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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謇斋琐缀录》，（明）尹直撰。●《謇斋琐缀录》一 经筵礼仪 察看祭牲的始末 翰林院掌故 ○经筵礼仪 命皇上临御经筵，始于即位之初，即天顺八年甲申八月二日。每年通常在二月、八月中旬开始，四月、十月下旬结束；每月会讲三次，日期都逢二日。进讲时，每次两人，一人讲四书，一人讲经。讲章都预先呈给阁老，由阁老转交中书舍人缮写正本、副本各两份，隔一天送进司礼监，由有关官员奏报皇上知悉。前一晚，在文华殿内宝座地平的南面，左右各设置一座金鹤香炉；在左边香炉的东面稍偏南处，设置御案、讲案各一张，都面向西；案上各放所讲的两部书，夹在讲章两侧，并各用一把金尺压住。到期这天早朝时，近侍内臣以及知经筵官、总兵、阁老、学士，（“近侍内臣及知经筵官总兵阁老学士”中的“总兵”原作“总裁”，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连同讲读官、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鸿胪卿、锦衣指挥使以及四品以上撰写讲章的官员，都穿绣金的绯袍；展书的翰林官以及侍仪御史、给事中、序班、鸣赞等，都穿青色金绣服。早朝结束后，皇帝起驾到文华殿，众官都跟随前往。大汉将军共二十人，引导皇帝到左顺门，退下更换冠带和便服，仍各自手执金瓜；其中领将军如果是侯或伯，就换穿金绣蟒衣。他们超过众官先进入左顺门，分班排列成行，站在文华门外，等传令宣告“进来”。将军先进入殿内，背靠东西两面墙站立；（“负东西墙立”中的“东”原作“内”，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众官登上台阶，鸿胪卿赞礼，命各班进入。行礼完毕，依次分别从殿的东西两门进入，重新分班站立。指挥使站在西边第一班的末尾，稍微靠前；御史、给事中以及六名序班，分别站在中门左右，面向北。两名序班抬着御案送到上面，另两名抬着讲案放在中间，鸣赞官唱道：“进讲。” 讲官分别出班，站在讲案前；两名展书官出班相对站立。鸣赞官唱道：“讲官一同行礼。”众人起身。东边展书官走到地平处，跪着行进到御案前，展开四书的讲章。讲四书的官员也稍微向前靠近案边，展开所讲的书；等展书官回到原位后，先说明今天讲哪一部书，然后正式讲解。讲完后，合上书，稍稍退后；原来的展书官仍按仪式上前，合上书，回到原位。西边展书官和讲经官进退，都按照前面的仪式进行。讲完后，众人再一同行礼，各自回班。序班分别撤去案子，连同放回原处。鸿胪卿跪在中间奏道：“礼毕。”皇上谕令：“官员们每人吃酒饭。”各官跪下接受旨意，起身，依次走下丹陛，仍然行礼，然后出左顺门。宴席按官职次序排列；只有学士的座次和站次，排在鸿胪卿以及四品以上撰写讲章官的右边；展书官的座次和站次，也排在四品以下撰写讲章官的上首，这是因为所任职事较为重要。所谓日讲官，共四人，每天轮流两人。起初讲《大学衍义》，其次讲《贞观政要》；这两部书都不用讲章，只各自用黄票写明起止篇目，预先送上。前一天，内臣在文华殿后面的穿堂中设置御案，把两部书和所讲的起止篇目放在案上。到了这一天，早朝结束后，四名讲官和阁老一同随驾进入殿内，把当天讲解的起止篇目交给内臣，在门内行礼，然后分班面向北、前后站立。东班当天应讲的人走到御案前，内侍把牙签交给他；他右手拿着牙签，一边指着书一边讲解。书册都朝上，开始时由内侍展开，讲完后再由内侍合上。讲完后，讲官归还牙签，回到原位。西班当天应讲的人接着进讲，全部按照东班的仪式进行。讲完后，皇上谕令：“先生们吃酒饭。”众人跪下接受旨意并行礼，礼前礼后都一拜三叩头。出殿后，在文华门外西廊设宴，宫中称为“小经筵”，有时也称“小讲”。○察看祭牲的始末 本朝举行大祀所用的祭牲，都预先养在牺牲所，牺牲所在天坛西南角。每年腊月初一早晨，皇帝亲自前往察看，文武堂上官都先在牺牲所南门外等候。皇帝到达后，乐舞生一起行叩头礼；锦衣指挥使奏报“请下辇”，尚膳监太监进献一盏茶，皇上才下辇。礼部、太常寺堂上官分别引导皇帝进入，众官都跟随，站在门内。等皇帝巡视完各种牲畜后，众官送出门外；皇帝登辇，喝完茶，众官才退下。以后每天晚上轮流由一名大臣接着察看，大体上从五府以及吏、户、礼、兵、工五部，通政司、翰林院堂上官中没有其他公务的人参加。太常寺预先按次序把各人的值日日期具文上报。到了下一位应当前往的人值日时，太常寺和簿厅在前一天直接索取其手本，请求批准。这天早晨，总兵官派一名头目先去接受约束。晚上，他率领五十名骑兵，等到钟声停止、人已安静后，才穿戴整齐的礼服；骑兵在前后导从，从正阳门出发，所经过的地方，火甲举着灯笼夹道等候迎接。到达西天门后，卸下舆轿，停下马匹，徒步进门，沿道路旁边行走，因为这条道路是皇帝平日进食时经过的。到达牺牲所北门时，礼部派出的官员以及养性士卒、知观、提点都在那里等候。众人整肃进入，从兔房、鹿槛、羊栈、牛枋、猪圈逐一巡视，然后在官亭坐下。牺牲所的官员把祭牲数目的揭帖准备好呈上，大致是牛犊二十九头、壮羊二十二只、鹿二头、兔十四只、猪三十四头。辞别出来后，骑兵和火甲仍然负责引导；到达城内，守门人打开锁，众人一同进去回到住处，这才散去。第二天早晨，穿上绛袍，先于百官进入左掖门；到达丹墀后，站在鸣赞官的右边，等皇上登上宝座，静鞭响第二声时稍稍上前，站在大汉将军的南面。三鞭响完，立即在皇帝所行的御道中跪下，自称“某官某人察看祭牲，前来复命”，俯伏叩头三次，起身，退到常朝班的东边站立，等众官行礼完毕，才回到原班。这天如果遇到停止早朝，也必须穿绛袍；只是从正旦以后，皇上临殿时，或穿朝服，或穿公服随众官行礼，唯独加穿布鞋；登上台阶后从殿东第一门进入内殿站立，等皇帝驾临、鞭声停止后，像前面一样复命。起身后，越过王门东边的门才出来。如果遇到传制，则穿朝服先进入华盖殿复命。使用骑兵，是相传从宣德年间开始的，目的是防备意外。按照旧例，察看祭牲属于天亮时进行，往返时骑兵常常遇到半夜；后来逐渐把时间提前，到只打二更时就已经返回了，但也没有人知道这不合旧例。因循旧习而图简便，哪里只是这一件事呢！○翰林院掌故

译永乐初年，选拔翰林院中有文学才能的臣子六七人，入值文渊阁，参与掌管机要事务；诏书、册文、制书、诰命都交给他们办理。至于誊写副本、缮写正本，则由中书舍人分班轮流进入办理，事情办完就出去。宣德年间，三位杨先生开始在阁的东侧设置厨房和膳食，又选擅长书写的人住在阁西的小房中，称为“西制敕房”。各位学士则住在阁东五间房中，专门掌管诰敕，拟写稿件，经阁老审定正误后，才交给中书舍人缮写进呈，称为“东诰敕房”。而带有“知制诰”官衔的，只有阁老和各位学士，中书等官不敢僭越。当时各位学士每天早晨都同阁老会餐后才退下。正统九年，陈芳洲先生入阁以后，学士只剩刘铉先生一人；他过分谦让退避，早朝退下后只停留在东阁，不再参加会餐，也不再查看诰敕。后来学士都沿袭了这种做法。直到现在，诰敕事务阁老全都交给中书、序班、译字等官办理，照样依葫芦画瓢罢了，却还欺骗别人说：“是从他们手里办出来的。”有一天，柯学士孟时对中书黄琼说：“某人的敕命稿写好后，赶快誊写上送。”黄琼回答说：“还没有写。”孟时只是暗自发笑。诗经说：“喜鹊筑巢，斑鸠却住进去。”孟子说：“长期借用而不归还，哪里知道那本来不是自己的呢？”真有像这种把别人的职事据为己有的事吗！五府、六部、都察院的精微文书，都送到翰林院，由学士掌管注销。陈芳洲先生入阁后，兼任掌管翰林院印信的职务，就把这件事交给博士、典籍、待诏、侍书等官办理，仍然如此。到了天顺二年，博士以下的官职全都空缺，便直接交给东诰敕房的中书、郎中等官办理；而缴进文书，则只是代替署上学士的职名罢了。四夷馆本来隶属于翰林院，由翰林院提督管理。每月初一，掌印学士共同签押公会簿，送到四夷馆。从提调、教师以下的人员，每天都登记到卯时和酉时，月底送翰林院查考。因此，凡是考核译字官及其子弟，吏部、礼部发文会同翰林院办理，学士没有不参与的。成化己丑年，礼部偶然忘了请示，掌院事者发怒，不让翰林院参与。直到现在，相关文移只是徒然归属学士，而会同考核则全部归阁老办理了。文渊阁本来是翰林院内部的署所，并不是衙门的名称。因此，凡是朝廷的宣召、各司的文书，（“诸司之文移”中的“司”原作“事”，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即使事情关系到机密政务，也只称作翰林院，或者称作“会同翰林堂上官”，起初从不以“内阁”作为名称。近年以来，却直接称作“会同内阁大臣”，而不再提及翰林堂上官了。后来入仕的士大夫不熟悉办事体例，大多都是这样。正统年间以来，每年四月下旬经筵讲完后，赐给各位执事宫扇，（“赐诸执事宫扇”中的“宫”原作“官”，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每人一把，都是皇上亲手授给他们的。天顺年间，因为经筵停止，便命内官传旨赐给各位堂上官，而学士仍然参与其中。成化年间以来，经筵虽然恢复御临，但这一典礼不再举行，只是徒然沿用天顺年间的旧例，甚至学士也有时得不到赏赐，不只是经筵各职事官如此。宣德年间以来，阁老和经筵日讲官有时得到冠服赏赐，必定是绯袍、金带，不问品级。今上开始临御经筵时，万循吉、李文通任学士，孙舜卿、刘叔温、牛大经任少卿，双方的品秩不相上下。到了赏赐衣服时，牛太监偏袒他的侄子，所以三位少卿都赏赐金带绯袍，而万循吉、李文通则赏赐青罗袍，以压低他们的待遇；不过腰带仍然是金带。后来牛太监因其他事情败落，这件事也成为治罪他的依据之一。成化己丑年冬天，王惟臣、彭彦实进入日讲不久，恰好遇到赏赐冠服；虽然仍然赐给绯袍，但腰带只是一条素色玳瑁带。当时有人怀疑文通不愿意让他们和自己并列，说许太监临到时候把腰带换掉了。成化癸巳年夏四月，又赏赐王惟臣、彭彦实素色香带，阁老才趁机谈到这件事。到了端午节，（原文没有“端”字，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补。）赏赐阁老织金麒麟大红纱各一端，（原文没有“老”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于是又一并赏赐镶金玳瑁带，所以旧典才得以恢复。正统年间以来，各位学士和阁老每天早朝退下后，都进入东阁，行圆揖礼完毕，讲读官以下的官员按官职次序站在阁门内；中书等官即使已经升到四品以上，也仍随众人按次序站在阁门外，向各位学士和阁老一同作揖，然后散去。天顺初年，徐有贞突然升到高位，想要表示私人的恩惠，于是听从西敕书房中书等官的请求，允许他们另行在文渊阁下作揖，不再随众人行礼。只有东诰敕房的中书等官，仍然照旧作揖。尾巴大了就难以摆脱，难道会没有缘由吗！如今翰林院外署，原来是鸿胪寺的旧址，建于正统七年，而印信则铸造于正统六年。最初落成那天，各位学士都到任，钱文肃先生掌管印信，没有设置西杨、南杨二位先生的公座，说：“这里不是三公府。”到了那天，二杨先生听说后，便命工部准备椅子和案几，由胡宗伯确定座次，两位先生才从内阁出来就座。当时舆论虽然认为文肃先生做得对，但二位公卿所任的职务，本来就是翰林院的事务。成化壬辰年夏四月，尹直等人升任学士。到任时，可斋彭先生因兼任其他品秩，并不是本院学士，只停留在后堂，推辞不肯出来就座，万循吉再三请他。尹直于是进言说：“听说西杨先生也曾经就座，先生为什么要推辞？何况后来陈先生、高先生也没有不就座的。”可斋这才出来，坐在席中；万先生坐在右边。商先生当时因兄长去世没有到场，所以左边空着；尹直等五人按次序分列东西就坐。众人共同签署文书完毕，讲读官以下的官员请求行拜礼，（“讲读以下官请行拜礼”原缺“读以”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尹直等人推辞，可斋说：“行拜礼是合乎礼制的。”

译礼毕，（原缺“毕”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众人进入后堂赴宴。王惟臣、江东之、杨惟新一同坐在上座；尹直和彭彦实因为曾经拜可斋为老师，（原缺“与彭”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推辞不肯坐在前席。讲读官、修撰中任职年限较长的，也列在前面，（原缺“者亦”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其余人按东西两边的次序就坐。这次宴席共同筹措的费用很大。后来，尹直等人又共同设了一席，（原缺“复一”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情形也和前面一样。这是翰林院本院的旧例，其他衙门没有这种做法。正统年间，钱文肃升任礼部侍郎，陈芳洲先生接着掌管翰林院事务。不久，（原缺“几”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陈芳洲入阁，仍兼任此职。等到升任少保后，本院向各司发文，仍署他的职名，于是上疏请求以后只署姓氏。起初，本院的案牍在各位学士按班署名之后，另外再署名的，只有掌院学士和孔目二人。成化己丑年冬，尹直署理翰林院事务，大概以侍读署理院事是从尹直开始的。（原文没有“自直始”三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当时尹直看见孔目没有签署姓名，（原文没有“时”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便询问原因。孔目说：“从柯先生开始，才革除了这个弊端。”尹直说：“朝廷设置首领官，正是想让上下相互制约；这个弊端固然应该革除，哪里可以立即连他的职务也革掉呢？”于是命令照旧署上职名，这个弊端也就无法作乱了。本朝宫殿最崇尚简便。除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殿以外，西边有武英殿、仁智殿，都是画史、艺士供职和游息娱乐的地方。东边有文华殿，是储君临御的地方；但皇上每月三次举行经筵，以及每天阅览章奏，也都在此殿进行。东宫讲读，（“东宫讲读”中的“宫”原作“殿”，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在文华殿东厢房，共三间；在北面一间的中间设置座位，开一扇门朝南。每天早晨，各位官员都穿绣服进入，行叩头礼后分班站立。（“俱行叩头礼后分班立”中的“俱”原作“则”，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改。）东宫在座位上背诵完前一天所学的书后，东讲官径直走到地平前站立，内侍把牙签交给他；他手执牙签指着书讲解。四书讲完后，从西边下去，横向折返回东边，再回到班列。西讲官从下面横向折返向东，径直到地平前，讲经如同东讲官的仪式。讲完后，从西边下来，横向折返回班列。这是因为从左边进入、从右边退下，转折回旋合乎规矩，是礼制。书册都朝上。讲完退下用膳后，东宫就换穿□〈衤曳〉□〈衤散〉，佩戴金镶宝石或玉制的钩条，面向西窗练习临摹一张字。各位官员换穿素袍再次进入，把三天所讲的书一同讲解完。完毕后，睿旨说：“先生们每人吃茶。”各官叩头后从中间退出，稍站片刻；内臣设置一张桌子，把东宫临摹的字展开在桌上，请众人观看。阁老用朱笔在字迹端正楷书的字上加点，内臣常常请求多点几个字，希望进呈给皇太后观看，使她高兴。点完后，内臣把临摹的字进呈上去，各位官员退出门外；内臣奉上茶，喝完后，众人才退下。永乐年间，曾选取举人、监生学习四夷译书。担心这会妨碍、荒废他们本来的学业，于是命令在会试试卷末尾标明所译书中的几十个字。三场考试结束后，送交翰林院决定取舍，仍送入考场填榜，这大概是优待的规定。然而考中进士后，仍在馆中任官并学习译书，许道中先生就是这样。到景泰初年，吴祯以平民身份充任译字官，才援引这个先例参加乡试。考中进士后，又因参与编修《寰宇通志》有功，和众多庶吉士一起出馆授任御史。成化年间，俞瓒又依此例授为户部主事。大概资质稍可进取，便只学习科举业，而不再精通译书，译书徒然成为科举及第的捷径，所以争相趋赴的人很多。天顺八年，彭可斋才首先建议按照制度在内廷决定取舍，不再送出翰林院了。景泰年间，我以庶吉士的身份参与编修《寰宇通志》。一天，我和彭彦实一同到文渊阁东边如厕，正好少保芳洲陈公也来了。我们两人退立一旁，陈公快步走过，回头对我们笑着说：“按照缓急来排次序。”另一天，陈公进厕所时，赞善周尧佐已经先在里面，陈公开玩笑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从这两句话看来，陈公从容而善于说笑、风流儒雅而含蓄温厚的风采，大概可以想见了。宣德以来，中书舍人任期届满，只升两级。在西敕书房任职的，逐级升到五品郎中等官职时，便兼有待诏、侍书等名衔。程云南、黄养正、朱孔易等人虽然都受到宠信任用，也不过是四品散官而已。正统年间，曹先生掌权，才开始授予一两人太仆寺卿的副职、顺天府丞，也从未有过借授清贵官职的事。天顺以来，中书舍人任满便升任吏部、礼部员外郎，员外郎任满便遥授山东布政司参议的名衔，由顺天府支给俸禄，兵部拨给皂隶，仍像过去一样悬挂员外郎的牙牌。书办一遇到恩例，太常寺卿的副职也可以轻易取得；至于替人书写铭文、表章、记文，便连知制诰兼经筵等名衔也没有不冒领的。虽然每天在阁老面前供事，却又巴结依附权贵，逢年过节的恩赐，很少有不与他们分享的。他们窥探动静、暗中买通以求私恩，从景泰年间就已经如此。所以王千之先生刚入阁时，便上奏把王谦、陈学等几人斥退，改任外职，士大夫们都一致称快。千之先生失败以后，

译到了成化年间，这种风气又一天天加剧：有的人刚授任山东参议，遇到庆成宴便请求在殿中陪坐；有的人刚充任史馆誊录，还没有抄写一笔，就因父母丧离职，服丧期满时恰好书已经抄完，于是便由员外郎升为郎中。他们妄图求取恩泽，扰乱旧有章法，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揭发，真是令人叹息不已！正统年间，礼部缺少侍郎，吏部拟定推举苗先生衷来补任，朝廷却改用钱习礼先生出任，缙绅们都前往祝贺。钱先生说：“我如今担任的是有司的职务，有什么值得祝贺的？”不久，陈、高、曹、苗四位学士都遥授各部侍郎，仍旧在翰林院供职，这大概是一时馆阁中的盛事。正统十四年秋，蒙古军逼近京城。当时有大臣上奏，请求留下边将守卫京城。兵科给事中叶盛上奏说：“今天的事情，边关最为紧急。从前如果独石、马营没有放弃，那么六军怎么会在土木陷败？如果紫荆、白羊没有失守，那么蒙古骑兵怎么会逼近都城？由此看来，边关不牢固，京师即使守住，也不过只能保住九门平安罢了；陵寝怎么办？郊社坛壝怎么办？田野百姓遭受荼毒怎么办？应当赶快派人固守宣府、居庸，这才合适。”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此前，土木既已战败，边城大多陷落，宣府孤立危急。不久，朝廷又商议召宣府总兵官率兵进入京师防卫，人心也惶恐不安，有人想要干脆放弃宣府，众人纷纷争着上路。都御史罗亨信不同意，手持佩剑坐在城门前阻拦他们，下令说：“谁敢出城，立即斩首。”众人这才安定下来。城中的老人和孩子欢呼说：“我们这些人活下来了。”于是制定防守策略，督率将士发誓拼死守城。蒙古军知道城中已有防备，不敢进攻，北门的锁钥因此得以保全，这是罗亨信的功劳。按语：古今建立国家，边疆藩屏都是最紧要的。我朝建都幽燕，逼近胡人境地；大宁失守以后，所能依靠的只有宣府，稍稍作为屏障罢了。正统末年，执掌国政的人只知道保卫京师，却把宣府置于考虑之外，完全没有想到：宣府如果不能守住，那么山后地区都会沦为贼寇的战场，陵寝孤零零地暴露在外，而胡人的骑兵就会在北门鸣镝示威，这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幸亏罗公忠诚义烈、奋发有为，发誓拼死守卫，不仅使一城百姓得到生存安居的福泽，京师实际上也依靠了他，所以世人说亨信有安定国家的功劳，确实如此。至于守卫大同，则郭登的功绩尤其伟大。朝廷认为内阁处理政务的机要事务繁重，想增加一两个人，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人选。当时锦衣卫刘挥使一向与徐珵交好，便向金太监推荐他，于是召徐珵到左顺门询问对策。徐珵极力说城池守不住，必须迁都南方。众内臣都斥骂他，但徐珵仍竭力坚持先前的主张，甚至流下眼泪，言语连续不断。金太监便命人扶他出去。江时宜先生当时在左掖门当值，问道：“怎么样？”徐珵说：“我主张南迁，已经不合适了。”江时宜进去后，公开陈说坚守的策略，于是受到称赞和赏赐，命令入阁。不久，徐珵多次被推荐，都没有获准。一天，徐珵替芳洲推举一份任命状，又用一束玉带作为助礼，拜见芳洲先生，说：“推举先生的任命，玉带应当送到了，所以冒昧把它献上。”芳洲先生收下了玉带，便教徐珵改名，希望朝廷忘掉他先前的主张，这样推荐就可能获准，于是徐珵改名为有贞。后来张秋河决口，徐有贞想借前往治理河道的机会升迁，商先生托王公度到内阁推荐他，于是升任佥都御史。到景泰丙子年十二月，河工完成，徐有贞返回。皇帝召他到御前，慰劳并赏赐，升为副都御史。徐有贞又请求芳洲推荐自己入阁，没有成功。于是暗中告诉石亨等人，说皇帝有病，可以乘机谋划举事。过了一年，春季正月，他便因迎接英宗复位的功劳进入内阁，并以芳洲等诸公谋划不轨的罪名将他们治罪，把罪状张榜公布天下。他还私下对商先生说：“我也没有办法回护周旋，只能把您放在末位。”他也可以说是嘴上甜言蜜语、腹中暗藏利刃的人吧！景泰年间，高少保先生因为陈芳洲先生独自受到宠信任用，便上疏请求增加内阁人数，实际上是想援引自己的知己来帮助自己，心中属意于钱原溥。他正私下托商先生加以赞成，商先生很久没有答复。高先生说：“商公，怎么样？”商先生说：“再看看。”高先生完全不知道两人一向不合，势同水火。等到奏疏下到内阁推举人选时，芳洲说：“奏疏中说不拘泥于繁重或事务剧多的衙门，那么三法司也可以推举。如果这样，我所认识的人中，萧维祯可以。”他实际上并不是要推举萧维祯，只是为了阻挠钱原溥。高先生立即改为推举王千之先生，这又是为了阻挠萧维祯，于是王千之便有了入阁的诏命。后来王千之深深佩服芳洲的见识和器量，却很不满高先生的狭隘，最终两人因意见不合而决裂。当时人说高先生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但王千之的好恶本来就不偏私。天顺初年，因为景泰年间更换太子的缘故，凡是翰林院中带有东宫官衔的人，都改任其他职务。这次改任中，李克述、林恒简、黄廷臣改任尚宝卿，刘主静、倪克让、吕逢原改任通政司参议，钱原溥改任尚宝少卿，都兼任翰林院职务；讲读以下的官员仍旧供职。这是出自徐有贞的意思，而且他说：“如果改成翰林院的职务，那就是升迁，而不是改任了。”不久，吕先生便带着参议名衔，和彭可斋先生一同入阁。这年冬天，陈汝言掌权，对皇帝说：“翰林院的官员都带有其他衙门的官衔，只有本院学士一个也没有，这在体制上很不方便。”皇帝召来冢宰王九皋传达旨意，王九皋回答说：“学士的职位不轻，如今看来似乎太多了。”陈汝言反驳他说：“唐朝有十八学士，现在怎么会太多？”于是这些人都改任学士，钱原溥改为侍读学士，彭可斋则以少太常兼侍读的身份改兼学士。第二年，廷臣出使交南回来，也援引这个先例改任学士。舆论认为陈汝言所做的事值得称道，只有这一件；徐有贞对此应当感到惭愧。按语：景泰年间更换太子的意图，天下人和后世都共同非难它。徐有贞迎合这一意图，凡是翰林院中带有其他官衔的人都改任别职，改变并扰乱旧有章法，更是万世的罪人。王九皋也助成了他的恶行，幸亏陈汝言出面反驳，才恢复旧制；徐有贞难道不应感到惭愧吗？

译景泰年间，朝廷命令把纂修官的姓名职衔揭示在文华殿墙上。当时又命令宦官到馆中催促完成书稿，有时还取稿本给皇帝阅览。每逢上林苑、南苑进献时新的果品，便常常颁赐给馆中，多到五六篚。很快便报告阁老，和他们一同行礼完毕后，才打开黄封，把果品分配带回。又曾赐给烧猪、蒸羊，在东阁设上尊宴慰劳大家，众人都喝醉了。翰林院值班官员有幸参与，便一同享受这份荣耀；这大概是一时恩意格外深厚，在此以前从未有过。国初，废除中书省，不再设置宰相。永乐初年，才设置内阁，选拔六七名翰林院儒臣居于其中，主管制诰，每天准备接受皇帝顾问答对，参与裁决政务，实际上承担了宰相的职务，但官阶不过是学士。洪熙初年，才开始升为孤卿，任职者都是潜邸旧人，其中三杨任官时间最长。在那个时候，战争刚刚平定，宗室还不繁盛，军职还少，经费也不多，国家用度有余，民间人口稀少而土地广阔，法网还不严密，财利也没有制度限制。宣宗英武刚断，独自决断政务，各部门和地方长官长期任职而不更换，官民相安，天下号称太平，这正是三杨的名声由此显著的原因。当时福建佥宪廖谟因杖杀驿丞一事，东杨因为他是乡官，想判处抵命；西杨因为乡里关系，想拟定为因公办事，双方争执不决，请太后裁断。王振因此进言说：“三杨都有私心。判处抵命太重，判为因公又太轻，应该按照品级降调为府同知。”太后认为他说得对。从此王振每天搜罗内阁的过失，把裁决权全都归于自己，三杨于是相继请求告假归省。恰好宗室中有人送给东杨土产，王振准备把这件事揭发出来，西杨以东杨不在京城为由替他辩解。东杨听到消息后，兼程赶赴朝廷，冒着瘴疠，最终死在钱塘。因而王振的权势更加专擅，他好大喜功，于是借麓川思机发、思仁发兄弟相互仇杀之机，仓促发动了麓川之征。派遣将领出兵，使中原疲惫耗损，滥费爵位和赏赐去争夺荒僻夷地，最终对国家有什么益处？以至于九溪苗僚乘势作乱不安，战事相连、祸患不断，后来又延续到叶宗流、邓茂七、黄萧养等人互相煽动而起，最终发展到土木之变。这些都是三杨起初失去权柄、不能阻止王振造成的后果。然而，西杨的文学，东杨的政事，南杨的清雅，都是别人比不上的，所以评论当今的贤相，必定会说三杨；三杨大概是长处很多的人。丘仲深《杂著》说：“一时的贤相，通常都并称三杨。”这话说得对。不过在他们当政的时候，南交反叛，轩龙易位，传达诏令的使者往来频繁，屡次泛舟西洋，他们竟然没有说过一句话；权力归于宦官，远征麓川，战祸相连，最终发展到土木之变，这究竟是谁开启的？《春秋》以贤者的标准责备贤者，他们能够逃脱责任吗？按语：张太后在世时，总揽威权和福赏，权力没有下移，一切政务都由内阁裁决，王振不能参与其中。太后每天逐一查问，如果有一件事不是由内阁处理、而是出自王振之手，便把他召到朝廷责问，甚至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控制得这样严密，王振怎么可能擅自专断一件事情呢？后来太后去世，三杨又相继去世，王振便完全没有顾忌了，生杀予夺全都出自他的手。从此王振每天搜罗内阁的过失，导致东杨死于途中，王振更加专横，又好大喜功，逐渐发展到土木之难；事情的由来，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易经》说“履霜，坚冰至”，难道可以不加防范吗？《謇斋琐缀录》二 翰林院各位学士，凡遇赐宴，都在殿中坐在四品官之上；讲读官以及经筵官，都坐在中左门之上，这是前班的旧制。正统年间，李古廉由学士出任祭酒，宴饮时，各位学士仍按照旧例谦让，让他坐在上首；佥都御史便因而坐在祭酒右边。天顺初年，刘益以布政司参议的身份升任祭酒，各位学士才恢复旧制，坐在他之上。成化初年，吴与俭先生以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的身份参加庆成宴，当时佥都御史张来凤曾经拜吴与俭为师，于是退坐在各位学士之下，当时舆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丁亥年春，礼部在中左门设置宴席，首席排列都给事中。翰林院值班官员等人在丹陛上等候皇帝时，向姚宗伯询问此事；姚宗伯推说这是旧例。柯孟时责问他说：“布政司官员入朝，有时参加宴会，也只能坐在门上；如今林章以山东参议的身份反而坐在殿中，这是什么规矩？”姚宗伯说：“这不是我规定的，是贵衙门自己决定的。”这其实是指安简先生受林章所托安排此事。于是姚宗伯命有关部门揭去席间的座位名牌，说：“让各位公自行排序。” 不久，各位同僚敬酒之后，便先进入席位，坐在前列；都给事中排在他们之后，各衙门五品堂上官又排在都给事中之后。这是因为礼制没有完整记载，只好各自按照方便行事。

