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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清朝柔远记选录》彭序 谭序 卫序 李序 俞序 自序 凡例 《清朝柔远记选录》附录 台湾图 台湾右山图 澎湖图 樊跋 彭序 《柔远》这部书，是我的朋友王之春编纂的。王之春以文人兼通武事，奔走于江海之间，防守北塘，驻守京口，还游历过日本的长崎、横滨；对于中外交涉事务，见闻广博而周详。他闲暇时便广泛考察本朝掌故，凡是有关远方经略的内容，都提纲挈领地摘录下来，耗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编成了这部书。它确实是安抚远方的宏大规划、绥靖远人的良策。秦、汉以来，经常处理四夷事务，往往连年用兵、祸患相接，成为历代深藏的忧患；即使曾在燕然山刻石记功，把单于捉来押送到朝廷，最终也会财力耗尽、国力衰竭，得到他们的土地却无法治理，得到他们的人却无法使其臣服。这样也难免受到“用隋侯之珠去弹麻雀”的讥讽。至于两晋、南宋，已发生的事情大多被群臣玩忽泄漏，姑息养患，使他们的朝廷自甘卑小；史书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千年以后读来，仍使人气愤得发指。这种罪过怎么可以宽赦呢！从前孔子与鲁君谈论文王、武王的政事，说到对待远方之人，便说要“柔”。确实因为远方之人不能骤然用威势使他们恐惧；骤然用威势恐吓，他们必然震动不安。又不能故意向他们显露软弱；故意显露软弱，他们必然产生狡诈之心，想要逞强。因此，要寻求一种最完善、不可轻易改变的原则，就不能不用“柔”来取得成效。况且所谓“柔”，并不是说我们自身处于柔弱地位。原则在于顺应他们归附的心意，以诚信使他们信服；这样，柔顺者会更加柔顺，这就是所谓“燮友柔克”。改变他们粗犷强悍、桀骜狡黠的习性，以中庸之道引导他们；这样，不柔顺者也会变得柔顺，这就是所谓“高明柔克”。如今阅读这部编书，可以肃然仰见列祖、神宗的声教遍及四方，扩大乾坤覆盖万物的恩德，弘扬不分远近、视为一体的气度，把盛大无边的仁德传播到境外，在无形之中消除反叛的萌芽。因此能够跋山涉水，把远方看得如同归家一样；内心吟咏、心中歌唱，声教没有传不到的地方。其间虽然有时采取剿灭，有时采取安抚，有时交战，有时讲和，不一定完全一致；但随机应变、充分发挥其作用，总的说来都像熔炼金属、陶冶淘汰，使其适合使用；又像把出林的猛虎闲置、驯服，使它安于常态。自文王、武王以来，还没有哪一种柔远之政像这样尽善尽美，可以长久施行而没有弊端。我奉命巡视长江，兼任考察海防，多次想汇编本朝怀柔远人的谋略，把皇上的仁德传播到中外，并列举数百年来历任办事诸公成败得失的情况，借此作为效法和警戒，希望临事时不至于迷惑。但编练和整理事务繁多，实在没有空闲时间。这部书确实先得到了我心中所想、与我相同的内容，所以写序为它传播。王之春年纪刚到强仕之年，喜欢著书，所写都切合时务。将来他的才略更加成熟，见识更加深厚，文章和经世济民的才能一定会比现在更有进步，那么这部书还只是他的开端罢了。光绪八年仲春上浣，臣彭玉麟谨慎撰写。谭序 我曾说：只有圣人能够察知事物隐微的先兆，也只有圣人能够顺应天意。上天想要使四海成为一家，这个先兆早在康熙、乾隆年间就出现了。最早察觉并预先觉悟到这一点的，是我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能够顺应天意而不违背它的，是我文宗显皇帝。康熙三十三年，俄罗斯派使者来朝贡；皇上谕示说：‘外藩前来朝贡，固然是盛大的事情，但总应当以安定中国、培养元气为根本。’乾隆四十一年，刑部上奏驳斥李质颖审理英国商人案件不公；皇帝传旨申斥，反复说了数百字。两位圣人洞察细微、看透长远，仿佛都预先知道后世会有洋务；如果这还不是神明般地察知先兆，又是什么呢？道光、咸丰年间，海上局势日益紧张，文宗显皇帝却独自决断大计，使国家由危转安，能够全力荡平发、捻，而海外各国也由兵戈相见转为和好；这难道不是顺应天意而不违背吗？士大夫生在这样的时代，经历颠沛困厄，又享受太平，从上下数千年、纵横九万里的大势中，胸中不可能没有感慨；有了感慨，于是便有论述和阐发。这就是《柔远记》创作的缘由。这部记共二十卷，按编年体编排、以月份相系，材料采辑得当；它将使读者对于通商的大局，知道事情最初怎样发生、怎样逐渐扩展，并且知道最终会怎样，真是用心深远！不过，事情的起源属于已经听闻的时代，事情的扩展属于已经亲眼见到的时代，而事情的结局还在未来；吉凶悔吝，变化无常。有极其可喜的地方，也有极其可怕的地方。对此害怕又能怎么办呢？不过是把心放在列祖、列宗的心上罢了；怎样把心放在列祖、列宗的心上呢？不过是治理好自身内部罢了。十几年前人事的动荡，既然能够顺应天意而挽回；几十年后天意所带来的福祸，也将因人事而发生转变：其中的道理本来就有可以预见之处。《记》中说：‘太阳和月亮所照耀的地方，霜露所降落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近它们的。’这句话在古人那里本来不是托于空言，在我朝尤其可以从实际事情中看到。怎样验证呢？就在那些跋山涉水、经过重重翻译而来的十几个国家中验证；大概它们都已经显露出尊敬亲近的先兆了。在这个时候能够深入研究事物的先兆，以承受上天的恩赐，这就是所谓‘使远方的人柔顺，四方的人便会归附’；如此盛大的事业，难道不可以把这部编书作为取得成功的凭证吗！光绪八年（岁次壬午）仲夏月，臣谭钧培谨慎作序。卫序 俗话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后面的事情应当以它为借鉴。’时代机运的变化、人事的转折，即使是有智慧的人忧虑深、思考远，也不能在事先预料到一切，并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只有把前事作为效法和警戒，内心守持最恰当、不可改变的道理，那么即使到了百世以后，仍然可以用它照察事物、计算得失，本来不必拘泥于个人琐碎的推测。《易》说：‘察知事物的先兆，就接近神明了。’《中庸》说：‘极其真诚的道，可以预先知道事情。’大概所依靠的就是这些。我圣朝丰功伟业、深厚恩泽和仁德，覆盖海边疆域，没有远近之分；可是有些承担重任的人却不知道大体，白白错失时机。往事都还存在，前人的鉴戒并不遥远。这就是王之春编纂《柔远》的缘由。至于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说法，不用说在今天是迂阔之谈，即使拿它去问三代的盛德君王，他们难道会孤高自守，划分内外深浅而守住自己的疆域，说只要勉强巩固边境就可以了吗？《禹贡》记载九州之外的要荒之地，《周官》有职方氏掌管四方、明堂陈列四夷朝位的制度，九夷八蛮仿佛就在朝廷帷幕之内。因此，凡是有生命、有气息的族类，都会跋山涉水，纷纷聚集而来。这固然是时势造成的，不得不如此；也是列祖、列宗声教所及，并非偶然。如果确实致力于修明德政，那么四海仍可以如同一家，就像天子的心神安泰，身体各部分都会顺从；如果稍有失误，那么即使只是手指和手臂之间，也会成为驱使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更何况其他地方呢？

译道光、咸丰年间，海上局势日益紧张，当时主持事务的人往往不了解彼此的情形。自从互市以来，申明条约，使局势由危转安，但祸福相依的关键也正在这里。王之春专心研究当代事务，唯独对于中外交涉的缘起、通商的始末，搜集摘录，毫不遗漏。与近来《朔方备乘》《瀛寰志略》等编相比，有的局限于一隅，有的夸张铺陈博物知识，都不符合经世致用的实际要求；只有这部书综合考察掌故，并恭敬地抄录历朝谕旨，指示方略，评定人才，不只是驾驭远方、控制边疆的凭借，也是考察得失的资料。诗说：‘不犯错误，也不要忘记，一切都遵循旧有的章法。’有心于当今世道的人，可以通观前事，深长思考了！光绪九年（岁次癸未）二月，臣卫荣光谨慎作序。李序 古今的国势，从唐、虞、三代到秦代发生了一次变化；井田、封建等制度荡然无存，这是一个时代。自汉、唐以后直到本朝道光、咸丰年间又发生了一次变化；所有与天相接、与海相连、从古以来与中华不相通的国家，都跋山涉水，经过重重翻译前来归同，这是又一个时代。这两种变化，都是天意。虽然如此，天不变，道也不变，因为在极大的变化中仍有不变的东西存在。谈论这些的人都说，天主教、耶稣教等教派在明朝末年侵入中土，恐怕会夺走尧、舜、孔、孟的地位；我认为不是这样！不但这些教派不能夺走尧、舜、孔、孟的地位，而且我深深庆幸尧、舜、孔、孟的教化将要在他们的国都盛行，而这件事正是从今天开始的。为什么呢？尧、舜、孔、孟的教化，是为天地建立根本，是为百姓确立生命的准则；这正是天地能够长久存在而不衰败的原因。天地所生的万物以人为贵，四海内外各国都是人，也都可以进入尧、舜、孔、孟的道；只是自古以来它们与中国不相通，又相隔数万里，向来只听说来中国求学，没听说中国前往施教，所以不知道有圣人，也没有机会听到圣人的教化。上天借互市诱导他们的内心，使他们往来中国，逐渐接近我中华礼义的教化，自然会彻底改变过去的风俗崇尚，哪里还用担心他们会夺走尧、舜、孔、孟的地位呢？《中庸》不是说过吗？‘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本性，也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连万物的本性都应当充分发挥，何况异域之人同样生活、生长在天地之间呢？如果任凭他们在外面接受别的圣教，最终失去自己的本性，又凭什么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并与天地并列为三呢？上天的本心仁爱，圣人的教化不分贵贱类别，必定不忍心出现这种情况。圣人的道，就像天地没有什么不承载、没有什么不覆盖，因此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凡是舟车能够到达的地方、人力能够通行的地方、上天覆盖的地方、大地承载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近它的，所以说‘与天相配’：这正是尧、舜、孔、孟的实际记录。说到‘舟车所到之处’，那么今天的火轮、舟车，圣贤早已预知了；这正是圣教将要通行于各国的重要契机。圣教在中国，也是逐渐推广开来的。尧、舜建都于冀州，当时只有今天的山西、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几个行省的一部分算是中原，其余都属于要荒之地。孔子、孟子的时代，吴越、荆楚还属于蛮服；宋代以来，三江、两湖、闽越、黔、滇、川、粤等地才开始大盛文学，可以与邹、鲁相比：这难道不是圣教由近及远地传播吗？我朝雍正年间，滇、黔、川、楚、两粤各地的苗、猺改土归流，也是自开辟以来才开始沾受王化；到乾隆年间，新疆拓展土地二万里，中土的教化已经遍及各处而没有遗漏，于是便可以推广到外国。那么，尧、舜、孔、孟的教化，大概就是逐渐推行、逐渐远播，从来没有片刻停止。我的朋友王之春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撰写《国朝柔远记》，从世祖一直写到穆宗朝，凡是怀柔泰西各国的事迹都详细记载。虽然其中不免有“犄那先民”之思，但正好可以由此看出历代圣人兼容并包、如同上天一样广大的气量。上天想使尧、舜、孔、孟的教化从中国施及蛮貊，列代圣人顺应天意而不违背它，所以在二百年前就已经开启了这个契机。天地没有边界，圣人也没有边界，因此列代圣人的包容覆盖同样没有边界。我知道一百年之内，无论中外，整个地球九万里，都应当同道同风，完全遵循圣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盛况；这件事一定会由我朝的圣人实现。眼下泰西各国都能够认识华文、仿效中国制度，翻译阅读《四子》《五经》等书，大大改变自己的陋俗。英国近来有比递斯尼教，以亲身实行、实际实践为宗旨；这就是尧、舜、孔、孟的正统教化。他们所谓的天主教、耶稣教、希腊诸教，也已经自己认识到错误，迁往高处，走出深谷了。难道不是自然的气机在他们不自知的情况下发动，列代圣人早已开启了这个端绪吗？

译王之春又按自己的意见撰写《蠡测卮言》十三篇，内容是慎重订立约议、联合友好国家、扩大兴办学校、精研技艺、巩固边防、整顿船政、开发矿产利益、防止漏税、增强兵力、训练民团、禁止贩卖奴隶、编定教民、论述鸦片，都是切合时务的重要言论。俗话说：‘能够认清时务的人才是俊杰。’反过来，就是迂腐的儒生和庸俗的官吏罢了。在今天的时势下，强大的邻国相逼而来，几乎形成战国时代的局面；即使孔子、孟子再生，也不能不顺应时势制定制度，因为孔子本来就是善于根据时代建立制度的圣人。孔子陈述九项经常实行的政事，其中说到柔远人、招来百工；孟子极力论述交接邻国的方法，已经预先知道今天的时事。这十三篇，都是挽救时局的急务。虽然如此，还是有根本；富国强兵只是末端。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最终必须归结到百姓的信任。’又说：‘人口多了、财富富了，最终必须归结到教化他们。’孟子说：‘修养孝、悌、忠、信的品德，即使只拿木棍，也可以让人对抗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这就是我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历代相传的根本事务，是一天也不能忘记的。洋人所奉行的是天主，然而天道所忌讳的事情，他们却都犯了。残忍，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对于火攻，越来越精巧，对于鸦片，则制造鸩毒来害人，放任其发展，直到天下所有人类都受到伤害才会停止：这是犯天忌第一。机巧，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无事不用机械：这是犯天忌第二。强横，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是犯天忌第三。阴险，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吞并侵夺，往往几十年前就蓄意谋划，坐等后来获得利益：这是犯天忌第四。狡猾，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凭借智谋取利、以术控制他人，得到一点便进一步贪求：这是犯天忌第五。忘本，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不敬祖先，废弃宗族，断绝祭祀：这是犯天忌第六。滥用武力，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倚仗船坚炮利而不收敛，势必将自取毁灭：这是犯天忌第七。专门逐利，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上下都争相求利，君臣、父子、兄弟之间都怀着利害之心相互交往：这是犯天忌第八。奢侈，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过分厚待自身享用，穷奢极欲：这是犯天忌第九。嫉妒刻薄，是上天所忌讳的；洋人暗中分立朋党，彼此猜疑嫌怨：这是犯天忌第十。既然如此，替洋人考虑，如果沿着今天的道路走、不改变今天的习俗，也确实很难断定他们能够有好的结局；所以只有彻底改变，改而遵从尧、舜、孔、孟的教化，才能不失去人的本性，也不违犯造物者所忌讳的事情。这就是尧、舜、孔、孟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地的心、为百姓确立生命准则的原因，也是我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根本所在，不在于别的。既然如此，谈论时务的人即使应当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更应当以尧、舜、孔、孟相传不变的道作为根本事务，然后才可以谈富国强兵。光绪十年（甲申）三月，臣李元度谨慎作序。俞序 从前道光年间，有一位大臣名叫魏源，著有一部书叫《圣武记》。从开国之初的用兵次序，一直到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乾隆年间荡平回部，全部详细记载，没有遗漏；叙述本朝武功的盛大，传示给后世，他的用意非常深远。如今光绪朝，又有一位大臣名叫王之春，著有一部书叫《国朝柔远记》。从顺治一直写到同治，关于中外交涉的机宜以及通商的始末，凡是用来控制四方、怀柔万国的事情，都收录其中；与魏源的书相比，用意更加深远。然而魏源的书已经风行于当时，知道王之春这部书的人却还很少。我私下曾得到这部书并阅读，感慨叹息说：上天之所以广大覆盖、没有边界，我国之所以长久驾驭远方、把六合陶冶成为一家，大概就在这部书中了吧！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神农以前，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等。自黄帝以来，恩德不能远及，只在神州之内分为九州。”这种说法，儒者有的还没有深信；等到佛教的书籍传出，四大部洲的说法兴起，更被儒者所不谈。后来西方各国同中原相通，海外五大洲称为欧罗巴、利末亚、阿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确实都已成为船车可以到达、人力可以通行的地方。由此推论，佛教所说的四大部洲可以相信，神农以前的大九州也可以相信。神农以前，如天皇、地皇之类，本来荒远而难以考察；但伏羲都于陈，神农也都于陈（后来又都于鲁），典籍中有证据，学者也都相信。那么，神农以前统治大九州的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圣人，四夷并没有参与其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远方之人前来相欢相亲，视道路如同咫尺，这大概就是“分裂而重新合一”的征兆。莫非我们中国将有一位大圣人，要统一大九州而统治它们，以恢复神农以前的旧制吗！世人只看到西方人的心思计谋奇巧、器械精良，凭借他们的长处来侵犯我国边疆，就惴惴不安，害怕中国不能立国。却不知道治理天下有根本和枝末。他们的心思计谋奇巧、器械精良，是上天确实启发了他们，使他们能够自行通达中国；这些都只是枝末。至于根本，本来就在我们中国。孟子时代，有善于作战的人，有能够联合诸侯的人，有开辟荒地、合理使用土地的人，人人都认为这是取得富强的策略；这也如同今天西方各国的人心思奇巧、器械精良，即使孟子在世，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他们的。孟子却用一句话驳斥他们说：“为什么不也返回根本呢！”所谓返回根本，没有别的，就是减省刑罚、减轻赋税；使做官的人都愿意在他的朝廷做官，耕种的人都愿意在他的田野耕种，商人都愿意在他的道路上往来，邻国的百姓都像仰望父母一样仰望他。这样做，在孟子时代不过是使秦、楚来朝，统治中原；而在今天，即使统一大九州而成为它们的君主，也不难了。我是草野间微贱之人，不足以窥测朝廷的德意；但私下看到圣天子精心整治吏治，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每逢水灾、旱灾和偏灾，疆吏还没有来得及上报，玺书已经先下达询问，可以说已经抓住根本了。将来恩德广大、恩惠深厚，使东西洋都处在庇护之中，恢复神农以前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的盛大局面；这部书，难道不是这种局面的开端吗？所以我说：同魏源的书相比，它的意旨更加深远。光绪十有一年（乙酉）秋八月，臣俞樾谨慎作序。

