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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日闻录》，元代李翀撰。《周礼·掌节》说：宫门和关隘使用符节，财货往来使用玺节，道路通行使用旌节。郑玄说：“旌节，就是今天使者所执的节。”考察可知，旌和节不是同一种东西：符节以符契相合为凭信，玺节以印封为凭信，那么旌节就是以旌旗为凭信，也不是瑞节的意思。旌节属于旗类。孑孑是干旌；用旌旗招引虞人，是因为它有柄可以举起，有[缺字]可以下垂，所以能够竖立在城上，来者可以指着它作为望见的标志。至于节，汉代的铜虎符、竹使符，唐代的铜兽、龟、鱼，都是同一类而名称不同。考察它们的形制和意义，都是把一件器物分成两半，授予者和接受者各执一半，等待相互核验；那么符、瑞、圭、璋也属于这一类器物。礼制有不同等级，所以设置了差等：上公以九为节，其宫室、车旗、衣服都用九；侯、伯用七；子、男用五；这都是礼制。守卫邦国的人以玉为节，守卫都鄙的人以角为节，也都是把一件器物从中分成两半。一半留在王那里，一半交给守臣，作为守土的凭信。这些都是两半相合的器物，没有柄，也没有[缺字]，与旌旗不同。后世只看到《周官》中“旌”和“节”一同出现并连写，便把旌当作节，错了。而且，三种节的外面都用“英[疑误]”辅助。所谓英[疑误]，是把大竹的两个竹节之间截下来做成匣子。汉代的节则可以像杖一样执持，其制度完全不是符节的样子。苏武拄着节牧羊，节上的旄都在漠地落尽了。节本来垂着红色旄，后来因为戾太子之变而增加黄色旄；这样看来，这种节正与旌旗相类，已经不再是古制了。《宣和卤簿图》说：“节，用黑漆作竿，上面设置圆盘，圆盘周围缀有红丝，盘上垂八层拂，外面用碧油笼罩，由执节的人骑马随从。”又说：“《汉官仪》说，节用竹制成，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作为它的[缺字]，分三重。崔豹认为这是秦制；现在王公通用它，可见用旄作节，秦代也是这样，汉代只是沿袭罢了。唐代任命节度使，有司给门旗二面、龙虎旗一面、节一件、麾枪二杆、豹尾二件；这说明节已经变成旗，和古制不同了。至于汉代节的柄一定用竹而不用木，正是附会英[疑误]的意义，以求接近古制。“[疑误]”是大竹，《禹贡》“筱[疑误]”中的[疑误]就是这个字。竹身粗大而竹节之间很长，里面可以藏节，所以周人因竹而称为“节”；汉人误以为它是竹制的，于是用竹作柄，并不是这样。“英”是精英的意思，说它是有彩绘的匣子，也未必不对。在竹上加以彩绘，是为了使它的制度更加庄严。汉武帝天汉二年，派遣使者暴胜之等人，穿绣衣，持节和虎符，征发军队追捕盗贼，依军法办事，获得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的权力。后世凡是身带“使持节”称号的人，都可以擅自斩杀，大概就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以后，又有称为“建麾”的仪仗。崔豹说：“麾，是用来指挥的；天子用黄色，诸公用朱色，刺史和二千石用赤色。”这样看来，从君主直到二千石，都可以树立麾。古代使者有节和传。节，是操守，也是瑞信，意思是持节的人必须完全具备人臣的节操。节长一尺二寸，秦汉以后改成旌幢的形状，逐渐增长到数尺。传，就是驰传，意思是奉持它迅速前行。传用木制成，长一尺五寸，上面书写符信；又用一块木板同它一起封好，盖上御史的印章，用来作为凭信。魏武帝奏报事情紧急时，就把鸡羽插在木制檄文上，称为羽檄。《说文》说：“檄用木简制成，长一尺二寸。”如果战事获胜，就把文字写在漆竿上的帛上，用来向朝廷内外公开宣布，名叫露布。汉代李云用露布上书，并把副本移送三府。当时弹劾官员、官员掌权时，想让众人都知道，也使用露布。古人行拜礼、稽首礼、揖礼，各有不同等级。《左传·哀公十七年》说：“鲁哀公会见齐侯，在蒙地结盟，孟武伯作相礼人。齐侯行稽首礼，鲁公却行拜礼。”齐国人很生气，孟武伯说：“除了天子，我们国君没有对象可以行稽首礼。”这是说鲁国依据《周礼》，不肯以稽首礼回应齐侯。大致说来，头与身体保持水平叫拜；头低于身体叫稽首；头触地叫稽颡。所谓保持水平，是指身体像磬折一样弯曲，头和腰如秤杆一样平。《公羊传·僖公二年》说：“荀息进来，晋献公作揖请他进前。”注说：“用手指向对方叫作揖。”《左传·文公六年》说：“赵盾面向北方，拜了两拜并行稽首礼。”注说：“头触地叫稽首，头触手叫拜手。”拜手，就是今天所说的叉手；身体弯曲，但头不触地。所谓白屋，就是平民的房屋。《春秋》说，给桓宫的柱子涂成红色，这是不合礼制的。按照礼制，天子的柱子用红色，诸侯用黑色或白色涂料，大夫用青色，士用[缺字]，黄色也是一种等级色。考察可知，房屋的柱子要按照等级使用不同颜色，平民不允许这样做，所以称为白屋。后世各王都把宅邸涂成朱色，官府寺署也都涂朱，这不是古制。