂在西安门内的西什库，刚毅丞相曾经督兵进攻，也不能攻破。义和拳实际上不敢上前，只是喧闹叫嚣罢了。义和拳匪没有达到目的，又无法向后方交代，于是喧闹着走出永定门。乡民正好赶集，义和拳匪便抓来七十多人，把他们全都捆绑带走，假意给他们穿上戏子服装，给儿童戴上戏帽、穿上戏服、拿上玩具，指称他们是白莲教徒，送到刑部关押了一夜，还没有审讯取供，就在西市将他们全部斩首。其中有一个姓宁的妇女，也被牵连在内，和其他人一起被杀，她的孩子还抱在怀里。当天风沙阴霾，天色昏暗，目睹此事的人都感到冤屈悲痛。毓鼎上疏极力争辩，说谋反作乱应当有证据；瘦弱的老人和妇女不是谋乱之人，戏服和玩具也不是谋乱之物；而且不分首犯和从犯、不分男女，更不符合我皇上如上天一样爱惜生命的仁德，应当命令刑部详细审理，分别情形上报。奏疏送入时，案件已经办完。当时赵舒翘主管刑部，尚未审问囚犯，就仓促罗织罪名，附会成案，司法机关已经失职。二十日，户部尚书立山被下狱。起初，立山宠幸西城口袋底的一名妓女，庄亲王载勋争夺她却未能得到。立山长期掌管内务府，家产富厚，载勋向他借过巨额钱财，也未能如愿，积下怨恨，于是诬奏立山家中有地道通往西什库，暗中为洋人接应，所以教堂久攻不下。载勋假传诏令，带着拳匪到酒醋局宅第中大肆搜查，一无所获，便把立山囚禁起来。诏文荒诞鄙俗，官府文书中没有记载，特意抄录保存下来，作为这道诏令并非出自宫廷的证据。诏文说：“钦命义和团王大臣奉懿旨：听说户部尚书立山藏匿洋人，行踪诡秘，着令该大臣查明办理。该大臣到这位尚书家中搜查，并没有发现洋人，于是把该尚书拿到坛中，焚香拜表，神灵立即降临坛中，斥责他沟通洋人、行踪诡秘。该尚书神色仓皇，着即革职，交刑部牢中圈禁。如果发生疏忽，定要唯该王大臣是问。”

译孝钦太后一向厚待立山，虽然他已下狱，仍告谕赵舒翘说：“立山平素吸食洋烟，你要好好照看他。”因此立山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死去。七月初三日，逮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初四日，诏令列举他们办理洋务时各怀私心、散布邪说扰乱政务、言语多有离间、大不敬等罪，命在西市斩首。袁太常极力斥责拳匪，曾写信给庆亲王奕劻，请他劝阻载漪不要成为祸首，信中有这样的话：“端郡王所处的权势地位，与醇贤亲王相同，尤其应当谨慎处置自己所处的嫌疑之地。”这封信被载漪得到，立即上报，诏旨所说的“离间”，指的就是这件事。外间传说太常曾有三道劝阻相信拳匪、挑起事端的奏疏；也有人说奏疏虽然起草了，却被同僚阻止，实际上并未上奏。许侍郎则属于帝党。十七日辰时，逮捕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申时，徐用仪、联元和立山一同在市中斩首。徐用仪因办理洋务，被认为遗患很深；立山、联元都以离间罪被治罪。从十五日到这一天，天气阴沉惨淡，浓雾笼罩，时常下着小雨，正阳、崇文、宣武三门白天都关闭，气象萧条，士民忧惧不安，知道大祸将要来临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都是浙江人；立山是内务府旗人，本姓杨。内阁学士联元既然在朝廷上阻止战争，退朝后又向朝臣谈论此事，情绪激昂而愤懑不平，常常流泪；又因为受到皇帝信任，所以也遭到了这场祸难。