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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犹及编》，明代朱元弼撰写。序 从前我曾有一部《犹及编》，随身携带，书中所记都是盛德之事，不是真正有见识、有灼见的人不收录进去。没有告知我，竟被一个好事之人拿走了，于是再也没有重新置办。到如今将近二十年，世俗风气日益改变，而我自己也觉察到早晚之间正在悄然变化。今年我和绣水石价卿一同客居钱塘，有位客人拿文字来向我索取，信中说我和某人都在这里。我回信既答应又推辞，并说：“某人其实从来没有在这里。”我把信给价卿看，价卿说：“不是这样。明知某人不愿意说自己确实在这里，难道不就会把他逼得太紧了吗？”我惭愧道谢不止，认为这也是一件盛德之事。即使说：“向他的邻居求取，我也甘心。”于是重新置办这部书，随身按月记下一件事，不让它有所遗漏；有的是听来的，有的是见到的，有的是回忆过去听见、见到而足以作为借鉴警戒的事情，希望能够警醒自己，不至于沉沦废弛。万历乙巳年三月三十日，武原老人朱元弼手持蜡烛随意写下。《犹及编》卫指挥徐行健，清廉耿介、严肃勇敢，以战死殉职闻名，死后晋升为都指挥，并荫封他的次子；详细情况见县志。他起初进入小学，晚上回来，向父亲指挥东泉行礼。东泉教导他说，行礼后不能立即起身，说这是夜课；只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两句话，直到东泉去世，一直把这作为常规。他死于倭寇之战，每次将要出战，都没有不在身上刺字、在衣服上作标记，以表示自己必死。因此多次立下战功，最后又能以战死成全功名，使所得赏赐世代承袭。他的弟弟行权，独自坚持自己的志向，不使父兄蒙羞。哥哥想分给他自己的功赏以润泽他，他不顾而离去，靠教蒙童自食其力，每年把余下的财物储存在僧舍中。后来年老无子，便把家产在各卫中经营获利，使他能够闲谈高卧，始终不缺用度；这也是对全家的教诲。嘉善人陆某，是御史中丞某人的儿子。他年轻时才貌出众，跟随御史在京城宅邸读书，和邻宅女子互相窥看，长久不能成事。他向自己的老师某人谋划，又向城隍神祈祷。中丞夜里梦见神来到他的宅邸，问中丞：“陆某是什么人？”中丞回答：“是我的儿子。”神说：“为什么把这种淫亵之事传到我这里？”回头命左右查检簿籍，发现陆某是某科状元，便命令改判他一生孤独贫困。神又问：“某人是什么人？”中丞回答：“是我儿子的老师。”神说：“为什么替人谋划到这种地步？”便命左右赶快抽出他的肠子。中丞惊醒时，正是半夜，馆中的僮仆跑来报告，说馆师腹痛难忍。中丞急忙起身去看，他已经死了。陆某后来也成了家，却受妻子儿女管制，终身在市中乞讨，无处安身。平湖进士洪蒸任河南州守时，有人被陷害为盗贼。临刑时，他对陷害他的人说：“我今天就要死了。我实在不是盗贼，也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把我陷害得这样深？”那盗贼说：“你不记得某年某月某日吗？我当时饿了，把熟食拿到市场上去卖，某某正要给我钱。你经过看见，说这不值这个价，某某最终没有买。而我把食物背回去，睡在那地方。如今那个首领经过，用一升一斗的粮食来诱惑我；我起初不接受，最后不能不接受，于是跟随了他，也因此因跟随他而失败。我成为盗贼是由于你，我今天被杀也是由于你，你怎么能独自活着？”那人低头惭愧道歉，和他一同受刑而死。仇云凤是某人的高足弟子，自比古人，和某人关系十分亲密。某人曾因弟弟借贷而出面担保，钱财全被盗贼抢去，回来后又被债主逼迫，仇云凤便卖掉房屋替他偿还，寄居在别人家里。仇云凤拉着某人，仰天说道：“这难道是我先师的儿子吗？怎么竟然如此不仁？”