《南史》记载有一位隐士，经常游走于诸王门下，有人讥笑他，他回答说：“诸位把那里看作朱门，我这个贫道却像是在游走于蓬户之间。”又主父偃说：“士人有的从白屋出身而做到三公。”颜师古注说：“不是说用白茅覆盖屋顶。古代宫室有规定，官位达不到规定等级，房屋就只能露出本来的材料，不允许越级施加彩色绘饰，这就叫白屋。”因此，诸侯、大夫越级使用山节藻棁、丹楹刻桷，尚且会受到讥讽，那么平民之家，其房屋当然应当是白屋。用白茅覆盖屋顶的说法，古今没有传闻。后世诸侯王和显贵官员居住的房屋，大都装饰成朱色，所以称为朱门，又称朱邸，用来区别于白屋。因此，凡是平民居住的房屋，都称为白屋。“诛”就是责罚。《曲礼》说：“用脚踢路马的草料，就会受到诛罚。”孔子说：“对我又有什么可责罚的呢？”在国家法令中，即使是小的惩罚，也都可以称为诛。汉代法律规定，不下殿门，罚金四两；踢路马的草料，因为被视为不敬，也要受罚；其他马如果与路马走在同一道路上，不自行收敛退避，竟与路马并行，就叫“齿”，也要受罚。所以说“齿路马有诛”。《慎子》说：“有虞氏的刑罚，用[缺字]巾代替墨刑，用草绳代替劓刑，用粗劣的鞋代替刖刑，用艾草[缺字]代替宫刑，无领布衣代替大辟。”这就是有虞氏的诛罚。砍断人的肢体、凿伤人的肌肤，叫作刑；在衣服和冠上作标记、使服色与常人不同，叫作戮。上古使用戮刑，百姓便不犯法；当世使用肉刑，百姓却不服从。

译《通俗文》说：“门上的首饰，叫作铺首。”《风俗通》说：“门户上的铺首。”扬雄《甘泉赋》说“推开玉门，扬起金铺，散发兰蕙和芎▯的香气”，说的就是这种东西。《说文》说：“门扇上的[缺字]叫作铺首。”李尤《平乐观赋》说“经过洞房的辅闼，走过金[缺字]的华丽铺饰”，说的也是这种东西。《风俗通》又引用百家书说：“公输般看见水面上的螺蛳，对它说：‘打开你的头，让我看看你的形状。’螺蛳刚伸出头来，公输般就用脚画下它的图样。螺蛳把头缩回去，关闭自己的门户，终于再也打不开。把这种形状设置在门户上，是想让门户像它那样闭藏得牢固严密。”《义训》说：“门上的金属装饰叫作铺，铺叫作[缺字]，[缺字]读作‘讴’，今俗称‘浮沤丁’。”刘孝威诗说：“金铺玉锁琉璃门，花钿宝镜织成衣。”江总诗说：“兔影脉脉照着金铺，虬水滴滴流入玉壶。”沈佺期诗说：“妆楼的翠色帷幌仿佛留住春光，舞阁的金铺借着阳光高悬。” 古代印和绶带一定由本人佩带。天子临朝听政时，传国玺也由本人佩带。《汉书·元后传》说，汉高祖即位后，就佩用了秦代的传国玺。王莽时期，孺子婴尚未即位，玉玺藏在长乐宫。因此，昌邑王的傅相所说的“难道能听任别人解下他的玺绶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考察可知，这是说天子的玺，每次临朝都必须亲自佩带。鱼袋本来是唐代的制度，大概用来显示贵贱并应对宣召。左边两个，右边一个；装饰有玉、金、银三个等级。鱼符上题写某位、某姓、某名，写好后剖成两半，把右半交给入仕者，这就是所谓右一；左半则藏在宫内。遇到宣召时，宫内取出左契，与右契相合，进行核验。汉代太守任官时，必须得到左符才能出发；到了郡中，用它作为凭验。大概右符先前已经留在州郡，所以让太守用左符与右符相合。唐代刺史也持左鱼到州，与右鱼合契，制度同样如此。左鱼之外，还带有敕牒，所以又兼称鱼书。武则天改鱼为龟。宋代沿袭唐制，按照官品授予鱼袋，使官员得以佩带并显示荣宠；这样一来合符的制度就不再实行了。唐代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都用金带，到了三品则兼用金玉。开元初年，敕令百官所佩的带子，三品以上听许用玉装饰。到了宋代，玉带要由皇帝特别赐予，必须得到[缺字]门、关子的许可，才敢佩戴入朝谒见，于是身份更加尊贵；后来亲王都佩玉带。元丰年间，制作玉鱼，赐给嘉王、岐王，二王用玉鱼替换金鱼，此后便成为亲王沿用的成例。唐天宝元年，敕令面以三斤四两为一斗。开元九年，敕令规定长度以十寸为一尺，以一尺二寸为大尺；容量以十升为一斗，以斗三升为大斗，都以[缺字]黍作为标准。又据《通典》叙述六朝赋税时说，王制规定：“古代一百里，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度量方面，古代三升相当于现在一升；重量方面，古代三两相当于现在一两；尺制方面，古代一尺相当于现在一尺二寸。”注说：“现在，是指当时。”大概指的是杜佑生活的时代。唐代的一尺，都是六朝制度中的一尺二寸。宋代二相以下的官阶和职衔分为左、右两类：有出身的人列在左边，没有出身的人列在右边，这大概是由于座次而造成的误解。古人获罪后降职迁徙，都称为左迁。汉代法律中，在诸侯国任职也称为左官。可见把左视为卑下，其来由已经很久了。琼，《说文》说：“是赤色的玉。”《左传》说：“楚子玉的琼弁玉缨。”考察这句话可知，玉和琼是分别对举来说的；如果二者都是一般的玉，就不会分开称说。现在人把琼比作梅花和雪，是错误的。《诗经》说：“采葑菜也采菲菜，不要因为它的根部而舍弃它。”《玉篇》说：“葑，就是芜菁；菲，就是菜。”