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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璜川吴氏旧抄本 《粗解刑统赋》《刑统赋》序 规矩，是刑法的根本；刑法，是规矩的实际运用。人如果违背规矩，就会遭受刑法惩处。执掌法律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敬畏吗？大体说来，古人用心研究刑法，无非是要使人们整齐地生活在规矩的范围内。律学博士傅先生选择律文撰成赋，提纲挈领，确立法则，分列韵脚和条文，通过对偶问答使律法可以寻求理解；又根据赃罪的轻重，使尊卑等级容易明白，让人熟读玩味，时间久了自然能够融会贯通，他的用心可谓深远。前辈律学之士详细论述其中精微，阐明深奥义理，有的写成文章，有的编成歌诀，无不完备。可惜他们拘泥于旁门曲径，擅长堆砌赘词、强作解释，使初学之人一下子不能理解，辗转陷入昏暗难明之中，反而失去了原意，这是我的看法。我孤陋寡闻，没有学问，竟敢用通俗语言作粗浅解释，以免贻误后人，所以也不再顾虑浅陋了。但世上那些遵循规矩、通晓刑法的人，希望不要因为这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之作而讥笑它。至正庚辰年仲夏，邹人孟奎文卿自序 刑法有律，就像音乐有律一样。音乐的律，是用来求得声调气息的和谐；刑法的律，是用来确定赏罚是否得当的。它对于世道的关系太广了。前任律学博士傅霖押唐律的韵写成赋，邹邑孟氏文卿略加笺注，于是其中数十条大义就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他的用心也很勤勉。读者幸不要因为它是粗浅的解释就轻视它。至正壬辰年仲秋，前乡贡进士沈维时谨题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粗解刑统赋》一卷，旧抄本，题作邹人孟奎解说，前面有至正壬辰年的自序以及沈维时的跋。考察孟奎字文卿，是元代至正年间人。他的解释都浅显易懂，使人便于诵读学习。篇末的总论对于刑法之事十分谨慎，指出知道并不困难，真正实行却很困难；法律是固定的，而人情却有万般变化。固定的一条法律不足以穷尽万般人情，因此不能拘泥于纸面上的法律而不察看百姓的实际情状。只有谨慎审察真伪，使曲直、轻重各自得到恰当处理，百姓没有受到冤枉和滥刑，才算做得好。如果任凭一己的喜怒，导致已经判决的案件无法挽回，已经死亡的人不能复生，阴德并非轻微，报应又来得很快，难道不可悲吗？它用来警戒那些审理案件的人，意义十分深切。世上掌管刑狱的人，应当把这部书放在座位右边，时时拿来省察阅读。卷首有皇父五经朱记。《粗解刑统赋》律学博士傅霖撰 邹人孟奎解 律法的义理虽然深远，人情却可以由此推知 古今制定和运用法律，都是为了使百姓整齐守法。舜任用咎繇，于是确立了五刑；周朝悬挂象魏，三种法典由此彰明；子产在郑国铸造刑书；萧何在汉朝制定法律；金朝把唐律改为《律义》；宋朝设立律学并置博士；傅霖又把律文改写成赋。大概刑统的源流，由来已经很久远了。律法所包含的义理，虽然深远而广大，却从来不难于推究事理；因此，人情有万般变化，尤其可以据此推求明白。能够提纲挈领而不混乱，判决案件还有什么疑难 掌管法律的人，如果能够掌握它的纲领而不使其繁乱，那么运用到审判案件时，触类旁通便能明白，又有什么可疑难的呢？为万世确立准绳，使百姓容易避开 即使到了千万世以后，仍然确立这样的标准和准绳，使百姓知道有所畏惧而容易避开违法之事，不至于误陷刑法。撮取各条律文的关键要点，触类旁通而周遍知晓 这篇赋选取《唐律》各条中的枢要和大略，使人心领神会；遇到重要事项时，根据情形相近的情形，举出同类便无不知晓。这就是灵活运用的法律，不像条例那样每一项都已经确定为不可更改的文字。私下考察原著，其中有固定的，是律文；律文随着变化而无穷的，是法律的意义 赋中的文字有固定形式，是因为对偶文法受到拘束；至于人情的变化，以及随情势施行的法律条文，则是无法穷尽的。