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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甘肃镇【甘肃】甘肃，就是汉代的河西四郡，是汉武帝开拓、用来截断匈奴右臂的地方。大致从兰州，即汉代金城郡，渡过黄河向西，经过城子、庄浪、镇羌、古浪六百多里到达凉州，即汉代武威郡；从凉州向西，经过永昌、山丹四百多里到达甘州，即汉代张掖郡；从甘州向西，经过高台、镇夷四百多里到达肃州，即汉代酒泉郡；从肃州向西七十里出嘉峪关，就是沙赤斤、苦峪，直到哈密等地，即汉代敦煌郡。上述前四郡的地方都隶属于甘肃。到了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攻下河西，于是以嘉峪关为界，便放弃了敦煌；从庄浪分路向南三百多里，是西宁卫，古称湟中；从凉州分路向北二百多里，是镇番卫，古称姑臧。这也是河西地势的大致情况。甘肃保障　　甘肃边夷　　甘肃经略考 △甘肃保障 甘肃是一条绵延的道路，孤悬一千五百里，向西控制西域，向南隔绝羌戎，向北遮蔽胡虏，山势空旷辽远。中间固然有可以设置险要的地方，但难以设置险要的地方更多。洪武九年，在张掖设置甘州等五卫，在酒泉设置肃州卫，在湟中设置西宁卫，又设置镇番、庄浪二卫；又在金城设置兰州卫，都派置将领屯驻军队加以拒守。我曾考察汉宣帝时，命赵充国率兵征讨羌人，赵充国上奏说：愿意留下步兵一万人屯田，使各部队彼此守望相保，挖沟筑垒，设置木栅，彼此交错连接不断；整饬兵器，谨慎设置烽火，联通地势，合力以逸待劳，这是用兵有利的做法。今天守卫甘肃的臣僚，只要以赵充国为榜样，就可以了。△甘肃边夷 甘肃边境的北方胡虏只有两种：亦不剌盘踞西海，瓦剌环绕北山；其余都是西番，种类各不相同。洮河、西宁一带附近的番族，只用茶马贸易加以羁縻罢了。其余远方的番族，只让他们前来通贡。土达是元万户把丹的后代，安置在平凉，如今被亦不剌占据。哈密各番卫本来是中国的藩屏，如今被吐鲁番攻破。　一、土达：元万户把丹在平凉据有势力，洪武初年归附，授为平凉卫正千户；其部落分散居住在开城等县，编入民籍，仍称土达。其中强壮者选为平凉卫军。正统十四年，北虏阿渠侵犯陕西平凉，土达被掳掠。成化二年，北虏大举入侵，固原土达李俊迎接并献上羊和酒，有向北方胡虏归附的意图。四年，平凉卫土达满四反叛，占据石城，都御史项忠将其讨平。　一、近番：黄河以南有洮河二州，黄河以北有西宁，都是汉代郡县；唐末陷于吐蕃，宋代被夏元昊占据，都成为番族之地。洪武初年，洮州、河州、西宁各设茶马司，收贮官茶，每两年一次，派京官携带金牌、信符，前往上述三处附近的番族，招抚番人并核验收纳马匹。洮州火把藏、思褁日等族，持牌六面，纳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持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以及巴哇、申藏等族，持牌一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马 上马给茶一百二十斤，中马给茶七十斤，下马给茶五十斤。茶马互市，羁縻措施得当，番族各自归顺。后来茶马贸易停止，番族便时常入侵骚扰。成化十九年，西番满松等族反叛并侵犯内地，巡抚都御史马文升调兵征剿，斩首八十三级。嘉靖元年，西番反叛侵犯内地，镇守都督郑卿率兵讨伐，却不能取胜。此后每年进入边境，杀掠人畜。嘉靖八年，西番多次到巩昌进行寇掠，杀害官军，焚烧房舍，陇右百姓深受荼毒。总制尚书王琼同时采用抚慰和征剿的办法，攻破若笼、板尔二族，抚定木舍等七十族，西番才开始安宁。　一、亦不剌：正德四年，北虏小王子因恼怒头目阿你秃厮，丞相亦不剌想杀掉他。两位首领害怕，逃出河套，拥领部落行进万里来到凉州城下，请求给他们空闲土地安居。分守凉州的将官闭门不敢回应。过了十多天，他们才大肆掳掠庄堡，进入西海，攻破西宁、安定王等族，夺取他们的诰印，番族纷纷逃散，他们便占据这些地方居住。

