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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辩诬笔录》，宋代赵鼎撰。一、有人说张邦昌盗窃帝位时，我担任京畿提刑，权且兼管王时雍的职务，并且有“新近奉到圣旨”的说法。对此辩解说：靖康元年十二月末，我得到省札，说早晚金军就会退去，奉圣旨，派府曹一人、省郎一人抄录查点遗留下来的军粮、马料。第二天，工部侍郎司马文季和我分别密封文书，题名为“提刑直阁”。经过开封时，通引官姓氏说：“人札探得除目帖子，开封士曹赵某被授予直秘阁、京畿提刑，兼任转运副使。”那天，我正在同舍陈士曹的阁子里，和几位同僚交谈。现在刑椽郭璋独自一人还在，可以作证。当时是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前后。此前，我听说金军即将退去，宰相何文缜在众人聚集的场合，谈论金军退后如何处置的事。他首先说京畿遭受蹂躏，惨重而痛苦，必须找到人来安抚、收拾局面。又说，祖宗时期只有一名提点，统管各司事务，等金军退后，就颁布赦令加以改正。现在暂且设置一名提刑，兼管漕运事务，应当在士人中选取通晓民事的人。座中客人推荐洛州通判赵子▯，何文缜说：“赵子▯固然很好，只是资历浅了些，必须在府官、漕官、省官中选择。” 程伯五、司马文季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如果要在省官中寻找，没有比开封士曹赵某更合适的。”何文缜说：“找到了，多次有人推荐他，就授给他这个职名。”随即召来中使，拟定授官日期，准备上报。第二天批下告身，正月初一画黄后交给吏部。户部侍郎邵泽民听说此事，赶去拜见何相，推荐宫教耿洵补任士曹的空缺。何文缜说：“已经授给赵子▯了。”大概是最初议论设置京畿提刑没有成功，后来又以此职安排他在外任职，只是没有下达立即赴任的指挥。恰逢事务繁多，舍人撰写制词又有所滞留，告身没有发出。后来车驾出郊，这件事就作罢了。此前奉旨清点迁出城外的皇亲国戚，已经在延真宫设置机构。二月初，天地发生巨大变故，六宫、皇族相继被带到金军面前。一天，宋退翁、胡明仲经过延真宫，带着我一同去见府尹。当时有两名金使来到府中，催促办理应付事务。退翁私下对我说：“瑶华，应当请府尹把她深藏起来，以备垂帘听政，等待元帅回来。”我说：“可以托付给什么人？必须是有力量能够保护她的人。”退翁说：“外戚王某诜的儿子，内侍则是邵成章。”拜见府尹时，正好看见金使在座，不便交谈。退翁在手掌上写下“瑶华”两个字，倚着府尹的书案，摊开手给他看。府尹问：“这是什么意思？”退翁说：“把她藏起来。”府尹过了很久才明白，说：“懂了，懂了。”当天晚上，退翁写了一份札子，详细说明这件事，托我送给府尹。瑶华原先住在州城北面，城破后迁到延宁宫；不久延宁宫失火，府尹提议秘密把她送回孟氏的私宅，不愿让她住在士人百姓之家。后来，又把她迎入禁中，垂帘听政，等待元帅回来。他们的谋划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等到张邦昌进入城中，士大夫也用这件事来诱导他，所以张邦昌才敢承担这个责任。三月底，金人逐渐从这里撤走。一天，原来的同僚吕言问来拜访我，说朝廷正在商议迎请元▯后回到禁中。