此前，载漪竭力主张对外排斥，多次发动战争，却没有得逞，便想采用桓温在枋头时的旧办法，大肆诛杀大臣，以显示威势并逼迫皇帝，准备依次加害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人。各位大臣都惶惶自危。不到三天，联军攻陷京师，这些人才得以免祸；载漪又假传诏令，在新疆杀害已经革职的侍郎张荫桓。张荫桓是广东人，由小吏升至九卿，才思敏捷而富有机变。清朝沿用明朝制度，吏部、礼部的汉人堂上官，若不是科举出身，不能参与其中；张荫桓却以监生身份担任贰宗伯。戊戌新政时，康有为当时主持他家事务，借机秘密起草奏疏，使其得以上达，孝钦太后对此深为痛恨，便把张荫桓贬谪戍守伊犁。起初，张荫桓曾把西药进献给皇帝，这件事在外间颇有传闻。到这时，载漪上奏诬称皇帝信奉天主教，宫中宦官也有许多人入教。载漪带领大师兄（拳匪称团长为“大师兄”）入宫大肆搜查，几乎搜查到皇帝本人，最终却没有找到任何旁证，于是追究张荫桓的罪责，赐他自尽。（按：关于庚子御前会议以及杀害五位大臣的事情，各种记载都不够详细。） 所以我把事实全部记载下来，供后世执掌史笔的人取材。拳匪长期攻打使馆而毫无战果，法术也没有奏效。他们每天胡乱声称干字团将要到来，有时又说山东的老团即将到来，用这些话欺骗皇帝、蒙骗众人。太后渐渐厌恶他们。六月十七日，天津失守，敌寇的气势日益逼近，朝廷才开始有了讲和的意思。二十二日，诏令保护教堂和教士；除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外，凡是杀害洋人以及焚毁房屋、器物的情况，都等查明后再行办理；并把全权大臣的职权交给李鸿章。诏令已经拟定，恰好有人说李秉衡将从清江入援，等他到达后再慢慢商议和战，后来朝廷的意向便稍有改变。七月初一日，李督师到达京城。朱学士祖谋、马编修吉樟先在途中迎见他，向他说明京师的混乱情形以及国家社稷危急如同累卵；说他入朝见太后时，应当极力向太后说明拳匪放肆侮慢的情况；如果同意议和，大祸就可以缓解。督师深以为然。等到入朝时，徐相首先迎接他，大声说：“鉴翁，万世瞻仰，全在此一举！”鉴翁，是督师的字鉴堂。督师又去见刚相，得知太后的旨意所在，心意突然改变，便上奏说：“外国大多不是可以消灭的，将来必然会走向议和。然而一定要能够作战，之后才能议和，臣请求奔赴前线，决一死战。”太后大喜，命令他统率武卫全军以及陈泽霖等各营。武卫军实际上并不能成军，十五日才出京城，到了通州，听说敌军将要到来，军队便溃散了。督师吞金自尽，随员王编修廷相投河而死，他们都草草葬在通州东关外。二十六日，皇帝逢三旬万寿，仍然驾临乾清宫接受朝贺。东华门没有开启，群臣都从神武门入宫。冠帽衣裳稀疏冷落，仅仅勉强成了朝贺仪式。城市中到处是裹着红巾的人，他们服饰怪异，手持刀械，气势汹汹地杀人，入宫朝贺的各位大臣全都心存戒备。七月二十日，英军攻陷京师。第二天，联军接踵而来。两宫在黎明时分仓皇乘坐民车，从德胜门出城。刚一出门，城上已经遍插白旗。太后穿着夏衣，挽着便髻；皇帝穿青绸衫；皇后和大阿哥随行，妃嫔很少有人跟随。临行时，太后命宦官崔某从三所带出珍妃（三所在景远门外），把她推入井中。起初，珍妃聪慧，得到皇帝宠爱。她小时候在家读书，江西人文廷式做她的老师，对文史颇为通晓。文廷式以庚寅科第三名进士及第，珍妃多次向皇帝称道他。甲午大考翰詹时，皇帝亲自批阅文廷式的试卷，交给阅卷大臣评阅，将他拔置第一，提升为侍读学士，充任日讲官。文廷式受到感奋，突然开始直言论事。