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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皇明纪略》，明代皇甫录撰。《后湖志》记载：明朝初年，全国户数为一千六十五万二千七百八十九，人口为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到弘治十五年，户数为九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四十八，人口为六千一百四十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五。明初田地总数为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千八亩，税粮为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二百五十石。到弘治十五年，田地总数为四百二十九万二千三百一十顷七十五亩零，税粮为二千四百四十八万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一升。这样看来，户数日益减少，田地却更加减少；有关官府不查明漏报、虚报和冒名申报的弊端，只是一味加重徭役、增加摊派征收，难怪百姓日益困苦，而虚假申报也日益滋长。太祖高皇帝出生在盱眙灵迹乡的土地庙。当地父老相传说，他出生时夜里有神光照亮天空，第二天庙忽然迁移到东路。如今那里方圆一丈多的地方不生草。元至正乙未年夏，太祖渡过长江，从和州攻取太平路；丙申年春攻取集庆路；丁酉年春攻取宁国路，秋季攻取扬州路；戊戌年春攻取建德路，冬季攻取婺州路；己亥年秋攻取衢州、处州路；庚子年夏攻取信州路；辛丑年冬攻取饶州路；壬寅年春攻取江西各路；癸卯年秋与伪汉陈友谅抗争；甲辰年春称吴王，湖南、湖北、长江东西各郡都被平定，秋季攻取卢州路；乙巳年春攻取宝庆路，夏季攻取襄阳路；丙午年春攻取高邮、淮安、徐宿、濠泗、颍安丰各路，冬季攻取湖、杭、嘉、绍各路；丁未年春攻取沅州路，秋季攻取平江路，张士诚被平定；冬季攻取益都路，以及济宁、莱州、东平，并从海道攻取福州；戊申年春即皇帝位，向南攻取建宁、延平路，向北攻取东昌路，秋季攻克燕京，元帝向北逃去。清平中原，使天下统一；万古以来帝王赖以建立基业的地方，被夷狄玷污了一百年，一旦收取，便恢复了原貌。本朝科举，从洪武庚戌年到甲寅年，五年都举行秋试，辛亥年举行春试。宋濂所说的“二月会试结束，三月太祖临幸，八月车驾返回，九月廷试，在午门外传胪唱名”，就是这种情况。会元是俞友仁，状元是吴伯宗。十五年以后仍举行秋试，而春试确定在乙丑年。方孝孺撰写《南畿乡试录》，序文说到甲子年才开始兴盛。己丑年春试，会元是黄子澄，状元是吉安人；《登科录》作程以善，《平阳县志》作丁显，应当以后者为是。戊辰年会元是施显，状元是任亨泰。辛未年会试、殿试的状元都是许观，即黄观；《登科记》作韩克忠，《杂志》中又有不同记载。这一年状元是福建人陈安阝。太祖认为这一榜全是南方人，便复试，复试后黄克忠以下的人都是北方人。因此陈安阝没有传记。甲戌年会元是彭德，《登科录》没有记载；状元是张信。丁丑年会元是宋琮，《吉安题名记》把尹昌隆列为状元，有人说宋琮、陈安阝都被除名，所以以尹昌隆为首。陈都宪凤梧说，本朝初年有一位姓詹的状元，因事被除名，《登科录》也缺载；国子监碑刻也毁废了，怀疑就是这一科。庚辰年会元缺载，状元是胡靖，即胡广。胡广与杨溥一同参加廷试，起初拟定杨溥为状元，胡广次之。皇上偶然问今年的状元是谁，中官回答说是胡广，或许本来是说杨溥。馆阁中的人误听了这句话，仓促间便把胡广列为第一。永乐甲申年会元是杨相，《水东日记》作刘子钦，状元是鲁棨。丙戌年会元是郑文兴，《吉安题名录》作朱缙，状元是林环。己丑年会元是陈璲。永乐七年考试结束后，皇上驾临北京，到九年辛卯年廷试，状元是萧时中，这件事见于王直撰写的《钱文肃神道碑》。壬辰年会元是林志，状元原来也拟定为他。太宗说：“马铎的气度格局宏大，林志的学问源远流长，应当以马铎为第一，林志次之。”因此马铎成为状元。乙未年会元是洪英，状元是陈循。戊戌年以后，各科都有记录可以考查。永乐甲辰年，起初确定丰城人孙曰恭为状元。文皇帝说：“我正要用刑，尚且宽缓；应当以无为而治，于是便把‘无为、刑宽’列为首要。”因此孙曰恭列为第三。《水东日记》说临汀人张显宗考中状元，前一天晚上太祖梦见屋檐下有一枚钉子挂着两根丝线，后来一同坠地；《抚汀志》也都这样记载，而张显宗被记为进士及第。考察张显宗应当是汀州宁化人，再考地志可知，作《丁显日记》是错误的。正统戊辰年廷试前一天，皇上梦见儒、释、道三人来见；传胪时状元是彭时。儒士榜眼陈鉴曾做过神乐观道童，探花岳正曾做过《庆寿寺书记》。《东里集》记载，丰城人朱善，字备万，起初授教授，洪武八年被征召赴京参加延试，名列第一；后来授翰林修撰，最终任文渊阁学士，但不知道这是哪一科。 《莒州志》记载，程瑗考中洪武丙辰科进士，任御史；于宾、杨睿考中洪武己未科进士，于宾任给事中，杨睿任中都国学分教。这样看来，庚戌年以后、乙丑年以前，都是举行春试。卢熊撰写《吴郡志》，说洪武四年金璹榜中的金璹是昆山人，续修《吴郡志》的人都把他列在状元施槃之前。我历次考查昆山志，又访问昆山的年长人士，都没有听说有所谓金璹其人。练安子宁所作《金川玉屑集》中有一首《送花状元奉诏归娶》诗，也无法考证。太祖在本朝初年攻克的城池，专门任用义子作为心腹，与将领共同镇守。例如攻取镇江后任用周舍，攻取宣州后任用道舍，攻取徽州后任用王驸马，攻取严州后任用保儿，攻取婺州后任用马儿，攻取处州后任用柴舍、真童，攻取衢州后任用金刚奴。此外还有马儿、泼儿，后来都让他们归还本宗。周舍就是沐英，见于史传。功臣录记载朱文刚、朱文逊，也都是养子。朱文逊攻取无为州，与守将花云抵抗陈友谅。战死的文刚就是柴舍，他与耿再成守卫处州，被苗帅贺仁德等人杀害。都指挥使徐司马就是马儿，都督佥事何文辉，即元帅世隆的孙子，也是道舍。武宗时期受宠的人，遇到的也称为义子。勇士、教坊伶人中有许多人冒用这些名义，无法一一列举。例如朱宁、朱安，是宦官子弟；许泰、江彬，是武昌人；周惠畴，是中书舍人。他们与本朝初年的义子不同。太祖吴元年八月，命右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征讨张士诚。

译太祖在御戟门召集将领和属官，告诫他们说：“你们讨伐张士诚，要告诫士卒，不得任意抢掠，不得胡乱杀戮，不得挖掘坟墓，不得毁坏民房；听说张士诚的母亲葬在姑苏城外，务必谨慎，不要侵犯、毁坏她的坟墓。你们不要忘记我的话。大体而言，能够攻克远方，必须以取得成功为成效；树立德行，必须以广施恩惠为要务。你们要努力。”各位将领拜了两拜，接受命令。张士诚母亲的墓在盘门外，人们称为太妃坟，一百多年没有人敢在那里砍柴放牧。太祖的德行真是深厚啊！弘治年间，一个显贵官员的儿子知道墓中有可图之物，便倚仗势力肆意作奸盗掘，挖出价值数万的金银财宝，因此更加富有，并在吴中横行。后来他多次被人告发，最终竟向按察使行贿而脱罪。唉！太祖的法令能够在草创时期实行，在社会动荡时却不能实行；安养百姓的政策能够施行于披甲执戈的士卒，却不能施行于世代享受禄位的人。纨绔子弟真是可惜啊！” 太祖曾说：“受极刑者家族五服以内的子弟，难免心怀怨恨，不许任用为官吏。” 永乐二年，李衡考中进士，自己说：“我的父亲在洪武年间死于刑法，我不敢违例参加考试。”皇上说：“古代圣人也有惩罚父亲而任用儿子的，朕不因你父亲而怪罪你。”宣德七年，皇上命大学士杨士奇说：“舜诛杀鲧而任用禹，这是禹极其公正的心意。”又说：“刘翀也是受极刑之家的人，如今不是仍在近侍之中吗？你在敕谕中允许有过犯者的子弟中有文学才行的人，也一并听任举荐任用。如今对刑罚、丧服、过犯的禁令，应当只论及本人，可是官吏往往仍受其限制，这是为什么呢？” 太宗曾命翰林院复试落第举人，选得张铉等六十人，赐给冠带，送入国子学，等待以后再参加考试。又曾召见副榜举人亲自考试，选拔三人进入翰林院。当时还存在录取副榜进士的制度。太祖即位后，追封继祖为义惠侯，继祖的妻子娄氏为夫人。