我的兄长让言问和孟氏商定此事。兄长名舜徒。言问和孟氏亲近，所以舜徒把这件事托付给他。言问后来写了《垂帘记》，详细记载了事情的始末。几天后，我得到行首司的帖子，请我召集议事。我到崇政殿门外的阁子里，看见王时雍、吕好问、冯▯同坐，时雍回头对我说：“烦劳您负责京畿境内的事务。”他拿出一张除目给我看，上面写着授予真秘阁、京畿提刑，兼权转运副使。我起身站立，向时雍说明，按个人情况这件事不方便，我不愿接受此职。时雍变了脸色，说：“今天的事，必须大家共同承担。”我说：“府官是闲冗低贱的职务，怎么会牵涉国家大政？”时雍非常愤怒，不再说话。舜徒担心激怒他而酿成祸患，便对时雍说：“不如只让他兼领府曹的职务。”又对我说：“府界事务由府曹兼领，有什么妨碍？而且正月初已经有成命。”我说：“如果在差权札子中补上正月初的指挥，我才敢接受职务。”时雍更加愤怒，脸色变青，慢慢拿起笔，勾掉“直秘阁”三个字。舜徒说：“现在府界的官员没有限额，先处理东路的事务，只是为元帅回来作准备。因此烦劳您，正是为了这件事。”我说：“听说金人留下两万士兵，驻扎在河南武阳县境内。这样一来，如果游骑四处出动，府界怎么能够措手应付？”舜徒说：“近来派了几名从官到金军前恳求劝告，现在他们已经全部渡过黄河，不再在河南留下一个人、一匹马。”我说：“东路遭受蹂躏尤其严重，一直抵达南都，已经没有一片完整的瓦片。”舜徒说：“元帅府的官兵非常多，必须腾出大量房屋让他们迁入。”我说：“府界没有一个百姓，叫谁来做这件事？” 而且又没有一文钱可以支用。”时雍正要说话，说：“这些事情，自然应当办理，你可以分条写明后申报上来。”我回去，到晚上得到差权札子。我仍然犹豫不决，恰好提刑属官孟某来参见我（记不清他的名字），我问明他是太后娘家的人，便叩问吕言问先前所说的事情。孟某说：“这项议论已经定下来了，我刚从家中出来时，看见街道司已经在宅前修整道路，恐怕也不会很晚了。”我听到这话后，赶忙去见户部侍郎邵泽民，询问详细情况。还没坐稳，泽民说：“我刚从户部回来，朝廷要二十副珠子花环头面，装束宫人，准备到孟宅迎太后回宫；但在抄没各家资财时搜寻，始终凑不够。”我说：“定在什么时候？”泽民说：“几天前，马仲时（指殿院马仲）已经上书给太宰相公，说应赶快把太后送出外第，并且请求派使者迎接元帅。张邦昌收到书信后，非常惶恐，便想搬到东府居住。各位公卿说敌军骑兵已经有人到了青城，恐怕另有变故发生，暂且隐瞒几天比较方便。现在听说太后的车骑已经经过中牟，张邦昌哪里敢停留一天？应当立即请求垂帘听政，一如最初的议论。至于派使者，已经派出好几人，最近又派谢任伯（克家）捧着国宝前往。”

译我问：“是什么宝物？”泽民说：“大宋受命之宝，确实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我听到这些话后，才敢接受并办理职务。京畿提刑可以由公使营造酒，按月领取很优厚的供给；我只请求领取士曹的俸禄，一文钱的供给也不接受，现在的料钱簿历可以查考。我任职没几天，太后便垂帘听政，张邦昌换了衣服，搬出外第。垂帘的第二天，我到都堂禀报事情，正好看见张邦昌从崇政殿门出来，沿着廊道向南走，前面有穿朱衣的人引导，堂吏跟随在后。三衙有一人从后面跟来（不知道姓名），登上台阶禀告张邦昌，想派几名班直作导卫，张邦昌跳起身跺脚，大声喊道：“你们这样做，实在是不体恤我。”我在都堂阁子里看见张邦昌，和他面对面坐着喝茶；这时没有别的执政官，前些日子暂时代理职务的人，都已经退回原来的班次。