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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德宗承统私记》（清）罗惇曧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病势危重。两宫皇太后驾临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等人。孝钦后哭着对诸王说：“皇帝的病已经无法医治，继承皇位的人还没有确定，谁可以继承呢？”有人说：“应当立溥伦。”惇亲王说：“溥伦是疏远的宗室，不可以。”孝钦后说：“溥字辈没有适合继位的人，奕譞的长子如今已经四岁了，而且是至亲，我想让他继承皇位。”这是因为醇亲王的嫡福晋是孝钦后的妹妹，孝钦后认为年幼的君主便于自己专权。假如为穆宗立下皇后，那么她自己就会成为太皇太后，虽然尊贵却关系疏远，所以想立内亲为德宗。诸王都惊愕，不知如何回答。醇亲王大惊，哭得失声，伏在地上昏厥过去，恭亲王奕欣斥责他，命内侍将他扶出去。诸王不敢违抗孝钦后的旨意，这件事于是决定下来。这天穆宗驾崩。载湉进入宫中居住，随即即位，两宫太后下旨说：“皇帝驾驭龙车升遐，尚未有储君，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成为嗣皇帝。等嗣皇帝生有皇嗣后，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并改年号为光绪。” 醇亲王因愤懑郁结而成病，上奏说：“臣侍从大行皇帝十三年，当时天下多难，臣曾希望整顿军队、讲求武备，以期看到中兴盛事，即使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哪里料到上天不肯保佑，皇帝驾驭龙车升遐。臣前些日子瞻仰遗容，五脏六腑都像崩裂一样，已经觉得身体难以支撑，但仍想着竭力救济艰难，一切听从命令。忽然蒙受懿旨下达，确定嗣皇帝，仓促之间昏迷惶惑，不知所措。等被抬回家后，身体战栗、内心动摇，如痴如梦，以致触发旧有的肝病等疾病，疲惫衰败而成为废人。现在只有悲哀恳请皇太后格外施恩，洞察一切，曲加怜悯保全，准许臣请求辞职归乡；也为天地容留一个白白占有爵位的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下一个庸钝无才的儿子，使臣今日承受庇护，将来得以归葬先人，那么臣生生世世都将感戴太后的深厚大恩，永无止境！”下令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后具奏。不久下诏准许免去他担任的各项差使，亲王爵位世袭罔替。醇亲王上疏恳请辞去爵位，诏令不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起初，穆宗卧病时，当时有人说弘德殿行走侍讲王庆祺引导他游乐狎玩，以致患病不起。御史陈彝借其他事情弹劾王庆祺，说他担任河南考官时，撤去考场帘幕之后，曾改换便装游乐，汴省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又说街谈巷议虽是没有根据的话，不敢冒昧陈述，但这也足以证明他平素行为不能取信于人。臣很久以来就想入朝报告，因为王庆祺是内廷行走官员，关系到国体，所以犹豫未发，也希望大行皇帝天资聪明，日子久了必能洞察其为人。万万没有料到突然有了今天！在悲号之中，每想到时事，半夜便忧虑惶恐。像王庆祺这样的人，如果再留在宫禁附近，造成的祸患不小，不只是玷污官员行列而已。下诏剥夺王庆祺的官职。追封穆宗皇后为嘉顺皇后。李鸿藻、徐桐、翁同龢、广寿请求免去弘德殿行走一职，获准。治罪总管太监张得喜等人，发往黑龙江戍守。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确立继承人的大权掌握在君上手中，不是臣下可以擅自参与的。事情如果已经安排妥当，按理说应当稍作变通的地方，臣下又不能闭口不言。大行皇帝年幼登极，承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勉力治理十三年，如今天下安定，海内臣民正要享受太平之福。哪里料到大行皇帝还没有生下皇嗣，突然驾驭龙车升遐，凡是吃着土地所产之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没有不呼天喊地的。幸而依赖两宫皇太后居中主持，选择继承人十分恰当，让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且恭敬接受懿旨：等嗣皇帝生有皇子后，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由此可见两宫皇太后深思熟虑，承继家统原本就是承继国统；圣明的谋划长远，立儿子也就是立孙子。不仅大行皇帝能够有皇子，大行皇帝的统绪也能够相承不绝。这样的谋划最为万全。只是奴才曾读《宋史》，不能没有感触。宋太祖遵从杜太后的命令，传位给弟弟而不传给儿子。后来宋太宗偶然因赵普一句话，传位给儿子，竟不传给侄子，这是废弃太后的成命，于是引起无穷的斥责非难。假使当时太后把诏命铸成铁券，像九鼎、泰山一样，绝无转移的道理，赵普怎么能用一句话改变它呢？既然如此，确立继承人的大计，虽然在一时决定，更可贵的是能让百代都确定。何况我朝以仁让开创基业，家法传统流传未远，历代圣主相承，还有什么可忧虑的？