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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见闻琐录》，清代欧阳昱。欧阳幼济谋划刊刻父亲的著作，我说：“应当没有什么比《见闻琐录》更优先了。因为他的伯兄、仲兄长期居住在京城官邸，熟悉朝廷中的旧事；他们的行迹遍及天下，所寄居的地方都是疆吏和名贤之家，所交往的又多是博学宏达、才智出众的人。因此，对于朝廷典章和国家旧事，凡是见闻所及，都能了解到其中隐秘而未公开的情况；大多是当事人亲自告知的，并不是掠取传闻、如同下层士人道听耳食所得的东西。名为《琐录》，实际上并非街巷间的杂谈，其中八九成是史官所选择的遗余，也关系到政治的治乱兴衰以及人物的善恶。至于《崇本堂文集》，虽然内容深广浩博、纵横恣肆，足以供人观览，但即使不流传，也没有什么妨害。” 我曾私下说，后世人的著作，没有比记载史事更重要的了。因为人心和天命的阐发，前人已经竭尽精思，后人仍然可以运用自己的心力；唯独人物和事变，若不是当时的人，便没有谁能了解得详细。朝廷所记录的，仅仅凭借奏报，而遗闻轶事，只有依靠私人著述来搜集：使幽隐之事显现，使正直之道昭明，如同把魑魅铸在禹所铸的鼎上，把溱水、洧水之间的风俗传载在《郑风》中。这就是杂记在西京时期得以完备、众辅臣的事迹在栗里得以记录的原因。至于中外事务，形势会随着世局变化而变化，其中的因革损益，历经百世也可以看出；但成败利钝，却没有人能够预先料定。夷务这一方面，道光、咸丰年间同同治、光绪年间不同，同治、光绪年间又同今天不同。若从今天回头看本书中的论述，和盲人摸索钥匙有什么区别？在同治、光绪年间听说过夷务的人，也未尝不是这样。刍狗在祭祀使用完之后虽然无用，却未必不能作为前人的明显借鉴；善于总结成败的人，因此不会抛弃前人的旧说。近来旧日朋友中，只有退庐有《国闻备乘》四卷，记载确实，和这部书正相同，已经由我校订刊刻，希望都不要湮没。丙寅年正月，幼济带着他的书来，我赞许它的完成，便为它写了序。为它祝愿长存、题铭、流传并作序，对于我的故友来说，也可以说是不怕多费言辞了。潜园七十老人斯逸氏。我的足迹遍及天下的一半：奔走于幽燕，驰行于青冀，经过中州，走遍淮徐，周游两皖，经过武昌，游历金陵，进入闽峤，渡过两浙；六次客居姑苏，十次寓居申江，四次住在邗上。多次接受某制军、某河帅、某中丞、某方伯、某军门、某参府、某游府的聘请，教授他们的子弟；进入某学使的幕府，帮助校阅试卷；担任府县西席、记室，共五次。每到一地，必定采访当时的事情，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颇有一些记载。然而，凡是不涉及风俗人心和天下大事的，不记录；有些名公巨卿的事迹已经显著、世人共同知晓的，也不记录。只记录那些遗闻轶事；每当下笔有所疑问，总要遍访相识的朋友，直到说法一致、确实可以记录之后才记录。年岁久了，所记录的便逐渐增多，总共编成若干卷，并不是想附在野史稗官的末尾，只是姑且用来记下所听到、所见到的事情罢了。宜黄欧阳昱，字宋卿撰写。

译九弟欧阳溱刊刻叔父的《见闻琐录》完成了，因为我侍奉叔父很久，了解他的往事，所以向我询问序文。我既不显达，也没有文才，不足以发扬前人的光辉；然而叔父的言语行为中那些可以昭示后人的地方，我已经知道了，又怎么能不说呢？我曾听叔父说，曾祖母的饮食由四家轮流供给。祖母轮到供养的月份，必定要典当东西、借贷，无法准备丰盛的食物；即使蒸一个鸡蛋，也算是一道食品。食物吃完后，叔父因为年幼，还能舔食那些残余的香味，简直像享用了天厨的珍味；他穿着破旧的絮衣，眼睛红肿生疮。程家的表叔是富贵公子，衣服华丽漂亮，时常来这里；曾祖母抚摸逗弄他，却呵斥叔父说：“叫花子家的孩子，不许上前来。”祖母痛苦万分，常常流泪。叔父于是发奋读书，在潭坊外祖家读书，通宵达旦不停；即使日光从窗缝射进来，他仍像点着油灯时一样低声诵读。冬夜里抚着熏笼取暖，疲倦后打盹，袍子被烧着了也没有察觉。这样过了几年，他写成《城濮之战赋》，一千多字，不久便完成了。表伯邹小帆是名士，对他说：“你们兄弟不可抵挡，已经把你们周围的人全都压倒了！” 叔父曾到皖景学使其濬的幕府。中秋宴会上，景学使偶然说：“如果有人能以‘六麻’韵部写成一首押尽全韵的咏绿牡丹诗，那就太壮观了。”当时有一位幕友奋笔疾书，已经写了几十个韵脚，满座惊叹叫绝，因而无计可施，只得散席。叔父却走到那人面前行礼请教，从他那里得到很多收获。不过，他所得到的只是口耳相传、拘泥尺寸的学问罢了。至于一个有血性的男子，直心坦怀，丝毫没有计较利害的心思和对祸患的畏惧，这些本来就是叔父自身具备的，又有谁能够教给他呢？发逆攻陷宜黄时，我们家逃到山中避难；我的父亲在北平任官，我的同胞兄长还在襁褓中，病势很重。叔父冒险寻找药物，偷偷渡过敌军营垒；两个首领拿着长矛从两边夹击他，他飞驰数十里，汗水涔涔而下，才得以逃脱。族人中有一个以荫生身份守南昌城门的人，自以为富贵，想要更换他的妻子，便诬陷她闺门内不检点，图谋对她不利，并借此激怒我的叔父，以为这样可以大有帮助。叔父被他蒙骗，到审讯时才醒悟。叔父认为既然已经误入其中，何必躲避、何必隐讳？便径直前往法庭，直接承认自己一时的错误，于是被投入狱中。过了一年才获释，衣服的领子虽已革去，后来又恢复完整。我的兄长少冲年幼时荒废学业，叔父流着眼泪劝导他，并且一边责打、一边哭诉我的父亲。他曾经交给我一册书，说：“这是你父亲教我时写的文章，现在把它给你。”我打开一看，整册都是端正的字，没有一个字写得草率，大概正是因为其中寄托的感情很深。我曾替别人晒书，拂拭时并不经意。叔父忽然瞪眼大喊：“你怎么替别人做事却不出力？”他拿着书用力拍打，声音响彻庭院。我顿时惊恐，仿佛魂魄都被夺走了。从此几十年间，小事不敢懈怠，难事也一概不逃避。我和桂伯华去拜见云照律师，没有遇到他；遇到他的画像时，我也没有在意，伯华忽然弯身扑倒在地，如同泰山崩塌。我内心长期积结的怠慢习性，不知不觉受到这种冲击，随着他的身体一同俯下，心中的隔膜像冰雪般消融，贴地行拜。从此几十年间，我待人接物，再也不敢自大傲慢。我一生受到的两次震动，就是这样。叔父对待事情，无论大小，都像狮子搏兔一样，必定用尽全力。我的父亲早逝，他保护我家中的弱小，甚至有人稍有欠债，也像面对大敌一样去追讨。他性情好赌，输了就照数偿付，千金也不吝惜；即使被诡诈的赌局倾陷，也一定借钱偿还，于是所欠债务累累。后来又长期困顿于科举场中，终身做了诸侯的宾客。南昌梅小岩河帅，年长于叔父，是一位坦率正直、洒脱不羁的人，和叔父情谊相等。他聘请叔父教导自己的儿子于怡、子肇，茶余饭后的谈话无所不及。《见闻琐录》大半就是这些谈话中的内容。于怡、子肇参加童子试时，叔父和河帅在学使的辕门观看榜单，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拍掌谈论天下大事。我跟随叔父在河帅家读书，全家前往金陵，经过九江，上岸后跟随河帅行走，在城下坐着喝茶。河帅感慨叹息说：“大乱将要到来，我年老了，来不及看见它；后辈的责任重大啊！”这位老人有这样的风度，叔父一生能与他相交，实在是非常快意的事。盛大的事情不会长久，河帅去世了，叔父也老了。然而他贫穷，怎么能够休养？奔走四方，难道又是他的愿望吗？大梁松帅聘请他教导自己的儿子；在河边分别时，他凄惨地独自呼唤三哥到面前，说：“汪儿在家里应当守规矩。”说着便泪流如雨。幸而上天保佑，松帅北归，叔父欢欢喜喜地回来，起身说道：“既然不能在天下施展抱负，就应当给乡里带来雨露。”从此经营蚕桑，想要使一个县富裕起来。以一个贫穷的诸生，创办这样庞大的事业，只有以精神和生命奋力拼搏向前罢了。他亲自前往湖州，购买桑秧、聘请蚕桑师傅；途中遇到雨雪阻隔，饥寒交迫，竟熬过了除夕和元旦。然而不到几年，一个乡里的桑树便生长得茂盛，蚕丝也陈列到大市场上出售。我曾说：“国家困顿，是因为缺少人才；士人荒废，是因为生计艰难。如果能够用道义来培养内心，用技艺来养活身体，使士人能够务农、农人也能够为士，那么像我叔父这样去做，国家和士人的困境都可以解除，天下没有什么不能平定的。”唉！叔父为人就是这样，凡是见闻所及，怎么能不一再记录呢？不过，如今的见闻，又已经不再是昔日的见闻了。假如叔父还在，写第三录、第四录，势必会继续写下去；那些挥洒的文字和金壶中的眼泪，将无穷无尽。大丈夫的性情，难道就是这样吗？我抚摸着他的手迹，追忆叔父一生；我又哪里还像一个正常的人，怎么能够不悲痛呢！” 民国二十年夏五月，侄儿欧阳渐恭敬记述。

译目录 林头战事 军令严肃 御食奏销 许太守 宰杀鸡鸭的人 英国夷人出对 矮脚虎 阎相国 官中堂 任中丞 解除章门之围 奇计出卖 销金钟 六部别名 带着裁缝 杨祐 查抄和珅家 《洪范》是何书 放鹰 黑蚂蚁和白蚂蚁 海水温暖 守口的优劣 僧王战死 把朋友的妾嫁出去 顾元恺 广东科闱姓氏 吕宋票 水甲 成德 贡院江水 何秋涛的靴子 盐丁的苦处 诽谤诗 候补官的情形 旗兵学习武艺 吃蛇的蜈蚣 圣学修理银 成都武举 翰林散馆 销毁铜钱 潮州知府吴均 开设店铺 俄国太子 小底 《祭鳄鱼文》劫掠外国商船 王状元以官衔 科场考试作弊 陆建瀛 大小帽子 伪称的小天王 杀人和埋葬死者的人 解散时所唱的歌 地名不详 谣言 亢解元 刘熙载 散馆时所作的诗 更换和约 制造船只 不吃燕窝 彭刚直 黎兆棠 户部的亏空 一笑轩 水灾和风灾 毒死活佛 曾文正不向权贵交结 善于远离小人 黄鹤楼的预兆 汤文端 制造汽船 黄忠壮纯熙 缴纳剩余的银两 丁稚璜制军 老童生献计 天津的洋务事务 春雷没有响 小诸葛 蔚何玛 杨廷熙 捐资取得举人资格 认识左侯 戴熙擅长绘画 认识六王 广东的盗匪 吴制军棠 试题的出处 毓贤 刺客张汶祥 曾文正善于识别人 胡雪崖 刘渊亭军门 徐广缙 中山王的后裔 王文恪鼎 御史屠守仁 山西赈济事务 勒中丞 以婢女交换女儿 假装睡觉 崇厚 马江战事的始末 基隆失事纪略 胡元伟 叶名琛 在洋楼里看书 赠送名帖 杨玉科 俞学政 将军汇寄的费用 句容的一次失败 粪船 鲍武襄 张格耳 杀死安子 借助夷人杀害投降者 出卖奏章 南横党 中兴功臣之家 打开潘氏的粮仓 王有龄 丁日昌 孔宪谷 军机大臣的绰号 报销 假借旗号 蒋果敏、益澧 熊猿 王庆祺 飞蛇 公主 初彭龄 海安轮船 童福承 观看戏剧 河务官员侵吞财物 贩卖猪仔 许乃钊 焚烧圆明园 孙佩兰 癸酉年顺天府磨勘 曾惠敏 范鸣和 端惠太子 因某位知府而停止捐纳 金安清 宫禁之中的宝物 奴婢把军机大臣视同…… 丁日昌 魂魄啊，回来吧 焚毁教堂、洋行等案件 孙楫 张南皮相国 耆英 许振礽 曾文正的妾 跋 附录四篇 林头战事 王壮武鑫在吉安击败贼军，追击到乐安。伪称“且盖天侯”的杨国忠最为凶悍狡猾，号称统率贼军二十万，实际上只有六万，盘踞在我县南部宁都、小田一带，图谋进犯赣州。壮武派九个人到我县侦察。贼军一向畏惧王壮武的名声，听说他的军队到了，还来不及辨别人数多少，就都惊呼：“王斑虎来了！”县里的贼军一千多人全都逃往小田告急。杨国忠倚仗人多，想挫败王壮武的声威，立即派前锋五千人到乐安十里外扎营，后续大队也跟着到来。乐安有乡团，各位士绅听说后，进见壮武，请求他出兵。他拒绝接见。第二天贼军更加增多，士绅们再次请求，仍然没有得到接见。壮武的兵力只有三千人，而且从此一天比一天减少，不知道都去了哪里。各位士绅害怕了，认为他是畏惧贼军强大，准备逃走。第四天，贼军全部进入乐安境内。有一个大村庄叫林头，杨国忠带领后队到达这里，打算住一夜，第二天率全军进战。他自以为这里距离王壮武的军队五十里，前后左右都是自己的人，绝不会有其他忧虑，于是全都酣睡起来。到了半夜，忽然四面炮声震天，几十支火箭射入村中，村屋燃烧倒塌，仿佛山崖崩塌、巨石裂开。贼军在睡梦中惊醒，不知道这支军队从哪里突然出现；但当时风势猛烈、火势凶猛，出门稍微迟一些，就会被包围烧死，无法逃脱。那时正值秋末天气寒冷，很多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过了一会儿，一支火箭射中并烧着了杨国忠睡的床榻。杨国忠急忙逃出，但村外东、西、北三面都被重重包围，只有南面留有一个缺口，那里是通往回宜黄的道路，于是他从这里逃窜。前面有一条大河和一座长桥，桥北水极深，桥板已经毁坏，而贼军并不知道。前面的人掉进水里，后面的人拥挤着上桥，又受到官军枪炮的追逼，不敢回头。贼军的精锐将近一万人全都在这里冻死、烧死、淹死或被杀，没有一个逃脱。天刚亮，官军分出一半人救火，风忽然停了，村屋只救下了五分之二。另一半人回头追杀前方的贼军。而在这天夜里四更时分，城中的军队也出动了，进攻贼军的前锋。刚过初更时，壮武急忙召集各位士绅来，说：“天亮时贼军必定败逃，他们一定会向东西两边逃往某条小路，你们可以赶快带领乡团占据山口，多多竖起旗帜。贼军到来时，只管击鼓呐喊助威，不要出战，不要让他们逃进山谷，这就是你们的功劳。如果违令，就按贻误军情论处。”各位士绅惊愕不已，但不敢不遵从。等到太阳出来，贼军前锋果然逃到那条小路，不敢再走，于是从大路逃回宜黄；后路的贼军又纷纷想逃往乐安，一来一往，彼此践踏而死的人数无法计算。当时前面进攻，后面追杀，左右两侧的小路又被乡团堵截，五万贼军几乎被斩杀殆尽，逃脱的才几百人而已。战斗胜利后，各位士绅都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争着请求壮武指教。壮武说：“各位当初来请求出兵时，我知道这一战一定能胜，但担心后面的贼军听到消息后逃散，那么这六万贼军就会蔓延到各县，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剿灭，所以我故意示弱不出兵，使贼军知道我怯弱，他们必定会全部出动前来，然后才可以一战将他们歼灭。这里通往宜黄的路，两旁有许多大山。我刚到这里，就命令几十个人遍查各座山的大小道路，远近出入都了如指掌。我军人数一天天减少，是因为我每到半夜就派几百人带着干粮，假装樵夫、山民，到林头左右的山中埋伏。我料定杨国忠的贼军四天之内必定会在这里住宿，先把这股贼军歼灭，其余的就会像劈竹子一样容易了。幸亏上天使事情没有超出我的预料，又得到各位的声援，才成就了这件大功。从今以后，抚、建二郡有希望收复了。”各位士绅听了，这才叹服。

译军令严肃 王壮武在军中下令：一个人积存银子达到十两，就斩首！所有每月的军饷和赏赐都交给粮台，每月派人分别送到将士家中，并取回收信凭据。将士们收到家书，没有不感动佩服的。左侯的号令最为严肃，唯独不禁止饮酒；没有战事时，听任士卒尽情欢乐，喝到大醉。壮武军中则严禁蒲樗，并且认为饮酒足以误事，禁止有人提着酒壶、携着酒器，违者斩首。有空闲时就练习跳跃、拳击等技艺，制定明确的赏罚标准，没有一天不是这样，所以兵力虽少却很精锐。假使他能够完成讨伐贼军的志愿，他的功勋声名本来应当常在左、彭诸公之上。可惜积劳成疾，林头战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弟弟贞介方伯统率他的军队，勇气和智谋于是稍稍减弱了。壮武行军时，哪怕是很小的功劳也一定记录，哪怕是很小的罪过也一定处罚，不回避嫌疑，也不回避亲属。在广东剿贼时，他姐姐的儿子某人违犯军令，各位将领争相求情救他，壮武不答应，流着泪把他斩了。他号令的严明，我亲眼见过两件事。当时我在石灰含山中躲避战乱，那里地界接近宜黄、乐安，山下十里就是乐安，是通往宜黄的道路。我偶然走到那里，看见他派出的九名侦察兵。他们进店叫店主人准备饭食。吃完后，每人给钱二十枚，店主人不敢收。九人说：“主将有令，沿途强行吃百姓的饭却不给钱，以及拿取百姓任何一件价值一百文以上的物品，处斩！”店主人这才收下。我听说林头的贼军败了，天一亮就登上山岭远望。还不到中午，我看见二十多个官军从山下追赶二百多个贼军上山，到了我住处门前，把他们全部杀死，只是依次割下他们的耳朵；贼军遗留下的财物，没有一个人捡取。我回来时，看见那二十多个人汗水湿透了好几层衣服，显得非常疲惫，便赶紧叫我准备饭食。山里的米粮不多，我就蒸了薯蓣给他们吃。吃完后，每人给钱二十枚，他们立即起身。我说：“天快黑了，人也已经疲倦，距离城里又有五十多里，为什么不在这里住一夜？”他们说：“军令规定，回去复命超过酉时的，处斩。我们脚程快，还来得及。”我听了深深叹息，说：“士兵遵守将领的命令，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如果不是平日里恩威并施，足以使他们敬畏服从，怎么能够做到这样！” 御食奏销 纯皇出入圆明园时，看见市面上有用油煎灼的麦面食品，如饺条、油果之类，吃起来很可口，便命令膳夫制作这种食品来佐茶，取的是它价格便宜、制作省工。到了年终，户部核算国库开支，竟支出数千两银子。皇上说：“不过是吃了少许罢了，怎么会滥用到这种地步！”内府奏报说：“为了这少许食品，恭敬地建造御膳房花了若干银子，新制器皿花了若干银子，采购某地麦料花了若干银子，增设监造官、工役的薪食又花了若干银子，这些费用累积起来才形成这笔款项，本来并不是滥用。”皇上点头，认为做人君的，对自己的嗜好欲望不可不谨慎。道光年间，潘文恭公在军机处，宣宗偶然问他：“外面一枚鸡蛋，值多少钱？”文恭不敢直接回答，含糊地说：“价格高时七八十枚，价格低时八九枚。”宣宗大笑说：“朕吃一枚鸡蛋，需要一千二百枚钱。”后来端阳节，宣宗问周文勤：“你们在佳节吃什么东西？”周文勤回答：“不过是粽子之类。”“有白糖吗？”“有。”“价格多少？”“一斤大约一百枚。”宣宗又大笑，用两手把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比示，说：“朕吃这样一小盘白糖，需要银子十二两。”年终内务府向皇上奏报开支时，宣宗每次看到这些账目，都必定怒形于色；但他不可能逐项询问外面的价格，即使询问，又有几个人肯直说呢？发怒之后，也只能把事情搁置罢了。宣宗崇尚节俭，衣服经常洗涤，即使破旧也不丢弃。召见大臣时，看到御靴有破绽；所有御衣都用整幅衣料裁制，没有用两幅衣料拼缝的。内衣穿一次就不再洗，外衣穿一个季度就不用了。旧衣服没有人敢擅自使用，积存到宣宗去世时，全都烧掉了。仁、纯二庙在位时间很长，衣服堆积如山。焚烧时，灰烬中的珠钮、金扣几乎可以装满一斗。宣宗病重将死时留下遗诏：衣服应分发赏赐给群臣，不可以焚烧；要以此爱惜物力，表示慈惠，并把这项规定著为永久的典章。许太守 南昌府知府许本墉当初在军中任职时，刘岘庄制军以秀才身份从军，犯了军令，太守想杀他，幸赖将士们竭力营救才免于一死。不到十年，制军因征收赋税有功，接连升任江西巡抚。太守是他的属吏，心中不安，便称病告假。制军说：“从前那件事是为了公事，并不是私怨。我很久以来就听闻祁黄羊那样的作风，您确实是诚心任事，与从前没有不同，我将要把您推荐给朝廷，像祁黄羊推荐解狐一样。若有人暗中挟持旧日的怨恨来中伤您，天地日月都可以鉴察。”制军仍然担心他疑虑，相见时神色更加和蔼，言语更加委婉，遇到事情偶有差错，也更加曲意替他谅解，以安定他的心。将近半年，太守始终害怕获罪，决意辞官回乡。制军又嘱咐同僚们极力挽留，但他最终不听，于是也没有办法了。制军为人深沉厚重而平和，任我省巡抚九年，不动声色，却使上下安定。太守却对利害祸福耿耿于怀，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之意，不能体会制军宽宏的大德，实在可惜！宰鸡鸭的人 江南六合县有鸡鸭税，城乡都设置了宰鸡鸭的人。养鸡鸭的人家想吃鸡鸭，必须提前一天到县里报明要吃几只；每只缴税一百枚，领取一根筹牌带回去，再召来宰鸡鸭的人，凭一根筹牌宰一只；宰完后，每只给他花红五十枚。百姓家即使来了贵客，也不敢私自宰杀。有人私自宰杀，被查出后罚钱一万，鸡鸭充公，并且禁止他家永远养鸡鸭、吃鸡鸭。又有鸡鸭蛋税，每枚蛋缴给官府钱二枝，交给衙门各项私费一枚。我的朋友某司马掌管六合厘局，亲自对我这样说。英夷出对 同治改元后，外国人接受议和条件，获准通商。英国人在都城设有领事官，想用金钱财物诱动中国士人的心，又嫌没有名目，于是每月出一个上联，叫文人来对；取得第一名的，奖给宁绸袍褂料一套，其余依次递减，最后一名也有奖品。应对的人很多，这里姑且叙述一两例。其中一联说：“春情尚未萌动，梅花先已察觉。”当时张香涛制军在词馆，对道：“夏礼能够言说，杞国足以作证。”因为构思巧妙，取得第一名。又有一联说：“树已经半空了，不要再任意挥斧。”制军又对道：“果然一点也不相干。”这句话是京师俗语，既然脱口而出很自然，又巧妙地利用了借代，也取得第一名。后来英国人知道士人的心不是可以用利益诱惑的，实行了几年便停止了这件事。

译矮脚虎 德化人高心夔，字碧湄，学问广博，擅长诗歌和古文辞，精通八法，书法酷似颜鲁公。咸丰庚申年，他参加礼部会试。肃顺听说他的名声，聘请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这一年他考中南宫，写文章一向敏捷。殿试那天，到未时末，试卷已经写完。肃顺负责监考，想让他取得第一名，于是命令他交卷。当时还有很多人没有写完试卷，大家都怨恨愤怒，整个朝廷都不服。考官阅卷时，争相指责高心夔的缺点，把他的卷子压到三甲末位。朝考时，因为他在诗中把许浑的“浑”字按仄声使用，降为四等，成为归班进士。高心夔依附肃顺，气焰渐渐显赫。倪公文蔚爱惜他的才华，劝他说：“应当远离权势，躲避祸患。”他说：“相公待我深厚，我怎么忍心突然断绝关系？”倪公说：“你没有听说泰山、冰山的说法吗？赶快离开，还来得及；不然就免不了祸患。”高心夔很快醒悟，借故离开，因此没有被列入肃顺的党羽之中。几年后，他捐资取得同知资格，到苏州候补。巡抚吴丙元，字子健，是庚申进士；因为殿试时有些人没有写完试卷却进入翰林，这一科词馆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吴丙元忘掉了过去的嫌隙，破格委任高心夔代理吴县知县。高心夔自负才学，认为吴中士人没有一个通晓对偶。县试日期到了，众童生私下商议说：“今天要稍微挫辱他一下。”点名时，满堂哗然。高心夔派人询问缘故，东边的童生说：“以前读《水浒传》，其中‘矮脚虎’三个字没有对句，想请考场里的人来对。”西边的童生接着说：“既然如此，除了‘高心夔’三个字，没有什么能与它相对。”众人齐声称赞：“妙，妙！”高心夔这时想发作声色，又怕这些狂妄的年轻人受到刺激后更加狂妄，只好低头不说话。按这个对法来说，几乎可以和韩玉汝、李金吾的对句相媲美。有人说韩玉汝对李金吾，还不如“矮脚虎”对“高心夔”，却不知道韩玉汝是“井上木栏”，也兼可通作“干”；“干”是树木的枝干，以木对木，不能说他的对句不工整。阎相国 阎丹初相国当初由翰林改任户部主事时，有个老书办靠舞弄文书发家，积累到百万两金，改名后捐得四品官衔；他的子弟中捐得道员、知府资格的有四五人，往来交纳钱财的，全都是王公大臣。一天，他误办了一件事，相国把他叫来，说：“我知道你的声势，但你如今触犯国法，不能宽恕。”于是叫差役把他按住杖责。那人说：“士人可以被杀，却不可以受辱。”相国说：“士人确实不可辱，但你不能称作士人。”各位属吏脸色大变，一齐跪下请求免刑，相国不答应。有人立即拿着堂官的名帖飞奔来营救，相国也不答应。最终杖责四十下。第二天，有一位王公大臣对堂官说：“你们部里怎么能容得下这样狂妄的司官？”于是让自己的党羽每天伺察相国的过失，企图报复，但最终没有找到。胡文忠听说这件事后，认为他有风骨，可以办理大事。当时胡文忠任鄂抚，便上奏请求把阎相国调来营中任用。相国到了以后，非常惭愧，说：“前辈这样做实在错了，我确实不懂军务。”胡文忠问：“在省城管理粮台，可以吗？”他回答：“这个是我所能做的。”胡文忠当时正在进攻九江，贼军另派一支部队从小路进犯湖北，城中纷纷逃避，粮台只有相国一人守着银库不走。湖督官文恭派两个人前去察看，发现他已经上吊，气息将绝，案头有一首绝命诗。一个人赶紧把他救活，另一个人拿着诗回去复命。文恭读诗后称赞感叹，立即写信把诗夹在其中，飞马报告胡文忠说：“您只为安徽谋划，难道独独不为湖北谋划吗？”胡文忠立即撤营回来救援湖北。见到相国后更加钦佩敬重，极力上奏保举，认为他可以大用。不久相国代理湖北按察使，半年后因父母丧事离任。胡文忠去世后，朝廷想起他的言论，召阎相国授任某省布政使，后来又提升为山东巡抚。山东藩库只剩下几千两银子，原因是州县亏空，贿赂所属的幕友、书吏，彼此串通蒙蔽，弊端牢不可破，历任大吏都无法清理。相国在户部时精通财务核算，于是下令清查核算。各位幕友、书吏极力说此事不能实行，百般制造困难。相国震怒说：“有谁敢阻挠，斩首。”幕友、书吏平日早已听过他的名声，于是不敢再动。相国按账册逐一清查，弊端全部暴露出来。他查籍州县一百五十三家，杀了几个书吏，驱逐十多个幕友。又上奏请求对钱粮欠额半年报告一次，逾期不报的，立即弹劾罢职。从此人人不敢再重蹈覆辙，官员不再侵吞冒领，百姓的困苦也逐渐缓解。几年后，藩库积存银子达到五百万两，捻匪多次进犯省城，因为军饷充足、兵力众多，往往遭到打击后离去。有个王某，原本以剃头匠身份从军，临阵勇猛，累积功劳升到总兵。当时邪匪创立“会”，冒称“孟子教”，某村中有几个匪徒在里面；王某怀疑全村人都加入了这个教，又怀疑他们同捻匪相通，便在黑夜率军包围屠杀四万多人，房屋也几乎全部焚毁。他把这些人的罪状列出上报给相国，相国偶然没有察觉其中的问题，认为王某能够除掉这一大患，便急忙上奏保举他。不久王某被御史弹劾，于是称病回乡。行囊中没有一文钱，只好把衣服全部卖掉，得到三百两银子作为路费。回乡后，他担任某县书院的山长，每月得到脩金十缗，用来供养妻子儿女，从此不再想出山做官。几年后，朝廷想起这个人，命令陕西督抚敦促他进京，使者去了十几批，他不得已进入都城，随即授任户部尚书，任命为大学士，参与军机。相国感激皇上的恩典，想振作精神，以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端。但各位权要人物已经习惯于圆滑敷衍，彼此格格不入，遇到事情总是从各方面加以阻挠。相国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仍然竭力请求退休离去。

译官中堂 官文恭中堂任两湖总督时，胡文忠任湖北巡抚。文忠轻视中堂没有才略，遇到事情常常独断独行。遇到生杀、黜陟之事，中堂都同他商量，但他大多不采纳中堂的意见，而采用自己的意见。中堂自认为不如文忠，想到国家难得人才，便宽容而不计较，所以两人彼此相安。文忠谋划讨伐贼军的大局，认为如果不收复安庆、切断贼军在上下江之间的通路，贼军就无法平定，于是率兵出境进攻安庆；而一省的重要事务，仍然交给营务处办理。有一道的职位空缺，中堂先拟补某人，后来发来公文说：“仓促之间来不及预先商议，某道的缺已经补了某人，奏折也发出去了。”文忠回信说：“我听说某道有劣迹斑斑的人，绝对不能补任；如果果真已经上奏，我立即参劾罢黜。”中堂收到信后，追回了送奏折的差役，列出湖北候补道几十人，寄信请文忠裁定一人。文忠不肯裁定，说：“除了某道之外，中堂自己作主就可以了。”中堂改补了别人，脸上微露怒色，说：“总督几乎成了多余的人。”后来偶然寄信问文忠：“大清的条例说，总督可以辅佐巡抚，究竟可以管辖巡抚吗？请回信说明。”文忠答道：“可以。但大清条例又记载：总督贪污，巡抚知道却不参劾，和总督同罪。听说中堂曾收受某人一千两、某人一百两，果真有这件事吗？也请回一封信说明。”中堂知道他是在赌气，笑了笑，置之不理；可是幕友上下听说后，都愤愤地说：“我们的主人真是个软弱的人！” 文忠屡次击破贼军，贼军无计可退他，另派一支军队攻破黄州，进犯湖北省。中堂飞送公文来，说：“您舍弃自己的田地，却去耕种别人的田地，也太过分了吧！”文忠于是回军救援武昌，同时在前面扼守黄州的贼军，后面又被安寇追赶，腹背受敌，大败。他请求中堂派兵救援，中堂因私下忧虑并怀有怨气，不肯发兵。中堂的幕友听说后大喜，说：“如果现在不报复，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立即拟写参劾稿，把他败军的罪名说得很重，并且阻止出兵救援。中堂看后只是一笑，立即调兵出城一百里迎接。文忠这才感叹中堂能够容人，自己实在浅薄，不配称为大丈夫。两人一见面，文忠哭着下拜说：“我的贤能比不上狄梁公，而您的气量超过娄师德，您包容我已经很久了。”他再三谢罪，两人约定结为兄弟。从此二人彼此推重，交情深厚，不只是像廉颇、蔺相如那样而已。后来文忠病危，中堂到病榻前，流着眼泪说：“您还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吗？”文忠说：“候补道张某是我的同乡，心术不可测。中堂如果任用他，就一定要保证他能做督抚；如果不用他，就把他参劾革职，不要留下后患。”中堂出来后说：“润帅的神志已经乱了，张道怎么能保证做督抚？又何必参劾他呢？”后来张道多次求取职位，偶尔没有如愿，便怨恨中堂，一件件暗中记下他的短处，企图报复。某巡抚与中堂不和，想上奏参劾却没有凭据，张道拿出一份文书给他，说：“这些全都是事实。”某巡抚据此上奏，果然使中堂被撤去职务，并削去爵位。中堂这才后悔，叹息说：“文忠真是知人啊！” 任中丞 任筱沆任中丞、主管本省司法时，有一千多件积案，其中一二十年没有结案的；两首县的监狱里，寄押着外地属下州县的犯人，数以千计。这些弊端都是由幕友余某造成的。余某精通刑法却贪婪，罪重而收到贿赂，就拟定轻罪来宽免；罪轻而没有收到贿赂，就拟定重罪来牵累。所有案卷全都放在他的私室里，不发回案房，使人无法查察其中的弊端。抚、藩、臬三位大臣调任时，幕友却不随之更换；而历任负责考察访察的官员，尽心处理民政的很少。他们又不熟悉法律条例，只听余某的话。余某说办，就办理；说不办，就不办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中丞上任后，深知其中的弊端。有一天亲自带着差役到余某那里，提取案卷，并把他逐出衙署。余某非常惭愧，第二天便上吊死了。中丞拿到案卷后，竭尽日夜之力，检查、阅览、核对、比较；该判重的判重，该判轻的判轻；该判死的判死，该判生的判生。他亲自拿笔定案，幕友只按已经决定的内容起草文稿，不敢提出一个意见。半年之内全部结案，没有滥杀，也没有纵容，南新两县的监狱于是空了。起初，曾文正规定州县案件每月上报一次，以结案多少评定功过，再根据功过多少决定升降，这是一项良法。但高级官员执行不力，属官仍把它看作一纸空文。中丞考虑到要革除上下各级的积弊，非实行这项办法不可。于是仿照它的意思，特别设置月报科，命令专门的吏员负责此事。章程比旧制稍微严密：州县大小案件每月上报一次；没有上报而被上级受理控告的，记大过一次。大小案件三个月必须结案。三个月结案，记小功一次；三个月未结，记小过一次；六个月未结，记大过一次；九个月未结，再记小过一次；十二个月未结，再记大过一次。一个月结案十件中的六件，记小功一次；结案八九件，记大功一次；结案四件，记小过一次；结案一两件，记大过一次。大致规定如此，细节还没有来得及详定。年终时，两个小功或小过合并为一个大功或大过；功劳累计到八个大功的，保举升迁；过错累计到八个大过的，撤职并参劾；六七个以下的，第二年再核查。藩署州县征收、解送钱粮的功过，也归入月报科一并计算。中丞每月、每季亲自比较考核，法令一定实行，一年之中颇有升降黜陟。从此州县官不敢懈怠，书吏不敢舞弊，幕友不敢搁置案件，百姓稍稍免除了诉讼之累。我曾听吏员私下议论本省近来几位大吏的优劣说：沈文肃以严厉整饬为主，善于察知奸邪私弊，动不动就参劾处死，官吏战战兢兢；详细文书、控告状、奏稿，他常常亲自批阅、亲自撰写，幕友无法凭借自己的才干把持。刘公秉璋的吏治也很精明，幕友拟写的稿件，他常常一字不留。只是严厉程度稍差，而且不如文肃奏事明快敏捷。刘公坤一近于宽厚，能够察知官吏和百姓的真情与虚假，奏章、案件也不依赖幕友。其余巡抚总督，平平无奇，幕友和吏员掌握权力，像往常一样玩弄法律。臬宪自咸丰以来，只有任公一人；他熟悉法律条例，心思又精细，吏员办理案件，只要有一个字出入，便会被查出；轻则鞭打，重则惩处革职，甚至治罪。然而他严厉而有恩情，知道衙署中的吏员大多贫苦，如果不舞弊就断不能空着肚子奉办公务，于是增加他们的工食，使他们足以养活自己。过去凡是越级申诉的，必须经过代书房，不花费十缗八缗钱，状纸就不能递上去。到这时裁撤了这项手续，只准收取纸笔钱二百四十枚，于是百姓的冤情没有不能上达的。这样看来，像任公这样的人，真是近来贤能的廉访官。

译解章门围 江忠烈忠源，字岷樵，曾以举人身份落第回乡。同乡以及东南各省在京去世的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只要托请他把灵柩运回南方，他一定亲自送到死者家中。曾文正喜欢撰写挽联，在京城遇到丧事前往吊唁，请他撰写挽联的没有不答应的。当时有这样的话：“包送灵柩的江岷樵，包写挽联的曾涤生。” 忠烈由教官保举升任浙江知县，因父母丧事离职回乡。发逆从广西出兵，首先围攻湖南。巡抚张亮基、布政使潘铎都是书生，不懂军事；而且太平日子持续已久，营务废弛，仓促之间商议攻守办法，只好到处请绅士、生员来商量。忠烈拜见中丞，请求准备几匹马，带一两个有胆量的人随同前往侦察贼军形势，再作打算。不久找到两名武官一同前往，人和马从城上用绳索吊到城下，巡视贼营后回来，说：“贼军没有什么能耐，城可以守住。”当时城外有几万贼军，各个贼首都在其中。人心正惶恐不安，见忠烈只带两个人，竟敢绕着贼营行走，都惊叹他是奇人，知道他一定有智谋，能够抵御贼军，心情于是安定下来，决意死守。忠烈又亲自步行巡视全城，说：“某门某处，贼军已经挖通地道，可以赶快预先准备。”没过几天，地洞中的火炮爆炸，城墙崩塌十几丈。贼军乘势登城，幸亏早有部署，杀死了最先登城的几十名贼军，枪毙了伪西王萧朝贵。萧朝贵是大盗，骄横强悍异常；他死后，贼军惊恐害怕，解除包围撤走，忠烈知兵的名声也大为显著。负责军务的人极力保举他统率军队讨伐贼军，他屡立大功，连续升任安徽按察使。将要赴任时，本省警报接连传来；南昌人段成实当时任军机章京，听到消息后，向政府上呈说帖：“江西也是财赋之地，是东南要地，决不能让贼军占据。现在求得办事的官员还容易，求得将才实在困难，谨请皇上调江忠源前往救援江西，安徽按察使一职改由他人担任。” 政府转奏此事，文宗同意了。巡抚张文毅芾、办理团练大臣陈孚恩，都不懂军事谋略，束手无策。听说忠烈到了，大喜。贼军已经包围新城门，大队人马驻扎在对河的沙井。忠烈登城巡视后说：“靠近新城门的章江门、广润门外，人烟密集，贼军藏在民房中无法察知；如果不全部焚毁，城就守不住。”焚烧时，果然有藏在里面的贼军被烧死。忠烈又说：“新城门一带，贼军已经挖通地道，过不了几天城墙就会崩塌。”于是立即调兵预先等候。城墙崩塌时，缺口比长沙宽七八丈，登城的贼军也更多、更凶猛；幸亏江军拼死抵抗，斩杀了一名扛大旗的贼军和十几个前锋，贼军势头稍微减弱而退却。守军随即把火药包像雨点一样乱投下去，烧死贼军精锐几百人，贼军暂时退去。忠烈立即命令从藩库提取银两运到城上，下令说：“运一块砖到城上的，赏银一两；运一石一木到城上的，赏银五两。”顷刻之间便把缺口填满，城得以不被攻破。然而这次救了燃眉之急，城池的包围仍然如旧。晋代旌阳令许逊自称得到了成仙之道，号称真君；他曾为本省除去蛟害，享受祭祀已有一千几百年。他的庙叫万寿宫，巡抚以下的官员每月初一、十五都必定前往恭敬拜祭。张文毅夜里梦见真君对他说：“火药局某处埋有几十尊古炮，不起用这些炮，就不能击破贼军。”第二天他到处询问这些埋炮的来历，没有人知道；遍查地方志书，也没有记载。文毅说：“不管有没有，姑且去挖掘看看。”挖到六七尺深，果然挖出二十七尊大炮，没有年代和款识。年羹尧曾说：旧炮难以使用，容易炸裂；从土中挖出来的尤其如此。依靠它们抵抗贼军，必定会坏事。文毅和忠烈都不知道这件事，得到大炮后高兴至极，把炮运上城开火，竟然没有一尊炸裂；其中二十六尊只是没有威力，炮弹飞到五六十步便落地。唯独其中一尊很奇特，每次发射，声音隆隆不绝，射程远远超过沙井。通常大炮发射多次后，炮身热得像火一样，不能再装填炮弹和火药；这尊炮却发射后马上就能装填，昼夜不停仍和原来一样。贼军受到重创，逃走时，这尊炮也随之炸裂。有从贼军中逃回的人说，炮弹飞到贼营后，能够横冲直撞、反向回转，每发炮弹必定伤害几百人，死尸纵横交叠，几乎超过一万人，所以贼军非常害怕而逃走。在贼军逃走以前，文毅和两个仆人一起巡视城墙，贼军在将台上窥见他们，发射一炮过来，文毅前后的两名仆人都被打死，文毅居中独自幸免。坚守九十五天后，包围解除。忠烈因功升任安徽巡抚，文毅上奏保举二百多名为守城出力的官员和武官。文宗认为保举太滥，命令挑选其中最突出的人上报。文毅说：“这些人都是日夜防守，在城上露宿三个月多，不爱惜自身、不怕牺牲的人；即使挑选了又挑选，也只有这些人，不算多。如果连一级官阶也不提升，就不足以鼓舞人心。”他仍按原奏上报，没有删减。文宗对此稍有不悦，命军机拟写诏旨，交给有关部门议处。军机中有忌妒他的功劳的人，暗中加入“实在执拗，有负委任”两句话，部议认为这样应当革职处分。以革职的议案上报后，奉旨依照议案办理，文毅于是获罪回乡。奇计出卖 曾文正在九江战败后，重新招募士兵，训练成一支军队；他降低身份礼贤下士，有人献上一技一能，没有不录用的。我移驻抚州时，本县有个姓邹的童生，文章义理不太通顺，喜欢说荒谬的话，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人们称他为“半番鸭”。这是因为本县俗语把善于言谈的人比作鸭子，而所说的话不恰当，只能算鸭子的一半，就叫“半番鸭”。一天，在文正公馆门口贴着一张红条，上面大字写着“奇计出卖”四个字，旁边注明姓名和旅居地址。文正看见后，立即命人抬轿把他接来，让他坐在上座。先问他读过哪些经史，他不知道；接着问天下的情势，他不知道；最后问兵书韬略，他也不知道。而且他的回答答非所问，大多支离破碎、荒谬妄诞。文正说：“您说的没有实际用处，暂且回去吧。以后有用得着您的地方，再请您来。”仍然以礼相送。身边的人惊讶地说：“这是个胡说的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他？”文正笑着说：“他确实是个胡说的人，但如果让人不知道他是胡说的人，或许会怀疑我骄傲自大、不能容纳人才；如果让人知道他是胡说的人，人们一定会认为连胡说的人都能受到这样的礼遇，那么不是胡说的人就不会遭到拒绝，这样真正有才干、有本领的人，难道不会各自带着自己的长处来献策吗？这正是招徕天下士人的办法。古人用千金购买千里马的马骨，筑黄金台从郭隗开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身边的人无不叹服。我看文正一生，不善于用兵，却善于用人；无论什么样的人才，即使像牛溲、马勃这样的微贱之物，也没有不收纳的。因此群才都能发挥作用，大贼得以扫平，他也成为中兴时期第一功臣。

译销金钟 中堂文祥起初以主事身份在工部任职。发逆发动叛乱后，军饷不足，内廷有一座金钟，文宗命工部熔化它来补助军费。这口钟很大，放入炉中，若不是烧上三天三夜不会熔化。到了第三夜，文宗担心熔化时有人偷换真金，命六王前去察看。夜已经很深，众人都已入睡，唯独看见一个人端坐在炉边一动不动。问他：“是什么人？”回答说：“满洲主事文祥。”“在这里做什么？”回答说：“这口钟到五更时一定会熔化，我担心工匠偷换真的、换成假的，所以在这里守着察看。”六王回去复命。文宗叹息说：“这是真正尽心为国的人。”于是记住他的名字，不按通常次序而破格任用他。六部别名 后世文人说话不肯直率，每逢称呼某事，必定借用古字和别名来显得典雅。比如六部：吏部一定称为铨部，户部一定称为农部，礼部一定称为仪部，兵部一定称为驾部，刑部一定称为比部，工部一定称为水部。滑稽的人又取《孟子》中的“富、贵、贫、贱、威、武”六字来分配六部：天官掌管铨选，称为贵部；地官管理财用，称为富部；春官选拔寒门俊士，称为贫部；夏官统领将帅，称为武部；秋官掌管杀戮，称为威部；冬官督理工匠，称为贱部。凡是主事分到冬官的，没有不被戏称为贱部的。带裁缝 某王去祭祀祖陵，正值三月底的天气，却把棉衣全带上，一件单衣、夹衣也不带。他说，天气稍微暖和些，就拆开棉衣，抽去棉絮，便成了夹衣；再暖和一些，就拆掉夹衣的一层，便成了单衣。还带着两个裁缝一同前往，计算盘费和工费，需要二百两银子；如果直接带单衣、夹衣，就可以省下这笔费用。真是生长在富贵之中，不知道农事艰难啊。杨祐 杨迈公祐以进士身份任户部主事，请假回乡，过了一年进京任职。六部的尚书、侍郎称为堂官，郎中、员外、主事称为司官。按照六部的惯例，司官到部里任职后要参拜堂官。阿文成以宰相身份兼管户部，杨迈公拜见他时，文成说：“近来部里的司官以京官身份到各家去，动辄倚仗威势要挟长官，干预公事，在乡里独断专横，残害百姓。”他说这话时显得非常痛恨。当时文成的功业和威望震动一时，像杨迈公这样微末的司官，谁不屏住呼吸、畏惧震慑；听到他的话都唯唯诺诺，没有人敢违逆他。唯独迈公高声抗辩说：“确实有这样的不肖司官，但其中难道没有一两个贤能的人吗？您以此概括天下士人，实在是失言。”身边的人听了都战栗，替他担心。文公仔细看了迈公很久，默不作声。后来将军某奉命征讨某地，文成推荐迈公说：“这个人性情刚毅，有胆识，能够担当大事；如果让他参与军务，一定会有所帮助。”某将军于是带他一同前往，果然建立功绩，连续升迁到巡抚。起初迈公以举子身份进京，路上遇到嵇文恭。文恭一向精通相术，匆匆看见迈公，便让仆人拦住他请到家里，说：“我的相法想找一个传人，但遍观天下士人，没有可以传授的；看您的眼睛有神光，可以精心学习这门技艺。”于是把自己的相法全部传给他，又说：“您今年一定会在南宫考试中取中，任主事，分到户部，十年之内一定做到封疆大臣。” 后来杨公说：“以主事身份外放做知府，不经过二十年是不可能的，何况做到督抚呢？”嵇文恭说：“相貌已经注定，自然会有奇特的机遇，安静地等待就可以了。”等到杨迈公分到户部、参与军务并升任巡抚，果然没有超过十年。迈公看相的方法，我乡里人都称赞精妙。但他自己说只不过掌握了十之七八；如果是文恭判断吉凶祸福，却十次中没有一次不应验。他在部中有很多门生。一天，他忽然请三十七个人喝酒，其余的人都没有邀请。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别人可以经常亲近，唯独这三十七人，不出两个月，都将被派到外地任官。师生、同门即将离别的情意，不能不预先叙说。”后来果然全都应验了，人们无不惊叹他的神奇。