继祖大概曾经割让土地来安葬。这里所说的皇考、皇妣，就是指他们。宣德元年，因为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郡有很多豪强违法，便命大理卿胡概、参政叶春、锦衣卫使任启、御史赖瑛审查处理，一时之间被没收家产的共有几十家。唐、宋两代的宗室可以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皇明典礼》说：“凡镇国将军以下，有文武才干足以备用的人，应当按照才能授予职务，不受原定职名、品级的限制。”考察本朝初年靖江王守谦出任东平州知州以后，宗室日益骄纵，不再有志于任用，太祖的这项法令也就松弛了。我在礼部任职时，得以阅览安南进呈的会试录，称承宣使阮公正为参议。陶正卿在洪德二年辛卯年秋八月，召集管辖区域内的士人进行考试，考试制度分为四场：第一场考四书五经义，第二场考制、诏、表，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考策论。录取七人，分别是阮甘、吴子盈、范颂、黄纶、刘汝虞、武敬、武德清。前文叙述海东府时，提到长州知州范托；后文叙述海东府时，提到万宁州知州黎化。策文中说：“圣朝开创运数，太祖高皇帝凭借上天赐予的智慧和勇武，亲自承担统治亿兆百姓、作为君主和师表的责任，首先设置明经科，以求取博大硕学之士，其规模宏大而深远。文皇帝克服兵戎，革新科举科目，使文武并用，各自适应当时的需要。皇帝圣明神武，奋发有为，扩充先前的功业，规划恢复盛世之治；科举结束后又举行文武考试，并且实行文武并用。由此可见，我朝历代圣主的德化施及海外，是可以考察验证的。” 宪宗皇帝接受遗命即位时，英宗留下遗言，不许宫嫔殉葬，这是最为盛大的德政。所以宪宗临终时也有这样的命令，能够遵守先帝的训诫，把它留给后代，世世代代奉行，作为成法。成化年间，杨文懿公杨守陈曾经上疏，说国家可以灭亡，史书却不可灭亡。建文年间的朝政以及那些忠于所奉事君主的人，史官都缺略不载，没有流传下来；直到现在仍然可以补辑，只是奏疏尚未呈上，杨公就去世了。弘治年间，礼部主事、苏州人杨循吉曾派儿子上疏，请求恢复建文帝的庙号，但中途受阻。近来又有《革除录》刊板发行天下，然而当时为义而死的臣子中，仍有许多人无法考察。夏忠靖公夏原吉曾经劝谏征讨北方胡虏而获罪，朝廷抄没他的家产，只有赐给钞一千贯，其余全是布衣和瓦器。正德初年，兵部尚书刘大夏已经辞官，刘瑾反过来刁难他，借事追究，派官校逮捕并查抄他的家，只查得三十多金的俸给。刘公把这些钱给了官校，官校感动得流泪，不肯接受。两位公都是湖广人。唐代的尉迟敬德与本朝的常遇春都被封为鄂国公，谥号都为忠武；他们不只是勇略相似，功业也大致相当。正统年间，民间有人缴纳谷物一千二百石，朝廷派行人携带旌表义行的诏书，表彰他家门。太祖从建康出发前往濠州祭扫陵墓，濠州父老经济等人前来拜见皇上，皇上设宴与他们欢聚，并特别告诫他们要教育、引导子孙行善；又说淮河沿岸各郡还有很多盗寇，不宜远行。这件事与汉高祖经过沛县时让父老为他助酒的事相同，但慰问勉励之意尤其恳切。右副将军李文忠俘获元朝诸孙的买八剌等人，送到京师献俘。太祖说：“古代虽然有献俘的礼仪，但周武王伐商时，鲁国采用过这种礼仪吗？只命令他们穿本民族的衣服来朝见，仍然赐给他们衣冠，在龙光山建造宅第，并封的买八剌为崇礼侯。” 宣德四年，都御史顾佐法度严明。有个属吏挟带私怨，搜集顾佐放纵、释放隶卒的事情来诬告他。皇上命顾佐自行处理此事，并且说：“容易被人误解为给他们柴薪，这算不上过错。”如今京官都发给柴薪、皂隶的银两，疑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太祖曾认为太医院使葛京山、院判郝有才、郑德一向有功而且年老，特意命令他们退休，却让他们的儿子代替其职务。如今太医院官员的子弟可以入籍供职，疑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文皇帝喜爱沈度的书法，曾把沈度的姓名刻在笏板上，涂金后赐给沈度。孝宗尤其喜爱沈度的书法，便授予他的孙子沈世隆官职，让他担任中书舍人。弘治癸亥年以前，孝宗在位时，常常召内阁和六部、都察院等衙门的大臣到文华殿，有时在宝座后的平台之间询问时事，慨然想要恢复祖宗旧制。当时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在内阁，内阁学士吴宽负责制诰；倪岳、戴珊、杨守随都是从南都召来的，倪岳任吏部尚书，戴珊任右都御史，杨守随任大理寺卿。当时户部有周经，礼部有傅瀚，兵部有马文升，刑部有闵珪、祭酒；谢铎后来任尚书，许璡、刘大夏、韩文任都御史，史琳、张敷华以及侍郎王鏊相继任职。一时之间人才极盛，政事多有兴革，而士人中受到压抑的人几乎都得到举用。本朝旧事中，永乐年间，凡郊祀、社稷祭祀、庆成、圣节、皇太后寿诞、东宫千秋节，以及祭祀太庙、社稷、先农，都赐宴。如今只有庆成特设宴席，皇太后寿诞还赐面食；圣节只供给宴席、赏赐钞币，各项祭祀分发胙肉罢了。

译正德庚午年，大理评事罗侨上疏请求皇帝临朝听政、举行经筵，皇上大怒，刘瑾想把他施以腐刑。罗侨说：“假如让我进入内廷，才会知道皇上是听从还是拒绝。”于是廷臣会集商议，没有人敢发言。我奋笔起草奏疏说：“罗侨轻率的言论固然迂腐妄诞，应当处死；但罗侨敢于进言，却是忠诚可怜。”满朝都称好，皇上的怒气也消解了，罗侨仅仅被免官离去。刘瑾专权时，又下诏说余姚人轻薄，不许选用到京城任职；朝廷官员中已经在任的余姚人也都调往外地，后来又下诏说下江人不得滥加任用。天顺年间，李贤从郎署进入翰林院，后来升至内阁；刘崇益从地方方面官进入朝廷，任祭酒。正德年间，刘宇从县令历任至都御史，曹元从郎署历任至方面官，都突然升入内阁。王云凤从按察司升任祭酒。同样是升迁之事，但公心与私心不同。太祖曾命状元张信教导诸王的儿子。张信用杜甫“舍下笋穿壁”四句作为字样范式，太祖大怒说：“堂堂天朝，怎么能有这样的讥讽嘲弄？”于是将张信腰斩示众，以警戒诸生。张信是四明人，当时任翰林修撰。本朝初年选拔庶吉士，分别安置在各府、各部。例如乙丑年进士于子仁就是参军府庶吉士，见于刘三吾的送行序。永乐以后，庶吉士才隶属于翰林院，由学士负责教导。本朝初年，李秉正犯罪后被免官归乡，卖掉自己四岁的女儿作为资财。太祖命令对他施腐刑，以此作为不尽父亲责任者的警戒。见《御制集》。六科遇到公务差遣时，除都给事中不调动外，其余人员按照次序轮流出任。正德庚午年册封占城国王，礼部请求派给事中李贯为使者，内批退回，改写为派李掌科。这里指的是礼科都给事中李宪。刘瑾曾把这种职务称为皇门，并且说：“你们出入天子的门，所以称为皇门，彼此勉励。”当时人们把这当作笑谈。正德己巳年，皇帝下诏征召教坊中童子和幼儿一百人，送到钟鼓司学习技艺；又下诏命天下选取倡优进献。当时广平进献了表演筋斗的艺人，其中有几人的技艺极为高超，直到刘瑾被诛杀后，才发布文书停止此事。本朝初年，考试官虽然是儒士，也在聘用之列，只要是合适的人即可。后来专门任用教职人员，于是有遗漏人才的感叹。弘治甲子年，礼部请求各省主考都用进士担任，不拘泥于现任或已经退休。因此少卿杨濂在服丧期满后主持浙江考试，主事王守仁病愈后主持山东考试。言官弹劾杨濂不孝，弹劾王守仁不忠。这个办法于是废止，到嘉靖戊子年才恢复实行。至于两畿的同考官，也采用京官，只举行了两次便停止。光禄寺凡是供应内府斋醮、祭祀的果品，都采用簇饤的形式，雇工费用很高，厨役常常以此为苦。孝宗察知这种情况后，命令改为分散装置，并且说：“奉祀上天、尊奉祖先，关键在于诚敬孝顺，不在于奢侈华美。”此后便通常以此为例。当时我正任膳部员外郎。伶官臧贤颇懂音律，能作小词，受到武宗宠爱，获赐特殊服饰和优厚宠遇，曾奉敕到泰山主持祭祀，代理卿职。后来出行后请求退休，归隐西山，自号雪樵。不久他又被召回任用，特别赐给他一座堂名，叫作“勉起”。朝廷内外那些向他求取职位的人，争相把奇珍异货送给他；得到愿望的人，臧贤便以题名为“雪中春信”的名香回报。后来他受到朱宁的诬陷，被杖打而死。臧贤的父亲也因技艺受到宠爱，在宪宗时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按礼制，祭祀社神应当用上戊日。