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然一定会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续皇统。只是恐怕事情久远、年代湮没之后，有人会引用赵普的话，难道不是辜负两宫皇太后为子孙后代谋划的深意吗？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说。请下令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发铁券，作为世世代代的良好谋划。”奉两宫太后懿旨：“此前下旨说，等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已经明确宣示，中外都知道了。现在据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下令廷臣会议、颁发铁券等话，他冒昧渎奏，实在令人诧异。广安着传旨申斥。”穆后原本就不受孝钦后的宠爱，穆宗病重时，孝钦后认为穆后不能保护皇帝，曾掌掴责打她。又因“考钦”没有为穆宗立后，让寡嫂居住宫中，越来越觉得不合适，于是仰药自尽。

译光绪二年四月，命翁同龢、夏同善在毓庆宫授读。御史潘敦俨请求表彰穆后，以彰显她潜在的德行。诏书说：“孝哲毅皇后已经加上谥号，怎么可以轻率地议论更改？这名御史任凭自己的臆见，贸然奏请，已经很糊涂；还敢把没有根据的话写进奏折，更加荒谬妄诞。”交给司法官议处，夺去官职。五年三月庚午，将穆宗毅皇帝和孝哲毅皇后合葬于惠陵。吏部主事吴可读先前以御史身份请求诛杀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言辞过于刚直，因此被革职。穆宗登极后，起用被废黜的官员，任命他为主事。吴可读担心大统传授之间会有许多变故，鉴于宋太宗、明景帝的旧事，打算以尸体进谏，并坚定表达为穆宗立后的信念，于是请求吏部长官准许他随同前往惠陵襄助礼仪。返回途中到达蓟州马伸桥三义庙，在闰三月五日夜间饮毒自尽。遗疏请求吏部长官代为上奏。遗疏开头说：“奏为以一死哭泣请求懿旨预先确定大统的归属，以完成今生忠爱之事。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忌讳谈论祸乱，安定国家不能忘记危险。如果对危乱可以忌讳、可以忘记，那么向尧舜进献苦口忠言，就成了对没有疾病者的呻吟；向圣明君主陈述潜在的祸患，就成了不祥的举动。罪臣先前因谈论政事而激愤，甘愿接受斩首或囚禁。经王公大臣会议，奏请将臣传来审讯。于是承蒙先皇帝曲加怜悯保全，既免去臣因斩首而死，又免去臣因囚禁而死，也免去臣因被传讯、触犯忌讳和触怒圣上而死。犯了三种死罪却没有死，不求生却再次得到生存，那么罪臣今天尚未终结的余生，都是先皇帝几年前赐予的。可是突然天崩地裂，遭逢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的变故。当日恭敬奉行两宫皇太后的懿旨：‘大行皇帝驾驭龙车升遐，尚未有储君，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成为嗣皇帝。等嗣皇帝生有皇子后，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此谕告。’罪臣流泪跪读，反复思考，认为两宫皇太后一错再错：为文宗显皇帝立了儿子，却没有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然没有为我大行皇帝立嗣，那么今天嗣皇帝所承继的大统，就是奉两宫皇太后的命令，从文宗显皇帝那里接受的，并不是从我大行皇帝那里接受的。而将来大统的承继，也没有明文规定，必然归于承继之子。即使说懿旨中已经有“承继为嗣”这句话，大统仍归于继承之子似乎不言自明，罪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自古以来，在拥立、推戴君主的时候，有些话是臣子难以说出口的。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一向是父亲传给儿子。骨肉之间，万世都不应有隔阂。何况醇亲王忠于国家，内外一致称他为贤王。看醇亲王当时的一份奏疏，使人忠义奋发之气油然而生。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怎么能容许伪造呢？罪臣读到那份奏疏，甚至悲歌痛哭不能自已。假如醇亲王听说臣有这样的奏疏，未必不会恼怒臣妄加议论，但也会怜悯臣愚昧，必定不会把臣的话看作挑起离间的开端。而我皇上天性仁孝，承受两宫皇太后授予的宝位，将来即使经历千秋万岁，也一定能够把两宫皇太后今天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可是朝廷中忠臣和奸臣并不一致，各种议论也有不同。以宋初宰相赵普的贤能，尚且有先迎合、后违背杜太后的事情。以前明朝大学士王直作为国家旧臣，尚且因为黄（王厷）请求立景帝太子的奏疏，出自蛮夷而不是出自我辈而感到惭愧。贤者尚且如此，何况不贤之人？旧臣尚且如此，怎么能责备新进之臣？已经确定名分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名分还没有确定？不得已要在一错再错之中寻求最终不犯错的办法，只有仰望祈请两宫皇太后再次明确下达一道谕旨，规定将来大统仍归于承继大行皇帝的嗣子。