译先王的训诫说，彰明德行而不炫耀武力；“止戈”二字的意义，在于安定百姓、使众人和睦。因此，崇密降服于因垒，有苗在舞阶前来归服，虽说都在边远荒服之地，也只是表示怀柔的意思；哪里是远方违背声教，就一定要施展征伐的威势呢！我国以文德广泛施行教化，远近之地都驯服归顺；四荒、四极、八殥、八纮，凡是山经地志不能详细记载、大章和竖亥没有走到的地方，没有不通过重重翻译来进献雉鸟、叩关进贡獒犬，献上牛羊，称为唐帝的牲畜，进献燕支，作为汉宫的美色。畏惧威势、感怀德化的有数十国，薄礼来朝而厚礼回赐的情况延续了二百年。到了光绪、丰年以后，他们大肆提出要求，说什么“汉人怎能同我相比，谁更强大？”并且动用军队，竟敢冒犯圣颜。历代圣主心切于保护百姓，深深戒惧滥用武力，包容他们如大地承载万物、覆盖他们如上天，准许他们通商，重新订立条约；顺着他们所获的利益来使他们获利，把即使不能战胜他们也看作胜利。有些人担心这样会滋长蔓延而难以对付，像种下荆棘而遭受刺伤，认为异族逼近居住，便是非我族类，应当铲除。却不知道魏绛与戎人讲和，实在是深沉长远的计策；赵范挑起事端，只是轻率鲁莽而留下忧患。景延广横磨利剑而夸耀武力，范文虎远渡海上，最终都导致祸患延及君主和国家，使全军覆没。此前种种覆辙，足以作为深刻的警戒。有人又说：老虎即使想要驱逐，大象虽然凶猛也可以驯服。既然已经悔罪而表示诚意，就不必逼迫得太紧；如果又效法叛逆而侵犯顺服之国，怎么可以向它示弱？把罪责归给最初做事的人，在养成痈疽之后才责难他人。这样一来，同舟之人不能共同渡河，单凭一只手又怎么挽回狂澜？众人亲戚般地出来直言，即使牺牲生命，究竟对时局有什么益处？当事者的苦心没有得到谅解，将来的公论自然会明白。如今回纥接受盟约，契丹结交友好，双方以玉帛相见，重新修治礼仪；固然不必担忧杞人忧天式的天塌之祸，也不必继续江统迁徙戎人之论！然而，用滚水浇滚水不能停止沸腾，抱着火接近堆积的柴薪也令人害怕；我私下担心，鲁莽的人希望侥幸立功，畏缩的人只是因循拖延而造成贻误，不惩戒过去，怎么挽救将来？否则，只学习佉卢、拉丁文字，仅仅通晓象译、狄鞮的语言，便把中外交涉之事交给市井商贩从中往来；一旦同他们发生关系，动不动就会获罪。因此搜集整理旧有编籍，考察验证往事；自定鼎以来，直到同治年间为止，仿照《纲目》的编年体例，把其中同中外交涉有关的事项详细编排，写成这部书。使事情的始末都能看清，得失可以相互验证，希望默默消除那些潜在的祸患，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希望对于善于约束和羁縻远方之人，或许能对长久安定和治理有所帮助！光绪六年（岁次庚辰）仲夏月上澣，臣王之春谨慎作序。凡例 一、本书的事实材料，除了恭敬抄录列圣上谕和颁发的官书以外，还搜集当时诸臣的奏疏、名臣的著述、西人的图志以及各家私著中可以采录的内容，汇集编成。间或有从耳闻目见中得到的材料，也一定访查核实，不敢稍有虚假诬妄。所有管窥蠡测的见解，有时附在后面。一、我国统一天下，珍贵贡品进献不绝，史书中从未断载。本编原本是为中西互市、缔结和约等事情而作；至于长期服从的藩部、属国按年进贡，以及封册、派遣使者、赏赐、宴饮犒劳等事，既然已有《王会图》，也自有职方掌管，便不再全部记录。只是我国声教所及之处，船只虽然可以直达东瀛，车马也可以通向西极；所依赖的是内外藩属在中间护卫遮蔽。考察旧策、陈编，无不属于历代以文德安抚归服、以武功平定的成果。现在取其大势，凡同交通事务有关的，也略记其端绪，使四海之内都能仰望我国的盛大功业。一、本书按年代记事；对于当时任事的诸臣，仿照《史传》一律书写姓名。只是本意在于显示事情的状况，除本官外，凡封爵、谥号不再全部记录。至于任命官员、授予职务而同洋务有关的，则一并列出，以说明事情。一、自开国至同治一朝的掌故，只有皇帝日常起居所掌管的记录和宫中秘藏的文书，不能全部看到；至于外间流传的五大洲各国交涉事实，则搜罗齐备并予以记载。皇上年幼继位，天资聪颖，声威灵力震动四方，各国不远万里前来的人日益增多；容许以后继续采访，写成续编。因此，纪元以来的事情一概没有载入。一、我国疆域广大，远远超过前代。内府所藏《皇舆全图》以及各家传刻本和五大洲的各种地图，都是考证所凭借的资料；只是各直省沿海的疆界、岛屿，前人虽偶有绘图，常常苦于简略而不详细。现在特意把沿海各口以及台湾、澎湖、琼州各岛详细绘列，写成《图说》，附在各卷末尾，使谈论海防的人能够阅览。一、中西和约中载明，凡同各国往来的公文都不得使用夷字。本编只有恭敬抄录的上谕和过去的奏牍不便擅自改动；其余一律遵照和约，不使用夷字，以彰显天下大同的盛况。一、本书搜集整理旧有编籍，详细考察往事，不过是为了自己防备遗忘，并不敢拿出来问世；但索要阅读的人很多，苦于没有时间应付，于是交付刻印工人，代替抄写文书的人刊刻。至于事迹纷杂之处，不免有讹误和遗漏，等候以后续加补正、校勘改正。《清朝柔远记》选录 丙申、顺治十三年　荷兰上表请求恢复进贡。己亥、顺治十六年　夏六月，明朝郑成功攻陷镇江，进军逼近江宁。总兵梁化凤大败郑成功，郑成功逃回海岛。辛丑、顺治十八年　郑成功攻打台湾，驱逐荷兰人，夺取了台湾。皇帝下诏迁移沿海居民，严格实行海禁。甲辰、康熙三年　攻克厦门、金门，扩大沿海居民居住的界限。甲寅、康熙十三年 丙辰、康熙十五年　收复漳、泉各府。丁巳、康熙十六年　收复惠、潮各府。戊午、康熙十七年　郑锦再次侵犯沿海城堡。己未、康熙十八年　总督姚启圣、提督杨捷解除漳州、泉州之围，进而攻克海坛、金门、厦门。庚申、康熙十九年　贝子赖塔送信招降郑锦。辛酉、康熙二十年　再次扩大沿海居民居住的界限。癸亥、康熙二十二年　夏六月，水师提督施琅征讨台湾，平定了台湾；郑克塽投降。戊辰、康熙二十七年　设置定海县。乙巳、雍正三年　春三月，台湾生番归顺教化。丁未、雍正五年 壬子、雍正十年　闰五月，平定台湾大甲西番。辛丑、道光二十一年　〔八月〕，台湾道姚莹在鸡笼港击败英国人。壬寅、道光二十二年 癸卯、道光二十三年 辛亥、咸丰元年　下诏为达洪阿、姚莹昭雪冤屈。庚申、咸丰十年　冬十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乙丑、同治四年　任命两江总督兼理南洋大臣。

译丙寅、同治五年　冬十一月，任命沈葆桢总理福建船政。丁卯、同治六年　六月，沈葆桢进入船政局任职办事。辛未、同治十年　〔秋七月〕，同日本国订立条约。甲戌、同治十三年 丙申、顺治十三年 荷兰上表请求恢复进贡。荷兰（如今在和约中称为和国），俗称红毛，是欧罗巴的沿海国家。东边同日耳曼、普鲁社接壤，南边同比利时接壤，西南边同法兰西接壤，西北边濒临西洋大海；北极出地五十度至五十三度，英伦经线偏东二度至五度。地势低洼，修筑堤坝来抵御海潮。人口稠密，很像中国的江苏。田地少而土壤肥沃，草木茂盛，可以供畜牧使用；禽兽和水族动物很多。自古专门致力于通商，所以国家虽小而富饶。工艺技术精巧，擅长制造毡呢、罗绒、羽纱、哔叽、钟表。原来是土番的土地，后来被罗马征服；随后又被日耳曼占据。萧齐时期，这片土地归法兰西所有，设置酋长；法兰西发生内乱，各酋长自行立国，分成十七个小部。后来有不尔痾尼亚，又重新把它们合并为一。北宋时，海潮冲毁堤坝，居民全都淹没；都城几乎也被淹没，积水汇成巨大的水面，称为亚尔零海。明成化年间，被奥地利亚占有。正德年间，西班牙王兼任当地国王。荷兰过去分为南、北两部，北部就是荷兰，尊崇耶稣新教；南部则是弥尔尼王（就是比利时），尊崇天主旧教。国王用严酷的法律压制新教，荷兰人阿兰治起兵抗拒西班牙，击败西班牙后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分为七个部分，于是安定而富庶。经过一百几十年，商船远航，同东南洋进行贸易，在马六甲、苏门答腊到处设置商埠。噶罗巴岛是大、小西洋进出中国的门户，富庶强盛冠绝两洋；荷兰又占据它的海口，建造城邑，流通各种货物。由此向东北的婆罗洲（就是大爪哇）、美洛居以及巴布亚大小各岛，依次占据海岸，建立商埠。大体上，东南洋各岛国，只有小吕宋归西班牙所有，其余都属于荷兰（小西洋各岛国，如今大多属于英吉利）。后来听说葡萄牙、法兰西在香山澳进行贸易，十分羡慕。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于是率领大船和巨炮逼近香山，想要通贡贸易；当地人竭力防御，荷兰人只得撤去。有个长期居住在大泥（属暹罗）的奸商诱导他们，通过贿赂税使高釆，荷兰酋长于是抵达澎湖筑屋，打算长期居住；恰逢抚按严禁通海，才离去。然而这时法兰西在海上横行，荷兰想同它争雄，又向东来攻破美洛居各岛。后来又夺取台湾，占据澎湖，筑城设防。守臣害怕惹来祸患，劝说荷兰人拆毁城池、迁往远处，并答应同他们互市。天启三年，荷兰人才拆毁所筑的城离去；不久互市没有成功，于是又在澎湖筑城，抢掠渔船运送土石，让中国人帮助修筑。不久侵犯厦门，官军俘获并斩杀数十人；荷兰人于是用诡诈的言辞请求讲和，仍然把船停泊在风柜仔，出没于浯屿、白坑、东椗、莆头、古雷、洪屿、沙洲、甲洲，沿海各郡县都戒严。巡抚南居益到任后，上奏说：“臣进入这里以来，番船五艘接连来到风柜仔；船只合计已有十一艘，势头越来越盛。有个小校陈士瑛，先被派往交留巴（就是噶罗巴）宣谕其国王；到了三角屿，遇到红毛船，船上人说交留巴王已经前往阿南国（就是荷兰），于是便同士瑛一起到大泥，拜见他们的国王。国王说，交留巴已经大量集结战舰，商议前往澎湖请求互市；如果不获准许，一定会挑起战争。因为阿南就是红毛番国，而交留巴、大泥同它合谋，必定不能用道理说服，非用兵不可。”部议同意了这个意见。天启四年，派遣将领夺取镇海港口，筑城防守；红毛人退守风柜仔，增派兵力进攻。荷兰人处境窘迫，请求暂缓用兵，于是官军退兵；澎湖的警报因此平息。然而占据台湾的荷兰人仍然教习土番，招诱中国人前来耕作；修筑安平、赤嵌二城来巩固自己。崇祯年间，被郑芝龙击败，几年内不敢窥伺内地；后来便私下同海外贸易。崇祯十年，又驾着四艘船来到广州请求贸易；总督张镜心坚决不同意，荷兰人逃走。奸民知道事情最终不能成功，也不敢再勾引荷兰人；而台湾最终被郑成功夺取。顺治十年，广东巡抚因此向朝廷请求，荷兰愿意充当外藩，恢复朝贡制度。到这时，荷兰携带表文请求入朝进贡。部议决定五年进贡一次；皇帝下诏改为八年进贡一次，以表示怀柔远方。己亥、顺治十六年 夏六月，明朝郑成功攻陷镇江，进军逼近江宁。总兵梁化凤大败郑成功，郑成功逃回海岛。起初，明嘉靖年间，海盗林道干逃窜并占据台湾，后来被琉球人驱逐；倭人又驱逐琉球人，占据了台湾。天启年间，泉州人郑芝龙前往归附倭人，于是定居台湾。倭人不久被荷兰人驱逐，郑芝龙和他的同党入海成为海盗。崇祯年间，巡抚沈犹龙招降郑芝龙，郑芝龙击败荷兰侵犯福建的军队，因累积功劳官至都督同知。福王即位后，封他为安南伯。南京都城被攻破后，唐王称帝，年号隆武，郑芝龙和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奉戴他。顺治三年，唐王被捕而死，郑芝龙向我朝投降。但郑芝龙同倭妇所生的儿子郑成功，以及他的侄子郑彩、郑联等，仍在海上拥兵，继续奉行隆武年号。其中郑成功势力最强，接连攻陷沿海各府、州、县。不久，郑彩、郑联据有的金门、厦门，也在顺治七年全部被郑成功夺取。郑成功派使者到湖南朝见桂王朱由榔，桂王封他为延平郡公。他多次攻陷沿海各县，围攻漳州。顺治十年，朝廷下令招抚，命郑芝龙写信招降他；郑彩、郑联等都投降，只有郑成功不听从。顺治十四年，永历帝派遣使者，进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到这时，郑成功听说王师分三路在云南进攻永历帝，于是大规模会合浙江张煌言的军队，向内地进犯江南，企图牵制清军。这月，郑成功乘海船借助风势和潮势上行，焚烧沿江木栅，截断横江铁索；攻破瓜州，随即攻陷镇江，进逼江宁，拜谒孝陵。他向远近发布檄文，东南大为震动。当时皇上正在南苑，商议亲自出征。两江总督郎廷佐假装请求投降，以拖延郑军进攻，崇明总兵梁化凤前往救援。梁化凤看到敌营阵势不整，便大举出兵，以三路军队从正面进攻，又派精锐骑兵绕到山后夹击，敌军于是大败溃逃；又烧毁郑成功的海船五百余艘。郑成功于是带着剩余船只逃回海岛。辛丑、顺治十八年 郑成功攻打台湾，驱逐荷兰人，夺取了台湾。皇帝下诏迁移沿海居民，严格实行海禁。

译郑成功从江南战败退回后，长期在崎岖险恶的海上活动，多次进取都没有成功，于是谋划夺取台湾作为据点。适逢荷兰通事何斌拖欠巨额债务，投奔郑成功，请求充当向导。到这时，郑军进军停泊在澎湖；荷兰人用大船沉入水中堵塞港口，并开炮射击。潮水上涨一丈多，几百艘船很快抵达岸边，于是攻克了赤嵌城。郑军进而包围王城，半年仍未攻下，便断绝水源来困住守军。荷兰人放弃台湾，乘大船迁走，郑氏于是占有台湾，与金、厦两岛形成犄角之势。朝廷下诏，沿海居民在三十里界线以外的全部迁入内地，禁止渔船、商船出海，以杜绝彼此勾结。总督李率泰于是把同安的排头、海澄的方田边境八十八堡居民迁出，安置到内地。——以上内容见原书卷一。甲辰、康熙三年 攻克厦门、金门，扩大沿海居民的界线。郑成功攻破荷兰并占有台湾后，朝廷于是诛杀郑芝龙以及郑氏在京城的人。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长子郑锦（一作郑经）守卫厦门，进入台湾继承王位。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写信招降郑锦，郑锦请求按照琉球、朝鲜的先例办理；朝廷没有答复。当时明桂王已经灭亡，但郑锦仍奉行永历年号。到这时，耿继茂、李率泰以及降将施琅、黄梧等进军攻克厦门、金门、浯屿，郑锦部众投降一万八千人，郑锦逃回台湾；朝廷才开始扩大沿海居民的界线，让他们恢复旧业。甲寅、康熙十三年 郑锦攻陷漳州、泉州、汀州、邵武、兴化以及惠州、潮州各府县。秋八月，命令主管历法的南怀仁铸造火炮。郑锦攻陷漳州、泉州、汀州、邵武、兴化以及惠州、潮州各府县。郑锦自从失去厦门后，势力衰弱，不敢进犯内地。康熙十二年冬，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反叛；靖南王耿精忠也叛乱，派人向郑氏求援，答应把漳、泉二府给他。郑锦于是渡海向西，与他们联合，进军攻陷漳、泉各府；耿精忠不久便背弃了约定。秋八月，命令主管历法的南怀仁铸造火炮。西洋火器轻便而锐利。当时三藩背叛，郑锦又在海上重新猖獗，因此命南怀仁铸造西洋火炮三百二十尊，帮助大军进剿。丙辰、康熙十五年 收复漳、泉各府。耿精忠与王师对抗，屡次战败受挫；郑锦又侵夺他的地盘，使他前后受敌，于是这一年反正归顺，给康亲王杰书的军队带路攻打郑锦，终于收复漳州、泉州各府。丁巳、康熙十六年 收复惠、潮各府。上一年康亲王的军队收复漳州、泉州后，到这时惠州、潮州也反正归顺，郑锦逃入厦门。戊午、康熙十七年 郑锦又侵扰沿海城堡。郑锦在厦门重新聚集部众，侵扰沿海城堡；朝廷下诏再次迁徙滨海居民，重申原有禁令。己未、康熙十八年 总督姚启圣、提督杨捷解除漳州、泉州之围，进而攻克海坛、金门、厦门。郑锦部将刘国轩等再次攻陷海澄，官军死了三万多人，都统赫穆林、提督段应举也都遇害。朝廷下诏罢免总督郎廷相，由姚启圣接任；姚启圣与提督杨捷夹攻，解除了漳州、泉州的包围。刘国轩逃回海澄，扼守各岛，双方长期相持，不能决胜。于是官军大量积聚水师，并发布檄文征调荷兰夹板船协助进剿；荷兰船还没有到，官军已经收复海坛、海澄，进逼厦门。刘国轩于是放弃金、厦两岛，逃回台湾。庚申、康熙十九年 贝子赖塔写信招降郑锦。在此以前，总督李率泰曾写信招降郑锦。到这时，贝子赖塔又写信招降他。郑锦答应按照约定办理，只是想保留海澄作为互市之地；姚启圣不同意。辛酉、康熙二十年 再次扩大沿海居民的界线。当时沿海各府、州、县以及金、厦两岛都已经收复，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上疏请求扩大沿海居民的界线，让他们恢复生产；朝廷同意了。癸亥、康熙二十二年 夏六月，水师提督施琅征讨台湾，将其平定；郑克塽投降。在这以前，郑锦连年出兵在外，听从陈永华的建议，命令儿子克■〈臧上土下〉监国；克■〈臧上土下〉长大后有才能，但他是婢女所生。康熙二十年，郑锦去世，郑成功的妻子董氏从中进言，杀死克■〈臧上土下〉，改立次子克塽，袭承延平王爵位。克塽年幼柔弱，不能处理政事，事情全由侍卫冯锡范决定，人心更加离散。于是总督姚启圣上奏说：郑锦已经死了，儿子年幼，国内混乱，时机不可错过。当时郑克塽的部将刘国轩写信给姚启圣，请求按照琉球等国的先例，称臣纳贡。姚启圣把这件事上报，皇上不同意，下令进兵。将要出师时，姚启圣想等候北风，直接攻取台湾；施琅想乘南风先攻取澎湖。施琅上奏说：『澎湖不攻破，就没有攻取台湾的道理；澎湖一失，台湾便会不攻自溃。请给我战舰三百艘、水师二万人，由我专任讨贼，而留下督臣驻守厦门接济粮饷。』朝廷下诏采纳施琅的策略。