前朝偶因事情耽搁，改到中戊日，于是后来沿袭下来。弘治年间，四明御史金洪上疏论说此事。金洪一向刻薄，到这时尤其过分，骄矜放纵，想使礼官违背本意。皇上察觉后，退朝召见礼部尚书张公，让他登上宝座后面，命令停止此事，并揭示事情原委上奏，金洪的奏疏便被免议。第二天复奏，皇帝下诏恢复用上戊日，仿佛不曾有金洪这件事一样，朝廷内外都称快。景泰年间，内阁商公辂等会同府、院上奏，说西厂太监王质、年幼百户常英奸邪凶恶、肆意妄为，于是撤销西厂。到正德年间才重新设置，有时又设立内行厂。逆瑾主持此事，并没有拘捕一个人；但刘瑾的事情一败露，首先就把他拘捕了，仿佛这个机构本来就是为刘瑾设置的一样。仁宗设置弘文馆，命翰林学士杨弘济侍讲，王汝嘉居住在馆中，以备皇帝顾问。又提拔给事中何澄为编修。杨敬与儒士陈继一同任事时见到此事，陈继送给何澄一篇序文，说弘文馆在大内的西面。正统初年才撤革。朝廷缺少经筵官时，内阁全都从翰林官中选任。正统初年，皇后在宫中批示说：为什么不见推举外官？于是刘球等几个人从各部属官中被选拔上来。永乐四年八月，召集翰林儒臣和十几名修书秀才，在册墀内一同赋诗，题为《白象诗》。胡广被擢升为右庶子，列为第一；王涯列为第二；其余人按等级赏赐。孙贤参加廷试那天，皇上偶然走到他所在的地方，问他的姓名，他回答说是孙贤。皇上于是吟诵“但愿子孙贤”这句诗，群臣便猜测皇上有意于孙贤，最终选他为状元及第。景帝即位后，开始分别寻找颜、孟、周、程、朱五家的子孙各一人，任为翰林五经博士，让他们世袭此官，以奉祀先祖。武宗时，工部尚书才公宽总制三边。才公率军大败北方蒙古军，于是命令左右侍从全部追击，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护卫自己。平日里被才公轻慢的士卒便得以冒充蒙古军，埋伏起来擒住才公，将他杀死，最终没有人能够查明此案。徐参政翊当时任西安守，知道这件事。嘉靖初年，甘肃都御史许铭因为裁减军饷，被众人焚烧官署并杀死。大同都御史张文锦委派参将贾键开挖白沟河，贾键因为苛刻，被众人杀死；张文锦抓住他的首级，厌恶他的人准备按法追究，张文锦最终也被害。正德戊寅年冬天，皇帝驾临扬州，当时河冰刚刚封冻。皇上问什么时候会解冻，江彬回答说：立春时，但距离立春还有十多天。皇上说：迎接春天，春天立即就会到来，哪里能等它呢？于是命令到扬州东郊迎春。第二天，各种花朵全部盛开，河水解冻，臣民惊骇地观看。武宗从南京回銮，经过镇江时，临幸阁老杨公一清的宅第，直到夜里还畅饮，并作了几首诗，刻在堂上。他又喜爱杨宅假山的奇胜，取走了几块石头。临幸阁老靳公贵的宅第时，又抚摸他的枢密选任文书。僧人善于咒术，便为此作法忏悔。武宗曾经亲近边地歌妓刘氏，当时称她为刘娘娘。刘氏依仗宠爱，丝毫不把皇上放在心上，只要稍有不合心意，就称病不起。皇上因此手足无措，但刘氏往往还能规劝辅佐皇上。例如皇帝已经决定南下苏州、杭州，刘氏却想尽办法阻止；皇上临幸镇江时，刘氏总是先渡过长江，派人催促皇帝按期限返回。因此众人不以此怨恨她，她最终得以免祸。

译建国初年制定制度，百官的俸禄都发给本色粮米。例如七品官每月发本色米七石，足以用来养廉。后来改为四品以上三分发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发本色、六分折色；又改为外官每月发本色米二石，其余全部折色。折色以钞计算，一石米折钞十五贯或二十贯。钞法不能流通，连一文钱也不值。布一匹值银不过五钱，却折合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还领不到一次，外官有的甚至始终领不到。这样怎么能够养廉，又怎么能使他们不贪污呢！建文帝曾有诗说：“这天乘舆出行观赏晚晴，葱葱的祥瑞之气充满金陵；礼乐将在龙虎之地重新兴盛，衣冠将在凤凰城重新整顿。”人们认为这是文皇帝即将登基的谶语。都太仆说，仁宗监国时询问谕德杨士奇关于哥窑器的事：还能重新烧制吗？杨士奇担心引发皇上玩赏器物的心思，回答说：这种窑器的变化，无法烧制。他日皇上又问替任谕德王汝玉，王汝玉说：殿下如果命令烧制，很快就能制成，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仁宗很高兴，命令烧制，果然制成，杨士奇对此不高兴。后来王汝玉的弟弟王汝嘉去世，他的儿子请杨士奇撰写墓志铭，文中有一句说：王汝玉、王汝嘉同在禁林任职，而敦厚长者的德行，王汝嘉并不比王汝玉差。这句话大概也是针对这件事而发的。太祖曾把胡大海配享晋国卞壶庙，又封杨国兴为宜兴城隍显佑伯。太祖在鄱阳湖征讨陈友谅时，被围困得十分危急。介士韩成请求穿上龙袍、戴上冠冕去欺骗敌军，随后投水而死，包围解除，陈友谅也被平定。皇上感念韩成的忠诚，赐封他为高阳郡侯，并在康郎山建立祠庙，有关官署按时祭祀。韩成的儿子韩观被授为散骑舍人。有评论者认为，韩成与纪信欺骗楚军的事情相同，但韩成所得到的报偿却不同。文皇帝靖难时，有一个宦官穿着建文帝的衣服、抱着腰带投火而死，这又与纪信、韩成的事情相同，只是他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实在令人感慨。宣宗喜爱玩促织，派人到江南搜取，促织的价格一度上涨到十几两金子。枫桥有一名粮长，凭郡中派遣寻找到了一只最好的促织，便用自己乘坐的骏马换取它。妻妾认为用骏马换虫子，虫子一定非同寻常，偷偷打开看时，促织已经跳走了。妻子害怕，便上吊而死；丈夫回来后，既为妻子悲伤，又害怕法律惩罚，也上吊死了。刘瑾专权时嫉恨张永，趁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机会，命张永率军讨伐，心想朱宸濠的势力正盛，张永仓促出兵必然无功，便可以借机除掉他。张永还没有到安化，朱宸濠就已经被擒获。张永起初出兵时奉诏骑马从驰道经过，皇上亲自送他到正阳门外，刘瑾更加不平，盘算张永回来时一定会再次经过正阳门入城，便列队让卫士等候擒拿他。张永最终却进入崇文门献上俘虏。事情办完后，皇上在豹房设宴曲意款待，谈到平定朱宸濠之事，张永便陈述刘瑾谋反的情况。皇上说：刘瑾谋反想干什么？张永回答：想做天子。皇上说：他做了天子，必然会给我安排一个安身之处。张永说：他做了天子，难道还会有安置殿下的地方吗？皇上很愤怒，但已经喝醉了。到了半夜，张永急忙叫来马永成等人，扶皇上上马，冲开宫门。刘瑾当时正在阁中值宿，愤怒地出来，说了许多无礼的话。张永说：皇上在这里。刘瑾更加愤怒，辱骂不止，还辱骂皇上。皇上这才知道刘瑾的罪状，命令把他拘系在菜园中待罪。第二天将他交付内行厂，第三天又把刘瑾的党羽全部逮捕，交给锦衣卫。下诏让百官在朝廷会审，刘瑾回头对左右廷臣说：诸位今天谁不是靠我才有这个地位？如果我谋反，诸位也都应当知道。众人惊恐流汗，收敛躲避，只有驸马蔡公震、礼部尚书白公钺严肃地斥责说：难道也有不是靠你的吗？于是下令打他的脸，并按叛逆罪审治。正德戊辰年廷试时，阁老焦公芳因为他的儿子焦黄中没有考中一甲，只列二甲第一，便改变制度，刊刻焦黄中的对策，又刊刻三甲第一名的对策。这一年庶吉士入翰林院，仅过四个月，焦黄中便被授为编修，这是吏部尚书刘公宇的儿子刘仁出力的结果。过了一年，焦黄中出使，又特意升为侍讲。后来因为刘瑾的党羽都被罢免，焦黄中回到京城，其余许多人被补授外官，实际上是焦黄中和刘仁连累了他们。弘治乙丑年春天，朝钟刚铸成不久，声音忽然断绝。奉天门宝座下的台阶石忽然自行裂开。五月皇上驾崩，驾崩当天大风刮倒树木，黄沙四面弥漫，有人看见穿黄袍的人骑龙升天。正德初年，逆瑾等八名党羽受到宠信，只有王岳独自坚持正道，每次都把皇上的动静告诉内阁，所以群臣得以据实进谏。刘瑾察觉后，忽然传旨命王岳任南京镇守，限定日期立即出发。又派人冒充卫士，拿着诏书追到清源，赐王岳死，并割下他的耳朵作为凭证。于是他们假传诏书，斥退内阁、各部、寺、科道等官员几十人。文士遭受的灾祸从此开始惨重了。八党自王岳死后，只剩下五人，即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表面上他们彼此和睦，实际上内心互相倾轧。刘瑾被诛杀后，魏彬在司礼监任职，马永成想改任镇守内臣，并兼管刑名等事务。魏彬说：已经有诏书革除了这项职务，不能再实行。