即使嗣皇帝生有一百个男子，内外以及左右臣工，也都不得以不同意见进言。这样正名定分，预先杜绝纷争。如此，仍然是本朝祖宗以来父传子的家法。这样，我大行皇帝就是没有儿子却有了儿子，两宫皇太后就是没有孙子却有了孙子。将来子孙绵延不绝、彼此相承直到万代，都是两宫皇太后亲自造就的，而且不可改变。这就是罪臣所说的由一错再错最终归于不再犯错。当时罪臣就按照这个意思拟写了一份奏折，准备由都察院转递。后来想到罪臣已经被降职调任，不能越过职权议论政事。况且这是什么大事、什么言论，若出自大臣、重臣、亲近之臣，就是深谋远虑；若出自小臣、疏远之臣、外任之臣，就是轻率议论、妄自进言。又想到朝廷中最著名的忠直之臣，未必会认为此事可以缓说，也未必会因认为说了无益而置之不理，所以罪臣暂且留下奏折以等待时机。等到罪臣因查办被废黜的官员，蒙恩被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身份特行任用，又重新选授为吏部官员，近来已经五六年了。这五六年中，环顾朝廷诸臣，仍然没有人想到这件事。如今遇到我大行皇帝永远安葬山陵，恐怕时间越久就越被遗忘，那么罪臣过去留下奏折等待的事情，现在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仰望鼎湖仙驾，遥望九重宫阙而依恋；望着桥山上的弓剑，魂魄依附在尺帛之上。谨以先皇帝赐予臣的余年，替先皇帝向两宫皇太后请求数道懿旨。只是临死之人的精神已经昏乱，奏折中的文辞和意思不能写得详尽明白，引用的内容大多遗忘，不如先前未呈上的那份奏折中的一二成文；书写也不能庄重端正。罪臣本来就没有古人的学问，哪里能像古人那样从容？过去有人赶赴死刑，走路时再也迈不动步子，别人问：‘你害怕吗？’他回答：‘害怕。’别人问：‘既然害怕，为什么不回去？’他回答：‘害怕，是我的私情；赴死，是我的公义。’罪臣今天也是这样。‘鸟将要死时，叫声悲哀；人将要死时，说话善良。’罪臣哪里敢和贤人曾参相比？即使死去，所说的话也未必正确。

译只希望两宫皇太后和我皇上怜悯这悲哀的鸣叫，不要把它看作对没有疾病者的呻吟、不祥的举动，那么罪臣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宋朝臣子曾说：‘凡事在尚未发生时进言，确实容易显得过分；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再说就来不及了。’既然如此，进言有什么用呢？只希望朝廷能够接受事情尚未发生时的进言，不要让臣等留下来不及进言的悔恨。现在罪臣实在希望将来我的话被证明不正确，让天下后世讥笑臣愚昧；不愿将来我的话有一天被证明正确，让天下后世说臣明智。臣这是比照杜牧的《罪言》，虽然超越了职分；效法史鳅以尸谏君，只是尽自己的愚忠。罪臣尤其希望两宫皇太后和我皇上体察圣祖、世宗的心意，调和宽缓与严厉，培育忠厚和平的福祉，任用老成之臣。不要争夺外国人所专门争夺的东西，为中华保留无穷的余地；不要创制祖宗未曾创制的制度，为子孙保留余裕。罪臣的话到此说完，愿意到此结束，生命也到此终结。再者，罪臣曾任御史，所以敢冒死具折。又因为如今的装束不能单独进呈，恳请由臣部堂官代为上呈。罪臣先前因臣衙门派遣随同前往行礼的官员中没有派到臣，所以多次当面请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才得以增派随行。” 罪臣的死，是宝鋆没有预料到的，想来宝鋆并没有不应当派遣却误派臣的过错。如今正当太平盛世，怎么能容许人们怀疑古来殉葬等不合情理的事情？只是因为先皇帝驾驭龙车永远归于天上，普天下都在哭泣，所以悲痛急切，不能自禁，谨就大统所关涉的事情，尽量详细陈述。”署名“罪臣”以此上闻。吏部把他的奏疏上呈后，朝廷内外都惊愕不已。诏书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下旨：“今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这次吴可读所奏的内容，在前次下旨时本来就是这个意思。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将吴可读的原奏折共同妥善议定后具奏。”吴可读是甘肃皋兰人。他遗命葬在蓟州，说只要走出蓟州一步，就葬在死亡之地。他还留下书信告诫儿子说：“先皇宾天时，我就拟好一份奏疏，想通过都察院呈进。那时已经把自身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一位知交看到了奏疏，劝我不必以获罪之臣的身份再次冒昧进言。况且奏疏中引用近来的事情，有些并不完全确实，所以留下来等待时机。如今已经来不及等待了，我甘心以死践行前日心中的话，以保全一生忠爱之心。我之所以拖到今天，是因为国家正有大事，怎么可以让小臣扰乱皇帝的听闻？所以没有立即自尽，正是为了等待朝廷大事办完。”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名上一疏，宝廷、黄体芳、张之洞、李端棻各上一疏，都交给王公大臣共同议处。四月，礼亲王世铎等上奏说：“遵照圣旨，本月初一日一同前往内阁，将吴可读的奏折共同阅看。据奏折中有‘仰请我皇太后再次下达谕旨，将来大统仍归于承继大行皇帝的嗣子’等话。臣等恭敬查阅雍正七年上谕，其中说：‘立储关系到宗庙社稷和百姓民生，怎么可以轻率议论？我朝历代圣主相承，都没有先立正宫太子，然后才登上皇位的。这样就开创了万世无疆的基业，这是我朝国本深厚的地方，愚昧之人本来不能明白。钦此！’