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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慈禧与光绪宾天之厄》　民国　佚名 一千九百零八年夏，即光绪三十四年，太后的健康身体逐渐显出衰弱的迹象。这件事曾记载在太后的遗诏中；从皇帝也在同时患病来看，可以知道此事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皇帝驾崩时的情形以及他患病的原因，外界无从得知详情。这件事以及其他秘密，也都埋藏在李莲英和他亲信小太监的脑中。即使北京的满汉各位大臣，说法也各不相同。对于太后和皇帝先后同时驾崩一事，各人各持一说，彼此矛盾。然而，想考察真相，也并非没有线索可寻。有人说，处在忧患危急境地的皇帝，如果一旦能够总揽大权，必然会对李莲英一类人不利，这是势所必然的。况且，当时颐和园中的秘密计划，或许还有太后不知道的部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太后之所以不知道，大概是当时众人认为太后将先于皇帝去世，所以不得不秘密进行布置；这在东方历史上是特殊的情形。据当时的目击者所说，这种推测或许也合乎情理和形势。然而，想要搜寻确凿证据，使各方面都相互吻合，却极其不容易。下面所记载的，是由两位大臣陈述的，一位是满人，一位是汉人，两人当时都在朝廷任职。他们所说的大体与较为可信的报纸所载相合。这些报纸的报道，也是从官场中传出的，我们都保存着。然而，这一最大的疑案始终无法弄清；太后与皇帝同时驾崩，也可能确实只是自然造成的巧合，仍不能断定。但讲述此事的人又说，他是从太后亲信的侍从那里听来的：皇帝驾崩以后，太后听到消息，不但不悲伤忧愁，反而显出安心的样子。这年秋季，皇帝的病情日益沉重，逐渐连祭祀大典也不能亲自参加。外界于是知道皇帝将不久于人世。太后传下谕旨，命人用特别的乳母抚育醇王的儿子。醇王的儿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绪三十二年。人们于是心照不宣地认为，他就是将要继承光绪帝大统的人。这道谕旨的宣布，实在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其实太后非常不愿意公布它。由于此前已有过一次经历，她不能不担心日后悔恨。而且按照祖宗的法制，除非皇帝病危，否则不能立嗣子，这是最为严厉的家法。太后在庚子年立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实际上完全违背了这项法制。太后极其迷信，又想起吴可读的话，于是后悔此前不应违背祖制而立光绪帝，以致灾害接连发生，便下谕赐给吴可读荣典，以慰藉他的忠魂。晚年经历越南之役以及甲午、庚子之役，接连受到法国、日本和联军的羞辱，太后常常自我痛悔，认为是触犯了上天的震怒，所以上天把灾害降到自己身上。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等人的阴谋，太后也认为是上天显示的惩罚。因为以上种种缘故，庚子年各拳党首领在太后面前极力称赞拳匪的法术能够把洋人全部消灭，太后于是产生了希望，认为这就是菩萨的保佑，可以弥补从前的错误，于是立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作为同治帝的继承人。虽然这一举动又违背了祖宗的家法，但太后仍冒险这样做，希望将来获得更加无上的尊荣。因为在太后之下，就是端王；太后认为端王是上天降下来的、用来征服消灭仇敌洋人、拯救自己国家的人。太后承认自己从前的错误，认为这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于是决意孤注一掷来恢复名誉。后来她从西安回到北京，知道最后这次冒险的举动与此前所做的一样，都是错误，于是立即改变了自己的意向，毅然推行新政；这项新政原本正是太后所反对的。如今既然认识到此前的错误，便立即实行新政，又废除了大阿哥的嗣位，于是太后与拳党首领之间的关系便完全断绝了。此前所下的、偏袒帮助拳党的谕旨，全部一概抹去，毫不迟疑，也毫不顾惜，改变得极其迅速，因为太后一旦醒悟，便立即改正。由于变法的结果以及让醇王的幼子入继大统，皇族幼支的地位更加巩固。