译当时刘国轩拥兵严密防守澎湖。我军驻扎在七罩湾，正赶上潮水上涨，船只乘潮前进。恰逢夜间刮起飓风，怒涛高耸如山。刘国轩修筑的营垒环绕二十里，四面排列着巨炮。施琅亲自督率大船冲击包围圈，箭矢集中射中施琅的眼睛，他也丝毫没有退却。刘国轩亲自率领二万人停泊在牛心湾，另派一万人驻扎鸡笼屿，与之形成犄角之势。施琅于是分兵三路，以五十艘船驶向鸡笼屿作为奇兵，分散敌军势力；亲自督率五十六艘船分成八队，攻击敌军的中坚，又以八十艘船跟在后面。每一路又各自分为三队，不列成大阵，约定用五艘船攻击敌军一艘船，各自独立作战。激烈鏖战了一整天，声音震动数百里，烧毁敌船一百多艘，杀死一万二千多人。按照海上占候的说法：云气聚合就会起风，雷声响起风就会停止。这天将要交战时，乌云升起，敌军互相庆贺。忽然听到霹雳声，敌军全都惊愕失色，于是大败。刘国轩从吼门冒险突围逃走。我军乘势抵达鹿耳门，却因水道淤浅不能进入；在海中停泊了十二天，潮水始终没有上涨。忽然大雾弥漫，潮水上涨一丈多，水师船只平稳驶入。郑氏惊叹说：『先王取得台湾时，鹿耳门曾经涨潮。如今又这样，这是天意啊！』于是派伪官郑平英等人携带表章到施琅军前投降，施琅请求颁布赦令招抚他们。皇上谕告郑克塽说：『帝王安抚统治天下，仁德覆盖一切而没有边际；即使是海边日出之处的国家，也没有不希望让自己的人民都登上安乐之席，共同享受太平的。你的祖父自明朝末年以来，出没海上，盘踞岛屿。本朝平定福建以后，你的祖父郑成功窃据海边，甘愿置身于朝廷教化之外；直到你的父亲郑锦，勾结奸徒，窥伺内地。朝廷多次进行剿讨和招抚，而他顽固不化，执意到底。你当时正值童年，却妄想效法你的前人，凭借险要地势固守，行动飘忽不定；所以朝廷特意选派将领、训练军队，渡海进剿。你们如果确实能够悔罪投诚，率领所属伪官、军队和百姓全部登岸，过去的罪行一概赦免；仍将加以恩典，妥善安置，务必使你们各得其所。你们应当审慎考虑顺逆，妥善谋划保全自己，以符合朕宽宥罪过、施行仁德的至意！』郑克塽于是率领刘国轩、冯锡范等人一同剃发投降，台湾被平定。台湾位于闽海之中，纵向一千多里，横向四五百里。地脉从福州鼓山越过大洋，形成澎湖诸岛；再向东二百里就是台湾，北起鸡笼山，南到沙马碕。向东南渡过大洋就是小吕宋，向东就是大东洋，向东北正对琉球、日本，北面是朝鲜、盛京，西北面是青、徐、江、浙的海疆，西面与福、泉、兴、漳相对，向西南通往交广，船帆彼此相接。沿海土地肥沃，一年可以收获三次。山前多有泉州、漳州、惠州、潮州百姓迁来开垦；山后都是土番居住的地方，称为“社”。共有三百多个社，分为生番、熟番两种。生番居住在深林密竹之中，语言不通；熟番也与居民杂居并进行贸易。但他们都用弓箭猎取生物，饮血为食，喜好杀戮和持械争斗。当地出产布、榖、五金、煤矿、毛羽、皮革、竹木、丝、漆、蔗糖，非常丰富。那里古代从未同中国交往，很少有人到过；这就是《宋史》所说的“澎湖以东有毗舍那国”。明嘉靖以后，海盗林道干逃窜并占据台湾；后来被郑成功占有。到这时，施琅说台湾一岛之地，实际上是内地数省的屏障，放弃它恐怕反而会资助荷兰人；皇上认可了他的奏议，下令登记管理台湾。起初设置一府，名为台湾；设置三县，分别是台湾、诸罗（乾隆年间改名嘉义，并分设彰化）、凤山，由知县治理。又设置兵备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加以统辖，用来整饬军备。开放海禁。当时沿海居民虽然已经恢复旧业，但仍然禁止商船出海进行贸易。施琅等人多次提出此事，又因为荷兰曾经帮助朝廷剿灭郑氏，首先请求开放互市；朝廷答应了。大西洋各国因荷兰获准，于是凡是明朝以前没有同中国通商、以贸易和驾驶海船为生的人，都争相到沿海疆臣那里，请求开放海禁。设置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个榷关：分别设在广州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府、江南的云台山，派官吏在那里管理。戊辰、康熙二十七年 设置定海县。定海县，旧称舟山，又称翁洲，位于宁波海中；周长一百多里，就是越王勾践想把吴王夫差迁往的甬东之地。在此以前，顺治三年，大军平定浙东，明监国鲁王航海先到舟山，守将黄斌卿不接纳他，于是鲁王进入福建，明朝遗臣多归附他。顺治五年，鲁王部将张名振、阮骏攻陷健跳所，王朝先随后在舟山进攻并斩杀黄斌卿，迎接鲁王居住在那里。顺治七年，闽浙总督陈锦说：『浙东舟山的海盗以及各寨的山盗，都以故国为名，彼此狼狈为奸；他们与闽、粤交通往来，窥伺苏州、松江，长久以来成为东南的祸患。请进兵，从定海关出海，借助风潮半日便可到达，攻打他们的措手不及。』陈锦不久与都统金砺等会合军队，进攻并攻破四明各山寨，乘着大雾渡海，攻克舟山城，鲁王逃往厦门。陈锦于是上奏设置陆兵一千、水师二千驻守。后来舟山又被郑成功攻破并占据，官军再次进攻将其收复。提督田雄说：『舟山收复并不难，难的是守住。请派满兵驻防，增加战舰、补充水师，分区巡逻侦察并进剿。』后来因海上警报稍稍平息，议政王等人说：『舟山本来就是应当放弃的地方，即使守卫也没有用；应当命令都统率领军队返回京城。康熙二十三年，巡抚赵士麟、总兵孙惟统上疏说：『舟山是宁波府的屏障，请调定海总兵驻守。』康熙二十五年，上奏请求设置县治。到这时设置县，赐名定海，隶属于宁波府；原来的定海县改为镇海。——以上内容见原书卷二。乙巳、雍正三年 春三月，台湾生番归顺教化。在这以前，浙闽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在雍正二年冬上疏报告，台湾生番兰郎等四社归顺；又 凤山县南山前的生番历历等五社、北山后的八里冈等六十五社、诸罗县北山前的本禄等四社，总计七十四社生番归顺。到这时，又报告彰化内山的巴荖远等四社、猫仔等十九社都归顺了。不久下谕说：『生番归顺后，野性难以驯服，关键在于安抚治理得当；封疆大吏应当严格命令所属官员施恩施教，使他们心悦诚服，永远不再改变，这样才不辜负柔远之道。』 『生番归顺后，野性难以驯服，关键在于安抚治理得当；封疆大吏应当严格命令所属官员施恩施教，使他们心悦诚服，永远不再改变，这样才不辜负柔远之道。』 丁未、雍正五年 春三月，开放福建省的海禁。冬十月，平定台湾叛乱的番人。春三月，开放福建省的海禁。

译福建总督高其倬上疏说：『福州、兴化、漳州、泉州、汀州五府地域狭小而人口稠密，自从平定台湾以来，人口日益繁多。山林、盐碱地全都变成了村落，已经没有田地可以耕种；百姓流为盗贼，是势所难免的。臣反复思考，只有广泛开辟谋生的道路。比如开放出海这件事，过去曾经严格禁止，但考察起来，富人可以做船主、商人，穷人可以做船头、舵工、水手，一条船往往接近百人。他们既不消耗本地的米粮，又能得到额外利润，回家养活家属。如果担心盗运米粮出海，那么海外各地都出产米；如果担心泄露消息，那么如今广东的船只已经允许驶往外国，难道福建却独自担心泄密吗？如果担心私自贩运造船材料，那么中国的船小，不足以供外国使用。看来开放出海对地方有益，请解除这项禁令。』不久，朝廷交付廷议实行。冬十月，平定台湾叛乱的番人。高其倬上疏报告：『台湾水沙连等社的凶恶番人，自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作乱以后，不缴纳赋税粮饷，肆意抢劫掠夺。臣命台厦道吴昌祚等率领弁兵、番壮，分路携带粮食进剿，擒获首恶骨宗等人；各社相继归诚。』 ——以上内容见原书卷三。辛丑、道光二十一年 〔八月〕，台湾道姚莹在鸡笼港击败英国人。起初，英国船只来到鹿耳门外，停泊在马■隙洋，官兵将它们击退；但是台湾、澎湖外海不时有英国船只往来。这月十五日，艋舺营参将邱镇功等用远镜看见一艘双桅大船（带有许多杉板船）在万人堆洋，有人登上桅杆顶端瞭望；当即加强戒备。第二天，英国船驶入，炮击三沙湾炮台，毁坏了一间兵房。姚莹督率邱镇功、守备欧阳宝等前去接应，邱镇功亲自使用八千筋大炮，击断英国船的桅索，船随即退出；风潮突然涌起，船冲上礁石而碎裂，落水淹死的人很多，有的泅水登岸，有的登上杉板船逃窜。邱镇功督率士兵追捕，擒获黑番四十三人，亲手杀死四人；游击安定邦、守备许长明、千总陈大坤等也分别擒获了一些人。又有白番、黑番二十多人，驾驶一艘杉板船停在大武仑港外。第二天早晨，淡水同知曹谨带领壮勇搜捕；到了草屿，有白番二人、红番五人藏匿，壮勇直冲上前将他们擒获并斩杀，缴获他们的洋图、册页和洋书，里面都绘有并记载山海形势、城池、人物、车马的形状。这一战共擒获红番、白番、黑番一百三十人，斩首三十二人。捷报传到后，奉上谕说：“阅看奏报，全部知道了。昨天生擒的夷人、汉奸有很多人，这些逆夷中一定有熟悉夷情的人。究竟他们国家的地方周围有多大？所属的国家共有多少？其中最强大、不能受该国统辖的共有多少？从英吉利到回疆各部有没有旱路可以通行，平时有没有往来？俄罗斯是否与其接壤，有没有贸易往来？这次派来的各名伪官，是由本国国王授予的，还是由带兵的人派遣调任的？着令达洪阿、姚莹等逐层秘密审讯，翻译取得明确的供词，据实具奏，不必隐讳！” ——以上见原书卷九。壬寅、道光二十二年 〔春正月〕，台湾道姚莹在大安击败英国人。〔二月〕，台湾兵备道姚莹上奏筹划海防。夏五月，英国俘虏■〈口望〉噶等被处死。〔冬十二月〕，罢免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春正月〕，台湾道姚莹在大安击败英国人。起初，英国人多次窥伺大安港（在淡水厅彰化县境内），见防守严密，不敢驶近。到这时，有一艘三桅船（带四艘杉板船）想驶入港内。姚莹命淡水同知曹谨、彰化知县黄开基、护北路副将关桂、游击安定邦等驰往堵截防御，在大安以北的土地公港设下埋伏。英国人见大安已有防备，又退出港外。巡检高春如、谢得琛所招募的渔船粤人周梓等，用当地口音招呼英国船上的汉奸交谈，诱使船只从土地公港驶入；船被暗礁搁住，随即倾斜，伏兵一齐出动。当时船距岸边很近，关桂等用大炮攻击。英国人仓促之间无法脱身，船只破裂，落水淹死者无数；逃上杉板船以及跳登渔船的人，谢得琛等率领兵勇包围攻击，击毙白番一人、红番黑番数十人，生擒白番十一人、红番黑番三十八人以及汉奸五人。缴获大炮共二十门，以及刀械和宁波、镇海的官物；原来这些是进攻浙江的士兵返回福建洋面后前来窥伺的人。捷报传到后，奉上谕说：“阅看奏报，深感欣慰，大快人心。这些夷人去年窥伺台湾，已经受到惩创，竟又敢前来滋扰；姚莹用计诱使夷船搁浅，击破船只、斩杀敌人，大大扬我国威，实在是智勇兼施，没有辜负委任。确实应当特别施予厚重恩典，以嘉奖这一卓著功绩。”从此，英国船只不敢再侵犯台湾。〔二月〕，台湾兵备道姚莹上奏筹划海防。

译起初，英国人在大安、鸡笼进犯，都受到创伤；在广东的英国船只声称要大举报复。皇上担忧台湾防务单薄，发出廷寄说：“台湾是闽海的重要地区，一向是这些逆夷垂涎的地方。这次驶入的逆船，又被该总兵等歼灭剿杀，难保没有匪徒闯入，企图报复。现在据奕山等奏报，说逆夷有派人回国增调兵船、滋扰台湾的话；该总兵等对于一切堵截剿杀的策略，自然应当事先筹划妥当。现在情形怎样？有没有继续前来滋扰？万一这些逆夷的大队人马再次到来，当地驻守的弁兵和招募的义勇是否足以抵御？怎样谋划决策、层层部署，才能掌握必胜的把握？着令达洪阿等会同王得禄悉心商议确定。”当时王得禄已经病故，而怡良刚被授为闽浙总督。旧制规定：台湾远在海外，军情不必由福建督抚转奏，兵备道与总兵可以专折奏事。于是达洪阿、姚莹覆奏说：“臣等查明，台湾戍兵名义上虽有一万四千人，其中除去隔海驻防的澎湖两营、远在山后的噶玛兰一营，山前的一厅四县，地域绵延一千多里，海口林立，民情不安，如今正处于戒严状态；如果遇到大批洋船，实在显得兵力单薄。如果请求调内地的兵，那么本省海防正紧张，连缺额的戍兵都很难补足；如果请求调外省的兵，那么客兵不熟悉当地地利，而且远隔重洋，缓慢而不能应急。只有台湾人熟悉战斗，胆气较为优良；并且他们保卫自己的乡土，感情也更加迫切。如果向他们晓谕大义，优厚地给予爵位和赏赐，还可以有所作为。因此臣等从道光二十年八月起，先后前往南路、北路，督率各厅、县的委员，遍告绅士年长者，联合各庄编练团练义勇，一半守卫本庄，一半听从官府调遣；现已据各属造册报告，练勇四万七千一百多人，请求领取义旗和腰牌。这些人平时不领取经费，调动时才发给口粮。各海口方面，自道光二十年洋船窥伺台湾并被击退、以及上年厦门失守、洋船再次侵犯鸡笼之后，臣等陆续增派守口、常驻的弁兵三千六百六十八名，再加上调集、招募的屯丁、义勇、水勇五千五百多人；分守陆路、守卫城池以及驻防澎湖的兵勇，都不包括在内。只是兵勇分散驻守，只能抵御三五艘洋船；如果有大批洋船，就需要调取陆营兵和团练义勇出战。仍然遵照圣谕，不在海上与敌船争战；等他们登岸后，再设伏攻击。臣等私下思考，用兵的原则是：气势不能消沉，贵在从容部署；言语不能夸张，贵在切合军机；谋略不在奇诡，贵在深刻了解形势；用人不在数量多，贵在协力同心。洋人的长处在于火船、火器；防守的方法，主要有五项：第一是堵塞港口。各省近来都在讲求此事，应当各自依据地势采用相应办法。台郡靠近城池的地方，只有国赛港和三昆身的新港最为宽阔深邃；新港现在用大竹篓和木桶装石填塞，国赛港则用不能使用的哨船以及一千多个大木笼装石堆放在水中，并都派兵勇守卫。至于四草港与安平大港相对，安平是重兵驻扎的地方，而以偏师扼守四草港内。又制作四座大木排，上面架设大炮，拦截港门；再制作长二丈的大木攒数百枝，上面安置带钩的大铁钻，用藤条贯连，横浮在水面上，用来钩挂船只：这就是堵港和守港的方法。第二是抵御炮火。沿岸设置石壁，外面用竹篓装土筑成炮堆，或者用大竹篓夹筑土墙，长达数百丈；下面还挖壕沟，埋设钉桶、竹签或裹铁的蒺藜。臣达洪阿近来又制作地雷，埋伏数十处等待敌人。第三是破坏他们的鸟枪。水上使用竹筏，上面设置木架，张挂牛皮、棉被，让水勇乘筏前进。岸上则在藤牌外新增加翻架，每五十人为一排；后面藏有小铜炮、抬炮、抬枪，可以破坏他们的鸟枪、火箭、火镖。又训练翻被的战法，每五十人为一队，把湿棉被张开两角，同时手持双刃，排列着向前推进，长矛、鸟枪跟随前进，比藤牌更为得力。第四是守城。台湾郡城逼近海边，安平正是西城三郊商贾云集的地方，原有三座炮台；近来又加以修筑，使之坚固厚实，并围建木栅七百多丈，由义勇守卫。城内有八坊八十二境，命令绅士、铺户居民每段设置栅栏，各自挑选壮丁严密稽查守卫；现在送来的名册也有五千多人：这就是臣等筹划城内外防务的大致情形。第五是稽查奸民。夷人虽然猖獗，都是由于当地奸民勾引。广东、厦门、宁波本来就是洋商聚集之地，通商已经很久；无赖之徒一向从中获利，所以甘愿被他们利用。台湾一向没有洋商，洋船也不到，似乎没有这种祸患；但民情不安，祸患反而更深。昨天凤山县的逆匪张从竟原是从广西逃出的士兵，在广东与勾结外国人的奸民串通，返回台湾纠集人员充当英国人的内应；幸而被台湾县知县阎炘擒获，首犯和从犯都被处死，并查出英国人使用的汉奸刘相、苏旺是主谋。今年夷首濮鼎查又从定海派遣夷目颠林，带着汉奸黄舟等人携带大量钱财来到台湾窥探，想要进行勾结；不久就被擒获，南北各路匪徒去年也再次受到痛剿歼灭。只是英国逆夷既然屡次失利，心中的怨恨更加深重；究竟能不能因此收敛他们的邪恶谋划，还不能确定。臣等更应督促文武官员，随时严密稽查，以防意外发生。而且夷囚现在关押在郡城的有一百六十八名，押解到省既有困难，长期囚禁也不是好办法，刚刚已经上奏请示训示；如果还没有收到批复而大批敌船突然到来，只有先行依法处死他们，以消除内部祸患，这是最要紧的措施。至于台湾，只有郡城临海，最为险要；其余厅、县都距海数十里，百姓村庄都用竹篱围护，足以抵御夷人的炮火。唯独海口的沙地水咸，不能种竹；只命令各港口增设炮墩、土墙，视情况办理。各港口中，只有鸡笼三面环山，地势险峻，可以据险防守；