臣等跪读之后，仰见世宗宪皇帝为后世子孙留下的谋划高明，超越古今而垂训后世；圣谕严肃庄重，应当永远敬畏遵守。臣等私下思考，继承皇统与确立储君，文字意义似乎不同，但事情的性质是一致的。确立储君的大典，尚且不是臣子敢于参与议论的，那么大统归属之事，哪里是臣下可以擅自请求的？我皇上承继大位，是上天眷顾而承受大命。既然以文宗的统绪为重，自然也一定会把穆宗的统绪放在心上。将来皇位神器归属之处，必定能够斟酌得尽善尽美。遵守历代圣主制定的成法，以无私之心奉行天下，这本来是海内共同敬仰的事情，并不是现在可以预先拟定的。何况我皇太后抚育皇帝恩深情重，考虑宗庙社稷长远。此前穆宗驾驭龙车升遐时，已经明确下达谕旨：‘等皇帝生有皇子后，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皇太后的懿旨光明而周详慎重，关于穆宗毅皇帝将来由谁继承统绪的意思，早已全部包含在皇太后先前颁下的懿旨中了，哪里还需要臣下再奏请？吴可读以大统归属为由，请求下旨确定，似乎没有深入了解我朝的家法；对于皇太后先前颁下的懿旨，也还没有仔细体察。臣等共同商议，认为应当不必再议。」徐桐、翁同龢、潘祖荫又奏道：「臣等于四月初一日前往内阁，共同集议。臣等私下思量，吴可读所陈请预先确定大统归属，这是窒碍难行的事。我朝家法不预立储君，这是万世都应恭敬遵守的制度。臣等恭敬研读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的懿旨，其中关于皇子承嗣一事，为皇统延续所作的考虑极其深远，圣谕明白昭著，原本无需再三推求阐释。如今吴可读既然有此奏，而懿旨中又有正是这个意思的谕旨，所以特命廷臣集议具奏。若不把圣意明白宣示出来，恐怕天下臣民反而不能深入理解皇太后的慈心。臣等认为，确实应当申明历代圣主不预立储君的常训。将来皇嗣繁盛昌隆时，默默确定大计，以祖宗的法度为法度，也以祖宗的心意为心意。总而言之，将来继承大宝的贤良之人，就是承继穆宗毅皇帝的圣子。拿先前的谕旨来衡量是相合的，按照我朝家法来考察也是相符的，使四海内外全都明白圣意所在，那么为后世留下长远谋划、造福亿万世而无穷尽的美善事业，实在就建立在这里。

译宝廷又奏道：「臣私下认为，大统的归属其实早已确定，原本没有异议，不必再颁下懿旨，请皇上下令。只是应当把前旨的意思加以引申，向天下臣民说明。臣恭敬研读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的意思，大概是说：穆宗毅皇帝没有储君，无人可以承继，将来就以皇上所生的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不是说皇子一出生就立即承继，而是说立嗣，其中已经包含承继统绪的意思。〔“矣引伸之”原文疑有讹误，语意不能确考〕加以引申，大概就是说，将来就以皇上所传下的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因为皇上刚刚承继大统，所以懿旨用语含混宽泛，含意没有完全说尽，留待皇上亲政之日再由皇上下明诏。这是皇太后不忍心区别对待的慈爱之心，是想把孝、悌、仁、让的美德归于皇上。可惜天下臣民不能完全明白这一点。广安不能明白，所以先前发生争论；吴可读不能明白，所以后来以死相争。吴可读遗折的意思也大体如此，只是措辞和意思没有能够说得详明。吴可读自己不是说临死之时神志昏乱吗？否则，我朝向来不预立储君，吴可读难道会不知道吗？奴才私下既痛惜吴可读以死殉忠，又惋惜他的遗折没有把意思完全说尽。吴可读没有明白懿旨言外的意思。而他的遗折中没有说尽的意思，皇太后早已察知，所以说先前颁下懿旨时就是这个意思。况且皇太后的意思，也就是皇上的意思。即使没有当日的懿旨，皇上亲政后也必定首先下令，说明将来由皇上传下的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何况先前明明已有懿旨呢？皇上天生就是圣人，进入并继承大统，难道会忍心辜负皇太后抚养教育的深恩、穆宗托付大统的重任，而私自贪恋神器吗？遗折担心忠臣和奸佞不相同、意见不能一致，这固然是吴可读的忠心，但实际上是过度忧虑。宋太宗违背杜太后的意愿，明景帝废黜太子见深，虽然是因为奸佞大臣妄进邪说，但归根到底是两位君主都有把天下据为己有的私心，所以谄媚奸佞之言才能乘隙进入。臣恭敬拜读高宗纯皇帝御批的《通鉴辑览》，其中说，宋太宗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种私心不等赵普赞成，早已在心中决定了。见深被立为太子，诏旨出自太后；到了要废黜他的时候，却不再向东朝太后请示，这就是连母亲也一并蔑视了。圣人的智慧深远，能独自察见细微隐秘之处。推而论之，明世宗对兴献王，也是忘记自己所承继的父统而重视亲生父亲，任凭私恩而抛弃大义，因此也不能把罪责全归于张璁、桂萼等大臣。我朝历代圣主相承，远远超过前代；即使有赵普、黄（王厷）一类的人，皇上仰承遵守祖宗的常训，远鉴宋、明两代，不但不会采纳他们的话，而且一定会加重治罪。何况两宫的懿旨悬在上面，孤臣的遗疏存于下面，传遍九州岛，并载入国史。皇上如果竟然相信奸佞谄媚的话，违背慈训，抛弃忠言，将来凭什么面对天下和后世？违背大义、谋求私利的事情，乡党中自重自爱的人尚且不会做，难道能说圣人会这样做吗？这固然是吴可读的忠心，但实际上是过度忧虑。这次廷臣议奏时，皇太后下旨只需把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的意思详细引申说明，使天下臣民永远没有疑惑。