我拿出札子，再次申明我所兼领的职事，第二天太后下圣旨，正式差派我暂时代理，我这才敢就任。又请求发给钱帛，就是前一天王时雍所答应的。张邦昌问我：“要这些做什么？”我回答说，是要修造房屋，为元帅回来作准备。张邦昌拿起笔，批示依照申报发给。我前文说我为了求取京畿提刑而干求王时雍，又说我有亲自奉到圣旨之语，那么天地鬼神确实在旁临鉴。二、有人说我暂时担任京畿提刑时，纠集保甲，以抵抗勤王之师。对此辩解说：丙午年冬天，金人分两路渡过黄河，直抵京畿。西边从洛阳起，东边直到南部；南边从颍昌起，北边直到黄河，都被金人占据。京师处在数千里重重包围之中，抬头只能看见青天白日，道路却不通，中外隔绝。四方万里之遥，郡县密集排列，官吏享有优厚俸禄，坐享衣粮的兵级多得无法计算，却都悠闲自得，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眼，哪里有所谓勤王之师？一个多月后，城池被攻破，敌军分兵驻扎在各城上下，俯视城中。百万生灵，就像砧板上的肉。第二年正月、二月间，陕西大帅范致虚派遣一万名士兵，让辛企宗统领，从崤山、渑池出兵。敌军命令驻扎在西京的军队迎战，刚一交锋，西京军便败逃，距离京师还在十程之外。东南的军队聚集在淮甸，徘徊不前。三月间，二圣已经出城到郊外。赵子崧统领的一支军队，从陈州、蔡州稍稍逼近咸平界，远远望见几百名敌骑，便奔逃溃散，无法制止约束。士兵互相践踏，死者塞满道路，丢弃的金帛数以万计，无法计算，敌军骑兵满载而归。这就是所谓勤王的军队。当时我在开封供职，不知道京畿提刑是谁。至于所谓保甲，又在哪里呢？我得到堂札，兼权宪司、漕司职务时，敌军已经退去，城门打开也已有几天；等到我交接职务时，敌军骑兵已经经过郑州，二帝北迁、渡过黄河也已经很久了，京师的官吏全都赶赴元帅府。所谓京师，只不过是方圆数千里的瓦砾场，是一座空荡荡的城罢了，哪里还有勤王之事？何况保甲一司，本来由武臣提刑专门统领；我暂时代理时，文臣的职位空缺，由武宪汪长源兼领。我从长源那里交接职务，接管了京畿各县，各位公卿都来相见，没有听说有保甲之事，在京城时也从未有人提起。隆▯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时，刘光世一行从▯延而来，太后派武臣提刑汪长源、户部郎官李革出城迎接，而刘光世却从颍昌境内直奔济州。几天后，李革来拜访我，我才知道刘光世已经经过。后来的奏章说我暂任京畿提刑时，纠集在京保甲来抵抗勤王军，那么天地鬼神确实在旁临鉴。我最初接受暂时代理的指挥，专门是为了安排东路事务，迎接元帅回来。自从暂时代理这个职务以后，我往来于雍丘、陈留之间，安排水陆事务。朝廷派中书舍人张ㄝ攵（达明）主持迎奉元帅的一切事务。我见达明议事时，说驿站和停顿所需的各种物品全都缺少；第二天得到省札，便列出数目申报户部。户部允许从抄没各家所得的杂物中拨取，后来运到东界。我到雍丘后，编排返回中路的事务，遇到枢密副使李回（少寓）、右丞冯▯（长源）同船南下，便在船中相见。我对二位公说，京畿遭受蹂躏已经极其严重，如今仍有溃兵和饥民聚众作乱，时常出没，流民不能安居乐业，请求派兵弹压等事。二位公深以为然。于是我率领京畿父老上表劝进。五月初，皇上即位，我又率领京畿父老上表，请求皇帝车驾回到宫阙。