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戊壬录》，清代宋玉卿撰。◎改政之变 变法并不是从光绪帝才开始的。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借助洋将消灭洪秀全、杨秀清的军队，已经逐渐了解到西方人的长处，因此创办制造局来制造新式器械，设立方言馆来培养翻译人才，创办招商局来争取航运利益，又派遣学生出国游学。文祥也稍微了解时局，任用客卿美国人蒲安臣为大使，遍访并结交西方各国。变法这件事，已经从这里开始萌芽了。只是当时朝廷士大夫不了解外部形势，赞成的人少，拒绝的人多，所以在二三十年间，养成了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中国。等到甲午一战，这个自以为庞大的帝国被日本击败，直到割让台湾、赔偿巨款，痛定思痛之后，全国的大梦才醒来。不过，这时最先提出变法的人是谁呢？就是光绪帝二十年的老师翁同▯。翁同▯本来志向和谋虑忠诚纯正，学问渊博，以协办大学士兼任毓庆宫行走，很受光绪帝信任。甲午战败后，他知道如果不讲求西方法制，就不足以谋求自强，于是搜集时务书籍加以研究。因而他常常在光绪帝面前谈论这些事情，于是光绪帝毅然产生了改革的志向。乙未年五六月间，翁同▯与光绪帝决定大力实行变法，拟定颁下十二道诏敕，被奕▯知道后加以阻止。阻止不成，奕▯便把此事告诉西太后。西太后大怒，于是撤去翁同▯毓庆宫行走的职务，从此变法的议论中止。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光绪十四年，他曾以平民身份跪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整治革除积累的弊病，修治并阐明内政，取法西方，实行改革。朝廷权贵见到他的奏书，把他视为疯子，阻拦不让上呈，康有为于是回乡讲学。到了乙未年春天，按惯例举行会试，各省举人组成的公车都聚集在京师，康有为也参加了。听说中日议和的事情，认为日本索取过多，他对此十分愤怒，于是首先倡议上书拒绝。其门徒梁启超便日夜奔走号召，联名上书讨论国事。广东、湖南两省的举人同日先行上书，其他各省也跟随。他们各自联名，聚集到都察院，几乎没有一天空缺。不久又集合各省举人，在松筠庵大规模议论。松筠庵原是明臣杨椒山先生的旧宅，御史遇到弹劾之事，常常在那里集会。当时参与议论的共有一千三百人，联署成大规模的上书，推举康有为为领袖。奏书的大意共有三件：第一是拒绝议和，第二是迁都，第三是变法；而最后归结到变法上。大臣们见到后，厌恶其言辞激烈，不替他们上达。不久，和议达成，公车解散，康有为已经取得出身资格，被授予工部主事一职。康有为又上书谈论变法，工部堂官厌恶他，不替他代为上奏。康有为也知道指望政府实行变法，事情非常困难，于是退下来在北京创立“强学会”，接着又在上海设立分会。虽然推举两湖总督张之洞为会长，实际上却由他主持此事。他的门徒梁启超也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用来鼓吹变法。过了两年，丁酉十二月，德国人强行占领胶州湾的事件发生。康有为听说后，认为局势变化更加紧急，渡海进京，再次上书陈述此事。工部堂官厌恶他的抗直态度，仍然不替他代为上奏。康有为于是向给事中高燮曾谋划此事，高燮曾看了他的奏书，认为他忠诚，便上抗疏推荐他，并请求召见。奕▯知道后加以阻止，说：“本朝的成例，不是四品以上的官员，不予召见。康有为的官职还不到四品，如果有话要问，可以命大臣传话给他。”因此，光绪帝于戊戌正月初三日下谕，命王大臣把康有为传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询问变法的事情。又命令说，如果有什么见解，以及有著述论说政治的人，可以由总理衙门呈进。王大臣于是取出他在丁酉年冬天请求工部代奏的奏书上呈。奏书大略说：自从东师受辱以后，西方各国轻视我们，把我们当作野蛮人，把我们视为愚昧顽固；过去还把我们看作半开化之国，如今却把我们同非洲黑奴等同起来；过去嫌我们傲慢自尊，如今则侮辱我们是聋、瞎、愚蠢、昏昧的人。按照各国公法中关于均势和保护的各项规定，只适用于文明国家，不适用于野蛮国家，而且还说消灭没有政治和教化的野蛮国家，是为了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因此，十年前我们幸而没有出事，是因为西方各国专心忙于瓜分非洲。如今非洲已经瓜分完毕，三年来，西方各国专门谈论瓜分中国，报纸上的议论公开假托正义之声。关于瓜分中国的计划传遍天下，谋划得十分详细，完全没有隐瞒。这些还只是空洞的声势，下面再说实际情况。俄国、德国、法国为什么要订立秘密条约？英国、日本为什么要建立深厚的交往？土希战争中，各国为什么吝惜兵力而不使用？各国为什么竞相增加军舰数量，彼此对峙？他们向众人号称要保卫欧洲太平，由此可知他们是要把祸患转移到亚洲。他们把话说得文饰些，说是保卫宗教、保护商业，那么他们垂涎土地利益的意图也可以想见了。英国《太晤士报》评论德国在胶州的事情，认为处置中国的办法极其得当。这就像地雷四处埋伏，药线彼此相通，一处点火，四面都会响应；胶州的警变只是他们借以发难的端由，德国本来就是首先点燃导火线的人。二万万膏腴的土地，四万万秀美善良的人民，各国虎视眈眈，垂涎已久，简直是把东西藏起来引来盗贼，陈列在交通要道上。主人屡次遭到抢掠，却高卧不醒；守卫袖手旁观，像是病得昏狂。东西唾手可得，俯身即可拾取，就像蚂蚁闻到腥膻而聚集，听到风声便一齐赶来，像群鹿失散后共同追逐，拍手欢呼。起初是壮年人动起贪食之心，后来老人和小孩也来分一杯羹，各国都来了，都想分得一块肉。过去安南之战，十年后才有东边的战事；割让台湾之后，两年内就发生了胶州事件。其间东三省、龙州的铁路，滇、粤的矿产，土司野人山一带的边疆，还没有计算在内。从此以后，各国采取行动越来越急，积蓄的势力越来越紧，事变的到来一天比一天迫近。教堂遍地，没有片刻不能发生冲突；矿产遍地，没有地方不能提出要求。我们的骨肉有限，而剥削没有止境。何况铁路和人员已经切断了南北的咽喉，疆臣被斥逐，任用官员的大权也丧失了。逐渐发展下去，就会像埃及那样由外国掌管户部，像土耳其那样掌握其国家政权。枢垣和总署，他们都可以派本国人进去；公卿、督抚，他们还将控制其生死。鞭打亲贵，使重臣成为奴隶，囚禁士大夫，践踏百姓。

译严重时就会像土耳其那样幽禁废黜国主，像高丽那样祸及君王和王后。再严重些，就会像安南那样把土地和人民全部夺走，只保留一个空虚的名号；像波兰那样被宰割瓜分，整个国土都被分掉。马达加斯加因为挑水这样的小事引起冲突而亡国，安南因为争夺道路而丧失国家。蚂蚁窝虽小也能使堤坝溃决，祸端并不在于事情大小。我只怕从今以后，皇上和诸位大臣即使想暂且苟安于朝夕之间，在湖山之间歌舞享乐，也不可能了；还恐怕皇上和诸位大臣想做长安的平民而不可得。再过几年，即使是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也可以预料，必定没有解脱和免祸的办法。不过，其他事情我还可以先说。若遭受非同寻常的屈辱，那么不只是停笔而不忍写入文章，甚至会悲痛得吐血而不能说出口。处在小朝廷中求得活命，是胡铨所感到羞耻的；等到京城被焚毁才惊惶忧虑，是董遇所鄙视的。这些正是我半夜流泪、仰天痛哭而不能停止说出来的事情。难道说皇上没有发愤之心、诸臣没有忧国之意，只能坐等死亡，不正是应当如此吗？然而我暗中观察，皇上发愤之心如日月般昭明，机密大臣以及六曹九列的贤士大夫忧国的诚意，也已经从憔悴的面容和黝黑的脸色上明显表现出来了。可是，天天说要自强，国家却一天比一天衰弱；天天思考如何防止祸乱，祸乱却一天比一天加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方向南辕北辙，永远没有停车休息的时候；就像爬到树上去捕捉鱼，绝没有得到鱼的日子。我请求直截了当地说明弊病，并粗略列举医治的办法。仲虺的诰文说：“兼并弱小，攻伐昧弱，夺取混乱的国家，欺侮将亡的国家。”我们既然已经处于弱小昧弱的地位，怎么能禁止别人兼并攻伐呢？我们既然日益接近混乱灭亡，又怎么能怨恨别人夺取欺侮呢？不知道病根在哪里，却杂乱地投用各种方药；不知道病情已经变化，却仍然固守旧方，病势加重到危险严重，本来就是必然的。我请求用仲虺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欧洲大国每年收入数千万万，训练军队数百万，有铁船数百艘；每年制造数千种新技艺、新器物，每年刊行数万种新法、新书。农业、工业、商业、军事、士人都专门学习，妇女儿童人人识字。而我国每年收入七千万，赔款却达二万万，所以财力弱；训练的军队和铁舰一样都没有，所以军力弱；没有制造新技艺、新器物，所以技艺弱；士兵不识字，士人不懂军事，商人没有学问，农民没有技术，所以民智弱；人人只图苟安，士人没有侠义气概，所以民心弱。面对东西方十多个新近建立的强邻，我国势必无法阻止它们兼并攻伐。这就是仲虺所说的兼并弱小，实在可怕。天下土地共八十万里，中国占其中一份；列国有五十多个，中国也占其中一份。地球交通从明末开始，铁路交通兴盛于嘉庆、道光年间，都是前后约一百年间的新事，是四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局。各国争相进步，就像水涨堤高，彼此比较的差距，哪怕丝毫也难以隐藏。因此管子说：“国家的存亡，邻国也有关系。”众国都治理而唯独自己混乱，这个国家就不再是原来的国家；众国联合而唯独自己孤立，这个国家也不再是原来的国家。近来听说朝廷诸臣习惯于承袭台阁的旧习，沿袭文书和期限会集的常规，竟然还把尊奉君王、排斥夷狄的旧说施用于敌国，拘泥文辞，牵强援引条例来应付外国人，屡屡成为笑柄，给别人留下攻击的口实。就像冒着严寒却穿着葛麻衣服，正要渡河却驾着高大的车子，招来侮辱、引起责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咸丰、同治年间，已经因为昧于形势、不知变通而屡次受挫；法、日之事，又因为昧于形势、不知变通而造成今天的局面。皇上高居宫殿，既和臣民隔绝；恭亲王以藩王身份参与议政，也和士大夫不亲近。我国有四万万人民，而执政掌权、能够把意见上达的，不过公卿、台谏、督抚一百人罢了。其余数以万计的百官，没有途径上达，等于不存在。而公卿、台谏、督抚，都是按照资历取得职位，既然已经裹足不前，又没有出国游历；再加上地位尊贵而傲慢，没有接近通晓世务的人来讲求学习。至于西方政治的新书，大多是近年才出现的，诸臣大都只熟悉咸丰、同治年间的旧学，那时这些书还没有出现。他们年老精力衰退，政务又纷繁复杂，没有空闲更新知识、考察研究，有的人甚至不知道各国的情况。他们受到耳目所见所闻的限制，习惯于旧说，以众人相同来证明自己，以习惯做法来自我安慰。因此，贤能的人内心思考和谋划，无非还是一统天下的旧说；愚昧的人骄傲自得，实际上正好符合他们尸位素餐的私图。有人来告诉他们列国分割中国的说法，他们傲慢地不相信；有人秘密告知外国侵夺权力的谋划，他们昏昧地不加察觉。谈到新法可以兴利，他们便以“▯目”相向而加以诘难；谈到变革政治可以自强，他们便捂住耳朵逃避。老吏舞弄文辞，称说历代的成法，惊惧地听从这种说法的人，大概十人中有六七个；迂腐儒生拘守科举文章，夸耀所谓正学的正当言论，惊恐地跟随他们的人，又有十人中的八九个。没有一件事能够探究根本，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穷尽利弊，简直是既聋又昧，整个国家都失去了眼睛。而各国游历之人、传教士，却考察我国的地势形胜，测量我国的盈虚。他们谈财政，有时比度支部门还详细；谈物产，有时比商局的册籍还精确；谈论内政，有时比朝廷的报章还深入；陈述民间疾苦，有时比奏章还切实。拿这些来相互验证，往往使我们显得窘迫屈服。郑国人耳聪而宋国人耳聋，一个因此免除祸患，一个因此招来灾祸。何况各国都争相追求聪明，而我们却傲然自安于愚昧黑暗，想借此求得免祸，不也太难了吗？在这种情况下还希望彻底扫除旧弊、竭力推行新政，必定不可能。积重难返，实在是有原因的。夜里行走没有灯，瞎马来到池边。如今最大的祸患，没有比昧于形势更大的了。因此国事的方针没有确定，士气不能振作，外交不能亲善，内政不能兴举。所能听到的意见一天比一天孤立，即使有援助也难以依靠，弊病全在这里。因而招来外国攻伐，这就是仲虺所说的攻伐昧弱，实在可怕。自从割台事件以后，天下都知道朝廷不值得依靠。人们没有坚定的意志，奸邪之徒便生出异心。陈涉在田间停止耕作，石勒在东门倚门长啸。各处都有这种人，靠近边境的尤其多。山林沼泽间到处潜伏着盗匪，腹地各省也到处有教民。今年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兰、那地、泗城，电白已经报告有此情况了。匪徒把教民当作仇敌，教民又把匪徒当作借口，彼此结成枝党，等待时机发动。再加上贿赂使政令昏乱，上层发生暴乱，胥役和官差在下层制造纷乱，祸乱的契机到处潜伏；即使没有强敌逼近，举竿伐木起事，也已经足以令人忧惧了。