译△甘肃经略考 有人说，现在议论哈密的人认为：夺取城池、安置后裔，却不能保卫和守住；约定友好、兴师动众，只会白白耗费财物而使积蓄匮乏；不如放弃它。却不知道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国的藩篱，不能一概把它看作外夷。今天的办法，没有什么比得到合适的人才更重要；应先从容易办的事情做起，放宽期限和成效要求，慢慢谋划罢了。开始时一定要责问他们寇犯过去、违逆朝廷的罪过；接纳他们如今前来通贡的使者；施加不可预料的恩惠来挫败他们的奸谋；周密运用羁縻办法来延缓他们的谋划，使他们即使反叛也不敢逞强，而我们的谋划有充裕时间。甘肃等卫的主兵，就补足他们缺少的编制；游兵，就迁徙其家属；又采取多种办法抚慰他们，使军队全部恢复国初的强盛。甘肃等处的熟地，就仿效赵充国兴办屯田；荒地，就效法魏武帝下令开垦；又采取多种措施，使粮饷全部恢复到国初的积储。守备既然巩固，就适时出兵攻战，有时从前面牵制、从后面跟进，出其不意地进行袭扰，使他们疲劳而我们安逸；归附的首领日益增加。将会看到，瓦剌、沙等夷族见他们通好，也一定会逐渐效法归顺；我们就用恩赐结纳他们，以巩固他们必然服从的意志。赤斤、苦峪等部族依靠我们而安稳妥当，也一定会逐渐繁衍；我们就以大义统率他们，以振作他们勇敢奋发的气气节。如果能够安抚此地，使之成为中国的外藩，就应当授予其相应地位，何必一定要忠顺王的后裔呢？然后对于忠顺王的嫡系后裔 选取其中智慧和勇气足以使各番族信服的人，仍保留他的封爵，授给他抵御外侮、报仇雪恨的谋略；在赤斤等地选取技艺和力量足以统领各部首领的人，由官府授予都督之职，晓谕他协助朝廷、同心合作的谋划。等到我们唇齿相依、互相援助的形势形成，而他们腹背受敌的局面造成以后，再迁徙他们的部落来充实空城，迁移他们的臣民和首领来掌管治理。如果他们仍不悔改，再次肆意侵夺，那么就让哈密攻击他们的正面，我军袭击他们的后方，赤斤等卫的军队从侧面冲击威胁，四面夹攻，没有攻不破的。慢慢擒取元寇并将其杀掉，以显示天恩。我看他们势穷之后必然逃走，表示归顺的意愿一定会坚定；然后再根据形势随机应变，进一步谋划哈密的长久之策，使哈密的形势像常山之蛇一样，攻击蛇头，蛇尾就来救应；攻击蛇尾，蛇头就来救应；攻击中部，蛇头蛇尾都会来救应。即使有十个吐鲁番，也不能成为哈密的祸患了。这就是劳作一次而长久安逸、帝王取得完全胜利的策略。有人说：胡虏在西海，难道可以不设防吗？回答说：只要看胡虏势力强弱如何罢了。势力弱，就不必防备；势力强，就要防备，但制定防备的办法很困难。前代本来有过屯兵青海、切断羌人和胡虏联合侵入内地的做法，但征收、运输、调发军队，使民力极度困乏。不能把那种做法作为准则。正德十年，曾调集朔方精锐军队追击征剿，胡虏逃到松潘，表示归顺后返回原来的巢穴，耗费以万计，最终却没有成功，这就是明证。今天的办法，只能在洮、岷、河、兰一带修缮城堡，扩大侦察范围，广泛储备粮食，命令各守帅严密谨慎地防备，伺察海寇、强盗与西番联合、具有内侵势头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请各总镇派精兵驻守临洮、巩昌等要害之地来抵御。一、西宁控制十三个番族和四堡六千户所，近来又增加了海寇侵扰，也属于要地。不让它隶属于庄浪，而另设参将，这是易瓒的建议。如果我太宗采用以夷治夷、建寺立僧的办法，大概有深远用意；现在有人讲说其中缘故吗？