六月初，我申报给尚书省，说京畿的安置事务已经完成，远近都已安宁，慰劳、招抚和安集百姓的事，恐怕不是暂时代理职务的人所能办妥的，请求早日派正式官员前来交接。我多次申报，都没有得到答复。正值朝廷接连处置围城中的人员、议论纷纷之时，我还敢上奏请求罢免职务，但朝廷不肯让我离任。我从开始暂时代理到结束，事情都有记录可查，朝廷也知道这些情况，却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暂时代理职务的人，大致有几种：除了另因获罪被贬斥的，有些暂代执政官的人后来自行丢掉职务、退居宫观而恢复原来身份，最终都被责罚、分散安置，李回、范宗尹这类人就是如此。有的人从枢密副使升为右丞，冯▯就是如此。有的人从侍郎暂代尚书，谢克家、邵溥就是如此，他们只不过丢掉职务而已。有的人从从官暂代执政，吕好问就是如此；由于事情关系重大，皇上即位后正式授予他执政之职，进退之间的恩典礼遇，从未稍有减损。这是因为他暂代执政期间，在围城之中招募人员从小路前往元帅府，秘密陈述城中的投降、议和情形，立下了功劳。后来宰相议论围城之罪，想把他们全部杀掉，皇上最终减轻了对他的惩罚，是因为皇上详细知道城中最初谋划、权且拥立的始末。那些从开封少尹暂代都司的人，叶份一类就是如此。从监丞暂代少监的人，李佩一类就是如此。从郎官暂代卿少的人，以及从馆职暂代郎官的人，不能一一记载，也都搁置不问。等到车驾渡江以后，事情的始末完全明白，当时暂时代理职务的人全都被召来任用。李回重新进入枢密府，谢克家再次担任尚书，先后入朝参与大政。

译范宗尹被召任中丞，不到一年便拜为宰相。这些人都是在暂代职务期间承担了重大事务，却被责罚、降职、分散安置的人。叶份原本没有离开行在，后来做到八座才离去。我以开封右判官的身份暂代京畿监司，这是确实属于外任补授，从未越级提拔，和这些人相比，不是还要好一些吗？张邦昌入城时，留守率领百官，按照郊迎宰相的礼仪，在南薰门下拜见他。张邦昌下马，与众人作揖后进入幕次，请从官入座；张邦昌厉声说：“是谁谋划了这件事？你们各自只替妻子儿女打算，却想把张邦昌置于诛灭全族的地步。”众人惶恐无言，只好请张邦昌住在尚书省。留守司派十名从官陪伴并劝说，张邦昌坚决拒绝。我也暗中询问了一两句，众人起初对张邦昌说：如今国运延续如同一根丝线，太宰承受国家深厚恩德，正是谈论报效的时候，应当勉力顺从金军方面的意图，使敌军退去，当天就派官员捧诏迎接元帅。同时邀请元▯后垂帘听政，然后退回原来的班次。并且赶快商议进位；既然建立尊号，将来未必不会把这件事当作功劳。张邦昌说：“诸公错了，元帅府的将相已经齐备，将来听说二帝北迁，未必不会正式确立帝位名号；唐明皇在蜀地，肃宗就在灵武即位。这种乘机取得成功的机会，不能错过。”众人说：“刚听说金军退去，便赶快派使者劝进，这也是一个机会。而且我们最初的谋划完全是为了社稷，将来谁不会谅解我们呢？”张邦昌说：“这件事怎么能让每家每户都知道？诸公难道不考虑我还有老母亲吗？”众人又说：“如今京畿百万生灵的性命都系于此，太宰存有这样的心意，天地神明也一定会知道。”张邦昌起初担心金军退去后会另外发生变故，听说有让太后垂帘听政的议论后，才开始有了回心转意的意思。两天后，御史台发出告报，百官以及寄居、待次官，还有京城父老、各军将校，一同前往尚书省。官员站在厅上，父老、将校站在庭中。过了一会儿，堂吏引张邦昌走出阁子，站在柱廊上。士大夫纷纷提出建议，张邦昌拒绝，言辞也非常敏捷善辩。