译查抄和珅家 高宗在位六十年，厌倦于勤理政务，便把皇位传给睿宗，自称太上皇，但天下的大权仍然由他总揽。旧臣和珅极力邀取宠爱，凡是睿宗用人和处理政务，他事事都假借太上皇的命令来挟制睿宗。睿宗生性极其孝顺，担心违拂和珅的意思会使高宗不高兴，所以委曲自己顺从他。等到高宗去世后，和珅仍像从前一样骄横，党羽很多，皇帝身边的人也都是他的耳目。睿宗想立即采取行动，又怕遭到反扑，所以仍像以前那样宽容他。一天，城外有一件重要差事，命和珅前往。睿宗召见军机大臣，脸上微微带有忧色。王文端杰一向了解皇上的心意，众臣退下后，请求屏退左右，单独进见，跪下哭着说：“圣上面有忧色，难道不是为了和珅吗？”睿宗说：“计策将从哪里想起？”文端说：“事情不应再拖延。”于是拟定两道诏旨，请睿宗亲自书写：一道是查抄和珅的家，一道是到城外逮捕和珅。天已经黑了，九门提督还在等候诏旨，没有退下。文端立即上车说：“有旨意，要查抄大臣的家。”提督问是哪一家，他说：“只管跟着我的车走。”到了和珅门前，才说是查抄和珅的家。随即包围住宅，不论大小人员全都拘捕锁拿。一面又命令提督挑选一名干练的武官打开城门，前往逮捕和珅。仓促之间，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等到和珅的党羽察觉时，家已经查抄完毕，和珅也已经下狱了。如果不是文端的计策秘密而且迅速，很难保证不会发生其他变故；这实在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第二天下达上谕说：“昨天查抄和珅家，他所建的楠木房屋，僭越奢侈，超过制度规定。他所收藏的珠宝中，真珠手串有二百多串，比大内所藏的多出数倍，还有大珠，比御冠顶上的珠子还大。又有宝石顶，并不是他应当佩戴的东西；他所藏的真正宝石顶有几十个，整块的大宝石更是不计其数，而且还有内府所没有的珍宝。至于金银的数目，还没有查抄完毕，已经有数千万两之多。像这样贪污谋私，实在是从来少见的。” 查抄之后，睿宗命令把财物一一估价：共计赤金八十万两，折合银一千二百八十万两。其中赤金三十五万两，折合银一百二十五万两。各种金器熔化后，折合银一百七十九万两。人参一百六十斤，折合银七十八万二千两。一颗大珠，折合银一千五百万两。珍珠二百二十串，折合银二千六百五十万两。散碎小珠折合银二百四十万两。纹银二十四库，共计二千四百万两。宝石顶六十八个，折合银六十八万两。大块宝石四十二方，折合银一百六十八万两。珊瑚、玛瑙折合银八十五万两。猫儿眼、密脂绿松石，折合银一百二十四万两。古玩器物，折合银三百七十二万两。五彩各色宝玉，折合银八百四十万两。皮衣、棉衣、夹衣、单衣、纱衣二万六千多件，折合银七十二万三千两。大小貂皮五千九百多张，折合银六万三千两。粗细装饰、陈设等物件，折合银一百六十万两。洪范何书 《制艺丛话》中记载一件事说：考场中有人用了《诗经》“佛时”这句，试官批语说：“‘佛’字是西域的梵语，怎么能写进四书文里？”便斥退了这篇文章。又有人用了《易经》“贞观”这句，试官批语说：“‘贞观’是东汉的年号，怎么能出现在圣贤口中？”也斥退了这篇文章。好事之人把这两件事编成一副排语说：“佛时是西域的梵书，孔子低眉弥勒笑；贞观是东京的年号，唐王失色汉皇惊。”我读到这里，很怀疑事情属于子虚乌有，是梁中丞故意编造出来供人笑谈的。直到如今亲自遇到一件事，发现其浅陋还超过这件事，才开始相信它确实是真的。我的堂兄少徽，以举子的身份参加礼部试，题目是《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两句。后幅的一股使用《易?象》，另一股使用《洪范》，总括注解上文，阐发题目的意思。房考官刘某批评说：“空泛而不合经典。”于是将他黜落。我的伯兄在户部任职，有一位至交某公，是刘某的姻亲。伯兄曾在某公家中与刘某相遇，偶然谈到考场阅卷的事，伯兄笑着说：“我的弟弟有一篇卷子在您房中，被您斥退了。”刘某问：“他是怎样写的？”伯兄说：“后股引用了《易?象》。”刘某说：“何必说得这么偏远？对股用了什么？”伯兄说：“用了《洪范》。”刘某突然惊起说：“‘洪范’这两个字，出自什么偏僻的书？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难怪我把它抹掉了。”伯兄不肯仿效韩愈所说的李贺父亲那种轻薄做法，于是含糊地说：“据我弟弟说是出自《五经》，但我也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 原来刘某十九岁考中乡试，二十岁在南宫考试中得中，进入翰林院，二十三岁就做了房考官。他平生所诵读的时文，只限于最近五科的墨卷；五科以前的文章，茫然无知。伯兄一向知道他的根底，只是认为他或许把《五经》读完了，却不知道他的学识竟然浅陋吝啬到这种程度。【附记：世父名晖，字仲荪，刚满二十岁时，考中贤书；又因带领乡团有功，被保举为户部主事。他以古文、骈体文和书法在部中称雄。著有古文、骈体文《俟园诗稿》若干卷，收藏在家中。世父名暄，字少徽，擅长词赋，同治甲子年秋闱考中第五名。他平生喜爱读《易》，著有《易臆说》数卷，书中对每一卦讲解吉凶，并用史事加以证明。他去世后，因为没有人收拾整理，这部书散失不存。】

译放鹰 扬州附近最近有一伙媒婆，行踪难以捉摸。客人有的娶妻，有的买妾，她们就把妇女送到客人的住处，任凭客人选择；或者引客人到她们家中选择，看起来都有乡里住址，并不像诈骗拐卖。客人到达并议定价钱后，她们的男人立下契券，交钱收人。过了十几天，或者一个月，忽然有几个人找来，惊叫说某人被谁拐卖到这里。于是有人自称是丈夫，有人自称是父兄，争相指责客人是拐子。客人说：“有户籍，有媒人可以作证。”等到带他们去原来的住宅，却已经空无一人。寻找媒婆，也杳无踪影。这些人反而更加辱骂客人是拐子，一定要扭送他去见官。又有一伙人在旁边劝解。胆小的客人，不但要把人归还，还必须拿出钱来赔偿所谓的私奔或私通之事。胆子稍大的，这伙人的手段也稍微松一些，只把人领回去就算了，这叫作“放鹰”，也叫“放鸽”，意思是先放出来，随后又带回去。客人有时强硬地不肯还人，这伙人立即先到官府控告，说媒人和婚姻关系都是胡乱指认，契约文书全是伪造的。如今的县官大多因循敷衍，因为没有地方拘拿证人，最后没有不判令归还的。即使有的县官深知其中弊端，想把人判归客人，不论客人是外乡人、不熟悉当地情况，还是门丁差役索取过多，都要花费一二百两金钱才行。而且这伙人狡猾到了极点，绝不会遵从判决。他们一定会到府、到省控告，而上司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把文书批转府、县，空作往来，既不痛切处理，也不起实际作用，往往拖延数年仍不能结案。客人耗费了几百两金钱，还被拘留在这里。我在江都幕府中见过一件案子，客人是上元人，来扬州买妾，深知前面所说的弊端，买下后立即带回家。这伙人猝不及防，来不及阻拦，于是便向江都、上元两县同时控告客人拐带。两县互相发文提审询问，加上两处衙门和路途上的费用，拖延了四年还没有结案。听说客人只是中等家产，已经耗去一半了。寄居接待客人的主人十分强硬，决意追究办理此案，提集人证，严加审讯。这伙人害怕到了极点，反而上控江都县处理不公，请求归上元县审断，竟然得到批准，于是便无可奈何了。然而还有比“放鹰”更严重的弊端。扬州以北，高邮、邵伯、淮安、清江、宿迁、沭阳一带，有几十个无赖子结成群伙，带着刀剑和洋枪，偶然看见村庄中美貌的妇女，夜里就包围她的房屋，把她捆到偏僻深处，设置刑具。其中一人对被捆的妇女说：“明天要把你卖掉，你应当认他为丈夫。卖出后三天中午，你要走到门口，看见某个人时，就对主人说：‘我其实是被人拐卖到这里的，我丈夫已经找到了门前。’你愿意照这句话做吗？”妇女如果不立即答应，他们就剥去她的衣服，鞭打她，用香火烧她，直到身体没有一处完好，非要她答应才停止。她答应后，他们又对她说：“你如果是假装答应而不走到门口，夜里就把你捆回来，像先前一样施刑。”于是把她带到二三百里外的乡村卖掉，按同样的方法行事。有时买主不肯把人归还，他们也把买主叫作拐子，扭送他去告官。不久便有一两个人、四五个人、十几个人到来，他们的同伙都来讲所谓的公道，说：“难道有大白天拐卖别人妇女，却不把她还给丈夫的道理吗？”乡里的百姓谁不怕惹事？于是买主只好把人归还。这样他们又把妇女带到别处卖掉，仍然用前面的办法把人要回去，所以有一个妇女一年被卖好几次，也有一个妇女一生被卖几十次的。丢失妇女的人家往往到官府控告，但官府大多不追究。这是因为这类案件既属于拐骗，又兼有抢劫，按条例有规定的限期和处分：六个月没有缉拿到人，记为一次参劾；再过六个月，记为第二次参劾；再过六个月，记为第三次参劾；再过六个月，记为第四次参劾。到了第四次参劾，就革职，扣留起来继续访查缉捕，直到捕获犯人为止。然而如今很多是署理官，一年就是任期，到了第二次参劾时已经任满离任了。接任官以这是前任的事情为由，责任便宽免了。即使按照四次参劾的规定，仍然从头计算，到了第二次参劾又被调任或解职了。若是实任官，到了第二次参劾还没有抓到人，就又通过各种关系请托上司，调往其他县任职，责任仍然免除了。所以拐骗、抢劫案件到了第四次参劾而被革职的，百例中没有一例。办法并不是不严，只是可以钻的空子太多，怎么能不使人逃脱法律之外呢？因此因循推诿、互相卸责的风气一天比一天严重。不过，也有贤能的知县，立志为百姓除害，决心缉捕这些人。但这伙人凶悍异常，只派十几个人前往，必然会与捕役格斗，造成杀伤；如果派一百多人前往，他们又会逃到几百里以外。所以如果不是高级官员关心民间疾苦，不分地区，限定期限，命令营伍协同捕役严厉缉捕，这种祸害实在不容易消除。这种风气不只存在于江北，汉口以东，天门、沔阳、沙市、樊城一带尤其严重，那些人也尤其凶恶。他们劫走的妇女在路上遇到亲戚也不敢相认；如果相认，夜里一定会被剥光衣服毒打。卖人的方法和江北一样。有一个妇女被卖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买主，没有走到门前，这伙人当夜便闯入屋中把她抢出，砍成碎块后丢在门口离去。买主向官府控告，真正的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一天，有十几个人恶行累累，在距汉口五里的偏僻地方劫持了一个妇女，停船在那里，全部上岸买酒肉，同时窥探附近村庄的妇女。恰好有一只小船经过，船上的人惊讶地看见船舱中只有一个美貌妇女，便探头询问。妇女听出对方是同乡，便略微告诉他几句话，又打开舱板让他看，里面全是刀枪。于是她嘱咐他不要声张，恐怕遭到杀害。小船主人一向知道这种祸害，告诫同伴不要泄露此事，立即放船驶往汉口，告诉营中。傍晚时，这伙人全都回来，喝酒喝醉了。二更以后，营官驾着十几艘炮船包围他们，岸上又驻扎了几百名士兵，防止他们逃跑，于是将他们一一擒获，交给县里严加审讯。他们直接承认杀死了几名妇女，掳劫了几十名妇女，辗转贩卖，所得可达数万两银子。审讯核实后，全部依法处死。把那名妇女送回家，路程共有三百里。这只是上天使他们遭到惩罚，并不是官府有能力缉捕到他们。

译黑白蚂蚁 苏州城乡有一伙媒婆，出入各家，见到寡居的妇女、丈夫不在家的妇女，以及丈夫丑陋愚笨的妇女，就用淫秽的话语和各种亵渎言辞诱动她们的心，让她们改嫁。到了出嫁时，她们所得的醮金二三百元，全都被这伙人瓜分，女方家里只能得到二三十元。有的妇女已经动心，却来不及出嫁，愿意和人私奔，她们就把妇女带到别处卖掉。妇女容貌越美，卖得的钱越多，这叫作“白蚂蚁”。又有一伙无赖子，专门以谋划贩卖妇女为业。城里还少，乡间最多。他们起初也让媒婆去诱使妇女动心，诱不动便劝她到庙里烧香，再雇请同伙充当轿夫。妇女一上轿，他们就把她抬到一二百里外卖掉，这叫作“黑蚂蚁”。这两种“蚂蚁”使许多人的名节受到败坏。此外，还有妻子被人拐走、到县里控告的事。过了十几天找到了拐妇女的人，对方有时给她丈夫几十串钱、百余串钱，丈夫便到县里撤诉结案，妻子归了拐妇女的人。不久，拐妇女者的妻子又被别人拐走，他又到县里控告，又找到了人，又像先前一样给钱，又到县里撤诉结案，于是妻子就归了后一个拐妇女的人。甚至有辗转被四五个人拐走的，屡次控告，屡次结案，后来仍然被原来的丈夫拐回去。我在元和署中，曾多次见过这种案件。又有贫寒人家的女儿，年纪十三四岁，父母困顿，就把女儿出押，叫作“出捆”。良家女子大多不肯出押出捆，出押的多是在娼家。容貌极美的，押价不过一百元以上，约定四五年赎回。出押以后，卖笑所得的钱归鸨母；鸨母可以辱骂她，却不能鞭打她。出捆的女子如果容貌美，价格可以在二三百元上下。父母亲自写立捆字，必须六七年才能赎回；鞭打由鸨母掌握，即使打死也不负偿命责任。出捆以后，鸨母请人教她识字、唱曲、弹琵琶。稍有不肯受教，鸨母的情夫便狠毒地施加鞭打，逼迫她卖笑。曾有女子因为羞愤而不肯顺从，因而丧命；那些出押、出捆的妇女也有同样的遭遇。我认为这两种弊端，虽然出于本人愿意，与“黑白蚂蚁”不同，但也足以伤害风俗、败坏伦理。如果汤文正做巡抚，一定会严加禁止。然而这种弊端在金陵、维扬、申江各地都很常见，并不只是姑苏才有。海水暖 刘观察鼎搭乘福昌轮船前往天津，在海上遇到大雾，与澳顺轮船相撞，船舱破裂进水，于是沉没。刘观察漂浮在水面上，忽然有一棵大树漂来，他便抓住树，随水漂流。当时是二月末，天气还很寒冷；他把一只手伸入水中，觉得水很暖，于是两只手轮流伸进水里取暖。但他又想到，在这茫茫浩瀚的水面上，什么人会来救我呢？终究没有生还的可能，不如早点死去。于是他用手推开大树，想让身体沉入水中。但树推不开，脚下又觉得有东西托着，身体也沉不下去。不一会儿，有一只小船来到，把他救走了。原来澳顺轮船用千里镜看见了他，所以派船来救他。刘观察是忠壮公松山的儿子，是中丞锦棠的堂弟。守口优绌 光绪十年四月，法国人撕毁盟约。五月，法国兵船到达福建口外，福建大吏允许他们驶到马江，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当时我阅读《申报》，看到它评论天下各处守卫海口的优劣，说李傅相守卫天津，炮火精良，法国人不是动用四万人不敢前去进攻。其次是进攻燕台、长江、宁波，也需要一万人；进攻吴淞口需要二万人。只有福建的两位督抚和两位钦差毫无谋略，限定三刻钟就可以攻破。到了七月初三日开战，法国人发射几炮，张、何两位钦差就逃躲到扬武船上；大兵船被轰沉在水中，其余十艘船也全都被击破，总共只用了三刻钟。当时，福建省的大吏都看《申报》，竟然没有一个人惊醒并预先防备，实在可叹！守卫广东的是彭宫保，法国人一向畏惧他的威势；又有熟悉军事的张公树声替他协助办理，布置严密，没有空隙可钻，所以《申报》唯独没有评论进攻广东需要多少兵力。大概是认为法国即使统率四万人，也不敢进攻广东。僧王死事 我以前听说僧王战死，认为是捻匪挖了一条八九尺深、长达数里的地道，在里面设置机关，外面用泥土和草铺盖地面，引诱僧王到那里后发动机关，使他的全军陷落。后来我见到沈森甫太守，他对我说：僧王勇于杀敌，曾经一天一夜追赶一二百里而不停。他的骑兵行动很快，步兵每每追赶不上，疲惫困乏到了极点，士卒颇有怨言。某天，追敌追到某地，天将要黑了，众人都说步兵还在后面四五十里，请在此住宿，等步兵到齐，明天再前进。僧王不答应，命令吃完饭后连夜赶路，将士们都不愿意。有个叫乌某的人，平素强悍，于是煽惑众人作乱。僧王正在吃饭，乌某从后面将他杀死，率领那些乱众想投奔捻匪。潘琴轩中丞第二天追赶到，立即进攻乌某这个叛逆。部下有一半是被迫跟随作乱的，其中有不少人反过来倒戈相向；内外夹击，于是将他擒获。斩下他的首级，剖出他的心肝，用来祭祀僧王。当时我在潘军中办理粮台事务，亲眼见到这件事，他并不是陷入贼人埋伏而死的。我于是感叹：当时亲耳听到的事情尚且不能完全凭信，何况在千百年以后呢？史事要做到完全如实记述，实在太难了！

译嫁友妾 鼓瑟轩舍人与万明府萧园交情深厚，结为兄弟。舍人独自一人在京城，买了一个妾；这个妾品行不好，和仆人私通。万明府参加礼部试，寄居在舍人的宅中，偶然察觉两人的言语神色可疑。一天，他从窗缝中窥见仆人从妾的房里出来，便默不作声。他知道舍人宠爱这个妾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先直接告诉舍人，他一定不会相信，而且恐怕还会发生其他变故。于是私下托媒人把妾嫁出去，不收一文钱，并且已经订立了婚约。随即邀请一位朋友，和舍人一起到酒家饮酒，明白告诉他妾的事情。他痛切地说：“你孤身一人，没有依靠，一旦事情发生变化，仆人带着妾远走高飞，谁来替你伸冤？现在我已经把她卖掉了。请和这位朋友暂且在这里饮酒，等我回来。” 他立即飞快地返回舍人的宅第，装出惊慌的样子，说：“瑟轩在某位朋友家里，突然中风，病情万分危急，可以让仆人守着房子，赶快去看看他；迟了就来不及了。”那个妾暗自高兴，认为舍人死后自己就可以任意行事，于是上车同去。走了几里路，接近买主的门口时，万明府才数落她的罪过，说：“你已经被卖到这户人家了。”妾正想拒绝，媒人已经把她带进宅里去了。于是他回到酒家，把事情告诉舍人，舍人也哑口无言。两人便一同回去，赶走那个仆人，迁到别处居住。我认为，万明府这样的举动，不只是替朋友除掉祸害，也足以证明古人的道义能够照耀人心。而且他用意深沉，审察事机果断，办事神速，更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具备这样大的才干，即使担任艰难的职务、承担重大的责任，决断疑难、制定计策，又有什么困难呢？可惜他被屈居于百里之地，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去年我在京城听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这并不是萧园的事。起初，萧园寄居在他的宅中，暗中察觉了这件事，于是辞别搬出。但他私下仍然为此忧虑，便把事情告诉同乡部郎彭君。彭君是湖口人，和瑟轩同宗，交情最为亲密，说：“不要说出去，这件事很容易处理。”立即叫来临川馆的长班母某媪，把事情告诉她，赏给她钱，听任她把妾嫁掉或卖掉。这位媪本来最为泼辣，以善于持家闻名。第二天，瑟轩当值住宿，已经进了内署，彭君派人把瑟轩所乘的车赶来，接妾去看戏。妾本来认识这辆车，便信以为真。她上车后，车子迅速驶到临川馆，命她下车，她不肯，那位媪已经把她扯进去，说：“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姨太太了。”车子随即驶走。彭君乘车到了瑟轩的宅第，打开房门，赶走仆役，辞退房屋租约，把一切收拾妥当，捆好装载物品，回到自己的宅中收拾出一处房子安置她。等嚣轩当值回来，便邀请他到家里，瑟轩于是安居在那里。过了半年多，彭君又替他物色了一个妾，事情定下后，租好房屋，全部布置妥当，接妾过来；也等瑟轩当值回来，把他送到新宅，然后才告诉他，瑟轩也只是笑着安置下来。不久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彭君经过京察，被外放任职。这件事中，两个彭君都有古人的风范，京城同乡都详细知道，应当据此改正。附记：这部集子的附则，是父执魏斯逸先生补订的。顾元恺 梧州府某县知县李某，秘密访查得知洪秀全这个叛逆的党羽在某处结盟聚会，设立簿册，列有姓名数千余人，暗中已经显露出谋反的势头。李某趁他们没有防备，率领衙役、汛兵、马快数百人，将他们包围擒获，几个伪王也都在其中。并且搜得簿册、旗帜无数。李某打算由府里押解到省城依法处死，以除去大害。知府顾元恺，是顾元熙的弟弟。他一向奉行姑息，又爱惜文士。李某把人押到府里后，太守亲自审问。洪姓叛逆说：“我其实是文童，曾在花县考试中取得前十名，绝不敢作乱。”太守说：“既然如此，你一定能写文章。”便命他以一个题目作起讲。他提笔立即写成，文辞颇为流畅。太守说：“真是文人啊！”于是很奇怪李某竟然误抓了他。随后问道：“既然读书，为什么和这么多人来往？”他回答：“我在山中读书，凡是附近村庄到这里来的人，我都认识，并记下他们的姓名，是怕发生盗窃等事情时可以叫他们来相助。其余的人都是社里的人。”太守相信了他。又问：“为什么会有旗号？”他回答：“实际上没有这种东西，是有人伪造出来，想图谋诬陷我们。”太守深以为然，决意把他们释放。他和李某一起去见巡抚郑祖琛。郑公姑息养奸更加严重，每杀一个人，必定吃斋三天，还要念阿弥陀佛一千万遍。听太守详细叙述公堂审问的经过后，他反而责怪李某多事，不再审问，把这些人一个个释放了。叛党出狱后说：“事情已经危急，不能再等了。”于是就在金田发动了叛乱。唉！当时如果听从李某的意见，把他们全部依法处死，哪里会有这场大灾祸？大概数百万生灵都处在劫难之中，难道上天故意生出顾元恺、郑祖琛这两个人来吗？

译广东闱姓 东南一带最著名的赌博，没有超过福建的花会的。它的办法是用三十六个字作为轮转的赌项。主持花会的人先暗中写好一个字，用纸包裹起来悬挂在梁上，下面摆一张大桌子，排列三十六个字。想押某个字的人，就把钱放在那个字上。从一枚钱到十、百、千万枚都可以押。押中的，一枚赔付三十二枚。因此当地俗话说：“一枚可以充饥，百枚可以做被子，千枝可以娶妻。”作为庄主的人，必须是殷实人家，别人相信他，才肯下注。开会时要在山中的偏僻处搭设大厂。大小衙门都有规费，还要动用无数跑腿的人。开会前一天，跑遍附近几十里内的村落通知此事。愿意下注的人不必亲自前往，只要写明押哪个字、多少钱，交给跑腿人，跑腿人就开具一张收条作为凭证。押中后送来钱，取回原来的收条。每十枚钱抽取二枚作为脚钱。开过之后，主人写明开出的是什么字，散发到各处，无法隐瞒。于是从近处到远处，从男子到女子，从富户到乞丐，没有不下注的。一般的赌博，有的赌意钱，有的赌铜钱，有的掷骰子。聚集时只有十几个人，最多不过一百人。没有一种赌博像这样，把远近、男女、贫富各色人等全都包括在内。而其中最痴迷的，没有比妇女更严重的了。于是有人吃斋求卜，有人到庙里烧香，停下来祈求神灵保佑，有人梦见神人告诉自己该押哪个字，还有人每天猜想这三十六个字，认为今天应当悬挂某字，明天应当悬挂某字，弄得神魂颠倒，寝食俱废。等到越押越输，把所有可以典当的东西都当尽了。无可奈何之下，有寡妇因此失去贞节，有贤良妇女因此改嫁。伤害风俗败坏人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庄主悬挂的那个字，即使对妻妾也不敢泄露，因为担心她们有外遇；一旦把消息告诉外人，让人多下注，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无法保全。曾经有一个人不够谨慎，被妻子偷看到了，于是妻子告诉她的奸夫，奸夫押了一千串钱。奸夫又把消息告诉别人，开出后计算下来输了七八万贯，全部家产也不够偿还三分之一，于是被众人逼迫，最终上吊而死；他的妻子和财产也归了奸夫。然而，花会虽然诱使各色人等陷入陷阱，涉及的银钱数目之大，仍然不如广东的闱姓。什么叫闱姓？就是遇到乡试之年，拿考场中录取的姓氏来赌博，以所押的姓氏中考中人数的多寡来决定胜负。开办闱姓赌场的主人，都是票号和本地富户。二月初一开始开局，到主考官进入考场那天为止。大姓不赌，专门赌小姓。僻姓的庄主先公布哪些是大姓、不下注，哪些是小姓、僻姓、可以下注。二十个姓为一条，每条押英洋一元、二元、三元不等，直到十元为止。按照《千字文》编排号数，满一千条为一号；押一元的编为一号，押二元、三元直到十元的，也各自编为一号。比如押一元的，一号共一千元，先抽去一百元，再分为头标、二标、三标：头标六百元，二标二百元，三标一百元。赌场使用的簿纸费，也从这六百、二百、一百元中扣除，大约每十份再抽去一份。押二元、三元直到十元的，可以依此类推。外府、外县的人也都下注，人数几乎超过一千万。下注时庄主给一张单据；押满一号后，印成一千张，分给一千个人，再收回原单。放榜后，比较各姓考中的人数多少，以此决定头标；如果所押的姓氏和考中的人数相同，那么无论有多少人，都平分头标，下面的二标、三标也依此办理。金额非常巨大，曾经达到一千数百万元、二三千万元。庄主从抽取的金额中拨出四十二万元，交给军需局，分三年缴纳，后来增加到一百五万元。文武大小衙门都有规费。那些下注的人，前几年就开始留心；其他省份卖报的人，只报道新中的举人、进士、主事、翰林、鼎甲，其他的消息就不卖，而且只在省城发行，兼且三年才有一次。广东却时时都有，处处都有。所报道的都是生员考取超等的榜单，卖给人阅读，使人知道哪个姓、哪些人可能考中，以便开闱姓时押这个姓。不只是乡试，会试和院试也开局，列出姓氏供人下注。但押进士的人渐渐减少，银钱数目也稍微减少。秀才只限于一府，金额又更少了。朝廷知道其中的弊端，严令禁止。英制军因为开办这种赌博而被革职；后来禁令更加严厉，广东人于是跑到香港、澳门，或者到虎门外的大海中设局，并向洋人缴纳四十万元的洋税。官府前往查禁时，洋人挺身包庇，因此官府便不敢过问。张香涛制军到达广东后，深知这种弊端无法禁绝，便上奏请求开放，把原来交给洋人的税款改为上缴，仍然用来补助军需。有见识的人都说：“制军自认为有名臣的作为，却也做出这种事，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军需虽然不足，哪里至于要靠抽头的钱来补助？这实在有失朝廷的体统。”也有人说：“这是出于不得已。积累的弊病已经很深，牢固得无法破除。今天禁止，明天利益就归外国人。与其禁止而让利益归外国人，哪如不禁止而让利益归中国更好呢？你们没有看到洋烟吗？越禁止，外国人越能囤积居奇；如今干脆不禁，每年可以抽厘六百万两，对军需也大有好处。而且让中国人都栽种罂粟，所以二十年来，内地出产的罂粟已经很多，外国人的利益渐渐不如以前，减少了三分之一。大势所不能禁止，只好采取这种办法。制军这样做，也不能过分责备。”我很认为那个人的话是通权达变。然而又有人提出另一种说法：“制军终究是从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若从道义上说，绝对不能这样做。自古以来的名臣治理天下，凡是有伤风俗、败坏人心的事情，没有不努力革除弊端的。听说开闱姓时，全省的人像发了狂一样，即使极贫困的人家，连日常饮食都无力供应，也一定要把衣物拿去典当一二元，拿来下注闱姓。”

译而中等和下等人家，贪心大多非常炽烈，一心想要赢得赌注，有下注一两条的，有下注几十条的。自己的钱不够，就向别人借贷。一次没有押中，家产全部耗尽，债主又逼迫，于是盗窃的人从中产生，娼妓也从中产生，造成的祸害无法尽数说明。而把千百万户人家的钱聚敛起来，恰好用来供养几十上百人的闱姓庄主，使他们骄奢淫逸。官府如果责问他们，他们一定高声抗辩说：『我本来就是奉谕旨办事，国家也确实收取我的税。』于是官府便被堵得无话可说，这又成什么政体呢？既然如此，禁止它的方法在哪里？回答说：洋烟蔓延天下，已经到了即使不断诛杀也杀不尽的地步。这件事却不同，为首的只有几十人，而且都是有家产、有身份的富户。如果有强硬果断的官吏，决心依法办理，先严厉告诫他们；如果他们胆敢逃到海外开局，就把为首的十几个人逮捕依法处死，抄没他们的家产，妻子儿女发配到极边地区充军。这样一来，谁不会战战兢兢？谁还敢重蹈覆辙？既然没有人开局，自然也没有人下注。源头一堵，水流自然断绝了。若不是雷厉风行，严厉施加刑罚，就不能禁止它。三代以后，想要挽回风气的，没有不以严厉为主的。如果只是因循敷衍、畏首畏尾，哪里足以整顿天下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我听了这番话，又觉得似乎也可以接受，所以把两种说法一并保存下来。此外，广东人最贪图便宜，做事处处使用机巧，这是其他省份所没有的。比如有一套漂亮衣服想卖，按照时价出标；如果价值十串钱，就以一百枚钱作为一标。等数量凑齐后，当面抽签，由一个人得到这套衣服，花一百枚钱便得到一件漂亮衣服，谁会不贪图它便宜呢？鸡鸭一只、猪肉五六斤，没有人购买，也拿来出标，以一两枚钱为一标。贵重的房屋田产想卖，也多采用出标的办法，于是以英洋一二元为一标。这实在是风气造成的。盐商潘仕诚被抄家后，他的花园归公，价值十万元，却没有人购买。官府出标，以五元为一标，数量凑齐后在公堂上抽签。听说花园被一个卖菜的佣工抽得了。他认为没有用处，于是减价二万元出标，改为以四元一标，后来又归了一个上人。

译吕宋票 福建押花会，遍及一乡；广东押闱姓，遍及一省。然而，还没有遍及天下的。只有吕宋国的彩票，使天下人都陷入了陷阱。这种彩票每张六元作为全票，共四万张，金额正好二十四万元。国主先抽取四万八千元，又分为三元的半票、一元的小票；七百枚、四百枚、二百枚的，则是更小的票。每月开一次。开奖时，国主穿着正式服装登座，手里拿着一本簿册。左右两边群臣排列，东边用一个大木桶盛放四万支签，里面有头彩、二彩、三彩，直到数百彩，也有无彩的；西边也用桶盛放四万支签，从一号到四万号。东西两边各抽出一支，如果没有彩，就继续抽；如果有彩，国主便把某号记在簿册上。抽到头彩时，国君起立，向远方表示祝贺。抽签完毕，按次序公布榜单，传到中国后，由洋行兑付银钱。全票中头彩得六万元，二彩三万元，三彩一万元；四彩到百彩以外，奖金有数千元、数百元、数十元、数元、数百枚不等。半票头彩得三万元，小票头彩得一万元。更小的票以及二彩、三彩以下的奖金，都按所买票额的多少依比例递减。大约有几百人可以中奖得钱。中国二十二个行省的府县，凡是商人聚集的地方，都设有彩票局，高高挂着“吕宋彩票出卖”六个字的牌子，有的挂着“发财票出卖”五个字。原来，彩票局老板每月从吕宋贩运彩票来卖给人。买票中奖的人，彩票局老板抽取十分之二作为酬劳费。设局的人大多以其他贸易为主，不过顺便代卖这种彩票，并不专靠彩票为生。但也有专门靠彩票为生的，他们大多制造假票骗人。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海外，怎么辨认真伪呢？于是愚昧的人大多被他们欺骗，即使聪明人也有落入他们圈套的。因此有的人经过几十年、买了数千上百张彩票，也没有中得数百枚钱的。倘若被人发现，骗子就卷走钱财逃跑了。人们常常担心卖假票的不足以凭信，我却认为，卖真票的难道就值得信任吗？” 吕宋本国地方小而贫穷，每月专靠卖彩票抽取钱款来补助国用，已经属于无赖之举。何况外国人诡诈，开奖时旁边并没有中国人亲自观看；这么巨大的款项，假如国主和群臣串通舞弊，预先留下数百张票不卖，开奖时头彩、二彩、三彩都在这些票中，又有谁能知道呢？有位朋友极力为此辩护说：“外国人最讲公道，不像中国人那样奸诈、难以相信，绝不会有这种事。而且英国、法国等国都购买这种彩票，难道他们敢欺骗这些国家吗？”我笑着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英国、法国这些外国人全都参与作弊，所以才用这种说法诱使华人相信。你没有看过他们做买卖吗？购买茶叶、丝绸时，动不动就和外国商帮联合起来，必定要让华商亏损到极点，然后才罢手。这种本来由我们掌握权力的事情，尚且被他们挟制，何况这样巨额的钱款掌握在他们手中，隔着几万里重洋，我们毫无把握，他们彼此串通欺骗华人，又有什么违背天理的呢？否则，通商三十年来，下注彩票的人几乎有千百万人，而我遍历各大城镇市场，看到因购买彩票而倾家荡产、丧命的人很多，真正中奖的人却很少，这种弊端也就大致可以看出来了。”又有人对我说：“也有得到头彩、二彩、三彩的人。” 我叹息说：“你真是太愚蠢了！我所听说中过头彩的人，一个也没有；中过二彩、三彩的，不过几个人。这大概只是诱骗我的手段罢了。每月计算有二十四万元，每年二百九十万元。三十年来，流到海外的银元将近八千多万元，如果竟然不让一两个人中得二三万元，谁还肯买呢？” 大凡中奖的人，都会登上《申报》，天下人都知道。《申报》又极力夸耀这件事，用来煽动人心。那些没有中奖的人，一个人哭，一家人哭，又有谁知道呢？前几年，我搭乘某轮船回国，航行了半天，忽然看见一个人投河自尽，不知是什么原因。船主随后检查他的衣物，发现一个大皮箱，打开一看，满箱都是吕宋票。还有一本账簿，记着他欠了各家银两数万，都是十多年来借钱购买吕宋票所欠下的。他自知难以偿还，不死也等于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至于我没有亲眼见到的，又不知有多少？毒害人的程度真是太深了！可是你还不醒悟，这是为什么？然而，并不是只有一个人不醒悟，人人都这样。我每次遇到相识的朋友购买这种票，必定竭力劝解，苦苦阻止。朋友大多不服气，说：“某某人都中了，只恨我的命运还没有亨通罢了，外国人难道会欺骗人吗？”大概某位朋友买票赔了几千元，偶然中了一票，得到三十元；另一位朋友买票赔了几百元，偶然中了一票，得到十多元。平常总是输钱的事被搁置不提，偶然赢钱的事却争相传说。哪里知道外国人担心人们屡次不中，甚至不再购买，也担心别人听说后都灰心，所以特意放出这样的诱饵，来引诱那些尚未完全死心的人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两〕 我交往的人大多是公卿大夫，每当谈到这件事，他们说：即使吕宋票不欺骗人，每月中奖的钱都回到中国，但每年仍要抽走六十万元银元。三十年来，流到海外的银元已经有一千八百万元。有了几千八百万元，百姓怎么会不贫穷？何况外国人的心思万万不可信。我问：“为什么不制定严厉的法律来禁止它？”他们说：“不是不想禁止，而是担心外国人因此产生恶意，逐渐引起事端，实在是迫于形势，无法禁止罢了。”如今听到这些话，不禁连连叹息三声！

译水甲 梅小岩河帅是我的年长世交。他精通天文、数学，熟悉洋务，讲求水战。他别出心裁，制造了水甲，穿着它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半个身子不浸入水中，遇到大风大浪也不会沉没。这种甲像半臂衣，用两层洋布制成，前面缝有四十八片水松木，后面也是这样。每片长约二寸，宽约一寸二三分，厚约三四分，轻重丝毫不能有差别。旁边系一条带子束腰，前后各系两条带子，交叉束在胯下。水松木其他地方都没有，产于广东顺德沿河一带，生长在水中，以生长年深、颜色老的为上品；它的木纹方正，质轻而能浮。新生而嫩的不能使用，因为木质重而容易下沉。他又制造了水带，内外四周都是圆的，形状像玉镯，周长约三尺，粗约四五寸。里面用藤条扎成，中间空着，外面包皮，再涂上漆，用布结成十字，四角系在水带上。人跨在上面进入水中行走。他又制造了水马，也用藤条、皮和漆制成，中间也是空的，高二尺多，长三尺多，马头露出水面一尺多，嘴里可以装铅弹。尾巴也向上翘起，中间凹下，人骑在凹处行走，同水带一样能使半个身子露出水面，不怕风浪。河帅说，这三种器物都可以携带洋枪，在水面上开枪射击，接近外国船只进行攻击。水带和水马我没有亲自试过，水甲却亲自试过几次，穿着它踏过波涛如同走平地，确实是水战中的奇特器具。成德 睿宗有一天乘辇出行，忽然有一个人靠近车辇，用匕首刺入，幸好车辇较深，匕首距离睿宗还有六七寸。睿宗身体正端坐着，所以没有被刺中。那人很快被擒获，多次审讯也不吐露实情，连姓名也不说。圣旨下令：有认识这个人的，赏赐千金。随后有一个人上前说：“这是成德，住在某处，有两个儿子。”很快便把他的两个儿子拘来，先让长子跪在他面前哭泣，劝他承认。成德仿佛看不见、听不见，于是当面剐割他的长子，他也不睁眼看。小儿子当时才八九岁，是他极其疼爱的孩子。又让小儿子哭泣，劝父亲承认。小儿子哭一声，叫一声父亲，悲哀异常，他仍然无动于衷。成德略微睁眼看了一下，说：“跟我来，跟我走。”随即又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各种酷刑全都用尽，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于是连同他的小儿子也一并剐割了。有人说成德过去曾为和珅掌管厨务，又有人说他是林清的心腹，因此这是在为他们报仇。但始终无法查明真相，这件事于是像明代的张差案一样，成了千古疑案。贡院江水 江南贡院的井水污秽不堪，士子饮用后大多生病。梅河帅在金陵任藩司时，把江水引入城内，在贡院墙外设置东西两座台，安放两根锡管，分流灌入墙内，再分成数百根小管，遍布各个号舍。从此士子不再饮用井水，颇为便利。考场中的传递，过去大多由挑水夫承担。如今不用这些挑水夫了，这种弊端也少了，真是一举两得。我们省的贡院考场靠近东湖，湖水积聚而不流动，全城的污秽都聚集在那里。考场中的井水，都是湖水渗入形成的。用这种水煮茶，倒入碗中后，碗面会有一层黄油，而且味道咸，喝了会使人腹痛。士子进入考场时，用竹筒装河水，和考篮一起背进去。但带的水不多，一天就喝完了。到了第二三天仍然饮用井水，所以三场考试结束后，很少有人不生病。近年，在龙门内开挖了一个池塘，点名那天命令士兵挑河水灌入池中，任由士人取用。但考篮中携带的器具不多，所取的水也只能供一天饮用。江西考场传递的风气比江南更严重。河帅回乡时，见到有关官员商议，想依照金陵的办法把水引入考场，说这样也可以消除弊端。但有关官员以没有经费为借口推辞，于是也就没有办法了。何秋涛靴 尚书陈孚恩保荐刑部主事何秋涛，说他通达时务，熟悉军事。咸丰十年正月，皇帝召见他，命其在懋政殿行走。何公博览群书，尤其熟悉北部边疆事务，编纂了八十卷书，皇帝赐名为《朔方备乘》，其中记述俄罗斯的事情最为详尽。他为人性情朴实，衣冠古旧简陋，曾经穿着一双靴子，十年没有更换。文宗见到后，笑着对群臣说：“何秋涛的靴子，底面已经一个颜色了。”原来靴子像袜子一样穿到膝盖附近，用青缎制成的部分叫靴面；鞋底用粉涂成，白得像雪，叫靴底。白色久了会变黄，黄色久了会变黑。青缎穿久了也像墨一样黑，所以靴面和靴底上下成了一个颜色。这几乎像南齐的虞茂瑶上朝时的情形：他的木屐和靴子又黑又歪又尖，鞋帮断了，就用芒草接补。高帝拿起来看，问道：“这双鞋已经穿了多少年了？”

译盐丁的苦难 天下第一等的贸易是盐商的生意，所以俗语说：“一品官，二品商。”这里所说的商人，是指盐商。因为盐商可以坐享其利，没有不致富的，不像其他行业的交易，有时盈利、有时亏损。淮扬的盐产在海州附近海滨一带，涨潮时水面浩瀚无边，退潮后放眼望去全是白色。于是盐丁各按界域取潮水，放入锅中熬成盐。负责熬盐的，就是盐丁。他们没有一个月、没有一天不在火中劳作。最可怜的是三伏天，前面一大片大灶连成一片，后面一大片大灶也同样连在一起。他们住在中间熬盐，简直像进入炼丹炉中炼丹换骨一样。身体受到火气逼迫，起初也许是白色，接着变红，后来变黑。皮肤变得像铁，肌肉像干肉。他们那里树木很少，被火气逼迫到极点时，只好跳到烈日下暂时乘凉。我们望见烈火就像被焚烧、害怕火焰一样的地方，却是他们所谓最清凉的世界。至于行人在夏日中偶然遇到一棵小树的树荫，可以略微休息，尚且觉得炎热；在盐丁看来，几乎就像天上的广寒宫一样，根本不知道世间竟有这样的地方。他们劳作得如此艰苦，但一天所得只有一百枚上下。一家人的妻子儿女都靠这点收入维持衣食，所以吃的不过是芜菁、薯芋、菜根；较好的也只是养麦、小麦。我们平常吃的白米，他们却终年、终身，甚至他们的子孙终身，都没有吃过。就像进入天台山吃胡麻饭，那是千百年才可能遇到一次的事，而且还不知道是否真有这种机会！” 他们穿的都是打满补丁的破衣服，严冬也只能穿夹衣。家里最富足、藏有一件破棉袄的，十家中也不过两三家。他们盖的被子，最奢侈的也只是收集几十片旧棉絮缝成一床；其余的人都堆积草秆，睡在里面。我们穿的皮衣、盖的棉被，在他们看来就像虞夏时代的冠裳、商周时代的彝鼎一样，只能听说名称，却无法得到实物。他们住的房屋，高度只与人齐，用茅草盖成；风大时会被吹倒，雪大时会被压破。因此，要说尽世间贫苦的情状，没有比盐丁更严重的了。然而，最值得怜悯的是，普通人受尽苦难之后，还有享受甘甜的时候；自己没有安乐，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所以说天下的苦人中，没有比乞丐更苦的了，但乞丐有时还会有改变命运的一天，仍然可以兴家立业，做官或经商。即使不能这样，也无法断定他的儿子或孙子世世代代都做乞丐，总会有人奋发立志、成就功名、出人头地。唯独那些被编入盐丁的人，身体不能离开产盐的地区，双手不能离开煮盐的行业，耳朵听不到富贵的话，眼睛看不到富贵的事情，一生如此，后代也如此，像牛马一样劳苦到了这种程度，他们的心愿只求不饿死、不冻死，就已经满足了，本来没有其他希望。他们甚至不知道显贵、荣华和福泽是什么东西。我看见他们面黄肌瘦、形容憔悴，真像和禽兽属于同一类。唉，实在可怜啊！同样都是盐，盐商竟然是那样，盐丁却是这样，他们之间的差距难道仅仅是天上地下、仙人与凡人的区别吗？诽谤诗 谭序初任制军、镇守苏州时，尽心于百姓疾苦，立志挽救积弊恶俗。他认为烟馆是盗贼逗留的地方，便严加禁止，不许开设，只允许煮烟后挑出去卖给人。城中的度量衡，过去有两套标准：贩进货物时使用较长、较大、较重的器具，卖出货物时使用较短、较小、较轻的器具，极不公平，因此也严加禁止。他亲自进行比较，发现进出货物使用的器具不同，就把货物罚没充公，并给那人戴上枷锁，在市场上示众。妓馆的问题尤其严重，年轻子弟像鸭子一样争相前往。因此破家荡产的人数不胜数，所以禁令更加严厉。那些名门望族的公子，因为不能接近自己所爱的人，很不高兴。有个叫方丽卿的，是吴中的名妓，某个豪门借给她一所房子居住，安排两个仆人守门，不许其他人来往。那些喜欢寻欢作乐的人说，竟然让一个人独占国色天香的美人，心中不服，常常带领一群不法之徒闯入她家中大吵大闹。制军听说后，签发拘票把丽卿拘到案前，狠狠打了她一顿耳光，交给官媒婆看守，并封闭她的房屋充公。某豪门托人说情，他不答应。那家人大怒，却又苦于不敢明说，于是煽动各家公子，私下撰写诽谤诗，想让诗传入京城，以此中伤制军。诗一共有三十首，贴遍了苏州城。制军派人揭下来拿给他看，他非常愤怒。他认为好官实在难做，于是亲自写了一篇文书，详细说明自己不善于治理政务，以致士绅和百姓不服，只请求罢免官职回家，不愿继续做官。文书中夹着那些诽谤诗，却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有说。他把文书呈给两江总督沈文肃公。文肃早已听说制军办事求实，不顾避嫌和怨恨，知道他所做的事必定有令权势之家不便之处。收到文书后，亲笔写了一张便笺安慰他说：“从前子产刚开始执政，就有唱着‘谁来杀死他’的歌。诽谤的话有什么妨害？只求为国家、为百姓办事，内心无愧罢了。我不会因为浮泛的议论而怀疑您，您千万不要产生退职的念头，还应当努力做下去，不要改变从前的作风。我一定会设法报答您。”制军收到信后，没有办法，只得重新办理政务。可是文肃不久便秘密上奏，极力保举他，说他忠诚刚正、才干足以胜任督抚之职，请求皇上破格任用。不到几个月，他署理徐海道；又不到几个月，在任上升任臬司；再不到几个月，在任上升任藩司；一年多后，署理苏州巡抚。不久授任湖北巡抚，后来又调任云南巡抚。一年多后，署理云贵总督。这样看来，诽谤他的人反而正是给他带来了福气。君子乐于成为君子，小人只是白白做了小人。