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为什么不做大舜、周公那样的人，却拘守小节、徒然温柔体恤，使后人难以做到呢？”有人说：“我还不明白。”他说：“周公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驱逐他的弟弟；大舜也会和弟弟一同承担债务。”他平生的学问，大多都有这样的根据。沈益川，名腾蛟，是宪副秦川公的长子。宪副晚年又娶妻，生下腾龙；分家另居时，没有把一半家产给腾蛟，却让腾龙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腾蛟。宪副去世后已经十年。一天，腾蛟叫腾龙来饮酒，把自己家产的一半分给他，妻子儿女都不知道这些财产从何而来，他慢慢说道：“这是我先君没有明说的意思。”据说共有田五百亩。嘉靖年间，本郡编定大粮长，每县只有三四人，分头征收全县粮赋；承担这种差役的人必定是富豪。秀水石奇曾经承担此役。一天，石公因差错被关进狱中，看见狱里有一个英俊少年，便问他缘故。少年说：“先世拖欠赋粮，连续两代被关押至死，如今只有十两金子，又无处借贷，估计也不能出狱了。”石奇出了狱，立即替他缴清欠粮，使他出狱，县令很赞赏他。不久，百姓不堪忍受石奇强夺私自加量的粮斛，便告发他。县令说：“哪有能够替别人缴粮，却故意多收粮的人呢？”结果反而治罪了告发者。《读书镜》记载：房太尉家中没有半臂短衣；崔枢家的夫人、妇女和妾，不许穿当时流行的妆饰。刘丞相家法节俭朴素，内宅和睦；凡是冠帽、头巾、衣服的制度，自从祖先以来始终遵守同一规矩，不随时俗增减。所以太平时期，他的子弟混处在士大夫之间，人们一望便知道他们是刘氏子弟。几十年来，衣冠服饰奇异，即使故老和显贵官员也不能免于随俗，只有我乡郑东谷家世代教导子孙敦厚俭朴，足以成为抵制浮华靡费的典范。九都归家颇为富裕，他们家的耕牛非常驯顺。兄弟同住一宅。一天兄弟发生争讼，哥哥胜过弟弟回家。哥哥急于把胜诉的事告诉人，快到家时便想先下船进门，不料被牛撞死。弟弟和众人到达后才知道此事，便让哥哥枕着自己的大腿，哭得十分悲哀。前峰徐公鹢任肇庆知府时，有个吏员正在等候缺额，还没有正式参见，便直接被拨归开府，于是凭借抄写文书和开府的子弟亲近，得到开府的牌票期限，便正式参补。过了很久仍没有缺额，他又暗中到开府那里，说府中的长短得失。同僚们劝徐公特意为他开出缺额收取参补。此人参补后犯了贪赃之罪，同僚上下都认为徐公一定会把他处死。临受杖刑时，大家都暗中嘱咐行刑者，徐公最终却依法发遣了他。后来开府巡按府中，罗织罪名的事情层出不穷，许久不肯离去，众同僚都害怕，以为这个吏员还在任。后来开府因病三天便死了，大概是论劾徐公的奏疏已经写好，却来不及发出；众人这才认为徐公不杀这个吏员是得到了报应。这是徐公的一件盛德之事。仇谦斋先生仇彬的儿子俊卿，很早就考中乡试。先生有许多堂弟兄，大家都共同居住。先生喝酒后常常嬉闹，但平日一向喜好敦厚和睦。族人曾在他的书斋题写：“五伦之间，宁可过于厚道；七情发作，只有愤怒最难忍耐。”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我的儿子侥幸中举，我又先做过教官，一家人中只有我应当忍让，所以用这两句话来自我警戒。”我曾仔细思考这两句话，觉得意味很深。我先父修建了一间厕所，已经建成，却把安放便桶的木架空着，久久没有设置。家中大小都说不方便，先父只是答应着。我问他原因，他回答：“我想等到有一块材料确实适合做这个用途。”由此才知道君子不会丢弃任何材料。那些随口说怜惜材料的人，其实都还没有达到仁。