译何况在民间盗乱肆虐之后，西方人还将借此为口实出兵，替我们平定祸乱。国初平定流贼而定都京城，俄国人驱逐回匪而占据伊犁，军事上的形势，中外是相同的。前车翻覆留下的道路，可以作为深刻的借鉴。这就是仲虺所说的夺取混乱国家，实在可怕。有的国家在一次瓜分中灭亡，欧洲各国对非洲就是如此；有的国家在多次瓜分中灭亡，俄、德、奥对波兰就是如此；有的国家被完全夺去政权而在一旦之间灭亡，法国对安南就是如此；有的国家的海陆形胜之地被全部占据，因而逐渐灭亡，英国对印度就是如此。欧洲几个强国默默地掌握既定的谋算，纵横天下，来夺取各国。深刻的教训都还存在，翻车的前例完全可以验证。正当君主忧虑、臣下受辱的日子，我又怎么忍心说这些令人伤心刺耳的话呢？只是我看见满朝上下互相叹息，都知道国家将要沦亡，甚至不必等到中等才智的人才明白。众人聚在一起叹息，束手等待死亡；老人仰望屋顶叹息，年轻人出门时也像狼一样回头张望。甚至言路也闭口不言，边疆大臣低头不语。这不仅与甲申年大不相同，也和甲午年迥然不同。没有人结缨立誓、誓死图存。生机已经耗尽，暮色惨淡凄凉。形势到了这种地步，既可怕又可怜，真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至于公卿、士人和百姓，都只想偷生苟活，等着成为欧洲人的奴隶，任凭他们像驱赶牛羊一样把自己捆缚起来。悲哀没有比心死更大的，疾病没有比“Φ痨”更严重的。将要凋落的叶子，不需要猛烈的风就会落下；将要枯萎的花朵，不需要触碰就会凋谢。先行灭亡的形势已经显现，这就是仲虺所说的欺侮将亡之国，更加令人悲痛。然而推究朝廷诸臣敢于不怕瓜分、不怕死亡，虽然是由于昧于形势，也因为错误地以为有所依靠。想要寄托于强邻的庇护，借助它来救援自己，也必须是我们能够自立，这样彼此夹辅才能形成形势，它们才会成为辅车相依的帮助。如果我们只是依附的枝条，那么卧榻旁边，难道容得别人安睡吗？齐王建最终伤于松柏，李后主最终因牵机药而死。况且西方的战争，胜负要靠战斗决定，一旦战败，国家就可能覆灭。俄国和德国力量相当，难道肯为我们出兵，或者甘愿使自己的全局失败吗？这也是中等才智以下的人都知道不可依靠的。假如西方瓜分亚洲，各国彼此像连在一起的鸡一样互相忌惮，形势会缓慢得多。突厥多次被瓜分大块领土，还能延续残喘；波斯完全丧失权利，仍保存着旧有的封号。中国幅员广大，可以从容瓜分，慢慢支撑，能够拖延许多年。执政的人都已经年老，只希望侥幸使自己一身得以免祸，任凭他们把灾祸遗留给后世。然而突厥的回教徒专门以笃实、勇悍、强劲著称，是西方人所畏惧的；我国的人民和教民却柔弱脆薄、衰朽不堪。波斯的国主降低尊贵身份，遍游西方各国；我国即使是亲王、宰相，也闭门不出，暗中自我修饰。瓜分的局势早已确定，民心也已经改变。瑞典使臣奔走相告，各国新报纷纷惊呼。亚洲的旧国家，近几年每年都有被消灭的，近来更几乎已经灭尽，为什么不取它们作为鉴戒呢？祸患在早晚之间发生，生命和国家一齐丧失，却说可以延续多年、老人可以免祸，这又是掩耳盗铃、愚蠢至极的自欺办法。譬如大宅失火，不拿水救火，也不呼喊求救，反而庆幸火还没有烧到这里，进入屋内偷取财宝，结果只是房屋烧尽、自己焚死，同归于尽罢了。所以我私下认为，诸臣即使不替忠君爱国打算，也应当替自身谋划。皇上远观晋、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庙、孝事皇太后，即使不替天下打算，难道唯独不考虑宋代谢太后签名投降表、徽宗和钦宗被迁徙到五国城的事情吗？近来诸臣松弛懈怠，言路闭口不言，还默默窥测朝廷旨意，对一切事情都避讳不谈。等到事情一旦发生，彼此惊慌恐惧，即使到了君主受辱、臣子以死报国，纵然粉身碎骨，天下也已经失去了，又对事情有什么补救呢？不早点谋划内政改革，却让十多位王大臣向外交低头，难道只是束手无策吗？只能徒然增加耻辱罢了。平时不预先整治准备，等到一旦面临警报，才慌张地请求，哪里能够弥补？只能徒然增加赔款割地罢了。所以说，胶警的到来，问题不在于今天难以应付，而在于从前没有发愤图强。形势衰弱到这种地步，哪里还能进而抵御外侮？只有赶紧退下来结网了。臣不逃避斧钺之诛，屡次有所陈述。今天也不敢说自保，只说设法保存国家罢了。也不敢说保存国家就是谋求偏安，只是偏安的规模也必须及早确定罢了。深重的忧患能够启发圣明，外来的祸患能够使国家兴盛，臣对此寄予极大的希望。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达发愤图强的诏令。先自责以激励人心，其次阐明耻辱以激发士气。召集群才询问意见，以扩大圣德；征求天下人的上书，以使下情得以上达。明确确定国家大政方针，与全国重新开始。从此将国事交付国会议决，降低尊贵身份，亲自临朝接见臣民。彻底革除旧习，一心一意推行革新。大规模召集天下才俊，商议筹款和变法的方法。采择各国的法律条例，制定宪法，区分公私的界限。大规模考核天下官吏的贤能与否，那些疲惫衰老、没有才能的，都让他们戴冠束带退休。分别派遣亲王、大臣和才俊出洋考察。凡是没有游历过外国的人，不得担任官职、处理政务。统筹计算土地和劳动力，以筹划每年的预算；考察各国的得失，以求进步改良。废除旧例，以适应时势。大量借用洋款，以兴办各项政务。如果诏旨一下达，天下就会雷动，士气奋发，国内外都翘首期待；然后打破资格限制以激励人才，提高俸禄以培养廉耻之心。停止捐纳，裁汰冗员，专任职掌，以整顿官制。改革科举，扩大兴办学校，翻译西方书籍，以培养人才。悬挂清秩功牌，以奖励创造新技术、新器物的人才。创办农政、商业和学校，把它们作为增加财富、使百姓富足的根本。改定地方的新法，推行保护百姓的仁政。至于讲求卫生、救济贫民、整顿监狱、废除酷刑、修筑道路、设置巡捕、整治市场、铸造钞币、创办邮船、迁徙贫民、开办矿业学校、为百姓办理保险、提高烟税、废除厘金征收，以铁路作为交通，以兵船作为防护；如果这样，各项政务就都能兴办起来，民心也会懂得拥戴国家。但天下人心已经离散，应当及时施以恩意加以慰抚，以团结他们的感情。志士的志气低落软弱，应当用坚强健全、豪迈侠义的精神来激励，以壮大他们的气概。然后彻底改革民兵制度，令每省有三万人，并加以训练。大量购买铁甲舰，沿海必须有数十艘，并训练他们进行海战。

译诏令一下达，各项事业都革新。诏旨诚意恳切，措辞明白而严峻急切，我料想所有新政诏书即使尚未推行，外国人听到后，也应当退让。但各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发动，外交会议也纷纷进行，应当赶紧派遣一向享有才望、素受重视的文臣和辩士，分别出访各国，结交各国议员。立即开设新报馆，商议维护太平的局面，散布言论，使英国、日本震动。臣认为用此办法应对，或许可以使战争暂缓。然后雷厉风行，竭力推行新政，三个月政体大略可以建立，一年规模就能有所成就。国内就会回头观望，外国也会惊异倾听。皇上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对于中国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议论者说，病已经深入膏肓，即使和缓、扁鹊也不能救治；火烧到眉毛眼前，即使焦头烂额也不算有功。说天运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无法挽回。何况普国变法，却受到法人的禁止；毕士马克先整顿内政，然后才建立功业。美国制造铁炮，却受到英国人的禁止；华盛顿寄身荒岛，然后才取得成功。近来又有英国人禁止向我国出售机器的说法，俄国、法国想要占据我国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练兵等权力，即使想要变法，也担心受到牵制。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少康凭借一成之地和一旅之众就光复了旧有领土，华盛顿没有一个民众、没有一尺土地，却保全了美国，何况我们拥有中国二万里土地、四万万人民呢？只是要看皇上的志向和决心怎样罢了。如果皇上赫然发愤，即使不能立即使弱国转变为强国，也可以在仓促之间谋求国家免于灭亡；即使不能因失败而取得成功，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把混乱转变为治理。臣还有三条策略，等待皇上裁决选择。第一条策略是：取法法国、俄国、日本，以确定国家大政方针。臣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的心志作为立身取法的准则，以日本明治的政务作为施政取法的准则罢了。从前彼得受到欧洲排斥，改换装束游历法国，改革政务，于是称霸大陆。日本受到俄国、美国的逼迫，效法西方，改弦更张，因而雄视东方。这两个国家开始时遭受削弱的情况与我国相同，后来达到盛强的结果却与我国不同。日本地势接近我国，政治风俗与我国相同，成效最快，条理尤其详细，取来采用，最容易着手。听说皇上留意外交，阅览西学、使臣游记和西方编纂的著作，并且亲自过目，不废弃微末之言。若西方人所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尤其切中要领，而且对于俄、日两国君主的事迹，也颇有阐发。皇上如果能够谦下采纳远方人的意见，取法这两个国家，诚请令译署进呈这些书，皇上抽暇阅览。臣还有《日本政变之次第》一书，如果承蒙皇上采纳，也当抄写进呈。皇上劳心竭力，在朝廷上讲习这些内容；枢臣、译署诸大臣各自领取一册，在下面讲习。这样权力掌握在手中，施行起来自然容易。振兴衰败、振作萎靡、警醒聋昧、启发闭塞，其举动不同寻常，还会有远远超出意料的效果。声势传播开来，国内人心就会震动敬畏，臣可以保证外国人必定会改变看法和听闻，不敢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因为遇到昏昧的人，他们的胆气就强；见到明智的人，他们的气势就怯。并且他们还会顾虑我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一旦自强，报复就会更加猛烈。若非皇上洞察敌情，就无法在外交谈判中挫败对方；然而若非皇上取法法国、俄国、日本，也不能成为天下强国。第二条策略是：广泛召集群才，谋划变革政务。六部九卿、各司百官中，本来就有贤才，都可以询问。至于掌管内政的枢垣、掌管外交的译署、掌管财政的户部、掌管司法的刑曹，以及负责议论的台谏、翰林，尤其是重要部门。应当精选各部人员，每天召见，虚心向他们请教。哪些事情应当革除，哪些应当沿用；哪些应当先办，哪些应当后办；谋议确定以后，再按次序施行。一年、三个月之内，成效必定可以看见。第三条策略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直省把朝廷看作腹心，朝廷把行省看作手足。同治以前，督抚权力重大，外国人对我国尚且有忌惮之心。近些年来督抚权力减轻，外国人对我国的轻视更加严重。朝廷如果确实有通达时势、实行变通的志向，就应当通令各省督抚根据本省情形，或者合力合作，或者专心致力于某一方面，采用新法，以实际政务推行。眼下不妨略有不同，三年之内应当可以大体一致。对他们放宽文法上的限制，却严格加以督促。墨守旧法而不知道变通的，就斥责他；习惯旧例而不能改变的，就罢免他。总的要求是用三年时间，使各省都有按照新法训练的数千名士兵，有数万的按新法征收的税款，设立几处制造局，开采几处五金矿区。增设若干学校，修治若干道路，粗略制定课程，作为规章条格。这样一来，各种废弛的事业都能兴办，万事万物焕然一新，消除祸患萌芽、建立威势，必定有所帮助。我世宗宪皇帝重视督抚，于是政务兴举、军力强盛；我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重用督抚，于是中兴事业取得成效。重视内地、轻视外省的说法，是拘泥于八股、陈腐的言论，不是挽救时局的正确议论。这三条策略，如果能实行上策，就可以变强；能实行中策，还可以避免衰弱；只实行下策，也不至于彻底灭亡。惟愿皇上选择并实行它们。国家和宗庙存亡的关键就在今天，皇上是否发愤图强，也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都不实行，那么疆土就会日益被割让，手脚全都被捆缚，腹心之地也已经到了危险境地；即使想求偏安，也没有办法可想。像圈中的牛羊猪一样，任人随时宰割；一旦被切割肢解，也本来就是它的处境。臣对上是为了君主和国家，对下也是为了自身和家族，苦心忧虑，担心灾祸无法避免。臣明知自己身份疏远，哪里敢冒犯越礼？但栋梁折断、屋椽毁坏，大家都要一同承受倾覆的压力。内心所感到的是危急，处在紧急关头又哪里能有所选择？如果皇上稍微采纳臣的话，发奋推行革新，或许还可以谋求国家保存。国家和宗庙幸甚，天下幸甚。臣即使因狂妄之言获罪，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仍活着一样。否则，沼吴之祸就会立即出现，裂晋之事也会随即到来，臣实在不忍心看见煤山前的旧事重演。

译臣听说，当今世界上守旧的国家，没有一个不遭到分割、陷入危亡。有的国家是依次被胁迫割取土地和人民而灭亡的，波兰就是这样；有的国家是其利益和权力被一次全部夺走而灭亡的，缅甸就是这样；有的国家是土地和人民全都丧失，只保存一个空名号的，安南就是这样；有的国家是利益和权力被收取之后才灭亡的，印度就是这样；有的国家是利益和权力被掌握在别人手中，然后逐渐被分割而灭亡的，土耳其、埃及就是这样。我国现在没有士、没有兵、没有饷、没有船、没有器械，虽然名义上称为国家，但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都听凭敌人的命令，任由他们索取；虽然还没有灭亡的形态，却已经有了灭亡的实质。此后的变化，臣不忍心说。观察世界各国，都是因为变法而强盛、因为守旧而灭亡；这样看来，守旧和革新的效果，已经完全可以看到了。凭皇上的明智，观察万国的形势，可以变革就能生存，不能变革就会灭亡；完全变革就能强盛，小规模变革仍会灭亡。皇上和诸位大臣如果审慎地知道病根所在，那么救治的方法也就在这里了。当今的病根，在于死守旧法而不知道变通；处在列国竞争的时代，却实行一统天下、垂衣而治的办法。这就像已经到了夏天却还穿着厚皮衣，渡水却乘着高车一样，没有不生病并相继沉沦的。《大学》说：“日日更新，而且不断更新。”《孟子》称道：“更新你的国家。”《论语》说：“孝子不改变父亲的治道，但不超过三年。”这样看来，三年以后必定应当改变，是可以知道的。事物更新就强壮，陈旧就衰老；更新就鲜活，陈旧就腐败；更新就有生气，陈旧就僵板；更新就通畅，陈旧就阻滞，这是事物的规律。法令积久之后，弊病必然丛生，所以即使是五百年不变的法令，也会如此。何况如今的法令，都是汉、唐、元、明弊政的遗留，哪里曾经是祖宗的法度呢？又都成了胥吏舞文弄法、营私作弊的巢穴，哪里还有丝毫祖宗当初的本意呢？如今还托言这是祖宗之法，本来就已经欺骗祖宗了。况且法令是用来守护土地的，现在祖宗的土地既然已经守不住了，祖宗的法令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能够守住祖宗的法令，却不能守住祖宗的土地；或者稍微改变祖宗的法令，却能够守住祖宗的土地，哪一种是得、哪一种是失，哪一种重要、哪一种次要，大概不用等到辨析就明白了。虽然如此，想要变法，但国家大政方针还没有确定，众人的议论又不一致，从哪里能够舍弃旧法、谋求革新呢？国家有确定的大政方针，就像船有舵、方向有指南针一样，是用来决定一国趋向、确定天下人服从还是反对的。如果指南针的子午方向还没有确定，船舵又在东西之间摇摆，那么就会徘徊不定、茫然不知去向；行走的人不知道跟从哪里，居住的人不知道前往哪里；船漂在水流中，却不知道在哪里停泊；指向南北，却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凭这样的状态驾驶横渡大海的大船，冲破滔天巨浪，又恰逢风沙和大雾交相袭来，哪里有不沉没的呢？如今朝廷并不是完全没有稍微变法，但皇上推行，大臣却加以阻挠；才士提出意见，群僚却加以攻击。他们不是认为这是用夷狄的办法改变华夏，就是认为这是变乱祖宗的制度，谣言诽谤一齐兴起，彼此水火相攻。凭这种情形来求变法有效，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面的人，必定不可能。皇上既然已经审察时势，知道不能不变，也知道旧法不能不除，臣请皇上从圣心独断，先确定国家大政方针罢了。国家大政方针确定以后，然而具体着手的方法，在根本与枝节、轻重、刚柔、缓急方面各不相同，规模、条理、纲领、细目也有很大差异；稍有差错，也不会成功。臣愚昧，曾经斟酌古今，考察中外。唐虞三代的法度最为完美，但上古与今天相隔久远，臣愿皇上每天阅读《孟子》，学习它爱护百姓的心意。汉、唐、宋、明的沿革有可采纳之处，但列国时代与统一时代大不相同，臣愿皇上向上考察《管子》，学习它治理国家的意旨。至于美国、法国的民政，英国、德国的共和制度，距离遥远、风俗不同，变革时间已久、事迹也已断绝，所以臣请皇上以俄国大彼得的心志作为立身取法的准则，以日本明治的政务作为施政取法的准则。然而要寻找与我国时代、地域不远，教化、风俗大致相同，成效已经显著，推行起来正合适的对象，就像名书佳画墨迹尚存，容易临摹；又像宫室、衣裳尺寸合宜，立即可以铺设穿用一样，那么没有比取鉴于日本的维新更合适的了。日本维新开始时，它守旧、排斥夷狄，与我国相同；它实行幕府封建制度，与我国不同；它的国君受制于幕府，变法更加困难。然而成功非常迅速，是因为变法开始时，趋向的方针已经确定，措施的条理也已经具备。考察日本维新的开端，各项措施很多，但重要意义只有三点：第一，向群臣发大誓，以确定国家大政方针；第二，设置对策之所，以征求贤才；第三，开设制度局，以制定宪法。誓文的内容是：通过公众议论决定万机，采纳各国的良法，协调国民的共同心意，不分种族，统一上下的议论；无论藩臣还是平民，都命群臣一同发誓上表，改换面貌、共同服从。于是国家大政方针确定，议论也统一了。召集天下的征士、贡士，都到对策之所上书，五天召见一次，符合旨意的就提拔任用。于是下情畅通，群才也进用了。在宫中开设制度局，选拔公卿、诸侯、大夫以及民间才士二十人担任总裁，议定参与政务的职责，商议新政，起草宪法。于是谋议详细，章程严密。日本的强盛，成效根源就在这里。皇上如果决定变法，请先实行这三件事。大规模在天坛、太庙召集群臣，或者御临乾清门，下诏确定国家大政方针，亲自申明誓约和戒令，革除旧制、推行新政，与百姓重新开始。命群臣署名上表，都革除旧习，勤勉推行革新；否则就自行陈述请求免官，以激励众人的志向，统一舆论。在午门设置上书所，每天轮流派两名御史监督收受，允许天下士人、百姓都可以上书。各群臣凡是进言论事，都允许自行上达，不得由堂官代为递送，以免造成阻挠。其中有符合皇上旨意的，就召见询问，按照才能提拔任用。这样下情就都能上达，群才也会汇集而来。又在内廷设置制度局，选拔天下通晓事务的人十几名，入内当值。王公、卿士在礼仪上都一律平等，大致仿照圣祖设置南书房、世宗设置军机处的旧例。皇上每天亲自临局商议，哪些应当增加，哪些应当修改，哪些应当保留，哪些应当删去；斟酌损益各项政务，反复起草章程，然后公布施行，这样才不会错乱。