文字有不完备之处，已经在问答中设置说明 律文有不能完全说明的地方，就在下文设置问答来阐明。义理有尚未显明之处，又在疏议中详细说明 律法的意义有尚未显明的地方，又在疏文的议论中加以详细解释。刑罚分为五等 古代的五刑，是墨、劓、刖、宫、大辟。自汉、唐以来，改为笞、杖、徒、流、绞，一直流传到今天。说刑罚有五等而归属的条文有三千条，是说条文很多；如果按照刑罚类别来分别计算条数，就没有可以考察的依据。例分为八个字 所谓八字，就是“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这八个字的意义，是条例用它们来分类、汇集轻重，分别采用不同用法，随着文字转变意义，反复提示而曲折周详，指向具体事实，灵活运用法律，条理井然，不至于杂乱，又何必铺陈成拘执而不通的做法呢？这是拟定条例的方法。比如议论盗贼案件，一起使用这八个字：如果以众人为盗，应该按照什么规定确定谁是首犯；所有人到了盗窃地点，各自拿着什么东西；偷的是谁的财物，又涉及什么物品；也就是本家自己的财物。如果依照哪一条例，就应当判处哪一种杖刑。累计赃物而不加倍的有三种 赃罪有六类：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以及《杂律》所说的坐赃。只是主管官员与同事共同接受同一件财物，或者多次接受监临之人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这三种情况都是倚仗权势故意犯罪，虽累计计算也不加倍。给予财物而构成犯罪的有四种 六种赃罪中，除了强盗、窃盗两类以外，其余都是通过经营求取、由对方自愿给予财物。接受财物的人已经依法获罪，那么给予财物的人怎么能没有罪呢？所以按照对犯人的减等来处理；如今对于不应当这样处理的情况，则随案情自首。私下贩卖、私下借贷，都以“字”为法则 金银珠宝称作“贷”，钱财物品称作“借”。古人办理移交、借贷之事，都以所用的字为依据，写入文书契约。余亲、余赃各自随着文字来理解其意义 周亲以外的亲属称为余亲，就是现在所说的四门亲属。正赃以外的赃物称为余赃，就是现在所说的倍赃。余亲没有服制，和普通人相同，不适用亲属之间干犯及容隐的条文。如果是在盗窃以前，曾经寄存、停放过自己的财物，才适用相应条文，所以说要随着文字来理解其意义。子孙不属于周亲，有时却与周亲相同 穿外服的子孙，不属于周亲。祖父没有后嗣，立其为继承人，那么就属于周亲。曾祖、高祖与祖父同属一系，有时却与祖父不同 祖父与伯父、叔父同出于曾祖、高祖，但祖父去世服丧要穿斩衰三年，而伯父、叔父则有所不同。现在所说的为祖父服丧，却不为伯父、叔父服丧，就是这个道理。赃罪不是多次连续犯下的，后一次发觉时必须与前一次合并计算 两件事情分别接受财物，先后发觉，称为连续犯，因此不累计赃物，只处理已经发觉的那一件。一件事情分两次接受财物，先后发觉，称为不是连续犯，必须合并累计赃物来定罪。亲自使自己伤残的人，即使没有规避，也等同于有规避 既然没有规避之处，就只应当到官府接受审理、申明情理；至于亲自伤残自己的人，首先已经损害了父母所遗留的身体。如今按图谋染病的罪名论处，就是这种情况。殴打不一定要告发；有些殴打必须告发才定罪 卑幼触犯尊长，犯罪不必等到告发。夫妻因义结合，伤势轻微的就应分离，伤势严重的就断绝夫妻情义，必须告发才定罪。辱骂不一定要亲耳听见；有些辱骂必须由亲自听见才成立 辱骂公婆，是违逆伦理的罪，何必等他们亲耳听见？毁谤辱骂本部亲属，恐怕其中有进谗和嫉妒，必须等被辱骂者亲自听见才定罪。不是所属部属的百姓，减一等定罪。盗窃亲属的财物尚且减等，何况欺诈 凡是亲属之间，关系近的按服制论，关系远的按亲情义理论。女婿与岳父之间，或者彼此盗取有份额的财物，尚且对减等定罪还有可议之处，何况是欺诈呢？诅咒父母属于不孝，明白这一点，就更不用说魇魅了 诅咒之事虚妄无形，难以考察，主观意图又疑似较轻，尚且列入十恶，何况魇魅呢？虽然未造成伤害，但意图在于残害；蛊毒、魇魅之术，只要能够使人死亡，普通人伤害性命尚且如此，何况子孙对父母呢？应当按大逆论处。