译我的曾祖父死在南雍时，我的祖父十六岁，伯父二十四岁，最小的叔父才十四岁。于是祖父跟随伯父处置并平均分配家产，用丰厚的财产把小叔父入赘到祖氏，祖父自己所得却很贫薄，似乎本来就该如此。不久小叔父长大，常常因差役事务暗中连累伯父；伯父想据理解决却做不到，终于和小叔父断绝关系，彼此不再往来。一天清晨，祖父早起大哭，不戴帽也不梳洗，急忙赶到伯父家，路人都说他像疯了一样。到了那里，伯父正背着手在门前闲步；他仔细看清之后，才安定下来。人们问他缘故，才知道他夜里梦见伯父被人剖开了肚子。秦川沈公奎，是我外祖父吴半山先生少年时代的朋友。沈公最早辞官归隐，每天午饭一定要等我外祖父到来后一起吃，我外祖父也不以此为嫌。原来沈公年轻时曾在我外祖父家读书，我的先母也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隆庆初年，我在一位缙绅家中任塾师。一天郊游召集宾客，沈公也在场。酒喝到一半时，他请我私下交谈，问我是否知道外祖父和他交情深厚。我回答知道。沈公说：“你这个秀才只知道读书，今天这样的饮酒近于放纵游乐，即使辞谢主人也可以。又要知道某件事做得好，今天某件事做得不好；这些都不能不知道。”我曾见沈公哭悼肃皇帝，哭得不能起身，对人说：“他给我俸禄，授我爵位，我还没有报答他。” 丁酉年五月，我住在嘉兴东塔寺。雷电震响时，我和僧人觉、省元一起坐在门槛上。一个沙弥经过，觉指着沙弥对我说：“他大概是亲耳听过雷偈的人。”我问其缘故，原来他是附近新行镇人。他的哥哥喜欢使用假银；一天从镇上买秧回来，路上正有轻雷，天将下雨。田夫们一起指着他说：“这一定是那个用假银买东西的人。”他的哥哥听到雷声便害怕起来。到家时雨已经下了，他把秧放在地上，自己投入父亲怀中，像无处容身一样。父亲说：“只管跟着我边走边念佛。”他一边念佛一边随着父亲在雷雨中行走，忽然被雷声引出田地，当场击死，跪倒在门前，父亲起初竟不知道。第二天，沙弥前去查看，围观的人很多，急忙想火葬尸体以了结此事。正要点火时，又发生大雷电，沙弥和众人十分恐惧，不停地围绕尸体叩拜，尸体却忽然不见了。过了三天，在离镇约一里的地方发现了尸体，这才运回来火葬。这大概是乙未年五月的事。《尚书》说：上天明察可畏，百姓也明白这种可畏。俗话说：众人所指，即使没有病也会死去。所谓雷偈，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丰厓徐先生泰，是我高祖的门人。我六七岁时，祖父在宴请熟人，先生当时已经不再任光泽令。他和弟弟襄阳太守都在座，太守侍奉先生如同严父。我的先父带我去拜见客人，先生抚摸着我的头说：“你的高祖是我的老师。我老师每次走在路上，都像鸟展开翅膀一样，端正拱手走来。我们这些人遇到他，必定提前在前面二三十丈处站到道路左边，拱手等候，等他走近便行礼。先生垂手拱立接受，有时要等我们起身才继续走，必定是有话想说；否则，等我们起身时，先生已经走出二三十丈远了。他真是我的老师，你应当记住他。”先生当场吟诵道：“不要借道学之名来掩饰自己，不要因为道学的实际内容而遗弃自己。只应遵循事物本然的道理，以求达到圣贤所达到的境界。”他又逐字给我解释，教我背诵，因此流泪说：“这是我老师用来警戒自己的铭文，你不知道能不能记住它。”太守亲手剥开果子，想要扔给我，但只看着他的兄长，最终没有给我。前辈侍奉老师，生死之间都没有差别，就是如此。松江孝妇杨氏，是包侍御包孝与包节的母亲。侍御本是嘉兴人，他的父亲入赘杨家，生下两个侍御。兄弟二人还在襁褓中时，偶然回嘉兴，父亲病发而死。母亲于是留居松江，将户籍登记在那里，督促儿子读书，直到兄弟二人相继成为进士，又相继任侍御。兄弟前后赴任时，母亲故意区别对待，让他们长跪迎接自己，还拿杖鞭打他们的后背，一点也不宽待。两个儿子在任时，母亲总要出面会见郡县官员，常常让长子在前面挡住他们暗中有所请求。后来包孝因巡按楚地、弹劾宦官而被戍守庄浪，包节便请求归养母亲；他们的名节一同显著，母亲严格训导的力量占了很大部分。