译候补官的情形 军务兴起以来，通过捐纳取得官职的情况极其泛滥，而捐职人员的苦难也到了极点。各省候补的州县佐杂官，动辄有数千上百人，哪里能有这么多署理的空缺、这么多差委？所以督抚也为调剂安排而困窘。于是有人几十年、十几年也得不到一次差委，得不到一次署理事务的机会。捐职人员中，只有道员、府官大多是巨富。道员到省以后，督抚认为他们官职大、资本厚，不论是谁都给一次差委，每月发薪水银一百两，或五十两，从厘金项下支取。知府在两三年内也一定会有差遣。最苦的是州县佐杂官，因为州县官中富裕的人很少。资产达到万两的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哪里肯捐这种官职？即使有，也不过十分之一二。所以中等人家最多，他们拿出数千金的全部家产来捐职，不顾其他事情。至于佐杂官中，中等人家也少，多是家境较差、读书未成的人，以及没有职业、游走于幕府之间的人，向亲友筹集二三百、四百两银子，捐了这个官职来到省城。起初都以为可以获得数倍利润后回去，等到候补已久，生活费用用尽，耗尽家产的人无人接济，向亲友筹钱的人也没脸再开口借贷，典当抵押全都用尽，只能坐等死亡。我最赞赏丁雨生关于捐职情形的几句话。他说，在省城候补十几年，已经贫困到了极点；一旦得到一次署理事务的机会，也只有一年。于是，前十几年候补期间的费用，都要在这一年中补回来；后十几年候补期间的费用，也都要在这一年中积存起来。这时就像把一群羊放进饿虎口中，即使后面有强弓毒箭，也一定会把羊吞食掉而顾不得其他。所以今天如果想求得吏治改善，不先停止捐纳是不行的。这些话确实深入了解了其中的情形，不能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不听。不过，这些话仍然没有说尽。我看见近来的候补州县官，贫困到连早饭和晚饭都供应不起，眼看就要饿死，不得已借高利债来救眼前的急难，苟且延续性命，至于将来会怎样，则根本顾不上了。于是有放官债的人，被称为赌子，意思是把这件事当作赌博。赌子探知某人的名次排在前面，三五年内可以署理事务，便给他放债；不是这种情况的，就不放。对于富翁，放银三四五六百两，约定他署理事务时担任帐房师爷。利息为二分，或二分多；俸银有二百两、一百六十两、一百二十两不等。帐房的利息，有的平分，有的按三七分成，有的全部归师爷。那时借款人急于得到银钱，只能听命于人。事先订立一份关书，把约定的事项一一写明，交给赌子作为凭证。对于仆人，名目就很多了：有的放银三四百两，约定让其担任稿案门上，掌管一县的诉讼和刑狱；约定让其担任钱粮门上，掌管一县的征税；其次是放银一二百两，约定让其担任签押门上，掌管一县的案卷；约定让其担任办差门上，掌管一县的杂役。这些也要写明约定事项，另立借票，利息较高，在三分上下。等到委任署理、到任以后，那些人全都按照约定前来；候补时间长而借债多的人，衙署中便全是赌子安排的人。县里一旦发生诉讼，他们便通过行贿受贿、颠倒是非、挟制长官，使长官不得不听从。遇到稍微肥缺的职位，有时任职半年、几个月，计算本钱和利息已经还清，就可以把他们辞退；如果是贫瘠的职位，既然不能还清债务，又担心卸任回省以后想借钱却没有人肯借，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帐房师爷一笔本钱可以赚回三四倍利息，有些还有良心，和门丁同流合污、共同作弊的还比较少。至于门丁一类人，却像狼像虎，实际上是来把百姓当作鱼肉，填满自己的贪欲，并不是只为贪取放债的利息而来。因此州县官被他们挟制，往往有人挪用公款来偿还私人债务，也有人因此声名狼藉，百姓怨声载道。捐职的人难道全都是没有天良、不愿意做清官的人吗？实在是被形势逼迫，毫无办法罢了。然而还有本分守规矩的人，连债也借不到，最后因饥饿而死。我在沈方伯的衙署中时，有一天，有人禀报某个候补县官死了。方伯派人前往验看他因何而死，回来报告说：“某员到省二十年，一直没有得到差委，衣食全都缺乏，确实是冻饿而死。他身上只剩下一件破衣和一条破裤，床上只有一张破席，被子和帐子都没有。有一个老仆人，躺在地上的稻秆里，也饿得快要死了。”方伯悲悯不已，发给三十串钱为他办理殡殓，又发给十串钱救济他的仆人。实在太苦了！” 我又见到四川刘制军奏报的一名候补知县，饥寒交迫，吞烟自尽。此人是旗员，平素性情朴实，不善于钻营请托；到省十年，还没有得到差遣，所以落到这种地步。又听小岩年丈说，苏州有一名即用知县，是湖北人，生性迂拙，不懂应酬。到省二十多年，不仅没有代理过政事，连差遣也没有得到。孤身一人，典当抵押全都用尽，于是上吊死了。这三个人，都是我亲眼见到或亲耳听到的。此外，尚未听闻见到的，不知还有多少，唉，真令人感慨！不过，州县候补官还可以设想借债这一条路；至于佐杂官，人称“小老爷”，十几年才轮到代理一个职位，收入多的不过八九百串，少的不过三四百串，谁肯借银子给他们？何况其中大半还嗜食洋烟，所以他们的苦处更是难以言说。我在衙署中，看见佐杂官到衙门来时，大多面容消瘦而发黄，头多低垂着，帽子和靴子多是十年前的旧物，袍褂多是三十年前的旧物。严寒之中，没有一个人穿皮衣、棉袍或棉褂，有的衣服还缝补了十几处，甚至有人穿着夹袍、夹褂。离开衙署时，便把帽、靴、袍、褂用一条巾包起来，自己提着回去，很少使用仆人；这也就是所谓的做官之人。正值冬月末，忽然有一名候补巡检前来禀告辞别。当时下着雨雪，我们都穿着皮衣，围着火炉，仍觉得非常寒冷，而这名官员身上只有一件破夹袍，外面加一件纱褂，两只袖子和衣服的前后都裂开了无数条缝，里面用黑纸粘住。他戴着破凉帽，帽顶已经变黑，没有靴子，鞋也破了。寒冷至极，浑身颤抖，双脚站立不稳。方伯问他要到哪里去，他不觉涕泪长流，说：“我一身已经饥寒到了极点，妻子儿女又冻饿得快要死了，没有活路，只有求死这一条办法；我想禀告辞职，到阴间去罢了。”说完，眼泪和鼻涕滴在胡须上，已经结成了冰。方伯非常怜悯他，先安慰说：“等有差事出来，就应当委任你。”随即发给他银子二十两，命仆人跟着到他家察看，只见他住在一间破屋里，妻子和五六个子女睡在一张床上，全都穿着破旧的单衣，已经饿了两天；大的不能说话，小的不能哭泣，苦难真是到了极点。假如没有捐职这一条路，他也不会产生这种贪求，早就学习其他行业来养活这一家人了。

译我又见过州县官委署时，委任牌刚一下发，便有人推荐师爷，多的有一百多人，少的也有六七十人。其中有些情面上无法推辞，怕得罪人的，便有一半送干脩，另一半请到馆中；此外还有三位大宪的幕友，公开推荐送干脩的人，更不敢违拗他们的意思，这种风气在江苏尤其盛行。因此，一名官员到任后，到馆的师爷有二三十人，送干脩的师爷也有二三十人。这一项大约要耗费二三四千金。又有人推荐家丁，多的二百多人，少的也有一百多人。到任以后，给他们分派事务；如果认为所派的事不合心意，便辞去，也一定要给他们盘费。不过最终留下的总有七八十人，每人每天给六七十枚钱的伙食费，一年必须耗费一千多金，所以一个价值万金的上等缺，这两项开支就几乎损失一半。再加上馈送上司、应酬同僚朋友，以及往来的委员和大差，损失又不止千百金。如果平时还欠着三四千金，即使是上等缺，也不能还清，又何况中缺、下缺呢？然而我唯独奇怪幕友和家丁为什么这样多，也由此可见如今贫穷到了极点。幕友中有读书人，也有不是读书人的，都是没有谋生道路，才进入这一行来糊口，也实在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家丁则全是没有职业的游民，甘心做仆隶和低贱差役。还有些人吸食洋烟，已经成了废人，除此之外没有活路，被逼得走上这条路。唉！百姓贫困、财力耗尽，难道是天下的小事吗？我不胜为此忧虑，简直像杞人忧天一样。旗兵学习武艺 罗思举公当襄阳提督时，和荆州将军某人交好。将军挑选旗营中年轻强壮而有勇力的二十人，请罗公教他们武艺。罗公接受了这件事，另设一间屋子。第二天夜里，忽然有一个花脸大汉提着大刀从墙角跳进来，拍着桌子大声喊叫，装出要杀人的样子。二十个人一起跪下，乞求大王饶命，说：“我们是来学习武艺的，并没有银钱财物可供抢劫，请大王开恩不要杀我们！”随即纷纷不停地磕头。大汉说：“既然没有银钱财物，我走了！”仍然从墙上跳了出去。第二天，罗公召集二十人，对他们说：“你们都不值得教。凡是练习武艺，首先要有胆量、不怕死。昨夜我提刀进去，是为了试验你们。你们都是壮士，两旁又有兵器，难道竟不能拿起来相互抵抗吗？这样怕死，将来还敢出阵作战吗？即使练成武艺又有什么用！”于是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说明后送还给将军。罗公年近八十岁，两只脚上仍然绑着铁片，每片重四斤。吃蛇和蜈蚣 广西昭平县的梁某有一个妻子、三个妾，只生了一个儿子，极其疼爱，任凭他想做什么都满足他。儿子喜欢吸食乌烟，十二岁就染上了烟瘾。后来肛门不通，长达四个月，请遍名医也无法医治，只能等死。忽然有个乞丐，偷偷煮了一条蛇，给他吃下去，立刻就通了。又有广东某人，在广西荔浦县娶了一个妻子，妻子的娘家是养蛊的人。不久，他想回家。妻子暗中给他下蛊，约定一年后回来。还没到约定的日期他就发病，生命垂危。忽然发现粥里有一条红头蜈蚣，他误食下去，立即大吐，腹中的蛊全都吐了出来，因此平安无事。凡是养蛊的人家，给人下蛊时，暗中念咒，约定半年或一年；到期回来，就给药解除蛊毒。不回来，蛊毒发作，没有不死的。所以养蛊人家的女儿，最喜欢嫁给外乡人为妻，依仗这一点来控制丈夫。圣学修建银两 江南遭受贼寇骚扰后，圣学大半被焚毁。收复以后，曾文正筹集款项，命属下部门修建。某日，收到仪征县的公文，请求拨银三千两修建圣庙。文正已经批示，善后局也已经拨发银两。恰好仪征县进省谒见，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文正立即传令，逮捕善后局领银的吏员，交给勒公方琦审讯办理。吏员供认，是他代为雕刻县印的，只供称得到工钱一百“牧”。勒公认为确实如此，详细上报。文正批示将他们一律立即斩决。勒公极力争辩说银子尚未领取，应当减轻等次；雕印的人只贪图一百钱，并不知道实情，更没有杀头的罪。文正笑着说：“人所害怕的，只有杀头罢了。如果只是充军发配，遇到赦免就会回来，作恶的人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况且伪造印信，是何等严重的事，难道只是为了得到一百钱吗？一定是同谋无疑。你大概是被他欺骗了。”于是命令赶快杀掉他们。等到把他们捆绑起来押赴刑场时，雕印的人埋怨说：“我只贪图一百钱，竟然也受这种罪。”书吏说：“你真的只贪图一百钱吗？文书批下来发给银两时，你为什么一定要一千五百两？我想少分给你十两、二十两，你还不肯，如今又有什么可埋怨的？反正都是一起死罢了。” 勒公刚听到这件事，便叹息说：“文正料事真是明察，办事真是严厉果断。” 文正曾经上奏办事，被部院驳回发下后，又再次上奏。他说，部里的吏员只知道援引成例，而成例可以随意解释出入，不过是供他们索取财物罢了，请求不要再发回部院议论。皇上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又曾对属下官吏说：“成例最容易迷惑人，办事只求恰当罢了，哪里有什么固定的成例？所以有时成例规定较轻，却办理得较重；成例规定较重，却办理得较轻。”因此，属官和书吏无不战战兢兢，不敢拿自己的私意来试探他。不过，如果不是凭借文正的盛名、大功，以及极其公正严明的品行，换作别人，决不敢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成都武举 杨遇春公早年贫微时，在成都府以贩卖鸡鸭为生。有一位武举，是个奇人。学政每年考试时，他教的武童有几十人，每天一定派人到杨公那里买鸡鸭各两只，偶尔也赊账，累计到一五串，杨公便前去索取。恰好武举外出，杨公看见那些学生开弓、举石、舞刀，艰苦地练习。杨公笑着说：“我试试看。”有三张弓，分别重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他把三张弓同时拉开几十次，毫不费力。有一块二百斤的石头，他用左右手轮流把玩，像玩弹丸一样轻松。一把一百斤的大刀，他挥舞起来，旋转如飞。武举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请杨公到家，一见面便惊叹说：“你的相貌魁梧，具有非凡的相貌，是封侯的相貌，将来一定会建立大功业。我一生研习兵法、精通武艺，也看过天下许多士人，没有谁值得传授；如今应当把这些全部传授给你。”于是命他停止贩卖，到自己家中教导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八十斤〕 杨公后来统率军队征战，勇猛冠绝一时，用兵也能变化古法，大概都是从那位武举那里学来的。这也像岳忠武向周同学习射箭一样。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如今讲述此事的人也不能详细说出那位武举的姓名，真是可惜。

译翰林散馆 翰林是清贵而重要的官职，得到这个职位的人，无不羡慕自己如同神仙中人。每次科举榜单中选用庶吉士，通常不过二三十人，多时有四五十人、六七十人。自开国以来，只有三四次达到这种人数，实在难以见到。近来因为捐官的人多，担心即用知县堵塞捐官渠道，所以自咸丰以来，每榜约有三百人，其中约三分任用为翰林，七分任用为主事、中书、知县。一榜中的翰林，有时达到八十多人、九十多人，可以说很多了。按定例，新翰林三年后必须散馆。散馆以后，有的留任馆职，有的改任主事、中书，有的改任知县。国家的御史，多从翰林和部曹中考选任用。翰林留馆的人，清贵到了极点。有的人去考御史，大家都笑话他是在钻狗洞。过去的翰林都自抬身价，认为得到这个官职反而是可耻的事。若散馆时被任用为主事、中书、知县，那更是终身遗恨的事情。近来却不是这样了，翰林中有很多人二三十年都不能开坊、升转官职。有的人年轻时入馆，到老了还没有升过一级。再加上贫寒士人在京供职，艰苦不堪，于是有人把取得翰林资格看成可怕的仕途。散馆时，留馆的人，父母妻子都抱怨叹息，认为贫困永远没有尽头；仆役下人则全都离去。若散馆后改任主事、中书，不到二三十年不能得到一个外任官职；若改任知县，全家都欢庆，仆役下人也喜形于色，认为主人得到外官，从此不再担心贫穷。因为翰林散馆后改任知县，被称作“老虎班”，不到半年就可以选任实缺，离开京城。凡是捐班出身的，一切都被压在后面，所以在散馆考试时，有一半人愿意改任知县。于是有人故意错写一两个字，唯恐不能散馆。唉！过去认为高贵的，如今认为苦恼；过去认为羞辱的，如今认为尊贵。捐官的泛滥、仕途的拥挤、士人的贫困、世风的变化，竟到了这种地步，真令人感慨啊！销毁铜钱 本朝的钱币式样屡次改变。顺治、康熙年间的钱，用白铜、黄铜铸造；一枚的直径约八九分，厚约不到一分，重量约一钱多；正面、背面的边缘宽约二分，内圈约半分，都很光滑。正面中间铸有年号和“通宝”二字，背面左右铸有“清”字；又取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河、南、宁、广、浙、台、桂、陕、云、漳二十个地名，或在背面右边铸其中一个字。顺治、康熙两朝，这种钱很多，以后就少了。雍正钱的直径、厚度、重量都和以前一样，用上等红铜铸造，比白铜价格略贵，人们最喜欢。乾隆钱略小，直径约六分多，厚度约不到二分，重量和以前一样，用黄铜、白铜铸造。四朝的钱，每一百六十枚，重量都是一斤二三两；每一串，重量都是七斤二三两。嘉庆、道光钱的式样像乾隆钱，只是掺入的沙子逐渐达到二三分，正面、背面的边缘也逐渐出现麻点。咸丰、同治以及现在的光绪钱，式样像乾隆钱，只是掺入的沙子达到五六分，正面、背面的边缘全是麻点；因为缺少铜，官府铸造得不多，在民间流通的也很少。京城近几十年来，因为铜不足，另铸造一种以一枚抵十枚的钱，叫作京钱；直径约一寸三四分，厚约二分多，重量约二钱多。这种钱在其他地方不流通，只有京城流通。最近四朝的钱逐渐减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到处访察，才知道是因为云南不产铜，其中一半是市商销毁铜钱、铸造其他物品造成的。三十年前，民间的水烟斗很少，价格也很高；近来富裕人家一门就有二三十枝，极贫困的人家也有一两枝。价格方面，上等白铜的，每枝索价四五串上下；中等白铜的，只索价二三串上下；次等黄铜的，重量一斤或十三四两，只索价一串上下。销毁四朝钱一串，除去沙灰，可以铸造五支水烟斗，能够得到五串多的钱，于是人们争相销毁铸造以牟利。我每次经过市场，都看见铜店十家中有九家出售这种东西。虽然也有人销毁铜钱铸造其他器物，但主要还是水烟斗。外面又有夷人贩运出海，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因此这几年来银价日益低落，钱价日益上涨。过去一两银子可以换制钱一缗六七八百枚，近来只能换一缗二百多枚。天下都苦于钱荒，官府和商人的转运都陷入困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枚〕 广东藩司因为开炉铸造了一种光绪钱，直径和乾隆钱一样，十分薄，两枚还没有以前一枚钱重，颜色像黄金一样红。说是用姜黄水煮成的。然而铜不足，铸造的也不多。我在广东友人那里偶然见到十几枚，并没有流通到其他省份。奸民因为钱荒，争相私铸小钱，一串才十几两，却公然开店贩卖，各个市场掺杂使用，逐渐达到一半。再过十几年，大钱会更加缺乏，小钱会更加盛行。必然会导致物价昂贵，各种货物积压而无法流通，市场更加萧条，民间更加贫困。钱是日常生活必需的东西，弊病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天下的小事吗？潮州知府吴均 潮州府的人最为强悍，杀了人也不抵命，抗拒赋税而不缴纳，这些都是常事。如果没有足够的威势来制服他们，就没有人能够遏制他们的凶暴。假如畏惧他们而姑息迁就，势必发展到杀害官员才会停止。不过，他们敢于杀害官员，也是有原因的。有的人过于贪婪，又胆小怯懦，不能把事情办妥，以至于激怒百姓，使他们做出这种事。如果只是软弱而确实清廉，百姓难道会有抗拒凶暴、不肯交纳赋税的事情吗？他们杀害官员的念头，是不会有的。吴太守吴均一向知道其中的原因，到任时，在大堂上悬挂十二个字：“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不要后。”他招募壮士五百人，亲自训练，精锐非常。有个巨商杀了两个人，送上贿银一万两，请求压下这件事不要追究，并愿意花钱买人抵命。吴均斥责他而不接受，要求这个人必须投案。巨商恼怒而不来，纠集率领几千人等候。吴均带着训练好的士卒前往，将他们杀败，最终擒获巨商，依法处置。某乡几十个村庄，多年来不缴纳赋税。前任也曾率兵前去征收，多次战败返回。吴均于是部署作战办法，设置埋伏和诱敌之计，杀伤当地人一万多人，其中有积年盗贼二百多人，也死在阵中。从此，人们听到吴均的名声都战战兢兢，不敢再杀人抗拒赋税了。既然如此，治理乱国就要使用严厉的刑法，孔明的政治主张以严厉为本，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三代以后，王道已经不能治理天下，只有霸道差不多还可以实行。而世上那些迂腐拘泥、疏忽笨拙的人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往往酿成国家的祸端。吴均起初没有儿子，到这时生了一个儿子。大概铲除祸害就是使善良百姓得到安宁，表面上虽然杀伤了一万多人，暗中实际上保全了不计其数的几十万生灵；他在冥冥之中积下的福德，实在不小。

译开铺 官场中到了半夜，命令仆从铺设被褥睡觉，叫作“开铺”，这是通常的说法。但潮阳人把强奸妇女称作“开铺”，这是外乡人不知道的。张明府坤任潮阳县令时，前往乡间征收粮税。到了晚上，他命令仆人赶快开铺，说：“我想睡觉。”当地人听见后惊叫道：“县官要强奸妇女了！”于是聚集众人围攻，杀死三十多人，一同前去的人没有一个回来。像这种“进入一个国家要先问清禁令，进入一个乡里要先问清风俗”的事情，不只是游士和过路人应该知道，做官的人也不能不知道。不过，官员即使不知道，当地人听到这句话，也应当稍等片刻，观察他的动静，怎么至于立刻杀害长官呢？他们也实在凶暴强悍到了极点！这件事是广东的朋友亲口对我说的，想来不是凭空捏造来欺骗人的。俄国太子 和约规定，允许外国人驾驶兵船到中国各口岸游历。同治年间，俄国太子游历到江南，文武官员以下没有不在水边跪拜迎接的，只有张制军树声没有前往。太子派人责问他说：“我只比亚君高一级，你怎么能不来参拜问候？”制军说：“您是俄国太子，到了我国也只是一位客人罢了。按礼，客人应先拜主人，主人再前往回拜，这是礼节。您不按礼行事，反而责备我吗？”太子听后感到震惊，但也不肯先行拜礼，所以最终没有见面。不久，俄国君主被杀，太子回国继位。俄主喜欢夸耀武功、贪图功业，志在侵逼中国，大臣极力劝谏，他也不听。有一个人善于使用西瓜炮，能从五里以外算准目标，向宫中发炮，把俄主轰死。不久此人被捕，自己供认说：“我国疆土有二三万里，还想侵略中国吗？一旦挑起这场争端，两国百姓必将死去数十百万，所以我炮杀君主，是为了救这些百姓。我一人死，却可以使数十百万人活下来，有什么不值得做的呢？”说完神色安然地接受了诛杀。光绪十五年，新君太子又游历到湖北，沿途供给和费用相当巨大。他返回途中游历日本国时，忽然有一个人从旁边用洋枪射击他，幸好帽子厚，只打破了头部一角，敷药后几个月才痊愈。那个人当场被捕，审问时说：“太子来时，我国上下诚惶诚恐，害怕得罪那个国家，供应费用浩大，骚扰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愤怒地想杀了他。”日本君主非常恐惧，派尊贵的大臣到俄京请罪。俄主因为太子已经痊愈，便没有深究，但从此再也不敢出国游历了。这件事幸好发生在日本，如果发生在中国，两国边境的争端就会从此开启；不过中国也没有这样胆大而且不怕死的人了。又有同治年间，俄国一位提督驾驶兵轮游历到南京，遍拜满城官员。梅小岩年丈当时出任金陵方面的封疆大吏，前往下关回拜。提督演练水师，意在震慑中国，同时还索要赏钱。年丈只称赞他的操练熟练，说：“贵国演练军队，与我国有什么关系？没有发赏钱的道理。”提督大为失望，却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小底 京城里有一帮没有职业的游民，专门靠抢别人的帽子和眼镜为生，名叫“小底”。凡是初次进京、不知道防备的人，大多会被他们抢走东西。不过，他们多在狭邪之地，于傍晚或半夜时行动。有个人戴着黑毡帽，天将黄昏时被小底抢走了帽子。他追到一条巷口，小底钻进巷内。这条巷子没有出口，追赶的人刚到，小底便双手托着帽子，把它充作黑瓦钵，慢慢走出来，喊道：“钵里装的是油，不要撞翻了，弄脏别人的衣服。”追赶的人来不及察看，让他过去，小底于是逃走了，也可以说是有急智。京城道路旁的房屋大多低矮，个子高的人可以探身上去。有个人个子矮，头戴一顶新瓜皮帽，脚穿一双新靴子。走路时，小底扯下他的帽子，扔到屋顶上便跑了。那个人正站在路旁徘徊，忽然有一个人过来问：“您这是在做什么？”他指着屋顶上的帽子，想把它取回来。那个人说：“这不难，您可以双脚站在我的两肩上，探身上去取，容易得很。”他便照做。那人忽然抽开双肩，用两手脱下他的靴子跑了。他的半个身子搁在屋檐上，半个身子悬在下面。正在危急时，又来了一个人，笑着问：“您这是在做什么？”他又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那人。那人说：“您给我二百枚钱，我就用双肩把您托下来。”他于是丢了靴子又花了钱，帽子却始终没有拿到。等他离开后，小底立即上屋把帽子取走了。又有一个人身材很高，戴着眼镜。小底见到他，深深作了一揖，说：“多年没有接受您的教诲了，您什么时候进京的？”那个人十分错愕，因为素不相识，但也不得不深深回了一揖。头刚低下去，眼镜已经被扯走，向后飞去了。那些戴着眼镜坐在车上的人，也用这种方法对付。他刚把头探出车外，眼镜就已经丢了。又有一种无赖，手段比小底更高一筹：小底捉弄人，他们就捉弄小底。曾有人用一两尺长的黑纸做帽子，把满脸涂黑，双手藏着沙子，半夜在狭窄的巷子里静静等候。看见小底来扯帽子，便撒沙、吹风，发出啾啾的声音。小底受惊，以为遇到了鬼，有的倒在地上，有的手一松丢下帽子，那人便把帽子捡走。又有时看见小底来扯帽子，便远远跟踪，走到旷野中的庙里放下帽子。小底一出庙，那人便进庙，把小底所有的东西都捡回去。鬼怪般的手段，真是越来越奇了。*祭鳄鱼文 近来英国人开辟新加坡这块地方，商人云集在那里，就像上海一样。有一个广东士人到了那里，看见某处鳄鱼吃人，洋人发射万斤重的巨炮轰击它，不能将鳄鱼打死，反而使它为害更加严重。这个广东士人记得韩文公的《祭鳄鱼文》，便对着河朗诵了一遍，又用牺牲祭祀鳄鱼。三天后，鳄鱼全都迁走了，洋人都惊讶佩服。韩文公是圣人，千年以后，一篇文章仍然能够感动异类。如今韩文公留下的恩泽还在潮州，所以笠子叫作“韩公笠”，木屐叫作“韩公屐”，仍然能使人触景思人、不能忘怀。

译*劫洋船 广东的盗匪凶狠蛮横，天下没有比得上的。他们曾在省城白天抢劫，没有人敢过问。洋人是人们所畏惧的，可广东盗匪却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广东的闱姓赌博被某制军禁止后，赌徒便聚集到海上，洋人替他们充当窝户，可以抽头百万两银子。这些银子由省城用洋船运走。有一天，盗匪头目看见有数十万两银子放在某个舱内，于是带着二十多人登船，个个穿着鲜艳华贵的衣服，完全没有人料到他们是盗匪。船驶出虎门一百多里后，随着一声暗号，他们把洋人全部杀死。早已有一艘大船停泊在海中，他们立即把银子搬上船，扬帆离去。原来这些盗匪都知道驾驶轮船的方法，早已安排好在某处由几个人破坏机器，在某处由几个人杀死舵工和一切办事人员，只等暗号一响便动手。抢了银子后不抢货物，有时毁坏洋船，有时把船凿沉。一定要出了虎门以后才动手，是因为那里一片汪洋，外国人无法追查，也不能要求中国赔人赔银。船上的中国人，有的杀，有的杀掉一半，有的全部杀死。我多次听人讲过这件事，《申报》也屡次刊载。因此外国人听说广东盗匪，无不感到震惧。这种盗匪在高栏岛南北一带最多，当地人称他们为水盗。他们中的陆盗制作铜甲，重七八十斤，洋枪往往不能射入；又制作线枪，百发百中。他们曾凭这些武器伤害官兵、击破官兵的轮船，东莞盗匪尤其擅长这些手段。*王状元以衔 赵光赖任浙江学政时，发现王以铻、王以衔兄弟二人，都是名列前茅的读书人。和珅嫉妒他们，便在纯庙面前说了他们的坏话。王氏兄弟不久由秋榜考中，又登上乙卯春榜；王以铻为会元，弟弟王以衔为第二名。纯庙很怀疑其中有徇私，愤怒却没有发作。王以铻的会元卷书法很好，王以衔的书法尤其好。殿试那天，阅卷官不敢把王以衔的卷子放在前十本，反而把它排在第十一名。旧例是：前十名进呈皇帝，三鼎甲都在其中，从来没有排在前十名以外的。纯庙看完前十名的卷子，没有一份满意，看到第十一名时，却大加赞赏，不能停口。于是越发认为大臣办事不公，想要追究此事。到了唱名那天，状元原来是王以衔，纯庙这才认识到王氏兄弟的文章和书法都冠绝一时，于是感叹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即使君主和宰相也不能造就人的命运。*科场舞弊 国家考试，防范和保密都非常严密；如果有科场舞弊、暗中沟通关节、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一经发现并审讯属实，立即斩首，法律极其严厉。自乾隆以来，这种风气逐渐衰败并日益废弛。每逢乡试、会试的年份，人们预先猜测某位显贵一定会担任主考、分校等职，暗中拟定数字，作为考场中诗文关节的暗号。考试前私下互相授受，这叫作“送条子”。师生、同年、亲戚姻亲，竟把国家的科名当作可以互相赠送的物品，其中通贿纳赂的事情，自然不必说了。这种风气在道光年间盛行，在咸丰初年达到极点，而京城尤其严重。旗人平龄，是个轻浮浅薄的少年。他本来没有学过优伶之业，但擅长歌舞，高兴时就登台演戏，有“赛松林”的称号。松林是京城著名的优伶。咸丰八年戊午科，他参加顺天乡试，向正考官相国柏葰的妾兄靳祥行贿，通过攀附关系考中第七名，因而得意忘形，带着优伶到酒馆饮酒。兴致高时，他调戏优伶说：“明年我用五百金替你谋取科名，不信的话，我今天就给你验证。”当时御史孟传金正好隔着座位听见，假装是普通考生，低声下气地请求他帮忙找门路。平龄酒意正浓，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说了出来，孟传金据实上奏。文宗大怒，下令郑亲王端华、尚书陈孚恩等审讯，平龄把事情全盘吐露，于是案件查明。又有翰林普安，在考试前托同年同馆李鹤林借给罗鸿绎三百金。恰逢普安进入内帘，李鹤林劝罗鸿绎接受关节条子，并在上面加画五个连圈，暗示银子要五百金，其中三百金抵偿普安的借款，二百金作为李鹤林的谢仪。罗鸿绎果然考中，李鹤林索要谢仪，罗鸿绎手头窘迫，不肯给他。事情泄露后，三人一并被捕审问，关进监狱。副考官阁学程庭桂的儿子程丙采，因为父亲入闱，替人传送条子五十多张。事情败露后，程丙采对人夸耀说：“送条子有什么妨碍？只看能不能办成罢了。我得到的条子全都在灯下烧掉了，能留下什么证据吗？”陈孚恩听到后上奏，逮捕审问程丙采。程丙采说：“不必深究，受审官员的子弟也有把柄在我手里。”于是供出数十人，陈孚恩的儿子陈彦谟也在其中。陈孚恩上奏说：“臣的儿子替人送条子，是臣失察，请允许臣回避，把此事交给有关部门议处。”文宗认为他主动自首有情可原，下令不必回避，也免予议处。陈彦谟被捕审问，程庭桂也被捕入狱。这起案件中，平龄、靳祥因肢体溃烂，死在狱中。又有几人因害怕法律而自尽。柏葰、普安、李鹤林、罗鸿绎、程丙采都被斩首处决。程庭桂虽收受条子，但尚未录取任何人，诏令免死。诸位显贵的子弟潘祖同等人，诏令发往绝塞戍守。他们的祖父曾经受到皇帝宠信的，诏令从轻发落，允许缴纳五千金赎回。致仕侍郎李清凤的儿子李旦华，因为是独子，正逢父亲去世服丧，暂时免于戍守。觉罗等人逃回原籍的，诏令各省督抚立即发檄文捉拿，押解到京。此科分校官、翰林张桐没有舞弊之事，但录取的人特别少，放榜时，他愤怒地指着公堂上悬挂的刀问道：“这是什么东西？拿它来做什么？”按：康熙五十年辛卯，江南乡试正考官左必蕃出身乙榜，评阅文章并非所长，听任副考官赵晋主持。赵晋与总督噶礼收受贿赂、暗通关节，录取富商子弟，分得银钱达四十万。事情败露后，赵晋被处死，左必蕃从轻发落。当时有“左邱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的说法。圣祖下令把这把刀悬挂在公堂房梁上，以示惩戒。

译*陆建瀛 广东叛军窜到长沙，将要到达武昌，朝廷命两江总督陆建瀛率兵到湖北堵截防御，以遏制叛军沿长江向下游发展的势头。陆建瀛徘徊不前，不敢进军，上奏说扬州还有没有办完的事情，等办完后，臣立即前进。当时梅公小岩、勒公少仲在京城任职，谈到陆建瀛的事情，勒公说：“我以前在陆建瀛幕下任职，观察他的议论和作为，认为他一定能办好剿贼之事。”梅公说：“不是这样。总督政务繁重，哪一天没有事情？哪一天能够全部办完？今天的事情，哪一件有比讨伐叛贼更重要的？可是他却要等其他事务办完后才处理这件事，我恐怕他内心已经胆怯，难以办好剿贼了。”后来朝廷多次催促他进兵，他不得已到了湖北。忽然听说叛军从洞庭湖出来，他就退到九江下游；叛军到了湖北，他就退到安庆下游；叛军到了九江，他就退到江南下游。叛军遍布长江沿岸的市镇，贴出字条嘲弄他：“不必让陆建瀛引路，也可以免得他一路迎接。”当时向荣在后面追赶叛军，常常相隔一二百里，不能逼近交战，叛军也到处贴字嘲弄他说：“不劳向大哥远道相送。”等叛军到了江南，陆建瀛就退到镇江下游。听说金陵城被攻破后，他惊恐悸动而死。也有人说，他其实没有退到镇江，而是乘小轿逃出城十多里，被叛军追上杀死。城破时，布政司祁宿藻辱骂叛军而死。上元县刘同缨投进官署旁的池中而死。粮道某人假扮轿夫，被叛军杀死，和陆建瀛一样。当初，陆建瀛最信任两名道员某某，说他们忠诚而且有大才，可以办理大事。忽然有人在江夏县告发他们，说两人都已和叛军勾结，证据确凿，请转告上司，设法把他们捉来对质，暂时关进监狱；如果告发不实，就斩下我的头来谢罪。江夏县不敢隐瞒，把这件事报告给总督程某。程某是个庸才，把两件事都放置不问。后来叛军攻打金陵，两名道员果然开城迎接叛军。告发的人因湖北省被攻破，死在乱军之中。陆建瀛起初以理学家自许，教人尊崇程颢、程颐和朱熹，阅读《近思录》以及各种性理之书，颇为勤勉不倦。他任官时规规矩矩，行为端正，以端方的作风带领属下，天下人都敬仰看重他，渐渐有了死后配享孔庙两庑的声望。等到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他却只求苟且活命、害怕死亡，结果一败涂地，平生的声名全毁，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可惜啊！*大小帽子 近来捐官的人太多，每个省等待补缺的人，州县官动辄有二三百人，佐贰、佐杂官动辄有一千多人，仕途拥挤不堪，督抚也难以设法调剂。起初完全没有章程，先到省里的人不能得到署缺、委差，后来到的人有时反而得到，人们很不服气。于是制定按轮次委任的办法，委署、委差都按照先后班次轮流安排。然而姑苏州县共有三十三个缺额，实任官已经超过一半，外面只剩十多个缺额，而轮候署任的候补官将近三百人，不到二十年不能轮到一次。于是各省又有了“拨委”的办法，说是有劳绩的人，可以从后面的次序调到前面署任。佐贰、佐杂官也是这样，各种委差也一样。这种办法一开，于是便有人谋求“帽子”，以求获得拨委。什么叫“帽子”？就是请求大官写八行书替自己说情；对方碍于情面不能拒绝，又迫于形势不能推辞，这封信是从上面传下来的，就像帽子戴在头上一样。不过帽子有大小之分。比如我请求其他省的督抚、藩司写信送来，而他请求尚书、侍郎写信送来，那么我的帽子小，他的帽子大。如果我请求尚书、侍郎写信送来，而他请求军机大臣、宰相、王爷写信送来，那么我的帽子仍然小，他的帽子就更大了。藩司委任优缺、优差，都根据这个来决定。所以候补官中没有人情八行书的人，想等轮到自己委任，几乎要等到黄河变清也等不到了。除了求取帽子之外，又有制造帽子的办法。求帽子依靠别人，做帽子依靠自己。大官没有不喜欢谄媚的，而候补官中善于颂扬的人，平时熟悉探听大官的嗜好；大官喜欢这个，他就颂扬这个，大官喜欢那个，他就颂扬那个。他说话委婉从容，不露痕迹，不知不觉便进入对方心里，使人心情愉快而点头赞同。这样做的，叫作“做高帽子”。上司一旦戴上这种帽子，所得的好处就更丰厚，比八行书还要有效。为什么呢？八行书是凭借权势加以作用，而这种做法则是浸润到对方心里。于是奖赏、提拔、保举、署理实职、升官发财，都由此而来。有一位太守，是天下第一等的谄媚奉承者，由进士出身的部曹被派到某省任知府。他的座主某尚书端正严肃，最厌恶趋炎附势、谄媚奉承之流。太守前去拜见他，尚书教训说：“做官应当对上不辜负君主，对下不辜负百姓，这样才不愧为读书人。”太守说：“是，是。”尚书又问：“这次到任，什么事情最重要、最应该先做？”太守说：“门生要做一百顶高帽子，这是最重要、最优先的事。”尚书脸色变了。太守说：“请容门生详细说明：如今的大官，如果听不到善于称颂的话就不高兴；如果违逆他们的意旨，不但不能替国家治理百姓，还会立即被列入弹劾名单。所以古人也有‘善于侍奉上官，不要损失声誉’的话。假如朝廷内外都能像老师这样讲求理学、成为名臣，斥退一切奸巧邪佞、柔弱谄媚之人，那么高帽子不但不必使用，也不敢使用了。”尚书的脸色于是缓和下来，点头赞同。太守出来后，笑着对人说：“本来准备做一百顶高帽子，到省里使用；现在送出去一顶，只剩九十九顶了。” *伪小天王 江南收复后，洪逆有一个幼子，跟随康逆逃窜到我郡金溪。许湾战败后，贼众大多四散逃生。洪幼逆逃到石城乡村，被农民擒获，献给某教官。某教官正打算把他献到宁都州，席宝田的军队恰好赶到，听说后便把人抢走，献给沈制军，声称是自己擒获的。制军上奏朝廷，因功给席宝田晋升崇秩，厚加赏赐，省城如今还为他建了专祠。可是农夫和教官却没有一个人被提及。直到今天，石城人谈起此事，仍然不服席宝田冒领功劳。杀葬者 鲍武襄追击伪康王汪海洋到广东嘉应州，大战将其击败，在阵中用枪击毙康逆。伪侍王李忠贤派四十个人挖坑埋葬他，埋完后把这四十个人全都杀了，因此没有人知道尸体埋在哪里。康逆平时临阵时，头上戴着一颗金刚钻，能够避开枪炮。这次仓促之间来不及佩戴，所以被枪击毙了。这颗钻石是宝物。王幼耕在广东时，曾经见过一颗这样的钻石。另外，康逆有一匹乌马，每天能走五百里，被某统领得到后，进献给提督尚昌懋。当时马夫捡到康逆的一件轿顶，知道是金子。害怕被人看见后争抢，便假称是铜的。众人都说：“既然是锕，能值多少钱？为什么不扔掉？”

译解散歌 咸丰初年，贼势浩大，一股人马就有十几万，共有十几股，势力几乎要把清军压倒。起初其中虽然有一半是被胁迫加入的，后来逐渐习惯，甘心做贼。即使有人想逃回去，也既害怕路上遇到官军被杀，又害怕回到家后，地方官长或许不肯容纳他们。因此，反而有人由此坚定了继续做贼的决心。曾文正了解其中的原因，于是撰写《解散歌》，宽免他们过去的罪行，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并把它散发到贼军中；无论通衢大道还是偏僻乡村，都张贴得 everywhere。伪忠王李秀成看见后大哭，说：“从此以后完了！”后来果然有许多贼众逃散，贼势逐渐衰弱，直到灭亡。地名不祥 义宁州被围得很紧急，吴锡光率军前去救援。军队到了凤凰山，士兵劝他不要前进；即使要前进，也应该从山后绕行，因为担心蜈蚣遇到凤凰一定会死。吴锡光不听，果然战败覆没。王朴山有“班虎”的称号，贼军首领陈玉成，人们称他为“四眼狗”。王朴山与陈玉成交战，击败了他。陈玉成退到平阳扎营，得意地说：“老虎落到平阳，反被狗欺负。”于是回军击败了王朴山的军队。这确实正如《后汉书》所记载的：岑彭遇到地名“彭亡”而战死；又如小说家所写的：庞凤雏遇到地名“落凤坡”而战败覆没。军队作战所忌讳的事情，千百年来完全相同。谣言 道光末年，广西盗匪纷纷起事，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个人，官府无法制服。当时有歌谣说：“拦江截抢苏三娘，劫富济贫张家祥，杀人放火烂头羊。”苏三娘是衡州人。张家祥后来投奔向荣，改名为国梁，多次建立大功，最终以死守节而著名。烂头羊名叫段起，也是衡州人，流落到广西，以算命占卦为生，暗中加入盗匪集团，后来也投奔官军，立功升到道员。至于人们称他为“烂头羊”的原因，当时有人向我详细说过，现在却忘记了。苏三娘后来成为段起的妻子，段起担任我省督粮道。当时沈文肃巡抚我省，赏识他的才能。不久，段起花三千金买周某的女儿为妾。周某从事刑名事务，后来失去幕职而闲居，是一个狡猾、阴险、狠毒的人。卖掉女儿后，他还屡次索取敲诈，欲望难以满足。于是向沈文肃控告段起强买良家女子为妾。段起无法承受这一处分，便把女子退还，又给了一千两银子，以使此事平息。他仍然担心日后留下祸患，于是称病辞职回乡。后来沈文肃任两江总督，上奏保举他重新起用。不久，他去世了。亢解元 亢长青是解元，湖北某县人。他住在乡里，住宅宽敞华丽。发逆有一百多人来到他乡里，掳走几十名漂亮妇女，暂时把她们安置在他的家中。不久，贼人分散到别处居住，搜寻财物。亢长青的家眷早已离开，只有他自己还在家中。天已经晚了，贼人还没有回来。他听见那些妇女悲伤哭泣，十分怜悯她们，便对她们说：“为什么不从小门逃走呢？”妇女们说：“既害怕连累您，又害怕逃不出去。”亢长青说：“快走！我自有安排。”于是搬来两担柴，放在妇女们居住的房中点燃。火势猛烈，风也很大，不一会儿房屋就全部烧毁倒塌。贼人到来后，不敢靠近，以为那些妇女全都烧死了，怨恨地离去。当夜天色阴暗，亢长青带着妇女们从小路逃脱。湖北的朋友亲自对我说过此事，想来不会是虚假的。这种举动，真人也很难做到。亢长青也真是豪杰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石〕 刘熙载 刘熙载，号庸斋，是兴化人。他在翰林院任职，教导贝子，书房中伺候的人全是太监。按照旧例，每逢年节必定有赏赐，唯独刘公从来没有。太监到他家索取赏赐，走到门口时，看见他的房屋破旧低矮，伸手就能摸到屋檐。进门后，只有两间小房和一间厅堂，厅堂只能摆下一张桌子和几张小几，容纳三四个人。厨房只有一个小灶和一口小锅，锅里正煮着薯类充饥。掌厨的是他的妻子，衣服上有十几处补丁。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儿子，衣服也破得厉害，除此之外连一个婢女仆人也没有。太监见状惊讶不已，认为他贫穷到这种地步，哪里有钱给赏赐？于是连话也没有开口，便不高兴地回去了。他对同伴说：“我们真倒霉，今年遇到这样一个穷相的教书人，年节外快完全没有指望了。”于是他们常常谈论此事，说从未见过这样贫苦的人，有的嘲笑，有的讥讽，渐渐传到了太后耳中。太后认为刘熙载是天下极其清廉的人，特意给他以调剂，任命为广东学政，这是翰林官中最优厚的差使。广东一向有这样的弊端：府、县考选童生时，名列第一的案首，多半卖给大富人家，价格为一二千金。否则就选取大世家的子弟，把它作为权势人家托请求取功名的门路，历来如此，大家安然视之，从不觉得奇怪。因为案首一人，没有不被录入学宫的。学政在考棚中的规费以及办理差事的各项费用，全都依靠府县出力；无论从权势还是情面来说，都不能不录取，至于文章优劣则不予考虑。刘公知道这种弊端，想要彻底挽救它，不计较考棚规费，办理差事的费用也极其节省，比从前只有十分之一二。至于取士，则一定要衡量文章优劣；文章如果不好，即使是案首也不录取。于是被拒绝的人十个中有六七个。府县既不高兴，权势之家和富裕人家尤其怨恨他，竟然捏造流言，传入京城，结果他被撤职召回京城，还没有完成这件事。挽回积久的恶俗，实在太难了！散馆诗 甘公如来任涞水知县时，正赶上纯庙拜谒皇陵。太监骚扰百姓过分，甘公便拿鞭子打太监，并与太监一同被锁起来带去见纯庙。纯庙起初非常愤怒，后来深深感叹他刚直而有胆略，便重用他，使他很快升到尚书。袁子才太史散馆时，试题是“因风想玉珂”。太史有一句诗写道：“人似隔天河。”他刻画“想”字，确实很精彩。但甘公认为，这首诗虽然写得好，他的心术却一定不正。他认为此人必定有才而轻佻，于是将他黜退，散馆后派任知县。后来又有某位翰林散馆作诗，题目是“薰风自南来”。他破题的第二句写道：“南风句亦薰。”阅卷的是旗下某公，看见后斥责说：“这个人一定好男色。”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从诗中提到‘南风’就能知道。”听到的人都忍不住暗自发笑。因为京城中喜欢男色的人，被称为“好男风”，这里的“男”是男女的“男”，不是南北的“南”。某翰林平素端正方正，竟因此散馆后被派为知县。又有某位翰林在诗中使用“蜚声”二字，某阅卷官平时学问半懂半不懂，看见后便将他黜退，说：“蜚是臭虫，读作‘匪’，是仄声，破坏了粘对。”他也因此散馆后被派为知县。袁太史本来风流放荡，甘公因为一句话便决定了他一生的仕途；而后面这两个人却实在冤枉得厉害了！