译近来西方各国的政治学说，都说有三种权力：有议政的官员，有行政的官员，有司法的官员。三权确立以后，政体才完备。拿本朝来说，皇上是元首，是百官百体所依从的中心。军机处名义上是政府，负责传达和执行君王的命令。然而跪着应对片刻，不能进行谋议，只不过是传达言语的机构，并不适合承担谋划思考的职责。至于各部、寺和督抚，只是行政官员，好比人的手脚，只供奔走执行，哪里参与谋划？而且各部大臣以遵守旧例为职责，却要和他们商议新政；事情既然违背旧例，他们必定只会反驳，哪里能让手脚参与谋划呢？近来的新政大多下达到总署，总署只负责外交，哪里能够兼办其他政务？何况人员多年老成，有的还兼任几项差事，共同议论新政，片刻之间就要作出决定，想使它详细完善，势必做不到。御史是耳目之官，刑曹承担司法职责，百官的职能都具备了，却唯独没有专门负责左右谋议、承担论思职责的人。然而新政是否推行，实在关系军国安危；进言的人随意请求施行，主持的人却不知道分别选择。没有专门机构为此讨论，也没有宪法把它明确规定，竟然把事情草率交给有关部门，任凭他们压制或抬高。厌恶它的人加以驳斥，使之不能实行；裁决的人仓促决定而不能周全；犹豫不决的人狐疑不定；赞成的人提出的条目计划又不详细。这就像塑造一个人的形体，有头、眼睛、手、脚、口舌和身体，却唯独没有思想，必然会昏昧地摸索前行，直到颠倒错乱、神志昏迷为止。凭这样的状况来求新政能够实行，怎么可能呢？所以设置制度局，尤其是变法的根本。不过如今的部、寺，大多都是守旧的官员，突然让他们负责改革，实际上很难推行。既然已经设立制度局总管纲领，就应当再设立十二局，分别办理各项事务。第一是法律局。外国人来到我国，却只能按自己的法律管辖本国侨民，不给予我国与他们平等的权利，实在是国家极大的耻辱。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我国刑律过重，法律制度又不同。现在应当采用罗马以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法律，重新制定并施行。不能一下子在内地实行，也应当先在各通商口岸实行。至于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和国际公法，西方人都已经制定得十分详备。既然不能闭关锁国、断绝贸易，那么通商交往，就势必不能不大体实行这些法律。然而既然没有法律，官吏和百姓就无所遵循，必然会使各种弊病更加滋长。况且各种新法，都是我国过去没有的，却是形势所需要的，可以补足我国的缺漏。因此应当设立专门机构，采择制定各种法律，以确定遵循的准则。第二是度支局。我国土地面积相当于欧洲，人口是欧洲的数倍，然而贫困问题却特别严重，收入竟然低于智利、希腊这些小国，正是因为没有治理财政的政策。西方人新近实行的纸币、银行、印税、证券、讼纸、信纸、烟酒税、矿产、山林、公债等制度，每项都能带来数以万万计的收入，其中很多是我国没有的，应当开设新的机构专门负责。第三是学校局。从京师设立大学，各省设立中学，各府县设立小学，以及各种专门学校，如海军、陆军、医学、律学、师范学等。编译西方书籍，分别确定课程等级，这不是礼部所能办理的，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来负责。第四是农局。统筹全国的农田、山林、水产和畜牧业，考察各地适宜的条件，研究如何进步和改良。第五是工局。负责全国机器制造和技术事务，特别许可新的制造方法并加以鼓励。船舶、市场以及新建的桥梁、堤岸、道路，都归它管理。第六是商局。全国的商务、商业教育、商会、商业信息、商品和商法，都专门负责研究并加以振兴。第七是铁路局。全国应当修建的铁路，以及绘制图样、制定规章和权限，都归它管理。第八是邮政局。在全国实行邮政，以通信为职责。各省、府、县、乡都设立分局，电线也归它管理。第九是矿务局。全国的矿产、矿税和矿业教育，都归它管理。第十是游会局。全国各种政治团体、学会、教会，以及到各国游历、游学的团体，都由它掌管其规章并加以推动。第十一是陆军局。选拔、编组国民作为士兵，并负责训练。第十二是海军局。办理铁甲舰和海军训练等事务。这十二个机构设立以后，各项政务大概就可以兴办了。然而国家政务的建立，都是为了百姓；民政如果不能兴办，就等于只有空文而已。地方治理都起始于百姓。但从县令以下，只有一两名簿尉和杂流官员，从来没有把民政托付给他们。县令责任重大，却选任等级低；俸禄微薄，官位也低。除了审理案件和催征赋税以外，其余事务都置之不理。县令之上又有藩、臬、道、府等层层管辖，经过四重官署，最后才到督抚，然后上达朝廷。藩、臬、道、府官员拱手无事，都是冗员，只是徒然增加文书和厚重俸禄而已。一省的权力全在督抚手中。然而必须长期积累资历和劳绩，才能做到这个职位。地方广大、事务繁多，督抚年老精力衰退，面对旧制度尚且望而生畏，指望他们研究并推行新政，必然办不到。从前关于学校、农业和商业的诏令屡次下达了，但各直省大多只用空文敷衍塞责，这也可以看出来。日本把知县隶属于国家。汉代设置一百个郡，由太守上达天子。我国地域广大，不能完全仿照日本，应当采用汉制。每道设立一个民政局，精选通晓各方面事务的人才，督办民政。仿照南书房和学政的先例，从一品到七品的京朝官都可以担任。准许他们专门递送奏折，体制上与督抚平等。仿照出使的先例，允许他们自行选任参赞和随员，使他们有得力助手，获得任用人才的帮助。本道中有才能的人，可以特别授予职位；否则就让其离职，另候选用，并把道员的空缺授给他。先拨付厘税，使他们创办新政。每县设立民政分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共同治理。除刑狱和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办理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业、工业、商业、卫生和警捕等事务，都依次推行。三个月建立起规模，一年考核成效。这样，内外同时推进，指挥联络灵活畅通，法律章程草拟完毕，奉行有一定准则，然后变法才能成功，新政才能有效。至于广泛派遣亲王、大臣出国游历，以了解外国情况；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派人到外国游学，以获得新学知识；提高俸禄以培养廉耻；变通科举以培养人才，这些也都应当先行。不过还担心强邻从四面逼迫，不能容许我国从容筹划治理。况且我国百姓贫困、国库空虚，新政靠什么来实行？听说日本变法时，先发行纸币，设立银行，使财源流通，于是足以供给维新的费用。现在应当筹集数万万款项，设立机构制造纸币；各省分别设立银行。

译采用印度田税的办法，仿照各国征收印花税。我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收入可以增加十倍。然后在各郡县普遍设立各种学校，沿海地区赶快设立武备学院，大量购买铁舰五十艘，迅速训练民兵一百万人。这样形势就会大为改变，维新就有了规划；即使不敢希望马上达到自强，也差不多可以用来保全自己。臣愚昧，却日夜忧虑国事，统筹全局，思考得非常周详。能否举措并施、付诸实行，只在于皇上的英明；如果不能举措并施、付诸实行，就是各位大臣的罪过。光绪帝看了这篇奏折，指着其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话，对军机大臣说：“康某为什么竟然这样不顾死生，竟敢把这种话陈述到朕面前呢？”但也没有治他的罪。仍然命总署王大臣传令：今后康某如果有条陈，应当当天呈递，不许【疑字】格。并下令取来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法》《俄大彼得传》等书。当时康有为知道自己将被任用，又多次到翁同▯门下陈述意见。翁同▯被他打动，接连上奏推荐，甚至说康有为的才能超过臣自己百倍，请求让全国政事都听取他的意见。于是光绪帝任用康有为的决心更加坚定。然而康有为所要求的是变法。如果变法却不统筹全局，就必然因为不得要领而停止。因此他又上了一道奏疏，详细论述天下的形势。奏疏上呈后，交给总署议论，却拖延着不作答复。催促之后，仍然没有答复。正在这时，俄国又以德国占领胶州为借口，要求强租旅顺、大连湾的事情，也接连逼迫而来。光绪帝更加明白，如果不变法，就不能建立国家；只有奕▯屡次进谏阻止，说祖宗的法度不能改变。光绪帝说：“现在祖宗的土地将要保不住了，哪里还顾得上法律制度？”于是命奕▯告诉西后：“我不能做亡国之君，如果不把权力交给我，我宁愿退位。”西后听到后，更加不高兴。但她知道光绪帝的意志已定，于是让奕▯回复说，办事不会受到阻挠。这一年四月，奕▯恰好因病去世。翁同▯辅政，锐意改革。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又相继上书，请求确定国家的方针。光绪帝于是向西后说明情况，召集军机处全体大臣，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确定国是，向天下宣布。诏书说：几年来，中外臣工都在讲求时务，多数主张变法自强。近来诏书多次下达，例如开设特科、裁汰冗兵、改革武科制度、设立大小学堂等，都是经过再三审定、筹划得十分成熟后，才开始议行的。只是社会风气还没有充分开放，各种议论也没有统一。有的人借口自己老成忧国，认为旧章必须墨守，新法必须排斥。众人喧嚣争论，空话并不能补益时政。试问今天，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如果仍然依靠未经训练的军队、有限的军饷，读书人没有实际学问，工匠没有优秀师傅，比较强弱，贫富相差悬殊，难道真能用木棒去攻击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吗？朕认为，国是不能确定，号令就不能施行；其弊端发展到极点，必然导致各门户争斗、彼此水火不容，只是重蹈宋、明积习，对时政毫无益处。即使从中国的大经大法来说，五帝、三王的制度也不相互沿袭，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形势决定二者不能同时存在。特此明确宣布：今后中外大小臣工，从王公到士人、百姓，都应当努力向上，发愤图强，以圣贤义理之学培植根本，同时还必须广泛采用西学中切合时务的内容，切实研究，以挽救空疏、迂腐、谬误的弊病。要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要只袭取西学的表面，也不要竞相夸夸其谈，总要把无用变为有用，培养出通晓经世济变的人才。京师大学堂是各行省的倡导，尤其应当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妥善迅速议定后上奏。凡翰林院编修、检讨，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的道、府、州、县以下官员，以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和各省武职后裔，愿意入学堂学习的，都准许入学肄习，以期人才不断涌现，共同救济国家的艰难时局。不得敷衍拖延、徇私援引，以致辜负朝廷谆谆切切的深意。诏书下达后，海内士人看到它，知道此后的一切维新都以此为基础，而且断定康有为一定会被召见。到了二十八日，果然因为徐致靖的保举，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被召见，奏答对谈了很久。召见之后，授予他总理衙门章京一职，新政中许多事情都向他咨询。于是京内外各级官员中，依附康有为的人越来越多，从此开始有了新党、旧党之称。新党中最为杰出的，是梁启超、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梁启超于五月十五日被召见，命他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对他大加奖励，说他的才学不愧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于是赏给六品官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杨锐、刘光第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举，谭嗣同由侍读学士徐致靖保举；林旭因为是康有为的弟子，于七月二十日特加四品卿衔，命他进入军机处，参与新政。“参预”这一称呼，是采用日本维新时在宫中设置参预官的含义。当时凡是有关新政的奏折，都交给这四位官员审阅；颁发的谕旨，也都命这四人起草。虽然朝廷中旧臣很多，却全都置之不问，只把国政交给这四人。所以说，这四位官员所受到的信任和专权程度，名义上是章京，实际上就是宰相。虽然如此，考察当时新党已经被任用的情况，改革之事也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因此选择其中一些记录如下：（一）改革科举

译五月初五日的谕旨说：“我朝沿用宋、明旧制，以四书文选拔士人。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文，考试策论，但不久又恢复旧制。当时文运昌盛，儒生考究古代、穷究经书，大都能够推求根本、阐明义理，科举考试所得人才，确实不缺少通晓经学、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然而近来风气一天比一天败坏，文体一天比一天衰敝，考场上献呈文章，大多只是按照题目敷衍，对经义很少有新的阐发。浅陋空疏的人，却常常混入被选取者之中。如果不因时变通，靠什么来勉励实学、选拔真正的人才？著令从下一科开始，乡试、会试以及生员、童生的岁试、科试，过去采用四书文的，一律改考策论。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所有详细章程，由礼部妥善议定后具奏。这次特地下达谕旨，实在是因为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除拘泥、固执的习气。至于士人的学习，本来应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本。策论与制艺虽然流派不同，根源却相同，仍然不能脱离贯通经史以通达时务这一点。总的要求是内容和实际功用兼备，人人都努力成为通晓经术的儒者，不得竞相逞强于辩说博闻，再次陷入空谈，以致辜负朝廷破格求才的深意。” 六月初一日的谕旨说：“张之洞、陈宝箴上奏，请求命令有关方面妥善议定科举章程，并酌情改革考试赋诗、小楷书写办法一折。乡试、会试改考策论一事，先前根据礼部详细拟定的分场、命题等各项章程，已经依议实行。现在据该督等奏称，应当把科举与经济学堂合并为一件事，求取人才不嫌门路多，而学术仍归于一个目标；拟定先广泛学习、后集中取舍，按照各场成绩决定取舍，并将三场先后次序互换等语。朕详细阅看，他们所奏各项，切实周详，很能切中要害。着照所拟办理，乡试、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考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考时务策五道，专门询问五洲各国的政治以及各专门技艺；第三场考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第一场按照中额的十倍录取，第二场按照中额的三倍录取，考取者才准许参加下一场考试。每场发榜一次，三场结束后，按照名额录取。学政主持的岁试、科试中，生员、童生的考试也依照这个办法办理。先考经古一场，专门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式考试考四书义、经义各一篇。礼部立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执行。” 朝廷对于科举一事，反复斟酌，力求详尽，并不厌其烦。主持考试的各位大臣，应当体察朝廷的这一意旨，精心评判考校，以期选拔真正的人才。至于词章和楷法，虽然馆阁撰拟、应制文字未必都可以废除，如果需要这类人员，自当提前特别下谕考试；偶尔举行一次，不作为常规。今后所有考试，都以讲求实际学问、实际政务为主，不得凭借楷法优劣来评定高下，以此勉励博大精深的学问，排斥浮华。其余未尽事宜，仍着有关部门随时妥善斟酌后具奏。”