古代祭祀使用牲畜时，以身体的上部为贵。羊首、牛首、肩、心、肺，都属于上体；至于肾、肠、臀、足之类，都不用，因为处在下部而且污秽。芜菁的叶子可以食用，但不如它的根美，所以不能因为它属于下体就丢弃它。古代人的身份有十个等级：王统辖公，公统辖卿，卿统辖大夫，大夫统辖士，士统辖皂，皂统辖舆，舆统辖隶，隶统辖僚，僚统辖仆，仆统辖台。另外还有所谓厮养。厮，是劈柴的人；养，是养马的人。现在人把随从称为皂隶，把奴婢称为重台。又，古代诸侯的臣子在天子面前自称陪臣。陪，就是重叠、次一级的意思。大元历代皇帝即位之初，必定向天下颁降诏书；只有给西番的那一道诏书，是用青[缺字]丝写在粉色材料上的，诏文用白绒绣成，上面穿缀珍珠网，再用珊瑚珠覆盖装饰。这样携带到西番，在帝师居住的殿中张挂起来，真可以说是盛大了。古代没有纸，专门使用简牍。简，用竹制成；牍，用木制成。郑康成注释《诗经》时，另作注文，附在毛公原文下面，因为用竹片书写，所以特意称为“笺”。“笺”字也从竹。本朝的旧例认为，蒙古人、色目人不熟悉政务，所以一定要让汉人辅佐他们。官府中由色目人居长官之位，随后设置判署正官，认为他们懂得治理的体制、熟悉当时的事务。近年以来，正官大多不识字。至正年间，淮东有一位一路总管在任，省里下发札文，要求辨验收取差发、课程、钱谷；他把负责此事的属吏叫来，怒斥说：“省札上说可以便检钱，库里有这么多钞，为什么不便检？”这是把“辨验”错读成了“便检”。又有一个县令修理谯楼，把“谯”读成“焦”，把“羁管”读成“霸管”，又把“首领官只管”读成“祗候”，至今还被当作笑谈。唐代萧炅任户部侍郎，平素不学习，有一天在中书省把“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讥讽他说：“中书省难道能容得下伏猎侍郎吗？”这一句话的过失，被载入史册，成为千古的耻辱。

译月亮，是太阴的精华。它运行的轨道斜着穿过黄道，有时快，有时慢；十三日有余运行在黄道之外，十三日有余运行在黄道之内。距离黄道最远时，为六度；太阳光照到的部分，就显出光明，太阳光照不到的部分，就称为魄。郑夹[疑误]说：“月望那天，日月彼此相对，人处在它们之间，可以完全看见月亮的光明，所以月形是圆的。上弦、下弦那天，太阳照到月亮的侧面，人从旁边观看，所以只有半边明、半边魄。晦日和朔日，太阳照在月亮的外侧，而人在月亮的内侧，所以看不见月亮。”扬子云说：“月亮未到望日时，把魄带在西边；过了望日时，魄最终转到东边。”它[缺字]于太阳的道理，确实已经说明得很完备，但还不如沈括的说法能够充分揭示它的形状。沈括说：“月亮像银环，银环本身没有光，受到太阳照耀才有光。”按照他的说法来推想，所谓魄，就是银环背向太阳而昏暗的一面；所谓明，就是银环受到太阳照射而光彩外溢的一面。月亮十五日，日月两曜相对，银环全身都受到太阳的光照，所以整个圆轮都是白的，人们便认为它是满月。这就是所谓人在日月之间而完全看见月亮的光明。过了望日，月轮转动而远离太阳，它的圆面只能偏向一侧受光，光彩不再完整，于是暗处便称为魄；这就是所谓人从旁边观看，不能完全看见月亮。追究它的真实情形，实际上只是太阳光照到月亮的部分有全有不全，而月亮本身的形体并没有圆缺。郑氏、扬子的说法已经得到其中的道理，沈氏关于受光圆轮的说法又能充分揭示它的形状。张衡说：“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叫作暗虚；暗虚遇到太阳，就发生日食；遇到星辰，星辰就消失。”朱熹说：“太阳和月亮都在天空中向右运行，一昼一夜太阳运行一度，月亮运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所以太阳一年绕天一周，月亮则二十九日有余绕天一周。月亮绕天一周后又逐渐追上太阳，与太阳相会，从而形成阴阳、寒暑的节律。一年总共有十二次会合。刚会合时，月光全都消失，成为晦；会合之后，月光重新出现，成为朔；从朔日以后到晦日以前，约十五日。日月相对时，月光正好完全照明，成为望。晦日、朔日时，如果日月相合，东西方向同度，南北方向同道，月亮就遮住太阳，于是发生日食。望日时，如果日月相对而同度同道，月亮超过太阳，于是发生月食。这些都有固定的度数。《左传》说：天有十二次，太阳和月亮向右运行，每到晦日就在十二次中的一次相会，称为会朔。次，就是位置。日月相会之处叫作辰，也就是十二辰所属的位置。” 这是因为九州的地域，都与十二国的分野相联系。正月，日月在亥相会，位于鹑訾之次，是卫国的分野；二月，在戌相会，位于降娄之次，是鲁国的分野；三月，在酉相会，位于大梁之次，是赵国的分野；四月，在申相会，位于实沈之次，是晋国的分野；五月，在未相会，位于鹑首之次，是秦国的分野；六月，在午相会，位于鹑火之次，是周国的分野；七月，在巳相会，位于鹑尾之次，是楚国的分野；八月，在辰相会，位于寿星之次，是郑国的分野；九月，在卯相会，位于大火之次，是宋国的分野；十月，在寅相会，位于析木之次，是燕国的分野；十一月，在丑相会，位于星纪之次，是吴、越的分野；十二月，在子相会，位于元枵之次，是齐国的分野。