如今谈论此事的人，都说光绪帝的父亲、当今皇帝的祖父，即老醇王，将要被追尊帝号，并以老醇王作为始祖。关于继嗣和继承帝统的问题，即使汉人也争论纷纭，始终不能取得一致。当时的人都认为太后将让溥伦承继，这才是长支继嗣的正理。这样既合乎国内士大夫的心意，也可以慰藉吴可读的忠魂。莫礼逊博士当时曾起草一篇论说，认为如果再立幼主，就必须长期摄政，这对国家有极大的危险。太后凭借掌国五十年的威望镇压一切；一旦去世，幼君登位，在此后十多年中，国家大权必然要交给监国，而监国一向处在皇族长支势力的控制之下。太后很清楚立醇王幼子之后的局面，所以这件大事长久没有决定，直到临终时才宣布。当她临终之际，由于事势紧迫，才决定把这件大事公布出来。当时有两件事萦绕在太后心中：第一，太后曾答应过荣禄；第二，庆王极力替溥伦进言，太后对此十分厌恶。而且皇后长期侍奉太后，太后也想让她安享尊荣，以补偿她长期以来的劳苦，这也是自然的人情道理。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和次年春，即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后仍像平常一样健康。到了四月，太后仍然前往颐和园避暑；由于天气炎热，便患了痢疾，过了很久也没有痊愈。到西历八月，她的容貌逐渐不同于从前。此前她虽然年高七十，却完全没有显出衰老的样子。不过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大病，精神仍然很好，言语也和从前一样，仍然每天勤于处理国政。太后常说自己能够享有高寿，就像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维多利亚是太后经常称赞并且内心仰慕的人。有一位道士，太后常常召见他。他在太后面前很受信任，也曾预言太后一定能享有高寿，比此前三位太后的寿命都长。但他的话没有应验，因为太后去世时，实际寿数反而低于此前三位太后的寿数。

译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活佛达赖喇嘛将在秋季到北京朝见。太后听说后非常高兴。总管李莲英请求太后取消此事，说相传活佛和皇帝如果同住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莲英这样说，大概是出于私心，因为活佛来京，迷信的人必然增多，这对他非常不利。）太后说，皇帝的病已经知道必定不能痊愈，活佛来不来京与此没有关系。到西历七月，太后召几位医生入宫诊察皇上的病，其中也有在外国毕业的医生。这时皇帝的气息更加微弱，身体也更加消瘦。医生说皇帝患的是肾炎。他们开出的病案都很简略、不够详细，大概是受到礼制约束的缘故。但他们都明确说皇帝的心脉极其虚弱。当时南方的报馆毫无顾忌地公开宣扬，说这次诊病完全是为了掩饰真相、蒙蔽世人。太后的病情危急，皇帝的性命也就无法保全了。考察当时北京城中的议论，说太后常常劝勉皇帝振作精神，对他有顾恤之意，并命皇帝选择放免大臣；凡有谕旨，都仍按旧例给皇帝阅看。维新党人王照从外国回来、自动投案时，太后曾问皇帝应当如何处置。这个人正是太后以前想杀掉的人。皇帝思考了很久，说请赦免他的性命。太后说：“我的本意本来想饶他一命，但想听听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很清楚，你非常痛恨康有为等人，所以我怕你一定要把王照判处死罪。”这说明太后当时已经知道，皇帝已不再有反对太后旨意的意图。皇帝病情危急，太后告诫太监，以后皇帝来请安时，不要让他在外面久等。又命令在议论国政时，免除皇帝跪地迎送的礼节。有一位满洲大员曾亲眼见过一件事，现记述如下：一天，有一位御史上了一道奏折。皇帝看完后，对军机大臣说：“外面的言论，真正可信的很少。就拿我确实有病来说，奏折里却说我没有病，说另有其他原因。”太后说：“谁敢说这样的胡话，应当治以死罪。”皇帝说，自己觉得身体气力虚弱，太后的万寿之期将要到了，恐怕不能叩头祝贺。太后听后非常怜悯，对皇帝说：“你保养身体要紧。我希望你的病好起来，这比向我叩头重要得多。”皇帝跪地叩谢太后的话，跪下时病情发作。庆王说，可以命御医屈永秋进来诊治。这个人曾经留学欧洲，但当时没有被召入宫。第二天召医生入宫。这些医生都固守中国的古法。皇帝说：“我心里惊悸不安。”