译（二）兴办学校 五月十五日的谕旨说：“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上奏，遵照旨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定详细章程，缮写清单呈览一折。京师大学堂是各行省的倡导，规模必须宏大深远，才足以提高观瞻、培养人才。现在据该王大臣详细拟定的章程，参照采用西方的学校制度，纲目分明、条理清楚，已经相当完备，着照所拟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理事务的各员，由该大臣慎重选派。至于总教习总管各项课程，尤其必须选择学问贯通中西的人士，奏请简派；各分教习也同样精选，中西人士一并任用。所需的创办经费和每年经费，着户部分别筹拨。原来设立的官书局和新设的译书局，都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这次设立大学堂，是为了广泛培养人才、讲求时务；各位教习等应按照奏定的课程，认真教导启发，每天都有成效，以符合朝廷振兴实学的深意。” 五月二十二日的谕旨说：“此前已经下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学生从小学、中学依次升入，必然会取得显著成效。只是各省的中学、小学还没有一律开办。总计各直省的省会以及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着令各该督抚督促地方官，把所属书院的所在地和经费数目限期两个月详细查明具奏。立即把各省府、厅、州、县现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中西兼习的学校。至于学校等级，应当以省会的大书院为高等学，以郡城的书院为中等学，以州县的书院为小学。都颁发京师大学堂章程，命令仿照办理。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命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泛培养人才。至于各书院所需经费，听说上海电报局、招商局以及广东闱姓规有不少盈余款项，此外不合规的陋规和滥费也应当不少。着令各督抚把这些款项全部提取，作为各学校经费。各省绅士百姓如果能够捐建学校，或者广泛劝募捐款，准许各督抚按照筹款数目酌情奏请给予奖励。其中如果有人独力捐措巨款，朕一定给予破格奖励。所有中学、小学应当阅读的书籍，仍遵照前次谕旨，由官府设立书局，编译中外新书，颁发各地遵行。至于民间祠庙，其中有不在祭祀典制之内的，立即着令地方官向民间晓谕，一律改作学校，以节省糜费、提高教育。像这样切实振兴教育，大概可以使风气普遍开放，使人人都能学习，学习的内容都能切实有用，以符合朝廷培养人才的深意。”}], 六月十一日，上谕说：“李端▯上奏请求各省学堂特别派绅士督办等事。现在京师大学堂已经专门派任管学大臣，限期兴办。各省的中学堂、小学堂，也应当一律设立，作为培养人才的根本。只是这件事属于创始阶段，首先贵在选得其人。着各直省督抚从各省在籍绅士中，选择品德和学问都优秀、能够符合众人期望的人，派任管理各地学堂的一切事务。随时听从督抚指示，认真办理。各督抚慎重选定人选后，立即上奏说明，派任充职，以专责成而取得实际成效。” 六月十九日，上谕说：“英、美、日本各国侨居的华民很多，杂居各处，其中不乏可以造就的人才，急应设立学堂，同时学习中西文字，以扩大教育。着出使大臣等，查明实际情况，妥善劝导办理，议定章程，详细奏报。” 六月二十三日，上谕说：“中国创建水师，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制胜的关键，首先在于得到人才。要寻求能够胜任将领的人才，必须以学问作为根本。应当如何增加学额、添造练船，讲求驾驶技术，熟悉风涛，以备日后增购战船，使其能够有力地统带军队，着南北洋大臣以及沿海各将军、督抚一体切实筹办，妥善议定后具奏。至于铁路、矿务，是当前最为紧要的事业，刚刚开始，更应急速设立学堂，预备人才，才可以希望取得实际成效。凡各处铁路的要害地区以及开矿的省份，应当增设学堂，需要切实举办的地方，着王文韶、张荫桓尽心筹划，奏明办理。” 七月二十二日，上谕说：“孙家鼐上奏请求设立医学堂等事。医学这一门，关系极为重大，急应另设医学堂，考察研究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管，以期使医学精通。即着孙家鼐详细议定办法，具奏。” △（三）振兴实业 五月十六日，上谕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议复御史曾宗彦请求振兴农学的一份奏折。农业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急应振兴。各省可以耕种的土地，还有很多没有充分发挥地力。着各督抚督促各地地方官，劝导绅士百姓，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用空话敷衍搪塞。必须知道，讲求农政，是本着古人慰劳农民、劝勉互助的意思；这要靠地方官随时维持保护，切实奉行。如果办理有成效，准许该督抚上奏请求奖赏叙用。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很能开启风气。着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询送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审查核定，颁行施行。国外有关农业的各种书籍，也着各省学堂广泛编译，以供学习。” 五月十七日，上谕说：“自古以来治理政事的方法，必定把开发万物、成就事业放在首位。近来各国通商，工艺日益兴盛，风气也日益开放。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聪明才智和能力出众的人并不少，只是受旧习限制，不能自己创造新奇事物。现在振兴各种事务、谋求富强的根本计划，首先在于鼓励人才。各省士民如果著有新书，或创行新法、制成新器，确实可以资助实用，就应当悬赏来加以鼓励。或者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以实职；或者赐给章服，以表示特别荣誉。所制成的器物，发给执照，酌定年限，准许其专利销售。有人能够独力创办学堂、开发地利、兴建枪炮各厂，对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和殖民大计有所帮助，也着按照军功的例子给予特别赏赐，以表明鼓励。至于如何详细制定章程，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即妥善议定后具奏。”

译七月十三日，上谕说：“少詹事王锡蕃上奏请求各省设立商会、在上海设立总商会等事。现在讲求商务，已经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并已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先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拟定办法后奏报，现在还没有接到奏报。商会也是商务的一项内容，着刘坤一等按照此案迅速妥善筹划后具奏。沿江、沿海商人聚集的地区，应由各该督抚一体查明办理。所有一切开办事宜，也着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各督抚商议，详细制定章程，妥善筹办。” 六月二十九日，上谕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为上奏工部主事康有为陈述请求振兴农业、殖民以充实国家根本的一份奏折。训导农业、沟通贸易，是立国的大端；此前已经多次谕令各省整顿农务、工务、商务，希望开辟财利来源，各地办理得怎样，现在还没有接到奏报。万物财宝的来源都出自土地，土地的利益日益开发，物产就日益丰富，商务也可以逐渐扩充，所以训导农业又是通商、惠及工商业的根本。中国向来重视农业，只是过去没有专门主管这件事的人，如果不大力倡导，就不足以鼓舞振兴。着立即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担任督理。端方着免去霸昌道职缺，同徐建寅、吴懋鼎一起，都赏给三品卿衔，一切事务准许随时具奏。各省府、州、县，都设立农务学堂，广泛创办农会，刊印农报，讲习农具，由有田业的绅士、富人试办，作为表率。工学、商学的各项事务，也着一体认真举办。统归农工商总局督理端方等随时考察。” 各直省即由该督抚设立分局，选派通晓时务、公正廉明的绅士二三人，总管其事。各局的开办日期以及派出办理的人员，也着先行用电报奏报。这件事刚开始创办，必须官民同心，出力并且诚心办理，才可以逐渐取得实际成效。端方等以及各该督抚，一定要仰体朝廷率先振兴事业的旨意，考察采用新法，精益求精，这样农业才能兴盛，生产繁殖日益增多，商业才能繁荣，流通日益扩大。全都用来建立富强的基础，朕对此寄予厚望。” 七月二十六日，上谕说：“刑部上奏，代为递交主事萧文昭陈述意见的一份奏折。中国出口货物以丝、茶为大宗。自从通商以来，洋货进口日益增多，巨额财富外流，依靠这两项出口尚且还能抵制。可是近来出口数量突然减少，如果不赶紧整顿，恐怕会越来越低，更加无法保住这种利权。萧文昭所请求设立茶务学堂和蚕桑公院，并不是没有见地。着已开通商口岸以及出产丝、茶的各省督抚，迅速筹议开办，以使民生富足，巩固利源。” 七月二十七日，上谕说：“瞿鸿机上奏江阴南菁书院遵照改为学堂，并将沙田试办农学的一份奏折。江阴南菁书院，过去经学政黄体芳创设，用来考核全省举贡生监；现在既然改为学堂，着准许按照省会学堂的例子，作为高等学堂，以资鼓励。该书院原有自行管理的沙田一顷，据说拟采用西法，种植五谷、果蔬、棉麻等，将尚未围占的土地先行试办。如果有实际成效，再推广学堂农会，互相辅助进行，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办法。该学政这份奏折，足见筹划周详，留心时务。立即着照所议认真办理，务必取得实际成效，不要托为空话。” △（四）保护教民 五月二十二日，上谕说：“各国传教之事，记载在条约中，朕已经多次谕令各该督抚妥善保护，以期民众与教民相安无事。然而本年四川江北厅等地的教案尚未了结，广西永安州又发生杀死教民的事情，湖北沙市也有因案件牵连而发生的事情，总是因为地方官不能体察朝廷反复告诫的旨意。遇到民众与教民交涉的案件，不是漫不经心，就是心存歧视。彼此界限没有消除，嫌隙就容易产生，教案接连不断出现，也就不奇怪了。因此特此再次严谕各直省大吏：凡有教堂的州县，都务必谆谆告诫地方官，切实保护。平时如果有教士求见，不得故意拒绝。使彼此诚信相互信任，信教的人自然不会借故生事。一方面开导百姓，不要因为轻微琐事而轻易挑起争端。即使事情突然发生，主管官吏如果确实能够公平办理，又有什么难处不能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呢？这就要靠各该将军、督抚严格告诫属下，随时妥善谨慎地筹办。从前尚未结案的案件，立即着迅速了结；今后不准再有教案。如果仍然防范不力，除将该地方官按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定的新章从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也责无旁贷，必定依法处理，不要说没有预先告知。” △（五）改革兵制 五月二十一日，上谕说：“此前根据顺天府尹胡▯▯▯上奏请求精练陆军、神机营改用新法操演，以及出使大臣伍廷芳上奏请求京营、绿营参用西法的各份奏折，先后谕令军机大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八旗都统妥善议定。现在据该王大臣等会同议奏，改练洋操，是练兵的重要措施。各省绿营练勇，已经多次谕令认真裁并，一律挑选。着该将军、督抚归入前次户部、兵部议复御史曾宗彦请求改操的奏折内，一并迅速筹议，切实具奏。神机营已经挑选马、步官兵一万人，要勤加训练；立即淘汰弱者、留下强者，切实讲求训练，务必练成精锐部队。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两翼前锋护军营，都着以五成改习洋枪，五成改习洋机抬枪。着派奕▯、色楞额、永隆管理八旗骁骑营，崇礼、载卓、苏鲁岱管理两翼前锋护军营。奕▯一向办事认真，熟悉武备，务必要会同简派的各员，并督促各旗营专操大臣，按照泰西兵制改定新章，认真操演。”

译八旗汉军炮营、藤牌营，也着一并改用新法，挑选精壮人员，按照规定演练，练成有用的军队。如果确实能够日日取得成效，又何必吝惜多筹措军饷。各直省将军、督抚以及主管此事的王大臣等，务必要振作精神，革除积习，不得开始勤奋、最后懈怠。至于一切阵法、器械、营制、饷章，以及挑选将领、武官和教习等各项事宜，着按照胡▯▯▯等所奏，议定切实办法，奏明办理，以符合朝廷整顿军队、修治武备的至意。” 五月二十八日，上谕说：“裁减吃空额的军队、节省军饷，是当前挽救弊病的重要办法。此前已经谕令各省体察情况，妥善迅速具奏。现在据各该将军、督抚先后奏陈，有的裁减制兵，有的裁减防勇，有的裁减练军，有的说已经裁并，没有可以再裁的，朕已经详细阅看。各省情况虽然不同，但制度有弊病就应当赶紧变通，财力困乏就尤其需要补救。已经裁减的，立即按照拟定章程妥善办理；尚未裁减的，仍着再次切实斟酌核查。总要做到裁减一名空额军人，就节省一分虚耗，空额裁尽，军饷自然宽裕。无论水军、陆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使之成为精锐部队。并着遵照此前颁下的谕旨，大力实行保甲，查问奸邪、禁止暴乱，与裁军相辅而行。如果还能整顿厘金，严格杜绝中饱私囊，富国强兵的谋划，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如今时事艰难，朕日夜忧劳，竭力图谋振作，每每期待臣下以诚心相待，却竟然不能以诚心回应。各位疆臣身负重任，都有天良，为什么在反复谆谆告诫之后，仍然遮掩敷衍、推诿搪塞，苟且塞责呢？这次谆谕之后，如果再像从前那样敷衍，不肯切实奉行，被朕查出，或被其他方面发现，试问各位大臣，能够承担这样的重罪吗？” 八月初一日，上谕说：“现在练兵十分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免去现任，作为侍郎候补，责成专门办理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项，着随时具奏。正值当前时局艰难，整治和修明武备，实在是第一要务。袁世凯应当勉励自己，更加勉励自己，切实讲求训练，使之成为精锐部队，以符合朝廷整顿军队的至意。” △（六）审核年度财政 八月初一日，上谕说：“翰林院上奏代为递交庶吉士丁惟鲁请求编制年度收入、支出表并颁行天下的一份奏折。户部掌管财政，近年来经费支出浩繁，左支右绌；现在大力推行新政，更需要宽裕地筹措经费，以备支用。朕想到古代由冢宰掌管国家财政，根据收入确定支出，以审查一年财政的盈亏。近来泰西各国都有预先筹划用度的办法。着户部将每年支出款项和收入款项分门别类，列成一张表，按月刊布。使天下都清楚国家收支的大计，以期节省费用、增加财力，逐渐达到安康富足。朕对此寄予厚望。” △（七）裁减冗员 七月十四日，上谕说：“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务，各有专门主管的事项。京内京外大小官职，旧有制度沿袭下来，不能没有冗余滥设的情况。近来臣工条陈意见，多以裁汰冗员为言。虽然未必都可以准行，但参酌实际情形，确实也有急需改革的地方。朕认为授予事务、任命官员，无非是综合考核名义与实际。现在正值开创新制度、整顿各项政务之时，事务繁多，而国家财政收入每年有定数，岂能白白供给无用的冗费，以致妨碍当前急需办理的事务？詹事府本来就是闲散官署，没有什么事情可办。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很少，其中一半属于有名无实。都着立即裁撤，归并内阁以及礼部、兵部、刑部等部办理。外省如直隶、甘肃、四川等省，都是由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只有湖北、广东、▯南三省总督、巡抚同城，原来没有统一办理。现在东河在山东境内的部分，已经隶属山东巡抚管理；只有河南河工由河督专门办理。今昔情况确实不同。所有总督、巡抚同城的湖北、广东、▯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着一并裁撤。” 湖北、广东、▯南三省，都着由总督兼管巡抚事务。东河总督应办理的事务，着归并河南巡抚兼办。至于各省漕运，大多经过海道，河运已经不多；应征收的漕粮，也大多改为折色征收。淮盐所行省份，也分别设立督销机构。各省中不办理漕运事务的粮道，以及过去没有盐场、只管理疏销事务的盐道，也都着裁去职缺，归各藩司、巡守道兼管。此外，各省同知、通判、佐贰等官中，有的只兼管水利、盐务、捕盗，却没有地方行政职责，都属于闲散冗员，即着奏明裁汰。除本日已经下谕旨应裁的京内外各官，以及裁去职缺的巡抚、河督、京卿等官员，暂听候另行录用外，其余京内外尚应裁撤的文武各职缺以及一切裁减、归并等事宜，着大学士、六部和各直省督抚分别详细议定筹办。仍将筹议情况迅速具奏。内外诸臣立即遵照，切实办理。不准借口关系制度而多方阻挠，也不得以没有可以再裁的为由敷衍了事。至于各省设立的办公局所，名目繁多，无非是给闲散官员安排位置，薪水和杂项开支造成的虚耗多得无法计算。” 屡次经过谕令裁撤合并，竟然还置若罔闻；有的只是听任委员和劣等幕僚舞文弄墨，上一道奏折敷衍塞责，实在令人痛恨。着令各督抚敬谨遵守前旨，把现有各局所中的冗员一并裁撤干净。并把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一律严格甄别淘汰，限于一个月内办完并复奏。像这样切实剔除冗员，或许国库用款可以逐渐宽裕，从而大力推行新的规制。只是不得顾念情面，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以致招来罪责。如今国计艰难，朕日夜焦劳，勤勉求治，下诏恳切勉励，处处都是至诚之意。在朝诸臣以及镇守地方的大臣，如果确有天良，就应当仰体朕的心意，竭力纠正疲沓玩忽的积习，同心同德，共同渡过时艰，这样才不辜负委任。如果竟然各自挟带私意，不是谋求自身便利，就是讨好同僚，互相推诿、因循拖延，用空话搪塞，必定要予以重惩，决不宽贷。