西域进贡所用的番文，动辄有数百张纸，虚诈冒充接连不断，骚扰而没有益处。如果发给符信、限定年限，再按名额数目加以约束，或许才是长久之道。一、河西屯田已经败坏了。二千里以内，计算丁口只有一万七千人；没有设置防守，就难以耕种；屡遭残破，就难以生聚；不断受到剥削，就难以休养。因此人口越来越贫困，人口越来越减少，粮食越来越歉收，军力越来越弱，而屯田也越来越不能兴办。近来派官员增筑新堡，广泛招募佃户耕种，似乎是对的；难道旧堡还没有充实 却还能充实新堡吗？难道不进行防守，却敢到远处耕种吗？难道将领任用不当，百姓还能生聚吗？又比如治理家政，农桑、薪水、宾客、祭祀之类的事情，行动起来必然彼此关联；难道其他事情都废弃了，却能唯独兴办一件事吗？所以有了将领，然后才有军队；有了军队，然后才有人口；有人口，然后才有土地；有了土地，然后才有财力；有了财力，军队才会更加振作，屯田才会更加兴盛。其他方面，正如李淮所建议的：想让将领见到堡寨就按数量配给马匹，平时让他们一面瞭望、一面耕种；有事时可以彼此联络，骑马追逐，救援危急、扑灭灾祸。这是眼前的办法。兰州原来设有管粮郎中，却不掌管粮食发放，与宣大地区的事体略有不同，已经失当了；如果又让他经常负责催征，岂不是更加远离本职吗？如果设置省参一官，专驻兰州，督促边粮，按照近来山东、河南漕运的事例；而把郎中调到甘州，按照宣大地区的事例，那么稽查归户部负责，催征赋粮对本省又便利，这或许也是一条办法。　一、提督尚书金献民题奏亦不剌一事：应当依照祖宗朝在嘉峪关外设置赤斤、罕东、哈密三卫的事例，在该镇抚夷官中选派人员前往临近边境，向他们说明朝廷恩威以及军民杀伐的利害，命令他们各自安定生活生产。如果确实改过归化，听从我方招抚，就就地安置，设置为卫所，允许他们按时通贡，酌量增加赏赐，以笼络他们的心；仍然选择其中一名雄杰之人，授予职务，立为首领，让他约束部落；遇到紧急军情，酌量调遣人马为我方策应，有功者一并犒赏

译○论边墙【边墙】战国时期，天下戴冠束带的国家有七个；秦、赵、燕与夷狄接壤，各种戎族也都分散，各有君长，不能统一。后来义渠筑造城郭来防守自己，秦国灭掉了它；秦国开始在陇西、北地、上郡【今绥德州】修筑长城以抵御胡人。赵国击破林胡、楼烦，修筑长城，从代地沿阴山山麓直到高阙作为关塞，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国击破东胡，使其退却千里，也修筑长城，从造阳直到襄平，经过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视北部边境，派蒙恬率兵三十万讨伐匈奴，收取河南地区，即今天的河套，设置四十四县；修筑长城，从临洮起直到辽东，延绵一万多里。蒙恬驻在上郡统治管理。唐中宗景龙二年，朔方军开始以黄河为界与突厥相对。当时默啜率全部人马向西攻打，突骑奔驰而来；朔方总管张仁愿请求乘虚夺取漠南地区，修筑三座受降城：中城向南正对朔方，西城向南正对灵武，东城向南正对榆林；都占据渡口要道，设置烽火候望所一千八百处。此后突厥不敢越过山向南放牧，镇守军减少了数万人。我朝扫除夷虏，恢复中原，又申令出兵征讨以安定边境。一时胡虏首领远逃到荒远之地，只剩下勉强喘息的余力，于是在三座受降城以东设置东胜城。东胜城与三座受降城相连，向东联接开平、独石、大宁、开元，向西联接贺兰山、甘肃北山，合起来成为一道边防。这样边境地势接近，容易防守。后来屡屡失利，退而防守黄河，又退而防守边墙。现在考察河套边墙：自国初耿炳文镇守关中时，因为粮运艰难而路远，已经放弃不守，城堡、兵马、烽火候望所全都没有。