有一位名叫吕用宾的医生回答说：“现在皇上的病还没有严重到十分危急的程度，请皇上安心。”当时太后已经患病，外界流言很多。太后看到外界议论激烈，认为这与宪政有关，于是决定确定期限实行宪政，不再拖延。八月初一日下谕，宣布九年立宪的期限，完全仿照日本明治年间的做法。中国宪政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仿效日本的。同时又下谕命令各部严厉推行新政。谕旨说：朕奉皇太后的懿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溥伦等人会同上奏，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以及议院开设以前逐年应当办理的筹备事项一折。现在国势积弱，事变接连发生，如果朝廷内外不能同心协力，就不足以谋求国家生存和建立；如果不能整顿纲纪，就不足以保持治安；如果官员和百姓不能互相勉励、彼此纠正，就不足以促进进步并取得实际成效。奕▯等王大臣所拟定的宪法以及议院选举各项纲要，条理详细严密，权限划分明确，同时采纳各国的良好规制，不违背中国的礼教，总的原则不外乎此前多次下达的明谕，即大权统一于朝廷，众多政务交由舆论公议。将来编纂宪法以及议院选举的各项法律，就以此作为准则。所有权限都应当严格遵守，不得稍有逾越。在宪法尚未颁布、议院尚未开设以前，一律遵守现行制度，静候朝廷逐步筹办，按照期限实行。至于单独列出的应行筹备事项，都是立宪国家应有的重要政务，必须秉公认真，逐项推行。着令该馆、该院的王大臣把这份清单附在此次下达的谕旨之后，刊印誊黄，呈请加盖御宝，分发给京内各衙门以及京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恭敬地悬挂在堂上。并责成内外臣工按照清单所列各项，依照期限办理。每满六个月，就把筹办成果逐项列明上奏，并咨报宪政编查馆核查。各部院的领袖堂官、各省督抚和府尹遇有交接，后任人员应当会同前任，把前任办理的情况详细奏明，以便各自接受考核，避免推诿卸责。凡是各部和外省共同办理的事项，部臣本来就负有纠察外省的责任，应当严格规定优劣考核，分别上奏。并着令该馆、该院的王大臣奏请设立专门科目，切实考核。在京负责言论监察的各位大臣，也应当留心察访。如果有逾期不办、表面奉行而实际违抗，或者徒有名义而没有实际成效的，都可以指名道姓、据实检举弹劾，按照玩忽职守的条例议处。奕▯等王大臣如果敢于相互包庇、隐瞒粉饰，贻误国事，朝廷也绝不宽免。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都应当警醒，不再沉迷，革除积习。如果仍然懈怠拖沓、坐视耽误，难道还有天良吗？该馆、该院的王大臣与国家休戚相关，所承担的责任尤其重大，如果竟然因循敷衍、观望包庇，难道能不愧对神明吗？所有人民应当进行自治教育和练习的各项事务，在京由主管衙门负责，在外由各督抚督促所属各地随时办理，不得任其拖延。至于开设议院，应当以逐年筹备的各项事务全部办完为期限。从今年起，务必在第九年之内把各项筹备事务全部办齐，到时立即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院的诏书。凡是我的臣民，都应当振作精神，赞成实现大治。如果有不安定的人，假借某种名义，借机制造和煽动事端，或者轻率妄为、制造事变、扰乱秩序，朝廷只能依法惩罚警戒，绝不能任由他们妨害治安。总的目标是使国势日益巩固，使人民生活永远安定太平；上以慰藉宗庙社稷之灵，下以回应四海臣民的期望。特此通谕知悉。

译西历九月，袁世凯过五十岁生日。当时太后住在颐和园，赏赐了大量珍贵物品，京城朝廷官员没有一个不送寿礼。到了西历九月，达赖喇嘛来到北京；礼制方面发生了争论，所以很久没有召见他。后来议定由达赖喇嘛向皇帝叩头。皇帝站起来，请他坐在旁边的藤榻上。这件事争论了很久，达赖心中很不高兴，只得勉强答应。因为达赖自视很高，不愿叩首。而且达赖带来的贡品很多，本来希望太后以特殊礼节接待他；既然愿望落空，心中十分不快。西历十月，太后召见了他，并请他为自己祷告祝寿。外国使臣也在十月到颐和园进见了一次。这月二十日，两宫从颐和园返回西苑，这是太后最后一次出行。她乘船从颐和园到西苑。离开颐和园时，她望见万寿山，忽然对瑾妃说：“皇帝病得很重，我们走了以后，恐怕一时不能再到这里来了。”太后的船上满刻着龙凤图案；太后坐在藤椅中，五六名宫眷和几名太监围在旁边侍候。