凡是官府中的吏卒，大都在早晨和下午两个时段行礼，俗称衙府。《说文》说：“官吏在申时听理事务，这是申时的政务。”这样看来，所有官府每天两次听理事务，吏卒也因此两次行礼，应当写作“衙晡”。“府”是“晡”字声音讹变而来的。所谓背嵬，是大将帐前勇猛的军士。章氏《稿简赘笔》说：“背嵬就是团牌，用皮制成，涂朱漆并饰以金色，面对太阳光辉耀眼，就是今天军队所使用的那种东西。” 至正壬辰年，平江郡守六十岁，征发民夫修筑城墙。传说在旧城墙基址下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三十八，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张翼，同为列国。不在常，不在祥，务必从容仔细地思量；早晨占卜水，晚上忧愁米；佛塔倒地不要扶起；修筑右岸，重新开河，军民拍手笑呵呵。太阳从屋东头升起，鲤鱼在山上游；星星从月亮里面经过，将在午年年初相会。”后来查访，却没有得到确切结果。我后来在松江偶然看见前人的一部《日录》，也记载了这段话，才知道这话不只是见于严江，大概早在以前就已经应验为谶语了。至正甲辰年秋七月十七日夜里，雷电大作，余杭武康山中突然洪水暴涨，山石在几十多处崩裂，大风拔起树木，冲走民居；山路变成溪流，溪流反而淤塞成平路，死伤的人很多。两年以后，发生了兵乱的变故。国朝的通行惯例是，妇女犯私盐罪，罪责归到丈夫身上。至正丁亥年，李堂卿任两浙运司，海宁州有一个妇女犯了私盐罪，但她的公公还在。李堂卿改写批语说：“舍弃公公而论妇女，按道理不对；舍弃妇女而论公公，按法律也不恰当。”于是下令核实后照此执行，最终把两人都释放了，可以说是权宜处理。至元年间，徐子方任陕西省郎中，有属下路分送文书，其中漏掉了开头一行中的“圣”字。小吏想要追究罪责，认为这是不敬。徐公改写批语说：“查得送来的解文第一行漏掉了第三个字，现在把原文随文发回，责令重新另行具备解申文书送来，也可以把这件事作为吹毛求疵的警戒。” 晋、魏以后，官职达到贵品的人家，门前可以设置行马。所谓行马，就是今天官府门前的叉子。 《周礼》称它为“▯互行马”。“▯互”是木头的意思，把木头交叉起来，设置在门前作为遮拦。《西都赋》说：“后宫有兰掖、椒房，是皇后和妃嫔的居室。”吕向说：“掖庭位于天子的左右，就像人的肘腋一样。” 古时候，军队出征没有固定驻地，到了哪里就搭起帐幕居住；因为将帅的驻地可以称为府，所以称作幕府。古时候，斩人时一定要让人伏在[原文疑字：钅甚]上再砍，所以称为伏铁质。“质”就是[原文疑字：钅甚]。匾额上的字数如果是奇数而不是偶数，古今往往都要增加一个“之”字。比如“大成殿”，就称作“大成之殿”。不知道这种做法始于什么时候？

译罗国器是杭州人。后至元丙子年，他任行金玉府总管，有一个工匠怠慢误工，案件已经具备，却宽恕了他。同僚问他原因。罗国器说：“我听说他刚娶妻，如果鞭打他，他的岳父母一定会认为这个媳妇不吉利。由此产生的口舌之外，还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我考察宋代曹彬知徐州时的事：有个小吏犯罪，案情已经具备，过了一年才杖责他，人们都不知道原因。曹彬说：“我听说这个人刚娶妻，他的父母一定会认为不吉利，早晚鞭打辱骂她，使她无法生活下去，所以我暂缓处理这件事；但法律并没有因此屈服。”这两件事相互符合，都是仁人用心的表现。国初，杭州城每年三月初八举行迎佛会。有一个士人建议，想依照惯例迎请孔夫子。事情上报后，有司向省里申报，省里把此事送交江浙儒司议定。省典傅景文撰写批词说：“省府经过审度，应该做而不做，以及不应该做却去做，都不是圣人的道理。孔子的教诲，为万世垂示法则。现在杭州路申报前述事情，责令一并送交江浙儒司。考核典故，查考经史，务求可以施行于今天、推行于后世，而对古人无愧。具结连同呈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 托欢（旧作“脱欢”，今改正）任浙江丞相时，有一天忽然得到皇帝御赐的龙衣一袭，刚穿到身上，恰好有一名宣使在旁边研墨，失手把墨汁溅到了他的衣服上。宣使非常害怕，叩头请罪。丞相慢慢笑着说：“你又不是故意的，为什么害怕呢？”又有一天，一个省典伪造省文，仿照丞相的押字。事情败露后，主管司想把他送交理问司审查治罪。丞相拿过文书看了看，亲手把纸撕破，说：“这个押字正是我的，怎么能说是伪造的？”于是置之不理。他的宽宏大度都像这样。阿抡特穆尔（旧作“阿怜帖木儿”，今改正）是北庭王。有一天，他拜访西镇国吉哩什迪（旧作“吉剌失的”，今改正）长老。长老非常高兴地迎接他，请他留下来坐，并嘱咐侍者取出床后的好酒一尊作为礼物。长老端起酒杯，北庭王一饮而尽。长老说：“尊贵的客人远道而来，应当再进两杯。”北庭王又喝了一杯，回过酒杯正要送到嘴边，长老大惊，原来杯中是浓醋，便要捶打侍者。