译传记中说：“议论礼制的人家，就像聚在一起争讼。” 确实如此！第二年，姚宗伯才上奏确定班次，并增加司业张振烈。大概司业参加宴会从此开始。馆中士大夫在暑月，常穿着不拘礼制的衣服拿笔办公。景泰年间有一天，皇帝从右顺门经过，左顺门的诸位官员大多斜倚在东阁门边，争着观看皇帝。皇帝问身边的人：“那些穿白衣服的都是什么人？”身边的人回答说，他们一定是秀才，出来后工匠会收拾笔墨并锁门。第二天早晨，舒良太监把这件事告诉阁老。芳洲把皇帝的话转告给诸公，大家都唯唯诺诺，只有刘主静出列拱手回答说：“学生只是在门内观看。”芳洲厉声说：“在门内也能看见，这真是五十步笑百步，怎么这样迂腐！”退下以后，众人议论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说的就是刘主静。编修《寰宇通志》时，馆中诸公每天有很多不到，甚至有人因此耽误早朝。阁老于是命令阁门吏每天早会后详细报告是否到场，并把不到者的职名揭示在东阁上。芳洲因此写了一副对联：“早朝没有到，幸蒙圣朝恩泽还有宽限的时候；纂修没有来，可史馆的书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人们认为这很得文章之体，也互相以此规劝。芳洲诸公总裁《寰宇通志》时，在郡县沿革的结语中说：“本朝沿袭前代的地方，有的改为‘本朝因之’，有的改为‘今仍旧’，最后还是改回原来的说法。”邢逊之于是引用了一个譬喻：从前有个人非常喜爱自己的猫，给它取名叫“天儿”。有个客人来辨析说：“天固然尊贵，但云彩能够遮蔽天，那么天就不如云。”于是改称“云儿”。后来又有人辨析说：“云固然能遮蔽天，但风能够吹散云，那么云就不如风。”于是改称“风儿”。后来又有人说：“风固然能吹散云，但墙足以挡住风，不如叫‘墙儿’。”于是便叫“墙儿”。后来又有人说：“墙固然能挡风，但老鼠在墙下打洞，墙就会倒塌，不如叫‘鼠儿’。”于是便叫“鼠儿”。后来又有人说：“老鼠固然能使墙倒塌，但猫实际上能捕捉老鼠，那么老鼠就不值得尊贵，不如叫‘猫儿’更好。”于是仍然叫它“猫儿”。这和《寰宇通志》中“本朝因之”这句话有什么不同呢？”馆中众人都哄然大笑。后来芳洲听说这件事，也失笑说：“竟有这样的事吗？” 景泰丙子年，刘宣化、黄廷臣主持顺天乡试。当时王千之、陈芳洲两位先生的儿子没有考中，恰好译字官刘淳的试卷已经由翰林院考定为中式，送入考场，但来不及填入榜单，只是因为疏忽遗漏罢了。两位先生因此弹劾考官违反制度，并摘取试题“虽欲自绝，有无正统”等语，请求按照洪武年间治罪三吾等人的先例，重新举行科举考试。朝廷只下令翰林院会同众官校阅试卷，众人都说：“取舍颠倒错误，试题触犯嫌讳，考官不能没有罪责。”两位主考官非常害怕遭遇不测。只有高先生一向厚待黄同卿。（“惟高先生素厚黄同卿”，原文没有“厚”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第二天早朝，奏事完毕，高谷出班跪下说：“少保臣高谷有事要在门下陈说。”于是被召到御榻前，他详细说明了事情经过，主考官遂获释，不再追问，并且允许两位先生的儿子参加会试。王千之又上疏，内阁批示说：“如果再敢来打扰，就以大臣擅自执法论罪。”于是士人议论都认为这件事不对，不过这次科举的录文也没有什么可看的。过了一年，王千之、陈芳洲二人因被诬陷而获罪，王千之死去，陈芳洲被戍边。（“王死陈戍”，原文没有“王”“陈戍”三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 后来刘宣化也因病去世。当时刘宣化的同年陈汝言掌权，便向英宗进言，于是刘宣化获得谥号“文介”。大概两位先生最终都因为这件事失去了名声，刘宣化却偶然因这件事获得了名声，事情有幸与不幸，竟是这样啊！永乐年间，宫中每逢端午、重九等时节举行游赏活动，如剪柳等娱乐活动，翰林儒臣都戴着小帽，穿着□〈衤曳〉□〈衤散〉，侍从们陪同观看。观看完毕后，各人献上诗词歌辞，皇帝亲自评定高下，赏赐黄封宝钞各有差等，到宣德年间仍然如此。后来阁老以及各位学士、卿和亚卿也间或参加，以下的儒臣便不再接近，而应制之作也很少听到了。正统年间，朝廷给一名边将颁发敕书，他原本任左军都督府的职务，敕书却误写成右军都督府。边将接到敕书后，上疏询问应当到哪个府支领俸禄？奏疏送入内阁。朝廷召武选司主事郑厚前来，众人都责问他当初移送请发敕书的手本有误，想把罪责归到他身上。只有东杨先生徐徐说道：“郑主事，你是什么出身？”主事回答：“学生曾考中会试。”东杨说：“既然如此，你也是明经进士，难道不懂得‘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吗？敕书既然写的是右府，就让他在右府带俸，这有什么可争辩的错误？”众人这才释然，当时都认为他说得合乎体统。东杨的才识敏捷，大多类似这样。不过，小的错误还可以容忍；如果错误比这大，难道还可以为了护短、以过错为耻而坚持错误吗？这又应当看事情轻重究竟如何。景泰年间，朝廷锐意要修撰续编《资治通鉴纲目》，等待志书完成后便开设史馆。当时几位阁老乘机诋毁本院官员办事怠慢拖延，说完成日期无法确定，于是各自推荐自己熟悉的人。丁珵等参议因此都被召来。教授聂大年抱病进入史馆，退食后在松林下休息，过了一夜便死了。其中有像章主事辄那样的病人，（“其中病如章主事辄”，“章辄”字，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作“章□〈言耴〉”。）也有像刘治中实这样的老人。刘宣化先生于是讥讽说：“生、老、病、死之苦，史馆全都具备了。”一天，丁参议和宋尚宝怀着愤怒，脸色都变了，在史馆中互相辱骂。陈缉熙立即作了一首诗：“参议丁公性情太刚强，宋卿傲慢也实在难以承受。胡乱把毒手伸向青史，故意说粗俗的话玷污玉堂。同僚有情也难以劝解，外郎无礼便到处传扬。不知班固、司马迁、韩愈、欧阳修这些人，曾为修书闹过几场。”第二天，两人听说这首诗后，后悔不已，彼此消解了怨气，道歉说：“不要再给这篇文章留下笑柄了。”有见识的人由此知道，这部书最终一定不能完成，大概是因为执笔的人大多不合适。刘文介公说：“我曾经说过，做翰林的职务，清贵高尚固然值得高兴，但长期停滞不升也令人叹息。譬如金水河中的鱼，是否有化龙之时还不能确定，但遭受网罗之祸却可以确定不会没有；至于把它比作华表柱上的鹤，却不能在水中觅食，也未尝不像。”

译宣宗最喜爱诗词文章，选南杨和陈芳洲两位先生每天在南宫值班，奉命作应制诗文。杨先生构思迟缓，陈先生构思敏捷。一天，皇帝命令撰写御制《寿星赞》，陈先生提笔写道：“南极渺茫啊一颗星，祥瑞的光芒照耀八方。预兆皇家长享年寿，我心所思是天下太平。依赖忠贞之臣辅佐成就，愿进入长寿之域共同升登。”南杨用手指圈画“寿域”二字，想要修改却还没有完成。当时宦官催促得非常急，说：“先生有修改就改，没有就算了。”于是把稿子取走，送给内阁，问两位杨先生：“‘寿域’二字怎么样？”西杨回答：“八荒开寿域。”宦官回来又问南杨：“‘八荒开寿域’，这句诗怎么样？”南杨说：“好诗。”宦官说：“你先前用手指指出‘寿域’不好，为什么？”南杨默然无言。过了一会儿，陈芳洲退食，在端门遇到西杨，西杨对他说：“刚才赏赐下来的一篇寿星赞写得非常好，一定是大手笔。”陈芳洲连声答应。后来正统年间，朝钟有一天经敲击却不响，朝廷命内阁撰写祭钟文。南杨进入屋中翻找旧稿却找不到，太监等候很久，便催促陈芳洲说：“先生为什么不写？” 陈芳洲于是对南杨说：“以前没有这样的稿子，先生只管口述，我来记录。”南杨于是先说了一句，陈芳洲便接续写成了全文。仁宗昭皇后将要题写神主并附祭太庙时，南杨坚持称作“皇太后”，众人都无法劝止。后来他奉命撰写御制国子监碑文，题目写作“重建太学之碑”。当时西杨卧病不能出门，便秘密下旨封送给西杨，命他另写一篇，题目写作“大明新建庙学之碑”。呈上后，最终采用了西杨的题目。南杨又坚持使用他原来的题目，西杨便具本论说道：“凡是说‘重建’，是指已经建成之后又重新建造。庙学虽然是前元所建，却不是本朝的事情，这里不能这样论说。而且庙和学是两件事，如果只写太学而不说庙，在礼制上也不妥当，请一并改成‘新建庙学’四字为宜。”朝廷议论虽然认为西杨说得对，但碑石已经刻成，来不及改了。两位先生的学识由此便可以看出。仁宗在位时，有一天，内臣谈到太宗皇帝晚年想立赵王府为储君，便把这个意思告诉东杨，东杨立即回答说赵王府的面貌和鼻子歪斜，不适合登上正位。于是召来赵王府的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皇帝的意图顿时打消了。仁宗听说后，当天便下内批，晋升东阳为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西杨得到旨意后，怀揣奏章进见，请求在少傅两旁加上“太子”二字，于是传达出去。（“乃传出”，“乃”字原作“及”，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不久，又升任兼工部尚书。说到立赵王府为储君这件事，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难道是内臣借此为东杨铺路吗？而加上“太子”二字，西杨也未必真的如此做了。后来，宣宗因为东杨在便殿奏对，亲手拿着他的牙牌说：“如今你在我身边，怎么还带着这块牌子？可以立即去掉‘太子’二字。”东杨于是叩头谢恩。后来《实录》修成，东杨才与西杨一同晋升为少师。正统年间，某位祭酒因贪赃被罢免。西杨先生和李古廉先生下棋时，因感叹祭酒一职空缺，难以找到能够振兴事业的人，李古廉回答说：“不能说没有人，只是要看朝廷选拔任用谁罢了。”当时程南云在旁边，立即称说李先生难道不适合担任这个职位吗？李古廉不高兴地说：“胡说，胡说。”第二天便有旨意，任命李古廉为祭酒。当初，李古廉和陈敬宗在翰林院时，袁柳庄曾拉着二人并排站立，说：“两位先生将来的功名相当。”当时陈公仪表魁梧，而李古廉身材很矮小，听到的人都不相信。后来陈公凭借方正严厉而受到压制，李古廉凭借公正宽厚得到士人拥戴，声望高涨，袁柳庄的相术确实应验了。西杨先生亲自编撰《圣谕录》，其中说赵王府那件事是东杨迎合皇帝而提出的，必定有所根据。一天，东杨的孙子士谨来拜访我，谈到这件事时，他很不高兴，认为这不对，说顾都实本来是他的祖父以同年身份推荐给宣宗的，众人都称赞选得对人，但西杨却把这件事攫取为自己所推荐的，由此可以推知其他事情：有好处就归自己，有过错就归给别人，竟然如此。他想陈述辩解，我劝阻他说：“自有公论，不必辩解。” 正统年间，宗伯胡濙有一天早朝时，承旨跪拜起身，腰带解开掉在地上，他从容地捡起来系好，随后叩头回到班列，御史也不能纠察。正统十三年，彭时考中状元。在应当上表谢恩的那天晚上，他坐着等待天明，到四更时才靠着几案醒来，竟然误了早朝。纠仪御史上奏，请求命锦衣卫拘拿他，旨意已经下达，彭时从容出班奏道：“状元彭时没有到，应该让锦衣卫去寻找。”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否则，彭时刚成为新科状元，就被拘捕执拿，像囚犯一样，那就有损斯文体面了。老成持重的举止，自然合乎大体，由此可以看出来。英宗最初复辟时，徐有贞等人指使言官诬陷弹劾王文、于谦两位少保等人，说他们因召立外藩而图谋不轨，甚至说：“事情虽然只是传闻，实情却难以容忍。”于是交给众官会同审问。于谦低头不为自己辩解，只说：“辩解也是死，不辩解也是死；朝廷即使赦免我，众人也不会肯放过我。”只有王文逐条分析陈述，众人没有谁能驳倒他。都宪萧维祯说：“事情出自朝廷，不承认也难免一死。”（“不承亦难免”，“不承”原作“其罪”，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总兵张軏，就是后来被封为太平侯的那个人，瞪着眼对萧都宪说：“这些人是自己犯罪，怎么能说是出自朝廷？”萧维祯假装没有听见。当时刑部刘清在旁边想回话，张軏愤怒地斥责他：“看你这样的脸相，也不是做这件事的材料。” 而当时依附权势的人都得意洋洋。刑科给事中尹旻当众奋力挽袖挥拳，用脚踢打王文、于谦两位先生，（“脚踢王于二公”，原文没有“脚”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还说：“这两个奸臣，正好殴打。”有见识的人都暗自含笑。过了第二天，徐有贞等人便升任尹旻为通政参议。后来徐有贞等人失败，王文、于谦的案件也得到昭雪，尹旻很是惭愧后悔，但已经来不及掩饰了。

译英宗复辟初期，凡是参与拥戴的人都得到升职，称为“夺门功次”。每天早晨，鸿胪寺宣读谢恩者的姓名，总是把“夺门”作为题目；有见识的人听到后，无不叹息惋惜。我私下对彭纯道先生说：“所夺的是什么门？禁门难道可以夺取吗？当时景帝果真去世，群臣百姓不能不拥戴上皇恢复帝位，哪里需要动用军队在禁门前浴血厮杀呢？何况当日景帝已经打算勉力出面视朝，如果南宫出行稍微迟缓一些，事情就不能成功，不知道石亨等人将把上皇置于何地？这只是侥幸贪取上天之功，并不是万全之策。如今却把功劳归于‘夺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于是彭先生私下向李元德公谈了这些话。李公当时也是张軏推荐进入内阁的，还没有想到这一层。等听到这些话后，也感到震惊，于是在回答皇帝问对的间隙，从容地进言，皇帝顿时醒悟，立即加以疏远隔绝。石亨等人反而闷闷不乐，怨恨不满，最终导致被诛杀，而陈芳洲等诸位先生也从此获释。天顺初年，原来的阁老都被逐出，徐有贞、薛文清公、许道中、李文达公代替了他们。其中只有李公仪表风度端庄凝重，举止合乎体统，（“其中惟李公仪度端凝得体”，“仪”字下面原有“气”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删去。）薛文清虽然学问品行老成，却因为奏对时误称自己为“学生”，于是失去宠信，请求退职，可以说是明哲保身的人。徐有贞相貌丑陋而内心阴险，许道中则鄙陋低劣、放纵旷达。英宗第一次见到徐有贞退朝时，对左右说：“徐有贞可惜没有福气。”一天退朝后，皇帝登上东阁，台阶高陡而积雪湿滑，许道中失脚跌倒在地，匍匐着重新上去；徐有贞低头侧着脖子，张口大笑。到了东阁，他和众官行揖礼后，仍不停地对许道中发笑，十分有失观瞻，众人都鄙视他。徐有贞生性多疑，起草即位诏书时反复改窜，直到经过三夜，内阁才完成。到了读卷那天，皇帝驾临文华殿，宦官催促了两次，他还拖延不来，故意摆出傲慢的样子。后来岳正接替了他，进见答对时把话全都说出来，甚至说话时唾沫和气息溅到皇帝衣服上，自己也没有察觉。英宗对侍臣说：“那个猥琐的胡子对我说话，还指手画脚。”所以这几个人不久都被抛弃斥退，而李文达始终得以保全，安享富贵。大概容貌和言语气度，是德行的外在征兆；举止的高低俯仰，又是吉凶的预兆，君子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天顺元年，会试同考官大多是权贵推荐引进的人。到了发榜那天，试卷文字错误，取舍又徇私情，诽谤议论喧嚣不止，无名诗词纷纷出现。有一首排律说：“圣明君主开科选取俊秀贤良，主考官却迷乱错误更加荒唐。薛瑄的性理学说难以包罗，钱溥讲《春秋》却没有主张。吴节只知道贪图贿赂，孙贤完全不懂文章。问‘仁’既然没有颜子，配享祭祀怎么会有太王？告子冒用姓名应当问罪，周公埋井也并非寻常。阁老的贤能儿子真是慷慨豪迈，总兵的命官侄子独自高昂。榜上有名谁不羡慕，至公堂却成了至私堂。”原来许道中的儿子和石亨的侄子都是徇私录取的；而录文中的错误，是题目删去了颜子，把“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开头；《孟子》义理本来是公都子的言论，却写成了告子的言论，所以诗中都详细说到了。其他拟定祭文的错误，多得无法记载。正统年间，朝廷从翰林院讲读以下的官员中选取仪表俊美魁伟的十人，在东阁学习制诰，大概是为了作为内阁人选的储备。这十人是裴伦、杜宁、谢琏、王玉、江渊、陈文、吕原、李绍、商辂、刘俊。到了正统十四年，因发生事情才停止。后来进入内阁的，只有江渊、商辂、陈文、吕原四人。成化十年九月十八日，在文华殿讲学完毕，讲官都退下，留下三位阁老稍候，皇帝亲自把旨意揭帖交给他们，并且谕告说：“你们把它带去施行。”这是此前内阁奉命拟定后进呈的文件。上面说：“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地方，任翰林官的必须学问广博，操守品行端正谨慎，才算称职。如果不勉励振兴，怎么能得到真正有才而能实用的人？今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务必要每天到馆阁进修学业、钻研文章，不许因循怠惰；你们应当经常加以考试，以检验他们的进步。如果有怠惰不遵守的，放肆而不谨慎的，要据实上奏，予以处置。”阁老恭敬奉行旨意出去，把它大字书写后张贴在东阁。第二天早晨，讲读等官都来谢恩。相传当时有想求进入内阁的人，暗中在权贵面前诋毁本院官员，说他们懒散疏怠。恰逢那年秋天，黎淳庶子和刘健修撰二人主持顺天乡试，试卷文字有错误，于是有人借机指责，谗言便传到了皇帝那里。朝廷于是命内阁列出各官的履历资历，想仿照正统年间选拔十人加以教习的先例，（“欲仿正统间选教十人之例”，“教”字原作“数”，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但阁老们难以取舍，所以一并拟定了上面这样的敕谕。永乐乙未年，才开始在北京举行会试。泊庵先生主持考试，得到一份试卷，三场都很优秀，决定取为会元。拆开封卷后，原来是陈芳洲陈循。先生因为同乡关系有所顾忌，想改取林文秸，但又因为“秸”字难以辨认，进呈不方便，于是看见第五名洪英，便说：“这是洪武年间的英才。”遂取洪英为会元，陈循列第二，王翱列第五。太宗见到王翱的姓名，因北京初次举行会试，而经魁又得到一名畿甸士人，十分高兴，便以布衣身份召见他，赐给酒饭。后来王翱官至宫保、太宰，寿命、俸禄、名位都非常人所能企及，他的际遇确实早有来由。本朝旧制，诰敕勘合的字号，国王使用“礼”字，追封使用“文、行、忠、信”四字，二品以上文官使用“仁、义、礼、智”四字，三品以下使用十干字。新制武官诰命，最初编排使用二十八宿字，续编使用《千字文》字。永乐三年十一月，武官诰命所用二十八宿字已经编完，中书舍人芮善奏请与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太学士解缙等人商议，改用《百家姓》编排。奉旨说：“只使用《急就章》中的汉字。”天顺六年九月癸巳，中书舍人杨贵芳说：“现在文官三品以下诰敕所用的十干字号都已经编完，请求下敕命令翰林院另取其他字编号，以免重复。”皇上命令改用十二支字编排。

译唐代的诰敕，宰相如果是复名某某，都不写姓，只有单名才写姓。宋代的诰敕，宰相即使是单名也不写姓。本朝的诰敕，一概不写宰相姓名；内外各衙门题奏的奏本却都写姓名。只有文渊阁各位阁老每逢封拟题本，制作揭帖进呈皇帝时，即使官做到师保、尚书，也不写全自己的官衔，只合署“大学士臣某官某”；小录的序文中也不写姓，仅仅保留了古制，只有这一点而已。文华殿每逢千秋节、冬至、正旦举行庆贺礼时，旧制规定导驾官由翰林、春坊、给事中各出二人。天顺初年，今上即位为东宫太子，本院和春坊的官员都因为没有学习过导驾礼仪，于是让给事中先行，他们便退居其次。不久，春坊官又站在他们前面，只有本院官仍然排在后面，甚至不愿排在给事中之下，于是改用博士、待诏等官。天顺二年，博士等官都已经升迁离任，便由我和童大章负责冬至的导驾。刚进入文华门，给事中指示我们应当按照次序站立；我好像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承蒙您指教，但翰林、春坊向来是一体的，我只按春坊官的次序站立，这样才不会失礼。”给事中于是站到了我的下班。从此定为成例，后来接任的人全都沿袭了它。按现行制度，早朝班次排定后，鸿胪寺宣赞官宣读谢恩、朝见、辞行等礼仪完毕，各官将要奏事时，都先咳嗽一声。文武百官班列之中，不约而同地发出如雷鸣般震耳的咳声，民间私下称为“打扫”。其中如果痰咳实在无法忍受，可以引退自行方便。宣德年间，曾子棨先生痰咳发作，便引退；皇上从远处看见后，下敕免除他参加常朝。成化年间，文华殿经筵时，户部尚书马昂将要咳嗽，退出殿门外，等讲解完毕才回来行礼，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其余人中，我没有见过有谁敢先行退下。大概马昂起初曾任序班，所以还熟悉这一惯例；其他人看见这种做法却不认为奇怪，反而会认为是失礼。按现行制度，凡是皇帝临殿举行大庆贺礼，传制礼由翰林院讲读以下官员二人侍班。这天早晨，他们必须先进入中左门，到门开启时，和众执事官一起进入华盖殿直舍内，行五拜三叩头礼完毕，便先从东门出来，快步沿殿阶下行，出中左门，再沿斜廊上行进入殿内，到悬乐之处站立。等皇帝经过并登上御座后，才进入班列，站在宝桌南面、纠仪御史右边；如果稍微迟了，皇帝就要从中门出来，将军也已站定，便不允许再进入。因此，侍班官每逢在直舍行礼时，必须站得靠近东南方，先出来快走，这样才不会失礼。吕逢原先生有韵语说：“站立应靠边，行走应先行；经过三级台阶，脚步不要偏。沿着回廊上行，乐声结束便转身；宝桌的南面，就在这里站立。” 本朝凡是颁布诏书、赦令，阁老提前审阅草稿，缮写定稿并加盖御宝。到了当天早晨，阁老预先在左掖门等候，内官先放他们进去；他们到内阁取出诏书、赦令，捧着站在殿上宝桌的北面。等礼部尚书请示颁诏后，才向南移动几步，俯身把诏书交给尚书；尚书跪着接受后出去。英宗皇帝复辟时，颁诏那天恰好轮到我侍班。当时徐有贞、许道中二位公捧诏授给尚书，动作像跪又不像跪，礼仪姿态错乱，非常不雅，大概是因为不熟悉礼仪的缘故。成化辛卯年十一月下旬，出现彗星。朝廷大臣进言，都说君臣之间隔绝，情意不能相通，请皇上不时召见内阁大臣，当面商议政务。彭可斋先生也对司礼监官员说：“不要说皇上不能见我们，即使几位老资格的太监也不能见皇上。”因此内臣难以推辞拒绝，便约定一两天内皇上驾临文华殿，召见众位先生。不过初次见面时，彼此感情还没有融洽，不宜多说，姑且等下次见面再说，众位先生答应了。到了约定日期将要入殿时，又像先前一样重新约定。见面后，可斋说：“天象变异，令人畏惧。”皇上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应当尽心办事。”可斋又说：“昨天准许御史进言，削减京官的皂隶和俸禄；文官还可以承受，武官却难免怨恨不满，急需传旨恢复旧制，以安慰他们。”皇上说：“你立即传旨给有关部门。”万先生于是高呼“万岁”，三个人也一同高声呼喊，叩头行礼。皇上随即命令光禄寺赐给酒饭，他们便退下，此后皇上再也没有召见他们。几个太监于是对人说：“平常总说皇上不召见；等到召见了，却没有一条奇谋高论，只知道呼喊‘万岁’。” 四方因此把这件事传为笑谈，说他们是“万岁阁老”。原来内官起初害怕他们有所进言，前后两次告诫约束；后来高兴他们没有进言，反而讥笑他们。不过在这之前，御史所提出的削减京官皂隶俸禄的建议，都是承奉太监黄高的意旨，想借此为难京官。没料到武职官员群情激愤，怨恨得几乎要刺杀进言者，一时间没有人能够调解。等到这次召见得到皇帝旨意后，户部、兵部便请求裁定处理，最终仍按旧制不削减，民情才大为安定，进言者也彼此庆贺。假使能够接着经常召见，君臣上下彼此沟通，治理的功业就可以成就了。可惜几位阁老被内官欺骗，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尽，所以相见又有什么益处，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在内阁时，曾想请求面见皇上，万循吉阻止我说：“往年彭可斋每次面见皇上，只要有一句话不合皇意，便叩头高呼‘万岁’，不敢把话说尽。如今我们每件事都把意见说尽，太监选择后转达给皇上，没有不获准许的，比当面进见还好。”这话也有道理。●《謇斋琐缀录》第三

译宣德五年二月，两朝实录修成。赐给监修官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兼行在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兼太子少傅、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总裁官少傅、行在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太子少傅、行在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太子少保、行在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太常寺卿兼行在翰林院学士杨溥每人白金一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罗衣一袭、马一匹并鞍。又赐总裁官行在户部尚书陈山、礼部尚书张瑛每人白金六十两、彩币五表里、织金罗衣一袭。纂修兼考校官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曹棨、右春坊大学士兼行在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右春坊右庶子兼行在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左春坊左谕德兼行在翰林院侍读周述、行在翰林院侍读李时勉、钱习礼、侍讲余学夔、陈循、蒋骥每人白金五十两、彩币四表里、素罗衣一袭。纂修官侍讲蔺从善、修撰苗衷、曾鹤龄、张洪、刘永清、编修周续、孙曰恭、杨敬、检讨王雅、杨翥、五经博士陈继、户部主事陈中、行在四川道监察御史陈叔刚、福建布政司右参议潘文奎、四川重庆府荣昌县知县万节、浙江衢州府儒学教授丘锡、陕西汉中府汉阴县儒学教谕梁萼每人白金四十两、彩币三表里、素罗衣一袭。催纂官行在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张习，誊写正本兼录稿官行在礼部仪制司郎中朱晖、精膳司郎中陈景茂、行在吏部稽勋司郎中程南云、验封司员外郎宣嗣宗、考功司员外郎夏衡、行在中书舍人俞宗大、陆友仁、萧湘、罗渊、张益每人白金二十五两、彩币二表里、素罗衣一袭。誊写副本兼录稿官行在中书舍人宋琰、黄振宗、于霈、凌寿、胡□〈氵靓〉、刘弦、胡宜衡、解祯期，行在大理寺右寺副丘宗、杨玹每人白金二十五两。彩币每人二表里，素罗衣每人一袭。又赐誊写副本兼录稿官行在验封司主事苏镒、行在中书舍人周崇厚，以及誊稿和稽考参对官行在翰林院修撰邢宽、蒋礼、胡穜，编修刘矩、裴伦、陈询、梁禋，检讨许彬、连智、马信、周贵，孔目沈寅，行在中书舍人王璜、寇厚、胡宗蕴，行在礼部祠祭司郎中黄养正，行在礼部仪制司主事王观，行在大理寺左寺副洪益中、右寺副邵暹，以及誊写副本官行在中书舍人庞叙每人白金十五两、彩币一表里、素罗衣一袭。收掌文籍官行在翰林院检讨胡让、典籍李锡、牛麟、张礼每人白金十两、彩币一表里、素罗衣一袭。又赐誊写副本儒士邹循、生员朱铉每人白金五两。办事吏翁选、王子翱、李用、方彦斌、许智、王彦才、冯英、张懋、徐忠、梁衡每人钞二十锭。当时礼部尚书张瑛已经前往南京办理部务，翰林院检讨周翰因病去世，另有因故离任的陈景茂、庞叙、胡宗蕴、陈询、梁禋，共七人；行在礼部具奏后，皇上命令都按照定例给予赏赐。裱褙匠十人也各赐钞二十锭。纂修等官升迁如下：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曾棨升为詹事府少詹事，仍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都升为少詹事；王英仍兼侍讲学士，王直仍兼侍读学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周述升为左庶子，仍兼侍读。侍读李时勉、钱习礼都升为侍读学士。侍讲蒋骥、陈循都升为侍讲学士。侍讲蔺从善升为司经局洗马。修撰刘永清、邢宽、胡穜升为侍讲。蒋礼升为左春坊左中允。编修周叙、孙曰恭、杨敬升为修撰。检讨王雅、杨翥、许彬、周贵升为编修。五经博士陈继升为检讨。典籍张礼升为行人司行人。孔目沈寅升为司经局正字。行在四川道监察御史陈叔刚升为翰林修撰。儒士邹循升为待诏。生员朱铉升为侍书。行在礼部郎中蒋晖、行在吏部郎中程南云升为从四品俸禄，并兼任翰林侍书。行在吏部员外郎夏衡、宣嗣宗升为本部郎中。行在礼部主事张习、王观，行在吏部主事张镒，户部主事陈中，都升为本部员外郎。行在大理寺左寺副洪益中升为左寺正。右寺副丘宗、杨玹、邵暹升为右寺正。中书舍人萧湘、张益、凌寿、胡宜衡升为左评事。解祯期、周崇厚、王璜、寇厚升为右评事。知县万节升为左寺副。教授丘锡调任建昌府学教授，升为正九品俸禄。教谕梁萼升为衢州府教授。办事吏翁选等十人都升为县丞。只有侍讲余学夔因为陈述年老有病，获准致仕。修撰苗衷、曾鹤龄、张洪因为任职九年考核期满，听候吏部请示。福建布政司左参议潘文奎令其致仕，因为他前些年由府同知考核期满后升任此职不久。