徐文贞公家有一个管门户的仆人，姓朱，家产累积到万数，他的住宅在太仆君宅邸的西边。朱仆病重将死，便让儿子向文贞公的长子说：“这里存有白银二千两，请派人来取，不要再留在这里。”长子说从未有过这笔银子，便没有取。过了几天，朱仆又让儿子说：“先夫人去世时，曾把一千金托付给我，说应当略作经营，以等待您儿子日后不时之需。如今官人住在太仆家，而我早晚将死，怎么能不把它送还府中呢？”长子便派人取回这笔钱，以此深深赞赏朱仆的义行；太仆因此能够让他的儿子恢复原有身份，并且使他继续常住这所住宅。沈某的妻子宋氏，幼年丧母，跟随姑母居住。长大出嫁后，家里非常贫困。姑母生病，请来医生，病了很久仍未痊愈，医生便拒绝医治，说：“除非割股肉，也许才可以治好。”宋氏趁丈夫外出，暗中割下自己的股肉，混入原来的药中，煮好给姑母服下。姑母觉得药很甘美，病竟然痊愈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恰好丈夫的姐姐从乡间来，与宋氏同睡同起，伤口无法隐藏，二人便互相约定不要惊动姑母，装作没有听见或看见。丈夫的姐姐离开后十分愤怒，她的婢女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乡里，县令为她在乡里表彰门闾；宋氏始终推辞，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吴江人吴会的妻子姜氏，是苏州葑门里人。万历戊子年，发生大饥荒和疫病，吴会和他的父亲相继死去；他的母亲是继母，姜氏不久也病倒，起初发誓不起身，实际上是继母强迫她服汤药，并说守寡的两人可以彼此依靠，因此她才重新起身。不久，继母另有打算，姜氏便通过某位老妇共同吃饭时得知此事，于是夜里怀抱吴会的画像上吊而死。三天后她的面色仍像活人一样。乡里数百人奔走了几个月，一定要请抚按批准，在当地建庙祭祀她。我曾到过那座庙，与周氏、吴氏、姜氏并称为三烈。甲寅年倭寇作乱，官军战死的人很多，只有徐指挥行健真正死于战事。他死时，实际上是在两次取胜后出战的。每次出战，他都在全身写上姓名，发誓以死相赴；战死时已经亲手杀了两个倭寇。他因为军纪严明而取胜，也因为军纪严明而失败，大概是部下有人违反军令，担心他们回去后不能得到宽免，所以没有去救他们。

译当时城池防守十分危急，前后被攻打二十多天，最终没有陷落，是知县郑公茂和参将汤公克宽的力量。贼寇逼近东门并已经放火，郑公仍手持一把剑站在西门，接纳躲避倭寇的人进城；无处安置的人便安排在仓场空地上，每人每天供给一升米。夜间巡视城防时，他随身带着饼和菜，安抚严守岗位的人，鞭打懈怠的人，即使卫户侯也不宽免；只是说：“你一定不是户侯。”贼寇招来闽、广人，多方设置攻城器具，汤公总是射击他们最紧要的部位，无不应弦倒下。贼寇分成四路从郡城四面到来，汤公能够逐一射杀他们。原来汤公曾跟随父亲庆公收捕江洋大盗，平定三沙叛乱，部下多勇敢敏捷，而他本人又善于射杀敌人。汤公是邳州人，郑公是莆田人。我曾建议盐城应当祭祀二公，如今别处的祭祀很多，却没有涉及二公。我担心倭寇再次到来时，就没有人守城了。戊子年发生饥荒和疫病，路上有很多饥饿的人，但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圆花崇教寺山门处有一个壮士，每天用一床花被把自己蒙住躺下；睡醒后就到河边喝一二升水，再躺下。这样过了几天，终于躺在香花桥上，被子仍旧照样蒙着。后来他自己走进河中。想来这个人并不是不能吃“嗟来之食”一类的食物，才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这件事应当一并记录下来。丰阳冯先生皋谟是我的老师。平定张连以后，他便不再出仕，闲居三十多年。他扩置了不少田宅，但住宅最为逼近的，是两个旧邻居的房屋。