马永成愤怒地说：凡事都由我们共同商议，你怎么敢擅自决定？于是殴打魏彬。两人向皇上申诉，皇上把二人都罢免了，随即让张永掌管司礼监。不久，内官熊茂上奏，张永被贬到孝陵司香；谷大用也因事情被罢免。京城有歌谣说：马饱不用喂，鼓破不用张，五人同一心，刘瑾去顶缸。方言把“魏”读作“喂”，把“谷”读作“鼓”。王文恪公说，宣德年间，巡抚周公忱入朝办理会计事务，皇上命令在乐馆置酒，召集公卿大臣陪饮，大家极为欢快。只有东里公不高兴。这天有一位学士醉酒回去，忘记了自己的带子，翰林词臣便为此作了《醉学士歌》。宋代制科考试，先命随从官员各自举荐平日所作文章五十篇，送到学士院选取，然后再召来考试。弘治癸丑年以前，凡是选拔庶吉士，必定提前把所作文章呈给内阁，称为“投献”，大概也是制科的意思。后来忌讳这个名称，便废止不用了。洪武癸未年，文皇帝渡江；天顺癸未年，贡院发生火灾。这两年都在当年八月举行会试，次年三月举行殿试，于是有了前后两个甲申科的称呼。正德庚辰年，因为武宗南巡，所以在当年春天举行会试，次年三月举行殿试，于是有了辛巳科。三科都在皇帝登极之年举行，是由于气数所造成的。《菽园杂记》记载：杨文贞公的妻子早逝，只留下一个婢女。婢女侍奉太后时，常被召入宫中。太后见她容貌和衣服都很简陋，便命嫔妃为她梳洗打扮，还赐给她衣服，笑着说：杨先生应当改变看法了。常遇春死后，他的儿子常升因罪被贬谪到广西戴平巾服役，乘轿出行，还有人呵斥随从开道。太祖派人去刺杀他，常升察觉后便自尽。李景隆起初抵抗文皇帝，后来投降，却被文皇帝鄙薄，全家都被关进狱中；正统年间才释放了他的后代。正德十四年，劝谏皇帝停止南巡、请求诛杀朱宁和江彬的人，都被贬谪惩罚。主事陆震、行人李惠、孟阳都被杖打致死。

译建国初年，冬至和正旦节，百官都获赐宴饮。高皇帝说：这样会耽误祭祀祖先、奉养亲人，对我心中不安。于是命令改为赐宴并赏赐钞币。现在圣诞节也依此办理；建国初年的条例与《会典》记载有所不同。靖难军渡过长江时，吏部尚书张紞在吏部后堂上吊自杀；他的一个妻子、两个妾、两个儿子和六名奴隶也相继投池而死。这是《革除录》所记载但没有详尽说明的事情。正德年间，刑部有一名吏员被郎中捶打侮辱，便指控郎中盗换赃绢。事情告到刘瑾那里，刘瑾查实后，该曹官员全被罢黜，却提拔这名吏员为刑部司务。各曹官员都不得安宁，张彩向刘瑾进言，才把他改任易州幕官。成化年间，朝廷中忽然互相惊扰，好像有鬼怪驱使他们一样，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见。皇上急忙回宫，最终没有人能够推测出其中的原因。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建文帝因谗言派人把湘献王困在宫城中，想要逮捕并献上。湘王穿戴好衣冠，投火死在宫门，宫中众人都跟随他而死。见解公纟晋所撰写的神道碑文。宁王宸濠叛乱时，皇上传旨说：立即令提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亲自率领各镇边军前去征讨。这个朱寿其实就是皇上自称。正德十四年三月，兵部郎中黄巩、陆震上奏，陈述治理国家、崇尚圣学、畅通言路、正定名号、戒止游幸、铲除小人、建立储贰等六件事。所谓“正名号”，指的是皇上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所谓“戒游幸”，指的是皇上临幸大同、太原、陕西、榆林、延绥等地。所谓“小人”，指朱宁、江彬，他们奸邪凶狠、傲慢荒诞；如果不诛杀他们，天下的祸乱必定从这里开始。黄巩、陆震二人都受到责罚，百户张震被杖打致死。黄巩被罢职离去，江彬派人追赶，在路上刺杀他。有个叫管洪的主事知道此事，便把黄巩藏了起来，欺骗刺客说他已经先走了。黄巩于是改装出行，免于灾难。嘉靖初年，诏令起用他为大理寺丞，不久因受责罚而旧伤发作，去世。正德己卯年，逆贼朱宸濠发布檄文，造成颠覆典章刑法、败坏纲纪，朝廷礼仪完全废弃，宗庙祭祀无人修治；又在宫禁中修建寺院，沿途安置妓女，玩弄边军，自己穿着奇异服装，甚至市井中的屠夫、商贩以及下流卑贱的盗贼，没有不愿意去做的。他还在宣府修造行宫，称为“家里”；东到永平等地，西到三边尽头，凡经过之处都掠夺民间妇女，索取赎金。谷大用因为谏阻南游，便驱逐谏臣以阻止此事。朱宸濠夺取指挥的妻子，称她为马后；又收纳山西献来的娼妇，称她为娘娘，等等。正德五年六月，皇上自称“太庆法王”，命令吏部、礼部立即替他书写敕书、铸造印信。当时我任仪部郎中，专门掌管印信事务。弘治戊午年秋，仁寿宫发生火灾；正德甲戌年春，乾清宫发生火灾；嘉靖改元之年夏天，日精门发生火灾；乙酉年夏，仁寿宫发生火灾。古人的谥号一定要经过议谥，如果不合适，还要加以贬低。削减我朝的谥号，建国初年还保留着公道，例如鲁王谥号“荒”、伊王谥号“厉”，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只有官位尊贵的人才有谥号，谥号一旦确定，便不再改动或剥夺。古代谥法的本意大概已经荡然无存了。又有人说，只有出身翰林，才可以获得“文”的谥号；但刘公球谥号为“忠愍”，是因为他的节操。至于魏文靖公骥、叶文庄公盛、吴文恪公讷、姚文敏公夔、邵文庄公宝，既然是翰林所定的制度，那么谥号用来改变本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陈公文因为出身翰林，谥号为“庄靖”；尚书金公忠谥号为“忠毅”，王公文谥号为“文愍”，那么改变本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曾听印绶监一位老内使说，建国初年铸造将军印十六颗，现在还在使用的有十颗，就是征西、征南、征虏、征蛮等印。其余的收藏在御榻旁边，遇到事情就请出来使用。又按照条例，建国初年铸造的将军印，印纽有立虎、伏虎、单火、珠双、火珠等区别；印文都采用“风”字篆书，是取其神速之意。成化年间，山西阳曲王因败坏伦常、肆意作恶，被审问后革去王爵，降为庶人。他请求辨明，先后上了百余本奏疏，都受到严厉斥责。正德初年，逆贼刘瑾收受二万两银子的贿赂，特旨说钟鍑准许恢复王爵。从此，请求恢复爵位的人纷纷而起。弘治丙辰年，科道官交相上奏，极力陈述皇亲寿宁侯和太监李广的事情，朝廷震怒，把他们全部交给锦衣卫监狱。只剩下三几个人署理事务，人人都为此感到危险。翰林杨以守写信委婉而有力地劝说太宰屠镛，于是他联合群臣极力劝谏，这些人才仅仅得以免罪。孝宗曾经退朝后，把都御史戴珊召到宝座后面，问道：近来在外任职的御史多有惹事害人的情况，确有此事吗？戴珊回答：有，是因为吏部选用的缘故。皇上说：吏部只是当时选用他们，而平日的教诲在于你们，怎么能只说是吏部的过错呢？现在应当察访其中最严重的一两个，奏报上来处置，自然可以警戒其他人。戴珊惭愧道谢后退下。孔庙距离朝堂大约几里路，春秋两季祭祀都在半夜举行。当时祭礼结束后要赶快入朝，稍微迟缓就会耽误。弘治己未年，刑部主事陈凤梧上奏说，这应当是在丙日祭祀，而不是在丁日祭祀。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命令百官当天免于上朝，并将此作为定例。朝廷制度规定：端阳节赐给百官折扇和彩色丝带，寒冷时节赐给百官暖耳。正德年间，又按时赐给百官纱、罗、纻丝衣料。孝宗驾崩，是由于患热病。院判刘文泰给皇上进用热性药剂，使病情更加严重；皇上要水喝，刘文泰却阻止不给。宦官中有人进献瓜果，皇上吃了。皇上只能勉强说话，召大臣接受遗命。于是刘文泰被下狱，但只被贬到广西戍守，后来死在那里。建国初年，太学落成，太祖高兴地说：有逼近皇位的人坐在这里。这里所说的就是太学。当时皇上偶然坐在这里，广业堂在它后面；从广业堂出来的学生大多显贵，看起来比其他堂格外兴盛。于是人们相传，这是皇上预言有人将登大位的征兆。吴文定公去世后，朝廷赠官，议定谥号，命令祭祀、安葬，并仍然让他的一个儿子任中书舍人。当时公的长子吴奭已经承荫成为国学生，按次序应当由次子吴奂入仕；皇上特意改授吴奭为中书舍人，而让吴奂补入国学，理由是弟弟不能先于兄长。群臣都赞叹佩服。成化年间，太监何文鼎因为皇亲进入禁城观看灯会等事，极力上奏指责，被交给锦衣卫。有关官员会同审理，追查这件事的主使者。何文鼎说有两个人，但不能拘捕。审问者说：姑且说出来。他回答：孔子、孟子。何文鼎临死时仍能在宫禁中拖动铜缸发出声响，好像是在喊冤。皇上特意命令刻碑祭祀他。人们说，何文鼎年轻时学习过举子业，能写古文和诗，后来才被阉割。京师祭祀孔庙前两天，皇上在奉天殿传下诏令，命百官穿朝服。内阁臣在侍班时接受命令，代皇帝主持祭祀；鸿胪寺两名官员引导他们到朝房斋宿。第二天到孔庙祭酒，司业迎接到半路。演习礼仪时只使用鸣赞，设置乐队而不奏乐。引导官员弯腰斜行，像是在引导皇上行礼；陪祭百官则列出官衔。名册中称为“集禧簿”。我曾三次主持这件事。