译七月二十五日谕旨说：“此前已经下旨撤裁詹事府等衙门，并谕令大学士、六部以及各直省督抚，把其余京内外应当裁撤的文武官缺，以及一切裁减、归并等事宜，分别详细议定办理，迅速具奏。现在已经裁撤的各衙门的归并事宜，已经由各该衙门遵照办理。其余各衙门应当裁撤的文武官缺，还没有把筹办情形具奏。再次谕令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以及各省督抚等，敬谨遵守前旨，把京内各衙门的冗员闲缺，哪些应裁、哪些应并，立即切实筹议。外省道员，以及同知、通判、佐贰等官，还有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都要认真裁减合并，严格甄别淘汰。各局中如有冗员，一律裁撤干净。今天据户部代递主事吴锡▯的条陈说，漕督所管辖的卫所各官既然属于武职，却没有统带漕标的兵丁，名实很不相符；所有军田，可以拨归府、州、县征收等语。这些人员本来就在应当裁并的范围内，着令该督抚等妥善迅速议奏。至于漕督这一职位究竟是否应裁，也着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一并详细议奏。至于京内外已经裁撤实缺的候补各员，应当如何分别录用，以及是否命令他们回原籍候缺，都着令妥善议定条款，请旨办理。大学士、尚书、侍郎、督抚等务必从速筹办，不准稍有拖延，尤其必须破除积习，不得顾念情面，以符合朝廷综合考核名实的至意。” （八）修订则例 六月十一日谕旨说：“李端▯奏请删改则例等语。各衙门都有例案，编定成书，使其大致统一。不仅容易遵守，也可以杜绝吏胥任意准驳的弊端，这是最完善的法律办法。然而时间久了，各衙门的例案过于繁杂，堂官、司官不能全部记住。吏胥便乘机作奸，舞文弄法，无所不为。有时舍弃成例而援引个案，牵强混杂、附会曲解的尤其多；无论准许还是驳回，都把例案当作藏身避责的工具。若不大加删订，使它归于简明易行，是不可能的。着令各部院堂官督促司员，把各自衙门的旧例仔细考究。有些言语含有两种解释、容易滋生弊端混乱的，或者表面上似乎详细，按情理衡量实际上多有窒碍的，一概删去。另行制定简明的则例，奏准后施行。尤其不得借口没有例可援，滥引成案，以致开启弊端。如果事情属于创办，不能用成例来约束的，准许该衙门随时据实说明，请旨办理。仍然按照各衙门事务的繁简，定出期限，督促司员迅速办完具奏。” 七月十六日谕旨说：“吏部、户部奏报遵旨删订则例，分别具奏办理情形。各衙门的例案过于繁杂，已经谕令迅速删订。吏部的铨选、处分两项，头绪纷繁；户部的收支款项，名目众多。一切章程难免有歧异。着令各该堂官督促司员，悉心删订，务求极其简明。把核定的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成一表，使阅读者一目了然，让吏胥无从舞文弄法。至于这项底本，着令该堂官共同核办。户部所请专派一名堂官勘定之处，应当不必再议。” 七月十七日谕旨说：“昨天据吏部、户部奏报删订则例的办理情形，已经谕令把核定的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成一表，使人容易明白。因想到删订则例，各衙门都应照此办理，以达到统一。着令该堂官督促司员，悉心编辑，不得稍有纷歧。” （九）戒除因循 五月初八日谕旨说：“现在正值整顿各项事务之时，部院各衙门办理事务，首先要戒除因循。此前因为京师大学堂是各行省的倡导，特地下谕，命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着令迅速复奏，不得再拖延。各部院衙门对于奉旨交议的事务，务必督促司员，限期议复。如果还像从前那样玩忽怠惰，并且不按期限复奏，必定立即从严惩治，决不宽贷。” 六月二十三日谕旨说：“如今时局艰难，要寻求自强的策略，就不得不舍弃旧法、谋求创新。此前因为中外臣工大多墨守旧章，曾经恳切明白地晓谕，勉励他们讲求时务，不要重蹈宋明积习。反复谆谆训诫，已经不止三令五申。只是朝廷的用意所在，大小臣工恐怕还没有完全深切了解。现在应当办理的一切要务，开端宏大，条目繁多，不得不采集各方长处，综合权衡而取其一是。遇到交议的事务，内外诸臣务必广泛咨询、博访众议，详细讨论。不得牵强附会经术，曲解古义；不得固执成见，暗中谋求自身便利。如果表面服从、内心违背，希望敷衍塞责，以致朝廷实事求是的用意失去本来意义，这实在不是朕对诸臣的期望。总之，最要紧的是不要无所作为，弊病在于麻痹不振，积弊太深，这正是诸臣应当竭力戒除的。比如陈宝箴自从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却不免接连受到指摘。这些悠悠众口，属于缙绅之人；如果也随声附和，那就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定要严加惩处，决难宽贷。至于协助办理各项事务，需要的人才很多，去年曾有考试各部院司员的谕旨。” 着令各该堂官认真考察。如果确实是有用的人才，就应当据实详细陈述，等候朕录用；如果有不称职的，也应当立即参劾，不要让他们充数滥竽。当前时局十分紧迫，朕吸取以往教训，惩前毖后，深切体会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因此创办一切事务，实在有万不得已的苦衷。现在再次明白申谕，你们诸臣都要各自使内心纯洁光明，竭力消除壅塞蒙蔽，上下以一片诚心相互感应，这样国家的大政方可确定，治理也可以蒸蒸日上。朕对此实在寄予厚望。”

译七月初十日谕旨说：“近来朝廷整顿各项事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等一切新政，屡次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并命令先行具奏办理情形。各将军、督抚本应仰体朝廷勤勉求治的至意，内外一心，迅速办理，这才是不辜负委任。然而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忽、懈怠，即使经过严旨敦促，仍然存有观望之意。比如刘坤一、谭钟麟，分别总督两江、两广地方，在本年五六月间奉谕筹办的事务，竟没有一个字复奏。等到电旨催问，刘坤一便借口部文没有到达，发一封电报敷衍塞责；谭钟麟甚至连电旨也不回复，置若罔闻。这些督抚都受恩深重，长期承担封疆重任，却懈怠到如此地步，朕还指望什么？如果再借口拖延，必定予以惩处。直隶距离京城很近，荣禄对于奉旨交办的各件事务，尤其应当加紧办理，陆续奏陈。其余各省督抚也应振作精神，一体从速筹办，不得迟延玩忽，以致招来罪责。” （十）去除蒙蔽 七月十二日谕旨说：“御史王培佑奏请变法自强、应当革除蒙蔽和积习一折。现在由于时事多艰，朝廷振兴各项事务，竭力谋求自强，尤其依赖枢廷以及各部院大臣共同笃诚尽心，竭力匡正辅佐，以期挽救衰败的风气，使各项事务逐渐达到治理。然而诸臣中恪守官职、恭谨办事的人固然也有，但受积习束缚、不知奋发振作的人尤其难以尽数。比如部院官员本应经常到衙署办公，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务不准拖延超过期限，这些都已经再三训诫，却仍然阳奉阴违。像这样蒙蔽因循，国家大事还能依靠什么？因此特意加重申诫警告，凡在朝廷中的大小臣工，都务必洗心革面，竭力承担艰难。对于应办的各项事务，明确规定期限，不准稍有迟缓；如果仍然畏惧困难、苟且敷衍、谋求自身便利，被朕察觉，必定严加惩处，不要以为宽免的恩典可以屡次得到。” 七月十六日谕旨说：“怀塔布等奏报司员呈递条陈，请旨办理一折。据称，礼部主事王照条陈时务，有借端挟制等语。朝廷广开言路，本来就是希望明察四方、通达下情，连近处的言论也一定察听。此前已经下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务的，着由各省官员代为上奏，不得拘泥牵制、顾忌禁忌而稍有阻挠。是非得失，朕心中自有权衡，不必劳烦该堂官等小心过虑。如果像该尚书等所奏那样，动辄因为言语多有偏激便压下不让上闻，就是受积习束缚，造成壅蔽的一端，难道对以前奉行的谕旨竟毫无体会吗？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有条陈事务，呈请堂官代递的，即由各该堂官将原封呈文递进，不必拆看。王照的原呈着留下阅览。” 七月二十七日谕旨说：“此前因为振兴各项事务，首先在于革除壅蔽，已经谕令各衙门代为递送条陈等件，不得拘泥顾忌。后来因礼部阻挠司员王照的条陈，已经将怀塔布等予以重惩。又先后谕令都察院及各衙门，随到随递，不必拘定值日的日期。实在因为要使各项制度全面更新，必须明察四方、通达下情，才能收到以言进谏、陈奏政事的效果。只是担心大小臣工受积习束缚，不能切实奉行，所以再次明白宣谕：以后各衙门有条陈事务的，第二天就应当呈进。承办司员稍有压制阻格，该部院堂官立即严加参劾惩办，不得稍予宽容。所有六月十五日、七月十六日谕旨，七月十九日朱谕，七月十七日及二十四日交片谕旨，都命各衙门抄录一份，与本件谕旨一并悬挂在大堂，使人看见后警醒在心，不致故态复萌，以表示朕竭力革除壅蔽的至意。” （十一）开通风气 六月初八日谕旨说：“孙家鼐奏报遵议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设置报馆，是为了宣传国家大政、通达民情，本来就应当由官府倡导创办。该大臣拟定的三条章程，似乎还算周妥。着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此事。出版的报纸随时进呈。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的报馆，凡有报章，都着令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由大学堂选取其中有关时务的内容一律呈览。至于各报的体例，自应以陈述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都允许据实直言，不必心存忌讳，以符合朝廷明察四方、通达下情、勤勉求治的至意。所筹办的官报经费，即依议定办法执行。钦此。” 七月二十七日谕旨说：“瑞洵奏请普遍设立报馆、切实劝导举办一折。设置报馆，原本是为了开通风气、扩充见闻。该学士所说，现有商约同志在京城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作为上海官报的继续等语，着令瑞洵创办，以此作为倡导。此外官绅士民，也着令顺天府五城御史切实劝谕，以期一律举行。” （十二）允许进言 七月二十七日谕旨说：“国家振兴各项政务，同时采用西法。实在是因为替百姓建立政事制度，中西相同，而西方人考究得更勤，所以可以补足我国所未达到之处。如今士大夫中不了解域外情况的人，几乎以为西方完全没有规章教令。他们不知道西国政治之学千头万绪，主旨在于为百姓办事，启发他们的智慧，使他们的身家富足。其精妙之处甚至能够改善人的禀性、延长人的寿命；凡是人生应当得到的利益，都务必使其广泛实现而不遗漏。朕日夜勤勉，改定各项政务，难道是为了崇尚新奇吗？实在是因为顾念百姓，他们都是上天所赐、祖宗所遗的，若不能让他们全都康乐和亲，朕自身就没有尽到职责。何况各国交相逼迫，如果不取法他人的长处，就不能保全我国已有的一切。朕用心的艰苦，百姓却还有不知道的。实在是由于不肖官吏和守旧士大夫不能广泛宣扬朕的心意，反而一起煽动浮言，使小民疑惑惊恐；山谷中扶杖而行的百姓，有的不能听闻新政，朕实在为此叹息痛恨。现在把变法的心意布告天下，务必使百姓都明白朕的心意，共同知道他们的君主是可以依靠的，上下同心，来成就新政、使中国强盛，朕对此寄予无限厚望。”

译着令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涉及新政的谕旨，各省督抚都迅速抄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百姓。着令各州县教官详细而恳切地宣讲，务必使家家户户都知道。各省藩臬道府，命令所属上书言事，不得隐瞒沉默、有所顾忌。州县官应当由督抚代为递送的，就由督抚将原封呈文递进，不得稍有阻挠，总的要以民间隐情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这次谕旨也着令悬挂在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使众人共同观看，希望不再有壅塞隔绝。” 七月二十八日谕旨说：“昨天已经明白降旨，命令各省藩臬道府都可以上书言事。州县官条陈事务，应由督抚代为递送原书。着令各省督抚传知藩臬道府，凡有条陈，都令其自行专折具奏，不必代为递送。州县等官进言的，仍由督抚将原封呈文递进。至于士民有想要上书言事的，就直接由本省道府等随时代为上奏，不准稍有压制阻挠。如果敢于抗拒违背，或被另外查觉，将地方官严加惩处。仍将遵照办理的情形迅速电奏。” （十三）广泛录用人才 七月二十日谕旨说：“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请冗员既已裁撤，请酌情设置散卿，以广泛录用人才一折。着令孙家鼐妥善迅速议奏。” 七月二十三日谕旨说：“孙家鼐奏报遵议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请酌情设置散卿一折。古代有侍从之臣，都是精选才能之士来议论各项政务。现在正值朝廷振兴各项制度，自应广泛采纳各种意见，集中众人智慧，以期对政治有所帮助。着照所议，酌情设置三、四、五品卿以及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遇有相应品级的卿缺，以及翰林衙门相应品级的缺额出现，即由吏部统一开列名单请旨录用，以备进言献策。仍着按品级发给俸禄。应当如何详细制定条款，列为定例，着令该部妥善议定具奏。” 七月二十二日谕旨说：“亲民之官，没有比牧令更重要的了。自古以来，循吏建立政绩，都把养育百姓、教化百姓作为首要事务。近来地方州县既有保护、教导百姓的责任，又有培植学堂的举措；内政外交，责任尤其重大。如果没有通晓事理、能够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员，处置起来怎么能从容裕如？着令各省督抚留心访查，所属地方州县官中如果有通达时务、勤政爱民的能员，就随时保送引见，以备录用。朕为国家、为百姓殷切求治，该督抚等务必摒除私心，提拔贤能之人，才不辜负大臣以人才事奉君主的道理。” 七月二十三日谕旨说：“现在裁撤各衙门，已经分别归并。所有各衙门中被裁去职位的官员，不便任其闲散。如今正值振兴各项政务之时，应当详细筹划长远办法，应该在铁路矿务总局酌情设置大小官员职位，以备将来量才任用。着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吏部，妥善迅速地详细议定后具奏。” △（十四）确定官职 八月初一日谕旨说：“户部奏报，代递主事蔡镇藩请求审定官职、以成就新政一折。朕详细阅览后，除御史恢复巡按旧制、各关监督改为关道这两项无需议论外，其余所陈各条都很有条理，深得综合考核名实之意，可以付诸施行。着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各部院以及翰林、科道各官，详细议定后具奏。” △（十五）体恤民间疾苦 七月十四日谕旨说：“国子监奏报，候补学正、学录黄赞枢陈述时事，据其呈文代为奏报一折。他说民生越来越困窘，应当使生活富足；贪蠹官吏横征暴敛，应当严格考察等语。朝廷整顿各项政务，没有一天不把吏治和民生放在心上。除重视农业之外，桑、麻、丝、茶等项目，都是民间获得大利的所在，全靠官府督促劝导，或许可以使各地经营各自适宜的行业，取得显著成效。着各直省督抚督促整饬地方官，各就当地土产和条件所宜，尽心劝办，以疏浚财利来源。亲民的官员，没有比州牧、县令更直接的。近来仕途人员冗杂，如果不严格加以考察，就不足以区别贪官和廉吏。钱粮方面的浮收，胥吏的肆意骚扰，以及种种祸害百姓的事情，所属上司如果能够尽心考核，即使是不肖官吏，也绝不至于毫无顾忌。着各督抚严肃遵守六月十五日谕旨，对所属州县认真查核，不要使贤能与无能混淆。仍着随时秉公举发弹劾，以作为惩罚和劝勉的依据。吏治清明，民生自然富裕；这就是封疆大吏的责任，不要辜负朕再三申诫。” 七月二十二日谕旨说：“此前据户部奏请办理昭信股票，原定章程规定，百姓愿意借款还是不愿意借款，听凭民间自便，不准苛刻派摊、强迫勒索。后来因为地方官办理不善，据御史黄桂▯等先后上奏参劾，四川、山东两省办理昭信股票时苛派扰民，朕曾谕令该部妥善议定后具奏。现在据户部奏称，股票扰民一事屡经指摘，近来收取的数额也不多，除京城以外各官仍准照常请领，以及官民已经认定的款项照原案捐缴之外，绅士、商人、士人、平民等，请一概停止劝办等语。朝廷体察民情，本来希望因时制宜，使百姓得到休养，哪里容得不肖官吏任意苛派，扰害民间。民间现在办理的昭信股票，着立即停止，以表示体恤并安定民心。其余一律照户部议定的办法施行。” 七月二十三日谕旨说：“户部奏报，代递主事王凤文请求设立赈施一折。以工代赈，实在是救济灾荒的好办法。中国办理善政，旧来就有这一条，而泰西推行得尤其广泛。所有修造工程以及各种行业的手艺，都足以用来供养贫民。国家偶然遇到灾荒，赈济往往拨出巨款，但负责办理的人员办事不善，侵吞冒领，弊端层出不穷，灾民反而不能均沾实惠。如果实行以工代赈，就能杜绝弊端，同时使各项工艺得到发展。近来江苏、湖北、山东等省屡次报告发生偏灾，饥民辗转迁徙、流离失所，朕对此深为忧念。王凤文所请，不可不采纳。着农、工、商务总局端方等妥善议定开办章程，迅速具奏。”