译更换和约 咸丰十年，美国首领到天津更换和约。梅小岩河帅当时任吏部主事，朝廷命他和某主事一起带着和约前往交换。美国首领拿出和约，河帅看后说：“这是假的。”美国首领不服。河帅逐条指出其中的伪造痕迹，与他争辩，直到对方气势稍弱，才说：“这是抄本，真正的和约在国内，往返取来，若非一年不能完成交换。”河帅说：“等一年后再交换，又有什么妨碍？”其实真正的和约已经带来，对方只是拿假约来戏弄侮辱中国。当时天津的大员们都惊恐畏惧，没有人敢说话。美国首领见河帅辩论时理直气壮，便拿出真的和约与之交换。河帅也因此出了名。造船 中州人周沐润，是有名的进士。他任苏州长洲县知县时，有一位著名妓女褚富金，周沐润常把她召到官署陪酒，对她亲昵宠爱，并赠给她一副对联：“我富才华卿富艳，兼金身价断金交。”御史上奏弹劾他，他被革职，发遣新疆，褚富金也跟随他前往；关于这件事，我另有传记记载。后来遇到赦免，他回到内地并恢复官职，仍然在苏州任常熟县知县。张忠武在丹阳殉节后，贼军从常州逃窜到姑苏一带。周沐润于是招募民间勇士，以保卫城池为打算；贼军到来后将城围住，他坚守不屈，城池始终没有被攻破。当时盗贼的气焰遍及各地，米价一天比一天高。大军驻扎在上海，消息很难互通。周沐润于是创造了脚带船，每天到上海报告米价。这种船长只有一丈多，宽只有三尺多，船篷高仅二尺多。里面只能躺两个人，不能坐，一坐船就会倾斜。驾船的人在船头，也躺在船中，用两只脚踩动船桨前进。船桨大约长七八尺，踩一下就能前进二三丈，昼夜可以行驶二百数十里。姑苏乡村到处都有港汊，而且很多港汊又浅又窄。想去打探米价，大船难以进入，小船又行驶缓慢，只有这种船可以曲折穿行其中，而且快捷迅速。因此，在传递消息方面，没有比它更便利的了。周沐润虽是风流名士，却有这种能够落实到实际使用中的才干，人实在不能因为他有某一方面的不足就完全否定他。上海知县黄冕，起初因为失守城池，被充军发遣新疆，后来也遇赦返回，在曾文正的军营中效力。他创造了舢板船，用来攻击贼船。这种船长约二丈，宽约六七八尺，船底略尖，船头平直，中部、左侧、右侧都可以安放火炮，船尾稍微上翘，露出水面二尺多。船上有舱，可以住两个人。船两侧使用十支、十二支或十四支船桨，数量不等，由士兵划动，航行快如飞行。安放桅杆的位置，距离船头约十分之一，距离船尾约五分之二。船上没有船篷，夜间搭帐篷，白天收起。船在前后左右都能灵活转动，随心所欲。杨、彭诸公凭借水师击破贼军，都是依靠这种船的力量。黄君的功劳，确实不小。不食燕窝 彭刚直贫困时，母亲想吃燕窝却吃不起。他显贵以后，参加盛大宴会，便再也不忍心吃这道菜。军中听到母亲去世的讣告，他独自步行回去服丧。他袖中带着一柄十二斤重的铜锤，以防发生意外。他巡阅长江时，制造了一只小艇，忽然出现在江南，忽然到了湖广，忽然又到了江西；他什么时候来无人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也无人知晓。提督、总兵以下的官员，只要被他发现劣迹，动辄就上奏参劾并处死，人人无不战战兢兢。船很小，只有四个座位；如果来了四位客人，他自己就坐在门槛上陪伴。

译彭刚直 曾文正称彭玉麟为奇男子。我考察他一生中的两件事，其中有些是英雄豪杰也做不到的，曾文正这句话确实说得对。左文襄攻克浙江，扫荡福建的贼寇，又肃清新疆全境，功劳在诸将之上；他被封侯并入朝觐见，与李合肥一向互不相容。某公请他赴宴，李合肥也在座。按照旧例，不是翰林不能入阁拜相。嘉庆、道光年间，杨公遇春平定教匪，擒获张格尔，建立大功，被封为昭勇侯。宣宗念及他的功劳不止，想用授予宰相的办法来酬赏他。曾文正劝谏说：“宰相的职责是赞助圣德、调和阴阳，不是用来酬劳功勋的器具。若因功劳封他为公，这可以；若让他担任宰相而用宰相之位来酬赏他，这不可以。”宣宗仍然不答应，文正以死力争，宣宗才停止此议。李合肥是翰林出身，左文襄只是举人。李合肥用含蓄的话轻视他，说：“您的功业盖世，进封侯爵再封公爵，是我不敢奢望的；只是端揆这一职位，恐怕您还应该让给我一步。”左文襄默然不语。从此心中怏怏不快，常在朝臣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意思，说如果不能入阁，心气就难以平复。太后不久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赐给他进士出身和翰林身份，授任东阁大学士，他的心才感到满足，不再遗憾。可见他虽然受到了一些刺激，但内心实际上仍然没有忘记功名之念。彭刚直却不是这样。我读过他辞去按察使、辞去巡抚、辞去总督、辞去尚书的几篇奏疏，话都是发自肺腑，字字恳切真挚，并不是故意激烈作态。然而国家一有事情，早晨召唤，晚上就到，他尽心竭力，不躲避艰难危险。事情平定后，仍然实现自己最初的志向，不肯谈论自己有一份劳苦，也不肯占据任何官职。这样真心实意为国家办事，却不接受爵位，连左文襄也比不上，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这是第一件奇事。战乱平定后，长江水师散漫而没有统属纲纪。太后命令彭刚直总管长江水师，并允许他便宜行事，他于是 აღარ再推辞。他严格制定章程，凡是停泊船只的地方，按十里、二十里等不同距离，分别布置几艘炮船，划定界限防守。界内一旦发生盗案，带领炮船的武官立即正法。先伯兄奉政公在京城做官，带着家眷回南方。我参加廷试后，也从运河与他们一同南归。出了瓜州，沿着黄天荡岸边航行，忽然搁浅，只好等到半夜借潮水前进；前后十教里没有一只船，只有我们的孤舟独自停着。三更以后，看见一只船驶来，以为一定是盗船。正惊恐之间，船已经靠近，询问后，对方说：“是炮船。彭公下令：夜间必须巡河，如果遇到有孤舟被风阻挡、搁浅或遭遇盗贼而出事，唯独拿我们这些人是问。”于是炮船停在我们的船旁没有离开，潮水到来、船能够开动后才离去。由此可见彭刚直命令的严厉。几十年来，长江很少发生盗劫，都是彭刚直的功劳。彭刚直奉命巡查长江时，两江总督与宁藩商议给他发养廉银，每年二万两，所有供役费用和船价都包括在内。奏报上去后，得到批准。彭刚直没有推辞，也不领取，而是存放在藩库中。积存二十年，共有四十万两银子。他忽然上了一道奏疏，把这些银子交还皇上，用来帮助军需，真是出人意料。论及东南四五个省，长江数千里，往来艰险，随从护卫必定很多；承担这样重要的职责，每年支取二万两银子也不算过分。然而彭刚直穿青衣、戴小帽，驾一只小船，随身只有几个人，行踪让人无法预料，忽然到这里，忽然到那里；发现有人违反命令，立即就在船上将其杀死，一时间人人战战兢兢，没有人敢懈怠放纵。他自己所需的费用，自从担任总师以来，积攒了五千两银子，放在某典当铺生息。他本人和仆从只取利息来供日常使用。我曾经见过他的衣服，有一件羽毛马褂，被虫蛀了几十个洞，绝不是穿了不到三十年的东西。他吃的多是蔬菜，很少吃肉。这种节俭，确实没有什么需要花费的地方。从前诸葛公在军中，虽然没有私人积蓄，尚且还要依靠公家供给；彭刚直则连这点也没有。我在扬州时，听说彭刚直有十万两盐票，众人都觉得奇怪。我说：“这一定是他的部下将领怜悯他的儿子贫困，大家凑钱买了这些票送给他的。”考察盐票最初改制时，大票一张值银五百两，小票一张值银三百两。如今大票增加到一万三千五百两，小票增加到七千两，合计十万两银子。当时有七张大票，只值三千五百两银子，大家出钱相助也很容易。彭刚直绝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有人问：“你凭什么这样说？”我说：彭刚直在军中时，他的儿子曾经到军营去，彭刚直发怒，把他斥责赶走，不肯见他；又让人给他二百两银子，对他说：“用这些钱尽到父子之间的情分。如果再到军营来，就按军法处置。”从此他把国家放在前面而忘了家庭，父子互不通消息。所以他辞去巡抚的奏疏中有“臣上无父母，下无妻子”这句话，读到这里就明白了。这是第二件奇事！彭刚直嫉恶如仇，果断铲除祸害。安徽总兵某人买了一个妓女为妾，被她迷惑，便和她一起杀死自己的嫡妻，将尸体寸寸斩碎，埋在园中。嫡妻的娘家上告，一直告到巡抚、按察使那里也没有得到处理。彭刚直在湖口听说此事后赶到安徽省城，召来某总兵，审问了几句话，立即将他杀死，并据实上奏。巡抚、按察使都惊恐不已。赣州总兵王某被御史弹劾。太后命彭刚直查办。赣南道以下的官员每天都准备迎接钦差，却始终不见他到来。谁知彭刚直混入一只乞丐乘坐的船中，秘密来到赣州，花了三天查访王某的劣迹，离开时没有人知道。回奏时，他奏明王某革职，并且参劾、罢黜武职提督、总兵以下数十名官员，文职府、县以下数十名官员。众人都惊恐戒惧。他为人刚正严厉，所到之处，查访得知文武官吏中有贪婪凶恶的，不是杀掉就是参奏，人们称他为“彭打铁”。所以听说他到了，人人都头痛。但他到哪里并没有固定规律，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何时会来。自从奉命巡察江防以来，不仅水师得到整顿，东南数省的大小官吏也不敢再过分贪婪残酷，真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他平生喜欢居住在寺院里。湖口的石钟山原有一座古刹，已经破败不堪，他便募集资金修缮，招请僧人主持。每次巡江回来，他一定在那里栖息。彭泽有彭浪矶，民间讹传为“彭郎矶”；县北有小孤山，民间讹传为“小姑山”。小孤山高耸在江心，被贼人占据，阻断上下往来的兵舰，不能通行。刚直统率水师在江中大战，杀死数万贼人，夺回了这座山。他高兴之下作诗，诗中有“彭郎夺得小姑回”一句。刚直性情严厉刚毅，却有这样的风趣，真像宋广平写赋咏梅：一个具有铁石心肠的人，却写出富有妩媚情致的词句。

译黎兆棠 黎公兆棠任礼部主事，擅长文章辞藻，享有盛名。肃顺听说后便结交笼络他，两人的感情逐渐亲密，发誓结为兄弟。等到肃顺权势显赫，已经有动摇社稷的势头，黎公便流着眼泪劝谏他，逐一列举历来权奸最终都遭杀戮、忠良最终都受到褒奖宠遇的事例来警醒他。肃顺不能采纳，于是黎公辞官离去，与他断绝关系。肃顺被诛杀时，黎公忽然来到京城吊唁他，就像栾布哭吊彭越、蔡邕哭吊董卓的故事一样。听到这件事的人上奏请求治他的罪。黎公说：“我早就知道他必然失败，所以辞别他回乡了。但我们曾有兄弟之约，如今来吊唁他，是感情所驱使。人谁能没有感情？我明知这样做必然获罪，却甘愿接受刑戮，没有什么怨恨后悔的。”旁边有为他辩解的人说：“他早已与肃顺断交，不能把他和至死仍依附、结党作恶的人相提并论。”于是上奏请求赦免他，仍让他在礼部任职。沈文肃担任本省巡抚时，听说这件事，感叹道：“从前李夷简说徐晦没有辜负扬临贺，难道他会辜负国家吗？这位公真是有肝胆的人。”随即上奏请求把黎公分发到江西任职。黎公到任仅十多天，南安知府出缺，又听说贼军将要进攻南安，于是调黎公前往代理。黎公对母亲说：“这次去，吉凶还不能预料；死一次并不可惜，我放心不下的，只是母亲年纪已经很大了。”母亲说：“你对上没有辜负朝廷，对中没有辜负沈公，对下没有辜负自己，真是孝子！我死也可以瞑目了！”于是黎公前往履任，但军饷全都没有着落，只好勉力劝说乡绅捐助资金，招集民兵，筹划守城。他每天用忠义激励人心，众人都感动得流泪，愿意拼死守城。贼军到来后，围攻了一个多月仍不能攻破，只得退去，城池因此得以保全。沈文肃上奏保举他担任道员，代理布政使。后来他因一件事被御史上奏弹劾，降为知府。数年后，又被保举授任台湾道。总兵林某家产达千万，骄横放纵，违法乱纪，于是把他杀了。不久，（作者）任天津道。因为李合肥部下一营发生兵变，（作者）写信给政府，极力论述这件事。李合肥憎恨他，于是称病辞官回乡。户部亏空 户部库中的银两，自乾隆年间和珅掌权以后，就一直没有清理。库中被侵吞的银两，一代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又传给后代，被当作家产，已经六十多年了。嘉庆年间，虽然曾经进行盘查，但盘查人员都收受库吏的贿赂和请托，含糊地复命，始终没能彻底查清。从此每逢皇帝命令御史查库，库吏必定送上规银三千两，给仆从的门包三百两；日积月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有时贫穷的京官和参加会试的举子知道其中的弊端，便向库吏索取钱财；库吏一定先调查这些人的家世和才能，再决定送银多少，有几两、几十两、几百两、几千两不等。道光十年以后，御史周春祺想逐一列举弊端上奏参劾，然而他的姻亲汤文端公极力劝说不可这样做。这个案件一旦揭发，必然会抄没几十上百家，杀掉几十上百人。为了成全一个人的正直名声，却引发这样的大难，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事情被制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道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配银两不均，内部互相揭发，这件事再也无法掩盖，传到了朝廷。宣宗震怒，下令逮捕审问，亲自审讯，终于完全查清了实情。他惊讶地问库吏：“也有没有不收规银的人吗？”库吏说：“近来只有骆御史秉章本人清白不染，连仆役也丝毫不收。除此之外，周御史曾拒绝收取，但门包三百两，他的仆役仍私下收了。”宣宗于是深深赞赏骆秉章的清廉，其次也认为周春祺能够自爱。周春祺不久便去世了，此后没有再被起用。骆秉章屡次升任封疆大吏，他从此开始得到皇帝的赏识。案件审查核实后，凡是收受赃款的人，按惯例都应处死。宣宗仁慈，不肯兴起大狱。盘查之后，查出亏空九百多万。皇帝命令自乾隆以后任过户部官职的人，无论官职大小、亏空多少，都分摊赔偿；人已经死了的，就追问其子孙。贪官污吏的后代，也被监禁追究，承担他们应负的罪责。于是有些清廉官吏的后代无力偿还赔款，也免不了被拖累十几年。当时骆、周两位公，也每人分摊赔偿五千多两。一笑轩 沈文肃性情刚直而清廉，任本省巡抚时，因父母丧事离职回乡，身无分文，便开了一家名叫“一笑轩”的纸铺，靠写字度日。写一副对联，包括装裱，收费四百枚钱；写团扇、折扇、小楷，每柄收费四百枚，行书二百枚。不论什么人来都写，只用单款写上姓名三个字，不了解情况的人很疑惑，认为他是在故意矫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后来他重新起任两江总督，他的座师某公闲居在金陵，文肃前去拜访，送上白银一百两，说：“这是一点微薄的礼物，给先生祝寿。以后师生见面，谈谈文章技艺就可以了，请不要过问公事。”当时有个知县某，为了谋求一个优缺，行贿请他的座师出面求情，文肃默默不说话。把座师送出门后，他立即在总督衙门门口悬挂牌子说：“某县令竟敢这样钻营，不上奏参劾他就不足以警戒其他人。”某县令本来可以按轮次补缺，却因为这一次求情，反而被革职回乡。从此听说此事的人都惊惧警惕，没有人敢再仿效。文肃在家奉旨办理台北事务时，又杀掉了一名藩署中违法乱纪的书吏。总督李鹤年对此不满，上奏弹劾他，列举四条罪状，极力诋毁丑化他。水灾与风灾 有一位从京城来的朋友告诉我：“光绪十五年春天，河南某县下了很多像人脸和豆子一样的东西，眉目口鼻都像画出来的一样；随后郑州发生了水灾。”都城外的某个村庄，也下了这种东西。到了第二年夏天，两地便发生大水，淹死的百姓将近七八万人。十六年四月某日，河南商水县刮起大风，片刻之间吹倒民房一万多间。有人看见，风刚来时，仿佛前面有一个女人，旁边牵引着两条龙，中间还有许多怪物。风刮过去后原本没有灾害，忽然又回头吹来，房屋全都倒塌，真是一场大灾。

译毒死活佛 宣宗在位时，有西域僧人前来进贡，自称“活佛”，能够谈论人的祸福吉凶，偶尔也有说中的，于是人们惊叹，把他当作神。宣宗认为他出于诚心仰慕教化，跋涉万里前来朝见，便给予特别优厚的礼遇。然而活佛倚仗势力，凭借法术，无恶不作；还放纵他的随从一百几十人，强行夺取百姓财物，肆意奸淫妇女，官吏对他毫无办法。宣宗忧虑不已，对大臣说：“如今不杀他，他造成的祸害会越来越严重；杀了他，又恐怕会使仰慕教化的人寒心。况且还担心四方夷人听说后，会认为中国残酷虐待进贡使者，从此或许萌生其他念头，这也未可知。究竟应当用什么办法处置他呢？”众大臣没有人能够回答。戴文端进言说：“事到如今，不得不使用暗中的办法来除掉他的祸害。请皇上使用两个同样颜色的翡翠鼻烟壶。西域人最忌讳天花恶疮，可以到处搜集天花痂皮，研成粉末；甲壶装鼻烟，乙壶装这种粉末，分别暗中作好标记。召活佛进来，对他说：‘中国最担心卑湿之气，不吃这个就不足以解除它。’皇上先亲自食用，以表示这是服用的方法。他一定不会怀疑，随后便把乙壶赐给他，并且告诉他要和随从一起服用。这样一来，天花恶疮一齐发作，就没有不死的。”于是依计施行，活佛从此果然不再“活”了。后来西域听说此事，只说他不适应这里的水土；那些祸害人的活佛，都畏惧而不敢再来，于是永远除掉了这个祸患。文端真能通权达变，运用计谋来保护百姓。有人却说他用心过于狠毒，这种说法过分了！曾文正不结交权贵 咸丰末年，肃顺掌握国政，朝廷内外的官员争相趋附权势，把他看作靠山。甚至送上重金、为他营造好坟地的，多得几乎无法计算。即使没有这些弊端，彼此之间书信往来也没有人没有。肃顺获罪后，抄没他的家产，搜出一箱私人书信，其中唯独没有曾文正的一封信。太后长叹，称赞曾文正是天下第一正直的人。于是命天下督抚都对这件事进行考察，凭一句话来决定官员的升降。而私人书信中颇有功臣的姓名。太后说：“在肃顺权势极盛的时候，与他通信是无法避免的。”于是下令把这些信全部烧掉，以安定他们的心。这真是天地一样包容宽厚的恩德。善于远离小人 梅河帅担任吏部司官、掌印时，邻近寓所住着某人，此人以举人身份捐得知府一职，名次排在后面，便谋划让自己先得到缺额。他认为掌印官可以上下其手，便想方设法接近，极力奉承。河帅一向贫穷，某人每次来都问他薪俸和米粮是否够用。河帅知道他另有目的，便总是回答：“够用。”后来河帅因亲戚的事情需要几百两银子，向各位知交借贷。某人知道后，送来五百两银子，河帅委婉地推辞，没有接受，但不能不感激他的情意。过了一年，河帅被放任惠州知府，掌印的职权已经不在手中了。他赴任缺少资金，故意前去拜访某人，向他借贷。某人借口外出，不肯见他；河帅写信前去告知，也没有再收到一封回信。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自取其辱？”河帅笑着说：“只是试探他罢了。他如果看重交情，一定会慷慨答应，那么将来我就不得不设法厚厚报答他；如果他原本是为了谋求缺额，那么如今我已经不掌印，他一定不肯借钱。既然他不肯借，我心里就释然了，将来他也不能责怪我，从此我们双方的情分就断了。” 后来河帅巡抚浙江，某人住在临安，处境非常窘迫；即使前去拜访河帅一次，也自觉惭愧，不敢再有所求。由此可见，想要彻底远离小人，不能没有智慧和办法。河帅这一举动，确实足以作为榜样。黄鹤楼预兆 沈文忠兆霖最相信扶鸾。年轻时，他虔诚地询问一生的命运，乩盘上大大的写着六个字：“过黄鹤楼必凶。”于是他牢牢记在心里。从来不肯到武昌去，即使有时必须经过那里，也一定绕道而行。他又相信鬼神，听说某个道士道法很高，便请求对方画一张小符，早晚佩戴在身上以驱邪。后来他任陕甘总督，前往某地查办事务，经过一个村落时，忽然看见一座楼，上面写着“黄鹤楼”三个字，大吃一惊，知道自己一定会死。第二天早晨起来时，阴云密布，幕友和仆从都说：“今天一定下雨，不能出行。”文忠不听，坐轿出发，走到两座山之间时，暴雨倾泻而下，山洪突然涨了一丈多。没有道路可以躲避，他于是淹死在轿中。朋友和仆从都在十多里之外，没有遭受这场灾祸。后来他的儿子很怀疑是有人谋害，幸好有一个轿夫挂在树梢上没有死，提取出文忠常用的一个小箱子，总督印就在里面，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经过黄鹤楼的始末，并交代了后事。他的儿子读了这张纸，疑虑才消除了。汤文端 汤文端的父亲在乡镇上开店，除夕收账回来，带有三十两金子，忽然看见一对夫妻抱头大哭，哭声非常悲哀，便问他们缘故。他们说：“被债主逼迫，想把妻子嫁掉来偿还债务。”他问：“要嫁就嫁了，为什么悲哀成这样？”对方说：“夫妻一向和睦，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实在不忍心分离。”他又问：“欠了多少钱？”回答说：“三十两金子。”他说：“可以不必嫁妻，我替你们偿还。”说完便从袋中取钱交给他们。那对夫妻十分感激，于是询问他的家世，得知他姓汤，有一个儿子名叫金钊，已经入学为生员。夫妻二人牢记此事，想以后重重报答。当时有一个女子，十三四岁，容貌非常美丽。浙江巡抚某人想进献美女来讨好和珅，四处寻找像西施、郑旦那样的美女，终于物色到她，用重金买下送到京城。和珅非常高兴，她在众姬妾中的宠爱无人能比。和珅期待她生一个儿子，因而更加宠爱她，只听从她的话。这个女子接受父母的嘱托，想报答汤家的恩德，便多次向和珅提起这件事。这一年举行大比，和珅便把浙江主考某人作为关说请托的对象。发榜后，果然高中第一名解元，汤文端对此并不知情。汤文端进京后，还不到两天，和珅派人拿着名片，送三百两银子到他住处，恰逢他外出，送银子的人便带了回去。仆人嘱咐守门人说：明天到相府领取。这时汤文端如果前去拜见，状元、会元都可以得到。文端回来后，知道和珅想网罗拉拢自己，便笑着说：“我难道是趋附权势的人吗？”当夜就雇车，天一亮便离开京城，没有参加会试。和珅败亡后，他才参加礼部试。这种举动，真有汤显祖的风骨。不过，文端只以为和珅想收罗天下士人，却不知道和珅其实是听从妇人的话，想报答旧日的恩德。

译制造汽船 江南候补府董某精通算法，富有巧思，认为洋人的火轮船不过是专门使用机器罢了。于是构思了好几年，终于研究出方法，不用火而用水来推动，给它取名叫“汽船”。他准备好各项图样和规格，拿给沈文肃看，并且说愿意拿出家产五千两，试着制造一艘船，以观察它是否有用。文肃又资助银一千两，命他前往上海自己制造。几个月后船造好，用水推动轮子，航行到江南，但速度稍慢，不及火轮船。然而他完全没有师承，凭空制造出来，竟然能够运行，这也很奇特。可是嫉妒他的人争相诋毁，说这种船没有用；恰逢文肃去世，再没有人信任支持他，他不能继续制造，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考察洋夷最初侵犯中国时，只使用夹板船，后来才有火轮船。道光末年，他们的船还很小，不过用于往来传送文书。如今船只变得又大又坚固，大概是因为制造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也不是制造一两艘就能使用，必须反复改进、反复制造，逐渐达到精良。听说洋夷最初制造铁甲船时，船甲有数寸厚，用极大的炮轰击试验；被炮弹击穿，就毁掉重造，加厚数寸，再轰击，再击穿，再加厚重造，一定要到炮弹轰不穿才停止，所以他们的船坚固而难以攻破。由此可见，洋人肯花费工本，肯耗费时日，并不是造一次就能使用，而是通过反复制造来求得精良，以取得成效。如今董君制造的汽船不能航行，那么确实可以说它没有用。如果它的问题只在速度慢，那是因为初次制造还不够精良。假如制造第一艘，航行不快，那就制造第二艘，一直到制造十艘，没有不逐渐精良、航行逐渐加快的。夷人的船用火推动，还担心焚烧发生事故；汽船用水推动，就万无其他忧虑了。可是嫉妒的人却争相毁谤诋毁它，实在可惜！如果外夷遇到这种奇妙技术，难道会任凭它废弃而不继续制造吗？我看如今的士大夫，没有不把谈论洋务当作才能的，但最终只是纸上空谈，丝毫没有实际用处。朝廷访求熟悉洋务的人，也都只看重他们的虚名，却不探究他们真正的技艺。所以几十年来讲求机器制造，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取得实际成效。像董君这样的人，真是奇才异能之士，却反而受到压制和弃置，使他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唉，天下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又听说洋夷修筑炮台，采用的也是制造铁甲船的方法。如今中国炮台修成之后便不再过问，试问它能不能抵挡大炮、不会被攻破？对此大家都茫然无知。所以法夷在福建，从马江出海，沿途的炮台全都被轰破了，没有一座经得起三四炮，难道不是因为修筑得草率吗？我认为修筑一座炮台，必须用大炮轰击试验；轰破以后，就仔细查明它在哪些地方受损，应该在哪些地方加以改进。重新修筑、重新试验，非要轰击四五炮而不破才停止。这样一来，还怕什么外夷的大炮进攻呢？我曾和梅河帅谈论过这个办法，河帅也说，不这样做，修筑的炮台一定不坚固。然而，如果不是当权办事的人不吝惜金钱、不急于求成、认真办事、不从中侵吞，一丝一毫也做不到。黄忠壮纯熙 曾文正是湘乡人。他创立湘军，精锐程度在当时首屈一指，扫荡东南各处贼寇，都依靠了他的力量。与此同时，县里人的富贵程度也天下第一，从提督、总兵以下，家产达到巨万的人，多得无法一一数清。然而从此以后，有权势的人动辄欺凌贫弱百姓，百姓无法生活。担任这个县县令的人，大多徘徊畏惧，听凭权势人物指使。乡间愚民受到冤屈压抑，于是再也没有伸冤的途径。即使文正曾有严厉告诫乡绅的文书，又有谁会遵守呢？都昌人黄纯熙，是一位刚强正直的县令，任该县县令时，唯独不欺侮鳏夫寡妇，不畏惧权势强暴之人，一概按照是非曲直断案。有一位提督的夫人，让仆人强行侵占某姓人家的过多田地，某姓人家多次申诉都未能讨回公道。黄公到任后，传双方到堂审问。夫人担心仆人无法胜诉，亲自上公堂对质。黄公责备她不应侵占他人产业，夫人起初还用婉转言辞掩饰辩解，后来便倚仗权势肆意辱骂。黄公拍案大怒说：“你以为自己是个妇人，就可以倚仗丈夫的官势，蔑视国法吗？”随即命差役打她两边脸颊二十下，并说如果敢再骂，就再打。夫人这才害怕，不敢再说话。随后黄公命令把被侵占的田地归还某姓人家，并说如果办不到，就先治你的罪，再详细追究你丈夫的功名。夫人这才知道黄公的厉害，不敢不遵从判决结案。又有某甲是文正的至亲，强行夺取某乙的妻子作为妾。某乙前来控告，黄公立即拘捕某甲到案审讯。当时曾沅圃制军正在家中，某甲的弟弟知道哥哥必定获罪，便跪求制军替他求情。制军不忍拒绝他的请求，亲自到县衙拜访。黄公知道他是来求情的，拒不接见，说今日有几件大案急等审决，没有空闲会客，改日再答谢。制军无可奈何，只得回去。黄公随即提审某甲，严加审讯，依照法律详细办理。从此全县的权势人物听说这件事，都惶恐不安，不敢再像从前那样倚仗福势逞威，欺凌孤儿寡妇，蔑视县官，不遵守国法了。不久，黄公遭遇母丧，寄居在长沙。骆文忠由湖南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奉旨征讨石达开，平素知道黄公的事迹，认为他既能治理权势人物，也就能办好大规模的盗贼，于是亲自到他的寓所拜访。黄公竭力推辞说：“我的官职低微，居室简陋，不敢劳烦制军。”话还没有说完，文忠已经走到庭院中了。黄公不得已出来相见。文忠说：“想请您屈尊随我一同平定贼寇，希望不要拒绝！”黄公极力说明自己一向不懂用兵谋略，再三恳切推辞。文忠说：“我已经上奏保荐您了，除了您没有人能和我共同办理这伙贼寇，哪里还能推辞？”黄公说：“承蒙制军特别了解并提拔我，我哪里敢固执推辞？只是有些事情实在万难从命：军队都是制军身边的亲信，也都是提镇等官员，却要让一个微末官员统率他们，怎么可能指挥得称心如意？这样不但没有功劳，还必然导致事情失败，所以不得不辞谢。”文忠说：“给您一份札文，提镇以下的官员，谁不听命就将其斩首，怎么样？”黄公说：“如果这样，就可以遵命了。”于是他默默办理完相关事务便上路，统率五千士兵，调度有方，亲自冲在士卒前面，所到之处贼军都被击溃。从接近川境直到成都，大小战斗几十场，杀贼十多万人，贼人见到“黄”字旗便吓破了胆。后来他追击几万名贼寇到某县，将他们包围起来。不料逆首石达开率领十万军队赶到，从内外夹攻，双方人数悬殊，黄公奋力作战，痛骂贼寇而死。文忠听说后，为他流泪数日，上奏请求追赠道衔，谥号为“忠壮”，抚恤和优待的典礼也办得十分优厚。唉！从他严厉治理豪强一事，就可以看出他精于治理军队。文忠可以说具有识别人才的眼光，而忠壮也果然没有辜负文忠的知遇；两位公都是人中豪杰啊！。

译*缴还余银 苏廷魁任河督时，某地河堤决口，他与河南巡抚某人上奏请求一百万银两来堵塞决口。苏公亲自督办工程，购买材料也都亲自经手。工程完工后，余下三十万银两。某巡抚想要瓜分，苏公不肯，便上奏将余银缴还户部。某巡抚没有达到目的，十分怨恨，暗中寻找并罗织他的过错，上奏弹劾他。过去河工完工报成，没有不浮报冒领的：对外从中取得十分之七，大小官员共同瓜分，再拿出三分之一贿赂户部，于是户部便不驳回。如今苏公把余银缴还，革除了这种陋规，户部官员也怨恨他。于是便苛责他奏折中不合惯例的几条，与人一同参奏，最终竟将他革职遣归。后来公道镕任河南巡抚，也正遇到某地河堤决口，他请求银两以及缴还余银的做法，都与苏公相同。前一个案件是巡抚贪污，后一个案件是河督贪污；公道镕也像苏公一样被上奏弹劾，革职离任。总的来说，河工中积累的弊病，就是把工程说得夸大其词，以多请公款为能耐；编造虚假的数目上报，把各人的私囊装满当作高明策略。而两位公却在污浊环境中独自想要显明自己的清廉，难怪触犯众人的忌恨，不能安稳地待在职位上啊！*丁稚璜制军 丁制军起初以翰林身份闲居在家。苗匪使贵州局势糜烂，他家乡的数千人忽然反叛，勾结几万苗匪，准备作乱；他们没有首领，突然包围制军的住宅，请他做王，并说如果不答应，就把他的全家全部杀掉。制军想到白白送死对国家没有好处，姑且答应下来，以便另作打算。众人于是高兴地说：“我只是一个翰林，朝廷把我置于闲散之地而不任用，我对清朝已经痛恨到了极点。很久以来我就想割据一方，只可惜没有辅佐我的人。如今诸位有这样的想法，正合我的心愿。但我有一句话：既然拥立我为王，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如果不肯听从，那就绝对不能这样做。”众人都连声回答：“听从！听从！”于是宰杀牛马，祭告天地，发誓说：“王若不爱惜士卒，敢于轻易杀戮他们，就让明亮的太阳作证；众人若不遵奉号令，敢于施暴作乱，就让明神将其击杀。”听完誓言后，众人都认为他确实愿意做王，便信以为真，遇到事情都听任他指挥。但制军已经暗中派亲信通知省城的大吏，让他们设下诡计将这些人歼灭。第二天，他对众人说：“这里离省城很近，城中的兵力很少，攻破省城后，先有一个据点，然后就可以谋划更大的行动。有某武官、某文官，和我结为兄弟，长期怨恨清朝对他们刻薄，早就有反叛的想法。他们很久以来一直暗中给我写信，只是没有可乘之机。如果秘密约定让他们在城内接应，省城就可以立即攻破。”众人都说：“好！”于是立即派人前往，得到回信说：“大王的谋划非常高明，明晚应当依约行事。但必须请大王亲自来见一面，以便确定计策。不然，恐怕是假的。”制军把信遍示众人，说自己不想亲自前往，众人都怂恿他去。第二天黄昏，他便进入城中。大吏们已经在各门布置好伏兵，于是假意回信说：“事情已经协调好了，半夜应当暗中打开五座城门接纳众人。诸位可以分成几千人一队，从五门同时进入。我和某武官在某门等候。”众人信以为真。到了子时，他们分批进入城内，便全都陷入伏兵之中，枪炮轰击，没有一人逃脱。歼灭这几万名匪徒后，他们的势力稍稍衰弱。曾中丞璧光后来能够肃清全境，这一战就是他的基础。有人说不应当发这样的誓，未免失信。但如果不听凭盟誓，又没有人质，难道神明就不会降临吗？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坚定他们的心志；制军可以说是通晓权变、善于随机应变了。

译*老童生献策 发逆逃窜到天津，势力十分嚣张。僧王的军队赶到后，虽然多次击败他们，但贼军仍有三十万人，退守连镇；那里是几个县的交界地。想包围他们吧，兵力少，无法合围；想进攻吧，他们又坚守不出。对此实在无可奈何，只能时时担心他们逃窜。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童生，画了一幅图献上计策，说：“如今的办法，应当采用远距离包围、长期困守的方法。僧王所依仗的是骑兵，而贼人的骑兵也很多。他们一旦逃散到各处，攻打东边就逃往西边，进攻南边就逃往北边，蹂躏直隶一省，造成的祸害恐怕比明朝的流寇还严重。请从远处包围他们，以周围三百里为标准，牢固修筑土墙。连镇的地势稍低，四面稍高，土墙修成后，他们就难以冲突突围。但如果靠近连镇修筑，贼人必定会察觉，工程难以完成；在远处修筑，贼人必定不放在心上，工程容易完成。三十万贼人每月大约需要粮食十万石，几个月就需要几十万石。计算三百里以内的地方，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土墙修成后，不要与他们交战，只要严密派兵分守，长期围困他们；不出几个月，粮食耗尽、援兵断绝，没有不死的。否则，直隶省平原辽阔、道路通畅，没有山川可以阻挡，也没有关隘险要可以扼守，贼人一逃就是几百里，追赶者疲于奔命，哪里能在一天半天内消灭他们呢？” 老童生献策后立即出去了，左右的人都笑他迂腐，说他年过七十，尚且不能考中秀才，哪里能懂得天下大事？僧王却反复思考，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他又仔细查看那幅图，说应当从某处开始修筑，到某处为止；某处属于某县的地界，就命某官负责修筑；某处有险要，守兵不必多；某处地势平坦开阔，应当使用重兵，防止贼人逃出。他一一指示，三百里以内的情况全都了如指掌。于是依照他的计策，下令各县分段动工修筑，并派军队保护，限定日期完工；误期者在军前正法。众人都惊惧，不敢不遵从。开工时，贼人探知此事，果然讥笑僧王没有谋略，说修筑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不到十天，工程便完工了。贼人看见四面都没有逃路，这才害怕起来。他们多次冲击，想要逃出去，但僧王把可能逃出的道路都派重兵防守，他们无法逃窜。几个月后粮食耗尽，只得杀马充饥，贼人的军心慌乱起来。僧王又向城中射入书信说：“每杀一个首领投降，免死。”过了十天，又说：“每杀两个首领投降，免死。”又过了十天，说：“杀死一个头目和一个士卒来投降，才接受投降。”又过了十天，即使带着两个首级前来，也不接受了。于是贼军内部发生混乱，纷纷杀死同党前来投降，只剩下几千名老长发不肯投降，最终被擒获。三十万贼人投降之外，没有一个逃脱，这都是采用老童生计策的结果。既然如此，什么地方会没有人才，什么人又可以轻易估量呢？问题在于掌权办事的人不肯虚心访求并任用人才罢了。后来捻匪发动叛乱，专门焚烧抢劫，不占据城池；官兵来了就逃走，官兵离开又回来，很像明朝的流寇。胡文忠说，想平定这伙贼人，应当派一支军队专门进剿，同时命令直隶、河南、山东、湖北、安徽各省督抚分界堵截；贼人逃入哪个省的地界，就治哪个省督抚的罪。这样或许就能使责任无法推卸，使他们无路奔逃，从而消灭贼人。他还没有实行这番意见就去世了。李合肥率军进剿，上奏请求采用他的计策。五省督抚各自赶到本省边界，修筑长墙加以拒守，贼人于是陷入困窘。该死的死，被杀的被杀，终于被彻底消灭，一个也没有留下。文忠的计策，大概与老童生的计策相同。明朝曾把流寇困在车箱峡，粮食断绝，道路穷尽，却因陈奇瑜处置失误而将他们放出，结果势力蔓延，再也无法制服。由此感叹我朝中兴时期的各位将领能够同心协力，谁有好的办法就听从谁，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大功，实在远远胜过前朝的臣子万万倍。*天津洋务 咸丰十年，英夷进犯天津。蒙古王僧格林沁镇守大沽口，炮击击沉他们的大火轮四艘，杀伤其精锐数千人，使其遭受重创后离去。随后他砍伐西山的大树，在大沽口外遍布梅花桩，延伸到数十里，使轮船万万不能驶入。咸丰十一年，英夷又率领几十艘大舰来犯，到了那里却无法施展他们的技术。双方相持还不到一个月，英夷忽然从北塘登陆，距离天津只有五六十里；僧王才得知消息，率兵前往抵御。结果炮火不敌，大败退走。胜保率大军前去抵御，也战败离去，于是英夷攻破京城。文宗皇帝驾临热河，派大臣议和；英夷百般要挟，天下最重要的镇、市都答应让他们通商，从此他们遍入内地作祸，后患难以尽言。后来遇到天津人，我问他们英夷登陆的原因，他们说：北塘外有一百二十里的浮地，看起来像沙洲，实际上可以通行船只。当时有人向僧王献计，说这个地方应当修筑炮台，屯驻重兵，以防不测。僧王说：“外夷又不是中国人，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没有采纳。忽然有一个当地汉奸，半夜乘小艇到英国船上，将此事告诉他们，于是英夷便从这里进入。英国洋枪十分锐利，中国士兵平素从未见过，所以一败就无法遏制。唉，凭僧王的忠勇，如果再加上智谋，京城断不会失守。这关系到天下盛衰的大局，难道是上天想让外夷荼毒中国，所以故意不启发他的心智吗？有个叫“海张五”的人，姓张，排行第五，通晓外夷的语言。这次议和很借助他的力量，因为英国船从海上来，所以人们称他为“海张五”。他起初擅长烹饪，曾给某位大吏当厨夫，近来突然发家，积累到数百万金。当时天津人所说的汉奸，似乎就是指这个人，但如今记忆已经不确切，不敢断然说就是他。外夷制造一种西瓜炮，形状浑圆，里面包着几十枚小炮弹，落地后便会炸裂；一枚小炮弹就能炸死十多人。英国人很善于使用这种炮，炮弹能升到船桅顶端，指定方向发射，可以打到五六里以外。第一次发射这种炮时，几十枚炮弹落到僧王的营地，落地后都没有炸裂，人们怀疑有神灵相助。几年后，军队迁到别处，废弃的营地里还留有这种炮弹，人们不去触动它，便一直安然无事；一旦触动，就会炸裂。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一点，移动了炮弹，立即全被炸死，没有人能测知其中原因。如果说没有神灵相助，那么当日僧王营中几万士兵就应当全被炸死，又怎么可能击败英夷？如果说有神灵相助，那么英夷再次到来时，僧王为什么就抵挡不住，最终攻破京城，使祸害流毒天下？但也有人说：这是不是传闻者的错误？可是亲自对我讲述此事的人，是封疆大吏，亲眼目睹了这件事，绝不是夸大妄言之徒，实在无法解释。

译*春雷不响 林文忠获赦入关，授任陕甘总督。路过某地时，汉人受到回人的欺凌，起因是争渡；回人意在把汉人全部杀尽，反而聚集众人拦路申诉说：“汉人欺侮虐待我们已经到了极点，过去官府总是偏袒汉人而压制回人。我们仰慕您的威名已经很久了，您难道还要袒护汉人吗？还是要替我们回人申冤呢？”文忠和颜悦色地回答：“我刚到这里，还不知道事情的始末，等到任后再查访。事情如果是回人理亏，就办理回人；如果果真是汉人理亏，就办理汉人，绝不偏袒。” 回人起初担心文忠立即带兵前来剿杀，见他说话的神情如此，心里便安定下来。他们本来想作乱，又畏惧文忠的声威，不敢立即行动。文忠深知事情的曲折。人们也都认为文忠一定会替国家除掉祸乱的根源，但他到任一个多月仍没有动静。于是有人在衙署前写下四个大字：“春雷不响”。文忠出来看见了，像是没有看见一样。不久，文忠忽然写下四个大字与之相对：“秋霜必严”。人们看见后很高兴，这才知道文忠早已明白百姓的意思。原来文忠办事沉着寡言，总要等一切安排万全后才行动。某渡口是往来交通的要道，于是设置津吏弹压管束；彼岸住着回人，此岸住着汉人。一天，文忠秘密写信给津吏说：“可以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并通知汉人逃到别处躲避。”随后先发出一道檄文，斥责回人说：“在本部院面前，尚且敢这样要挟，可见你们平日的猖狂。如果不加以诛戮，从此就没有王法了。”一会儿工夫，车马飞驰、士卒奔走，如同疾风骤雨般迅速赶到。回人见官府几个月来一直不动声色，毫无防备，仓促之间不知如何应对，全被擒获或杀死，约有一万多人，都是其中强悍凶猛的人。回人听说后，全都双腿发抖，不敢再萌生作乱之心。如果不是文忠，回匪的叛乱恐怕十年以后就会发生。由此可叹，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是自古制服乱臣贼子的关键诀窍。行动出于鲁莽和行动出于迟疑，都不只是不能平息祸患，反而会酿成祸患。唉！名臣发挥作用，难道不是远远胜过常人吗！