译弘治癸亥年春天，大风刮倒了祖陵的松柏，皇上派礼部侍郎王公华前往凤阳祭告。王公辞别皇上时俯伏叩头三次，皇上命人赐酒让他饮用；王公起身叩头，又俯伏叩头三次。当时朝廷称叹他懂礼仪，大概在这以前，前面所说两件事中，叩头和总的俯伏本来被当作一件礼节。正统十四年春，北方胡虏派二十多人来进献马匹，报称有三千人。太监王振恼怒他们欺诈，削减马价，胡虏使者失意而归。秋七月，野仙等大举入侵。《否泰录》说，野仙请求通婚，负责通使的人都私下答应了他，于是以进马作为聘礼；朝廷并不知道这件事，答复的诏书也没有同意通婚的意思。野仙又惭愧又愤怒，便在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侵。朝廷已经派驸马井源等率四军抵御。王振劝皇帝亲征，皇帝到大同后回驾。八月十三日，军队到达狼山，被胡虏追上，一直追到土木。土木距离怀来只有二十里，因为王振所带的一千多辆辎重车还没有到，便停下来等待。于是被围困了十五日。《英一北狩古禳录》说，朱勇在鸡儿岭兵败，皇帝驻军土木时，人马已经两天没有喝水，渴到极点，挖地挖到二丈多深仍没有泉水。敌军见他们没有行动，便退去解除包围。忽然传令拔营向南、前往有水的地方，尚未走到二四里，胡虏又重新进逼包围，从四面攻击，二十多万人中受伤的超过一半，死者堆积如山，衣甲兵器全都被胡虏夺去。自古以来胡人取得中原的利益，从来没有比这次更大的。建文年间，新宫刚刚建成，曾看见一个男子提着一颗人头，血迹模糊，径直进入宫中；大肆搜寻却没有找到他。夜间设宴张灯，忽然看不见人，狐狸遍布宫中，到处躲藏，鹰犬追逐也不能制止。太阳发红而没有光，慧星扫过军门，荧惑星守在心宿并侵犯斗宿，山崩地裂；一处锦衣卫失火，武库自行焚烧，文华殿、承天门都被烧毁。正统年间，浙江中部的山移到了平地上，发生地震；地面遍生白毛。陕西山崩，压倒数千家房屋；山移动时发出声响，号哭了三天；黄河向东流，淹没了一千多家。南京宫殿失火，第二天殿基上长出荆棘，约有二尺高。正统年间，南都奉天殿发生灾祸，此后北都建成。嘉靖年间，南太庙发生灾祸，此后九庙建成。按照人事推论，这些事情都与天数有关。京师有一条蒯侍郎衙衕。蒯氏是吴地香山人，以斫削木料为业。永乐年间，朝廷召他来营建大内，凡是殿阁、楼榭以及回廊、曲折的房舍，他都能随手画出图样，没有一处不符合皇上的心意。他的官位升到工部侍郎，子孙仍世代继承这门手艺。弦治年间，有人出仕做到太仆少卿。如今江南的工匠，巧于工艺的人都出自香山；近来七陵、九庙等工程完成，工匠中做到卿官的已经很多了，而工曹也受到滥施的恩典。当时人说，工官这样升迁，和斜封墨敕有什么不同？正德年间，都御史彭公泽曾与言官议论宁某没有平定，愤怒地说：“我恨不得亲手杀了这个奴才。”有人把这话告诉大司马王公琼，王公把它转告宁某，并且说：“我替你去招致他来，你暗中察看他。”于是把宁某藏在屏风后面，叫彭公前来；王公故意激怒彭公，彭公再次大骂，宁某便出来制伏他，随即传旨罢免彭公的官职。但王公的意图还没有满足，又派卫所校尉到彭公家中察看，查得他曾教练军官、擅自调动边地军务，便命言官弹劾他，按罪治罪。彭公擅自调动官军，公卿在朝廷上议论籍没他的家产，大家都拿笔署名，只有礼部尚书毛公澄替他申冤。当时陆太宰完称病不出，第二天出朝后也附和王公的意见。毛公又在朝廷上大声呼喊，彭公才幸免于死。当时科道官员中只要有敢于进言的人，就传旨将其贬谪。没有多久，宁某败亡，王公和陆公都因响应朱宸濠而被编入党籍。嘉靖初年，诏令起用彭公为兵部尚书。正德年间，皇帝命太监廖某镇守河南等地，访察官吏是否贤能，同时处理军民的诉讼，负责总督黄河。一时之间，镇守大臣中奉敕担任这些职务的，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孝宗修治山陵的事务全都由大宦官办理。吏部郎中杨子器知道石头里面有水，便上疏说明；宦官害怕获罪，曲意加以掩饰，杨子器因此伏地受责，朝廷内外都为他惋惜。郊祀前一天检视祭牲，皇帝回宫时没有音乐。正德年间，皇帝才开始命人制作这套乐章，是为李文正创作的。逆瑾当权时，文臣受关木刑，不能坐也不能躺，没过几天就死了。山西御史刘泽受刑时，夜里有一位身穿金甲的神灵来伏在地上，让他坐到自己背上，又曾给他服药。巡逻的校尉中有很多人看见了这件事。只有刘泽得以活下来，后来起复为扬州知府。成化年间，夷人在朝堂上争夺赏赐，众人都不能制止。当时太宰屠公镛任御史，上奏说：“夷人在皇帝面前喧哗，似乎有不平之意，应当让通事查问清楚。这样既不会失去大礼，也能让远方的夷人知道畏惧。”皇帝非常高兴，群臣也都敬佩服从他。逆瑾掌权时，担心没有办法惩罚敢于进言的言官，大学士焦公芳献计说：“文臣所害怕的，只有杖责罢了。”于是先施用夹棍、笞打、捶击等刑法，后来全都把它们作为成例。永乐二年，曾棨考中状元及第，周述、周孟简列为第二、第三，三人都是江西人。周述和周孟简是兄弟。文皇帝亲自批阅曾棨的策文说：“贯通经史，见识通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拔为天下第一，以昭明我朝文明；还应资助启发辅弼，实在是显著而贤良啊！”批周述说：“才华瑰伟，学问充实。朕认为你很好，擢升为第二名。不要自我懈怠，应该及时勤勉啊！”批周孟简说：“文辞足以表达心意，学问足以阐明道理；兄弟二人齐名，古今少有相比的。擢升你为第三名，要勉力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不要让二苏独自享有流传后世的美名。钦此。”天顺初年，也先得到知院，各自派使者入朝进贡。胡忠安公设法让得知院的使者进献青鼠皮裘作为私礼，公议给了很丰厚的赏赐。也先派来的使者心中不平，回去告诉了他的主人；也先于是截杀得知院的使者。得知院也聚集兵马，几乎把也先的部众杀尽。这样一来，土木之变的愤恨稍稍得到雪洗；这件事隐秘，知道的人很少。近来胡氏子孙把它传了出来，郭郡倅汝载又为此写下文字。郭氏和胡氏是至亲。汝载又说，忠安出使外地时遇到土酋，对方拿三盒樱桃来馈赠。忠安问他想要什么，对方说只求得到《洪武正韵》，忠安把书给了他，却退还了樱桃。文皇帝派人暗中察知此事，忠安回来后，皇帝便责问他说：“樱桃是小物，在路途中口渴时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退还呢？”忠安说：“因为他请求的是书，所以我退还了樱桃。” 文皇帝感叹称赏，认可了他的做法。高皇帝将要宴请群臣，预先题写了一首诗，命武臣学习文辞。到宴会那天，群臣都应制作诗，武臣却首先唱道：“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宫；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群臣知道了皇帝的心意，都谢绝说自己不能作诗。