成化八年，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上奏修筑榆林东路、中路、西路边墙和崖堑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章上奏修筑河东边墙，从黄河嘴起到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以上就是前些年放弃的河套外边墙。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纮上奏修筑固原边墙，从徐斌水起向西延伸到靖虏营花儿岔止，长六百多里；向东到饶阳界止，长三百多里。以上就是今天固原以北的内边墙。正德元年，总制杨一清修筑徐廷章所筑的外边墙，高、厚各二丈；墙上修建暖铺九百间，墙外疏浚旧堑，深、宽也各二丈。这样，外边的险要就有了防备。嘉靖九年，总制王琼修筑秦纮所筑的内边墙，从西面的靖虏卫花儿岔开始，向东到饶阳界，开挖壕沟、削平山崖、修筑墙体，各按地形采取适宜做法；又从花儿岔起，向西到兰州枣儿沟止，开挖壕沟三十四里。总制刘天和加倍修筑，于是内边的险要也有了防备。内外三边之间 清水、兴武、花马、定边各营的地方，又是河套胡虏纵横出没之处，也是他们往来的必经道路。总制王琼从黄河东岸横城开始，向东转向南面，抵达定边营南山口，开挖一道壕沟，长二百一十里，修筑墙十八里。后来总制唐龙改修壕沟和墙四十里；总制王接修筑壕沟和墙一百三十四里；总制杨一清最初修筑墙四十里，都是依照原来的墙和壕沟，止于定边营北面。嘉靖十五年，总制刘天和因都督梁震上奏，修筑定边营南至山口一带的壕沟和墙，长六十里，也依照原来的墙和壕沟。十六年，总制刘天和上奏修筑一道迭堤，也是西起横城，向南抵达南山口，与壕沟、墙合为两道。这样，河套胡虏进入内地的道路就有了重重险阻。本年，总制刘天和又修筑铁柱泉、梁家泉等处的城堡，以控制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温上奏修筑大同五堡，边墙和边境险要都已具备；除非大举进攻，否则不能进入。这确实是驾驭戎人的上策。○经略总考【经略】至于今天，只有建州□夷足以成为祸患，而北虏已经衰微□了。一、当今四夷之中，北虏最为紧急。国初设置大宁都司，屯驻重兵镇守；那里环绕伸出山后，与辽东、宣府、大同的形势相互连接。从偏头关渡过黄河，横跨西北，大胡虏一有警报，防守就在东胜【今河套以北、靠近受降城，就是那里】；河套以南又有榆林【今在延安府绥德州北境】。这实在是六镇。后来放弃大宁，把都司迁置到保定，宣府和辽东的形势才开始分开。正统以来，有关官员又失守东胜，于是大胡虏得以渡过黄河；偏头关以西，便有了河套的忧患。因循日久，有关官员又不肯按时巡视河套，内地的形势越来越弱。这样，所依赖来保卫京师、防御边虏的，不过是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四镇罢了。四镇所统辖的各堡，也有精壮士兵；如果供足粮饷，守备等官员勤于巡视侦察，使各处相互联络、彼此援救，自然足以各自守住地方，督促耕种放牧。这是自古以来备边的办法。如今抚臣借调军操练来巩固自己，世庙时期懂得军事的人都认为按兵不动、埋伏待机是失策，而将帅却借按伏之名营私作奸。军士缺少按规定发放的粮饷，而将帅等官员反而把克扣行军粮饷当作要务。地方屡次失守，粮饷屡次匮乏，实在就是这个缘故。至于哈密失守、吐鲁番抗拒命令，那是因为设置治理不当，不足以成为忧虑；但亦不剌这一部逃窜到陕西西海一带，蔓延到西宁，使这一带土地不能耕种，士民不能安居就业，直抵洮、岷，颇难控制，这种势头就不能不加以考虑。如今只有彻底革除调操、按伏的弊端，坚固城垒、牢牢防守，勤于巡视侦察，为耕种放牧作长远打算，而不能习惯于贪图眼前利益，这才可以。