已经许嫁而有私下约定，知悉对方有残疾、收养子女、庶出等情况 人的婚姻订立，先要凭借媒妁往来沟通；如果没有私下约定，而双方都知道其中有疾病、残缺、乞养、庶出，或者年龄长幼不相称等情况，后来一方反悔，法律不予容许。婚姻订立之后，男子犯奸盗之罪，女子犯十恶之罪，双方都可以反悔。损害他人按通常情形论处，是指斗殴杀人、伤害之类 因斗殴而杀人、伤人，或者损伤、折断肢体，以至于造成他人死亡的，父亲、儿子、兄长、弟弟都依照首犯、从犯的法律定罪。如果是过失误伤，没有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属于辱骂之类，罪责归于家长。考察首犯、从犯的法律，有正法，也有权宜变通

译对于强盗，应按照首犯、从犯来定罪。起初谋划时，以甲为正犯，以乙为从犯。上盗时，甲为逃避罪责，暂以乙为正犯，甲反而成为从犯。然而，乙虽一时被视为正犯，但事情终究只是临时起意，最初发意并实际主谋的是甲，所以应把最初谋划的人定为首犯。关于加罪、减罪的规定，有时后来发生的情形反而应按先前的情形处理。斗殴、辱骂必然有先后之分，依照规定应按先后加罪或减罪。毁坏官府财物的，不赔偿；但既要定罪又要赔偿的，要看他属于持有还是保管的区别。官府所属的财物，被持有者误行毁坏的，只定罪而不赔偿。保管者收存不合法，导致财物损坏的，责任有所归属，所以既要定罪又必须赔偿。盗窃众人的财物，必定追缴双倍赃物；累加计算而不追缴双倍赃物的，仍是因为只掌管一人的财物。盗窃众人的财物，必须追缴双倍赃物；如果盗窃一人所掌管的众人财物，只累加计算原赃而不追缴双倍赃物，仍按盗窃一人财物处理。如果众人各自掌管自己的财物而被盗，赃物就必须按双倍追缴。罪行是通过搜查检验发现的，可以在原来指控的罪状之外继续推究。凡人供认，有正供和又供。正供，是供认原来罪状中的正犯；又供，是因搜查检验而发现的罪行。这就是罪状之外的罪，并不是罪状之外的其他事情。事情必须追究，而确实应当改正的，即使发生在赦免以前，也允许提出。对已经过去的事情再次推究，叫作追事。即使按道理确实应当改正，赦免之后，如果事情尚未结绝，仍允许提出控告要求改正。例如以欺诈冒充的方式成婚，以及曾经违法印造伪钞，赦免后又加以使用之类，都确实应当改正，不属于不许以赦免以前的事情相互告发的范围。出借资本取得的利息，不属于物品自身的繁殖增益。用资本经营而取得的利息，应归物主；物品自身繁殖增益所得，应归后来取得该物的人。遗弃囚犯、囚犯拒捕，都有其事情发生的缘由。囚犯，是有罪的人；把他遗弃不管，必然有原因。既然遗弃了他，后来又去捕捉，他拒捕也必然有原因。所以说事情都有因缘，这种情形不同于越过禁令劫夺监狱。诬告轻罪为重罪的，按所诬告罪名中多出的部分定罪。凡人提起诉讼，应当陈述事实，官府按照事情的轻重定罪。如果捏造言辞诬告，把轻罪说成重罪，除被告人按本罪定罪外，多出的罪责还要归到原告身上。比如本应判罪五十，而诬告成一百，那么多出的五十就由原告承担，所以说按多出的部分反坐。本应判杖刑却改判徒刑的，应按全部徒刑罪论处。“杖”，就是持杖，指拿杖击打；“徒”，就是奴，指以徒刑使人受奴役之辱。杖刑为六十至一百杖，若依法按刑簿执行，受刑即可；徒刑为一年至五年，若判得不合道理而曾经超过应判刑期，也要承担责任。这两者差别很大。本应判杖刑却反而判处徒刑的，掌管法律的人应按全部徒刑罪论处。这就是今天所谓故意加重他人罪名。遇到赦免、降等，其宽轻程度不如遇到特旨宽免。赦，是免除罪责；降，是免除较重部分；“虑”则是特别诏旨。虽遇到赦、降的恩典，释放后仍可能刺字并充任警役；如果导致伤害人命，仍要追缴烧埋费用的银钱。若遇到制书中特别宽免的“虑”，则全部免除。这是因为赦、降属于有固定条文的常规恩典，而“虑”是只针对一人的特别诏旨，是特殊恩典，没有成例。在八议中，议亲、议故反而排在议贤之前。选举的制度有八种名目：贤、能、功、贵、勤、宾、亲、故，称为“八议”。若论贤、能，是出于公心，应当先于议亲、议故；议亲、议故出于私情，应当排在后面。如今选法中推举茂才、台宪推举廉能之人，就是这种情形。这里的“议”不是议论罪行。在配所再犯徒刑，所加杖刑不得超过二百。配徒的制度，体现古人怜恤刑罚、不忍伤害生命的意思，认为刑法虽重，仍应对死刑有所怜悯。