译洪武三年，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监察御史张敬之出使勃尼国。永乐五年，命太监郑和出使古里国，即西洋的大国。永乐七年，出使满剌加国。永乐十一年，命陈诚、子鲁出使西域，经过哈密、火州、别室八里、哈烈、撒马罕儿等诸番；又命郑和出使古里，经过占城、爪哇、暹罗、哑鲁、苏门答而、南浡里、榜葛剌、锡兰、小葛兰、忽尔没厮、阿丹、天方等四十一国。永乐二十三年八月，诏令停止郑和与王景弘侯二人率领官兵一万七千六百余人、船三十艘出使。大船长四十五丈，会稽人马欢写有《瀛洲胜览》，太仓人费信写有《星槎胜览》。宣德年间将要派使者与西洋各国交通，恰逢英宗登基，事情没有实现。李文达公说，宣帝去世后，张太后便撤去宫中的玩物，停止不急迫的事务，专门禁止宦官干预政事，把政权归还台阁，重用三杨。即使太监王振也不敢擅自专权，所以正统前几年天下得到休养生息，人们称张太后为女中的尧舜。《菽园杂记》说这些事情都是王振的功劳，但这本来无法确知；总之，应当以文达公的话为是。宣宗曾命侍臣游览东苑，指着一间草屋告诉他们说：“这是朕斋戒时的住所。虽然不敢比拟古代茅屋不加修剪的用意，但也差不多可以使朕不忘记节俭了。” 永乐十九年四月，皇帝命大臣巡抚天下，并且给每人配一名近臣。这大概是巡抚、镇守制度的开始。朝廷制度规定：大臣的儿子因父荫进入国子监，必须奏请并交由礼部办理，核实其事迹确实，才为他复奏请准。如今全都归吏部办理，祖宗的法令被搁置不用了。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杨砥请求罢黜杨雄的从祀地位，改进董仲舒配享，太祖赞许并采纳了他。到了成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诏令封董仲舒为广川伯，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沈为崇安伯，贞德秀为浦城伯，并通令南北两监以及天下学校改正从祀名单。永乐己亥年秋，皇帝因为有关部门推荐布衣艾瑛，召见后认为他非同寻常，立即授予他浙江右布政使。此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艾瑛字廷玺，是凤翔陇州人。洪武癸酉年，崇仁县令罗恢上言：孔子庙庭的从祀安排，依据《论语》来说，《论语》中称有若的地方有四处，责备宰我的地方有两处，应该让有若位居十哲，而让宰予位于两庑；公伯寮阻挠、败坏圣人，不应从祀。蘧伯玉是孔子的故交，行为经历六人，而如今却位居两庑，也不恰当。罗恢上奏后没有得到答复。罗恢字师圣，是永丰人，官做到国子博士。见周叙撰写的《恢墓志》。宋仁宗的像画成真武大帝的形貌，我朝孝陵的像画成文昌帝君的形貌。见刘定之的赞文。洪武元年春正月，太祖即位祭告天地的文辞，大意说：上天赐给朕英明贤能的李善长、徐达等人，作为辅佐大臣，于是平定了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也先、袁州顾祥、江州陈友谅、潭州黄忠信、新淦邓明、龙泉彭时中、荆州江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贵、永新周安、萍乡易华、平江王世明、沅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盖都老保等处的军队，终于使百姓安居田里。解缙总论皇上的功德，其中大的征伐有四项：一是擒获张士诚，进而平定陈友谅。陈友谅建立伪汉，张九四建立伪吴，明玉珍建立伪夏，方国珍建立伪宋。阁老杨公廷和，性情气度偏狭急迫，但能够担当大事。武宗改朝换代那天，江彬当权，天下的事情几乎不可预料，唯独杨公能够奋力竭尽心智，把江彬捆缚送入狱中，并以死力裁夺了一百名冗官；处在豪强势力炽烈如火的环境中，他从不回头躲避。对于当今皇帝，他可以说有定策之功，功劳大到参与议定礼仪。后来因与言官议论不合、失意而归。每当谈到改朝换代的事，他没有一次不流泪沾湿衣襟。洪武年间搜求通晓天文历法、又有奇异验证的人，授予官职，其中官做到侯爵、享受一千五百石俸禄的人，大多不能免于祸患。当初，宁海布衣叶允推算天运，曾在上策中提出关于武事的一条纲领、三项要目。太祖赞赏他的话，想授给他官职，他却没有接受。后来平定天下的规模和次序，全都如同叶允所说，而叶允也因此能够保全自己。他的明智远远超过其他术士。太祖开国之初，所颁诏书中有一处说：“朕本是淮右的小民。”另有一处说：“朕本是淮右的平民。” 字书写作“昶”。永乐年间，昆山夏太卿在文渊阁抄写经书，文皇帝看见这个字，很喜欢它，问他的姓名，于是把字移写到“永”字上面，所以如今书写文字也沿用这种写法。天顺甲申年，笡茂考中进士，英宗不知道他名字中的字，李文达说它的读音与“陕”字相同，于是命令改写为“陕”。开国初年，诏令各司行文中凡是奉旨施行的事项，不要写“圣旨”二字；凡有升迁、赏赐、差遣、调动等事，都用“钦”字代替“圣旨”，直到现在仍作为法令。本朝吏部选任官员称为“天选”。选任那天，皇帝退朝后站在宝座后面，召见尚书等官员，当面向他们下令。开国初年，制定百官朝贺的礼仪。赞礼官带头高呼时，先说“圣躬万福”，随后三呼“万岁”，不知道这种仪式起于什么时候。洪武十八年设置医学正科，不久便停止了。到洪武三十一年，才重新定制，设置官员并铸造印信。开宝二年，诏令西川、山南、荆湖各道的举人，并发给他们往来的公文凭券。如今制度规定，新科会试的举人可以领取凭券，乘驿传行进，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汉代到武帝，经过五代才开始建立太学；宋代到仁宗，经过四代才开始建立州郡学校。我朝太祖在至正丙午年秋就访求遗留的书籍，建立国学，任用许存仁主持。洪武二年建立郡学，八年建立社学，与前代相比相差太远了。钦天监每年二月初一进呈历书样本，十一月初一向诸王颁发中历，向百官颁发大统历。进宫时还有上位历、本政历、月令历、壬遁历，又进呈吉日十二张，每月在宫门上粘贴一张。御屏上议定使用的纸张数目和原本颜色，拆分颜色，并由钦天监和祠部各派一名官员轮流前往，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去过。宣宗编撰《历代臣鉴》和《外戚事鉴》两部书，完成后就把它们赐给勋戚大臣，让他们以此自我勉励。洪熙元年十一月，皇帝下御札交给礼部尚书。吕震说，建文年间奸臣中正犯已经受到显著的诛戮；他们的家属起初被发往教坊、锦衣狱、浣衣局以及习匠所，或成为功臣的奴仆，现在全部赦免为平民，发还田土；凡因进言而被贬谪戍边的人，也都赦免为平民。

译交阯国王被拘押送入中国后，写诗拜见藩臣说：“我进入中华的大城大州，夷邦之人哪里敢拜见王侯？可怜我是东方邻国无所依靠的客人，如今却成了中原大国的囚徒。大雁飞过衡阳，边塞遥远；云遮住故乡，面对楚地天空满怀愁绪。有人问我家在哪里，只有万里长江没有尽头。” 开国初年，征召江西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位经学之士入朝。那天大中奏报文明祥瑞之事，皇帝很高兴，把他们全部授为御史。成化壬寅年八月，宪宗命监生杨楘、军舍孙知前往昆陵，借取铨家所藏物品；又到截江纲、卢岐僧院取刻丝织成的观音、罗汉像；还命太监王敬前往苏州、杭州等处取书籍珍玩。当时王敬依仗王千户的权势，王千户是王挛的儿子，诛求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江南因此骚动。巡抚三原王公查明情况后上奏，相关人员全都依法治罪。成化癸卯年九月十四日，太监覃昌传旨：广东韶州巡检刘璋升任锦衣卫镇抚，在仁智殿办理事务；儒士杨珪升任鸿胪寺序班，在文华殿办理事务；上林苑监录事邵义升任苏州府通判。当时，像这样滥行传旨升官的事情多得无法计数。我偶然读到王公的奏议，其中论及邵义的事，便特别记下了这一件。安南国在汉代是交阯郡。开国初年，安南国主陈日煃奉献贡物，称臣归附。后来他的陪臣黎季犁杀死陈氏的嗣子煜，拥立自己的儿子苍为王，并让他改换姓名。朝廷多次派使者告诫晓谕，他仍不悔改，于是命将臣朱能、张铺讨伐他。朝廷因当地父老说陈氏已经被夷灭殆尽，愿意恢复交阯为郡县，便下诏答应了。见王文简公《平安南序》。如今南都国学中还保存着交阯馆。又听说朝鲜国的李氏也曾被陪臣篡夺。永乐年间，有一名姓韩的宫人，身高不足三尺，却很擅长下棋，大家称她为韩长。文皇帝和她下棋，她输了就赏赐一枚金钱；她赢了，皇帝就命人把什物抬起三转再放下。开国初年，选任科道官不限制年龄；成化年间才规定三十岁以上才可以参加选任。如果出自庶吉士，则二十五岁以上即可。纪太后被贬居于吴后的幽宫，生下孝庙后去世。吴后实际上有抚养保护之功，但孝庙十多岁时，宪宗仍不知道这件事。悼恭太子去世后，宦官张敏才把实情说出，皇帝立即召见孝庙，见他仪表、形貌、器度、言语都不平凡，非常高兴，送到仁寿宫抚养。