译景泰年间，任用官员多秘密向少保于谦访察。当时祭酒职位空缺，翰林徐有贞原本有意补任，因门生杨宜是少保的内亲，便托杨宜为此请托，前后请求了四次，少保只好委婉地答应，于是通过中使向皇上进言。一天退朝后，皇上召少保到文华殿，屏退左右，告诉他说：“徐有贞虽然有文才，但心术奸邪，哪里能担任祭酒？如果依从你的意见任用他，就会使后来的读书人都被他教坏心术。”少保无话可答，只叩头谢罪而已；退出来时，汗水已经湿透了脊背。左右侍从远远听到关于祭酒的话，却没有听清具体内容；徐有贞最终没有得到任用，于是怨恨少保。到天顺元年正月十七日，他果然诬陷于谦犯下重罪。按语：景帝信任于公，却不信任徐有贞，这固然表现了景帝识人的明察，但于公的灾祸实际上也在此时埋下了根。朝廷审讯于谦时，皇上念及他有功，不忍加罪。徐有贞说：“如果不杀于谦，那么今天的行动就没有正当名义。”于是徐有贞与王文一同被斩，并籍没了他的家产。徐有贞的心术真是险恶啊！成化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奉天殿进呈《英宗实录》。第二天，皇帝亲自下敕，加监修官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太傅。总裁官尚书兼翰林学士陈文、彭时都升为太子少保、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副总裁官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刘定之升为工部侍郎，吴节升为太常卿，都仍兼任原职。纂修官学士柯潜、万安、侍讲学士李泰都升为少詹事。太常少卿兼侍读孙贤、刘珝都升为太常卿兼侍读。侍读陈鉴、刘吉都升为侍读学士。侍讲丘浚升为侍讲学士。谕德黎淳、左庶子童缘、刘宣都升为右庶子。侍讲江朝宗、杨守陈都升为洗马。修撰王一夔升为左谕德。编修彭华、尹直都升为侍读。修撰彭教、编修徐琼、陈秉中、李永通都升为侍读。检讨耿裕、编修郑环、刘健、江谐、陆釴、罗璟都升为修撰。检讨周经升为编修。编修张元祯因病获准请假。稽考参对官编修李东阳、倪岳、程敏政、检讨吴希贤都加俸一级。誊录官太常少卿余谦等人都升一级。监生周绍荣等人都授任中书舍人。儒士魏完等人都授任序班。赏赐方面，总裁官每人白金六十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罗衣一袭、马一匹、鞍一副；副总裁官每人白金五十两、彩币五表里、织金罗衣一袭；纂修官每人白金三十两、彩币三表里、素罗衣一袭。每袭衣服合计三疋，其中各有本色生绢一疋作里子。誊录官每人白金二十五两，彩币和衣料按二表里等第有差。稽考参对官每人白金十两、一表里。此前，文华殿中书因抄写经书完毕，各升官一级。其中将要任满九年的人，都陈述请求等到期满时按惯例升两级，朝廷又担心这样会造成不均，于是改为升两级。到这时，预先诏令吏部把纂修等官的履历编录进呈，规定任职六年以下的升一级，六年以上的升两级。当时我任编修的俸禄已有八年半，只能和任职六年以上的人一样按例升迁；柯潜、万安、孙贤、刘定之升两级，是因为从四品、从三品没有相应的职位。李泰平素以日讲官自居，事先托请许太监，又请阁老把他安排在万先生之前，于是独自升了三级，士人舆论对此并不满意。当初，贤、珝二人担心被商先生轻视，自己叹息说：这次升迁，除非做光禄卿，就是做太仆卿罢了。钱直于是趁机对商先生说：“翰林儒臣，向来没有兼带光禄、太仆衔的。如果把这两个职位授给二人，就是把卿、马卿当作讲官来充数了。即使授予太常卿，虽然多升一级，也只是表示对斯文的尊重。”商先生说：“对。”到这时，果然按照这个意见办理。这年春天，商先生再次被起用，书稿将要完成，陈、彭二位先生想请求增加总裁一职，但主静、与俭都因为母亲年老，担心商先生担任总裁，便使这部书虽已完成却遭到阻挠。到这时，召集众人入文华殿拟定升迁、赏赐，陈、彭二位先生只拟定纂修以下官员的升赏，于是避开对自己有嫌疑的事情，先行离开，只留下商先生。因此，正、副总裁所加的官职，都是商先生拟定的，据说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成化年间，钱直等奉敕编纂《宋元通鉴纲目》。虽然各馆分别修纂，但共同通行校正时，都各自充分发表意见；凡是重大的疑难和关系重大的地方，一定相互质询讨论，众人共同加以考订。（“众加考订”原文没有“加”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比如宋太祖、太宗传位受禅之际的事情，既然已经详细记载，又担心其中的错误还没有被考察出来而遭人诘问，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加以辨析。他的辨析说：“太祖、太宗传授接受帝位之际，为什么会引起后世的疑问呢？这是因为李焘删改润色《湘山野录》而开启了此说，陈桱附会《涑水纪闻》而形成了此说；那些没有深入考察的人，便以为事情确实如此。” 那么，李焘是怎样开启这一说法的呢？回答说：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太祖临终遗命一事，实录和正史都没有记载；他把《野录》的相关记载删改润色后附在这件事下面，起初的本意只是为了补备阙文。然而《野录》说，太祖、太宗相对饮酒，烛影之下看见太宗有不可胜之状；李焘却把“不可胜”改成了“逊避”。太祖走下台阶□〈习戈〉雪，回头对太宗说：“好做好做。”李焘又把“□〈习戈〉雪”改为“□〈习戈〉地”，把“好做”改为“好为之”，还增加了“大声”二字。《野录》出自僧人文莹的传闻，本来就不足为信。即使考察其中的文字，如所记太宗悲痛、召集群臣环绕观看圣体、面色洁白晶莹等语句，也根本没有丝毫可疑之处；李焘稍加删改润色，反而免不了有画蛇添足的弊病。李焘既然已经删改润色并把它作为正文，为什么又详细辨析其中的错误呢？回答说：实录、正史都说太祖有病，命内侍到建隆观设醮；而《野录》却说太祖没有病，正要登阁望气，下阶□〈习戈〉雪。《纪闻》说癸丑日皇帝驾崩，王继恩才召晋王入宫；而《野录》却说太祖在壬子夜召晋王来，把后事托付给他，于是晋王留宿禁中。

译所以，李焘反复追问太祖究竟是否有病、太宗出入的时间先后，本来是想以此作为删改润色的依据，却不知道自己删改润色的文字并不明晰，反而开启了后世的疑问。那么，陈桱又是怎样把这一说法形成的呢？回答说：陈桱只是根据李焘删改润色后的文字加以记载，又在“好为”下面任意按照自己的意思增加“俄而帝崩”四字，再把宋后托付母子命运的话接在后面，于是就更加惊骇人听闻了。所谓母子托命的话，本来是王继恩召德芳而说的，发生在癸丑日太祖驾崩之后；陈桱却把它接到壬子日，并删去召德芳一事，只保留这句话。这就是不知道《纪闻》和《野录》两书的文字彼此抵牾，硬把它们合成一件事；他的附会，比李焘的删改润色还要严重。近世保斋《宋论》又引用陈桱所记的内容，认为太祖、太宗事情的始末不过如此，那么他的考察不足就又在陈桱之下了。既然如此，那么宋后召见德芳这件事可信吗？回答说：正史、实录都记载了这件事，《纪闻》又出自温公之手，事情应当不会是虚妄的。李焘连德芳不是宋后之子都表示怀疑，那就错了。德芳当时年纪最小，由宋后抚养，或者受到宋后的钟爱，这些都无法知道。但同一件事由两个人记载而有所不同，应当相信其中可信的人；温公是可以相信的人。既然温公可信，那么文莹的记载就可以斥退；既然有召德芳一事，便没有烛影之事了。有人竟说，李焘删改润色，大概是有意写出太宗的罪恶，姑且引用《野录》作为借口，同时又自行驳破自己的说法以躲避灾祸；这种揣测未免太过分了，也恐怕即使李焘再生，也不肯亲自承认吧。史书称李焘博览群书，他编纂《长编》，专门致力于广泛采集材料；但广博而不精审，大概是难免的。有人说，太宗的子孙相继即位，所以当时没有人敢谈论这件事。然而南渡以后，孝宗以后，这件事应当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了（“其事皆无所讳”一句，原作“其事常无所讳”，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却也没有一个人谈到它，这是为什么呢？假如说高宗、孝宗传授接受帝位的美德可以掩盖前人的过错，所以事情的痕迹也就消失了，那么《元史》由欧阳玄诸公编成，当时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它同样没有一句提到这件事，大概一定已有定论了；否则，这样重大的事情，怎么会不加以注意呢？有人说，太宗在太祖驾崩未满一年时改年号，宋后驾崩时不为之服丧，廷美、德昭都不得善终，这些都足以反过来证明烛影之疑；这又是没有深入考察的缘故。未满一年改年号，是五代的惯常做法。宋后是太祖的第三位皇后，《长编》说她去世时，太宗设次发哀，群臣奉慰。由于皇后刚刚册立，太宗没有下诏，所以丧仪多有减损，百官不服丧，本来是当时礼官的过错。即使因为召见德芳而厌恶他，那件事也发生在太祖驾崩之后。廷美之死，是赵普造成的，太宗当然不能完全推卸责任。至于德昭之死，并不是由于囚禁逼迫之举。《长编》说，太宗把他的儿子惟吉养在禁中，每天侍奉太宗进食，共八年，才出阁居住；又下诏令其府第的供给费用完全与亲王相等，诸王的儿子也不能和他同处。何况德昭因为他人行赏一事，因一句话愤怒，竟不惜一死；难道他会忍受自己的父亲被人杀害，却闭口不发一言吗？（“乃忍其父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语哉”一句，原作“乃忍其久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语哉”，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即使未满一年改年号、宋后驾崩不服丧、德昭之死都出于太宗，也不能因为他后来做得不好，就预先推测他当时有杀害君主的心思，凭空加给他无名的罪名。胡一桂、杨维祯、梁寅这一类人，急于把篡位弑君的罪名加在太宗身上，恐怕都是因为没有看到李焘的完整著作。正如狱官不依据犯人原先自发的案件事实，却深文周纳、巧加诋毁，牵引罗织罪名；偶然有刻薄的官吏看见后觉得痛快，又跟着附和。这就是太宗的事情直到今天仍不能自行得到解释的原因。有人说，太祖既然想把帝位传给太宗，为什么不让太宗正式取得“太弟”的名号？考察《九朝通略》，其中说唐天祐以后，册立太子的礼制不再讲求实行，直到太宗册立真宗时，才开始讨论旧例。并且五代凡是按次序应当继承帝位的人，多兼领开封尹。因此太宗、廷美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就知道太祖也是承袭唐末五代的习惯，加上当时年纪还没有老迈罢了；这也说明他将来还会有所等待，怎么会突然想到自己将死而安排后事呢？史书保留疑问，是史法。假如没有可以保存的疑问，又何必拾取小说传闻，强行编造说辞，增添后世无穷的疑惑呢？这就是李焘、陈桱的罪过。有人只引用《宋朝类要》所载陈抟对太祖说火日之事，始终令人怀疑。这是因为不知道陈抟在太宗初次入朝时，终身从未见过太祖；他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对于千百年来没有定论的议论，可以据以断定的，不过是道理和事实罢了。从事实来说，事情不过如此；从道理来说，古代凡是篡位弑君的，大多出于深仇、突发变故以及极不得已的谋划，而且一定要借助他人的手才能成功，从没有亲自拿刀，在宫中谋求万一的侥幸。看太祖对待太宗，像灼艾时分担疼痛，以及所说的“龙行虎步”等话，始终没有丝毫嫌隙，太宗有什么苦衷要做这种事呢？他舍弃从容取得帝位的快乐，反而把自己置于立即面临危亡的境地；这种事是疯狂丧失理智的人都不肯做、凶残到极点的人都不忍做的，却说太宗做了，断然不可信。何况《类要》《野录》都托言于佛、老之徒之口，即使确有其事，也是儒者不应谈论的，更何况实际上并没有呢？我所坚定相信的，除了温公《纪闻》之外，其他一概不取。

译诸司职掌规定：凡翰林官任满九年考核合格，（“凡翰林官九年考满”原文没有“考”字，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补。）都称作升两级。然而自永乐以来，大多只升一级。正统年间，谢琏先生任编修考满，升为侍讲；尚约萧先生随后升为侍读。编修升两级，是从这两位开始的。当时人说其中尚约出力较多。后来，张益先生以修撰升为侍读学士，则属于特别恩典。因此人们常常援引此事作为先例，但都没有获准。到了成化初年，童大章、曹世泽以修撰考满，童大章升为谕德，曹世泽因荫叙升为尚宝少卿；修撰升两级，又是从这两人开始的。这大概是当时同僚赞助襄助，以及李文达先生主张的结果。此后，考满的刘召和、黎太仆升为左、右谕德。实录修成后，他们与童大章都升为左、右庶子。杨维新、江东之升为洗马。过了一年五月，他们因为没有翰林兼任的秩职，不得参与翰林院事务，都闷闷不乐。于是共同上奏，请求各自兼任原来的职秩，并且说自祖宗以来，东宫官员没有不兼任翰林职务的。事情交给内阁详细拟议。彭先生说：“当初考满议定升迁时，诸位都希望升两级，难道还会没有兼官吗？如今如果按照你们所说的办理，就是我们这些人不懂得事情的体制，朝廷会怎样看待我们呢？况且西杨先生在永乐年间从翰林学士升为左春坊大学士，何曾兼任翰林官？怎么能说自祖宗以来没有不兼任的呢？”于是没有批准，众人更加不得意。（“众益不得意”中的“意”原作“已”，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改。） 李文达公起初推荐布政使陆瑜担任刑部尚书，石亨因为私怨诬陷他，陆瑜很久没有被召见应对，众人都替李公担心。等陆瑜到任后，拟定诏旨让他正式赴任时，同事说暂且拟任侍郎，李公说：“我是按照尚书来推荐的，如果改拟为侍郎，就是自己显得不可信了。”最终仍拟任尚书，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陆瑜很受皇帝称意，于是又像以前一样被召见应对。李公为人恭敬庄重严肃，得志时能够推行自己的志向，不做小节上的廉名和曲意逢迎；平日谨慎，号称崇尚正学，能够采纳别人的意见，容纳善类，不分南北。天顺庚辰年会试结束后，我和众考官去见李公，谈到人物，我说：“五经魁中的张元祯，是个神童。

译人才之中只有王一夔值得注意，希望先生留心。” 到了请求选拔庶吉士时，英庙嘱咐李公专门选北方人，李公说：“南方人也必须选。”等到在吏部会同选拔时，张元祯起初没有被选中，李公说：“这是神童，不能根据相貌来取舍。”于是急忙把他追回来，和其他人一起进用。成化丙戌年廷试时，王冢宰因为程敏政的试卷字体工整美观，极力称赞，想取为第一。李公说：“应当论文章，不应当论书法。”最终取罗伦为第一。宪庙即位，晋升李公为少保、华盖殿大学士，尚书之职照旧。过了一年，李公遭父丧，请求服满三年丧制，未获批准。罗伦进言，请求准许李公服满丧制，言辞涉及□〈言氏〉讦。李公大怒，极力辞职，朝廷罢黜罗伦后才停止。我要引用文彦博对待唐介的旧事，请李公留下罗伦，李公说：“潞公借此收买恩德，却把怨恨归给朝廷，我不能沿袭这种做法。”李公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天顺年间，李文达公一人受到特别宠信和任用。当时冢宰王九皋因为老成持重，大司马马昂因为仪表出众，虽然都受到英庙的眷顾和优遇，但尤其依赖李公从中维持。凡是李公有所推荐举荐，必先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这两位公卿。到了御前询问、征求意见时，文官方面就把责任推给王公，武官方面就把责任推给马公；有时即使是自己先举荐了某人，也一定说：“臣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这样，还须召某某等人再加审察。”两位公卿也按照李公的话回答，因此上面不至于怀疑，下面的人都信服。本朝状元的对策，都要经过阁老删改润色，有的还由阁老亲自删削润色，然后才刻印刊行。只有罗伦的一篇对策，从未改动。大概是对策时担心天色已晚，有一半人没有准备稿子，直接一笔写成正稿。已经夺得魁首之后，（“既掇魁后”中的“魁”原作“科”，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罗伦因为言论触犯皇帝旨意，被调到外地任职，来不及修改；不过他的对策本来也写得详尽充实。当初罗伦参加会试，五篇策论共五千多字，我选他为会元。主考刘主静、万循吉各自以本经为依据，把罗伦列为第三。我心里不满意，在他刊刻的一篇策论上批道：“五篇策论五千多字，有学问，有见识；到大廷应对时，未必不是特别出色的人。”后来果然如我所期望。当时士大夫都说我有识人之明，姚宗伯在朝廷上称赞我说：“尹先生的状元、榜眼，都是出自您的门下。”我说：“这是春卿的力量。” 罗伦官任翰林院修撰，为人慷慨，乐于行善，遇到事情从不回避，把冒犯皇帝直言进谏看作最重要的事，把挽救时局、推行正道看作最紧迫的事；对于富贵、利益和仕途显达，他都看得很淡。杨文贞任宰相时，因为百官俸禄微薄，允许接受皂隶折算的柴薪钱，从此便成为惯例。只有罗伦不接受，坚决推辞。后来因病辞官归乡，在金牛山结茅屋居住，靠耕种田地自给，不接受馈赠。每天和求学者讲学，在家居住将近十年后去世。学者称他为一峰先生，正德年间追谥为文毅。按语：罗一峰气魄宏大，能够感动别人。他曾说，他的才具可以匡正君主、改善风俗；其他人只是在修明政务、建立事功方面有所作为。他又说，刚强坚毅是别人无法比及的。我认为一峰的胸襟中大概有“曲肱饮水”“浮云富贵”的意味；拿一生都吃不完、穿不尽之类的话来看他，简直是玷污了他。本朝学士只有五品，然而清贵没有谁能与之相比。比如前辈有人说：“我们翰林官，不能按照品秩来评定。”（“不可以品秩论”原文缺“论”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这是因为上至公卿、下至百执事，都可以同他们周旋并以相等礼节相待。（“盖上自公卿”原文缺“盖上”二字，据明《历代小史》本补。）这就好比权衡，重的可以达到万钧，轻的可以只有铢两，没有不与它相称而处于平等地位的，只不过是移动位置有远近的区别罢了。永乐年间，毗陵的陈济先生很善于记诵书籍。我的同僚王廷贵告诉我，他曾见过陈济的长子；长子说，自己年少时侍奉父亲在旁，偶然问道：“外面的人都说父亲善于记书，有这回事吗？”陈济说：“有。”“我找一本书，请父亲试着背诵它，可以吗？”（“儿探一书请父试诵之可乎”中的“请”原作“谓”，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陈济说：“可以。”长子于是找出朱子的成书，说：“这部书本来就难以背诵，（“是书固难诵”中的“诵”原作“读”，据明《历代小史》本改。）您可以提示开头一句。”陈济按照他的要求，便清楚地背诵完整篇，一字不差。当时人称陈济为“两脚书橱”，确实如此。可惜他的文笔力量不够，所以著述流传下来的不多。永嘉黄文简公黄淮，永乐年间因为汉庶人的诬陷，被关进锦衣卫狱十年，忧惧祸患不可预测，日久积劳成疾。仁宗即位后，他重新见到天日，逐步升任孤卿。宣德丁未年，他主持会试，后来因病归乡。当时刚刚过了六十岁，而他的父亲已经被封为少保，年过九十；父子慈爱孝顺，十分欢乐，世人都以此为荣。癸丑年，黄公因父亲去世，蒙受恤典。服丧期满后，赴京谢恩。在京留了几个月，到获赐游览西苑时，己卯年春天又赴临，仲夏才向东归去。后来在正寝去世。（“时甫下寿”中的“下”字，原文作“上”，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后终于正寝”一句，原文没有“正”字，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补。）我编纂《名臣通录》时，没有得到他的家传、铭志，只根据他的《省愆集》略作此文。赞语说：“才高学美，早年荣显而遭逢坎坷。简拔任用，辅佐太子，始终戒慎勤勉。没有人要求却主动作为，反省过失并引以为戒。困顿长久之后终于通达，屡次升任三公。退休后保养和气，也只是侍奉严亲。父子一同荣显，长寿福禄都很丰厚。”这大概只是颂扬他的美德罢了。后来向博学多识的士大夫旁敲侧问此事详情，有人说，方正学被诛灭，尹昌隆被籍没，许白云被处极刑，都是文简公造成的。因此我想起从前祭酒刘益曾对我说，文简公喜欢诋毁同僚。有一天，他还没有入便殿侍奉，宣宗问：“黄淮在哪里？”东杨回答说，黄淮一向患瘵病。瘵病能够传染人，从此便有旨意免除他入殿奏对。过了很久，他才以患病为由请假侍奉父母。如果这样看来，文简公喜欢说人的坏话，当然应该有遭到反报的结果。至于说方、尹、许三人的惨祸全都出自文简公之手，那却未必如此。如果果真如此，他就是小人中最坏的那一类，怎么会老死在窗下而得到善终？上天难道会昏昧无知吗？《名臣通录》不应采录这种说法，姑且等待明白此事的人来审定。（“是小人之尤者”，原文没有“是”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

译旧制度规定，升官谢恩，只有在京的堂上官以及初次升任的都给事中需要当面谢恩；请假后起复、改任的官员，以及其他新升任太仆寺丞以下官员，都在午门外谢恩；升任方面官的，则当面辞谢。到了成化年间，有人同时升任都给事中、左给事中、右给事中，于是一起当面谢恩，后来便沿袭了这一做法。乙未年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马显起复并改任，强行举行当面谢恩的礼仪。不久，尚宝寺丞李璋也这样做。僧道和匠官每逢授职，也必定到鸿胪寺报名谢恩，这是礼制。成化以来，僧道有时因为斋醮，有时因为圣节进献经书，匠人有时因为铺床、设帐、架灯等小小工役，往往请求掌管事务的内臣替他们求升官，繁杂不堪。朝廷担心因此留下清议，于是允许他们面向宫阙谢恩，不必到鸿胪寺报名，只须把一张票交给吏部。第二天早晨，吏部仍按旧例当面说明传奉事项，补写奏本，将票据送进宫中，再把奏本送交六科，朝廷官员无从知晓其中详情。原来，报名谢恩时，鸿胪寺应当在朝廷上宣读说明；而传奉圣旨时，必须当面奏报并补写奏本，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欺骗伪造。如今既不报名而在朝廷上宣读，补写的奏本又不说明所办何事，照这样使旧制度日益改变，将来怎么能避免欺骗伪造呢！●《謇斋琐缀录》卷四 朝廷任用人才，多半看重仪表。天顺年间，韩都宪韩雍巡抚大同，因为议事来到京城，留下来补任少司马。英宗对李文达说：“大同巡抚，必须得到像韩雍这样品德和仪表的人才相称。”李文达以山东廉使王越来回答。王越到来，在朝廷觐见后，英宗又对李文达说：“王越是爽利的武职打扮。”王越最初参加廷试时，手中的答卷忽然被大风吹起，在云天中盘旋，不知飘到哪里去了。当时胡宗伯立即拟具题本报告此事，并从内阁取来纸张，折成卷子的样子交给他。后来王越官至封为威宁伯，大概飞腾的征兆在廷试时已经显现，丰伟的仪表也在任用他时显露出来，确实不是偶然；可是最终却因此挑起边境事端，被削去爵位，真是可惜啊！天顺初年，石亨窃取权力，渐渐察觉灾祸临近，却想不出脱身的办法。他的门客谢昭仿照张觷教蔡京招致龟山先生的旧事，教石亨征召临川处士吴与弼，以此收取士人声望。吴与弼到京后，朝廷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他，权贵、宦官寺人、公卿士大夫都去拜访他。最初相见时，不论官职尊卑，大家都称吴与弼为“大人”。后来，他见到权势显要的人便迎接得超过礼数，见到进士以下的人只称“秀才”，有时甚至不送到门外；而接受权贵、宦官厚重的馈赠后，总要登门拜谢。他又把朝廷官员的名刺借来编成一册，对人说：“把它传给子孙，让他们看看我一时的荣耀。”有见识的人都鄙视他。当时只有我没有去见他。一天，我和丘仲深把玉堂赏花会的诗送到李文达那里，正好遇见吴与弼先到了。我看见他戴着尖顶宽檐的棕帽。李文达谈论由下学而上达的精妙道理，不能逐条分析，只说：“暂且不要说上达的妙处，只说下学的事情。”李文达回头讥笑我说：“老先生也记不住注释。”吴与弼支支吾吾地拿出建言本呈给李文达。过了很久，他起身想要告辞，我也站起来。吴与弼向我作揖说：“大人先出去，我有私下的话要和先生商量。”我向他作揖后出门，告别李文达。他的门徒黄顺中又送了我几步，我停下来对他说：“棕帽不是士人的服饰，吴先生为什么这样戴？”黄顺中说：“是为了遮太阳。”我又说：“公事就应当公开说，私事则不可以说，何况处士怎么能在宰相面前谈私事呢？”黄顺中说：“不是别的私事，只是决定去留罢了。”我说：“去留应当自己决定，怎么能请求宰相替自己决定呢？”黄顺中说：“吴先生见朝廷授给他谕德的官职，却不接受他的辞呈，料想李先生最终去世后，事情能够安定下来，才可以就职，所以来询问罢了。”我说：“事情能不能安定下来，难道也是李先生能够预先料到的吗？” 这应当由他自己估量才能和力量究竟如何。不过我恰好看过吴先生所上奏的六件事，全都是经生们常说的老生常谈，对治理和教化没有多大帮助；而且文辞空疏，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学问。不如劝他始终隐居，免得日后实际才学配不上名声，给斯文留下笑柄。”黄顺中说：“想来是不能留下了。”因此吴与弼便辞职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变得骄矜放肆，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样子。有人讥讽他，写了一首绝句说：“假也不假，真也不真；气象高峻，实在难以亲近。不知道东鲁的吾夫子，仍然还在循循善诱别人。”后来，罗状元罗伦辞官回乡，前去拜见吴与弼；吴与弼推辞不见，直到两次仍然如此，似乎想等罗伦来三次以后才接见。罗伦大怒，于是依照前一首诗的韵脚写道：“如今玩弄虚假反而成了真的样子，越发显得高峻而不可亲近。虚假玩弄到最后终究还是虚假，难道能够欺骗世上的人吗？”写完后，把诗扔给吴与弼便离去了。吴与弼看见诗后，非常惭愧悔恨，派人追赶，却没有追上。后来，他因为弟弟行为不检点，实在无可奈何，便亲自脱下帽子，披散头发，穿着亵衣、束着裙子，混杂在人群中，跪在府衙中申诉。府守看了状纸，见到他的姓名，才以礼相待。不久，他又到布政司、按察司二司申诉。张元祯写信严厉责备他，开头说：“拿起这支笔，怒气冲上九重天。”结尾说：“我应当上告素王，辨正名分，追究你的罪责，怎么能容许先生长久窃据虚名，成为名教中的罪人？我姑且按兵不动等待着。”然而这封信实际上从未送达，只是在乡里流传罢了。世上有不少人，平时说话迟缓、走路缓慢，摇头闭目，在众目睽睽之下故意表现得激烈，在无人知晓处却懒惰行事，想欺骗世人、盗取名声，最终败露而被世人讥笑；吴与弼比起这些人还要差得多，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按语：吴与弼是吴溥的儿子，穿粗布衣服、着破旧鞋子，举止仿效古人；他见到程明道看见打猎而心生喜意的故事，更加懂得圣人之学是确实可以学习的。他在小楼中坐卧，收敛身心，由此可知他不被世俗所污染。看他接受英宗的征聘，却辞去谕德的官职，大概就是《易》所说的“不事奉王侯，使自己的志向高尚”吧。有这样的士人，取其节操也就足够了。可是世上的儒者却议论他窥伺卿相之位，怀有傲视世人的心，这又何必偏偏喜欢议论他的短处呢？然而考察我朝二百年来的历史，像吴与弼这样的人大概也不是经常能够得到的，所谓乡贤中最杰出的人，我还能同谁一道归依呢？到了天顺七年，锦衣卫指挥门达总督官校侦缉案件，兼任镇抚司问刑，权势倾动朝廷内外，路上人们只能互相使眼色，没有人敢说话。他认为能够在皇帝面前进言、辨明是非的，只有李阁老李贤和袁指挥袁彬二人，于是谋划排挤除掉他们。门达罗织了几十件事情上奏，英宗想依法办理；门达因为袁彬的阻挠而没有得逞，便对他说：“你把他拿去审问，只要给我留下一个活着的袁彬。”袁彬被关进监狱后，遭受严酷拷问，无法为自己申辩。当时有一个艺人杨暄，擅长制作倭漆画器，人称“杨倭漆”，他愤然上疏论救袁彬。门达想连同李阁老一起陷害，逼迫杨暄供认是李贤指使的。杨暄害怕被拷打死在狱中，便欺骗门达说：“这确实是李贤指使的，只是我在这里说，没有旁证，不如请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审问，我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李贤就无法推脱。”门达相信了他。第二天，便派两名官员径直到阁门，要求李贤出午门听取对质。（“时有一艺人杨暄”中的“杨暄”，《明史·袁彬传》作“杨埙”。“遂遣二官径诣阁门”中的“径”原作“经”，“阁”原作“各”，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

