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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近百年湖南学风》（近人）钱基博著 一　导言 湖南作为一个省，北面被大江阻隔，南面逼近五岭，西面连接黔、蜀，是群苗聚集之地，大概是四面都有阻隔的国家。这里水少山多，重重山岭相叠，河滩险峻水流湍急，舟车不容易通行。土地多顽石赭土，地质坚硬，百姓的性情也多流于倔强。因此风气闭塞，常常不能受到中原人文的沾溉；但也正因为风气自我创造，能够区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这里人杰地灵，大德之人接连出现；前面看不到古人，后面也看不到来者，他们见识宏大、胸怀孤高，融会今古，无不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他们深通古学，却能自行开辟道路，不被古学所限制；以义理使群体善化，行为必定严格要求自己，以此开创一代风气，大概是地理环境使然。上天开启人文，最先出现、足以润色山河并载入史册的，有两位巨子：一位是楚国的屈原，著有《离骚经》，用香草和美人作比兴，把长篇咏叹改变为四言形式，声调铿锵、情绪激越，在《诗经》三百篇之外自成风格，创立楚辞，开启汉代枚乘、司马相如的词赋。另一位是宋代的周敦颐，撰写《太极图说》《通书》，在《周易》中探究性命的精微，以一诚承接孔子、颜回的学问，并以太极、人极阐明天人关系的奥秘，倡导理学，开启宋代理学中程颐、朱熹关于性理的学说。一位是文学的鼻祖，一位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万世景仰，是人伦的楷模；他们树立的风声，难道只是一个乡、一个县的光荣吗？然而，要为百姓建立做人立身的准则，为天地确立仁心，并辅佐社会、治理百姓，始终以修养自己为根本的，在宋代没有人能比得上周敦颐；其次是明代的王夫之。周敦颐以平易恬淡、性情和厚自守，王夫之则以艰苦坚贞支撑世变；周敦颐探究道的本源，以开辟义理的领域，王夫之维护人的准则，以安顿艰苦的学业。所以，听到王夫之遗风的人，顽钝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读书人会立定志向；听到周敦颐遗风的人，鄙陋的人会变得宽厚，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周敦颐是道州人；王夫之是衡阳人。湖南人中有这样的人，并不只是用来使乡里自豪，也应当思考怎样继承前人的美德。自古以来，子思作《中庸》来说明天命所赋予的本性，孟子阐述性善来说明修养和遵循本性的道路，开宗明义，却还没有形成体系，所以只是讲“理”，还不能称为“学”。到了周敦颐，才依据《中庸》，向上推溯到《易·系辞传》，于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有了体制和系统，清楚而有条理。他又恐怕仍然不够，于是再依据《易·系辞传》，旁推并贯通《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提出“太极无极”的意义，以补充《易·系辞传》没有说到的地方；这样，先天之道、天命之性便有了体制和系统，清楚而有条理。看他的《太极图说》说：“无极而太极。太极运动而产生阳。运动到极点便静止，静止而产生阴。静止到极点又恢复运动，一动一静，互相以对方为根。阴阳分开，两仪便确立。阳的变化和阴的交合产生水、火、木、金、土，五种气有序分布，四时便运行。五行就是一个阴阳，阴阳就是一个太极，太极的本体就是无极。五行产生时，各自形成一种本性。无极的真实之理与阴阳五行的精气，奇妙地结合凝聚。乾道形成男性，坤道形成女性，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不断生长，变化没有穷尽。” 这大概是把《老子》和《易·系辞传》的意义融会起来，熔炼在一炉之中。“太极”这个词出自《易·系辞传》；而“无极”的意义，则参照了《老子》。老子说：“无名是天地的开始，有名是万物的母体”，这就是“无极而太极”。老子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就是所谓“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太极无极，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这就是老子从“有”“无”两方面观察事物而说“同谓之玄”的道理。太极图中间的一 ○，就是“易有太极”；○旁边两道相抱的形状，就是两仪的两画。这不过是伏羲在太极上面直画两画，形成“三”；而周敦颐却把伏羲的两画弯曲，环抱在太极两旁，也是从《老子》“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说法中领悟出来的。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整体说就是一个太极；“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具体到每一物也各有一个太极。“太极”二字本于《易·系辞传》，还只是继承孔门旧说。至于“主静立人极”，“人极”二字，则是周敦颐首先提出的。后来所说“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等等，都是在说明“人极”。把人极同太极相对照来讨论，以说明天与人的关系，绝不是矫揉造作。因此，人能够践行人的形体本性，就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本性，就能够通达天道。天人同一原理，这就是周敦颐立言的宗旨；他用《太极图说》提纲挈领，用《通书》充分阐发其意义。“用中正仁义来使人有所安定，并以主静确立人极”，“主静”二字，是确立人极的根本；“中正仁义”，又是落实主静的具体内容。不过，“主静”下面又自注说：“没有欲望，所以静。” “无欲”，就是没有人的私欲。没有人的私欲，就纯粹合乎天理了。而以“诚”确立根本，以“几”使作用神妙。道如果没有“诚”就不能确立，没有“几”就不能运行。事情无论大小，天下的治乱，都有“几”在其中起作用。天道如此，人事当然也是如此。事情有道理和形势，而要实行它必定有其关键；这一点是众人所忽略的，却是有作为的豪杰必定争取的。周敦颐说“诚、神、几称为圣人”，“诚”是根本，“神”是作用，“几”处在动与静之间。所以说：“运动而尚未显现，处在有无之间，这就是几。”开始处理事情时，要有审察关键的明智；等到事变分歧而出，又要有把握关键的智慧。一旦掌握了关键，所有危险都会平定；一旦失去关键，琐碎混乱的事就会接连出现，近在咫尺也全是荆棘。然而，不以主静自守，就不能审察关键、把握关键；如果不用中正仁义来安定自己，那么审察和把握关键也可能流于狡诈惨刻，这种情况我见得也很多。这就是周敦颐所说“用中正仁义来安定自己，并以主静确立人极”。程颢、程颐兄弟是理学的宗师，都曾受业于周敦颐。周敦颐常常让他们寻求孔子、颜回的快乐之处，问他们所快乐的究竟是什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程颢曾说：“自从第二次见到周茂叔以后，我吟咏风月而归，心中有‘吾与点也’的意味。”因为周敦颐世代居住在道州营道县濂溪之上，世人称他为濂溪先生。周敦颐出生在太平时代，王夫之亲身经历了世道的艰难，并在明庄烈帝崇祯十五年中乡试。亲眼看到当时朝政刻薄苛察而没有亲情；士大夫又奔竞声誉气势，东林、复社的人结党攻讦仇敌，天天纠缠于恩怨之中；这种风气表现在文章上，就是排斥申不害、韩非的权术，憎恶朋党之风，长篇大论、反复感叹而没有止境。后来他曾一度依附桂王，任行人司职务，知道事情终究无法挽回，于是隐迹于永州、郴州、衡阳、邵阳之间，最终老死在湘西石船山，世人称他为船山先生。清朝盗取中原而平定天下后，搜访隐逸之士，陆续起用人才。即使顾炎武、李颙那样艰苦坚贞的人，朝廷征聘也不断到他们的住所；唯独王夫之深深隐蔽、固守收藏自己，遥远而无人能与他相比。他一生痛斥党人相互标榜的习气，不愿自身隐居而著文求得反唇相讥，因此本人长期逃遁，名声也沉寂无闻。他的学问出自宋儒张载，张载著有《西铭》《正蒙》等书；他的学说以仁为宗旨，以礼为根本，并深信《周礼》一定可以实行于世。王夫之于是撰写数万言注释《正蒙》，讨论实行仁道的方法；又撰写数十万言《礼记章句》，阐明《礼记》中礼制的意义。从前孔子喜欢谈求仁，又平常讲究执守礼制；孟子也把仁义并称。大概圣人用来调和人与物、人与我之间情感，并止息天下争端的，对内没有比仁更重要的，对外没有比礼更紧迫的。顺着人的爱心加以文饰来实现仁，顺着人的敬意建立等级威仪来彰明义，虽然情况千变万化，却不超出这两个方面。王夫之居住在荒山，睡着破旧的床榻，终年勤勉不懈，探求所谓养育万物的仁、治理国家的礼，穷尽探究、极力论述，变化万端而始终不离根本；即使历经百世也没有人理解他，他也没有什么悔恨。虽然没有为万世开创太平并通过具体措施表现于实际行动，却在遭受灾难、艰苦坚贞而遁世无所烦闷之中，确实为百姓确立了做人立身的准则。周敦颐如和风朗月，使人受到和气的感染；王夫之则含辛茹苦，坚守自身的贞正。周敦颐以道为乐，从容涵泳其中，充分获得其中的意味；王夫之则历经劫难而不改变，磨砺世人、砥砺自己的操守更加坚定。仰望他们的高尚风范，《诗经》不是说过吗：“我思念古人，使自己没有过失。” 到了晚近，世道的变化更加急迫了！近一百年来，欧洲化逐渐传入东方。扰动万物，没有比风更迅疾的；君子因此独立而无所畏惧。社会风尚所孕育的，也有必须首先开启的方面。汤鹏以崇尚变革自我标榜为一派，魏源贯通经学而希望把它用于实际，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扶危定倾，以此向清朝效忠；郭嵩煮、谭嗣同、章士钊变法维新，直到革命。新旧相互摩擦，求学各有不同道路，但总的说来，他们都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深通古学，却能自行开辟道路，不被古学限制；志在使群体善化，行为不怕违背众人，精神意趣也没有不同。我因避寇来到湖南，阅读他们的著作，也颇能窥见其要旨，观察其会通之处。根据所见所闻写成这部书，收录汤鹏、魏源以下若干人，以尽述他们的变化。向上追溯周敦颐、王夫之两位贤人，以端正本书宗旨；至于行文，不拘泥于绳墨而求其完备。论人不拘泥于一种标准，大的方面是经文纬武，其次是融会古今；略去他们显著的是非功过，而彰显他们勤学默修的美德。所看重的是好学深思，心中领会其中的意义；有机会施用，就辅佐社会、治理百姓；没有机会施用，就求知穷理。内圣外王，在湖南谈湖南，难道只是为了告诫后来求学的人，也还是为了振作自身的衰败和朽敝。凡是和我共同学习的人，如果能够扩大和振兴学风，继承这些美德，树立规模，开创新风气，使自己不辱没前人，那么岂只是一个学校的私幸，国家的大命也将从中得到好处和依赖。从前罗泽南只是一个老年诸生，借馆于四方，终年急切勤勉，和他的门徒讲论濂洛关闽之学，师生之间切磋砥砺。而他的弟子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杀敌取胜，成就卓著。我们这些人身处上庠，消耗国家供给大官的廪禄，所凭借的条件比罗氏师徒多十倍百倍，那么所应树立的成就也一定要超过罗氏师徒十倍百倍，才足以符合国家的培育。仰慕高尚德行并努力实行，全在我们这些人愿不愿意去做。还应当努力啊，不要跌倒失误而给前人留下羞耻。二　汤鹏、魏源

译清朝的统治到了道光年间极其衰败，清代学术到了道光年间才开始变化。当时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君主沉溺于安逸，大臣们敷衍周旋、守着俸禄，把迎合取容说成忠诚；读书人沉没于科举，以诗书求取恩泽。即使有卓异杰出的才能，也不安于固陋，却热衷声誉气势和自我标榜，呼朋唤友；有的以桐城文章学习古文，有的以休宁名物考据彰显汉学，优游于文史之间，姑且用来消磨时日；至于辅佐社会、治理百姓，却认为那不是自己的分内之事。假如有人文章足以治理国家，志气超出流俗，奋发刚毅而足以有所执守，文理缜密明察而足以辨别是非，能够启发聋昧、发出强烈呼声，难道不能称为豪杰之士吗？我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叫汤鹏，一个叫魏源。汤鹏，字海秋，益阳人。道光三年癸未考中进士，年纪刚满二十岁。他所写的制艺文章，排列在书铺中，满街都是。当地人接连仿作他的文章而考中科举，但汤鹏却唾弃这种做法，不再谈论，专心写诗歌；从上古歌谣到《诗经》三百篇、《离骚》、汉魏六朝，直到唐诗，没有不在形式上仿效、在精神上领会的，不久便写成三千首诗。他起初任礼部主事，写文章下笔不停，大臣认为他有才，选入军机章京，补任户部主事，转任户部贵州司郎中，升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年纪才三十多岁，意气卓异刚烈，认为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不可做，只是驰骋文墨来标榜自己，没有实际意义。于是勇于进言，不到一个月连续上了三道奏章，最终因此获罪，被罢免御史，回任户部员外郎，转任户部四川司郎中。当时英国人侵扰海疆，要求通商。汤鹏已经被贬，不能进言，仍然上书大臣，请他们转奏善后条陈三十条，朝廷只是答复知道了而已。汤鹏在部司任职很久，却怀有才气而郁郁不得施展，因而说：“事情积累得太久就会产生弊病，固守旧法就会枯竭；破坏得太严重就会匮乏，以昏聩的态度处置它就会愚蠢；用大声疾呼去振作它，反被指责为激烈；任由它荒废、放纵心志，则更加加重羞耻；用深远见识和预先筹划来处理，又被嫌弃为急躁；等到衰败的光景迅速到来，忧患就更加郁积。” 因此，君子不能不崇尚变革。崇尚变革是什么意思？就是君主不要过分尊贵而自认为可以与天地之大相比，臣下不要过分卑下而自认与犬马的低贱相同。大臣不要倚仗尊荣来轻慢小臣，也不要因为职位低小，就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力量一概看低。小臣不要害怕谴责而用谄媚取悦大臣，也不要因为大臣爵位官秩高，就把他们的精神、道理和骨干一概看得过高。国家的故旧弊病，不要因为有支离的禁忌而不告诉人；民众的实情，不要有所增饰而不向上报告。这样，便是和天下臣民共同确定志趣；否则，便是和天下臣民共同陷入混乱昏暗；有功，便和天下臣民共同欢欣；有过，便和天下臣民共同接受惩戒。辅弼之臣不能只按资历年限来任用，将帅不能只按宗室藩属或世代勋贵来任用。机密之职应选用老成忠直的人，使其德行厚重、义理正直；封疆之职应兼用有文才武略、能干济事的人，使其才体宏大、实际作用充实；谏议之臣应能正君心、堵塞门户，以伸张正直、显示大义；守令应选拔英俊之才，提升到三公之位，以慎重选择、拔擢其中最优秀的人。轻重贵贱的等级，不要固执己见而造成颠倒；治乱安危的关键，不要违背众人的意志而招致惨重后果。科举取士不要只拘泥于文字，选拔进用不要涉及苟且。军队不要沉溺于安逸，训练不要拘泥于旧规。粮食的生产，不要归因于地气而不扩大生产，不要受农工条件限制而不增加产量。盐业的利益，不要因官府管理而败坏、因而不加约束；也不要划定疆界而使事务迂回滞塞。应当总览上下古今的成败得失，不要只沿袭旧例，还要参酌新的情况。听到变革就惊骇的人，是没有见识而且鄙陋的人；稍微变革却保留一半的人，是有志向却懈怠的人。能够变革的就变革，是智慧；不能变革就坚持到底，是勇气。变革以后合宜，合宜以后有利，有利以后成为善政，这是仁，也是义。如果确实不能施行于实际事务，就把它著述成言论。”于是他写成《浮邱子》一书，确立一个主旨作为主干，再分出几条支脉；支脉之中又有支脉，于是支脉又成为主干，主干和支脉相互推演，逐步延伸到无穷。大体上论述军国的利弊、人与人之间的真伪，阐明形势，穷究道德。一篇数千字的文章共有九十一篇，总计四十余万字；又以学问作为根基，从古代寻求依据，认为：“君子把事情纳入法度规范，然后才能按义理裁断；按义理裁断，然后才能详察事物的体制；详察事物的体制，然后才能扩大到实际作用。君子为什么施行一事，就能这样不断取得进益而达到更高境界呢？” 《说命》说：“君王，人要广泛求取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关键，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得。做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凭此长久治理天下，这是《说命》中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君子一定要向古代寻求道理。到哪里去寻求？答道：从古代的典籍中寻求。……所以读经就要思考其中的意义，读史就要思考其中的事迹。思考经书的意义，就能使认识深奥而广博，使人思想变通、光明而有成就；思考历史的事迹，就能使认识明彻而严正，使人持守中正、合宜而沉静。又说：“所以君子一定要通过读书考察古代，来掌握治理天下、役使万物的根本。考察《诗》，然后懂得人的性情；懂得人的性情，然后能够妥善对待万物。考察《书》，然后懂得政事；懂得政事，然后能够治理万物。考察《易》，然后懂得阴阳；懂得阴阳，然后能够巧妙运用万物。考察《礼》，然后懂得典章法则；懂得典章法则，然后能够使万物各得其宜。考察《乐》，然后懂得声音；懂得声音，然后能够调和万物。考察《春秋》，然后懂得名分；懂得名分，然后能够警戒万物。考察《论语》《孝经》，然后懂得言语和行为；懂得言语和行为，然后能够体察万物。考察《大学》《中庸》，然后懂得体和用；

译懂得体和用，然后能够统摄万物。考察历代的史书，然后懂得成败的一般规律；懂得成败的一般规律，然后能够驾驭万物。考察当代的常法和训典，然后懂得创制和继述的原委；懂得创制和继述的原委，然后能够巩固万物。”他每次遇到人，总要说：“能超过我，读一读《浮邱子》吗？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周公、孔子的学问，立志追随周公、孔子的志向，写出周公、孔子那样的文章。”然而他的学问主张王道、霸道兼用，出入于儒家与名家、法家之间，并不是纯粹学习周公、孔子。他的言论杂糅孟轲、韩非的思想，援引事物、触类旁通，旁征史实，而最终归结于称述《诗》《书》；这一点又像《荀子》一书常引用《诗》来结束篇章。他的文章则喜欢使用排比，体式仍然近似八股文，却能自行变化，气势震荡而凌厉：有时如云彩下垂、大海竖立，有时又像珍珠浑圆、美玉温润；文辞连绵而气势充沛，有时纵恣却不荒唐。读它的人眼花神摇，争论时力量强，辩说时速度快，足以夺取人的心志、改变人的志向。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报章文章中的“新民体”，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他的著述，如《明林》十六卷，指明评论前代的得失。又有《七经补疏》，阐发经书的义理；《止信笔初稿》，杂记所见所闻。这些书都拿出来给人看，只有《止信笔初稿》很多人没有见过。有人问起此书，他说：“这是藏在石室中的书。”他曾对友人说：“汉代以后写作的人，有的专门钻研文辞，但义理不精通，治理经世之学也不高明；有的精通义理，擅长经世，却在文章上不雄健。能够兼备这两方面的，只有唐代陆宣公、宋代朱子。我想把古人的长处全部兼有，并以这两位先生为归宿。”他对自己的期许就是这样。魏源，字默深，邵阳人。嘉庆己卯年和道光辛巳年两次考取湖南副榜。壬午年参加顺天乡试，列南籍第一名。试卷呈进后，宣宗亲笔批示嘉奖，因此声名很大。第二年是道光三年癸未年，主持会试的人一定想招揽他，以求得到皇上的眷顾。得到一份文章极佳、风格非常相似的试卷，揭晓后才知道那是汤鹏的文章。魏源没有考中，便捐资取得内阁中书之职，改任知州，游历江南。当时安化人陶澍正任江苏巡抚，不久升任两江总督，兼管盐政；对魏源来说，他是同乡的前辈，采用魏源的建议创办海运、改革盐法，使国库富足，百姓也得到利益，留下了遗爱，成为显著的名臣，这也有魏源的功劳。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年，魏源考中进士，派往江苏，以知州任用，补授高邮州。此前研究经学而推崇今文经学的，只限于《春秋》；到了魏源，才把这种做法推广到《诗》《书》，并遍及群经。他著《董子春秋发微》七卷，说：“这是为了阐发《公羊》所说的微言大义，补足胡毋生的条例、何邵公的解诂尚未完备之处。”《诗古微》二十二卷，说：“这是为了阐发齐、鲁、韩三家《诗》的微言大义，补充它们的缺漏，阐明它们幽深隐微的意义，从而清除《毛诗》关于美刺、正变的拘滞旧例，并向后世揭示周公、孔子制定礼制、运用音乐的用心。” 《书古微》十卷，说：“这是为了阐明西汉《尚书》今文、古文经的微言大义，并纠正东汉马融、郑玄古文经中凭空穿凿、没有师承的说法。”他又在《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中概括其大意，说：“今天复兴古学的关键，是从训诂、音声入手，进而研究东汉的典章制度，这就是齐国一变而达到鲁国。由典章制度进而研究西汉经书的微言大义，把经术、政事、文章贯通为一体，这就是鲁国一变而达到大道。”他详尽研究今文经学，〔原文“抰经之心”字词疑误〕，又广泛综合诸子、史书，高谈王道、霸道，振兴汉学声誉，使通晓经学能够落实于实际。他认为：“有豪杰而不是圣贤的人，但没有圣贤而不是豪杰的人。贾谊得到了王佐之才的作用，董仲舒得到了王佐之才的本体；二者合起来，就是汉代伊尹、颜回一类的人物。秦、汤正处于酷热之中，九州如同熔炉，所以汉初曹参受到盖公清静无为思想的熏陶，便以清静之道治理国家。至于处在丰裕安乐之中，长期太平而包容荒乱，上面政务纷繁琐碎，下面百姓把各种弊病养成痈疽；如果不振作精神谋求治理，使百姓得以安宁，却只把清静当作无事，难道不会反而使事变越来越多吗？帝王之道如春夏，王道如秋，霸道如冬，气运变化一日一替；即使伏羲、黄帝重新出现，也不能返回到古代的淳朴状态。所以尧要迈步，舜要快走，禹要奔驰，汤要疾行。世道越往下衰落，治理就越劳苦；何况想在过门不入、太阳偏西还不进食的时代，反而恢复到树木枝头、野鹿出没的状态，那几乎不可能不成为西晋那样的局面。《诗》说：‘百姓没有不安逸的，只有我不敢休息。’擅长辞章墨学的人，把农桑看作庸俗事务，却不知道俗学对人的危害比庸俗官吏更严重。寄托于玄虚的道理，把政事看作粗浅才能，却不知道腐儒的无用也和异端相同。庄子喜欢谈上古，但上古的风气必定不能恢复，只会使晋人轻视礼法，从而祸害世间教化。宋儒专门谈论三代，但三代的井田、封建、选举制度也必定不能恢复，只会使追逐功利的人以迂腐疏阔来指责儒术。君子治理国家，如果没有三代以前的心志，就一定会流于世俗；如果不了解三代以后的实际情势，就一定会迂腐。不可改变的只有道，形势则每天都在变化，不能恢复原状。天地有老旧的事物，人有老旧的事物，文章也有老旧的事物。柞木作为柴薪，传下的是火，却也改变了火；世代更替的子孙，继承祖先，却也改变祖先。今世自有今世的样子，古代自有古代的样子。拿古代来绳正今天，是欺骗今天；拿今天来衡量古代，是欺骗古代。欺骗今天，不能用来治理；欺骗古代，不能用来谈论学问。

译自古以来，没有不合王道却能实现富强的办法，也没有不富强却能实行王道的办法。《易》中的十三卦叙述古代圣人的制作，首先讲田猎、捕鱼、耒耜、市场交换，又讲用舟车到达远方以互通，用击柝、弓箭来防卫。禹平治水土后，就制定贡赋并加强武备；《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从粮食财货开始，到宾客军旅结束。无非都是把粮食和兵力充足作为治理天下的工具。后来的儒者只是因为孟子关于义利、王霸的辩论，便把兵力和粮食归给五霸，因忌讳而不谈；难道没有想过，养足百姓、治理赋税，都是圣门之学，农桑、种植、养育不也是孟子所说的吗？王道极其细密周详，井田、放牧、徭役、兵赋，无不属于性命之学的精微，并且贯穿流行其中。假使只让人谈口头上的心性，亲身实行礼义，行动和言语都说万物一体，却不寻求百姓疾苦，不熟悉吏治，不过问国家财政和边防；一旦让他负责别人、国家，上不能节制国用，外不能安定疆域，下不能缓解百姓困苦，平日关于‘胞与民物’的空谈到此竟没有一件能施用于百姓万物，那么天下又何必采用这种无用的王道呢？什么叫道的器具？答：礼乐。什么叫道的决断？答：兵刑。什么叫道的资用？答：食货。道体现于事务，叫作治理；把这些事务写在方策上，使天下后世能够由此寻求道并处理事务，叫作经。把这些经书收藏在成均、辟雍，由师氏、保氏、大乐正掌管，称为师儒。师儒所施行的教育，从小学逐步进入国学，再由诸侯国贡送到王朝，这样的人称为士。士如果能够在九年内通晓经书，用来修养自身，并把所学落实为事业，就能够用《周易》决断疑难，用《洪范》占验变化，用《春秋》裁断事务，用《礼》《乐》制定服制、兴办教化，用《周官》达到太平，用《禹贡》治理河流，把三百零五篇《诗》当作谏书，并在出使时专门应对，这叫作以经术作为治术。难道曾经有人因为通晓经学、使其用于实际而加以诟病吗？有人用训诂、音声遮蔽小学，用名物、器服遮蔽《三礼》，用象数遮蔽《易》，用鸟兽草木遮蔽《诗》；难道有人一生研究《易》，却没有一句话使自己受益，没有一件事可以在治理中验证吗？唉！古代有这样的方策，今天也有这样的方策；古代有这样的学校，今天也有这样的学校。许多人恭敬地认为先王之道就在这里。我不说先王之道不在这里，但国家怎么办呢？《诗》说：‘不以先民为法，不以大道为常，只听近世的言论，只争论近世的言论。’自乾隆中叶以后，天下士大夫兴起汉学，而大江南北尤其盛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苏州惠氏（栋）、江氏（声），常州臧氏（镛堂）、孙氏（星衍），嘉定钱氏（大昕），金坛段氏（玉裁），高邮王氏（引之），徽州戴氏（震）、程氏（瑶田），争相研究训诂、音声，把经书剖析得支分脉解；他们看昆山、常熟二顾（炎武、祖禹）以及四明黄南雷（宗羲）、万季野（斯大）、全谢山（祖望）诸公，竟都排斥为史学而不是经学，或者说是宋学而不是汉学，从而禁锢天下人的聪明才智，使它们全都走向无用的一条道路。只有武进庄方耕倍郎（存与），生于那个时代、那个乡里，他的学问能够贯通经书的大义，以及西汉董、伏二位先生幽微深奥的学说，从未把它们弄得杂乱割裂，世上谈汉学的人却很少称道他。唉！我所说的真正汉学，大概就在这里；它不同于世人所谓汉学的地方，大概也就在这里。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李申耆先生（兆洛）出现，独自研究《通鉴》《通考》之学，以地理考证历史，以历史研究地理；从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直到明，使用康熙、乾隆年间《皇舆一统图》的朱印本，在图上用墨笔注出古地名。每一代各绘制一幅图，名为《历代沿革图》。他的学问通达深远，不趋附声势风气，厌恶把琐碎堆砌称作汉学、把空疏腐朽称作宋学。其学问醇厚精粹，深不可测。同一时代的两位通儒，都出自武进，真是盛大啊！我没有来得及见庄先生，只见到了李先生。”他的学问出自我们常州庄、李二氏，以经学为经、以史学为纬，又用文章使它润泽。文辞深奥而广博，熟悉元、明以来的掌故，辑录《元史新篇》若干卷、《明代食兵二政录》七十八卷、《圣武记》十四卷、《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他广泛搜集、博采众说，尤其用心于河道水利、海防边防，上下考察古今而清楚研究其中得失，就像聚米画沙、烛照数计一样明白。他自称坐着谈论，便可以起身实行。当时，英国人以贩卖鸦片为由，断绝贸易，向我国挑起衅端。兵舰从东面驶来，逼近广州，纵横海上，掠扰闽、浙，进入长江，军队接连受挫失败。于是割让土地、开放通商，便有了南京城下的盟约。中外大臣彼此相看，畏缩不前。于是魏源发愤而论道：“夷人的水战和火攻比倭人强。倭人之所以断绝与夷人的往来、不许通商，是为了防止他们贩运烟土和传播教法。而夷人害怕倭人，是害怕倭人在岸上的陆战能力。倭国有三十六岛，港汊分歧，海口比中国更多；它的水战、火攻还不如中国，只是凭借陆战的强悍、守岸的严密，就足以震慑夷人的心，使他们断绝商船往来而不敢过问。又只是凭借刑罚决断、号令严明，就足以禁止异教、截断毒烟，使人不敢轻易侵犯。我们的水战、火攻不如夷人，还可以说得过去；守岸、禁烟也不如倭人，可以吗，不可以吗？不能以战事作为谈判条件，还可以说得过去；连防守也不能作为谈判条件，可以吗，不可以吗？命令不能施行于海外的强敌，还可以说得过去；命令连国内贩烟、吸烟的坏人都不能约束，可以吗，不可以吗？财物和费用不足，国家未必就是贫穷；人才不能奋发有为，才叫贫穷。命令不能施行于海外，国家未必就是衰弱；命令不能施行于境内，才叫衰弱。所以先王不忧虑财用，而只急于培养人才；不担忧不能在四夷面前施展志向，而担忧不能在国境之内施展志向。我曾考察周、汉、唐、宋、金、元、明各朝的中叶：看看它们的宫阙，难道没有高悬的法令吗？询问它们的朝廷，难道没有充数任职的人吗？人们只看到它们的法令像雷霆一样施行于九州，却不知道那些命令根本没有走出宫门。

译人们只看到它们的人才如云，分布在九列、十二牧之中，却不知道其中许多人才枯槁地伏在草莽之间。没有一项政令能够贯彻军法，散漫的百姓就会轻慢法令；没有一个人才足以充任军吏，骄横的百姓就会狂妄；没有一件事务不是消耗军用物资，士、农、工、商四民就都会陷入荒废。百姓既伏于散漫轻慢，即使画一根鞭子也不能驱使一只羊；百姓既骄横狂妄，即使蛰伏的雷声也不能震破一堵墙；四民全都荒废，却还今天在厅堂上作揖，明天在城隍边饮酒，后天就打开仓库抢掠。这样却轻视桓公、文公的节制，把富强归功于管仲、商鞅，以猛烈严肃议论成汤，何必还要到战场上询问胜负呢？《礼记》说：‘事物的耻辱足以使它振作，国家的耻辱足以使它兴盛。’所以过去的帝王处在承继旧业、长久安定的时代，到了发布重大诏令的时候，必定战战兢兢地用军令整饬天下人的心志，郑重地用军粮招致天下的人才。人才进用，军政就会修明；人心肃正，国威就会强盛。明代有位臣子说：‘要平定海上的倭患，首先要平定人心中长期积累的祸患。’人心中长期积累的祸患是什么？它不是水，不是火，不是刀，不是金属，不是沿海的奸民，也不是吸烟、贩烟的坏人。所以君子读《云汉》《车攻》，先读《常武》《江汉》，从而懂得二《雅》诗人发愤的原因；玩味《易》卦卦爻内外的消长变化，从而懂得《大易》作者所忧虑的事情。发愤和忧患，是天道由否转泰的原因，是人心由昏睡转向觉醒的原因，也是人才由空虚转向充实的原因。去掉虚伪和粉饰，去掉畏惧困难，去掉姑息养患，去掉营造藏身之窟，那么人心昏睡的祸患就会除去一部分。用实际事务检验实际功效，用实际功效检验实际事务，不要空谈天道，不要画空饼，那么人心空虚的祸患就会除去一部分。天时和人事，祸福相互依存、彼此乘除；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就可以谈判，也可以作战。”于是他搜集、采录欧美各国的国情和地理，来撰写中国攻守的适宜办法，完成《海国图志》一百卷。这是中国人谈论海外各国实际情况的开创之作，而其要旨归结为“以守为攻”“以守为款”“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言辞深沉而用心良苦。时代变化、形势迁移，到了百年以后的今天，诵读魏源这些言论，其中有些道理可以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历经百世等待天生的伟人，也不会使人迷惑。日本的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无不得到《海国图志》并加以阅读，因而愤慨、非议，挽起袖子奋起行动，最终成就了明治时期尊王攘夷、维新变法的大业；这说明魏源确实促成了这一变化的发端。当时，海疆震动，东南局势危急，而西北边防松弛，新疆的协饷又接济不上。于是魏源大声疾呼：“自古以来，中国的边患，西北总是比东南严重。东南以大海为边界，地势形成阻隔；西北则地域辽阔，没有边际。国家平定准噶尔之地后，改了它们的名称，称为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到平定西域各回部，如辟展、哈拉沙拉、库车、沙雅尔、赛里木、拜城、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也都纳入版图。设置将军、参赞、都统、提镇以及办事、领队等大臣，派兵驻防，以资镇守。有人说那里地域广大却没有用处，官员俸禄和军队饷银，每年运送赔耗数十万，用内地的钱财经营边疆，只有损失没有益处。曾想西部用兵尚未停止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为西顾之忧而辛劳。况且敌军沿克鲁伦河长驱南下放牧，蹂躏到大同、归化城一带。甘肃、陕西的大军不能解甲，费用难道只是增加一倍吗！况且一消一长，是天道；减少有余、补益不足，是治政的常理。国家富足繁盛，中国土地和人口都已充实，唯独新疆人口稀少、土地空旷；牛羊、麦面、蔬菜水果价格低廉，播种、种植、灌溉容易，皮裘贸易有利，金矿又兴旺；贫苦百姓穿着商服、牵牛出关，到了那里便会在那里繁衍子孙，几乎没有一个返回。这是上天留下尚未开发的广阔荒原，作为盛世兴衰消长的归宿；也是圣人损益经营天下的道理所必然要依据、利用的地方。为什么却习惯于眼前的安逸，忘记过去的祸患，吝惜微小的费用，蒙昧于大海般的利益，只满足于里巷鄙陋儒生眼前短浅的见识呢！”后来左宗棠采纳了他的意见，经营疆土、治理边地，建立行省，说：“新疆不稳固，蒙古就不得安宁。不仅陕西、甘肃、山西各边时常担心受到侵扰，就连直隶北部的关山也将没有安宁的日子。近来因为用兵新疆，更加感叹魏子当日的见识伟大，实在无人能及。”当时，海防战事失败，黄河决口、长江泛滥又耗尽了财力。黄河没有一年不决口，淹没土地数千百里；也没有一年不筹办防河事务，耗费国库五六百万。于是魏源按图陈述说：“我出生以来，黄河已经决口十多次。只是说防河，不说治河，所以黄河成为今天的祸患；只是筹措治河费用，不筹划国家的财用，所以财力造成今天的匮乏。地势是北岸低、南岸高，河水向北流是顺势，向南流是逆势。自古以来黄河向北流，而如今上游在豫省向北决口，必然穿过张秋运河，流向大清河入海。为什么不顺应水往低处流的本性，在东面修筑河堤，引导它向东北流去？北面不跨越太行山脉，南面不跨越泰山山脉，处在两条山脉之间，冲刷的全是尘沙浮土，河道会日益深通。这样河水就在地中流行，没有高低阻碍，自然不会冲决。官府还可以裁减数千百名防河官员，每年可以节省防河经费五百万金。黄河不再成为祸患，国库不再白白耗费，然后国家才能全力整治边防、兴办水利。然而历代以来有黄河水患，却没有长江水患。黄河水性比长江强悍，所流经的衮州、豫州、徐州一带多是平坦开阔之地，横向泛滥决口并不奇怪。长江流经之处，狭窄的地方受山势约束，宽阔的地方就汇聚成湖，按理说千年也不应决口。可是几十年来，灾情报告接连不断；大湖南北，田地房屋漂没，城市被淹，没有一年不是如此，竟和黄河遭受同样的灾害，这是为什么？太平二百年，土地和人口都增加了，湖北、湖南以及江南各省，沿江、沿海、沿湖过去接受水流的地方，无不筑圩挡水，在其中开成田地、修建房屋，于是平地没有一处不被利用。况且湖广的无业百姓，大多迁往贵州、广东、广西、四川、陕西交界之处，刀耕火种，即使是蚕丛般的险峻山岭、老林深谷，也没有一块土地不被开垦，于是山地也没有一处不被利用。