一、又听说用兵忌讳暴露形迹；贼人到来时不知道我方虚实，必然会攻击墩台来诱使我军。我军不前往应战，只把兵力分散埋伏在屯堡中，有的依托山林，有的凭借沟涧，时隐时现，使贼人看见我方屯堡处处有兵，却看不出兵力多少；他们攻打墩台而我军又不去应战，就会自行产生疑惧。等到贼人分散进入屯堡，又会被我方伏兵擒拿斩杀，他们哪里还敢再次深入呢？如今有时一听说贼人来攻打墩台，就立即发兵抬营前往救援，贼人反而能够设下埋伏诱骗我军；即使我军没有被他们诱骗，他们也常常用几千精兵牵制我军，使外面的堡寨全都遭到蹂躏。如果我军不被他们牵制在外面

译这番话说，按伏的策略并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实行得不恰当罢了；难道敌人竟敢这样肆无忌惮吗？所以，将领不得其人，也就不能谈什么按伏了。这段话与上文一样，都是抄自戴桂文襄公的话；凡是写总论的地方，多引用这段话。又听说，近来善于守边的人，每十多座墩台，必定总委派一名官员提调。在十座墩台中，选择一座可以守卫的，预先储备数石米、数缸水。敌人接近边境时，就把十座墩台的军士集中到一座墩台，只留下一个善于奔走的人举烟、放炮，又暗中回来攻守这座墩台。如果敌人攻打墩台，不论那里有没有军士，其他墩台都一概寂静无声，使敌人攻打一座空墩台，常常白费半日功夫，最终一无所获；若攻打有人驻守的墩台，便会不断遭到木石击打而受伤。敌人看到我方各座墩台同时升起烟火，就无法判断哪一座没有守军，自己也会畏惧。这就是所谓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常常使敌人暴露而自己不暴露于敌人，情形就是这样。然而，这个办法必须先从远处侦察敌人要去的地方，然后我方带兵从间道前往，再在要害处诱敌并将其擒获，这才是正确的策略。如今却都不揣度敌情，不区别奇兵与正兵，一概擂鼓仓促出兵，军队还没有集结，形迹就已经暴露了，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将领不得其人，凡是调遣、操练、按伏等事，反而都成了边防的弊政，因此不得不痛加革除。如今沿边的防守，有营、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备御来分担职责；有将领总掌其权，有游击以备调发，有总领掌管军机，防守的办法可谓完备了。然而，地方上抄掠虏获的损失，却没有见到减轻，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攻守没有策略，而偷惰的风气彼此沿袭；文法过于严密，而巧于规避的办法太多；斥堠没有建立，而勇敢的士气没有倡导；功赏不明，而激励劝勉的方法没有充分实行。兵法说，善于作战的人，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谨慎设置斥堠，训练士卒，占据有利地形，使器械锋利，赏罚明确，储备充足，这些都是先使自己不可战胜。凭借这些条件来向敌人显示自己的形势，敌人就没有可以取胜的军队。如今的将领安居不动，巡逻警戒没有章法；把精锐花钱买闲，而让疲弱有病的人执掌防守。他们不谋求使自己不可战胜的策略，却勤于办理诉讼事务，像有司一样。未经训练的士兵、没有谋略的将领，有求生的气息，却没有拼死的决心，偷惰彼此相承，连自我防卫都做不到，更何况驱使他们作战呢？假如五路备御各自率领所属部队，驻扎在近边的要害之处…… 没有无形无影地放箭，没有花钱买闲，没有役占，没有违反市法；将领能够身先士卒，捍卫有法，训练有时，那么即使横行于匈奴之间也可以了。墩台空缺，是关系到烽火传递缓急的事。如今设置远处的斥堠，按时巡逻，严密哨探，本来都是为了防范。