译当时李贤刚从东宫讲读退下，陈安简、彭纯道便追问他们是否已经得到圣旨，回答说：“还没有，暂且离开一下，等候对质。”二人加以阻止。等到多名官员会集审问时，杨暄大声说：“如果要死，就让我死；我怎么敢胡乱指认别人？我只是一个市井小民，怎么会见过阁老？鬼神明察，这实在是门达教我指认的。”门达听后脸色大变。于是袁彬得以从轻发落，调任南京锦衣卫，带俸支薪；杨暄也得以免罪，众人都认为他有义气。（“此实门达教我指也”，原文没有“教”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李贤有一位堂兄任安庆府同知，门达又派校尉前去侦缉，务必要倾陷李贤。不久因英宗升天而得以免除追究，门达因被弹劾而谪戍。袁彬恢复原职后，按照礼节设宴送门达出城，这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按语：从前石亨起初想陷害徐有贞，因马士权不屈服而使徐有贞得以免祸。如今门达想陷害李贤，又因杨暄不屈服而使李贤得以免祸，世上什么时候没有义士呢？“主使”这一套说辞，如今仍然沿用，难道这算成法吗？李贤没有成为另一个徐有贞，只不过是上天的幸运罢了！我对这两位义士很有感触。翰林院的值房在右阙门南面、锦衣卫值房旁边，共有三间。每天早晨尚未上朝时，各位阁老分坐在北楹，各位学士坐在中楹，其余官员坐在南楹，等门吏报告三鼓，才一起到左掖门等候。阁老面向东站在门边，各位学士稍后站在南面，讲读等官又稍后站在偏南处；给事中则站在讲读等官的后面，面向北方；通政、太常、光禄、太仆、顺天府各衙门的堂上官，又聚集站在给事中的北面、说谎牌下面，都面向东方。御史面向北站在中书省南面，六部堂上官则站在棕蓬下面。大家都是分开站立，其中包含着防止请托的意思。成化初年，李文通升任学士，孙舜卿等升任少卿，双方互不相安，于是分散站在棕蓬下面。近来彭可斋先生因为气喘，难以长久站立，偶尔坐在棕蓬的凳子上，诸位尚书以下官员于是也相连坐下，三鼓将尽时才起身进入。通政等衙门的堂上官，也因为通政使张允中升任兵部侍郎，仍然掌管本司事务，于是都跟随六部官员坐在棕蓬下面，只有讲读以下的官员还站在原来的地方。凡是在翰林院、宫中和内府供职的官员，每天由光禄寺供应黄封，内膳也有固定的制度。景泰年间，因为水旱灾害的缘故，削减了三分之一；后来逐渐削减，超过了一半。不过，如果有水命令内馆教书，就给两份；有时兼任纂修时，又加倍供应。成化年间，轮值担任教书官的人，辞去原有的常例，只领取一份；只是想保留“留一只羊以表示礼意”的做法，所以没有完全辞掉。景泰年间，选内侍黄赐等七人在文华门廊下读书习字，以备任用，想选翰林院两人来教他们。（“选内侍黄赐等七人于文华门庑读书习字以备用”中的“赐”原作“杨”，原文没有“庑”字，均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补。）当时太监王忱、舒良因为曾经跟随钱原溥学习，正向钱原溥透露这个意思，钱原溥没有领会，说：“有那么多好处却不成全我，为什么又把这件事托付给我？”王忱、舒良于是传达旨意给内阁，请内阁推举人选，得到侍讲吕逢原、倪克让后上报。不满一个月，两人都升任侍讲学士，时常受到皇帝召问，所获赏赐丰厚，钱原溥这才大为后悔。景泰丙子年春天，兵部于少保因病请假。朝廷向内阁传谕，要求找一个人协助处理兵部事务。当时江渊先生在内阁，常常说同僚阻挠压制自己，不能实现志向，曾经眼馋代替于少保。几位阁老看出了他的心意，便借此对他说：“兵部的权力和任职都不轻，除了江先生没有别人可以胜任。”江渊高兴地接受，没有推辞。于是嘱托商先生在便殿拟写内批，众人仍和江渊相对坐在阁中。过了一会儿，王千之先起身进入商先生所在之处，用手指在掌中比画，写出“江工”两个字，又写出“石兵”两个字，随即出来；商先生明白了，点头表示同意。陈芳洲先生接着起身，也像王千之那样比画。商先生写完，封好后，出来放在阁中的桌上。江渊竟然没有察看，便和商先生、萧先生三人一起去陪同举行释奠礼。第二天圣旨颁出，把工部尚书石璞调任兵部，江渊补任工部。江渊非常恼怒失望。这一年夏天，《寰宇通志》编成。内阁先接受密旨，拟定总裁、纂修等官员应提升的等级。当时阁老都担任保傅，只拟定兼任官职，唯独拟定商先生升任兵部尚书；钱原溥由赞善兼检讨拟升为谕德兼侍讲；黄廷臣由编修拟升为中允。稿子定下来后，嘱托商先生誊写校正；商先生退回来，说钱原溥兼任编修的拟稿有误笔。可是陈芳洲想改回最初的拟定，商先生说：“钱原溥既然越过众人连升两级，那么兼任的官职怎么还应该再升？”于是把稿子交给太监王忱。将要进呈时，几位阁老送到台阶下便退步，只有王千之先生追送到阁门外，低声对王忱说：“各位总裁都只提升兼任官职，商先生怎么可以单独升任？也应当按照众人的例子。”商先生对此毫不知情。到了颁旨时，手敕发出，商先生仍任原来的兵部侍郎兼学士，加任太常寺卿，这才惊愕而不满。（“商仍旧兵侍兼学士”中的“侍”字，原作“部”，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 内阁的各位老臣，自解缙、胡广以来，都分东西坐在小凳子和两张小板凳上，那里没有设置交椅和公座。天顺年间，李文达公想依照品秩设置公座，像各部堂官的礼制那样；彭、吕二位先生回答说，从前皇帝曾经临幸这里，坐在中间的座位上，如今座位上还供有御题的寿星像及《宝训》，谁敢背对它坐呢？英宗听说后，于是赐给内阁一尊孔子铜像，放置在阁中，每月供应香烛。阁老每天早晨入阁，必定向孔子像作一次揖；冬至、正旦时，翰林院所属官员都到圣像前行四拜礼，学士以上官员在阁中行拜礼，其余官员则在台阶下列队行拜。大概是因为禁宫中尊位只能设置宝座，没有人敢面向南方坐，所以从阁老以下，大家都坐小凳子。

译大家共用一本簿册，列出官衔并签名，称为“公会簿”，也不敢像外衙门那样称为“公座”。公会时，只有学士以上官员各自在官衔下面写姓，并签一个花押字；讲读以下直到东西诰敕房书办等官员，即使品阶为三品，也都要各自写明官衔、列出姓名，每天在卯时和酉时画押。讲读以下官员的花押字，通常由新进人员代为书写，所以大多潦草。正统年间，王玉任修撰时，曾恼怒代书写得不整齐，说：“小轻薄。”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肯替他代写。有一天，他又看见自己姓名下面一片空白，才红着脸说：“有代书也就罢了。”李公刚进入内阁时，忽然看到公会簿上没有一个值得观赏的花押字，笑着说翰林先生们都不擅长写花押字。彭可斋回答说：“只是因为有一个人代写罢了，哪里是不擅长呢？”当时只有陈缉熙喜欢替人代书，陈缉熙离开以后，大家才各自书写。成化年间，才开始赐给内阁两把连在一起的椅子，并在上面铺设褥子。又赐给漆床、锦绮被褥三副，以便休息。阁门在夏秋悬挂朱筠帘，冬春悬挂紫毡帘，都是由司设监内史按时供应设置的，皇恩多么优厚啊！自正统年间以来，经筵每天讲课结束，皇上一定说：“先生，请用酒饭。”阁老和四位讲官都接受圣旨，叩头后才退下。成化丙戌年，刘主静进入内阁，立即托宦官进言：“今后酒饭都按通常的例子赐给，不必劳烦圣上的玉音。”从此，讲官们庄严地进讲，默默地退下，君臣之间除了这些，再没有一句交谈；“先生”的称呼也不再听到了。时间一久，左右近臣不再知道讲官的身份是何等重要，未必不是从这件事开始的。何况主静说宋代的议论，是因为欧阳修没有做成首相，（“况主静云宋论以欧公不得首相”一句中，“主静”下面的“云”字似乎是衍文。）所以他在濮王议礼中迎合皇上以求取悦，难道可以用自己的私意来揣度别人吗？“不必劳烦玉音”，这难道也是取悦皇上的说法吗？按语：经筵讲课结束后设宴供酒饭，并且一定称讲官为“先生”，这是皇太子隆重礼敬师傅、谦恭有礼的盛大礼节。胡主静专门从事谄媚，进言说“不必劳烦玉音”，从此君臣在进讲时废弃了交谈，设宴时也不再称“先生”，还使皇太子有了轻慢老师的过错，使讲臣失去了尊贵的体面，这一切都是从一句话开始的。确实，逢迎取悦，恐怕不是大臣应有的行为。英宗实录的稿本刚完成，总裁诸位先生打开公会簿，商议选取几位老成的人来检阅校正，（“议择数老成者检阅校正之”一句，原文没有“择”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参加的人都用朱笔在自己选中的人名上作记号。当时刘主静先生首先指了程编修敏政的名字，以此希望迎合李文达公，李公没有同意。不久，主静又说：“这个编修年纪虽然小，实际上很聪明。”李公勉强同意在他的名字上作了记号。主静退下后，李公对身边的人说：“君子应当以德行爱护别人，何必这样做呢？”随即命人刮去那个记号，才拿出来给众人看。吏科都给事中樊景瞻，（“吏科都给事中樊景瞻”一句，原文没有“樊”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仪表身材魁梧伟岸，应答敏捷。英宗非常喜欢他，有意重用，多次派他出使。有一天，又派他到外地勘察事情，召他到御榻前，告诉他说：“这次回来就升迁。”等到事情办完回来，英宗已经去世，来不及再见了。他的同年御史田宾，先前巡按四川时，因贪赃获罪，被逮捕关进锦衣卫狱，祸患不可预测，（“祸不可测”一句，原文缺“祸”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恰逢赦免而成为平民。一天两人一同饮酒，谈到以前的事，景瞻感慨往事，哽咽流泪。田宾厉声说：“如果没有这场变故，你现在就好了，我又将怎么样呢？”众人都大笑起来，景瞻也不由得张口笑了。《中庸》说：“天地这样广大，人还是有所遗憾。”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成化己丑年春，吏部尚书李秉，字执中，被罢免。起初，执中和王宏，字公度，都因为刚强简朴、质朴正直而获得声誉。获罪罢职后，又重新起用为巡抚。一天，左都御史和大司马的职位空缺，正为人选而为难。当时佥都御史叶盛与执中一起镇守广东，因为盗寇没有平定，想要脱离那里，恰好因议事赴京，船停泊在河西。他托同乡兵科给事中王汝霖、礼科都给事张宁设法保留自己的职位。两位给事会同科道官员商议，提出让执中补任左都御史，公度补任大司马，执中还可以进入内阁。御史吕洪说两位都可以推荐，但执中的声誉已经颇有损失，恐怕不适宜，于是只停止推荐王宏、李秉。奏疏中说：“上面所说的大臣德行和政绩，虽然法律有禁止，但推荐贤能是为了国家，终究没有私意。”当时人讥评说：“如果这样，那么强奸人命的人也都可以自首了。”执中也改任宣府镇守。张宁等人又想联合推荐岳正重新入阁，心里存着攀附权贵、求取荣进的打算，王宏、李秉果然因此感激他们。正逢考察清理黄册，张宁首先排斥众议，推荐张宁自己可以担任佥都御史、岳正可以担任兵部侍郎。朝廷察觉他们结党，十分愤怒，没有同意。于是升张宁、岳正为知府，让他们离开，公度不久以病为由辞职回乡。执中又被科道官员联合推荐，准备补任吏部尚书。当时少宰崔克让、尹同仁都不高兴，办事常常意见不合。执中性情粗疏，他原籍有一名巡检任期届满，军囚数目不足，便行贿考功主事刘道，求其升迁，却被郎中张宇中阻止，按例拟定交给文选司核对品级后调任，（“如例拟付文选司对品调除”一句中，“付”字原作“行”，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刘道因此诬陷张宇中办事不公。执中没有察觉，竟在堂上大肆斥骂。张宇中挺身抱住案几当面质问，扬言说：“如果这样做是为了公事，那样做是为了私事，那么这件事究竟是私事还是公事？如果你这样听信谗言、颠倒是非，我们这些人还凭什么尽职？”喧闹愤怒不止。两位少宰都喊道：“张郎中，你说得确实对，暂且停下吧。”执中脸色失常、气势沮丧，几次低声说：“张郎中，我已经知道错了。”因此成为朝廷内外的笑谈。

译御史康永韶（“御史康永韶”中，“康”字原作“张”，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起初凭借懂星命、医术和卜筮，出入执中的门下，得以被选为御史。戊子年冬天，彗星出现，永韶奉承执中的意旨，联合众人请求淘汰京官，并弹劾姚宗伯、商阁老、程司马、马司徒，认为他们应当罢免。执中暗中支持此事。于是又覆奏，请求会同都御史考察弹劾京官；其中大臣曾被弹劾过的，应当允许他们自行陈述。因此司徒被罢职到边地，员外郎被退往边地，他们辱骂执中，说：“难道只有我可以消除天变吗？”而姚宗伯等人都被留任，于是对执中怀恨在心。执中并不在意，只挑选优越的职位来诱使科道官员，以保护自己，甚至早晨任命给事中、舍人，晚上就去登门道贺。如今尚书登门拜访给事中、舍人的事，就是从执中开始的。何况他所推荐的人，也多有偏袒徇私，清议对此并不认可。御史戴用于是进言说：“地方方面官员有缺额，应当依照正统年间的旧例，允许在朝三品以上的大臣各自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诏令同意了这件事，并且谕示说：“在京四品以上官员，吏部列出缺额后，朕亲自提拔任用。”御史刘辟因为任期九年将满，害怕没有人作推荐者，便在深夜跑到执中的住处，向他袒露心腹，联合几个知己，竭力诋毁戴用的主张，请求把推荐权收归吏部，甚至说君主身处九重深宫，怎么能辨别臣下的贤能与否？这些话多有触犯内阁之处。不久，吏部又大批黜退朝觐官。彭彦充、彭彦实因为姻亲邓秀、刘伦正两位佥事也被黜退，心中怏怏不平。两位少宰又日夜向知交揭露执中的短处。给事中萧彦庄于是想要上疏弹劾，彭彦充从旁煽动他，奏疏下发后，许多官员会同审查。两位少宰当面对质，承认并服罪，还说：“我们两人曾经劝谏过他，只是没有被听从罢了。”执中因此获罪罢职，最终和那些被朝觐所黜退的人一起离开。人们说，执中真是被彗星扫掉别人，同时也扫掉了自己。（“人谓执中为彗星扫人兼自扫矣”中，“兼”字原作“当”，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 当时彦庄的奏疏中有“执中暗中结交御史”等话，朝廷对此很震惊，谕令他指出姓名。彦庄害怕因此结怨，迟疑不答。皇帝下旨严厉责问，他才指出刘辟等人。丘布政因不满彦庄弹劾自己而被夺职，又揭发彦庄曾出使山西，责怪他当时奉承自己不够，于是两人都被逮捕送进锦衣卫狱。科道官员平素与执中结交的人纷纷喧嚷诽谤。大理寺卿王同节附和当时想让崔克让担任吏部尚书的意图，于是唆使彦庄。彭阁老听信彭彦实等人的诬陷，合谋罢免执中；阁老内心不安，称病不出。我担心祸及乡里，请商阁老赶快让崔克让补任吏部尚书，希望能够安抚科道官员和北方人的心，也借此解除王、彭二位的诽谤，商阁老答应了。第二天，崔克让果然升任。崔克让又托我向阁老说明，请求把尹同仁调任左侍郎，把礼部侍郎叶与中调任右侍郎补缺。不久，彦庄降为驿丞，刘辟和御史冯晖、吴远降为州判，刑部主事吴智又揭发康永韶，于是康永韶调任知县，吴智调任通判。唉！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说的就是这些人吧！成化七、八年间，朝廷因为姚冢宰大章、陆司寇瑜招致了很多非议，打算寻找替代他们的人。太监覃勤趁机推荐王理卿槩、伊少宰旻，皇上点头表示认可，覃勤暗中把消息告诉王槩、尹旻。入朝时，王槩责问他说：“昨天有人到府上说的那些话，也可以相信吗？”王槩说：“没有这回事。”尹旻拿覃勤报告的内容质问他，王槩明白过来，说：“恭喜你，我哪里敢有这种希望？”当时外面的议论大多认为王槩会代替姚大章，商阁老也因为尹旻诋毁姚大章而怨恨他，心中属意于王槩。尹旻害怕，于是千方百计经营活动。到这时，他高兴地听到覃勤的话，所以故意责问王槩，想阻止王槩前来任职。癸巳年春二月，姚大章去世，恰好商公因妻子去世正在告假。尹旻急忙叩见覃勤，不等商阁老出面。覃勤于是引东厂刺事太监韦太监入内奏报，说外间舆论和人望都归向尹旻，于是皇帝命内阁拟定诏旨。彭阁老说：“崔恭正在南京，也可以召来。”司礼监诸太监说：“只推荐现在这里的人。”彭阁老于是说：“这样看来，没有人比尹旻更合适。”于是拟旨升任尹旻为吏部尚书，并将叶盛由少宰转任左侍郎。彭阁老又说：“右侍郎也可以立即补任吗？”诸太监说：“听先生推荐。”万循吉说：“礼部侍郎刘吉很好。”怀太监说：“他才熟悉礼仪，暂且不要调动。” 在这以前，彭阁老和万循吉私下商议说：“尹旻、叶盛二人如果依次转任，那么就会有右侍郎的缺额，可以安排尹旻担任正言。”万循吉说：“正言这个职位很好。”到了这时，万循吉却推荐刘吉，未获同意，于是就停止了这件事。不久，彭阁老找机会见我，对我道谢说：“直侍郎这个职位，我哪里敢奢望。”另一天，万循吉又对我说：“那天我本来想推荐先生，又担心朝廷不肯立即升任你为六部首官，所以打算让刘吉转任，而用先生补刘吉留下的缺额，这样或许可以获准。没想到内廷不肯调动刘吉，不过这个缺额还在。”我说：“过分承蒙您周全考虑，只是礼部侍郎这个职位，我也不敢奢望。” 成化丁亥年二月，奏请获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允许一人送入国子监读书，按照惯例取得出身；有志于参加科举的，听其自便。如果大臣确实对国家有功劳，出于特别恩典而录用其子孙，则不受此限制。按语：开国之初，沿用前代任子制度，文官从一品到七品都可以荫补一个儿子，使其世代承袭俸禄，诸司职掌中对此记载得很详细。凡职官子孙依靠荫补叙用，正一品官的儿子按正五品叙用，从一品官的儿子按从五品叙用，二品以下依此递减。后来逐渐加以限制，只有三品以上官员以及为国战死的人，才可以录用子孙，于是我朝任子制度不再像前代那样泛滥了。但是开国之初，必须考试经书，能够通晓大义，然后才授予职事。其中有不能通晓的，发回去学习，重新考试，所以恩典广泛却没有滥用。近来却只看父亲的官职是否显贵，或者是否善于钻营刺探，就能得到京中美职，即使大字不识，也不再追究了。商阁老被罢职后在家居住，刚过十年，成化丁亥年又被召回重新起用。起初还没有恢复官职的命令。到了那一天，众人私下议论说，他恐怕配不上这个职位。等到入朝陛见时，他头戴方巾，系着丝绦，穿青布圆领，自称是原籍百姓臣商辂，被征召选取来到京城。看见听见这件事的人都说他举止妥帖。有一天，士大夫家中举行宴会，优人表演《东窗事犯》的戏。演到岳武穆被戴上刑具押下狱的情景时，商辂脸色骤变，呵斥令其停止，大概是因时事而感伤。

译成化丙申年秋七月上旬，京城出现了黑眚。当时正值巷里的平民之家，男女夜间大多露宿，忽然看见一件东西带着一片黑气而来，有的从门窗进入，即使密室也无处不在。它一到，人就昏迷，有的手脚受伤，有的头脸受伤，有的腹背受伤并流出黄水，醒来后才发觉受伤，且并不很痛。几天之内全城惊扰，傍晚和夜间各自拿着刀、点着灯防备，看见黑气到来，就敲锣击鼓驱逐它。（“见有黑气来”中，“气”字原作“声”，据明《历代小史》本改。）我起初不相信。一天夜里二更时分，我家后面租房住的王二的幼子啼哭，他的夫妇大声喊：“救人！”我惊醒后隔墙呵斥询问，他们回答说：“有人。”又说：“拿火来，拿刀来。”过了一会儿才平息。第二天我派人详细询问，说是一件东西坐在他妻子的胸上，冰冷异常；妇人惊醒后，发现自己的提孩被夺走，便用力争夺。她丈夫慌忙寻找刀，却没有找到，于是打开门借到邻居家的火，那怪物才惊惧离去。起初这种怪物出现在城西北，人们都不敢说。等到各城都有受伤的人，才各自向所属城的兵马司申诉；巡城御史拘来审问，查验确实，于是据实上报，只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所伤。” 不过有很多人亲眼见过，说它黑色而且很小，有金色的眼睛和长尾巴，形状像狗或狸，大概不止二十多只，过了二十天才停止出现。两京五府、六部衙门的设置大多相同而略有差异，北方的规模稍微宏大一些。五府以中、左、右、前、后为次序。南京总兵驻在中府，而北方的总兵驻在后府，大概是为了避开“中”字。南北太常寺都位于通政司之上，（“南北太常寺皆居通政司之上”一句，原文缺“居”字，据明《历代小史》本补。）但班次却是通政司在前，大概因为通政司列在九卿之中，是执政衙门的缘故。南京国子监内的号房都没有门槛，而成贤门的“门”字没有钩。太祖认为秀才都将出仕任用，不应当设置隔限，所以门上都去掉门槛。他又因詹孟举书写的“门”字带钩而发怒，便用白粉涂去钩画，直到今天粉迹仍清晰可见。号房按照“规矩准绳纲纪法度”的次序排列，每个字有二十间。北监则按照“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次序排列，大概是各自有所取义。南京文武各衙门都有牌匾，直接写衙门名称，只有“翰林院”三个字横向排列，而兵部独独没有牌匾。相传洪武年间某天夜里，有人暗中把它扯走了，却不知道是谁干的。第二天早晨，将此事全部上报，（“具闻”原作“具问闻”，“问”字是衍文，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删去。）皇上没有过问。大概是用来表示去掉兵部的意思，从今以后便不敢再挂出来了。现行制度规定，题本使用白棉纸，四页相连，最后一连接不许有四页。充分利用纸张的长度，每页六行，每行二十字，字比奏本的字大一些，不完全拘泥于《洪武正韵》中的字。记载完整年月的部分单独占一页中的位置，大概因为末尾的“题”“旨”“知”或“闻”字，允许占用记载年月的那一页上一行；如果超过两行，年月就必须另占一页了。内外各司的印文都使用叠篆，以九折笔画为止；印文中的字要成双排列，不足一双的，就用“之”字补足。总兵所悬挂的印文则使用柳叶篆。皇帝的玉玺和各王府的宝印，则使用玉箸篆。印章形状为方形，大小稍有差别：一品官的印为三台，二品官的印为二台，都是银印；三品以下官员的印是铜印。只有应天府特赐银印，以表示对它的重视。巡按御史的印柄顶端有孔，用带子穿过。其余杂职衙门的印形稍长而不方，所以称为“条记”。太宗的军队驻扎在金川门时，立即命人访求解大绅。解大绅到后，太宗非常高兴。于是开始建立内阁，安排翰林七人入阁，解大绅为首。今天内阁的规制，都是由解大绅创立的。等到议定储君的事情迟迟没有结果，太宗便召解大绅参与商议。解大绅说：“确立嫡子，应当立年长的。”接着又说：“好圣孙。”太宗心中顿时醒悟，事情于是定下来了。后来丘福等人把这句话泄露给汉庶人，汉庶人不断怨恨和进谗，于是解大绅被调任外地，最终下狱。不久又以此事使他死去。这本来并不是朝廷的意图，实在是汉庶人所造成的。都宪韩公雍聪明有才、善于应答，远远超过同辈。他巡按江西时，恰逢闽、广、处州的盗寇兴起，抢掠到了边境，韩公设法将他们击退。当时巡抚侍郎杨宁当众称赞说：“韩绣衣的聪明才智胜过我小子百倍。”官民上奏请求留任，让他继续负责重按一年。回朝后，升任广东按察副使。不到几个月，又升任佥都御史，巡抚江西。他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却一向熟悉民情和吏治，风采威严。凡是面对众人处理事务，动辄发表一百多句话，全都援引经书、依据法律，没有一句说得疏漏停滞。处理事务没有不恰当的，直到今天，官民仍遵守这些做法，称为“韩都例”。继任他的人都认为比不上他。他曾经想到陈芳洲先生是自己的举主，赴镇途中经过泰和，亲自到墓下祭奠，流泪不止，说：“士人应当为了解自己的人而死，又怎么能够报答他呢！” 平江侯陈公暄天资聪明敏捷，善于处理和成就事务。起初，陈公率领水军扼守江津，当时靖难军到来，他立即用船帮助他们渡江；船不够，就拆取百姓房屋的木材编成木筏来补足。后来他总管漕运，看见河道上军民船只来往，交错冲塞，难以通行，便创制了溜头掐□〈▯亶〉来使船只彼此避让，确实使双方都便利，直到今天人们仍遵照实行。正统年间，宫殿应当彩绘，估计需要一万多斤牛胶，朝廷派官员携带敕书，嘱咐南直隶巡抚尚书周公恂按数采购供应。周公因议事赴京，在路上遇到使者。敕使请周公回去办理，周公说：“只管走，自有处置。”到了京城，他说京库储藏的皮张因年久已经腐朽，请取出来熬胶使用；回去治理后，再拨出多余的米买皮，按数缴纳，以新的替换旧的，这样两方面都便于使用。太监王振欣然听从了他的意见，对他更加敬重。●《謇斋琐缀录》卷五