到了万寿寺，太后下船，由两名太监搀扶着进入轿子，按照惯例到寺中上香。太后去世后，随从回忆这次上香时，认为其中有一个预兆：所上的香，最后一根没有点燃。太后出庙时，命令僧众“曰曰”祈祷，为太后祝寿，因为万寿之期即将到来。随后前往万牲园。万牲园在西直门外。太后进入园中，想下轿步行绕园一周，观看各种过去从未见过的禽兽，因此非常高兴，并说以后要常来游玩。她向看守人员详细询问各种事情。看到狮子时尤其高兴。她询问监督各类兽畜来自什么地方；监督是内务府的一名满人。监督无法回答，随从们都失声发笑。太后说：“看来你对动物学不太懂。”于是转而询问其他看守人员。李总管随行，觉得很为难，请太后休息，不要过于劳累。但太后一定要绕行一周，还让他气喘吁吁地跟随，自己以此为乐。这次游园实在是一件创举。一个亲眼看见当时情形的人说，游园完全是太后一时高兴而起。太后的记性很强，她记得端方从欧洲回来时送给太后一头大象，还有几种其他动物。太后认为宫中没有地方饲养，于是商议兴办万牲园；这就是万牲园设立的起因。这头大象由二德人看管，他们当时向总理衙门诉说，每月的饲养费用不足。但总理衙门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头大象于是逐渐饿死。看管它的西方人因此领取了合同尚未期满的薪金，回国去了。太后对此非常不高兴，曾经提起过这件事。她又说：“看这些禽兽，都喂养得很好。”对此十分满意。只是负责管理老虎的人受到了严厉斥责。回到西苑后，一心准备举办万寿庆典。这一年太后七十三岁。万寿的日期是西历十一月三号。城内正街焕然一新。宫内准备了一个特别戏场，演戏五日。又有一项特别礼节，是此前万寿时从未有过的，即达赖喇嘛进见之礼。达赖带领属员向太后叩头祝寿。皇帝病重，不能按照预定礼节在仪鸾殿叩祝，于是派一位亲王代行。这项礼节是最重大的礼节，皇帝竟然不能亲自到场，可见皇帝病得很重。否则，像这样的大典，即使只能勉强举行，也决不会派人代行。后来太后在大殿特意赐宴给达赖，皇帝又不能亲自到场，于是皇帝的病情更加明显。达赖跪在殿外迎接皇帝，本来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这样做；等到皇帝没有到场后，他就更加愤怒了。万寿当天早晨八点，皇帝离开瀛台到大殿，形容消瘦，面色枯槁。太后见了怜惜他，命太监扶他上轿。此后太后特地下谕旨，称赞达赖的忠诚，命他赶快回到西藏，宣布朝廷的德意，谨慎遵守国家命令等等。太后下午同妃嫔、福晋、太监等人一起改换装束，穿上古代衣服。太后扮演观音，其余人则扮演龙女、善男、童子等，在湖中游玩。太后高兴到了极点，不幸晚上受了凉，又吃乳酪、苹果等物过多，于是再次患痢疾。这种病在夏天曾经缠绵很久。第二天她仍像平常一样处理国事，批阅了许多奏折。到了西历十一月五号，太后、皇帝都不能临朝，到军机处召见军机大臣。达赖听说太后生病，献上一尊佛像，说应当立即送往太后的陵寝。当时庆王正在监督修理陵寝，工程将要完工。（庆王是在荣禄之后担任陵寝大臣的。）达赖喇嘛催促把这尊佛像送到太后的万年吉地，用来镇压不祥之气，这样太后的寿命就应当更加长久。太后听说后非常高兴。第二天她仍然临朝，像平常一样召见大臣，命庆王赶快把佛像送到陵寝，恭敬谨慎地安置好。（皇陵在北京东英里九十里，陵地广大，装饰精美，都是中国最好的建筑。共有宫殿四重，第四重宫殿后面有高大的丘陵，名叫宝城，宝城下面就是大陵宫。）庆王听到太后的命令后，迟疑不决，上奏说太后、皇上现在都有病，似乎难以离开京城。太后说：“这两天我未必就会死，我现在已经觉得好些了。无论怎样，你照我的话办理就是了。”

译到了十一月九号，太后、皇帝一同临朝，召见军机大臣，直隶提学使请求接受训示。太后说：“近来学生的思想，趋向革命的日益增多。”说到这里颇为伤感，命提学使务必竭尽心力，挽救这种衰颓的风气。召见结束后，又召四名医生入内诊治皇帝的病。这四名医生是由外省推荐到京的。当晚皇帝的旧病严重复发，从此皇帝再也没有离开寝宫。第二天，皇帝派人到太后宫中请安。太后也住在宫内，没有临朝。御医报告太后、皇上的病情，都不是好的征兆，请另外聘请高明的医生来代替他们的职务。军机处特意派一人到陵寝，请庆王赶快回来，因为庆王是最重要的人。庆王接到消息后，日夜兼程赶路，十三号早晨八点到达京城，立即入宫。他见太后的病势已经好转，精神舒畅；只是皇帝的病情逐渐沉重，终日昏睡，清醒的时候很少，但有时神志还明白。