我们的皇上孝顺、友爱，必定能够以皇太后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不必再反复叮嘱下令。并请把前后懿旨以及广安、吴可读和这次参与议论诸臣的奏议，一并收藏在毓庆宫。等皇上亲政之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敬呈请皇上阅览，皇上自然会明发朱谕，向中外宣示：将来由皇上传下的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使天下和后世都知道，我朝家法远远超过宋、明两代。皇太后极其慈爱，皇上极其孝顺、友爱、仁厚、谦让；而且这样也可以显示穆宗极其圣明，托付得到了合适的人，难道不是美善的事吗？这样一来，纲纪端正，名分确定，天理须，人情安定，伦理纲常和骨肉亲情之间没有嫌疑和疑虑，又何至于违背我朝家法，重蹈前代覆辙，使母子、兄弟、君臣之间留下遗憾呢？本月初一日，臣恭敬前往内阁集议，因为意见稍有不合，事情又关系重大，不敢勉强迁就，谨另行上折陈奏，以备皇上采择。」又奏道：「再说，诸位王大臣所议也不是不得体，只可惜还没有完全妥善。先前颁下的懿旨因为措辞含混，才导致吴可读有此请求。这件事如果不议也就罢了，既然已经交付廷议，怎么还可以仍旧含混其词？廷议说，关于穆宗毅皇帝继承统绪的意思，早已全部包含在皇太后先前颁下的懿旨之中。将来神器归属何人，皇上自然能够斟酌处置得当，这一点固然不错。然而懿旨意义深、文字简，意思存在于言辞之外；如果拘泥于字面，就难免损害真正的意旨。现在不趁此时把它引申说明，将来皇上生了皇子，究竟要立即让他承继穆宗为嗣，还是不立即承继？不立即承继，似乎违背懿旨；若立即承继，又嫌近似预立储君。即使只谨慎地说承嗣，不标明继承统绪的名义，天下臣民也会暗中把他看作储君，这就是表面不立、实际立储。这个皇子如果贤能，固然是宗庙社稷的福气；如果不贤，将来仍然传给他继承统绪吗？还是舍弃他另行传授？另行传授的皇子，仍然承继穆宗为嗣吗？还是不承继？即使仍然承继穆宗，这也成了表面不废、实际废立，难道是太平盛事吗？到了那时再想让皇上斟酌处置得尽善尽美，不也很难吗？廷议的意思或许是，等皇上亲政时，皇子应当还没有出生，不难预先斟酌出一个尽善的办法。但国君十五岁就生子，假设皇子在撤帘亲政之前出生，又将如何处置呢？与其留下这个两难局面等待皇上处理，哪里比得上现在就斟酌出尽善的办法呢？况且皇太后的懿旨不是皇上所应擅自更改的，如果此时不把它引申说明，将来皇上即使想斟酌出尽善的办法，又怎么敢自行变通呢？臣私下认为，诸臣既然奉命集议，就应当把先前懿旨的意思引申说明，预先拟定一个尽善的办法，留待将来皇上阅览，也借此解除今天天下臣民的疑惑。如果仍旧含混其词，那么满朝廷集议又有什么意义呢？

译这是不妥当的第一点。廷议又说，继承统绪和预立储君，文字意义似乎不同，但事情的性质却相同。这话似乎有道理。然而历代圣主留下的训示，原本说的是通常的承嗣继统之事；如今这件事属于创设的新局面，吴可读的意图在于保存穆宗的统绪，和无缘无故擅自请求预立储君的事情有所不同，文字意义的差别，不必说也很清楚。如今廷议不区别词意，随意说我朝家法没有深入了解，那么先前懿旨所说“就是这个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呢？天下听到这话，岂不是更加疑惑吗？四海九州岛没有不在观察倾听，所立之言似乎不得体。这是不妥当的第二点。奴才并非有意故意求异，只因廷议实在没有详细说明、妥善圆满，所以不顾烦扰亵渎，附片详细陈述。张之洞又奏道：「臣私下认为，为穆宗毅皇帝立嗣，继嗣就是继承统绪，这是两宫皇太后的意思，符合天下臣民的心愿，也正是我皇上深切希望的。这是万古不磨灭的道理，也是将来必定实行的事情，臣敬佩吴可读极其忠诚刚烈。然而，他对于本来不必忧虑的事情过度忧虑，对于真正应当忧虑的事情却没有深入考虑。臣恭敬查考，为穆宗承继嗣统的话，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绪元年正月十七日以及本年闰三月十七日，三次承奉懿旨，明白如日月星辰。自古以来，君主的子孙，凡是说承继嗣统的，就是指承接继承大统而言。天子和诸侯，都是同一个道理。因为君主以国家为本体，诸侯不能把天子作为自己的祖先，公庙也不能设在私人家中。如果不承继统绪，凭什么说是继嗣呢？下至三代时期的世卿世大夫，以及汉、魏直到本朝的世袭爵位和世袭职务，只要说以某人为嗣，就是承继封爵、袭受荫庇，因此继统和继嗣根本没有区别。遍查群经诸史，从来没有其他说法；把继统和继嗣分作两件事的，是明代张璁、桂萼荒诞妄谬的说法。高宗纯皇帝钦定的《仪礼义疏》，早已用文字加以批驳排斥了。如今懿旨再三申明，金匮中的宝录明明在此，哪里还需要到别处寻求？假如有迷妄的小人舞弄文辞、翻改旧案，那么廷臣中凡是读书识字的人，都可以拿着简册据理争辩，这就是所谓不必忧虑的第一点。前代君主在皇位授受之际，事变确实很多；但就该主事举出的两件事来说，宋太宗违背宋太祖并害死他的侄子沂王德昭，而德昭并不是太宗的儿子；明景帝违背明英宗并废黜他的侄子太子见深，而见深也不是景帝的儿子。如果皇上以皇子承嗣穆宗，名义上说是先朝皇帝的继体，实际上却是今日皇上的亲生儿子，有什么可疑忌的？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凭皇上仁孝的圣德，承受两宫皇太后深厚特殊的恩典，从宗室支系中兴起而接受神器，一定不忍辜负皇太后，也一定不忍辜负穆宗。遵从慈命，是孝；厚待天性亲亲之情，是友；使皇子把孝思广泛施行而永不止息，是慈；亲身承受大宝之位，却使大统的名分归于先帝，是让。