译*小诸葛 道光十年以后，天下太平，军营事务荒废松弛，士兵不练武艺，将领不懂军事。道光十九年，禁绝洋烟的命令下达，林文忠任两广总督，知道英夷一定不会听命，必然会与广东为难。于是立即训练十万勇丁，亲自教他们行军中坐、起、进、退的法则。沿海进行布置，从虎门到澳门，处处修筑炮台，坚固得不可攻破。英夷多次违抗命令，于是开战；林文忠击沉他们几艘大型军舰，杀死数千人，并诱捕一人，即义律这个驸马，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小诸葛”。英夷遭受重创，十分恐惧，愿意交出洋土二万箱，价值二千万，并在海上将其烧毁。他们说以后再也不把洋土贩入中国，请求签订议和文书，以便平息事端、恢复通商。只是文书中有“查出后，货尽充公，人尽正法”八个字，英夷不肯接受。他们说，一个国家难免有匪徒，如果有人私自夹带，尚未被发现，岂不是要连累同船的人？查出后，货物充公，夹带的人正法，这样就可以了。然而文忠坚持得更加坚决，英夷也无可奈何。于是有汉奸教他们到天津去，行贿某某，捉拿文忠治罪；又教他们侵扰浙江、江南，恐吓大吏，要挟皇上，文忠于是获罪。而夷患再也无法遏制，祸害流毒天下后世了。评论者都说，文忠坚持得太过分了；如果稍微宽松些，必定不会有这场祸患。他们不知道，那个国家的洋货装船时，难道会有查不清的道理吗？如果立法不严，必然有人抱着侥幸心理来试探；一旦被查出，有的还会胡乱指认一个人来顶罪；即使货物尚未入口，也会先勾结汉奸，用小船运走。这样一来，斩草不能除根，后患就会无穷无尽。所以，必须让他们互相稽查，使他们害怕牵连到别人，这样才能堵塞祸患的源头。这正是文忠杜绝后患的深远用意，哪里是那些见识浅薄的人所能看透的呢？至于后来发生的变故，并不是文忠能够预料到的。假使天津的大吏不贪图贿赂，浙江、江苏的督抚都能妥善调度，堵住海口，不因庸碌懦弱、畏惧退缩而耽误国家大事，那么英国夷人必定陷入困境、无路可走，必然会低头听从文忠的建议，使这种流毒永远断绝于千百世之后。这一战，关系到天下和后世，难道不是天意吗？当时广东的汉奸很多，我问广东人谁是最厉害的，大家都说伍惟和是洋商中的首领，靠此发家，拥有五六百万金。英国夷人毒害中国的办法，都是他教给他们的；囤积贩卖鸦片，也都是由他主使的。文忠起初查访得知此事，便拘捕他，想要杀掉他。可是广州知府余某一向收受他的贿赂，叩头叩得流血，以死力争说：“制军误听了别人的话，此人实际上不是汉奸，杀了他恐怕会使军民离心，我愿意用几十口人的性命为他担保。”文忠听了这话，心中有些动摇，便宽免了他，没有杀掉。谁知道败坏天下大事的，实际上正是这个人。伍惟和固然可恨，余某尤其可恨。文忠在海上焚烧鸦片时，有一篇《祭海神文》，文辞说：“愿神明秉持长久的德性，功业符合天地开辟之道。本来是为了洗涤瑕秽、荡除污秽，借此激浊扬清。正值十洲澄澈如镜之时，也正是各国辗转译言、进献珍宝的盛况。本来以为来者都能像鹣鲽一样和睦相处，外国船只像树林一样成群而来又有什么妨碍？哪里知道毒害恣行，如鸩鸟、枭鸟一般，渐渐到了使蛮烟成为市场的地步！泥丸脱手，任由窃贼探囊取物；微弱的火星熏染心神，竟然嗜好疮痂，甘愿佩戴皮带。近来天威如雷霆奋发，臣下奉行节义，星夜奔驰。听到圣明训令要驱除它们，先使水神战栗；依赖声威神灵的震撼，岂肯任由海浪衰颓？于是进用译员，代为宣示禁令，虽有愧于肤浅的使者，也共同发誓恭敬奉行。起初还担心它们像狼一样奔逃，后来却安静地像蚂蚁一样伏地。归还邪物，转为光明，不必再加一箭；飞来的毒物全部收缴，已经超过万箱的储量。与其交给火焚，或让人捡取残余的油膏，哪里如同投入深渊，使它们长久沉没在大海中？以水助水，虎形之物施行水性润下的咸味；像烟而又不是烟，蜃气消灭了凌空虚幻的景象。山谷之王般的细流不加选择，不过像太空中的浮云尘滓；而海边追逐臭味的人，却反而惋惜黄金白白投进空牝之中。只是归墟虽然广大，能够承载养育众生，哪怕纤细微小之物，也都同样含有本性。倘若水神过去的戒备没有听闻，恐怕水族来不及预先防备。” 本来是要除掉害马，哪里是要任由它殃及池鱼！各种毒箭和强弓，都应当暂时迁移；希望使细小的鱼鳞虫介不受损害，能够正常繁衍。还愿神明昭示幽冥之威，永远驱除妖物，使那些犬羊般的性情驯服，让它们知道扶持百姓；杜绝蜂蝎般祸患的萌芽，专门输送蒙布。唉！既有汾水、浍水可以冲走它们的恶毒，何况茫茫的碧海苍溟！即使蛮貊之邦可以通行，也不要污损我黄图赤县；幸望神明赐予福佑，鉴察我的真诚。恭敬地愿神明享用祭品！”我曾听长老说，文忠先战败英国夷人，然后才焚烧鸦片。现在看这篇文章说“不必再加一箭”，那么应当是先焚烧鸦片，后来才同英国交战。而且并不是焚烧，而是把鸦片沉入海中。文中又已经明确说了这一点，大概都是传闻者的错误。

译蔚何玛 英国领事蔚何玛阴险狡诈，煽动并操纵其本国政府，列出二十条要求来要挟中国，说如果不答应就要发动战争。恭亲王掌权时，慑于其威势，只求避免生事。李合肥相国虽然掌握强兵，却一向把和解视为上策，于是先后答应了其中八条，但蔚何玛仍然不肯罢休，并且同恭王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到了天津，合肥又违背他的意愿，事情于是彻底决裂。到了上海，蔚何玛要沈文肃前去会面，说：“我来到这里，实在是想委曲求全，保全贵国；如果你不来，就不得不开始交战。”文肃不为所动。但是太后下旨，命文肃前往上海，设法妥善挽回局面。文肃上奏说明自己不宜前往的利弊，而政府接连写信催逼，他都不答复。他召藩司梅河帅商议说：“我如果前去，势必还要增加答应的一两条。八条已经太多了，怎么还能再增加？如果不答应，终究还是一战。不如不去，准备战事。有人说枪炮还没有准备齐全，但今天的事情，枪炮齐全固然要战，枪炮不齐也同样要战。您在广东统兵剿贼，营垒阵法本来就是熟悉的，可以帮助我调集军队将领和炮火，以待战事。”河帅说：“食国家俸禄而忠于君主，自幼便知道这个道理，怎么敢不尽力？我愿意拼死办成此事！”文肃又说：“我想找一个诚实而有才干的人，私自前往上海刺探消息，每天亲笔写一封信，派人迅速送回。谁可以去？”河帅推荐候补知县胡式嘉前往。某一天接连收到三封信，说：“英国夷人已经调齐兵船，大炮都装好了火药、安置了炮弹，制军如果再不前往，恐怕战争就在旦夕之间爆发。”不久又接到上海道送来的公文，所说情况相符。文肃立即派一名官员，乘轮船前往上海，让他对蔚何玛说：“人家请一位客人，也要先送来一张名帖。如果果真想请我前往，可以先发一份公文来。什么时候收到公文，我什么时候就启程。不然，战事我也早已准备好了。”蔚何玛听了这话，心想如果准备公文，就显得示弱太过；不准备公文，势必就要开战。而且他暗中奉本国政府命令，不许用兵挑起事端。他徘徊了半天，无话可答，只声称要回国，随后又调集数十艘兵船，准备一齐进攻各个关口；但自己却暗中来到燕台闲住，不再进行要挟。文肃不答复政府书信时，恭王屡次骂道：“幼丹完全不顾国家的祸福，一味偏执固执，只顾满足自己的性情；不杀掉他，必定会误了国家大事。”他多次请求太后治文肃的罪，太后不答应。等听说文肃没有前往，蔚何玛却私自住在燕台而没有发生事情，恭王才深深佩服文肃能够担当大事，不是寻常人所能比的。合肥听说后，也惭愧自己不如他。假如这两位公稍微有些胆量、稍微有些见识，哪里至于那么快就答应八条要求？所以人人都赞叹文肃深沉刚毅，在朝廷内部不受权贵动摇，对外也不向强悍的夷人屈服；同时又痛恨两位公委靡退缩，像宋朝的浪子宰相一样，一味屈节求和。杨廷熙 同治初年，外国夷人接受议和，中国内地也一概允许通商。祸患已经深入腹心，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忧虑。然而他们一年比一年加重要求，不断进行要挟。恭亲王、李合肥掌权时，怕他们如同狼虎，对其提出的要求一一顺从，不敢违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只求相安无事，完全听任二人行事。洋夷肆意作恶，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朝廷大臣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发言。候选同知杨廷熙，是四川人。他愤怒到了极点，便通过政府上书，严厉指出两宫太后的过失以及任用人才不当；恭王、李相懒散拖沓，一味以和解为主，低头向犬羊般的夷人屈服，完全不顾国家的大体，罪行都足以杀头。言辞极其恳切激烈，毫无忌讳。慈禧太后读后大怒，立即下令把他关进监狱，打算杀掉他。慈安太后不肯，说：“杀了他，正好成全他的直名，而我们的恶名也会被千秋万世指责。”她命令政府询问杨廷熙还有什么话要说，可以再详细陈述。可是杨公口吃，而且受到威势震慑，不能说出一句话，政府回奏说他没有话可说。慈安太后说：“想来是因为受到威势震慑的缘故，可以传谕让他回去，写好奏疏呈上来。”司马于是重新撰写奏疏，把时政以及同夷人议和的弊端一一揭露出来。文字越发痛切，也越发毫无忌讳。慈禧太后更加愤怒，更想杀掉他；慈安太后更加不肯，命令仍按同知候补。他上书时，料定自己必死无疑，便命家人准备棺材等待。等到免罪后，才回家。唉！大臣不发言，小臣却发了言，当时的政局由此可知。可惜我听到的情况不够详细，没能把他的两篇奏疏合在一起阅读。

译捐举人 宣宗时，夷务非常紧急，国库用度颇为不足，户部尚书孙瑞珍请求开设捐举人的先例，准许捐纳者同样参加会试，每人缴银十万两。当时捐纳的有两人，一个是广东潘仕诚家，另一个是我们省的黄宗模家。后来御史某上奏弹劾说：“自从开设捐纳以来，凡是贩夫俗子和目不识丁的人，都可以佩戴印绶，居于百姓之上，士人无不因此丧气。所能依靠的，只有科举一途还可以用来鼓励人才。现在举人也可以捐得，那么寒窗苦读的士人，志气就更加低落了。孙瑞珍世代都是科举出身，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根本而提出这种办法，以致失去天下士人的人心。”宣宗读到奏疏后，立即下令停止。又谕令军机大臣拟定诏旨：已经捐纳的不用撤销，但必须把理由说圆满，以便向众人解释。有人援引大臣、功臣死后赐给子孙举人的成例，认为这类事情已经超过先例。宣宗说：“自从祖宗开国以来，赐给大臣、功臣后代举人资格，实在是罕见的恩典，是极其慎重尊贵的待遇。有时几十年才有一个，有时几十个人也得不到，这样说法彼此并不相称。” 忽然有一名章京拟定诏旨说：“某某捐纳银若干，不过是援照年老生员的成例，赐给举人资格，以后永远不再作为成例。”宣宗大为高兴，认为这样合乎体统。原来本朝定例，生员年满七十岁，钦赐副榜；年满八十岁，钦赐举人；年满九十岁，钦赐进士、翰林。近几十年来，因不断提高年龄，冒滥现象太多，于是改为八十岁赐副榜，九十岁赐举人，一百岁赐进士、翰林。咸丰初年，军饷支出困难，又有人提议重新开设这一成例，起初议定举人的价格为一万两，后来议定四千两，又议定捐进士需二万两，不久全都停止了。从此四十年来，再没有人说可以这样做。光绪十六年，直隶发生水灾。某县廪贡生庞元济捐出赈灾银数千两，恳切地说自己不愿请求奖赏，只求赏给举人资格，与其他举人一样参加会试。李合肥认为，如今赈灾捐款已经势同强弩之末，如果不破格优厚奖赏，就不足以表示鼓励，于是据实上奏。九月初一得到谕旨，准许了他的请求。这个先例一开，那些拥有厚实资产的人无不踊跃捐输，希望能够到礼部参加观光礼。只可惜穷秀才没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不然，乡试这一场都可以不参加，直接到春官那里应试了。开设捐纳时，还曾有人提议捐一百万，授予封伯、子爵；捐五十万，授予封男爵。然而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捐纳，是因为所需银数太多。后来刘岘庄制军捐银二十五万，政府正商议应当给他什么赏赐：如果给男爵，就只相当于他捐款的一半；如果给其他官职，他原先已经获赐头品顶戴，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可是制军的奏疏忽然送到，说只是尽自己微薄的诚意来帮助军费，不愿请求奖赏。言辞相当恳切，可以说是真心喜爱义举，具有楚子文毁家纾难的风范。识左侯 陶文毅任两江总督时，喜欢接纳引荐天下士人，有识别人材的眼光。文襄落第回乡，乘船经过金陵，前去拜见他。文毅一见面，交谈几句后大为惊异，说：“您将来的功名和地位声望，应当在我之上。如果您不嫌弃我，我愿意同您结为盟好，再以婚姻关系加深情谊。”文襄也慨然答应了。人们看见一位现任总督同一名落第举人结为亲家，无不惊讶；又听到文毅说的这些话，都不以为然。到了今天再看，才知道文毅确实懂得识人。戴熙擅长绘画 浙江人戴公熙，性情高傲，不与世俗合拍。他擅长作诗，尤其精通画法，名声在当时很大。宣宗时，他以翰林身份在南书房行走。同在那里供职的有几个人，彼此性情和言论都格格不入，于是他们嫉妒他，曾经诋毁他的短处。宣宗对此很不高兴。适逢端午节，发下一柄团扇，命南书房的人题写。当时没有分派给谁，戴熙拿到后恭敬地写好呈上。宣宗说：“某某为什么不写？戴某为什么写了？”等仔细阅看，发现其中有一个“束”字，写得像“棘”字的一边，便发怒说：“为什么中间不写一横？这样不恭敬，哪里配担任南书房的职务？”命令他退回原来的职位。戴熙第二天便称病。宣宗更加愤怒，认为他是在赌气，于是立即命令将他开缺回籍。从此他以诗画自娱，不再出来做官。识六王 咸丰末年，发逆在东南地区肆虐，捻匪、回逆又在西北蠢蠢欲动。朝廷中，肃顺、端华掌握权力并收受贿赂，政令都出自他们。国家危急得如同堆叠起来的鸡蛋。曾文正忧虑地说：“平定外部贼寇容易，除掉内部奸臣困难。哪里能得到像周公旦那样的人来处理此事，或许可以辅佐整顿朝纲吧？”梅河帅当时在军中，说：“依我看，大概就是六王吧？”曾文正问：“你怎么知道？”梅河帅说：“自古以来，能够制服大奸、平定大患的人，必定先是智谋深沉、勇气沉着，不显露声色；一旦突然行动，就会像迅雷一样使人来不及掩耳，所以没有不成功的。前些天我在京城，正赶上文宗生日，肃顺说女乐不足以娱乐圣心，于是召四喜、三庆等戏班入内演戏。他们的戏衣、戏具装了几十箱，从午门进入。五王认为箱中可能混藏火药和武器，不许进门，便大骂肃顺以声色迷惑皇上，实在是奸臣中的奸臣，应当设法除掉他。午门外的人没有听不见的。唯独六王沉默不说话，大概是认为此时权力不在自己手中，不足以制服他；倘若把事情向外张扬，反而被他诬陷，那该怎么办？我看到五王的暴露外露，便知道六王的沉静能够平定大难。” 文正说：“如果真是这样，那确实是国家的福气。” 等到文宗去世，穆宗即位，六王果然辅佐两宫太后，剪除肃顺一党，辅佐成就了太平局面。到这时，大家才感叹河帅确实掌握了观察人物的方法。

译广东盗匪 广东盗匪之风的猖獗，天下第一，即使外洋人也害怕他们。有一年，一艘轮船在大海中航行时遭到他们劫掠。他们杀尽了夷人，抢走数十万银两，最终也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的行踪无法预测，在陆地上追捕时就逃入海中，在海上追捕时又逃入山里。如果不是督抚雷厉风行，水陆同时追捕，那么盗匪首领根本无法捉拿。府、县以下各自划分疆界，彼此推诿，没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有个叫黎定九的人，是著名的大盗，凶悍异常，几十上百人也不敢前去捉拿。历来大吏因循敷衍，不严加捕缉，以致他越来越放纵、越来越横行。白天就进城抢劫，有时还掳走富家子弟，勒索银钱赎人。城近处有一家寡妇，家产约有十万，三代单传一个儿子，年纪十二三岁，被盗匪掳走，限三天赎回，索要银五万两，价钱不许还。寡妇起初答应一万两，盗匪不答应；第二天答应二万两，仍然不答应；第三天辰时，盗匪用肩舆和鼓吹，肩舆上挂着红布，送到她家。揭开轿子一看，里面是一只蒸笼，人已经被蒸熟在笼子里了。寡妇大哭，痛苦得不想活下去。她多次向大吏控告，请求捉拿黎定九抵命，大吏却置之不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她派人到京城，馈赠财物给某位御史，请他上奏弹劾。大吏稍微感到害怕，勉强派兵前往捕捉。但是捕役平日都收受盗贼的贿赂，黎定九仍然安然不动。等到徐公广缙任两广总督，才打算严厉治理盗贼，秘密派人查访他的巢穴，得知黎定九一党聚集在某处，便突然调集重兵包围，凶党全部被击毙，黎定九也死在炮火之下，盗匪才稍稍收敛。徐公离任后，盗匪依旧白天出来抢劫。梅河帅虽然是文臣，却精通武艺，擅长使用洋枪。他曾在月夜把一小方纸贴在鸟的眼珠上，站在树旁等候，开枪每次都命中。又擅长射箭，曾经同某位武状元比试，射出十箭，箭箭都射破靶心。那位武状元只射中八箭，稍微露出惭愧之色。他尤其擅长使用双刀，挥舞起来像风一样。任广东按察使时，每当听说城内外有盗匪作乱，就提着刀、带着洋枪，亲自督率捕役前去擒捕。有一天，按察使署后面有一家大典铺，几十名盗匪进去抢劫，并开枪伤人。河帅听到炮声，飞速督率亲兵赶去，同盗匪格斗，打伤其中数人，捉住两个大盗，其余逃走；首府、首县这才带着捕役赶到。从此，盗匪震慑于河帅的声威，在城近一带的抢劫稍微减少了。广东的民船大多备有枪炮，大概是预备遇到盗匪时同他们交战；盗船也同样备有枪炮，而且武艺尤其精通，还都善于泅水。林文忠同英国夷人交战时，曾招诱这些人暗中相助；这些人也感念文忠的威望和恩德，乐意为他效力。因此英国夷人屡战屡败，非常畏惧他们。他们的船只到处都有，发生案件后，官府督率水师前去捕拿，往往失败。即使偶尔取胜，盗匪也都从水中逃脱了。因此捕役大多畏缩，不敢上前。最令人骇人听闻的，莫过于香山的盗船，共有十八只。每次出去抢劫，就先到县里挂牌登记，公然离去。大概是因为从前每逢新官到任，这些人就送上一万两例银，于是便受他们挟持的缘故。唯独崇仁华樵云观察任香山县令时，拒绝接受。盗匪都惊异于他的廉洁，于是收敛行迹，远远逃走，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放肆了！吴制军棠 吴制军棠起初任清和县县令，尽心办理民政，性情清廉，所得俸禄全都用来周济贫寒的人。有士人流落失意，或官宦子弟贫困可怜的，不论认识与否，只要来这里告贷，他没有不予以赈济的。当初，慈禧太后和纯王福晋还都是女子时，她们的父亲因被罢黜，忧郁而死在任所。老人一向是清官，身无分文，兄弟也少，只有姐妹二人扶灵柩回旗。沿途的官员、亲属和朋友，没有一个过问。到了清河，制军得知此事，怜悯她们的艰难困苦，亲自到船上祭奠，送给她们三百两银子作为进京路费，并派人护送了几程。姐妹二人感激到了极点，记住了他的姓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等到太后垂帘听政时，突然加以提拔，任至四川总督，以报答他的恩德。制军当初不过是出于一时怜悯救济之意，后来得到的结果是他所没有料到的，而且当时也没有这种用心。这样看来，修养德行的人一定会得到报答，这也正是上天劝人行善的极致表现。为什么世上的守财奴全都迷惑而不醒悟呢！试题出处 上以淹雅称最难。 清朝重视考据，没有人不自认为超过前代、凌驾其上。然而康熙以来，被称为博学的人有数十上百家，也没有人不自称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在我看来，真正能做到孔子所说的“多学而识”的人，实际上很少。大概在家中闲居著书时，可以遍搜秘典僻籍，以炫耀自己的深奥博学；如果身处考场，断绝了夹带资料的可能，那么能够避免错误的人就很少了。即使是题目的出处，在人们平常阅读的《史记》《汉书》中，也有不知道的。例如康熙己未年考选鸿博，其中押韵失粘和误用典故的弊病很多。到了乾隆三年考选鸿博，题目是《五六天地之中合赋》，出自《汉书·律历志》，并不是偏僻的句子。但考场中只有刘文定一人知道出处，其余二百多人都不知道，也实在可惭愧了。近来潘伯寅祖荫、杨宾石泗孙，都以博览群书自负，是一时杰出的人物。然而咸丰年间考选南书房五人时，潘、杨在其中，另外三人的姓名我忘了。题目是《拟鲍明远数诗》，五个人都不知道出处。他们约定各作七律四首，这简直是把鲍明远当成了唐、宋时代的人，却不知道他是六朝人。否则，难道连六朝没有七律也不知道吗？这实在可笑到了极点。文宗阅卷后很不高兴，说这五个人只是徒然窃取虚名，命令再考一次，出一道人人都知道的题目，这才没有留下笑柄。又有某年考御史，题目是《田横，齐国之壮士耳，尚守义不辱论》，这是诸葛亮说的话，没有一个人知道出处，只有梅河帅在文章中用了“诸葛亮”三个字，取得第一名。又有某年朝考，题目是《喜雨志乎民》，这是《公羊传》中的话，竟无人知道。只有新建万良知道出处，本来打算取他第一名，但因为字写得太拙劣，列为第三名。他入翰林词林时已经六十七岁，过去曾自己撰写一副对联，说：“十九届诸生，壮心未已；一千年不死，老脚还来。”真是精神矍铄啊，这位老人。

译毓贤 廉访毓贤，是旗员中最清廉的人。不仅清廉，而且能够捐出俸禄来办理公事。山东曹州一带，盗匪风气向来很盛，是由于历来官吏捕捉缉查不力造成的。廉访任兖、沂、曹、济道时，决心迅速整治。于是把任官所得的全部银两拿出来，招募了一百多名壮士，日夜训练，终于组成了精锐队伍。有一个盗匪不知因何被盗匪同伙杀死，他的妻子武艺极其精湛，逃了出来，想要报仇，便投奔廉访申诉此事，说：“盗匪的巢穴和踪迹，我一向都非常熟悉，请借给我一杆十三响洋枪来护身，再命令您训练的勇士随我前去捕捉，我一定能把他们全部捆来。这样既可以替国家除害，也可以替我丈夫报仇，怎么样？”廉访答应了她。不到一个月，果然擒获盗魁十几名、盗匪同伙一百多人，按例处死。那些侥幸逃脱法网的，也已经逃到数百里以外。于是四府境内，百姓夜里能够安稳睡觉，都是廉访的功劳。刺客张汶祥 马端愍新贻任两江总督。有一天，他到衙署西边的甬道阅武回来，在阁门下下轿。忽然有一个人拿匕首刺向他的左胁，他的身体随即变青发黑，叫了一声便断气了。很快擒住了那个人，审问他，他自称张汶祥，浙江人，除此之外一句话也不肯说。江苏巡抚上奏报告，朝廷派了几名钦差反复审讯，也没有查得实情。我听到的供词不一：有人说马公冤杀了张汶祥的父亲，所以他替父亲报仇而行刺；有人说张汶祥的妻子美貌，马公夺来纳为妾，她不从而死，所以他替妻子报仇而行刺；有人说马公年轻时同四个盗首交往，张汶祥是其中之一。后来马公再次见到他们，张汶祥愿意投军讨贼立功，马公害怕先前的事情败露，杀了其中三人，张汶祥逃走，于是替同党报仇而行刺；有人说某盗首勇猛强悍，屡次击败官军，张汶祥同马公交好，又同某盗首秘密往来。马公请张汶祥前去劝降，答应上奏免除他的罪责，并保举提镇等官。张汶祥一向侠义刚烈，重视诺言。某盗首相信他而投降，投降以后，张汶祥喝醉了，竟用酒将他杀死。张汶祥恨马公出卖了自己，又恨马公对某盗首负心，于是替投降的盗首报仇而行刺。传说纷纷，没人知道哪一种是真的。后来朝廷又命张公之万任钦差，严加审讯，某公也一同审理。后来我把先前听到的各种说法详细列出，询问某公，某公说：“根据供词来看，外间的传言并不是全无根据。然而供词反复无常，随口改说，最后得到两份供词。第一份说：‘我同某人做盗匪，有精锐八百人，屡次击败马军。马公多次派人劝降，说得极其诚恳。某人相信了，答应投降，并歃血结盟发誓。投降以后，某人与八百人马全部被杀，我幸而逃脱，从此混迹民间，开设小押铺来维持生活。马公忽然下令禁止小押，我陷入穷困，无路可走，于是立志杀掉他来雪恨。’所谓小押，就是人们用衣物作抵押借一缗钱，每月利息一百文，或者八十文、六十文，是利息最重的一种。天下各处都有，都是军中逃犯、地痞和赌博之徒经营，端愍因此加以禁止。第二份说：‘我有妻妾三人，都逃走了，其中两个不知下落，一个藏在宁波府某县吴三少爷家，吴家索要不肯归还。我告到宁波府，太守判决归还给我。结案后，吴家仍仗势不服从判决。正好马公巡视边境来到这里，我拦住他的轿子递上诉状，马公不但把状纸扔掉不接受，还痛骂我无耻。我更加怨恨，更想杀掉他。’ 我在浙江时没有机会，志愿也没有实现；现在实现了。死在这里正是我所乐意的，请快些杀我，不必多说。”于是便不再追问。根据这两份供词定案，正要上奏，端愍的弟弟某人说：“杀害投降者，就会被认为枉法；把诉状扔掉，就是不理会民情。这两件事写进奏章，不仅没有谥法，也没有恤典，恐怕连他生前的官阶也难保不被削去。请改说张汶祥是盗匪党羽，我兄长临阵杀了太多盗匪头目，如今张汶祥为逆首报仇，怎么样？”张公说：“姑且依从您的请求，但供词一个字也不能改，留下来以昭示后人，表明事实可信。” 我又听说，端愍被刺时，他的一名妾听到消息后自缢，不一会儿有人买棺材送入，众人多猜想是张汶祥的妻子；又有人说是某位官员的亲属病故，并不是妾自杀，竟然无法辨明真假。又听说丁日昌同端愍有嫌隙，当天私下议论的人都认为，张汶祥的行刺一定是丁日昌指使的。有人试图用言语引诱张汶祥攀扯丁日昌，张汶祥却只是大笑不止。这件事出于人们的猜测，后来竟成了一桩疑案。行刑杀张汶祥时，一片片割下他的肉，割到一千多刀，肉全割尽、骨头露出，气息才断绝。自古以来杀人，从没有这样惨的；可是张汶祥安然承受，直到死也没有发出一声痛叫。围观的人都啧啧称叹，说他即使遭受百般刑罚也不惊惧，皮肤被割下一寸也不变色。具备这样坚强刚毅、坚忍不屈的品性，假如让他做大将、统率大军，还有什么盗贼不能平定？可惜他竟成了刺客！

译曾文正知人 曾文正善于识人，一见面就能推测一个人的一生。他任两江总督时，浙江有个陈兰彬，广东有个刘锡鸿，都很有文才，下笔千言，善于谈论天下大事，享有很高声望。有人把他们推荐到幕府中，接见以后，文正告诉别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怕不能善终。陈生稍微沉着朴实些，官职可以做到三四品，但不会有很大的作为。” 后来郭嵩焘奉命出使海外，他一向器重刘锡鸿，便上奏请求任命刘为副使。起初两人同行，感情非常融洽；走了几程以后，意见逐渐不合，议论也逐渐冲突。到了海外，不到半年，刘锡鸿写信给政府说：“郭嵩焘带了一个妾出国，洋酋曾经把她接到家中，同她淫乱，实在大大辱没国家。”而郭嵩焘写信给政府，却说刘锡鸿看见洋人的一件表不是近来时兴的物品，便偷来带走；洋人发现后，愤怒地说中国使臣竟然是贼，幸亏搜出来送还，才用言语掩饰过去。没想到他竟卑鄙到这种地步，我非常后悔先前错误地推荐了他……政府得到两封信，认为无法知道谁真谁假，但天朝使臣彼此污蔑，实在让海外人耻笑。于是上奏撤掉刘锡鸿的职务，让他回国。从此不再设置副使。刘锡鸿怨恨极深，认为这是李合肥的主意，便拟写一份奏疏，列举李合肥十条应杀的罪状，准备让同乡御史上奏。奏疏留在宫中没有发出，他在京城不得志，动不动就像刘四那样骂人。同乡害怕他的狂妄悖逆，都疏远了他。不久，他的钱财用尽，典当物也全空了。他想请同乡吃酒，借此求取资助，却没有一个人赴宴。于是陷入穷困，无路可走，愤懑郁结成病而死。有人说他是吞食洋烟而死的。陈兰彬官至副都御史，遇到事情总想着加以挽救和纠正，不肯随波逐流。然而他的志向端正而气魄不够勇决，最终也只是处在犹豫两可之间。不久因事降职，称病回乡。看文正判断这两个人，真像占卜和推算一样准确；然而他识人、衡量人才的精确，还不止于此。他在军中任命将领时，说某人可以做营官，某人可以做大帅；某人福分薄，应当以死难成名；某人福分厚，应当以功名终身。后来都一一应验。尤其奇特的是，他的同县人蒋果敏，十九岁时自称文童求见，实际上连半部《论语》都还没有读完，而且相貌丑陋，言语浮躁，性情粗暴，举止乖张，完全不像一个智谋深沉、勇敢沉着、长于谋略的人。文正却特别器重他，用俗语告诉身边人说：“不要轻视这个年轻人。将来他可以坐上湘乡县的一把交椅。”后来他果然率军讨贼，所向无敌，盗贼望风逃窜，功劳冠绝诸将，名声传遍天下，官做到巡抚而终。

译胡雪崖 杭州的胡雪崖起初是一个无业游民，在某家钱铺里做杂役。候补道王某有十万两银子，存放在这家钱铺生息，没事就到店里来。他同店主闲谈时，见胡雪崖待人殷勤、性情沉稳诚实，几年如一日，便暗中记住了他。正赶上盗贼将要侵犯临安，全城的人都逃空了。店主把王某的银子还给他，王某认为胡雪崖可以托付，便让他代为安置，约定战乱平息后归还。胡雪崖想到战乱遍地，携带这笔巨资正好会成为招致杀身之祸的媒介。他打听到衢州府一带粮价很低，便把钱全部买成二十万石粮食，分别储存在当地。省城被攻破后，左侯率大军谋划收复。到了衙州，军队缺粮，士兵想要哗变。胡雪崖听说后，把所买的粮食全部献出。军营中欢声如雷，军威大振。左侯赞叹胡雪崖是一时豪杰，重用他，让他总管粮台。收复浙江省后，钱粮和军饷的收支全由胡雪崖掌管。盗贼遗留下来的金帛，军中将领无论大小都分得一些，有的得到十几万、几万、几千、几百、几十不等；他们都知道胡雪崖忠诚可靠，便由公家登记在一本账上，交给他收存，需要使用时再来领取。胡雪崖于是拿着数百万两无息银两经营贸易。凡是有名的市镇，他都设有大型商号，资金雄厚而且善于经商，每年获得数倍利润。不到几年，家产超过千万，富甲天下。夷人只看重利益，见到这种情形又羡慕又艳羡，推举他为中国第一人。沈文肃围剿台北生番时，军饷不足，上奏向英国商人借银六百万两，约定归还时由海关扣款。英国人说，借券上必须有胡某的签押才可以。这说明他在海外受到如此重视。自从各口通商以后，利益的操纵权全都落入海外人手中。中国出产的茶和丝，是两大宗商品。茶叶上市时，各国夷商前来购买，商定价格后再还价，价格丝毫不能提高。如果囤积居奇不卖，想抬高价格等待，那么超过七天就减去十分之一，再过七天就减去十分之二，再过七天就减去十分之三。等待得越久，价格降低得越多。华商不能团结一致，于是被他们挟制，不得不卖掉。而夷商暗中狠毒诡诈的心思，更有超过这种情况的。茶叶有头春、二春、三春，近来茶商大多犹豫不前，夷人见头春茶到货的少，便故意用加倍的价格购买。人们听说有利可图，于是争相前往。等到二春茶到货多了，价格就突然贬低。比如原来值银一百两，只出五六十两，不让卖茶人亏掉大本离开就不罢休。这样一来，三春茶到货必然很少，他们又对最后剩下的五六家茶商，用数倍的利润诱使他们出售，以引诱华商尚未消失的侥幸心理，希望第二年人们才会踊跃前来经营。总而言之，得到好处的不过数千两、数百两，而且人数有限；遭受亏损的动辄数万两、数千两，而且人数很多。大概是因为他们心思一致，掌握着华商盈亏的命运。华商于是就像笼中的鸟，开关放飞都由别人决定，自己不能作主了。过去夷人购买福茶，都是两个月后才定价。我在闽垣时，看到初春茶上市，众茶商商议说，今年的价格应当统一，期限定为七天，并公开立下议约，不按这个价格就不卖。夷人听说后，害怕华商从此掌握利益的主动权，便相约不买。茶叶存放了两三个月，竟没有一个人过问。于是，有的人投入的本钱很大，深怕存放太久霉烂，亏损必然很多；有的人本钱很少，更担心过了很久也卖不出去，连日常费用都无法供给；还有的人借了别人的本钱，更担心日子拖得越久利息越重，难以偿还。每个人各怀一心，渐渐有人私下向夷人央求出售。夷人看穿了这种情形，反而更加不肯购买。又有人愿意降价出售，夷人更加刁难，说除非把价格压低四五倍，否则不买。这时就像两军相持，一军力量弱而胆怯，阵势忽然动摇，便土崩瓦解，再也支撑不住了。听说初春茶原先约定的时价是一百万两，卖出后总共只得到五六十万两。反而因为这次商议，损失了四五十万两。华商如此怯弱而纷乱，夷商如此坚决而一致，实在太严重了。在各口尚未通商以前，茶叶从广东出海，天下的商人云集粤中。价格由中国方面决定，海外商人无法挟制。因此那时贩茶的人大多获得厚利后回去。如今各个市镇都有夷人，甚至在产茶的地方，他们也可以亲自前往经营。华商本来就不能团结一致，即使想团结，形势上也做不到。不只是茶叶，丝也一样；不只是丝，百货也一样。我走过大半个天下，看见近二十年来，以经营茶业起家的人，十家中只有一两家；因经营茶业而破产的人，却有十家中的八九家。商人一天比一天失去志气，店铺一天比一天衰败。问他们原因，都说：“这是因为利益的主动权掌握在夷人手中，华商无法同他们争夺造成的。”唉！通商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百姓贫困、财力耗尽，实在不是天下的小事，令人感慨啊！胡深知夷商的伎俩，想凭一己之力同他们抗衡。这年新丝将要上市，他派人到天下各处收购，一丝也不放过，约定用银二千万两收尽。夷人想按每斤一两的价格购买，却一斤也买不到。无可奈何，只好对胡说愿意加价一千万两买回这些丝，胡说非加到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夷人不答应，双方相持了几个月。夷人又托人重申原先的报价，胡仍说不二价。夷人于是说：“这次如果被胡挟制，那么中外贸易的利权就由一人掌握，将来交易全听他命令，我们从哪里获利？”于是共同发誓，今年不贩丝出口。到了第二年新丝上市，胡邀请人集资一同收购，说如果再次把丝全部买尽，夷人一定会屈服，也一定能获得厚利。假使这时的富商巨贾能够像夷商一样同心协力，帮助成就此事，就可以挽回大局，中国的利权也不至于被外洋掌握。然而没有一个人响应，于是新丝全被夷人买走，再也不问旧丝了。胡十分着急，反而托人对夷人说：愿意按最初的议价出售。夷人只是笑笑，并不答应。又说只求收回本银，夷人仍笑而不答。再次委婉地提出此事，夷人说：“如果一定要卖，除非损失本银八百万两，否则不行。” 胡知道他们的还价不会改变，想到丝存放两三年就会变坏而无用，只好把它卖掉。他起初想囤积居奇，没料到做得过了头，利银折损一千万两，本银折损八百万两。还不计算一年的利息，投入二千万两银子，最后只收回一千二百万两，资本损失了大半。

译吴中和沪上近来有一种弊端，叫作“买空”，是赌博中的一种变局。它的做法是赌银价、钱价、英洋价的涨跌，或者赌英洋本身。赌上涨时，约定曹平银六钱八分兑换英洋一元；如果涨到六钱八分一二厘以上，就是我赢；跌到六钱七分九八厘以下，就是我输。赌下跌时则反过来计算，银钱价格也可以类推。假设有一局，却不知道庄家是谁。富户由钱铺作保，买一万元、十万元、百万元，只凭口头约定，不用拿出银子。局中买进，局中卖出，输赢由钱铺结算，每一百元抽取五元。我在苏州时，朋友劝我买英洋，赌它上涨一万元。我不肯，他强迫我买下。第二天上涨五厘，可以赢银五十两，我就想卖掉。朋友阻止我说：“不要着急。”第三天辰刻时价格还和原来一样，到了巳刻就下跌了，只赢了二十两。我怕继续受损，急忙到局中卖出，迟到二刻时，只赢了二两一钱。考察古代金银货币，过去用锱、铢、斤、两计算；宋、元以后银子盛行，就用丝、毫、厘、分、钱、两计算。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钱，十钱为一两。这种赌博连丝毫也计算在内，卖出时只上涨了二毫一丝，所以只得到二两一钱。再迟一刻，就会亏银十多两。到了未刻，价格又大幅上涨。外面的市场价格虽然每天都有涨跌，但有固定的时间；这里却一天反复十几次，片刻之间就可以输赢银子十万、百万、千万两。我看见局中人进进出出，毫无规律。忽然有一个人进来报涨，忽然又有一个人进来报跌，使人神魂颠倒，完全没有把握，也不知道他们的价格是从哪里探听来的。这明明是设置了陷阱，诱骗人陷进去。然而士、农、工、商争相购买，全国像发了狂一样，即使聪明人也被贪心蒙蔽，直到倾家荡产仍不醒悟。有些办事的官员都知道其中的弊端，却也置若罔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千万两〕 胡有一天到了上海，把市场上的钱全部买下，限期三天卖出，三天之内钱铺不得放出一文钱。到期卖出后，赢得银二百万两。接着又这样做了一次，于是输掉银四百万两。胡因为再次亏损，加上奢侈过度，家产全部耗尽，债务累累，到了倒债的地步。俗话说，借了别人的钱，打折偿还，或者干脆不还，叫作“倒债”。胡倒掉的债约近一千万两，其中一半是公卿大臣寄放的钱。我见过一份奏牍，写着欠尚书文某七十万两，听说实际欠了一百五十万两。胡知道大臣的巨额财富大多是靠侵夺剥削得来的，不敢上报；旗人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不能私自置办产业、私自积蓄货财。于是胡拿出一万两银子，买通御史上奏参劾。文某于是只承认这一数目，其余几十万、几万两，有很多人不敢同他打官司。然而，官府的钱有的是欺骗君主、欺骗百姓得来的，欠了它并不算损失阴德；商人的钱却是多年积累而来，而且还要靠它作为资本。胡倒掉的债中，商人的钱也占了一半。从此，各家大规模转运都不灵通，市场更加没有起色，亏本歇业的人纷纷出现。起初，夷商害怕胡的资金多，遇到大小交易，担心被他阻挠控制，还不敢过于狠毒。到了这时，再没有人能同他抗衡，夷商就更加掌握了华商的生死命运。这样看来，胡虽然不足为道，实际上却关系到中国商贾兴衰的大局。最后竟落到如此地步，唉！胡这个人挥金如土，喜欢施舍，以此博取名声。遇到赈济之事，十万、八万两银子也毫不吝惜，受过他恩惠的人也颇为称赞他。然而他过分贪恋女色，在路上偶然看见美貌妇女，知道她属于中下等人家，就一定拿重金买来做妾。对方不答应，他就用权势恐吓，务必达到目的才罢休；买娼妓也是这样。这其中很有一些败坏别人名节、害人性命的事。强买来以后，有的过了三五夜，有的过了一两个月，他又厌弃了，给几百两银子，任凭她另嫁他人。凡是买来后又立即遣走的，几乎有几百人。有个秀才贫穷而孤苦，妻子容貌特别美丽，偶然被胡看见。胡派人拿五百金引诱秀才，要买他的妻子为妾。秀才拒绝不答应，胡强行把银子放下，命轿夫来抬人。秀才徘徊无计，妻子说：“不去，大祸一定会来。我有办法报答你，绝不会失身。”她把小刀藏在衣服里，也带上了银子。到了胡家门下，她坐在轿中用刀刺喉而死。秀才愤怒至极，写好诉状控告到抚院、臬司衙门，但这些人都是胡的至交，压下不理，使他的冤气郁结，无处申诉。他听说彭刚直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肯为平民洗雪冤屈，得知彭刚直巡河到了姑苏，便奔到他的船上投递诉状。彭刚直一向不太愿意插手地方诉讼，把诉状扔下不接受。秀才哭着说：“彭公也这样，那就完了！我的冤屈再也无法伸张了。”他把诉状放进怀里，跳水而死。彭刚直见他情真意切，命人把他救起，但已经断气了。他拿出诉状看完，往往杭州城墙，召胡前来，把诉状给他看。胡认为这是小事，说将来应当送厚礼祭奠安葬他。彭刚直大怒，说：“强行夺取妇女，害死两条人命，还能说是小事吗？”命人把胡捆绑起来，请王令，准备杀掉他。全城官员听说后都赶来，竭力营救，彭刚直不听。巡抚某说：“罪行确实应该处死，但全省的公款都由胡经手，突然杀了他，就无法查核。” “请把他拘禁十天，先清理公款，之后再杀他，怎么样？”彭刚直答应了。巡抚某于是修书，派八百里加急驿马送往陕西。十天后，左侯的救援书信送到，说：“胡的罪行不可逃脱，但姑且念及他有帮助筹措军饷的大功，这次请宽恕他；如果以后仍不悔改，就处以重刑。”彭刚直一向敬重左侯，便替胡承担罪责，用严厉的言辞申斥他，将他释放。胡从此惊惧，不敢再走以前的老路。倒债时，那些大官欠给胡的钱，纷纷想置他于死地。幸亏左侯保护，才得以无事。有人说胡先收到左侯的信，信中说：“听说你负欠八九百万两，这些贪官污吏的钱，可以还，也可以不还，应当趁自己在世时作打算，不要给子孙留下拖累。”胡于是产生了这个念头。我认为这是传言者的错误，左侯绝不会教人作恶。

译胡倒债以后，效仿他的人接连出现。苏州某县某公，曾代理福建按察使，富有而号称百万，开设当铺、钱铺几十家。人们认为可以依靠他，官绅商贾存放在他那里的钱动辄成千上万，而孤儿寡妇的二三十两银子也放在他的铺中取息。一天，各家铺子全部关闭，说是资本亏损太多。于是请各位债主前来，计算下来共欠一百八十万两，货物和产业只值二十多万两。有势力的人全都把抵押物拿走，软弱的妇女只能哭喊着想死罢了。铺户也饥饿哭泣、忍气吞声，苏州城因此闭市数月。巡抚卫荣光上奏参劾，革去他的职务并追讨债款。当时我在毗陵，听说他家并不贫穷，只是暗中包藏坏心，假称亏损。其实他早已先派两个儿子把财物运送寄放到安徽各处了。唉！一个三品大员，行为竟同盗劫之徒，难怪人心一天比一天险恶，世事一天比一天败坏了！*刘渊亭军门 徐鹾副星槎从天津搭招商局轮船南返，刘渊亭军门陛见回来，也搭乘这艘船到上海。鹾副上前询问越南战事，他不肯说，只是抽泣流泪道：“近来越南国王被法国夷人禁制，名义上是国王，实际上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有所作为。将来的生死还不知道，旧君已经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一再追问，他才说：“军事最忌讳受到牵制。我这次竭力抵御法国夷人，所缺的只是军粮。如果皇上只资助军饷，不派兵来，听任我一个人同法国作战，那么越南还有希望保全，西贡也可能收复。我曾经活捉过他们的一名名将，叫李威利，又在阵前斩杀了他们三名大将，杀死、俘获他们的小头目几十人。法国夷人很害怕，已经有退兵的意图。自从岑官保出关以后，名义上是来救助，暗中实际上却在管制我。我不敢得罪宫保，遇到事情不得不相互斟酌，但意见大多不同，常常难以决定。用兵一步之内就有百种变化，何况是同法国作战，更不能按常情推测，必须反复商议后再行动；这样没有不失去时机的。我从此只求不败而已，不能再建立奇功了。况且宫保统军不像从前那样严厉，将士已经骄纵到了极点，甚至强行夺取财物、奸占妇女。越南人深受其苦，渐渐有了投向法国的意图。可惜皇上耗费了数千万军饷，损失了多少兵将。” 我也耗尽了数年的功力，而越南最终还是归了法国，说起来实在痛心。” 我又问他前几次战胜法国人用了什么策略。他说：“夷人的炮火厉害，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派大队人马同他们作战，一定是败多胜少。我就采取零星分散的布阵，有时三五人一队，有时七八人一队，一千人可以分布十里。有时在他们前面引诱，有时从他们中间骚扰，有时绕到他们后面惊扰。我的士兵都善于奔跑，他们追来就奔进小路，他们停下就出来。夷人性情急躁，不能忍耐持久，一定会竭力追杀。我等他们炮弹打尽、勇气衰竭，然后合围攻击，所以法国人过去常常因此败退。我没有别的长处，只是也善于奔跑，骑马往往都追不上我。”鹾副听了，深深叹息，把这些经过详细告诉了我。我以前读《申报》，看到其中记载法国人在李威利战死后，士兵全都有了畏怯之心。他们的驸马某人担任将佐，元帅命令他出兵，他流着泪不肯奉令。问他原因，他说：“我先前同刘某交战，仿佛看见他的身形有八九尺长，凶猛得像恶神一样；他的士兵个个青面獠牙，只要喝一声，我军的手脚就全软了，枪炮不能发射，刀剑也掉在地上，因此大败而回，再也不敢前往。” 元帅说：“不遵军令应当斩首。”他答道：“即使斩首我也甘心，尸首还可以运回本国。如果同刘某交战，就会血肉横飞，化成尘埃了。”元帅无可奈何，只好把自己的驸马押回去交给法国国王治罪。当时士兵都是新调来的，听到这件事后军心动摇。当天出阵，全军溃败，元帅只得以身逃免，据说如此。《申报》是在通商以后，英国夷人在上海设立的一种报馆，派人到各处探访近期事情，列成报纸，卖给人阅读，以此谋利。外洋人同气连枝，绝不会故意把自己的短处暴露出来，留下让中国人耻笑的把柄；由此可知，所说的事情不会是假的。司马仲达害怕蜀汉如同害怕老虎，也就难怪了！讲和时，法国夷人一定要求皇上召刘军门入关。军门名叫永福，渊亭是他的号。他因为仗义而起兵，讨伐法国夷人，保卫越南，人们称他为“刘义”；他的旗帜是黑色的，所以又称为“黑旗兵”。听说他出阵时有一名女子相随，也很善于作战，颇有木兰的风范。