邻居一再请求出售，先生说：“我不敢说自己有深厚的德行，只是不忍心让故老离开这个乡里。住在故乡，出门便有一两个关系很好的老人；幸好彼此相安无事，只是有鹅鸭令人讨厌，遇到缓急之事可以互相通报，也不妨时时相告。”直到今天，这两家的破墙矮屋仍和先生的宅第并立，衣食也都充足。万历壬寅年冬天，洞庭山的宕户柴大雇用俞三的船，装载假山石，并带着费二和一个火头工，一同到海盐去。我朋友徐子民已经把石头买下了，但认为其中没有峰石，又担心他们不再来，便让一个仆人带着几锭银子随船前往。船刚到嘉兴秀城桥停泊过夜，俞三叫费二、柴大登上市集一同饮酒；三人醉得厉害，回来时徐家的仆人和火头工已经躺下很久，听说他们各自醉倒睡了。第二天火头工先起床，只见柴大、费二各有半截尸体，火在仓房后面燃烧，也没有看见俞三的踪迹，于是大声呼喊。地方官把此事报告官府，将徐家仆人和火头工收进狱中。追查尸体时，柴妻亲自来到现场，只是哭泣却并不悲哀，又多次询问俞三，并询问他的佩带物，众人都认为凶手毫无疑问是俞三，我也这样认为。冯开之对我说：“事情很不对。山东某县有一对新婚夫妇，夫妻进入卧室后谨慎地关好房门；第二天午后还不开门，破门进去一看，床上没有两人的尸体，只有两人的足骨杂乱地放在别处，骨头断裂处没有血，像是被火烧过。询问原因，原来他们夜里都大量饮烧酒后睡下。怎么知道这三个人喝的不是烧酒呢？”我于是深信烧酒的祸害。钟宾日先生留下一个遗腹子，母亲徐氏教他读书；他不太跟随老师学习，却很早就在学校中交游。先生一生除了教蒙童外，从未在别人家喝过一杯茶。晚年靠卖卜为生，足不出门户。他有一个女儿，招赘女婿后又守寡；她和徐氏都因节义而闻名。隆庆初年，先生年过五十便去世了。有人周济他家贫困而无后的家门，以及这个家门中节妇孝子之事，如今却没有人认识并表彰他们。王沂阳先生文禄，嘉靖癸卯年考中乡试，到了万历癸未年还参加会试，精神意气和新科举子从未稍有不同。主管官员赞叹并怜惜他，想破格授予他京职。先生说：“我平生常常嘲笑进士还不如白丁，难道我自己偏偏在这件事上就算了不成？”因此坚决不肯接受。然而从此以后，他参加会试也多不能考中。他平生博闻强记，意气用事而显露才华；作为孝廉六十多年，各级官吏没有不严肃礼敬他的，都说他从未私下拜谒，也不能用私情去求请他。他去世时八十四岁，没有儿子，便把财产平均分给族人；族弟文祯在他的居所为他画了肖像。他所著的《丘陵学山》《王生艺草》流传于世。杨翁，名学诗，字可言，号琴台；子翁父威。杨翁因岁贡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但独自游荡，喜好武艺，精通骑射，通晓音律，书法绘画也都精工，一生喜欢拜沂阳先生为师。甲寅年倭寇作乱，有司聘请他负责守城，守城之事大多依赖他才得以保全。他五十多岁后参加三次武科考试，都在乡试中被举荐；到了七十岁还每天写蝇头小楷，从不间断，登屋整治园圃也不让别人代劳，持弓跃马仍然轻捷，超过年轻时。他著有《兵法通鉴》《策论》等书。如今参加武举以及考中进士的人，不是杨翁的弟子，就是私下以他为师的人。七十九岁时，他连续三天呼喊“渡河”，然后去世。徐翁名雷川，号行权，是名指挥徐行健的弟弟。幼年患痘疮，死而复生，所以面目令人害怕；但他聪明敏捷，凡是耳闻目睹的事情，一生都不会忘记。他参加童生考试直到老年，兴致始终不衰，最后大概已经超过六十岁了。有司怜悯并安慰他说：“您一生太苦了，我将让您获得生员的衣巾身份，终身不必再作文考试，可以吗？”徐翁谢绝说：“我是某卫指挥的子弟，如果志愿只是取得生员衣巾，稍加修饰，早就可以托关系入学，称为武生了。”完成三场考试后，他又在末尾作了一首《进贤歌》，讥讽有司以相貌取人、因此埋没自己的做法。从此也就不再参加考试了。