实际上没有损失，而孝、友、慈、让四种美德全都具备。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也能勉力做到，何况圣明的君主呢？这就是所谓不必忧虑的第二点。该主事所担心的赵普、黄（王厷）一类人物，确实难以保证一定不会出现。然而忠臣和奸佞并不总是截然分明，几年前曾有广安请求颁发铁券的事，大小臣工难道就完全没有受到激发吗？明宗扰乱大统而亲近私亲，是因为兴献王已经去世，所以他得以借亲亲之恩任意超越礼制，群臣也不能抗拒。假使兴献王还在，明宗必定还能够按照礼法自处，稍加约束。如今醇亲王天性最为厚重，忠诚正直而谨慎恭敬。该主事既然知道他的贤能，万一果真如所忧虑的那样，将来有人妄进异说，醇亲王承受历朝累积的深厚恩德，一定能够进一言加以挽救纠正。这就是所谓不必忧虑的第三点。然而，如果竟然按照该主事的请求明白颁下懿旨，规定将来大统仍归于穆宗的嗣子，意思固然没有什么可以更改，但措辞却还不够完善。因为先前奉到的懿旨说：如果生有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若结合该主事的说法来看，这就是一出生便确定其日后身份，也就是一出生便确定大宝的传承。两件事合在一起，就近似预立储君。我朝家法把立储视为最大的戒忌，高宗九次颁下诏令，反复告诫，极其恳切。如今如果这样做，就是违背家法。这就是所谓没有深入考虑的第一点。前代储君之间，因谗言构陷而争夺嫡位，流弊已经很多。如今再给他加上继承统绪的崇高名义，又加上承继的事实迹象，比起通常的主持宗庙祭祀之人，更容易产生嫌疑。这就是所谓没有深入考虑的第二点。然而，这还不是弊端最严重的地方。天子的位次由谁承受交接，只在皇帝心中决定。之所以慎重托付，是为了宗庙社稷着想。帝尧有很多儿子，并不只是一个儿子。圣意究竟属意于谁，谁能知道？现在就早早确定，难道不是太仓促了吗？这就是所谓没有深入考虑的第三点。如今奉命集议，臣恭敬拜读这次懿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四字，言辞简要而意义完备，极其坚定明确。天下万世，谁敢不遵从？这是不可移动更改的。只是圣意应当尊重，家法也应当遵守。今天的事情，大约有两种说法：从浅处为穆宗考虑，那么只按诸臣所议，请求再颁下一道含义含混的懿旨，大略说先后数次懿旨都已经概括说明，皇上孝友出于天性，一定能够处置得尽善尽美。这样似乎没有什么妨碍。然而，“出生就承继”既然就是懿旨所说的意思，这几个字就应当逐字遵守。寄托在文辞上，可以避开预立储君的名义；落实到实际事情上，却俨然形成了预立储君的局面。将来皇子出生，命令他承继，廷臣中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无法知道，但必定都会援引祖训来争论，于是承继之事就会中止。今天因为担心近似预立储君，所以不能确定承统的名义；将来又因为担心近似预立储君，所以不能宣示承统的诏旨，这就使皇上反而陷入难以处理的境地。

译那么，从深处为穆宗考虑，也就是为宗庙社稷考虑，只有采用由承继统绪者来承继嗣位这一办法。皇子人数众多，不必急于指定由哪一个人承继；将来承接大统的人，就承继穆宗为嗣。这样既合乎圣意，也符合家法。皇上处在这种情形下，也不至于感到为难。臣恭请两宫圣裁，就按照这个意思明白颁下懿旨。皇上亲政之初，反复阅览慈训，感念悲恻于皇太后的深心，自然会仰体圣意，再颁谕旨，恭敬告祭郊庙，向天下宣示。这样就已经昭示于天地之间，坚定如金石了。这样做大约有五项好处：一是遵守常训，二是等待皇帝裁断，三是没有嫌疑，四是无需再行更改，五是精心选择贤能之人。至于精心选择贤能之人，所带来的好处更大。两宫慈爱的心意，只希望承嗣继统之事长久而遵行，难道一定要急急忙忙指定一个承继之人之后才感到欣慰吗？即使穆宗在天之灵，也应当希望后来的嗣君具有圣德，永远安定宏大的国运，又何必斤斤计较，非要早早标明一个嗣子的名目才安心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家亿万年最好的谋划。即使专门为穆宗选择嗣子而筹划，似乎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有人说，礼制精深，举动往往关系到名分和义理；既然主张以承继统绪作为承继嗣位，怎么能保证日后不会有人拘泥古礼而聚众争论呢？臣请求逐条列举这种说法，预先加以辨析。第一种说法是：按照礼制，给别人作后嗣的人就要作为他的儿子。三代的君主，凡是继承先君统绪的人，就是先君的后嗣；虽然没有父子的名义，却使用父子的礼制。皇上已经承继了穆宗的统绪，为什么还要另外立后嗣呢？但他们不知道，关于父子的说法，自汉、唐以来早已不实行了。而且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作为儿子，已有明文规定。文宗既然有儿子，穆宗就没有儿子了。难道一位在位十三年、功德遍及四海的先帝，竟然可以不为他立后嗣吗？这是第一点不必辨析之处。第二种说法是：嫡子就不能给大宗作后嗣。但他们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对臣民而言的，不是对天家而言的。自古以来，选择亲属入承大统，那么本宗就不敢把自己的嫡子据为己有，这是尊重尊长。若后来的君主为先君立嗣，那么嗣君也不能把自己的嫡子据为己有，因为嗣君和先君在当时本来就有君臣的分别，这同样是尊重尊长。然而，入承大统的人既然承继了历朝的大宗，本宗这一支就应当自成继别之宗，不得再把它视为小宗。按照礼制和法制，本应另立嗣子。