孝庙登基后非常感念吴后，吴后几次想恢复纪太后的名位，却被压制在仁寿宫。一天，皇城巡逻的士卒抓到吴氏侄子盗取幽宫银器，皇帝亲自召来询问。侄子说：“这是娘娘赐给我的，是从门缝里投出来的，不是偷盗。”皇帝见他贫穷，怜悯他，恢复他的官职为锦衣卫百户；吴后所受的膳食等赏赐，也增加到超过诸妃的待遇。正德年间，吴梦见刘瑾想烧死她，以便灭口。执政大臣说：“吴后曾经母仪天下，如果这样做，一定会使人心大为震骇。”于是按妃子的礼制安葬了她。宗室藩王的兴盛，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比得上我朝的；两百年来，受分封的宗室不下万余人。制度起初规定，初封亲王每年支取禄米一万石，郡王二千石；承袭封爵的，按照郡王的数额，各自减半。后来又因为年成歉收而不能足额供应，于是制定折支的办法，实际支给的数额又减去一半。将军以下的宗室子弟常常都不能领取原定的禄米，大概是因为人口繁衍得太多，例如庆成王有七十多个儿子。子弟年满十一岁，就开始支取禄米，有司无法供应。我在礼部时，已经实行年满十六岁以上才能支取禄米的法令。又因为生子过多，是由于制度没有限制，便规定宫嫔所生的子女可以立为妃、夫人，以下的宫嫔所生子女则不予承袭。我上奏请求：宫嫔所生的子女都与庶人不同，但不得混同承袭爵位，这样或许可以稍微节省每年的支出。唉！假使皇帝的孙子、王子的儿子难道会没有才能，却连一次尝试的机会也得不到吗？贫困的宗室又不能从事商、农等行业来养活自己，只能坐受供给。因此受到屈辱，那么宗藩制度的缺失就在这里了。蹇足贞公原名瑢，考中进士后任中书舍人。高皇帝在位时，他奏报政事很合圣意，深受奖赏。一天，高皇帝问他：“你是蹇叔的后代吗？”又亲笔写下“义”字赐给他，用来改换旧名。后来大学士张璁因避讳皇上的嫌名，请求改名为“敬”，皇上亲自给他取字“懋功”。这两位受到的宠遇相同，但功业和德行大概并不相等。户部尚书郭敦由御史升任参政，还没有赴任，胡文安公向文皇帝说：“郭敦具有大臣的气度，应该留在皇上身边。”当天皇上召见他，但他因病不能入见，于是派御医去诊视。病愈后入朝觐见，皇上多次加以奖赏慰劳，赐给宝钞和袭衣。第二天，升任礼部侍郎，兼任太仆寺卿。从中可以想见皇上任用贤才的诚意，以及推荐贤才的公正。嘉靖壬辰年，北方蒙古侵犯边境，刘太卿棨说，英宗皇帝在土木之变中差一点就不能幸免了。也先的母亲告诉她的儿子说：“我是苏州人，年轻时随丈夫戍边，后来被你父亲俘获带回，和他生下了你。我想到自己过去住在中国，曾经是今天子的臣民，臣下没有杀害君主的礼法。”她跪下哭泣请求，也先听从了她，因此英宗得以回归。这种说法没有见于记载，但刘太卿在内阁掌管诏敕四十多年，必定有所传授，才会这样说。藩王府的亲属大臣，没有能够担任京朝官的。弘治十二年，下诏修订《问刑条例》时，吏部尚书屠镛与大理少卿王铺有嫌隙，于是说王铺是仪宾的弟弟，不应居住在京城，于是把他调出任参政。后来便把这件事列为条例，直到今天仍遵行。不知道国初王室亲属大多掌管禁兵、担任辅佐时，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规定。前代有三次年号僭用前代名号：前凉张重华、五代的蛮人张遇贤、宋代方腊，都曾僭用年号。永乐元年，武宗太子阿速急人即位于上都而僭号；天顺年间，夏主李乾顺也曾僭号。正德年间，正德年号的诏书下到马家，宰试选人，题目是《宰相须用读书人论》，大概是借用宋代的事来讥刺内阁。仁寿太后去世时，我正在膳部，奉檄办理丧事。英宗的山陵没有参与其中，孝庄太后的玄宫是否合葬一事，许多人提出异议，因仁寿太后的丧事而终于没有实行。仁寿太后去世后，皇上召内阁大臣到屏风里面，亲自秘密告诉我，并用手全部比画给我看。他一定要把墓圹中的隔道在一天之内打通，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可以让礼部选择日期办理，不必有所避忌。”于是孝庄太后的玄宫便与英宗的玄宫合在了一起。

译李中丞李充嗣巡抚吴中时，想要均平田赋，便向一位达官询问其中的利弊。那人回答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利弊，只听说国初有一位滕尚书提出过这个主张，高皇帝恼怒他改变、扰乱黄册，把他在市中腰斩了。”李公从此不敢再谈均平赋税。嘉靖年间，王守仪锐意要均平赋税，依仗明诏而不顾一切地推行。我们长洲的田地每亩征米三斗七升，水田和下等田十年中有三四年不能收成的，所受损害尤其严重；而高等肥田也没有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文襄公的办法是：额定征收四斗、五斗的田，每亩折收一半白银；每银一两折合米三石六斗七十，而上等田则全部折收花银。每银一两折合米四石。征收办法以米为先，白银次之，花银又次之，所以民力较为宽舒。如今每亩征米二斗、银八分五厘；淮米一斗七升折合白银一两，土米则折合二石。并且同一时期一并征收，百姓实在无法承受。文襄公的良法全被破坏了，他惠及百姓的美意也不再存在。如今估计苏州多征米一万石，只因明诏的缘故不敢把它列为正额，所以有关官府征收时使用新法，户部会计时却使用旧额，巡抚也不追究其中原因，上下互相蒙蔽，把这当作谋利的办法。孝皇在位时，管河通政上奏巡按御史陆偁私自改变均徭则例，又擅自废除接递夫役。皇上召见内阁，说：“陆偁身为御史，竟敢擅自制定均徭则例，减少旧制的夫役。”刘公健回答说：“均徭也是御史所管的。”皇上说：“为什么不奏请？”刘健回答：“多半是革除弊端、兴办有利之事，怎么可以治他的罪呢？”皇上说：“现在姑且命他回奏说明，即使不重重治罪，也必须略加惩罚。如今府县往往违背诏令、扰乱法制，擅自改变赋税和徭役，刻成固定文书，公然流行于世，却漫不经心，毫无细微的举措。” 《皇明祖训》用来教诫后世的内容十分完备，唯独没有关于禁止任用宦官的条文，世人都觉得奇怪。有人说，原本有这一条，只因书版藏在司礼监，被人删去了。宦官依法受刑时不能斩首，只有剥皮、凌迟两种刑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受过刑、残缺之人。正统庚辰年，户部尚书黄福说，天下学校应当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于是设置提调学校的官职，由宪臣担任，并赐给玺书，让他持书施行。正德丁丑年，浙江藩司的林少参是莆田人，记录革除建文年号期间死难的臣子，刻成十份中有五六份。宁波郡守王璡是山东日照人，听说变乱发生后，正在制造战舰，战舰将要完工时，文庙已经归入宁波卫管辖。官府用械具把王公押送到南京，皇上问他为什么造战舰，他回答说：“想从海道赶到瓜州，截断敌人的来路。”皇上认为他有义，便释放了他。他最终死在林下先大夫那里。皇帝谈到此事时，惋惜少参没有能够听见。元代天历戊辰年，娄宿降下灵瑞，高皇帝就在这一年出生。到洪武戊寅年，娄星又重新明亮。洪武元年正月，慧星出现在昴宿，这一年元朝气数结束、太祖皇帝开始施行新的统治，所以昴宿确实是应验了胡人的星象。正统己巳年，荧惑星进入南斗，皇帝车驾向北巡狩。永乐末年，下诏允许考满而没有功绩的学官，如果有子嗣愿意自行净身，可以入宫充当宦官。当时训女官有十多人，只有王振官至太监，正统初年居于内廷，掌握权柄。张太后去世后，他的权势倾动内外，终于造成了土木之祸。翰林院学士通常有一人，多时也有三五人。洛阳人刘公健修成《会典》后进入翰林，一时升任学士的有十人。当时，余姚谢公迁以礼部尚书身份任大学士，居于内阁；我苏州人吴公宽以礼部尚书身份居于东阁；南昌张公昇任礼部尚书；汤阴袁公守直以礼部尚书身份掌管通政事；贾公斌以礼部尚书身份掌管鸿胪事务；神乐观道士崔志端以礼部尚书身份掌管太常事务。京师因此有谚语说：“礼部六尚书，胜过黄老；翰林十学士，三人为白丁朝绅。”这句话一时盛传。十位学士中，有三人都是成化戊戌年阁老万安选为庶吉士的人，到这时已经过了三十年，公众的评论终于无法掩盖事实。高皇帝推举卿相、聘用儒士，都有诏敕；如今只有内阁和吏部的元老大臣，才降下手敕而已。国初规定百官的礼仪都崇尚左方，于是把右丞相改为左丞相，其他官职也都如此。