译七月二十九日谕旨说：“军机大臣等议复袁昶陈述请求筹划八旗生计等语。旗丁人口日益繁多，只因受定例限制，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于是生计日益艰难。从前富俊、松筠、沈桂芬等人，都曾议论筹划过此事。如今正值各项制度革新，确实应当放宽解除这项禁令，使他们能够各自学习士、农、工、商四民的行业，以资谋生。着户部详细查考嘉庆、道光年间徒户开屯、按人口授田的成案，切实订定新章，会同八旗都统，迅速奏明办理。” △（十六）清理道路 七月二十日谕旨说：“京师是首善之区，现在道路泥泞污秽，河道淤塞不通，急需大加修理，以壮观瞻。着工部会同统领衙门、五城御史以及街道厅，将京城内外的河道沟渠一律疏浚挖深，使其通畅；并将各街巷道路修整填垫平坦，不得迁就敷衍。仍将筹办情形及开工日期从速具奏。所需款项着户部筹措拨付。” 以上所列这些新政，从五月初到七八月交替之际，在几十天中接连推行。变法如此迅速，几乎有一日千里的势头，难道不是新党所喜爱的吗？然而，新党高兴，旧党却愤怒。新党改革只怕不够先行，旧党推翻改革只怕稍有落后。现在再叙述新党遭到颠覆的事情。清政府的大权，向来由满族的王大臣掌握，汉人大臣不得参与。洪、杨起义以后，已经知道汉人的心大多不服；后来因为汉人能够杀汉人，功劳颇高，不得不酬答他们的功劳，才开始让汉人与满人共同掌权。此后便成为惯例。到了戊戌年，政府大权掌握在翁同▯一人手中，满族王大臣对他的猜忌日益加深，常常谋划乘机倾陷他。适逢刚毅入阁，翁同▯的地位于是不能保全。所以康有为被召见还在四月二十八日，而命翁同▯开缺回籍的谕旨，在二十七日已经出现了。不过，翁同▯虽然被排挤，康有为却已经得势。五月间，嫉恨他的人说康有为主张把六部九卿衙门全部废除，满朝廷开始唾骂康有为，便是由此开始的。到了七月，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光绪帝出国游历，礼部堂官不肯代为上奏。事情败露后，革去尚书怀塔布等六人的职务，赏给王照四品京堂官衔。于是怀塔布等人率领内务府人员四十多人，围到西后面前申诉，说变法有利于汉人而不利于满人。西后同光绪帝本来就不和，到这时更加受到他们的影响。然而，正当改革兴盛之时，想在一朝之间推倒它，如果没有可以借口的事情，就无法使天下人心服。于是怀塔布等人在七月二十日前后前往天津，同荣禄谋划，因为荣禄当时担任北洋大臣，掌握兵权。几天以后，御史杨崇伊等人又前往天津拜见荣禄，所谈何事，世人不得而知。只听说荣禄在这几天中调来聂士成的军队五千人，驻扎在天津；又命董福祥的军队驻扎在北京彰义门外四十里的长升店。到了八月初三日，荣禄三次发紧急电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英国、俄国在海参崴开战，英国七艘军舰停泊在大沽，请立即派袁世凯到天津防御。当时袁世凯在初一日被召见后，当天授予侍郎职衔，还没有谢恩；因荣禄催促，便在初四日请求训示。初五日出京，到直隶总督署时已经傍晚，同荣禄秘密商议。有人在窗外偷听，只听见里面默不作声，窥视时只见袁世凯用手在桌案上比划，荣禄为此两次拍案。半夜，荣禄命人开来专车到京，随即前往颐和园拜见西后。到了初六日早晨，谋划包围颐和园的说法便出现了，西后垂帘听政的诏书下达，逮捕杀戮新党的案件也兴起了。当时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说法。有人说光绪帝有朱谕给袁世凯，命他前往天津，从荣禄手中夺取兵权，再带兵返回京师，直接逼近颐和园。有人说谋划包围颐和园的事情，是荣禄假托出来的，用来激怒西后。事情尚未显露，究竟如何都还无法知道。至于西后重新临朝，有人说是因为光绪帝生病的缘故。光绪帝之所以生病，又有人说是因为服用了康有为进献的红丸。然而听说这一年四月以后，有人问仁和相国王文韶：“当今皇上的病究竟怎样？”王文韶说：“我天天见到他，没有察觉他有别的病，只是有肝病罢了。”那么，说康有为因为光绪帝阅览奏章，每天多达几十件，身体疲乏，便进献红丸，名义上说是滋补，实际上却是蛊惑他的，都是诬陷。康有为即使愚蠢，也一定不至于做到这种地步。至于逮捕杀戮的事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幸而逃脱。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六人被捕以后，竟遭杀身之祸，也是有原因的。康有为刚逃走时，事情也十分危险。北洋官吏明知康有为将到上海，所以急忙发电给江海关道，命他率领各官前往截捕，不要让康有为漏网。江海关道于是同各官乘坐小轮船，到了三夹水，等候轮船驶入后登船搜查。哪里知道这件事被英国人听到了，他们已经派水雷艇在中途拦截，把康有为一直护送到香港，所以没有抓到他。梁启超听到事变的那天晚上，住在日本伊藤使馆，随即乘日本汽船前往日本，所以没有被捕。此后清政府虽然向两国想尽办法索取两人，但两国都把他们当作政治犯，不肯交还，而且竭力保护他们，清政府也无可奈何。清朝的惯例，凡是逮捕罪犯，必定加以审讯，查明实情以后才处死，仍有慎重用刑的意思。康广仁等六人被捕后，清廷曾命刑部于八月十三日审讯。到了日期，刑部各官都到堂，坐等提讯，忽然传来不必审讯，立即捆赴市曹处斩的命令，听到的人都很惊讶，却不知道其中确实有人在背后推动。原来这一年赵舒翘正任刑部尚书，六人被捕时，西后召见赵舒翘，还命他严加追究此事。

译赵舒翘回答说：“这些不敬父亲、不尊君上的禽兽，没有什么可杀可赦的，不必审问口供。”西后点头表示同意。赵舒翘有一个门生，是四川人，当时任提牢厅，和杨锐、刘光第是同乡，深知他们的冤情，便请求赵舒翘依法审讯。赵舒翘起初只是连声答应。过了几天，听说将要处决，门生大为惊恐，拜见赵舒翘，极力陈说杨锐、刘光第与自己同乡同学、交情深厚，自己深知此案冤枉，请老师上奏请求分别审讯，说得声泪俱下。赵舒翘蛮横地说：“你所说的是友谊，我所坚持的是国法。南山可以移动，这个案件不能改变。你快出去，圣旨就要下了。”不久，果然下令不必审讯，立即押赴市曹处斩。赵舒翘的残忍，从这一件事就可见一斑了。六人被杀以后，新党中被捕拿办理、下狱、革职、圈禁、停止差使以及家属被逮捕的，还有二十人。现分列如下：李端▯，贵州省人，原任仓场总督。清光绪乙未年，上奏请求设立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学堂，专心致力于教育。戊戌年又请求改订律例，派人游历日本，调查政务。七月，光绪帝特意提升他为礼部尚书。西后训政后，革职并发往新疆戍守。徐致靖，直隶省人，翰林院侍读学士。上奏请求确定国是、废除八股，并分条陈述新政。七月，光绪帝特意提升他署理礼部右侍郎。西后训政后，革职下狱，永远监禁。徐仁铸，徐致靖之子，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用实学考课士人，竭力推行新政，使全省风气转变。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他上书请求代父亲入狱。徐仁镜，徐致靖之子，翰林院编修。竭力讲求新政。西后训政后，革职，并上书请求代父亲入狱。陈宝箴，江西省人，湖南巡抚。竭力推行新政，开办湖南全省的学堂，设置警察署，创办南学会，开采矿产，推行内河轮船，振兴全省工艺。他任职仅一年多，已经使全省风气改变。光绪帝多次下诏嘉奖，想召他入政府任职。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陈宝箴之子，吏部主事。辅佐父亲推行新政，散尽家财，供养人才志士。西后训政后，说他招引奸邪，革职，永不叙用，圈禁在家。张荫桓，广东省人，户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长期游历西方各国，因此光绪帝多次向他询问西方法律和新政。戊戌年六月，特意授予他铁路矿务大臣。西后训政后，革职，抄查家产，发往新疆戍守。张百熙，湖南省人，内阁学士，兼有礼部侍郎衔，广东学政。用实学考课士人。西后训政后，革职留任。王锡蕃，江苏省人，詹事府少詹事。分条陈述商务新政。戊戌年七月，破格提升署理礼部左侍郎。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广东省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原任湖南按察使。同陈宝箴竭力推行新政，督办管理学堂，开办警察署，湖南一切新政都依靠他的力量。光绪帝新近提升他为三品卿，任出使日本大臣。西后训政后，免官逮捕。文廷式，江西省人，原翰林院侍读学士。过去受到光绪帝的信任，西后特别憎恶他。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被革职，永不叙用。西后训政后，被拿办理，并逮捕家属。王照，直隶省人，原任礼部主事。多次上奏陈述新政，曾请求光绪帝出游日本。戊戌年七月破格提升，赏给三品衔，以四品京堂候补。西后训政后，革职拿办，逮捕家属，查抄家产。江标，江苏省人，原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竭力推行实学，开创湖南全省的新风气。戊戌年七月，光绪帝破格提升他，以四品京卿候补，在总理衙门章京职位上行走。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圈禁在家。端方，满洲人，原任霸昌道。戊戌年六月，光绪帝新授他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后训政后，销去官衔，撤去差使。徐建寅，江苏省人，原任直隶候补道、福建船政局总办。长期游历西方各国，通晓工艺学。戊戌年六月，光绪帝授予他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后训政后，销去官衔，撤去差使。吴懋鼎，直隶候补道。戊戌年六月，光绪帝新授他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后训政后，销去官衔，撤去差使。宋伯鲁，陕西省人，山东道御史。多次上奏请求确定国是、废除八股，弹劾奸党，陈述新政最多。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并加以拿问。李岳瑞，陕西省人，工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兼办铁路矿务事务。上书请求改变服制，任用客卿。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张元济，浙江省人，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办铁路矿务事务，大学堂总办。上书请求改变官制，废除拜跪礼。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熊希龄，湖南省人，翰林院庶吉士。帮助陈宝箴、黄遵宪竭力推行新政。湖南风气的转变，全靠他的力量。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圈禁在家。从以上所述可以知道，朝廷内外各位大臣中凡是同新党有关的，全都有罪，没有一个能够免罪。俗话说“一网打尽”，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新党获罪以后，于是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并兼统辖北洋各军，把朝政交给他。于是八月十一日，恢复设置詹事府衙门以及各省的冗员，废除官报局，禁止士人和百姓上书，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的中学校、小学校。二十四日，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废除农工商总局。命令各督抚查禁全国报馆，严厉逮捕主笔。二十六日，禁止设立会社，拿办会社会员。九月，恢复武试弓、刀、石的制度。此前变法的成果，几乎像梦幻泡影一样，转眼之间便突然全部消灭。事情实在像一群孩子赌气争斗，因此被外国人讥笑。◎立储始末 清朝自康熙年间因太子废立之事大起争端，所以告诫后世不得预先册立太子；这就是历代奉行的祖训。然而到了光绪安然无恙的年间，忽然把道光的曾孙、载漪的儿子溥仪立为同治的嗣子，见于庚子正月初一日的诏书，其中自有缘故。

译光绪帝载湉本是奕譞的儿子，是同治帝载淳的堂弟，并不是西太后所生。同治帝载淳去世时没有儿子，于是便以光绪帝载湉作为咸丰帝的嗣子，使他承继清朝帝位。当时有吏部主事吴可读，是同治帝载淳的师傅。他以死进谏，认为西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却为咸丰帝立嗣，这是要把同治帝置于何地呢？西太后被他说服，于是颁布旨意，说明将来承继大统的人，就是同治帝的嗣子，并命令把吴可读的奏议藏在金匮之中，作为铁证。不过，载湉继承帝位之初，年仅五岁。西太后利用他年幼，正好可以垂帘听政，独自掌握政权。到了光绪十六年，归政的诏书向全国宣布，载湉虽然名义上可以亲自裁决国家大事，实际上却没有这种权力，因为一切用人和行政事务仍由西太后主持。宫内有宦官李莲英，宫外有军机大臣孙毓汶，他们尤其同西太后沆瀣一气，把持朝政，把载湉看作徒有其名的傀儡。到了光绪二十年，载湉逐渐长大，想稍微掌握一些政权，但环顾朝臣，大多不听从他的命令，于是想亲自提拔一两个通达才干的人来作为自己的辅佐。当时有个文廷式，是瑾妃、珍妃的老师。他因两位妃子的推荐，便由编修升为侍读学士。两位妃子的哥哥志锐，也升为侍郎。西太后得知后，疑忌大增。恰逢这一年为西太后祝六十岁寿，需要预先演习礼仪，载湉和朝臣都在演习礼仪的地方，唯独李莲英迟到三个多时辰才来。礼仪完毕，载湉命令廷杖李莲英四十下。李莲英本来受西太后宠爱，便哭诉于西太后，西太后听后十分愤怒。此后李莲英又屡次进谗言，说载湉心怀怨恨，于是西太后便产生了废掉光绪帝的想法。甲午年冬，西太后以某些事情为由，革去瑾妃、珍妃的妃号，并命令剥去衣服在朝廷上杖责。两位妃子的哥哥志锐被贬谪到乌里雅苏台。文廷式借口生病离开京城，因此免于获罪。这时，宫中已经商议废立之事，奕劻竭力争辩，议论于是暂时搁置。然而从此以后，载湉召见群臣时，西太后总命令内监躲在屏风后偷听他们的谈话。乙未年秋，工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偶然在载湉召见他们时谈到宫中之事，被屏风后的内监听见，报告给了西太后。西太后逼迫载湉在九月间颁下一道谕旨，大意说：‘朕承受皇太后抚养教育的恩德，皇太后的圣德，天下人都有所听闻。朕侍奉皇太后，也不敢有任何失误。然而汪鸣銮、长麟在召见时屡次进谗言，离间两宫。着即革职，永不叙用。’到了丙申年二月，又因御史杨崇伊的弹劾，忽然颁下一道谕旨，大意说：‘据说文廷式在松筠庵广泛聚集徒众，妄议朝政，并且贿赂勾结内监、结党营私等事。虽然查不出实据，但事情并非毫无缘由。文廷式着即革职，永不叙用。’ 并且立即驱逐回原籍，不许停留。原来文廷式在甲午年离开京城，到乙未年秋又回到京城，被西太后得知。于是暗示言官弹劾他，借此可以将他驱逐。当时看见这两道谕旨的人，都知道母子之间已经呈现出很不和睦的趋势。丁酉、戊戌年间，胶州、旅顺、威海相继被德国、俄国、英国割占，康有为多次痛哭陈述时事。载湉多次想召见他，都被奕劻阻挠，最终没能实现。到了戊戌年四月，奕劻病逝，因徐致靖的保荐，才召见康有为，商议改革之事，大大违背了西太后的意愿。于是废掉光绪帝的谋划，从此决定了。当时北京谣言四起，都说光绪帝病得很重。起初说患淋病，接着说患腹泻病，又说患遗精病，后来又说患咳嗽病。有人询问这件事，众人都说是从内务府太医院传出来的，确实有根据。实际上，这些谣言都是西太后和荣禄等人故意制造的，是预先为日后杀害光绪帝作准备。到了八月初六日，北京有电旨发往上海，说光绪帝已经驾崩，这是什么谣言呢？如果不是西太后制造的，别人谁敢制造呢？不久，又有诏书到达，说光绪帝没有死，只是病势非常危急，不能处理政务，所以西太后又垂帘听政。初七日，有一名英国教士向内务府御膳茶房的一名官员询问光绪帝的身体状况，那名官员说光绪帝已经患了失心疯，多次想逃到外面去。原来光绪帝自知恐怕难以免祸，于是想逃出虎口。此事被西太后的党羽察觉后，便把光绪帝幽禁在南海的瀛台。南海是大内的离宫；瀛台在水域中央，四面都环绕着水，只有一面架设木板桥通行出入，台中约有十多间房屋。当光绪帝想逃到外面时，听说有六名内监引导他行动；此后这六名内监被擒获，于十三日同康广仁等六位烈士一起处斩。西太后另外换上十多名自己信任的内监，监守瀛台。光绪帝名义上虽然至尊，实际上却成了囚犯。从此以后，关于西太后将在九月八日、九日废掉光绪帝的谣言更加盛行。后来仍然没有发生变故的原因，曾见于日本《时事新报》。据说是北京特派员来信，现照录如下：‘太后想在九月八日、九日废掉光绪帝，预先约定庆端两位亲王，率领神机营的军队入宫，发布西太后的诏书而发动事变。但最终没有成为事实，也是有原因的。废立的谋划，从摄政时就已经确定，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自摄政以来，光绪帝的一切新政都被废除，帝党的人有的被处刑，有的被放逐，有的被革职。光绪帝宠爱的妃子，也被剥夺了首饰，按照现在的时节，仍然穿着单衣。这些都是为了限制光绪帝的自由，使他感到毫无生趣。如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都怀藏匕首，潜伏在宫中；不幸被发觉而遭斩杀的很多，所以太后深感忧虑。满洲人的想法是，西太后已经年老，光绪帝正值壮年，如果太后一旦去世，恐怕光绪帝重新掌政，对自己不利，所以不如趁西太后在世时斩草除根。然而他们所害怕的是，一旦实行废立，国人必然会兴兵问罪，外国也一定会责问，因此还在犹豫。不过，这对光绪帝来说也并不值得庆幸。如今借口光绪帝有病，召集名医，而观察九月三日关于病情的谕旨，就可以令人深感忧虑了。原来他们的意思是，与其废掉一个病危的皇帝而招致天下人的非议，不如等他自然死亡；现在只是想设法加速他的死亡罢了。’