译平地没有一处不被利用，就不再蓄水，水必然要同人争夺土地；这样一来，过去接受水流的区域已经减少了十分之五六。山地没有一处不被利用，于是凡是山谷之中，历年堆积的浮沙、淤泥、败叶和残根，到这时都被铲掘疏松，随着大雨倾泻而下，从山流入溪，由溪流入汉水、长江，再由汉水、长江流入湖泊。水流走了，泥沙却留下，遂形成洲渚。洲渚一天天增高，湖底一天天变浅，近水居民又趁势筑圩、造田；这样一来，过去接受水流的区域已经减少了十分之七八。江汉上游过去有九穴十三口用来泄水，如今南岸九穴淤塞，从长江到澧水数百里之间，公安、石首、华容等县全都被占作湖田。北岸十三口也淤塞，夏首不再承受江水。监利、河阳县又有长堤横贯七百余里，众人把它们占作圩田。江汉下游则从黄梅、广济以下直到望江、太湖等县，过去是浔阳九派的地方，如今也有数百里长堤，泽国全都变成了种桑种麻的土地。下游江面、湖面一天比一天狭窄，上游泥沙却一天比一天淤涨；夏季水位上涨，怎么能不猛烈，堤垸怎么能不决破，田地怎么能不受灾？既然如此，办法将从哪里出？回答说：只要除掉那些夺取水面来谋利的人就行了。人和水争夺土地来谋利，却想让水退让土地而不造成灾害，能办得到吗？湖南地势高于湖北，湖北高于江西、江南；楚地湖口一天天收缩、一天天变浅，那么吴地的江堤就一天天增高、一天天危险。沿江四省数十百万百姓流离失所，和一个县、一个圩中数千百户人家的富足相比，哪个更重要呢？然而湖南、汉口发生大水时，各县各圩百姓漂流淹死的，难道还少吗？损害别人来使自己获利尚且不可，何况既损害别人又损害自己呢！乾隆年间，湖南巡抚陈文恭公弹劾轻视水利的官员，治罪私自筑堤的豪民，诏书称赞他不施小恩小惠，这就是所谓大人吧！”魏源在咸丰五年死于扬州。前一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向北流，经大清河入海，于是河患减轻，河防也得到缓解，最终果然如他所说，大概还来得及亲眼看见。可是夺湖造田造成江患，使下层百姓困苦受淹，直到现在一百多年了，灾祸仍未停止。然而君子立言，并不是为了一个时期；百姓愚昧无知，对魏源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后人辑录他的文章，编成《古微堂内集》二卷、《外集》八卷。三　罗泽南、李续宾、王錱

译汤鹏、魏源，夸谈经世之学，但实际行动有时不能相称；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笃实而光明，品德一天比一天更新。汤鹏、魏源还只是凭借华美的文辞驰骋口才；罗泽南、李续宾、王錱却以醇厚儒学切实躬行。他们遭逢时局艰难，挺身捍卫乡里，训练乡丁、设置防务，于是创立湘勇，使读书人起来抵抗强敌，冒险赴难而不顾，师徒齐心协力，转战大江南北。老师战死，弟子接替；智慧、声名、勇略和功绩，前后都十分显著，使武夫羞惭，令他们闭口、丧失气势，这也是他们平素积累的结果。汤鹏、魏源文章高妙、笔力雄健，才思充沛地写出来，声誉文采灿烂，士大夫争相传诵。而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的文采并不艳丽，只是文辞通达而已；然而他们的声教和遗言，全都通晓事务、综理事物，公正诚实之心表现在文字中，尤其足以匡正时世、拂除流俗，对当时很有补益。罗泽南，字仲岳，湘乡人。十岁就能写文章。家境极其贫困，祖父罗拱诗多次典当衣服买米，家中节衣缩食，专门供他入塾读书。泽南沉浸苦学，夜里没有油点灯，便拿着书在月光下阅读，疲倦了就露宿到天亮。十九岁时，便靠教学生维持生活，却失去了母亲。第二年，祖父和兄嫂又相继去世。十年之内，接连遭逢期功亲属之丧十一场；到二十九岁时，长子、次子、三子又接连夭折。这一年是道光十五年乙未，发生大旱和饥荒。泽南停止应试，徒步回家；半夜敲门时，他的妻子正因为接连哭死三个儿子而哭瞎了眼。当时饥荒严重，想找米做饭，却一点也没有。泽南更加刻苦自励，不担忧家门多灾多难，只担忧自己的学问不能超出流俗、达到圣人的境界；不担忧没有谋生的办法，只担忧没有救济天下的办法。三十三岁，才补为县学生。过了四十岁，才以廪生身份被举为孝廉方正。他在各地借馆授徒，终年忙碌奔波。他和弟子讲论宋儒濂、洛、关、闽一派的学术源流，苦心竭力地阐发其中的宗旨。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地万物本来与我同为一体，如果胸襟不能包容六合，恩泽不能施及匹夫，那就是最大的亏损和耻辱。他敬畏上天降下善性的根本，思考以主静来研究事物的细微变化，于是尊奉张载，撰写《西铭讲义》一卷；尊奉周敦颐，撰写《太极衍义》一卷。幼年教育若不谨慎，异端学说若不辨明，志趣方向就不会端正，于是尊奉朱熹，撰写《小学韵语》一卷；驳斥王守仁，撰写《姚江学辨》二卷。严格辨明义与利的界限，于是有《读孟子札记》二卷。穷究阴阳变化，于是有《周易本义衍言》若干卷。旁及各州地域形势，于是有《皇舆要览》若干卷。诸子百家的著述，没有不加以研究的；而他立足亲身实践、以保全四海为根本，因此能够旁通推演，却始终不离开这一宗旨。后来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从广西起兵，乘胜远征，蹂躏湖南；乡里的读书人多挽袖而起，组织乡民壮丁，抵御贼寇，死者接连不断，终于把他们驱逐到湖外，这就是泽南教导的结果。咸丰二年，洪秀全围攻长沙，县令召泽南训练乡勇，巡抚张亮基下檄令他赶赴长沙。当时同乡曾国藩以侍郎身份居籍在家，奉诏督办团练，也在长沙。于是他和泽南讲求编束队伍、训练技击的方法，早晚训练，湘勇从此开始，而太平军的势力日渐受挫。泽南率领所部与太平军交战，历经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因累积战功不断升迁，被授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他部下的将领和军官，都是他的乡党和信从者，所以所向有功。前后攻克城池二十座，大小战斗二百余次；他临阵时审慎稳固，然后才发动进攻，凭坚忍取胜。有人问他制服敌人的方法，他说：“没有别的，只要熟读《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几句话，就全包括了。《左氏》所说‘再衰三竭’，就是它的注脚。”这也本于周敦颐以主静观察事机的学说。他治理军队以不扰害百姓为根本。他把东南的安危、百姓的生活和冤苦看得如同自己挨饿溺水一样，这与他所注《西铭》的宗旨相合。军队行进到哪里，士民就欢欣踊跃；有的提供敌情，有的诉说自己的愿望，有的送来肉食饭粮，亲如家人父子。得道者多助，所以屡屡击破强敌，并且善于以少击众。乡人受他感化，扛着武器从军，逐渐形成风气。当时人们为此说：“没有湘乡人，就不能成军。”这句话广为流传，却不知道没有泽南，也就没有湘军。只是泽南以宋儒理学治理军队，以军队保卫百姓，光明磊落，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这正是湘军成为天下强军、国人归附称颂的原因。假如有人喜好驰马试剑，随意从军以攫取富贵、在乡里逞强，却不体会泽南以宋儒理学治兵、用军队保卫百姓的宗旨，只顾意气自雄，那么泽南的志向就荒废了，湘勇之所以成为湘勇的根本也会消耗掉。自古以来谈宋儒理学的人，往往拘守小节、谨慎委曲，可以用来持守自身，却不足以担当大事。但泽南的义气勇略和奋发精神，根本在于问学。早晨出战，晚上回来讲道。其间多次遭遇惨败，但志气不受挫，气势反而更加壮盛；他责问部众并告诫他们，有时还讲解《周易》来自我排遣。咸丰五年，泽南率所部随湖北巡抚胡林翼攻打武昌。一天，大败太平军，追击逼近城下；城上炮弹如雨，一发击中额头，他包扎伤口后继续作战。回来后伤势加重，日夜端坐不眠。过了三天，病重得不能起身，嘴里喃喃说的全是时事，忽然睁眼要来纸笔，写道：“在乱到极点的时候还能站稳，这才是有用的学问。”他仰卧着，汗出如沉水，握着林翼的手说：“死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只遗憾贼寇还没有平定。希望把军队交给迪庵。”迪庵，是他的弟子、同县人李续宾的字。说完便闭眼去世，追赠谥号为忠节。他收录的弟子有数十人，同县的王錱以及李氏兄弟续宾、续宜尤其显名。续宾长期跟随他，泽南把他视为副手，于是他接替泽南统领军队。

译李续宾，字克惠，迪庵是他的号。他身材高大、臂力强，学习骑马射箭，能拉开三石弓。泽南在乡里讲学时，他降低身份前来受学。等到泽南训练湘勇，便引荐他做辅佐；泽南又把所部编为两营，把右营交给他统领，这就是特别敢战、所称湘右营的部队。不久他又升任左营将领。他从军以后，在泽南面前恭敬有礼，居于弟子之列，退让谦逊，仿佛没有什么知识才能；但临阵时勇猛锐利，善于出奇制胜。他常常叹息说：“天下本来没有难事，心里认为难，这才是真难。如果心中不存有一件事很难的想法，那么运用的方法自然会出现。如今这个时代，难道没有能够挽救变局的人才吗？只是他们的心意不真切。即使有挽救变局的心意，计策却不能果断实行，这就是困难所在。军事成败，所争的在于利与钝，成功和失败显然容易理解。所谓利钝，大致是先走一步就是有利，后走一步就是不利。只是因为心意不真切、计策不果断，自从兴兵以来，贼军总是先走一步，官军总是后走一步；一旦放纵敌人，祸患就会滔天。”他用兵专门以挽救败局为要务，迅速猛烈地攻击，争取先机。他在军中，泽南掌握总体纲要，而战斗、防守以及临机处置的安排，全都由续宾主持。湘军兴起后，各将领大多以勇猛刚烈自我夸耀，慷慨陈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续宾却宽厚深沉、沉默寡言，在人多的场合，整天不发一句话。他常说：“事情要由内心决定，不要惊慌。”遇到敌人，就让部下去对付敌人的薄弱处，自己承担敌人的坚强处；粮食和武器，则把有利的部分给部下，自己只取已经办成的成果；分派军队时，把强兵留下给别人，弱兵留下归自己统辖。士卒因此归心，乐意为他效力。他接替主将后，转战湖北、江西，攻克九江，官职屡次升迁，任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当时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占据安徽，派兵四处出击，号称敢战。胡林翼说：“不进攻安徽，就不足以守住湖北。”于是请求续宾率八千兵进军谋取安徽。当时是咸丰八年八月。一个多月后，接连攻下潜山、太湖、桐城、舒城四县。留下兵力守城后，进攻部队越来越少。这样一来，所部只剩五千人，进攻三河集，摧毁太平军九座营垒，但精锐也在攻坚中耗尽。陈玉成和侍王李世贤率十万人到来，连营数十里，遮断粮道。续宾突围不能脱身，跃马冲入敌阵，战死；余下士卒仍奋力作战，全军覆没，几乎六千人没有一个苟且活下来。他的弟弟续宜出面收集失散士卒，在悲痛窘迫之际，进营就减少自己的食物，悲伤哽咽；出营就安抚溃散士卒。思念家乡的遣送回去，愿意留下的编入队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千人〕 他给士卒粮食，赏赐衣服，用温和的话同他们交谈；稍稍追究偏将、裨将的罪过，选拔任用其中优秀的，彼此相互告诫、整顿训练，于是湘军重新振作。续宾作战时必定身先士卒，而续宜则筹划大局，不太计较一场战斗的得失。到了临阵之时，反复审慎后才发动攻击，这一点与续宾没有不同。续宾刚毅木讷，选拔士卒以知耻、奋勇、朴实、诚恳、敢战为首要条件。每逢临阵，他安闲镇静，不轻率接战。统率军队极其宽厚，整年不露怒色；但号令严明，若有人违犯，他便含泪亲手杀掉，绝不因私人感情宽恕。湘军的营制由泽南创立，编队、设置哨位，大致仿照戚继光编束队伍的方法。实行久了，各将领大多任意更改，只有续宾独自遵守老师的制度，说：“立法的人只求大体安稳完善，执行法律的人应当在细小处加以弥补。”他尤其能以少击众，像雷霆般奋进、像猛禽般迅捷，力求先制敌人，却也因此失败。然而同太平军作战日久，他洞察敌情真伪，取得了制胜的谋略。他写信给王錱说：“贼军飘忽变化，没有不活着运转的；我军被贼军牵制，总是行动迟滞。如果不改变计策，平定贼寇就没有日期。我认为，围城、堵塞险隘的军队，固然可以静守，却不能移动。” 但是，贼军善于乘虚而入，长于攻击漏洞，想方设法误导我，使我进入他们设下的圈套。我也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不能不进入圈套，是因为我军没有另一支足以灵活机动、如电掣风行般预先截击并挫败敌军计划的部队。因此，不另行建立一支经常机动的军队，就不能成功。这支军队应当经常行动，专门攻击逃窜的贼军和前来增援的贼军，刚到便迎头迅速剿灭，既已击败就拦住尾部猛烈追击，务必使敌人没有可乘之虚、没有可攻之处。静驻的军队，既可以制服贼军死守的打算；经常机动的军队，又可以遏制贼军飞扬跋扈的祸患，这样或许就能造成平定清肃的局面。但是，机动军队是因为贼军出现才行动，是根据时机来行动的。有时没有事情而处于闲暇状态，反而比静驻的军队更加安静。根据时机行动，只做我们想做的事，然后才能使敌人陷入被动，而不是自己陷入敌人的被动。后来王錱出兵江西，消灭强敌，攻克名城，常常凭借机动作战取胜，采用的就是李续宾的主张。李续宾的军队行军所到之处，百姓都出来欢迎；不扰乱耕作和市场，不侵犯地方官吏，不索取供应。与人交谈时，他结结巴巴地不多说话，但心意充分流露在脸色上，脸色所表达的又超过了言辞。即使是其他军队的将士和逃难的流民，也都像归附父兄一样归附他。听到他死去，众人都悲痛哭泣。赐谥号为“忠武”。传世有《李忠武公遗书》四卷。王錱，字璞山。他三岁时，母亲贺氏教他经书，他总能背诵下来。十岁在家塾读书，年纪虽小却不喜欢嬉戏。每天正吃饭时，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王錱却不参加。他手拿一册《通鉴纲目》，默默凝视，心中所领会的内容，常常显现在脸上。他常大声说：“只要人的生命还有一息存在，就应当以天下和万世为念。”又曾在墙上写道：“置身于万物之上，俯视一切，那么道理自然明白，气势自然壮盛，气量自然宏大。凡是生死祸福，都不值得放在心上。”当时他十四岁。到了二十岁，他在乡里教授经书，不拘泥于章句，写了八条私塾教学规则给学生看，大旨是以找回放纵的心、改变人的气质为归宿；同时更加刻苦磨炼自己的学问，想要以身作则。二十四岁时，他补入县学生员。适逢罗泽南在家乡讲学，王錱前去拜师学习。他日夜讲习明白善性、恢复本性以及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王錱体貌清瘦，目光炯炯逼人，声音洪亮而传得很远，喜欢发表议论。同门弟子陪坐时，他言辞气势奔涌，别人都无法插话。罗泽南慢慢笑着说：“璞山，何不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这些人也开一次口好吗？”王錱也自己笑了。第二年夏天，大旱并发生饥荒，地方盗匪在县城南面聚集了一百多人，抢掠食物，居民惊慌恐惧，不知如何应对。

译王錱从学舍回去后，立即召集乡里人，略按兵法进行部署，然后出境抵御驱逐盗匪，盗匪很快便解散了。随后，他向县官报告，请求打开粮仓平价出售粮食，又劝说富绅拿出多余粮食赈济灾民。百姓虽然饥饿，却没有受到盗匪侵害，这是道光二十九年的事。于是县里人都推重王錱，声名传播开来，被称为任侠之士。适逢太平军在广西兴起，湖南也受到震动，盗贼四处出现，于是他倡议实行团练保伍之法。县里人长期习惯于太平日子，听到王錱的主张，无不捂住耳朵。但王錱不计较成败得失，不顾祸福生死，向上劝说官府，向下教导百姓，以诚心来推行。他认为：“所谓‘团’，就是把众人的力量团结起来，彼此相救，生死相顾，这就叫‘团’。所谓‘练’，就是训练器械、武艺和阵法，尤其重要的是训练胆量，而训练胆量必须先训练内心。胆量有大小，但人心都是相同的。人人都想保全自身、家族和性命，不杀贼就不能自保；而不训练器械、武艺和阵法，就不能杀贼，所以必须‘练’。然而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少？盗贼却先聚集许多人；如果大众不能同心，不能共同赴死、互相保护，就不能自保，所以必须‘团’。如果不编制民户甲册、清除小盗，内部奸细没有清除，外部敌人就会乘机而入；所以不实行保伍，团练也没有用。” 湘乡办理团练，实际上是王錱倡导的。困难疑惑有百端，他从来没有因此气馁；靠长期积累的诚意取得彼此信任，时间久了便获得依赖。他平时常常叹息说：“每当遇到盘根错节、受到牵制而违背心意的时候，我更加感叹民情是容易相处的，也更加相信王道是可以实行的。抚躬自省，内心感到惭愧，私下遗憾世人没有辜负我，反而是我辜负了世人。既然没有什么可说的，又怎敢因为自己放弃，就让别人也被放弃呢？凡是按职责应当做的事，都努力去做，以求把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全部做到。”不过，他也因此相当自信了。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攻破道州。王錱上书知县朱孙诒，请求训练民兵。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创制营制和号令，日夜与罗泽南整顿队伍、选拔士卒，亲自教他们步伐和技击；他提起衣襟登上讲台，陈说大义，声音和仪态都十分慷慨激昂，湘勇从此开始形成。后来巡抚张亮基发文征举将才，朱孙诒举荐王錱应召。王錱于是率领三百人前往应召。罗泽南也奉檄率领所属部队前往长沙，于是两军会合。罗泽南统领中营，王錱统领左营。出兵剿灭衡山、安仁、桂东各县的地方盗匪，都立下功劳，按功绩叙用为知县。适逢曾国藩正在衡州练兵，知道王錱有才能且勇敢，也倚重他，说：“王璞山是忠勇的男子，大概是刘琨、祖逖一类的人物。” 王錱却恨自己任事太早，用心太过劳苦，出身太低微，于是上书请求回乡专心求学。曾国藩回信劝慰他，想把他的军队扩募到三千人。但王錱想扩充到一万人，两人的意见不能相合。曾国藩怀疑这支军队全然不能为己所用，又认为王錱言论夸大，持守不坚定，发布命令不谨慎，骄气已经充满，必然会使军队失败，于是下令裁减为七百人。当时左宗棠以举人身份参与巡抚骆秉章的幕府，认为王錱的军队可以使用，于是仍保留原来招募的三千四百人，不予裁汰。王錱则招募后立即训练：用铁瓦束缚士卒的双脚，训练跳跃；用重器械责令士卒搬运，训练臂力。训练步伐，演练阵式，每天都向部下反复告诫，三令五申，并讲明分合的方法，使他们明白阵势的变化；队伍不乱，才可以以少胜多，以静制动。于是他大幅度重新制定勇营制度，撰写《营制》《职司》《号令》《赏罚》《练法》五篇，称为《练勇刍言》。他尤其注意训练胆量和内心。又按照自己的想法制定阵法，撰写《阵法新编》。这部书变通古人的成法，致力于以镇定驾驭变化，以整肃从容战胜轻捷强悍，并命令偏将、裨将演练这些阵法。等到左宗棠出任统领军务的官员、成为元帅时，王錱已经去世；王錱原来的偏将、裨将，都被左宗棠招揽过来，并让王錱的堂弟开化主持营务处，行军布阵全都依照王錱的规矩。后来平定浙江、福建，追击败逃的敌军，终于歼灭太平军，平定广东。西出潼关、平定陕西和甘肃时，则以提督刘松山为大将；刘松山大概就是从勇丁中被招募而隶属其部的。刘松山善于使用城墙阵、梅花阵、大鹏阵等阵法，与强悍的回军交战；即使有成千上万的突击骑兵，也坚决不能冲入阵中。等到他布置方圆阵，交替使用平锐阵，取得古人所说“静如山、动如水”的意旨，大概都是王錱遗留下来的教导。然而王錱认为：“统领军队，训练固然不可废止；但教导尤其不能迟缓。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就可以让他们拿起武器作战。’子路是勇敢的人；治理军队时，有勇气一定还要使他懂得道义和方向。五霸更是圣门所羞于称道的，但晋文公使用百姓，必定先教导他们；子犯还反复担忧百姓不懂道义、不知礼、不讲信用。三代以后，讲究节制的军队还很多，讲仁义的军队却绝少。到了今天，就连讲究节制的军队也没有了。唉！训练尚且不讲究，教导又从何谈起？”在军中，他曾教士卒识字读书，每天让他们学习《四书》《孝经》，反复用义理训导，并引用经史中的大义进行讲解、启发和警策，听的人甚至感动得流下眼泪。到了夜里，营门关闭，刁斗声与诵读声交错响起。将要出战时，他一定亲自拿着地图，召集偏将、裨将，环绕着坐下，向他们说明敌军从哪条道路出入，我军应当由哪一支奇兵、哪一支正兵出动；大家揣摩敌情、审察形势，各自提出意见，彼此诘问辩难，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确定谋略。谋略确定后，再分派各人，各自专任其职。如果有人没有按议定的办法执行，就处罚而不宽贷。他的纪律之严，其他将领都比不上。但曾国藩知道王錱不能为己所用，也知道自己不能使用王錱，于是写信给骆秉章说：“璞山的勇营如果归我督带，就必须接受节制，这是一定的道理。既然不接受节制，自然难以带着他一同出征。如今大局糜烂，我难道还要凭借自己的长处和权势，苛求别人少有节制来抬高自己吗？又难道还会嫉妒人才、忌恨功劳，不借助强健的人来保卫自己吗？如果一名将领不接受节制，其他将领就会仿效，彼此离心离德，还凭什么谋求功劳？如果听任璞山自成一军，您应当先上奏说明，这也是一定的道理。天下虽然大乱，但纲纪不能紊乱。”然而左宗棠却笑着说：“涤生每每感叹人才难得，我私下笑他。涤生问我为什么，我说：‘您已经有水陆一万多人了，却说没有人，那么这万多人难道都不能使用吗？’

译把十个人召集到这里，其中一定有一个人稍微强一些，我让他做另外九个人的首领，那九个人一定不会有异议。推而广之，千万人也无不如此。我所使用的人，都是涤公使用后没有用尽，或者排斥而不再召用的人，王璞山就是其中之一。等到我使用他并取得成效，涤公又往往看到了他的长处而想要使用他。这样看来，涤公抛弃的人才不是太多了吗？不能识别人，就不能妥善任用他；不能妥善任用人，就不能说是识别人。不推诚布公，就不能得到人的心；不奖励人的长处、保护人的短处，就不能发挥人的全部力量。不使用人的朝气、不使用人的暮气，就不能发挥人的全部才能；不让人的优劣各得其所，就不能充分发挥才能的作用。我不过也就是在这些方面讲求罢了。”曾国藩也无从回答。等到曾国藩亲自督率水陆一万多人从衡州东征，骆秉章下令王錱担任前锋。连续攻克湘阴、岳州，迅速进军到羊楼司，太平军大举到来。双方一交战，王錱就战败，退守岳州。曾国藩的部将邹寿璋驻在那里，说：“城中空虚，没有粮食，不能守。”王錱不听，邹寿璋便率所属部队撤退。王錱据守空城，被太平军包围，一天没有得到食物。曾国藩派船到西门，众勇丁纷纷出城。王錱问他们原因，他们说：“曾帅已经派船来迎接了，不出去还做什么？”王錱感到羞愧而愤怒，拔刀自刎，众人拥着他登上船。但营官钟近衡、钟近濂兄弟以及刘恪臣等十多人先后战死，他们都是楚地的良将，也是罗泽南的弟子。军队的声势大受挫折，曾国藩骂道：“狂妄的家伙，差一点坏了大事！”随后率大军继续进军，在靖港战败，也愤怒地投水，几乎被淹死，才获救。〔原文“参上书秉章自劾”疑有讹误，句意据上下文译为：〕上书骆秉章自我弹劾，请求收集失散的部众，以图日后立功。左宗棠始终保护他，只剥夺他的官职，却没有夺走他的军队。王錱于是痛切思考此前失败的原因，深入探求古人能够确保取胜的方法，再参照当时适宜的情况，仿佛有所领悟。他每天召集各营勇丁训练，务必使每个人都能独自作战。他写信给朋友说：“不敢急躁，也怎么敢懈怠。张睢阳的诗说：‘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我王錱只是随时随事，尽力做职责所能做的事，做到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罢了，其他的我哪里知道呢？”从此曾国藩以罗泽南、李续宾师徒的军队转战江西、湖北，所向皆能取胜，湘军威震天下。而王錱独自统领部队，听从左宗棠指挥，以防守湖南。当时东南各省都被太平军占有，只有湖南号称完整，奉行清廷号令，派出援军四处抵挡太平军。太平军既已在江宁定都，其部众在两广地区日夜谋划向北进军会合。湖南边境相连的各县，人心动摇；太平军一到，便纷纷起兵响应。王錱所属部队不过一千人，又苦于缺少充足粮食，常常几天吃不上饭，但他仍抚慰、安顿并训练士卒，以道义彼此取得信任，以勇气彼此激励。他们在湘、粤边境崎岖的万山之中行动，所遇到的都是强敌，敌众往往是己方数倍；早晨向东，晚上向西，这里刚被消灭，那里又兴起。孤立危急而经历百战，经过三四年，终于扫荡了太平军余党，使其一步也不能进入湖南境内，让北上的湘军能够全力征战，不必担心后方，这就是王錱的功劳。由于战功累积，他的官职屡次升迁，加按察使衔，以湖北道员记名简放。当时曾国藩困守江西，分兵四处出击，屡屡被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击败，并且与先后任巡抚的文俊、耆龄都不能相处。御史萧浚兰分条陈述江西军务，曾国藩奉旨受到责问。王錱写信给湖北巡抚胡林翼说：“涤公的心事如青天白日，而刚正的性情不可屈服改变。他的仕途是通达还是阻塞，取决于世道是安定还是衰败。至于别人和他的儿子，本来也都无可奈何罢了。”随后，他又写信给江西，转达给曾国藩说：“世上本来有些人，表面上似乎始终不合，实际上却在千里之外神交；这不只是难以得到世俗人的谅解，即使一两个有见识的人，也多半拘泥于表面迹象，不能察知内心。这难道能责怪别人不了解自己吗？我平生读书论古，私下看到那些贤能豪杰，有时对于志同道合的人仍然会发生冲突，仗恃自己气概昂扬、性情傲岸，不肯降低心态。君子认为，他们所坚持的过于狭隘，而所损失的却很多。如今我竟匆匆忙忙亲自走上了这条路，难道不可悲吗？我受到阁下知遇，在壬子年冬天更深，到癸丑年秋天达到极点。我同阁下疏远，始于扩募军队之初，完成于战败之后。我们之间离合、远近的原因，未尝不是上天暗中颠倒安排位置所造成的。而我疏放狂妄的罪过确实存在，没有什么可以推辞的。几年来，我在岭南和洞庭湖之间徘徊奔走，想求得像在衡州那样促膝交谈的一天，却始终不能得到。唉，茫茫天地之间，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面对面结交，谁才是真正知心的人？这就是我王錱感情不能自已，想在阁下面前进献一番话的原因。” 曾国藩心中的疑虑也释然了。不久，曾国藩遭逢父亲去世，回乡守丧，坚决请求服满丧制；而江西各郡县被太平军攻陷的有四十多座城。湘军李续宾攻打九江，刘腾鸿、李续宜包围瑞州，刘长信、萧启江谋取临江，黄冕、赵焕联合攻打吉安，都被坚城阻挡，长期不能攻下。交战多次失利，优秀将领又相继战死，军队士气大为衰竭。于是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章说：“石达开在各路贼军中，能够用狡猾机诈收拢民心，用凶狠威势控制部众。每次作战都选拔敢死之士，给予优厚供给，编入亲兵，多达数千人。他临阵时，让其他部队在前面进攻，却让敢死之士在后面监视，层层设置埋伏等待敌军。前面的部队战败，他就挥军前往援救，往往能转败为胜。取胜后就集中精锐冲击压迫，官军常常被他乘隙攻击。他停驻时，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忽隐忽现，希望扰乱我军的谋划；他行动时，忽然疾驰，忽然骤停，有时合兵，有时分兵，希望窥伺我军的空隙。这名贼人凶狠狡猾，不是王錱的一军不能制服。”于是王錱选拔精锐三千人，说：“要以谨慎持守，以多谋出兵。严格重申号令，明确宣布赏罚；屡屡取胜而气势不敢骄纵，没有贼军也不敢放松戒备。

译禁止骚扰百姓，以收取民心；树立忠义，以求获得上天眷顾；把功劳让给别人，以便同各位将领和睦相处。凭借这样的军队作战，大概就能成功吧！”于是，他又在咸丰七年三月出兵江西，不攻打坚固城池，而是采取游击战术，声东击西，纵横奔驰突击；一旦窥伺到敌人的漏洞，便集中兵力攻向一点。太平军仓促之间不知如何应对，因此编了话说：“出队不要碰上王老虎！”十天到一个月之间，大胜十二次。王錱也因疲于奔命，感染热病，〔原文“卒子军”疑为“卒于军”等讹误，无法确定〕死于军中，年仅三十三岁，赐谥号“壮武”。他的军队由偏将、裨将分别统领，世人称为“老湘营”。等到曾国藩再次出任统帅，转战江西、安徽时，就依靠老湘营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其中大将张运兰、张运桂兄弟，尤其是从王錱的偏将、裨将中选拔出来的。王錱治理军队，喜欢整齐严肃而从容不迫，没有一天不督促将领和士卒读书，而他自己也没有一天不读书。他尤其喜爱《周易》，玩味卦辞、观察卦象，私下感叹人事的变化，不外乎阴阳的消长、泰卦与否卦的交替、剥卦与复卦的运行；其中的道理很明显，但征兆却极其微妙。自古以来治乱兴亡的迹象，都不超出这些规律。而他又遗憾自己胸中极少有宁静的境界，叹息说：“这是因为平日涵养心性、培养气度还没有真正下功夫啊。” 稍有空闲，就温习《周易》，但内心并没有同道理融会贯通；合上书时，忧虑的是书，自己还是自己。然而这总比悠忽度日稍好一些。试看古往今来能够担当大任的人，即使身体极其劳累、心中极其忙碌，内心也必定常常保有闲暇的状态。所以面对万事纷至沓来，都能应付自如而有余力。大概有闲暇就能安静，安静就会自然产生明察；得到休息就能通达，通达则灵活的机机常常活跃。明察和灵活，正是我的内心赖以应付万事的东西。总的说来，治军和治心，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相同。稍微放纵，机会就会消逝；经常操持，才能保存。危微之间的关键，关系极其重大。用敬慎来统领它，用诚信来坚守它，只要有一处没有做到，裂隙瑕疵就会立即显现，随之产生的弊病便不可胜说，实在不能不时时保持警醒。天下的事情，坏在玩忽懈怠上的固然很多，坏在张扬躁急上的其实也不少。“镇静”二字，实在是担负重任、谋求长远、应付万变的根本。心思必须沉静，才能观察变化；精神必须凝聚，才可以应对事务。如果纷乱不安，不仅会损害自己，还会辜负国家和百姓啊！”等到他在江西取得大胜时，写信给左宗棠说：“我的士卒已经疲惫了。幸而士气更加旺盛，精神更加收敛，也许还可以使用。”左宗棠答复说：“璞山用治心的学问来治军，用克己的学问来克敌。” 他知道用兵以士气为主，并且从多方面培养士气，使它发作出来却不泄露，所以他的劳苦和功烈竟达到了这种程度。来信中“气愈王而神愈敛”一句，直接揭示了古今用兵的要诀；如果不是深通此道，就不能说出，也不能理解。果真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静时专一，动时正直，即使面对千万人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我曾经谈论用兵必须全面体会《周易》，懂得进退、生死存亡而不失其正，这才是万全之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有几个呢！”李续宾刚刚统领军队驻守九江时，王錱写信给他加以劝诫说：“大丈夫出身做事，是为了国家的谋划；名声固然不必追求，罪责也不要逃避。千万不要效法小英雄的手段，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只知道常规而不知道权变，拘泥于一种成见，任由庸人操纵自己。传世有《王壮武公遗集》二十四卷。四　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