译*徐广缙 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任两广总督，叶名琛任广东巡抚。英国夷人的兵船停泊在虎门外，派人来说：“道光二十七年，两广总督耆英答应我两年后可以进城往来，现在应该履行约定。”他们逼迫徐、叶二公答应。二公说：“答应，恐怕会产生其他变故；不答应，恐怕会引发争端。”正在商议之间，粤人已经发布了没有署名的告示，高高张贴在城外洋行的门口。告示先痛骂官长，说他们贪生怕死，厚着脸皮做人，低头如犬羊，毫无羞耻，罪行都该杀。随后又痛骂英国夷人，说他们生来同畜类一样，凶恶超过虎狼，把毒害流布到中国，贪婪无厌；人人都愤怒得想吃你们的肉、睡你们的皮。你们能够挟制我们的皇上，却不能挟制我们的百姓。如果敢进城，就烧毁你们的船舰，杀尽你们的族类，不让你们哪怕一禽一兽回国。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乡民四五十万，没有一个不拔刀架炮等待的。英国夷人非常害怕，派使者飞速进京，要求宣宗下旨严厉命令官兵，否则就攻破各处关口，再进攻天津。宣宗不得已，让军机处用廷寄给两广督抚下令，答应英国人进城，但不许百姓闹事。徐公接到诏令后读了一遍，说：“这样一来，粤人会更加愤怒，激变转眼就会发生。”于是擅自把诏旨全文改写成：“谕令你们督抚，不准英国夷人入城；如果他们倚仗强势，你们督抚就立即率军同他们血战，不得畏惧怯懦，以免获罪。”他拿给叶公看，说：“今天的事情，我愿意乘一艘船到虎门，要求他们的头目上船，把这篇文书给他看；如果他不答应，就开战。你可以命令炮台开炮，把我的船击沉；我死了，他们的头目也会死。头目一死，他们的军队必然混乱。你用重兵攻击他们，一定能取得大胜，这样中国人的士气也可以稍稍发扬。请你承担困难的部分，我来做容易的部分。”说完就出发了。叶公随即调集十万兵马等待。徐公到了虎门，派通事前往联络，对方回话说辰刻来会面。过了巳刻还没有到，徐公命人把通事捆起来处死，说：“夷务败坏，实在是由于你们这些汉奸。”通事叩头哭着请求说：“请免我的罪，我请求他们立即赶来。”徐公暂时放了他，他果然来了。徐公把廷寄给他看，说：“不服从就开战，没有别的话。”英国酋长一向见督抚怯懦，可以逼迫挟制，没料到徐公竟如此倔强，也害怕了；又担心触犯粤人的怒气，那样就没有容身之处，于是答应不进城。徐公说：“口头的话没有凭据。”当即准备了照会送去，并且加发告示，说两国永远和好，关于进城的说法，可以不必再议。事情确定后，徐公把奏章一并上奏，其中写道：“臣徐广缙擅自修改圣旨，罪当处死，请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 宣宗看到奏章，非常高兴地说：“几年来众臣委靡不振，没有一个人能够伸张国威；这件事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大功。”立即下诏褒奖，作为酬劳，封徐广缙为子爵，叶名琛为男爵。这次行动，徐公实际上暗中借助粤人的声势来挟制并使英国夷人屈服。然而事变难以预料，如果不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能成功？为国忘身，真是忠臣。后来讨伐发逆时，他所统率的部队都是精锐士卒。林文忠招募粤人训练成军，但不善于调度，一败之后便溃散，全都变成了贼寇；徐公不擅长将略，评论者为此感到惋惜。

译*中山王后裔 某将军是侯爵，没有儿子。他从某省入京觐见，船经过金陵时，停泊在莫愁湖旁。他看见渔船中有一个孩子，大约一岁多，极其伶俐，非常喜爱，便派人对孩子的父亲说：“如果愿意让他做我的儿子，我就送你五百两金子。”孩子的父亲贪图钱财，答应了；孩子的母亲不愿意，却无法违抗孩子的父亲。到要把孩子抱走时，孩子的母亲朝他的左肘咬下一片肉，作为将来认亲的证据。将军于是冒充这是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某公。几年后，将军去世，某公承袭侯爵。不到三十岁，就担任山东巡抚。他的父亲耗尽了所得的钱，死后仍然赤贫。他的母亲打听得知儿子已经担任山东巡抚，便赶到首府递上禀帖，说：“现在的巡抚就是我的儿子，他如今显贵了，应当把我迎接到衙署奉养。”首府不敢隐瞒，见到某公后便如实禀告。某公大怒，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还骂首府糊涂。首府不服，出去后立即传讯他的母亲，又写了一份清楚的供词，详细叙述年月和事情始末，件件都有凭据，并且说某公左肘上有明确的证据。首府再次进去拜见，说：“中丞如果想消除疑惑，就必须袒露左臂，让众人验看清楚，这样才可以免除舆论非议。”某公忽然大笑说：“人家说要验看左肘，我就露出左肘；人家说要验看下体，难道我也要露出下体吗？”但他嘴上虽然支吾应付，心里却非常恐惧。他急忙派亲信私下送给那妇人三千金，叫她赶快回去，以便湮灭踪迹。原来旗人不准收养螟蛉子，一旦被发现，活着的不是被处死，就是发配到极边充军，绝不赦免；死了的，则要把生前的官职和爵位全部削除。他的父亲姓徐，是中山王的后裔，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据说如此。林文忠担任两广总督时，奉旨禁止洋烟。英国夷人不服从，便与他们交战，击沉了他们好几艘军舰。当时穆彰阿掌权，某公任直隶总督，内外结党，大肆贪污。英国夷人于是来到天津，送上三百万两贿银，请求杀掉林文忠。某公立即上奏弹劾林文忠，说他办理不善，酿成了国家大祸，不处死不足以向夷人谢罪；穆彰阿也从中极力罗织罪名。宣宗大怒，下令将林文忠逮捕审问，拟处极刑。王文恪鼎痛哭极力劝谏，林文忠才免于死罪，被发配新疆。某公不久调任两广总督。英国夷人又送上一百万两贿银，于是把林文忠原先所做的一切全部推翻，拆毁沿海炮台。澳门是进入广东的重要关口，所修炮台最为坚固，也全都拆毁破坏。英国夷人从此肆无忌惮，再也无法制止了。后来事情败露，某公也被逮捕审问，拟判斩刑；但他用大量钱财贿赂政府营救自己，得以发配关外。又用重金贿赂权要，请求上奏赦免召回。不久，他被授任陕甘总督，贪婪依旧，贪赃受贿，劣迹狼藉。某御史列举八项应当处死的罪名上奏弹劾，又将他逮捕审问，罪行核实，眼看就要被杀了。于是他倾尽一半家产，贿赂上下权贵，请求缓办此案；随着时间渐渐过去，竟然得到赦免，安然出狱。这样看来，某公误国害民，最后还能保全脑袋直到死去，也算是幸运了！谁知他死后，他的党羽中有一人担任陕甘总督，不但想掩盖某公的恶行，还想抬高他的美名，虚假上奏说两省士民感激他的惠政，直到今天仍不停地歌颂，都愿意为他建立专祠，按时祭祀，以报答他的恩德。某公的儿子又挥金如土，贿赂权要，请求他们吹捧，于是再没有人援引旧事加以驳斥，已经按照某督的奏请，准备择日建祠了。翰林学士陈公宝琛听说后，愤然而起，立即把某公前后的罪恶以及在陕甘贪污的情状，一一上奏。并说：“这种人如果可以建立专祠，那么天下就都是贪官，没有廉吏；都是奸臣，没有贤臣了。某督和军机大臣怎么会丧尽天良、昏聩到这种地步！”太后看了奏章，知道自己被群臣欺骗，勃然大怒，严厉斥责，立即下令撤回先前的旨意。而陈公敢于直言的声名，也因此传遍天下。附记：这条材料最初的两稿，标题都写作“琦善”；文中所有“某公”，两稿有的称“琦善”，有的称“善”。“某公”自然就是“琦善”。

译王文恪鼎 林文忠被发配时，黄河决口已经半年，多次治理都没有成效。文恪上奏保举文忠，说他一向熟悉河务，请让他戴罪前往治理。不到一月便合拢了决口，回到京城。文恪认为他有功劳，特意为文忠写了一份奏疏，第一请求恢复原官，第二请求恢复原来的官衔，第三请求免除发配。当时参与河工的人员，有的获得破格升迁，有的得到议叙，有的虽被革职但又恢复了原职。宣宗手里拿着奏疏，正说到林文忠时，穆彰阿立即说：“林某罪过深重，这点微小劳绩不足以赎罪，请仍然发往新疆。”宣宗点头同意。文恪听说后请求单独进见，跪下哭泣说：“林则徐只是偶然失误，但确实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可以办理大事。请按照我先前的奏请，赦免他留在京城，遇到艰难重要的事务，再任用他，他一定能够立功赎罪。”宣宗不听，文恪泪流不止，再三叩头请求。宣宗拂袖进入内殿，文恪无可奈何，回到朝房后一言不发。等同僚退去后，他命仆人准备纸笔，关上门起草奏章。他极力陈说穆彰阿贪污受贿、误国害民，应当处以重刑；林则徐忠贞纯正、聪明有谋，应当赦免罪过，置于朝廷重要位置。又说：“皇上如果听从臣的意见，臣死也可以瞑目了。”奏章写完后，他把它放在怀中，上吊自尽。仆人惊讶过了很久仍没有声息，破门进去，发现他已经气绝。张文毅芾、尚书陈孚恩当值时，听说此事立即进来。他的仆人平时识字，便拿出怀中的奏章给二人阅读。二人都是穆彰阿的党羽，看完后默不作声。他们飞快召来文恪的儿子。儿子拿着奏章，哭泣着不知所措。二人用严厉的话恐吓他说：“皇上正在震怒，如果把这份奏章呈上去，你将大祸临头。不如把它烧掉，我们替你另写一份奏疏，这样不但没有罪，还可以得到抚恤恩典。”他的儿子是个庸人，便听从了他们。又有一种说法是：有人用一万金买通了烧毁奏章的人。宣宗突然听说文恪上吊死了，大吃一惊，放声痛哭说：“是朕错了，是朕杀了他。”不久他看到遗留下来的奏疏，里面没有别的话，仍然悲哀不已。评论者认为，如果当时把前一份奏疏呈上去，穆彰阿即使不能受到重罪惩处，也一定会被降职或革职，逐出政府；文忠也一定会获赦留在京师。这样一来，英国夷人扰乱东南时，或许还会起用文忠出面办理，也未可知。英国夷人的猖獗，必定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所以人人都痛恨他儿子不肖，尤其痛恨张、陈二人为党羽作恶、残害贤良，误国误民。宣宗信任穆彰阿，穆彰阿辜负圣恩，揽权纳贿，嫉妒贤能、残害人才。当时一批奔走逢迎、为他充当羽翼的人，共有十个，京师称他们为“穆门十犬”。张、陈是其中两人。陈孚恩不值得一提。张抚治理我的家乡时，拒绝贼寇、保全全城，功劳很大；后来在死难中保持大节，令人凛然敬佩。只是这件事未免成为白璧上的一点瑕疵，可惜啊！文恪的儿子文翰既然愚拙，书法也不好，只能作八韵诗，而且每首诗必然有一两个[原文疑为“讹”]别字，侥幸进入翰林。听说将有大考，便称病回去了。后来打算捐纳知府，吏部认为此事为难，说翰林逃避大考，不能捐纳。如果真想捐纳，就应当上奏请求补考大考。他的儿子害怕了，只捐了一个二品虚衔来荣耀自己。唉！这真是像劈柴却不能承担柴薪的人啊。御史屠守仁 发逆发动叛乱后，军饷支出不足，朝廷大规模开放捐纳名目来帮助军需。捐纳名目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光绪五六年，奉旨停止捐纳。没过几年，法国夷人背弃盟约，朝廷征调半个天下的兵力，军饷需求非常紧迫，于是又开放海防捐纳。一年多后和议达成，郑州黄河决口，洪水泛滥一千多里，修治工程费用极其巨大，于是又开放郑工捐纳。这两项捐纳都补充了国用。光绪十三、四年间，忽然出现了“海军报效”这一名目。报效的人大多是被革职的人员。议定某官某缺应缴纳若干银两，由海军衙门大臣上奏请求，并声明不敢接受酬劳，私下把议定的数额传达给内廷，内廷便按照所议办理，特地下旨授予他们相应官职。凡是捐纳都有成例，凡是不符合成例的就不能捐纳，而且只限于道员、知府以下的职位。只有“报效”不受成例限制，被革职的人也可以借此恢复官职，按成例不能越级得到的，也可以越级取得。按照规定，只有军功可以破格恢复官职，保举仍然必须循序进行；其余即使有异常的功劳，也都不能越级。海军报效却什么都能办到，大概是因为那些银子大多归内廷使用。巡抚以下的官职，也可以简放。浙江邵某起初任上海道，家产有五十万。很快升任某省按察使，又升任台湾布政使。不久，被巡抚刘铭传上奏弹劾，勒令离职。回家才半年，便奉特旨授任湖南巡抚。人们惊讶他还没有恢复原职，为什么突然就当上了巡抚？原来是因为报效白银十万两。觉罗成孚担任东河总督，郑州刚决口时被革职，仍留在河工中效力赎罪。接替他的是李鹤年。后来黄河再次大决口，两人都被发配关外，调广东巡抚吴大澄担任河督。不到三个月，合拢决口的奏章上报，凡是先前获罪受处分的人员，都加恩宽免。两人被赦回，但仍然保持革职身份。成孚报效白银六万两，得到旨意，以按察使候补。凡是捐纳都有专门的机构，唯独这种报效没有机构。不知情的人即使想缴银也没有门路，必须找到特定的人，才能报效。因此通常缴纳一两万两银子，还必须另外加付一两千两的费用。御史屠守仁竭力上奏揭露这种弊端，说它比“斜封墨敕”还严重，不是盛世所应有的现象。太后下旨停止此事，从此内廷的人都憎恨他。光绪十五年，太后撤帘，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屠守仁又上奏说，皇帝年纪尚轻，历练不深，军国大事仍然应当请皇太后裁示。大臣的奏折，也必须按照从前的格式一并呈上。太后大怒，认为他是在暗中窥探自己的意旨，存心阿谀讨好，于是将他降职贬黜。

译山西赈灾之事 山西发生大灾荒，巡抚葆亨、布政使王定安分吞赈银五十万两。御史上奏弹劾，二人被革职，并勒令缴还原银；朝廷起用曾九帅国荃担任山西巡抚。九帅先拿出十万家产，采购米粮，又多方设法赈济救援，救活的人数无法计算，三晋百姓很感激他。有一名知州段鼎耀，是铅山人，负责赈灾事务，侵吞赈银三千两，寄回家乡购买田产。翰林汪鸣銮上奏弹劾，说眼看灾民遍野，连铁石心肠的人也应当动情，他竟然忍心侵吞赈银，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不杀他不足以整顿赈灾事务、警戒人心。此事交给九帅查办。段知罪行必然牵连到自己，便立即如数缴出，希望能够从轻发落。阎丹初中堂闲居在山西，九帅问他：“缴出赃银虽然可以从宽处理，但一两银子可以救活一个人，假如没有人揭发，岂不是要死三千条人命吗？”九帅于是拟定绞刑监候，上奏。太后说：“饥民的生死就在呼吸之间，他却一味贪婪，完全不肯怜悯百姓，他的良心已经丧尽了。一定要等到被弹劾才缴银，那么人人都会仿效。幸好没有败露，败露后也只要缴出赃银、不受重罪，这种风气绝不能助长。”于是下旨立即正法，并命王定安监斩。翰林张佩纶援引这个案件，又上奏弹劾葆亨、王定安，说：“段鼎耀侵吞的只有三千两，而且已经缴出，尚且要处以死刑。葆亨、王定安二人侵吞五十万两，却只被革职，银子也没有见到缴还。这难道不是官职小而侵吞少的人，罪应当重；官职大而侵吞多的人，罪反而应当轻吗？难道是因为葆亨是六王的妹夫，王定安是葆亨的党羽？地位低下、没有人援救的人，罪应当重；地位尊贵、有靠山庇护的人，罪反而应当轻吗？”太后看完后，把二人投入狱中，拟定抄没家产、处死。六王又竭力营救，二人仅被发配关外，限期让他们的家人缴纳赃银而已。不久二人被赦回，但缴纳的银子还不到原数的十分之一二。太后从此暗中怨恨六王倚仗权势、培植党羽、徇私舞弊，渐渐产生了罢黜他的想法。同时，她非常赏识汪鸣銮、张佩纶、陈宝琛三人敢于直言论事，打算破格任用他们。勒中丞 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张中丞朝栋任藩司，勒中丞方琦任臬司。正月上旬，织造请张、勒二位大人饮酒。宾主坐定，正要献酒时，丁日昌派人来到，说：“有要事请两位大人。”主人说：“新年里想来没有什么大事，酒席结束后再去也不迟。”话还没说完，又看见几个人飞奔而来，说：“中丞已经坐在大堂上了，请快去，不要误了时刻。” 两位大人不得已向主人告辞。到了巡抚衙署，果然看见左右排列着人，台阶前站着四名刽子手，便惊问中丞有什么事。中丞说：“要杀某知府。”他们问：“他犯了什么罪？”回答说：“拆了某处的堤坝。”两位大人说：“这是奉中丞的命令。”中丞说：“我在辰刻命令他拆除，未刻又飞马传令停止，他却还是拆了。他是故意违抗命令，罪当处死。”两位大人说：“这不构成死罪。”中丞说：“一定要杀他。”勒公于是高声抗辩说：“杀一个百姓，尚且要由本司定罪，何况是一个知府？中丞如果一定要擅自杀人，就请上奏裁撤臬司这一官职；否则，我不能杀他。”张公也竭力争辩说：“不能杀。”丁日昌大怒说：“权力在我，你们怎么敢阻挠？”随即下令把人捆绑起来押往刑场。两位大人齐声说：“中丞如果一定要杀这个人，两司都不承担这个罪责。”说完转身就走。勒公对张公说：“巡抚无故杀害属吏，藩司、臬司都有处分，何不抢先行动，写好奏章等着？如果某时刻杀人，我们就在某时刻把奏章发出，怎么样？”张公说：“好！”于是两人急忙回去，各自起草奏章。丁日昌见两位大人怒气冲冲地返回，知道他们一定会揭发弹劾自己，心里也害怕了，不敢真的把那名知府杀掉。近来总督、巡抚权势很重，官员的升降和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藩司、臬司只能唯唯诺诺地听命。唯独勒公敢于抗争，张公又竭力帮助他，两人都像朝阳中的凤凰一样，是敢于直言的人。但丁日昌为什么一定要杀这个人呢？原来他突然收到京城杨公泗孙的书信，说这座堤坝不能拆。丁日昌一向巴结朝廷权贵，不敢违背杨公的意思，于是把罪责推给某太守，想杀掉他来向杨公交代。以婢女调换女儿 彭刚直小时候与某富翁的女儿订婚，后来富翁家道渐渐衰落，富翁非常后悔，却不敢公开毁掉女儿与刚直的婚约。到了婚期，他便用婢女把女儿调换了。出嫁不久，刚直察觉了实情，非常愤怒，便告诉母亲。母亲说：“我急着盼望孙子，等你生下孩子后，随你怎样处理。”刚直接受母亲的意思，仍像原来一样与她做夫妻。几年后，生下一个儿子，他便遵从母亲的命令把妻子休弃。后来他显贵了，有人偶尔问起他的家室，他便脸色变了，不再说话。陶文毅起初也与同乡黄氏的女儿订婚，女子嫌他贫穷，便用婢女把她调换掉，事情与彭刚直相同。事情的始末详见《池上草堂笔记》。不过文毅对此处之泰然，和她白头偕老，气量远远超过刚直。还有蒋果敏，起初也与某家的女儿订婚，因为蒋家贫穷，女方逼迫他解除婚约。果敏洒脱地同意她另行婚配。后来她嫁的丈夫以裁缝为业，听说果敏显贵后，惭愧愤恨得想死。据说如此。假装打瞌睡 张南皮任制军时，学识广博，冠绝一时，自认为有经世济民的大才，享有很高声望，出任两广总督后，把将军以下的官员全都不放在眼里。人们传说他有一件假装打瞌睡的事，非常奇怪：据说制军整夜不睡，曾经在四更时请巡抚、藩司、臬司来商议事务，众人都不敢不来。到了以后，他却正在假装打瞌睡，左右侍从不敢惊动他，惊动了必然获罪。直到天亮他还没有醒来，众人疲倦了，只好回去睡觉。可是他忽然醒来，问：“请他们来了吗？”回答说：“刚刚回去了。”他立即又召他们来，他们又不敢不来。又有一次夏天，某将军前来拜会，轿子已经请到堂中。从辰初到巳初，主人还没有出来迎接，询问原因，回答说：“忽然假装打瞌睡，还没有醒。”一直到巳末才接见，而将军的纱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还有一次，他去拜访巡抚，主人整理好衣冠，拱手等候了很久，随从仍然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便派人去询问，回答说：“正在轿子里假装打瞌睡。”

译崇厚 回王白彦虎反叛，占据新疆全境，侵扰甘肃边境，震动关西地区。朝廷大军多次进讨都失败了，于是调左文襄前往。文襄上奏说：“这个贼人狂妄悖逆，不是早晚之间可以平定的。请给足兵饷，不要短缺；需要时间，不要催逼。限我六年，把二万里疆土完整交还皇上。如果不能成功，就治臣重罪。” 朝廷上报答复同意。到了六年，果然全境肃清。只是白逆一人逃入俄国，没有擒获。俄国派兵把他送进伊犁城，保护并看守他。文襄想到如果进军攻打，就可以杀掉他、立即擒获叛逆，但又担心因此与俄国挑起事端。于是按兵不动，上奏请求派重臣出使，向俄国君臣说明道理、义理以及利害祸福，请他们交出这个叛逆。如果他们不答应，再动用武力，我方就有了出兵的理由。太后命大臣慎重选择人选，沈文定中堂推荐奉天将军崇厚，认为他能够胜任此事，其他大臣也怂恿他前往。只有翁叔平尚书说：“这个人如果前往，一定会辱没君命。”文定说：“您心里有人选吗？”翁叔平说：“没有，但此人绝对不能去。”文定说：“他官至一品，家产数百万，一定爱惜自己的名声和家产，绝不会欺骗君上、出卖国家。您根据什么说他不能去？”翁叔平说：“正因为他爱惜这些，所以不能去。他虽然不会欺君卖国，却一定会贪生怕死。为什么不再选择人选，难道没有洪皓、郝经那样的人吗？况且此人长久享受安逸，即使派他去，他也一定会推辞。”文定说：“我已经私下写信问过他了。”于是拿出崇厚的回信，信中说：“深深承蒙您上奏推荐，我应当拼命以报答知己。”尚书无言以对。文定于是说翁公对崇厚了解不深，又保举部曹邵日濂作为他的副使。事情过去后，不久便把客人迎进客馆，起初十分恭敬。第二天，请正使赴宴。到了席间，首座已经有人占了。俄国使臣说：“这是白公，是王，应当坐第一位；将军是臣，应当坐第二位。”白公抽出剑按在席上说：“你们是来杀我的吗？那就先杀了你。”随即摆出要杀他的样子，俄国使臣假意劝阻。崇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哑口无言，哆哆嗦嗦地坐到宴席结束才出来。不久，几十名士兵包围了他的客馆，拿八项事情要挟他，答应就活命，否则就杀掉。邵还争辩了几句，崇却吓得浑身发抖、胆战心惊，只得假传圣旨答应了。他仍然担心不能活着回去，于是写好一份奏疏，又给政府寄了一封信，说有要事需要回朝当面奏报，请求先行回去，留下副使办理后续事务，未等朝廷回复便出发了。邵苦苦劝阻，他也不听，漂洋十万里到达上海，从那里到天津只有四千里，他却忽然说漂海艰苦，登岸走陆路回京。沿途倚仗钦差的权势勒索州县，要求供应和馈赠，动辄就是几千两银子。奏疏送到京城后，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怕死才答应八项条件。几十人联名上疏弹劾说：“这样辱没国家，杀了他也不足以弥补罪过。”走到半路便接到圣旨，将他逮捕审问；而在他前方尚未经过的州县，没有不拍着额头说：“幸亏免除了这一劫啊。” 到了京城，他被关进监狱，最终因为拿出很多钱贿赂权要，请他们营救，竟逃脱了法律惩处。后来围绕八项事情争执，几乎引发战争。虽然经过谈判和解，清廷收回了伊犁城，但最终还是没有交出白逆。

译马江战事始末 光绪十年，我在闽藩沈方伯的衙署中教他的两个公子。方伯的弟弟森甫太守也住在斋中，闲暇时便纵论天下大事。闰月十五日，先前听说法国人在谅山背弃盟约，太守就对我说：“沿海各口从此将多事了。不过天津的军械炮火冠绝天下，从大沽到燕台，李相早已有所布置；浙江刘中丞懂得军事，听说三月间就已在海口下设梅花桩；长江有曾帅可以依靠，彭公在广东，防守也很严密。值得忧虑的，恐怕是福建疆域吧？何制军是个书生，不懂军事；张幼帅到福建以后，气势虽然很盛，但所作的布置十分平常，恐怕不是应付变乱的人才。法国如果挑起事端，一定会避难就易，首先在福建境内动手。”我说：“不用害怕，有海口在，长门的险要、金排的坚固，难道他们还能飞过去吗？” 到了二十日，法国有几艘军舰抵达五虎门外。旧有约定：外国军舰可以到中国游历；如果不熟悉水道，中国就提供引港人引导它们进来。法国援引这一条约，派人来告知制军。制军召集会议，张幼帅坐在首座，将军、中丞以下的官员都列席。我听说后对太守说：“这件事绝不能答应。他们已经背弃盟约，还有什么和约条文可以援引？不如婉言拒绝；否则就命令各炮台严阵以待。方伯如果能够进言阻止，请告诉他，让他转告有关官员。” 二十二日，听说已经引入港内，有两艘。​​我询问太守，他便转述有关官员的话说：“没有什么妨害。三月间曾有两艘军舰到马江，它们的首领进城拜见，我们在乌石山设宴招待，随后它们就开走了。现在决不会有别的事。而且他们虽然背弃盟约，如果我们不遵守和约，恐怕会更加触怒他们。”我于是跺脚叹息说：“危险了！”不久又陆续来了五艘，都是巨舰，装载着巨炮，心腹大患已经形成，有关官员仍然茫然无知。只有穆将军慷慨任事，率军镇守长门。张幼帅随后也在马江驻兵。幼帅不懂军事，却在营中制作旗帜，有时红色、有时白色，不断改换时刻，声称这样可以显示不可测度，使法国人惊恐。又聚集了几十只舢板，说可以帮助攻击法国军舰。又使用几十排木筏，有的装满柴草，说可以靠近法国军舰后纵火焚烧；有的在上面放置油桶和硝石包，说可以抛入法国军舰中。这些全都像儿戏一样，哪里足以损伤铁甲舰的一根毫毛？实际上只是给法国人增添笑料罢了。这时本应集合全省军队，挑选精锐，组成一支军队。可是幼帅的两千士兵全是新近从市井招募来的无赖，未经训练，仓促用来抵抗强敌，结果军队溃败，他本人也逃窜了。制军却完全不把军事放在心上，衙署中供奉着一尊观音像，每天早晨一定要顶礼满一百拜，才出来会见客人。六月十九日，民间传说是观音生日，城外有一座观音庙，这天他穿着朝服和蟒衣，前往庙中隆重祭祀，并命令藩司、臬司陪同祭祀。军事已经十分紧急，他的心思却在谄媚佛教上！二十日，得到基隆战事的确切消息。第二天，张军门取得胜利，上书制军请求出战，说敌人已经挑起事端，形势很难中止；如果不先发制人，恐怕会被敌人乘机利用。制军想尽各种办法阻止他。第二天，又有马江下游三十里的尚干乡聚集数万人，上书制军请求出战，说他们自备粮食，杀掉若干法国人后，官府再发给赏赐。制军怒斥这份文书，派官员前去镇压，命令他们不要妄动，谁敢行动就按军法处置。这个乡的人最为强悍，家中都有军械火药，鸟枪、巨炮俱备，武艺精熟，又不怕死。平时互相争斗，动辄杀死几百人。杀完以后，各自把尸体领回去。不报官，官府也无法前去追问。制军既不准许出战，他们又向幼帅请战；幼帅虽然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乡人愤怒至极，只得回去。闽江上下有几百名善于泅水的人，入水后可以五六个时辰不出来；幼帅曾亲自试验过，他们都出生在这个乡。法国人毁掉我方军舰以后，不敢轻易上岸，实际上是害怕这些乡人从后方袭击他们。各国领事阻止法国人进攻省城，也是因为害怕城破后没有官府弹压，这些乡人一定会闹事抢劫洋行。如果张、何二位公早些把他们收编使用，同法国打一仗又有什么困难呢？从六月初开始，法国军舰时多时少，有时十几艘，有时七八艘。到了二十三日，我查看日报，只见五艘停在马江。于是向方伯提出两条计策，请他转告有关官员：第一，堵塞海口。海口旁边原本备有四十艘石船，夜里派人把它们凿沉，法国人一定不会察觉。海口一旦堵塞，后来的军舰就无法接应。港内只有五艘法国军舰，而我方有十一艘，以二打一，再加上岸上炮兵夹击，没有不击破它们的道理。这个机会绝不能错过；稍微迟一两天，法国在中国就有二十多艘军舰，一旦聚集起来进攻我们，我们就支撑不住了。第二，用麻堵塞轮船。法国军舰使用木筏十只，每只木筏放麻五万斤，分成十股或二十股编织起来，编织的两端各系铁钩两个，每个约重四五斤，末端缠上大石头。夜里派善于泅水的人从水中拖着木筏，离法国军舰六七十步远，以两只木筏夹住一艘军舰，把铁钩暗中投进它的船轮中，投完后毁掉木筏，把麻沉入水中；船轮一转，麻一定会自行缠住，军舰必定再也无法移动。再派善于泅水的人在旁边巡逻，法国人察觉后下水自行解脱的，就在水中把他们杀掉。这种方法在大海上不能使用，没有善于泅水的人也不能使用。好在法国军舰已经进入内港，又有几百名善于泅水的人，自然可以按照我们的布置行动。而有关官员说：“海口不能堵塞，各国商船来往通商不绝，阻止它们出入，恐怕不会被允许。”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法国人又怎么能责怪我们呢？况且方伯曾提出计策说：“同各国约定，船停泊在海口外，所载货物由我们出资雇用小船送到海口外交割。”这是应急的办法，却也没有实行。至于堵塞船轮这一条，他们更是直接笑说迂腐了。二十五、二十六两日，法国军舰果然又来了十一艘，外面另外还有十艘悬挂别国旗帜，实际上也是法国军舰，而我方却不知道。

译二十九日，谣传法国将领孤拔病重，许多士兵因疫病死亡，孤拔又托各国领事传话，说愿意驶出海口，只希望我方用军舰护送。各位官员都认为这是真的，唯独不肯用军舰护送，争论了好几天。到了七月初三日，忽然发生马江之变。原来孤拔知道自己已经陷入绝境，如果我方堵塞海口，再用军舰截击他的后路，他就会陷入坐以待毙的局面。又听说尚干有很多人踊跃要求作战，担心我方把他们收编使用，所以散布谣言表示怯弱，使我军放松戒备，然后突然发动攻击，让我方措手不及。这一战中，法国军舰的锚在前几天已经暗中用棕绳换成铁索，战斗时用刀一砍就能立即断开。二十一艘军舰片刻之间同时起锚，而且早已排成三艘一队、彼此策应的阵势。我国十一艘军舰却横向排列在船政局门前，成为一字形，前后不能相互照应，锚都是铁索，很难砍断，不经过几个时辰不能起锚。法国军舰的巨炮都事先装好了火药，我军多数是临战时才装填。法国的水雷预先布置在我方军舰下面。我方四十座水雷，却不知道布置在哪里，战斗时一枚也没有爆炸。法国军舰集中三艘先攻击我方一艘，其余军舰仓促起锚，有的开了几炮，有的没有开炮；逃的逃，驶走的驶走。因此，我方九艘军舰全部沉没，两艘搁浅损坏；法国方面却没有一艘受损。听说法国士兵只伤了七人，我军除逃走的人以外，实际伤亡六百多人。这次失败，实在是因为误信谣言和相信法国人要驶出海口造成的。再加上法国军舰更换锚索、列阵，我方事先没有察觉。法国方面步步都有部署，而我方步步都茫然无知。当战斗时，船政局门前有四尊巨炮，只开了两炮，士兵便四散逃走。船政局会办、钦差大臣何如璋，南洋钦差大臣张佩纶也跟着逃走，躲在山后一间破茅屋里。过了两天，何如璋进城拜访客人，听人谈到这件事时，脸上完全没有悔恨惭愧的神色。福建人说他同法国人暗中勾通，事先把几十万两银子寄存在洋行里，希望借一次失败来掩盖自己的踪迹。这件事是真是假，我不敢断定。听说张佩纶已经投奔长门的穆将军那里了。我军已经战败，却仍然听见法国人的炮声，直到半夜才停止，原来他们正在轰毁船政局。初四日，法国军舰调转船头向外攻击，〔原文“​​两是内”字样有误，含义不明〕，沿河一百六十里的炮台全部被毁，没有一座完整的。当初修筑这些炮台时，耗费极其巨大；由于制军任用私人，侵吞钱财肥己，草草完工，竟然不坚固到这种程度。里面的金排炮台，是林文忠修筑的，最能利用地势；可是负责办事的人任意改动位置，实在令人叹息！福建疆域的事情，前后总共有三大失误。我遍历查看天下的海口，只有广东没有到过；其余地方没有一处比福建更险要。从入口到马江一百六十里，两山夹着水道，曲折到了极点，常常相隔一二里，甚至三四里，前后的船只都被山隔开而互相看不见，狭窄处只容一艘轮船通过。假如当时不放法国军舰进来，即使有一百艘铁甲船，也无从施展。制军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唯独令人奇怪的是，幼帅掌握着军政大权，又自命为豪杰，见识竟然连这一点也不及，导致把老虎引进屋里，最终形成反噬之势。中丞以下，也没有一个人说明法国军舰进入港口的利害，并极力阻止这件事。他们一味唯唯诺诺，酿成了这场灾祸，这是第一大失，也是最大的失误。不能及早堵塞海口，断绝法国军舰的接济，这是第二大失误。基隆挑起战事以后，请求出战的人很多，有关官员仍然坚持上谕所说不可由我方挑起事端，用这个理由拒绝众人。他不知道上谕是从全局角度说的，并没有说那里虽然交战，这里仍然不能作战；如果这里作战，仍然属于挑起事端。看这些官员的意思，实际上是真正怯懦害怕。基隆虽然已经交战，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和谈来求得无事。幼帅心里虽然想作战，却不知道暗中部署、先发制人，只想虚张声势恐吓法国人，结果反而被法国人看穿并乘机利用。这就是所谓自己并没有谋害别人的心思，却让别人怀疑自己，便会陷入危险；自己有谋害别人的心思，却让别人知道，便是拙劣。谋划还没有发动就被外界听到，就会危险。这是第三大失误。幼帅的智识本来就不高，气度又浅薄外露；在这种时候，正应当虚心礼贤，广泛听取、兼收各方意见，凡是可以任用的人就任用，凡是可以采纳的话就采纳。可是他驻扎马江时，只因自恃钦差的身份和声望而妄自尊大，凡是来谈军事的人，他一概不礼貌接待。有杨厚帅的儿子杨观察，还有一位观察官，忘了他的姓氏，同时请求求见。这两位都长期在军队任职，熟悉军事，本应倒屣相迎，唯恐来不及，他却借口推辞，不同他们交往。他的志向狭小、意气骄满到了这种地步，失败也就不是偶然了。当时福建人用洋布绘制各位官员的图像，悬挂在城内外。画制军，左手拿着《高王经》，右手举着一盒洋药；画中丞，右手批阅墨卷，左手牵着一条绳子；画方伯，身体倚在银库上；画廉访，正朝着天空吐气；画盐道，左手牵着宠妾，右手抱着幼子；画粮道，身体坐在仓库中。还有一幅图，画将军拿着一个法国人要杀，制军跪下请求不要杀他，幼帅在旁边怒目而视。又有一幅专门画幼帅，至于怎样画法国人的情形，我没有听到详细说法。还有一幅，把制军羞辱到了极点，其中有些内容无法用笔墨描述。大概是因为人们说制军不预先筹备军事，修筑的炮台又不坚固，百姓请求出战他又不允许；如果不是私下勾通法国人，就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行为。所以百姓对他的怨恨最深，污蔑也最厉害。初四日天将亮时，一个外国人进入制军衙署，福建人都指认他是法国人，说这是私下勾通的确凿证据。顷刻之间聚集了几千人，毁掉衙署的头门，直到大堂，烧掉轿子、旗牌和伞，意图一定要杀死制军和这个外国人才罢休。中丞、方伯急忙赶来开导，他们却置若罔闻。等到廉访到来，向众人作长揖说：“这确实是英国商人，他的意图是讲和，不是法国人。如果杀了他，英国的祸患又会起来，你们也没有好处，请退下去，怎么样？”众人都说：“裴大人平时从未欺压百姓，是个好官，他的话一定可信。”于是退去了。我认为制军懦弱无能确实如此，但他私下勾通法国人未必是真的，这大概是福建人疑心过重造成的。我在开战那天出城居住。初八日，买船前往崇安，返回江西。后来事情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译法国人最初抵达海口外时，哪里敢立即进入呢？他们派人来，只是为了探察我方的意图。天津、长江、浙江、广东，为什么没有发生让外国军舰进入港口的事情？难道不是早已有所拒绝吗？福建省的各位官员，为什么这样不明白事机呢？唉！马江战败以后，东南震动，调兵筹饷波及大半个天下。一步棋走错，全局都跟着错，怎能不令人叹息？有人说，如果不放法国军舰进来，内港可以无事；但台湾孤悬海外，那又怎么办？他不知道台南的险要，如果没有上天相助，外国军队断然不能进入。从郑成功以及康熙年间攻破台湾的事情就可以知道。澎湖水流湍急、风浪险恶，轮船不敢久泊；有人据守，也不容易攻破。基隆虽然比不上台南险要，但如果早些认真筹划防务，可以扼守的险要地方也很多。听说全福建的炮台费用，没有比基隆更大的，所用银两二十多万两，都是制军的私人掌管此事，其中流入私欲深壑的将近三分之二。岑公巡抚福建时，曾前往查看，知道炮台不坚固，想要改建；但因为以前耗费太大，不愿重新办理此事，而且不久又去督理云贵，也没有时间。刘省帅刚到任巡视时，也认为这样一定会误事，正要上奏请求重新建造，还不到十天，法国人就来进攻，果然挨了两三炮便毁坏了。幸亏刘公善于用兵，否则炮台一旦失守，还能重新支撑下去吗？所以评论使整个福建误事的人，首要是制军，幼帅还在其次。基隆失事纪略 十一年春天，我再次来到沈方伯的衙署，查访基隆失事的情况，得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错误出在李某身上。李某籍贯广东，官职是太守，是制军的私人亲信。他被委任管理台北粮台，却侵吞军饷几十万两，无法设法报销，只希望军队战败来掩盖这件事。有一天，刘中丞同法国人激战，法国军队形势将要向北推进，李某忽然报告说：“沪尾失守了！”沪尾是距离台北府城六十里的重要港口。沪尾失守，府城就难以保全。刘中丞的军队前后受敌，于是挥军撤退，急忙返回救援府城，法国人便乘势占据了基隆。等到刘军抵达府城，才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立即派人逮捕李某，但已经不知道他逃到哪里去了。有人说，他早已逃进法国军队中了。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件事不能全归罪于李某，实际上是中丞接受了权要的旨意，说应当向法国人退让一步，为日后议和留下余地，所以借此机会撤军。否则，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会如此深信李某，却不再查探消息是否确实呢？况且中丞并不是不善于谋划和作战的人。他在六月上旬抵达台北时，那里几乎毫无防备；不到十天，法国人就来进攻，但他仍然把法国人打退了。何况法国人再次进攻基隆，是在七月二十日以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布置怎么会不妥当呢？难道反而不能抵挡，只能仓促撤退吗？即使说沪尾失守了，为什么不暂时分出一部分军队返回守卫府城，再筹划妥善的办法呢？为什么一定要全军撤退，而且撤得这样迅速呢？其中确实有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这两种说法，我向各处的人都打听过，符合前一种说法的居多；至于后一种说法，有时说得含含糊糊，似是而非。他们大概是不敢明说，怕因此招来祸患吧？还是事情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确实是传述者胡说，也都无法知道。我认为胜败是军队中的常事。基隆虽然失守，台北却安然无恙。法国人的意图本来在于占领全台，所以聚集了三十多艘船、数万兵力，全力进攻，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而中丞能够抵抗半年之久，使法军始终无可奈何，这功劳也非常伟大。基隆的事情，不必过分追究了。胡元伟 咸丰年间，军饷缺乏，于是大开捐例。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报捐。捐纳的钱数缴足后，某省的某个职位，几乎可以指名取得。引见时，只要得到同乡京官的印结，便可以领取凭证赴任。原来按照捐官的规矩，某省人必须得到某省籍京官的保认，由对方出具印结，才允许就职。而印结所需银两的多少及具体章程，各省也不相同。京官生活贫困，俸禄不足以养活一个人，全都依靠这种收入作为补贴。各省都设有印结局，捐官的人既然很多，对其确实的根底往往来不及深入查究。江忠烈任安徽巡抚时，城池被贼军占据，以庐州作为行省治所。贼军多次来攻都失败，于是从党羽中选出一个最狡猾的人，名叫胡元伟，带着巨额钱财进京，指名捐纳庐州府知府；也有人说，他是指名捐纳省分发，准备到安庆任职。后来他又贿赂上司，求得署理庐州府事务。他捐官时，厚礼送给同乡官员，请他们替自己宣扬名声，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贼党，忠烈也更加不知道。他到任后拜见忠烈，举止合乎礼法，谈论起来滔滔不绝。他说今日守城应当如何布置，件件都合乎军事要旨。忠烈非常高兴，说有这个人来辅助，城池就可以保住了。谁知某天夜里，他暗中与贼军约定，打开城门放贼军进城。等忠烈察觉时，已经支撑不住了，于是痛骂贼军而死。贼军屠杀全城，官军没有一个逃脱。第二天，贼军忽然假装仁义，以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仿照司马昭讨伐成济的办法，把胡元伟杀掉，在军中示众，说：“这人不忠不义，背城投降；以后如果有人仿效，就以他为例。”真是贼人的心思和手段啊！