北庭王说：“酒和醋都是米制成的，我并不厌恶，为什么要发怒呢？”长老的怒气无法消解。北庭王说：“你留我坐下，就不要发怒。我有好酒，让人取来，我们尽情欢乐后再结束。” 至元年间，有一名御史分巡各地。百姓因为争夺田地的事情向他告状说：“这件事多年不断地成为官府事务，请把它作为务停办。”御史于是说：“把我的话传出去：把务开办起来的人。”又，至正年间，松江有一名推官提审牢狱中的重囚，问他说：“你是正身，还是替头？”狱卒听见后捂住了嘴。又有一名知府到任，村民告发里正把持乡里，知府发怒说：“把这个家伙打三十七下。”从前宋仁宗时，张观任开封府知府，百姓触犯夜禁，他问：“见到有人吗？”一句话的失误，写进史册，成为百世的耻辱，怎么能不谨慎呢！俗话说：“三代做官，才懂得穿衣吃饭。”我认为，三代做官之后，子孙一定奢侈享用到了极点。衣服不肯穿洗过的、打过补丁的，一定要鲜艳华美；饭食不肯吃粗粮和菲薄的食物，一定要精细丰盛，这就是所谓懂得穿衣吃饭。却不知道富贵是贫贱的根基，奢侈是衰落的由头，丰厚是困苦的源头。子孙不学习，只知愚昧地穷奢极欲，又没有德行来承当这些，家势一定会衰败。白玉蟾降笔为他的画像题跋说：“这位先生，神气清明；是玉的精华，蟾的精气。具有日、月、星三光的光明，万物的灵性；大道没有名称，却具备元、亨、利、贞。” 赵子昂让陈鉴如为他画像，画笔画到嘴唇时，赵子昂说：“为什么称作人中？如果现在把它解释为身体的中央，应当在肚脐和腹部之间。为什么把这里称作‘中’呢？因为从这里向上，眼、耳、鼻都是成对的孔窍；从这里向下，口和大小便处都是单独的孔窍，正好形成一个泰卦。所以因此把这里称为人中。”满座的人都赞叹佩服。真西山题写一幅《三教图》，画中佛、道二人同坐，孔夫子在下面拜见。题词说：“老子喜欢谈虚无，释迦只谈舍利。孔夫子听了，笑得倒在地上。”又有一幅《三教图》，题词说：“孔子说，佛所说、道所说，所譬喻的无非是最高的道理。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把一切贯通起来，只有一个‘唯’字。” 《江行录》说：“禽鸟翻飞，天色昏暗，云行迅疾而人的头脸发热；日月出现昏晕，星宿摇动，灯火焰头明亮并发出声响。这些都是大风将至的征兆，应当预先防备意外。”又说：“鸡毛可以招风。在乙酉、丁酉日，烧掉三年大的雄雉鸡羽毛，把灰扬起，风就会立即到来。” 扬州路儒学书阁《魁星赞》说：“北斗的斗柄携带着龙角，魁星枕着参宿的前端。多么伟大的变化啊，踏动星斗。止息风、驾驭云，来游于天帝身旁。运转天枢，调节天极，降下雨水遍及八方。” 三代以后，只有佛教最为兴盛。信佛的人说：“佛能成为福田，给人带来利益。”不信佛的人说：“侍奉佛来求福，反而更加得到灾祸，佛不值得相信。”信佛的人说：“福禄寿命都是佛的报应。”不信佛的人说：“人生就像树上的花一同开放，随风飘散，落下的地方各不相同，所以富贵和贫贱各有不同的道路。天下本来没有佛。”我考察认为，佛哪里能制造祸福呢？祸福只是各自按照自己的类别到来罢了，哪里是佛所能制造的呢？佛本来自己说是西域国王的儿子，正因为厌恶人间的苦难，舍弃世俗出家，才被称为佛。“佛”就是觉悟的意思，是觉悟到人世间的事情全都不真实。信佛而只求寂灭，说寂灭就是死亡即告终结，再没有其他事情，怎么能在死后还制造祸福，像如今人们所说的那样呢？假如按照如今的说法，佛能为人制造祸福，在显明之处施行祸福，使人人都活到期颐之年，世上难道会有人人都活到期颐吗？免除贫贱，使人人都富贵；消除灾厄，使人人都安乐，世上难道会有人人都富贵、人人都安乐吗？如果是在幽冥之中施行祸福，使有罪的人脱离地狱、安置到天堂，那么每天死去的人有时达一万人，每天求取佛的文牒而被救出的人也有一万人，这样天下所有作恶的人都能升入天堂。

译阎罗王每天接受请托贿赂都忙不过来，案件中一点也不能留下公正的判词；这样一来，阎罗王的职司就可以废除了，而佛反倒成了在幽冥中接受嘱托、徇私枉法、不顾是非曲直、强行霸占公事的首领。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佛难道肯这样做吗？阎罗王难道肯顺从这些请托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祸福之说呢？唉！这就可以明白了。世俗传闻以讹传讹，当面传述也会不同，文字经过三次传写，乌字就会变成马字。何况相隔万里，又经过多次翻译，其中夹杂伪说，谁能辨别？所以凡是关于祸福的说法，只是冒用佛的名义，都是我国的人依照仿造后托称于佛的。佛书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十二章，本来不谈祸福。它所说的知足，源于《老子》；它分章的形式，源于《孝经》，可见是中国人翻译成这样的。说到天堂，是宋玉天门九关的说法；说到地狱，是宋玉幽都土伯的说法；说到轮回，是《汉书》所记载的鬼魂之说。