嗣君既然成为大宗，那么即使以自己的儿子作为先君的后嗣，按照礼制和法制，也不能再另立嗣子。既然如此，那么就今天的形势来谈，将来的皇子即使作为穆宗的嗣子，仍然不妨作为皇上的嫡子。尊重尊长也就是亲爱亲人。皇朝律令关于承继的条文，称作“本生父母”。将来称谓如何区别，圣心自有权衡。两宫凭圣明行使权宜，皇上凭圣明制定礼制，这样一来，忠、孝、慈、友的人伦都具备了，尊尊、亲亲的礼义也都包括了。义理协调，礼制随之确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认为它不足辨明的理由有二。第一，《春秋传》说：“君子最看重的是守正。”所以兄弟、叔侄之间辗转承受帝位，往往很难完全妥当。若不明白顺从父辈还是顺从子辈，就会产生嫌隙。若皇子承继先朝，只是保留名义上的承继，难道还会因此判分亲疏吗？认为它不足辨明的理由有三。以上这些说法，都是群经中的精要之言，但实际上并不切合今日的情势。假如有迂腐的儒生引用这些话来扰乱国家大计，有奸佞之人借此修饰自己的巧言，凭皇上的大智大明，难道会被他们迷惑吗？如今往事已经过去，惠陵永远闭藏，帝后同归于地下。既没有留下遗腹的男孩，也没有留下能够慰藉人心、胜过没有子嗣的女孩，千古伤心，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谓承继、承统，不过是礼制典册中的说法，只保留这几个空文，使穆宗在天之灵，虽相隔遥远却并不遥远，几乎被遗忘却又没有被遗忘，或许可以稍稍慰藉两宫抚育忧闵之恩，也可以伸展皇上友爱兄长的情意。吴可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贬谪臣子，尚且公开直言以开启此事，拼死进言以期望获得认可，何况兼尽子道、弟道的圣明君主呢？从前汉景帝想要取悦窦太后的心意，甚至有过“千秋万岁之后把帝位传给梁王”的话。梁王并不具有应当继承帝位的名分。宋高宗作为太宗的后代，怜悯太祖子孙零落，于是以太祖七世孙为嗣。孝宗并没有承继大统的约定。皇上圣明，远在这两位君主之上。我私下认为，今天只在于责成毓庆宫侍学诸臣尽心辅导，培养皇上的心志，陈述最高的道理。皇上孝敬兄长的心情自然会油然而生，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也会井然不乱。任用贤能、斥退奸佞，对内修治、对外抵御，那么用来仰体两宫、上慰穆宗的事情，固然不只在于继嗣承统这一端。即使只从这一端来说，洗涤内心、端正根本的方法，也在于前述之事，而不在于此事。伏愿皇太后与皇上名分已经确定，恩谊日益深厚；皇太后看待皇上所生的皇子，无论是否承继穆宗，都同样视为自己的儿子。君臣同心同德，共同渡过艰难，这是宗社的福分，也是臣民的愿望。臣恭敬地推究懿旨中的意思，正是如此。“妥善议定后具奏”这两句话的文义，是说应当把大统归给嗣子。所谓议，是议论继嗣、继统不能同时实行的说法是悖理的。臣工奉命陈述意见，怎么敢用模棱两可的游移言辞，给朝廷留下日后筹划的忧虑呢？” 又奏道：“这次懿旨中的‘即是此意’一语，正是这次议论的关键所在。天地神祇，实在都已听见；朝野臣民，也都明白。诸臣心里知道其中的意思，却苦于担心涉及建储，不敢把它阐明。因此不便直接陈述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专门驳斥吴可读的奏折，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类同于建储了。哪里知道圣意已经传布，如果不能妥善融会贯通，趁此时机制定一个长远方略，考察当前形势，反而恐怕最终必然会类同于建储才停止。况且懿旨上文说预定，下文说‘即是此意’，语意相连。如今若不把它疏解清楚，开头说‘妥议具奏’，结尾却说‘无庸置议’，传到四方，实在会使听闻者惊骇。虽然其中所谓‘无庸议者’，是指原奏而言，但实在担心迂腐的儒生拘泥文辞而损害本意，错误地怀疑两宫有犹疑不定的意思；更担心将来奸佞之人牵强附会，正好借此议论作为翻案的开端。一句话虽小，造成的语病却很大。臣私下认为，此事关系极其重大，伏望两宫圣明裁决，熟思审察，权衡妥当后，再降懿旨。臣愚昧，不能胜任这一大愿。”黄体芳又奏道：“臣私下认为，此事重大，本来难以置喙；及至恭敬地读到懿旨中的‘即是此意’一语，意思已经明白无疑。

译既然这样，就只有恭敬遵守，还能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可是他们仍然分别陈述意见：激烈的人气势汹汹地竭力争辩，柔弱畏惧的人欲言又止、不敢吐露。推究他们的情状，似乎都把事情看成这样：穆宗留下一个亲生皇子给皇上作侄子，将来必定不能承继大统；又似乎把穆宗的嗣子看成这样：如果承继大统，皇上就不能把他当作儿子。激烈的人认为，如果言辞不惊切迫切，主张就无法实行；主张无法实行，就没有办法报答先帝，人们将说他没有替穆宗谋划。柔弱畏惧的人认为，如果把话说得太详细，就像僭越；这样将来必定触犯圣怒，人们将说他没有替皇上谋划。激烈是忠诚，柔弱畏惧是谨慎。忠诚与谨慎，都是人臣的高尚节操，可惜他们还没有深刻明白今日的形势。臣确实浅陋，仍敢恭敬地替皇太后、皇上持平而论，用浅显的话加以说明。譬如士民之家，长子有孙子，次子也有孙子；在他们的祖父母看来，二者并没有区别。然而承袭爵位和职务，必须归于长房的孙子。即使长房没有子嗣，要由次房的孙子承继，承袭也必须归于长房的嗣孙，不能归于次房的其他孙子。为什么呢？因为嫡长与嫡次之间有区别。何况皇上与穆宗之间，不仅有兄弟的伦理关系，而且还有君臣的情谊呢！这就是两宫同意大统归于穆宗嗣子这一说法的原因。