即使不幸突然有虏兵经过并掳掠，驱赶、杀害守军，死者不论其功劳，守卫者却先要承担罪责，降职、责罚、戍遣以及刑辱等苦楚，无不加身。人们看到这样就会被治罪，于是便把空守墩台的人和巡探的士卒全都围困在坚城之中、沟壑之间，出入时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即使敌人掳掠袭击他们的老弱而返回，造成丧失和损伤，他们也隐瞒不报；靠虚文和巧妙的掩饰，扶同毁坏勘报，最终便相安无事。用法律约束别人，却不体谅实际情形，为什么要自寻苦恼、招来罪责呢？法律是用来防止奸邪的，体察实情是为了体恤下属，二者可以相互配合而治理。如今不根据实际情形来论定法律，却拘泥不放，只听凭勘验和委查的结果，人人就要设法躲避法律了。爵禄和赏赐，是使豪杰奔走效力的重要机要；如果不能明断，也就只是徒然罢了。兵法说，军中的赏赐不要超过一个月；经书说，赏赐应延及后代；功劳大，就给予厚重的赏赐。即使到了末世，尚且知道爱惜敝旧的袴子。可是如今对冒领功劳有法令，对买功、卖功也有法令，其他条文规定也很完备。边地军民亲自冒着箭石，侥幸取得成功，却长期无处申诉；升职和世袭爵位，大都被有权势的豪强和纨绔子弟占据，这已经使他们失去志气了。万一能够获得记功，又苦于勘验时的搜求、刑法的逼迫以及打点时的需索，日子更加难以维持。因此，恩惠常常滥施于平民，而威势总是加在下层士卒身上，这就叫作废弃赏赐而错失刑罚。文法过于严密，巧于规避的办法就产生；功赏不明，偷惰的习气就增长；斥堠没有建立，勇敢的风气没有倡导，是因为上级在玩忽职守。我所说的放宽文法，并不是置之不问，而是要审察事情发生的原因。一古代把兵役寄寓于农业，平时拿耒耜耕作，有事时就背着戈作战；供养军队的费用，不用烦劳官府。齐国大臣管子制定内政、外交，兵农从此开始分开，后来的人遂不能恢复旧制。我国家斟酌古今，制定屯政。洪武、永乐年间，每名军士拨给屯田一分，每年收银米二十四石，其中正粮十二石，由本军按月领取；余粮十二石，缴纳后充作本管官旗的月俸。洪熙元年，正粮照旧，钦令免除余粮的一半。宣德十年，诏书中说明，正粮供军士自给，只缴纳余粮六石，于是成为定例。由此看来，国初军士都有田地。供养军队的费用全都出自田地，这确实符合古人把兵役寄寓于农业的本意，而不是像后世那样耗尽天下财力来供养军队。有人多次说，田地负担过重，以致军士逃亡；田赋科则之所以沉重，也确实有深刻的用意，只是后人失去了其中的意义，所以田地一天天减少。如今谈军伍的人，不过说清查军籍、解送补充、存恤军士罢了。这些固然不可缺少，但根本问题却还没有处理。谈屯田的人，不过说委派官员清查、每年编造一次册籍、对盗买盗卖者依法处置罢了。这些固然不可缺少，却不知道法令一经确立，弊端也会随之产生。因为户有兴衰，人有增减，贫富多寡在十年之内尚且各不相同，何况时间长久以后呢？试从一地看起，当初都是同样的编户；人口多的有时达到数百口，少的不过五七口，甚至男丁全无、户籍断绝的也很多。人依靠田地生活，田地也依靠人来耕种；男丁多而富裕的人家，必然要买田；男丁少而贫穷的人家，不免要卖田，这也是形势所必然。因此，律法中有典卖田地的条款。如今清查军户的人说，漏报户口有法令处罚；他们的意思难道不是想让一家数百名男丁全都充作军士吗？清查田地的人说，一人只准耕种屯田一分。