于是派皇后前去禀告，说恐怕不能长久侍奉太后，请太后选择一个嗣子，不可再拖延。这些陈述的话，究竟是出自皇帝本人的心意，还是有人授意？并且究竟是不是皇帝派来的？那就无法知道了。庆王到达京城后，立即在仪鸾殿召见各位大臣。太后走上御座，虽然病体已经难以支撑，但她性情坚强刚毅，仍勉强镇定自己，说话还和平日一样，声音洪亮而严厉。她的坚强丝毫不改平日的常态，见到的人都感到惊讶。有人叙述说，当天的会议完全由太后一人主持，参加商议的有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人。太后说：“现在时机到了，必须按照皇帝即位时的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已经拿定主意了，但想和你们商量，看看你们的意见是否相同？”庆王等人主张立溥伦，或者立恭王。他们说溥伦尤其合适，因为他是从道光皇帝长支一系传下来的。醇王似乎也同意这个意见。其余的人则主张立醇王的儿子。太后听完众人的议论后说：“以前我把荣禄的女儿许配给醇王做福晋时，就已经决定要把他们所生的长子立为嗣君，作为对荣禄一生忠诚的报答。庚子年荣禄防护使馆，竭力维持局面，使国家没有灭亡，实在是依靠了他的力量。因此今年三月，又特别加恩于荣禄的妻子。” “如今既然要立醇王的儿子，就封醇王为监国摄政王。这个职位比从前所议的议政王名分更高。”醇王听到太后的话，叩头辞谢，深深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当即下了两道谕旨：一道任命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另一道命令醇王的儿子溥仪入宫抚养。又命庆王把这道谕旨告诉皇帝。当时皇帝神志还清楚，听庆王转述太后的旨意后说：“立一个年长的君主，难道不是更好吗？但不必疑虑，太后的主意没有错。”后来又听说要任命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皇帝非常高兴。当时是下午三点钟。过了两小时，这位幼主就入宫了，由醇王送来。第二天七点钟，御医说皇帝鼻翼扇动，胃部隆起，都不是好的征兆。当晚皇帝知道自己的病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于是写下最后的遗诏，但文字含糊，几乎无法读懂。这份诏书在皇后手中，起初十分秘密。当时朝廷又下了一道谕旨，说皇帝病情危急，命各省再次寻找良医，迅速派他们进京。谕旨中详细叙述皇帝的病状，但其中的话是否全部属实，就无法知道了。看到这道谕旨的人，都不以为意，因为早已等待这一结果了。下午三点，太后到瀛台探视皇帝的病情。皇帝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后来稍微清醒，侍者替他穿上长寿礼服。这是因为按照礼制，皇帝必须穿着这种衣服去世；如果死后再穿，就被认为不吉祥。皇帝不愿意穿，到五点钟便去世了。太后、皇后、两位妃嫔和几名太监在身旁。太后还没有等穿龙袍的礼仪完成，就回到宫中，传谕颁下皇帝的遗诏，并颁布新皇帝登基的诏书。现在把遗诏抄录如下：我从年幼时登上皇位，恭敬地继承先祖的大业，承蒙皇太后以仁慈抚养教育，恩德辛劳地教导我；皇太后垂帘听政，日夜忧劳，后来又奉皇太后的懿旨，命我亲自裁决大政。我恭敬遵循列圣的家法，始终以敬天法祖、勤于政事、爱护百姓为根本。三十四年中，我仰承慈训，每天处理万机，勤勉寻求上理。考虑到时局的艰难，折衷中外的治理办法，调和民众与教民，广泛设立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业，修订法律，预备实行立宪，希望同四海的臣民共同享受太平。各直省遇到水灾、旱灾和局部灾害，凡是疆臣请求赈济、请求蠲免赋税的，无不立即施恩。本年顺、直、东三省，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先后遭受灾害。每当想到我的百姓满目疮痍，就难以安稳睡觉和进食。我的身体一向气血虚弱，从去年秋天起便不适，医治至今，但胸闷、胃部不适、腰痛、腿软、气壅、咳嗽、气喘等症状接连发生、反复出现，一天天加重，阴阳都已亏损，以致病危垂死，难道不是天意吗？只是想到皇位极其重要，应当赶快传给合适的人。