判徒半年至三年、五年，是希望罪犯改过自新。如果在配所又触犯徒刑规定，折算劳役的杖数可以累加到原来所犯的杖数上，但不得超过二百杖。例如前一次犯杖刑一百七十杖，这一次就不能再在一百七十杖以上增加；若再增加，就超过二百了。流刑再加役罪，里数也只限于三千里。判处流刑时又加役罪，流放里数以三千里为限，计算前一次所犯的里数，不得超过三千里。例如前一次流放二千里，这一次就不能再增加超过一千里；若超过一千里，就不止三千里了。还要以原来发配地点的里数相互比较。即使亲姑被休弃，她仍然是亲姑。“姑”，指丈夫的母亲；“亲姑”，指丈夫的生母。即使她被休弃，或者改嫁给别人，也仍应按照亲姑服丧。继母改嫁后，就不再是继母。父亲续娶的妻子叫继母。起家承继祖先宗祧，虽然可以让她承续宗祧，但如果父亲去世后，或父亲在世时她改嫁给别人，即使曾经被休弃，恩义也已经断绝，便与普通人相同。若按已经越过来定罪，那么尚未越过者的罪就应当重于尚未越度者吗？出城叫作“过”，出关叫作“度”；“越”则是已经离开城或关。现在既然按已经越过来定罪，那么尚未过城的罪反而较重，而尚未度关的罪较轻。只是想出城而尚未越过的，比已经越过的减一等；想度关而尚未越过的，比已经越过的减五等，所以后文说“冒度而自首者获免”。这样看来，未度较轻，未过反而较重。怜恤其只是稍微远离职守之处，所以不举发；这比不纠察还要轻。凡是官府都有所属官员，距离稍远，便受职分限制，所以法律加以怜恤。州县官有过失，监察官应当纠察，路官应当举发。监察官虽然距离较远，但其职掌与此事相近；路官虽然距离较近，但职分有限。因此，不举发的罪较轻，不纠察的罪较重。故意隔绝衣服饮食的，按斗殴伤害论罪。法律中使用“故”字，是专指有意谋划，罪责必然加重。用衣服使人免受寒冷，用食物使人免受饥饿，关系到人的生死。故意不给人衣服和食物，使其不能抵御饥寒而死亡的，即使没有外伤痕迹，也应按故意殴打杀人治罪。买卖官府婢女的，等同于和诱、略卖良人。系属于官府的奴婢，要经过三次转卖才可以归为良民。“贸”是买，“易”是用物品相互交换。官婢虽然身份低贱，但如果有人用钱物买卖她，就与买卖有主婢女以及和诱、略卖良人相同。赃物和罪法都要合并计算，但罪法适用于赃物所涉及的全部情形。一件事情被揭发，赃物必须合并计算，罪法也必须合并适用，因为罪法是随着赃物累加形成的。两种罪都被揭发时，应按赃物较重的一项定罪，只定一项罪，却追缴两项罪所涉及的赃物。本部如同本属，但本属比本部更尊。“部”取官长之义，“属”含亲族之恩，都应当尊敬，所以说“如”；“如”就是相同的意思。但本属有服丧关系，本部却没有服丧关系，所以说本属比本部尊贵。诈传制书，情形类似于诈为制书。防微杜渐，是国政的根本。按照自己的意图，欺诈冒充并虚传天子的命令，与诈为制书的罪没有区别。私自制造兵器，罪责重于私自藏有兵器。私人擅自制造兵器的，与私自隐藏兵器相比，罪应加等。私造酒、饮用私酒的，也按此办理。说到事情的变化，有时应严究事情尚未取得时的起初情形。事情已经完成后，有时改称为“变”，例如错认财物，事情被发现并告到官府后又悔悟，改变说法，这本身无罪；但应当严加追究他当初认取财物的情形。事情尚未取得之初，若确实有自己的财物而误认，或为欺诈冒领、企图谋取而故意认取，罪责本来就不同。说到通常情形，则都重在事情已经确定之后。

译确定不变的叫作“常”。例如甲与乙、丙、丁共同盗窃，甲是主谋并作为首犯，这就是常例。上盗时却以乙为首犯，这就是权宜处理。然而，上盗时已经是在主谋身份确定以后，所以应当依照已经确定的情形处理：主谋者为首犯，罪责较重。主典的罪责，不因举发揭露而得到宽免。“主典”是各官司主领人员的总称。事情如果发生过失差错，责任应归于本人，且以是否先行举发揭露为准。既然失去了举发揭露的机会，罪责就不能宽免，所以自己先行发觉的，也只能比犯人减二等。对于官府财物，在发放和接受时都应当谨慎节省。《论语》说：“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所以官府财物发放过多就会亏损，官员接受过多就会损害百姓，二者都应当谨慎节省。已经成为囚犯后再偷窃，亲属也按他人看待。