其中一人对众人说：“不必这样，马上就可以山呼。”张邦昌仓皇逃避，百官还没有散去，我和府中僚属先回去了。台吏拦住我们，还说：“一城百万生灵的性命，今天就要决定。各位官员暂且再去劝告太宰。”众人对他说：“府中办理应付事务很繁忙，向来举行集议等事，才到场就离开，从未参与其中。” 于是才让我们离去。出了尚书省门，遇到王伯时（立之），我们停下来略谈片刻，说到张邦昌建立、拒绝帝位的事情，伯时说：“必须让他做，而且这件事容易控制，将来足以作为替罪之人；如果让蔡京来做，必定会另有安排，反而会成为大祸。”这里所说的“衬刀”，就是指斩杀。户曹李氵允说：“少卿请小声些，这话传播出去，事情就更加艰难了。”最初，大变故发生以后，金人用檄文命城中商议应当拥立谁，说要选择世代有名望、有德行的人。诸公商议说：众人共同知道的人，只有吕舜徒、司马文季。又可惜他们忠贞贤能的节操，万一被敌人玷污，又会牵涉元▯后这一件事。因此应当寻找一个容易控制、又不会被人顾惜的人，像张邦昌这一类就可以。张邦昌长期在军中任职，和敌人相熟，敌人的意思也正在这里。于是派林学士吴正仲入城，索取写有姓名的文状。城上四面兵力会合，张大声势来逼迫城中；天将晚时议论还没有决定，眼看要发生变故。宋齐愈预先听到了最初的议论，便写下张邦昌的姓名，把它交给金军，并说明这是金军的命令。张邦昌辞谢得非常哀切，甚至号哭悲恸，昏厥倒地；众人把他扶回帐中，他不再进食。金人派一百多名披甲士兵，刀刃相对逼迫他，又强行掰开他的嘴，灌给他粥水，但张邦昌始终没有服从。敌方的谋臣说：“不如把他送进城中，让他自己想办法。限定一天，事情如果办不成，就放兵一起攻入，不让一人逃脱。”因此，张邦昌进入城中时，士人、百姓、军人和民众都只是万分悲哀。事情议定后，有司发出告报，百官聚集在宫阙门外。五名敌使从南薰门进入，有一千名披甲骑兵护卫，捧着册文走在前面，阁门等处也全都由敌人掌管。张邦昌骑马从尚书省后门出来，在马上大声号哭，到了御廊幕次，换了衣服，面向东方拜了两拜。当时，披甲的士兵密如积雪，环绕排列在城外，鼓声不断，天昏日暗，风沙凄惨。士大夫们面面相觑，个个面无人色，张邦昌也不停地挥泪，随后从宣德西门步行进入。敌使也跟随到达，殿门处的五名敌使先行退下，恐怕庭中的礼数没有完全举行，不愿看见这一场面，彼此回避。张邦昌登上殿堂，靠着西壁站立，百官随之进入，交错杂乱，再也没有队列。张邦昌派一名阁门官下殿，向殿中的人传话说：“实在是为了百姓，并不是要僭越窃取帝位，官员、将校等都不必下拜。”百官已经拜下，有的起身，有的仍伏地，抬头看着张邦昌；张邦昌靠墙鞠躬，侧着头面向北方，殿中只设置了一张空的御座而已。在此以前，京城刚被围困时，曾有诏令暂时停止国忌日行香。张邦昌的礼仪刚刚完毕，第二天便发出告报，仍按旧制行香，但不举行奉慰之礼，以此向都城百姓表示自己的心意，让他们明白这一点。后来他不再登殿，只坐在升阳门，百官在台阶下作长揖禀报政事。随从官员一登门就坐下，只以字相称，完全如同执政官接见士大夫的礼节。事情平定后，敌方商议退兵，想留下三万军队作为护卫。张邦昌恳切辞谢；敌方又想留下万人，驻扎在河南武阳一带，担心京城有紧急情况时需要用兵，张邦昌又辞谢了。既然不敢留下敌兵，所以急于迎接隆祐太后回宫。敌军撤退还不到十天，太后便垂帘听政，当天召元帅劝进。权中书舍人汪藻代拟辞让的奏章，其中说：晋献公的九个儿子，只有文公在外；汉家的基业传到第十世，到了光武帝才中兴。