汉代崇尚右方，例如周勃任右丞相、陈平任左丞相就是这样。难道崇尚左方的说法，是沿袭到本朝才确定的，而在这期间还曾有过因袭或变革吗？国初，礼部尚书崔亮议定，依《周官》五祀只在岁末举行腊祭。朝廷祭祀门户、中霤、灶、井；四品以上祭中霤、门、灶三神，五品以下祭门、灶二神，并下令作为定制。又下诏把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五神列为中祀，命翰林院撰写祭文。国初，工部尚书黄肃犯法，依法应当受笞刑。皇上说：“六卿所任的职务，不应因为小事而加以羞辱。”于是命令用俸禄赎罪。如今诸臣有过错而罚俸，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高皇帝时，曾告谕礼部大臣说：“古代士大夫祭祀宗庙也有相应的服装；他们拜见自己的亲属尊长，也有公服。你们议定服制的等级和差别，奏报给我。”于是议定另制礼服：梁冠、缝衣、缝裳、革带、大带、白袜、乌写佩绶等衣裳。三品以上使用佩绶，三品以下使用袂祭服；三品以上去掉方心曲领，三品以下去掉佩绶。皇上准许施行，仍命令依照式样制作，并制成祭服赐给公侯各一袭，用来祭祀家庙。又议定古代祭祀没有上香的礼仪，命令废除上香。洪武年间，河间知府杨冀安等人来朝，皇上命吏部详细辨别他们贤能与否，分为三等：称职而没有过错的列为上等，赐座并设宴；有过错但称职的列为中等，设宴但不赐座；有过错且不称职的列为下等，不参加宴会。按次序站在门旁，参加宴会的人出来后，他们才退下。如今这种制度也间或实行，但只是给名次列在上等的人设宴。钦天监漏刻博士元统推演《大统历》积积分数，上奏说：“臣听磨勘司令王道亨说，有一个叫郭伯玉的人，是西安府郿县人，精通九数之理，深深通晓历法的根源。如果得到此人来推演《大统历》法，大概就可以完成一代的历法制度。”皇上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翰林待诏朱善说：“臣看到民间婚姻诉讼，有的不是姑舅的儿子或女儿，就是两姨的儿子或女儿。大概因为法律认为这种婚姻不合适，所以双方成为仇家。所诉之事，有的是已经订婚却被拒绝，有的是已经成婚又被迫离异，有的是成婚多年、儿女已经成行，却被强行拆散，导致夫妻分离、母子永远隔绝。按律法，尊属与卑幼互相通婚是禁止的。如果说父母的姊妹与自己本人之间，这称作姑舅、两姨的子女；对方是姑舅、两姨的女儿，本来没有尊卑方面的嫌疑，古人未曾认为这样不对。臣希望把我的奏议下发群臣，放宽这项禁令。”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如今《大明律》中却记载，若娶自己的姑舅、两姨姊妹，杖八十，并令离异，不知道朱善的说法与颁布这条律文，究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译派遣进士分巡各郡县。朝廷议论认为，新进士没有办事经验，应当命他们行使监察御史的职权；同时再派一名任职已久的御史同往，并且都给他们丰厚的遣行费用。皇上曾认为给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正好符合周代元士的数目，于是改称为“元士继”。又认为六科是士人的本源，便改称为“士源”；后来仍改回给事中。孝宗即位那天，有一名掌酒的内官带着自己宠爱的男孩入宫，不久因宫禁森严不能出去，害怕之下便把男孩投入酒器中，被同辈揭发。皇上大怒，说：“这个男孩有什么罪？”立即命令把他斩首。诸位太监叩头请求宽免，说：“今天是吉日，不宜刑杀。”皇上不听，命令诸太监穿着盛服观看行刑。又有一个受宠的宦官，在进膳时，有人命令他匍匐着像狗一样取食，把这当作笑乐。另一天，他进入光禄寺，厨役不慎弄脏了他的鞋，这名宦官发怒，把厨役踢到死亡。皇上立即将他收捕下狱。宦官流泪哀求，皇上长叹说：“法律是祖宗制定的，朕怎么敢宽免！”最终把他处死，以抵偿罪行。孝宗时，主事李梦阳上疏，提出“六害、二病、三渐”的说法，言辞触犯了贵戚。贵戚厌恶他，公开说道：“他所说的张氏究竟是谁？内外都在估量，他一定会遭到大祸。”早朝时，皇上忽然问李梦阳的事怎么办。刘健疑心皇上发怒，便替他解说：“梦阳往日妄议时政，只有请陛下宽宥他的罪过，才能使言路畅通。”皇上变了脸色说：“梦阳是在替朝廷上书陈言，谁说他狂妄？”刘健出乎意料，惭愧感激，几乎无地自容。当时中宫极力请求杀掉李梦阳，皇上说：“这是直臣，怎么可以重罪惩罚？”只命令覆奏后罚俸数月。学士张元祯进呈他所著的《太极论》，皇上把它放在怀中，时常取出展开诵读，过了好几天才停止。圣上的天性如此好学。当时有人对侍臣说：“人对于自己的身心，应当自行检束；自己尚且不能检束，却想要使别人服从，怎么可能做到呢？” 文恪公说，高皇帝攻克陈友谅后，俘获了他的妻子和子女，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收纳别人的子女。如今陈友谅三次侵犯我的金陵，四次侵犯我的太平，我对他十分痛恨；他的妻子阇氏可以没入掖庭。”不久阇氏生下一个儿子，是陈友谅的遗腹子，封为潭王，封国在长沙。将要前往封国时，阇氏对他说：“你是汉王陈友谅的儿子，你的父亲被杀，我为你忍辱活到今天，就是为了这段仇恨；你将来应当替父亲报仇。”按照旧例，诸王来朝见时都住在宫中。潭王来朝觐见，入宫居住时不遵守礼法约束自己。回到封国后，他起兵谋反。高皇帝派太傅徐达的儿子前去讨伐，潭王紧闭城门，抱着自己的幼子绕城而行，取出一块铜牌，在上面写道：“宁可见阎王，也不见贼王。”随后把铜牌扔到城外，便放火将宫室全部焚毁，带着儿子投进城壕而死。高皇帝大怒，便借口妖星使宫中发生混乱，将宫人全部杀尽。皇后摘下簪珥等待治罪，才得以免死，其余人全被消灭。太祖在南京建文年间修建的官员住宅，十分宏伟华丽，因此称作“样房”，直到今天仍称作“品官房”。太祖建都金陵时，四方运粮的船只全都通过长江。到洪武十三年，开始海运辽东，以供应军饷。文皇帝开始营建北京后，江南粮船有一条路线是从长江入海，驶出直沽口，经白河运到通州；另一条路线是从长江进入淮河，经过黄河到阳武县，再陆运到卫辉府，然后由卫河运到通州。永乐九年，因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人，征发山东丁夫十六万五千人，疏浚元会通河，从济宁到临清共三百八十五里，漕船才开始能够到达通州。永乐十年，宋礼认为海船制造期限太紧，建议制造浅船五百艘，调拨淮、扬、徐、兖等地每年一百万石粮食，通过会通河集中运输，以补足海运一年的数量，到永乐十三年才停止。洪武甲戌年五月，兵部试尚书茹瑺上奏，礼制规定庶子承袭父亲的品秩，只给嫡母所生的子女封赠，庶母没有封赠制度。刘三吾上奏说，宋代的制度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庶母也依照她所生儿子的品秩获得封赠，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又根据茹瑺、刘三吾二位的意见规定，宋代嫡母、继母去世后，允许把封赠给所生的母亲；没有正妻、次妻同时受封的制度。如今议定正妻、次妻无论有无子女，都可以获得封赠。至于正妻有子、次妻无子，二人都在世的情况，尚无定论。皇上说：“封赠嫡母，正妻所生的子女可以兼依宋制办理，这是现行事例。但嫡母在世时，生母不得接受封赠；嫡母去世后，才可以请求恩典。若父亲的品秩高于儿子，就按父亲的品秩封赠。” 洪武丙寅年，命翰林院议定军官的儿子、侄子承袭父亲或叔伯的职务，以及弟弟承袭哥哥的职务、养子和女婿承袭养父母的职务等封赠礼制，这些事项见于条例。但养子、女婿承袭的事情记载在《功臣录》中，此后便没有再听说过。给事中寇瑊是临汝人，曾在仁宗朝任职，年少时父亲早亡，由祖母王氏抚养。后来入朝任官，便把妻子所得的封邑退还，授予朝臣可以回封祖母的制度。从寇瑊开始，又制定命令：不得封赠父母，不许先封赠妻室。中书舍人也允许参加会试，弘治年间的屠径就是这样。也允许参加卿举，成化年间的吕常心就是这样。教官考中进士的尤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