徐翁年轻时贫穷，夫妻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哥哥因武功受赏，想拿来帮助他，他哭着拒绝，说：“哪有哥哥因为自己的生计受赏，弟弟却忍心拿来享用的道理？”年老后没有子女供养，生前生活和死后安葬都颇能自给，许多壮年人交纳的束修，都是他自己设法经营得来的。杨先生名嘉森，号培庵，是金陵人。万历乙亥年，先生住在覆舟山南面，距离国子监不到一里。我有一天去拜访他，先生闭着眼坐在扁豆棚下，旁边有一张淄床；我坐了很久，先生伸懒腰时才看见我。不久童子端出一碗蔬菜饭和一盘苋菜，准备作为午饭；先生又叫人端出一碗饭，与我分着吃，最后两人都没有吃饱便作罢。于是谈到饮食、男女、货财，我自称不可能被这些事情拖累。先生厉声说：“您每天吃肉，今天吃藿菜，觉得有什么不同吗？”我说：“没有不同。”先生说：“这样说，是您不知道肉的滋味吗？还是吃了肉却不知道它的味道？”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先生又说：“您如今在外地作客已经很久了，是否曾有女子主动来接近您，既不涉及名节，又一定没有人知道，而您却没有接受她？您本来贫穷，是否曾经独自关门坐在庭院中，假如有金子从天上掉下来，您也毫不动心？”我听了这些话，直到今天脸上还带着惭愧之色。先生当时五十岁，他的母亲大约七十多岁；先生有个弟弟在苏州设馆教书，靠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供养先生。先生和母亲曾经三天没有进食，只喝水互相安慰，而这个儿子和女儿也能安然接受。

译先生的女儿容貌出众，擅长琴棋；有监生求娶她为妻，先生没有答应，第二天却叫来一个卖菜的佣工，把女儿嫁给了他。我告别先生时，先生立即索取我的扇子，题写一首绝句赠给我：“一肩风月送君担，秋夜冷泉彻底寒。此日山中怜顾别，好将生意逐时看。”三年后，我寄信去探访他们，才知道母亲和女儿进入青龙山，因饥饿而死。叶春华是海宁卫的军人。父亲早逝，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早晨出去，傍晚回来；天晴时砍柴，下雨时捕鱼，拿到市场上卖，用来供母亲饮酒吃肉。母亲性情暴躁，容易发怒，酒肉稍有不好，就一定命他另行置办并斥责他；还让他跪着等候进食，吃完后又不命他起身，即使到天亮也不敢起来。邻人有时敲墙劝教他，他却说：“恐怕会伤害母亲的心意。”有人劝他娶妻，他说：“我没有能力；即使有能力，恐怕也不能侍奉好我的母亲。”前年县令在他家门上悬挂旌表，说：“素可表。”但世俗传说终究没有完全说出他的实际情况。王日章，字天与，是我继祖母的叔父。他起初是增广生员，不到四十岁便因脚病自我废弃。他的哥哥王桂，让人抬着他去督促储粮和运输，往来于京师。几年后他的脚病痊愈，凭借交际广泛而被称为礼部儒士，借工部差遣到浙江，回来后以平等礼节对待巡按御史。御史本来就怀疑他升迁过快，族侄拉着他的衣袖把情况告诉他，日章快步出来，立即前往京师。御史正要逮捕他的家属来追查日章时，日章又已经迁任衡王府工正，到了青州。衡王府本来就忧虑财用不足，日章到任后，立即查问最初册封时的庄田图籍，在昌邑、潍水之间查得田地四十万，其中一半被民间侵占，一半荒为蒿草。他便占据这些荒地，召集百姓耕种，编立保聚并用耒耜开垦，三年不收赋税；百姓居处逐渐富足，原来的田额也恢复了，每年收取粟米十余万斛。他又从登莱运入海产，在天津收取海货，卖到京师，调节贵贱价格，控制货物进出，沟通有无，于是衡王府大为富裕，在诸侯王中居于首位。当时衡恭王一向恭敬谨慎，没有其他请求；只要请求交给日章办理，就没有办不到的，大概是因为日章交际广泛而且善于运用财物。他在衡王府任职三十多年，青州人怪他专擅国政、倚仗年老，便劝巡按御史箝制衡王之口并陷害他，日章最终死在狱中。庄田于是又荒废了，粟米也渐渐湮没，但居民仍然像从前一样富足兴盛。