译所以光绪帝如今患有重病，想要米粥却得不到，想要鸡丝也得不到，凡是他想吃的东西，都用各种借口加以拒绝，故意使他伤心。可是太后竟像完全没有听见一样，只是每隔几天召伶人入宫，当面观看表演取乐罢了。有人说：‘已经把濂贝勒的第三个儿子召进宫里，准备立他为帝。’ 考察以上所说的内容，最能得到北京宫廷的实际情形。奕劻、载漪（奕劻就是庆王，载漪就是端王）是西太后最亲信的人。只是她废立光绪帝的谋划，在四月间召见康有为商议改革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到八九月间才更加明显。正如上面所说，西太后和各位满洲官员想让光绪帝尽快死亡，已经很清楚了。可是谋害没有成功，光绪帝也没有因真实的疾病而死，各位满洲官员又想出一种无形毒杀的手段。他们认为光绪帝结婚多年，却始终没有生育子嗣，于是秘密商议废掉他，另立近支宗亲作为同治帝的嗣子。但宫中的议论将要定下来时，必须得到南方各省督抚的同意，才敢实行。于是秘密询问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等人。刘坤一因西太后的秘密询问，曾经反对废立光绪帝的议议，想让张之洞同他一致行动，迫使西太后改变主意，谋求光绪帝复位，以安定国家。张之洞却说了一番推托的话，认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不和，是一家人的私事，不是臣下应当参与争论的，等等。于是刘坤一知道张之洞的意思与自己不同，便独自上奏折据理力争，正义的声势大振。而且这件事又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得知，他们立即将消息公布，联合南洋群岛的华商成立保皇会，专门给政府发电报，极力进行争辩。国内舆论也都对政府产生怀疑，他们的谋划因此逐渐受阻。到了己亥年冬天，在载漪等人的活动下，又出现了为同治帝立嗣的议论。事情泄露后，东南的志士蔡元培、黄炎培、经元善、王维泰、黄世礻乃等一千多人发电给政府，请求转奏西太后，停止立嗣的议论。政府不替他们转达，反而准备治他们的罪。于是志士们都闭口不言，再也不敢发声。到了庚子年正月初一，立溥携为穆宗嗣子的诏书下达了。立嗣的诏书下达后，载漪对他的仆人说：‘各国公使今天将来祝贺溥携成为大阿哥，你们应该预备茶点。’到了夜里却寂静无声。初二日，载漪又命令仆人准备茶点，到了夜里仍然寂静无声。初三日，载漪再次命令仆人准备茶点，到了夜里还是寂静无声。从此载漪痛恨外国人，几乎到了与外国人不共戴天的地步。凡是有满、汉官员拜见载漪，载漪总对他们说：‘我在中国小说中看见，常常有剑仙侠客，为什么直到今天却寂寂无闻呢？’拜见者叩问：‘您想要剑仙侠客做什么？’他回答：‘我想借助他们的力量，把外国人全部杀光。’拜见者便笑着对他说：‘世上已经很久没有剑仙侠客了，您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找到了，也只能杀掉一两个外国人，怎么能够把外国人全部杀光呢？您想杀光外国人，不必向剑仙侠客求助，只要向义和团求助就行了。’于是义和团的祸乱就在这里孕育了，大阿哥的地位不能保住，也在这里决定了。唉！一句话足以使国家丧亡，这是谁的过错呢？◎义和团之乱 义和团是白莲教的支流。白莲教兴起于嘉庆年间，在民间私下传授学习，被政府严厉禁止，触犯者处以凌迟。然而在燕、赵、齐、豫一带，仍有人秘密传授这种法术。到了光绪庚子年，他们乘着民众与教民的冲突以及政府排斥外国的思想，便大肆活动起来。德国人图谋山东时，以两名教士被杀为借口，最终割占胶州湾而离去。因此山东百姓对教民的仇恨尤其强烈，义和团便乘机兴起。起初以传习拳术为主，后来公开宣称仇视教民，假托神怪，以‘扶清灭洋’为名。百姓纷纷跟从，到处响应。当时毓贤正任山东巡抚，对此尤其赞许，于是义和团势力遍布山东、直隶交界一带。到了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立即严惩义和团。他担心百姓相信义和团的妖术，便亲自试验并揭破这种法术，民心逐渐安定下来。于是他率领所属的武卫军，全力进行镇压，山东境内被一律肃清，余党全部逃入直隶。西太后因为戊戌政变，康有为逃到香港，受到英国人的庇护，清政府索要而英国人不交还，所以她对外国人的仇恨日益加深，只是畏惧外国人的势力和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庚子年正月，溥携被立为大阿哥，载漪暗示各国公使前来祝贺，各国公使不听从，而且还说了反对的话。载漪非常愤怒，日夜谋划报复。恰逢义和团兴起，以消灭洋人为旗号，载漪大为高兴，便对西太后说，义民奋起，这是国家的福气。又秘密招来大师兄曹某，带他入宫，在西太后面前施展法术。西太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上天降下异人来帮助中国，于是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把他们引入京师，前后到达的有数万人。义和团认为铁路、电线都是洋人创造出来祸害中国的，于是焚烧铁路，毁坏电线。凡是家中收藏洋书、洋图的人，都被称为‘二毛子’，抓到后一定杀死。城中几乎到处都设立坛场，各大寺观都设大坛。他们供奉的神有洪钧老祖、梨山圣母。他们说神灵都是在夜间降临，每到傍晚，便成百上千地成群结队，在大街上呼啸而行。他们命令居民都烧香，没有人敢违抗；香烟笼罩全城，凝结成黑雾。入夜后，全城一片凄惨，充满鬼气。神灵降临时，他们跳跃蹦蹿，像巫师一样，自称能够念咒语使枪炮失去作用，还能在空中指画，所指之处便会起火；刀枪刺入身体也不能造成伤害。他们外出时，命令市民面向东南叩拜，城里人崇拜得极其虔诚。如果有人嘲笑他们，便肆意侮辱那个人。于是稍有见识的人都隐藏不言，以求保全自己，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说他们荒谬。义和团遍布京师后，朝廷显贵中有十分之七八崇奉他们。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人尤其信仰。义和团既然借仇视教民为名，便指称光绪帝是教主，因为戊戌变法、效法外国，正是光绪帝的大罪。西太后和载漪以此作为重要依据，想实行废立，所以任由这些匪徒党羽天天出入宫中。这些匪徒扬言要得到‘一龙二虎’的头颅：一龙指光绪帝，二虎指奕劻和李鸿章。奕劻当时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天天同外国人交往；李鸿章则是当时舆论所称的通敌卖国之人。

译当时各国公使都感到自身危险。俄国公使还写信给政府，说其他国家将借乱事图谋对中国不利。俄国同中国亲睦已有二百多年，按道义应当把这件事告知中国。总署收到信后，却不敢上报。俄国公使请求入见，也不被允许。从此各国公使都调兵来保卫自己。五月初三日，外国军队刚进入京城时，便与义和团相遇，起初义和团还避让道路而行。到了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前去迎接并查看卫兵，刚出永定门，就被董福祥的军队杀害，并且把尸体撕裂在道路上。二十四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想前往总署，刚到单牌楼北面，就被载漪部下的虎神营士兵杀害。原来官军同团匪合力，所以匪徒的势力越来越猖獗。匪徒势力已经猖獗后，便焚烧宣武门内的教堂以及东城马市的教堂。凡是被匪徒知道的教民房屋，一定杀死屋主，烧毁房屋。后来寻仇报复又波及平民，平民遭受的损失比教民还多。五城的街巷满眼都是瓦砾，血腥气扑鼻。自二十日焚烧正阳门外大栅栏的老德记药房开始，才显露出抢掠的情形。起初他们抢走药水瓶，以为是洋酒，打开便喝。等知道认错了，便把煤油倒出来焚烧，火光熊熊，无法靠近。他们还对人说：‘不要惊慌迁移，我们只烧这一家二毛子店，不会牵连其他地方。’众人相信了，没有迁移。不一会儿，火势蔓延到邻近房屋，众人跪下请求老师施法阻止火势。匪徒说：‘有人泼了污水，破坏了我的法术，可恨，可恨，我没有办法了。’随后气愤地呼啸着带领一群匪徒离去。众人知道火势无法止住，这才开始迁移，但已经来不及了。火势蔓延的地方，从大栅栏到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煤市桥、观音寺、杨梅竹斜街、廊房头条胡同、二条胡同、西河沿，又延伸到前门外层城楼东西两侧的荷包巷、前门桥，向西延伸到大街西面一带，四千多家店铺房屋全部化为灰烬。第二天，西单牌楼的讲书堂被焚烧，火势蔓延烧毁一千多家。东城一家洋货铺又被匪徒纵火，并延烧四千多家。自明初建都燕京以来数百年的精华，到此全都毁灭了。大火蔓延到城阙，烟火连续三天没有停止。当时正称呼拳匪为义民，所以众人虽然憎恨他们，最终却没有人敢逮捕惩治。西太后因为载漪公开主张出兵攻打使馆的事情，于是召集大学士、六部九卿到御前会议。群臣面面相觑，迟疑不决，没有人敢先开口。吏部侍郎许景澄首先说：中国同外国订立条约已经几十年，民众和教民相互仇视的事情，没有一年没有，但最终不过是赔款了事。唯独攻杀外国使臣，必然会招来各国军队，联合起来谋害我国，到那时拿什么抵御他们？主张攻打使馆的人，将把国家和百姓置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竭力说道，拳匪绝对不可靠，绝不能挑起外患；杀害使臣，极其违背国际公法。他的声音震响殿上的瓦片，西太后怒目看着他。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竭力说应当剿灭拳匪。张亨嘉说话夹杂闽音，西太后没有完全听懂，姑且搁置不论。仓场侍郎长萃在张亨嘉之后大声说：“这些是义民。我从通州来，通州没有义民，通州就保不住了。”载漪、载濂都说长萃的话非常正确，不能失去民心。光绪帝说：“民心哪里值得依靠，只会徒然增加混乱罢了。士大夫喜欢谈论军事，朝鲜那一战，朝廷议论争着主张开战，最终却遭到惨重失败。如今各国的强大，是日本的十倍，如果到处挑起战端，必定没有幸免保全的希望。” 载漪说董福祥善于作战，剿灭回部时立下了很大功劳，夷虏没有什么可怕的。光绪帝说：“董福祥骄横而难以驾驭，各国武器锐利、军队精良，不是回部可比的。”光绪帝自从戊戌年被幽禁以后，每次接见臣工，总是照例只说两三句话便停止，政事一概不发表意见；这一天却独自严厉而恳切地发言，大概是知道挑起战端足以亡国。侍讲朱祖谋站在后面，竭力说董福祥是无赖，绝对不能任用。太后厉声说：“你说董福祥不能任用，那你说谁可以任用？”朱祖谋说：“如果一定要任命将领，那么袁世凯可以。拳匪是作乱的民众，绝对不能任用。”载漪斥责他，言语颇为狂妄放肆。光绪帝默然不语，事情便停了下来。廷臣全部退出后，载漪、刚毅联名上疏说，义民可以依靠，他们的法术非常神奇；报仇雪耻、使中国强盛，就在此一举。听到这些话的人都叹息不已，但害怕招来灾祸，没有人敢说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随后西太后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举行御前会议。西太后说：“皇上的意思是要讲和，不想同夷人交战，你们可以分别替皇上陈述意见。”光绪帝说：“我国积弱到了这种地步，军队不足以作战，利用作乱的民众侥幸求胜，难道值得依靠吗？”载漪说：“义民抒发忠诚和愤懑来保卫国家，如果不因此利用他们来洗雪国耻，反而把他们看作乱民加以诛杀，一旦失去人心，将凭什么治理国家？”光绪帝说：“乱民都是乌合之众罢了，各国军队武器精良，乱民哪里能够抵挡？为什么要把百姓的性命当作儿戏？”西太后担心载漪理屈词穷，户部尚书立山兼任内务府大臣，最受太后欢心，便想让立山帮助载漪，于是问立山：“你说该怎么办？”立山说：“拳民虽然没有别的本领，但他们的法术大多不灵验。”载漪愤怒地说：“利用的是他们的忠心，何必问法术呢？立山一定同夷人有勾结，才敢在朝廷上争辩，应当让立山去退却夷兵，夷兵一定会听他的。”立山说：“首先主张开战的是载漪，载漪应当去办。我主张讲和，而且平素不熟悉夷人的事务，不足以担当此任。”载漪诋毁立山是汉奸，太后从中调解了两人。于是命兵部尚书徐用义、内阁学士联元和立山前往使馆，告知使馆方面不要调外国军队前来；外国军队一来，关系就会决裂了。