现在恭敬接受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懿旨，将摄政王载沣的儿子溥仪接入皇统，作为嗣皇帝。” 嗣皇帝仁慈孝顺而且聪明，一定能够仰承慈意，使太后欣慰，恭敬承受托付，忧勤警惕，永远巩固国家的根基。你们京内京外的文武臣工，应当竭尽忠心，破除积习，谨慎遵守前次谕旨，按照每年筹备的事项，切实办理。这样或许九年以后能够颁布立宪，完成我尚未完成的志愿，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稍感安慰。丧服仍然按照旧制，二十七日除服。布告天下，使所有人都知道。这时太后的神情安详平和，旁人见了都感到惊讶。又以新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称述大行皇帝的德行以及太后仁爱的恩德。在这个时候，回想光绪初年，因为没有为同治皇帝立嗣，吴可读曾经以尸体进谏。如今新皇帝已经继承同治皇帝为嗣，实行了太后当时的谕旨；然而如果不设法兼顾，那么光绪帝又会像同治帝一样没有嗣子，士大夫必然又有人起来争论，甚至有人仿效吴可读已经做过的事情，也未可知。于是太后独自提出意见，创设兼祧的办法。虽然此前没有先例可援，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两全，这是因为根据实际情势来制定礼制。现在把她的谕旨抄录如下：

译恭敬接受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懿旨：此前因为穆宗毅皇帝没有储君，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降旨。大行皇帝升遐，也没有储君，不得已让摄政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嗣，同时承继大行皇帝的祧。凡是熟悉中国历来议论礼制、纷争不已情形的人，似乎都会认为，这次太后所制定的简便办法，前代本来应该早已有实行的，但实际上却没有。如果换一个人，没有太后坚定、老练、刚毅的手段来办理这件事，那么拘泥于章句的士大夫，能够安然不发生争论吗？这是不能不怀疑的。后来又降下一道谕旨，规定太后把国事交给监国摄政王处理；如果有重要事情，仍然要禀承太后的意见来办理。这道谕旨无异于使监国摄政王只承担一个虚名，而太后自己仍然掌握大权。这个虚名要一直持续到新皇帝长大，或者太后去世以后才结束。当时太后仍希望长享高寿，以便永远掌握政权。谕旨中有这样的话：“监国摄政王，禀承我的训示，处理国事。”（译意）从这句话来看，只要太后还在，监国摄政王就必定不能独断国事，也将像光绪帝一样只是名义上拥有皇帝的地位而已。西历十一月十四号，太后整天处理大事，直到晚上才得到休息。虽然极其辛苦，但身体和精神反而比较好。第二天，她仍在六点钟起床，召见军机大臣、皇后、监国摄政王以及他的福晋，也就是荣禄的女儿，谈了很长时间。她以新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当时还在筹划庆祝尊号的礼制，并确定监国授职的礼仪。到了中午，太后才吃饭，忽然昏倒，持续了很长时间。醒来后，大家都说这是因为前几天受到刺激、过度劳累，导致旧病复发；其根源则是夏天痢疾持续太久，使身体元气受到严重损伤。太后知道自己的最后日子将要到来，于是急忙召集光绪皇后、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等人，发布下面这些上谕，吩咐各项事务，神态从容，条理清楚，仍像每天处理国事时一样。谕旨说：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天已经下谕，任命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禀承我的训示处理国事。现在我的病情危急，自知将不起，此后的国政全部交给监国摄政王。如果有重要事情必须请皇太后询问裁决，就由监国摄政王向皇太后请示裁夺。（译意） 凡是熟悉宫廷情况以及太后一生经历的人，看到上面这些谕旨，都知道最后几句话的重要性。它的意思大概是想给新太后及叶赫那拉族一个机会，使她们在有重要事情时能够参与其中。这样办理，就可以维持叶赫族永久的权势，巩固他们所占据的地位。假如监国摄政王以及其他人采取敌视的行动，新太后就可以依据这道谕旨发言。