引用这些事例，最为切合恰当。又过了十多天，张邦昌赶往南都。皇上登上帝位，封张邦昌为郡王。张邦昌的谢恩表说：姬旦摄行成王的君位，是有意保存周室；纪信乘坐汉高祖的车，本来是希望欺骗楚军。这就是当时的本意。然而其中的举措，也不能说没有过失，例如迎接隆祐太后时称她为宋太后之类。敌军当时虽然还没有全部渡过黄河，敌方听闻此事后，便有回兵进攻的忧患；后来谁肯委曲地查察其中的实情？幸赖圣君在上，怜悯他的本心，所以只追究到他本人，而不追问他的家属；亲族之家也没有断绝其俸禄和仕进。这可以说是忠厚的风气、盛大的德行了。

译何况像我代理庶官职务的时候，只是暂时兼任，并没有越级升迁，也没有增加俸禄，地位微末，不足挂齿，本来就应该不把这当作罪过。无奈怨家仇人以此为借口，得以肆意施毒，添油加醋，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的事情，例如说我亲自听奉圣上的口谕，召集保甲来抗拒王师之类。他们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而我最终得到宽宥，能够保全余生，这些全都是君父的恩赐。有人说：我被贬到潮阳时，岳飞从岳州、鄂州拿出五万贯钱来资助我上路，我接受了而没有推辞，并且与叛将交结，知情的人都为此寒心。我辩解说：自从渡过长江以来，各位大将和朝廷诸公都彼此往来，礼数只是遇到生日时，用功德疏、星香等物作为寿礼罢了。岳飞是后来任职的，即使是生日礼数，也没有再讲究。我被贬潮阳，是庚申年七月初一日下达的指挥。初六日，收到明州公文，随文缴到刑部的牒文，当天便上路。当时岳飞在鄂州，相距两千多里，怎么可能沿途传递问候到达？那年十二月间，收到岳飞一封信，只是感谢转任官职而已。送信人说：因为经过福州张丞相那里，顺便带信；大概他从福州到潮山、镇海，再进入江西，这是他回去的路线。我用封缄公状向他致谢，却没有回一个字。第二年正月末，又收到一封信，也是从福州经过送来的，是拜贺年节的信。我认为既然没有回复前一封信，就不必拆看，于是也用封缄公状向他致谢，并把来信原封交还送信人带走，根本没有拆开。信都没有留下，怎么会有五万贯钱？五万贯钱，必须用两个人挑担，绝不可能轻易交付，还必须有押送看管的人。如今岳飞已经死了，无法查考核实；然而天地鬼神，实实在在都在鉴察。又据邸报所载，岳飞案件的供状说：岳飞在酉年春末被解除兵权、进入枢府之后，才发信给潮阳；而我是在申年冬末收到信的，当时岳飞独自统领军队镇守上游，说这是“交结叛将”，难道说得通吗？何况来信我从未拆封，又怎么会把它退还呢？各位将领在外统兵时，每每因为职务上的事情向朝廷诸公请示，朝廷必定有书信答复。岳飞所在最远，书信往来最为频繁，过去已有书信来往，难道也都能说是“交结叛将”吗？这一点不必辩论就可以明白。只是事情关系重大，不能不说一句。有人说：士▯、辛永宗赴京朝见时，各自都有贿赂和请求。我辩解说：我在戊午年十月末罢去政务，出任绍兴府知府。冬至节时，士▯用宗司瑞露酒十壶来馈赠我。十二月，我获准奉祠，寄居在能仁寺。过年后，正逢我的生日，士▯又赠送十壶酒。恰好淮河一带的将领送来糟淮白数头、免▯十多只、鹌▯十几对，于是我把白鱼两条作为一份，把兔犭巴两只、鹌十只作为一份，再回赠给士▯，这只是为了答谢他。我当时闭门谢客，到了正月末，士▯派他的儿子不议来访。