译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佥事臣袁彬谨慎呈奏：关于纂修的事情，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呈奏说：英宗皇帝车驾北征，往返期间的事迹，有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袁彬一直随侍，必定能够详细知晓，是否应当令他开列书写，具文呈报。奉圣旨：“是。”钦此。臣谨遵圣旨。本月二十二日，臣把事迹记录下来，想送交有关馆署，但不敢擅自办理，特此具奏。奉圣旨：“记录写完后，封好进呈。”钦此。臣谨遵圣旨。现在将事迹开列如下，谨呈请圣裁。开列如下：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被回回赛伏剌俘虏。十六日，皇上坐在雷家站的高冈地上，众多达子把他围住。臣从远处观看，认出那是我英宗皇帝。臣叩头哭泣，皇上问：“你是什么人？”臣说是校尉，皇上当即降旨：“你不要说是校尉，只说是原来在家中跟随的指挥。”又问：“你会不会写字？”臣回答：“会写。”于是命臣在身边随侍听候差遣。当日皇上降旨索取珍珠六颗、九龙蟒龙段匹、金二百两、银四百两，用来赏赐也先，并命臣写信，派千户梁贵回京奏请此事。十七日，随行到宣府西城角答话，城上发射短枪，不能靠近。又转到南门，皇上下旨召宣杨洪、范广、朱谦、罗亨信，命他们开门接我上城。城上的人回话说：“今天已经晚了，不敢开门。这座城池和军马是爷爷的。杨洪也出去了，不在城里。”星月升起时，随皇上渡过宣府河，臣下水牵马，渡河完毕。到二更时，雷雨大作，竟在阵地上把也先所骑的青白色骟马震死。雨停后，皇上命臣到帐房外窥视，只见红光笼罩着御帐，臣随即奏报。此前，虏众多次谋划要害皇上，后来多次看见祥瑞之兆，谋划便被打消了。第二天，也先来到帐房前叩头致敬。十八日，皇上下令派喜宁回京奏请赏赐。十九日早晨，也先命伯颜帖木得知院送来熟肉、铺盖和皮袄。二十日，到了大同东塘坡。皇上下旨命臣写信，派力士张林到大同城中；总兵官刘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把张林交给断事司，审问他的来历。当晚，就派人出来答话。二十一日早晨，经过西门答话。皇上又命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人不相信。皇上命臣亲自骑马到城下，跪下说：“我是写字的校尉，现有驾牌可以证明。我原籍是江西人，这里所说的确实是实情。皇帝在土木时，军马全被也先杀散了，请放下吊桥让我进去。”臣进城见到刘安、郭登、沈固、霍瑄，众官商议了很久，把臣留在城中。刘安出城去见皇上，悲痛哭泣。皇上问：“城里有会说话的通事，叫一个出来。”刘安说：“有一名通事指挥李让。”奉圣旨：“就让他出来。”刘安进城后，才派臣出去。臣见到皇上，皇上又命臣进城把李指挥带来。李指挥说：“官人，我的女儿已经许配给大同王，现如今不能悔婚；如果我出去，他一定会杀我。”臣拉住他的腰带说：“皇帝就在门外，你怎么不去？”刘安又说：“我已经在皇上面前说过了，你就去吧。”于是和李指挥一起出来见皇上。得知院等人说：“我的太师也先曾说，我有什么本领征伐南朝？只是上天让我和皇帝相会罢了。” 李指挥说：“官人，你这话说得合乎天理。”得知院等人到了城下，命臣在皇上面前索取羊和酒作为赏赐。这天，刘安等人与大小官员出城朝见，并进献羊、酒等物。皇上问大同有多少财粮，刘安说有银子十四万两。皇上当即命臣取银一万两，其中五千两赏给也先，五千两赏给得知院等三人。虏众又索取众军的赏赐，皇上命臣再次进城取银五千两，分给众达子。二十二日，臣传达奉行圣旨：把武进伯朱冕、西宁侯宋瑛、内官郭敬的家财，以及三人的蟒龙衣服、酒器，全部拿来赏给也先。城内众指挥、千户、百户凑集衣服和彩段来赏给也先；大小头目又被命令摆设筵席，在营中侍奉他。到晚上，离城向西二十里驻跸。有夜不收杨总旗来对臣说，今夜有五名夜不收来秘密邀请爷爷到石佛寺去，等他找不到人时，便乘机进入城中。臣把这件事详细奏报，皇上说：“这是危险的事情，不能这样做。先前在土木没有死，我的命运在上天；如果万一发生不测，那可怎么办？”于是没有采用这个计策。二十三日，也先等人说：“我们到猫儿庄外商议，打算送皇帝南归。”这天晚上，到了水尽头，指挥盛广等送来银三千两。二十四日，送来衣服。二十六日，送来彩段、羊、酒和蜜食。二十九日，到了黑河。三十日，到了八宝山。九月十六日，季铎斋携带圣母皇太后寄来的貂裘、胡帽、衣服等物到达营中，见到皇上，说：“初六日，郕王已经即皇帝位。”又说：“文武百官在三位皇子中奉年长者为东宫。”皇上命臣写三封信：一封劝郕王接受禅让，一封向太后问安，一封向百官致意，以断绝也先开拓疆土的念头，触动景皇的兄弟亲情。皇上看后非常高兴，当时向上天祷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本月十七日，到了断头山，停留五日。也先每天进献各种煮熟的野味。二十一日，又向北走了两天。也先商议后，又向南走了一天。也先下令挑选厮杀用的马匹，五更时分起营，到傍晚驻扎。

译二十八日，到了大同。皇上到北门下，郭登等人穿朝服，在月门里面摆放一把交床，等候叩头。皇上不肯下马，郭登暗中派人埋伏在城上，想放下月城的闸板，虏众察觉后，便拥着皇上出门。也先到了大同东门，邀请城中头目出来相见，城中没有答应，只进献了羊、酒等物。皇上亲自对城上的官军说：“这些人说谎，不肯把我送回去。你们要守好祖宗的城池，操练军马，不可懈怠。” 十月初一日，到了聚乐店。内官喜宁说：“如今送爷爷从居庸关进去。”初三日，到了阳和，索取了牛、羊和酒。初四日，到了紫荆关北面的空地驻扎。有通事都指挥岳谦对臣说，喜宁会说达达话，说他从前带领哨马进入紫荆关，去抢掠北京。臣想到喜宁很了解中国的虚实，如今被虏众利用，恐怕会乘虚进入关内，应当把岳谦所说的情况奏报。皇上说：“只凭天理行事。”初五日，喜宁带领前哨进入紫荆关北口。初九日，喜宁等人烧毁紫荆关，杀死都御史孙祥。初十日，经过易州，到了良乡县，本县里老人等进献茶食、果品、羊和酒。十一日，到了芦沟桥，有果园署官员带着果品前来进献。皇上又命臣写三封信，分别送给圣母皇太后、御弟皇帝以及文武群臣，通报虏情，嘱咐他们固守社稷；又派岳谦同那哈出到彰义门答话。岳谦被官军杀死，那哈出逃回营中，对也先说：“他是南朝人，也不认识我们，竟把岳谦杀了。”也先听到后，当即命达子摆成一字阵，一直逼近西直门。皇上住在德胜门外的空房里。十二日，臣送皇上登上土城答话，有王复、赵荣前来进献羊和酒。得知院等人说：“为什么没有大头目来迎接？叫你这个小官人出来？”十五日，皇上命臣对得知院说：“哈铭会说达子话，你把他带回去，不要让他进城。”又召见喜宁，喜宁三次都没有来。这天，回到良乡。十六日，到了易州。十七日，出紫荆关，连日雨雪，道路上下都很艰难。十八日，到了浑河。十九日，到了蔚州。二十一日，在顺圣川驻扎。二十三日，前往阳和、后口，到了猫儿庄。二十四日，向北行进。十一月十六日，到了老营，得知院的妻子宰羊迎接皇上，并递酒杯。十七日，宰马设筵席，在苏武庙驻扎，共四十日。当时天气非常寒冷，臣获准睡在皇上身旁；每到半夜，皇上便命臣伏卧在里面，用两胁替皇上暖脚。皇上有时走出帐房，仰望天象，有时指给臣看，说：“天意自有安排，我终究会回去。”也先每两天进一只羊，每七天进一头牛，每五天、七天、十天设一次筵席，每天进献牛乳、马乳。又进献一顶窝儿帐房，派达妇负责搭起和管理。皇上在行营中，有时坐暖车，有时在途中骑马；达子、达妇遇见皇上，都在马上叩头，并沿途进献野味和奶子。也先每次宰马设宴，先向皇上敬酒，然后亲自弹虎拨思儿唱曲，众达子齐声应和。得知院、大同王、赛罕王跪着向皇上敬酒。到了十二月初二、初三，在老营起行，往来迁移驻扎。也先和达子每夜都看见皇上所住帐房上火光升起，隐约像有黄龙在上面交相腾跃。也先想把妹妹嫁给皇上，皇上最终拒绝了。初六日，喜宁与也先商议，请皇上前往高桥儿、宁夏；臣说：“如今天气严寒冰冻，爷爷怎么去得？”于是没有成行。喜宁对也先说：“都是校尉袁彬从中安排阻拦。”他们把臣骗到芦苇地里捆起来，想剥皮。忠勇伯暗中派人跑去报告皇上，皇上命哈铭对也先说，请求饶臣不死，他们才解开皮条把臣放了。也先等人带领四数达贼外出抢掠，到月底才回营，日期并不固定。皇上多次命臣写信，派人回京告诉御弟皇帝和文武群臣，要以祖宗社稷为重，好好操练军马，谨慎守卫城池，不要顾念我。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皇上亲自用白纸写表，宰羊一只，向天地祝告，行十六拜礼。到了二月初一日，也先请皇上到他的帐中，敬酒弹唱；也先的三个妻子都出来叩头，献上铁脚皮。四月二十二日，皇上因为很久没有使臣往来，又想到喜宁暗中怀有二心，多次教唆也先扰乱边境，于是命臣写分豁本，派人回京，为喜宁申辩。又命臣到也先那里说：“爷爷有旨，要派总旗高、太监喜宁、达子那哈出回京。”也先同意了。皇上又秘密写下喜宁谋叛的情状，装在木头中，系在高的腿上，命他到宣府同总兵等官用计擒拿喜宁。到了野狐岭，高与喜宁在城下吃饭，秘密约定城上的人到进汤时就发射短枪。过了一会儿，短枪发射，达众四散逃跑，高抱住喜宁滚落濠中，于是将他擒入城内。那哈出逃走，回营见皇上说：“喜宁在野孤岭被高抱住滚下濠沟，已经被捆进城里去了。”皇上大喜，说：“使双方动用兵器、残害百姓的，都是这个人。如今把他擒住，边境才可以安宁，我南归也有希望了。”五月间，李实、罗琦、马显携带赏赐来送给也先。他们见到皇上，本月内返回京城。七月初三日，哈铭来说，也先商议要送爷爷回朝，要求京城派头目来迎接。于是派哈铭到京城奏报。二十七日，哈铭同杨善在龙门地方相见。

译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进献马匹、貂鼠皮和银鼠皮；也先、得知院等以及他们的妻妾都为皇上送行。走了约半日路程，也先下马叩头，跪着解下所带的弓箭、撒袋、战裙进献，并和众达子一起罗拜伏地，痛哭告别。只有得知院带领部下人马一直送到野狐岭，又进献马匹，一同叩头拜别。到了宣府右卫城外的官厅，住了一夜；宣府都督朱谦同儿子朱永带领人马到右卫迎接。皇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了两天。十三日，命朱谦设宴，索取彩段、衣服等物赏给达子那哈出等人。又有商辂、王谦、许彬前来迎接。朝见完毕后，皇上命臣把许彬等人召来，说：“为了我家祖宗和社稷，使你们这些官人费了许多心力，忧劳不已。想到我如今幸而得以回来，到了京城后愿意退居闲处，你把这话写信告诉御弟皇帝。”十四日，到了双泉铺，天已经黑了。当天夜里，皇上整理衣服，把从前穿过的一件白绫中衣和也先所献的战裙赐给臣。十五日，到了京城，进入南宫。十六日早晨，臣入朝拜见皇上。二十五日，承蒙升任试百户。天顺元年正月十七日，皇上复位。十九日，升臣为指挥佥事。二十五日，钦赐澄清坊第一所，原来朝北，皇上命内官监改建为朝南，由本衙役夫一千人承担劳役。又赐银三百两、彩段六表里。三月间，臣娶妻，皇上命国舅孙显宗主持婚礼，并赐金三十两、银二百两、彩币八表里。天顺二年二月间，臣生子，赏赐金二十两、银一百两、彩币六表里。又陆续赐大红织金纻丝蟒龙，以及各种织金胸背衣服、绣春刀、磁器等物。以上奏本，臣在史馆时已经全部载入诸实录，并对文字作了不少增删润色。到这时，又承蒙袁锦衣拿出来给我看，于是再次记录下来，留传后世，以此彰明我英皇的神功圣德以及感化丑虏之事。而袁锦衣袁彬竭尽忠诚、效力始终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古来从未有过的，确实可见天意自有安排，并非人力所能达到。臣谨慎直书记录。成化乙未年夏五月十九日早晨，礼部当面奉接手敕：“朕的皇子年已六岁，还没有名字，你们礼部会同翰林院拟定后具文呈报。”第二天，内阁商议“福楷棨榘”四字进呈，都没有采用。皇帝再次命令重新拟定，于是确定了现在的“睿名”。当初，皇妣纪氏得到宠幸而怀孕，万贵妃察觉后，愤恨不已，便折磨她。皇上命人以她患病为名，将她送出，安置在安乐堂，并嘱咐门官照管。皇子出生后，又秘密命令内侍和近臣谨慎地保护照看他。到悼恭皇后去世后，内廷逐渐传说西宫有一位皇子。甲午年春天，我偶然和彭先生谈到这件事，并请他找机会进言：或者赐给皇子名字，登记在玉牒上；或者查访他的外家，略加表彰，使外廷明确知道这件事；否则，将来凭什么让天下人信服呢？彭公只是连声答应。到了冬天，我又谈起此事，彭公回答说：“近来我曾托黄赐太监把话转达上去，皇上说，汉高祖尚且把外妇所生的儿子召入朝廷，何况如今这是金枝玉叶，有什么可嫌弃而要隐瞒的呢？”皇上于是对黄赐说：“你上去回复先生，说西边确实有一个儿子，等再打听清楚。”我回来后，暗中想要上奏说明，请求赐名，以便让外廷知道。奏稿已经写好，又考虑到万一皇上准许了请求，因而遭到忌恨，造成疏忽过失，那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推卸罪责呢？老子说福是祸的开端，这正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况且估计皇子日渐长大，朝廷内外已经议论纷纷，必定会有人揭露此事，何必等我进言呢？于是便作罢了。（“因而见忌”的“因”字，原作“囚”，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 到了这时，太监张敏厚交贵妃主管宫务的太监段英，趁机劝说他。贵妃惊讶地说：“为什么唯独不让我知道？”于是她穿戴朝服前来祝贺，厚厚赏赐纪氏母子，并择定吉日，请皇子入宫。第二天，皇上下敕确定皇子名讳，把纪氏迁到西内永寿宫居住，所享礼数与贵妃相同。朝廷内外的臣僚又喜又怕，交相拜贺；张敏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众人都得到厚赏。张敏借监督操练的机会，表示想要向各位总兵表明自己的意图，（“敏因监督操练”的“因”字，原作“固”，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又命内史郭镛写亲笔信，托序班严冠英来向我传达意思。我立即写成请求册立的奏稿，拿给商先生商议，（“予即具请立奏稿呈商先生”的“具”字，原作“其”，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商先生劝阻我不要上奏。于是礼部、吏部会同商议，决定具奏，并列出文武各衙门堂上官和学士的姓名，以英国公为首。六月七日早晨，奏本进呈后，皇上立即命令司礼监七名太监宣召四位阁老到中左门拟定诏旨。不一会儿，七名太监共同拿着奏本从奉天门出来，召集百官，把奏本交给英国公说：“这是皇上亲自批示的圣断，批语说：‘看了奏疏，知道你们都是忠心爱护皇室；但储贰之事关系重大，暂且等皇子年纪稍长后再实行。’” 第二天早晨，皇上又宣召四位阁老到文华殿，对他们说：“皇子很会读书，等他再多学习一些，还是暂且缓一缓。”只有商阁老单独进言几句，请求皇上谨慎保护皇子。至于众人想请求让皇子母子同住在另一座宫殿，以便大概能够脱离虎口的话，却不敢说出来，因为恐怕会因此激怒对方。当时纪妃患病，皇上命黄赐、张敏带着院使方贤、治中吴衡前去诊治。万贵妃请求赐给她黄袍，使她能够活着见到皇子。第二天，她的病稍有好转，从此便不再让人诊视。到了六月二十八日，她去世了。这一天，天色全都变成赤色，皇上按照时享的礼仪斋戒。七月初一，才开始发丧，追封她为淑妃。初三日是皇子的千秋节，于是从初四日起停止上朝三天。一时间，城中对于纪妃病死的原因传言纷纷，各不相同，大概不可能没有疑问。

译当今皇上继承皇位后，严冠英请我把郭镛的亲笔信拿出来，自我陈说和称赞此事的功劳，希望自己也能参与到传达此事的赏赐中。我说：“这是天命早已决定的事，我有什么功劳？汉代的丙吉保护皇曾孙，何曾自己夸说过呢？”严冠英说：“先生真有古人的心肠。” 成化庚寅年春天，甘露降在郊坛的松柏上。当时皇上亲自举行郊祀，住在斋宫，把甘露取来赐给百官。我当时代理翰林院事务，进献《甘露颂》，大概是奉彭纯道之命而作的。然而这种祥瑞实际上是当今皇上已经怀孕的征兆。到了秋季，孟朏之时，皇上便出生了。自古圣帝明王降生，都不是偶然的，大概一定会有祥瑞先出现作为征兆，只是人们事先不知道罢了。何况当今皇上确实是太平天子，天意本来就有所安排。成化丙申年秋天，有一个狂妄的男子名叫侯得权，原本是山西的僧人，年纪二十多岁，行踪诡异，容貌俊秀，没有胡须，像个小宦官，（“类小宦竖”的“类”字，原本漫漶不清，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曾经游历陕西，偶然亲近一个道士。道士妄自传授谶语，他于是蓄起头发，改名为李子龙。恰好有相面的人加以附会，他走到哪里就到哪里骗人惑众，本意只是为了求得食物。后来他渐渐进入京城，通过攀附关系偷偷住在少监韦含的外宅。（“夤缘潜住于少监韦含外宅”的“住”字，原作“主”，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跟随他的人说此人非同寻常，韦含也尊敬他。韦含把各种杂役宦官带入内廷，有时让他登上万岁山，到殿中去，甚至在御床上休息，却没有人禁止。时间一久，掌盖、司扇等失意的宦官侍从，都假装礼佛，叩头后坐在他身旁，颇有非分的希望。韦含的妻子把义子的女儿安排住进正寝。邻里中有知情的人暗中议论：从来中贵人都不尊敬外人，为什么唯独对这个人礼数过分？于是便唆使刺事旗校每天侦察他。（“嗾刺事旗校日伺察之”的“刺”字，原作“赖”，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旗校派一两个人混入其中，也以投拜行礼为名，逐渐听到了他们的约束安排，得知他们准备在八月二十五日前往真定府起事。旗校立即把情况报告给太监黄赐，黄赐于是请求搜捕，果然搜出了他们制造的黄绢袍、翼善冠等器物。韦含被逮捕押到锦衣卫狱中，突然死去，有人怀疑是他的同党给他下毒，以便杀人灭口。那些掌盖、司扇的宦官侍从见韦含已死，都不肯交代实情。只有李子龙甘愿接受死刑，（“惟子龙甘心就死”原文没有“惟”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自称自己享受的待遇太过分，把自己在宫内外所经历的一切都详细说出，说那些地方都是别人无法到达的。都御史李宾、王越等担心他有所诬蔑，便呵斥制止他。于是删节他的供词，写成揭帖，同黄赐反复斟酌数次后才进呈。黄赐也害怕招来灾祸，便按照法律把李子龙等处决，而那些宦官侍从只发往南京充当净军而已。我当时在礼部任职，从御史郭瑞那里得知了详细情况；他大概就是负责审理此案的人。杨文贞公起初以明经身份被征召入翰林，任编纂。（“初以明经征入翰林任编纂”的“征”字，原本已经不清，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不久，有诏令说：各位编纂都送交吏部考试文章，根据成绩高低授予官职。尚书张紞读了杨文贞的策论，高兴地说：“他通晓并能解决时务，是有用的人才，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而已。”于是评为第一，奏请授予亲王府审理。杨文贞由此成名，后来果然得到重用。识别人才的眼光，张公是有的。正统年间，都御史陈智性情刚烈而急躁。他曾经坐在公堂上，偶然有一只苍蝇拂过他的脸，便怒斥随从捉拿。随从们纷纷向东奔向西冲，作出追捕苍蝇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等他的怒气消了，随从才禀报问道：要捉拿什么人？他却斥责说：“是苍蝇。”有相知的人劝他宽缓些，（“有相知者以宽缓为劝”的“为劝”原作“高勤”，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他便制作了一块木牌，在上面写着“戒暴怒”三个字，放在身边，用来警戒自己。后来一有触犯违逆他的人，他就举起木牌打人。一天，他和掌管顺天府事务的工部侍郎李庸在朝廷议事时意见不合，互相愤怒辱骂，朝廷于是把两人一并罢免。刘主静先生有一天经过吏部前，看见卖书的人陈列着各种书，其中有一本《崔氏春秋》。他心想自己常见《吕氏春秋》，不知道原来崔氏也有《春秋》。回到家后，他立即拿出几文钱，急忙命仆役去买回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西厢记》，于是笑着斥责了他。士林把这件事传为笑谈，说：“刘先生真是个酸儒。”我也因此自叹道：“我的迂腐也一样。”大概是因为我平生不喜欢这类书，所以从来没有看过。然而丘仲深竟然能够撰写《五伦全备》，由此可知他的学问见识广博涉猎，不是我所能比的。宣德、正统年间，豫章胡颐庵先生和永嘉黄文简公都退居林下，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分处东西而遥遥相望。凡是部使、上司，以及显贵高官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必定到他们的住所行礼拜访，对他们更加尊敬礼让。这大概是因为三杨执掌国政，能够深厚地保持旧日友谊，所以两位先生居家时得以享有燕居安闲、尊崇礼遇的待遇，这种风气和情谊实在值得称道。后世本来就有同僚互相倾轧猜忌，（“后世固有同官相轧忌”的“轧”字，原作“轨”，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离职后彼此疏远断绝关系的；而那些内心浅薄、根基软弱的人，又从旁观望，搜罗他人过失，以此作为求取进身的资本，却不以为耻的，也不少见。他们都是诸位前贤的罪人。士人的风气日益衰败，人情冷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怎能不令人感慨啊！●《謇斋琐缀录》卷六

译太宗文皇帝最初驻军金川门时，蹇、夏二公率先出城迎接并拥戴他；解、胡、二杨诸公则是奉召前来。然而他们都不能心安理得，暗中把自己比作魏征。唐朝实际上是太宗把帝王之家转变为国家，而魏征等宫廷属官都是由唐高祖提拔的；李建成还没有登上帝位、统治天下，（“建成未登大位统天下”的“建成”原作“元吉”，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改。）所以魏征离开李建成而侍奉秦王，并不感到惭愧。如今建文继承帝位已经五年，蹇、夏二公当时是执政大臣，出自建文帝亲自提拔，他们与魏征对于李建成的情况完全不同。何况当时群臣之中，像周是修被杀这件事，太宗有“他既享受俸禄，就应当尽自己的心力”的旨意，其中圣意十分深远。如今二公却安然地顺从并冒险求进，这是多么残忍啊！他们即使有辅佐的微小功劳，也难以遮盖先前的过失。大节已经亏损，却还称他们为“名臣”，士林中没有人非议他们，我却唯独认为这样不对。所以我把他们列入名臣之中，却称这一卷为“通录”，实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其中只有解公刚从贬谪之地回来，所任职位闲散，他所承担的责任又不能同蹇、夏诸公相比，因此他的过错也稍微轻些罢了！太宗渡江时，解、胡、金三位先生和杨文贞、周是修相约在应天府学自尽。后来解先生派人窥探胡先生的动静，正好遇见胡先生像往常一样去厕所，回来后便问家人有没有喂猪。解先生笑着说：“连一头猪都舍不得，难道肯舍弃自己的性命吗？”可见他们起初都没有真心想死。只有周是修最终实行了自己的志向，真是可悲啊！难怪文贞要为他写传，以便后世显扬他。然而文贞实际上是靠解公推荐的，文章中却绝口不提。后来回乡省亲经过文江时，也只拿白金十两给解夫人祝寿罢了。太宗皇帝曾经驾临便殿，偶然宣召两三名给事中到御榻前，询问他们的姓名。其中一名身材修长魁伟的人回答说：“臣姓黄名某，进士出身，授任给事中。”太宗说：“问你的姓名，只回答姓名就行了，何必详细陈说？”黄某回答说：“臣小时候读《鲁论》，知道回答君主不能不详细。”太宗很高兴，于是升任他为山西布政使。反应敏捷，偶然得到宠幸，也就是命运啊！成化甲午年秋天，刑部尚书王同节去世，朝廷以右都御史项忠补任。没过多久，兵部尚书白圭去世，商阁老推荐项忠接替他，并召镇守大同的右都御史董方改任刑部。此时兵部左侍郎李震已经考满九年，升为支取二品俸禄，正眼馋着接替白圭的职位，却没想到项忠转来任职，因而愤怒不平。然而，李震的次子实际上已经聘娶项忠的女儿，两家是姻亲。有一天，李震叫住项忠说：“亲家既然已经得到刑部的职位，也就算了，何必还要钻到这里来？”项忠说：“亲家为什么不钻呢？”过了一个多月，李震脑后生了毒疮，但仍勉强上朝参拜。各位卿相和次卿拿李震开玩笑说：“脑后生疮，是因为转来了项。”李震回答说：“心里谋划事情，却不知道亲家。”众人改口说：“胸中有病，却不知道疼。”这是因为兵部右侍郎滕自明当时正因母亲去世，夺情留任，所以把“脑”改说成“胸”，把“疼”改说成“滕”。虽然对得不十分贴切，但事情相关，也很可笑。大体上，李震平素患有瘿病，每次奏事，声音都非常嘶哑，很不合皇上的心意，所以长期不能升迁，最终也因此病死。宋朝宰相李文正公昉曾经说，他的座主、翰林学士兼户部侍郎王仁裕年老退居时，每逢门生前来拜谒，总是和夫人并坐接受门生行礼，完全按照接待子孙的礼节。他在客厅悬挂一块诗板，上面写道：“二百一十四名门生，春风吹拂之下刚刚长成羽毛。掷金换来天边的桂枝，凿壁偷光终于取得榜上名次。幸亏不才之身遇到圣明时代，偶然用疏漏的网罗罩住了群英。衰老的老人渐渐年迈，儿孙又还年幼，将来有谁知道稍微对我有情呢？”由此看来，古代的座主和门生之间，情谊确实深厚而重。宋朝张忠定公张咏镇守成都时，有一天看见一个士卒抱着小孩在廊下玩耍，小孩忽然发怒，拉扯自己的父亲。张公召集众人说：“这个地方的人之所以悖逆，是从风俗中养成的；年幼时就这样，等到长大后，难道不会作乱吗？”于是把这个小孩杀了。前辈把这件事当作美谈。我不认为这样做对。在法律上，对尚未成为人的幼儿有宽宥，即使杀了人也不定罪。何况拉扯父亲只是小孩的常态，怎么能够预先断定他将来会作乱，就把他杀掉呢？实在不能把这种做法作为法则。如果张公因此更加兴办学校教育，再用孝悌的道理加以教导，暗中消除、默默改变他们悖逆的风气，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兴起仁爱礼让的教化呢？况且他只看见这一个小孩，至于没有看见的孩子，难道都可以杀掉吗？这实在不是平息祸乱的方法。宋朝曹武穆公曹玮镇守天雄时，有一个士卒犯法，众人都认为案件审理完毕后必定会杀他。曹公却按照通常的法律处理，众人对此感到疑惑。曹公说：“临近边境、面对敌人时，斩杀不听命令的人，是为了约束我的部众。平时治理内地郡县，（“平时治内郡”的“郡”字，原作“即”，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哪里用得着这一套呢？”由此看来，武穆公如果看到这个小孩，一定不会杀他。那么，忠定公的见识难道会低于武穆公吗？大概也只是一时的错误罢了。又有一次，忠定公年轻时，看见一个做官的人让仆人替他处理违法的事情，还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仆人。忠定公于是佯装把这个仆人借来赶车，单独骑马出城，（“单骑出城”的“单”字，原作“军”，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到了树林山麓，把他杀了再回来。这是侠客一类人的做法，不是士大夫的奇特节操。忠定公遇到这种情况，只应当替那个女子选择归宿，再找个其他罪名把这个仆人赶走，这样就好了。如果当时有人揭发他擅自杀人的罪行，他拿什么理由来辩解呢？可是前辈却把这看作张公的奇特节操，也错了。宋朝吕正惠公吕端在真宗刚即位时，皇太后垂帘召见群臣，吕端在殿下平身站立，不下拜，请求卷起帘子让他升殿仔细看看皇帝，然后才下殿阶率领群臣拜见，高呼“万岁！”后来，吕文靖公吕夷简在大内发生火灾后，仁宗登上拱宸门楼，有关部门赞礼，百官全部下拜，吕公却独自站立不动。皇上派人询问原因，他回答说：“宫廷发生了变故，希望看一眼天子的面容。”于是皇上命人卷起帘子，俯身靠着栏杆让他看见，吕公这才下拜。这两件事很相似。我在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接受顾命之后，第二天又请求到文华殿拜见当今皇上表示慰问，大概也是出于这两位公的用意。