译一户不得超过二分；违反者有法令处罚。男丁少的人家这样规定还可以，拥有数百口的人家也只能限于二分，难道可以吗？君王应顺应人情来立法，如今却与人情彼此背离，对人情又有什么益处？因此，国初的屯田是每名军士一分，如今的屯田十处中连一处也保不住。田地不是卷册上的东西，难道古代有而今天就没有了吗？不过是因为贫困而彼此典卖，户绝之后由亲管者典卖，或者亲管田地的强邻占据耕种。田地本来还在，只是不能像从前那样每户拥有一二分罢了。至于屯粮就地征收，又怎么会有不缴纳的呢？只是近年立法过于严厉。现在看现行条例说：凡屯田人等把屯田转卖给典当者，典卖人和买主都按照强占耕种屯田的事例办理；官员调往边卫带俸差操，旗军人等发往边卫充军，或者发往口外为民。像管屯指挥等官员，明知实情却不举发，收受财物而包庇隐瞒，一并参问。这是给后来的人作警戒，确实是对的。又说，每年编造青苗屯册一次；这是为新增屯田设置的规定，这样就对了。却不知道隐瞒耕种的人害怕法律太重，趁着编造册籍时想尽办法除去名目：有的说成多年荒地，有的说成水冲沙压而全部除去其粮，有的扣除原军应缴的重粮，却申报为开荒地、按较轻税则征收；有的申报为民田。新增的田地日益增加，旧有的田地日益减少；亲管者因为在交易时已经染手，也害怕法律而不敢说。年月一久，连同应缴的粮也一并消失了。这就是屯田十处中连一处也保不住的原因。至于军伍，一户有数百名男丁，即使役使一百名男丁也不算劳苦；男丁少的人家，即使一个男丁也不役使，也不能说是安逸。如今清查军户只论户籍，男丁少的人家连孩童也编入册中；男丁多的人家即使申报数十名男丁，也会不满地说：粮额没有随着新增田地增加，田地又受重例限制，却催促我服役，我靠什么生活？因此，强者设法免役，弱者逃亡，族户大的也变小了。至于解送补充军额，只是徒具形式：新到任的人贪图把人送回去，亲管者贪图保留其粮额，何况收钱放人的人也不少。这只会加重甲里等基层的骚扰，徒然增加月粮的数目，最终仍然没有益处。这大概就是军伍不能充足的原因。为今之计，军伍和屯田不应分成两件事办理。有男丁的人家，三丁抽一，准许耕种屯田一分；即使一户超过数十丁，也不禁止其有田。田多丁少的，才按照旧例责令退还；即使官户、民户正在耕种屯田，也都按这一办法处理。允许他们自行首报改正，而不追究私下和买的罪责。凡是这些服役的男丁，既然没有月粮，就只令其屯守，不再调遣，使他们养成乐于服役的心态。至于编造册籍，应将原定额数由监司清查一次，分类编成手册；湖部、院、司、府、卫、所以后各自保存一本，名为旧册，永远不再更改。此后每年编造的册籍，只登记当年新增的数额，仍按年份编排，名为新册，每年报送监司。积累十年后，与有司黄册合并编造一册，将新册收入旧册，并严格核定原额所增加的数目。监司巡按到当地时，拿旧册来核查额粮，拿新册来防止删减，并秘密访察下情，查考其中隐藏的弊端。这样，有男丁的人家就乐于服役，巧诈的人无计可施，屯田和军伍难道不会很快增加吗？至于存恤军士而被侵夺的条例，也应在军士受役之后加以严格执行；受役以后，使他们守住田地而不致失去即可。一成化年间，陕西的成例规定：将在边境谷营、堡中操守的官军余丁全部查出，在青草茂盛时，督促他们前去采割。有马的人每名采草一百八十束，各自供自己的马匹六个月使用；没有马的人每名依照成例采割合用的草一百二十束。运到仓中缴纳，以备客兵使用。如果所采草束拖延到十月底仍未完成，就停发把总官员的俸禄和粮食；等到采草完成后，才准许发放俸禄。一弘治丁巳年，边仓粮草告急，朝廷简选命令侍郎刘大夏巡边筹划。刘大夏到了以后，召集边地父老，日夜讲求研究，终于得到解决问题的要领。一天，他在四通八达的街道张榜说：某仓缺粮几千石，发给银价若干；封圻内外官员和客商之家，只要愿意告报，米自十石以上、草自一百束以上，都准许申报，即使中贵子弟也不禁止。不到两个月，仓场积蓄就有余了。原来过去实行籴买法时，要有人申报粮食百千石、草千万束，才准许办理，以致权势人家的子弟纷纷争着做这种买卖，转而购买边上的军民粮草，陆续运来。自从刘大夏立下这个办法，有粮的人家自己前来申报，权势之家即使想收买，也没有地方可以交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