因为《列子》用寓言讲西方极远处有化人，于是产生了西方极乐；因为《离骚》用寓言讲女岐有九个孩子，于是产生了九子母；因为邹衍把禹的九州推演成九九，又推演成九的九次方，于是进一步夸大成十万亿国土。因为道家说昆仑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常彼此隐避，作为光明的来源，于是推广成日月循环、须弥山照临四个世界；因为《孟子》说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于是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你们来世都应当成佛；因为《墨子》说兼爱，把邻人的孩子看得如同自己的兄弟，于是说一切男子都是我的父亲，一切女子都是我的母亲；因为《老子》说“使我遭受大患的，是因为我有身体”，于是说肉身由血、肉、皮构成，耳、目、口、鼻、身、意是六根；因为《老子》说“可以用语言说出的就不是永恒之道，可以命名的就不是永恒之名”，于是说一切有形相的都不是实相；因为《庄子》说心如死灰、形如枯木，于是说禅定寂静、入定之后坐着脱离肉身，站着死亡。这些全都是我国的人翻译成这样的。佛书所谓从西域传来的内容，不过这些方面罢了，都是译者广泛搜取中国的书籍加以编造的。后来虽然说唐僧取来西域的经、律、论，汇集成三万五千零四十八卷，但这件事《通鉴》并没有记载。唐僧法明想要谄媚武后，说弥勒佛即将降生，便撰写《大云经》四卷，献了上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五千四十八卷〕 朱文公说，《楞严经》原本只有咒语，中间的道理都是房融添进去的。李伯纪的儿子说，《维摩经》是南北朝时一个贵人所撰写的，黄山谷也说，其中关于普通年间的事情，本来不是从葱岭传来的。司马公又说，佛书中只有《般若经》最多，达到六百卷，后来的人摘取其中要旨编成《心经》；而《圆觉经》是裴休所作，大概都是文人的华丽艳情之言，用来使人眩惑。世俗喜欢它的文辞，反而把它说成佛的精妙言语。汉末甘忠可造作《包元太平经》，北魏董谧献上《服饵仙经》，宋代的妖贼也曾撰写《五龙滴泪经》；占候方面有《地母经》，谶语方面有《博文经》。何况翻译佛经有专门的使者，润饰文辞有专门的官员，这种制度到宋代还大致存在。太子兴国年间，设置译经院，延请通晓梵文的僧人翻译新经，每年诞节一定进献新经。佛已经灭度多年了，为什么经书还会有新经？唐三藏以后又是谁去取经，为什么经书还会每年进献？所谓称为“经”，大概是因为汉人把孔子的书称为经，所以也照例把佛书称为经，却不知道“经”是恒常的意思。孔子的道理万世常行，他的书才可以称为经。佛说一切无常，正好与经的含义相反，所以不可以称为经。所谓“寺”，大概是因为汉代把天竺僧人安置在鸿胪寺，所以也沿用这个名称称呼他们的住所，却不知道“寺”是侍奉、侍从的意思。鸿胪的官舍靠近宫禁官署，所以称为寺；佛说不许亲近国王和大臣，正好与“侍”相反，因此不可以称为寺。所谓“斋”，是因为三代以斋戒来侍奉鬼神，称为斋，所以也把屈膝进食装饰性地称为斋，却不知道“斋”是齐一的意思。端正安坐、静心思念，使心志齐一，才可以称为斋；饮食是人的最大欲望，佛法节制人的欲望，每天只吃一顿，等到勉强得到这一顿饭时，饥渴已经逼迫，贪馋乘机而起，心中纷乱，正与斋相反，因此不可以称为斋。古时候，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都是以圣帝明王大力救济百姓为功德；如今梵呗歌声、花鼓杂戏，也称为功德。《老子》把慈、俭、不敢居天下人之前称作三宝，所指的是德；如今把自我尊贵、佛、法也称作三宝。古人席地而坐，讲说的人在中间留出三席空地，以便指画；每席长各三尺三寸三分，三席合起来成为一丈，称为方丈，所指的是地面。如今讲法已经另有厅堂，又把寝室建得高大，使它与佛殿相抗衡，也称作方丈。 “众生”二字本出自《祭法》；“供养”二字本出自《左传》；“布施”二字本出自《鸿烈》；“于意云何”原本是后汉的说法；“何以故”原本是晋人的说法；“精舍”原本是曹操的说法；“庵”原本是王充的说法；“门徒”是汉人称跟随学习者的名称；“僚”是古人称同在一官任职者的名称；“前资”是唐人称已经离任的官员的名称，如今佛氏全都沿袭使用。考察这些字的意义，哪一个不是有来历的呢？这仍然是袭取我们书中的词语。至于佛教自立门户，更是纷纷复杂。佛只有一个，却分成三类，叫作律、教、禅；律又分成两派，叫作资待律、南山律；教也分成三派，叫作天台教、贤首教、华严教；禅又分成五宗，叫作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这些纷繁的分派全都出现在近世，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佛的真传呢？我曾经评论佛教和道教相似：道教的说法出自中国，文字相同，又不经过翻译，本来是较难作假的，却尚且无所不用其欺骗手段。