译宋代张子颜晚年，曾看见眼前有闪闪发光的景象，其中有一个像佛一样的白衣人。他相信这是真的，便更加虔诚，不吃肉、不饮酒，身体因此消瘦而且多病。当时泰陵身体不适，汪寿卿从蜀地进京，为皇帝诊脉，说圣体非常康健。张子颜有一天请寿卿为自己诊脉，寿卿一见他就大惊，给他几十颗大丸、千余粒小丸，告诉他十天内服完并来回报。过了几天，他渐渐觉得白衣人变成了黄色，光也不见了，于是想吃肉饮酒。第二天再看，什么也看不见了，身体也与从前不同。于是他到寿卿那里道谢。寿卿说：“您的脾最初得病，是被肺所克制。心是脾的母亲，心气不稳固，就容易多疑，自己产生所见的幻象。我给您的大丸是补实脾气的，小丸是补实心气的。肺是脾的儿子，既然不能胜过它的母亲，病自然就会痊愈。”张子颜非常敬佩他的医术，又问他给皇帝诊脉的结果如何。寿卿说：“等到再次得到春天的生气，皇帝就会去世，即使是掌管寿命的人，也没有办法改变。”当时是元符元年八月。元符三年正月，泰陵驾崩。寿卿后来进入华山，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所知道的泰和人萧子韶，大概是木匠的儿子。洪武初年考中进士，高皇帝问他的家世，他用一首绝句回答说：“严父曾经学习鲁班的木工技艺，常年制作登上青云的梯子。腰间还带着一把纯钢斧，要去砍下蟾宫中的第一枝。”陈芳善原任户部主事，因罪被贬戍陕西边地。庆王问他的出身，他用一首律诗回答说：“君王从容地问我的出身，我本是平民出身的臣子。戊辰年贡入三千名士子，庚午年秋闱考取第四名。任地官，官阶六品，承受天府恩遇只有三年。穿上戎装又遇到风云际会，这才相信儒生是席上的珍宝。”后来他重新起用为知县，不久退休。我乡的冠朝人杨季任，洪武年间由太学生升任佥浙江宪。一次，他看见几名留着童发的书生从社学散学回来，其中一个书生把书包扔在手里玩。季任把他叫到面前，出了一句对联：“童子六七人，没有像你这样狡猾的。”那个书生对道：“太守二千石，没有像您这样清廉的。”并且请求奖赏。季任说：“有这句话，你最后还是说没有像您这样清廉的。”季任又追问他：“没有奖赏又怎么样？”他回答：“没有像您这样贪婪的。”季任反而增加了奖赏，对他非常惊异。这个书生名叫吕升，后来官也做到江西佥宪，分巡按察来到本乡，首先询问杨佥宪的家人，颇有表示照顾之意。王文端公在天顺初年退休居家，年过八十，子孙贤能孝顺，田园环绕城郭。春夏之间，几个儿子召集数百名佃户和仆人插秧，击鼓唱歌，王公和陈夫人各自乘坐肩舆，沿着田间小路观看。中午在庄所休息，子孙们轮流举杯祝寿，宴饮欢乐了一整天，并把这件事写入诗赋，乡里都把它当作美谈。有一天，澄江洪水上涨，王公靠门坐着观看，慢慢告诉子孙们说：“当初，东里先生不愿我在内阁和他共事，把我调出去管理部务，那时我不能没有遗憾。可是，如果我当时留在内阁，天顺初年就会因首谋之罪获罪，必定有辽阳之行，今天哪里还能和你们一起观看江水取乐呢？”由此更加知道，出仕和退处本来各有命定的分际，并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安排的。我乡的甘陆龙，字伯廷，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授任慈溪知县。到任一年多，有一天拜见郡守，行拜礼后不能起身，被扶出来时已经气绝，便送回安葬。过了十二年，因为营造坟墓不利，开棺迁葬。揭开棺材后，他的样子俨然还活着，皮肤和头发温润明亮，衣裳鲜明而坚韧；他的妻子儿女用手擦开他的两眼，瞳孔炯炯有神。于是把遗体收藏在家中，时常打开查看。又过了四五年，仍然如此，于是才重新安葬。我与廷魁同学，知道他擅长运气养生。至于这件奇异的事，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但乡里姻亲杨光弼的妻弟曾亲眼看见，告诉我确实如此。成化甲辰年，徐州有一个妇女刚怀孕时，肋骨下面就长出一个瘤，渐渐长得像核桃那么大，外面的皮覆盖着它，晶莹而薄。满月时，孩子竟从这个地方出生，真是奇异！有关官府把这件事详细上报，每月供给膳米。我每次经过徐州，都打听到母子平安，想亲自去看一次却没有实现。不过，上奏报告的诏旨我亲眼见过，这件事大概不是虚构的。吉水滩头有一家豪族建造楼房，只占用了孤儿和寡嫂的地基一间房那么大的地方。孤儿寡嫂只能忍气吞声，每天早晚烧香叩头，向上天呼告。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里，忽然雷电大作，刮风下雨，把那座楼房移走，空出土地归还给孤儿寡嫂。到天亮时，人们去看，地基一点尺寸也没有改变，真是神奇！这件事或许可以作为欺凌孤儿寡妇者的警戒。宋代有一位号称本心文先生的人，从上庠考中甲科。有一天，他来探望任庐陵县令的叔父文可；当时文山年少，因为同姓前来拜见。本心以“中道狂狷论”试他，文山片刻之间就写成文章。本心认为奇异，于是询问他的谱系。文山以潞公为祖先回答。本心微笑着说：“石晋忌讳‘敬’字，姓敬的人因敬字避讳，勉强分成两个姓；至于潞公的谱系，没人能够说清楚。”文山带着这番说法回去，向革斋求证。革斋于是向仙笔先生求证，仙笔说：“石室是他的先祖。”革斋便把“石室后人”刻作图书印章，以表明他的出处。后来，文山早年考中进士，晚年起兵勤王，忠诚功勋和义烈光照古今。究竟是石室的后人，还是潞公的后人呢？这大概又是文氏开创的一支源流。后世文氏如果有人修订族谱，难道不应把庐陵的文氏作为大宗吗？巽斋欧阳先生刚开始入朝时，士大夫和士林都认为，六一先生也是庐陵人，那里世代都有名公，巽斋一定是望族出身。巽斋以欺骗别人、欺骗自己的内心为可耻，极力推辞，说自己并不是六一先生的后代，还说：“人应当凭自己立身，怎么可以冒充他人呢！”这就是巽斋之所以贤德，而崇韬之所以可耻的地方。那些连盘瓠也不以为羞、连于菟也不觉得受辱的人，又懂得什么呢！杨诚斋先生所受的诰敕，死后被一个妄妄的男子得到，他凭借这些诰敕争夺杨氏祖坟的风水。当时官府无法查明裁断，他竟公然迁葬。这是因为子孙不能保管诰敕、修订明白族谱，所以被别人得到并冒充身份夺取祖坟。作为人家的后代，难道可以不努力吗！

译刑部广东司分辖锦衣卫，锦衣卫的官员和校尉大多倚仗权势肆意横行，广东司的官员多半宽容他们；否则就会被他们罗织罪名报复，所以大多害怕而不敢办他们。只有何廷秀任职该司时，独自说道：“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公法，有人犯罪到了本司，就一律依法定罪，绝不稍加宽贷。”曾有一个百户赶走他舅舅的儿子，夺取他的财产。舅舅的儿子死后，他的孙子到官府申诉。掌管锦衣卫事务的都指挥袁彬嘱咐廷秀偏袒百户，廷秀却把全部财产夺回，归还给他的孙子。百户因此怀恨，唆使刺事旗校想尽办法罗织罪名，最终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从此官员和校尉互相告诫，不敢再犯法。士大夫从来不是没有廉洁的人，只是有人在公事上廉洁、在私事上却不廉洁，有人在小事上廉洁、在大事上却不廉洁，这些都只是勉强做到罢了。只有何廷秀不是这样。他刚考中进士，奉命出使淮西，巢县令阎徽因为曾经拜他的父亲为老师，送给他白金和有花纹的丝织品，廷秀拒绝接受。阎徽说：“我是用来给我的老师祝寿的，不是送给你的。”廷秀说：“您用它给我父亲祝寿，通过别人送去可以，通过我送去却不可以。”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他在福建任职时，掌管市舶事务的内臣去世，镇守太监把剩余财物分送给三司，只有廷秀极力推辞；没有推辞成功，就接受下来，转交给公帑。后来他升任长汴臬，都指挥佥事武成德曾被廷秀推荐任边镇职务，便送给他犀带、银器等数件礼物。廷秀笑着说：“我了解您，您怎么反而不了解我？”武成德惭愧地退去。到了他退休那天，杨宣尉派使者送来金银祝寿，并献上可以制作棺材的文梓木，廷秀一概没有接受。有人说可以接受，廷秀说：“《论语》说‘戒之在得’，正应验在今天。”这就是他之所以廉洁，大概是天性如此。成化末年，士大夫们都仰望何廷秀接替杜敬修担任司寇。万循吉预先推荐廷秀为南京刑部尚书，恐怕会妨碍杜敬修。怀恩从贬谪之所起用后，有一天到内阁说：“新君即位，为什么又要把何乔新升调到南京去？”我慢慢回答说：“起初因为他的资历较深，暂时升调过去；如今这里有空缺，又可以召回。”刘佑之急忙说：“刚到南京部，怎么可以召回？”我说：“召回屠庸也可以。”佑之说：“他还在广东，没有回来。”我说：“昨天已经具题报来了，他已经重新任职南台了。”佑之说：“他的资历也还浅。”佑之想安排一个私人，却没有成功，于是把这个职位空着。我便推荐彭韶任右侍郎。第二年春天，冢宰王宗贯首先举荐何廷秀，士大夫们一致称快。成化丙申年秋天，逆贼李子龙伏法诛杀后，皇上自己锐意想了解外面的事情，只因身边的侍太监汪直年纪小而又机敏狡黠，于是命令选拔一百多名善于刺探事务的锦衣卫官员和校尉，另在灵济宫前设置厂，号称“西厂”，以区别于东厂。皇上放任他们出入各处，分别命令各校尉广泛刺探、督察责问，大政小事以及方言俗语，全都搜集来报告。当时福建都指挥杨晔因为殴打致死人命，被刑部和锦衣卫派官员勘问拘捕。杨晔逃到京师，藏在他姐夫董中书玙家里。董托锦衣卫百户韦英设法营救。恰好韦英正想跟随汪直刺探事务，却没有门路，便暗中报告给汪直，调动杨晔东边杨少师的曾孙，家产有数万，作恶多端，曾经把活人放进棺材，合在一处埋入墓穴。如今事情败露，便带着数千两金银来到京城，行贿内外官员，准备招纳亡命之徒，下海图谋不轨。汪直非常高兴，连夜骑马赶到韦英家畅饮，派官校包围逮捕杨晔等人，就在韦英家审问他们，并押入西厂监禁。搜出一份名单，准备送给各位当道官员，其中有士宜、商阁老以及三法司堂上官和司礼监的黄、陈二位太监。第二天早晨，汪直入宫奏报并带出诏令，追查杨晔所携带的金银，杨晔、玙备受各种刑具拷打。像所谓“琶”刑，是锦衣卫最残酷的刑罚。每上一遍琶刑，全身骨节都被拉开约一寸，汗水像下雨一样流。他几乎要死时才被放下，如此反复三次。杨晔胡乱供称财物藏在他叔父武选主事仕伟那里。汪直立即命令几名校尉直接到兵部，把仕伟揪绑来，像审讯杨晔一样拷打。又命当驾力士几十人包围看守仕伟等人。天刚亮，几名校尉突然闯入屋内，一个妾用身体挡住门，妻子仓皇抓起衣服起身，连同四五名妾和婢女一起被抓到西厂。汪直略加审讯责问，仍命人押回去搜查，衣囊书箱全被搜空，遭受捆绑、鞭笞、敲打、夹指等刑罚，日夜痛苦不堪，不停责令交出财物，哀号声震彻天空，路过的人都流泪。当时是成化丁酉年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司礼监太监到内阁商议其他事情，商阁老因为说董玙曾为杨晔通融，送给他一条金带，便严厉斥责董玙，不许他进门。况且董玙如此放纵贪污滥用，难道还忍心接受前辈先生家的财物吗？这些话被转达后，皇帝下旨安慰董玙。然而同僚刘叔温又趁机排挤商阁老，商阁老也危险了。三天后，杨晔死在狱中。汪直召御史来验尸，御史来迟了，被罚跪了几刻钟才释放。司礼监的太监们也害怕汪直诋毁，为了避嫌，没有人敢与他争执，于是派钱太监和韦英飞驰前往福建。当时勘问拘捕的官员已经押着杨晔的父亲、致仕指挥杨泰等人向北而来，韦英在途中就不断写奏本递上，指责勘提官受贿、互相包庇，这些官员都被判罪，贬职罢免。到了杨晔家中后，把全部财产和人口没收入京；一路往返经过的地方，官校像鹰张翼、虎噬人一样横行，有关官员收受的贿赂和路费礼物杂乱遍地，迎送之人络绎不绝。又搜得杨晔每年向巡按御史及京中当道官员行贿结交的簿册，扬言要面奏皇帝，听到的人都心惊胆战。到达京城后，韦英因贪赃败露，被发配边地；那些簿册也没有送到，众人都为此感到痛快。杨泰被判死罪，家中人口全部发往宁家；只有两个女妇逃回娘家，后来又被捕获押解到京，于是发往浣衣局。

译起初，汪太监出任西厂时，士大夫没有人同他往来，只有都御史王越，字世昌，每天前往拜候他，时间久了便彼此亲近。一天，司马项忠在路上遇见汪直，走过之后才察觉，便追回来，下轿道歉，汪直却不向他还礼。不久，汪直因事情派校尉直接闯入部堂，言辞神色颇为严厉，项忠也不向他行礼。王越一向垂涎于接替项忠，于是又诋毁、说他的坏话，汪直因此记恨项忠，搜罗罪名整治他，项忠十分危险。于是项忠约集各位堂上官员上疏揭发汪直的罪过，冢宰尹旻不肯参加。项忠便拟好奏疏，措辞意旨恳切严厉，命郎中张瑾、姚璧拿着奏稿到各位堂上官员那里请他们共同署名，并把稿子送给尹旻，让他收下以表明自己另有立场；尹旻却立即暗中报告汪直。奏疏呈上后，皇帝震怒，下令撤销西厂，命汪直回去办理司设监事务。汪直哭着上奏说：“这不是外廷大臣的意思，实在是黄赐、陈祖生二人唆使的。”并且揭发黄赐另有危害之事，于是皇帝不再容纳二人，召见斥退，调往南京。当时御史戴缙任期九年已满，长期得不到升迁，便上书称汪直所做的事情都是公正的，不应撤职罢免。汪直立即奉命恢复原职，继续刺探事务。戴缙也突然得到升用。汪直首先揭发项忠的罪过，朝廷审问时，项忠的供词颇为真实，事情都有来历，最终因贪赃获罪罢职。商阁老见势不妙，请求离职，于是升为少保，皇帝赐给敕书并供给驿站，送他回乡。汪直的权势更加炽盛。锦衣卫支领俸禄的千户吴绶设法请求跟随汪直办理文书。吴绶很懂文书，汪直任用他，历次升任指挥，掌管镇抚司事务，对他言听计从。当时各位大臣都因为王越而依附汪直，极力同他结交，乘势唆使科道官员诋毁排斥异己，并允许他们各自陈述请求。李都堂宾、董司寇方都按要求离职，其他人没有获准。不到十天，薛尚书远、滕兵侍昭、程户侍万里、杨鸿胪宣、刘寺丞瀚又被弹劾退职，朝廷士绅都侧目而视。翁世资补任薛远的空缺，余子俊补任项忠的空缺，御史冯瓘补任寺丞的空缺，都是因为他们最先充当汪直鹰犬的缘故。当时是成化丁酉年五月。这年冬天，汪直揭发南京太监覃里朋曾经乘坐快船夹带贩卖私盐，并殴打杀害巡检，便亲自前往南京把他戴上刑具拘捕。经过水路陆路时，巡河御史、主事以下的官员都跪着迎接；稍有不到，便立即受到侮辱。覃里朋到了京城，最终因有党羽援助，只被充军为净军。不到一年，又回到南京内府写字。黄赐、陈祖生都重新任太监，黄赐代替覃褒奉敕镇守南京。原来汪直有一个同乡内使李瑾，做了许多违法的事，曾被覃褒鞭打。到这时，李瑾向汪直诬陷覃褒，所以汪直夺去了覃褒的权力。成化戊戌年冬，革去兴宁伯李震的爵位，令其闲居。李震起初镇守湖广，多次建立边功，因平定荆州、襄阳而进封爵位，因此与参将吴经结怨。吴经的弟弟吴绶跟随汪太监刺探事务，准备伺机报复李震。正好南京后府经历卜马益窝藏了一名全真道人，这道人学习黄白术，却以此淫乱；他的妻妾上告并赴京申诉。吴绶便牵强附会，说李震曾藏匿这名道人，私下学习谶纬之术，于是派人登记逮捕他。途中遇到汪直，李震申诉说：“我不过是一介武夫，承蒙恩典受封爵位，父子富贵已经到了极点，还想要什么呢？这都是仇家吴绶所做的。”汪直醒悟过来，但已经轻信此事仓促发令，势头无法收回。李震到京后，被交付锦衣卫审讯，最终没有查到任何旁证，只得免于死罪，革去爵位，令其闲居。过了一年，卜马益考核期满，被授为署理南京吏部侍郎；考核不称职，被夺去官职，他的儿子也因强盗罪伏法被杀。天网恢恢，难道不值得相信吗！成化己亥年夏六月，巡抚南直隶副都御史牟俸因获罪被充军。起初，牟俸以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山东，正逢当时任镇守辽东副都御史的陈钺担任左布政使；两人都强悍严苛，彼此不能相容。到这时，太监汪直巡边来到辽东，陈钺因谄媚逢迎而受到宠信，便乘机说牟俸的过错和恶行。汪直回京后，派校尉查得牟俸贪婪暴虐的事迹，赃款以万计。牟俸正好因议事来到京城，于是连同他的姻亲、侍读学士江朝宗一起下狱，拷问追赃。牟俸备受残酷刑讯，便行贿指挥吴绶，暗示被逮捕的所属守令私下各自代为缴纳赃款，但只缴纳了一半，便停止追缴。（“适今镇守辽东副都御史陈钺为左布政”一句中的“今”原作“佥”，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 当时刘叔温、张言说，牟俸曾用金壶贿赂万循吉作为援助，想和他一起倾陷万循吉，但最终没有查到旁证，万循吉得以免罪。只有江朝宗从家中被起复赴京，牟俸到九江迎接他，两人联船同行；沿途各级官府因为牟俸的缘故，迎送和供应都格外丰厚。等到停驻上新河，江朝宗以脚疾为由调养，日子一久，所属官员颇多与他交往。到这时，江朝宗还仗恃刘叔温平日与自己交情深厚，认为他一定会为自己周全，却完全不知道刘叔温已有倾陷万循吉的打算。最终江朝宗被调任广东盐课提举，而牟俸被充军镇远卫。当时前任江西佥事陈麟，升任副使后在云南，也因获罪被罢官为民。人们说，牟俸、陈麟二人都曾一起把许聪排挤到死地，如今许聪的冤屈才算得到报偿。成化己亥年六月，兵部左侍郎马文升被贬戍守重庆卫。在此之前，马文升奉命整顿辽东边务。当时巡抚辽东副都御史陈钺行事违背常规，多次被马文升节制并加以更改。正好太监汪直也来巡边，陈钺害怕获罪，便穿上戎装远道迎接，清扫道路，装饰厨房，准备丰盛齐备的供帐，又贿赂并托付给随从；见到汪直便叩头，像狐狸一样趋奉、像狗一样献媚，无所不用其极。只有马文升与汪直行平等礼，对他的左右视若奴仆，因此那些鼠辈多称誉陈钺而诋毁马文升，陈钺便乘机诽谤毁谤他。汪直回京后，上奏说马文升妄自挑起边衅，称女直、建州诸部的虏众都是因为马文升禁止与他们交换农具，所以屡次侵犯边境。朝廷派林聪这个司寇与汪直一同前往查勘，汪直稍稍表示恭敬，林聪则极力与他结交，查勘报告完全按照汪直所说，于是把马文升下到锦衣卫狱。马文升说：“实际禁止的是铁器，不是农具。”最终仍以此获罪，被贬戍守，士大夫舆论为他惋惜。过了七年，汪直败落，马文升才获赦返回。不久又被起复任用，屡次升迁至太宰、少师。成化己亥年秋，派太监汪直监督军务，征讨建州卫。起初，文庙时女直各部归顺纳款，分别设置建州女直、毛怜、海西等卫，各自授予指挥等官职，目的是分散他们的群体，使他们不能彼此统属，以共同拥戴中国，对外抵御北方虏敌；这确实是以夷攻夷的上策。历年来他们前来朝贡，间或侵犯边境，但没有造成大患，只须严令守备，来犯就驱逐罢了。

译成化初年，守边大臣认为建州势力弱小，贪图功劳和赏赐，请求出兵征讨。到这时，镇守副都御史陈钺又劝说汪太监，以建立功劳来巩固宠信，自己也希望得到升迁，于是夸大边境警报，妄请出兵。汪直在内廷支持此事，于是命抚宁侯朱勇挂印，总兵陈钺提督军务，汪直可以便宜行事，决定生杀和升赏。当时建州头目六十多人来朝贡，在广宁遇到汪直，汪直诬称他们是在窥伺，于是飞马奏报，请求拘禁他们。等他们到达后，才刚在鸿胪寺演习礼仪，入门后跪下、起身，三名校尉抓住一人，双方格斗，场面混乱，疲困后才把他们捆绑起来，关押在卫所。虏人没有料到大军突然到来，强壮的人逃跑隐藏，只剩下老弱，有的被杀，有的被掳，不久军队凯旋献俘。汪直将要入城时，诸位大臣都到远处迎接，皇上在文华殿等候。（“上御文华殿以俟”一句中的“俟”原作“后”，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论功行赏时，汪直增加禄米三千余石，朱勇进封保国公，陈钺升为右都御史，还未上任便改任司徒。郎中王宗彝因督运军饷升为太仆少卿，不久改任佥都御史，镇守辽东；其余人员也分别加官进阶。不久，虏人以报仇为借口，屡次侵犯边堡，抢走男女，捣碎、蒸煮尸体，肢解他们作为祭祀，屯堡一带踪迹断绝，无法耕种，辽东地区骚动不安，有见识的人为此忧虑。苏州过去有一名僧人很会作诗，颇为机敏，善于诙谐戏谑。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郡守，郡守以凉伞为题命他作诗，僧人立即作成一首绝句：“众多骨架聚拢来，收成一柄伞；褐色罗衣银色伞顶，遮盖着诸侯。平时撑到马前去，真是只有天而没有太阳。”郡守听了，脸上很有惭愧之色。这个僧人实在很善于讽刺。宋代安鸿渐在路上遇到诗僧赞宁，见他带着几名童行，便嘲笑他说：“郑都官不喜欢的那些人，竟然时时结队同行。” 赞宁随即答道：“秦始皇没有坑杀的那些人，往往成群结伙。” 这是因为都官郑谷有“爱僧而不爱紫衣僧”这样的诗句，所以赞宁才这样说。●《謇斋琐缀录》七

译成化己亥年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给事中张海等弹劾户部尚书杨鼎、工部尚书王复、南京兵部尚书薛远、吏部侍郎钱溥，说四方水旱灾害，都是这四人妨碍政务、失职所造成的，应当加以贬黜罢免。皇上不准许。杨鼎起初与刘叔温关系极为亲厚，后来刘叔温托办的事情有很多不能完全依从，于是被刘叔温记恨。到这时，杨鼎知道刘叔温等人的主张，便与王复请求退休，都被挽留。杨鼎又请求离职，皇上同意了。赐给敕书，供应驿站让他回原籍；官府每月发给俸米三石，每年差遣皂隶四人。当时钱溥因进呈表章来到京城，在途中听说了这件事。到京后，入宫陛见，出来以后，吏部尚书尹旻询问江南的时事。钱溥回答说，南直隶大丰收，请把功劳归给诸位大臣；北直隶发生大水灾，则都是钱溥和薛远应当承担的。尹旻笑着说：“俗话说，女婿牙疼，却去灸丈母娘的脚后跟。”众人因此哄然大笑。这话传到宫禁之中，成了取笑的材料。钱溥不得已，也请求退休。此前，薛远因被弹劾而退职，到这一年春天，因近侍与吴绶等人合力而获起复，参与谋划南京守备机务。到这时，他听说自己又被弹劾，也急忙上疏辞职，皇上却下旨褒奖并挽留。年末，掌权者又想为自己的亲信谋求空缺职位，于是与汪直商议，再唆使科道官员重重弹劾王复、薛远和邹宗伯，认为他们应当罢免。朝廷迟疑了几天，没有批准。汪直极力赞成罢免他们，于是把弹劾奏牍留在宫中，传旨赐令归乡；只有邹宗伯所获恩典与杨鼎相同。第二年上元日，敕书送到南京，改由户部尚书陈俊代替薛远任职。薛远当时正与陈俊等人在工部一同饮酒，得到驿站传报后，不觉面色大变，众人也都惊愕。成化十三年五月，王越加授太子太保，升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增加正一品俸禄，仍掌管都察院事务。当时王越特别受到汪直厚待，吏部尚书尹旻和各位卿官有人想去拜访汪直，便请王越作中介，私下问王越是否下跪。王越说：“哪有六卿向别人下跪的道理？”王越先进去，尹旻暗中窥伺。王越跪下禀白完毕，叩头出来。等尹旻等人进去拜见汪直时，尹旻先跪下，众人也都跪下，汪直非常高兴。出来后，王越责怪尹旻，尹旻说：“我只是看见别人跪了才来效仿罢了。” 按语：我朝宦官的气焰，到这时达到极点；一时士大夫的风气颓败倾覆，也到达极点。事情起初不过是患得患失之心占了上风罢了，所谓在昏暗夜晚低声哀求以求得利益，却在光天白日拿来向人骄横，这与这种人有什么区别？唉！君子宁可像玉一样破碎，也不愿像瓦一样保全；宁可像项襄毅那样被除名，像马端肃那样被贬谪戍边，也不要像王威宁、尹同仁那样含羞忍耻，贪图俸禄、保住职位。以宫保这样的显贵、冢宰这样的尊位，尚且甘愿向宦官奴颜婢膝而不以为意，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其他人又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唉！项、马二位公今日被贬了、离去了；将来冰山显露于阳光之下，王、尹二人也会依次被斥退，难道他们不会被贬、不会离去吗？可是膝盖一旦弯下，就再也不能伸直；百世的羞耻，再也无法赎回。哪里比得上项、马二公正直的气节，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名列历代名臣，清誉流传千载呢？唉！富贵仍如浮云，盖棺之后才能定论；一时草率的得失，哪里比得上青史中无穷的荣辱？士大夫立身处世，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成化己亥年冬，监察御史王亿升任湖广副使。当时王亿看见戴缙因颂扬汪直而历次升迁至副都御史，便不以为可耻，反而也仿效他进言说，汪直所做的事不仅可以成为今日的法则，而且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这话传遍四方，无论贤能还是愚昧、卑贱还是尊贵的人，都知道唾骂他。没过几个月，吏部承受汪直的意旨，因此有了这项任命。成化庚子年五月，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的白石云山，山体大约长四百余丈，距金沙江约二里。有一天，山忽然从中间裂开，半边山体滑移到金沙江中，与两岸的云山相互倚靠；山上的树木、石头仍然没有移动，江水被堵塞，逆流淹没田地禾苗，冲毁拆散民居。州、府将此事具文申报上司，镇守太监等官员也把情况报告朝廷。当时云南屡有边境警报，这座山的变故正是征兆。成化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兵部复奏御史强珍弹劾前任镇守辽东副都御史陈钺等人贻误战机、隐匿不报等事。奉圣旨：“达贼进入境内，抢掠杀害人畜，他们既不领兵拦截策应，又隐瞒不报，本来应当逮捕审问；但如今边境屡有警报，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姑且从轻发落：吴瓒、崔胜停发俸禄，戴罪杀敌；韦朗停发禄米半年；侯谦、陈钺停发俸禄一年；其余人员交给巡按御史分别在当地提问审理。钦此。” 第二天，六科十三道官员又联名上章弹劾，说：“身负镇守边方的重大使命，却放纵寇敌、殃及百姓，最大的不仁之罪莫过于此；遭遇边境祸患这样的重大事情，却隐忍不报、欺骗君主，不忠的罪责难以逃脱。恭敬地考察，辽东镇守太监韦朗、总兵官都督同知侯谦、原巡抚右副都御史陈钺，都是凭平庸才能侥幸得到任用，并且共同承受了敕书授予的重任，特别接受了镇守边疆之外的托付，正应当竭尽肝胆、耗尽心力，成为一方的福星，以副陛下的倚重和托付才是。无奈他们心中不想着国家，志向只在邀功。从前建州丑虏侵犯边疆，各官平时没有防御的策略，临敌时没有战胜的威势，以致劳烦王师远出塞外，后来才取得胜利，俘获敌人而归。然而在获胜之后，正应当戒严之时，他们却骄傲自满，法令松弛，防备疏忽。官军没有安抚降伏之人的严整措施，墩台没有烽火炮械的警报，于是终于使丑虏得以窥伺并纠集众人前来。”