人们追念他并为他建祠祭祀，直到今天祈祷仍没有不灵验的。这件事发生在嘉靖末年。钱塘人沈大亨是孤儿，年轻时聪敏机慧。徐文贞公任提学副使时，将他录入增广生员；他四十岁以后落魄不得志，便游历京师。当时皇上每天坐在斋宫，公卿争相招致能够拟作清词的宾客。大亨于是投靠文贞公，过了很久也没有显露出特别之处。正好有诏旨允许生员在五日内出资充任王府官员，职位各有等级；大亨便向杭州商人借钱出资，进入王府，得到楚王府典宝之职。楚王刚刚承袭王位，平素喜欢读书，但当时群臣中没有人可以同他交谈；他一见大亨便问：“你是生员吗？”大亨回答：“是。”楚王问：“如果给你《汉书》，为它分句读，大约几天可以完成？”大亨说：“一个月。”楚王赞许道：“寡人已经完成并交给教授，三个月了还没有进展。”随即命令免除大亨一个月的班役。大亨用朱笔为《汉书》分句读，笔法又精细严谨，楚王大为高兴，立即召他近侍并一起诵读；随后又谈到诸史，大亨便一边执笔一边讲读，楚王整天都不曾让他离开身边。楚王又问大亨有没有儿子，大亨把儿子带来拜见；儿子应答敏捷，楚王更加高兴，于是无论行走、休息都让父子二人相伴。当时楚王出入，父子二人都随侍左右，楚国上下只知道有大亨。九年后，大亨家产达到数万，多次请求退休回乡，楚王始终不答应。最后，楚王被废为庶人，在大亨家门口卖菜；大亨回乡后去世，楚王认为他曾与自己的家人互相斗殴。楚王无法掩盖此事，几乎把家产全部散尽后回乡。这件事发生在隆庆初年，与王日章的出仕和退处大致相近，应当列入正传。仇潜溪翁以诸生身份参加贡举，到了七十岁仍按次序等待贡举，恰好陪同他参加贡举的是赵某。仇翁已经取得贡生资格，却一定要把名额让给赵某。宗师笑着说：“您已经老了，为什么反而要把名次让给排在后面的人？”他回答：“我虽然贫穷，还没有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他更加贫穷，不能等待了。”宗师也怜悯他，答应了。过了两年，又遇到选贡，仇翁已经八十岁，这才以贡生身份进京。途中遇到负责办理吏务的某官吏，那官吏同行时特别怜悯他。廷试后，按照选贡法本应按次序等待，时间还未确定；恰好那官吏得到铨选办理之权，便替他周旋，最终使他得到常熟典教之职，也得到千金后回乡。他活到九十多岁，还作诗说，天道如此，终究不会辜负人。慈溪人陈卜式由举人出任巫山县知县，穿破衣、吃粗食，清廉耿介，自守其节。大师出兵讨伐杨应龙时，开府经过巫山，发檄文征调夫役五百人；卜式减免二百人，说：“巫山无法承担。”于是辞官回乡，身边没有行李。妻子儿女不久相继去世，他隐姓埋名在常州教蒙童，每年所得束修不过八两，认为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就够了。主人认为报酬太少而增加给他，他一定不接受。今年他在杭州沙田设馆，束修更加不到八两，却也十分自得，说自己一生不敢不穿鞋。卜式的哥哥把我的鞋给他，说：“我正好有鞋可以给你，你就应该把它收藏起来。”他不愿意。有人告诉他：“有司正好送来了播州平乱功银十二两。”卜式只是连声答应，并不询问。都御史夏公名良心，是广德州人，研究《礼记》。起初他以参政身份主管水利，修筑捍海塘，在我们盐场驻留了很久。有一天，他准备为儿子选择老师，带着聘礼送到学馆，邀请我和朱正学相见。我们两人到达后，夏公在便坐等候，迎上来问：“两位是同宗吗？”朱正学说：“是同宗。”我说：“不是。”夏公瞥了我一眼，又对朱正学说：“您和泰室是嫡亲兄弟吗？”他大概已经知道朱正学借我兄长的名义行事了。谈到设馆之事，我说：“我刚刚已经在杭州设馆，按道义不能舍弃。”于是夏公迎请朱正学，又多次在间暇时召我来纵谈共餐，推心置腹、虚心听取意见，古今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有一天夏公特别召我，我到时他的公务才刚办完；他迎着我说：“这是浙江的驿吏。