译罗泽南、李续宾、王錱三人，身披坚甲、手执锐器来抵抗太平军，亲身经历百战，却没有享受到成功的成果。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三位公，则能够知人善任，指挥镇定自若，幕府中谋划谈笑，却坐享其成；身兼将相，爵位达到通侯。他们显达与隐晦不同，劳苦与安逸也有差别。然而，他们都曾因忧患而劳心苦思，并以学习来充实自己，因忧患而使内心受到震动、使性情得到磨炼，却没有因忧患而丧失气概、坠落志向，这一点是相同的。如果只根据功勋名声的高低来判定人品的高下，那未免太浅薄了，哪里算得上理解大丈夫呢？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益阳人，道光十六年丙申进士。咸丰朝，因为征战太平军，功劳不断积累，屡次升任湖北巡抚，死于任上，谥号文忠。他的事迹世人多数都知道，这里不详细记载，只记述他因忧患而动心、磨炼性情，表现出治理世事、管理万物的宏大方面，作为后世的法则。道光末年，林翼以知府身份分发到贵州，先后代理安顺、镇远等府的事务。他捕盗除奸，平日训练壮勇，仿照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而加以变通。壮勇不满三百人，却精锐强健、勇敢果断，一个可以抵挡十个。搜捕剿灭深林密草中的匪徒时，上下奔驰，与他们同甘共苦。他又撰写《保甲团练条约》《团练必要》等篇，颁发给所属各县，督促必须实行，以坚定民心、清除盗贼的根源。实行后很有成效，夜里也不用关闭门户。但他常常说：“团练的功效，对外可以帮助官军，对内可以消除盗贼，这是治理乡里的要领；而且它同吏治中用人、兵政中选将相类似。假如守令没有选对人，州县一定会败坏；将领没有选对人，军队和壮勇一定会溃败。团练也是这样。让正直士人和良民担任一团的首领，那么一团的百姓都可以抵御侮辱。让品行恶劣的生员和坏百姓担任一团的首领，那么一团的百姓就可能被驱使着抗拒粮税、触犯法律，也可能被驱使着抢掠作乱。假如把兵器交给乡民，而官吏又不能亲自督察劝导，辨别善恶，那么眼前的成效就难以期待，日后的流弊还会更加严重。”咸丰元年，补授黎平府。洪秀全、杨秀清从广西起兵，永宁、怀远、融县环绕黎平西南边界，都像蜂群一样起兵响应。林翼于是推行保甲，办理团练，修建碉堡，使各屯相连、彼此望见，说道：“谈战争不如谈防守，用兵不如用百姓。使用民力来自卫，不如先利用地利来保护百姓。”此后黎平屡次被太平军和叛苗从四面围攻，却始终屹立不拔，这是林翼的功劳。后来屡次升任四川按察使，留在湖南办理防守和剿匪事务。咸丰五年，署理湖北巡抚。洪秀全已经定都金陵，集中精锐来进犯，武昌、汉阳、黄州、德安都被他们占据。林翼困守金口，没有官属，也没有幕僚，孤身寄托于此，只想到自古平定东南必定要争夺上游；武汉是金陵的上游，荆襄是贯通南北的要道，而武汉又是荆襄的咽喉，不竭力图谋夺取，就无法挽救败局。当时水陆军队有万人，多数是新招募、没有经历过战阵的人，太平军所向披靡。林翼从容谈笑，以坚定的态度处置事务；军队屡次受挫，士气却更加振奋。他鼓舞各位将领，以忠义来感动激发他们。他曾说：“军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军队可以受挫，士气却不能受挫；士气可以受挫，志向却不能受挫。”于是抚慰体恤士卒，整顿军队并加以训练精简，终于攻克武汉，使局势得到奠定。于是上疏说：“武汉的形势壮阔，是自古以来用兵的地方。荆襄是南北的关键，而武汉是荆襄的咽喉。从前周王室征伐淮地，向西出兵江汉；晋代平定吴国，长久谋划荆襄。王濬制造战船，沿江而下；陶侃镇守武昌，建立了功勋。宋代大臣岳飞、李纲谋划经营岳州、鄂州，也都是凭借这里形成居高临下的形势。控制长江，只有鄂地最为重要。善于搏斗的人一定扼住对方的咽喉，善于用兵的人一定审察形势。如今在武汉设立重镇，那么水陆东征的军队就以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固守的形势，士兵没有退无可退的忧虑。军火和米粮能够不断运送，伤病人员也能得到适当休养。应当请求在武汉设置陆军八千人、水军二千人。这万人如果日夜训练，那么平时就有使人不敢轻视的威势，临战时就有在千里之外挫败敌军的气势。而且东征的军队孤军深入剿灭敌人，善战的人必然受伤，长期服役的人必然疲惫。伤病人员留在军中，不仅会耽误作战，也会耽误军饷。如果让武汉的防守军队轮流替换，补足其中的缺额，那么士气就常常保持新锐，军队行动必然顺利。至于水军以火炮为利器，炮声反复震响；没有哪条船半年不进行小修，也没有哪条船一年不进行大修。轮流替换、交替作战，以武汉作为归宿，那么我军就常处于安稳之地，而不处于危险之中。”当时官府和私人产业都荡然无存，百姓赤贫站立，官吏喜好货利，百姓热衷作乱。林翼认为，祸乱的产生，是由于法度废弛、官吏败坏、百姓偷惰，因循苟且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不致力于讨伐贼寇，祸乱的流向就不能堵塞；不致力于考察官吏，祸乱的根源就不能清除。他弹劾参劾镇、道、府、厅以下数十名官员，同属吏一起重新整顿，禁止应酬，严禁奔走竞争，崇尚朴实，贬斥浮华。于是任官的人推崇廉洁谦让和任用贤能，稍稍懂得了吏治。他综合考核的才能，在一时之中无人能比。每每在治理财政时，暗中寓含着教导百姓、考察官吏的方法，说：“天下若不是吝啬的人，不能聚敛财富；若不是抑制勒取，就不能把吝啬者的财富分散出来。明代崇祯帝以劝慰的方式，却不能帮助军饷；李自成用强制勒索的办法，却一次献上百万。末世的人心，大多都是这样。不得已养兵来诛杀贼寇，即使每天耗费万金，也是为了救百姓。征收赋税供养军队，使人民共同仇恨敌人，这就是在教导忠诚。收入多而支出少，使办事官员洁身自守，这就是在兴起廉洁。” 养兵六万，每月耗费四十万，而百姓没有怨言诽谤，军队也没有缺少供给，从此湖北军队强于天下。只是他并不谋求自我固守，而是南征九江、北取安庆，出兵的踪迹和指示，全都出自林翼。他认为长江和楚地唇齿相依，而九江扼守长江的要冲，实在是长江和楚地的门户；九江一天没有收复，长江和楚地一天就不能安睡。九江收复后，太平军所扼守的长江险要，就只剩下安庆了。清代一朝，督抚出辖境用兵，从林翼开始。他治军务求纪律严明，选将崇尚志气，用兵重在审慎稳固，认为：“将领以气为主，以志为统帅。只重用驯服谨慎的人，时间久了必然懈怠；只寻求强悍凶猛的人，时间久了必然骄横。军事最终还是要归于豪杰一类的人。气势不盛的人，遇到事情时气势先被震慑，眼神先躲闪，内心先动摇。

译平时奉行命令谨慎小心，真正的意志却不存在，那么在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趋利避害也越来越熟练，必然导致把失败当成公事。可是军事哪有一成不变的呢？认为兵力雄厚，胜负的关键却又不一定取决于兵力厚薄；认为将领才能勇猛，胜负的事情却又不完全取决于勇敢怯懦。将领贵在谋略而不只在勇力；对于战胜攻取的方法有心得，能够以静制动、以预先准备应对突然变化、根据我方情况推测敌情、按照常规行事又能运用权变，读兵书而通晓其中的变化，懂得进退，能用正兵也能用奇兵，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凡事都应当有长远谋略，有深刻见识。暂时坚忍，就能有更多保全；如果连一时的羞惭都忍受不了，难道要终身羞惭吗？做小将必须立功争胜，做大将则要警惕因为一次胜利的功劳而误了大局。因为侥幸图谋一次胜利的功劳，不如坚忍以谋求长远宏大的计划。军事不在于一时性急，只在于审察全局。全局取得优势，就像劈竹子一样，劈开几节之后，顺着刀刃自然迎刃而解。可贵的是审察时机等待作战，更可贵的是积蓄锐气等待时机。知道敌人不能凭力量硬争，不如审察形势避开它坚固的地方；知道事情不能凭勇力强斗，不如选择有利之处，攻击它的薄弱之处。临阵时分散兵力，不嫌分散；事先合并力量，必定要求厚实。选择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集中力量一战，就像劈竹子一样：如果从竹子的根部和节要处砍劈，气势就会变钝；如果从竹尖或竹尾砍劈，气势就会顺利。敌人从东面来，西面一定防备轻忽；西面一旦被攻破，东面自然松懈。兵法中攻击敌人薄弱之处，不可不思考。作战靠的是勇气，应当先调节、蓄养、振作士气；作战又是隐秘之事，应当以坚固防守、坚忍等待、潜伏不动为根本。譬如南塘的矛法，必须先让对手攻击一下，然后再应对。这其中的道理极其微妙。坚持等待敌人出现弊病，窥伺它的弱点并乘隙攻击，一出手就能攻破。不作战就罢了，一旦作战就必须带着全部力量；不行动就罢了，一旦行动就必须掌握胜算。没有经过周密计算，没有多算一两步，就不能成功。多积蓄兵力，预先留下可以活用的后着，是第一要义。凡是军事，有先走一步、破坏敌人谋略而取胜的，有后走一步、等待敌人行动后再取胜的。此时必须等敌人行动后再应对，急躁的人必败，沉静的人必胜。行动的人必然急躁，沉静的人有所凭恃、有所谋划，令人无法测度。”他安抚驾驭各位将领，按照才能授予事务，体察他们内心的隐情，帮助弥补他们的不足。有的人家在数千里以外，他就常常赠送资财用品，问候并馈赠他们的父母，让珍贵的皮衣和良药按时送到；但如果败坏军政，惩罚也绝不宽免。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身体瘦弱而多病，长期咳血，想睡觉就咳嗽，叹息说：“我想享受半夜的美睡都不可得，而百年的长眠又不会立即到来，我大概要完了吧。”不久又说：“我的疾病痛苦，不祈求死亡，也不怨恨活着。只是趋向于义，这颗心坦然无愧，精气已经远远不同于前几年了。”到了咸丰十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采用林翼的谋略围攻安庆，久攻不克。林翼也出兵英山，进驻太湖作为声援，调兵筹饷，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却仍把自己投入学问之中，夜里就请老儒姚桂轩一同讲论《论语》，从未稍有间断。一天，他病得很重，不能进食，身边的人请求说：“您休息吧。”他笑着说：“只是我的嘴不能吃东西罢了，我的舌头还在，耳朵还能听见，为什么一定不能讲书、听书呢？”他自己说：“读书有所心得后，处理政务、统领军队，同文武官吏交谈议论，没有不能完全看出他们真伪的，心中和眼前顿时开朗，指点安排也井然有序。”他整天端正地坐着，讲求军务、吏事的要领，急切地加以施行。但身边的人叹息说：“听闻道理太晚了。如今虽然稍微有所领会，但来不及实行的事情太多了。”他同曾国藩、左宗棠共同渡过艰难，推诚相待。两人的名位高低同他相差很远，但他一同交往时完全没有隔阂。常常说：“涤帅的品德很高，但有过于谨慎的缺点；季高的才能很高，但有过于偏激的缺点，这都是他们性情中最突出的地方，不能改变。涤公的德行，在我们湖南只有他一人；季高谋划事情忠诚，用情真挚，只是特别受偏激所伤害。正如朝廷有忠臣、家庭有节妇，平时有时会稍微违背人的心意，到了患难之中才知道是可以依靠的。”而曾国藩称赞林翼，说：“润公的聪明才智，本来可以施展霸术；但他讲求平实，从日常行事中体现最高道理，开口全是正大之语，落笔就是正大之文。没有想到同辈之中，进德修养如此迅猛，竟有这样的人。他对待朋友，纯粹采用奖励借重的方式，而规劝就在其中。他有权术却不屑于使用，有才智却不任意施展，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哪里是那些仓促求取功名、用权宜办法勉强成事的人所能相比的！”李续宜长期隶属于林翼，告诉曾国藩说：“胡公待人多凭血性，但也不能说没有权术。”曾国藩回答说：“胡公并非没有权术，只是对待你们兄弟，则完全出于至诚。” 李续宜笑着说：“是的，即使不是出于至诚，我仍然会为他竭尽全力。”传世有《胡文忠公全集》四卷。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湘乡人，道光十八年戊戌进士。咸丰朝，历任至两江总督。因平定太平军的功劳，封一等毅勇侯，晋升大学士，死于任上，谥号文正。湘勇在战斗中能够战胜敌人、攻取城池，曾国藩凭借它取得成功，威名震动天下。然而事情刚开始时，曾国藩独自焦虑苦思，担心湖南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认为：“湘勇不好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归家的心情极其迫切，没有长途征战、长期作战的志向；二是体质脆弱、多疾病，不能忍耐劳苦。将领们也都温和地爱护别人，缺少英明果断、严肃肃杀的气概。总的说来，衡阳、湘乡的士人受地方风气习染，不习惯吃面食。冬天就戴皮帽、穿皮衣，身边放着炭盘和手炉，一刻也不能离开。罗泽南、李续宾这样的名将，也免不了有冬日畏寒、昏懒迟钝的毛病。”他曾写信给刘蓉、左宗棠等人，叹息着评论这些情况，说湘勇之所以能够成为勇士，也仅仅是这样而已。然而一时的风气由弱转强，是因为有一两个贤能豪杰、年长者为之倡导；而忧劳勤勉、警惕奋发，也或许是曾国藩发自内心坚持此志，从而鼓舞并大大振作了他们。曾国藩幼年时端正沉默，从不啼哭；花开鸟鸣时，他注目流盼，神情仿佛有所领悟。稍稍长大，便钻研穷究经史，由文章窥见道理，尤其喜爱韩愈的义理，慨然想要追随他。

译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后，他便在京师任官，跟随太常寺卿、善化人唐鉴交游，讲求为学的方法。当时他正在读史，阐发经世之学，同时研治诗和古文辞。唐鉴则专门以义理之学勉励他。于是他把朱熹的著作作为每日功课，竭力钻研宋学。与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窦垿、仁和邵懿辰等人反复讨论，并写日记，有过错必定记下，努力自我约束检查。他常常叹息说：“如今的学者，谈考据，就把它当作逞强辩论的工具；讲经世济民，就把它当作猎取名声的途径。说这些话的人自己不去实行，相信这些话的人反而受到蒙蔽，彼此转相欺骗，却不以为耻。至于仕途，奸邪弊病所在，却踩着它走而不觉得奇怪；知道其中的问题，却不肯说出来。懈怠敷衍成为风气，阿谀附和同类，惊骇排斥异己。假如今天谈治术，那么不如综合考核名实；今天谈学术，那么不如采用笃实实践、身体力行的人。事物穷极就会变化，最浮华的莫过于言论。积习玩忽之后，要用猛烈的力量振作它，大概意思就在这里吧！”咸丰初年，他因直言极谏而声名卓著。历任至侍郎，因母亲去世服丧回籍。太平军长驱进入湖南后，他奉诏督办本省团练。国藩对湖南巡抚张亮基说：“团练只能保卫乡里，按照制度应由本团集资供养，官府不给军饷，遇到紧急情况不能依靠。请改为招募编成军队，这样才可以凭借它讨伐贼寇。”湘勇的说法从此开始。但军政权力并不统一，文官沉溺安逸，武将嬉游取乐，招致喧闹和怨怒。唯有凭借公忠诚朴的品格为天下倡导，并给左宗棠写信说：“如今百事废弛，没有一件能够兴举，千疮百孔一齐溃败，已经无从收拾。只有依靠这片耿耿精忠的寸心，同百姓一起置身于尸骨如山、鲜血成渊之中，求得堵塞横流的人欲，挽回厌弃战乱的天心，或许还可以万分之一地有所补救。”后来他与提督鲍起豹不和，唆使标兵与湘勇发生喧闹，便移驻衡州来躲避他，并增募勇丁，足额达到六千人。他认为：“所招募的勇丁，全在于建营时严格训练。训练有两项：一是训练作战的方法，二是训练做人的道理。训练作战，就专门崇尚严格严明，必须使士兵、勇丁临阵时畏惧主将的法令，超过畏惧敌人的炮弹。切不可让他们因为骚扰百姓而败坏品行，又因为嫖娼、赌博、吸食鸦片而损坏身体。要使每个人都学好，人人都成材，怀着殷切期望他们成就事业的心意，希望他们受到感发而日渐趋向善良。练兵有两项：训练队伍，训练技艺。训练技艺，是希望一个人能够抵敌数人；训练队伍，是希望数百人能够像一个人一样行动。”每逢每月的三日、八日举行操演，召集所有勇丁告诫警示他们，反复恳切地讲说上千上百遍。每天召集各位裨将轮流答对，往往持续一时数刻之久。他自己说：“不敢说我的言语能点醒顽石，也只是想苦口婆心，直到像杜鹃啼血一样。所谓‘练’，只是名义；所谓‘训’，才是实质。”他苦口劝说，声音嘶哑，像把耳朵提到跟前、当面教导。然而军队成形出征后，在靖港大败，起初又在江西陷入困境，后来在祁门被围，诸将疲于奔命，到了危急时刻才转危为安。他过人的见识和才能，在于不动摇既定的见解。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孤注一掷地拼命争取；遇到危险、疑惧和震撼之时，更是百般受挫也不屈服。大概是因为他所立的志向、所学的道理，不会因生死和世事的常变而改变。他在军中时，整天神色凝重，奏牍书信没有一件不是亲自处理的。在危城之中，反而更加诵读书史。他曾说：“军事变化无常，每当遇到危险、疑惧和震撼之时，越应当澄清心神、安定思虑，不可行动得过于仓促。”大概他一生所得到的力量就在这里，所以能够从容补救，把危局转为平安。他约束自己平实稳重，不故意矫激，却想把诸子百家的长处集中到自己身上。他说：“思想要像老庄那样虚静，约束自身要像禹、墨那样勤劳谋生，整治百姓要像管仲、商鞅那样严整，同时用不自以为是的心态来坚持这些。内心虚静而实际做事，差不多就接近道了。”他综括自己一生，定下戒律，严格遵守，并且长期坚持，其中一是不得说谎，二是不得晚起。他刚开始任事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横逆之事接连而来，弄得手足无措，认为天下的事情一定没有侥幸可言。他同朋友谈论说：“如今这个时代，富贵没有什么可图谋的，功名也很难成就，只有端正自己的内心来维系世道。所谓端正内心，就是厚实。所谓厚，就是宽恕。自己想立身，也要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内心存有厚道，可以稍稍匡正天下浇薄的风气。所谓实，就是不说大话，不追逐虚名，不做悬空无据的事情，不谈过高而不切实际的道理。这样可以稍稍匡正天下浮夸虚伪的习气。”他用这些话自我激励，也用这些话告诫属下。然而遭受的挫败多了以后，道德和智慧也随之增长。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几个月不打一仗，也不可打仗却毫无安排和谋算。凡是用兵的道理，根本强大却故意向敌人显示弱小的，多半获胜；根本弱小却故意向敌人显示强大的，多半失败。敌人进攻我们，审慎估量之后再应战的，多半获胜；毫不审量，轻率地出兵攻击敌人的，多半失败。战争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常常要存有不敢首先动手的心态，必须等别人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气振作，第二次便衰退，第三次便枯竭。’这几句话，我常常加以体验。大体说来，用兵没有别的奇谋妙计，只是常常保持有余而不耗尽的士气罢了。孙仲谋进攻合肥，受到张辽的打击；诸葛武侯进攻陈仓，受到郝昭的打击；都是因为开始时士气过于锐盛，渐渐衰竭的缘故。只有荀罃攻取偪阳时，士气已经耗尽却突然振作起来；陆抗攻取西陵时，预先料定城池不能攻下，便蓄养锐气，先准备好外援，等待城内自行衰败。这才是善于运用士气。我要学习陆抗，在士气正锐盛时厚厚蓄积它；不愿学习荀罃，等士气已经耗尽才重新振作。应当先把谋算完成再作战，不宜一边作战一边慢慢谋算。与凶悍的贼寇交手，总要把看出他的破绽作为第一要务。如果敌人全无破绽，而我们却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前往进攻，那么我们自身必定有破绽，已经被贼寇看出来了。不要被急躁的士气驱使，也不要被众人的议论动摇，自然能够窥见可以攻破的缝隙。

译如果急于求得成效，夹杂着浮躁的情绪和客套的意气，那么有时即使泰山就在眼前也看不见。从前我曾作《得胜歌》，其中说：‘开始出手要阴柔，后来要阳刚；出队时要显得弱，收队时要显得强。刚交手时要像老鼠，越打越凶猛，要像老虎。’虽然这些话粗浅，但精微的意思不过如此。大体说来，平日不是极其稳妥的兵力，就绝不可轻易采取险招；平日不是极其正当的道路，就绝不可轻易使用奇谋。稳妥、正当，是平日里靠人的力量努力做到的；险招、奇谋，是临时偶然遇到的天机。军事好比枪法，门户应当严密；好比拳法，有伸有缩。如果攻入得太深，就会只能伸出而不能收缩了。”然而亲自统率就失败，任用将领则胜利。他用兵不擅长谋求制胜，却擅长挽救败局。受挫而不屈服，神色安闲，意气镇定；常常能够把灾祸转化为福分，把失败转化为功劳，因此诸将相处日久便都佩服他。他居官治军，纯粹是儒者作风，即使戎马仓促，也不废弃文事。他认为：“古代真正懂得道的人，没有不明白文章的。我们儒者赖以学习圣贤的东西，独独要借助文章来读古代圣人的书，探究他们用心所在。那么，句子与句子相承接，字与字相承接，古代圣人的精神、言语和笑容，全都寄寓在其中；稍有毫厘差错，就会造成千里之谬。文辞语气的舒缓或急促，韵味的厚重或浅薄，写文章的人只要有一点不慎，文章的格局就会立刻改变；读书的人只要有一点不慎，就会粗疏鲁莽而不明事理。所以想要明白先圣的道理，就不得不精心研究文字。”等到他自己写文章，大概是在诵习、讲说桐城姚鼐的文章义法，甚至在《圣哲画象记》中列举并说：“国藩最初懂得文章，是姚先生启发我的。”然而考察他的声音和风貌，却几乎没有一点相互袭用之处。大体以安定气势为主，以声韵影响为辅，极力纠正桐城派柔弱迟缓的缺失。探究源流则取法扬雄、司马相如，专门宗法韩愈。奇句和偶句错综安排，而偶句多于奇句。复字和单义交杂使用，厚厚积聚文章的气势，使声调文采明亮焕发，铿锵有声。像一支异军突然崛起，形成了自己的湘乡派。他的门生中登记入籍的，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最为杰出，先后主持直隶保定的莲池书院。新城王树枬、武进贺涛得到他的文脉真传，声名和文采迸发而出，在河北被尊为一宗，并传授给门徒和朋友。于是河北讲治古文的人，都由此繁衍出湘乡的一脉。桐城派文章，由归有光学习欧阳修，又由欧阳修追溯《史记》，希望情感韵味不枯竭，文意之外还有余美。湘乡派文章，由韩愈取法扬雄、司马相如，又由扬雄、司马相如参取《汉书》，希望文采英华秀发，语言铿锵有力。桐城派从容舒缓，仿佛不用力；湘乡派则雄奇跌宕，竭尽力量来写作。这就是两派的大致区别。自古以来，谈论宋儒程朱之学的人，没有不拘谨的；而罗泽南以大勇发扬了它。写桐城方苞、姚鼐文章的人，大多失于迟缓柔弱；国藩则用神奇刚健来纠正它。因此，湖南人之所以成为湖南人，并且像异军突起一样适应当地风土，一句话概括，就是强劲有力罢了。他奖掖提拔英豪，唯恐来不及，并且选取其中最杰出的，一同升入朝廷。左宗棠以举人身份参与湖南巡抚的幕府，却被湖广总督官文弹劾，官文想逮捕审讯他；后来反而因为深明将略而被推荐为帮办军务，授任浙江巡抚。李鸿章因为是同年世交的子弟而来依附他，掌管奏记；后来又因文武兼备而被推荐为江苏巡抚。二人都得到重用，广泛救济艰难时局。后来左宗棠与他故意意见相左，以显现自己的风采、表明自己孤立独立；并在朝廷中公开说道：“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都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到国藩去世后，左宗棠便把这句话制成挽联：“谋国的忠诚，知人的明察，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协力如同金石般坚固，彼此攻错砥砺如同以石攻玉，相互约定不辜负一生的交情。”他认为这就是彼此和谐却不强求意见相同，正是君子之道。传世有《曾文正公全集》二百二十八卷。左宗棠，字季高，湘阴人，道光十二年壬辰举人。洪秀全、杨秀清从广西起兵，进入湖南，迅速占有江东。宗棠起身参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军事事务。指挥军队四处出击，于是因懂得军事而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平定太平军，平定陕捻，平定甘回，收复新疆。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晋升大学士，封一等恪靖伯，又晋为二等侯，谥号文襄。自古以来，读书人投身军旅，而兵锋所指，东至大海，西到天山，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从来没有像宗棠这样的。世人只是震惊于他的功名冠绝当时、才高意广，却不知道他勤勉戒惧、内心操持的危险感、考虑祸患的深远，本来没有一样不同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位公。胡林翼聪明绝世，却把这种聪明纳入平实；曾国藩谨慎自守，却把它发扬为坚强刚毅；宗棠则豪迈雄健冠绝一代，却用警惕勤勉来收敛自己。他对人说：“古代读书修身而卓然有成就的人，没有不是从艰难困苦中磨炼出来的。假如读书不能忍受辛苦，就是没有用心之人；处境不能忍受辛苦，就是不能有所成就之人。‘使心受到震动，使性情受到忍耐’这四个字，最值得玩味。‘动’字的意义，就像乾卦的警惕、震卦的恐惧。‘忍’字则是艰难、坚贞、正直、坚定的意义。人情往往沉溺于安逸享乐；在平安无事时，觉得眼前没有什么需要再忧虑的，耳目口体的欲望一天比一天增长，而道德、智慧、方法和才智一天比一天消亡，昏昧顽钝。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看见不如意的人，这才能检验平日所学之道的力量。至于成败、顺逆，属于自己的方面不能不明辨深思，属于天命的方面却不敢参与干预。我私下认为，近来人心的蒙蔽，常常就是因为这一关不能看透，于是丧失内心的明察，去扰乱清淡安定的天性。不如干脆放手去做，成败、顺逆不放在心上；世上尽管有风波，胸中自然没有冰炭般的冷热对立。在忧虑烦扰、纷乱争逐之中，时时获得一种恬静舒展、安闲宽裕的境界，或许才可以担当世间的事务。”他从孩童时起，就知道仰慕古人的大节。稍稍长大后便说豪壮的话，把天下的事情看得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但家里贫穷，没有钱买书，他在家塾得到前任巡抚、桂林人陈宏谋在湖南刊行的大字本《四书》，总是高兴得忘记吃饭。每天只有粗粝的饭两碗，晚上只有半盏灯油，便想到不能辜负这样的光阴。没有奇书可以得到，就专心于《四书》《五经》，反复诵读，细细咀嚼。

译他自己说：“一生都享用不尽。四十岁以后，我的抱负和施展，都是从这个时候积蓄起来的；筋骨身体，也都是从这个时候磨炼出来的。”到十八九岁时，他在书店买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专心研究玩味，喜欢其中所记载的山川险要、攻守应变之策，仿佛了然于掌中。又参看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汇集起来手抄。又读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几乎每页都用朱笔、黄笔批点。贺长龄因任江宁布政使期间服丧而居住在长沙，听说后便召请他来。贺长龄打开自己收藏的书，借给他阅读。他登楼取书，频繁上下楼梯，并不以此为劳累。到宗棠还书时，贺长龄必定询问他的所得，勤勉地同他讲论。贺长龄常说：“天下这么大，人才却这么少，希望你不要苟且取得小小成就，自我限制自己的成就。”于是介绍他去见自己的弟弟熙龄。熙龄当时以御史身份居家，主持城南书院，并奉诏讲读宋儒义理之书。宗棠于是同罗泽南交朋友，批阅学习，修养品行。二十一岁时，他与兄长宗植同榜在乡试中考中。宗植取得乡试第一名，宗棠考中第十八名，于是入赘湘潭周氏。妻子名叫诒端，字筠心，平时总是收敛衣襟，端正地坐着读书读史。香炉和茶碗相伴，神情气度高雅脱俗。宗棠每次同她谈论历史，遇到没有审定的地方，她就随手取出书架上某函某卷给宗棠看，十次有八九次都能解决问题。宗棠阅读地理方志类书籍，又教妻子绘图，编成《舆地图说》，详细绘制山川道路里程，分条列举历代军事事务，却不涉及地势形势。大概是因为土地没有永远险要的地方，险要也没有永远可以凭恃的条件，攻守的形势不能预先固定。经过多年才完成，在楹柱上题写对联说：“身无半亩田，仍然忧虑天下；读破万卷书，精神与古人相交。”年轻时努力耕作，喜欢读农书，并亲自验证而有所收获。他认为区种是良法，撰写《广区田图说》，指明并陈述它的好处。又因为粮食是百姓的命根，必须依靠农业，便想写一部书，分类编撰，名为《朴存阁农书》。他自负一生以农学见长，曾经向人询问而获得其中的事务，也通过学习而得到其中的道理。他认为：“如今的农民，也像如今的学者一样，急于求速、只想看到小的成效，因而误了自己，也误了别人。我三十岁以后，读书渐多，阅历世事渐深，才知道心中区区所存、自己以为正确的东西，仅仅足以仿效当今那些屈指可数的人。至于古代那些狂者、狷者，我还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因此愿意努力耕作、读书，用来勉励自己去完成所应做的事情。”他的兄长宗植在各地设馆授徒，每到年末回家，总是拿出自己著述的记录给他看。有时谈论掌故，评论时事。但求学贵在自己有所心得，不崇尚苟且附和。他们曾各自坚持见解，认真辩难，穷日达夕，直到脸和头发都因激动而发红，妻子周氏才温酒为他们解围。酒后，有时仍然辩论诘问，有时便释然和解。三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考中，于是退居乡里，半耕半读，却隐然具有成为公卿辅弼的声望。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林则徐、贺长龄，彼此交相推重他。到洪秀全带领他的徒众侵犯湖南时，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先后邀请他辅佐军务。当时百姓不懂军事，军队也没有经过战争。宗棠认为：“想要遏制贼寇的势头，首先要巩固民心，必须先让百姓懂得军事。”恰逢曾国藩奉诏办理团练，于是宗棠前去商议，双方见解大致相同。于是招揽豪杰，招募训练勇丁。国藩率军向东征讨，宗棠则辅佐骆秉章坐镇湖南。湖南能够保卫疆境、安定百姓，湘勇能够发挥作用、杀敌立功，是曾国藩倡导的，骆秉章主持的，而宗棠出力辅佐实现的。所任用的人才，都是国藩所不喜欢的，他说：“天下的人才有多少呢？如果不能宽容地录用他们，那么凡是需要激励之后才能成才、需要磨炼之后才能显露的人，都会遭到压抑。凡是任用人，应当利用他的朝气，发挥他的长处。给予忠告和善意的引导，使他明白自己的意向。不要抓住他的短处不放，也不要用他做不到的事情逼迫他，这样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然而人才难得，不在于谋略，而在于勇气。汉高祖经过百战才取得天下，他的《大风歌》却说：‘哪里能够得到猛士来守卫四方！’这是真正有阅历、有所得后的话。留侯、曲逆侯，如果没有韩信、彭越、绛侯、灌婴这一类人，也不能成就事业。大凡才气宏阔的人，时常有粗豪的毛病。人的性情各有长处和短处，不能一概用规矩法度来拘束，也不必要求他们彼此谅解。梦想得到奇才而求之不得，于是认为世上的游侠中必定有奇才，却不知道那类人只能成为扰乱百姓的人。试看看历来游侠有几个人成就了事业？屠夫、贩缯者之中之所以有豪杰，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虽然卑微，但内心还质朴，天性还完整。至于游侠，天性已经被凿坏了。纵容他们偏激极端的性情，不怕不仁，也不以不义为耻，我哪里能同他们一起游于节义之林呢！”他选拔将领、训导士卒，募府雍容；南征北讨，指挥镇定自若。并告诫他们说：“军事属阴，应当以收敛闭塞为原则；战阵崇尚气势，应当以气势磅礴、力量郁积为原则。懂得柔与刚，懂得隐微与显明，这都是乾卦所说‘惕若’之心在起作用。至于用兵之道，考察地势的险易，审察敌我双方的情形，筹划规模和形势，大体还可以预先估计。但是面对敌人时审察战机、作出决断，瞬息之间就会不同。军事形势随着敌情而产生，胜负只争在一呼一吸之间，绝没有从远处预先控制的道理。我从事军事以来，经历颇多，其中有计算达到十分而实际只用七八分便已奏效的，有计算达到七八分而效果超过十分的，也有计算达到十分而效果不到三四分的；更有我方的谋算很多而敌方没有相应变化的，也有敌方的谋算超出我方预料之外的。大体说来，胜局必须防备一步走错，败局原本也可能有一步棋走活；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成效只在于能否专心一意地运用而已。军事行动的利钝，不能预先知道；锐意进攻时必须防备退得太快，后续力量尤其比前锋更重要。因为战阵之事，最忌前面突进而后面力量耗尽。行军布阵时，把勇士、利器和厚实的兵力集中在后方，那么前队就能获得优势，锋芒更加锐利；战胜之后兵力反而更加增加，这是必胜的布局。如果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前进，一下子消耗殆尽，万一有所挫败，就再也没有后继力量，这就是危险的做法。”

译[原文已译，因“岸异”“诒”等字词可能存在文本或OCR疑误，需核对底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人、千里〕 军队到达后，就察看地势，在险要的关口安营设卡，并开垦平原作为大片田地。督弁和士卒在战斗之余，立即放下刀枪，拿起锄头犁具种植粮食和蔬菜。农事之余，就开挖沟渠，使灌溉便利，以兴修水利；修筑堡垒关塞，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居住；发给耕具和种子，以鼓励耕种。官道两旁种植榆树、柳树和垂杨，为行旅遮荫。军民一起劳作，左宗棠每天巡视察看，以慰劳、招抚并勉励他们。等到流亡百姓逐渐返回，来此做工的人也逐渐聚集起来，他便离开这里前往别处。所有屯兵耕种的土地，都交给百姓；放缓催收赋税，并按时鼓励储粮。从凉州向西直到玉门关，井台和灶火彼此相望，杨柳夹在道路两旁，绵延数千里，绿荫深沉。这些都是所部楚军的成果。过去招募的多是农家子弟，不收游荡懒惰之人，偏裨将领也多来自田间，所以根据他们熟悉的事情考核他们的能力，不烦劳教导督促，他们自己就能勤勉。他曾写信告诫儿子说：“古人的经世济民之学问，大多是在清闲寂静之中学得的。积累已久，一旦掌握处理事务的权力，就可以随时举用并施行。我这些年频繁从事军事，颇从地理方舆之学中得到助益；进入浙江、越过陇山，又兼及救济荒灾和农学。大多是过去偶然有所领会，到紧急仓促之时便能发挥作用。由此可知读书是有益的，而求学应当预先进行。你们只知道我这些年建立功业似乎很容易，却不知道我这些年经历的艰难；只知道我今天平定局势的功劳，却不知道我今后承担责任并不容易。”新疆平定以后，俄国人出兵占据伊犁，不肯归还。李鸿章当时任直隶总督，遥控朝政，主张议和；诏令下达总理衙门征询左宗棠的意见。他答道：“泰西各国的船炮虽然锋利，但与我们相隔重洋。他们以客军深入我国，即使得到我们的土地，作战也会势单力孤，防守则费用巨大；他们如果想逞强，也会有所顾忌。俄国与中国却土地相连，狡猾地开启边疆，一旦得到一寸就要一寸，得到一尺就要一尺。如果没有办法制服它，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主张作战，固然应当急于自强；即使主张议和，也不能显出软弱而招来侮辱。这好比下围棋，即使处在败局之中，也并非没有取胜的一着。只是心中有恐惧，就会举棋不定，不能胜过对手。自从海上用兵以来，最初坏在不懂洋务的人手里，他们不了解敌我，只想侥幸求胜；后来又坏在深懂洋务的人手里，他们不懂国家大计，只想苟且图存，越办理越糟，却不知道如何应对。西方人狡诈，常常在仓促慌乱之际，趁我们来不及详细考虑，使用危言逼迫催促来要挟我们，很少有人不落入他们的圈套。在和战尚未决定之际，应当先行确定计划，然后从容不迫地实行。以战争作为准备，同时不妨以议和作为缓冲。比如乘船遇到风势，需要顺风转舵时，操船的人想要张帆，必须先把帆降下，使船不致倾斜，才能避免遇险；如果随着风势转动船脚，必然有倾覆的忧虑。从前我与多礼堂将军谈论黑龙江的事情，多将军极力认为：‘如果不从黑龙江出兵深入俄国境内，就不能牵制俄军的势头。’他的意思是应当采用棋局中打劫的策略。并且他说：‘俄国越过边境进入中国，所破坏的是中国的地方；我方越过边境进入俄国，所破坏的是俄国的地方。得失本来就不相等，俄国人必须防备后路，自然不敢一心向前。’多将军是名将，并不只是以武力著称；丰镐旧家，没有人能与他匹敌；可惜没有遇到这样的奇杰，不能痛快地看到他的宏伟谋略。”左宗棠英气凌厉，虽年老而志气更加雄壮；他把余力用于写文章，也同样生气勃发、气象高远，磊落而英姿多彩。胡林翼谦逊，不敢谈论文章；左宗棠则凭借意气而喜爱奇特，不把唐宋八大家作为自己的限制，反而想超过他们，大体上以汉代文章的典雅丰茂来补救宋人的轻佻任侠。略微与曾国藩相似。曾国藩勤奋治学而天资笨拙，常常有累赘的句子；左宗棠天分很高而功夫较浅，也免不了写出拙劣的文字。然而他具有大方的气度和大家的格局，不作描头画角的琐细雕琢，而以浩大之气流转成文，即使在拙劣之处也能见出姿态情致。只是他不喜欢结交文人，认为他们华而不实，对时局的艰难没有补益。湘潭人王闿运以文章傲视公卿，在东南很有声望；有人写信给他，责怪他不以贤人作为自己的老师，说：“天下这么大，见过王公大人的人很多了，却都没有能够访求贤才的。”可是左宗棠说：“王壬秋为易篁村作传，把胡文忠写得过于庸碌，把李忠武写得过于刚愎，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即使叫易篁村起来询问他，也一定会感到局促不安。偏袒一家的私下说法，扰乱天下人的视听，文人的笔下往往如此。”妻子周氏开玩笑说：“你不喜欢华而不实的人，将来恐怕没有人给你写佳传。”他笑着说：“自然有我自己在。求取在于自己，不在别人。士君子立身处世、出仕而担当天下大事，只求对自己的内心没有惭愧，不辜负所学。名声是否流传，声名是否美好，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可叹身死之后的名声，身后的事情寂寞无闻’，古人其实早已知道这一点了。”后来，同县的郭嵩焘和巴陵的吴敏树想要编纂《楚军纪事本末》，写信索取奏稿和书信的抄本，左宗棠又说：“我们湖南二十年以来，对内固守封疆，对外听从王事，所经历的多是危险阻绝的境地。