再譬如士民之家，大宗没有儿子，次宗只有一个嫡子；然而小宗以嫡子承继大宗，从未听说有人对此吝惜，因为这样仍然可以兼承本宗。只是君主与臣民略有不同：民间以嫡子继承大宗，大宗是正统，本宗只是兼承；天潢以嫡子承继帝系，帝系是正统，本宗可以兼承，但亲情不能兼有。若君主以嫡子承继长支，固然以承继长支为正统，但本宗也不能不兼顾。因为君主没有小宗，即使在称谓上加以区别，也不会损伤对本宗的恩义。这就是两宫意在让嗣子承大统，既慈爱穆宗，也就是慈爱皇上的意思。今天吴可读认为懿旨是这个意思，不敢不遵守；不许建储的家法，不敢不遵守；而奉命议论，又不敢不议论。若不是把两种统绪合为一种统绪，把尚未确定说成预先确定，把将来承统者视为承嗣者，似乎也就没有办法处理了。试想，此时即使不专门替穆宗谋划，既然已经正式命名为先帝承继的嗣子，难道会仅仅封为王或贝勒吗？” 即使不专门替皇上谋划，自古以来天子的嗣子，有由不掌握神器的诸皇子担任的吗？即使只替穆宗谋划，承继皇子的事情，皇上能像民间出继的儿子那样处理吗？即使只替皇上谋划，承继皇子的称谓，穆宗能像前明那样称为皇伯考吗？事情和道理都十分明显，臣谨此逐条陈述。两宫圣明，不难作出决定；应当如何明白降下懿旨，自有圣裁。奉行祖训、遵禀懿旨、体察圣意，就不是僭越；先帝和今上都没有不合宜之处，就不是悖逆；明确的是统绪而不是指定某个人，就不是擅断；议论统系、辨明宗法，正足以显示我国亿万年无穷的福祉，就不是触犯忌讳。这是综合前因、考虑后果，直率陈述，既没有可以逞强的意气，也没有可以谈论的功罪。然而诸臣有的偏于激烈，有的偏于畏缩，臣私下对此有所不解。臣之所以不能停止进言，实在担心皇上亲政以后，阅览臣工的章疏，会认为这样浅显平常的事理，满朝诸臣竟没有一个人看出来，以致事情如此纷乱；那么参与末议的臣，也负有责任。” 李瑞棻又奏道：“臣于本月初一日赴内阁议事，诸臣的意思是，继统似乎涉及建储，不敢参与议论，不能擅自请求，也不能预先拟定，因此以‘无庸置议’复奏。诸臣大概认为，此事确实有难以议论之处。然而臣认为，议论此事固然困难，却不如两宫今日筹划此事困难，也不如皇上将来处理此事困难。第一次懿旨说，只要生有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这次懿旨则说，吴可读请求颁定大统归属，在前次降旨时就是这个意思。继嗣不是建储，但合并推究两次懿旨，便有类似建储之处。建储并不是祖训，这是第一难。议论此事的人极力避开建储的迹象，于是提出一种说法：懿旨既然已有‘即是此意’的文字，那么两宫确实有将大统归于嗣子的意思。如果就把将来继统者视为继嗣者，自然可以两全。但这样一来，承继的皇子不能指定，又恐怕两宫替穆宗立嗣的心意不能及早得到安慰，这是第二难。议论此事的人又提出一种说法：想要确定承继而又不属于建储，只有等到皇子很多以后，由皇上选定一人，秘密禀告慈闱，宫禁内外和朝廷仍不公布，以符合不建储的旧制。然而神器归属之事，最应当慎重。确定得太急，就无法符合选择贤能的道理；确定得太迟，又无法满足两宫的心意。这是第三难。况且，即使把承继与承统合而为一，为先帝谋划也算完善了；我皇上亲自承受大宝，也一定没有另选宗室之子的道理。如果不筹划到这一层，那么两宫挂念穆宗的心，与慈爱皇上的心，仍然不能同时得到安慰。这是第四难。此时如果两宫不再申明一道命令，群臣不再增补一句话，只等亲政之年由皇上自行裁定，那么皇子出生后立即宣布承嗣的诏旨，朝廷大臣一定会争辩说：这是违背建储的祖训。皇子出生后如果听不到承继的诏旨，朝廷大臣又一定会争辩说：这是违背第一次懿旨。这是第五难。诸臣知道其中的困难，只把斟酌得尽善尽美、昭示没有私心的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微臣考虑到其中的困难，则认为要筹划到两全其美、折中取得一个正确方案，关键只在两宫。伏愿皇太后详细思考、长远谋划，并责令王大臣反复思量：怎样才能使圣意必定实行，怎样才能不违背祖训，怎样才能使穆宗的大统流传久远，怎样才能使皇上的孝友之心有利于推行，这些都必须在此时确定。

译先求得一个融会贯通、毫无窒碍的办法，以等待圣裁。臣知道圣上的思虑深远，不仅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还可以为百世留下谋划。”奏章呈入后，奉两宫懿旨：“此前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等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本是因为将来继承帝统有人，可以慰藉天下臣民的期望。只是我朝历代圣主相承，都没有明确确定储位，彝训明白昭示，应当万世遵守。因此前次谕旨没有把继统这一层明白宣布，实在有深意。吴可读所请求颁定大统归属，确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接受穆宗毅皇帝付托的重任，将来生下皇子，自然能够慎重选择元良，承继帝统。承继大统的人就是穆宗毅皇帝的嗣子，既守祖宗的成法，又向天下显示没有私心。皇帝也一定能够正确体会这个意思。吴可读的原奏，以及王大臣等人的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名的奏折、宝廷和张之洞各自的一折，还有闰三月十七日及今日的谕旨，都命令另行抄录一份，存放在毓庆宫。至于吴可读以死进言，孤忠可怜，着交有关部门按照五品官的例子议定抚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