在禁所中叫作囚犯；不悔改过错而再次偷窃的，亲属不能以容隐亲属的规定为其隐瞒，囚犯也不能通过攀引亲属来开脱；偷窃亲属财物的，和偷窃犯人的财物相同论处。囚犯逃跑而被杀，持杖等武器者也按空手者论处。囚犯为逃避罪责而逃跑，必然已经越过禁令。即使拒捕者持有器械、杖棒而被杀，也仍按空手杀人处理。若按无罪论处，未免太宽；若按杀人论处，又未免太重，所以只判徒二年。妄认，有时是由于误认。妄认，是指用欺诈冒充的手段图谋财物，按与真正盗窃相同论处。错认，就是误认。妄认即使没有得到财物，也仍视为盗窃已成；尚未得手的，依错认定罪。公开取走和偷偷取走，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不避讳被人看见，公然取走的，叫作公取；隐藏身形、避开他人取走的，叫作窃取。这两种都属于盗窃，有什么不同呢？丢失器物，要分别辨明是官物还是私物。属于官府的器物，没有查点保管而丢失的，按罪责令赔偿官府；私人家的器物因误失而丢失的，只赔偿器物，不定罪。借贷和交易的罪责，从监临与主守的区别开始分别论定。监临官向民间借用财物而不归还的，就等同于强行索取，按照盗窃罪减一等定罪。至于主守官，也应依盗窃罪论处并加二等。推究其原因，是监临官离百姓较远，而主守官与所守之物较近。这两种情形都要根据最初的动机推定罪责。使人迷乱昏惑，本来就应当加用药物这一情节来从重论处。所谓迷谬，是使人颠倒迷惑，什么都不知道；又在饮食中加入药物，借此取得他人财物的，即使受害者后来获救而未死亡，也按强盗罪论处。既然能够造成死亡或伤害，谁能说扼住喉咙只属于轻微殴打呢？揪住鬓发发髻、扼住喉咙、揪住衣领，只要足以致人死亡的，都依杀人罪论处，不能按轻微殴打论罪。议论制度，不必把一切都完备说明，只要设立条例作为总纲即可。制度，是天子的命令所由出，用来作为号令，难道要等到把一切都详细说明才算明白吗？只要能够作为设立条例的总纲就可以了。条文不必逐一端正完备，只要举出同类事例就可以说明。树枝和树干都称为条。条，是条例事项的名称，只是作为标准和纲要罢了。只要举出相类似的类别，自然就可以说明。这两句与上文合为一联。制度好比树根，条例好比树干，条文好比树枝，类别好比树叶。这两句说明援引条例、取法定罪的要领。官府追捕罪犯时，法律对于救助行为反而规定得较宽。在杀伤人命、强盗作乱等危急情势下进行追捕时，所在官司如果当即救助，却推诿退避、不肯上前，就要依重法处置，所以并不禁止人们前去救助。主守官故意放纵，情理不同于听任罪行发生。私自逃避徭役、逃亡，而主管官包庇他、不予举发，叫作故纵；对不合情理的欺诈冒充，主管官接受贿赂而放走，叫作听行。由此可知，听行罪重，故纵罪轻。监临官借用民间物品时，车按雇工价计算，船按租赁钱计算。监临官借用百姓能够产生收益的物品，要把这些物品所产生的收益累计起来，作为赃物论处。如今车按雇工价计算，船按租赁钱计算；这是举例而言，马、牛、驴、骡、碾、磨、店、作坊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形。购买赃物而不是盗窃、诈伪所得的，流刑按重罪论，徒刑按轻罪论。故意购买盗贼的赃物，除去由窃盗、诈伪所得的情形外，按不应故犯论处。其余情形中，如购买六十七犯徒刑年限的赃物，罪稍轻于购买九十七犯流配刑的赃物。若是民间误买，则不定罪。罪犯不亲自自首，也可以与自首同论。罪行在尚未被发觉以前隐瞒不自首，如果由犯人的尊长出面首告，就与自首相同。因为尊长可以首告卑幼，卑幼却不能首告尊长。例如儿子盗窃父亲，由父亲首告；奴仆盗窃主人，由主人首告；女婿盗窃妻子的父亲或兄长，由妻子的父亲或兄长首告。盗窃已经完成，仍可视为尚未完成。凡是盗取的财物，只是搬到别处但尚未离开原来的地方，或者还没有装载运走，或者已经后悔而没有分赃，或者盗取仓粮但尚未运出敖所，都属于这种情形。如果义理胜过服制，就舍弃服制而依义理论处。外祖父母按理似乎是尊亲，但服制只属于小功。殴打他们却加一等处罚，就是按义理尊重他们。如今结义的亲属，也准许按照有服亲属论处。如果情节重于财物，就舍弃财物数额而追究情节。强盗只因微小财物而杀人，监临官凭借权势强行索取，都是财物很少而情节严重，所以舍弃财物数额而按情节论罪。