译别人惊惧得咋舌、收手不敢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我们湖南人却毅然以一己之身承担下来。当初哪里曾想到天下和后世，也哪里曾预先估计事情能否成功，来为身后寂寞的名声作打算？只是恰逢上天眷顾，各自都有所成就，战功显赫，这才成为天下的一大转机，也是我们湖南人祈求祭告而希望得到的结果。难道说功劳一定要从湖南产生，名声一定要从湖南产生吗？那些人的先世，大多安守耕读之家，不仅做官的很少，即使经商做买卖，乃至到外省去的，也很少见。老成的读书人和宿儒，能够忍受寒冷饥饿而厌恶声名，每年得到数十石馆谷，就已经称心如意。等到战事兴起，谨慎厚道的人逃到山谷躲藏，后来才逐渐觉得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勉强起身从军，学习骑马，学习击刺；如今被指称为达官贵人的人，都是从这样的选择中产生的。从今天回头看，高官厚禄、显赫一时的人，哪一个不是由先世的贫苦困乏和长期蕴蓄积累造成的呢？诸位君子如果要为桑梓谋划，那么所有用来去除奢侈、去除过分享受的做法，没有比保持先世纯朴诚实的风气更好的了，以此保全世代发展壮大。使湖湘以外的地方也能长久享有清闲无事的福分，那就十分幸运了。”他自己说：“我出山十多年，跃马横戈，意气张扬而心思粗疏，恐怕善良的根源日渐枯竭，有空闲就亲自研读六经。” 这也与胡林翼行军时必定讲说《论语》、曾国藩身临军旅而不废读书和史籍的旨趣相同。胡林翼凭借聪明成就了他的虚怀若谷，可以说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曾国藩凭借愚拙刚直成就了他的忠诚；左宗棠凭借刚愎成就了他的锐利气势，这三个人都善于运用自己的短处。他们又用文章来滋养，用学问来培育，用艰难来激励志气，用坚强果毅在挫败中振作自己；三位公虽然各不相同，却又有相同之处。传世有《左文襄公全集》一百二十三卷。五　刘蓉　郭嵩焘 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功成名显，身居将相之位；刘蓉、郭嵩焘刚刚振作便遭挫折，又受到内部谗毁，是否得志、是否失意，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左宗棠推荐刘蓉代替自己，参与骆秉章的军事事务；郭嵩焘被左宗棠弹劾罢免，左宗棠又推荐蒋益澧任广东巡抚，他们之间交往的离合，也很难说清。然而，做官以廉洁安静为准则，把自己置于求学之中；身居高位的人固然因不懈怠于学习而善于保全自己的功名，退居之后的人也因不懈怠于所学而在家园中自我勉励。他们的德行功业完全不同，有高有低，但苦心求学则最终相同。只是刘蓉以宋学为学问，以廉洁自我夸耀；左宗棠却写信严厉评论他说：“廉洁不过是士人众多品节中的一项。不廉洁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仅仅廉洁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我们湖南人厌恶声华而能忍受艰苦，数千年的古风没有改变。正因为厌恶声华，所以质朴；正因为能忍受艰苦，所以强悍。正因为质朴，所以闭塞而少有通达；正因为强悍，所以固执而不通达。如今的曾侯相以及郭筠仙、刘霞仙，都是这样。至于操守这一点，曾、郭、刘三人都无可指责。朋友相交之道，贵在规劝他的短处而了解他的长处；评议他人之道，贵在看到他的不足而止于恰当。如果霞仙因为自己廉洁就傲视别人，那么我们湖南人中，尚且没有不廉洁而居官位的人，又有什么可傲视的呢？如果认为廉洁之外不必深入追求，那么廉洁而居官位的人又不是湖南所缺少的。为什么不听见他责备自己而去责备别人，反而凭借别人共同具有的东西来傲视别人呢？霞仙平生喜好谈论学问，又喜欢以宋代程朱的轨辙自我标榜；实际上，他在言语上没有得到真义，在内心也没有真正追求，属于告子、阳明这一类人。”这番话极力贬斥讥刺他。然而生在今天这个时代，遵循今天的道路，真正能够以宋学为学问而内心安宁、道理自得，以廉洁自我夸耀而不介意他人的议论，我见到的也很少。刘蓉，字霞仙，湘乡人。年轻时就有志向和气节，与曾国藩、郭嵩焘以平民身份订交，结为兄弟。但曾国藩很早显贵，在京城任官时，刘蓉还没有补授诸生。曾国藩集取苏东坡的诗句写成对联赠给他，说：“此外知心更有谁？只有与你到处都相互亲近！”大概是把他当作苏子由看待，并写信告诉他可以通过文章来认识道的道理。等到曾国藩奉诏办理本省团练，刘蓉写信规劝说：“执事，是当今世人所谓的贤者。称赞执事才能的人说：‘文章以韩愈为宗；诗法取自黄庭坚；奏疏中所陈述的内容，可以同欧阳修、苏武这类人相比；

译胸中所积蓄的志向和器量，属于陆贽、范仲淹一流。’ 这几方面确实足以显扬于天下。道义衰败而文章凋敝，能够得到贤者奋起振兴它，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然而这只不过是士君子不得志于时势时所做的事情罢了。既然已经通达显贵而居于上位，就应当在天下推行道义，以广泛救济艰难为心。借助文章来庇护自身，却不过问政纲；凭借诗酒来消磨日子，却不整治政务；这种陋习相沿已久，君子推究祸患的起源，唯恐唾弃它还来不及，难道忍心再次走上覆辙，亲自替它驾车吗？大的奏疏所陈述的内容，动辄关系到国家根本大计；这固然是在说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话。然而说出来却没有看到成效，难道就足以堵塞大臣应负的责任吗？国家大事没有看到因此受益，反而听闻声望因此日益提高；推想贤者的内心，不能不对此感到惭愧吧。至于陆贽、范仲淹的志向器量，就更加高远了。匡正君主、挽救时局的谋略，先忧后乐的胸怀，执事若能达到这一境界，或许就能担当天下的重任。也希望你陈述古训来鉴戒自己，不要在意气上自我矜夸；遵循大道来扩充自己，务必扩大器度；集思广益，这样或许可以接近他们。如果以欧阳修、苏子瞻的气节风概来自我夸多，以韩退之、黄鲁直的文辞华美来自我自豪，那是太平无事的时代用来优游涵养大臣声望的做法，而不是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因为这对治乱的大势没有补救作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赞颂执事贤能的人说：‘他的廉洁可以作为榜样。’阐明执事志向的人说：‘愿意以身殉国。’即使执事自己评价自己也是这样，说：‘不爱钱’、‘不怕死’，这话多么壮烈啊！即便如此，用这两点来说明执事自我期许的志向，可以了；但如果要以此来满足天下贤豪的期望，尽到大臣报国的忠诚，难道就够了吗？贪婪的人以殉求利益为乐，就像蚂蚁小虫追逐臭味。这里有一个人，志向气节清白鲜明，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然而在君子的眼中，这不过是士人品行中的一项罢了。贞洁女子在众人面前自称：‘我能够不淫乱。’难道不淫乱就足以概括淑女的全部贤德吗？不谋求远大的方面，却急忙以此自我表彰，见识是多么浅陋啊！如今天下祸乱正在兴起，士气越来越懦弱，想要驱使天下有智谋、勇气、才干和辩说之能的人，舍弃祖坟，抛下亲属，出没于刀枪箭矢之中同死敌交战，如果没有赏赐，就不能鼓励他们。汉高祖拿出四千户的封赏赐给赵国的壮士，于是陈豨被杀；项羽刻好了封印却舍不得授予，韩信、陈平便从小路逃走，急忙离去。因此赏赐过滥，志士会以同庸人小人为伍为耻；而吝惜赏赐，又无法笼络豪杰之心。如果只用廉洁来奖赏人，那么恐怕还会用廉洁来约束别人，结果那些追求功名的人就会甩手离去。” 所以说：‘以廉洁正直的操守来谈论执事自我期许的志向，是可以的；大臣的道义，大概不止于此，而且也不能用这个标准笼统地责求所有人。’”曾国藩很赞同他的话，却写信招他来说：“我不愿听弟弟谈陈旧腐朽的义理，也不愿听弟弟谈肤浅空泛的军政，只愿早晨同你相对，晚上亲近你的情趣气味；这样我的心自然舒适，我的魂自然安定。筠仙深藏在梓木洞中，也应当强邀他来一趟。天下纷纷扰扰，鸟在上面乱飞，鱼在下面乱游，难道筠仙唯独能够安然自得吗？”刘蓉应召前往，郭嵩焘也随后而来。两人同曾国藩约定：“效力办事不推辞，只是不愿做官，不专门承担某项事务，也不求保举。”曾国藩答应了，便下令管理银钱、主管财计的人说：“郭、刘二位，是我的兄弟之交，不同于一般人。他们所需的薪水，只管按需要支取，不限定数目。”但两人跟随曾国藩数年，一文钱也没有支取，曾国藩心里很不安。有一天，他想把刘蓉的名字写进荐举文书，说：“这也是古人的常例。”刘蓉说：“萧何、朱博、王吉、贡禹相互引荐，以此转相汲引为贤，大概是汉人沿袭了战国遗留下来的习气，并不是君子以道义相交的方式。士人各有自己的志向，何必强求呢？”曾国藩于是作罢。”}], 国藩每次谈论经学，总爱引用汉学家的说法。蓉回答说：“汉代人解释经书，各有专门领域，谨守老师的学说；虽然所得有深浅之别，也未必完全合于古人精微的旨意，但总不失谨慎地传承真实、笃实求学、喜好古学的本意。近世所谓汉学家，究竟指什么呢？他们的异说纷纷出现，论点千变万化；他们认为宋儒距今只有几百年，汉代则距今几千年，从时代上说更为古远；又认为宋儒是功令所推崇的，是众人共同趋从的，我也随众认同，没有什么可奇异的，于是便另创一种解释，引用汉人的笺注，曲意加以证明附会，来成就自己的学说。这样既可以借助汉儒抬高自己，又可以贬低宋儒来树立名声，于是自己的学问便被说成超越宋代、胜过唐代，独自承继汉代以来二千年的学术传统。等到追问他六经的大义微言，以及宋儒为什么不合于道时，却茫然不知所说。那么，他们以汉学自我标榜，并不是以古人为师，只是以自己的心意为师罢了。他们终身奉行而不厌倦的，并不是好学，只是喜欢标新立异罢了。朱子对各部经书反复诵读，大概用了几十年，精心思考、熟读深究，以求得古人广大精微的内涵，汇集各种说法而折中取其是非。推想他用力之勤，可以知道他造诣深厚、自有所得，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只是朱子对于古今时务和政治上的适宜之道，没有什么不讲的；而后来学习朱子的人，却只拘守心性、理气的辨析，以及《太极》《西铭》的学说，闭门独坐，像泥塑木雕一样。一旦涉足仕途，便束手无策，所遇到的全是无法应付的事情，所处理的全是以前从未听闻的事务。那些有才智谋略的人对此侧目而视，暗中讥笑，把道学看成无用之物。至于他们修养自身、立身处世，在出仕与退处、取舍进退方面，严格辨别义利，战战兢兢，不敢稍有逾越，这样还差不多算是君子。道虽未能弘大，学问和行为还出自同一原则。至于汉学家，却把二者分成两回事：‘学问是我的事，行为我就不知道了。’世人于是也不再以行为和道义责备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在研究名物、制度和度数，以供考证罢了，不应拿道义苛求他们。人心昏昧纷乱，学术败坏，人心和风俗也随之败坏。”国藩也无法反驳。到了咸丰十年，左宗棠辅佐骆秉章而独掌政务，被总督官文弹劾；官文从远处举荐蓉来代替自己，请朝廷起用他。第二年，秉章调任四川总督，带着蓉前往，平定大盗蓝、李两姓，遣散他们的部众，于是授任蓉为四川布政使。适逢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部经过云南进入四川，前面被大渡河阻挡，后面又被苗山拦截，陷入绝境，因饥饿而无处抢掠食物。于是蓉带兵前往，安抚他的部众，并将石达开捆绑押回。

译询问他起兵的情形，达开把金田起事以后屡次作战、攻城取地的经过逐一陈述出来，仿佛绘画一样清楚，但勇猛凶悍的气势并未衰减。他自己说：‘我面南称王十多年，屠杀官员和百姓以千万计，如今上天要亡我，哪里还会借惜一死！’临刑时神色安然。蓉很为他的气概所折服。左宗棠寄信给蓉，想用“葛亮”的名号加以貤赠。蓉开玩笑回答说：‘诸葛亮粮食吃得少而事务繁多，鞠躬尽瘁，这种称号我不愿承受，谨此奉还。’不久，关中汉人和回民发生冲突，捻军又乘机而入，朝廷调任蓉为陕西巡抚，后来又被御史蔡寿祺弹劾罢职。将要离任时，他听说左宗棠奉诏以陕甘总督身份统率军队讨伐贼军，便写信告诫说：‘在关中、陇右用兵，有六件事不可不早作谋划：一，剿灭贼军并不难，难的是筹措军饷和粮食。筹饷筹粮尚且容易，最难的尤其是运输粮食。如果不能宽裕筹办粮饷，又没有运输的办法，千万不要出兵。一，军粮没有经费，应当暂缓向新疆西征的军队，先彻底肃清陇境。开辟土地屯田，储备军粮，训练马队，然后整军出关。一，办理甘肃贼乱，应当以陕西为根本。粮食和物资的转运，都必须借助陕西；如果没有一个与人同心、共同忧乐的人担任陕西巡抚，主持全局、坚定意志，’ ‘就不足以渡过艰难困顿。一，捻军进入陕西，号称四五万人，但能够作战的不过六七千人。每次作战，他们总是用一万骑兵从四面包围，怯懦的士卒和胆怯的将领受到震慑，望风溃散。实际上，只要严整阵势坚持不动，像山一样屹立不移，他们也不敢逼近我军阵地。等到他们的锐气衰退，再奋起突击，一定没有不能取胜的。一，办理甘肃回民事务，应先清剿陇东，再攻取河狄。两地平定以后，其余地方就可以发布檄文而平定。专门进行剿杀，力量固然不足；不坚决剿灭而只商议安抚，又会使叛服反复无常，这又怎么能够成功呢？一，关陇地区没有可用的将领和官吏。然而当地土地贫瘠、形势艰难，即使才干卓异的人也把那里视为畏途，因此必须广泛罗致艰贞坚苦、能够仗义相助的同伴，借助他们来辅佐。这六点是其中的大概。以您的智慧谋略深厚广博，本来就可以由此领会大体了。’后来左宗棠平定陕西捻军，平定甘肃回民，从而平定新疆，所有经营谋划，大体都如蓉所说。蓉获释归乡以后，营建遂初园，闭门讲学达十年。他的学术主张一概以宋儒程朱为归依，竭力排斥汉学的穿凿附会，也不接受陆王一派的禅悟；对于学者不能反躬自省，只凭夸耀个人见解、炫示博闻来显示自己，尤其毫不忌讳地严厉贬斥并痛加排斥。他甚至责备乡人，说湘乡的功名日益兴盛，而湘乡的风俗却日益败坏，言辞深重而用心长远，感慨地说：‘我县的风尚一向号称质朴，农民勤于耕作，士人勉励自己守持廉耻和操守。自从军队兴起以来，文职官员和武职将领从民间崛起，因为能够为国家效力而获得升迁。但迁延日久，侥幸心理便产生了，认为利禄容易取得，于是争相追逐繁华；改变了过去淳朴厚重的旧风气，众人一起趋向喧嚣竞逐。乡村中常有争讼，不问道理而较量势力；等到呈报控告到了县里，也还是以势力作为衡量标准。于是有势力的人凭此横行，无势力的人也借助有势力的绅士来壮大声势，求得一胜。这就是民风所以浇薄、人心所以败坏的原因。二十多年来，东南地区遭逢祸乱，凡是衣冠文物之邦，竞相追逐奢华的地方，无不残破。世家大族留下的财产，巨贾豪商积累的财富，无不荡然化为灰烬，变成飞烟。子女离散，在道路上乞食。唯独湖南安宁无恙，我们乡人因此取得高官显位，积聚了大量金钱。过去凿井耕田的人、杀牛屠狗的人，如今都以高牙大纛、华美衣服和高大住宅在乡里自我夸耀。’ ‘他们果真有什么功德留在人间，应该享受这样的报偿，长久保持富贵而没有后来的灾祸吗？有智慧的人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看见它；凡是没有功劳却享有丰厚报偿、没有德行却取得高位的，都是有智慧的人所认为不祥、并且深自警惕的。何况各省都遭逢灾难，唯独我们乡里受到安宁。天道忌讳盈满，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一定会反转；如果不警惕勤勉、修养反省，存有戒慎地保持盈满、保住安泰的念头，只怕暑去寒来，福气过去而灾祸发生。前些日子所承受的福祉和安宁超过其他郡，后来遭受的灾殃祸患，也将比其他地方更加严重。这是古今盛衰消长的常理，并不是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我常常拿这些话对朋友们说，诚恳而谆谆地劝告；他们听时似乎很表面地顺从，退下以后却有时互相迂曲讥笑。人心陷溺到这种地步，真是令人忧虑啊！’看他立论不迎合风气，就知道他的操守品行并不随波逐流。他论文章不拘守宗派之说，而使文章条理通达、疏朗流畅，像是把自己心中想说的都写出来了；他的文风源头大概出自苏轼一派。传世有《养晦堂诗文集》十二卷。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湘阴人。十八岁时，补为县学生员。他游学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曾国藩从京师回乡，取道长沙，与刘蓉原来交好，便介绍二人相见。郭嵩焘和曾国藩欣然结成兄弟般的交情，以学问相互切磋。曾国藩推重汉学，刘蓉赞许并推崇宋儒，而郭嵩焘则说：‘宋儒阐发圣人之学，达到了极其精密的程度，唯独有一件事与圣道大相反。圣人建立教诲，说“谨慎说话”，说“他说话谨慎难出”，说“古人不轻易把话说出口”，从来没有互相鼓励多说话。尧、舜、禹相互授受时说：“唯有精纯，唯有专一，确实把握其中。”这是在内心谨慎约束自己，不敢涉及天下的得失，接着又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可见圣贤治理天下以及用来修治自身的办法，无不把言语视为大戒。宋儒却不是这样，凡是有所言说的都被认为是善行，甚至弹劾欧阳公、弹劾富郑公和文潞公，都称他们为直臣。凡事都可以议论，甚至搜集宫禁中的传闻，陈述鄙夫的猥琐浅陋，也都自负为善于进谏。其间贤人和愚人错杂出现，至于人才如何，暂且不论。自汉、唐以来直到今天，政治、教化和人心彼此较量，我把其中的要点总括为名与利。’

译‘西汉致力于利，东汉致力于名；唐人致力于利，宋人致力于名；元人致力于利，明人致力于名。名和利二者并不是偏废其中一个，只是各自有特别偏重的方面。喜好名声、以名为重的人，气势一定强盛，发展到后来就会揽权结党，最终变得肆无忌惮。喜好名声、以名为重的人，气量一定宽大，发展到后来就会倚仗势力营求私利，最终变得不知羞耻。所以明人以气势取胜，得志以后对生杀予夺泰然处之，没有人敢议论他的错误。本朝以气度取胜，得志以后对利弊和贤能与否泛泛听取，没有人敢承担责任。我不知道所谓气度究竟有什么用！司马德操说：“懂得时势的人就是俊杰。”我却认为不被风气所染才是俊杰。即使讲学治经也是这样。宋、明的语录，本朝的汉学，都是风气造成的。君子未尝不去从事这些事情，但道之所在本来并不在此。若不是具有深刻见识、卓然独立的君主，能够坚定自守而不与风气合流，哪里值得同他谈论时务呢！’ 他的思想深邃，把天下作为气量的标准。他尤其勉励自己勤苦，认为：‘古代没有用“士”作为名称的阶层。从公卿大夫的子弟，下至庶人，都进入学校。那些能够成为士的人，和耕田的人、做工的人一样，各凭自己的才能养活自己。他们如果在朝廷享有俸禄，就有上士、中士、下士的等级；再下一等，就任职为府史。操行越高尚，志趣越深隐。舜、伊尹耕田，傅说做工，吕尚既屠宰又捕鱼，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经商，他们都曾担任士。到了汉代仍然如此。路温舒、卜式、王尊曾经牧羊，公孙宏、承宫曾经牧猪，兒宽做过都养，朱买臣砍过柴，匡衡受雇做工，梁鸿从事舂米，韩康卖药，徐穉耕种，申屠蟠做漆工；他们有的历任公卿，有的怀抱道义、守持节操，出仕和隐居各不相同，但都不拒绝从事卑贱的劳役，因为那就是他们赖以生活的资财。唐代崇尚文章，人们争相用文章显示自己的不同，士的地位便提高了。宋儒讲求性理之学，寄托的名声越高，士的地位便越重。人们也相互用特殊眼光看待他们，给这种现象取名叫“重士”。却不知道所谓士，正是《周官》所说的闲民。士越多，人才越少，风俗越偷薄。因此，士就是国家的蛀虫。’ ‘然而他们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反而依靠别人供养，这对国家有什么用呢？自从“士”这个名称确立以后，便有戴着高冠、束着宽带，举止从容、步履文雅，终身自称为士的人，而士的实际内容反而始终隐没了。’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考中进士，授任翰林院庶吉士。回到原籍时，正值洪秀全率其部众进犯湖南。曾国藩以侍郎身份在家守丧，奉诏办理团练，本来不想出山。郭嵩焘急忙前往拜见，苦口婆心地陈述利害。曾国藩于是出而任事，但苦于经费不足。郭嵩焘便提出征收厘捐的建议，筹划盐厘的办法。曾国藩因此有了经费来招募勇士、制造器械，而湖南也依靠这些来保卫疆土、安定百姓，支撑东南局势；这些都是曾国藩所倡导和发动的。不久，他率领勇军援助江西，俘获太平军士卒，审讯得知太平军作战结束后就登船离去，于是说：‘贼军抢掠船只向东而下，纵横奔驰冲突，独自占据长江，而我们没有一条船与他们争夺水上优势；如果不整治水师，凭什么应对敌人？’长江水师的建议便由此提出。曾国藩也把造船视为自己的责任，移驻衡州，这同样是曾国藩所倡导和发动的。江西解围后，郭嵩焘因功升任编修，入内值守南书房。这时左宗棠在巡抚骆秉章幕府中任职，被总督官文弹劾，诏令下达，要将他逮捕审讯。国藩认为：‘左宗棠一旦离去，湖南就没有人支撑，东南大局便不可收拾了。’于是把这些话告诉尚书潘祖荫。潘祖荫便据此上奏，直言说：‘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湖南，湖南一天也不能没有左宗棠。’皇帝下诏询问曾国藩的意见如何，于是授予左宗棠四品京堂的官职，协助办理军务。这样左宗棠的事情得到解决，并且掌握军权，受到重用。这就是郭嵩焘从中斡旋的结果。同治元年，朝廷特授郭嵩焘为苏松粮储道，又升任广东巡抚的代理官。左宗棠以闽浙总督身份任钦差大臣，统率军队进入广东，接连四次上奏弹劾，革去郭嵩焘的官职，并把这一职务交给他的属官蒋益澧，说：‘这是以人事奉君的道义。’郭嵩焘叹息说：‘季高和我是交往三十年的至交，我一生都为他尽力，他为什么要这样紧迫地互相残害呢！’于是评论说：‘世俗称大人、先生，动不动就说“有来历”，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前生因果”。我年轻时与人交游，看到朋友中有些天分极高却终身一事无成，这叫有来历而没有积累。所谓积累，就是积功累行，在冥冥之中厚植根基，等根本壮大以后才会发荣繁盛。然而他们建立功业、树立名声，如曾涤生、左季高那样的成就，又自有其因缘。’ ‘仿佛有人驱使他们，又仿佛有人帮助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机缘都恰好相合，大家争相拥护，亲眼见到他们的人像影子跟随，听到他们声名的人像回声应和，三者合在一起以后，功业才成就、名声才确立。我自问此生不能说“没有来历、没有积累”。但出于至交的人却相互逼迫，毁掉我的成功，难道这就是所谓“没有因缘”吗？’他对宗棠的怨恨很深。宗棠任官时很遵循名实相符、考核实际的原则，治理崇尚严厉。嵩焘则说：‘过去读王船山的书，看到他批驳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极力论述诸葛公不应采用这种办法治理。我私下怀疑，诸葛公生逢扰攘的时代，正值群雄并起，仓促之间成就功名，他自命要达到管仲、乐毅的事业，但他的器量毕竟相距很远，哪里能拿三代的王道政治来要求他呢？后来我在粤东从政，逐渐懂得轻重缓急，看到上书议事的人罗列许多细枝末节，才提出综合考核名实的主张。此后感慨叹息，开始思考船山的话。大概是亲眼看到万历以后，横征暴敛，采用急切苛酷的办法，试图挽救虚妄、欺诈、禁锢和蒙蔽的积习。刑罚繁多、法令严酷，反而越来越不与罪行相当，终于使人心离散、国计衰竭，直到天下大乱。因此他的话才如此痛切。处在末世，纲纪法度废弛已久，人心变化无常，实在难以穷究。’

译‘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竭力寻求改善吏治、培养国家根本的办法。保持安静来等待时机，以宽缓容纳众人，使百姓安定、国家保全，不至于陷入困顿混乱而无处申诉，也就还可以有所希望。过去我在京城任官时，推究国家造成弊病的原因，发现问题在于那些条例文书互相掩饰，而事情实际上都从内部溃败；这不是宽缓造成的过失，而是糊涂马虎造成的过失。宽缓是圣人的明训，是国家长期积累而成的至大仁德，怎么可以轻率议论呢！如今一切都以为应该宽缓，却又用严厉手段治理，只会使武夫悍卒乘势图利，互相欺凌践踏。从前的宽缓和今天的严厉，归根到底同样都是糊涂马虎。从糊涂马虎出发而宽缓，尚且足以培养和平、维系人心；糊涂马虎却表现为严厉，造成的弊病就不可胜言了。’宗棠在边疆时，也整顿军队、修治武备，准备对外作战，嵩焘则说：‘西洋仗恃强盛、争夺胜负，怀有乐于作战的心态，但用兵很有节制。他们谋划发动战争，常常在数年、数十年以前就开始，之后趁着对方有隙寻求逞强，却仍不立即谈论用兵。他们凭借自己所争取的形势，曲折地援引附会作为名义，常常使自己的气势足以伸张，以求一定达到所凭借的目标；因此，事前早有预定的谋略，临事变化时又一定审慎把握时机。凭着他们的强盛，每次用兵都要迟疑周详地观察，过很久以后才发动。’ 他的谋划深远周密，意在囊括四海，而发动事端必定以通商为开端。应顺着对方的势头加以引导，使祸患有所止息，并把他们发明的奇巧器物转过来为我所用，以增进民生。国家办理夷务二十多年，一直受到他们的凌辱，根本原因在于不了解事理；天下议论纷纷，彼此都为之愤懑，这些都源自南宋以后形成的议论。孙武谈论战争时说：“知己知彼。”所谓“知彼”，就是了解对方国势的强弱、人才的能否，了解其势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及计划从何而来，然后才能总览全局，把握决定胜负的时机。韩信攻打赵国时，知道广武君的计策是否被采用。魏武帝知道袁绍不能袭击许都，又知道刘表不能袭击邺城，这才可以说真正深知敌情。深知敌人，自己处置事情时才会有更大的余地。西洋的祸患已经很紧迫了，中外诸公却懵然不知其缘由，首先便没有自处之道。越是竭力主战，处境就越窘迫。仅凭一员将领的才能便安然自以为无忧，仅凭一次战胜便兴奋地据此欢喜；这样对付小敌尚且不够，何况西洋正气势旺盛、势力强大呢？他们本来并没有倾覆中国的打算，为什么反而要激怒他们，使他们疯狂逞强呢！”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不谈战争，而主张通商劝业，训练军队、购买军械，讲求制造，竭力谋求富强。嵩焘则说：“富强，是秦汉以来天下治平盛况的常规，大约几百年才出现一次；它的根源在于政教修明宏大、风俗纯厚，百姓家家富足、人人丰足，乐于谋划公共事务，以成就国家坚固的根基；有了这些，才可以谈富强。这些措施的实行有本有末，次序分明；但是，不必等待取法西洋，只要端正根本、使百姓富足，那么西洋和中国就是相同的。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所凭借，难道会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己求取富强的吗？如今把富强看作国家的谋划，却认为与百姓无关；不知道西洋的富足，完全在于百姓，而不在于国家。几百年来，他们顺着海道通行，把各个岛国的利益全部搜括来；他们的财富本来就已经很丰厚了。后来治理矿务日益精密，五金出产的利益以及器具制造也日益丰富。又创制电报，使数万里之外的消息能够迅速相通。轮船、火车奔驰数万里，以便利运输。然而，他们必须囊括四海，窥取天下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能够富裕。中外情势的差异由来已久，已经形成风俗，不容易强行使其相同。但其中确实有些事情应当引进其开端、借助其利益，既可以便利百姓、预备应对变乱、沟通远近之气，又实行起来很容易，长久施行也必定没有弊端，这就是电报、轮船、火车。虽然如此，做这些事情也有根本和末节。根本是什么？就是政教、人心和风俗。末节是什么？就是发展工商事业、建立富强的基础；这些全都是为了取得利益。在利益所在之处，如果政教修明、人心厚实、风俗淳正，国家和百姓就应当共同享有利益；并且彼此相处到忘却利益归属，这才是最大公无私，用美好的利益来使天下受益。否则，便会争夺民众、施行掠夺，上下相互争逐利益；百姓与百姓相争，就会造成骚乱；上层与百姓互相隐瞒、互相欺骗，国家就会崩溃。骚乱，是因为形势使事情无法推行；崩溃，是因为上下之间的实情无法互相沟通。不具备根本而只谈富强，只会更加加重侵夺和耗损罢了。打着西法的名义，处处追求奢泰侈靡。失业的士人和百姓，也都伸长脖子盼望，围聚起来求取薪食；为了谋利，多少人无法计算，而耗费的资财又极其巨大，时间一久便难以支撑。人人都谈利益，最终却无利可图，反而造成失败的局面。为什么？因为没有根本。机器是末节中的末节，凡是使用机器，必定要由西方人来操作，中国人多半不能完全掌握其中的方法。此时应当广泛开设西学馆，让人学习这些行业，懂得它们怎样能够获利；这样或许人心所趋，就能自己求取、自己通晓。所使用的机器，也必须因地制宜；什么地方适合什么机器，要逐层累积考求。贸然带着机器前往，愚昧的人会惊恐骚乱；即使有见识的人，也不能分辨它为什么可以使用。即使是末节中的一件事，也自然有它自己的本末。百姓谋求利益，以及国家用来求取利益的方式，也各自有本末和先后次序。西洋富强的事业，是依靠民众；民众投身事务、兴办功业，国家则用尽全力保护和扶助他们，按年度计算所需，以此制定向民众征取的制度。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劳役，都由百姓承担，但取舍裁定要听取议院意见。他们的国家和民众彼此维系，同心协力，以利益作为准则。这就是他们能够富强的原因：人民乐于谋利、勉励从业，厚厚积蓄这种势力来拱卫国家；这样的做法本来就有根基。没有听说处在衰败的风俗中、施行急切苛刻的政令，却能够实现富强的。日本在英国学习工艺技术的有二百余人，其中户部尚书恩娄叶欧甚至奉命出使，考察经制和财政出入，想仿照他们进行改革；而学习兵法的人很少，因为军队只是末节，各种创制才都是立国的根本。”他自称考察古代、验证当今，知道其中的贯通之处；从汉唐推及三代治理国家、怀柔远方的谋略，与今天的情形有哪些异同，并由此看出应当如何增减损益。光绪元年，他被起用为福建按察使，不久又命为侍郎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是建议讲求邦交，派遣使臣出使各国，并说：“西洋建立国家，根本和末节兼顾。

译他们君臣上下同心协力，谋求能够自立；我们正应当深入研究他们的情势，透彻了解他们的利弊，遇到交涉事务时，便可以大致掌握其梗概，凭此加以应对。”诏令任命他充任出使英法大臣，补授兵部左侍郎。中国派使臣驻外，自此开始。诏令下达那天，湖南籍在京任官的人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纷纷直言激烈地议论并劝他辞去。嵩焘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我就不敢推辞或趋避。连自身都不顾惜，又何必在意名声？君主忧虑，臣子便感到耻辱，正体现在这次出使上。”道员刘锡鸿请求随同出使，嵩焘认为他自负固执、不通晓事理，没有答应。锡鸿坚持请求，于是嵩焘便推荐他担任副使；两人后来互相背离、意见不同，祸患从身边发生。锡鸿以十条罪状弹劾嵩焘，最后说：“从候选简放的运使而授任闽臬，又从闽臬升任兵部侍郎，朝廷有什么对不起郭嵩焘的地方，而让他日夜怨恨不满呢？”嵩焘读后惊惶害怕，说：“这真是恶意交恶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君子推行自己的道，必定要有办法振作激励天下人的人心，使他们心悦诚服；还要调和生人的气质，使他们驯服，然后行事才不会受到怀疑，可是我做不到。自宋代以来，人人都能写文章、善于议论，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不论有知识还是无知，都能凭自己片面的见解比较长短、攻击剖析是非，却不能真正分辨是非。越是努力辨析，攻击的人就越加蛮横。因此君子听到恶声传来，便躲避它。躲避，是为了平息生人的气息，保存涵养内心的大和。受到朋党小人的伤害，我所奉行的道固然困窘，也确实没有因缘成就功业的明显成效和重大验证了。”于是径直回家卧病，不敢入朝。因为这件事，他叹息着对人说：“几十年来，我出仕或退居、进退取舍以及辞受取予，全都以义为准则。开始做官时，就自行发誓不把不义之财留给子孙。后来任粤东巡抚、出使西洋，别人所看作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我都按惯例支用，一分一毫也不多取。在任官期间，我把国家公款看得重于私款；私款有时可以借给朋友应急，公款却不能迁就。用这个标准衡量如今的人，许多都违背我的内心，有时甚至因此责骂、诋毁我，我总是怅惘不快。年轻时读《张子全书》，书中说：‘士君子处在太平朝廷，德行每天增长；处在混乱朝廷，德行每天衰退。’我对这句话很有感触。程子说：‘朋友相处，最重要的是彼此观摩学习、取长补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等到我做官以后，所见所闻有所进步。世道衰败，大体都在经营私利、背弃意气，只争个人见解；至于事情和道理究竟是否恰当、流弊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竟然完全不加考察。遇到有关事务，陈说纷纷杂沓，常常觉得言语很多而事情曲折迂回。庄子说过：‘这一方有一方的是非，那一方也有那一方的是非。’其实不过是隐瞒实情来谋求自己的私利和便利。经历得多、体会得深以后，我常常忧伤地怀有轻视这种作风的心情。后来才大悟说：‘张子所说的德行每天衰退，大概就在这里吧！’如果不反省自身，却怀着轻视别人的心，那么德行的衰退就会无穷无尽。承担事务在于自己，而事情辗转反复仍有未能实现的地方，是因为学识还不够充实！”他从海外归来居乡，共十三年，主持城南书院；又兼设思贤讲舍，祭祀王夫之，并在那里和学者讲习。他尤其善于谈论礼。早年曾与曾国藩讨论旧学，曾国藩曾说：“先王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经纬万端，关键只在礼。”但没有写成专书。嵩焘则研究礼而深造有心得，认为：“礼，是考察实事实情的书，是天下万世人事由此产生的依据；领会其中的意义，万事就能得到治理。”于是多年研磨锤炼，撰成《礼记质疑》四十九卷，折衷群经，把道理落实到行事之中；这正是他平素积累的学问。等到这些学问发而成为文章时，义理充足、文辞简练，尤其把曲折刚劲的意味寄寓在条理通达、文气疏畅之中；平坦舒缓之中自有峭拔起伏；这不同于曾国藩的瑰奇雄伟，也不同于刘蓉的流畅奔放。曾国藩追法韩愈的雄健丰茂，但语言不够收束；刘蓉学习苏轼的疏宕爽快，却余味不足。嵩焘则得到王安石文章的峭拔劲健，而锋芒又想加以收敛；畅达却不流滑，曲折而显出遒劲。碑传一类文章，以简约驾驭繁复，以叙事抒发议论，语言没有枝蔓对偶，文义明白恰当，出入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确实有益于史书裁制。他传世有《养知书屋诗文集》四十三卷、《奏疏》十二卷。六　王闿运　阎镇珩