辽东战败的消息急速传来，文廷式联合朝臣联名上疏，请求起用恭亲王主持军国大事。太后一向不赞成恭亲王的作为，皇帝极力请求，才任用了他。宫中太监有人制造流言，诬陷珍妃干预外廷政事，太后发怒，杖责珍妃，把她囚禁在三所，只许送进饮食。珍妃的哥哥礼部侍郎志锐被贬谪到乌里雅苏台，皇帝因此忧郁不乐。联军入城后，日本军队保护禁城，内廷安然无事，于是才把珍妃的尸体从井中捞出，浅葬在京城西面的田村。（朱学士祖谋、王给谏鹏远作《落叶词》来记载这件事。我也作诗说：“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译徐相的宅第在使馆街，和法国使馆相对，战事发生后宅第被毁，于是迁居到已故相国宝文靖的园子里。联军入城那天，徐相对他的儿子承熊说：“我是首辅，遭逢国难应当去死。你三哥身居卿贰之位，应当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置。我死以后，你可以回易州的丙舍隐居，教导子孙耕田读书，不要再做官。”三哥指的是刑部侍郎承煜。老仆在屋梁上系了两条绳子，一左一右，徐相走向左边那条，绳子已经套住脖子，仍用眼睛看右边那条绳子，心意本来是要让承煜也自尽。承煜最终没有死，也不敢按丧礼服丧，只草草收殓了父亲。承煜刻薄而虚伪，五位大臣之死，实际上是承煜主张的。徐尚书等人在西市受刑时，承煜负责监斩，面有得意之色。有人请求按照诛杀大臣的礼仪办理，他愤怒斥责说：“这是汉奸，杀了他还算轻的，何必顾惜？”因此几家大臣的孤儿都对他怀恨极深。有人告发承煜的奸行，日本军官将他和尚书启秀一同囚禁。启秀愤而自缢，承煜却呼喊别人来救他。第二年议和条约惩办祸首，诏令他们都在西市斩首。行刑那天，西方人用快镜拍摄了下来。京师陷落后，承恩公崇绮逃到保定避难。他的儿子葆初在宅中挖了一个大坑，把死去的人自行埋葬，并且把老母亲和幼子也一同活埋在土中。崇公听到变故后，在莲池书院自缢，最终绝了后嗣。兵部主事、安徽人王铁珊性情豪放而有奇气，因时局危乱而愤懑，七月十八日作《绝命诗》，在所居住的六安会馆自缢。遗书说：“我不忍看见白旗啊！”御史、江苏人宋承庠，二十一日看见北城起火，怀疑是宫禁失火，惶惑徘徊了一整夜，也上吊而死。前侍郎景善穿着朝服准备投井，在井栏旁徘徊，他的儿子恩某从后面把他推下去，有人说这是想借此邀取抚恤和荫庇。事情被日本军官听说后，便把恩某枪毙。祭酒、山东人王懿荣投井而死。祭酒熙元、大阿哥师傅宝丰、崇寿都自缢而死。熙祭酒是直隶总督裕禄的儿子，父子二人都死于国难。崇公谥号文节，王懿荣谥号文敏，熙元谥号文贞，宝丰谥号文洁，崇寿谥号文勤。（城内的旗官害怕遭到杀戮和侮辱，关起全家自焚的很多。） 戊戌新政时，各国都盛赞皇帝英明果断。拳匪之乱发生后，人人都知道这不是皇帝的本意。假如联军入城时皇帝独自留下来，出面同西方各国统帅相见，治罪首倡祸乱的各位大臣，事情本来容易处理。孝钦太后担心皇帝留下来对自己不利，便挟持皇帝一同西行。到达西安后，她惴惴不安，害怕天下人不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正当，颇有意图恢复帝位。不久，鄂督张之洞以及原籍休官的侍郎盛宣怀进献的使者首先到达，他们用来讨好太后的礼物和安排十分周到。太后于是大为高兴，知道天下人还没有背叛自己，恢复帝位的想法也暗中停止了。皇帝看到在京师时的情形，心情渐渐舒展了一些。议和缔约时，采用了平原函首的旧例。