手足造成伤害，法律上与使用其他物品造成伤害相同。用手足殴打并伤害官长、尊长的，比殴打普通人加一等，按使用其他物品造成伤害论处。用脚伤人，见血而且造成内部损伤的，也按使用其他物品造成伤害论处。继父母的抚养恩情，轻于亲生父母。父母的恩德如昊天一样无穷无尽。继父、继母抚养子女成人，难道会没有恩德吗？只是与亲生父母的服制稍有不同。孙子在某些方面与儿子相同，是因为要由他承继祖父。长孙与儿子相同，儿子死后由长孙承立。享受荫叙待遇的孙子，比儿子降低一等。契与符相同，都可以用来发布调兵命令。这里的“契”就是契约的契，也就是刻字的“锲”字，指在木头上刻字以取得信验。古代称为右契，是用来取物的凭证；例如征兵、取物，都可以使用它。符用玉或铜刻成，刻有义字，就是现在所说的勘合。因为调遣军队的方法以取得信验为要，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只拿一半符契，恐怕会误事；但契与符可以相互通用，大同小异，都是出于取信的目的。替代流刑的劳役，即使家中没有成年男丁，也不能折抵为徒刑，只能加杖处罚。所谓替流，是指在配所再次犯流罪，必须用服劳役来替代。即使家中没有成年的男丁，也不得折抵为徒刑，只能加杖处罚。同罪的刑罚达到绞刑时，就依条例除名。甲和乙犯的是同一罪，甲是正犯，刑罚虽不到死刑，也应当除名；乙是杂犯，依法应当判处死刑，才依条例除名。总的说来，人情真伪没有常态，应当随着万般变化灵活处理。这是说人的情状和真伪难以测度，没有固定的规律，所以刑法应当适应变化，随着事情的轻重而处理得当。身份类别各不相同，很难一概而论。贵贱、士人、百姓和杂户各不相同，他们所犯的罪，在加刑、减刑、赎罪、处罚以及刑法轻重方面也可能不同，很难一概而论。这两句感叹刑法的运用并非容易之事。留住之法，本来是为工匠和乐人设置的。留住之法，自古就有。乐艺之人如果犯了应判徒刑或流刑的罪，只加杖刑而免除服役。大体上，这是专为工匠和乐人设置的。近来，诸王的官婢也都属于上面所说的有用之人，若将她们流配便会妨碍使用，因此可以留住，于是形成了留住之法。称人为人，不包括奴婢。被盗之家称“人”而不包括婢女，各条文中有时包括婢女却不称“人”，是因为婢女地位低贱。官婢已经从良的，可以称为“人”；尚未从良却称为“人”的，与诈冒同罪。

译部曲在婚娶方面优于杂户。部曲之家可以娶杂户、良人的女儿，杂户却不可以娶部曲和良人的女儿。这大概是因为部曲属于“仙音教坊”的正户，所以他们在婚娶方面可以优于杂户。伯叔的亲爱之情重于对刺史的敬意。刺史是本属的官员，按理应当着重尊敬；伯叔是有服的宗族亲属，按理应当着重亲爱。因此，对伯叔的亲爱重于对刺史的敬意。妻子本来不是卑幼，却按卑幼对待。妻子本是共同居住、因婚姻结合的亲属，只是说与夫家有区别，并不属于卑幼一类。然而丈夫死后妻子要听从儿子，所以按理可以比照卑幼。女儿称为子，却不同于儿子。女儿出嫁后随从丈夫的姓，虽然说是没有儿子，也允许由女婿承继户籍，似乎与儿子相同；但服制与儿子不同，定罪时也不相同。依五服确定罪责时，有些亲属虽亲近，却按疏远亲属论处。因为尊长欺凌卑幼，所以杀害子孙，以及凡是违背常理、异于常情，因斗殴而折伤肢体、致人死亡之类的行为，即使亲属关系已经断绝，也难以按照服制来论罪，只能比照常人减一等。六种赃罪计算贯数，有的始终相同。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和《杂律》所规定的坐赃，这六种赃罪都有起初和后来两种情况：起初情节轻，后来情节重；其罪行和赃物贯数未必相同。有的后来所得赃物，按贯数计算却与起初的赃物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相互侵害时，不因尊卑而区别。如果妄自尊大，侵害、损伤他人，甚至造成死亡之类，就必须与普通人同样论罪，不适用按尊卑区别的议论。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有亲属关系而等同于疏远关系的情形。相互侵犯时，各自对对方加罪。嫂嫂和叔叔不相互通问，大概是古代礼制。