译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都是一代名臣，声名施及四海；王闿运、阎镇珩，则是潜心修养的老儒，独自抱守先贤遗留下来的经典。两类人的处世道路不同，出仕或退处也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学问并不只是读书应试，志向在于匡正风俗；通晓经书是为了实行，写文章是为了治理国家，因此本来不同而实质相同。王闿运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只凭表面观察的人，只看见他立身行事洒脱不拘、与人交往不设界限，却不知道他幼年孤苦而奋发，质朴而内心郁结，为学从不厌倦，教人从不疲惫。他的学问，是人们所熟知的，这里不全部写出；这里只写他从早到晚努力学习以等待有人问难，启发后辈唯恐来不及，振兴扩大学风，甚至忘了自己将要老去。这才是我心中想要说的王闿运。我不怕详尽地从旁搜集材料，以表现他高尚可法的品行。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壬父”二字，他刻成篆文小印，像“文王”二字那样倒置，稳妥地把自己比作改制后的素王。相传他出生时，父亲梦见神人在门上题榜说：“天开文运”，于是取名闿运。但他天性确实鲁钝；幼年读书，每天诵读不到百字，文章也不能完全理解，同塾的孩子都嘲笑他。老师说：“学习却被别人嘲笑，这是可耻的。被人嘲笑却不奋发，还不如干脆不学。”闿运听后哭泣，回去便刻苦自励。早晨学习的内容，没有背诵下来就不吃饭；晚上诵读的内容，没有理解就不睡觉。十五岁时，才开始通晓古书训诂。十九岁补为诸生，与武冈邓辅纶、邓绎、长沙李寿蓉、攸县龙汝霖结成兰陵词社。他摒弃世人所说的诗和古文；作诗取法潘岳、陆机、谢灵运、鲍照，文章则追溯汉魏，号称“湘中五子”。二十四岁开始讲论礼，写成《仪礼讲》十二篇。二十八岁通晓《春秋》。他治学起初从礼入手，考察三代的制度，详细研究各种器物的形制和功用，然后通晓《春秋》的微言大义。他推崇《公羊传》，申述何休的说法，于是今文经学家的学说大为兴盛。当时学者承袭乾嘉以来训诂、名物之学，研习注疏，作文取法郑玄、孔颖达，有解释而无著述，重考证而略论辨，只拾取零散残缺的材料，却不知道修辞为何事；读者一连读上十行，竟想靠着几案躺下睡觉。闿运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因而慨然说：“文章，是圣人寄托思想的地方，是礼义寄寓的地方；历史依靠它取信于后世，人们依靠它作为语言。文辞不加修饰，意义就不能表达；意义不能表达，文学艺术就会废弃，风俗也将反归于混沌。何况文字的繁衍积累，都是仰观俯察所得，所以称作‘文’，就是说它应当像天上的星象、地上的鸟兽蹄迹那样，必定要灿然显著。如今如果这样下去，文章之道恐怕就要接近消亡了。然而，文辞不追求古雅，意义就不能合乎当今；任凭心意随意说话，就会离经义越来越远。因此，讲究文饰的人普遍崇尚虚浮，任意驰骋的人则炫耀自己的私见。所以可知，文章会随着德行不同而不同，难道只有政治和声名才彼此相通吗！要考察流传的风气，尤其要依靠总集。”于是他编纂《八代文粹》，广泛甄选历代典籍，使文章归于淳厚典雅；又为此叙述其根由，使文章必须符合经义。他自幼孤苦起身，未满二十岁便同士绅长者交往；唯恐礼数有所不周，便把自己标榜得很高，放言高论。成名之后，更加不肯谦让，外表似乎疏放散漫，内心其实十分矜持。二十二岁时，他在咸丰三年癸丑中举，应礼部试进入京城。当时尚书肃顺正掌握政权，延请他为上宾。一天，他替肃顺起草密封奏事的文书，文宗赞叹欣赏，问起草的人是谁，肃顺回答：“湖南举人王闿运。”文宗问：“为什么不让他做官？”肃顺说：“这个人不是得到貂裘就不肯做官。”文宗说：“可以赏给他貂裘。”按照旧例，翰林可以穿貂裘，但闿运嫌这是通过宠幸的门路求进，因此没有出仕。不久，文宗去世，孝钦皇后突然掌权，以谋逆罪诛杀肃顺，并牵连余党；而闿运先前因事前往山东。他收到肃顺的书信，立即赶进京城，听说肃顺已被诛杀，便在河边停下。他寄给南昌高心夔伯足一首诗说：“当时意气备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顷之间，酒味还留在口中，几回梦中哭泣春光重新焕发。”高心夔也是肃顺的门客，大概是禁不住华屋变丘墟的感慨。几十年后，闿运已经老了，主持船山书院时，一夜为客人诵读这首诗，谈起肃顺的事情，说：“世人都诋毁逆臣，而我亲自把他看作府主！”说着眼泪不断流下。那一年，他前往京师，托言参加计偕，实际上并未参加考试，而是暗中把卖文所得的数千金送到肃顺家中，以救济他的妻子儿女。闿运诙谐奇诡而且多有智谋，唯独在朋友生死存亡之际，情义和风骨如此严谨不苟。肃顺失败后，他踉跄归去，长期潜藏不出。后来曾国藩起兵督师，进入他的幕府，他告诉曾国藩：“您的文章，沿着韩愈追溯西汉，逆势而行，艰难难通；如果从诸葛忠武、魏武帝入手，进入东汉文章传统，就是顺势而行，容易通达。”但曾国藩没有省察采纳。曾国藩喜欢荐举士人，其中最出色的甚至由此起家做到巡抚、布政使。士人争相仿效，唯独闿运仍只做门客；文章写得雍容自如，不接受事务，往来军中，有时十天半月、几天便回去。后来曾国藩更加尊重他，其门客都称弟子，闿运却仍像过去一样做门客。他曾到江宁拜见曾国藩，曾国藩没有及时答复，却招他饮酒，闿运笑说：“相国以为我是来吃喝的吗？” 于是立即收拾行装离去，曾国藩追赶道歉，却没有赶上。后来他撰写《湘军志》，叙述曾国藩起用湘军以及平定太平军的始末，虽然褒扬夸饰功绩，但字里行间的意见含蓄而显明，叙述详尽却不失实，明显具有史家笔法。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自负靠血战攻下江宁来辅佐兄长，功劳辛苦都很大；读到这部书后愤怒不已，派人责问说：“都是你的老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刻画他们？”并毁掉了书版。闿运笑着对人说：“我在《湘军志》中写道：‘李秀成，是敌寇所倚重的首领。起初商议活捉送到阙下，后来见到被俘的敌寇都向李秀成跪拜，担心发生变故，便把他们全部杀掉；众人的议论更加喧哗，纷纷指指点点地说曾国荃，曾国荃自己悲叹辛苦作战却遭受当时的毁谤。’等等。我是替曾沅甫发愤而这样说，曾沅甫却因此怨恨并咬牙切齿地对我，不知道写文章的人不能同他谈文章；因此我感叹，令尹子兰实在难以企及。”然而，这部书实际上并没有大的讥刺弹劾；只是曾国荃把谤书看作诋毁，而那些只听声名、不察实情、对曾氏不满的人，反而真的把它当成太史公的史书来读了。唉，行动就会招来毁谤，名声也会随之而来，世态人情自古如此，所以闿运不发怒，反而只是发笑。既因肃顺党羽的关系被排斥，不能在当时任用，他便专心研究群经，用来开馆授徒。

译四川总督丁宝桢以礼相聘，请他担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他到任那天，召集诸生告诫说：“研究经书的方法，读《易》，首先必须知道‘易’字有几个含义，不能空泛地推演卦象。读《书》，首先必须断清句读。读《诗》，首先必须知道其中男女赠答的言辞，不足以颁布给学官、流传后世。把这三种陋习一扫而空，才可以谈《礼》。《礼》弄明白以后，才能研究《春秋》。”他又说：“解释经书，以认识字义为贵，而不是以懂得《说文解字》为贵。”又说：“写文章如果不取法古人，就会失去法度；如果写文章完全摹仿古人，就会失去自己的意思。不过，想要取法古人，必须先逐渐浸润于古文。先写论说事理的短篇，一定要做到成章。拿古人的成作为范本，处处临摹，像临写书法一样，一个字一句话，都一定要力求相似。这样一来，家书、信件、账簿记录，都可以摹仿古文。然后逐渐写记事文章：先取今事中与古事相类似的，比较着来写；再取今事中与古事相距较远的，比较之后附会着来写；最后取古人从未有过的今事，改写成文言。这样做，不经过十多年是不可能成功的，人却都嫌进步太慢。”于是教诸生诵读十三经、二十四史和《文选》。汉代儒生专门研究一部经书，诸生也应各自专治一部书，不要贪多，也不要漫不经心。每天有读书札记，每月有功课考核，而闿运勤勉地为他们校阅，顺着他们的长处加以成就，纠正他们的不足。有空便学习礼仪，如乡饮酒礼、投壶之类，三年后都变得文雅有礼了。后来，廖平研究《公羊》《谷梁》《春秋》，戴光研究《书》，胡从简研究《礼》，刘子雄、岳森通晓各经，都有自己的师法，能够不受阮元《经解》的拘束，这被称为“蜀学”，是闿运的功劳。他回去以后，主持长沙校经书院，后来调到衡州船山书院。在船山书院任职很久时，大吏前来拜访，有时他傲慢地不肯接见；但接待后辈，却比平时更加温和，说：“地位高、年纪大的人，精华已经耗尽，不如后辈值得敬畏。”他循循善诱。有人献诗给他，即使诗作鄙陋低劣、不合格律，他也从未不替其修改。其弟子、县人杨钧请教说：“这样的诗不成话，何必白费心力呢？”他回答：“人只要有好学的心，我就有诱导他的责任。如果因为他的作品鄙陋便轻视、拒绝他，他的求学之心就会受挫，精神也会消沉，不能不失去进步的希望；这样一来，即使是这种坏诗，他也不会再写了。”县人张正阳原本是铁匠，沉迷吟诗作赋，替人做雇工。一天晚上，他看见白桃花盛开。月色如锦绣般映照着花色，他忽然得到诗句：“天上的清高月亮，想来没有贪恋美色的心。娇艳的桃花如今献媚，流转顾盼之间，情意是多么深长！”姜畲、陈鼎见了大为惊讶，说：“你的诗多么像孟郊！不过，没有王先生，你不能成就诗名。”适逢大雪，他戴着斗笠、穿着木屐，穿一件单衣，踉跄着来到门前投递诗卷。守门人见他面容污垢、衣服破旧，拒绝替他通报。他便大声喊道：“我是凭诗来拜见王先生的，难道你竟要拒绝我吗？”守门人不得已替他通报。当时邑令设宴，县里的缙绅和王先生都在场，闿运当即打开诗卷朗读，回头说：“县里竟有这样的诗人吗！”便请他到上座就坐，座中宾客都惊愕不已。正阳满身泥泞，而众人穿着华丽的貂裘狐裘，嫌他会把衣服弄脏，没有人敢同他应答。闿运却殷勤地询问他，后来让他拜师学习，并补为诸生。他通晓三礼、《春秋》《尚书》《诗经》，讲解评议勤奋不懈，撰有《诗经比兴表》《礼经丧服表》，闿运感叹说，这是前人从未阐发过的内容。然而，在大力奖掖他时，闿运也没有废止规劝告诫。龙阳人易顺鼎，年幼时聪慧秀异，闿运称他为“仙童”。后来他因以道员身份不得志而感伤失意，署号“哭庵”。闿运便写信规劝他说：“我有一句话奉劝你，千万不可称作‘哭庵’。” 上面对君主和宰相，下对官吏和百姓，行走、停留、坐着、躺着，凭什么作为名号？臣子披昌，不应达到这种地步。若果真隐居而死，早晚哭泣也就可以了。况且事情并不是哭一场就能了结的，何况你又不哭，却冒充哭泣呢？闿运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他也恨自己没有整顿风纪的权力，只能坐看当代贤能豪杰流于西晋那样的状况，五胡之祸将要迫在眼前。因此借着你的事先发出警告。”他的言辞严厉到了这种程度。其弟子杨钧来请教作文，说：“怎么样？”他回答：“成名有余。”杨钧大为恐惧，说：“所谓‘成名有余’，恐怕是说我自立还不够；我怎敢不努力呢！”闿运说：“诗有流派，也有时代；文章没有流派，却有时代。我学习晋宋诗，逐渐深入古人的境界。至于文章，竭力追摹班固、司马迁，功夫用到极处，也只能达到像《明史》的程度，我心里很惭愧。等到写《湘军志》，才超越了时代。用几十年的苦心孤诣，仅仅能够免于写成明代文章。如果学习唐宋八大家，几个月就可以写得相像。学习俗语容易，自己运用却难。所以我不太劝人学习文章，怕耽误人白费心力。不如学习诗歌，摆脱时代限制，专门讲求流派。形成自己的流派，就已经能够跻身那个时代的上乘了。”杨钧则说：“我老师门下的弟子，文字通顺的并不多，他们都认为唐宋文章不值得用心，而以《史记》《汉书》为学习对象。所以他们常常反用虚字，造句尤其晦涩，反而不如当时一般文人驾轻就熟，能够做到没有一句话不能表达。他们写古诗不追求明白流畅，以拙朴为宗旨，多少可以掩盖文字不通的痕迹，所以老师门下多是诗人。闿运写文章，长于抒发感情、叙述事情，从容地讽刺议论，内容中含有诙谐奇诡之趣，以悠然自得表现出顿挫，而不以纵横驰骋作为曲折。他曾教人学习范晔的《后汉书》和魏武帝的文章。杨钧说：“魏武帝的文章没有长篇，而且作品也不多，怎么学习呢？”我起初听了很疑惑，后来才知道，他的短篇无不具备长篇的气势，不拘于骈文，也不流于散文，具有司马迁遗留下来的风格。闿运对杨钧说：“写墓志铭，必须叙述死者一生中不得志的事情，以区别于传记。”于是把自己所写的《刚直彭公墓志》传授给他，短短几幅文字，其中写道：‘然而他的遭际，是世人难以承受的。’果然叙述了彭公不得志的事情。从此杨钧的文思大有进步，深深领会了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的方法。门下弟子辑录他的诗文、笺启，编成《湘绮楼集》，共若干卷。杨钧说：“湘绮的文章，墓志铭是第一。几千年来，传记和墓志混杂不分，渐渐变成一体；而湘绮崛起后，体裁格调区分得很清楚，峭拔奇妙而轻灵，很难追寻其笔迹。”

译闿运对杨钧说：“汪容甫说：‘读书十年，可以不通。’‘不通’这两个字，俗人多半不能理解；不是读书有所收获、又肯虚心的人，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然而，这实在难以说明。汉学才有‘不通’的境界；宋学凭主观臆断，于是便没有什么不能解释的了。这种境界很高，读经可以达到。但研究文史的人，就没有所谓‘不通’。我不相信汪容甫真的能够达到不通。”宣统元年，巡抚岑春萱认为闿运是老儒，将他所著的书上呈朝廷，朝廷赐予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革命成功后，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以年家子的身份亲笔写信聘请他，他又回答说：“如今的弊政在议院，而根源起于学堂。那些蛮横暴戾的人，并不会损害治安；华士的巧辩之言，反而会改变风俗。他们的宗旨不过是猎取名声、追求利益，发展到极端便至于肆无忌惮。这就是我这个迂腐书生甘愿蜷伏、闭门自守的原因。”后来袁世凯强行起用他，让他担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三年抵达北京。有人问：“咸同中兴时，先生曾亲眼见过那些人物。现在的人才，比起从前怎样？收拾时局，有这样的人吗？”闿运沉吟了一会儿，笑着说：“以今天来看过去，今天人的才智大概还超过他们。只是从前人做事认真，而今人做事不认真；要想收拾时局，恐怕实在不能相信有这样的人。”不久，他因意见不合而回乡。他去世时，用一副挽联自挽道：“《春秋》表仅仅完成，幸赖有好儿子学习诗礼；纵横家的谋略没有实现，只空留下高亢的吟咏遍满江山。”这说明他并不把自己看作诗人。其弟子杨度颇得其传授的心法，学到了他的纵横之术。当时杨度因辅佐袁世凯谋求称帝而背负世人毁谤，于是挽闿运说：“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晓世间法则；平生帝王学，而今颠沛失意，愧对老师的传承。”这也是把闿运作为政治家来推许。然而同治末年，龙阳人易佩绅是易顺鼎的父亲，他通过郭嵩焘的介绍拜访闿运，谈论学术和政治极为融洽。郭嵩焘便写信告诫他说：“君子的学问，必须远离流俗，却绝对不可违背正道。壬秋竭力追求脱离世俗，结果没有一样不与正道相违，往往有甘愿附和流俗的见解来背离正道的人。只论文章，可以同他交友，也可以拜他为师。至于辨别人才的优劣、谈论事理的是非，他的话一旦进入耳中，就像喝下了狂药，会使人东西迷失方向、黑黄颠倒，颠沛失措而无法挽回，为什么偏偏还要反过来采用他的话，使自己陷入迷乱呢？” 可见，他确实是因为文章而推重闿运的。阎镇珩，字季蓉，石门人。他喜欢读书，却生长在贫困的山谷中，无法得到书，就向朋友借来《文选》和注本阅读，几个月便能够背诵。后来听说邻翁有《史记》，请求借阅，邻翁不答应；又请求到他家去读，邻翁仍不答应。但邻翁住处缺少柴薪，镇珩家有山场，便请求每天送给他一担柴，邻翁才答应。镇珩早饭后，便挑着柴、带着笔和纸前往阅读。一边读一边抄写，几个月便背熟了。等到补为县学生后，他用制举八股文教授乡里，同时推崇通晓经学、学习古人。正值王闿运声誉遍及东南、文采照耀一时之际，他却默默潜心修习，不追逐声名气势。他的学问以程朱为本，文章学习欧阳修、曾巩。他认为写文章是为了显明道理，经世致用必须以明白礼义为根本。他所遵循的途径，追溯根源于曾国藩；文章浩荡疏落，不事雕饰，与曾国藩的宽博相同，却不同于曾国藩的茁轧，也不被桐城末流的虚名摇动。他直抒胸臆，意思表达尽了，言辞便停止；思想确实，文辞充沛。当时的耆旧杨夷珍、郭嵩焘等人，都降低辈分同他交往。杨夷珍尤其以古文自负，便把女儿嫁给他续为妻室。然而他写古文并不靠亦步亦趋来成就自己的名声。杨夷珍精心锤炼文字，但笔力迟钝，不免流于雕饰；镇珩则平坦舒展而气势浩大，自然而端方雅正。当时汉学极为盛行，湘楚一带风气如此，人人都以追求博通广闻为高，却以谈论程朱为可耻。至于文章，则极尽奇诡艳丽，推崇齐梁文风。镇珩常常告诫门人说：“学问不分古今，能够适合实际使用的，才叫贤明。烦琐破碎的章句之学，有用吗？没有用吗？一百多年来，人人都喜欢猎奇炫博，以此倡导汉学，自以为超过元明、胜过宋唐。然而那些人正逢时世安定无事，侥幸窃据高位，像纪昀、阮元这类人，究竟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从君子的角度看，他们表面上荣耀、闻名，却苟且求取富贵，即使说他们实际上不存在，也可以。治学应以穷究事理为先，其次没有比通晓古今事务更重要的，诗文反而是末事。古代君子，学问充积在心中，道理得以明白，事务得以通晓，并不曾把全部心意用来写成文辞，但写出的文辞没有比它更好的。如今的学者炫耀奇异广博，追逐夸张华丽，喧哗于世以求宠爱和利益，但回到内心去看，却什么也没有。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韩愈说：‘根本深厚，枝叶才茂盛。’这两句话不只是说写文章的道理，文章也不能超出这个原则。古代的圣贤从未有意学习写文章，只是内心有不得不说的话，因事把它写在简策上；于是道成为文章的根本，气成为文章的作用。道理充实了，所以文气也充实。如今研究文章的人，所得的全是古人的皮毛；一个字写得奇崛，对文章并无轻重关系，却斤斤计较，自以为合于古法。至于他的道，我不知道；他的气，我也不知道。像这样，他越是追求接近孟子、韩愈，实际上就离孟子、韩愈越远。况且韩愈的许多碑铭，多半仍沿袭汉魏雕刻般的习气，只是文章中的一种体裁，对道理没有关系。古人最高的造诣，不在这里。至于他的《原人》《原道》《原毁》《争臣论》《佛骨表》《上张仆射》《答孟尚书书》《送王秀才》《浮屠师文畅序》，那些文章言辞宽厚平实、质朴直率，没有艰苦拘谨、晦涩不畅的姿态，读来只觉得真挚充沛的气息充满字里行间，与六经、孟子的文章相通；至于文辞和思想相合的程度，自荀卿、贾谊、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没有超过他的。文章之所以可贵，并不只是声音和文采精美到极点，使人无法再增添什么。

译文章从内心所得，有达到极致的，也有未达到的；它表现于外部时，无不按照内在所得的程度呈现出来。凡是勉强造作、虚假写成的文章，都不能与作者内在的修养相称。所以眉山苏氏说，‘文辞达到能够通达意思的程度，文章便有无穷的用途。’即使孟子、韩愈的文章，也以能够通达意思为限；但他们之所以能够通达，究竟根源在哪里，我不能不反复思考并慎重取法。文章到了唐末五代，文气衰弱疲惫，不能振起。北宋诸子加以矫正，使它振作起来。其中最显著的，是庐陵的欧阳修、临川的王安石，连同南丰的曾巩，合称三家。大体上都是浸润于六经而写出文章，其中曾巩最为没有瑕疵。文章不能只是徒然写作；六经是谈论道理的根源，诸子有时背离它而走远。扬雄、王通没有自己的道，却强行装饰经书的言辞，外表相似，实质却丧失了，学者最终没有谁看重他们。曾巩的学问深厚精湛于经术，在道理上纯粹无杂，所以表现在文章中，便深厚而精纯，反复铺陈而有许多说不尽的意味，浩瀚自在，与道理极为相合。他与孟子、韩愈虽然途径不同，却可以同归于正道。近世谈文章的人，诋毁方苞而推重胡天游。胡天游在文章上本来没有什么所得，外表虽然铺张成怪异险僻，内里其实空虚贫乏，文气闭塞滞涩而不能流动，就像画鬼的人用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欺骗世人，技艺高下也就无从谈起。方苞浸润经术很深，不烦琐雕饰，自然雅正洁净，纯粹是儒者的言语。姬传在修饰整饬方面，确实从古人那里有所心得；然而把唐宋以来宽裕恢宏博大的气象，一变而为局促狭窄，读他的文章，就像游览穷岩绝壑，视野狭窄，心情也舒展不开。与方苞相比，不知该怎样评价，但总的说来，他距离韩愈、欧阳修还很远。近代作家中，曾文正才力豪放纵逸，凭借自己的迅疾笔力，一路奔放，有时超出法度之外，但从未与道理不相符合。他的文辞宏伟而有辩析力，文气充沛，能够通达；古代立言的人大多如此，哪里只是孟子、韩愈如此呢！”曾国藩探究汉代扬雄、司马相如的源流来学习韩愈，竭力营造雄奇瑰伟的境界，以纠正桐城派舒缓软弱的缺失。而镇珩则取法宋代欧阳修、曾巩来学习韩愈，力求以坦荡浩落的文气写出文章，彻底洗去湘乡派茁轧的文风；含蓄而宏深，发挥而盛大。义宁人陈三立以古文著名，镇珩对他说：“近代作家中，最难得到优游宽博的气象。”陈三立认为说得对，说：“愿意和您共同努力。”镇珩又根据这一意思写骈文，也不加涂饰，不堆砌典故，放言写在纸上，气韵自然形成。湘乡人张怕纯的妻子何氏能写诗，镇珩为她的诗集作序，其中有“清晨在关河边道别，丈夫远行万里”的句子。善化人瞿鸿禨读到后，极为赞赏说：“真是六朝人的语言啊！”他所作的《漂母祠碑》《吊春申君文》《吊吴越钱武肃王文》《吊罗昭谏文》《屈贾合集序》《游兰亭记》等篇，浮华的藻饰既已洗净，古雅艳丽的风采自然生成。他与王闿运同时而文格不同，同样疏朗，区别在于闿运弘厚润泽；论标致不如闿运，论意趣气度却超过闿运。大概闿运取法徐陵，出入于潘岳、陆机之间；镇珩则脱胎于范晔，兼取曹植、孔融。他自己说：“起初学习唐代四杰和李义山，志向只在追求流丽，往往混入袁吴一派。到写《吊钱武肃王文》时，才专门写成魏晋人的体格。”他的诗也任意创作，力求优游宽博，盘曲刚劲却不流于生涩，疏宕开阔却不落于浅俗；不学曾国藩那种生硬排宕的笔法来学习韩愈、黄庭坚，也不同于王闿运以华丽繁密的文辞追摹陆机、谢灵运，只是学习杜甫而得到了杜诗跌宕起伏、明白显著的特点。他性情勤勉谨慎，一刻也不肯因此懈怠。既然受人之托，就一定尽心尽力。光绪十九年，瞿鸿禨任浙江学政，聘请我到杭州校阅文章。住处刚刚安排妥当，鸿禨拿出他录取的优贡试卷给我看，其中颇有几份不合我的心意，我立即提笔改阅了最初两名陈生、王生的卷子，几乎涂改殆尽。鸿禨十分佩服。学政署西面有一座亭子，名叫定香亭，是前任学政阮元所建。鸿禨重新修葺了它，并为它撰写记文，派人拿给我看，还送信说：“古人诗中说：‘平生风义兼师友。’请您尽管狠力删改，就像改阅诸生的试卷一样，只怕您改得还不够多呢。”我依照他的意思办理。第二天，鸿禨来道谢说：“劳烦您替我删改记文，只是我把自己比作阮文达，实在惭愧，未免僭越。”我笑着说：“阮文达并没有什么丰功盛德足以和古代贤人相比，只不过凭文采风流在一时显耀罢了。您拿自己同他相比，我还替您感到羞惭，怎么反倒怀疑这是僭越呢？”鸿禨默然无语。不过他性情确实乐观平易，见到别人有一项技艺长处，就一定到处替他宣扬，仿佛不说出来就不痛快。他曾主持澧州的渔浦书院，眼病已经很久了，却在白天点灯，伏在案前批阅诸生的课文。较差的放在案子左边，不列等级；好的放在右边，并发给奖赏。有一个学生一直窥伺在他肘后，看见自己的卷子放在左边，便把它抽出来，混进尚未批阅的卷子里；不久鸿禨批阅后又把它放到左边，他再次把卷子抽走，像这样做了三次。于是鸿禨揉着眼睛站起来大声说：“这里难道是科场吗？我校阅文章也有鬼神在旁边窥视监督吗？”诸生把这件事传作笑谈，但无不感叹他校阅时极其谨慎、极其勤勉，实在无人能及。湖南学政以“博通古今，孤介绝俗”向朝廷推荐他。朝廷授予他训导之职，吏部选定缺额后，他没有赴任。到了宣统年间，朝廷征召他担任礼学馆顾问，他也没有出仕。此后他独自闭门谢绝人事，发愤写成《六典通考》一书。他认为：“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俗儒，往往摘取汉儒的章句，穿凿附会，标新立异，把这称作经学。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因此惊叹而宠信他们。其实他们都是庸俗鄙陋的下等才材，根本不值得放在口头上议论。读书人本来应当为国家建立制度、办理政务；区区拿着简牍，注释一部经书，怎么值得尊贵呢？我曾经考察古代圣哲君王治理天下的办法，没有比礼更好的；礼的体制和作用完备灿然，没有比《周官》一书记载得更全面的。曾子固大力引用唐代《六典》，认为其中得到了《周官》的精髓；明太祖顺应时势建立政制，撤销中书省，加重六部尚书的权力，几乎想恢复周人设置官职的旧制，这一制度沿袭至今，于是没有废止。六经，是圣人治理天下的书，其中的言论没有一句不与道相合。汉代以后各位君主，有的合乎大道，有的背离大道；但根据他们施政的成败得失，可以推知当时政治的治乱，而那些散佚的典章和遗文，依靠史家的记载才得以保存，也无不与经书的训诫相互印证。孔子所说‘百世可知’，正是这个意思。

译过去我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惊叹它内容宏大、知识广博，但也颇为怀疑它征引的材料过于杂乱，像大拇指和脚趾相连、旁枝横出的异物一样，旁涉歧出的内容太多，使读者不能不茫然失措，失去自己的取守。而且五礼对于六典来说只是一端，不能概括六典的全部；我想汇集所见所闻，另行编次成书，读史有所心得，就随事记录下来。积累了十三年，写成《六典通考》，共二百卷。我自认为，对于先王的大经大法，已经考究清楚了它的来龙去脉，希望能够匡正补益杜佑、马端临的《通》类著作以及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并且对世道的治乱、兴废有所补益。从前曾国藩撰写《二圣哲画像记》，说：‘先王之道，用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安排万事万物的，只有礼罢了。要辨明后世制度沿革的关键，想全面考察天下的治国大法，一定要从杜氏《通典》开始。马端临《通考》与杜氏著作大体相当，无不把礼看得极为重要。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把天下古今幽明之间的一切事务都纳入其中，并用礼贯通起来。’这就是阎镇珩学问的根本来源。当时王闿运才华很高、志意宏大，想超出曾国藩另行开创新的风气；而阎镇珩气节严正、性情刚直，则推本于曾国藩，把他作为后辈的楷模。王闿运学问广博而门户之见很重，阎镇珩操守耿介却不免固执；然而如果没有阎镇珩的固执，也无法挽救王闿运的博通。王闿运傲视公卿，纵情于文史，以经术作为文章的润色，以文章来求取功名，声气交游极广，放纵而不能回头；阎镇珩却把声名利禄置之身外，默默地做君子，笃实而内含光辉，足以使自己的志意日益更新。他独居深思，感到自己身处衰乱末世，每每为百姓生活的困苦、士人风气的日益偷薄、学术的不纯正而长叹，并发愤发表议论，认为：‘君子守持自身，不能不端正；而他做学问，必须使自己达到广大境界。智慧足以周遍认识万物，仁德足以惠利无穷；即使普通男女中有一人没有受到他的恩泽，也好像是自己把那个人推入沟中一样，难道还能整日安然自得吗？山林中幽居默处的士人，违背天理而任意行事，闭门独游，他们只知道把贫贱当作自己的快乐罢了。难道不知道那些先忧后乐的君子，虽然自身处于困穷贫约之中，却未曾不把天下国家当作自己的责任吗？他们经历劳苦和变故，而内心反而更加趋向光明。因为坚忍的操守早已在内心确立，所以外界突然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困厄。因此说：‘贫贱忧戚，玉汝于成。’ 那些流俗之人不能体察这一点，反而因为君子不让自身放纵享乐，就讥笑君子，难道不是荒谬吗？当初罗忠节公还是诸生时，家境十分贫困，每年仍聚集门徒讲授学问，所讲的都是古今治理天下的大略，没有一句涉及世俗的利禄之学。乡里听说后暗中讥笑他，罗公却没有因此改变。后来战事兴起，他召集并率领义军，为国家讨伐贼人，功业虽然没有完成，但他的学术纯正、气节高尚，已经不需要我再加评论了。他那种忧心忡忡、从不让自己放纵享乐的心志，从平民一直升任到台司，也未曾有一天改变。不过，如果不是深入了解罗公一生并且在学道上有所自得的人，见识就达不到这一层。我曾说，当今人心的弊病，在于处在贫困中却勉强仿效富人，没有资财却喜好奢侈靡费。耳目所接触的声色娱乐，任凭欲望放纵以求快意，花掉千金就像丢弃草叶谷粒一样轻易；至于兄弟、宗族亲戚中挨饿受冻的人，却冷漠地看待他们，简直如同秦地人和越地人相遇一样毫不相关。像这样，即使把天下国家全都交给他，他哪里会知道忧虑呢？也不过是把快乐私藏在自己一身之内罢了。”罗正钧有《北岳遗书》二十一卷传世。郭嵩焘读了他的文章，认为很好，写信赞许推重他，说：“议论深沉笃实，对世道人心的教化有益。他竭力批评近世谈汉学的人，上至高邮王氏；这些议论全都是确有心得，并不是为了争门户之长短。” 想来在他动笔施展时，巨大的刀刃已经摩天飞扬了。从前孙芝房撰写《刍论》，推究汉学流弊，认为它足以扰乱天下，曾文正颇认为这种说法过分。我曾考察《刍论》立论的宗旨，它并不是说扰乱天下是汉学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汉学家气势凌厉、见闻炫耀，把宋元以来所守持的程朱学派藩篱全都排斥掉，务求把它们挖去。只是他们把循规蹈矩、谨守规范的人排斥在学术之外，长久积累下来，形成了贪婪、暴戾、傲慢的习气，却泰然自若，不认为这是错误。乾嘉年间最初创立这个名称时，其中也有许多聪明、博大、通达、善于辩论而知识广博的人，但十年之间，这些人的才气就消磨殆尽了。可是这种习气侵入人心，彼此相互倾轧，再也没有廉耻礼义存在；若说他们凭借这种学术扰乱天下，并不过分。从前这种风气在江浙最为严重，如今又逐渐影响到湘中，人人都把排斥程朱学说当作抬高自己声望的名目，我对此内心很忧惧。非常希望能有像您这样的人，和我共同匡正并维护它。读着他的书，仿佛可以想见他这个人，也不禁悠远而深沉地思考起来。”},{ 七　邹代钧、罗正钧