译黄帝葬在桥山，却说他乘龙升天；老子死在中国，却说他骑青牛出了函谷关；老子也是人，却说他剖开母亲左腋出生，生下来头发已经全白；甚至刘安因谋反而被灭族，却反而夸说他的鸡犬也成了仙；叶静能因属于叛逆党羽而被枭首，却还大肆宣扬他的天师灵迹。越是难以验证的事情，欺骗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佛教的说法出自遥远的夷地，文字不同，又屡经翻译，容易造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它的欺骗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佛书说，向西十万亿国土之外有极乐世界，这就像道教说海上有三座神山；佛书说极乐世界有无量寿佛，这就像道教说三座神山上有长生不死的仙人。他们都知道人性贪生怕死、喜欢富贵而悲伤贫贱，所以特意铺陈华美奢侈之事，把人的欲望夸张到极点，凭空指画虚无，正好击中人心深处，深入其中；佛书比道教的说法更高明，而它的说法也更加巧妙。道教说三座神山就在海上，求取长生药不得，方士往往被腰斩而伏罪；佛书把极乐世界推到十万亿国土之外，便没有办法追究诘问了。道教所说的安期生等人，或许还可以遇到，却没有应验；佛书说托生西方，等到这一世身体死亡之后，一切都推到昏昧不可知之处，不再追问。佛也不过是人罢了，同样禀受天地的阴阳之气，同样承受父母的血气，同样要穿衣吃饭来维持生活，同样会衰老、生病而死亡；只是他抛弃王公太子的身份出家，辞别宫室、居处和饮食，行乞为生，断绝同类、离开群体，独自洁身自守。在此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人，所以人们把所见所闻当作奇异之事，也就越发认为奇异。四海这样广大，千年这样遥远，传闻这件事的人越多，便越发认为奇异，又加以修饰夸大，渐渐到了荒诞的地步，于是好事之徒便借此附会，伪造佛书。有人说，佛出生时有九龙吐水，幼年时出游四门；既然这样，他一出生就是佛了，为什么还要娶妻生子，后来才说出家修道？又说天龙八部、国王和大臣都来到佛座下听他说法，他已经接受了人间和天上的供养；那么为什么还要赤脚持钵，亲自乞食行道？又说佛眉间放出白毫光，照见东方十万亿国土，这些国土都在座下听他说法；这样说来，天竺以东就没有一个国家不在他的法会之中了。可是，天竺在月氐，距离洛阳一万六千三百七十里，中间不过隔着拘弥、可置、西夜、德若、条枝、安息、大康几个国家；从洛阳向东到大海，只有一千多里，就以大海中的日本国为界。日本以东，去了便无法返回，人和船都不能再回来，俗语称作“泻”，书传称作“尾闾”，大概就是天地的尽头了。这样说来，天竺以东才十多个国家，却夸口说有十万亿个国家，能这样说吗？如果说的是天竺以西，那么班超曾经分派使者到达西海的尽头，从中国出发前往那里要走四万里，又怎么能夸说天竺以西超过十万亿个国家，而且还有无穷无尽的极乐世界呢？我曾经惊讶佛教徒的欺骗荒诞太过分，便戏问信奉佛教的人说：“佛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为什么会有一丈六尺高的金身？”他回答说：“成佛以后变化而成的。”我说：“血和肉是柔软的，尚且能变化成金的坚硬之物；牙齿和骨头本来是坚硬的，为什么反而不能一同变成金子，却要拿普通人的牙齿和骨头来中国，用羚羊角一碰就碎掉呢？”那人无法回答。我又问他说：“佛在中年出家，晚年成道，寿命只有七十多岁，却始终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说法，而佛经竟然多达八万四千卷，怎么解释？”他回答说：“佛能够把无量劫缩短为一刹那，人只看见他住世的时间很短，却不知道他实际说法的时间很长。”我说：“如果佛从旷远劫以来就一直说法，那么把长时间缩成短时间，当然无法考知。如今明明说佛出生于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死于周穆王之五十二年，年月都有确定记载，那又是从什么时候把它缩短的呢？” 那人也无法回答。我又问他说：“佛把人间看作苦海，把人事看作火宅，唯恐离开得不够快；幸好有一天终于死去，这就是脱离苦海、离开火宅，回到安乐清凉的境界，按理说应当多么高兴！如今却有十大弟子呜咽哭泣，和世俗男女悲伤眷恋的感情没有不同。这究竟是把生看作痛苦，还是把死看作痛苦？是把人间看作快乐，还是把佛国看作快乐？”那人又惊惧惶惑，不知如何回答。诸如此类的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呢？撰写佛书的人专门推崇佛的神异，所以肆意编造荒诞之说，只求用来震动愚昧的世俗之人，根本来不及考虑其中有无道理；他们的说法很容易就走到尽头。这些为了夸赞佛而写成的书，欺骗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如果有人借佛的名义来发表自己的说法，那么这种欺骗又怎么会少呢？