然而，殴打兄长的妻子，并不属于犯上；殴打丈夫的姊妹，也不能比作卑幼。因此，律文规定：“殴打兄长的妻子，杖八十；殴打丈夫的弟妹，杖六十。”之所以对相互侵犯者分别加罪，是因为双方的罪责不同于普通殴打；后出手而理直的一方，减等定罪。误杀尊长，应按过失论罪。祖父母、父母都属于尊长；有时他们与他人争斗行凶，其有服亲属中的子孙因出面劝解，误将器械迎向而导致尊长死亡。如果判其偿命，因为死者是有服的尊长，又不是故意杀人，应按过失论罪。延烧非积聚之物，按弃毁论罪。“对烧”就是延烧。有的是遗火，有的是放火，各有其本罪。但延烧他人的财物，或官府房屋、器物之类，若是聚积起来而不能移动的物品，就属于成器之物，所以罪较重。若物品不能堆积，只是散放而可以移动，自然不能与因不迁移而导致烧毁相比，应按无用之物论罪，所以罪较轻。重病、痴呆愚昧，也应列入三赦。十五岁以前称为幼，七岁称为悼，九十岁称为耄。这三类人犯罪，不加罪、不施刑，大概是古代礼制，所以称为三赦。重病、残疾、痴呆愚昧的人，凡属废疾之人犯罪，都按规定赎免。轻罪囚犯移送重罪处，可以在百里以内移交。同一件事在两个地方被发现并立案，且都有案卷；如果两地相距百里，就将案件移送重罪较重的一处合并审理。如果超过百里，则分别由事情发生的地方结案。事情重大，不能按过失论处。军国重大事务，或因过失使城池陷落之类，属于重大事情，不能按照过失处理。即使法律规定罪重，对死刑仍应加以怜悯。人犯法，罪没有比死刑更大的。然而已经判到绞刑的，只要犯了罪而可以免除绞刑就可以了。古代法律之所以怜悯死刑案件就是这个道理，《书》说：“罪行有疑问时，只从轻处理。” 亲属之间为罪行互相隐瞒，范围只到祖孙。所谓九服，从曾祖、高祖一直到玄孙，超过这个范围就没有服制了。因此，有服的亲属可以互相容许隐瞒罪行，没有服的亲属则不可以。所以奴婢可以替主人隐瞒；如果主人替奴婢隐瞒，就要按纵容犯法论罪。理直而减罪，不适用于兄姊。律文规定，普通人互相殴打，后出手而理直的一方，仍依例定罪。兄姊互相殴打时，弟姊即使后出手，只要理直，也依例定罪。确实是触犯了亲属关系但事先不知道的，轻罪不依本来身份论处。凡是有服的亲属，生来彼此不相识，因不知情而互相殴打，即使造成伤害，到了官府审问才知道对方是有服的尊长，也只按照普通人论罪，因为当时本来确实不知道对方身份。所以，罪轻时依照其未相识时的实际情形处理；罪重时则不能依此处理。亲属之间相互杀害，律法一概按常人处理。亲戚之间，无论有服还是无服，互相杀害而致死，卑幼杀害尊长，当然有相应的罪；即使尊长杀害卑幼，也属于触犯刑律，都各自按照常人的法律处理。即使属于戏弄或过失，也不按戏弄、过失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应当恭敬相待。戏弄官府，失言说出狂妄的话，侮辱怠慢父兄，因而斗殴造成伤害的，都依照通常条文定罪，不能与戏弄、过失之罪相同。不是殴打，也不是通常所说的伤害，却与殴打伤害同样论处。殴打他人，笞四十；伤害他人，杖六十。有的人用蜂、蝎、蛇螫伤他人并导致死亡，虽然不是殴打伤害，也必须依照殴打伤害的条例论处。渡关有三种情形，自首而可以免罪的，是冒渡。关、津、渡口、栈道都有通常的禁令。没有文引而自行渡过的，叫作私渡；不走正规道路而已经越过的，叫作越渡；借用他人姓名的文引渡过的，叫作冒渡。这三种情形中，只有冒渡允许自首而免罪，因为最终还是有文引。六种赃罪中共同犯罪并合并计算的，按盗赃处理。赃罪虽有六种，但要根据情节区分轻重。强盗、窃盗所得的赃物，是违法强取他人之物，或者导致人命，情节较重，所以合并赃物数额并累计罪责。至于其他赃罪，属于违法收取、给予或请托所得的财物，只依本罪论处。由他人捕获，也可以等同于自行捕获。盗贼罪囚逃跑藏匿，主管看守的人有怠慢失职之罪；在限期以内，即使由其他人捕获并完整交付，也等同于主管看守者自行捕获。囚犯逃亡与徒犯逃亡有所不同。徒囚，是指在外服徒役的囚犯。虽然各地官府都有禁锢的规定，但还要根据年限和罪情轻重区别；毕竟他们已经实际受过刑，所以囚犯在途中或服役地点乘机逃亡，罪稍轻。在禁锢中的囚犯，如果主管看守故意放纵或失于看守而使其逃走，主管看守、监临者的罪比徒囚逃亡更重。