译王闿运、阎镇珩隐居山林，邹代钧、罗正钧则在仕途中沉浮；但他们都勤勉不懈地钻研学问，对上进言，对下教诲，始终坚持一生。因此，他们本来都是辅佐世道、长养百姓，只是道路不同而已。由此可知，出仕或退隐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准则，并不等于脱离群体；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是想及时发挥作用。邹代钧，字甄伯，将要出生时，他的祖父汉章曾梦见毕秋帆、沅相二人，因此又取字沅帆。新化人。祖父汉勋博学，在湖南很有名，尤其熟悉州县城池的形势和沿革；邹代钧受到家学熏染，曾说：“对于经世致用最切近的学问，没有比史家的地理学更重要的了。”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学问，始于我们无锡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后来武进人李兆洛朱印康熙、乾隆两朝的《皇舆一统图》，并把古地名用墨笔注在图上，从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直到明，绘成二十幅图，名为《历代沿革图》。这样一来，中国地域古今的沿革，就清楚得如同在手指掌握之中。魏源私下师法李氏，但颇不满意顾氏的书，认为：“它多讲进攻而少讲守备，多讲夺取而不讲防御，不过是动荡时代策士的言论。”顾左宗棠不这样认为，只称赞顾氏“熟悉古今成败的迹象和彼此之间的形势”。邹代钧则潜心研读、探究顾氏之书，亲手绘制地图，认为：“康熙舆图，是通过测量确定地理位置绘成的。乾隆年间，朝廷命何侍郎携带仪器走遍各省，予以增补订正，这就是乾隆内府舆图。要了解古代的地理形势，应当先据此绘成地图，然后辨明今天的某地就是前朝的某地，再向上追溯，直到经书、史书最初记载该地为止。用历史来验证地图，用地图来校正历史，即使不一定完全正确，失实的地方也会很少。”然而他没有完成这部书。邹代钧则推本于家学，完成了左宗棠未能完成的事业；他完全以今天的地理为依据，把历代疆域、战争、港口运输以及江河迁徙等事情贯通起来，竭力探究到底。他二十多岁时，补为县学生。打开箱子读祖父所著的书，背着它走了千里路，到酒泉军营拜见左宗棠，请求作序并刊行。左宗棠以参军谋的身份上奏保举他，使他得以担任县丞。光绪十一年，贵池人刘瑞芬以太常寺卿身份奉诏出使英吉利、俄罗斯两国；邹代钧通过两江总督曾国荃的介绍，得以担任随员。随员按惯例有二十人，邹代钧列在十九人之末。但他志向气节磊落，不因官职卑微而自我局限，胸怀远大、思虑深长，纵览欧亚全局，提出建议：“修筑铁路，从东三省起，横贯蒙古直到新疆，与俄国从中亚细亚横贯西北利亚的铁路并行；同时迁移百姓、开垦边疆、发展商业、便利工业。这样我就不把那些地方视为瓯脱，俄国自然不敢萌发用兵之心。” 他又说：“高丽夹在日本、俄国两大国之间，形势上不能自保，而我国又没有力量保护它；如果狡猾地借机开拓疆界，哪一个国家没有这种做法？不如联合东西方友邦，由各国公开保证高丽国的永久中立，就像欧洲的瑞士、比利时、卢森堡一样。”刘瑞芬据此入朝报告，并让邹代钧起草文稿。奏章呈上后，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其余十九人都相视暗笑，只有邹代钧独自忧虑，叹息说：“我的谋略恰好没有被采用，今后如果因为它与旧策不同而发生祸患，必定会有后悔不及的时候，那时叹息又有什么用呢！”英国人争说哲孟雄是印度所属的一个小国。总理衙门把这件事咨询刘瑞芬。刘瑞芬召集随员商议，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发言。只有邹代钧侃侃陈说，认为：“哲孟雄属于西藏，不属于印度。”他援引古代和当今的事实加以证明，退下后又详细写成意见献上。刘瑞芬一向倚重掌书记方某，便召他来把意见给他看。方某厉声说：“书生拘泥古说，却不懂时务，哪里知道国家大计？我大清泱泱大国，难道会在意这个方圆七十里的小部落吗？英国想要的东西，不如给它，以此交好。”参赞马格里是英国人，他反驳方某说：“邹先生是研究地理的，他的说法凿凿有据；如果把它翻译后回复英国外交部，为什么不可以采取适当的处理呢？” 方某于是畏缩不言，刘瑞芬采纳了邹代钧的意见。英国外交部果然无话可说，按照租借的先例作出决定。此后凡有交涉，没有不向邹代钧咨询谋划的，他的精神也渐渐舒展起来。有空时，他便专心研究地理学。一天，他闭门独处，暗中推算里程差异的原因，突然有所领悟，说：“用尺子测量土地，尺子有误差，土地的测量结果也随之产生误差；用土地来确定尺子的长度，土地有标准，尺子也随之有标准。用土地确定尺子的长度，这叫作迈特；迈特，是法兰西尺度的名称。一迈特等于地球子午圈四千万分之一；拿我国的一尺同迈特相比，是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万分与四千万分之比；我国的一尺，恰好等于三十万八千六百四十二分之一百万迈特。”于是他按照这个比例制定中国的舆地尺，地图绘制才有了准绳。任期届满回国后，朝廷叙录他的劳绩，报告并授予他知县之职。当时清廷正开馆续修《会典》，邹代钧上书五千言，论述测绘地图的方法，其要点有三：一是测量天度，二是测量地面，三是依照比例绘制地图。他的论述周密详尽，后来从事测绘的人把它作为典范。西方人傅兰雅读后心悦诚服。而他关于测量天度的论述，以经学为根本，熔合西方方法，尤其阐发了前人没有阐发的内容，也弘扬了家学。在这以前，魏源撰写《书古微》时，邹代钧的祖父汉勋曾绘制《唐虞天象总图》，接着绘制璇玑内外图、玉衡三建图；这些图都把北方作为定位基准，分别按照平旦、夜半、初昏以及中星、用事等情况绘制各图，并说：“善于谈论地理的人，必定要把地理同天文结合起来。地理与天文相合的地方，最明显的是北极高度和东西偏度。绘制地图而不符合天文度数，势必准确的少、误差的多。”邹代钧大概是推本于他的说法，并进一步向上追溯《周官》，认为：“地体是浑圆的，它南北两端的两点，正好对应天空南北两极；地球中部的大圆，也正好相当于天空的赤道。如果人在北极之下，就把北极当作天顶。人逐渐向南行，看到北极逐渐降低；到了赤道，北极就与天平线相合。南极也是这样。因此，地球南北各地不同，北极出地的高度也必然不同。东边地方的日出日落早于西边地方的日出日落。周天三百六十度，与天周相应；每度六十分，共为二万一千六百分。太阳运行一周为昼夜，分作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六十分，共为一千四百四十分。所以一小时的一分，等于一度的十五分。

译四分时等于一度。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以东一度，那么这个地方的日出日落就比那个地方早四分时。因此，地球东西位置不同，日出日落的早晚也必然不同。测量天文度数，必须先确定午线，例如京师的中线、英吉利的格林回次、法兰西的巴黎，以及从前西方地图所采用的福岛，都是午线。《考工记》说：‘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执／木】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按照这段话，是说匠人在建国时，要在夏至这一天确定该国的午线。‘水地’，是说用水平的方法测平地，就像西方人使用瓶水准仪一样。‘县’，是悬垂线。所谓使地面水平，就是必须使地面与垂线成直角。‘【执／木】’，是表臬；竖立表臬，使它像垂线一样垂直，然后观察它的影子。日出时的影子和日入时的影子必须等长；考虑到标记影子末端可能不准确，于是取一个影子的长度作为半径，以表臬底部为圆心，张开圆规画一个平圆；两个影子的末端都与圆周相交，这样就严密吻合了，这就是用圆规标记日出、日入时影子的方法。再把两个影子末端之间的圆周折取中点，从那里向表臬底部画直线，这就是午线的方向。郑玄注释说“量出两处交点之间的中点，弯曲连向表臬，这样南北方向就正了”，说的就是这个。又因为日中的影子有长有短，必须同所画的午线相合；再拿日中的影子与“极星”相互参验。北极附近的句陈星，就是《尧典》所说的“璇玑”；“璇”是“旋”的通假字，“玑”就是极，意思是句陈星是环绕北极最近的星。这里的“星”，就是《尧典》中的“玉衡”、《尔雅》中的“斗极”，也是晋代以后天文志所称的“黄道极”。夜间观察句陈、玉衡处于直垂线上，那么赤道就与黄极相对应，并且同所画的午线相合，这就是“夜考之极星”。大司徒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南北远近，校正日影。“土深”指南北方向，“日景”指东西方向。夏至这天正午，南面的日影短，说明土地在南方、距离太阳较近，所以土圭的影子短；北面的日影长，说明土地在北方、距离太阳较远，所以土圭的影子长。这就是确定南北纬度的道理。太阳在东方、影子到了傍晚，说明土地在东方；太阳运行到该地的午线时，东边土地上的影子已经到了傍晚。“月西景朝”，意思是地在西方，太阳经过该国子午线的正午时刻，西方地区的影子才朝向东方。这就是确定东西经度的原理。西方人确定本国子午线，也采用测量的方法，并参考指南针，排除电磁偏差，校正子午线误差，使其极小，以观测日星经过正午的时刻。他们在各处测量经纬度时，从日晷将近正午到日晷过午，使用纪限仪或经纬仪多次测量太阳的高度弧，取其最高处，作为当地太阳过午线距地平线的高度，也就是当地的天顶度；再与当天太阳赤纬的南北方向相加减，就得到当地北极出地的度数。于是先用极为准确的时钟，在太阳经过当地子午线的正午校准时间，携带它到当地，测得当地正午，再与时钟比较早晚，相差多少时分；把时分换算成度数，就知道当地位于该国东西方向多少度分。只测定一次正午，便可确定地点的东西南北。古今中外，都像符节相合一样。善于谈论地理的人，必定要与天文相合，这是不可不首先致力的事情。”总裁王大臣认为这个主张很好，上奏请求任命他为会典馆纂修。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令他主持绘制湖北全省地图，同时担任会典馆差事，上奏后得到皇帝下旨批准。地图绘成后，又附上说明，其中说：“武昌、荆州、襄阳，同为湖北的重要城镇。然而荆州扼守长江，却不能扼守汉水；襄阳扼守汉水，却不能扼守长江；武昌处在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可以控制东西方向的命脉，可以扼住南北交通的要冲，不仅是吴、楚所凭借争夺之地，实在也是四方辐辏汇集之处。看了这幅图，就知道各地的轻重了。”张之洞认为这是卓越的见识和伟大的谋略，大概超过顾祖禹了。代钧喜欢谈论军事谋略，对于东南海防、西北边情，陈述得确实而具体。中日战争爆发后，我军屡次失败，代钧向当权者陈说应当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不应把希望寄托在侥幸取得一次胜利上。他说：“应当把全国分为五镇，轮番推进作战，同时在京津驻扎重兵作为中央力量；派偏师在辽阳、牛庄、海盖等战地游动巡逻，敌人强大时我军后退，敌人前进时我军从侧面骚扰。即使暂时退走也不以为耻，只同他们周旋；尽快训练军队，使他们疲惫，用各种办法误导他们，未必不是以弱胜强、转败为胜的办法。”他又建议联合南洋、北洋、闽、广的水师，在海上巡逻截击，切断日本人的运输，以阻断他们后续的军械和军队，因此安排得十分周密。他的奏书累计数万字，却没有人理会，最终割让土地、缴纳钱币而请求结盟；他也只能含恨而已。于是德宗鉴于先前的失败，想通过变法来求得自强，下诏开设经济特科。张之洞以及湖南巡抚陈宝箴、广东学政张百熙、札部侍郎曾广銮，都把代钧的姓名上报，但他坚决推辞，没有应召。后来北方发生拳乱，八国联军进入京城，逼迫清廷接受城下之盟；于是清廷把维新看作讨好外国，开始兴办学校，并下诏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于是奏请起用代钧，任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实际是在光绪二十八年。第二年，他任《钦定书经图说》纂修兼校对官。书成后，提升为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后来张百熙奉诏筹设学部，代钧上书说：“正值新旧交替之际，最担心的是新知识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旧学却已经先行灭亡。应当以旧学为根本，以新学为作用；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奇异、邪僻、偏颇、放纵的弊病。学部的设立，应当把干预各省学务作为宗旨。所谓干预，不只是文书往来：一个乡、一个村没有学堂，是学部的责任；一个男子、一个女子不知道学习，也是学部的责任。”学部成立后，他被补授员外郎，调任参事厅行走，都因病推辞。

译到光绪三十四年，他将要担任提学山东的职务。诏旨尚未下达，代钧很快因卧病不起，死于武昌舆地学会。此前，代钧随使者出使英国时，购买了英、法等国刊行的地图，装满车辆带回。义宁陈三立、钱唐汪康年、达县吴德潇，都是年轻而意气锐进的人，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代钧告诉他们：“英国兵部、海部的舆图学，从创办至今已有二百余年，从未中断。由此可知，他们之所以雄长于五洲，在地理方面确实早有深入研究。朝廷政务繁多，无暇顾及，连我这样的草野之臣也应当去做。”兰人极力赞成这个主张。于是创办舆地学会。他虽往来于湘、汉之间，因公务奔走各地，但制图局总是随身携带；综合绘制中外地图七百余幅，并翻译、绘制西方人的地图，按照原图比例，原来使用英尺、法尺、俄尺的，全部依据中国舆地尺改为统一尺度。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根据地图都能求得以中国里数表示的准确比例，这是五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事。他的族子永煊、永良、永修，都传承了他的学问。舆地学会的创办，永煊、永良出力最多。最先绘出的亚洲样图，就是永良亲手绘制的。永良，字易卿，曾协助代钧测绘湖北全省地图，编有《测绘综要》四卷，并在序言中阐发宗旨说：“地图的制作，不外乎测量和绘制两端；而算术，是测量方法的根本，测量方法，是绘图工作的根本。这些事情并不难，道理也很明白；可是那些自以为珍奇、故作秘密、卖弄技巧的人，却把它们写进书中，并且对于测绘过程中的层层累积和曲折变化，故意把言辞写得深奥，使人苦于探究；阐发得少，言辞就晦涩，议论写得隐微，意思就不明白，他们以为不这样做，人们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技艺精深。于是把深奥的说得浅显，把晦涩的说得明白，把繁复的化为简略，把缺少的加以补充。先讲算法，其次讲测法，再次讲绘法，最后解释器械，条理清楚，不分中式方法和西式方法，这样才容易理解、容易实行。其中有采用旧说的，有采用旧说的道理而改用浅显说法的，有综合几种说法形成的，有把一种说法分开散见于各处的，间或也有暗中附会自己意见的。文字多有沿袭，只要不妨碍大家理解就可以了。”光绪三十二年，代钧先于他去世。代钧叹息说：“我失去了一条臂膀啊！”代钧死后，舆地学会也随之解散。所有地图底本和制图器械，大概都被学部买去，却不知道怎样使用。永煊担心家学逐渐失传，于是起来继承，先在武昌创办地学社，名为“亚新”，永修实际上也出力相助。永修，字觉人；永煊，字焕庭。永煊死后，他的儿子兴巨很有才能，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兴巨字伯庚。他的父亲永煊出版的地图，大约有三十种；兴巨则随时调查，随事订正，对各项事务制作表格，对各省撰写说明。既继承遗志、记述事业之后，出版的著作更加繁多；他把永修作为宗族中的长辈，亲自登门请教，永修一定先说明编纂原则和体例，为他的书作序。他为《河南道县图》作序时说：“顾宛溪议论河南的形势，有这样的话：‘宛（南阳）不如洛（洛阳），洛不如邺（安阳）。’唯独没有列举汴梁，是因为那里没有可以据守的险要。闭关自守的时代，有利于凭借险阻；开放港口的时代，有利于交通流通。地势险要并不足以凭借，人为的险阻才足以维持局面。铁路可以穿凿空地，电信可以调动军队，所以山川丘陵在蒸汽机尚未发明以前能够限制人，在蒸汽机发明以后就不能限制人了。河南自黄河向北迁移以后，东部的祸患便平息；铁路在中部交会，京汉铁路贯通南北，汴洛铁路贯通东西，周郾、道清等铁路，都足以辅助军队运输粮饷。江淮的米粮已经充实仓库，燕赵的精锐军队一个早晨就能渡过黄河。古今形势不同，平险的形势也不同；假如顾祖禹生在今天，一定会改口说：‘邺不如梁。’”能够斟酌古今而不拘泥于旧说，确实是发明了顾祖禹尚未发明的道理啊！兴巨死后，他的儿子新垓继承了他的事业，承接前人的光业，不懈怠而更加修治；祖父、父亲、子孙接连承继，邹氏的舆地学到这时已经超过五代了。清朝末年以来，前后出版的舆图大约有三百种，其中附有说明并装订成册的占十分之三。我特意仿照《太史公书·孔子世家》《老子列传》的体例，记述他们世代继承的情况，以彰明这一家学说。从新垓上溯到代钧，代钧是曾祖父一辈。代钧一生勤勉劳苦，却从未把做官求禄放在心上。他曾主持两湖书院、京师大学堂，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弟子。他所编纂撰述的著作，除舆图外，还有《西征纪程》四卷、《光绪湖北地记》二十四卷、《直隶水道记》二卷、《中国海岸记》四卷、《会城道里记》二卷、《中俄界记》三卷、《蒙古地记》二卷、《日本地记》四卷、《朝鲜地记》二卷、《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阿富汗、俾路芝六国地记》八卷、《五洲城镇表》一卷、《五洲疆域汇编》三十一卷、《西图译略》十二卷、《文存》四卷、《诗存》一卷。罗正钧，字顺循，号劬庵，晚年号石潭山农，是湘潭人。他年轻时家贫而勤苦读书，读王夫之的著作，感慨仰慕王夫之本人，刻了一方印，印文是“船山私淑弟子”；又搜集旧闻，补辑仪征刘毓崧的《船山年谱》二卷、《船山师友记》十七卷，以寄托自己的心意。年过弱冠后，他背着书箱到长沙岳麓书院求学，以郭嵩焘为老师，并与湘乡杜俞元穆交友。杜俞才气无人能比，正钧也喜欢议论，务求压过同辈、出人头地；但两人彼此友好。杜俞当时在本县东山读书，因此得以完全认识他的同学黄煦海霞、朱应庚恢元、陈瀚子瀞、曾希文仙亭、张通典伯纯等人，这些人就是所谓“东山十子”。他们志向纵横，互相唱和作诗，每逢登山聚会，诗篇竞相写出，彼此赞叹传诵，旁若无人。唯独正钧不会作诗，默默坐着听，而“十子”也把他放在一边，不加在意。他常常发表议论说：“从前湘乡曾、罗、左、李诸位公卿以忠义倡导乡里，终于平定大盗贼；他们做学问有根本、有末节，却从不喜欢谈诗。谈诗，是湘乡衰败的表现。”

译然而“十子”并不因正钧的话而生气。正钧在光绪十二年参加乡试中举，受聘为醴陵渌口书院山长；左宗棠曾先在那里主持讲学，依照朱子《小学》制定八条学规，督促课业非常严格。后来没有人继续实行，学业也随之衰落。到了正钧，他接续修复已经中断的事业，士人的风气大为改变。他三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考中，却更加刻苦治学，仰慕乡贤的德行，认为他们一定可以努力追及。他阅读乡贤遗书，为他们编年谱，想由此推求并了解他们的志向和事业，所取的体例尤其精密。他常说：“刘毓崧的《船山年谱》虽免不了疏漏和错误，但根据遗书编排一生经历，前后贯通，条理清楚而详实核确，不是深具苦心的人不能做到。”于是推究这种体例的根本，编成《王壮武公年谱》二卷、《左文襄公年谱》十卷。武强人贺涛，曾向桐城吴汝纶学习古文，是世人所称的善于辨析言论的人，尤其喜欢诵读、谈论《左文襄公年谱》，感叹说：“从前赵充国平定西羌，关于军事利弊以及屯田等事的奏章，内容翔实，态度谨慎，完全洗去了贾谊、晁错文章浮夸的习气，在汉文中最懂得文章的体要。班氏编次他的传记，完全仿效这些奏章，而他的文章竟然与赵充国的各篇奏章没有不同。左文襄的功勋比赵充国大，但谋略与他相同。他筹划谋略见于章奏、书信和公文，《年谱》已经全部采录，广泛搜集零散遗文，搜罗遗失的材料，已经十分繁富；同时又用精深的意旨加以融会贯通，前后贯串而成文章，内容宏富，坚实厚重，就像《年谱》中所载左文襄的文章一样。‘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写出来才相像’，说的就是罗君了。邹代钧专心研究域外地理，罗正钧则仰慕乡贤、编纂年谱，两人见识宏大而胸怀孤高，在当代各自独绝。侍郎廖寿恒以人才名义推荐他，诏令任用为知县，发往直隶，试署抚宁。抚宁县土地贫瘠，百姓习惯做盗贼，士人又不知道学习。正钧到任后，捐出自己的廉俸购买数千卷书，设置骊城书院，时常亲自前往讲课以劝导学习；又编制保甲，捕杀大盗陈国魁、韩振择等数人，使盗贼得到平息。此前，义宁陈三立曾为正钧谈论知县之职，说应当把审理诉讼作为教化和养民的手段：“判决公正，百姓就知道是非，这就是教化；判决及时，百姓就免受拖累，这就是养民。”正钧牢记这些话。到这时，他规定每月逢三、六、九日开堂，亲自接受诉状，发出批示从不超过三日，而且全都亲笔书写；有虚假诬告的，一定查出真实情形才罢休，往往一纸批示便使诉讼平息。遇到需要传唤当事人的案件，就按照路程远近规定期限，一到堂便审理；除非双方当事人认输服罪，否则不下判词，并且尤其能够以澄明的心思审慎衡量，因此县中得到大治。不久调任定兴，拳匪便兴起。事情起初是因为恶劣百姓借助教会势力、依仗其势；强悍百姓则练习拳术来抗拒教会。正钧依据实情断案，公正地审理案件，使百姓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也使士绅不能出面说情。然而县民中练拳的人遍布各处，拳坛星罗棋布，拳众蜂拥聚集，彼此煽动，想要闯入县城；正钧立即发布告谕，他们便立刻散去，罗列跪拜相送，呼喊道：“定兴是好县官，不要侵犯他。”回到城中后，县绅鹿学尊迎接他说：“今天真可以说是黄巾军罗拜郑康成了。”然而上级官府看在眼里，却不采取措施；朝廷议论又偏袒拳匪，他们的声势日益壮大，渐渐无法控制。正钧请求剿灭他们，长久没有答复；请求调任，才勉强得以离开，而京师已经陷落，拳匪也随之衰败，这时是光绪二十六年。朝廷局势更新后，大臣们交相上奏推荐，认为应当破格提拔任用。诏令他到部接受引见。湖南巡抚俞廉三上奏请求把他留在本省兴办学校、训练军队；光绪二十八年，又派他赴日本观看操练，并考察学制。他回国报告后，请求派遣学生到日本学习专门学科，湖南派遣留学生由此开始。光绪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设立学校司，电令调他办理教育事务。正钧上奏说：“教育贵在普及，而以中学堂、小学堂为根本；但必须先培养师资，然后中学堂、小学堂才能限期举办。”中国设立师范学堂，是从直隶开始的；而直隶筹办师范学堂的主张，起源于正钧。于是以学校司提调的身份派任师范学堂总办，并招收师范生六百人，分为速成、完全两科，这是直隶创设师范学堂的开始。第二年，速成科毕业，派任小学教员，每县一人，这是全省各县创设小学堂的开始。后来部里发文补授他为邢台县知县，袁世凯认为兴学正在开始，舍不得让他离任，请求改为署理清苑首县，仍兼办学。又过三年，师范完全科毕业，派任各府、州的中学教员，这是各府、州创设中学的开始。自从创设师范学堂以后，教育事业日有进展，四年之间，全省的中小学堂如期成立。风气传播开来，于是山东、河南两省的人士，都认为直隶办理教育，知道先后次序，成效最快，可以作为范式；请求选派优秀人才，附入师范学堂学习，以便观摩借鉴、开启风气，这都是正钧的功劳。王闿运以今文经学开启蜀地学术，而正钧建立了北方教育的规模。君子因时机建立教化，我将要用这条道路来启发百姓；他的恩泽所及十分广泛，何必只把它施加给乡里的子弟呢！袁世凯上奏请求破格任用他。三十三年四月，他由知县升为直隶州知州，特授天津府知府，调任署理保定府，兼管全省学务，学部上奏任命他为二等谘议官。第二年六月，以道员身份任用，署理山东提学使。当时山东全省只有省城设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各一所，图书缺乏，规制简陋。正钧立即把在直隶实施并取得成效的办法施行于山东，首先从整顿师范学堂着手，厘定课程，礼聘良师，又严格规定州县办理学校的考核成效，法令一经制定便得到执行。过了两年，即宣统元年，从省城到各府、州、县的中小学堂，都依次成立，和直隶一样。然而学部规定奖励办法，把科举纳入学校，入学的士人既然志在求得官职，任教的教师也把教育看成快速取得功名的途径，却不知道应当探究学问、尊重德性，先培养器识而后学习文艺；学校越是推广，风气反而越加鄙陋败坏。正钧忧愁地说：“这就是班孟坚所说的禄利之途啊，难道是国家用来尊重教育、鼓励学习、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本意吗？”

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人的气质；难道读书的对象仅限于学校里的学生吗？”于是，他广泛购买图书，创办了山东图书馆。当时有日本人购买嘉祥、肥城等县的汉代画像石十块，运过济南，正钧叹息说：“我国艺人的瑰宝，怎么可以落入外国人手中！”便将这些画像石截留下来，不许运出境外，同时创设山东金石保存所，附设在图书馆内，并说：“士人摩挲古物，也可以由此激发思古的幽情。山东画像石最多，山崖荒野中往往都有；武梁祠画像广泛流传于世，但其文字黑色凸起，形貌朴拙。我得到金乡县汉代扶沟侯朱鲔墓中的画像石，把它收藏在金石保存所。石上的朱文古朴遒劲，独为精美绝伦。从前诸暨陈章侯画人物，身躯高大，衣纹如铁画银钩，瘦硬而有神韵，见到的人都称赞他兼有李公麟、赵子昂的长处；但章侯自己说这是从汉代画像中学来的，人们都认为这是夸大的妄言。如今看了朱鲔墓的画像，才叹服章侯的话是有依据的。”宣统二年九月，他以病为由辞职回乡。回乡一年后革命成功，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起用正钧为经界局会办；他再次发电拒绝，袁世凯派人来请，他也不接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石〕 他搜集当时因殉清而死的臣僚，得到一百几十人，编成《辛亥殉节录》六卷，以寄托怀念之情。正钧熟悉当朝掌故，意气豪迈，喜欢谈论军事，直率地发表意见，因而触犯多人而少有同道；但他所交往亲厚的人，如同县的赵启霖芷荪、郭承鎤伯庚、黄笃恂涤君，长沙的左调元长卿，黔阳的黄忠浩泽生，义宁的陈三立伯严，以及湘乡的杜俞等，都是志向高洁、气节磊落的人。其中赵启霖是著名御史，黄忠浩是著名将领，陈三立是著名公子，杜俞是著名监司；而郭承鎤、黄笃恂、左凋元三人，困居于诸生身份而未能出仕，在乡里也没有声誉。他们声名显赫或隐晦不同，但正钧长久以来都敬重他们，大概没有什么不同。陈三立认为正钧纵论古今，议论专门务求激烈发越，便劝诫他说：“如果沿袭王先生遗老孤愤这一流弊，发展到极端，就会结党偏袒同门、嫉妒真正的道理。”正钧自己也笑了起来。不过，正钧唯独称道和推重郭承鎤、黄笃恂以及左调元的为人，几乎说个不停，用来激励读书人的德行。左调元家境贫寒，住在长沙城北的一间破屋里。客人来时，他就坐在门槛上，与人商讨古今，直到天色已晚也无法备办茶水；傍晚便拿着一个布袋，慢慢走进集市，买米、盐、鱼、肉回来供养母亲，只要母亲有所需要，没有一样不设法满足。他做了几十年诸生，面容憔悴，专心不二，在当时没有名声，但志向却在天下。他很痛恨世道衰败、政事腐败，不致力于推究仁义的根本，每每叹息谈论这些，认为：“上天生养百姓并为他们立君主，是为了养活百姓，而不是只让君主供奉自己、抬高自己。孔子谈到三代的君主，唯独推许禹，认为没有可非议之处；但他称道的，也只是‘饮食菲薄’、‘穿恶劣的衣服’、‘居住低矮的宫室’这三点罢了。这正是仁圣共同的志趣，也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他通晓《论语》和《三礼》，不拘泥于章句训诂。有人劝他著书，他回答说：“治学只求内心真正明白罢了。后世著书的人，临时苦心探究，时间久了连自己也忘记了。我不这样做。” 郭承鎤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了，但他喜爱学习。听说湖北有位章先生在山中讲学，便乘船前去拜访，途中遇到盗贼，盗贼用刀砍伤了几个人。众客人惊恐地求饶，承鎤却端正地坐着，大声斥责盗贼。盗贼摸不清他的意图，彼此惊疑，便带人离去。后来他跟随章先生学习邵雍的著作，回来后更加精通，独居一室，仿佛面对严厉的命令一样谨慎。他做事仓促之间，也一定以先儒为准则，人们起初大都讥笑他。等到观察他的操守，时间越久越觉得卓异，人们便相继钦佩赞叹。刘锦棠以通政使身份督师新疆，听到他的名声，便派人带着书信和礼物催请他前往。刘锦棠长期统率军队，威望很高，幕府有几十个人，禀报事情时都长跪在地；承鎤却以平民身份作为宾客，见面只作一揖，幕僚们都侧目而视，认为他傲慢。他心情不舒畅时，就整天闭门著书；疲倦时便独自骑马出门，顶着大风雪，在天山射猎，并写成长歌，以抒发胸怀。当初承鎤在家时贫困至极，本来应当靠教授学生来维持衣食，但因为不熟悉科举文章，没有人请他授课。于是他每天准备粥饭供养母亲，自己和妻子却吃糠秕，常常一个月都吃不上米粮，他自我磨砺到了这种程度。然而他的志向宏大，想要通晓一部经书，以整顿、统一诸家学说。他起初研究《春秋》，尚未完成学业，读到方苞的书，发现与自己的见解没有差异，便放弃《春秋》而改治《易》，著书名为《周易观象》。到了新疆，陕西有位李姓人，抱着他父亲所著的《易》书，走了千里来到军营拜访，说：“我父亲将要去世时嘱咐我，过若干年后，南方有一位郭君到来，可以把这部书交给他。您难道就是那个人吗？”承鎤看书名竟然与自己的书名相同，大为惊异，也更加欣喜自负。于是他替李氏抄写这部书，准备刊刻，并把自己的书改名为《周易经传解》。他苦心思索、竭力探究，每得到一个义理，往往要经过数年才确定下来；但从新疆回来后，还不到一个月，便完成了上、下两卷《经》和《大象》，自己惊叹仿佛得到了神助。黄笃恂广泛阅读经书传记，品行修洁而且见识精深。他曾认为，春秋时期的士大夫既通达治国之术又有文采，后世能够兼具这两方面的，只有贾谊、苏轼，因此慨然仰慕他们的为人。他们兄弟八人，都有才华和器识；笃恂排行第二，穿着宽大的衣服，束着宽大的腰带，与兄弟们共同衡论古今，认为古代圣贤关于治国的言论已经完备，但国家却日益贫弱，于是综合阅览中西书籍，斟酌诸家学说，写成一篇论述：“近古以来，没有一个持续百年的治世。近古的治理之道，没有做到以禹、墨为根本，以周、孔为施用。说必须取法禹、墨，是因为他们重视节俭和兼爱；说必须取法周、孔，是因为他们敦厚礼制、阐明教化。遵循禹、墨之道而不采用周、孔之道，弊病就在于质朴超过文饰，也就是所谓‘看到了节俭的好处，便因此否定礼制’，‘推行兼爱的原则，却不区别亲疏’；遵循周、孔之道而不兼取禹、墨，弊病就在于文饰超过质朴，也就是所谓‘涉猎广博却缺少纲要，劳苦很多而功效很少’。禹、墨之道，是不敢有一刻放松自身的实践；周、孔之道，是不敢有一刻放纵自己的内心。不放松自身，不放纵内心，政事大多就能修治，各项制度就能端正；天下却没有治理好，或者治理好了却不能长久，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译一旦放松自身、放纵内心，上层沉溺于自己的欲望，下层便跟随这种风气，法纪纲常废弛，内外交相争乱；还增设许多方法来求取富强，最终富强既无法实现，国家反而更加困顿，百姓更加贫穷，忧患不断，连一天也无法安宁了。”他又说：“求学的方法，首先要断绝随俗浮沉的心，其次要积聚正义，最后要成就实际事务。”他高瞻远瞩，却过早去世，年仅二十二岁，士人舆论都为他惋惜。这三个人都隐迹于里巷，声名光彩黯淡无闻；其中左调元、郭承鎤尤其贫困，无法养活自己。唯独正钧喜欢诵读、讲说他们的言论，认为：“隐居山林的士人，出处取舍自有时机。王夫之著书，贯通天人之理，却隐遁避世而不以此苦闷；经过二百多年，他的书才流传出来，而能够读懂它的人又有几个呢？太史公说：‘士人想磨砺名声、树立节操，如果不依附能够飞黄腾达的人，怎么能让声名流传到后世？’这也正是有志之士和仁人所悲哀的地方。像左调元、郭承鎤这一类人，他们的学问和品行本来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正钧有《劬庵文稿》四卷、《诗稿》二卷、《官书拾存》四卷。八　谭嗣同、蔡锷、章士钊 世道困穷而想要变革，应当以王道为贵。谭嗣同、章士钊以文章经略国家；蔡锷的将帅谋略举世无双。文武道路不同，成败变化各异，但无不顺应时势谋求革新，立志挽救时局。谭嗣同明白死生的道理，变法没有成功，便牺牲自身来殉守所信。蔡锷竭力主张军国之策，却没有遇到值得效忠的君主，因而反过来起兵，以声张大义。章士钊想权衡新旧之间的适宜之处，随时代相互切磋，却招来纷纷辱骂，直到老死也未能摆脱。唉！君子的道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苏轼不是说过吗：‘有才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才华。’其中的是非毁誉，也可以作为观察得失的一面镜子。我从谭嗣同身上，懂得了处死赴义的决断；从蔡锷身上，明白了选择主人的道义；从章士钊身上，知道了韬晦自处的方法。于是以此结束本篇。谭嗣同，字复生，浏阳人。父亲谭继洵，光绪初年以进士身份任户部员外郎，后由京官外调升任甘肃巩秦阶道。历任甘肃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抚。他有三个儿子，嗣同排行第三。他的同乡欧阳中鹄以举人身份参加会试，留在京城；谭继洵请他到自己家中任馆师，使嗣同拜他为师。谭嗣同性情豪迈，擅长文章。他自己说：“我年少时学习桐城派文章，刻意仿效它；出外后认识了当时学识渊博的人，渐渐为自己的见识浅陋而惭愧。因此向上追溯秦汉，下至六朝，才明白自己内心喜欢的是深沉博大、华美绝伦的文章，也才知道扬雄为什么独自高远。过去侯方域年轻时喜爱骈文，成年后却为此后悔，并用来给自己的堂屋命名。谭嗣同成年以后，所后悔的也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另一点。所谓骈文，并不是说讲究排比对偶的形式，而是说文章的气息。扬雄还说过：‘雕琢虫书篆刻，壮年男子不应去做。’正处在中外虎争的时代，是文章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正值盛衰交替、体力强健的年纪，却从事一直受到轻视的事情。”于是改字为壮飞。他年少时学习击技，长大后喜欢弓箭。他父亲任甘肃巩秦阶道时，谭嗣同前往探望。曾在隆冬初一的大雪中，带着一名骑兵，七个昼夜奔驰一千六百里；沿途山岩深谷阻隔，杳无人烟，又饥又渴。等到抵达时，大腿上的肉几乎脱落，湿透的裤子被鲜血染红，见到的人都不忍直视，但谭嗣同神色自若，意气洋洋。他父亲所属的防军摆设酒宴，奏乐并陈列百戏来宴请他，谭嗣同却不喜欢。只是独自骑着未经驯服的烈马，驰骋在山谷中；遇到西北风刮起，沙石打在人脸上如同弩箭射中，他也毫不顾忌。他臂上架着鹰，弯弓搭箭，带领一百多名健儿，大声呼喊，飞驰争先追逐猛兽。夜里便在沙地上支起帐篷，梳着椎形发髻，箕踞而坐，捧起黄羊血，混着雪吞咽；又拨动琵琶，放声唱秦腔，欢呼到天