译沪尾两山相对，中间有一港相通，险要程度次于鸡笼。此外都是一望无际的平沙，港口都在水中，有的地方还有暗礁、沉汕，仍然可以限制、阻挡洋船；否则就完全要依靠人力，自然应当察看地势采取措施，不能一概办理。现在命令各个民庄自行结盟联合，如果洋人登岸，就与官兵共同设法拦击。军事上的情况转瞬即变，全在于不能错失时机，不是成规所能全部解决的，也只能取决于用人。将领和官吏果真都勇敢而有谋略吗？这又是臣等愚昧而不敢立即相信的事！臣等才识平庸愚钝，承担如此重大责任，时时深感恐惧战栗，哪里敢立即断定必胜；只有竭尽诚心和思虑，仰报皇上深厚广大恩慈于万一。” ——以上见原书卷十。夏五月，英国俘虏■〈口望〉噶等被处死。此前，淡水、鸡笼海口擒获英国人，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准备提解到郡城审查讯问，因嘉义匪徒滋事而暂时停办。事情平定后，仍分批提解到郡城，委派台湾知府熊一本、知县阎炘带着通晓英语的宋廷桂、何金逐一审讯，准备上奏请求处死他们。又奉上谕说：“御史福珠隆阿上奏请求暂时留下罪夷，以便押解到省审讯查究一折：台湾擒获的逆夷有很多人，如果还没有处死，就着令刘鸿翱传令达洪阿等，按照该御史奏折中所说的千里镜一项不必查究之外，其余各层逐一查明结案，明白晓谕，务必取得实情，秘密筹划办理，希望对攻剿事宜有所帮助。”姚莹覆奏大意说：“臣等恭敬接受谕旨后，又加以审讯。据黑番头目■〈口目〉莉■〈口空〉等供称：他们都是红毛望结仔、吽朥油各岛的人，驾驶夹板洋船，一向受英国人管辖，每年都缴纳鸦片烟土作为贡税。前前年中国查禁烟土，无法销售，英国国王于是索要金银；各岛也因为烟土难以销售，没有金银供应，仍请求收纳烟土，英国国王便在槟榔屿、望结仔、实力等地雇用、调集兵船七十多艘，在孟加剌会合；大船使用八九百人，小船使用五六百人，每人每月发给番银四、五圆至十多圆不等；又有几个汉奸沿途出售货物、购买物品供他们使用，命令大头目带领各船来到中国，与领事义律要求通商。因为中国像原来一样严禁，于是便带领各船到虎门、舟山、厦门等地滋扰。去年英国国王撤回义律，另派璞鼎查担任领事；大头目随后奉命派三十多艘船进攻厦门，接着派二十多艘船再次进攻浙江，又派他们的三艘三桅船到台湾窥伺。他们的船在八月十二日晚上先到鸡笼外海，同来的另外两艘船不知道被阻在什么地方。于是他们在十六日驶入鸡笼港口，与官兵开炮交战，被岸上的炮火击倒主桅；他们的船立即破裂，船中三名夷官（一名可失万、一名巴剌不、一名龙不粦）见形势危急，一人拜过天后后跳海，一人眼睛受伤，另一人同数十名白番、三百多名黑番以及几十名汉奸，分别驾驶四艘杉板船逃走。官兵乘船追赶到那里，各夷人有的投海淹死，有的被杀死，他们都被生擒；船上大小火炮三十多门以及药弹、金银、器物，全都散失。这就是这些夷船听从英国逆夷的指挥，到各处滋扰，后来来到台湾被擒获的经过。” 追问汉奸的姓名、籍贯；据他们说，汉奸都是广东人，过去英国人在广东通商时，曾与管事的白番相识。因此被雇到各船上照料事务，他们确实不知道汉奸的姓名。追问制造火药、火炮的情况，以及这些逆夷能不能自行制造；据他们说：火药、船只都在本国及■〈▯束〉息制造，火炮用铜铸成；他们只能使用火药点火发射，不能制造。追问硝磺、米石从哪里偷运出来，所需内地物品由何处接济；以及他们害怕中国哪一种兵法；据他们说：硝磺、米石都从息■〈▯束〉、孟加剌等地运来，或者由各地汉奸接济；船中携带了很多干面粉饼，并不一定需要内地物资。至于在中国作战，最怕船只搁浅，所以到一个海口，必定测量水的深浅；最怕火攻，所以船的两舷都用夹层木板，中间注水来防御炮火，等等。臣等又追问槟榔屿、望结仔、息■〈▯束〉、孟加剌、实力等处是否是国名，以及缴获的地图册籍、番书有什么阴谋；据他们说：孟加剌、实力是英国所属的岛屿，槟榔屿、望结仔、息■〈▯束〉三处是英国的大码头，在葛剌巴一带，顺风也要四五个月才能到中国。至于所携带的图册，是沿途各岛以及中国的地图；番书，是管船白番甲毕丹的物品。他们这些黑番都不识字，不能解释其内容，供词就是这样。再三严厉追问，他们始终不改口。臣等查明，这些逆夷番人因为天朝不准贩卖烟土，便听从英国人调遣，分赴各省滋扰，实在罪大恶极；如果按照该御史所奏押解到省审办，不仅现在缺乏文武官兵护送他们渡海，而且这些黑番都是各岛上乌合而成的愚蠢之人，问他们秘密要情，他们不能清楚说明，又恐怕海上的番船听到消息后前来截夺。究竟应当仍按臣等原来的建议，就地在台湾处死，以彰显国法、快慰人心；还是按照该御史所奏，暂缓处死？臣等不敢擅自决定。”不久奉旨说：“将头目监禁留下，听候谕旨；其余一律处死。”于是，鸡笼擒获的黑番一百二十三人，除去在途中因受伤、在狱中病死的以外，又留下头目■〈口目〉莉■〈口空〉、哈吻叻■〈口尔〉二人，其余望葛等一百一十七人斩决。又将大安生擒的红番、白番、黑番四十九人押解到郡城审讯供词后，也留下红番头目颠林、大伙长律比、二伙长吧底时、三伙长科因谏呢、副头目怒文、白番头目伊些骆、黑番头忍满七人，其余红番肐哩等三人、白夷密林等十人、黑番伊骚等二十九人全部处死。〔冬十二月〕，罢免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

译江宁议和的条款已经议定，约定双方各自归还俘获人员；但台湾先后俘获的英人一百六十五人，已经在五月奉旨处死，只把白酋交还给他们。璞鼎查抵达厦门后，长期怀着羞惭和怨恨，于是诬告台湾镇达洪阿、兵备道姚莹冒领功劳、贪图赏赐，掳掠并杀害那些遭遇风灾、逃难的商民；又张贴伪造的告示，想要与台湾结怨。而主持议和的官吏以及失守的文武官员也嫉恨他们，肆意散布流言。姚莹等上奏说：『臣等遵照圣旨释放并送还英俘以及这次遭遇风灾的英国人，已经把两次派员护送以及厦门英国官员来台的情形详细上奏。现在据各方禀报，委员张肇銮护送这次遭遇风灾的洋人二十五名，已经在十月初八日交付完毕。委员卢继祖、梁鸿宝护送释放回去的头目颠林等九十人，因风势关系到十月二十一日才抵达厦门；先有洋船在港口等候，立即把颠林等人拦到鼓浪屿去，还没有发给回国凭照。听说璞鼎查已经到达厦门，和鼓浪屿的夷人头目札士必不知为何忽然提出异议，说台湾依法处死的洋人都是遭遇风灾的洋商，不应当依法处死等语；臣等对此十分惊异。查台湾海面自上年八月初一日以后，就有洋船在南北往来游弋，并没有风暴；初九日才开始有台风，到十二日申时便停止了。那艘洋船在十三日申时停泊于鸡笼外海，十五日辰时移泊到靠近港口的万人堆。十六日卯时驶入港口，对着三沙湾炮台连续发射两炮，打坏了兵房；我军立即开炮还击，只见它的桅杆折断、绳索断裂，船便退出港外，撞上礁石而粉碎。那艘船在台湾游弋是在台风发生以前，等到达鸡笼海面时已经是风停之后；而且先停泊在外海，后来才驶入港口，中间相隔了三天，怎么能说是遭遇风灾？如果是商船，为什么要开炮攻击我方炮台？何况还缴获了洋人的大小火炮多门以及战甲，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到了九月初五日，又有一艘三桅洋船到达鸡笼，攻击我方炮台和石壁，烧毁我方一只哨船；因为上岸的洋人被我军炮火击毙，才退走。像这样交战冲突，为什么竟然不说，却以遭遇风灾作为借口？本年正月大安之战时，先有三艘三桅洋船停在彰化五■〈氵义〉港外海；臣等设下埋伏、制定计策，秘密派渔船诱使它们搁浅并将其击破，除去被杀和溺死的以外，活捉颠林等四十九人，以及广东奸民郑阿二、黄舟等五人。缴获的火炮器械中，有许多是宁波、镇海各营的军器，上面刻有字号；还缴获浙江提督水师的号衣、旗帜各两件，署温州镇左营守备本汛水陆路程和山水形势册一本，浙江巡抚发给温州左营、命包游击缉捕盗贼的札文两件，以及浙江巡抚发给包游击、命其查获贩卖鸦片犯人的札文两件；又有颍州营左军葛守备发给薛外委、命其查验守兵陈廷俭的印文，现都保存于库中，可以查验。如果是商船，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它无疑是在浙江一带骚扰的兵船。并且据那名夷人头目以及奸民郑阿二等供称，他们是璞鼎查从定海派来的，带着书信寻找台湾逃军张从等人作为内应；而张从已经在上年从台湾被捕并依法处死，确有其人。像这样供词和证据确凿，却捏造说是遭遇风灾的商船，以掩饰他们在台湾受挫的羞耻；夷人的情状如此狡诈，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当时和议尚未确定，天下人共同仇敌；即使洋船确实是遭遇风灾，也应当乘势攻击，这才是不失战机。哪里有释放而不攻击、擒获而不杀的道理！何况洋人的夹板船虽然多数是商船，其中也常常征用商船作战；胜利时就称作兵船来炫耀武力，失败时就说是商船来掩饰短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却在和议已经达成之后，追究以前的事情，说台湾不应当把那些人依法处死，这成什么道理？臣等幸逢圣明君主在上，这种无理的话本来不值得上达圣听；但夷人的情势难以预料，那些在台湾的人先前已经表示感激和恭顺，而在厦门的人却忽然提出这种为自己掩饰、翻改事实的说法。实在担心谣言容易滋长，对大局关系重大。现在来到台湾的洋人虽然已经心悦诚服，但江、浙两地的大批洋船还没有南归，不能不防备意外。如今既然有所听闻，臣等不敢不据实上奏，请圣上明鉴』。又上奏说：『前此能够侥幸成功，实在是因为仰承皇上的训示，事先指示应变的方法；又得到文武官员、员弁、绅士和义民都抱着共同抗敌的义愤。并且督、抚大臣深知海外情形，多次命令臣等便宜行事，不受遥远的牵制。因此臣等不避嫌疑，遇到事情便直接办理并上奏。所以能够不失重要时机，使疆土安全。那些依法处死的夷人，都是从上年八月和本年正月俘获的，一直拘留了很久，直到那个逆夷连续侵犯乍浦、吴淞，才奉旨依法处死。实在是因为海外奸民屡次勾结滋事，人数达到一百几十人，长期下去恐怕会发生变故。那时他们还没有接受安抚，不得不除掉内部祸患，但仍留下他们的头目，没有肯把他们全部杀掉。臣等仰体皇上格外的仁慈，怎么敢滥杀。敌人还没有接受安抚以前，兵民和商人都是我们的仇敌；何况他们骚扰的事实有据，前后的奏折都保存着。只是为了对上维护国家体面，对下巩固人心，张扬我军威势、振作我军士气，于是蒙圣主俯察海外孤立危急的处境，那里安内攘外的困难比内地多十倍；不但臣等以及全台文武官员屡次获得皇上的恩宠，远远超过通常的典制；还因为台湾是人心浮动的地区，绅士、义民能够明白大义，常常在赏赐和劝勉奖励中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圣上的谋略宏大深远，光明照察远方，用来鼓舞士气、激励军队，远非臣下所能企及。臣等力量微薄而责任重大，本来就深感忧惧；台湾所受的赏赐越厚，英国人对我们的忌恨就越深。看那名夷酋的告示中说：『中华的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他们的情绪也可以看出来了。厦门和台湾隔海相对，洋人在厦门设立码头，商船往来贸易；臣等在台湾，实际上触犯了他们最大的忌讳。如今伪造的告示说，请大臣代为上奏伸冤；料想这种阴险毒辣的心思，绝不能逃过圣上的明察。但臣等靠近仇敌，他们一定会借口前来滋扰；

译即使防御周密、人心稳固，尤其现在正是接受安抚的初期，哪里可以因为一隅之地而妨碍大局！恳请皇上施加天恩，将臣等革职，立即撤回，听候钦派大臣到台湾查办，使台湾免于发生兵事。至于台湾各港口和险要处所设置的防守兵勇，先前已经酌情抽减，以节省经费；如今夷人既然要与台湾为难，就不得不仍然严格备战。并请迅速简选派任镇、道，以加强地方管理并专一履行职守』。当时各位大臣担心战端再次开启，便分别根据洋人递交的诉词上奏。耆英竟然弹劾台湾镇、道冒领功劳，达洪阿、姚莹于是被罢职。——以上内容见原书卷十一。癸卯，道光二十三年。春正月，诏令怡良审理台湾案件。夏五月，逮捕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押送入都。春正月，诏令怡良审理台湾案件。当时英国酋长散布的流言传遍各处，想要治台湾镇、道的罪来雪恨。皇帝下诏命闽浙总督怡良渡海到台湾查办；并奉到廷寄说：『如果此案稍有隐瞒掩饰，不肯撇开情面，以致朕的赏罚不公正、不明确，又耽误安抚夷人的大局，将来朕另外查出此事，试问怡良应当承担什么罪！要警惕，要谨慎。』怡良渡海到台湾后，就想传旨逮捕审问，但台湾郡城的兵民看见他的车马随从，便一起喧闹不止；达洪阿急忙劝解他们。第二天，他们又手持香火，前往诉说于行营，再次经过镇、道安抚劝导才遣散。而全台湾的士民从远近赶来，联名申诉、为镇、道辨理；怡良害怕激成变乱，接受了他们的诉状，安慰后将他们遣走。然而既然奉有明白谕旨，又不愿耽误议和安抚的大局，便想权宜处理此案。于是传达皇帝的意思，迫使镇、道具结供认；奏称两次洋船被击破，一次是遭遇风灾撞碎，一次是遭遇风灾搁沉，实际上没有兵勇与之交战的事实。又说：此事发生在尚未接受安抚以前，双方都根据自己的力量行事；该镇、道志在共同抗敌，理直气壮，即使办理过当，也还算是出于义愤激发；只是过分铺陈夸大，导致被人借题指摘，确实有应得的罪责。达洪阿、姚莹于是也不敢坚持原来的说法，请求上奏朝廷请求治罪。夏五月，逮捕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押送入都。怡良等上奏后，皇帝下旨逮捕达洪阿、姚莹押送入都，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审讯定案。议案上呈后，奉到上谕：『这些被革职官员呈递的亲自供词，朕已经详细阅览。达洪阿等原来的奏折，只是依据各属文武官员和士民的禀报，没有亲自调查访问，便轻率上奏，确有应得的罪责；姑且念及他们在台湾多年，在当地南、北两路匪徒多次滋扰时，都迅速办妥，没有劳烦内地兵丁，尚且有一点微小功劳值得记录。达洪阿、姚莹着加恩免除治罪，既然已经革职，此案不必再议。』

译起初，姚莹被逮捕时，给浙江巡抚刘韵珂写信说：『我与达镇军因为擒获、斩杀夷人俘虏，被夷人头目用诡诈的诉词诬告，大帅又相继上疏弹劾，还有人搜罗浮言来帮助他们；以致触怒皇上，被逮捕审问，押送入都。既辜负圣明特别施加的恩典，又辜负上台了解并推荐我的恩德，惶恐愧惧，难以言说。现在将赴省城，等候文书启程，不能当面辞行。承蒙明白谕旨说：「原来的奏折并不是错误，只是斩杀俘虏太急。如果再过两个月，抚议就会完成，此事也可以避免。」又说：『镇、道这次出行，难道就算受辱吗！大君子持论公允，但还有一些没有向您说明白的地方。如今局外的浮言不察实际情形，说镇、道冒领功劳，以致上达天听。所谓冒领功劳，必定是掩盖别人的善举来成就自己的美名，从没有把众人的功劳都称赞出来，却说这是冒领功劳的。鸡笼距离郡城有十天路程，大安稍近，也有五天路程，都在台湾北部边境；两次擒获夷人，都不是镇、道亲自身在战场之间，只是依据文武官员和士民禀报的话罢了。自古军中核验功劳，都凭俘虏、首级、旗帜、铠甲兵仗，有这些便给予赏赐，所以人人都奋勇效命。因此周朝军队炫耀武力，史书有“漂杵”的记载；项羽自刎，汉朝也有封赏五侯的事例。这就是所谓“用兵贵在造成声势，宽厚便能得到众人拥护”。鸡笼击破的洋船虽然是因为撞上礁石，大安击破的洋船虽然说是搁浅，但身穿铠甲的士兵都没有懈怠登上城墙，崇尚义气的百姓也全都奋勇杀敌，乘敌危乱而取胜，并没有错失战机。洋船前后五次侵犯台湾海面，外有草屿贼船勾结，内有逆匪巨盗乘机作乱，最终能够保卫疆土，使危急重新转为平安，没有动用内地一名士兵、一支箭，都是依靠文武官员和士民的力量。若不是用这些事情鼓舞并驱策他们，怎么能做到这样！何况当时各路禀报都说发生了交战和诱敌之计；所献上的夷人俘虏、火炮器械、衣服铠甲、图册已经查验属实，又有绿营旗帜、军衣、刀兵以及浙江巡抚营官的印文、火药、路程册等，确实是骚扰内地的兵船。当时敌人的气焰正盛，蹂躏数省，残害我们的百姓，杀伤我们的大将；朝廷多次下令专门出征，关外却没有传来取胜的军队，皇帝日夜忧劳，忠良无不咬牙痛恨。郡中得到击破洋船、擒获夷人的消息，大家都额手称庆，说是海神显灵，帮助我方文武官员和士民歼灭这些丑类，应当立即飞速上奏，以慰藉皇帝焦急愤懑的心情，并借此张扬我三军的声威、挫败敌人的锐气；当事的文武官员正忙于赏赐慰劳还来不及，难道会因为镇、道不在战场、功劳不是出自自己，就故意贬低他们的奏辞吗！镇、道原来的奏折，都是根据众人的禀报汇总叙述，并没有说是镇、道自己所为；即使文武官员的禀报，也没有抹杀士民所获的功劳，士民也没有控告文武官员侵夺他们的功劳。怡宪渡海到台湾逮捕审问镇、道，早已有了成见。当时郡中士兵不服，声势汹汹；镇军害怕发生变乱，亲自安抚劝慰，他们才散去。第二天，众兵仍然每人手持一炷香，前往钦差使者的行署哭诉；全台湾士民也从远近赶来，呈递诉状为镇、道申辩的人很多，都是没有得到台湾案件议叙之人的。虽然怡宪批示不准许，但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诉状，有案可查；那么镇、道没有冒领功劳的心意，已经很明显了！鸡笼洋船到达港口三天后才开炮，我军也开炮与之对抗；大安洋船确实是被渔民诱骗而搁浅，兵民因此乘机攻击。当时的陈述，原本并不是凭空捏造。哪里料到接受安抚之后，却追究并怨恨台湾擒获、斩杀那些人，四处张贴伪造的告示，说“中华的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他们谋划逐走镇、道，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大帅相继上疏弹劾，于是台湾冒领功劳的案件便形成了。在各位大臣遭受严重创伤、痛苦深重，认为刚刚得到休息、非常害怕再次发生战争之时；他们谋划国家大事的用意，哪里还有别的呢。正月二十五日，怡宪抵达台湾；第二天传旨逮捕审问，并根据调查听闻的情况，命令镇、道写出供词。姚莹与镇军仔细商议：英国人强横反复，如今对一切事情采取权宜处理，英国人的诉词不是靠口舌所能辩倒的。镇、道如果不离开，英国人或许会到来，就一定不能听任他们胡作非为；英国人或许还有别的要求，又要烦劳皇上，大局实在不能不顾。况且诉词出自英国人，如果认为他们是在诬告，英国人一定不肯服气；镇、道是天朝大臣，不能与夷人当面对质而辱没国家。即使各位文武官员不把这看作功劳，难道还可以让他们再获罪责，丧失忠义之心吗？只有由镇、道承担罪责罢了。英国人尚未接受安抚以前，原则在于扬威励士；接受安抚以后，原则在于平息事情、安定百姓。镇、道受恩深重，事情若有违背，无法逃避罪责，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镇、道看见英国人的伪造告示，立即照录后具奏，并自行请求撤回查办。那份奏折在港口守候风势时，听说怡宪已经奉旨渡海到台湾，便追回抄件送到怡宪的船上，起草的奏折仍然保存着。如今因罪被撤职，确实正是原来的心愿；将来入都，也一定会像先前请求治罪那样，以完成此案。世俗之人纷纷争逐，都是因为富贵功名的念头太重，君臣道义的念头太轻罢了。如果有利于国家，即使自身和家属也在所不顾；古代有舍生取义、毁家纾解国难的人，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怡宪不能体察志士立身处世的心志，认为到了这种地步还显得勉强矫饰，对我多有责问，我无法辩解！至于台湾镇、道奏报事情，这是国家制度所规定的。隔着海洋往来的文书不能限定日期，军中早晚情况万变，如果事事都请示皇帝，就会造成耽误。只是想到大君子有知己之感，这一点微薄的诚意，幸望您明察』。又给方植之写信说：『年前接到您的亲笔信和论述洋务的文章，深感叹息！您所说的哪里有不正确的，只是能够担当事情的人少，畏缩怯懦的人多，必须把自身和家族的性命置之度外，真正能够取得兵民拥护，审察全局，洞察时势变化，又有坚强果断的力量，才可以谈论这些。这不是鲁莽轻率所能办成的。即使有良策，没有能够实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如今世人所称的杰出贤能之人，不是书生，就是狱吏，怎么能用来治理太平时代的百姓呢？通晓军事机要、才干足以担任将帅的人，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合适的人选！何况局势已经形成，想挽回就更加难以施力了！