译叶名琛 叶名琛以宰相身份督理两广时，上奏请求迎接父亲来奉养。父亲到后，不住在官署，而另住在长春仙馆，收受贿赂、出卖官缺，门前热闹得像集市。每年生日，都大量收受礼物。金铺老板何西茂替属吏制造金器，送给老大人祝寿；每次获得的工钱有三四千两银子，平日送进的金器还不算在内。几年之间，他由此起家，积累了数万两黄金。叶名琛有五六百万两银子，托伍家存入洋行生息。父子二人极其迷信鬼神，官署后面有一座楼，说是有狐仙住在楼上，每天都恭敬地侍奉它。咸丰七年，英国首领因桦船事件制造事端，叶相竭尽诚意叩头祈祷，掷珓得到一签，签文含糊不清，说过了某月十二日以后便会无事。他信以为真，一切军务都不加整顿。广东百姓想同英国作战，他也不允许。等英国首领攻毁各处炮台，兵船停泊在城下，占据城中的观音山时，已经到了某月十一日。属吏去见他，他还说：“不要惊慌恐惧，过了明天就没事了。”到了十二、十三、十四日，风势一天比一天恶劣，叶相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到二十一日，终于被英国人捉走了。这件事的始末，详见华樵云观察的《触藩记》，只是没有提狐仙的事情，因为有所忌讳。书中只透露叶相两句话：“各处神签，没有一处不是吉利的。”又在注文中说，叶相登上夷船后，命仆人回去取一部《吕祖经》，暗中表明他相信仙术。登上夷船时，某个仆人随他走到河边，对叶相说：“这水又清又深，相公为什么不俯身看看呢？”原来是想让他投河尽节。只是英国商人懂汉语，仆人不敢明说。而叶相却难以决心一死。到了海外，英国首领用肩舆抬着他到各国夸耀说：“这就是宰相，中国的第二号人物，被我擒获了。” 一年多后他病死了，英国人用玻璃棺材装殓他，装船运回中国，据说如此。咸丰三年，贼军围攻江西，陈孚恩负责办理团练。某天，贼军挖地道，用爆炸炸塌新城门的城墙二十多丈。陈孚恩听说后，害怕被贼军杀死，急忙跑到跃龙桥，想投湖自尽。他的仆人追上来，拉住衣服劝他说：“江公善于用兵，一定有办法挽救局势；如果实在不能挽救，等贼军进城后再死也不迟。”过了一会儿，听说贼军败退，城池可以保全守住，于是他没有死。后来他入京，因为肃清党羽而死在塞外。我认为这两位公，前一位因为没有听仆人的话而失败，后一位因为听了仆人的话而失败。假如把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互换来使用，那么叶名琛听从仆人的话就一定会死，哪里至于在外国人面前留下笑柄？陈孚恩不听仆人的话也一定会死，哪里至于在末路丧命？这样一来，他们不都可以以忠烈之名终其一生吗？叶相被捉走后，有人讥讽他说：“不战，不守，不降，不和，不死，不逃。把二十一史翻遍，也没有这样的人。”这话说得确实又奇特。洋楼看书 浙江洋行有一位洋人首领，喜爱风雅，喜欢阅读中国书籍，住在一座楼里，收藏的华文书籍有几千卷，同某中丞关系最好。一天，他邀请中丞到楼上看书。洋人首领偶然进了内房，中丞随手翻阅书架上的书，忽然看见一册手抄本，封面上有四个大字，里面列着姓名，约有十万人，似乎是哥老会成员，其中还有同外国人相通的人。洋人首领出来后脸色变了，用言语支吾搪塞，说是朋友之类。某中丞说：“您绝不是叛逆之人，想来是被朋友牵连了。”又笑着说：“不过十万人，中国也不怕。像发逆、捻逆、回逆制造祸乱时，人数几乎有数百万，但最后还是全都消灭了。”说完，仍然纵情翻阅经史，好像这件事完全不值得介意，洋人首领这才放下心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某中丞出来后，把这件事告诉将军某。将军说：“您当时的回答确实得体，但这件事不能揭发，恐怕对方会抵赖，从而引起事端，关系天下不小。我们只需严密缉捕奸盗，防备后患罢了。”中丞说：“对。”于是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不再追问。送名条 光绪十五年，皇帝亲自执政，举行恩科考试。有人派殿撰某和编修某去钻营宦官，写好姓名条送到太后面前，请求安排差事。名条放在案边，太后并不知道。皇帝恰好到宫中问安，看见名条，便把它藏在袖中带了出来。他问师傅潘尚书：“这两人的名字本来在应当派差的人选中，但像这样没有品行，应当用什么办法处置他们？”尚书回答说：“皇帝刚刚亲政，这件事应当暗中处理，恐怕会触犯太后。这两人确实没有品行，只要斥责他们，不派差事就可以了。”皇帝点头表示同意。这样看来，不去求取反而得到了，想去求取却反而失去了，实在是因为不能安于命运啊！杨玉科 杨玉科起初因发逆投降官军，勇于杀贼，多次立下战功，官做到提督，家产有数百万，歌妓舞女满堂，豪放纵情，自得其乐。法国人背弃盟约，谅山失守，皇帝召杨玉科前往镇南关协助剿灭法国人。他带着百万两银子到了上海，狎玩妓女无数，逗留了几十天不肯前进，受到当权者催逼，不得已才出发。出发时，有一百多名妓女到轮船上为他送行，轰动申江，也有不少人私下议论他。然而我认为，自古以来名将大多沉溺声色，不值得因此诋毁。只是奇怪他还带着几个妓女到军营中，统率军队又不严明，出关后军队立即溃乱。他想杀几个人示众，反而被士兵杀死。而粤西大吏隐瞒实情不上奏，只说他以死勤王，终于获得了恤典。俞学政 俞荫甫樾出任河南学政时，河南翰林曹登庸交给他二十二张名条，请求把这些人全部录取入学。俞公收到后，便把名条投入火中。岁试结束后，没有一个人考中。曹登庸非常怨恨。俞公喜欢出截搭题，曹登庸于是上奏，说他割裂圣贤的文辞语气，并且编造了十道毫无意义的截搭题，列入奏章中诬陷他，例如“君夫人阳货欲”之类。皇帝大怒，剥夺并革除俞公的官职。俞公没有同他争辩，回家著书，主持诂经精舍，以培养人才为业。他著有《第一楼丛书》。评论者说，如果没有曹登庸弹劾，他不过是朝中的一个官员，哪里会有这些著作，名声流传后世？这真是祸患恰好成为福分。听说曹登庸死后没有子嗣，而俞公的孙子十六岁已经取得乡试中式资格，才华出众。这样看来，降善降殃的说法，确实有应验了！

译将军汇费 四川将军崇实极其喜爱银钱。他积存的银子由票号通过汇兑送到都城，不知究竟有多少，只听票号主人说：近年来收到了将军的汇费银十三万两。由此推算，他积存的银子就不止二三百万两。大体说来，旗人不能置办产业，也不能经商，积蓄财物时谨慎秘密，不敢公开。有一文钱就花一文钱，没有利息可取。因此旗人的十万两银子，抵不上汉人的一万两。汉人的一万两每年可以取息一千两，即使把这一千两花掉，本钱还在。旗人花掉一千两，就少一千两；花掉二千两，就少二千两，越花越少。汉人的钱像有源头的水，流动而不会枯竭；旗人的钱像无源之水，很快就会干涸。这样看来，他们聚敛钱财，也是形势所迫，但应当适可而止，不应贪得无厌。句容一败 向忠武的大营溃败后，病情严重，生命垂危，便把军务托付给张忠武。但满员和春一心想统领全军，派人进京谋求此事。文宗于是任命他为钦差大臣，总理军务，以张忠武为帮办。和春年轻，不懂军事，好胜而轻举妄动。他从北方带来六百名马队，自以为精锐无敌，想前往句容侦察贼军动向。句容距离江南八十里，贼军在这里驻扎十万重兵，阻挡官军进攻金陵的道路。贼军头目蔡某凶悍异常。都司陈某一向知道他的情况，竭力阻止和春前往，但和春不听。张忠武听说后，急忙赶来当面阻拦，他仍然不听，马队已经出发走了几里路。张忠武知道此行必定大败，回营后立即调集数万步兵随后前进。蔡某侦知和春到来，便偃旗息鼓，城上寂静得像没有人。和春见状大喜，以为贼军害怕自己。到城门想进去时，陈某又竭力阻止说：“这是蔡贼的诡计。”和春仍不听，用京城口音胡乱骂道：“兔崽子，混账东西！你们害怕，我们可不怕。”话还没说完，蔡某已经率领一支军队截断退路，城中又出兵从两面夹击。幸亏陈某熟悉道路，赶紧抽打和春的马，斜向逃走，而整支马队已经被杀光。张忠武的步兵赶不上马队的速度，还相隔二里多，听说后飞速赶来。蔡贼一向害怕张忠武，追赶和春的马将要追上时，和春已经中了两刀。忽然看见前面有“张”字旗，便收兵迅速退回。从此和春胆子已经吓破，再也不敢提起出战，只在营中闲游宴饮而已。张忠武多次想同贼军交战，他都不听。即使偶尔出战，也常常加以牵制，以至于全军溃败，张忠武在丹阳殉节。国家失去一位良将，实在令人慨叹！粪船 自从咸丰年间开始倡设厘金以来，水陆交通要地都设有厘卡，不论货物贵贱高低，层层征收厘金，以补助军费。我看过厘金章程，所载货物详细而且齐全，却没有征收粪船厘金这一条。某天，我的船停泊在某条河边，这里设有厘卡。忽然一阵阵臭气扑来，令人无法忍受。我问船夫臭气从哪里来，他说：“前面的粪船正在缴厘金，因为不肯按他们定的数额缴纳，所以停在那里。”我问要缴多少，他说：“每船粪便价值一缗，巡丁却勒索厘金四百枚。因此双方争执不下，船只停留在这里。”不久臭气充满了卡局，卡官大怒斥骂，想把巡丁、卖粪的人一起拘捕并施以笞刑。起初两方面都害怕了，便把征收额减为二百枚而离去，并把这件事定为今后的惯例。鲍武襄 鲍春霆，即武襄，起初带领川军讨贼，心里有些轻视湘军。一次偶然违抗命令，曾文正想杀他，后来有人替他求情才得以免死。此后他多次建立奇功，曾文正才后悔没有早些了解他的才能。他曾刻一方小印，写道：“平生遗憾没有早些认识鲍超。”他的部下精锐都是收编的降卒，淘汰疲弱者让他们回乡务农，挑选强壮者训练成兵，个个都是敢死之士。同贼军作战时，他们奋勇直前，没有攻不破的坚固阵地。攻破之后，奸淫掳掠在所难免，但也不至于太严重。因为这些人没有家庭妻子，他们拼命作战，特别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说他们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不恰当，但用来攻打贼军，中兴时期的各路将领确实没有能与他匹敌的。贼军听说鲍军到来，就像听到雷霆震响一样，无不惊恐挫败。同治三年，官军攻克金陵，余党逃入江西。有一个伪康王，强悍而诡诈，官军都害怕他。他逃窜后占据金溪许湾，打算死守；里面修筑高垒，外面设置三重鹿角桩，官军多次进攻都失败。沈文肃上奏调鲍军前来。五月初旬，鲍军入省会面，文肃问什么时候可以平定贼军，鲍春霆说：“不超过一个月。”当年乡试在八月，文肃问十月能否入闱，他说：“可以，您只管预先准备考试的事务。” 第二天军队出发，部下有四名营官，是他倚重的左右手。其中一名营官先到，未等命令，便率领一千人出战，大败，伤亡六七百人。鲍春霆到后，认为这挫伤了军威，大怒，将他斩首；又痛哭流泪，跪拜他的灵位，命身边的人都穿孝服，以安慰军心。第二天出战时，他下令：“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就由后队斩杀前队。”他分出一支军队绕到敌军后方，另一支从侧面夹击。而康逆已经陷入困兽之境，也出兵拼死作战。这一天阴风惨烈地聚集，杀气冲天。炮火声、号哭呼喊声震动了几十里以外。过了一会儿，绕到后方的一支军队乘隙攻入敌垒，康逆稍稍退却。前军又拼命砍除鹿角桩前进，贼军于是溃败，精锐几乎被杀尽。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流入河中，三天后河水仍然是红的。从卯时打到酉时，经历七个时辰才击败敌军。武襄说：“我从未见过这个贼军有这样惨烈的恶战，能够战胜他们也算幸运。”贼军原有三万多人，到这时只剩下二三千残兵，溃逃到建昌、宁都，想进入福建。武襄随后追击斩杀他们。不到一个月，全境便肃清了。十月果然举行乡试。武襄后来获封子爵，告归家乡，不再出仕做官。有人传说他曾经抵押妻子，说武襄年轻时也是一个无赖，喜欢赌博，每赌必输，家产花光后没有东西可以典当，于是把妻子抵押出去。得到几十两银子后，又输得一文不剩。无可奈何之下，他便投军；每次作战都冲在最前面，左手不好用，右手挥舞大刀，挡在他面前的人无不倒下，积累战功做到大帅。回去后，他赎回妻子，妻子仍然获得诰封，成为一品夫人。我看自古以来的名将，他们起初大多任性放纵，不受法律约束。大概不是这样就不能舍弃身家性命，建立大功、成就大业，难道只有武襄一人如此吗？汉武帝之所以看重奔踶的马和跅弛的士人，也是这个道理。

译张格耳 回目张格耳起初非常恭敬顺从，没有叛乱之心。他有一个女儿，容貌极美。将军某见到后想私占她，便假装同张格耳交好，结为兄弟，让妇女相互往来，趁机用各种办法诱惑、挑动他的女儿，同她通奸。过了一年多，女儿忽然怀孕，张格耳看见后察觉了此事，严刑审问，她才说出实情。张格耳非常怨恨，于是假意请将军来饮酒。将军到后，他把将军和自己的女儿一起杀了。部将隐瞒这件事，把它上报为张格耳反叛，于是派兵征讨，张格耳因此被逼反。朝廷不知道将军是被杀的，也不知道祸患是他自己招来的，便援引因公殉难的事例，厚加抚恤。等张格耳被擒后，他的家人怕他供出这件事，事先给他灌下哑药，使他不能说话，据说如此。杀安子 太监安子出京采办内府物品，沿途向府县勒索，骚扰百姓。到了山东境内，丁中丞稚璜把他抓住，搜出很多御用物品；有人说，那些东西是他带来作为样式，照着样式买回去的。丁公把他勒索骚扰的情况列入奏章，上奏后下旨就地正法。起初，丁公还有些迟疑，不敢直接上奏。因为他先收到杭州将军广公的信，说这种祸害不能不除，出了事情由我承担罪责，以此坚定了他的决心。于是他上奏将安子杀掉。广公是慈安太后的弟弟。借夷杀降 中兴时期左宗棠、彭玉麟、杨岳斌、刘长佑、曾国藩等各位大帅，都亲自同贼军浴血奋战十多年，没有一个人是借助外国人的力量取得成功的。李合肥攻打姑苏时，却拿重金收买外国人出力攻破城池，所以他一生都感激外国人。后来凡是外国人要挟中国，无不以主张议和为原则。他平定捻匪，功劳虽然很大，但实际上采用的是胡文忠的策略。五省督抚划定界限进行堵截防御，所以捻匪无路可逃，最终覆灭。李合肥封伯拜相时，刘省三中丞心里不服，拍着桌子大叫：“老子拼命杀贼，却连一级官阶也没升。他冒领老子的功劳，竟得到这样的官爵，实在令人痛恨。”李合肥听说后，就上奏请求封他为男爵，以平息他的怒气。大概平定捻匪，主要依靠的是铭军和鼎军的力量。所谓“铭”，是指刘中丞刘铭传；所谓“鼎”，是指潘中丞潘鼎新。李合肥攻打苏州时，贼军中的郜伍等十八名伪王最为凶猛，李合肥很怕他们，即使借助外国人的力量也不能攻破他们。于是派程学启前去劝降，说可以请求免除他们的罪，并上奏请求封爵，授予提督、总兵等官职。投降以后，却用酒把他们灌醉，全部杀死，和马端愍的做法相同。因此，借助外国人和杀害投降者这两件事，当时很受人非议。卖奏 本朝祖制，不杀言官。御史可以根据传闻上奏论事，即使弹劾别人没有实际证据，也不加罪。只有接受别人的贿赂和请托而上奏章，才叫“卖奏”，一经查出就一定处斩。道光、咸丰以前，没有听说过卖奏的事。近二十年来才逐渐听说。有人说，御史中有卖奏的，是从庆某开始的。金额有数千金、数百金、数十金不等。这大概是京官生活贫困，被逼到这一步的吗？还是传言者弄错了呢？这些都无法知道。南横党 同治、光绪年间，御史和翰林中弹劾内外官员、声名显赫的，有陈启泰、孔宪谷、邓廷修、张佩纶、陈宝琛五人，当时称为“五把刀”；又加上张之洞、周德润、何金寿、黄体芳，内中还有一人，我忘记了。共计五人，合称“十友”。他们都住在南横街，人们称他们为“南横党”。中兴功臣家 中兴功臣中富有的，只有合肥李姓最为突出。兄弟六人，其中一房、二房、四房，大约都有数百万，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三房的情况知道得确切，分家时分成五份，每份现银三十五万两，另有田产、典铺在外。六房早逝，留下寡妻、幼子和五位兄弟，合计分给他们白银二百万两。而五房极其富有，家中的田园、当铺、钱庄价值数百万还不算；单说芜湖，它是长江上的一个大市镇，和汉口、九江、镇江相当。芜湖街道长十里，市场店铺十之七八都是五房创建的，贸易额则占十之四五。六房合计担任的官职和拥有的财富，几乎可以与一个国家相匹敌。他们居住的村庄害怕盗贼抢劫，四周筑墙如城，把金银财宝全都聚集在里面，仿佛郿坞。而最没有私下积蓄的，只有曾文正公。外任大臣入朝觐见，按惯例都有馈赠；曾文正公陛见时，口袋里没有一文钱。合肥相国是他的门生，因此私下拿出白银五万两，从王公以下依次分送。彭刚直也没有私蓄。听说扬州有十张盐票，价值白银十三万两，原来是部将集资买来送给他的儿子，彭刚直本人确实并不知道。左文襄去世后，每年还要仰赖陶文毅家资助三千金。至于杨玉科、席宝田、刘铭传等将领，家产都有数百万；其他拥有数百万的人，也无法一一列举。功臣的后代中，以曾小侯劼刚为第一，他有经世济民的才学，可惜没有长寿。不过，曾文正公的一个孙子已经进入翰林，他家的兴盛正未有尽头。李姓的后代，优秀和不肖各占一半，有两人进入词林，还有数名举人。其中骄横不守法的，甚至强占别人的妇女，强买别人的田宅，也没有听说合肥加以禁止。此外，他们的子孙大多默默无闻，贤能与否，也都无法知道。开潘氏仓 林文忠在苏州任按察使时，正逢大饥荒，一斗米卖到六七百枚钱。他查访得知潘家有一万多石米，却关着仓库不肯出售。当时潘文恭正在家中守制，林文忠前去请求开仓发粮，潘文恭竭力掩饰，说仓库全是空的。林文忠说：“仓库如果确实是空的，就借来存米。”当即把各个仓库都加贴苏州按察司的封条。家人上前阻拦，林文忠说：“潘大人亲口说仓库都是空的，我只是暂时借用一下罢了。”于是全部封好。第二天，打开仓库发米赈济饥民。[原文“俄”疑为“饥”或其他字，字义不明。]潘文恭无可奈何，暗中怀恨。等到林文忠入京任职后，潘文恭多次设法报复，却一直找不到机会。正好英国人进犯广东，穆彰阿、琦善收受重贿，把罪责归到林文忠身上。宣宗问到潘文恭时，潘文恭便乘机挑剔、罗织林文忠的过失，帮助穆彰阿和琦善。因此林文忠获罪，潘文恭也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听说舆论不容，潘文恭又竭力保奏林文忠，以掩盖先前的行迹。凡是旗人回答皇帝说话，常说“着”；汉人回答，常说“虽”。宣宗因夷患而忧色显露在脸上，多次询问穆彰阿、潘文恭应对的方法，穆彰阿只是说：“着、着、着，这是主子的洪福。”潘文恭只是说：“虽、虽、虽，这是皇上的天恩。”王文恪王鼎每次听到都叹息说：“这可怎么办呢！”我认为穆彰阿还不值得惋惜，潘文恭实在有愧于状元、宰相的身份了！

译王有龄 王有龄的父亲任某省太守，何桂清的父亲是太守家的门丁。太守请老师教王有龄读书，何桂清陪读。王有龄嬉戏玩闹，荒废学业，始终没有学成；何桂清聪明，听到讲解就能领悟。不久何桂清成才，进入翰林，升到两江总督。他念及旧日恩情，便为王有龄捐纳官职，保荐他做到苏藩。何桂清性情胆怯，统率大军在江南剿贼时，一听到风声就逃跑，退驻常州。贼军追来并包围城池时，城中兵力很多，百姓也愿意登城墙拼死守卫。但何桂清非常害怕，想要逃走。士兵和百姓流着眼泪挽留他，他也不听，骑一匹马出城。有人阻拦他上路，他就把那人杀死。某门还没有被贼军包围，他就砍开城门逃出，守城门的士兵都被刺杀。主将逃走后，全城惊慌恐惧，贼军乘机攻破城池，把全城屠杀得一个人也没有留下，被杀的有十几万人。直到今天，每逢屠城的日子，家家都斋戒，向野外焚烧纸钱，悲哭不止，争相痛骂何桂清。那时我在常州，也亲眼见到这种情景，感到悲伤。后来何桂清终于因逃跑而被处死。王有龄骄横、淫逸、贪婪放纵，在苏州任职时，官职都是靠贿赂取得的。有时他把妓女召到官署中，让她们唱曲、劝酒；兴致一来，就到妓女家里去，几天不回来。公文也带到那里阅读，几乎有冷泉亭处理政务的作风。后来他升任浙江巡抚，城破时殉难，晚节却独胜何桂清。当时攻破城池的人是伪忠王李秀成。李秀成很想用假仁假义来收服人心。赵景贤守卫湖州时，杀死贼军十[原文“教”字疑为讹字，数量不明]万，后来被擒到苏州，众贼都想吃他的肉、剥他的皮，只有李秀成敬仰赵景贤的忠义，亲自解开他的捆绑，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他，想尽各种办法劝他投降；赵景贤不答应，李秀成于是杀了他。等到王有龄死后，李秀成也叹息说：“真是忠臣啊！”命令众贼寻找他的尸体，用厚礼安葬。丁日昌 潮州人丁日昌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时，贼军攻破城池，他逃到省城。在一家荒废的货铺里，他发现一本没有署名的兵法书，花四十枚钱买回去，颠倒其中的文辞，窃取为自己的著作。当时李合肥在章门，丁日昌把书献给他，李合肥惊叹他是奇才。丁日昌后来回到原籍，遇到一个叫陈国雄的铁匠，此人很有巧思，能自己铸造开花炮等火炮。丁日昌听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便同陈国雄一起投奔军营，献上各种火器。李鸿章竭力保荐他们，说陈国雄的才能胜过自己十倍，于是把他提拔到封疆大吏的地位。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把官吏的所有陋规全部裁去，以博取名声，绅士和百姓都很称颂他。但他表面上显示廉洁正直，暗地里其实贪婪。一有美缺，若不行贿就得不到。他又怕事情张扬，送贿者必须当面亲自交给他，不能让外人知道。银票必须从上海、扬州、浙江汇来，稍微露出痕迹，他就弹劾送贿者的官职，结果弄巧成拙。起初，人们见他声色严厉，没有人敢妄自揣测他的私意。等到有美缺出现，他假装慎重选择，常常两三个月不任用人，于是有一伙阴险小人看破了他的用意，当面送贿；有人借送砚台为名，把银票夹在砚台中；有人借送书为名，把银票夹在书里；有人借送花为名，把金叶埋在花下面。有人借送药为名，把金叶包在药中。除此之外，各人还施展不同手段来行贿，无法全部列举。每次动辄数万、数千或数百两，按照银子多少来决定所调任官缺的高低。这样做了半年，仍然没有人知道其中内幕。人们只是惊讶某人明明不够资格担任肥缺，却竟然被任用了，说丁日昌用人的心思实在难以揣测。上海道的职位空缺时，有一名候补道员的资格、勋阶都足以得到这个职位。丁日昌起初当面索要端砚二方，此人不懂“砚”是银子的代称、“方”是万的代称，竟然真的送来两方砚台，大大违逆了丁日昌的心意。候补道员杜某听说后领会了其中意思，于是从广东汇来白银二万两送给丁日昌，随即代理了这个职位。上海道是最优厚的职位，一年可以收入白银三十万两，杜某到此便成了富翁。涉及外国的事务，专门主张议和的是李合肥，其次就是丁日昌。当时有“和夷状元”“和夷榜眼”这样的称呼；“和夷探花”说的是某人，大概也确有其人。孔宪谷 张香涛任两广总督时，升降官员的大权由他一人独揽。巡抚、藩司以下的官员都害怕他的气焰，只能唯唯诺诺地听命罢了。只有吴大澂任广东巡抚时，遇事深沉，不露声色，表面上表示遵从，暗中却自行裁断。孔宪谷是个阴险狠毒的人，和张香涛同列十友，彼此臭味相投。孔宪谷被简放为广东高罗道，年终考核时，张香涛竭力秘密保荐他。张香涛同吴大澂商量，请吴在密奏中也说些好话。吴回答：“遵命。”等张香涛发出奏章后，吴大澂却在密奏中把孔宪谷任官时的贪婪蛮横以及一生的劣迹列入奏章，奉旨将他免职。张香涛大为震惊，知道一定是吴大澂弹劾的。张香涛索要奏稿查看，吴大澂不给。从此张香涛害怕吴大澂，气焰稍稍收敛了。军机绰号 近来军机大臣五人，拖拖沓沓，毫无作用。京城里的轻薄子弟给他们各取绰号，把他们比作奴婢。礼亲王叫“跟班”，满族宰相额勒和布叫“老妈子”，汉族宰相张子青叫“老苍头”，尚书许星叔叫“丫头”，尚书孙山莱叫“跑上房”。这是因为礼亲王遇到事情总跟在别人后面，从不出主意，像个跟班。额勒和布虽然办事，却只是听人呼唤，像个老妈子。张子青年纪大了，每天只顾游宴，不问国政，就像大户人家供养的老苍头罢了。许星叔尚有一点权柄，像个丫头，可以在太太身边进出，替她传话。官衙里的仆役中，凡是老爷、太太都喜欢的人，就让他“跑上房”。当时孙山莱一人最受宠，得到的信任最专，所以用这个来比喻他。报销 洪良品弹劾云贵总督刘长佑报销一事，周瑞清因贪赃过多而逃出境外。起初，刘长佑托陈启泰代为办理，后来又转交给他的女婿龙某代为报销。陈启泰对此怀恨在心，所以唆使别人揭发此事。其中有道员、知府等某某人，都因死亡而免罪。此案牵连获罪的人很多。假旗号 左文襄起初统率军队讨伐贼军时，还没有名声。他在乐平同贼军交战，大败而归。于是借用鲍军的“霆”字旗号，第二次交战。贼军看到旗帜，惊呼：“鲍超来了！”全都逃跑，左宗棠乘势追击，打败了他们。蒋果敏益澧 蒋益澧的父亲是一个讼棍，朱孙贻任湘乡知县时，查访后将他捕获，详细办理此案。巡抚骆文忠批示“按照详文办理”，并且大力称赞朱孙贻能干。后来蒋益澧任广西按察使，带领五营军队；朱孙贻任候补道员，便躲到四川。蒋益澧调升浙江布政使，朱孙贻又任浙江盐运使，害怕蒋益澧报复，便称病回乡。甲戌年，东洋发生事端，政府的意图在于议和。但穆宗特意召蒋益澧进京，政府设法阻挠，不让他觐见，恐怕他主张作战。

译熊猿 明代秦重岳是神木县人，他的父亲以打猎为生。他的母亲同熊交合，生下了秦重岳。他的手有千斤之力。相传琼州的海忠介，也是猿猴所生。王庆祺 翰林王祖培被派任广东主考，他的儿子王庆棋也被派任某省主考。王祖培走到半路病逝，王庆棋听到讣告后不奔丧，径直前往广东料理事务。他在翰林任职时，通过钻营谋得南书房行走的差事。曾经把春宫图献给穆宗，穆宗沉溺女色，实际上是王庆棋引导的。后来被太后罢黜。他的弟弟王彤也进入翰林，因大考被革职。飞蛇 琼州有一种飞蛇，据说能够催产，但不知道具体如何使用。有人说把它煎水服用，有人说把它佩带在身上，具体情况都没有详细记载。公主 本朝的公主不能生孩子；如果生了孩子，父母兄弟都厌恶她，姑母和姊妹都以此为羞，甚至认为她不配做人。大概是害怕她生下孩子后，异姓会夺走皇家的秀气。公主死后，就登记没收驸马家的财产，一草一木都不留下；驸马也不得纳妾或续娶。初彭龄 山东人祁韵士任侍讲时，因大考改任员外郎。初彭龄任云南巡抚时，负责把铜运解进京。祁韵士查出其中有虚报冒领，便上奏弹劾。纯庙大怒，下令初彭龄离职，来京另候简用。初彭龄非常惊恐，后来知道是祁韵士上奏，便想报复他。不久初彭龄任刑部侍郎，于是唆使御史上奏，指控祁韵士贪污款项和司官。福建人陈若霖负责审理，初彭龄一定要罗织罪名把祁韵士判处死刑，陈若霖竭力争辩认为不可，于是辞官回乡。其他官员也不肯办理斩刑，只判处斩监候。到了仁庙把祁韵士发遣到新疆时，他的儿子祁隽藻才十五六岁。新城人陈用光任山东学政，祁隽藻参加童子试，陈用光一见便知道他是大器之才，就把女儿嫁给了他。此前，江督某人办理某案，被人向京城控告。纯庙任命初彭龄为钦差，前往审理。初彭龄的父亲初之璞写信给彭龄说：“我一向听说某案没有冤屈，你千万不要故意把它翻过来。”彭龄立即把这封信上奏给纯庙，说有人托父亲这样嘱咐他。纯庙大力称赞他的正直，从此更加任用他。他竟这样矫饰情态、阴险怪异，借父亲来博取正直的名声。海安轮船 合肥李文安，是傅相的父亲。江督李宗羲制造了一艘轮船，名叫“海安”，准备运往天津。上海道冯某想避“安”字讳，请求把船名全部改掉。李制军不肯，斥责他说：“等李中堂做了皇帝，再避讳他的三代也不迟。”后来冯某私下把船名改成“海晏”。童福承 浙江翰林童福承极其谄媚。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昔岁入陈，寝苫枕块；昭兹来许，抱衾与裯。” 原来童福承拜陈尚书孚恩为契父。尚书夫人去世，前来吊唁的人中，孝子一定在帷幕内伏地不起。童福承怕他过于劳累，便进入帷幕替他跪伏。童福承的妻子又拜许尚书乃普为契父，许尚书生病时，童福承的妻子亲自带着被子和被单，夜里前往侍奉病人。所以有人写了上面的对联。后来穆彰阿推荐童福承担任上书房教授，某御史竭力弹劾他。看戏 德晓峰中丞任我省巡抚时，最喜欢看戏。章门没有名伶，就从上海招来两人，名叫“双林”“双凤”，年轻而俊美。另有一个叫“八斤旦”的，中丞尤其宠爱。每天通常给钱九串，额外的赏钱还不算在内。算下来，一个人一年花费何止三千串。而林、凤二人，听说每天所得也不少于十四五串。其他稍次一等的演员很多，每天又要花几十串。大致计算，中丞在这方面每年的花费不超过二三万串。南昌县的汪以诚也把演戏当作命根子。章门的戏子中，稍微算得上可人的有个叫“四九”的，扮演旦角，汪以诚非常喜爱他。从此以后，巡抚和知县常常让四名戏子轮流演出，根本不管民政。有一天，为了给中丞祝寿，汪以茉莉花扎成一座戏台，花费白银一千二百两。四个戏子受到极度宠爱后变得蛮横，曾在城外争抢渡船，打死了两个人。巡抚、知县都装作没有听见，后来案件经人告发，汪以钱行贿，使事情和解并被压下。人们因此作诗三十章讥讽这件事。诗流传到京城，经御史上奏弹劾，中丞把责任推给汪以诚，汪以诚于是被革职离开。中丞贪婪至极，卖官职时大多平分赃款：一个职位能卖二万两白银的，每年分得一万两；能卖一万两的，每年分得五千两；能卖五千两的，每年分得二千五百两。因此他的财囊非常丰厚。河员侵吞 本朝国库空虚，耗费在河工上的钱最多。咸丰、同治以前，每年定额拨银五百万两，作为平时修治河道的费用。遇到小决口，还要增加数百万两；遇到大决口，则要用银一千数百万两，这些都不包括在上述数额内。大致说来，小规模兴修工程可以保证十几年，大规模兴修工程可以保证二三十年。如果长时间没有决口，河员、书办和丁役必定会在水势湍急的地方私下挖开一个小洞，不出一个月，必然决口。决口后，他们私下欢喜，说从此侵吞钱财就有门路了。近几十年来，由于国用困窘，河工经费大幅削减。每年定额修理银为七十万两。历来国家拨发河工银两，河督先扣除十分之二；河道、河厅、师爷、书办、胥役等，也依次各扣除十分之二。一百两银子经过层层侵吞剥削，最后只剩二十多两用来购买材料和支付工钱。加上处罚轻、奖赏重，决口时河员都被革职，命令他们效力赎罪，最重也不过充军发配。等到合龙之后，又都恢复官职，赦免回任。善于钻营逢迎的人，甚至反而得到保举升官。所以选官得到河员职位的人，没有不庆贺说：“这是发财升官的重要门路啊！” 卖猪仔 英国夷人侵扰广东时，用洋钱买人到金山开垦土地。本地把人卖掉的行为，称为“卖猪仔”。一个“猪仔”的价钱，有时三十元、四十元，最多不过五十元。卖出时立下契约，不许反悔。于是拐骗人口的案件天天发生。曾有乡下人进城，忽然被欺骗带到洋行卖掉。甚至有妻子卖丈夫、儿子卖父亲、外甥卖外祖父、女婿卖岳父的。有的案件被告发后，官府拿钱去赎人，英国夷人说：“我不知道你们中国人这样反复无常，事先已经说好了，既然卖了，怎么可以赎回？”他们不答应。唉！卖人的人固然丧尽天良，而买人后不准赎回的人，也凶狠到了极点。听说到道光末年，已经买了二十多万人。

译许乃钊 浙江许氏一族，科举功名最为显赫，其中“乃”字辈尤其多。当时有“固始三其，钱唐七乃”的说法。名叫许乃钊的人，很有文名，喜欢谈论经世济民之学。著有丛书七种，其中一种是兵书。官做到苏州巡抚，可惜只会空谈，毫无补益，而且贪生怕死。他任苏州巡抚时，叛军到来围城，束手无策，弃城逃跑。臬司吉尔杭阿想杀他，他害怕了，逃到远处躲藏，才免于一死。吉公后来殉难。许公失守城池，按例应当正法，因为朝中官员很多，加上门生旧吏营救，最后只落得革职。这就像翁同爵任安徽巡抚时失守，最终因为是宰相的儿子而免于罪责一样。烧圆明园 英国夷人进犯京城时，文宗出巡热河。推究英国夷人最初的意图，不过是索要金钱、讲和通商而已，并不是想焚烧圆明园来显示暴虐。有个浙江人龚某，是汉奸，教唆他们烧毁圆明园。他说，不这样就不足以恐吓中国，金银财物一定不会多，和谈也一定不能成功。英国夷人于是听从了他的话，纵火焚烧圆明园，历代积累的精华就这样全部毁于一场大火。龚某的祖父是尚书，父亲是侍郎，伯叔兄弟中有许多显贵官员。他因为自己没有考中乡试，怨恨国家压抑了自己的才华，于是借此发泄仇恨。后来彭刚直公知道了这件事，多次想杀他。每次到浙江，都派人访查捉拿，得到的回答却总是说他已经死了。刚直公笑着说：“我来到浙江，他就死了；我一离开，他就又活了。不过他终究难以偷偷逃走，不知道哪一天会落到我手里？”龚某过去在家乡横行霸道，专断乡里，控制官府。从此他深深隐藏行踪，不敢露面，害怕刚直公查到他而把他杀掉。孙佩兰 中兴功臣中横行不法的人，没有超过合肥李相国家的。他霸占别人的田宅，奸淫别人的妻女，残害别人的性命，各种罪恶几乎多得无法计算。过去在这一地区做官的人，都害怕他的声势，不敢说一句违逆的话。只有孙公佩兰不欺侮鳏夫寡妇，也不畏惧强暴者。他任合肥知县时，有一天，一个妇人控告她的丈夫与李府某位公子偶然发生口角，那位公子竟将其丈夫打死。孙公立即前往验尸。当时瀚章制军在家，自知理亏，想请孙公对这件事从中周旋，亲自到路旁迎接。孙公却装作没有看见，骑马奔驰而过。验尸完毕，立即将某公子锁拿到县衙，决心依法办理抵命赔偿。安徽巡抚陈彝也不满李府的行为，打算与孙公合作。谁知案件还没有办成，相国已经弹劾陈公，使他被撤职，孙公也被革职回乡了。制军因为孙公没有对他行礼，便说大丈夫不可一日没有官做，于是重新出山，任两广总督。自古以来，功臣纵容、庇护子弟，还没有像这样严重的。癸酉顺天磨勘 近来读书人学问空疏，把经史大多束之高阁。这些人侥幸进入翰林词馆，辗转去考察、评阅别人的文章，于是录取的士子越来越差。凡是乡试、会试评阅文章，无不专门看重首场八股文。首场文章不合格，那么第二场经文即使极其典雅丰富、古奥深厚，第三场策论即使极其广博贯通，也会被摒弃而不予阅看。首场文章如果合乎标准，那么后面的诗文即使拙劣，第二、三场即使支离荒谬，也不妨碍中式。各位试官考完之后，害怕磨勘查出弊病，自己受到处分，便大多送给磨勘官数百两银子，以封住他们的嘴，于是没有不含糊应付了事的。而且他们还害怕日后自己担任试官时被别人磨勘，所以不得不预先给自己留后路。因此近几十年来，从没有因为磨勘而降罚试官、革除举人或进士功名的。只有顺天癸酉乡试，主考官是全庆、胡家玉、童华、潘祖萌，磨勘官则是梁僧宝、黄倬。这两个人向来不讲情面，也不顾及日后的祸患，秉公磨勘，革除举人功名的很多，主考官也分别受到降职调任等处分。好事之人于是作了一首八韵诗，只记得其中五联：“文章全不识，胡乱取人才。祖德夸门第，年华仗酒杯。锵鸟频翻弄，公羊活劈开。头昏真痛矣，眼瞎亦哀哉。一醒黄粱梦，功名尽化灰。”前两联嵌入了主考官的姓名，最后一联嵌入了磨勘官的姓。童华爱喝酒，在考场中每天沉醉，不把阅卷当回事。《书经》的题目是《鸟兽锵锵》，有人写文章说：“鸟和鸟发出锵锵之声，而不和兽发出锵锵之声，就不能叫作锵锵；兽和兽发出锵锵之声，而不和鸟发出锵锵之声，也不能叫作锵锵。一定要鸟和兽相互发出锵锵之声，兽和鸟相互发出锵锵之声，然后才能叫作锵锵。”策论题目中有《七十曰老，《公羊》曰》之类的话，有人平时听惯了京城中把太监称为“老公”，于是把“七十曰老公”划成一句，下面又加了一个“而”字，说成“而羊若曰”。策论题目中又有“民”“日”两个字，有人胡乱把“民”“日”合成一个“昬”字。又有“豁”“目”两个字，那个人误把“豁”读成“瞎”，于是这些人都被斥退革除功名了。这样的笑话，主考官竟然全都看不出来，真可悲啊！曾惠敏 曾惠敏纪泽，字喆刚，是文正公的嫡长子，承袭侯爵，外国人称他为“曾小侯”。他才学丰富，擅长应对。奉命出使外国，遍历俄、英、法、美等国，完全通晓他们的语言文字，熟悉他们的风土人情。九年后回国，朝廷授予他兵部右侍郎，国家很倚重他。只是他尊重礼遇洋夷过了头，在宅中设置三个客厅：一个接待朝廷士大夫，陈设和平常一样；一个接待洋男人，陈设中没有中国玩物；一个接待洋女人，陈设按照那些国家闺房中的样式。洋人来拜访时，从夫人以下直到侍婢、女使，全都换穿洋装。衣袖狭窄，衣服短小，腰束得很细，裙子穿在衣服外面，行洋礼，说洋话，准备洋菜，听说的人颇以为不合适。今年三月，他偶然患了小病，不相信中国医生，请来俄国医生，服下一丸药，不久就死了。可惜啊！

译范鸣和 湖北人范鸣和，曾任本省副主考，后来又捐纳成为本省候补道员。他起初进入翰林院时，名字叫范鸣琼，散馆考试列一等第八名，在湖北省则是第一名，过去从来没有不留在翰林院的。而显庙却把他改授为主事，人们都猜不透其中的缘故。有人说，“范”的读音接近“万”，“鸣”的读音接近“民”，“琼”的读音接近“贫”，合起来就是“万民贫”，大概是认为不吉祥，所以改掉了吧？当时又有崇仁人刘颜瑞，以同知身份被引见。唱到他的名字后，皇帝面色不悦，便免去了他的官职。大概是因为“刘”与“流”同音，“颜”与“眼”读音相近，官场读“瑞”为“泪”，乍一听就像“流眼泪”。当时东南盗寇猖獗，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皇上为此忧心，日夜焦虑劳神。偶然被触动，于是有了这次降职罢黜，并不是像某些字样会带来灾祸、辱没家门那样，专门因为忌讳而办。范公文章丰富华美，尤其精于评阅鉴别人才。改名以后，他常常主持科举考试。有一次分任会试房考官，得到一份直隶试卷，说：“这一定是张之洞。”因为第二场经文辞藻华丽，第三场策论广博深刻，直隶没有这样的才人。总裁读后也非常高兴，准备取为五魁。到了填写榜单时，试卷忽然丢失，四处寻找也找不到。发榜以后，试卷忽然从帐顶掉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一科范公又分任会试房考官，张公的试卷仍然落到他的房中。他读到第二、三场时，发现辞藻华丽、内容博大，和上次一样。又惊讶地说：“这一定是张公的试卷无疑。”于是把他推荐给总裁，总裁立即批定录取。等到填写榜单、拆开弥封时，果然是张之洞。那么看来科举考试的名次前后，也有一定的命数，人不必妄自生出希冀之心了。端慧太子 端慧太子不懂得向父亲进谏的道理。有一天，他哭着到宣宗面前诉说，话说得很隐晦。宣宗发怒，偶然用脚踢了他一下，没料到伤及肾囊而死。宣宗后悔到了极点，几乎想仿效汉武帝修建思子宫。不久命令选择某贝勒的儿子作为继嗣。后来生下一个孙子，穆宗驾崩时，只有五岁。太后在前两天把他接入宫中，打算立他为帝。因为他痴呆到了极点，恐怕不足以承继宗祧，仍把他送回去，决定立今上。因某知府而停止捐纳 道光年间，四川有个人捐纳知府职位，被引见给宣宗。宣宗问：“识字吗？”他回答：“臣不识字。”宣宗说：“不识字怎么能够治理百姓？”他回答：“臣本来不愿意捐纳，是臣的哥哥说：『正因为你不识字，所以适合捐纳。皇上只要钱财供使用，不要识字的人治理百姓。』他逼着臣来捐纳。如今皇上责怪臣不识字、不能治理百姓，确实正如圣上的忧虑。不过皇上为什么不早些颁布谕旨，规定凡是读书识字的人才准许捐纳，否则不准捐纳？这样一来，臣也不至于被哥哥逼迫，自然就不会捐纳了。” 这个人的应答非常奇特，他大概是痴呆一类的人吗？还是憨厚直率一类的人呢？不然，或许他确实不愿意捐纳，所以借滑稽的话来表达讽刺劝谏的意思呢？这些都无法知道。宣宗听说后脸色变了，对捐纳一事痛恨到了极点。立即命令退还某人的捐银，让他回去。又谕令军机大臣起草诏旨，永远停止捐纳。但穆彰阿力争删去“永远”二字，只传旨停止捐纳而已。因此还不到几年，咸丰初年，仍然大开捐纳的条例。假如不是穆相在政府中，那么必定会永远停止捐纳，这难道不是天下士人的福气吗？金安清 河南开封府知府邹鸣鹤，是无锡人。琦善到广东查办林文忠的事情时，打算把罪名说得更重来治他的罪。邹公公开对人说：“有人能够救文忠的，我酬谢一万两黄金。”某县有个贡生，曾经做过琦善童年时的老师三年，琦善显贵以后还常常通信，也认识他的笔迹。他进去见邹公说：“我愿意写一封信，婉转地开导他。”信发出后，邹公沉思说：“这封信恐怕没有用。”又请那位贡生重写一封，最后代为加上几句话：“天威难以揣测，您也不能不反复思考此事，为日后打算。”琦善读到这里，惊恐得出汗，于是打消了加害之心。所以文忠能够免于死刑、发遣边地，如果不是邹公从中挽救，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两封信都花重金，雇请善于赶路的人送去。听说如果迟了几天就来不及了。文忠被发遣以后，浙江的金安清倡议捐钱为他赎罪，并写信通知广东的茶商和扬州的盐商，其中有些人曾受到文忠的恩惠，有些人敬重文忠的德行声望，没有不踊跃参与的。有的拿出一万两，有的拿出数万两，只十多个人，就已经有数十万两。大家商议捐出十万两为他赎罪，再私下送给穆相几万两、某某权贵几万两，请求他们出力，就不会有人阻挠。计划确定后，派两个快脚赶到新疆，把消息告诉文忠。文忠回信说：“这件事万万不可。用行贿来免罪，将来如何面对天下和后世？即使终老于边地，我也不愿这样做。不过承蒙您的盛情以及各位商人的厚意，这件事虽然不能办成，我心中实在感激。请详细写一张纸，列明各人的姓名和住址，即使我不能报答，也让我知道某某都是义士。”于是这些钱一文未花，而仗义的名声却传遍天下。后来文忠被赦免回京，任陕甘总督。他想起用金安清，召他前来，仔细观察他的为人后，认为他轻浮狡诈，不可任用，便用厚礼送他回去，只是报答他先前的厚意罢了。金安清这个人善于揣摩时势，知道文忠获罪后天下人都认为冤屈，于是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奇货，便倡议此事来沽名钓誉。等见到文忠不肯任用自己，便不得志。后来他投奔胜保的军队，进献美女来讨好胜保，又依靠某位公爵钻营，官做到运使，被吴制军棠上奏弹劾，革去职务。金安清文才极好，提笔就能写下千言。他从此不断向大官求取职位，稍有不如意，就抓住对方的短处，拟好奏稿寄给京城的御史弹劾，没有人不怕他。他多次向浙江巡抚杨昌濬求取职位，杨公害怕他惹出事端，不得已在盐务中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每年俸禄六百两，以此安抚他。他曾到江南拜见曾文正，文正对他极为尊重礼遇。有人问原因，文正说：“这种人如同鬼神，敬而远之就可以了。”只有彭刚直不是这样。有一次他到浙江，住在西湖边，金安清想去拜见，托万墀轩方伯代为引见，说彭公是一代伟人，若能亲自拜见他的仪容便是荣幸。刚直说：“所谓伟人，不是英伟的‘伟’，而是蒲苇的‘苇’。我是个草包，只知道杀人。你若来见我，我就杀了你。”金安清惊恐不敢前往。因此他一生所害怕的，只有刚直一人。