律文没有规定过失减等的，应当依照减三等的过失处理。律文没有过失减等的条例；如果科举中因过失滥放一人及第，原应徒一年，就减三等定罪。罪名本来较轻却被强行加重的，不适用加二等的强加之罪。犯罪者本来罪轻，有司强行加重罪名而使罪责变重；如果依法告到官府，只加一等定罪，没有加二等的道理。误杀私有牛马，法律只判无罪。官府的牛马不允许误杀，误杀要徒一年半并加倍赔偿；如果是私家的牛马，因为毛色相近，或者夜间昏暗，误将其宰杀，终究没有特别的犯罪情节，所以只免罪并按价加倍赔偿。故意伤害亲属的牲畜财产，连价钱也不赔偿。亲属既然有服制，财物也有分别；即使故意损伤、毁坏亲属的牲畜财产，也等同于主人自己损伤。所谓无罪而不赔偿，是因为亲属之义较重，而牲畜财产较轻。查户时正在服官役，脱漏户籍的只按漏口处理。抄查户籍的法律规定，漏报一户，徒二年；漏报一口，杖九十。如果抄查户籍时，户主正在别处任官或服役，并非故意漏报而是不得已，法律从宽，只按漏口论处。特别下诏免除死罪，杀人者仍须迁徙千里。君主的命令极其重要，但杀人者的罪责也不能完全逃脱。既然敬重君主的命令，就免除死罪而迁徙千里，使人知道法律仍然存在。重要的是，罪责有的应当累计加重，有的不应累计加重。

译凡有人被押到官府，起初招供不实，经过再次审问才招供属实，起初不实供词所涉之罪较轻，后来供认的罪较重，就应当累计加重其罪。在已经因犯罪被官府拘捕之后又犯罪，也应当累计加罪。如果起初招供较重、后来改招较轻，只按较重的罪处理，不再加重。赃物有的应合并计算，有的不应合并计算。偷盗牛马，其他物主告发时，有时应将所偷的匹数一并计算，有时应将母子牲畜的匹数一并计算。如果其他牲畜是自行跟随而来，并非故意谋取，就不计入合并计算的罪数。公事办理中有人出于私心，应与公事失误同样处理。官府办理公事时，一名官员怀有私心并主持该事，其他官员并不知道，应按过失论处。主持该事的官员虽然怀有私意，但最终是在公事程序中办理的，也应按办理公事的过失论处。谋杀既然属于故意杀人，主犯和从犯都依谋杀的规定处理。谋划杀人的事情，往往由来已久。谋划并故意行凶，是从产生杀人情意、萌发动机推知的，必定是长期怀有此意，也必定挟有怨恨，都是出于自己的意图。若论其故意杀人的性质，本来就与谋杀相同，哪里还分什么主犯、从犯？大体上，两人共同谋划称为谋，三人共同谋划才分首从。窃盗罪分首从，强盗罪不分首从。但凡犯故杀罪的，就应依谋杀论处；因此不分首从，一律依谋杀条例处理，因为这种行为既有谋划又有故意。小功、大功，若对尊长犯罪，还要加等。亲属有九族，罪行有轻有重。丧服关系每尊贵一等，罪刑就加重一等。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详细斟酌，并没有固定的制度。“听赎”和“收赎”这两个说法，没有另外的条例。官员犯罪称为“听赎”，百姓犯罪称为“收赎”。年满七十岁以上、不满十五岁以及废疾的人，除正犯之外，以下各等罪都依照条例允许赎罪。伤势严重而加重刑罚，凡因斗殴致伤的，并不只是内在损伤才加重。用拳头、手伤人的，笞四十；见血的，加二等。用其他器物伤人的，杖六十；见血的，加二等。如果伤势严重，就应酌情加重，并不是只有造成内在损伤的才加重，而其他较重的伤情不加重。如果亲属之间伤害严重，处罚同于伤害犯人本人，所以说“损人以凡论”就是这个意思。女子出嫁后，丧服等级降低；按照本来的丧服关系定罪时，也兼须说明出继给外姓、承继宗祧的情况。女子出嫁后，丧服等级降低一级。如果彼此相犯，就按照原来的丧服关系定罪；至于出继给别人、承继外姓宗祧的情况，又与此不同，应当按照与普通人相犯来论处。士人和庶民之间相互馈赠，即使已经离任，仍然要按此定罪。关于馈赠的规定，即使数额很少，也按照赃罪论处。一贯笞二十，五贯加一等；已经离任的，减三等。官员虽然已经离任，但向其馈送财物仍然是不应当的。亲属和故旧之间乞求索取财物，不按倚仗权势论处。原文缺佚。唉，官吏对于法律，知道它并不难，却把依法施行看作困难；在用刑的时候，应当竭尽心力。原文缺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