译我在台湾五年，枕戈待旦，筹集粮饷，训练勇丁，修筑防御，心力已经耗尽，才勉强保住这片危急的疆土，没有达到溃败的地步。然而天下人都获罪，唯独台湾屡次得到皇上的奖赏，已经触犯了“独醒”的忌讳；镇、道受到赏赐，督、抚没有功劳，又有以小功劳增加大功劳之嫌。何况凭英国人的强悍狡黠，不能在台湾得志，便编造诉词恐吓各位统帅，驱逐镇、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江南、福建的弹劾奏章相继而来，大府奉命渡海到台湾逮捕审问，成见早已确定，不容我们分辩陈述。在这种时候，英国人是原告，大臣们又纷纷随风附和，绝不是靠口舌能够争辩的事情。镇、道身为大员，决没有喋喋不休申辩的道理；自然应当委曲求全，以保全大局。至于台湾的兵民，向来所依靠的是镇、道在此；镇、道获罪后，谁还敢向大府上诉，又在外面与凶恶的夷酋结怨呢？委员逼迫他们取得结状，用各种办法恐吓他们，不得不服从；于是镇、道冒领功劳的案件就形成了！然而台湾人本来就不这样认为；刚看见镇、道被逮捕审问，精兵一千人便挽袖挥臂、高声喧呼，声势十分凶猛。达镇军害怕激成变乱，亲自安抚，委婉地开导解释，众兵才痛哭着放下武器离去。士民又成百上千地聚集起来，每天匍匐在总督衙门前，纷纷联名递呈申诉，前后共有几十起；这也足以看出，正直的道理在人间自有存在。覆奏已经上报，皇上圣明，下令将案件解送内审讯问；细读谕旨，其中虽然严厉，似乎仍有保全性命之意，也许还能争取从轻发落！委员护送解押启程，应当在五月中旬；大局已经败坏，镇、道两级官员又哪里值得一提！只希望我把自己交给执法官吏，从此永远平息战争，使百姓安宁，那就是最大的幸事了。君子的心，应当为国家尽力、替国家分忧，保卫疆土而使百姓安定，不在于个人的荣辱。争论是非，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古代有毁掉家产以解除国家危难、牺牲自身以成就仁德的人，难道只有他不是大丈夫吗！这些微薄的私心，唯望明察。如果追随林、邓二位公相聚于西域，也就不会寂寞；或许还可以趁空闲读书，补足身心尚未完成的事情，岂不是很美好！——以上见原书卷十二。辛亥、咸丰元年 下诏为达洪阿、姚莹平反昭雪 当初，皇上还在潜邸时，就深知达洪阿、姚莹所受的冤屈。到这时，皇帝下诏告示天下，其中说：‘当时政府竭力排斥异己，像达洪阿、姚莹这样尽忠尽力的人，只要妨碍了自己，就一定要设法陷害他们。’于是，台湾案件真相大白，姚莹等人不久后重新被起用。——以上见原书卷十三。庚申、咸丰十年 冬十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当时各国交涉事务繁多烦杂，军机处难以兼理，因此商议设立总理衙门。奉上谕：‘恭亲王等奏报的《办理通商善后章程》一折，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即照原议办理。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立即派恭亲王奕诉、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命礼部颁发“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应当设置的司员，就在内阁、部院和军机处各司员中挑选满、汉八人，作为定额；不必再兼任军机处行走，轮班办理事务。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著令担任办理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的通商事务，会同各该将军、督、抚、府尹办理；并颁发“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关防。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以及内江三口、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的通商事务，命江苏巡抚薛焕办理。新设的口岸中，只有牛庄一口归山海关监督管理；其余登州各口，命该督、抚会同崇厚、薛焕派员管理。各国送来的照会，都要随时奏报，并把原照一并呈上供皇帝阅览；同时咨文通知礼部，再由礼部转咨总理衙门，并命各该将军、督、抚互相通报。吉林、黑龙江中外边界发生的事件，也命各该将军等据实奏报，不准稍有隐瞒。’ ——以上见原书卷十五。乙丑、同治四年 由两江总督兼理南洋大臣。南洋自从五口通商以后，外国人和外国船只大量聚集，交换条约等事务交涉繁多。咸丰八年，曾颁发钦差大臣关防，有时归两广总督管理，有时归两江江苏督抚兼管；这一年开始确定由两江总督专门负责，于是有了“南洋大臣”的称呼。每年定额拨给南洋的经费，从洋税项下拨付：江海关抽取二成，粤海、山海、浙海、闽海、沪尾、打狗二口（二口在台湾）各关抽取四成；华税项下，分解一半，按四成的例子计算；并从各省厘金项下派款协助南洋，江苏、浙江各二十万，湖北、广东、福建、江西各十五万，用来筹办海防以及增造船只、火炮和军械。丙寅、同治五年 冬十一月，任命沈葆桢总理福建船政。当时正讲求海防，竭力谋求自强。闽浙总督左宗棠于是请求创办船政，派重臣总理其事。皇上命沈葆桢总管全部事务，专门上折奏事；先刻制木质关防印信使用，一切事务以及所需经费，都同英桂、吴棠、徐宗干等人共同商办。当时沈葆桢正在籍守丁忧，认为自己的才具不适合担任此职，竭力推辞；皇上不准。丁卯、同治六年 六月，沈葆桢进入船政局任职办事。

译沈葆桢既然竭力推辞船政之职而未获准，左宗棠奉命西征后，又再三诚恳劝说；沈葆桢仍多次推辞，最终也没能获准辞免。到这时，他服丧期满，不得已起任办事，仍列举“七难”上奏。说：‘臣的才干和声望，远远不能同左宗棠相比，而且所处的环境也各不相同。洋人性情多疑，不是他们平素信服的人，动不动就会引起猜疑。这些人长期隶属于左宗棠麾下，日意格、德克碑的公正忠诚、果断坚毅，左宗棠亲眼见过并且熟悉了解，所以他们当然愿意为左宗棠尽力；臣却同这两人从未见过面。这是第一难。轮船经费同其他军需不同，稍有不顺手，就会妨碍大局。这是第二难。绅士，是受官府治理的人；让被治理的人忽然同官员并列，他们势必会争夺地位。这是第三难。官员对百姓，有等级之分，可以凭此管束他们；所以施加威严，他们就知道惩罚，施以恩惠，他们就知道劝勉。绅士同士民一样，恩威都无从施行。这是第四难。求快就不能成功，吝惜费用也不能成功。这是第五难。外国值得效法的事情并不多，但制造器物的工艺确实精妙到了神奇的程度；那些人并不是具有特别聪明、异乎常人的资质，只是这种精益求精、严密再严密，不因看到困难就自我阻止，不因取得一点小成就就自我满足的精神，正是可以学习的。内地工匠专门把偷工减料当作本领，用心已经同他们大不相同；所以不必担心洋人教导得不尽力，反而要担心内地工匠向他们学习得不勤奋。若没有严厉的法律驱使他们、丰厚的奖赏诱导他们，就不足以革除积久的陋习。这是第六难。日意格、德克碑功成之日，既得到丰厚利益，又获得很大名声，名利归于他们，嫉妒的人一定很多；有人要求分取他们的利益，有人要求毁坏他们的名声，这些都在意料之中。稍有迁延推诿，前面的功劳就会全部丧失。左宗棠的威望足以镇服这些人，不是臣所能比的。这是第七难。具备这七种困难，哪里敢轻率从事！只是想到时局艰难，皇太后、皇上还在日夜操劳，半夜仍然焦虑劳苦；如果做臣子的拘泥于逃避诽谤、远离罪责的个人小聪明，凭什么向君父报答，又凭什么立身于天地之间！因此再三犹豫，想辞职却不敢；计策只有任凭世人议论毁誉、任凭上天决定祸福，竭尽愚诚，希望以万分之一报答皇上的深厚大恩。臣所深信不疑的是，谕旨恳切周详，已经知道自强之道出自皇上的决断；以万不得已的苦心，创办造福百世的盛大事业，必定不会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只希望共同办事的人，把朝廷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不要因为事情是首次创办就产生畏惧困难的看法，也不要因为意见不是自己提出的就存有隔阂之心，那么大功告成，就可以拭目以待了！’ ——以上见原书卷十六。辛未、同治十年 〔秋七月〕，同日本国订立条约。日本在明代借着贸易和朝贡煽动诱使沿海奸民，不断侵扰抢掠海疆。到了本朝，才蛰伏在东部一隅，不敢妄动。康熙以后虽然开放贸易，却禁绝朝贡船只；不过也只是我方商船前往，而日本商船不来。等到日本听说西洋各国都获得了在中华互市的权利，去年便派使者来到上海，请求通商立约；并致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意说：‘日本国从三位外务卿清原宣嘉、从四位外务大辅藤原宗则，致书大清国总理外国事务大臣阁下：我国自古以来，同贵国往来交谊特别深厚。如今同西洋各国订约贸易，有人说我国还没有同贵国结盟。我们私下认为，我国虽然偏处海边，却还不算隔着遥远重洋；贵国的声教，我们仰慕已久。大西洋各国尚且承蒙贵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料想贵国不会任由我国受到西洋各国的胁迫。我们本想早年派使者来修好结盟，只因国家多有变故而未能实现，但这件事终究不能长久搁置。如今本省已经奏准，权且派从四位外务权大丞藤原前光、正七位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从七位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人前往贵国，商定通信、通商的正式条约，以及或驻扎京师、或往来各港等事项。这些使臣到达贵衙门后，祈请随时接待，听取他们陈述本国所希望办理的事项，并请贵大臣切实从中周旋，采纳合理意见，帮助促成此事。本省特附此信奉上，谨此陈述。’信末记有‘明治三年（岁次庚午）七月’。总理衙门据此上奏议论驳斥，没有批准。到这时，日本又派使者来到天津，恳请通商立约。当时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看到日本的照会恭敬谦顺，又鉴于西洋各国不遵守礼法和谕令，径直前往京师，如果严厉拒绝日本，势必会使日本仿效他们前往；于是答应代为上奏。皇上认为声教已经向西传播却没有向东推及，这不符合扩大‘怀柔远人’的气度；朝廷议论后同意办理，命李鸿章照会日本使臣，酌情拟定章程。李鸿章于是同日本全权大臣从二位大藏卿藤原宗臣（伊达氏）订立修好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于二十九日签字。奉皇帝批准后，将条约互相交换，刊印发布到各处，使双方官民都知道遵守。所设置的领事官中，驻福州的兼管厦门、台湾、淡水；驻上海的兼管镇江、汉口、九江、宁波；驻香港的兼管广州、汕头、琼州的通商事务。甲戌、同治十三年 夏四月，日本侵犯台湾番社。命船政大臣沈葆桢渡海到台湾设防。日本进攻生番的纲索、加芝来等社。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前往台湾会同商议设防。五月，沈葆桢、潘霨到达台湾。潘霨、夏献纶前往倭军营地。日本同牡丹社的番人议和。沈葆桢请求派水师提督彭楚汉率军来到台湾。六月，埤南番目陈安生、买远前来归化。日本把军队调到风港三家厝。任命提督唐定奎统率军队前往台湾协助防守。沈葆桢招抚使生番投降。秋七月，哨官李长兴在茄鹿塘击退倭兵。筹划建造铁甲船。沈葆桢请求奖赏税务司好博逊。提督唐定奎统率军队驻扎凤山。秋八月，日本派人到军营送来书信。提督罗大春、同知袁闻柝进剿并招抚台湾叛乱的番人。秋九月，日本军队发生大规模疫病，许多人逃回去。修筑安平炮台。增加台湾各路番地的防营。冬十月，日本遵照条约撤军。派遣使者驻在海外各国。夏四月，日本侵犯台湾番社。

译此前，日本有船在台湾遭遇风暴而损毁，当地人救出难民，官府替他们护送，交还给驻上海的领事。这月初三日，突然有一艘日本船来到后山沿海，装载糖、酒、哔吱等物，说是要同生番联合，设立码头进行贸易。后来又有刘穆斋等人雇用墨西哥人啤噜的船，也来到后山岐莱，驶到花莲港时触礁，船只破裂。当时有加礼宛、七交川等五社生番帮助拖船，船员便把湿货分给各番，并请求寄居在番庄。后来成富清风和啤噜经过头围，告诉县丞邹祖寿，说这次损失了洋银一千多圆，意图借此向生番寻衅。到了这时，日本突然派兵船从三路进攻番社：一路从风港，一路从石门，一路从四重溪，每路各有五、六百人。生番纷纷逃跑，牡丹、高士佛、加芝来、竹仔各社都被焚毁，日本又声称要进攻龟仔舟社。当时还有兵轮停泊在厦门。于是台湾实行戒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渡海到台湾设防。台湾的报告传到后，总理衙门的王大臣请求派大员查看情形；皇上认为李鹤年事务繁忙，便命沈葆桢率领轮船，声称巡阅台湾，伺机筹办。沈葆桢于是秘密上奏：‘日本越过边境动兵，这其中必定有所图谋，还有什么可等着询问的呢？即使向它显示讨伐的威势，也不能让它说是我们先挑起争端。只是近来议论洋务的人，不是一味畏缩苟且，只顾眼前安逸、不顾给将来留下祸患，就是专门发表高论，逞一时义愤和快意，甚至不惜孤注一掷；对于国家长远深远的谋划来说，这些做法又有什么益处呢！臣日夜思考，谨把自己管见所及的意见陈述给皇上。一是联络外交。倭人非常狡猾诡诈，他们出兵时，西方人曾斥责其不对。臣将事情经过照会各国领事，请他们公正评判是非曲直；如果日本畏惧舆论，收兵退去，这是上策。否则也可以辗转拖延时日，使我们得以集中力量准备防务；它的阴谋苗头，也可以随时探知。一是储备利器。日本敢于嚣张，是依仗美国在暗中资助。又有两艘铁甲船，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用来压制普通轮船已经绰绰有余；他们有而我们没有，水师的士气就会因此被夺，所以两艘铁甲船不能不购买。’ 其他如洋煤、洋火、合膛的开花弹以及火龙、火箭之类，也尤其必须多加购办。明知费用不小，必定有人议论说这是不自量力；然而有了准备，或许可以不用；没有准备，就一定会激起敌意。趁军事行动尚未兴起时，还可以采取未雨绸缪的办法；迟了就来不及了。一是储备人才。此时想要消除祸乱的萌芽，必须有善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问题的人才。黎兆棠胆识兼备，熟悉外国情况；臣请求调他前来，以便集思广益，不错失时机。一是沟通消息。台湾海面的险要，在各海疆中居于首位；要使消息经常畅通，绝不能没有电线。从福州陆路通到厦门，再从厦门经水路通到台湾，水路费用较多，陆路费用较少，两项合计还不到建造一艘轮船的费用；这样顷刻之间就能互通消息，事情发生时便不会仓促失措。’ 日本进攻生番的纲索、加芝来等社。起初，日本有几艘兵船停泊在琅■〈王乔〉。这月二十日，日本用一艘船载着生番俘虏的首级以及伤亡士兵回国，其余船只继续驶往厦门；又用一艘船前往后山运送一百多名士兵，经过噶玛兰进入鸡笼口购买煤炭，琅■〈王乔〉于是没有了倭船。日本登岸的士兵有二千多人，分别驻扎在大浦、琅■〈王乔〉、龟山。当时用轮船运送粮食和军械接济军队，又用财物诱降番社。牡丹各社中已经被攻破的社，番人逃进极高的山峰中躲藏。日本于是调兵威胁龟仔角社，社中番人发誓死不投降。网索等十一社每社发给一面旗帜，加芝来社番目又带领他们进攻八磘社。二十八日，日军二百人从石门进入，八十人从风港进入，攻破三社，杀死数名生番；倭兵死亡二十多人，受伤五十多人。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前往台湾会同商议设防。当时皇上十分忧虑台湾边疆，下令福建布政使潘霨前往台湾，协助沈葆桢筹划，并会同福州将军文煜、巡抚李鹤年、提督罗大春等办理。谕旨说：‘现在日本兵船已经登岸，各国船只又驶往福建洋面，情况比李鹤年所奏报的还要紧急。命沈葆桢谨慎遵守前旨，同潘霨秘密慎重地筹划，随时会商。文煜、李鹤年等要尽心布置，不要让日本侵越，并预先防止各国有所觊觎，这才算妥善。命文煜等妥善迅速筹办拨发饷银、调拨军队等事，不要耽误时机！日本是否退兵？台湾镇、道两级官员如何同它理论？立即据实奏报。’ 五月，沈葆桢、潘霨抵达台湾。