译敌人一支从叆阳进入，一支从清河进入，长驱直入四百余里，竟然没有遇到任何设置障碍的忧患；拖延十多天，如同踏入无人之境。他们杀害虏掠男女人口五百余名，抢走牛羊等牲畜三百余匹只，房屋全部烧毁，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这实在是边境祸患中的重大情形，应当早晨得知、晚上就奏报。各官的心思在于急切求取升迁赏赐，于是把先前的实情隐瞒起来，直到升赏之事办完，才含糊奏报：叆阳方面就说敌人杀害人畜，公然隐瞒；清河方面明明杀害了敌人人畜，却捏造说是夺回来的。他们忍心违背天理，认为百姓的性命不值得怜悯；欺骗皇上，认为祖宗的法度不值得畏惧。像这样不仁不忠的事情，说起来令人痛心，听到的人无不咬牙切齿；如果不严加处置，那么边臣都将仿效，视贻误战机为平常，把隐瞒实情当作良策，边务败坏必定由此而起。古代的臣子，即使只是饮酒这样的平常事情，也不敢欺骗君主，何况是边臣所负责的重大事务呢？即使尚未入仕，也不忍心欺骗君主，何况身为大臣呢？由此可见，韦朗等人的罪行实在不容赦免。至于副总兵都指挥吴瓒、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既不领兵策应，又把先前的实情隐瞒起来，他们怯懦欺罔的罪行又更加严重。恭请圣明特别作出果断裁决，将韦朗、侯谦、陈钺以及吴瓒、崔胜全部逮捕交给司法部门，明确判定他们的罪行，作为边臣贻误事务、欺骗蒙蔽君主的警戒，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心痛快，使公论得到允当。”本月十七日奉圣旨：“你们说得对，他们确实贻误了事情，本来应当判重罪；但既然已经发落了，就罢了。相关衙门知道。钦此。” 陈钺反而怨恨掌管都察院事务的王越纵容强珍，遇到王越就诋毁他，王越总是躲开，不敢与他争辩。不久，汪太监办公返回，陈钺出迎到五十里处，诉说强珍奉王越的意旨弹劾自己，汪直大怒。到了三十里处，王越也前来迎接，于是汪直不让他进去拜见。第二天，汪直请求派一名心腹指挥官，前往与王宗彝一同审查勘问。王宗彝等人结党依附，诬称强珍奏报的数目不一致，指挥官于是传达密旨，用刑具押送强珍赴京。汪直突然入内，用酷刑逼迫强珍承认受王越指使，强珍不服。强珍被交付锦衣卫狱，适逢多名官员在朝廷共同审问，最终被贬戍辽东。其余司马子俊以及科道各官都上奏本认罪。奉旨：“罚司马子俊等停俸半年，相关司及科道各官停俸三个月。”王越也认罪，皇上下旨严厉责备他。成化十九年春，《文华大训》编成，命詹事彭华、左中允周经进讲，东宫每次都起身拱手恭听。内阁万安等人认为这样使太子劳累，说讲官应当跪着，请太子坐着听讲。彭华和周经不听从，最终仍按礼仪行事。按语：我恭敬地看到太子起身拱手恭听，这是皇太子尊崇御制训诫、尊重礼敬师傅以及谦恭仁孝的盛大节操。万安□□□一味务求谄媚，却想让讲官下跪、请太子坐着听讲，可见他只知道尊崇君主而□□□□□了。成化二十七年七月，把陈钺交付锦衣卫狱审讯。在此以前，陈钺镇守辽东，跟随汪太监征讨建州虏寇，因而侵吞盗取边库银两，数以十万计；又私自藏匿俘获的女子子女多人，父子各自占有一人。陈钺被罢职居家后，他的寡嫂和孤侄不堪忍受他的凌辱欺压，偷偷到京城诉说此事。东厂刺探事务的太监当天便把情况报告上去，朝廷派锦衣卫官校骑马急赴其家逮捕陈钺。官校抓住他的幼子，拷打审讯，陈钺于是全部招认。他侵占的库中玉蝴蝶等珍异物品，以及霸占的俘虏女子，都追缴解送京城，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问，人人都替他感到危险。陈钺却洋洋自得地对官员说：“金银确实有这些，但当时分送给某人几千、某人若干；子女也确实有这些，但送给某人几人、某人几人；同时共事的人，某人收了几人、某人收了几人，而我所收的都是众人不要、遗弃的。” 因此，大臣们都有人接受过他的东西，听说这件事后无不胆战心寒，便彼此竭力设法营救解脱他，陈钺最终得以无事，仍然放归为民。成化甲午年秋季八月二十六日戊申这天，我估计江西乡试应当在这一天揭晓，只是不知道嘉言弟弟是否中榜，于是叫卜者占问。起初，内卦得到离卦九三爻，白虎发动。我私下想，五爻临青龙，如果再发动，就是龙虎榜有所变动，有中榜的征兆。到了这一天，九三爻果然发动。原来外卦得到坤卦，是明夷卦。二爻发动的，都是兄弟爻。《海底眼》说：“兄弟爻雷同，难以上榜。”卜者聂嚅不敢断定。我说：“我的意思已经从卦中占出来了。”因为我是替兄长问弟弟，弟弟爻发动，正是弟弟应当发动而来；况且又在龙虎爻位，龙虎榜也要发生变动，中一个还用怀疑吗？我当即把卦批写出，张贴在墙上等待。九月底，小录送到京城，嘉言果然榜上有名。可见，占书怎么能够拘泥呢！

译《书经》说：“我的志向先已确定，天帝命令大龟来占问。” 只是如今的占卜并非古法，而是以后天甲子作为判断的依据。不过人的志向本来就各自有定数，至于征兆能够通过推测而审察清楚的，又能有多少呢！陈宪章很早就学习科举业，考中乡试取得乡荐资格，参加会试，多次都没有考中，于是完成学业于成均。从众人那里领取历记选，返回时，几位经魁便一起作诗为他送行，劝他不必出仕，回去终身隐居。宪章很高兴得到这个名声，更加致力于标新立异，发表高谈阔论。后来因为举人们的请求，被征召到京城，吏部想按照惯例先考试再授官。他于是托病，暗中作了十首绝句歌颂乡宦梁方太监，梁方把这件事告诉皇帝，便授予他检讨一职。他退休时，得意洋洋，自己还以此为荣。杨维新说，他既然托病，就不能谢恩辞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寸〕 却在当天就坐轿出城，动辄张伞开道，骄横姿态十足，这难道是懂得道义吗？后来梁方把他所作的十首颂诗刻印出来给人看，丘仲深于是采录它们，载入《宪庙实录》中，也可以说是把污秽遗留在青史上了！张汝弼赠给宪章一首绝句说：“平生完全没有识得舟砂，赤土却时常拿来向客人夸耀。忽然明白自家有一寸丹砂，现在考察《謇斋琐缀录》可以看到，它说陈白沙把得到官职看作荣耀，暗中不懂道义，把污秽遗留在青史上；又记述张汝弼赠诗一事，大概是在讥讽他假借道学来欺骗人。这样的诋毁已经过分了。总的说来，其中一半是诬陷，一半是事实，不可以全部相信；对于君子的评论，应当慎重考察。陈白沙的声名一时轰动天下，然而他以主静来澄明本心，把经书看作糟粕，与程、朱不同，为什么当时推崇他的人固然很多，发出非议的人也不少。进士姜麟见到白沙，说：“我见过的人很多，像先生这样，耳目口鼻，外表是人；至于他的视、听、言、动，大概已经不是普通人了。”到了京城，有人问起这件事，他说：“活孟子，活孟子。”给事中贺钦听到白沙的议论，惊服不已，立即辞去官职回去，按弟子礼节拜师，并且上疏推荐白沙，认为他适合任内阁，参与大政。回去以后，他画了一幅白沙的小像挂在家中，遇到大事必定向画像请示。当时的名士，如陈公茂烈、邹公智、李公承箕等，全都以弟子身份向他行礼。他能这样鼓动一代人，确实是豪杰之才。非议他的人，如章枫山懋、何椒乔新、周翠渠瑛、胡敬斋居仁、张古城吉、罗整庵钦顺、陈益庵骥，也都有著名的言论，指责他所讲的是禅学。辰砂还依旧隔在天涯之外。”这大概是在讥讽他没有考中进士，于是假借道学来欺骗人；假如让他考中一次，他也一定会不断谋求进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三月〕 成化丙申年，我在礼部任职，林一鹗在刑部任职。一天，我们在午门外谢恩并接受赐宴，林一鹗伏倒在地不能起身，我扶着他起来，他于是以病告假。我和俞振恭一同前往问候，林一鹗喘息着叹道：“病了将近三个月，俸禄就要停发了。”俞振恭说：“为什么不告假回去？换个水土，方便医治，本来是可以痊愈的。”林一鹗默默不回答。第二天，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因而叹道：“林一鹗并不是担心病重不起，反而担心俸禄将要停发，大概是由于廉洁和贪恋俸禄的缘故，实在可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十二月、正月、二月、四月〕 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这是因为夏朝以寅月为人正，合乎天道的中正，所以把寅月作为岁首，属于春季的第一个月，春、夏、秋、冬四季的次序也就确定了。有人说，现在夜里的子时就是明日的开始，为什么不把今年的子月作为明年春季的开始呢？回答说：冬季不可能先于春季，这是当然的。我曾经考察古人的说法，参照历法计算，认为这主要是依据太阳运行所经过的度数。太阳每天随着天体运行，绕地面十二方位运行一周，于是形成十二时辰。地道向右旋转，所以太阳运行到子方位就是子时，运行到午方位就是午时，依次经过十二方位而成为十二时辰；这就是今夜的子时成为明日开始的道理。太阳每年经过天轮上的十二星次，形成十二个月。天道向左旋转，所以太阳运行到虚宿的度数便立春，作为正月；逆行到亥方位是二月，运行到戌方位是三月，运行到巳方位是四月；这就是今年的子月不能作为一年的开始的原因。正月建寅，太阳运行到虚宿，太阴运行到危宿，日月都在天轮的子位；这是天道中一阳更新，万事都归属于孟春时节的作用，其中自有道理啊！

译地理之学并非只有一家，各自坚持一种说法。至于确定坐向和放水，有的依据坐山，有的依据来龙，有的依据本向，但都不超出五行生、旺、衰、绝的范围。论吉凶，乾、坤、艮、巽是御阶，子、午、卯、酉是四恶，辰、戌、丑、未尤其不吉。时下的地理师本来知道这些，却不知道应当把蠡经放在什么地方。阳宅有的把它放在厅堂中，有的放在前面的楹柱处。然而厅堂、天井的大小宽窄各不相同，蠡经所指的字向远近也有差异，地理书对此同样没有固定说法。我曾认为，天井中央是放置蠡经的地方；大门则应把蠡经放在门槛中央；阴宅应把蠡经放在墓穴中央，而不应放在墓门处，这似乎比较有道理。时下地理师大多接受我的说法并采用，吉凶确实很有应验。至于宗庙一派，颠倒五行，往往有人指责它为灭蛮经。然而用它来确定坐向、消纳水流，论吉凶比其他各家更为应验，而时下地理师却不能探究它立法的原因。我曾考察各种书籍，大多拘滞而不通，于是类推并加以折中。甲寅、巽本来属木，辰、戌本来属土，申、辛本来属金，却都把它们归为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甲寅、甲申、壬戌、壬辰、癸巳、乙酉的纳音都属水；巽属于辰，辛属于酉，所以与坎相通，称为水。艮本来属土，巳本来属火，却把它们归为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艮属于丑，癸丑、己巳的纳音属木，所以与震相通，称为木。丁本来属火，亥本来属水，却把它们归为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戌、亥属于乾，庚戌、辛亥的纳音属金；丁纳甲于兑，所以与兑、乾相通，称为金。壬本来属水，乙本来属木，却把它们归为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丙禄在巳，乙巳、乙亥的纳音属火；壬属于亥，所以与离相通，称为火。这些都以纳音、纳甲作为起例的依据，因此用来判断吉凶，比其他各家多有应验，实在不能因为称它为灭蛮经就不用它。我粗略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推究到极致，也有讲不通的地方，姑且记录下来，向精通地理的人请教订正。宋朝的夏郑公竦在朝中任职，多次受到御史纠劾，怀疑是承受了当时宰相的意旨，于是作《青雀诗》说：“青雀孤独飞翔，羽毛单薄；低处栖息，哪里敢妨碍鹓鸾。明珠自有千金的价值，不要被时人当作弹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七月〕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进封十位妃嫔，使用十册。四道册文由我撰写，万、刘二人各撰写三道。佑之说：“尹先生不要写得太长，只照旧样。”我说：“意思表达完了，言辞自然停止，哪里敢写得过长。”第二天，万、刘二人各自拿出草册一起查看，万自觉内容冷落空疏，愤然对刘说：“你昨天说不许写长，今天却允许写长。”我从容拿出稿子说：“刘先生的册文比旧本并不长，确实也是这样；只是先生误解了刘先生的话，所以写得太短了，增加几句话就好。”后来誊写定稿进呈，刘又说：“不要按照官职次序排列，只要混杂着写进去。”于是把我的四册放在第二、第五的位置，而把他的册文放在后面，大概是怕宪庙察觉后面的册文出自直笔。当今皇上追尊皇妣纪太后，我撰写哀册。皇上在闲暇休息时，总喜欢诵读其中的文字。其中有“看见汉家尧母之门，增加宋室真皇的悲痛”两句，皇上尤其经常诵读，舍不得放下。左右近侍奏说道：“这是尹某所作。”皇上说：“朕本来就知道。” 内阁题本使用小揭帖，用楷书书写，斜折后在内面封缄，外面则留有可拆阅处，封口盖文渊阁印。印是方形的，用银铸成，采用玉箸篆，大小如御史印。题本如果签署了官衔，便批发给科中抄录传行；如果没有签署官衔，只写“臣某、臣某”，便批示由内阁之下奉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一年〕 宪庙自从尹同仁父子败露以后，明察近侍蒙蔽圣听的情形，凡是有人进言称赞臣下的优点，他就斥责说：“你曾经说尹旻好，现在怎么样了？”因此没有一个人敢再说。司礼监的各位太监尤其深深退避，不再表示可否。各部门上奏的题本，全都送交内阁拟定处理意见。当时我刚被提拔任用，感激皇恩，想要图报；加上平素性情疏率、愚直、刚硬，不知道顾忌，遇到事情总是把话全说出来，毫不隐瞒。万、刘二位先生曾私下告诫我：“不要把话全说尽，恐怕触犯圣旨，以后事情就不再送来。”我说：“如果皇上不再下来询问，政事或许会有错误，我们这些人没有责任；如果皇上来询问，却不按正理回答，那就是欺骗蒙蔽，有愧于古人，也辜负了皇上的委任。”宪庙的圣意常常认为，臣下具本进谏，是想沽名钓誉，彰显自己的名声而暴露君主的过错。我遇到事情总是直接进言，不写题本，没有不被允许的。有时起初违背我的意见，最后又听从；有时突然醒悟，乐于采纳。一年之中，政令都很恰当。唉！自古以来，君臣相遇已经很难，彼此相得更难。宪宗皇帝有龙颜日表，仁慈孝顺，真诚恭敬，锐意谋求治理国家；假使辅弼宰相和大臣都能敞开心胸、坦诚相待，纠正君主的过失，坚守正道，治国之道就可以兴盛，太平也可以期待。无奈以私害公的人很多，最终没有实现他大有作为的志向。到了晚年，他更加励精图治，受到重视和信任更盛，却突然驾崩升天。君臣相遇、相得竟然如此艰难，天意究竟如何呢？实在令人深为感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成化丙午年十月，我进升为太子少保、尚书兼学士，万循吉和刘吉进升为少师、少傅。万循吉让中书舍人为他书写祝文，告祭家庙。我偶然看到他的稿子，只列出曾祖、祖父，却没有提到高祖。我感到奇怪，问他原因，他说：“先世迁徙不定，于是忘记了高祖的名字，所以每次祭祀都没有祭到他。”我说：“先儒斟酌情理制定礼制，只祭祀四代，我还认为这过于简略，不足以充分表达孝子慈孙的感情；先生却连高祖也不祭祀。虽然忘记了他的名字，但精神气息彼此感应，本来并没有真正忘记。何不追尊一个道号，在今天祭祀时把这件事告知祖先，并传示子孙，这不是很合适吗？”循吉高兴地说：“承蒙教诲，确实如此！先生出自文献之邦，精通礼制。我以前的思虑远远不及啊。”我暗自思量这个人，自从一纪之年考中乡试来到京城，四十六年间竟没有一次回去省视祖墓，沉溺于富贵功名，完全没有想到松树楸树下的祖坟，这能说是孝吗？他忘记高祖而不祭祀，也就不奇怪了。

译旧制规定，每天早朝时，阁老和司礼监太监相对站在宝座东面。太宗晚年记忆衰退，宝座后面常有一两名宫嫔跟随站立，记录皇帝的旨意。当时金文靖公嫌这样站立不安，便辞去原位，站到丹陛下仗马的南面。景泰年间，陈芳洲请求恢复在丹陛上站立，托言每逢下雨打雷便不方便，朝廷对此感到为难，事情于是搁置。天顺年间，一天仗马用蹄踢咬，惊吓逼近各位阁老。英庙于是命令各位阁老稍稍向南，站在各位给事之前、大汉将军之后。给事也向南移动站立，英庙看见后，命令他们不要向南移动，只按照原来的班次站立。成化年间，阁老又站到北面，各位给事也跟着向北，仿佛分列前后班次，但不再区分上下班次。起初，阁老按照品级次序和入阁先后站立。成化初年，刘主静以四品官入阁，独自站在陈、彭二位先生之后，仿佛与各位给事同班。皇上于是命令他站在陈、彭二人之下，万循吉接着站在他后面，于是形成一个班次。我入阁时，身材比刘吉稍高，万循吉尤其高，于是把刘吉夹在中间。刘吉不高兴，每次都对我说站得稍微远些。不久，宪庙宁谕内阁，晋升我为宫保，大概是希望我能和先生们每次站在一起。这是特别的恩典。太学每年春秋举行释奠礼，按惯例派阁老和翰林学士担任主祭官；如果祭酒是初次任职，也会派他参加一次。景泰以来，间或派胡宗伯、王冢宰二位先生，近来则只派阁老了。分献十哲时，太学典簿厅事先按照惯例发出手本，请翰林讲读等官两人，到期与主祭官一同前往。检查牲畜完毕后，便在致斋所闲坐。到致斋后在彝伦堂会餐时，主祭官坐在中间，祭酒坐在西南角，翰林分献官两人分坐东西两边，位置在负责监礼的两位御史之上。景泰年间，编修刘召和、王惟臣担任分献官，御史沈义、原杰负责监礼。会坐时，座次正互相谦让，尚未确定，主祭官萧尚约先生向王惟臣使眼色，王惟臣立即走到东边，坐在刘召和的下首，沈义、原杰二人于是并坐在西边。从此以后，负责监礼的人便沿袭成了惯例，再也不稍作谦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本朝亲王受封而尚未赴封国的，应当出阁读书。自永乐以来，必定选翰林官两人，轮流每日讲读；等到亲王赴封国时，便改任升为长史，跟随前往，所以预先担任讲读官的人大多不愿意。宣德年间，周文襄公忱从刑部主事升任越府长史，闷闷不乐。不久，越国绝嗣，于是升任侍郎，巡抚南畿。正统年间，推选郕府讲读官，东里公想举荐侍郎仪铭，又怕仪铭因此怨恨自己，于是和故人侍讲杨翥一同举荐。后来郕王继承帝位，仪铭等人都因拥戴新君而得到升迁，官至宫保、尚书。人的升降沉浮，本来就自有定数，哪里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呢？天顺初年，德王、秀王等应当出阁读书，英宗皇帝告诫李文达公，要慎重选择讲读官。文达认为，四位亲王要用八名官员，翰林官几乎要减少一半了。于是再次奏对说翰林官太少，请从新进士中选取相貌俊伟、语音端正、学问优长的人，授予检讨职务，分别担任讲读官。当时选中了雷霖、刘诚等人，〔“当时选中雷霖、刘诚等人”一句中，“得”字原作“当”，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于是成为定例。这是文达变通处理得有办法、安排得很妥当的表现；后来做翰林官的人，本来就应当知道这一制度是怎样来的。弘治初年，十名进士被选为亲王讲读官，他们一起到吏部，请求按照惯例任满九年后考核升迁。当时的冢宰耿好问斥责他们说：“你们都想做大官吗？”众人回答：“大官也是进士做的。”好问骂道：“小畜生，轻薄无礼。”众人也回骂他“老畜生”，双方喧哗争吵、互相攻击。好问大怒，参奏其中为首的人革职，其余人都降职调任外地。好问的声誉威望更加受损。不久，他去世了。这大概也是他暴怒而自取其祸；和文达的变通相比，他难道不是有所惭愧吗？此后，被降职调任的人又按次序得到任用。〔“此后被降职调任的人按次序得到任用”，原文没有“者”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 成化年间，太监张敏去世，他的侄子太常寺丞苗倾尽张敏家财进献，托请身边近臣谋求升任侍郎。皇上问：“苗是什么出身？”近臣回答：“由承差出身。”皇上于是吩咐说：“侍郎是六部掌管政务的官，怎么可以授给承差出身的人？应授予他南京三品官。”近臣把官制呈上说明，于是便授给他南京通政使。大概皇上不知道通政使也是掌管政务的官，只不过南京的通政使是清闲官职罢了；如果当时有人据理回答，也一定会另行授予他其他官职。仁宗在东宫时，曾观看两个内侍下象棋，于是命曾子棨先生应制作诗，诗中说：“两位君王对阵，列成两座营垒；坐在棋盘前运筹帷幄，决定生死。千里疆域上铁马奔驰，一川波浪中金兵震动。虞姬在垓下歌舞而悲，汉军旌旗逼近楚城。兴致尽了，计策用完了，征战结束；松树的树荫和花的影子布满残棋盘。”仁宗唱和道：“两国争强，各自用兵；摆成队伍，决定输赢。马沿曲折道路前进，应当先占通道；将领守卫深宫，戒备远征。乘险出车，收缴败军；隔河发炮，攻下重城。平常便能认识军事情况，一着棋成功就能看见太平。”诗词意境宏伟，尤其胜过前诗，〔“尤其胜过前诗”，“尤”字原作“犹”，据明《历代小史》本改。〕君臣二人的器量由此可见。景泰甲戌年，廷试第一甲孙贤脸色黑，徐溥脸色白，徐辖脸色黄。当时人称他们为“铁状元、银榜眼、金探花”。如今的制度中，东宫官职名称有很多沿袭古制，例如庶子、洗马就是这样。景泰年间，刘主静升任洗马，兵部侍郎王伟开玩笑说：“先生一天要洗几匹马？”主静随即回答：“大司马洗得干净，少司马还洗不干净。”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后来主静和李克述一同升任庶子，刘宣化开玩笑对主静说：“众人都是假庶子，先生才是真庶子。”这是因为主静是庶出，听了这话默然无言，无法回答。

译我曾写信给司寇何公，询问名臣的言行。何公回信把张冢宰和许观为国而死的事情写给我看，只是说许观官至尚宝卿，这与我考察池州府志所得、其中称他为侍中的记载不相合。可是黎扩的书说，许观的妻子和女儿也投秦淮清水而死，〔此处疑有脱文或文字错误。按《明史·黄观传》说：“命有关部门追捕，收捕他的妻子翁氏和两个女儿，赏给家奴。家奴索要钗钏去买酒菜，翁氏全都给了他，带着两个女儿及家属十人，投淮清桥下而死。……（黄观）命船驶到罗刹矶，穿朝服面向东方拜祭，投身急流而死。”黄观就是许观，见本传。〕同样都是投身汨罗之水罢了，大概不值得争辩。至于说他是尚宝卿，难道是许观曾经担任过尚宝卿，人们习惯这样称呼他吗？许观在洪武二十四年考中殿试第一名，到这时已经十年了，难道只做到尚宝卿吗？而侍中正是当时增设的、次于尚书的官员，所以各种记载都以侍中为正确。可惜柯氏的传记没有载入志书，难道是柯氏想为他作传却没有完成？还是已经作成，而柯氏的儿子最终因为忌讳把它藏起来，没有刊行呢？只是黎扩的书中说他的朋友是柯暹，〔“只是黎扩的书中说他的朋友柯暹”，“暹”字原作“进”，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 这不对，大概是因为柯暹与许观并不是同时代的人，记错了。●《謇斋琐缀录》卷八 当今皇帝刚继承帝位时，县丞徐顼上疏，请求追究皇妣去世的原因，以报不共戴天之仇。奏疏下到内阁拟定诏旨。万安、刘吉都不想实行，只说请皇上自行处置。内臣将奏本拿走时，我说，并不是不准实行，只是请皇上表示宽严轻重的意思，这样才便于拟定诏旨批示。过了三天，询问得知奏本还在御前。我对二位公卿说：“这份奏本如果不发下去，徐顼一定会再次进言，或者别人进言，皇上一定会来问为什么没有实行，到时拿什么回答？现在必须请皇上发下奏本来拟定实行。”于是内臣拿奏本来拟旨，我拟写：“交法司审看后奏报。”刘吉说：“交法司就要抓人，暂且交给礼部。”我说：“礼部处理吉礼、凶礼等礼仪文书，事务繁多，没有空闲。”万安立即按照刘吉的意见拟定交礼部，礼部复奏，请求拘捕万安家的亲戚和家中女眷中曾经出入宫闱的人，进行审问。万安家实际上与佑之交好，十分害怕，私下对我说：“我和万家大多没有来往。”我安慰他说：“这件事只适合从宽处理；如果兴起大狱，株连牵引，难道是先帝的意思吗？” 刘吉高兴地说：“这是盛德之言啊。”过了一会儿，覃太监等人拿着礼部复奏的奏本来商议拟定诏旨，万安问：“怎么办？”刘吉说：“先帝在世的时候。”覃太监摇头表示不赞同。过了很久，他看着我说：“尹先生怎么看？”我慢慢答道：“宫闱中的往事，朕已经听皇太后以及母后明白宣谕过了，你们所说的都是外间的浮议，难以凭此查访究问，姑且从轻处理，等等。”覃太监说：“好，好！”指着我说：“还是你有办法。”我立即转头看向别处，假装没有听见。刘吉脸色顿时涨红，嫉妒之心更加深了。成化年间，四方的平民、钱虏、商贩、工匠艺人、被革职的人，以及士大夫的子弟，大都攀附近侍内臣，进献珍玩，往往就能得到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等官职，或署理中书、司务、序班等职务。这些任命不经过内阁和吏部，被称为“传奉官”。至于三位阁老的儿子或孙子，刚刚长出头发、年龄尚小，就已经授予中书职务，穿戴冠带、佩挂牙牌，领取俸禄并列入属员，只是不实际办理事务。上朝参见而出自梁