由端方因为在陵上对新太后有失恭敬，立即被撤去直隶总督职务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由此也足以知道，监国摄政王很难做，以及隆裕利用这一特权来树立威势的做法。太后下达前面所录的上谕后，病情更加沉重，命人起草遗诏。军机大臣拟好诏书后进呈。太后阅看后改定了几处，又加入几句话，即遗诏中不得不再次训政的内容。太后向众人说明增加这几句话的用意，说：“我几次垂帘听政，不明白的人或许以为我是贪恋权力，实际上是迫于时势，不得不这样做。”遗诏末尾“回念五十年来”等话，也是太后所加，意思是回顾一生，没有值得悔恨的事情。遗诏确定后，太后便对侍从说了告别的话，听到的人无不伤心。太后神志清醒，即使到了弥留之际，仍然能够继续谈话，神态安闲，和平日一样。后来她逐渐昏沉，侍者都认为时候已经到了。忽然她又清醒过来，所以直到临终前几分钟，人们仍没有完全绝望。太后五十年间掌握中国的大权，而她最后的一句话却出人意料，说道：“以后不要再让妇人参与国政。这同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格加以限制，尤其要严加防范。不得让太监擅自掌权，明末的事情可以作为深刻的鉴戒。”说完便闭上眼睛，当时是下午三点。去世时面向南方，因为中国人认为君主临终时必须面南而坐。有人见到，说太后死后嘴巴张开不能闭合；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她的灵魂不愿离开身体。于是，这位威权盖世的太后就去世了。她去世时，也像生前一样带有激奋勇厉的姿态，因为太后实在是一个无法测度的人。小殓之后，随即同皇帝的遗体一起由西苑移入禁中。沿途跪拜的人到处都是。到达禁城后，分别停灵于殿内。现在把太后的遗诏，即她五十年来最后的一道诏书，全部抄录如下：

译我以德行浅薄，恭敬承受文宗显皇帝的册命，得以充任宫中妃嫔。等到穆宗毅皇帝年幼继承帝位时，正值寇乱尚未平定、讨伐正激烈之际。当时发匪、捻匪互相交战，回、苗等族扰乱，海疆多有变故，民生凋敝，满眼都是疮痍。我同孝贞显皇后同心抚治，早晚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的遗谋，策励内外臣工以及各路统兵大臣，指示机宜，勤勉寻求治理办法，任用贤能，采纳谏言，救济灾民，抚恤百姓，于是得以仰承上天庇佑，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到穆宗毅皇帝去世后，今大行皇帝入继大统，时局更加艰难，民生更加困苦，内忧外患接连而来，不得不再次训政。前年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今年颁示预备立宪的年限，万机等待处理，心力都已耗尽。幸好我的身体一向强健，还能够勉强支撑。没想到今年夏秋以来，时常感到不适，政务繁多，无法安静调养，睡眠饮食失常，拖延日久，精力逐渐疲惫，却仍不敢有一天安逸。本月二十一日，又遭逢大行皇帝的丧事，悲痛发自内心，无法自我克制，以致病势加重，终于病危垂死。回顾五十年来，忧患接连经历，兢兢业业的心情从来没有片刻放松。如今推行新政，已经逐渐有了端绪，嗣皇帝正处于幼年，正需要启发教导。摄政王以及朝廷内外各位大臣，还望同心协力辅佐，巩固我国的根基。嗣皇帝应当以国事为重，更应努力节制哀思，勤勉学习经典，日后光大前人的谋略，我对此寄予厚望。丧服二十七日后除去。布告天下，使所有人都知道。太后的徽号一共有二十二个字，生前已经有十六个字，后六个字是死后追谥的。第一个字“孝”，是各位皇后的共同用字。第二个字“钦”，所以在国史上称她为“孝钦显皇后”。太后的谥号之隆重，自中国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位皇后能够与她相比。她去世以后，国民的思念和全世界的称颂，越来越多，始终没有停止。金棺先停放在宁寿殿，后来移到煤山脚下，等待选择日期奉安于山陵。大丧期间，哀悼、悲痛、尊敬的礼仪，非同寻常。臣民一致认为，太后去世后，国家就失去了所依靠的人。自她去世直到奉安，一年之内，隆重的祭祀从未有片刻停止。这年七月中元节，用纸扎成一艘大船，约长一百五十尺，放置在禁城外、靠近煤山的地方。船上扎有侍从、太监、仆妇以及各种齐备的器用，也有宝座，宝座旁环跪着身穿礼服的官员，和往日召见臣工时的情形一样。监国摄政王以皇帝的名义在船前祭祀，祭祀后举火焚烧。奉安前一两日，焚烧的纸扎人物、骆驼、马匹、器用等，多得无法计算，都是认为供太后在阴间使用的。以下所记载的奉安情形，是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太晤士报》刊登的内容。