译沈葆桢、潘霨奉命后，都在这月初一率领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从马尾启程，分别乘坐“安澜”“伏波”“飞云”各轮船。潘霨所乘的船直驶大洋，沈葆桢和日意格等乘坐的两船则沿各海口巡查。抵达南日（山岛名，在兴化海中）时，海坛镇总兵黄联开巡洋船也到了，沈葆桢询问并了解了海面情况。过了三天，抵达澎湖，登岸勘察炮台形势。第二天抵达安平，潘霨已经先两天到了。接见台湾镇、道以后，详细了解了日本侵扰的情况。于是上奏说：“眼下应当办理的有三件事：一是理论交涉，二是设置防务，三是开放禁令。开放禁令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成的，必须等外来侵侮稍稍平定后，才能逐步筹划。至于理论交涉这一项，臣潘霨经过上海时，已经同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反复辩论。那个首领开始推诿，后来忽然自称后悔被西方人欺骗，答应退兵；有亲笔信可以作为凭据。但到了台湾以后，观察他们的情形，恐怕还不足以相信。因此设置防务，万万不能迟延。台湾地方绵延一千多里，本来就防不胜防，但应以府城为根本。府城距离海边十里，近海船只的炮火完全能够打到。” 海口安平一带，沙洲和水道交错，看上去一片平坦。其中有一座小土丘突出，俗称红毛台，大概是明朝末年荷兰国揆一王占据台湾时修筑的；后来被地震毁坏，但砖石坚固厚实，遗址还在，火炮也已生锈，不能使用。近来西洋炮火猛烈，砖石炮台虽然坚固，却不足以依靠。臣计划仿照西洋的新方法，在这里修筑一座三合土大炮台，安放西洋巨炮，使海口不能停泊战船，这样府城才可以守住。再说北路淡水、噶玛兰、鸡笼一带物产丰厚，苏澳是民人与番人的要害之地，尤其为其他族类所垂涎；所以日意格说急需派战船驻扎。而且那里距离府城一千里，发生事情时鞭长莫及；臣等商议派‘靖远’轮船，迎接提督罗大春前去镇守。又命‘长胜’轮船，带同通晓算法的艺生转到山后，周遍测量水的深浅，探察那里的形势；镇、道等官再增招强壮勇士，着力训练，多筹备子弹、火药和煤炭，以防意外。”又说：“防务刚刚开始，费用非常繁多。臣等既然驻在台湾，时常需要动用款项；如果等省城辗转拨解，恐怕难以及时供应，以致耽误军机。能否将台湾盐课、关税、厘金等本应解送省城的款项全部截留，归台湾道衙门支用？这样遇到事情就能迅速办理。以后如果还有不足，再由省城拨款解来，以免经费短缺。”又说：“台湾、澎湖使用内地班兵，是因为当时台湾刚刚纳入版图，民情动荡，如果使用当地士兵，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这是谋求平息内部变乱的办法，不是抵御外来侵侮的办法。日久便产生弊端，班兵把这里视为畏途，往往雇人代来；连队伍名册都不相符，哪里还谈得上武艺和勇力！臣昨天到澎湖踏勘，只见起伏不平的土地周围数十里，没有一座山、一块田、一棵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贫瘠土地。然而台湾飓风发生时，台南数百里之内，除了这里再没有可以停船的地方。地势极其重要，守卫却极其困难。守将吴奇勋说，这里的班兵有七百多人，全都疲弱不堪，不能使用。当地不生产五谷，百姓以捕鱼为业；从小到老都习惯于风涛生活。若确实招募这些人来替换班兵，民间既开辟了谋生之路，防务也会更加得力。臣等同镇、道商议，他们都认为全台湾都应照此办理；否则，弁兵出现缺额后，等内地招募补充过来，动辄要拖延数月，缓慢而不能应急。” 而且台湾地方有闽、粤两籍彼此牵制，可以没有意外之忧；即使弊端接连产生，事情平定后也不难改回旧制度。能否先将台湾、澎湖疲弱的班兵撤回归队，把他们空缺的粮饷用来招募当地精壮补充，以巩固边防？”这些请求都奉旨准许施行。潘霨、夏献纶前往倭营。这月初八日，潘霨和台湾兵备道夏献纶、随员张斯桂、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等乘轮船从安平冒着风浪出海；过了中午，抵达琅■〈王乔〉登岸，住在车城。第二天早晨抵达倭营，会见其中将西乡从道，拿沈葆桢的照会和柳原前光的书信同他辩论；等到对方来报谒，又逐条追问到底，中将理屈词穷。潘霨随后再次到他的营中，中将借口生病推辞不见。潘霨和夏献纶于是派人传召各社番目，只有牡丹、中社、里乃三社因为躲避倭人没有出来，前来的一共有十五社、一百五六十人，他们的服饰奇异简陋，语言啁啾难懂；通事翻译传达大意，都说日本人欺凌他们，恳求保护。于是命令他们具结，都表示愿意遵守约束，不敢劫掠杀人。潘霨等宣示国家的恩德和意旨，并赏赐慰劳；番目们都请求设置官员管理，使他们永远隶属于编户民众，这才欢欣鼓舞地离去。潘霨等因中将不出来，准备回去；中将内心惭愧，又来拜见，仍然坚持以生番不属于中国版图为借口。等到给他看《台湾府志》中记载的生番每年缴纳番饷的数额以及各社所具的结状后，倭将既羞愧又愤怒。潘霨等严厉地向他说明道理，他才再次委婉推辞，不再提费用耗费的事。等到又据理斥责他们时，倭将请求派人搭乘我方轮船：一人到上海给柳原前光送信；一人请求向厦门发电报，把消息传回日本，暂时停止增兵。潘霨等于是返回，但风浪更加猛烈，轮船已经退入澎湖；他们改从番社徒步陆行，鸟道兽径曲折蜿蜒如同细线，车轿和随从又饥又疲，停宿在风港。第二天抵达枋藔，这才走出番境。等回到府城，往返共十天。日本同牡丹社番议和。日本驱逐牡丹社番，便占据了他们的土地。不久有两艘轮船先后到达：一艘径直前往后山的射藔港；另一艘载着二百名士兵和十多个倭妇，停泊在射藔港（在龟山下），携带食物、器具、农具以及各种花木果树，分别种植在龟潭后湾，打算长期居住。日本人又收买当地人，同牡丹社番目约定在保力庄议和。北路不肯议和的“王”字番，由成富清风请求出兵攻打；大概是想兼并经营南、北两路的各个番社。有几个倭兵在柴城调戏一名民妇，她的家人斥责他们，反被刺伤；乡邻一时愤怒聚集，争相向倭兵投石。倭兵被打伤后逃走，想要率领同党寻仇；他们的首领说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而且将要同番社议和，怎么能突然挑起事端，便竭力阻止。看来到了这时，日本人也害怕番地险要、百姓强悍了。沈葆桢请求派水师提督彭楚汉率军来台湾。

译当时日本看到我方严密防守，番地都已登记入册，番民早已归化，难以全部诱骗；又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能抵敌，诡计已经无从施展。然而仍然虚张声势进行恐吓，希望侥幸取得功劳。恰好沈葆桢奉到谕旨说：“日本如果能够接受我方约束，收兵回国，自然可以消除争端；如果再任意妄为，就应当声讨其罪、出兵征讨，不能因循迁就，反而耽误事机。沈葆桢、潘霨应当相机行事，尽心筹办！应当如何调拨，着令会同文煜、李鹤年妥善迅速布置，以维护大局。”葆桢答复说：“倭奴虽然有悔过之心，但窥见我方军械不精、兵力不厚，贪婪凶狠的念头积久难消：退兵不甘心，于是要求贴费；贴费不答应，必然要求通商。这些都是万万不可开启的端绪，弊端将无穷无尽；如果不更加严格地警戒防备，断然不能希望事情出现转圜。如果只相信他们缓和的说辞，一天天拖延，奸民乘隙挑动煽惑，必然导致功败垂成。班兵懒惰羸弱已经成为习性，募勇又没有受过训练，拟请向北洋大臣借调久经训练的洋枪队三千人，向南洋大臣借调久经训练的洋枪队二千人；如果蒙准，请命令他们租用轮船来台湾，这样才有讨伐敌人的军队。” 此前接到新任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从天津寄来的信，说本月可以抵达福建；关于臣等请求调拨的北洋洋枪队三千人，如果彭提督还在天津，应恳请命令他统率这些人来台湾，以作为各营的表率。提督罗大春，经臣李鹤年上奏挽留在内地，不能不重新筹划。南路逼近倭营，就由镇臣张其光专任其事；该镇原有部勇一营，加上从内地调来围剿廖有富的两营，再增募五营，以阻遏冲突。台北的重要性超过台南，常有倭人窥伺，就由台湾道夏献纶专任其事；该道原有部勇一营，计划再增募一营，以杜绝敌人向旁边窜扰。又据张其光说，前南澳镇总兵吴光亮作战勇敢；夏献纶说浙江候补道刘璈很有勇略，两人都请求上奏调来；是否可以恳请命令两广总督、浙江巡抚派他们限期向东出发，以便得到助力。台湾百姓崇尚义气却难以持久，而且漳、泉、粤三籍的性情和气类不同，必须有合适的人加以联络。前署台湾镇曾元福熟悉民情，乡里的评价也好；臣等计划命令他倡导南北乡团，以资保卫巩固，并分别招募后山乡道，晓谕屯番、生番各头人与他订立盟约。” 这就是陆路各军的布置情况。福建船厂的轮船，除了往来各口传递信件以外，不足以调遣。计划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增调数艘，由统领吴大廷督带来台湾，以弥补空缺。这是接着筹划水军布置的情况。北洋是京畿辅弼的重地，南洋是财赋汇集的要区，所借的洋枪队，倭兵退后就命令他们回去防守；到那时再招募勇营，也应当逐渐训练成熟。至于倭人的情况难以预测，更应当随时侦察。一切防务中需要重新划分安排的事项，今后还将继续飞速上奏。” 六月，埤南番目陈安生、买远前来归化。埤南与牡丹社相通，水路从海上绕过山的南面向东行驶，轮船要走一天半才能到达；陆路从下淡水穿山而行，一百七十里就可以到达。那里西面与凤山相对，土地肥沃，远胜琅■〈王乔〉；番社有七十二个，成年男子有一万人。日本人垂涎已久，但害怕当地人强悍，不敢逼近；暗中派人引诱，想借此作为声援。潘霨在琅■〈王乔〉时，已经担心日本人煽动诱骗埤南各番社，曾当面质问倭将。到这时，侦察得知番目陈安生等答应了日本人；于是赶紧同夏献纶商议，命同知袁闻柝前去招抚陈安生等五名番目。他们剃发后随同前来拜见，沈葆桢分别发给他们银牌、衣服，派弁兵护送他们回去，并命令他们从山后探路，走到山前。袁闻柝又招来番目买远等五十六人，沈葆桢都加以抚慰晓谕并赏赐犒劳，派船送他们回去。番目们高兴地说：‘承受皇上的深厚恩德，小民能够居住在山中，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如今日本人肆意暴虐，心里实在不甘。请派兵保护我们！’沈葆桢赞许他们的诚恳，命袁闻柝招募士勇五百人驻守那里，平时用来开路，发生事情时用来保护番民，营名叫‘绥靖营’。日本把军队调到风港三家厝。当时山后有大鸟万、千仔帛两个社被倭人胁迫诱骗，日本人随即增加兵力驻扎风港，又派间谍到茄鹿塘（距风港二十四里）暗中侦察。沈葆桢认为那里接近枋藔，应当防守，便急忙命令营将王开俊从东港进驻枋藔，以戴德祥一营从凤山驻守东港作为后援。倭人知道我方已有防备，彼此告诫得更加严密；又从龟山分兵驻扎在三家厝，并用轻■〈舟勺〉从风港沿岸到枋藔测量水势，再用轮船运送衣物粮食接济。那时沈葆桢派驿夫带着文书前往琅■〈王乔〉，到了平埔，被倭兵阻拦；沈葆桢于是写信质问中将西乡。倭人水野遵进入猪朥索、高士佛各社，声称要寻找前年琉球人被杀者的尸首，带着远镜遍览各山；又从后湾开路，通到龟山山顶。他们驻在风港的营地又将分兵驻扎平埔，作为援应。于是派他们的通事彭城中平前来侦察，到了琅■〈王乔〉，拜见委员周有基；他询问前些日子中国所议的事情，柳原前光为什么还没有回信？又问中国在四处布置军队是什么意思？周有基以巡查为由含糊应付。沈葆桢知道倭人的心已经动摇，气势必然沮丧，于是发照会给倭将，劝他们撤兵回去；否则，大军云集，必然对你们不利。倭将的意志更加沮丧，准备退去。命提督唐定奎统率军队前往台湾协助防守。

译当时李鸿章也深深担心台湾兵力单薄，等到沈葆桢请求借调洋枪队时，便上奏调用驻扎徐州的淮军十三营，命提督唐定奎统率，抵达瓜州后再用轮船分批前往台湾。沈葆桢于是上奏说：“澎湖关系台湾、厦门的命脉，正是守备薄弱的地方，臣等正在四处彷徨；等到接到李鸿章的复信，就像久旱遇到甘霖一样，喜出望外，臣等立即派轮船前去迎接。兵力既然增强，他们的诡计或许会有所畏惧而中途受挫。然而东洋探报的情况日益变幻，不能依仗他们不来，而应依仗我方有办法防备他们。但如果没有大股强劲的军队，仍然无法壮大民众的气势、遏制敌人的野心！只恳请皇恩催促他们迅速前来。臣等并非敢于贪功好战，只是倭情如此，不能不提前筹划。仍请下旨命彭楚汉赴水师提督的新任所，或许台湾、澎湖的气脉可以借此通畅，金门、厦门各处防务也可以得到巩固。”奉旨批准。又因潘霨先前招募前烟台税务司博郎训练洋枪队，并嘱咐前署镇曾元福招募当地土著壮勇五百人，交给博郎训练；到这时，潘霨和曾元福、博郎等前往凤山旧城，招募土著勇士，并激励乡团。又亲自到海口的打鼓山、大科围、五块处踏勘险要，修建营栅，等待淮军分驻。沈葆桢招抚归降的生番。沈葆桢想招抚台南、北路的生番。南路计划从下淡水开辟山路，通往埤南，派人跟随埤南番人从山后探路，走到山前。已经知道埤南番同西路各社番向来隔绝，沈葆桢担心越深入山中，办理起来就越困难，而且还担心发生其他意外，首先应当招徕他们。等到派总兵张其光从凤山前往勘察麟乐、上元等庄（在下淡水），向当地人询问后，才知道从潮州庄通往埤南的道路又直又平坦。当时昆仑、饶望祖、力扶圳、鹿坡角四社的番人听说总兵到来，前来求见；张其光抚慰后将他们送回。抵达下淡水时，有山猪毛社番的总目请求会见，并且愿意出力；张其光停马等待。又有扶里烟六社的番目率领一百多人迎接拜见；张其光分别赏给银牌、衣服，晓谕他们剃发、带路开山，他们都点头答应并欢呼。只是有一名受赏的番丁在回去的路上遭屯番伏枪打死；都司丁汝霖把这件事报告给张其光，张其光没有立即前去查办，匆忙返回府城，也没有告诉沈葆桢。沈葆桢上奏弹劾他，后来认为这件事不妨碍大局，仍然将他留任，使他完成这件事。这就是招抚台南生番的情况。北路从苏澳到岐莱港，水路一百多里，急流逆浪，船只航行非常危险；陆路二百多里，则悬崖陡峭，古树老藤丛生交杂，军队难以大举推进。因此计划开辟平路，以宽一丈为标准；山路则以宽六尺为标准。又命夏献纶从旗后乘轮船前去巡视，绕道澎湖时，当地绅耆说先前有倭船驶近并开炮，居民十分惊恐；夏献纶命令他们赶快办理团练，自卫防守，并用轮船增募水勇驻扎在那里。于是淡水、葛玛兰各厅所属地区都设立了乡团。苏澳地处冲要，民人与番人杂居；夏献纶担心容易发生冲突，于是亲自驻在那里。沈葆桢考虑到苏澳到岐莱水陆都很艰险，道路尚未开通，而夏献纶只用一营驻守，兵力太单薄，便命令再增募士勇二营；有事时充入队伍，无事时开山修路。等道路修成后，就分派他们迁往岐莱各处开垦荒地；又运送数万磅火药给他们。夏献纶于是开辟岐莱新路，分段设置寮舍驻扎勇士；又增募勇夫三百人、料匠二百人一同进山砍伐树木，不到十天就开路将近千丈。台北的生番从此大多归附了。——以上内容见原书卷十七。秋七月，哨弁李长兴在茄鹿塘击退倭兵。当时，倭营驻在后湾、风港一带。他们盖房、挖壕、竖起竹围，每天演习枪炮；又用酒食招请当地居民，并赠给绫布、毡扇等物。不久，他们用轮船运载六百名士兵，又雇用一百多名琉球工役，军粮和枪械也都相应备齐；初三日，他们趁着昏暗的夜色到达茄鹿塘，向防营接连发射枪炮，并准备乘小船载兵登岸。哨弁李长兴秘密命令兵勇埋伏在竹围内，告诫他们不要喧哗，等倭兵靠近后再起身攻击。倭兵见我军长久寂静无声，知道已有防备，立即收队退去。当时美国人格塞尔正在倭营中，他到郡里拜访洋将斯恭塞格，并探问柳原前光到京后所议之事如何、中国调兵有何用意。斯恭塞格依据公法回答了他，并告诉他李让礼已被厦门领事逮捕押解到上海。格塞尔情绪沮丧地离去了。筹划制造铁甲船。起初，沈葆桢奉命防守台湾时，就说铁甲船应当购买，电报也应当架设。于是招请电线洋匠到台湾，计划从台湾府城向北到沪尾，转经白沙渡海，经过万安寨（在福清县）登陆，再到马尾（在福州省城东），先从陆路开工。洋匠请求回上海，与外国电局商议。洋将日意格认为台湾与上海、广东相隔遥远，采购物料十分困难，于是把斯恭塞格留在台湾，自己请求回上海另雇工匠、购买物料；沈葆桢又命令他确定购买两艘铁甲船。不久，雇来的炮台洋匠头帛尔、陀鲁富二人，枪炮洋教习都布阿拉、保德、蛤利孟、贝鲁爱四人来到台湾，命令他们到安平海口勘察险要，绘制地图呈报。

译沈葆桢不久上疏陈述防务，大意说：『台湾每年六、七月间台风常起，琅■〈王乔〉一带巨浪汹涌，轮船难以停泊；龟山的倭营又正处在风口，也难以站稳脚跟。如果我方陆军大量集结，趁着这种狂风暴雨合力进剿，他们的铁甲船不能靠近岸边；这支孤军与后方隔绝，要在海边将其全部歼灭并不困难。这些情况，想来倭人也十分清楚；所以他们近来的情状，显得格外惊慌。如果到了八、九月风浪逐渐平息，他们的轮船必定聚集海岸，互相支援进攻，我方防备水路比防备陆路更加紧迫；这时若不多准备战舰，就不能取得成效。如今柳原前光到达京城后，是接受约束还是服从，尚且无法知道；我们日夜深思熟虑，既盼淮军立即到达，又盼铁甲船迅速前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又上疏说：『请合力整顿防务，以挫败敌人的野心。听说李让礼被厦门领事擒获，又被上海领事释放；这件事即使真假尚不可知，但说到底，一个李让礼的去留，和大局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能够自信自守，他们也没有什么作为的办法。淮军计算日程就可以到达台湾，我潘霨又在初四日赶赴凤山，督促将士把营房、柴薪、粮米等一切准备齐全；南路得到这支劲旅，可以壮大声势。提臣罗大春已经前往苏澳，「扬武」轮船前去运载他的原部楚勇一营；夏献纶派朱名登招募的楚勇，听说也已经成军，近日都可以渡海东进，北路也足以凭借他们防守。澎湖的守备一向空虚，现在借海关「凌风」轮船驻在那里进行操练，又分派福建船厂的六艘船随同前往，合练阵法；同时兼顾地方事务。只是安平炮台正在按照西法兴建，所雇洋匠刚刚到达，还没有动工。可是台湾从六月以来暴风猛雨接连发生，全城城墙总计二千七百余丈，已经倒塌一千余丈，裂开又有三四百丈；这固然由于最初地基处理不慎，也因为台湾地震频繁、土质松弱、沙地疏松以及砖石难以购买所致。现已拨发银两，由台湾知府周懋琦转令绅士分段监督修缮，多加蜃灰，把地基砌厚；希望对外能够防御冲击，对内能够稳固人心。但工程浩大、事务繁多，不是一时能够完成的。电线已经谈妥，近来又反复改变说法，日意格多次驳斥劝阻，他们却想拿旧线搪塞；我们命令他不许迁就，以免让巨额款项白白浪费。然而电线还可以暂缓筹办，铁甲船却绝不能缺少。我们先前派船政总监叶文澜与日意格同赴上海确定购买，近来据来函说：所议购的英国船，如果没有英国使臣从中周旋，就无法买成；丹国的一艘船，合约将要订定时，又因为对方不肯承担直接驶入中国并改挂中国旗号的责任，事情再次发生变故；日耳曼的一艘船，只有船而没有炮，造成至今又超过十年，水缸只能再使用两年。我想，国家花费这笔巨款，本来是为了取得实用之物；如果耗费一百多万两帑金，买来一艘腐朽破烂的船，反而会更加受到外国人的侮辱。我嘱咐日意格不要怕来回奔波的劳苦，务必设法求购坚固耐用的船；如果购买谈不成，不如召集工匠自行制造。即使要用三年时间来求取成功，也可以计算日程而成。南北抚慰番民、开路等各项事务，勇夫都已聚集，挖土铲土的工程每天都在进行。只是中路水沙连、秀姑峦一带，是全台湾居中的地区，也是腹背富饶的土地，所以在台湾的洋人常常雇用奸民带路，前往煽动番众。听说那里各社竟有几处教堂。深山密林、重重山岭之间，罪犯和积年盗匪常常逃藏其中，如逆匪廖有富等人就是依仗这个地方藏身；而彰化的集集街，最近又发生了「扎厝」毙命的事情。怎能保证日后不会被倭人勾结，截断我南北之间的道路？我们与营务处黎兆棠商议，命令招募士兵前往抚慰番民、搜捕盗匪，同时开路设防。总之，倭将并非不知道形势困难、想要退兵，只是他们的主因在于贪图成功、残暴无道，不惜把数千兵民作为孤注一掷的赌注；他们散布谣言，希望使我们受到恫吓，迁就他们以求和。如果落入他们的圈套，就一定会得寸进尺。这些都是屡试屡验的旧教训，早已在圣明的洞察之中。有人认为，台湾得到淮军、得到铁甲船，战事就会爆发；我们认为，正是得到淮军、得到铁甲船之后，抚定台湾的局面才能成功。花费数百万两帑金，去歼灭这些被贪暴首领陷害的数千兵民，不仅无法体现皇上覆盖万方的仁德，而且也不足以显示天朝止息战争的武力。我们这样急切地加强戒备，不是只为台湾一战筹划，实在是为海疆的全局筹划；希望国家不要吝惜眼前的巨大费用，以便在祸患尚未形成之前加以杜绝。他们见我方没有可乘之隙，自然会贴耳退去。但是，对于他们过去出兵的罪过，只宽免这一点，就已经足以显示朝廷格外施恩；如果他们还要任意提出要求，伏望我皇上坚定自己的主见，加以拒绝。他们把军队暴露在外，怨恨和非议纷纷兴起；不用等我们挥动天朝之戈，他们内部就将发生动乱。如果有人只是一心急于停战，我恐怕反而会使祸患滋长蔓延。』 沈葆桢请求奖赏税务司好博逊。