先前我夜渡钱塘，索要驿夫而没有得到，所以把他鞭打了。”我说：“这其中一定有可以宽恕的地方。”夏公问：“怎么说？”我说：“以您的命令都不能让驿吏执行，驿吏又怎么能让驿卒执行呢？”夏公沉默了很久，替他改了批语。又有一次，夏公在杭州时，把我召到学馆；我到后，他已经乘舆出发，准备去迎接按院。他对我说：“我在贵县任职很久，准备把当地的利弊向按院陈述，你替我起草。” 我问：“您所说的利弊是什么？”夏公说：“例如粮长空役以等待差遣之类，都算是弊端。”我说：“设置空役不能算作弊端。”凡是同类事情，我都直说，夏公没有不相信的。作为长官，能够像这样信任人，也算得上古代的良吏吗？

译徐翁某，是嘉兴漏泽寺旁边的人家。家境相当富裕，在门前做买卖，也喜欢施行德惠。有一天，两个穿青衣的人在他面前作揖乞食。徐翁询问，才知道他们是从河南押解军人到广东后返回的人，路途遥远，费用已经用尽，原来是主仆二人。于是他们拿出批回文书给徐翁看。徐翁盘算道：“期限已经过了，如今又成了这样，怎么能回到家呢？”便问他们回家必须需要多少钱。那人详细说明了缘由，徐翁命家人准备饭菜，又亲自把自己的钱零碎装入布袋作为路费礼物送给他们。那人感动流泪，彼此记下姓名后离去。十年后，徐翁也因押解军人到了河南，夜里不能继续前进，看到远处有悬灯，便投宿过去，以为那是一座庙。到达后才知道是大户人家；他把情况告诉守门人，守门人进去禀告，便打开门房让他留宿。不久主人从外面回来，徐翁从门缝中看见灯火辉煌、仆从众多。主人进入厅堂作揖后，进内休息；过了一会儿又出来，到徐翁住宿处敲门，说：“客人是嘉兴人吗？知道嘉兴某处的徐翁某还平安吗？”徐翁问他怎么知道自己，原来主人正是当年徐翁为他准备路费的人。两人相抱痛哭，主人询问徐翁要去哪里，又问徐翁身上带了多少钱。徐翁说：“大约二十金。”主人说：“不够。您只管留在我这里，我派仆人前去办事，回来后再送您上路。” 徐翁在他家留了二十七天，随后那名仆人才回来，路上的费用全由主人承担。主人还与姻亲族人日夜轮流设宴款待，徐翁到后便让妻子儿女出来斟酒；他每次来到厅堂，都一定先作揖再进去，因为主人为徐翁设了生位，把他当作父母一样侍奉。两人施恩报恩，事情竟有如此巧合。又有一个乞丐把猴子拴在徐翁门前，自己坐在那里捉虱子；猴子挣脱绳索跑掉，乞丐才知道，哭泣不止。徐翁说：“不要生气，猴子跑得不远。我只给你一百文钱，你亲手拿着钱，和我的仆人一起呼喊它；猴子如果能回来，就把钱送给它，一定不会有差错。”乞丐果然凭此找回了猴子。后来徐翁因里递更役，举荐了一个乡人；乡人父子在路旁拦住徐翁，在濠边使他陷入困境，把他一边往水里溺，一边抢掠，直到他将死，家人竟然全不知道。恰好一群乞丐在濠河边饮酒后散去，仔细走近观看，知道是徐翁。那只曾经逃失猴子的乞丐便奋臂呼喊同伴追赶乡人父子，把徐翁背回他的家，并说：“我是那个曾经捉虱子而丢失猴子的乞丐。”唉！这和‘翳桑’的故事有什么不同呢？人只怕施德不广，竟至于施恩而得不到报答。像徐翁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造物主特意用这种方式来互相勉励吗？把这件事记下来，用来劝勉后来的读书人，也是可以的。钟凤彩为人修身洁行，自爱自重，不随便与人交往；即使关系非常契合，也不愿与人通财。家境十分贫困，但衣帽服饰一定整洁，从未显出憔悴的样子。同族中有许多富裕而乐于施舍的人，他不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贫困，似乎也不屑于接受他们的施舍。最终因此而死，他的儿子更加把这种做法奉为家法，始终不能改变。《犹及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