译禁中宝物 咸丰十一年，英国夷人进犯，焚烧了圆明园。其中的宝物，有些流落到民间。潘中丞蔚当时任通州巡检，得到一颗翠玉白菜和一口大皮箱，封闭严实，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便把它们一并献上。太后非常高兴，下诏褒奖赞美他，调升他为知县。原来箱子里全是御用物品。中丞一向精通岐黄之术，太后每次生病，服了他的药一定痊愈。因此他被破格提拔，做到掌管封疆的重臣。某年他调任长沙，适逢乡试，按惯例担任监临。湖南士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他说：“监生作监临，斯文扫地；巡检作巡抚，医道通天。”中丞听说后，毫不避讳地对人说，反而洋洋自得地说：“说到底，‘医道通天’这四个字，足以表彰我一生的成就。”中兴以来，不凭军功，从九品小官升到封疆大吏的，只有中丞一人。又有江苏知县余斌，做官贪婪卑鄙，私下用低价买到一枚琥珀灵芝草。这株草包在琥珀里面，通透明亮，每一片叶子都清晰可数；大月显出三十片叶子，小月显出二十九片叶子，像尧帝台阶上的蓂荚一样，历次验证都没有差错，真是稀世奇珍、价值无法估量的东西。他又买了一本《九成宫帖》，其中有圣祖亲笔题跋；这是初拓本，是世间从未见过的版本。梅公担任御史时，上奏弹劾余斌的劣迹，并提到他私自收藏御用物品的事情，借查抄其家产而将这些东西收回，随后革去他的官职并治罪。天球、河图这样的东西，本来就不是小臣应该收藏的。真是太不敬了！把军机大臣当作奴婢看待 文宗的第六弟恭亲王，在同治初年主持政务。当时皇帝年幼、国家多难，他辅佐太后，促成中兴，功劳非常大。但他贪爱金钱，也喜爱古玩和法帖；外地官员进京，如果不送这些东西，就很难指望升迁调任。勒公少仲由福建巡抚进京陛见，不得已买了一件唐人真迹，价值数千两黄金，送给六王。可是仆人只听见一个“王”字，便误送给了大军机王文韶，勒公并不知道。王文韶得到后非常高兴，第二天见到六王时说：“勒抚治理福建，政绩声望很显著。如今东河总督无人担任，若论升降官员的公正处理，非让勒抚担任不可。”六王点头同意。勒公很快知道送错了，又花五千金，赶紧买了一幅名帖，补送给六王，并大骂仆人，把他斥退了。那名仆人于是投奔王文韶，编造空话进行诬陷挑拨。王文韶听后怀恨在心，入内拜见六王说：“昨天我询问了福建人，他们都说勒抚的劣迹很多。先前实在是听错了；这个人不但不能升迁，还应该降职调任。”六王默默无言。当时左文襄在军机处，听后大怒说：“王某该杀！先前称赞勒抚，想来是想得到他的贿赂；如今诋毁勒抚，想来是没有满足他的欲望。他的心肠反复无常，只看重利益。这样的人身在政府，怎么能不败坏天下大事？”当即拟定奏章要杀王文韶，王文韶十分惊慌。六王极力劝解，但左文襄的怒气仍未消。没过多久，六王请求太后把王文韶逐出军机处，不许他再任军机，以平息左文襄的怒气。几天后得到懿旨，竟任命左侯为两江总督。当时政府中的各位大臣都谨慎缄默，没有能够处理大事的才干。左侯把他们看得很轻，遇到事情便根据自己的意见决断，别人连末尾的意见也不能参与，颇有颐指气使的意味。翁叔平尚书心中不平，私下对同僚说：“左三先生的功劳确实很高，但难道我们这些人就完全没有辅助的力量吗？假如当时奏请天下筹办军饷，而政府不能及时调拨发放，事情没有不受到牵制的。难道没听说‘权臣在朝廷内部，大将就不能在外面成就功业’吗？他为什么把我们呼来喝去，像对待他的营官、哨官和百长一样？”潘伯寅尚书说：“你们把自己比得太高了，他简直是把我们当作奴婢看待。”等到左侯离开后，大家无不喜形于色。

译丁日昌 通商以来，最让人痛心地屈从于外国人的，只有丁中丞日昌。他平日议论说，秦桧是宋朝第一忠臣；如果没有秦桧主持和议，怎么会有南渡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郭嵩焘的说法与他相同。丁日昌又说，自从天地开辟以来，能够窥见天地奥秘的人，只有耶稣一个人；他的学问确实在孔子之上，希望世人只学习耶稣，不必学习孔子。李合肥相国也说：即使把数学研究到最精微之处，把天下事物的根源探究到底，即使是古代圣人，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我一向不懂历法和算学，但只就眼前容易见到、容易明白的事情来评论，那么西法的错误，远远比不上中法。为什么？从闰月这件事就可以知道。自从尧确定闰月以来，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十九年七闰。没有闰月的年份，月亮圆满十二次；有闰月的年份，月亮圆满十三次，这是天象显示的一定规律，自古不变。古代圣人计算出来以后，几千年来很少有出错的。可是西法没有闰月，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按照天道，三年应有三十七个月，月亮圆满三十七次，而现在西法只算三十六个月。这样一来，三年中必然有一个月出现两次月圆，也必然会出现初十以前月亮反而圆、二十以后又圆，或十五、十六反而变成晦暗亏缺的情况。这样明显的天象尚且计算不出来，反而与它相违背，还谈什么其他方面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十六月〕 可是自从明朝万历年间西法传入中国以来，人人都惊叹它是绝学，即使我朝精通天文算学的各位大臣，也多半推崇它，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唉！我知道了。大概研究历法算学的人，常常欺骗人们不懂，往往把道理说得隐约不明，把方法颠倒过来，把言辞说得艰深；即使是非常粗浅的道理，也一定要让人茫然不辨。他们又尊崇西人，以此抬高自己的学问，说自己不但通晓中法，还兼通西法，于是借此显扬著作、博取声誉、愚弄天下后世。不然，难道真是不知道西法比不上中法吗？从前计算天文的人，因为闰月容易出错，常常争论岁差的方法，说是计算不精确。七十年以后，有时差一个时辰，有时差一天。我认为，七十年后如果只差一个时辰，那么八百四十年才差一天；七十年后如果差一天，那么二千一百年才差一个月，仍然不至于像西法那样三年之中就差一个月。自汉代以来，从未听说没有闰月的年份月亮圆十三次、有闰月的年份月亮圆十二次。计算误差达到这种程度，那么西法连闰月都算不清楚，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再想一想，土圭测量的方法，本来就是为计算闰月而设置的；恐怕闰月计算不准确，就不能确定时刻、形成历年。如果按照西法不设闰月，只依照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这样计算下去，那就是死板呆笨的方法，什么人不知道？什么人不能做？又何必设置日官？这样看来，不但西法没有可取之处，即使中法也可以不必说了。真是太过分了！全天下都被西人愚弄了。左侯最厌恶丁日昌尊信外国人，在政府中和别人谈话时，常称他为“鬼奴”。李文正听说后制止他，担心这话传到丁日昌耳中，使丁日昌迁怒于自己，只低声对左侯说：“这是小人中的小人。” 魂魄啊，请归来 穆宗去世，皇后以死殉葬，这件事是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京城中有才华的人争相撰写祭文来祭奠她。万公青藜担任礼部尚书，凡是祭文都必须经过礼部审阅后才能进呈。张公之洞、陈公宝琛当时在翰林院，共同拟写了一篇献上。尚书读后赞叹文章典雅丰富而古奥拗口，但认为其中有“魂兮归来”四个字，语气近于轻佻，不够庄重。张公博学多才，被推为天下第一；陈公的文采也负有当时的声望。经尚书指出这一瑕疵后，两人都变了脸色，无言以对，但心中未免不快。议论此事的人说，张公曾经弹劾尚书，而陈公尤其用力地弹劾他，也许都是因为这四个字，借公事来发泄私怨，也未可知。

译焚毁教堂和洋行的各案 外国人通商以后，各直省纷纷建立天主教堂，信奉耶稣教的人很多。唯独我们省的省城，在光绪二十年以前还没有这种教堂。自从与倭奴议和、中国显示出极度软弱以后，各国洋人便更加猖獗，耶稣教也更加盛行，没有人敢出来阻止。近三四年来，省城开始纷纷修建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这是因为法国洋人主持天主教，入教的人不敬祖宗，回到家中还要毁掉祖宗牌位。而且一个人入教，全家都必须跟从，不能有不同意见。英国洋人主持耶稣教，则仍然敬奉祖宗；即使一个人入教，而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不愿意，也听任他们各自决定。起初，天主教和耶稣教本来是同一个教派。传流久了以后，便分门别户，各自尊奉自己的说法，用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在此以前，同治年间，省城也修建过一座大天主教堂和两座小教堂。愚昧之徒和无赖之流都加入了他们的教派，行迹十分诡秘。教堂中不许外人窥探，曾经诱骗、拐走儿童，以高价买来；有人说是杀死儿童取眼睛熬银，也有人说是杀死儿童取肾配药，究竟拿来做什么，始终没有人知道。而且各处丢失的小孩很多，有人探查得知他们就在教堂里面。我们省过去有三所大书院，叫作豫章、友教、经训；有三所小书院，叫作洪都、东湖、西昌。在书院肄业的学生将近一千几百人。他们听说这件事后，人人愤怒，于是约定杀洋人、毁教堂，以某一天为日期，并制作了几十面“诛夷安民”的旗帜。当时沈文肃任我们省的巡抚，也痛恨这件事，暗中为江西士人的正义勇烈感到高兴，又担心他们力量不足，便暗示南昌县派二十名勇丁，穿上士人的衣服，带头进入教堂。这一天，士人号召数万百姓前来，包围三座教堂，把它们毁成平地。杀死两个洋人头目，一个是真洋人，一个是假洋人，其余的早已逃藏起来。不久搜到内室，果然发现了无数儿童尸骨。洋人遭受这次打击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以此要挟皇上，命令江西巡抚严厉缉拿首犯和从犯，并赔偿修建教堂的费用。奉到圣旨后，沈文肃假装发出几十张火签，四处拘拿人犯；同时又暗中命令士人召集数万百姓包围衙署，并扬言：“如果敢来抓人，就先杀官员，然后再到九江把洋人全部杀光。皇上准许他们通商，我们百姓不许他们留在江西境内；只要留下就杀，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沈文肃随即命巡捕官出来，假意劝说道：“请大家退去，马上收回火签，不敢再抓人，这样可以吗？”众人说：“好。”于是散去。沈文肃便根据这一情形上奏，洋人果然害怕，含糊地把事情了结，只赔了七万两白银修建教堂，但此后也不敢再修建了。几年后，九江的几个洋人头目乘大船来到章江，说是想建立教堂。刘公蚬庄担任巡抚时，也授意六所书院的人召集数万百姓来到江岸；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全城大小文武官员，却故意摆出尊敬礼遇洋人首领的姿态，一同到江边迎接。士人和百姓一面拆毁巡抚及各位大官的轿子，极力破口大骂官长；一面把大石头扔向洋船，齐声喊道：“杀！”声音如雷。洋人已经魂不附体，又看见岸上的官员被士人和百姓困住，狼狈到了极点，没有人替他们作主，便立即开船返回九江。因此法国洋人最害怕江西人，省城二十多年没有天主教堂。为此，沈文肃任两江总督时，建德县毁掉二十二所教堂，杀死洋人两男两女。听说依靠赖文肃的力量，建德百姓没有受到十分严重的牵连。这件事后来如何收场，当时的记载很清楚，现在却忘记了。某年，有十九名外国洋人来到长沙，想建立天主教堂。忽然有一天夜里被当地人全部杀死。巡抚王公文韶听说后非常害怕。当时曾九帅、刘制军、杨制军几位大员都在家中。王公请他们前来，说：“这件事如果不处理，必定会引发衅端。请访查缉拿为首的几十个人，杀掉他们抵罪，怎么样？”几位大员回答说交给他们办理，便离去了。可是全城已经张贴了讨伐洋人的檄文，并且传到了九江、上海等地。大意是说：“皇上害怕你们，我们百姓不害怕你们。你们如果来报仇，我们就和你们交战，决不宽恕，等等。” 第二天，几位大员回复王公的命令，呈上一册名单，说：“册中列有二十二万人，他们全都是首犯，请中丞发出火签去拘拿他们。”王公徬徨无计，说：“抓人就一定会激起变乱，不抓人又一定会获罪。”忽然有紧急文书送到政府，请求调往内地任职。王公离开后，接任的人也不敢办理此事。洋人见到檄文非常害怕，又知道中兴名将大半是湖南人，都精通兵法；而且隔着洞庭湖，铁甲船也不能驶入，实在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件事作罢，只告诫各国洋人以后不必再到湖南去。又在光绪十多年间，镇江有一个卖粉团的人，偶然在洋人街上便溺。洋人街一向设置人员分段巡逻，称作巡捕；他们头戴没有缨子的凉帽，帽上系着一个兰结，身穿制服，手里拿着鞭子和棍棒。看见有人高声叫骂、两人斗殴，或挑着污物经过，就用棍棒乱打，即使打得头破身伤也毫不顾惜。看见有人便溺，就把他押到洋行里，关进一间房中；四周漆黑，地面又脏又湿，称为“坐水牢”，常常因为受到闷热污浊之气而死。必须交钱赎人，有时十元、八元、四元、二元，才把人放出去。巡捕看见卖粉团的人必定没有钱，开始先鞭打，接着拳打脚踢；那人受伤很重，倒在地上，气息奄奄。看见的人都不服气，于是追赶巡捕，巡捕逃进洋行。不一会儿，聚集了几万人，把洋行包围起来。里面有一个洋人开枪，众人更加愤怒。有一个十五六岁的人，武艺非常精通，身体轻捷如鸟，带着火种跃上洋屋，揭开屋瓦，把火放下去，洋屋立即被烧毁。镇江所有洋行都被一起包围，任意焚烧。幸亏道台和知府听说后立即出来，竭力劝阻，才只烧掉六七家洋行。

译然而损失已经达到百万，英国领事衙门也在其中，损失尤其多。镇江人仍然没有消气，第二天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声称要把洋行全部烧掉、把洋人全部杀光，从今以后不许洋人在镇江开设码头。人群中很有一些能干的人在主持谋划，知道洋人一定会报复，已经预先准备战事。各国洋人非常害怕，起初还要挟通商衙门，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荃赔偿数百万两白银，杀掉为首的几十个人；如果不答应，就调兵船来开战。九帅笑着说：“无缘无故伤害我的中国人，责任在他们自己；想打就打，赔银子是不可能的。”九帅一向威望很高，洋人听说后更加害怕。起初，九帅暗中命令常镇道见机行事，能把事情了结就了结。而在交涉时只答应赔偿四万两银子，洋人于是借此接受了。幸好那个被打伤的人没有死，镇江人也就散去了。从此以后，洋人约束巡捕，不敢像以前那样猖獗了。大体说来，外国洋人敢于挟制皇上和官府，却不敢得罪百姓。这是因为他们的兵船不能长期驻扎在中国，也不可能把百姓全部杀光；如果使百姓的怨恨加深，他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居留，也没有人和他们交易，而且祸乱一旦仓促发生，后果难以预料。所以每当百姓闹事，洋人一定退缩害怕，不敢和百姓较量。沈公、刘公看透了这一点，所以都借助百姓来挟制洋人。只有王公在湖南时，把个人的利害祸福看得太清楚，因而畏惧躲避离开了；其实当时如果能够坚定不动，最终也会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获得名声。又有四川大足县的教民猖獗到了极点。那里有个叫余蛮子的人，是个任侠之徒，喜欢替乡里处理不平之事。邻近村庄和县里的事情，一遇到问题就推举他为首，只听从他的话。余某于是倡议杀教民，一声号召便有数万人起事，其中都是苗蛮等杂类和亡命之徒。凡是邻近的教堂，全都焚毁；入教的人家，不论男女全部杀掉；并且擒获了一个教头，原来是法国的贵官。法国洋人十分焦急，挟制四川总督发兵前去剿办，救出这个人。余某说：“官兵如果来了，就先杀掉这个教头祭旗，然后开战。”法国洋人更加焦急，想不出办法，只好托人前去讲和，愿意出钱赎回。余某说：“必须立下议字，以后不得再来报仇，也不得在这里传教；赎金必须达到二万两才可以。”法国洋人一一答应。于是，赎银、议字和教头三方面经由通事交割清楚。教头被放出后，走了几十里，忽然有另一伙像强盗一样的数百人赶来，说：“这是可以据为己有的奇货。”便一拥而上把他擒走。法国洋人大怒，挟制官兵继续前进，决心杀光这伙人来发泄愤怒。而这伙人把教头捆在旗杆上，摆在阵前，说如果交战就先杀掉他。法国洋人见到这种情形吓得发抖，官兵也不敢行动。听说现在双方仍在相持，像鹬蚌相争一样，不知道将来怎样收场；这也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看外国洋人与乡勇交战，必定失败。例如广东榕树头一战，洋军几乎全军覆没；如果没有汉奸，巴酋就会被擒。又如某一战也失败，某一战再次失败。叶名琛只是不许百姓和洋人作战，所以被俘受辱。何制军只是不许福建百姓和法国人作战，所以败得一塌糊涂。林文忠能够鼓动百姓助威，所以英国洋人屡战屡败。既然如此，百姓的义愤本来是非常可以利用的，所担心的只是大官不会善于利用它罢了。最奇怪的是天津毁教堂一事，曾文正太没有胆识，表现得太软弱，晚年声名因此大受损害。同治庚午年间，江南多次发生控告孩子失踪的案件。梅方伯重新张挂悬赏告示，捉到一个拐匪，赏银一百两。一天，城外几个百姓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后面跟着几个孩子，相距一二丈；那两人走，孩子也走，那两人停，孩子也停，觉得很可疑。于是大声喊道：“拐子！”那两人立即逃跑，因围观的人多，便被捉住，交给官府领取赏银。审问官把两人分开审讯，其中一人即使施尽各种酷刑也不招供；另一个是刚加入团伙的人，供认说：“他前几天诱骗我做这件事，说可以得到厚礼。拐一个孩子，卖到教堂里，可以得到二十两银子。”问：“买孩子去做什么？”答：“不知道。”问：“用什么办法拐骗？”答：“把药制成饼，路上遇到孩子，就骗他说是食物让他吃。这种药香味特别浓，孩子没有不喜欢吃的；吃了以后自然会跟来，不用捆绑。”审讯完毕，案件定案：一个正法，一个充军。各地都有孩子失踪，天津尤其严重，百姓都探听到孩子被关在教堂里。一天，聚集了上千人，烧毁教堂，杀死洋男二人、洋女二人，把他们的肉割成小块吃掉。搜出的孩子尸骨数不胜数。当时陈国瑞在这里主持政务，下令焚烧、下令杀人；其实即使没有陈国瑞，事情也势必会发展到这一步。法国人受到这种伤害后，立即调兵船到大沽口，声称如果不杀陈国瑞和为首的几十个人，并赔款修复教堂，就开炮进攻天津，再进攻都城。直督崇厚听说后非常恐惧，朝廷内外的各位大臣也都忧惧而没有办法。天津人却一点也不害怕，已经聚集了几万人，准备同他们作战。正好曾文正入朝，法国人害怕他的声望，不敢行动。朝廷上下都非常高兴，认为可以依靠他来伸张国威；天津人也认为他一定能像林文忠那样，帮助百姓制服法国人。谁知文正意志怯弱、精神萎靡，担心一战不能取胜，罪责便归于自己一人，于是暗中主张议和。他又不敢立即把意见说出口，知道苏抚丁日昌很会使用权术，便上奏调他到天津办理此事。丁日昌于是扬言：“今天只有议和，万万不能作战。”答应法国人杀掉为首的十八人抵罪，并赔偿银八十万两。

译只是竭力说明陈国瑞不在被杀之列，不能杀；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只能充军到黑龙江，也不能杀。因为这位太守很支持百姓，法国人起初就想杀他。被杀的十八人都是已经犯死罪的人，答应每人给银五百两，用来安置和赡养他们的家属，购买他们的认罪供词。十八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件义举，安然接受处死。自从丁日昌提出这个主张，文正又极力支持，便没有人敢违抗，朝廷内外大失所望。天津人起初痛恨曾文正，后来尤其痛恨丁日昌，发布了一篇讣告说：“不孝男丁日昌，罪孽深重，自己不肯毁灭，祸患延及显考某公。”下面详细列出十八人的姓名，说：“痛悼他们在某年某月某日舍身殉难而死，凡是属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士，都应为此讣告哀痛。孤哀子丁日昌泣血叩头，期服侄崇厚哭泣叩头，护丧功服弟曾国藩拭泪拜告。”这篇讣告张贴在都城中，天津几乎到处都是。议和成功后，正值文正生日，朝廷显贵都庆幸没有发生事变，便在湖南会馆公开设宴庆祝，召来优伶演戏。湖南人对文正的这件事很不满，作诗说：“笙歌嘹亮寿筵开，相府之臣登台演戏，也真是快活。” “知不知道黑龙江上的道路，满天风雪中正有被放逐的臣子归来？”有人用白纸写成寸楷，等文正将要到来时，把诗句高高贴在戏台上。文正进来看到后，满脸羞惭，立即出门回去，满座宾客也很快散去。评论者认为，文正的功业虽然很高，但韬略远远比不上林文忠。法国人借传教之名诱拐、杀害小孩，极端轻视中国，残害我国百姓到了极点。当时过错正在法国人一方，而正义在我方，声讨他们的罪行并出兵讨伐，是有充分理由的。假如林文忠处在这种局面，一定会激励士卒的士气，大力显示讨伐的威势，使法国人遭受严重创伤后离去，以后不敢再这样猖獗。有人说，当时外国人的船和炮都不如今天坚固锐利，恐怕林文忠遇到这种情况，也未必能掌握必胜的把握。我说：如果这样，那么当时外国人并不很强，林文忠所以能够战胜他们；可是为什么法国人进攻定海、乍浦、镇江和江南时，势如破竹，没有一个人敢抵抗？难道不是事情在人为吗？何况敌人的技术即使精良而且不断精进，善于用兵的人自然另有办法制伏他们，绝不会束手无策。林文忠当时承平已久，人们不懂军事，却还能凭借新近训练的士卒，抵抗强悍的敌人；如今文正经历多次战争之后，士兵都熟悉战阵，又有像林文忠一样的名将。然而最终却因为畏惧怯懦、退缩示弱于外国人。这一战，实在关系到华夷盛衰的大局，难道是上天想要毒害中原，所以没有启发文正的内心吗？当咸丰末年、同治初年，东南有粤寇，西北有捻匪、回匪，那时议和，实在是没有办法。若在同治六七年以后，各路盗寇都已平定，正可以乘着百战军队的威势，合力对付外国人；假使让文忠承担这一重任，难道肯在一天之内放纵敌人，给后世留下数代的祸患吗？然而这些都是焚毁教堂和洋行的事情。此外，还有我国百姓与外国人彼此争斗的事情。例如同治十三年三月间，有个宁波人在上海法国人的洋行中做工，主人虐待役使他，导致他死亡。宁波人不服，于是兴师问罪。凡是靠在洋行做工谋生的同乡，一律限令在两天内辞去主人，聚集到某处。一声号召，便来了十万人，法国人很害怕。英国人担心激成变乱，认为各洋行必将遭到焚毁，于是命令法国人让凶手偿命，完全按照礼数赔罪，并厚恤死者家属；如果不答应，就帮助宁波人同法国人作战。过去凡是外国人殴打致死中国人，外国官员一向袒护，不偿命，只关押九个月便释放，官府也无可奈何。如今法国人既害怕宁波人，又害怕英国人帮助他们，于是不敢再包庇，交出真正的凶手，杀死以抵偿性命，其余各项也一一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办理，宁波人才答应停止用兵。自从外国人侵扰中国以来，汉奸多是广东人，其次是宁波人；而各种交易、翻译事务以及在洋行、洋船中服役，全都依靠这两个地方的人。外国人平日使用的手段如何，也早已被他们看破。宁波人一旦产生反抗之心，必然会引诱广东人也产生反抗之心，这样外国人就无法在中国立足。所以外国人最害怕这两个地方的人，不得不向他们屈服。宁波府还有一所会馆，叫四明公所，靠近法国人的租界。法国人打算拿五十万两银子买下它。同治十三年三月，法国人托上海道蔡和甫促成这件事，限期一个月。蔡和甫前往向宁波首领人物说明，对方不答应，他非常恼怒，私下说：“如今外国人势力强盛，甚至可以挟制皇上，索要某个地方，皇上也不敢不给，何况只是这一个府的百姓，他们有什么力量？到期限时，让法国人强行占为己有就是了。”到了期限，法国人没有得到回音，以为事情已经谈妥，便带人前去拆毁会馆。宁波人惊骇不已，邀请几十个人前去阻拦；法国人不问缘由，立即开枪打死十二人。宁波人大为愤怒，认为自己有产业却不能自主，外国人动不动就凭借强力伤人，这还成什么世道？于是像前面一样，召回各洋行的同乡，并通知广东帮。广东人也非常愤怒，认为今天法国人凭强力拆宁波会馆，明天就必然凭强力拆广东会馆，这种风气绝不能助长，于是也召回各洋行的广东人。一声号召，聚集了十几万人，准备好洋枪大炮，进攻法国人的洋行，同他们对峙。法国人的电线、电灯和各种机器全部被毁坏。同时包围上海道署，扬言先杀蔡道，再杀法国人。

译于是市场关闭了六七天，轮船到岸后，没有人装卸货物；岸上的货物，也没有人送上船。各国外国人都慌乱起来，英国人尤其害怕，于是出面竭力讲和。宁波人说，如果不交出杀人的十二名凶手抵命，绝对不能议和。苏抚听说后，担心酿成大祸，急忙命令聂方伯到上海劝解。聂方伯起初想凭借官势压服宁波人；法国人又威胁总理衙门，发电报到上海，说四明公所应当归法国人所有，被杀的十二人就作为已经处理，不再追究，以免引发冲突和战争。宁波人更加愤怒，说：“皇上害怕外国人，我们却不害怕。今天别说政府不能强迫我们，即使皇上亲自到场，也必须同法国人决一死战，看他们能不能战胜我们。”于是各国外国人和官吏都束手无策。而英国的贸易规模最大，尤其害怕开战后上海必定被夷为平地，一切资本都化为乌有，那损失哪里只是数万万两银子的数目？于是又多方委婉地劝导宁波人，说被毁坏的法国电器等物品，实际价值数十万银两，似乎足以抵偿十二人的性命，这件事可以双方都不再追究。至于四明公所，法国人不得再占有；被拆毁的地方，命令法国人赔偿修复，并罚银一万二千两，分给死者家属赡养。而方伯也存有害怕外国人的心理，又从旁竭力劝解。宁波人看到事情这样了结，还不至于太没有体面，而且也不好再拒绝情面，便同意答复，停止用兵，平息此事。这场冲突，实在是蔡道错误处理而酿成的灾祸，幸而通过和解得到平息；否则一旦开战，蔡道必定首先被杀。蔡和甫本来是洋行的买办，通过捐资取得道员资格，又因为善于讨好外国人，便要挟朝廷，指名授予自己这个优缺。到任以后，只听外国人的话，不敢说一句相违的话，而且常常仗着外国人的声势，同上级官员抗衡。比如春天江浙一带发生饥荒，米价突然上涨，于是下令禁止把粮米贩运出洋。但蔡道竟敢私下替倭夷购买一百五六十万石米，运往他们的国家。后来经大官查出，才上奏弹劾，革职治罪。各国外国人忽然出面抗议说：“几十年来，担任上海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通晓中外情形，只有蔡某见识高深，懂得其中情况。此人不仅不能革职治罪，也不能调动。如果调动我们就要发动战争。”朝廷听到后害怕了，竟然不敢调动他。这样看来，官员升降任免的权力也被外国人掌握，中国不能自主，这又成什么政体呢！一个府的百姓齐心协力进攻外国人，外国人尚且害怕而投降屈服。假如凭天下这样大的力量、这样多的兵将，鼓励忠义之气，同外国人作战，他们怎么可能不害怕呢？中国弱到这种地步，外国人强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痛惜！可是依我看，弱者难道真的弱，强者难道真的强吗？不过是执政大臣们怯懦，才造成了这种局面罢了，实在令人感慨！*孙楫 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子孙楫，熟悉史籍，擅长文章，尤其精通八法。他自恃才华，蔑视一切。壬于恩榜捷南宫，殿试结束后，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潦草，也没有一笔遗漏或错误。他自认为三年大比的第一名，除了我还能是谁？人们也都认为他会中状元。等到传呼名次时没有他的名字，查看二甲仍然没有，直到三甲之后才看到他的姓名。他非常奇怪，四处询问八名阅卷官，其中七人都说没有看过他的卷子。有位侍郎朱兰说：“是我看过。”别人问卷子有什么毛病，他说：“没有。”“为什么把他列在三甲末尾？这样一来，恐怕连翰林也很难进入吧？”朱兰说：“这个人太狂妄，所以我故意压低他的名次，让他知道收敛约束自己，将来或许可以成为大才。你认为进入翰林很难吗？只要磕头就行了。”按照旧例，庶吉士必须由皇帝阅卷并亲自点定。世家子弟跪在台阶下时，必须高声唱报他是谁的儿子或孙子，并且连续磕头几下。皇帝看到年轻、相貌出众，祖父官位又高的人，即使名次靠后，也常常加恩改为庶吉士。孙楫果然凭借尚书之孙的身份进入翰林，但他的狂妄依旧。癸丑年散馆时，试题是《龙见而雩》。孙楫自认为熟悉本朝掌故，使用了“大雩”二字，并将这两个字抬高三格书写。五名阅卷官中，由祁寿阳相国总其成，拟定列为第三名。文宗皇帝阅卷后，大批写道：“我朝列祖有固定制度，只有雩，没有大雩。孙楫是世家子弟，怎么能冒昧引用这种说法？竟然如此不懂掌故！”于是下令将他降为附生二等末名，改任主事。各份试卷很快发回军机处，相国看到批语后非常恐惧，入内请罪。出来后，担心其中还有错误，打算再请人全部复阅。胡总宪家玉当时任军机章京，便让他来阅卷；胡家玉脸色变了，却不回答。尚书麟奎问他原因，他说：“我以探花的身份散馆，却被改任为部署，这是我一生中最伤心的事。军机章京有八个人，为什么偏偏让我看这份卷子呢？”尚书说：“满洲传胪，从我一个人开始；我也被改任主事，那么这种遗憾就不只是你一个人有了。”胡总宪散馆时的题目是《拟司马相如子虚赋》。文章写成后，文辞斑驳陆离，动人心目；只是把‘乌有先生’误写成‘乌有先王’。假如遇到爱惜人才的人，只要在‘王’字上加出头的一撇，很容易就能改正。而胡总宪一向以才名著称，书法尤其冠绝一时，嫉妒他的人很多，所以特意挑出这个错误，众人都不肯动笔改正来保全他。

译*张南皮相国　本朝重要政务，全都归军机处办理；如果宰相不进入军机处，就不能参与听闻。张南皮任相国时，参与军机。军机大臣共有六人，礼王为首，他们全都是古人所说的伴食者。遇到国家大事，礼王就推给五个人，五个人又推给礼王。偶尔有人提出一个意见，礼王说：“好，好，可以照办。”又有人说他的意见不对，礼王说：“好，好，确实不对。”再有人说后一个意见不对、前一个意见正确，礼王说：“好，好，就按前一个意见办。”俄夷暗中想要图谋高丽，意在挑起同中国的冲突，便写信给政府，肆意进行要挟。六个人全都毫无主见，不敢答复。俄国的信又送来，说：“看你们上下互相蒙蔽，松弛拖沓；如果以后再这样下去，恐怕大清天下难以保证不发生危险。”如此等等，但六个人仍然像没有听见、没有知道一样。至于把国事置之不理的人，更没有谁比南皮相国严重。他每天的功课就是到戏园看戏：某个伶人容貌漂亮，某个伶人技艺高超，某个旦角昆曲唱得好，某个生角二簧唱得好，这些就是他每天议论的事情。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都城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此后无日不是这样，直到七月初旬才停止。城内有的地方积水深一丈或五六尺，城外有的地方深达数丈或一丈，这是百年未有的奇灾。皇帝拨银数十万赈济灾民，负责此事的人商议设置赈济机构的地点，有人说应在这座城外设局，有人说应在那座城外设局，十多天还没有决定。可是灾民中已经有十几万人死亡，生命危在旦夕的又有十几万人。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南皮，南皮捂住耳朵不听，说：“不过是灾害罢了，何必这样惊慌？”他仍然照常看戏。六月是他的八十岁生日，他大摆筵宴，广泛召集歌舞音乐，十几天十几夜不停。有谄媚相国的人献上六字对联：“绥万邦，屡丰年。”真可以说是对症下药了，而南皮安然接受，毫不怀疑。当时都城里的官员和乡绅中，有不少人捐银赈灾，南皮不得已捐银一千两，却还替他的父亲上奏请求赐给一块匾额，用来夸耀。*耆英 林文忠获赦进入关内时，有人问他英国人的事情，说英国人的祸害实在没有止境。文忠说：“英国人有什么值得深深忧虑的？他们的心思不过是想用鸦片和奇巧之物劫取中国的钱财罢了。我看俄国，势力日益强大，它所谋划布置的事情，志向实在不小。英国人从海路侵犯中国很困难，只要守好海口，他们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俄国人则从西北包围我国边境，向南可以从滇地进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一定会成为大患；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 文忠以陕甘总督的身份上奏称病回乡，途中经过章门，喜爱百花洲的幽静雅致，便暂住在那里养病。勒公少仲见到他，问起广东的事情，说一切都是被琦公一个人耽误的。文忠说：“我以前在江苏时，和琦某同僚，知道他通晓政务，虽然不熟悉外国事务，却还没有坏到极点。可惜的是耆某。我在广东时，从省城到澳门，处处布置严密，即使外国人的船坚炮利，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技术。自从耆某到任后，竟把我的规制全部毁坏，外国人的船可以直接驶到城下，再也无法拦阻，这难道不可惜吗？”原来沿海炮台，琦相收受贿赂，已经拆去一半。耆制军英到任后，又收受英国人的重金贿赂，于是把炮台全部毁坏，一点也没有剩下。那时英国人极力讨好这位制军，甚至把他们头目的儿子、名叫巴夏哩的人拜他为义父，于是制军只听英国人的话。*许振礽 翰苑中的旧例，最看重前辈与后辈的关系。后辈称入馆早一科以上者为前辈，早七科以上者为老前辈，早十三科以上者为大前辈。新进入词馆的人，要带着白帖逐一拜见各位前辈。白帖上写“晚生某顿首拜”，字约七八分大；用红纸制成大名片，长约七寸，宽约三寸，写姓名三字或二字，以写满纸为标准。名片太小，便被视为狂傲；太大，则被视为谦恭。白帖极为贵重，不是拜见前辈不能使用。前往拜见名公巨卿时，若不是翰林而使用这种帖子，就被认为是卑污谄媚。大名片则不论拜见什么人都可以使用。只是留馆以后名片逐渐变小，开坊以后更加变小。从此官职品级越高，名片反而越小。至于白帖，三年散馆时，无论是否留馆，都不得再使用。当年年羹尧在陕西任职时，有一位状元前来拜访。年羹尧说：“一个状元不过是六品官，便使用这样大的名片，那么大将军该用多大的名片呢？”于是命令篾匠用竹篾编成一面屏风，长约八尺、宽约五尺，上面写着“年羹尧”三个字，送去回拜。路旁观看的人无不惊异。到了门口，仆从向守门人喊道：“接大将军的名片！”守门人问：“名片在哪里？”仆从说：“在这里。”于是把它抬到庭院中。那位状元见了脸色大变，只得道歉认罪而已。原来那位状元的名片太大，长将近一尺，宽将近六寸，年羹尧故意用这种办法戏弄并羞辱他。否则，年羹尧曾经入翰林，也曾使用大名片，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近来奉新县人许振礽初入词馆，按照惯例使用大号白帖前去拜访。拜访完毕后，有个叫鄂顺安的旗员以陕西巡抚身份入朝觐见，许振礽前去拜访，准备了白帖，自称“世侄”。旗人最重忌讳，鄂顺安见帖后先惊讶，继而大怒，把帖子扔在地上，拒绝见他。第二天他在朝房里逢人便说：“这次进京，气运很不好。”人们争着问原因，他说：“我的祖父靠武功起家，家中从来没有人取得科名。昨天有一个翰林来拜访，自称世侄，这已经很奇怪了。而且我家并没有丧事，他却使用白帖，难道不是凶兆吗？”人们问来人是谁，他说：“许振乃。”原来他不认识“礽”字，只读了它的半边。听到这件事的人无不暗自发笑。又有个叫德兴的旗员任我省巡抚时，袁州一带稍有盗贼警报，他便忧虑得脸色都变了，见到乡绅一定说：“盗贼充斤。”还反复说个不停。原来《左传》本来写的是“盗贼充斥”，如今少读了右边的一点，便读成了“斤”；这和把“礽”读成“乃”一样，真可以说是鲁国、卫国式的政教了。

译＊曾文正的妾 曾文正全身像长满鳞片一样，每天夜里都必须让女人搔抓按抚，身体才觉得舒畅。早晨一看，满床都是像疮痂脱落一样的东西，情状十分奇怪。当时他没有婢女和妾，平定江南以后，打算买一名姬妾侍奉自己。提督某人于是送来一个程姓妇人，是湖北人，美丽异常，能作诗、善绘画，精通琴棋；她原是逆酋洪秀全的妃子，曾文正却不知道。彭刚直是曾文正的门生，听说后提刀进来，说这是贼妇，应当赶快拖出去杀掉，以保全我老师的名声。曾文正默然不语。又有人追问这妇人是谁送来的，曾文正无可奈何，谎称是某守备送来的，暗中换了一个罪犯，交给彭刚直斩首。程氏在洪逆那里已经习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如今每夜不停地接受搔抓按抚，已经觉得十分痛苦；而且曾文正生活俭朴，她所用的服饰、簪珥没有一样合意，于是郁郁不乐，不到半年便死了。曾文正非常悲痛惋惜。其实她并不是洪逆的妃子，而是一名娼妓，是用数百金买来的。跋 溱兄弟五人，长兄名汪，三兄名沂，都是诸生。沂年幼时聪慧，是府君最早寄予厚望的人。他在童年时就读遍群书，常常跟在府君身边，接受教诲和督责，府君把自己所学全部传授给他。二兄名汶，四兄名泾，则继承了府君晚年从事农桑的志向。只有我溱未满二十岁便失去父亲，依靠从兄渐渐求学成人。宣统辛亥年，长兄想刻印《崇本堂文集》，到福建拜见终佳制军，请他作序后回来，但因战乱未能刻成。三兄又被选入众议院，奔走于南北之间，没有闲暇。我私下想到，府君生前有声望，却没有可以流传的著作（著有《春秋左传事萃》《崇本堂文集》《见闻琐录》《寄感记》四种）。二十年来遭逢兵乱、水灾、火灾，幸而战战兢兢地保存下来，没有散失。于是同几位兄长商议，委托刊刻。先刊刻《见闻琐录》，因为它涉及国家旧事，比其他著作更为重要。由于时机延误，直到今年春天才完成。害怕它湮没失传，虽然力量不足，仍不敢不尽力；将来还应陆续使这些著作流传，希望可以用来向府君表明我们没有辜负他，仅此而已。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仲秋，儿子溱恭敬作跋。附录四篇 附录一：欧阳府君家传 府君名昱，字宋卿。幼年丧父，跟随长兄仲孙先生求学。长大以后，博学文雅而深厚美善，在当时很有声名，与仲孙先生齐名。同治癸酉年应当选为拔萃，但因“未岁试”与成例不合。学使李公文田是广东名宿，特意将他作为贡生推荐，学校中没有不同意见。府君性情洒脱豪迈，喜欢研究百姓的利弊疾苦以及天下治乱的原因；尊崇正论，厌恶邪说。凡是朝廷中正直与奸邪之人的进退，以及政事的兴衰、祸乱变故的起伏，他都有记录，以便后来验证。他中年以后困顿失意，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曾先后在谭序仲、沈品莲、梅筱岩等几位显贵的幕府中任职，从不以私事干扰他们；众人共同讨论一代以来的成败是非，他在声气、言辞和神色上都毫不迁就，各位显贵都敬重而畏惧他。沈公在福建任职时，福建方面同法兰西交战，府君因防御方略之事急切地向他进谏。沈公认为各位统帅难以进言，又说最终总会讲和，没有料到会发生战事，结果终于有了马江之败，福建疆土受到残破震动。府君长期游历上元、云间等地，熟悉蚕桑生产的益处，亲自购买桑树苗，聘请蚕师，撰写《蚕桑简要录》，在县中教导民众。几年以后，城乡种成的桑树达到十万株。县城沿河有许多坝，设置水碓，层层拦阻水流，导致河水向旁边溢出，冲毁田地房屋；船只航行时碰到坝，往往沉没。起初，黄树斋侍郎想毁掉这些坝却没有成功，府君筹集费用分给各坝，又反复诚恳地晓谕劝说，最终铲除了这些祸害。光绪乙未年以后，朝廷逐渐推行新政，士人多学习《公羊》学说。府君对此深感忧虑，一谈到这件事就气愤地显露在脸上。因为贫困，晚年接受河南巡抚松寿聘请去教读；州县馈赠的节规约有千金，他都坚决推辞不受。出门时穿布衣、乘小车，没有人知道他是巡抚的贵宾。他所著有《公羊证谬》二卷、《史论》六卷、《见闻琐录》十数卷、《马江战事本末记》一卷，文集十四卷，小说八卷。斯逸氏说：府君去世时年仅六十多岁，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时代今天的变故，这是多么幸运啊！如果不幸活到今天，满怀忧愤，又会怎样呢？对于后代子孙，无论远近，只要能够很好地继承他的志向并加以推广，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他就可以不朽。活着时为他作序，死后为他作铭，于是使他流传下去；我的这篇文章大概也就是最后的了。附录二：欧阳宋卿六十寿序 宋卿先生六十岁，宾客都来祝寿，请我上前致辞。我举起酒杯走上前说：“从前县城沿河有坝，设置水碓，层层阻塞水流，水势向旁边溢出，毁坏田地房屋；行船碰到它，遭受沉没的灾害。道光年间，黄树斋侍郎想毁掉它，却没有成功。先生同众人谋划，终于毁掉了它，使数百年的祸患得到平息。这件事值得祝寿吗？”先生说：“不，这实在太微小了！”我又举杯说：“从前县里不养蚕，先生通晓湖州的习俗，特意购买桑树苗，聘请蚕师，设立机构教导民众。几年后，城内外种桑达到十万多株，蚕桑业大为兴盛，妇女的劳作也因此有了收入。这件事值得祝寿吗？”先生说：“不，这也实在太微小了！”于是我说：“先生对待别人，从不夹杂私心。事情如果不合义，即使有人拿千金相求也不顾。只要是他独自要办一件事、施行一项义举，甚至对于赌博等杂戏，也一定专心致力；即使遇到寒暑和忧患，也不因此停止。他同人相处，总是坦率地把肝、膈、肺腑都展示出来，不装作意气，也不讲究外在文饰。《诗经》说：‘仪态专一，内心坚定如同打结。’说的就是先生吧？”于是先生微笑着，拿起一杯酒向我敬来。我曾经说过，人真正的朋友都在身处草野、穿着平民衣服的时候；到了做官显达以后，就很难再交到这样的朋友。刚过中年，朋友又大多走向困顿失意。自从己卯年同先生交往以来，我在国内结交朋友已经二十年，年轻的、壮年的朋友，许多都已经不在了；特别杰出伟岸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而且往往几经变化，不能始终如一。世上的人选择朋友，一定要找能使自己敬畏的朋友，也一定想成为别人所敬畏的朋友，却不知道以令人敬畏的话来交友，是危险的道路。我很少见到这样交往能够有始有终。《易经》说：‘同心之人的言语，香气如兰。’朋友相交之道，大概最高境界就在这里吧？只有我和先生做到了。先生幼年便经历世事变迁，几十年中，经历的事情何止史书所记？千百年来的治乱、正邪和变故，他都亲身经历，却不能在其中有所作为；幸而身体仍在，志向没有彻底湮没。至于得失，那是命运；请把这杯酒喝完，不要推辞。

译附录三：欧阳宋卿墓志铭 这里是某山某原，墓首向某方、墓尾向某方〔仙三都，枫坳庵，戊辰向〕。光绪某年，太岁在某某之年某月。葬在这里的是抚州府宜黄县欧阳氏，名昱，是拔萃科贡士，任州判之职，学者按他的字称他为宋卿先生。他一生所著的书有《公羊证谬》二卷、《史论》六卷、《见闻琐录》十数卷、《马江战事本末记》一卷，小说八卷。呜呼！先生承受上天赋予的寿命，享年六十六岁。当时天下正崇尚文教，先生本来就以文章闻名；到了中年以后，他忧虑地注视时局变化，曾因时势而提出军事方略，却未能被采纳，边疆的险患因此落入贼手。戊戌、庚子年间，朝廷内外接连发生动乱，像蝉声喧噪、沸汤翻腾一样，一直延续到今天。譬如船只随水漂流，没有人知道它将漂到哪里；唯独先生坚定高峻而不迷惑，庄重正直、挺然自立，不怕群小的辱骂，也不让子弟凭借追逐、吹嘘幻影般的富贵而走上邪路。呜呼！他难道不是《洪范》所说的“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吗？难道不是《皇极》所说的“使人以自己的行为为羞，并使国家昌盛”的人吗？然而他竟寂然无声地忽然去世了。他晚年遭逢这样的时代，寂寂无闻本来就是必然的。自从铁轨交通开通以来，历代坟墓被挖掘、尸骨暴露，遍布原野；如果先生的魂魄能够永远安稳地守在自己的墓宅中，那就是幸运了。他的儿子汪、沂前来请求我撰写墓志，这件事不能不记载。铭文说：“蓍草占筮所示寿命短，龟卜所示寿命长，卜问未必如此；能够协调并实行自己的道义，正是您的贤德。知己虽在您之后死去，交情却不以年齿为限；献上这些文字刻在幽冥之处，眼泪纵横不止，以这篇空文报答生前的承诺。” 附录四：《崇本堂文集》序 宜黄欧阳宋卿先生学问深厚、才华众多，凭借明经之学游历公卿之间，所到之处，羔雁等礼物充满庭院，声名非常显著。他写文章贯通经史，出入诸子百家，每次拿起笔来，洋洋洒洒动辄写成千万言。他尤其深入研究经世之学，对于历代朝廷典章、国家政务、军事和边防，广泛考察、旁征博引，能够屈伸手指说明它们的得失。他所到之处，凡山川险要、风土人情，无不向当地老人询问，遍览而熟悉。大概因为他的胸襟抱负宏大深远，志在当世有所建树，并不愿局限自己只是一个文士。戊戌年，我任职豫章时，才第一次听到先生的名声。到了辛丑年，我调任大梁，把先生请到官署，让他教我的儿子光耀、光裕读书。我看到先生在讲课之余，总是整理衣襟端正危坐，整天没有懒散的样子；间或同他讨论古今，他博学善辩，谈论雄健，滔滔不绝，我心中总是私下赞叹佩服不已。适逢我随从皇帝北上，转任京官，先生也告别我离去。不久，他在甲辰年归道山。此后由于人事〔原文“軥录”〕，同先生家里长久没有往来音信。今年夏天我在福建时，先生的哲嗣希宪前来拜见；这时距离先生去世已经将近十年。岁月如流水，大雅之作不再出现，我们追叙往日旧事，共同感慨了很久。希宪拿出先生遗著《崇本堂文集》十四卷，其中从经说、史论、策议直到各种文体，无不完备。读起来内容浩瀚，学识广博而贯通，简直把本朝江、戴、汪、洪、龚、魏诸家熔铸为一体。其中如《明史约序》《〈史记·朝鲜传〉书后》等篇，见识深刻，议论高峻，尤其能把今日的世局变化照见于十几年前。呜呼！凭先生这样的才华，却不能在世上得到重用，仅仅以一个文士终其一生，这是先生的不幸，也或许是这个时代的不幸。然而有这部文集存在，使后世求学之士能够窥见并探求真儒的宏大蕴藏，得到其余香和滋润，逐渐成为有用的人才，那么先生留赠给后来贤者的精神就将永无穷尽；区区一世之中的显达或沉晦，对先生又有什么增损呢？希宪善于继承家学，将把这部文集校订后交付刊刻，嘱托我作序，于是就根据我平日所知，撮取大略，写在书前，用来告诉世上阅读先生著作的人。宣统三年辛亥七月，终佳松寿在榕城节署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