译第二天，又举行御前会议。载漪请求围攻使馆、杀死使臣，西太后同意了。联元竭力说不可以，如果使臣不能保全，将来洋兵进入城中，连鸡犬都要死光了。载漪愤怒地斥责联元刚从使馆回来，怀有二心，罪应处死。西太后大怒，立即下令斩杀联元，左右大臣竭力营救，这才作罢。大学士王文韶说，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力耗尽、兵力单薄，如今偏偏同各国挑起战端，双方人数多少、力量强弱，明显不相称，将来怎样收拾残局？希望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起身，用手拍着桌案骂道：“你所说的这些话，我全都听熟了。你替夷人进言，应当命令你去退夷兵；退不了，就一定斩了你。”王文韶不敢辩解。光绪帝拉着许景澄的手哭着说：“朕一个人死，不值得惋惜；可是天下怎么办呢？”西太后表面上安慰劝解他。许景澄牵着皇帝的衣服哭泣，太后发怒，斥责许景澄无礼。退朝以后，西太后已经决意主张开战。载漪、载勋、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竭力赞成，于是下诏褒奖拳匪为义民，赏赐内帑十万两。载漪在府邸中设坛，早晚虔诚礼拜，太后也在宫禁中祭祀拳匪。于是燕地、齐地的群盗相继同时起事，都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大乱形成了。西太后既然信奉拳匪，便召见他们的大师兄，对他格外慰劳。于是士大夫中那些谄媚逢迎、谋求进身的人，争相把拳匪当作奇货。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上三条策略，请载漪代为上奏。其大意是：攻打交民巷，把使臣全部杀掉，这是上策；废除旧有条约，命令夷人接受我国管辖范围，这是中策；如果开始作战最后又讲和，那同衔璧出降、舆榇请死有什么不同？载漪得到书信，大喜说：“这才是公论。”御史徐道▯上奏说，洪钧老祖已经命令五条龙镇守大沽，夷人的船应当全部沉没。御史陈嘉言说，得到关壮缪的帛书，上面说夷人应当自行灭亡。编修萧荣爵说，夷狄没有君父已经两千多年，上天将借义民之手把他们全部消灭，时机不可错过。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说，义民所到之处，连秋毫都不侵犯，应当下诏命令按户搜查并杀掉教民，以断绝祸乱的根源。郎中左绍佐请求戮示郭嵩焘、丁日昌的尸体，以向天下谢罪。主事万秉鉴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时杀死的十六人，应当议定抚恤。侍郎长麟先前因为依附光绪帝，被西太后罢免斥退，长期闲居在家。到这时，他请求率领义民迎击敌人，西太后放下过去的怨恨而任用了他。当时上书谈论神怪的人有数百人。王公的府邸、各官署，拳匪都设坛，称为保护坛。士大夫有的想躲避灾祸，有的想讨好载漪，也常常在家中设坛，早晚礼拜。廷臣附和的人已经很多，于是一心同各国挑衅。凡是在直隶境内的教士、外国工程师，不论属于哪个国籍，都不能幸免。又每天命令董福祥率领所部同义和团合力围攻各国公使馆，想把各国使臣全部杀死，炮声日夜不停。使馆里面的外国军队只有四百人，双方相持一个多月，始终不能攻破。刚毅、赵舒翘坐在城楼上观看战事，刚毅说：“使馆早晚会攻破，叛逆的夷人将没有一个活口，天下从此应当太平了。”赵舒翘称贺说：“自从逆党谈论新政、倡导变法以来，天下几乎酿成大乱；您起而把他们铲除，天下的事情就不难安定了。皇上久病，已经失去天下人心，不足以承继宗庙。幸好继承帝位另有人选，制定这一策略的功劳，您是第一位。如今义民四处兴起，天下正在更新，天下重新见到太平，您就是所谓的社稷之臣。”刚毅大为高兴。当时尚书启秀上奏说，使臣不除掉，必将成为后患；五台山僧人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普济来会合，消灭叛逆的夷人。曾廉、王龙文请求采用决水灌城的办法，引玉泉山的水灌入使馆，一定能把他们全部淹死。御史彭述说，义和拳念咒语可以使炮弹不能点燃，他们的法术极其神奇，无须畏惧夷兵。载漪虽然没有攻破使馆，仍然替匪党请功，封授武功爵的人有几十个，赏赐没有一天停止。载漪每次出门，都有数百名骑兵随从，规格等同于皇帝出行；出入大清门时呵斥公卿，没有人敢同他较量，大概正是得意到了极点。当乱象刚开始形成时，大沽口外已经停泊着各国军舰，以防发生意外。到了五月间，各国统带要求天津镇总兵罗荣光让出南北炮台，以便由他们代为防守。罗荣光不答应，于是双方开战。大沽炮台被联军夺取，罗荣光也服毒自杀。然而这些军队都是海军陆战队，所以虽然攻陷了大沽，仍然不敢深入内地。后来援兵逐渐集中，到了六月便大举进攻天津，马玉昆、聂士成抵御他们，苦战三昼夜；夷军用绿气炮进攻，无法抵敌，天津于是陷落。绿气炮实际上是在炸弹中放入毒物，炸弹破裂时，接触到这种气体就会死亡。这种武器被文明战争所禁止使用，英国人把拳匪视为野蛮人，所以试用了一次。天津陷落后，联军沿运河两岸推进，接连攻陷北仓，聂士成战死。聂士成因为首先剿灭义和团，深受政府憎恨。北仓之战中，联军从前面攻击他，义和团又从后面乘机进攻，他进退两难，所以战死了。起初，天津陷落时，裕禄逃往北仓，随从全部失散。他想草拟奏章，却找不到纸，只好作罢。过了很久，消息才上报朝廷，京城大为震动。正好李秉衡从江南到达，西太后在宁寿宫召见他，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李秉衡竭力主张作战，并且说义民可以使用，应当按照兵法编制和统领他们。西太后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决定作战。任命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人为军队总统。七月初四日，许景澄、袁昶被杀，李秉衡也参与其中。不久北仓失守，裕禄自杀身亡。联军分路向北推进，攻陷阳村，逼近京师。李秉衡于是出城巡视军队，请求三千名义和拳人员随行。李秉衡亲自拜见他们的大师兄，众人各自拿着引魂幡、混天大▯、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簇拥着李秉衡前进，称为“八宝”。北方人的思想，很多源自戏剧。北剧最重视神权，每天必定演出一部神怪剧。《封神传》《西游记》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因此，拳匪神坛所供奉的梨山圣母、孙悟空等，都是这些戏剧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愚民迷信神权，演变成这场劫运，大概已经酝酿一百多年了。

译交战时，张春发、万本华在河西邬战败，死者达到十分之五六，潞水因此仿佛都不流了。陈泽霖从武清移营，听到炮声，全军便溃散了。李秉衡逃到通州。载濂仍然命令董福祥、余虎恩赶快进攻使馆。武卫军、虎机营、神机营等各军都集合起来，发誓一定攻破使馆以泄愤。不久，通州陷落，李秉衡死亡，这才开始停止进攻使馆。然而徐用仪、立山、联元仍然被杀。十天之内，接连杀死五位大臣，诏书都诬称他们同夷人勾结，听到的人都替他们感到冤屈。联军攻陷通州后，距离京师越来越近，董福祥在广渠门同联军交战，大败。当时天色已晚，北风猛烈，炮声震天，暴风雨突然到来，于是双方停战。七月二十日，黎明时分，北京城被攻破。联军从广渠门、朝阳门、东便门进入，禁军全部溃败。董福祥从彰仪门出城，放纵军队向西大肆抢掠，辎重车辆在道路上首尾相接。彭述正在五城到处宣告，说我军取得大胜，夷兵已经退到天津。城破以后，印度兵驻扎在道路上，城里人还以为是回部的援军来了。他们的愚昧荒诞可笑，竟到了这种地步。京城被攻破后，这一天百官没有一人入朝。徐会澧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前来谢恩，到了神武门，听见哭声，宫中人纷纷逃出，知道城已被攻破，便逃往远处。二十一日，天还没有亮，西太后穿着青衣，徒步哭泣着出行；光绪帝和太后都只穿着单夹衣，随行到西华门外，乘坐骡车，随从有载漪、载携、载勋、载澜、刚毅等。珍妃是皇帝最宠爱的人，而西太后厌恶她；她既然来不及随驾，便投井自杀。宫人自杀的有无数人。王公、士人和百姓向四处逃窜，城中燃起大火，一夜之间惊乱数起。满洲妇女害怕受到夷兵侮辱，自杀者一个接着一个。祭酒王懿荣、主事王铁珊都以死殉难。这一天皇帝车驾从西直门出城，马玉昆率兵随行。傍晚到达贯市时，皇帝和西太后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民间有人献上麦子和豆子，他们甚至用手捧着吃，一会儿就吃完了。当时天气渐渐寒冷，想找卧具却找不到，村妇拿来布被进献，但被子洗过还没有干，于是他们拥着这床被子睡下。这时，西太后因为仓促惊慌地出逃，惊恐得非常厉害。恰逢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前来勤王，到达昌平后入宫谒见，西太后对着他哭泣，但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大概岑春煊随驾护卫的辛劳，是别人不容易做到的。例如有一天夜里，西太后住在一座破庙里，岑春煊手持刀刃站在庙门外，彻夜守卫。太后在梦中忽然惊叫，岑春煊便高声回答：“臣岑春煊在这里保护圣驾。”岑春煊在危难之中竭尽诚意护送随驾队伍，到达西安，西太后对此深为感激，哭着对岑春煊说，如果能够复国，一定不敢忘记他的恩德。第二天，走到岔道时，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献食物，但无法让所有随从都吃到。秦奎良害怕，太后安慰并打发他离开。起初，光绪帝和西太后在贯市得到乘坐的骡轿，到这时西太后便换乘秦奎良的轿子前行。傍晚到达怀来县，命令吴永负责供应，安排得十分周备，左右随从都有馈赠。吴永是湖南人，他的妻子是曾国藩的孙女，替西太后梳头。塞外已经十分寒冷，而西太后当时还穿着葛衣，吴永进献皮衣。西太后非常高兴，立即提拔吴永为通永道。王文韶听说京城被攻破，奔入宫中，得知皇帝已经出逃，出了宫门，发现车辆已经被抢走，只好徒步回家，随后和他的儿子追赶车驾，从西直门出城随行。到达怀来后，才入内谒见。西太后流着眼泪慰劳他。赵舒翘也到了。皇帝和太后到达沙城后，便换乘轿子前行。行至太原，总兵何金鳌率兵前来迎接，驻扎在太原，这时已经是八月下旬了。当时联军进入京城，各国划分区域，分别驻扎军队。美国、日本两国的军队都严格遵守纪律，不骚扰居民。德国军队因使臣被杀而愤怒，出兵时，德国皇帝向军队发誓说，攻破京城时，应当按照对待野蛮国家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所以德国军队奸淫抢掠非常严重。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大致如此。联军占领北京后，分兵追赶车驾，追到保定，西太后听说联军将要追来，非常害怕。有人说西安地势险要坚固，偏处西部边陲，洋兵不容易到达，于是又继续前行。十月，到达陕西西安府时，端方以布政使署理巡抚的身份迎接车驾。在巡抚衙署设置行在政府，任命岑春煊为陕西巡抚。荣禄到达行在，命令长枢垣，载漪、刚毅一类人再也不敢谈论国事了。在这以前，四五月间，曾有伪诏命令各省把教民全部杀戮，把教堂全部焚毁之类的话。各地疆臣听说后，都仓皇失措。当时李鸿章在长期罢废之后，刚刚重新起用担任两广总督，于是各省纷纷发电报向李鸿章商议，请示应当如何办理。李鸿章果断地回电说：“这是乱命，广东不奉行诏令。”各省于是决定采取保守东南的策略。由李鸿章领衔，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北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福建总督许应▯癸、长江巡视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联合上奏说，乱民不能使用，邪术不可信，战端不能开启。言辞极其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极力说，朝廷纵容乱民，甚至让全国听从他们，就好比奉养骄纵的孩子，灾祸将无法言说。这些意见全都没有被采纳。到这时，南方各省知道境内仇视教民的人也逐渐兴起，便各自调拨军队保护教堂，同外国人仍像过去一样和好。两江、两湖、两广、闽浙、山东等省的督抚，而且在六月间同各国订立互保条约，不参与战事。东南各省于是得以平安无事。◎辛丑和约 西太后出了居庸关以后，已经认识到作战不是办法，因此下诏命令奕▯留在京城办理事务。等到到达太原，便想同各国订立和议。联军答复说，李鸿章不来，就不能谈和。于是任命李鸿章和奕▯一同担任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自甲午战败以后，声望大为衰落，调任两广总督。到这时特地下诏召回京城，仍任北洋大臣。约定二十七年到京城开始议和，联军则驻扎在京、津一带等待他。

译李鸿章抵达北京后，凡是和议的事情，奕▯一概推让给李鸿章，自己不敢置一词。联军在和约尚未议定时，先要求惩办罪魁。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裕禄、徐桐、毓贤、启秀等几十人都牵涉其中。李鸿章多次为他们辩护。瓦德西说：“我们所列的罪魁，都是他们的随从，这只是为了顾全中国的体面罢了；至于首要罪犯的罪名，还没有提出。如果这个要求不能得到允许，那么我们将要求惩办他们的首领。”他的意思大概是指西太后。李鸿章知道这样做恐怕会弄巧成拙，急忙把这件事用电报告知。于是议定将毓贤、赵舒翘等处以死罪，而特别宽免载漪、载勋、董福祥等，改为永远监禁；徐桐、刚毅等因为已经先死而得以免罪。联军于是停止进军，和约也在这时开始议定。李鸿章同各国磋商以后，历时数月，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多次发来电谕，授意他进行辩驳。李鸿章认为枢密大臣不了解敌情，只是在白白扰乱人心。阅看完毕后，他随即将电谕烧毁，幕僚们来不及看到。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接连发电干预议和。李鸿章笑着说：“张某做了几十年官，仍然只是书生的见识罢了。”张之洞对此深为怨恨。各国方面也坚持己见，和议长久不能确定。然而李鸿章积劳成疾，病势日重，最终不起；临危之际，仍口授计划，条理井然，毫不紊乱。各国听说李鸿章去世，都感到悲痛。于是通知奕▯，答应作出让步。奕▯把这件事报告给行在政府。朝廷于是命王文韶代替李鸿章办理此任。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和约订成，共十三条，现将其中重要的条款摘录如下。一、惩治罪魁，分别处以斩决、赐死、永远监禁以及永不叙用等刑罚，共一百多人。二、禁止各国输入军火两年。三、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各省被毁的教堂，另由当地筹款赔偿，不包括在这个数目之内。四、派亲王和大臣担任全权特使，分别前往德国、日本谢罪。五、重新订立商约，裁撤厘金，增加关税，常关也归税务司管理。六、各国使馆驻扎卫兵，华人不得同他们杂居在使馆界内。七、天津大沽到北京的道路上，不得设置军队。八、修改总理衙门的职权以及各国公使觐见的礼仪，务求简便。和约订成以后，关于这项和约的其他事项，例如交还天津的条款，于次年七月十二日订定；交还铁路的条款，于次年八月二十六日订定。重新订立同各国的商约，也另行简派大臣办理。商约的订成立，以英国、美国、日本三国最早。◎两宫回銮 当和约将要订成时，各国公使对奕▯说：“一定要等两宫回到北京，和约才能确定。”奕▯曾把这个意思用电报报告给行在，西太后仍然犹豫不决。等到王公大臣逐渐前往行在，留在北京的人联合请求回銮，各地疆臣又联名极力请求，于是下诏返回京城。朝廷命都御史张百熙担任跸路大臣，先行赶回北京。等到道路清理完毕，才在辛丑年十月从西安起驾。当时陕西的老人中，有很多人手持香火跪着送行。西太后、光绪帝以及帝后等人，都揭开轿帘，等待士女瞻仰。凡是跪送的人，都赏给银牌。欢呼声几乎像雷鸣一般。大概是想用一点小恩惠来收拢民心。车驾出发后，便取道河南，开辟御道，设置行宫。到十一月才抵达开封府。因为隆冬时节无法修治道路，于是停驻在那里。壬寅年二月，春日和暖，景色明丽，天气渐渐转暖，于是再次启程。渡过黄河，到达直隶正定后，车驾乘汽车进入北京。这次出行，行在所花费的金额高达一千数百万元之巨。随从人员虽然被严令禁止贪婪索取，但仍然无法制止，其中宦官尤其严重。陕西、河南两省的官民几乎无法生活。最可笑的是，从潼关以东的各处行宫里，凡是西太后使用的器皿，全部用白银制成。器皿上都刻着“臣盛宣怀恭呈”。河南知府文悌每天穿着厚底方头的缎靴，徒步送行銮舆，从洛阳一直走到祥符，几乎有四五百里，直到西太后下令免去他的送行差事，他才停下脚步。皇嗣溥携，是端郡王载漪的儿子。载漪因为首先发动义和团之祸，已经被废黜并禁锢；而溥携在西安时，每天私下同宦官等人出宫进行邪僻游乐，严重失去礼制。即使在行在宫中，他趁着帝后用膳时，竟然拔下他们的簪子和耳饰，当作嬉戏取乐。后来这件事被光绪帝看见，光绪帝便把情况告诉西太后，西太后杖打了他。溥携愤怒地对光绪帝说：“你知道帝位将要归于我吗？却还这样傲慢自大。”他失德的地方，大多都类似这样。等到驻跸开封时，西太后以特别诏旨废黜了他，然后才返回京师。起初，西太后把黄金藏在宫中，数量多达三千多万。当她出逃时，细小物件都没有带走，途中很是懊恼，认为联军攻破京城后，一定会把这些财物取走。后来得知联军谨慎地替她保护保存，仍然半信半疑。等回到宫中，发现黄金竟然全部完好无损，于是大为高兴。自从经历巨大变故以后，西太后每次见到臣僚，总是流泪自责；臣下提出新政的意见，她大多予以采纳。因此在行在时，她下达罪己诏，听到的人都很感动。实际上，那是荣禄的幕僚樊增祥代为撰写的。除此之外，她还开设经济特科，诏令天下兴办学校，任命张百熙为学务大臣，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任命瞿鸿衤几为尚书，看起来俨然有舍弃旧制、谋求革新的景象。等回到京城，中外局势逐渐安定，她的心志也渐渐奢侈放纵起来，于是大规模修建颐和园，极尽奢华艳丽，每天耗费四万金，歌舞没有一天停止，已经忘记了丧乱。只是她畏惧外国人的威势，凡是外国人提出的要求，都曲意顺从。各国公使的夫人可以随时入宫欢聚，有时还参与听闻宫廷政务。日本内田公使的夫人懂汉语，同西太后的关系尤其亲密融洽。内监李莲英尤其掌权，并且同白云观的高道士结拜为盟。华俄银行理事璞科第同高道士关系深厚，因此通过关系与李莲英结交，秘密商议了许多事情，所以在外交方面尤其有影响力。光绪帝长期失去西太后的宠爱，在逃避战乱以及身处西安时，由于王文韶从中调和，遇到事情西太后还时常询问皇帝的意见。回銮以后，她又逐渐像从前一样厌恶光绪帝。公使夫人入宫时，有人想见皇帝，便把皇帝召来，但他只能侍立在旁，不能说一句话，简直像土木偶人一样。朝廷凡有重大举措和重大赏罚，光绪帝都不得过问。例行的奏折则命令他自行批阅。世人都说光绪帝一向没有主权，从回銮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更可以看清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