译夏献纶来到苏澳，招抚岐莱生番，首先查问倭人刘穆斋丢失的银子是否被社番盗劫，以防倭人借此为借口。沪尾税务司好博逊熟悉倭人的情况，愿意相助；夏献纶答应了他。于是命令他与委员一同到苏澳，召集并审问船户卑鲁等人，得知日本人船只失事后，银子和物品都搬到了岸上，并雇人看守；只是他们想向生番租地，得到允许后，每月给引线人酬金，才给付洋银；至于他们所说丢失一千圆银子一事，大家都不知道。夏献纶立即命令噶玛兰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与好博逊乘船前往勘察花莲港倭人遭风破船的地方，审问当地要人李振发，以及南日番目润澜、加礼宛社番目八宝和居民曾生等人。他们的供词大致与卑鲁相同，没有劫掠之事；只是前后受雇做工，得到工价银一百八十圆，至于租地银，因为番目来取而没有接受，所以事情就此停止。番目等人随即交出日本人先前给予的旗帜、物品，以及城主静、儿玉利国、上田新助三人共同具名开列的原单，还有成富清风题写的扇子。又审问猴猴社番目笼爻孝礼，他也说：『五月间，那艘船回泊南风澳时，还看见船内有三名倭人，他们携带的箱笼和各种物品都在。』 夏献纶据实禀报后，沈葆桢于是上奏说：『查日本和约第三条，禁止商民诱惑土人；第十四条，约定沿海未经指定的口岸，一概不准驶入；第二十七条，约定船只如果到达不准通商的口岸而私自买卖，地方官可以查拿。如今台湾后方的岐莱地方属于中国管辖，并不是通商口岸；这次前往岐莱的成富清风、儿玉利国、上田新助，虽然得到该国领事品川请求发给的游历执照，但怎么能暗中前往勾引土番？这些行为全都违反和约。现在已经确实查明，岐莱各社并没有盗窃银物之事，应当不再追究；他们交出的旗帜、扇子等物，我等立即交给苏松太道沈秉成，转交给驻上海的日本领事收回，并追缴注销先前发给的游历执照。只是此前听说到岐莱的是刘穆斋，这次番目的供词却都说是成富清风；据洋行呈出的成富清风名片，背面印有「穆斋」二字，可见确实是同一个人。他违反和约、任意妄为之处，应由该国自行查办。今后该领事请求发给执照时，应查明确实是安分守己的人，才准许发给。一面抄录城主静等人的原单，以及各民、番的供词和结状，咨送总理衙门，请其照会日本外务省，转令该国领事依章办理，以消除事端。至于税务司好博逊深明大义，积极秉公办事，亲自涉险奔走，消除了我国边境的隐患；除地方官和各委员等候汇总案件后一并保举奖赏外，是否可以仰仗皇上恩典，命令总理衙门先行酌情议定对好博逊的奖励，以答谢他归顺效力的诚意。』 提督唐定奎统领军队驻扎在凤山。唐定奎统领洋枪队从徐州出发，沈葆桢派七艘轮船前往瓜州迎接装载。这一月十二日，部队都抵达澎湖，再用小轮船陆续运到旗后登陆，分别驻扎在要地；唐定奎亲自驻守凤山县城，军势十分强盛。唐定奎前往拜见沈葆桢，详细筹划攻战方略；沈葆桢深表赞同，嘱咐他养精蓄锐，等待朝廷命令决定进退。秋季八月，日本派人到军营送来书信。日本一向厌恶天主教，痛恨并拒绝西洋人；近来看到各国在海上纵横，与中国订约通商，于是又改变衣冠，处处仿效泰西，也想在东海称雄，却屡屡被各国愚弄。等到窥伺台湾时，看到我军军威十分振作、百姓意志十分坚定，心中很是后悔；但仍希望得到美国人的援助，所以没有立即撤兵。到这时，他们的首领派吉利用通等六人从琅■〈王乔〉前来送信。一封信回复沈葆桢，责问他伤害日本乡民、阻拦日本驿使来信的事情，并请求以后给日本公差发放执照；另一封信劝日本退兵，说应当等柳原前光与久大保商议确定后，军队进退还需听从本国命令。沈葆桢担心倭人狡诈，借机窥探我方虚实，也秘密派人前去侦察，得知倭人最近给附近奸民洋银七百圆，酬谢他们招引番众以及收取先前琉球死者头骨的劳务；又给了附近番社旗帜和布匹等物。只是疫病瘴气流行，每天都有人死亡。他们的副都督川琦、通事彭城中平、管粮官富田等相继染病；以重价雇来的美国人机慎，正准备进入牡丹各社绘图，也生病想要回去。从此，倭营的内情已经暴露，形势也已经屈服了。提督罗大春、同知袁闻柝进剿并招抚台湾叛番。罗大春在北路开山，从东澳用绳索悬吊着凿通幽深险峻之处，走到大南澳岭（山岭距东澳二十余里）时，有番贼埋伏在草木丛中，等待我军第二天越岭砍伐树木。士兵和役夫正疲惫不堪，凶悍的番人几百人突然拿着刀、标枪、鸟枪从林木间冲出来进犯。都司陈光华、守备黄明厚、千总王得凯等率领勇丁迎击抵抗，打伤、打死了几个番人，他们才惊慌逃散；我军也有五人受伤。进军到大南澳后，那里平坦的荒地宽广绵长数十里，竹园番四十多个社聚集数千人，准备拦截我军，并架起巨木台子，凭借高处俯视下方。罗大春担心他们据险坚决抵抗，突然进剿难以平定，于是派人前往招抚，他们的首领都听命投顺，因此又增募一千名勇夫来帮助服役。沈葆桢又调驻在台南东港的总兵戴德祥前往，并咨文唐定奎分营驻守东港，作为枋寮的后援。南路方面，袁闻柝督率夫役从赤山披荆斩棘，越过狮头山，进入鸡笼坑；埤南番目陈安生等已经率领番众沿山开路，从昆仑坳出来迎接我军。附近的番社也各自交出倭旗归顺；昆仑坳和内社的番目率领二百多人，请求领取开路器具担任向导，袁闻柝分别加以赏赐慰劳。旁边有望祖力社的番目武甲，平素与埤南结仇，便率众埋伏在密林中开枪拦截他们；埤南番人杀死武甲等三人。袁闻柝立即派人驰告晓谕，望祖力社也悔罪请求接受招抚。沈葆桢担心袁闻柝孤军深入而没有后续援军，命令副将李光进扼守双溪口、游击郑荣进驻内埔作为接应。当时淮军都在凤山，张其光与南澳镇总兵吴光亮招募的二千名粤勇也抵达旗后，军队的声势更加壮大。秋季九月，日本军队发生大规模疫病，很多人逃回去了。

译当时，沈葆桢奉到上谕：『日本兵船停在后湾、风港一带，意图招诱番众，恫吓村民，长久相持之下，情势逐渐怯弱。现在防务逐渐严密，只是中路水沙连、秀姑峦一带地方最为重要，眼下那里各社竟有几处教堂，还有逃亡盗匪藏匿其中，难保倭人不会暗中与他们勾结，任意加以煽惑。立即命令迅速筹划商议，妥善调派。一面抚慰安置番众、搜捕盗匪，一面开路设防，竭力求得固守；不要让倭人得以施展奸计。安平炮台，命沈葆桢设法兴建；台湾城倒塌的城墙，已经拨款兴修，命令立即督促周懋琦认真办理。铁甲船不可缺少，沈葆桢等应当切实筹办，努力谋求自强；准许福建船厂兴造有实效的兵船，以供使用。』随后又奉谕说：『日本虽然尚未开启战端，但长久相持终究不是解决办法。现在淮军陆续抵达凤山，罗大春调派的泉勇也已经抵达苏澳，沪尾、鸡笼等口岸也准备调募兵勇，扼守驻扎、部署防务，逐渐趋于周密；应当随时联络，以壮大声势。刺桐脚庄有百姓勾引倭兵前往进攻龟纹社的谣言；应当命令王开俊迅速传令该处的民众和番众化解仇怨、平息事端，不要任其另外滋生事端。铁甲船购买未成，仍命沈葆桢妥善迅速地筹划商议，以便取得有力的装备。修筑炮台，形势不容拖延；命沈葆桢等迅速办理，不要错失时机。罗大春招募勇夫开通番社，那里的事务越来越繁重，所需军饷也越来越多，命令文煜、李鹤年、王凯泰设法筹集接济。』于是沈葆桢使防务更加严密，唐定奎整顿军队等待作战；潘霨、夏献纶巡视各军，考核训练士兵，清查番社户口，发给印牌，以稳固人心，百姓和番众都欢欣地遵照办理。倭人没有可乘之隙，后来到达的轮船，一艘载来七百多名士兵，另一艘载来二百多名琉球工役，都大量准备了药品、弹药以及锹、锄、绳索等器具，原本打算长期驻扎；不久也把他们遣返回去，并载回因疫病染病的一千三百多名兵役。后来前来递送书信的船只，也都不再停泊。只是初七日，倭人忽然把一棚兵移到新街渡，庄民将各户抽出的两名壮丁设置防守，倭人立即撤回营中；第二天，倭人在营外排列飞轮和大小铜炮，增加士兵巡逻防卫。不久张贴告示说：『新兵到来，是为了替换旧兵，并没有别的意图，各庄照旧安居。』 然而营中因疫病死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医生说这是水土不服造成的；众人都哭泣着思念回乡。逃回去的人越来越多，倭将也无法禁止。修筑安平炮台。张其光派人前往上海，购买大铁炮十门。担心洋式炮台仓促之间难以建成，先用大筐装沙和小石，堆垒起来作为遮蔽物。等到雇来的炮台洋匠到达后，沈葆桢让候补知府凌定国与洋将勘察确定三鲲身基地（这里濒临海边，距离安平和台湾府城都七里多），先绘制图样上报。炮台的形制，四面总宽一百八十丈，四角为凸形，中间为凹形；凸出的部分排列大炮，以利于远距离射击，凹入的部分排列洋枪，以防御近距离攻击。亭长六尺、厚一丈八尺有余；外周设两道壕沟，宽一丈，注水深七尺。炮台可容纳一千五百人，设置大炮五门、小炮六门，驻兵二百七十二人；再配以洋枪队，作为防守力量。炮台下设避炮室，以供轮班休息。后面建仓库，用来储存军粮、药品和弹药。炮墙用三合土筑成，并层层用竹木支撑，以防敌炮轰击；外围砌砖，厚五尺，以防长期雨水和地震造成坍塌。共计用砖六百万块，竹木、灰石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只是炮台地基全是沙地，运土必须从十多里外运来，砖则从泉州、厦门购买运输。于是由定国负责主持这项工程，大体完成了一半。内地江海各处的要隘炮台，也相继仿照修筑。增加台湾各路番地的防营。此前，沈葆桢征剿并招抚番地，分三路开山：黎兆棠统领中路，罗大春统领北路，袁闻柝统领南路。当时黎兆棠虽然已经招募成军，但当地道路错综复杂，山岩沟壑深险阻隔，水沙连等地长期是逃亡者聚集的巢穴；计划先搜捕积年匪徒，再招抚生番，但新军不够分布，请求增兵。沈葆桢命吴光亮率领两营粤勇，从郡城前往支援。罗大春到达大南澳后，正遇大风雨，棚帐全被吹走；两条溪水暴涨，冲决成四条水道，工程因而停滞受阻。军队结筏渡水，番贼从密集的芦苇中突然袭击，守备黄明厚等人都中了镖伤；番贼又进攻苏澳碉楼，大队追击到来后，才退散。我军又推进到石屋，那里平坡绵延数十里，菅茅深有一丈多；只是山水相当清美肥沃。前面是浊水溪（距离石屋十多里），道路极其险窄。各社之间语言也互不相同，他们的通事过去常以欺骗番人为利，号称“番割”；番人无处申诉，便邀集同伴杀人泄愤。因此通事一到，番人就十分恐惧。至于那些极其偏远险阻的地方，也无法详细了解。所以每次推进，都必须留下士兵防守后路。罗大春与沈葆桢商议，派轮船配备军械驻守海口；调来戴德祥的营队，再增加新招募的勇士，分驻苏澳，以增强声势和援助。沈葆桢嘱咐罗大春仍要加意招抚招徕，并答应民人和番人都可以帮助开山。袁闻柝在南路开辟道路，已经越过昆仑坳，接近埤南界（距离昆仑坳八十多里）；俯瞰台东，海洋已经在视野之中。只是进入山中越深，番社就越复杂。沿途留下队伍扼守险要，兵力逐渐单薄，也请求增加营队作为后续接应；沈葆桢命张其光率两营粤勇迅速赶往内埔，调动前路各军依次进驻。冬十月，日本按照约定撤兵。

译起初，潘霨写信给日本使臣柳原前光，重申此前的约定；等到对方照复时，却以没有取得双方联名印文为借口。沈葆桢按照请求，答应换发文书。但柳原已经从上海进入京城，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同他进行辩论；日本使臣虽然理屈，却仍未能办妥。这个月初九日，沈葆桢收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来函，信中说：“日本事务已经议定三条办法，双方已经画押交换。大久保将立即前往台湾，会同其中将撤兵；关于修路建房，日本人所花费用很多，已经答应发给银四十万两。撤兵以后，营房一律交给中国官府接收管理；应当先派妥当人员迅速赶到日本军营验收，随即派兵驻守，以便筹办善后事宜。现附寄会议凭单，以及互换条约和给总税务司赫德的公文各一份。”初十日，日本领事福岛九成偕同通事吴硕拜见沈葆桢，说：“大久保已经前往琅■〈王乔〉，特意命我当面陈述一切，并开列应办事项五条：一、从今后五六天内，我国调拨的船只必定全部到达琅■〈王乔〉，装载士兵回国；请贵方按期前往该地，与我西乡中将会面，双方办理交接事宜。” “另外，贵国所派的兵员，现在只不过是用于交接时彼此照应，不必派得太多。一、从前两国大臣往来的公文，双方都撤回注销，永远不再追究；沈、潘两位大臣与西乡中将过去往来的全部公文，也应在琅■〈王乔〉交换。一、我国人民被生番杀死后，遗骸应在当时收埋的旧址重新修建墓碑加以标记；将来如果有亲戚朋友乘船到附近港口，想借机登岸祭扫，希望务必允许他们当天登岸祭奠后返回。一、交接完毕后，希望贵道立即发紧急公文和电报给上海道台，转报北京总理衙门查照。一、我国现在在厦门派设了领事，将来如果在贵台所管辖的地方发生涉及我国的事件，希望贵道立即通知我方领事，以便照章办理。”沈葆桢认为招抚之局已经完成，答应了他的请求。只是对于登岸祭扫一事，命台湾道回复，约定来时必须有领事官盖印的执照；祭扫完毕立即返回，以免发生事端。派台湾府周懋琦率领员弁于十三日前往琅■〈王乔〉，并照会西乡从道，命其按照条约办理交接；又命游击郑荣率安抚军一营，从赤山出发，走陆路与他们会合。大久保已于初八日抵达琅■〈王乔〉；次日，日本兵整理行装，用牛车载运枪炮和器具登船。周懋琦与委员陈谟、都司沈国先在登岸时，就写信通知西乡从道。十四日，西乡派通事吴硕请周懋琦前往，交出沈葆桢此前发出的照会五件；周懋琦也把日本军营此前发来的照会两件退还，并索要与民间交涉的凭据。西乡答应了，于是拿出酒和果品款待他，并派排枪队护送周懋琦回去。十五日，领事福岛九成送来当地人民租地契约七纸，并告知先撤出风港的军队；周懋琦派巡检周有基和把总沈如生前往办理。十八日，风港的日本兵登船，又寄来缴回的风港租约呈词十一纸。周懋琦担心民间还留有其他文书，西乡回信说，营中有几名人员病故，无法查找检出，以后这些都作为废纸处理，并遗留下营房三十七间。二十四日，西乡从道将龟山营的士兵和夫役共一千多人全部送上船，并派人交出草房一百零二间、木板一千二百零五片；周懋琦又让周有基偕同千总郭占鳌前往照数接收。西乡的船当晚离去，其余船只第二天全部离开。周懋琦也回到郡城，但留下郑荣的安抚军分驻龟山、风港，用以维持弹压。沈葆桢于是把日本兵全部撤退的各种情形上奏朝廷。派遣使臣驻在海外各国。起初，中西各国缔结和约后，各国先后各派一名驻京公使，并加上“全权”的称号；名义上是保护商民，实际上是在窥探中国的动静。曾国藩、李鸿章、王凯泰都议奏请求派使臣驻外。皇上起初认为此事属于创行，未予批复。台湾事务平定后，李鸿章再次上疏，大意说：“各国互通贸易、互派使臣，是为了联络外交；而中国连邻近国家也没有设置使臣，这实在不是长久控制远方、驾驭外部的办法。同治十年日本最初议订条约时，臣与曾国藩都上奏请求，中国应在订约后派员驻扎日本，管理中国商民，借此联络。这件事不能再拖延，拟请下令总理衙门王大臣选拔熟悉外国情况、通晓军事事务的三四品京堂大员，请皇上降旨赐给崇高的官衔，前往日本驻扎。听说横滨、长崎、箱馆各处的中国商人约近万人，既然已经订立条约，就不能置之不理；等公使到达那里后，应再酌情设置总理事官，公驻各口岸，自行处理诉讼和赋税事务，以维护国体。不仅如此，泰西各国也应特别选派大臣轮流前往兼任驻使；提高其俸禄供养，规定任期，以沟通彼此情意。对于在中国交涉的事件中有不能辩明，或所订条约有极大不便的，应直接与对方往来辩论，随时设法商议办理，这似乎对通商大局有益。” 经总理衙门王大臣等议覆，奉旨批准。臣考察通商各国，在京师设置公使，在各行省设置领事，并不一定是为了联络同中国的交往，主要是想详细了解中国的情形。既然他们来而我们不去，那么他们对我们就无异于照烛数计般了如指掌，而我们对他们却好像面对墙壁窥看暗室一样一无所知。自从派遣使臣分赴遥远国度以后，各国的地形、物产、风俗、政令，我们也可以全部了解；它们之间的离合变化，我们也可以随时侦察并迅速报告。见闻既然确实，声教自然相通，不至于彼此隔绝，我们才可以在其中施展宽严、控制驾驭的手段。听说在海外的中华人，暹罗约二十余万，吕宋二三万，新嘉坡七八万，槟榔屿五六万，新旧金山十余万，长崎、神户、横滨等地也各以万人计算。公使派出以后，于是又分别设置领事，大事由公使核办，贸易、诉讼案件则由领事予以扶持调护；商人受到的损害，由官府为其清理纠正，商人的利益，官府不参与分享。这样以后，中国人在外邦就不至于受到凌辱，仍然是中国的人民。内地的富商大贾知道朝廷在海外设置官员，并没有抛弃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广泛招徕；丝绸、茶叶等大宗货物，也可以自行运输销售。而中国的权力既然由自己掌握，外国的利益也就可以分得一部分了。——以上内容见原书卷十八。附录 沿海形势概略