我过去曾派不议暂代浙东属官，所以他穿着便服直接进入书院，见到我说：‘大人被任命了差事，催促去朝陵非常急迫，但因为腹疾不能起程，而全城都没有附子。请允许我回禀，如果府宅库中有附子，请找几枚。’我随即送给他附子十枚，这就是所谓的贿赂馈赠。二月初，士▯来向我告别，刚坐下还没安定，便对我说：‘昨天收到临安熟人的信，说相公被任命为临安知府，任命大概今晚下达。’我听后大为惊骇，对士▯说：‘你的渴疾如此严重，这是你亲自看见的，怎么能远行？你到京城后，应当上奏说明情况。皇上若不问便罢，万一问到此事，务必告诉皇上我所患疾病还没有痊愈并加以奏明，这样或许可以免去此行。’ 除此之外，我没有再说一句话。当晚，士▯写信来，借坐船到萧山。我回信向他致谢，并趁机说起刚才所恳求的事情，说全家的祸福都系于此，希望您记在心上；这就是想让他把我的疾病和困苦奏报上去，也就是所谓的请求。又过了几天，辛永宗来访，说自己被任命为京畿提刑，最迟今晚就要出发；还说：‘相公一定有重担子要让他替您承担，我已经听到消息了。’他的话与士▯所说相符。我听后忧虑万分，也对辛永宗说：‘您经过宫阙时一定要当面对答，皇上若不问便罢，万一问到此事，希望您把我的疾病和困苦尚未痊愈奏报上去。’辛永宗说：‘知道了，知道了。’至于当时赠送给他的东西，连一滴水也没有。我一生在朝廷任职、立身行事，自有始末，怎么会同这些人来往呢？辛永宗怀有旧怨，又因为我在绍兴府任职时待他不合礼数，所以编造这种说法来排挤陷害我罢了。像我以渴疾为由请求退处，直到再三请求，才得到怜悯允准；皇上的恩意深厚，礼数优厚，君臣之间原本没有嫌隙。后来奉祠养病，更加承蒙皇上的眷顾。当时也还没有人上疏弹劾，不知我犯了什么罪？究竟有什么事情需要请求？这些事情不必向天地神明质证，士大夫共同知晓，不用辩说就能明白；只是因为事情近于卑鄙琐屑，所以再说一遍。有人说：我盗用了都督府十七万贯钱。我辩解说：我在甲寅年八月初被任命为知枢密、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正式谢恩后，上奏请求拨给一万贯钱，统用于激励赏赐。第二天，朱丞相胜非将要把奏章呈上去时说：‘既然开设府署，就需要用钱。’不久便拨下一万贯钱，交付府库收存，派两名使臣专门监掌，派两名属官提举。凡是一次性办理公事所需的什物，以及使者出入、探问消息的费用，都从这笔钱中支出。收支和请领，各由主管机构按统一规矩办理。后来请求入蜀犒赏军队，蒙准拨钱五十万贯，其中十万贯存于库藏，兑换成金银寄存，等候临行时交割；这些钱物原本没有出库。到九月末，我留任拜为右相，等到随从皇帝亲征回来，便把左藏库寄存的五十万贯钱交付韩世忠，作为大礼赏赐的补充。后来兼任各路都督军马，府库和属官没有变动，每月所请领的杂支费用及食钱等，分批向左藏库关请。两年之内，不过两三万贯而已。原有提举和监官主管此事，收支文书历簿都可以查考。当初由两位宰相兼任督府，一人在京城内，一人暂时出外视察军队，称为行府。有宰相专门在外，凡朝廷供应和督府的钱物，全都归行府掌管，动辄以千万计。