刚毅已经在途中病死，太后派尚书葛宝华到蒲州杀庄亲王载勋。载勋读完诏书后，从容拜了两拜，谢罪完毕，关上门自尽。太后命布政使何福坤在长安市杀毓贤，命巡抚岑春煊赐赵舒翘自尽。赵舒翘原本身体强健，吞金没有死，服洋药也没有死；岑春煊急着等待覆旨，有个老刑卒献计，用桑皮纸浸透烧酒，封住他的口鼻，他才断气。端郡王载漪被安置在宁夏，镇国公载澜被安置在安西。载漪被贬谪后，大阿哥按制度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于是宣诏废黜他的身份；他裹着被褥走出宫门，住在八旗会馆，士民没有一个同情他的。这时是辛丑年四月。大概到此，戊巳之局才开始结束。辛丑和议达成后，中外官员纷纷上奏请求太后和皇帝回銮。太后犹豫不决，不敢回京，召尚书敬信前往行在，询问得知宫廷平安无事，十月才启程回銮，在开封驻留了十多天。十一月二十一日进入永定门。正阳门经过拳匪纵火后，城楼和城堞残缺，墙垣栋梁倾塌，再也没有太平时期的旧日景象。太仆寺少卿陈璧掌管将作事务，把各处重新粉刷修整，知情的人说，这虽然足以安慰圣母的心意，但河北荒芜衰败的景象却很少有人顾及了。第二天，皇帝到太庙告谢，三品以上官员进名问安。此前车驾在保定时，曾下诏询问礼部谒庙时应穿什么服色。曹郎认为应当穿素服，尚书徐桐却主张穿朝服。皇帝看了奏折，愤怒地把它扔到地上，于是改穿常服举行仪式。乐器陈设好却不演奏，并在太庙后殿举行祭祀。皇帝回宫后，立即在乾清宫召见群臣。太后说：“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们！”说着失声痛哭，众臣都伏在地上痛哭。太后逐一述说出京那天在途中遭受的艰苦情形，眼泪和哭声一同流出。又说：“我听说你们在危急的城中大多有所损失，不知道你们近来的情形怎样？家属都平安吗？”群臣回答说：“皇太后、皇上还这样垂询我们，真是天地父母般的恩德。臣等依靠皇太后的宏大福佑，得以保全残生，感激之情实在无法报答。” 皇帝又温和地劝慰了几句话，便退下了。随后传谕给事中、御史以及各衙门有实缺的司官，按日期排班入宫觐见。觐见当天，群臣总要先哭上几声，仿佛在举行哀悼，太后的慈祥面容便稍稍舒展了。

译光绪初年，承穆庙中兴之后，西北各地依次平定，四海无事，人人向往太平。两宫励精图治，更加重视言路。适逢俄国人背弃盟约，朝廷上下争论和战；惠陵大礼的议论又兴起，一时之间，那些刚正有风骨的人都各自有机会表现自己。吴县潘祖荫、宗室宝廷、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瑞安黄体芳、闵县陈宝琛、吴桥刘恩溥、镇平邓承修尤其激昂，喜欢上书言事，被称为清流。高阳李文正公主持国政，实际上是他们的首领；奏疏上呈后大多得到批准，弹劾攻击从不避让权贵，弹劾奏章早晨上朝时呈入，官员傍晚便被夺去鞶带罢职，满朝都因此震惊恐惧。松筠庵、谏草堂，是明代杨椒山先生的故宅。言官想要议论政事时，往往聚集在这里，门前摆满红色仪仗棒，见到的人惊讶地相互传告，第二天必定会有奏章上呈。南皮害怕会见客人，只有四五位志同道合者能够进门。丰润喜欢穿竹布衫，士大夫争相仿效。侍郎长叙、布政使葆亨在国忌日嫁娶，镇平穿着素服前去祝贺，座中客人又疑惑又惊讶。不久弹劾奏章上呈，这两位亲家便都被罢官了。尚书贺寿慈在演皇杠经过琉璃厂宝名堂饮茶闲谈时，几位官员合力攻击他，甚至搜罗暧昧不明的事情作为罪案，他最终被罢免。张之洞、张佩纶二人受到的恩宠格外深厚。