译亮。后来他出了玉门关，拜见新疆巡抚刘锦棠。当时他正写纵横驰骋、无拘无束的文章，讲论南宋永康学派的学说，拍掌而谈，奇谋妙策纷纷涌出，自以为已经探究了上天的奥秘，掌握了霸王的谋略。从此往来于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省，考察各地风土，结交豪杰。他父亲任湖北巡抚时，谭嗣同有一次顺路前去探望，便考察当地山川形势。一天，他巡看罗泽南在洪山的旧营垒，怅然良久，说：“这里是绝地。武昌处在长江、汉水交汇的要冲，江水从南面流来，掠过城西向北，又转向东流；汉水从西面来汇合，湖泊、池塘、溪流、沼泽在左右环绕。只有经过洪山向东，陆路才能通往咸宁、通山，从而联结湖南、江西的形势，成为武昌的咽喉和后背。洪山逼近城池而高高耸立，从山上俯瞰，方圆百里的城池都尽收眼底。过去洪秀全占据武昌，罗忠节公在这里驻军；然而这里有利于守方，却不利于客军。因为山势蜿蜒成一线，夹在两条水流之间，没有山冈高地作为屏障和辅助；如果城中贼军暗中出兵切断后路，援军就会被水阻隔，不必交战便会被擒获。幸亏胡文忠公先占据金口，罗公取得洪山后，又向南攻打贼军营垒，以便与金口的军队相通；这样，犄角相持的形势便形成了，而武昌以南的地方也就都不再属于贼军了。不过，若在今天谈论武昌，它又不是天下必定看重的地方。古代之所以重视武昌，是因为它掌握着长江的要冲。如今中外互通贸易，轮船上下往来，长江已经完全失去了险要。因此，武昌好比斗器，但斗柄并不在这里。如果还想控制斗柄来斟酌天下形势、调济四方，必须先把河南、陕西、四川、云贵、湖南、江西作为根本，以武昌作为门户，合并各方力量来控制长江下游；这样以后，东北各行省才会凭借它而更加重要。唉，古今的变化已经太急迫了！我认为不应急于追求它的变化，而应先建立天下不变的根本，这样才可以安定天下的变化。”在此以前，罗泽南率领严厉训练的乡人起兵组成湘勇，曾国藩、左宗棠依靠这支力量，削平东南地区，威势遍及四方，南至大海，西达天山。湘中子弟看到父兄建功立业，想要仿效旧迹来奋发求取功名。但谭嗣同悄然叹息说：“湘军将要衰落了。他们习惯于屡次获胜的形势，士人于是喧嚣地喜欢谈论军事，人人都把颇牧、冢孙、吴起、孙武挂在嘴边；他们原本质朴坚苦的气概，受到习俗的浸染，而且一天比一天趋于浅薄。读圣人的书，却荒废圣人治国的根本计划，把杀人当作学问，这是多么不仁到了极点啊！”后来他前往京师，拜见同乡前辈刘人熙，向他请教。起初，他认识到永康学派学理浅薄、根基不稳，初次听闻张载深沉的思考和果断的实践，又由王夫之阐发其精微义理，便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方向。于是著《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他认为，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王夫之的志向，是私下继承船山先生的宗旨。他于是进一步从六经中探求道理，想以礼建立根本体制，以《易》观察贯通之理，又研究《春秋》来说明义例，一概以礼加以折中，并追溯《易》的根本，以探究天、人、古、今的变化。他认为：“《易》所展示的是宏大的观象之学，变化运动从不停止，四象相互显发，并不拘泥于旧有的作用。上天以更新作为运行的规律，人以更新作为生命的根本；商汤把‘日新’作为每日自省，孔子把‘日新’作为盛大德行。正当事机已经在后来蓬勃兴起时，人的心情却还执着停滞在此前，这与鸿鹄已经飞翔到万仞高空，捕鸟人却还只盯着沼泽草丛有什么不同？这样一来，形势总是处于落后状态。智慧之名、勇武之功，儒者不应看重，并不是说它们卑下狭隘。事情刚刚最终成功，也就是祸害开始潜伏的时候。这与白天黑夜在眼前交替，而藏在水中的船却自以为已经固定牢靠，有什么不同？祸患将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

译这些都是因为不能不断更新的缘故。早年的强盛，晚年必然走向衰老；今天的神奇，明天就会化为腐朽。以无穷的道来限制它，以永不停息的学习来成就它，怎么能用一个固定的例子概括一切，又怎么能获得一种固定不变的德行呢？我常常奇怪，‘善’难道只有一种吗？既然要选择它，为什么又说要‘固执’呢？俯仰之间反复思索，因而明白固守于此，正是为了将来选择彼处。不能坚守的人，本来不足以谈论作战；不能前进的人，难道又能永远保持不退步吗？谭嗣同的纷扰，大概就在于想要更新却最终不能真正更新；原因是性情急躁，又不喜欢小的成就。不喜欢小成，是他的长处；性情急躁，是他的短处。性情急躁，就想求速成、越级而进，哪里能够深入钻研并取得自己的心得？不得已时，又回头转向别处；仍然没有所得，便又转向别处；一边丧失所得，一边不断迁移，迁移越多，丧失越多。这种弊病在于不遵循次序，所以使自己纷乱困扰而没有止境。所谓不停息，是日新不已的本体；遵循次序，是日新不已的实际运用。我很想用遵循次序来约束自己，同时每天不断进步。不停息，就一定不会拘守旧常，而会日日更新。”于是他在浏阳设立了一个学会。恰逢南海康有为在京师倡议成立强学会，许多士人受到风气影响而行动起来。谭嗣同跋涉千里前去拜访，但康有为已经回广东，未能见到；他见到了康有为的弟子、新会人梁启超。梁启超阐发、宣扬老师的学说，并为他讲述康有为所发明的《易》《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探究《春秋》三世的意义，阐明《礼运》所说的大同之治，同时体会《易》中乾元统摄天下的精义。这些与谭嗣同平日诵读学习的内容相互契合，又使他听到了从未听闻的道理，于是大为感奋，想把这些见解付诸实际行动。他奉父亲之命出任知府，候补金陵。石埭杨文会也在那里候补，广泛阅读佛教经典；谭嗣同常常前往与他交游，明心见性，并通过反求自身来体悟，自称‘做官一年，就像进入深山一样’。他听到《华严》关于性海的学说，悟到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没有人我之分，没有来也没有停住，没有垢也没有净；除了度化他人之外，并不存在单独自我度化的道理。他听到相宗关于识浪的学说，悟到众生的根器无量，因此说法也无量，虽有种种差别而圆融本性没有障碍。他深入钻研而有所心得，豁然贯通，能够把万种佛法会通为一，也能从一法推演出万法，没有任何阻碍；并用佛理印证《易》理，用佛教所说的‘慈悲’来证明孔子所说的‘仁’。佛教所说的‘悲智双修’，与孔子所说‘一定要仁而且智’的意义，就像两只爪子彼此相合。正因为有智慧，所以知道世间与出世间本无分别，也就没有所谓净土；知道他人与自己本无分别，也就没有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没有净土，众生之外也没有另一个“我”，所以只能舍弃自身去救助众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说：“我不和这些人同道，又和谁同道呢？”所以，智慧就是仁。既然想到要救助众生，就必定要有救助众生的条理和方法。因此孔子编订《春秋》，建立大同、小康的制度，其中千条万绪，全都是为了世界、为了众生。由于众生的根器各不相同，所以说法有所不同，但真实的法理并没有不同。既然没有净土，既然没有“我”，就没有什么值得希望眷恋、牵挂障碍或恐惧害怕的了。连大净土和“我”都不爱惜了，还有什么利害、毁誉、苦乐能够动摇内心呢？所以孔子说“不忧”“不惑”“不惧”，佛说“大无畏”，大概就是仁、智、勇三者合一。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就能自由自在地行动，能出生，也能入死，能实行仁道，能救度众生。于是我考察孔子与佛教相通之处，把它们分条贯通，又结合康有为《春秋》三世之义和《礼运》大同之说，写成《仁学》一书；这样，人与我之间的隔阂得以消除，生死的道理得以明白，承担事务的勇猛精神也更加精进。唉！这就是他舍命而不改变志向、能够把死亡看作回家一样的原因啊！义宁人陈宝箴当时任湖南巡抚，他的儿子陈三立辅佐他，慨然把湖南维新当作自己的责任。嘉应人黄遵宪任湖南按察使，宛平人徐仁铸任湖南学政，于光绪二十三年先后到任，志向相同、意气相投。前任学政元和人江标留在湖南尚未离去，也竭力赞助他们的谋划。于是湘乡人蒋德钧任四川龙安府知府期满后赴部引见，筹措资金回到湖南；凤凰人熊希龄以翰林院庶吉士身份居籍在家，两人相互呼应，想集合湖南的有志之士，合力经营，作为东南各省的倡导。蒋德钧任龙安府知府时，以清正能干著称，把主要力量用于社仓、义学和保甲，约束自己，深思熟虑，认真施行。他缉捕盗贼，一定务求抓住首领；审理诉讼，一定要查明实情。他每天坐在大堂上，亲自收取诉状，在旁边批写眉批和注语，让诉讼双方都明白案情；一定查清实情后，才下判决。他任职九年，审讯结案一万多起，好事者把这些事编成弹词，在武昌流传。张之洞看后感叹说：“知府这个官职已经长期形同虚设了，幸亏有这位君子出来振兴它。”于是托门生杨锐写信向他表示殷切之意。蒋德钧答复说：“我愿意做饮冰茹蘖、辛劳任事的臣子，不愿做养尊处优、脑满肠肥的显贵官员。” 他拘守原则而不改，也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奇士。到了这时，陈宝箴上奏请求让蒋德钧以道员身份留在省城主持时务学堂；但蒋德钧却去了天津，带着梁启超回来主持讲席。黔阳人黄忠浩从武昌回来，负责训练新军，任统领。谭嗣同则从金陵回来，主持南学会，任学长。南学会是要把东南各省的士绅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团体，共同讲求爱国的道理，寻求救亡的方法，并先从湖南一省办起。他们认为：“统治中国，必定要讲求兴起民权；但民权不可能在早晚之间形成。要兴起民权，必须先兴起绅权，以辅助官府治理；要兴起绅权，更必须兴办学会，以开启士绅的智慧。权力产生于智慧。唐、宋以来，官员必定与地方分籍，专制一切，而百姓看待地方公务，就像秦地人和越地人看待他人的肥瘦一样漠不相关。如今要全面更新各种政务，必须从沟通上下情势开始。士绅就是连接官府与百姓的枢纽；要使用士绅，必须先教育士绅。怎样教育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归入学会。”不过，学会同时也兼有地方议会的作用。省里有大事，必定先征询它的意见。先由巡抚聘请、选拔十名士绅担任总会长，再由这十人各自推荐所知的人，逐层选用为会员。

译每个州、每个县都必须有三名至十名会员。学会每七天必须演说一次。陈宝箴、徐仁铸、黄遵宪一定率领所属官员到场听讲。谭嗣同任学长，主要负责演说，慷慨激昂地谈论天下大事，听众无不受到震动和鼓舞。虽然因此招来喧闹和愤怒，新旧两派彼此争吵，但随着声势传播，各府、州、县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湖南的新局面蓬勃兴起、无法遏制，正是南学会的力量。此时德宗决心实行维新，但掌权的大臣对此不便。御史杨深秀说：“国事没有确定，人心就不知道趋向，如同在河流中央泛舟，却不知道要渡到哪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也上疏请求确定国是。于是德宗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发誓改革。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命他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准许他专门递折奏事。徐致靖根据儿子徐仁铸的话推荐谭嗣同，德宗召见谭嗣同，认为他的回答符合旨意。德宗又采纳康有为的意见，于七月二十日下诏，破格提升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谭嗣同四人，特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办理新政事务。废除八股，开办学堂，裁减冗员，扩大言路，各项措施都不沿袭旧规。然而杨锐骤然掌权，收受了不少馈赠，甚至有人带着袍料、狐皮等礼物投到他门下求见。他长期在京任官，深知宫廷内部的险恶，也深知形势不可能安然无事。适逢张之洞生日，他的儿子在京城设宴招待门生故吏，杨锐举杯却无法饮酒。座中客人问他原因，徐致靖说：“皇上正在变法，太后的意思却有所抵触。我们这些人参与枢密要务，死期已经不远了。”到了二十九日，杨锐被召见，获赐密谕，内容说：“朕的帝位几乎保不住了，你们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赶快筹划救朕。”杨锐出来后把密谕传示他人，这就是所谓的“衣带诏”；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想什么办法。五人之中，只有谭嗣同卓异刚烈，敢于赴死而且有谋略。于是他劝德宗于八月初一日召见武卫军统领、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好言抚慰并提升他为兵部侍郎，专门办理练兵事务。谭嗣同又在夜里拜访袁世凯，拿出衣带诏给他看，说：“天下有才能、有胆识的人都推重您。如果您率兵清除皇帝身边的奸邪、肃清宫廷，指挥果断，这将是不世之功。”并且亲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您不愿意，请杀了我。” 袁世凯严肃地说：“您把袁某看成什么样的人了！”但他因为长期隶属于荣禄，内心畏惧荣禄，所以没有立即发作。荣禄隐约听到一些消息，立即派人前去询问。袁世凯仓促之间无法隐瞒，只好把自己归诚于荣禄。荣禄是太后的母族亲属，以大学士身份出任直隶总督，在外掌握军权；他所统辖的武卫军，分别隶属于提督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荣禄听到袁世凯的话后，便把事情告诉太后。太后大怒，德宗知道事情危急，又于初五日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出来后对人说：“皇上责成我练兵，我岂敢不奉召；其他事情我一概不知道。”但林旭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任用袁世凯，写了一首小诗代替书信给谭嗣同看：“跪伏蒲席、哭泣流血又有什么用？慷慨激昂又几曾报答过君主的恩德？愿意为您歌咏‘千里草’，本初这样的强者不可轻信。”其中“千里草”是暗指“董”字，“本初”是暗指袁世凯的字。意思是说，与其任用袁世凯，不如任用董福祥。第二天，梁启超正去拜访谭嗣同，正在商议事情，太后已经垂帘听政；这时抄捕康有为南海会馆的消息传来了。谭嗣同从容地说：“我只有一死来报答知己，您为什么不进入日本使馆，拜见伊藤氏，请他设法营救康先生呢？” 梁启超当天晚上便住进日本使馆，而谭嗣同闭门等待，捕拿他的人没有到来。于是第二天早晨，他去拜访梁启超，劝他到日本去。日本使者从旁暗示说：“不如您也一起去。”谭嗣同不肯，日本使者再三强劝。谭嗣同说：“各国实行变法，没有不流血的。如今中国还没有因为变法而流血的人，这正是国家不能强盛的原因。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从我谭嗣同开始！”于是他回头对梁启超说：“如果没有人出走，就无法为日后谋划。现在康先生的生死还无法知道。”但康有为在初二日奉旨离开京城，第二天又受到催促，于是提前逃走了，只是谭嗣同不知道这件事。御史杨深秀诵读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令，上疏抗议，援引大义，切实陈述时局艰难，请求撤去帘幕，把政权归还皇帝。于是他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及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一同被捕。林旭前一天晚上知道自己难以幸免，便在传教士李佳白的住所哭泣。谭嗣同入狱后，在墙上题诗：“望见别人家的门就想起张俭投宿，忍死片刻只为等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诗是怀念康有为以及北京大侠王正谊，即所谓“大刀王五”。于是他在十三日被押到市中斩首。临刑时他的神色没有改变，军机大臣刚毅负责监斩。谭嗣同把他叫到面前说：“我有一句话！”刚毅转过头去，不想听他说，于是谭嗣同从容就死。传世有《莽苍苍斋诗》二卷、《补遗》一卷、《寥天一阁文》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二卷，都是他亲自编定的三十岁以前的作品。他性情任侠，喜欢做事，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人活在世间，上天必定会用某种事情来困厄他。它用下等事务困厄圣贤、英雄；用道德文章困厄士君子；用功名困厄做官的人；用衣食困厄平庸之人。上天必定要困厄我，我却一定不被它困住，这只在于身处局中的人自己觉悟罢了。不被困住，难道一定要舍弃天下事务以及道德、文章、功名、货利、衣食而不顾吗？也只是尽力去做自己应当做的事，事情的得失利害还不足以扰乱我的内心。‘勉强去做合于善的事，能否成功听凭上天’，这是孟子用来告诫滕文公的话。由此可见，事情到了极点，即使圣贤也只能任其发展而已。君子心胸坦荡，名教之中自有快乐之处，何必长久忧愁呢！”只是谭嗣同以死实现志向，并不是偶然，而是长期修养的结果。他立身行事自有根本和次序。可是评论者借谭嗣同来形容康有为的盛德；蔡锷后来起兵讨伐袁世凯，其行动也有自身的根基，英雄人物各有不同的胸襟抱负。可是评论者随意说梁启超只是最初发动、指示方向的人，所见不过是表面，凭这种肤浅的见解，哪里配和天下士人谈论呢？

译蔡锷，字松坡，邵阳人。十四岁时，补为诸生。十七岁时背着书箱进入时务学堂，梁启超主持讲席，他于是向梁启超执弟子礼。然而真正得到梁启超心传的人很少，更多的是受到杨度的熏陶。杨度，字皙子，湘潭人。他曾向王闿运学习经学，自称继承了王闿运一生所传的帝王之学；后来留学日本，倡导以君主立宪救国的主张。蔡锷稍长后也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在同乡人中，他唯独和杨度交情深厚。放假时，他一定到杨度那里吃饭，纵情发表高谈阔论，说：“不实行军国主义，就不足以挽救长期积弱的中国。近百年来，作为一切政治运动的原动力和国家制度组织根本的，是立宪制；作为一切军事运动的原动力和国家军队组织根本的，则是义务兵役制。这两者彼此相反，却又相互成就。从国家方面说，立宪制是为了求得个人的发展，所以自由的意义在于分权，主要是对内的；义务兵役制是为了求得团体的坚固，所以强制的意义在于联合，主要是对外的。从人民方面说，既然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也就拥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君主与人民共同拥有国家，就可以要求人民服兵役。” 他和杨度在君主立宪救国的问题上彼此唱和。当时清朝政治已经衰败，变法没有成功，海外三岛上聚集了许多有志之士。但由于抱负不同，各自树起旗帜。主张君主立宪的人认为：“法律制度既已修明，政治有固定轨道，君主不过是一个空名号，何必让汉人徒然占据这个名义？国家形势正艰难，外来侵侮接连不断，如果贸然以革命挑起事端，必定会带来国家瓦解的灾祸。”大力发表这种言论、作为这一派领袖的，是保皇党人梁启超；《新民丛报》就是他们的喉舌。不同意这种说法、倡导民主立宪的人则说：“治理人的问题和治理法制的问题，不可偏废。不是我族类的人，其内心必然不同。”主张这一派的就是国父；作为他们的喉舌、可以同《新民丛报》相抗衡的，则有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主编的《民报》。杨度在两者之间摇摆：他在主张君主立宪这一点上与梁启超相同，但保皇却不是他的本意。因此他另起炉灶，创办《中国新报》。他的言论也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字委婉，不偏激，也不随波逐流，相比《新民丛报》铺陈排比、喜欢写无端夸大的言辞，杨度的文意温和文雅，娓娓动人，一经出版便广为流行。国父从南洋抵达东京后，下车便首先去拜访杨度。两人谈了三天三夜，国父想阐明自己的主张，并把杨度引为同志，但杨度认为不可。临别时，国父叹息说：“我的舌头都说破了，您还是坚持得这样牢固。”杨度谢罪说：“惭愧，我不能接受您的教导。不过我有一位朋友，和您的英雄见解大致相同，愿意替您介绍相见。”国父问是谁，杨度说：“黄克强。”黄兴与国父的会面，就是杨度替他们介绍的。不久，杨度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名列第一。有人向太后进谗说：“他是梁启超一党。”于是杨度被罢免，不再任用。当时袁世凯正掌握政权，极力推荐杨度；杨度被召见，获赏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杨度把袁世凯视为自己的举主。后来宣统即位，其父醇王摄政；袁世凯以脚病为由被罢职，杨度也在仕途中沉浮，未能升进。辛亥革命发生后，黄兴辅助黎元洪在武昌起兵，摄政王不知如何应对，起用袁世凯督师。朝廷诏旨还没有颁布，杨度就先赶去拜访袁世凯，向他陈述了一番意见。袁世凯出任统帅后，派唐绍仪到上海议和，又命杨度南下协助。杨度与黄兴一向相识，便替袁世凯向黄兴疏通意图。和议多次中断，但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杨度和袁世凯都发挥了作用。蔡锷与杨度交往日久，熟悉他的言论。回国后，他先后主持湖南、广西、云南的军事事务，升任云南第三十七协协统。当时是辛亥年二月，英国人窥伺我方片马地区，并因此发生争执，于是蔡锷编纂《曾胡治兵语录》，用来警告和告诫各位将领。他的意图另有会心之处，所以加写按语。至于曾国藩所说“用兵的道理，在审慎估量之后再应对，这样取胜的情况较多”一句，他加按说：“兵略取攻势，这当然是对的。但必须兵力雄厚、士兵战马训练精良、军需物资完备、交通便利，四项条件都具备之后，才有把握取胜。普法战争中，法国在国境上的军队动员相当迅速，但由于兵力未能集中，军需物资也担心缺乏，于是处处落后，陷入守势而坐困。日俄战争中，俄军依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而铁路只有单线，遂被占优势的日军牵制并遭到失败。我国的兵力，决不可能像欧洲各国那样雄厚；至于‘精练’二字，稍微懂得军事的人都能判断。至于军需物资和交通，这两方面更远远落在人后。像这样却说‘我军将采取攻势战略战术’，怎么可能做到呢？如果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与其孤注一掷使军队遭到毁灭，不如凭借险要地势防守，步步设防，以保存自己的军队，并使敌军长期疲惫为主要方针。等敌军深入而后援断绝，再一举将其歼灭。过去俄国人击败拿破仑，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观察今天的情势，我国人民坚持抗日的看法，与此大体相同。蔡锷早在二十年前就洞察先机，提出了这样的论述。然而抗日战争兴起后，我同士大夫谈论这件事，很少有人能领会其中的意义。我自从来到湖南，曾对人说：中国对外战争有两种伟大的论断，都出自湖南人，而且可以经受百世而不使人迷惑。左宗棠经营新疆时，俄国人以陈兵相责，朝廷议论畏缩不前；左宗棠却主张先发兵进攻俄国，并引用多隆阿的话说：“俄国越过边境进入中国，破坏的是中国的地方；我们越过边境进入俄国，破坏的是俄国的地方。俄国人必须防备后方，自然不敢一心向前。”详细情况见本传。蔡锷主张以守为战，而左宗棠则想以攻为守，这同德国自古以来军事家所倡导的‘防御必须设在敌国境内’的说法，完全一致。当年左公的雄才大略，与蔡锷当时为国操心、忧虑危局的做法，彼此相反而又相互映照。然而蔡锷能够知彼知己，他的论断并不违背实际情况。后来听说黎元洪、黄兴在武昌起兵，便发动云南响应，任云南都督。”}],

译蔡锷高瞻远瞩，不甘心割据一方，做蛮夷中的首领，任意享乐；他接连给各省都督发电报，竭力谋求打破省界、促成统一，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卫疆土、治理国家，扩大军管区，缩小省级行政区域，这些都是他一向积蓄的志愿。于是南北和议达成，国父因黄兴已经同袁世凯达成约定，便退位，由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蔡锷认为袁世凯拥兵自重、残忍无情，而黄兴发动了第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据守南京声讨袁世凯。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无不响应，唯独蔡锷按兵不动。等到黄兴失败，国父也逃亡在外，并于当年冬天发电告诉袁世凯，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作为天下人的表率。随后蔡锷进京，在统帅办事处任职，和杨度交往。杨度谈论政治，蔡锷谈论军事，意气与往日一样。蔡锷说：“军事以战争为根本，战争以政治为根本，而志气又是政治的根本。所以所谓治理军队，就是凭借必战的志向，谋划必胜的方法。所谓树立必战的志向，关键在于不使自己气馁。强弱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五十年前的日本，百年前的德国，以及战败并经历革命的法国，都只是没有因为弱小而灰心丧气，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 只有志向不能确立，万事才会全部荒废。害怕外来祸患的人，退一步就会变成苟且求安，所以古人一定用羞耻来警醒他们，说‘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羞耻，是医治气馁的砭石。所谓谋划必胜的方法，关键在于不自满。从前普鲁士被法国覆灭，大概是因为墨守腓特烈留下的制度；而拿破仑三世灭亡，则在于轻视普鲁士人的军事制度。军事这种东西，本来就和敌人互相形成因果关系。习惯于常胜的人，进一步就会变成虚浮骄傲，所以古人一定用戒惧来告诫他们，说‘遇到事情要有所畏惧，善于谋划才能成功’。畏惧，是谋划的基础。必战，是最刚强的志向；必胜，是最谦虚的心态。贤能的人承担国家重任，必须以最刚强的志向为基础，再用最谦虚的心态来辅助；而他治理军队的第一步，在于选择敌人。有直接把最强者作为敌人的，比如如今的英国、德国、法国，各自把自己心目中最强的对手作为敌人，并以整顿军队、讲求武备来衡量自己，就是这样。有先选择一个容易对付的敌人，然后间接达到抗拒最强者目的的，从前普鲁士想同法国作战，先拿奥地利试手；意大利想同奥地利作战，先拿俄国试手。因为一切困难，往往随着一次失败一同到来，也随着一次胜利一同消失。国家承受着积弱的局势而想要自我振作，往往采用这种办法。只是有两件事是绝对不可行的：第一，甲可以打，乙也可以打，既想打甲，又想打乙，这是绝对不可行的。准备的目标太多，力量就会分散。第二，甲可以打，乙也可以打，今天想打甲，明天又去打乙，也绝对不可行。心思不能专注于一战，力量就无法发挥。”这些话在他所著的《军事计划》一书中有详细说明。总统府内史夏午贻也是同乡，常常来往。夏午贻，字寿田，是陕西巡抚夏时的儿子。这位贵公子很早就考中进士，因为杨度的推荐而得以进入袁世凯的政治圈。此前南北和议屡次中断，夏午贻实际上奉袁世凯的密令，与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廖宇春一同赴上海，在甘肃路的文明书局同黄兴的使者会面。使者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作为诱饵，而廖宇春、夏午贻则探寻袁世凯的意图，把清室退位作为交易条件。廖宇春、夏午贻直接请求让袁世凯担任大总统，而使者坚持说：“能够推翻清室的人才能担任大总统。”双方争辩了三天，终于达成约定。于是廖宇春发电告诉段祺瑞，段祺瑞便率领北方将士二十八万人通电，请求清帝退位，于是袁世凯接替国父，担任临时大总统。朝廷授予廖宇春陆军中将勋三位，以此作为酬劳。廖宇春则撰写《辛亥南北共和记实》，印刷传播了万册，以显示自己的得意。袁世凯非常厌恶这件事，于是把他闲置不用，任命夏午贻为内史。夏午贻机敏而有智谋，尤其擅长书写。袁世凯有所指示时，口头传授，滔滔不绝；夏午贻则运笔如同说话，手不停挥，既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隐瞒实情，袁世凯把他倚作左右手。袁世凯的心意所在，别人无法揣测，而夏午贻天天侍奉左右，能够从言语之外独自领会他的心意。杨度有推荐提携之情，夏午贻怀有把杨度视为知己的感激，只要听到或知道什么，必定告诉杨度。蔡锷早晚都去杨度那里，夏午贻也和蔡锷反复议论。袁世凯因为夏午贻侍从时谈论军事，言谈往往切中要害。一天，他说：“你一个书生，怎么能通晓军事？”夏午贻答谢说：“不敢，这是蔡松坡的见解。”袁世凯于是说：“小站的老将领暮气越来越深，而东邻虎视眈眈，实在逼迫我们处在这种局面。不如从南方将领中选择懂军事的人，交给他重大责任，整训新军，或许可以除去腐朽、产生新局面，为国家守卫疆土。”袁世凯过去在小站训练军队，部下的老将中只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民间用龙虎狗来比喻他们，三人都深受袁世凯倚重。然而王士珍一向性情淡泊，害怕远离权势；虽然说他懂得原则，却没有勇气，举止从容、声望高雅，本来不足以承担重大的艰难任务。段祺瑞廉洁而能自我统率，行为刚劲有力，果断而任意行事，见识局部而谋划宏大。王士珍知道柔和，却不知道刚强；段祺瑞知道进取，却不知道退让。冯国璋则贪财好色，地位尊贵而且钱财很多，既因平定黄兴而占有江南，只顾沉溺享受；侍奉袁世凯十分谨慎，见到袁世凯便支支吾吾，气势已经低落到极点。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谁能担当抵御外侮、从中调停的大任？其他人碌碌无为，袁世凯早已十分清楚。从他的言辞和语气之间，可以看出他颇为属意蔡锷。蔡锷督理云南时，侦察人员报告说有人劝他脱离中央，袁世凯批示“应查”二字，交给统帅办事处处理；统帅办事处也认为查无实据，便长期搁置一旁。等蔡锷来任职，袁世凯无意中见到他，心里大为疑惧。而统帅办事处的主持者雷震春，也是小站练兵的旧人，他窥见袁世凯的意图，对蔡锷有所忌惮。有关侦察的文书被蔡锷看见，不知是有人故意让他看见，还是无意让他看见。帝制的议论兴起后，蔡锷又屡遭侦察监视。袁世凯对他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用高官来笼络他。然而蔡锷的志气非同寻常，并不像那些满口空谈、沉溺享受的官员一样；他把功业看得重，把俸禄官位看得轻。

译他一直希望得到人才并辅佐、匡正国家，凭借雷霆万钧般的力量振兴中国，使中国由弱变强。他放弃云南、进京觐见时，认为袁世凯足以有所作为。可是袁世凯擅自实行帝制，来不及考虑长远谋略，不在对外竞争，反而在中国内部咆哮逞强，专断处理一切，以便实现自己的私图，这是蔡锷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拜访梁启超商量对策，并乔装出京，绕道回到云南，谋划公开声讨袁世凯。袁世凯于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令，以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蔡锷则提前三天宣布云南独立。唐继尧以都督身份留守，蔡锷亲自率领三千人出征，称为护国军，担任总司令。他告诫诸将说：“我们凭一隅之地出兵抗拒全国，难道还能有什么侥幸吗？然而这一战所争的不是胜利，而是中华民国四万万人的人格。”于是进兵四川，在纳溪之战中失去据点，遭到惨败。然而正义的声势所传播之处，全国都随之响应。袁世凯灰心丧气、失去主意，终于因愤恨而死，时间是民国五年六月六日。万人所指，不必等人推倒，自己便会倒下；人民的力量和可畏，在这里得到了证明。于是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都督，但蔡锷没有赴任。蔡锷认为：“四川虽然可以有所作为，但民情浅薄浮夸，不适合用来招募军队。如果使用外地军队而排斥当地人，主客双方不能相容，最终一定会水火不容。加上连年变乱，豪绅和良民大多已经习惯做盗贼，对此安然处之而不觉得奇怪。我曾说，治理四川没有十年不能澄清，谈何容易！必须先用雷霆万钧般的力量镇临其上，铲除、斩断一切祸乱根源；等祸乱的根基除尽，民众的意志逐渐恢复，再用温暖和煦的力量抚育、扶植他们成长，这也是一项盛大的事业。然而我的志向不在这里。北军质朴勇敢、吃苦耐劳，在全国首屈一指；可惜他们没有国家思想，也没有军人的才智。如果能得到贤能将领统率、督导和训练他们，就可以建立国军的基础；不如置身于北军之中，为将来作打算。”然而蔡锷想放弃四川而经营北方，唐继尧却打算窥伺四川，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蔡锷率领孤军进入四川而退驻途中，无法前进时，袁世凯派曹锟、张敬尧等率军抵御，兵力是蔡锷的十倍，蔡锷几乎无法支撑。唐继尧却不派援军，也不接济军饷，坐视胜负。到这时才派军队、任命将领，大举进军四川。蔡锷于是发电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家办事，不应当为权力和利益办事；不要辜负最初的心愿，要贯彻一致的原则。不要被外界摇动，不要受私人亲近关系的胁迫，只要义理所在，就要使公事和私情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处理。” “如今袁氏也已经死了，却不撤兵，反而继续进兵，我愚昧，不能揣测这样做的原因。战事连绵、祸患纠结，将来怎么收拾？我这是替云南考虑，替公义考虑，不忍心不把这些话告诉你。”唐继尧不听，蔡锷也没有办法制止他。蔡锷身体清瘦虚弱，肺病已久；加上军旅仓促奔波，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袁世凯死后，蔡锷也支撑不住了。他失声不能说话，急忙解除兵权，前往日本治病，最终仍然没有得到救治。他的遗书说：“我年轻时仰慕东邻日本的强盛，一直抱持军国主义；如果没有大有作为的君主，就不足以鞭策国家前进。今天什么政体最好，还缺乏彻底、明确的证据可以断定。只是因为袁氏强行违背民意，擅自实行帝制，所以我向天下申明大义，为国民争取人格。湖南人杨度过去倡导君主立宪救国论，并依附袁氏来实行自己的志向，实在有他的苦衷；同那些攀附权贵、追求尊荣的人相比，终究不能同日而语。希望政府为国家爱惜人才，给予宽大处理。”至此，蔡锷的真实心意才完全明白：他想以军国主义对外抵御侮辱，却不想拥兵割据，以地方势力对抗中央。他的志向在于尊崇君主、保护百姓，整顿军队、讲求武备，像鹰一样高扬、像虎一样威视，另有宏大的抱负，难道会只是听从军令，因为梁启超的一句话便起兵吗？只是他所投靠的不是合适的君主，因而不能以义理保全始终，最终抱着未竟的志愿死去，明白其中道理的人都为他悲哀。后人搜集他的文章和言论，编成《蔡松坡遗集》十二册。唉！《左传》不是说过吗：‘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选择君主。’虽然共和制度形成后，在名义上可以没有君臣关系，但建立大业，事实上不能没有主君和辅佐者。蔡锷治理军队，不肯拥兵割据来迎合一时风气；然而他想通过尊重中央来实现抱负却没有成功，是因为他想辅佐的人是袁世凯。章士钊治学，也不歪曲学术、阿谀世俗来迎合一时风气；然而他想整顿议论之士、整饬学风却没有成功，是因为他最初辅佐的是岑春萱，后来辅佐的是段祺瑞。这两个人都好学深思，知道四方各国的情况，他们所坚持的道理是正确的。然而他们所选择、想要依靠来实行自己主张的人，可惜都不是合适的君主。只有蔡锷以军队反抗来申明大义，内心和行迹都清楚明白；章士钊则违逆时势，因而承受众人的责骂，志向和事业没有被人理解。这其中也有幸运与不幸的不同吧！章士钊，字行严，长沙人。年轻时在长沙东乡的老屋中读书。前院有两棵桐树，其中一棵是幼桐，树皮青绿，树干挺直；章士钊每逢月夜面对它观望，油然而生喜爱之情，便诵读白居易‘一颗青桐子’的诗句，自号‘青桐子’。二十一岁时，他背着书箱前往南京，进入江南陆师学堂。长沙人马晋羲当时主持国文、史地讲授，把他当作同乡子弟抚养爱护。总办俞明震是有名的士人，学问很深，能够奖掖后辈，尤其看重章士钊，但治校严厉。当时南阳公学发生大规模罢学，上海《苏报》特意开设《学界风潮》栏目，推波助澜，任意鼓吹，学生的情绪骤然激荡。中国学生把罢学视为理所当然，是从《苏报》的倡导开始的。一时间，知名学校没有一家不发生事端，陆师学堂也未能幸免。章士钊既以文章出众而居众人之首，哪里甘心不罢课、以此向其他学校示弱？一天，他毅然率领三十多名同学，买船前往上海，要求同所谓爱国学社合并，大家一心前往，什么也不顾。这三十多人都是学校中的优秀学生。他们这一走，学校的精华已经全部失去。俞明震知道章士钊受到同学少年信赖，便写信劝他不要前往；