译方门下的人尤其多。〔“上朝参见而出自梁方门下的人尤其多”，原文没有“尤”字，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补。〕有一天举行内廷宴会，钟鼓司承应扮演一个押运粮食的老人，责备解户运来的米受潮，解户回答说：“这不是我的罪过，是船缝出了毛病。”老人说：“那就应该把船缝堵住，免得朝廷的粮米受潮损耗。”解户回答：“如果要堵船缝，就得没有粮食才好。”皇上的脸色因此稍微缓和了些。梁方晚年有所悔悟。等我入阁后，便借事讽谏，于是这些传奉官全都革除罢免了。成化年间，太监汪直掌权，朝廷士绅谄媚依附他，无所不用其极。他巡视边地时，所到之处的都御史都穿铠甲戎装，迎接他到二三百里之外；远远望见他的车马扬起的尘土，便跪伏在地，等他的马匹经过才起身。等汪直驻扎在馆舍，便换上小帽和[衣饰字迹不清]、[衣饰字迹不清]，快步奔走，唯唯诺诺，叩头半跪，完全像奴仆一样，连作揖行拜的礼节也一概不行。因此都得到汪直的欢心，后来便得以升任工部、兵部、户部侍郎。当时有谚语说：“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奔走钻营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笑。〔“实在可笑”，原文没有“良”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 按：成周的制度，由冢宰统领阍寺；西汉的制度，由丞相监督宫中事务。宋人沿用周、汉的遗制，也把宦官隶属于宰相、枢密。这样看来，三代以下设置和控制宦官的办法，没有比宋代更好的，所以整个宋代最终很少发生宦官专权、扰乱国家的祸患。如今我朝建立一百多年，中官却往往擅权。到了成化年间，汪直专擅操持国政，满朝言官竟没有人用周、宋的制度来启发皇帝的听闻，反而争相谄媚依附，无所不用其极，穿着戎装远迎，望见尘土便下拜，甘愿奴颜婢膝，竟到了这样的极点。唉！都宪是什么官？六卿又是什么职务？让这种卑污无耻的人占据这些职位，实在是辱国太甚。难怪被当时人暗中嘲笑，也难怪有了“捣蒜、烧葱”的谚语！古人说：“不要玷污青史，给子孙留下拖累。”士大夫应当记住这句话。解学士先生曾经去吊唁朋友的妻子丧事，进门便说：“恭喜。”接着又说：“四德全都没有，七出之条全都具备，呜呼哀哉，大吉大利。”听到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因为他朋友的妻子性情凶悍。我曾见过崔冢宰的妻子李氏，她尤其凶悍，崔冢宰战战兢兢地畏惧顺从她。她一发怒，崔冢宰就立即跪下起身、叩拜谢罪，希望能够免祸。大概他是害怕这件事传到外面成为笑话，反而更加助长了李氏的恶劣性情。崔冢宰后来做到冢宰，李氏生病将死时，他仍然听候她召见、省视，不敢违抗。等李氏死后，妾室得以独占内室，于是生了两个儿子，不至于断绝祭祀香火，难道不是所谓“大吉大利”而值得一笑吗？南京各位大臣，过去因为皇帝车驾在北京，都按照品秩使用凉伞。成化年间，守备太监谭褒因为自己没有使用凉伞的制度，便说两京应当一体：北京大臣不用伞，南都怎么可以擅自使用？众公卿都唯唯应是。只有礼部侍郎章大经和他争辩，甚至把《大明礼制》取来送去请他阅览，谭褒露出愠怒的神色。第二天，他便上本禁止使用凉伞。众公卿说是章大经激成了这件事，于是在暑月各自制作长柄大扇遮挡太阳。我改任吏部侍郎后，到任那天看见满街大扇飘动摇摆，十分不雅观。〔“十分不雅观”，“雅”字原作“相”，据明朱当《国朝典故》本改。〕我说这不是制度，而且“扇摇、扇动、扇惑”含有不祥的征兆，不宜使用。于是命工

译匠制作绿色油绢伞，并加上一圈短檐。使用了几个月后，众公卿都仿效，改用伞而不用扇。

译世人说，卖官鬻爵是汉代晁错开创先例的。晁错曾建议让天下人缴纳粮食便可以授予爵位：缴纳六百石到四千石的授予五大夫，缴纳一万二千石的授予大庶长，不过是给他们一个空爵位以免除罪责罢了，本来并不是授予官职、让他们担任职事。至于文帝时，张释之因家资被任为郎；武帝命令官吏缴纳粮食来补授官职，官职甚至达到六百石的品秩，这就是授予官职了。此后，灵帝在鸿都张榜出售公卿以及州郡官职，像张颕、张温、崔烈等人，虽然有功劳、勤勉和声誉，也还是靠财货贿赂得到官职，这就又不是晁错当初鬻爵的本意了。然而，开创这种先例的罪责，晁错哪里能够免除呢！史书称汉相丙吉和魏相都很有声望。丙吉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地方，但魏相最初上奏密封的奏事，却请求取消副封，都是通过许伯找到了门路。于是，许皇后后来被霍氏谋害的计划得以上闻皇帝，魏相便被下诏任为给事中。给事中是皇帝亲近的官职，不是士大夫所任的官职；丞相却不以担任它为耻。疏广劝谏阻止平恩侯监护太子家，魏相却说：“这不是我所能办到的。”于是没有亲自进言。王吉说许氏、史氏尊贵受宠，便称病辞官归去，魏相也不能挽留他，大概是因为感念许氏引荐提拔的恩德。至于唐代宰相把裴晋公度比作郭汾阳，说自己关系到天下安危，这本来是有道理的。然而他从东都重新起用为相后，在一两天之间皇帝就三次更换，他都没有预先听闻，最终又不能讨伐贼人，这同天下安危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依靠外戚取得相位而起汉代外戚之祸，魏相不能没有罪；在宦官群体中居于首位，却不能讨伐弑君的贼人，裴度也不能没有罪。然而一个仍与丙吉并称，一个仍与郭汾阳相提并论，史书都没有过分贬低他们，难道不是君子成全他人美名吗？这是喜爱善行、褒扬善人的风气太长久了。我看《问刑条例》，大概是弘治年间尚书白昂等人拟定的。朝廷起初也很慎重，下诏命令详细审察，反复多次。然而各位大臣对于刑名并不精通，不能没有窒碍。例如，杀一头牛的罪名竟重到罚十，实行了几个月，边将上奏说军需缺乏。原来禁牛过重，百姓没有人敢杀牛，牛皮、骨、筋、角都无处购买。朝廷感到侮辱而又难以修改，于是命令东厂官校不得再加以刺探访察。又另立一条，允许寡妇立自己所爱的人为继承人。却没有想到世上的寡妇能守贞节的很少；如果允许她立自己所爱的人，那么她所爱的人没有比奸夫更合适的了。按照这条法令立为继承人，还有谁能禁止？这是诱导淫乱、助长奸邪的大错误。由此可见，祖宗的法令不能随便改动，改动就会产生弊病。如果又因为法令实行久了而松弛，突然加以严厉催逼，号称振作法纪、惩治玩忽，那么滥用刑罚、酷刑重罚，按人头摊派征收，内外臣工便会借机摊派侵吞、据为己有，上下交相征取，百姓贫困、财物耗尽，起来成为盗贼，以至造成祸乱，流毒天下；这就是青苗法最终使宋朝灭亡的原因。改变、扰乱旧制度的法律，其后果确实深重啊！弘治乙卯年，吏部缺少尚书，众人推举兵部尚书马文升、都御史屠滽以及一两位侍郎，认为他们足以补任。马文升自以为按各部次序和任职年资应当由自己得到这个职位，没想到最终归于屠滽。文升心中不平，作了一首近体诗：“退朝后凭栏远望，心中一片黯然；独自把心事向苍天倾诉。清明的朝廷有意推行公道，白发之人却无心再着锦鞭。天上的浮云偏偏昏暗，地下的阴气已经凝结坚固。”等等。屠滽得到吏部尚书后，按班次应当位于文升之上，却坚决推辞，站在下位。等到主持廷试读卷时，他又担心位居文升之前，便先称病不出，让侍郎吴原博代替自己。当时人说，正统年间王柳庵由礼部侍郎升任冢宰，就直接站在胡宗伯之上，没听说他让给原来的长官。如今屠滽自己估量不能位居上位，只应当辞职，不应当让班次；他这样做，岂不是违背制度、扰乱次序吗！弘治年间，太监李广因旁门左道受到宠信和任用，权势倾覆朝廷内外，许多大臣都拿财物去贿赂求见。戊午年，在万岁山上修建毓秀亭。亭子建成后，恰好有一位小公主患痘疮，众医都没有疗效，李广给她饮符水，她竟然夭折了。宫中正在归罪于李广。不久，清宁宫发生火灾。有人说，修建亭子的年月不利，触犯了坐杀，面向太岁，所以发生了这场灾祸。太皇太后大怒说：〔“太皇太后大怒说”，原文缺“怒云”二字，据明《历代小史》本补。〕“今天是李广，明天还是李广；兴工动土，导致这样的灾祸，使历朝积累的东西，〔“使历朝积累的东西”，原文缺“所积”二字，据明《历代小史》本补。〕一旦化为灰烬。”李广害怕了，饮鸩自杀。讣告传来，皇上猜想他所藏的必定有奇异的方术和秘籍，〔“皇上猜想他所藏的必定有奇异的方术和秘籍”，原文缺“必有奇”三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便命内侍搜查。奉命的人于是查封了他的外宅，搜出一册受贿账簿，首先进呈皇上。账簿中记载，某人送黄米几百石，某人送白米几千石，合计有数百万石。皇上于是问身边的人：“广某每天吃多少东西？竟然接受了这么多米。”回答说：“黄米就是金子，白米就是银子。”皇上因此明白广某贪赃枉法到了这种地步，于是抄没了他的家产。科道官请求调出簿籍，按名单逐一查问。凡是和名单有关的人都惊恐万分，各自连夜赶往戚畹那里求救，意外聚集起来的共有十三人。月光下只见轿子的影子一片片晃动，却有一人独自乘坐女轿。事情虽然得以搁置，没有继续追究，但受贿者的姓名一个个传遍朝野，他们虽然厚着脸皮，心中也十分惭愧；时间久了，却也安然自若，不再感到羞耻了。幸亏皇上英明，最终逐渐把这些人除去了。（“赖上英明终渐去之”原缺“赖”“去之”三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

译我家先世的遗像，都已经年代久远，（“予先世遗像皆历年久”原缺“遗像皆”三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纸帛质地脆薄，墨色（“楮缯墨色”中的“墨”字原作“黑”，据明《历代小史》本改。）漫漶残缺，无法把玩欣赏。于是命画史王琚依照旧像重新摹绘，（“乃命绘史王琚因旧摹新”原缺“乃命绘史”四字，据明《历代小史》本补。）合画成一轴，并分别在其中题写四言六句的赞语，希望逢年过节和忌日悬挂展示时简便，也使画像日久不至于散失。过去先儒君子有人说：“画像只要有一处不像本人，就成了另一个人。”这话的意思似乎是画像可有可无。这一定是对当时已经认识祖父母的子孙说的，而不是对后世子孙说的。因为后世子孙从未亲眼见过先人的容貌仪态，怎么知道像不像呢？如果贤能的子孙在一看见画像的瞬间，难道不会产生恍惚亲切之感吗？如果仿佛看见先人就在那个位置，或者因此感动仰慕而奋发努力，思考怎样修养自身、谨慎操行，希望不辱没自己的先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又不能拘泥于先儒的一句话，便把画像看作废纸。唐代的祖先曾经塑造老君像，供在祖庙之中，这实在毫无意义。那位老君是至高之人，把天地万物都看作草扎的狗，难道会把唐朝看得重要或轻贱吗？何况唐朝拥有天下，以万乘之尊没有谁能与之相比，何必还要借重于老君？这件事很可鄙，（“其事可鄙”中的“鄙”字原作“图”，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而当时竟没有人加以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出身卑微而崛起的人，不去攀附富贵家族，只有我太祖高皇帝如此。太祖起初曾和诸位儒臣商议修订玉牒，想把朱文公作为祖先。有一天，他看见徽州有个姓朱的担任典史，便问他果真是朱文公的后代吗？那人回答说：“不是。”于是太祖内心顿时醒悟：一个典史尚且不以朱子为祖先，我的国家又怎么可以奉朱子为祖先呢？最终否决了众人的意见。这是高皇帝的见识和器量神圣非凡，远远超过前代，哪里是唐主所能企及的呢！吉水人刘充化虽然双目失明，却能吟诗。（“吉水刘充化虽瞽而能吟”原缺“化虽”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他曾经作诗咏叹吉郡的十位阁老、九位尚书和十位状元，都是皇明盛世的人物。只是诗中不按先后次序排列，有时用名，有时用字或号，大概是为了押韵的缘故。他曾到我这里来，随口吟成这些诗，因此我把它记录下来。皇明内阁执掌权衡政务，吉郡堂堂已有十人。东里（杨士奇）后来有名的是尹直，南皋（萧镃）之前还有陈循。定之安简是胡光大，纯道彭华是解缙。千百年来贞元盛世的美好聚会汇合在一起，上天让诸位老臣辅佐昌盛的时代。（“东里士奇后来名尹直”中“士奇”原为正文大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为注文小字。诗中“南皋”及注文“萧镃”四字原缺，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 以上是十位阁老。开国时分设各曹，设置六卿，分别掌管吏、工、户、礼、兵、刑。周忱、王直相继任职，接着是王槩；萧晅、萧祯并列，还有广衡。又有刘宣、刘孜二人相继位列八座，历任三部尚书的只有刘祯。满朝身着金印紫绶的官员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而且全是卢陵九县的人。以上是九位尚书。上天开启文运，使庐陵文风兴盛，历来登上鳌头的已经有十人。（“累占鳌头已十人”原作“累占鳌头十一人”，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胡广、时中以及胡子棨，彭时、刘俨和罗伦。后来有彭教和曾彦，前面还有陈循及鹤龄。为什么三元相争还差那么一点呢？天下士人都热切盼望着明年。以上是十位状元。宾客偶然谈到，近来有个读书人喜欢吃狗肉，主人知道他的心意，便命他作一首咏狗的诗，以“盐”字押韵。（“以盐字为韵”原缺“盐”字，据明《历代小史》本补。）读书人立即作成，随口吟道：“多年来辛苦地伴着粗茶淡饭，长夜里巡行守护着低矮的屋檐。每次见到人都依依不舍，仿佛完全认识旧日主人；亲近地朝着主人，哪里肯趋附权势。躺下时任芳草磨破身上的苔痕，站立时靠着梅花，沾满片片雪花。曾经在山中捕捉狡猾的兔子，还拔下毛来制成笔，供您提笔使用。”主人很高兴，于是把狗杀了吃掉。我们县的曾迥在乡试之年的秋天，梦见抱着一个小孩，忽然看见这个小孩的右边又长出一只耳朵。不一会儿，又看见这个小孩没有两只手，便认为是不祥之兆。他把这件事告诉哥哥曾进，曾进说：“又添了一只耳朵，（“又添一耳”原缺“又添”二字，据明《历代小史》本补。）就是在‘耳’旁再添一笔，组成‘取’字；小孩没有两只手，就是‘了’字。考官一定会录取你，这是你中榜的征兆。”后来果然如此。曾进的聪明，从这件事以后更加令人相信。僧会郭师孔年轻时曾和芳洲同在一处读书。等到芳洲从翰林院回乡，郭师孔送给他一只鏾鸡作为贺礼，却误把“鏾”字写成了“线”字。芳洲改正给他看，僧会便作了一首绝句道谢：“泉丝不能和鏾金相同，错把鏾鸡认作用线缝。若不是进献芹菜来表达鄙意，哪里肯让您把一个字化解我的愚蒙。” 古今所说的“三凤”中，唐代薛元敬与堂弟薛收、族兄薛德音齐名，世人称为“薛氏三凤”。如今我们县的徐川与弟弟徐贡、徐威先后中举，当时称为“徐氏三凤”。罗钦顺与弟弟罗钦德、罗钦忠先后在两科考中登进士第，当时称为“罗氏三凤”。然而徐氏、罗氏都是同胞兄弟，比起薛氏的族兄弟和堂兄弟，远远超过他们。徐氏只有徐贡登第；罗氏则有罗钦顺中探花，罗钦德、罗钦忠都是二甲进士，（“钦德钦忠皆二甲进土”原缺“甲进”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并且都在父母健在时取得功名，这更是古今所没有的事。（“则尤古今所未有也”中的“尤”字原作“犹”，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

译永乐甲辰年，我们县的大塔倒塌，这一年文贞公入阁。（“是年文贞公入阁”中“阁”字下原有“老”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删去。）成化乙巳年，小塔倒塌，那一年我入阁。塔本来是一个县的镇物，倒塌当然不是吉祥的征兆。（“夫塔本一邑之镇颓”原缺“镇颓”二字，据明《历代小史》本补。）然而俗话说：“欢喜塔倒。”而且本县的地形像牌子，立有两座塔，大概塔是牌子的木桩；塔倒了，牌子就能移动，所以有入阁的验证。即使如此，事物的兴衰自有定数，士人的出仕或退隐也各有时机，难道一定彼此相关吗？姑且记下这件事，等待后来的智者订正。成化丁酉年，（“成化丁酉”原缺“丁酉”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我乡云亭江中出现一条大鱼。第二年，曾彦夺得廷试第一。丙午年，又出现一条大鱼。这年秋天，乡里没有人被推荐，只有我入阁。壬子年，又有大鱼出现。这年秋天，罗钦顺考中乡试第一，第二年登进士第。鱼很大，约有四、五十斤，（“约四五十斤”原缺“约”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游泳时鳍和鳃都露出水面，而且多半停留在我家乡城边的水潭里。正统年间，有一位侍郎和一位都御史一起饮酒，恰好有条狗绕着桌子走，身边的人呵斥它。侍郎说：“不要呵斥，它正在这里巡按。”都御史回答说：“你看它是狗，还是狼？”近来，都宪佀锺和通政强珍在南都一起饮酒。强珍亲自拿壶劝佀锺饮酒，说：“要你喝四锺。”佀锺回答说：“你不要强行斟酒。”前面两位公卿是拿职务相互戏谑，这两位是拿名字相互戏谑，彼此嘲弄，反应都很敏捷，也可以说是奇事了。成化年间，司徒陕西人杨鼎有一天和司寇福建人林聪相会。席间，林聪戏弄杨鼎说：“胡人家的孩子七岁就能骑马。”这是因为杨鼎留着胡须，所以这样说。过了一会儿，杨鼎回答说：“癞头子三年还不像个人。”这又是根据对方的相貌来开玩笑。乡里厚谷的易裕颖和他的儿子易居潜以及儿媳相继去世，（“里厚谷易裕颖与子居潜及妇相继逝”原缺“裕颖”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留下妻子郑氏独自守寡，无处可以归依。（“无所归所”原缺“无所”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家中仅有少量田地和一所简陋住宅，都被侄子易居松偷盗、卖掉，郑氏直到老年因受冻挨饿而死。弘治癸丑年夏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易居松的妻子萧氏被鬼迷惑，引诱到岭后塘中，家人四处寻找却没有找到。第二天早晨，看见萧氏双手死死抓住塘边树根来固定自己，因此没有溺水，于是扶持她回来。（“遂扶翼以归”原缺“遂扶”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过了一会儿，她才苏醒，说两个鬼亲口说道：“我们就是易居潜夫妇。你们夫妇荡尽了我们的产业，使我们的母亲因受冻挨饿而死，今天一定要把你置于死地。”双方纠缠到天亮，鬼才离开。唉！人死以后，魂上升、魄下降，已经无形无声，（“无形无声”原缺“无形”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 本来什么也不应知道了，谁能想到易居潜的阴灵竟然这样没有消散呢！（“孰意居潜之阴灵不泯如此哉”原缺“不泯如”三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所以我特意完整记录下来，不只是为了记载鬼神显灵的事迹，也是为了告诫那些不肖子弟：不要荡尽、败坏祖先留下的产业，也不要不顾诸位母亲的奉养。我退休回家居住时，（“予休致家居”原缺“予”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逢节日喜庆，或者接待宾客、拜访亲友，就整备冠带，穿正式盛装行礼。其余闲居时，则戴小帽或东坡学士巾，多穿□〈衤曳〉□〈衤散〉。有人请我穿深衣、戴幅巾，我回答说：“从前我有幸侍奉宪宗皇帝，（“昔叨侍宪宗皇帝”原缺“叨”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在后苑观看解试，恭敬地看见皇帝所穿的是青花紸丝窄檐大帽、大红织金龙纱□〈衤曳〉□〈衤散〉，（“伏覩所御青龙花紸丝窄檐大帽大红织金龙纱□〈衤曳〉□〈衤散〉”原缺“帽大红”三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以及宝石装饰的钩绦。又侍奉孝宗皇帝在青宫讲读，（“又侍孝宗皇帝讲读于青宫”原缺“皇帝讲读于”五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早晨就戴冀善冠，穿衮绣圆领，饭后则穿□〈衤曳〉□〈衤散〉，系玉钩绦。” 而且我家受赐的衣物中，也有一件□〈衤曳〉□〈衤散〉，这是当今君王的制度，理应遵守。（“所宜遵也”原缺“所宜遵”三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宋代司马温公喜欢穿深衣、戴幅巾。有一天，他问邵康节先生：“为什么不穿这种衣服？”邵康节回答：“我既然是当今时代的人，就应当穿当今人的衣服。”温公赞叹佩服。杜祁公因为门人请求自己穿这种衣服，便回答说：“我一生有幸穿着仕宦之人的服饰，哪里敢再盗用高士的名号？”（“岂敢复窃高士之名”原缺“名”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门人因此敬佩羡慕。我如今穿□〈衤曳〉□〈衤散〉，不只是遵守当今君王的制度，也符合邵康节、杜祁公的意思，并不是简慢亵渎。（“亦且得康节祁公之意”原缺“且得”二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

译我读黄山谷先生被贬死于宜州的事，从来没有不感到悲伤哀悼、感慨叹息的，认为当时的小人深文巧诋，使君子遭遇了极大的不幸。然而反过来思考，这大概也是由于山谷喜欢戏弄侮慢别人、傲慢轻忽别人所造成的。为什么呢？山谷曾和赵挺之一同修撰书籍，每天厨师请示要吃什么，赵挺之总是说：“明天吃蒸饼。”山谷暗自嘲笑他。第二天会餐时，山谷打算把四个字合成一个字来行酒令。赵挺之先说：“禾、女、委、鬼，合起来是‘魏’。”轮到山谷时，他立即应声说：“来、力、勑、正，合起来是‘整’。”这和“来日吃蒸饼”声音相同，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赵挺之十分羞惭。后来赵挺之执掌国政，（“挺之当国”原无“国”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山谷被贬经过荆州，（“山谷以贬过荆州”中的“贬”字原作“败”，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替太守书写承天寺碑文。正好两位漕使来到，太守准备酒食，请两位漕使去观看碑文。山谷低头书写碑文，不看两位漕使一眼。写完后，两位漕使请求把自己的姓名附在碑尾，山谷不予回答，飘然起身离开。两位漕使非常惭愧，于是摹拓碑文带回去，呈给赵挺之，赵挺之认为其中含有幸灾乐祸、诽谤国家的话，便把山谷贬到宜州，最终死在那里。看这两件事，山谷自己没有察觉，也不知道在人情世故中实在难以忍受，这难道不是由戏弄侮慢、傲慢轻忽造成的吗？由此可知，士人君子应当把戏谑和傲慢当作戒律。成化乙未年初秋，时享礼结束后，下起大雨，雷击中了神武卫厅，柱子、门和窗上都留下痕迹，却完全没有折损。少詹徐时用于是说，上一年春夏他居家时，他所在的宜兴县西溪中有三个人驾着一条船，遭到雷击：其中一人被捆在船舱里，一人的头钻进了瓮中，另一个人被挂在船篙顶上，船篙则竖直插在船头。旁边船上的人看见，都不敢靠近。船自行漂流了六七里左右，被捆的人解开了，瓮里的人出来了，篙顶的人掉了下来，这才都苏醒。被捆的人说，他当时仿佛听见雷击者说：“你改过了吗？”谕德谢大韶又说，天顺戊寅年四月间，他邻县建昌的熊家遭到雷击，堂屋的瓦片全都像被万匹马踏碎一样，整个屋顶都被掀开。大门的四根柱子被放到了厨屋上，一杆秤盘曲着放在斗里，另一杆秤挂在梁上，秤尾垂下来击打着斗。（“尾垂击斗”原缺“斗”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当时谢大韶亲自到他家，看到大门还竖立在厨屋上，只有斗和秤在举行醮谢之后才被取下。熊氏至今没有衰败。这两件事都很奇异。然而两位先生的话是可信的：船夫不过是为了谋取一点市利，不值得称道；熊家的秤和斗也一定是损人利己，因此受到冥冥中的谴责，是应该的。（“兹特录出符诰如左”中的“特”字原作“时”，据明《历代小史》本改。）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我听说，古代统治天下的君主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以成就治理的功业。官职品秩虽有大小，但从下到上、从上到下，难道不都是依靠赏罚来维系吗？专用符信作为凭证，使双方的情意彼此信任，这是诚信达到极致的表现。我仿照古制，授给你官职，发给你符信；你只应竭尽心力，恭敬勤勉地办理职事，任期届满前来朝见，我将把符信合验，以考察你的政绩。你要敬慎从事啊！（“惟尽乃心”中的“惟”字，原文作“往”，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 宇字一千二百五十号：授萧安石为广东盐课提举司广州盐仓大使。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皇帝制曰：我自即位以来，效法古制任命官员，将他们分布于华夏和夷狄之地，难道在提拔任用他们时，他们都表现得忠贞吗？任用时间一久，却全都牵涉奸邪贪污。我于是明白颁布法令，而刑罚责惩又有不可宽恕的情形，以至于内外官员谨守职分十分艰难，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很少，因自身及家属遭诛戮的却很多。如今你萧安石在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领受符信，改任广东盐课提举司广州盐仓大使，直到死在任上。有关部门缴还符信后，应当认为你能够以廉洁立身，恭敬谨慎地办理职事。唉！我料想，你的职位虽然卑微，却能够始终保全名节，这也是多么幸运的事啊！现在特意把这道符信转授给你的子孙，以光耀先世，应当让他们依此办理。（“朕揣其职虽微而能始终保全”中的“揣”字，原文作“惴”，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改。）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　　日。现在的制度是，每天早晨举行常朝，皇帝在奉天门临朝；皇帝所坐的座位称为“金台”。皇帝登上座位后，锦衣卫力士张设五把伞和四柄团扇，接连从东、西两侧上来，分列在座位后方左右；同时，内使一人执一把伞上来，站在座位上方，另一人执武备杂扇两柄，站在座位后方正中。武备扇由兵仗局供给，一柄有三刃，外面用铁线围成圈，包裹着黄色罗绸，形状像扇子。使用时，铁线圈自行脱落，三片刀刃便显露出来，用来防备意外。（“既升座”，原文缺“既”字，据明朱当□〈氵眄〉《国朝典故》本补；“三刃而出焉”中的“焉”字，原文作“一”，据同本改；“命力士执伞扇”原文缺“士”字，据明《历代小史》本补。）天顺年间，命力士持伞和扇，夹立在金水桥南，只留下座位上的一把伞以及两侧夹持的两柄武备扇。至于座位上的伞，遇到风势强劲时就撤去。尹昌隆先生在建文年间，因直言进谏被贬为侯官县令。太宗刚即位、整顿大统之初，他遭人诬陷，被押到京城，在朝廷上接受诘问后获释。后来官职恢复，屡次升任中允、主事。最终又被汉庶人、吕震诬陷而死，大概也是个正直刚强、耿介不屈的人。因此解公回答仁宗询问时，有“昌隆是君子，但器量不大”这句话。如今彭都宪礼撰写郡志评论他，责斥得过于严厉，我认为应当删减，请斟酌，不知如何才好。

译士大夫的姓名和遭际，未必与朝廷的祸福有关，但往往会有偶然相符的地方。彭文宪公在正统十三年考中进士，应该在上表谢恩的早晨，因为起得太早，伏在凭几上睡得很沉，竟没能醒来，最终没有赶上入殿。当时人们说：“元首失掉了。”第二年，果然发生了皇帝被留在虏庭的变故，这难道不是“失元首”的预兆吗？景泰辛未年，状元柯潜，人们说“柯”与“哥”同音。不久，英宗从北方虏地回来，退居南宫，这难道不是“哥潜”的预兆吗？弘治十八年，状元是顾鼎臣。我听到这件事后，心中惊惧不安，私下认为“臣”与“成”同音，“鼎成龙驾”这个说法在姓名上触犯了忌讳。当时司训梁弘周听到了我的话。过了一个月，遗诏送到，弘周说：“先生的话，果然应验了！”这难道不是“鼎成龙驾”的预兆吗？于是我又想起天顺癸未年会试的监试御史焦显。当时我服母丧期满后起复，途中私下说，宋代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状元焦”的话；如今焦显担任监试，能不犯忌吗？不久，春闱果然遭遇火灾。市井歌谣说：“御史原本姓焦，科场被火烧。”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相合，也好像有一定的命数，不能一概说成是牵强附会。李佾，字敬夫，是南乐学训李寄的第二个儿子。（“南乐学训李寄之仲子也”原文没有“李”字，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补。）他母亲去世，安葬以后，便在墓旁搭草屋居住，早晚都住在那里，吃蔬菜、饮清水，哭得眼中流血，像孩子一样哀慕母亲，三年后才恢复正常生活。我曾经去慰问他，并且赞叹说：“古人说‘这是父亲，这是儿子；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就生不出这样的儿子’，如今在李佾身上看到了这句话。唉！这确实可以用来劝勉士大夫家的子弟了。”因此作诗赞美他：“肝肠寸断，再没有人倚门盼我归来；我在墓下搭起草屋，哭声不断。只知怀念母亲辛勤劳苦的恩德，哪里会希求君王表彰异行的恩典？坟墓上的树木在风中悲鸣，陪伴着漫漫长夜；慈乌反哺，伴随着黄昏。由此可知，上天体恤孝行的心意已经感通；照这样传承下去，将来还会有子孙相继。” 我曾经向士大夫访求有节操义行的大臣，吾吉郡判台州吴世溥对我说起王原采为节义而死的事，但叙述不详细，于是托人寻找他的墓志，过了几年才得到。后来又从赣庠教谕姜瑞那里听说，原采最初任职武昌时，曾在百姓家看到杨文贞公的一两篇应酬诗文，便称赞说：“这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后来杨公入官翰林，便推荐他。杨公因此感念他的德意，久久没有忘记，于是寄题他的墓并前往祭奠。墓在广德州城西约五里处。成化丙申年，赖州守周英出资培修墓地并树立表记，大概是因为秉持天性、爱好德行的心，是人人共有的。（“又闻原寀初任武昌时”中的“任”，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作“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