南皮张之洞因为主持学政而巡抚山西，丰润张佩纶以庶子身份代理都察院事务，主持癸未科贡举，仕途迅速上升，眼看就要受到重用了。当时，法兰西窥伺安南，中朝想要安抚藩属，锐意用兵，丰润以钦差大臣身份赴福建视察军务。闽县会办南洋事务，镇平出使桂地划定边界。丰润经过上海时，中外人士都仰慕他的风采。后来海疆战事没有取得成功，丰润主持战事过于固执，被敌人乘隙利用，听到炮声便先行逃跑，狼狈地逃往乡村；幸亏海军学生开炮击毙法军统帅孤拔，敌人才开始退去。丰润仍然上疏为自己办理辩解，朝廷震怒，削去他的官职，发配新疆戍守。闽县、镇平相继以称病为由离职。宝侍郎主持福建乡试，回程时纳江山船上的女子为妾，上疏弹劾自己，因而被罢官。言路的声望迅速下降。孝钦太后知道这些大臣喜欢说大话，实际上没有能力任用，从此便轻视言官了。甲申年以后，群臣都努力谨慎行事，把奉公守职看作贤能；凡是议论政事、主张变更制度的奏疏，大多被批示不准施行。自圣祖提倡理学以来，以宋明诸儒的学说作为规范来约束天下，名臣大多出自这一学术范围，士人重视廉耻，懂得自爱，女子也保全名节，风俗大概日益兴盛。常熟推行一种政学，推崇并阐发汉学，自称复古；吴县潘文勤、钱塘汪侍郎尤其勤勉地从事此学。他们认为，科举考场上，士人如果不通小学，就不能符合考试程式；他们鄙视程朱之学，斥为迂腐浅陋，排斥而不谈，道德的防线渐渐松弛。甲午年，日本侵扰我国朝鲜。当时，国家整顿海军将近二十年，每年耗费的钱财不可计数。孝钦太后沿袭修复圆明园的旧事，营建颐和园。水衡部门的钱不够供用，醇贤亲王于是挪用海军经费来供给营建，国库钱财极其空虚。辽东战事发生后，常熟听信游说之人的话，竭力主张开战。合肥李文忠长期镇守北洋，知道海军军容虽然盛大，实际上空虚脆弱、不可依靠，竭力主张议和；但又无奈枢府不答应，只好开战。各路将帅渡过鸭绿江，却没有统一指挥，又不能约束士兵，韩国人因此离心。日本窥伺朝鲜已久，地理和军事谋略都早有准备。清军屡次受挫，总兵左宝贵战死。湘抚吴大澄早年任职翰林院，有才名，胸怀大志，心中仰慕李合肥，想凭借辽东战功求得封赏，上疏请求出征。常熟极力推荐他，朝廷命令他率领一军出关助战。吴大澄随身携带书画古玩，每天和属官高雅地唱歌、投壶，以表示从容镇定。提督宋庆在田庄台战败，吴军望风溃散，军用物资和辎重全部丢弃，甚至还有没有拆封的枪械。吴大澄逃回关内，诏令仍让他回湖南任职。军法之所以不施行，大概就是这样。恭王重新主持国政，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督师，统辖并保护各军。刘坤一年老而胆怯，过了很久才出关。当时海军舰船全都被焚毁，沿海城池、岛屿戒严。道员龚照玙守卫旅顺。旅顺一向号称天险，水雷和炮台都十分严密完备。龚照玙却把这些全部毁掉后逃走，日本人自己也没有料到竟能得到旅顺。旅顺是北洋的门户，京师大为震动。当时是十月初十日，正值孝钦太后六旬万寿。辽沈全部失守，清军无法作战，战火逼近三辅，于是放弃朝鲜，割让台湾，以白银三百兆两议和，财政极度困难。中国没有海军，处在列强之间，贫弱得几乎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有志之士于是把这看作奇耻大辱，知道闭关自守不足以自立，开始逐渐讲求救亡的方略。然而公卿大臣仍有许多人固守破败的旧法，只看着日本势力一天天逼近，姑且苟安求存。皇帝于是毅然施展决断，更新各项政务。