译十一月五日清晨五点，是钦天监选定的大行皇太后金棺从宫中奉安到东陵的日子。一切仪式大体与前一年西历五月大行皇帝奉安时相同，只是军队更多，装饰更加华美，警察也更加整齐，所以场面尤其宏大。不过有一点不足：大行皇帝奉安那天，天气晴朗明亮；这一次却乌云密布，天气十分寒冷，再加上耽搁了很久，观看的人颇感不耐烦。金棺起初由八十四人抬着，这是经过城门时人数最多的安排；出城后增加到一百二十人。前面是监国摄政王以及各王公、贝勒、军机大臣等，后面是一队骑兵，再后面是用骆驼驮载帐篷和行宫用具的队伍。从京城到陵墓，必须走四日，以便夜间搭帐篷，作为暂时安放金棺的地方。再后面是伞队，都是庚子年由西安回銮时百姓恭敬送行的伞；安葬后便全部烧掉。再后面是喇嘛，最后是一队銮仪卫，手持祭器、佛幡、旗帜等物。全队中有三乘极其华丽的轿子，罩着黄色丝帘，所有装饰都是龙凤花样。其中有两乘与太后平时乘坐的轿子相同，这些也准备在陵上焚烧。纵观整个队伍，其炫耀和威严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只有唐代的武后或许能够与此相比。史书记载，武后下葬时，有数百名侍从殉葬在陵内；如今则没有这种事情。警察的布置很显才能，观看的人都赞叹不已。梓宫经过的道路上，家家闭户，军队排列得满满当当，以防发生意外。队伍纪律严明，没有喧哗混乱的现象，道路平坦，全队向东陵进发。东陵距离京城约九十英里，四面松柏繁茂葱郁，后面是山。最初由荣禄主持陵墓工程，共耗费白银八百万两，与定陵相近。定陵就是咸丰帝的陵寝。西面是慈安太后的陵墓，东面是咸丰帝中宫皇后的陵墓；中宫皇后在咸丰帝登位以前去世，后来才追谥。慈禧一生极为关心自己的万年吉地，经常前往察看，询问得非常详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陵墓工程完工，太后嫌柱子不够大，曾下令更换。荣禄死后，庆王接替了他的事务，办理陵墓上的雕刻、装饰等工程。其工程的宏大，由此可以想见。奉安完毕，举行辞别礼，石门随即关闭，慈禧一生的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中国的风俗认为，丧礼是隆重还是俭省，费用是丰厚还是节约，关系到死者的威严以及后人的体面。现在把皇帝的丧费和太后的丧费比较如下：皇帝丧费不过四十五万九千九百四十两二钱三分六厘，而太后的丧费则在一百二十五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当时传言，监国摄政王想要剔除浮费，因为叶赫那拉族不高兴，于是作罢。毫无疑问，太后的大丧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因为太后确实是中国五十年来受到民众爱戴的君主。太后的神主从东陵返回京城，进入太庙时，礼制也极为隆重。西方人看到这些，都深深印在心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崇敬、祭祀祖先的心意。神主用木头制成，外面加漆，以满文、汉文书写；先放置在陵墓上，石门关闭后，神灵便附着在木主上，所以对待它和在世时一样。神主从陵墓返回京城时，被恭敬地供奉在华丽的黄色缎轿中。后面送行的人非常多，夜间就在特意准备的帐篷中休息。所走的道路称为神路，由军队打扫得极其干净，普通人不得通行。临近京城时，监国摄政王率领各位王公、大臣跪下迎接。城中商铺停业，肃静无声。队伍经过禁城正门，进入太庙，将神主恭敬地安放在九祖三十五后的神位行列中。在进入太庙以前，先暂时撤出同治帝和皇后的神主。因为木主进入庙中，必须先向祖宗叩首，而父母的木主不能向子媳叩首。这项礼仪由人代为执行。太后的神主入庙时，由监国摄政王代替宣统帝行礼。每个木主都要三跪九叩首，总计约四百拜。安放好以后，又恭敬地迎接同治帝和皇后的木主返回庙中，向慈禧的木主叩首。慈禧的木主与慈安的相邻。至此，大丧的礼仪才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