译直隶与山东相连，即墨县向南遥望淮安东海所城，左右交错，形势如同咽喉和关钥。从淮地到莱地，扬一片帆便可到达。登州、莱州是泰山余脉，突出于海中，东、南、北三面都被大海包围；文登营控制北山的险要，是东部海疆的尽头。成山以东，旱门滩、九峰、赤山、白蓬头等岛屿纵横交错，沙洲相连，潮势到了这里冲激澎湃，船只难以突然驶达。文登又扼守东海要地，宁海、威海、成山、靖海四卫隶属于它。从东北方的崆峒半洋起，向西到长山、蓬莱、田横、沙门、鼍矶、三山、芙蓉、桑岛，各处错落盘踞，作为登州北门的屏护。越过这里向北，就是辽阳：确实是天然形成、地势设置的要害地区（北直）。苏州沿海险要关隘很多。举出其中大的来说：常熟的福山港、白茆塘，太仓的刘家河、七丫港，嘉定的吴淞江、黄窖港，都是往来的交通要道、三吴的门户。一府之内的重要地点，没有超过这些的。长洲有浩瀚的泖湖，吴江有相连的莺湖，吴县有沟通各处的太湖，都是出入水道腹地的关键。一县之内的重要地点，以这些最为突出。其次，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桥以东有许浦、金泾，刘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泾，吴淞以南有宝山、以东有老鹳嘴，也都属于要害。至于淮、扬两地，东面濒临大海。狼山处在江海咽喉，蓼角、掘港构成扬州东南的界线；朐山占据淮海的要口，郁州的莺游山构成淮地东北的界线。其中包括泰兴的周家桥、盐城的射阳湖、山阳的云梯关、庙湾等处；大都濒海而为要区，尤其应当根据地势设置防备（南直）。两浙的地势险要，大半背靠大海。若逐一论列各郡的险要港口，温州有飞云、横阳、馆头，台州有松门、海门，宁波有定海、太浃、湖头渡，绍兴有三江、沙门，杭州有龛山、赭山，嘉兴有乍浦、澉浦。杭州处在腹地，而以钱塘港海门作为分界口；南岸是宁波、绍兴，北面是松江、嘉兴，最西尽头是杭州。沿海可以躲避四面飓风的地方，共二十三处；可以躲避两面飓风的地方，共一十八处。其余等级较低的埯屿，可以躲避一面飓风的地方，多得数不清。然而定海是宁波、绍兴的关钥，舟山又是海外的屏障，共有澳口八十三处；昌国卫四面环海，到处都可以登岸停泊。大体说来，江南的控制在崇明，浙东的险要在舟山，上天自然形成这两个地方，屹立在浩瀚海洋中，屏障着浙江、直隶的门户，确实是江南、浙东第一重镇（两浙）。福建山岭地区有两面临海的，是兴化、泉州；四面临海的，是福州、漳州。当地的冲要之处，如晋江的深沪、獭窟，兴化的平海，龙溪的海门，漳浦的岛尾，南靖的九龙寨溪，都是如此。然而没有比福宁州更加险要的了！这是因为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到省城便到了尽头。福宁又向东南突出伸入海中，它的左面是瓯栝海，处在东面；右面是福兴海，处在南面。只有福宁独自面对东、南、北三面的海域，原来设有烽火门水寨；连江县原来设有小埕水寨，莆田县原来设有南日水寨，同安县原来设有浯屿水寨，漳浦县原来设有铜山水寨。其间岛屿、港澳纷杂，大船都可以在此停泊、登岸航行（南闽）。广东省以江为衣襟、以海为带，东面出海的地方是虎头门；虎头门以东叫南头，是全粤的门户。西面出海的地方是崖门；崖门以西叫广海卫。只有香山澳处在省城西南，外国人停泊居住在那里。大体说来，岭南沿海各郡中，只有惠州、潮州与福建接壤，柘林是岭东第一关。南澳处在闽、粤交界的大海之中；左边是福建疆域的臂膀，右边是广东省的咽喉，可以设置险要，也可以屯田。原来设置南头参将、广海守备在外部控制，虎头门把总在内部防守，又增派一部水军往来巡防抵御，周密而完备（东粤）。

译考察京师、天津，向东面对辽海，外面正对朝鲜；左边延伸到东北的山海关、宁远，经旅顺口、鸭绿江通往高丽；右边延伸到东南的山东利津，经海仓口、登州到达成山卫。登州与旅顺南北隔海相对；东面悬有仓岛，西面环绕两京和登州、莱州。登州一郡，陡然伸入东海，在成山处终止；海船往返盛京、天津，大都以成山作为航行标志。转向西南经过靖海、鳌山、灵山，便到达江南的海州。海州以南、庙湾以北，是旧黄河入海的河口；河水浑浊而海水清澈，沙泥沉积坚实。向东迂回延伸，支流沙洲如丝线交结，名为五条沙；中间水深的地方称作沙行，前往山东时，必须依靠沙行停泊。江南沙船船底平，即使稍有搁浅也没有妨碍；福建船船底圆、船架高昂，经过这里相当危险。加上江、浙向东的海水澎湃，外面没有屏障山来缓和水势，所以潮汐比其他省份更加急迫。前往山东、两京，必须从尽山向东开船航行一日一夜，避过这些沙洲后，才敢向北行驶。凡是登莱、淮海一带稍能放宽海防的地方，都是由于五条沙提供了保障。庙湾以南，从如皋、通州到京江口，内有狼山，外有崇明，作为关钥。崇明在上游锁住长江，在下游扼守吴淞；东面有洋山、马迹、花脑、陈钱等山岛，与浙江的宁波、定海外岛相连接。其他如嘉兴的乍浦、钱塘的鳌子、余姚的后海、宁波的蛟川，各处重要疆界相互连接，实际上是内海的核心腹地，都依靠定海作为外部屏障；衢山、剑山更在定海以外，面对浩瀚海域，确实是要害之地。江、浙外海连接着马迹山，山北属于江苏，山南属于浙江。陈钱山在外海东北方，俗称尽山；山体大、港澳宽阔，可以停泊一百多艘船。南面的岛屿，从衢山、岱山到定海，从剑山、长涂通达普陀。普陀正东面的外海就是洛迦门，那里有东霍山。夏季往返洋面的船经过这里，窥伺抢劫的贼船尤其多；并且它与尽山南北相对，形成犄角。南边从崎头到昌国卫连接内地，外面有韭山、吊邦等山，盗贼进出没有定规：这些属于宁波辖地！从宁波进入台州，经黄岩沿海向下，内侧有佛头、松门、楚门，外侧有茶盘、石塘、枝山、大鹿小鹿等岛屿，到处都是贼船经过的地方。再向南连接乐清、温州、瑞安、金乡、莆门，属于温州辖区的内海。乐清县东面耸立着玉环，外面就是三盘、凤皇、北屺、南圮，直到北关以及与闽海相连的南关；这里是温州、台州内外海上航路中供樵伋停泊的区域。[“樵伋”疑为“樵牧”或其他词，原文如此，不能确定。]闽海内侧从沙埕、南镇、烽火、三沙、五虎直到闽安，外侧从南关、大小嵛、闾山、东永直到白犬，是福宁、福州外部防护左翼的屏障。南面以长乐的梅花、镇东、万安作为右臂，外面从磁澳到草屿，中间隔着石牌洋，海坛大岛环绕其外：所以闽安是全省的咽喉，海坛确实是右臂的险要。福清的万安向南面对平海，内侧是空阔的海湾，这就是兴化；外面有南日、湄州，再外面是乌坵。大概东北有东永，东南有乌坵，就像浙江的南屺、北屺、东霍、衢山，江西有马迹、尽山一样，都是海坛应当特别留意防守的地方。泉州北面有崇武、獭窟，南面有祥芝、永宁，从左右环抱；内侧藏着郡治，下方连接金门、厦门，通达漳州。漳州从太武向南，有镇海、六鳌、古雷、铜山，悬钟可以停泊，南澳把闽、粤分隔开来。泉州、漳州东面，外海有澎湖三十六岛，其中要地在妈宫、西屿头、北港、八罩四个港澳。南风时风平浪静，黑沟、白洋都可以暂时停泊等待潮水；山势低平而海面广大，水流湍急并且回旋。北面的吉贝沉礁连成一线，直向东北延伸，一天也望不到尽头；里面全是暗礁，只有一条港道曲折蜿蜒，不熟悉水道的人不敢划船进入。澎湖东面就是台湾，北起鸡笼，与福州的白犬洋相对；南起沙马崎，与漳州的铜山相对，绵延二千八百里。西面是一片肥沃土地，从海边到山地宽窄大致适中，约有百里。东西穿越山地到达海边，约四、五百里；高山重叠、竹林密集，生番和熟番聚集如蜂蚁。设置一郡四县，相关志书考证记载完备。郡治南面环抱七昆身直到安平镇大港，隔着港口的沙洲直向北面通到鹿耳门。鹿耳门隔港的大线头沙洲直到隙仔、海翁隙，都是从西面护卫府治的地方。港口[缺字]虽然很多，但只能容纳澎湖的三板船；能够进出的巨船，只有鹿耳、鸡笼、淡水港。南澳悬在东面，扼守漳州的诏安、潮州的黄冈和澄海，是闽、粤海面上的中间要隘。外面有北澎、中澎、南澎，俗称三澎；内面从黄冈、大澳直到澄海的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都是潮州府山脉伸入海中的部分，匪船出没尤其严重，贼寇大多是潮州人。赤澳一带海面，从甲子向南直到大星、平海，虽然属于惠州，但山川和民性与潮州没有不同，所以在中间的碣石设置一座大镇；往下到大鹏、佛堂门、急水门，经由虎门进入广东省。外面从小星、笔管、沱泞、九州岛洋各岛直到老万，岛屿和门户错综复杂，到处都可以砍柴、汲水。广东的匪徒不只是乘坐[缺字]艍艟舰，连在内河划桨摇橹的渔民也都能出海劫掠；藏污纳垢，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广东省左面扼守虎门，右面控制香山，虽然外部还有顺德、新会作为屏护，但那里也是整个广东的要津，外海、内河的奸邪盗贼并不少。何况澳门与广东同属一域，外部防备外国船只，与虎门形成犄角之势，不能轻视。向外经过十字门到鲁万，是远洋船、外国船直行的航标。下方连接崖门、戙船澳、马鞍诸山，这是肇庆所属广海、阳江、双鱼以外的屏卫。高州府电白以外有大放鸡、小放鸡；下面邻近雷州的白鸽、锦囊。向南到海安，中间悬着[缺字]州，水下暗藏礁石和沙洲，不深谙水道的人不敢从里面通行；实际上，高州府正是依靠这些沙礁的庇护。雷州三面临海，与琼州相对，隔海一百二十里。

译从海安绕向西北，直到合浦、钦州防城以及白龙的江平、万宁，纵向延伸一千七百里；海安以下到廉州适宜刮南风，向上则适宜刮北风。防城有龙门七十二道水道，每一道都彼此相通。廉州多沙洲，钦州多岛屿，土地以华夷相接之处为界。琼州耸立在海中，地脉从海安延伸过去；南面是崖州，东面是万州，西面是儋州，北面是琼州，与海安相对。琼州的山、海、港、澳尤其多，沿海州县环绕着熟黎，熟黎又环绕着生黎，生黎又环绕着五指岭、七指山；一向西、一向南，周围陆路共有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人腹地，到崖州五百五十五里；万州东路直穿黎人腹地，到儋州五百九十里。沿海有沉沙，船只航行艰险；内地山中有生黎，山岚瘴气特别严重。前往那里适宜经过熟黎地区而不适宜经过生黎地区；但生黎地区可以通往熟黎地区，却不能进入其内部边界；熟黎地区的人熟悉水土，便于通行，所以夹在两者之间，这也是外海中仅次于台湾的地方。可惜田地不广，每年都要依靠高州、雷州供应物资；即使广东南部出产沉香、楠木等物，在各番地中名列前茅，也不能与台湾土地肥沃、千里沃野相提并论。于是摘录大概情况，供打开地图时便于浏览。之春记。台湾图 台湾右山图 澎湖以东，航行四更到达台湾府鹿耳门；进入港口后，再航行一更到达府城。这里背向东南、面向西北，纵横延展一千五十二里（乾隆甲午年实地丈量所得）；与福建的福、兴、泉、漳四郡相对照（分别注在各港口下）。西面是一片肥沃平野，沿海到山地最宽处不超过百里，设置一郡四县。在籍居民虽然说是五方杂处，实际上以闽、粤人为多（土产、风俗都记载在各类志书中）。郡治南面环抱七昆身直到安平镇大港，隔着港口的沙洲连接鹿耳门；再隔着港口，从大线头沙洲到隙仔、海翁隙，都是从西面护卫府治的地方。整个台湾的地脉起源于福建的鼓山，从五虎门山蜿蜒伸入大洋之中，形成竿塘（又名关疃）、白畎两山；穿过海面到台湾的鸡笼山开始起脉，气势雄伟延伸一千多里，向南到沙马崎为尽头（相传地脉从这里再次穿海，直通吕宋）。府治西面的木冈山，是郡地的少祖山。全郡山势都向西朝着内地（各山原本没有正式名称，都是从番语翻译而来）。汉民与熟番之间有界限，熟番与生番之间也有界限；如果横穿山间小路，从生番地区到达东面沿海，约有四、五百里。内部高山重叠、竹林密集，像蜂巢蚁穴一样，野番成群聚集，即使熟番也害怕那里。而熟番内部也有不同种类、不同语言的人，强悍而不容易驯服。能够让大船进出的港口，只有鹿耳门以及鸡笼、上淡水等港；像凤境的赤山、打鼓等港，也能通行大船，但内海不能容纳太多船只。其余南路的蛲港，北路的盐水、八掌港、笨港、海丰港、鹿仔港、大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堑、蓬山，共十二处，只有平底的澎船、四五百石的三板头船才可以进出。鸡笼山是前往琉球、日本的标准航路；南面的沙马崎，是渡往吕宋、小南洋等地的航标。这里确实是防卫内地沿海的重要疆域。大海水势浩荡，只分顺风顺流和逆风逆流；厦门到台湾隔海七百里，号称横洋。船从厦门的大嶝或浯屿驶入海面，海水深而碧，有时呈翠绿色，像靛青。首先渡过红水沟，水色稍微发红，尚不算十分危险。接着渡过黑水沟，水色像墨汁，从北向南流，又稍微低陷，宽约百里。水流湍急而腥秽，其中有红黑相间的水道，异常的蛇和两头蛇绕着船游动；起风时惊涛翻涌，危险超过各海域。再往前，水色变为浅蓝；进入鹿耳门后，水色就变成黄白色，像河水一样。渡台湾使用巽巳针，东南风是顺风。望见澎湖的西屿头、猫屿、花屿，就可以前进；如果按航程应当到达澎湖却看不见这些岛屿，一定是航向偏失了，应立即返回原处等待风势。从澎湖到鹿耳门，以北极星为准；夜间如果没有星星，应定在巽巳方向，偶尔偏向子午方向，就会流入大洋。另外，福建闽安镇与台湾的淡水城东西相望，计算水路只有七、八更。如果从淡水开船，航行半日就能望见竿塘山；从竿塘趋向定海，沿岸在大海中航行五、六十里，就是五虎门。两山相对而立，形势非常雄伟险要，是福建省的门户。门外风力会摇荡船只，进入门内便风平浪静、水面深沉。再往前是亭头，再走十里就是闽安镇。到了海面上，虽然把一昼夜分为十更，以焚香计时；每更约六十里。但海面风潮有顺逆，速度有迟有快，测量方法是在船头把木片投入海中，人从船头快速走到船尾：如果木片正好与人同时到达船尾，更数就准确。如果人已经到达船尾而木片还没到，就是没有达到一更，航行较慢；如果木片先于人到达，就是超过一更，航行较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澎湖图 厦门从大嶝驶入海面，经过红水沟、黑水沟，望见澎湖的西屿头、猫屿、花屿，都可以收船停泊，海上航程七更。如果在内海，八罩、妈宫、北港遇到北风也可以停船；若是南风，不仅有山有岛的地方都可以系锚，即使风平浪静，黑沟、白洋也可以暂时停泊，以等待潮流。向南的大屿、花屿、猫屿，遇北风不能停泊。澎湖水师以妈宫前面为内海；北面的大北山、南面的八罩屿，东面的阴阳、东吉，西面的外堑、大池角等，都属于外海。海上船只遇到南风，适宜巡查缉捕花猫、大屿等岛，恐怕有匪船停泊在那里。地势是：内港可以容纳千艘船，外港连方形小船也容纳不了。四周岛屿有五十多座，其中较大的有三十六岛，距离澎湖总共不超过百里水程；周围三百多里，海面宽阔而山势低矮，水流湍急并且回旋。北面的吉贝沉礁连成一线，直向东北延伸，一眼望不到尽头；里面全是暗礁，[缺字]石遍布，只剩下一条曲折的港道。不是熟悉并深谙水道的人，不能划船进入。如果向东前往台湾，从东吉洋航行四更到达鹿耳门。樊跋

译道光、咸丰以来，朝廷以如同上天一样宽宏的气量包容远方之人，允许各国通商，以便平息战争祸患、缓解百姓负担；既然中外已经如同一体，声教所能到达的地方，船车、百姓和物产往来[缺字]，于是豪达而识时务的人便综合研究其中繁杂的情况，写成专门的学问，称作“洋务”，称许它的人很多；于是机巧欺诈、追逐利益的人，往往依附混入其中，导致这件事受到贤士大夫的责难，而经世济民之学也又隐约形成了门户之见。臣私下对此深有感慨！我认为，事势的变化，是由时机和形势促成的；人心的聪明才智，也将日益更新而没有穷尽。只是士大夫应当凭借根本性的学问，出来研究熟习各种政务，掌握其中纲要，彻底而清楚地了解它们，使国家拥有能够办事成事的人才；否则，贤能之人既然认为这些事情不足称道，乐于谈论这些事情的人又不是适当的人选，便天天施展窥伺时机、乘势逐利的谋略，却没有人能够看清其中真伪得失所在，过去事情的败坏，很少不是由此造成的！既然如此，洋务本来就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而讲求洋务的方法，也只能依靠贤士大夫真正把事情做实，并取得实际成效罢了。臣奉命到广东主持学政，已经将近三年，暂代藩司。臣王之春把他辑录的《国朝柔远记》十八卷、《附编》二卷给我看。我接受后读了它，书中记载本朝以来中外交涉之事，既详细又完备；而《附编》中的各篇，对于各岛的地理形势、民情向背、事务的成败、物力的盈缩，尤其能够[缺字]地加以说明：这大概就是臣所说的贤士大夫真正办理实际事务吧！况且他所说的既然如此，而他平日经世济民的功业本来就足以与之相称。丙戌、丁亥年间，越南的事情已经平定，法兰西请求勘定边界，天子命令他前往；当时他正任高廉兵备道。法国人在钦州、防城以西的各地，言辞纷纭而且互相矛盾；王之春坚持旧有疆界，根据确凿证据，诘问驳斥外国使者，一点也没有宽纵。使臣依靠他，这件事才得以办成。前些年我在廉州、钦州主持案件考试，当地人士至今还从容愉快地谈论此事，称颂他的才能不止。此事固然只是他经世济民功业的一端，但臣所说的真正办理实际事务并取得实际成效，也已经有清楚明白的实证了；因此不禁把这部书反复读了三遍。我私下希望世间贤士大夫急切地寻求当今最重要的事务，不要让愚昧无能之人出来承接贤能者留下的空缺，那么对于著书者的本意，大概就有所契合了！光绪庚寅二月，臣樊恭煦在西江的船上作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