译皇上一向不喜欢八旗的所作所为，很想斥退满人、倚重汉人，又想革除旧习，改用汉姓，使满汉融洽无间，为子孙后代作长远打算。满人多有怨言，进谗诋毁的话日益传来。改制才几个月，突然遭逢仲秋之变，皇上几乎陷入不可测的祸患，新政全部废止。于是追查党人，朝野都忌讳谈论西学，时局因此发生变化。在丁戊年间，士大夫中讲求改革的人，都有学问根基；其中一二属于士君子而又激烈的人，因对时局愤慨，议论日益激切，但也都只是把救亡作为志向罢了。遭到诛杀镇压以后，有的逃亡藏身海外，有的隐迹于荒僻江边，俊杰和老成儒者几乎都被摧残得没有生气了。后来有人步武东瀛，以推行新政而闻名天下；而那些因党禁受祸的贤人，终德宗一世也不再被召用，评论者不能不为人才感到悲哀。孝钦后在同治年间倚靠汉人大臣削平大难，所以特别重视汉臣，对他们格外敬重礼遇；对满臣却像对待儿子一样畜养。亲贵之中，恭忠亲王重视汉人，醇贤亲王却相反。章皇帝初入关时，朝廷的大政，都由范文肃、洪文襄制定；他们鉴于奇渥温氏以蒙古、色目人压制汉人的弊害，制定了满汉官员分列的办法。阁部卿寺的官缺分得如同鸿沟，彼此不得侵越，只有将军、都统专属于满人。王公们不亲自处理吏事，表面上尊重他们，暗中却替汉人保留升进的道路。辛丑年回銮后，孝钦后内心惭愧，才特地下诏让天下议论改革，确定新的官制。年轻的新进之士没有深入体会祖宗当初立法的本意，只觉得满洲人不过十，凭八旗这样一小部分人，却要与我二十一行省的汉人共同掌理国家政务，这实在太不公平，便想竭力打破这种格局，使双方势力均衡。满汉的界限既然融合，于是皇族贵胄和丰沛故家的子弟纷纷掌管各部事务，汉人的势力大为削弱，竟连一席可以容身的地方也没有了。此前，皇子读书的地方叫上书房，选翰林官来教导他们；这种制度比弘德、毓庆两处稍为简略。光绪中叶，师傅缺员也不再补充，上书房于是无人。近支王公到了十五六岁，就让他们充任拱卫、扈从之役，穿着轻裘、插戴翠羽，每天在清干景远之间趋走嬉游，有空便带鹰骑马作为娱乐。忽然有一天把他们置于百官之上，让他们参与谋划天下大事，祖宗制度全都丧失，朝廷内外都侧目而视。于是革命、排满的说法兴起了。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曾对毓鼎说：“王室恐怕就要衰微了。” 毓鼎请问其中的缘故，侍郎说：“我在朝廷任职将近四十年，认识的近支亲贵几乎遍及一圈。将来统治天下、掌握大权的人，都将出自他们之中；观察他们的才器见识，没有一个足以担当军国大事的。我因此知道皇室的威灵不能长久。”他的话到了这里果然应验了。总计光绪三十四年，朝廷局势一共发生了四次变化，其中甲午、庚子尤其是变局产生的根源。像这样垂衣而治万里天下，却束手败给三座岛屿；楼橹重重，却不能进行一战，面对朝政即使发奋，又怎么能就此罢休呢？南宫被幽禁，骨肉之间的感情更加乖离，彼此激荡、互相乘隙，终于酿成滔天大祸：皇上承受了蒙尘受辱的耻辱，下面则被繁重的岁币耗尽国力，大势所趋，于是提出立宪的名目。孝钦后自知已经厌倦政务，又害怕后世议论自己，不过姑且用它来粉饰耳目，希望在自己生前幸免而已，难道真是在为子孙作长远周全的打算吗？俗话说：“深重的忧患能启发圣明，许多灾难能使国家兴盛。”德宗在位时期，确实忧患深重、灾难很多。圣明并非没有被启发，只是似乎有人阻挠它；国家不但不能因此兴盛，反而恰好因此衰败，而且只是得到虚名、招来实际祸患。孝钦后病危时，也后悔了。皇位至关重要，最终却把重大的艰难遗留给我这个年幼的君主。孝钦后是叶赫那拉氏。