译而京城内的督府所掌管的，只限于前面所说的那些钱；既然没有可以管领的这笔钱，不知道从哪里盗用？等到我再次任宰相时，督府已经撤销，原先监掌库钱的使臣仍在密院，后来偶然因事被斥退，任为处州兵钤。之后我看到弹劾奏章，其中竟有盗用十七万贯的说法。他在郡中众人聚集的场合，愤怒地厉声说道，对守ヘ等人说：‘从督府开始设置直到裁减撤销，前后监掌库钱的只有我一个人。如果说赵相私自使用库钱，那么哪怕一十七文钱也没有；我又不是赵相身边得意的人，他把我赶了出来。这件事不公平，实在难以忍受。别人虽然不知道，我难道还不知道吗？天地神明也一定知道。’这番话流传得很广。这件事最初出自吕祉，是从一位权要那里听来的；传达这件事的人，之前的奏章中已经说过。那位权要的意思，是想加重某人的罪名，担心他日后重新得势罢了。像‘亲自听奉圣上口谕’的话，以及诽谤资善堂提拔亲党之类，也都出自这一原因。以致我十年间屡遭贬谪，家中百口流离失所，全都由此造成。我常说，怨恨嫌隙带来的祸患小，嫉妒忌恨带来的祸患深，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怨恨嫌隙造成的祸患，怨气消释便结束了；嫉妒忌恨造成的祸患，却没有停止的时候，这才是可怕之处。有人说：资善堂提拔亲党。乙卯年春，资善堂刚刚建立，同列留身奏事后，退下来对我说：‘刚才得到圣旨，传令相公选择一名资善堂官员。’话刚说出口，我便说：‘如今士人中学问渊源深厚、人物端庄有涵养、可以作为师表的，没有谁比得上范冲。’这句话是随口回答的，从未经过思考。当时只是因为得到圣旨要求选择人选；如果说我另有用意，那么皇天后土实实在在可以鉴察我。退下来后我又思考，担心这会涉嫌诽谤；又想到古人内举不避亲的道理，于是便向皇上进言，自信没有可疑之处，没有考虑后患，这就是我的罪过。任命下达后，范冲竭力推辞，并且说资善堂只有一名官员，整天在宫中，恐怕会涉嫌诽谤。于是又推荐朱震，二人轮流值班，朝廷内外都认为选得恰当。后来因台谏诸人奏事，皇上大力谈论二人的贤能，诸人奏说：‘上天降生的资善堂官员有这两人，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第二天，皇上把台谏的话告诉执政，回头看着我，喜色显露在脸上。我也因此暗自高兴，却不知道这会成为今天的祸患。然而还有一件事，危害最为切实，事情的迹象和情状却隐晦不明，使我无法为自己辩白。这就是我摧心泣血、含冤负屈、抱恨无穷，即使死了也不能忘怀的原因。我在丁巳年秋再次任宰相，正好岳飞入朝奏事。第二天，皇上说：‘岳飞昨天上奏，请求册立皇子，这件事不是岳飞所应当参与的。’我奏答说：‘岳飞不遵守自己的职分，竟到了这种地步。’退朝后，我召见随军运使薛弼，告诉他说：‘大将统领军队在外，怎么可以干预朝廷大事，难道不应避嫌吗？岳飞是武人，不懂得这些，大概是幕府中的乡村秀才教他的。您回去告诉幕府中人，不要再作出这种姿态；这不是保全功名、善始善终的办法。’薛弼深以为然，说：‘我一定仔细告诫岳飞。’并且也把这话告诉了幕府中人。如果说我和岳飞勾结，唆使他做这件事，那么我怎么会反而派人劝止他呢？前一种诬陷说我提拔亲党，是为了给日后侥幸谋取方便；后一种诬陷又说我与岳飞勾结，是想凭借军队威胁朝廷。唉！进谗者的话，为什么这样残酷啊？这是自古以来君主最厌恶听到的事情，也是足以招致杀身灭族之祸的谗言。幸亏还依赖君父慈爱怜悯，我才得以保全首领，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万一我再次见到天日，一定要披肝沥胆，把事情的始末全部申诉清楚，然后退下来接受鼎镬之刑，也就没有遗憾了。唉！皇天后土，实实在在都在临察鉴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