佛书中最受重视的是《金刚经》和《般若经》，它们的学说以荡除一切为空为宗旨，大致不过是“如来说佛，即非是佛，是名是佛”这一句话，却又反复援引各种事物，说“即非某某，并非某某”，以至于涉及千百种事物，无不只是这一句话；佛为什么还要这样不怕麻烦，因这一句话演绎成一卷书呢？欧阳公说佛书有数十万字，几句话就可以说尽，正是指这一类书。如今却说《金刚经》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就已有一千卷，既然一句话已经演绎成一卷，难道还要再演绎出一千卷吗？佛书中又没有比《法华经》更受重视的了，这部书号称大乘，竟然极力自我夸耀，说只要奉持这部经就能得到福报；如果这部书本身并不是这部经，而只是出自别人的赞扬，那么不知道《法华经》真正的经文究竟在哪里？它说天堂有三十三天，其中上面一半自身都放出光明，到山腹以下才被日月的光明压住；大概上面的光明照耀下来，下面没有不被照亮的地方。如果上面一半合计十五层天的诸天光明，难道不能向下照耀，还要等日月来弥补光明的不足吗？诸天的光明，难道能和只能自己发光的萤火虫相比吗？它说地狱中最下面是无间地狱，无数罪人充满其中，监狱和罪人都满了；这就好像鸡蛋黄充塞整个蛋壳，再没有一点余地，那么刀山剑树又设置在什么地方来制造凶险？牛头狱卒又在什么地方施行拷打？它又说地狱之火在一昼夜之间经历万亿次生成和毁灭；罪人在其中哀号，这些地狱随时纷纷出现又纷纷毁灭，细微得如同微尘，迅疾得超过一眨眼的工夫，那么罪人哪里还会知道有痛苦烦恼呢？而掌管地狱的人，又要在什么时候判定他们的罪行、造成这些地狱呢？

译其他说法也一样：既说一切无常，又说永远常住；既说一尘不染，又说万法无不包含；既说不许亲近国王大臣，又说佛法托付给国王大臣；既说不能从形色上求见我、不能从声音上求见我，又说黄金铺地、音乐自然响起；既说佛经过许多劫的修行才得以成佛，又说众生随着一念就能往生；既说大阿罗汉经历多劫修行仍不能成佛，又说阿▯世王弑君弑父，本应堕入无间地狱，却因一心求佛，便能生到天上。言语反复到这种地步，究竟哪一种才是佛的真实教义呢？甚至《如如居士语录》还说，舍出一亩田送入寺院，死后就能生到某一层天，并且可以使某部经出世；进入寺院耗费一勺热水，就会使身体坏烂，并且可以使某部经出世。佛在桑树下都不敢住满三夜，哪里会有寺院，还让人舍田呢？佛既然从未有过寺院，哪里会设置沐浴之处，还禁止人耗费一勺热水呢？这类经书，究竟是不是佛所说的？如果确实出自佛，那么舍田所得到的奖赏为什么如此滥施？耗费一勺热水所受的惩罚为什么如此惨重？佛号称以利益一切众生为本心，竟然不体察人的实际情况，不问轻重，贪婪、残忍而自私，竟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吗？佛书中欺骗伪造之多，到这里就更加明白了。而那些伪造佛书的人，谋求衣食，困窘到了这种地步，也实在可悲。可是这种风气浸染日久，人们又笃信不疑，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它是伪造的。不过，有一种说法足以证明它是伪造的：太阳和月亮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这是有眼睛的人共同看见的；如今却说日月没有升落，只是沿着须弥山循环运转。如果果真如此，就应当按照它们循环运行的渐次来形成昏暗和明亮；为什么天下这样广大，都是卯时天亮、酉时天黑，也应当按照东西彼此相望的距离来保持均衡才对。为什么一年之中冬夏有长短，朔望还有交食？可见他们关于日月的说法已经是荒谬的了。周天共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日月运行的轨道不过一百七万四千里，这是通晓历法的人都知道的；如今却说须弥山外先有七重宝山，每座山宽四万二千由旬，七重山外又环绕着二十三重树林，每重树林之间各有池沼，也有数百由旬。由旬，用华言说就是四十里。不知道把这些合计起来，应当有几亿万里？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日南一带的城邑为什么会出现北方的日影，阴山地区为什么夏天还会下雪？为什么天地之间南北相距并不远？四方夷族以外都是海，四海以外都是幽冥空旷之地，为什么四周全是水，却看不见高山巨林，逐层叠起直到天空呢？可见，他们关于天地的说法也同样荒谬。天地、日月这些人们能够知道和看见的事物，他们的说法尚且荒谬，何况他们所说的天地日月之外、那些人们不知道也看不见的事物呢？考察议论到这里，可以明确知道并不存在须弥山。既然没有须弥山，就没有东西方十万亿个国家；既然没有东西方十万亿个国家，也就没有这个世界之外的三千大千吐界。那些愚昧不肖的人，竟真的把它当作存在，并受其迷惑，实在太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