天命年间，清军平定叶赫，颇为施行威杀，男子很少有能免死的。部长布扬古临死前愤怒地说：“我的子孙即使只剩下一个女子，也一定要覆灭满洲！”因此按照祖制，宫闱选秀女时不选叶赫氏。孝钦后的父亲任湖南副将，死在任所。她的姐妹回去办理丧事时，家里非常贫困，几乎不能置办行装。船经过青江浦时，当时吴勤惠公棠任清江知县。恰好有一位担任副将的故人在那里，他的灵柩船也停靠在河边。勤惠送去赙仪三百两（有人传说是二千两，这是不对的），但奉命送礼的人误把它送到了孝钦后的船上。送礼人回来复命，勤惠很生气，想把赙仪取回。一位幕客说：“听说船中是满洲闺秀，要进京参加选秀女，怎么知道她将来不会成为贵人？姑且同她结交，这对您或许有好处。”勤惠听从了他，还登船前去吊唁。孝钦后十分感激，把名刺放在梳妆匣中，对妹妹说：“我们姐妹将来如果得志，不要忘记这件事。”后来孝钦后得以入宫，受到宠幸，生下穆宗；她的妹妹也成为醇贤亲王福晋，生下德宗。孝钦后垂帘听政时，勤惠已经任知府，屡次升迁做到方面大员，不几年便任四川总督。勤惠实际上没有别的才能，言官多次弹劾他，都没有被采纳。他死在任上，谥号改为“惠”，仍然是为了记载从前的事情。有人传说，那个副将曾经被关进狱中，孝钦后以亲属身份入狱探视，因此沈少司寇家本召见她，太后还详细询问了狱中的情形。孝钦后七十多岁时，看上去却像四十岁左右的人，头发没有一根白的。听说同治年间，李阉莲英曾得到一株很大的何首乌，献给孝钦后；因为炮制蒸煮不得法，融化得像粥糜一样，便连汁一起喝了。相传千年的何首乌经过九蒸九晒，服用后能够延年益寿。

译历史上记载假太子的事情，汉代、明代都有不少；至于逃亡在外的建文帝，那本来就是故主，从来没有人假冒皇帝。至于庚子年武昌的事情，则是真人被当成妖异之人了。己亥年，湖北有一名巡检，赴内阁接受验看，出东华门时，误触了中贵人的车，双方争执拉扯，长久不能解脱。忽然有一名骑马的人从门中出来，仪表气势十分伟岸，中贵人恭敬地行礼，那人指挥了几句话，争执立即散去。巡检心里觉得奇异。过了不久，黄州忽然来了一个男子，自己到府衙来，态度骄横，仿佛不可一世，询问姓名却不回答。知府惊异而无法测度，便把他押送到武昌。当时皇上被困在瀛台，有人传说皇上已经逃到荒外。总督张文襄自光绪初年出镇山右以来，历任方面大员，拥有旌节，却从未入朝，起初并不认识皇帝的容貌，迟疑而不敢决定，便先把他拘禁在江夏狱中，暗中嘱咐守令好好看待他。张文襄遍召各官来辨认，巡检一见他便大为惊骇，原来他就是东华门外策马而来的人。巡检飞驰报告文襄，于是各官都入狱瞻仰。那男子略微表示自己是光绪皇帝，为躲避太后的凶威而出逃，巡检、典史都深信不疑。每天穿着朝服前往请安。男子写了一张纸条：“巡检可以守武昌，典史可以守汉阳。” 这两个人便到督署传达皇帝的恩命，张文襄已经对此产生怀疑。不久，男子又写了一张纸条给张之洞，命令道：“我在狱中困苦得很，赶快送来银子三千两。”张文襄断定他是假的，正好两司严厉审讯，他才供认自己是御前侍卫、北京汉人，因为非常贫困，便谋划假冒皇帝以攫取钱财后逃走。张文襄不敢把这件事上报，暗中把他杀死在狱中。又罗织其他事情，革去了巡检、典史的职务。皇上的天庭端正清静，额头宽阔，下颌丰满，按相法应当长寿。他聪慧好学，有时以圣学叩问翁师傅，翁师傅却回答说他愚钝，大概是知道太后忌讳此事，不敢直说。皇上一向节俭，衣服都经过洗涤缝补；对声色、犬马等嗜好淡泊如常。孝钦后喜爱梨园戏曲，皇上不能不陪同。有人传说皇上擅长击鼓，但这件事也没有证据。皇上非常害怕太后，本来就口吃，遇到责问时更加战栗，不能说出话来。从西安回来后，他更加收敛隐藏，不再过问政事，只是徒然占着皇位而已。身边侍奉的宦官，都换成了长信宫的亲信。皇上枯坐无聊，每天只在一间屋子里来回走动。戊申年秋天，突然传出圣躬不适的消息，朝廷征召京城内外的名医共同诊治。请脉时，皇上把双手仰放在御案上，默默不说一句话，另用纸写下病情放在案间。有人问他什么，他就大怒；有人指说是虚损，他尤其愤怒。进入诊视的人都说他的六脉平和，没有疾病。七月二十一日，太阳刚落山，有一颗大星从西北方飞来，擦过屋檐，声音像雷一样，尾巴长达数十丈，光芒闪烁，照亮庭院屋宇，到了东南方坠落。都市中喧传紫微星坠落，众人都惊讶这不是吉祥之兆。十月初十日，皇上率领百官早晨向太后祝贺万岁寿辰。《起居注》的官员按规定应当侍班，先聚集在来熏风门外。皇上从南海步行而来，进入德昌门。宫门缝隙尚未合上，侍班的官员窥见皇上正扶着宦官的肩膀，以双脚不断起落作势，舒展筋骨，准备行跪拜礼。过了一会儿，忽然传来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除率领百官行礼，停止侍班。”皇上听到后非常悲痛。当时太后已经腹泻好几天了。有人进谗说皇上听闻太后患病，面露喜色。太后大怒说：“我不能死在你的前面！”十六日，尚书溥良从东陵复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淯入宫辞行。太后到瀛台去见皇上，仍召两位大臣入内相见，说了几句话便退下了。太后的面色神情十分疲惫，皇上的天颜也暗淡无光。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太后命令，前往普陀峪查看寿宫，二十一日才回来复命。有人说，这是有意把他支开。十九日，禁门增加兵力守卫，盘查出入，进行异常的侦察；许多宦官从东华门出去剃发，公开说皇帝已经驾崩了。第二天，宫中寂静无声，没有任何消息。午后传出宫中谕旨，命醇王监国。二十一日，皇后才到寝宫探视皇上，却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时候断气的，哭着出来奔走报告，太后只是长叹而已。于是用吉祥轿抬着皇帝的尸体，出西苑门，进入西华门。吉祥轿像御辇，但比御辇长，传说是用来装载大行皇帝的，类似古代的辒辌车。皇后披散着头发，众宦官手持香火，哭着跟随。刚到干清宫，就有侍奉的宦官飞奔来报告太后病危。皇后率领众宦官踉踉跄跄地返回西苑。李莲英看见皇帝的尸体被放在殿中，心里实在不忍，对小宦官说：“何不先入殓呢？”于是草草抬起尸体放入梓宫。当时礼官拿着《殓祭仪注》进入东华门，守门人拒绝放行；等到回部送来文书，才进入干清宫，但入殓的事情早已办完了。按照旧例，皇帝即位几年后便营建寿宫；皇上在位三十四年，竟然没有人敢提起这件事。皇帝升遐之后，才命溥伦选择陵地。西陵附近旧有绝龙峪，孝钦后曾指给醇贤亲王作为园寝，后来便把那里置办下来。到了这时仓促选择吉地没有结果，想使用那里，改名为“九龙”。有人认为从世祖到德宗恰好九代，疑心这是数已终尽，似乎不吉祥，于是定名为“金龙”。给皇上上尊号为“崇陵”。第二年三月十二日，把梓宫奉移到距陵六里的梁格庄暂安殿，按时举行祭祀。皇帝驾崩的第二天，太后才驾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