译马晋羲先生是位厚道的长者，流着泪加以阻止，也只是带着善意的笑容看待他的选择。章士钊自以为壮志豪情、意气刚毅，可以呼啸风云，吞吐长江，使奔涌的潮水停歇。然而这三十多人因此失学的超过一半，有的最终因懒惰而荒废学业，不能自我振作。中年以后，章士钊每次向马晋羲谈起这件事，都无比后悔，说：‘罢学对于学生来说，有一百种后悔，却没有一种成就；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的事情，十分明白。’这件事发生在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当时，革命的学说逐渐兴起，而国父的声名还没有显著。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以及善化的秦巩黄等人，先后加以宣传。巩黄放纵不羁，出入绿林，暗中混迹于女闾，自成一派风气，很少同士大夫交往。而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都属于爱国学社。章炳麟拿着一册《驳康有为书》，颇为自得。吴敬恒擅长才辩，在安恺第发表演说，嬉笑怒骂，满座的人都被他说服。蔡元培退缩谦抑，仿佛身体不能承受衣服的重量；同他谈论事情，往往像是有所承诺，却没有讽刺或暗示。章士钊罢学到上海后，跟随诸位交游，不能不展示自己的见识，独自击掌谈论军国民的道理。章炳麟非常高兴，认为得到了一位奇异的人才。沧州人张继、巴县人邹容，则因为劫取日本留学监督姚某的辫子而逃到上海，也住在爱国学社。张继信奉无政府主义，邹容则撰写了《革命军》一书，章士钊为它润色。初版封面题写‘革命军’三个字，就是章士钊的笔迹。邹容把序文托请章炳麟来写。一天，章炳麟带着张继和章士钊一同登上酒楼，痛饮到极其畅快，说：‘我们四个人应当结为兄弟，共同努力办理天下大事。’章炳麟年纪最长，自居为大哥；章士钊是二哥，张继是三哥，邹容是小弟。从此，章士钊像弟弟一样对待张继、邹容二人，称章炳麟为兄长。邹容十九岁，年纪最小，但气势凌厉，胜过章士钊。他突然问道：‘大哥写了《驳康有为书》，我写了《革命军》，博泉信奉无政府主义，那么你有什么作品呢？’章士钊只是笑着道谢。可是他内心感到惭愧，于是以日本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底本，写成一册小书，题名为《孙逸仙》，并在书前自序说：‘孙逸仙，是近来谈论革命者的始祖，是实际实行革命者的北极星，这是凡有耳目的人共同承认的事实。我现在撰写并记录这本书，题名为“孙逸仙”，难道不是很崇高吗？“并不是这样。孙逸仙并非某一姓氏私自占有的称号，而是新中国开始显露的一个名词。有了孙逸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中国。上天眷顾中国，那么孙逸仙这样一个非凡人物就不能不出世。即使没有今天的孙逸仙，我知道，今天孙逸仙的身影和影子，也一定会照亮这幽暗的鬼域。”那时天下人本来都昏昧无知，不知道国父究竟是谁；在上海同国父有旧交的人，只有一个秦巩黄。他尤其反复诵读这段话，内心喜悦，并为此作序说：‘四年前，我们心目中的孙文不过是广州湾的一个海盗，哪里知道竟有像行严所说的这样的人呢？全国都兴高采烈、安乐昏沉，醉生梦死，只有他一个人谋求祖国复兴，承担人种竞争的责任。而且还想在专制统治的东洋倡导、发扬人权，难道不是上天启发了他的内心，又赐给他勇气吗？’章炳麟题词说：‘索虏披昌乱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民视此册。’从此国父的名声显著起来，通过文章传播，在士大夫中引起轰动。当时国父改名为中山樵，以躲避巡捕；章士钊撰写这部著作时，使用‘孙中山’三个字，把它们连缀成姓名。看到的人都大为惊讶，说没有把真假两个姓氏并列起来称呼的道理；然而‘中山’这个名字从此流传开来。适逢俞明震奉清廷之命前来查办革命党，章炳麟和容皆被捕，只有士钊逃脱，这是因为明震为人厚重，对他手下留情。士钊免遭此难后，便回到长沙，跟随黄兴聚集三湘豪杰，创立华兴会。他们联合洪帮、哥老会起事，事情没有成功，士钊于是逃亡日本，前往江户。这时他才顿悟：党人不学习、没有实际本领，却高谈革命，灾祸随时可能降临，功劳和罪责必定不能相抵。此后他逐渐谢绝与黄兴交往，发愤独自求学，并彻底磨去少年人喜欢惹事的习气。从此他想凭借求学来维系社会，不肯用议论迎合别人。一意孤行，逐渐与世俗相忤，后来跌倒而不能振作，征兆就从这里开始了。当时黄兴把华兴会并入国父主持的兴中会，在日本赤坂合组同盟会，分为八部，各自主管相应事务，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信条。会员三百多人，推举国父为总理。士钊却谢绝参加；黄兴坚决邀请他，把他避到一间屋里，用感情打动他，又以势力胁迫他，规定不签名加入同盟会就不能出去。这样相持了两昼夜，最终也没有使他答应。后来士钊到了英国，进入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但他最喜欢的是逻辑学，同时又通晓古代诸子中名家的学说，反复梳理，考察其中贯通的道理。从此，他衡量政治和研究学问，没有不以逻辑为标准的。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志士们接连牺牲；友人杨守仁也在英国同他客居，听到消息后，发愤投海而死。士钊独居而心情黯淡，受到诗人“秋雨梧桐”意境的感触，于是把笔名中的“青”改为“秋”。当时北京《帝国日报》多次向士钊约稿，士钊便为该报撰写论述英国宪法的文章，都署名“秋桐”寄去。辛亥八月，革命突然兴起，共和开始建立，推举国父为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然而革命党人能够依稀仿佛、笼统说出的内容，只有建立国会、倡导民权等几个空泛名词。至于其中千头万绪的制度安排，以及中西方建国根本意义的异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士钊从英国回来后，在游府西街会见桃源人宋教仁。宋教仁以文才出众、善于演说而受到国父倚重，便坦率地对他说：“你回来了！我正好把你所说的内容收集起来，随时考察阅读，以弄清宪政的大致轮廓。”说着拿出一册书，原来是士钊投寄北京《帝国日报》的论述英国宪法的文章，剪裁后装订成册。

译于是，士钊因为明白宪法、通晓政治情况，成为革命党人想以礼延揽的人。吴敬恒、张继、于右任等人接连来访，邀请他加入同盟会，士钊最终婉言谢绝。于右任当时主持《民立日报》，于是把报社事务交给他听凭处置。《民立日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梁启超过去主张君主立宪，因此同同盟会相抵触；这时回国后害怕不被容纳，便向众人声称：“我过去主张立宪，是一种手段；我的目的同样是革命。”同盟会不接受他的说法，反而更加急切地对付他。士钊熟悉英国宪法，发表意见不迎合、不曲从，独自提出：“政党政治能否成功，取决于党德。所谓党德，就是明确承认其他政党为合法团体，听任各党在政治范围内共同努力，以期彼此确实遵守政治斗争的公平规则。每当一个时代出现激烈的言论，某一派便把独占这种言论当作声名，束缚和驱赶异己，使异议者不敢说话，垄断天下舆论并对其发号施令，于是天下大事便在一时之间被决定。然而道理一旦站不住脚而无法伸张，情绪郁积而不能舒展，矛盾过于激烈，最终也会受到严重伤害。凡是争执，隐藏着的会走向偏私，公开表现的会流于暴力行动。各方面的秩序既不能平等地循序发展，便会成为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十七世纪英国政治斗争的记录，凡是被称为阴谋史或流血史的，都是因此而起。况且，一个政党要使自身经常保持新鲜，难道会有利于消灭另一个政党吗？失去了相互对待的对象，哪里还谈得上政党？其他政党力量衰弱，自己的政党也一定会滋生虫害而腐败。”这些话本是他平素笃信、发自内心的见解，他据此反复论证，侃侃而谈，因此深受国人赞许，却也因此失去了同盟会的欢心。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黄兴再次邀请他入籍，士钊仍不答应。国民党人大为喧哗，斥责他另有用意。士钊愤而离去，另行创办周报，以便畅所欲言、剖析政治形势。他文笔凌厉雄健，句句说出了人们想说却无法说出的话，传遍众口，报纸署名“独立”，用来表明自己的主张不苟且随同他人。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企图专权，想借宪法的途径谋求称帝。他知道士钊通晓宪法，又听说士钊在国民党内不得志，便召他入见，把他安置在锡拉胡同，礼遇周到，凡事满足他的愿望。袁世凯对士钊的期望，是让他主持宪法工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但袁世凯早年是投身军旅，受清朝提督吴长庆提拔，因此同吴长庆的儿子保初有旧交；而士钊又是保初的女婿，袁世凯认为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两人促膝深谈，士钊完全了解了袁世凯实行帝制的计划，发现其谋划十分周密，便大为震惊。宋教仁被刺杀后，士钊意识到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于是抛下全部衣物和仆从，独自连夜逃走。抵达上海后，他去拜访黄兴；黄兴正在谋划起兵，士钊便从袖中取出讨伐袁世凯的檄文。随后他又同章炳麟先后到武昌，劝黎元洪共同努力。黎元洪暗中两面观望，第二次革命的战事突然爆发。于是国民党才重新承认士钊为政治上的朋友。清朝旧臣、前两广总督岑春萱也起兵声讨袁世凯，自称大元帅，并任命士钊为秘书。起事没有成功，士钊也被列名通缉，只得逃往日本。他知道袁世凯不可正面抗争，便想借助文字削弱他的气焰，于是创办《甲寅》杂志，于民国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文章言辞不急迫，却能洞察其中深奥的关键。国民党人已经逃到海外，袁世凯则竭力把他们屏斥在外，不让他们同中国发生联系。于是士钊用“政力向背论”“政本论”来启发人们。他说：“治理政治有根本，根本在哪里？答道：‘在于有容。’什么叫有容？答道：‘不喜同而厌恶异己。’从前英国学者奈端研究天文学，断言太阳系中有两种力量在运行。太阳是整个系统的中心。一种力量把行星吸引过来，叫作‘向心力’；另一种力量又把行星牵引开去，叫作‘离心力’。后来蒲俫士精研历史，深刻理解其中的规律，认为奈端的学说可以用来衡量政治，极力主张治理政治应保持两种力量的平衡。他说：‘社会称为有组织的整体，就必须由无数个人、无数团体组合并纳入一定范围。使这些人或团体彼此维系的力量，就是向心力；反过来，使团体因此瓦解的力量，就是离心力。凡称为社会的，无不受这两种力量支配。但说离心力可以被铲除，是绝对不可能的。社会是由许多小团体组织起来的，而小团体中的各个团体也都有自己的中心，围绕中心运转，无论走向哪里，都不会完全脱离自己的根本。因此，它们对于其他团体及其成员所表现出的离立关系，不必等到论证便可明白。况且社会过大，人心各不相同，正如人的面孔各不相同。利益冲突，意见纷纷。对那一方来说是安乐的事，这一方或许认为是冤屈痛苦。事情缓和时，人们还会另寻解决办法；事情紧急时，就决意彻底联合起来。社会的情势一旦受到这样的伤害，时间久了，力量就会形成中坚，所有的忧伤、疾病和痛苦都会环绕着一起爆发；群体又能支撑多久而不分裂呢？’所谓群体分裂，正是革命祸乱由此开始的。如果想使祸乱不发生，只有把离心力保留在团体内部，使它不向外崩解，绝不能助长它脱离团体并转而排斥它。假如反过来排斥它，那么力量的强弱就没有固定规律；强弱相互依赖，彼此排斥的局面便形成。相互倾轧没有止境，争夺民众、施行掠夺，百姓的生存之道困苦，国家的根本命运也会倾覆。因此，两种力量相互排斥，是大乱的道路；两种力量相互守持，是社会安定的根源。民军一声号召，满清朝廷便解体崩溃。从前主张君主立宪的人，没有不同情革命的。然而我们最初起义的诸位，却不知道利用众山都朝向自己的形势，反而专门寻找过失和冲突，每天挑拨别人来抬高自己。这样一来，本来可以转化为向心力的离心力既遭到排斥，国内所有其他离心力也不知道怎样安置，使它们各得其所，只是一天天把发挥向心力作为唯一事务。最终离心力突然决堤，局势崩溃瓦解。如今掌政者既然利用国民党穷追不舍所造成的离心力，把它收为归向自己的力量，人心也因此得到归拢。

译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审慎筹划一个恰当的位置，来安置那些无法收拢的离心力，使其在法制范围内运行，借以调节政治，把国家置于安定之中。由此可知，心胸狭窄的人不能谋划国家大事，浮浅的人不能同他讨论法律。”这些话语重心长，论述深刻而明白，是针对袁世凯当时的情况发出的，但实际上又不仅仅是针对袁世凯当时所说，因为其中实在寄托了许多感慨。袁世凯恶行累积，终于称帝；梁启超便领导进步党，同国民党联合起来声讨他。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曾有在云南首先起义的功劳。岑春萱则进入肇庆，自称两广都司令，任命士钊为秘书长。梁启超来会合，士钊建议开辟新的政治运动，另立政治统系，不再恢复国会。梁启超认为这个主张很好，岑春萱也认为如此。但汤化龙、吴景濂以议长身份呼朋引类，在上海集会，以民意相胁迫，天下人吓得不敢妄动，岑春萱、梁启超也屏息不敢禁止。袁世凯死后，岑春萱也放下兵权。士钊便劝他从容蓄养声望，自己则进入北京大学讲学，约定三年不问政治。岑春萱受到他人言论蛊惑，想恢复国会来收取声望，便召士钊来商议进退，士钊极力阻止，并说国会贪污货贿、助长混乱，恢复它并不符合人们的真实意愿。岑春萱泄露了这些话，对士钊的议论十分恼恨。岑春萱最终逃往广东，召集国会，设立军府，自任总裁。他急电召士钊前来，根本不给人提出异议的余地，士钊便降低身份，顺从前往。后来梁启超依附段祺瑞出兵南征，岑春萱遮蔽民党，在广东掌权，士钊实际上成为他的主要辅佐。士钊主张议员应当考核资格、接受考试，听到的人大为喧哗。士钊又在上海发表文章，主张宪法不应由国会制定。文章流传后，两院中人指责他是叛逆；又因为士钊本身也是议员，便大肆号召，取消了他的议员资格。凡依附于他的、评论政治必定谈学理的人，也被称为“政学系”。当时人因此说：“北有安福，南有政学”，把这当作极大的耻辱。安福，是段祺瑞门下的政客集团。曹锟借此机会起势，任用吴佩孚击败段祺瑞。岑春萱也奔走而失去职权。士钊看到事情已经无可作为，又怀疑代议制度对治理制度没有补益；英国是世界上代议制的祖国，于是于十年二月再次游历伦敦，逐一拜访当地名士，同他们考察讨论。小说家威尔思、戏剧家肖伯纳，都对民主政治说过贬抑的话。威尔思约士钊到别墅去，从容谈到中国，感慨地说：“民主主义，我们只要辩论十分钟，就能把它驳得体无完肤。但其他主义更加脆弱，而且还不如民主主义，辩论到五分钟，便已经旗倒路乱。因此，民主政治虽然已经死亡却还没有僵硬，问题不在它本身，而在于继承和代行它的人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世人因为英国有这种制度，便群起仿效，这是最不幸的事。中国过去没有代议制，人们便因为不民主而轻视中国。不知道历代相沿的科举制度，正同民主精神深相契合。寒门也能成为公卿，人人都有机会达到，难道不是平等的最高原则吗？贸然废除它，可以说是愚蠢。我想写一本书，叫作《事能体合论》，意思是阐明什么事情应当使用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才能胜任什么事情。事情和人才之间有一定的选择方法，使二者相互适合。中国的民治，其弊病就在于事情和人才不能相互适合。”说完后，他长久地叹息。肖伯纳对士钊所说的话，意思更加诙谐奇特，他说：“能够治理别人的人，才可以治理人。自林肯以来，政体中有句固定的话：‘为了人民的利益，由民主的人民实行治理。’可是人民究竟有什么资格治理呢？比如戏剧，这是小道，编写戏剧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假如有人说‘为了人民的快乐，由人民编写人民的戏剧’，难道不是不成话吗？戏剧是人民喜欢看，却不知道其中缘由的东西；假如他们想要某种戏，又不能自己制作，就一定会来向我求助。政府也是这样。英美的传统思想认为人人都可以治理国家，中国却相反。中国人要登上治理别人的位置，必须经过国家规定的考试程序。考试程序未必完全恰当，但这种用意总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我所应当讲的，也只是怎样使考试同它的用途相符合。”于是士钊的政治信念逐渐改变，便回国了。正逢曹锟以直隶督军的身份胁迫总统黎元洪，将他驱逐；曹锟的大将吴佩孚在洛阳练兵，发表讨伐军阀、准备奔走御侮的主张。曹锟更加洋洋自得，又想借助士钊的声望，诱骗他参加总统选举。士钊不甘心把自己当作货物出售，于是逃往上海。搁笔已经很久，他又常常想发表议论。由于他凭《甲寅》获得了很大名声，想要沿袭以前的道路，名称仍叫《甲寅》，但改为周刊。招募资金、分派事务，计划刚刚确定，外界便大起风波。江苏督军齐燮元奉吴佩孚之命起兵，把卢永祥赶出浙江。吴佩孚亲自率领大军出山海关进攻张作霖。冯玉祥随吴佩孚出师后产生了二心，取道小路回袭北京，擒获曹锟，又同张作霖的联军夹击吴佩孚，全部俘获其部众，想推举段祺瑞主持国事。段祺瑞失去职务已经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认为士钊文才出众、善于议论，便想请他担任谋主。士钊于是暂且搁置《甲寅》周刊，不顾一切赶去赴命，对段祺瑞说：“约法已经破坏，新法还没有产生，使用总统这个旧名号有什么用？西方历史记载，在纪元以前，罗马最初设立民主制度，称为公萨，翻译为执政。请以临时执政的名义起用并处理政务。”于是段祺瑞在北京以“执政”为名建立政权，任用士钊为司法总长，不久又兼任教育总长，这时是十三年十一月。士钊自认为熟悉人情世故，奋力想要改革，便向众人公开说道：“我国兴办学校已经很久，但学校纪律日益衰败，教学成绩没有起色。学生谋求便利，逃课荒废学业，以致有人倡议不接受考试。即使接受考试，有的要求划定范围，有的胁迫增加分数，丑闻四处传播，实际上等于没有考试。担任教授的人，所讲授的内容没有切实功夫，又想讨好学生以便控制他们，只是虚应故事，这也是常见的情况。其他国家的大学教授，在职越久，越能显示一门学问的权威；我国却恰好相反。留学生刚走出校门时，手里还抱着讲义，虽然没有成就，条理大致清楚；而且朝气还好，没有沾染恶习，突然担任教职，也会战战兢兢。

译这类人，在其他国家最多只能安排在研究院里或担任助教；而在我国，却被视为上等的通才，实在被抬得过于珍贵。哪所学校得到这样的人，生气马上就会增长。过了这个阶段，便逐渐成为废料。新的知识没有增加，外界诱惑却越来越多；对内谄媚学生，对外干预时事。制造声势的手段高明，把空疏说成神圣；粗暴强悍的气势日盛，什么事情都可以加以把持。教风如果这样，谁还愿意研究学问？我只是想到，我国号称文化古国，自从海上交通开通以来，学术发展的道路日益拓宽。如今的著述将近古代的百倍，而且还没有停止。可是自上海制造局倡议翻译书籍以来，经过四五十年，翻译事业始终没有进步，文字反而变得荒芜鄙俗。所学不深，做事鲁莽而支离破碎。读这样的书，反而使人发出还不如没有书的叹息。从前徐寿、徐建寅、华蘅芳、李善兰、赵元益等人翻译的物理、力学、天文、算学等书，贯通中西，字斟句酌；从今天看，简直像典籍和高雅文章一样，令人无法攀比。即使再低一层，讲到格致书院的课艺，其风貌也不是今天的硕士、博士所能相比的。说是在进化，结果却恰恰相反。时髦人士以说俚语为自豪，年轻人求不学习却想成为名家，像黄茅白苇一样，任其蔓延而没有尽头。学者扪心自问，难道不应该诚实而不惭愧吗？可是，作为他们学生的人，读西方书籍，既没有相称的能力；请教自己的老师，又没有可供参考的著述。几份数年不变、残缺不全的讲义，竟被奉若神明，成为学界的依靠，于是这种局面就出现了。这叫兴办教育，难道不是背离正道吗？况且“大学”是各种学术的总称，就像“内阁”是各种政治事务的总称。内阁中有主管财政的，并没有听说称为“财政内阁”的；有主管司法的，也没有听说称为“司法内阁”的。如今大学中有农业大学、工业大学、法政大学，甚至师范、美术，只是文科中的一个部分，也单独称作大学。把主要的当成枝节而消灭，另立类别名称，在逻辑上说不通，在行政上也极为不便。部落式的思想横行于学术界。最终，兼任课程纷乱，师生往来忙乱，学术传统全被破坏，排斥嫉妒的风气兴起。要想改变这种风气，于是提出三项办法：一，在本部设立考试委员会，仿照伦敦大学的成例，学生入学、毕业等考试，一概由本部办理。二，在本部设立编译馆，要求各大学教授通力合作，给予优厚奖励，期待他们创作新著，传播到学校中去，做到文辞与义理都丰富，满足人们的需求。三，合并北京各大学。突然提出这些议论的那一天，士钊侃侃而谈，坚持自己的主张，毫不回避退让，没有人能够驳倒他。然而消息传播开后，诋毁责骂便纷纷而来。本部考试各校学生，尤其大为不满。那些先生长者，表面支持，暗中沉默，实际上却暗中响应，潜在的势力极为强大。至于重奖著述，人们认为这是想借此甄别教授。至于合并各大学，在施行与承受之间，暗中的波涛使人终日不得安宁。士钊又在这期间重刊《甲寅》，其中的议论多有违背世俗之处。当时胡适正在北京大学任主讲，以倡导新文化而被称为大师，受到各方仰慕，天下都为之震动。可是士钊却严厉批评他，认为：“所谓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他们认为反对旧的就是所谓新。如今一味追求新，势必把旧的一切都舍弃。舍弃旧，还有什么历史可言？而历史，是人类社会一切可宝贵事物中最为宝贵的。如今人们竞相谈论教育，却不知道教育就是把前辈发明和积累的经验传给后人，使后人能够用较少的心力继续进步；并不是像前人那样白白耗费心力，艰苦经营，最后满足于一知半解而已。我还曾打过比方：社会的进程采取连环的形式，从第一环走到今天这一环，中间经过无数环节，彼此连接构成整体。” 所谓第一环，形状可能与今天这一环不同，彼此之间似乎渺远而没有联系。然而，各环节的原始形态，在逻辑上仍然各自存在。它们之间通过一重又一重的间接关系同今天这一环相牵连，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今天的人如果想改进今天这一环，就不能不寻求了解原来的环节以及随后各环节的真实情况，用来作为印证。这就是历史这门学科所以设立的原因。还要知道，所谓新，早已在旧中孕育成形，绝不是毫无原因地突然出现在旧的外部。因为所谓旧，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数千年来伟大人物、德行深厚者、专门家和艺人的精心积累，并流传到今天。所谓新、所谓旧，不过是当时当地的人，受到所处遭遇的限制、情感的推动、希望和嗜好的逼迫，以及惰性与活力交互作用，于是把即将谢幕的称为‘旧’，把正在替代它的称为‘新’罢了；对于思想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从高处俯瞰，新新旧旧不过是在宇宙长久的时间中往复流转，交替出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厌恶常态与笃守旧习这两种矛盾的性质，时时会融合贯通而趋于一体。人长期处在同一环境中，听得厌烦、看得厌倦，常常因疲惫烦乱而想有所迁移。这个念头刚刚产生，就一定会奋力向外奔去，希望得到崭新的不同境地。可是盘旋了很久，仍未见有所收获。这时才觉得，祖宗历代相传的东西，或者自己早年经历过的事情，原来都保存在我们的先天本性和无意识之中。过去受表面现象和意志压抑而没有发动的东西，如今不期然乘隙冲出，竭力奔放，自己却并不知道。所谓‘迷途知反’，这里的‘反’就是指这个时候；所谓‘不远而复’，这里的‘复’就是指这种境地。本来希望翻新，最终却获得了旧的东西。虽然说是旧，有的人明知它是旧而心中安定，有的人却懵懂不觉，仍然自欺欺人，认为新事物高不可攀。这正是新旧相互衔接的精妙道理，意味深长，最值得暗中玩味。如今谈文化的人不懂这个道理，一味舍弃旧的，只追逐渺茫而不可得到的新事物。难怪不到几年，精神界便大为混乱。郁闷、迷惘、无所适从的景象，充满天下。浮躁妄为的人蛮横无理，不知自己的错误；谨慎厚重的人却茫然失措，丧失了自己的操守。父亲无法教导儿子，兄长无法告诫弟弟。就教化而言，这完全陷入了青黄不接、方向相反的一场大恐慌之中。想不到误解‘新’字的弊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可是胡适又想用欧洲化来改变中国，一人倡导，百人附和，几乎成了全国共同认可的国策。

译而士钊说：“是，是；不，不，不是这样。欧洲是工业国。工业国的财源存在于外部财库，伸缩调度的能力很大。国家预算可以把支出作为收入来安排。因此无论公事私事，规模都宏大，举止都豪华，一切都与它的生产活动相适应，没有太大的危害。可是我国是农业国，全国上下百年来的根基，根本没有可以用工业意味来包罗的东西。明明没有这种根基，却不论精粗大小，一味追逐工业国的排场。衣服器物、起居饮食、男女交往、社会活动，开口必称欧美，谈话必涉及赛会。由放纵依随而驰骋，由驰骋而泛滥，变本加厉，什么都任意妄为而毫无顾忌。这样下去，国家势必要举借外债、出卖国有产业，来弥补滥支国库的不足；私人势必要贪婪诈骗，女子淫乱、男子盗窃，来维持无尽的肆意挥霍。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事情败露、无可掩饰的地步，公私都陷入灾难。而在冥冥之中，人道也随之堕落败坏，一个群体本来应当共同具备的常德，彼此牵连而全部丧失。以至于父亲不能教导儿子，兄长无法约束弟弟，夫妻无法相守，朋友无法互相信任。” 群体内部的纽带一天天解体，国家也失去了赖以立足的东西。从前有个学邯郸人走路的故事，结果丢掉了自己原来的步法，只能爬着回去。唉，我们今后如果还能爬着回去，也就算幸运了！”他的好恶触犯别人，违逆的多而赞同的少，人们想得到他而后快，于是他急躁地毁掉了自己的居所。他愤而辞职，心情忽然郁郁不乐。于是吟诵白居易《孤桐》诗说：“直从前芽拔，高见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独立当如此！”于是改用“孤桐”作为字号。到了段祺瑞在十五年四月奔走而失去职务时，士钊受到打击，振作不起来，迁居天津，更加致力于《甲寅》。有人说：“天下的事情不能靠口舌争取，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地招致诟骂和愤怒呢？”士钊回答说：“我实行我一贯的主张，是否有罪任凭世人评判。假如中散大夫那样放言，刑罚便会接踵加在有才德之士身上；伯喈改变脸色，所受的惩罚便同于邪党；生命一旦断绝，言辞的意义也就自然空了。如果不是这样，也任凭自然发展。我一生不擅长趋吉避凶，早年的志向不在于违背道义来求取声誉；只要修养自己所具有的天爵，何必顾虑世人的议论！”那年十月，他把新出版的《甲寅》寄来上海给我看，告知将继续发行。我回信说：“承蒙寄来最近一期《甲寅》，知道文章的意气并没有衰退。” 我认为，当时的舆论看重名声，而古人称道名望和德行。名声是公众共同赋予的，德行则是人们愿意用来表示敬意的；君子的立身之道在于相信自己，积累起来的毁谤几乎可以销蚀人的骨骼。德行不孤单，一定会有同道相伴。反复诵读这些话，我不禁神往。只是人们还没有厌弃动乱，上天也没有后悔降下灾祸；十多年来，士君子宏大的言论和放达的议论，哪一种不是给大盗提供机会，使他们借势窃取国家权力？尊崇中央，就预示洪宪年间的帝制；谈论联邦，又开启强藩割据。百姓已经很劳苦，几乎想稍稍休息一下了。但动乱的日子正长，上天又造就豪杰，各自任意施展聪明才力来祸害国家、残害百姓。我们这些读书谈道的人，如果夜间清明之气尚未被拘束，为什么不暂且管住自己的舌头，收起自己的笔，收敛聪明才智，平息事端、使人安宁，不要成为助长邪恶、增长动乱的力量呢？我因此感叹诸葛公所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实在是高雅的气度和深远的见识。当时刘表以名士身份治理荆州，广泛求取儒术人才，关西、衮州、豫州归来的学士大概有几千人。诸葛公以管仲、乐毅自许，却在南阳高卧。州郡相距很近，征聘却没有到他那里，他淡然处之，仿佛彼此忘却。‘我心中怀有光明的德行，不用大的声势和脸色来显示’，即使我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心里也向往它。从前听说左文襄亲自把一副楹联题在门上：‘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我总是感叹左公见识中的虚骄，却并没有真正了解卧龙。既然是龙，却只是卧着，哪里还存有经世济民的心思？而卧龙能够安于卧处、成就其卧龙之德，靠的是宁静，而不是经世济民。我私下想把这副对联中的‘经济’二字改成‘宁静’，写下来奉送给您。‘文章西汉两司马’，固然说明您有足以自信的文章；‘宁静南阳一卧龙’，尤其是祝愿您善于凭宁静来达到长远的成就。君子把才能收藏于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有什么不利呢！与其做孤独的梧桐，招来喧闹和愤怒，不如做卧龙，安定精神、涵养元气。”然而，通过考试慎重选择任用资格，通过考试考察大学的课程，用来纠正和振兴学风，大力奖励编译，虽然在过去因此招来喧闹和愤怒，最终却在今天创立了显著而有用的制度。功业何必一定要由自己完成，士钊在晚年或许也可以因此自慰了。刊有《甲寅存稿》《续稿》。九　余论

译我撰写《近百年湖南学风》，表彰了十七个人。这些人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身份各不相同，但都归结于好学深思；他们所涉及的事情有教育、政治、军事谋略、外交、欧化，方法各不相同，但无不在于辅佐社会、使百姓长久安定。时间限定在百年之内，但上下五千年的演变，都浓缩映照在这百年之中；人物限定为湖南人，但纵横九万里的纷繁世事，都由这些人的作为加以推动。他们是天下的士人，所做的也是天下的事情。如果读我的书而通晓其中的意义，那么处理政务就不会以损害百姓来养活自己，议论事情也不会凭私心来损害政治。我彰显湖南，却不是为了湖南，而是为了天下；讲述先贤，却不是为了先贤，而是为了今人。唉！孔子不是说过吗：‘我想把它写成空泛的言论，不如把它表现在实际事迹中，使其深切而明显。’贾谊写《过秦论》，最后说：‘考察上古，验证当今，参照人世，观察盛衰的规律，审察权势是否适宜，取舍进退有次序，变化有时机。’这也不是为了责怪秦人，而是为了警戒汉人。过去太史公有宏大的见识和孤独的胸怀，心中有郁结而无法抒发，于是记载秦汉，简略叙述三代，上溯记述黄帝，说是‘成一家之言’；而后人应当把它当作《史记》来阅读，心里明白他的用意在于并不只是记载那些人物，所以说要‘藏之名山’。我也有自己的见识和心裁，把心意寄托在这部书中：对别人详尽叙述的地方略写，对别人压抑不谈的人加以彰扬，以此表明一家之学；而别人有时把它当作方志来读，心里明白我的用意在于期待后世来者，也只能等待那样的人出现。我所不知道的，大概就只能缺略了。若说到方志，我遗漏的地方确实很多。而读太史公的书，把它作为《史记》来读，看到的也只是内容不够周全、不够完备罢了。太史公从探究事物的起始到考察最终结果，以史书的体例来写诸子；我则想取其精华而发挥宏旨，把诸子的思想贯通到人物传记之中。有人问我说：‘王先谦和王闿运并称“二王”，也是一时显赫的学者，著成数千卷书，著籍门下的弟子又将近千人。您也很有文采并有所著述，为什么偏偏遗漏了这位老人呢？’我回答说：‘是，是；不，不是这样。从前王益吾先生以博学通达之士的身份担任江苏学政，提倡古学，整顿士人习气，拥有贤能的声誉。我出生得晚，没能登门受教；但我的舅舅、叔伯以及内外各房的兄弟中，有许多人都登记为他的门生。他留下的风气和余韵，令我徘徊感慨。然而，文章学习方苞、姚鼐，经学学习惠栋、戴震，只是在当时风气中时隐时现，不过是引导和宣扬皖派、吴派的学术，并不是湖南之所以为学的道路。我私家著书，不同于官修书，有自己的见识和裁断。太史公写书自有孤独的胸怀，不愿苟且迎合声气。关于王闿运的为人和学问，前辈颇多批评，但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此成就了湘学。王益吾先生博涉多学、融会贯通，远远超过王闿运，却没有独到之处。从前我的同乡丁仲祜先生曾对我说：‘乡里的前辈治经，外行不合规范。’我心里很不平，说：‘您所谓外行不合规范，只是因为我们锡地前辈治经，不符合休宁、高邮的学术轨迹罢了。’ 然而，不依傍任何门户，另立一军而兴起，自有独到之处。比如高攀龙的理学，如果用朱子的道问学来衡量，固然属于外道；但用阳明的致良知来衡量，也不能立即说是合乎规范。然而虽不合规范，却可以开创一宗学派。学问也有多种道路：有些走的是外行，却不妨碍成为名家和博学通人，例如我们锡地高攀龙的理学，既不属于程朱，也不属于陆王。顾栋高研究《春秋》，秦蕙田研究礼学，既不是休宁派、高邮派，也不是苏州派、常州派。而顾祖禹的史学，不同于当时的浙东学派，也不同于后来嘉定一带的学术，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成为博学通人。有些走的是内行、合乎规范，却只成为拘泥一曲的学者，例如俞樾解释经书、考证诸子，罗列细小事实，自夸为精深见识，凭休宁、高邮来张立门户，其实只是把《经籍纂诂》一书写成了供儿童阅读的浅陋册子而已。’仲祜无法反驳。王闿运的文章不属于桐城派，今文经学也不合当时的正统，但他能够开一代风气，自成名家。王益吾先生的文章属于桐城派，训诂属于休宁派，无不内行而合乎规范，却不能成为名家。而在我们江苏，他却是贤能的学政。将来江苏通志的名宦传中，必定有他一席之地，难道还要借我这本小册子的拙劣著作来增加他的分量吗？有人又说：‘您是江苏人，只是暂时因战乱侨居在这里，却不怕麻烦，反而彰显湖南来写成这部书吗？’我回答说：‘我固然是江苏人，但也是中国人。江苏难道能够脱离中国而独立存在吗？那么我怎么可以把自己限制在一方之内而自我束缚呢？我国有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诸公这样的人，他们宁可学习圣贤却达不到，也不可违背道义来求取声誉；宁可把一个人没有受到恩泽当作自己的疾病，也不因享受恩宠利益而自居成功。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作为百世的楷模，难道只是一个地方的豪杰吗！我今天在湖南就谈湖南，过去在江苏就谈江苏，也曾为江苏教育厅撰写《江苏学风》，远则追溯顾炎武、陆世仪，近则不遗漏徐寿、华衡芳，最后归结到实事求是、把声名利禄置于身外，也是希望以先贤高尚的行为激励后人，匡正整顿当时的贤者。然而谈论的人只称赞其中博闻多识，很少体会其中的苦心和直言。俗话说：‘买椟还珠’，这不是珍珠的过错。我讲江苏学术，称赞顾炎武、陆世仪，却不称赞钱大昕、阮元，是因为后者以博闻强记为长处，容易用浅陋的见闻煽动众人。我讲乡里学术，称赞高攀龙而不称赞顾宪成，是因为顾宪成凭门户声气立名，而东林党正由此开始。’

译世上谈论学风的人，大多举东林作为借鉴，而我不予置答。不是不能回答，而是明代衰败时，士大夫喜好议论，不顾实际；国家可以毁坏，门户却不能毁坏；异己一定要铲除，客套却不能抛弃。他们结党同类、攻击异己，以此进行把持；用声气相互标榜，以此结交拉拢，但不以义理来整饬自身，也不以学问来经世致用。等到国家灭亡时，法纪已经荡然无存。武人跋扈，文人也未尝不跋扈；他们自矜意见，张立门户，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城池，把台谏官当作鹰犬。私人恩怨延伸到战场，不顾毁坏国家的长城而使敌人产生戒备之心。国事越来越坏，虚假的声誉却越来越兴盛。而东林讲学实际上加速了这种祸患。最先起这种作用的，就是顾宪成。我宁愿成为王夫之那样居于荒山破榻之中的人，终身不被称道，也不愿成为顾宪成那样让众多名士附籍、声名传遍天下的人。终身不被称道，也许还能保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声名传遍天下，几人能不为了迎合世人而牺牲学问？处在今天学风极端败坏的时候，却树起东林的旗帜作为号召，只会助长虚骄浮夸的风气，对挽救世道的错误毫无帮助。顾宪成身处江湖，心怀朝廷，结党聚合声誉，实际追随者很多；但他的骄矜气势越高，见识道理就越浅，不如高攀龙处在变故中仍然镇定自若，慷慨从容地为义而死，并且自己说：‘一生的学问，到这里也算稍微有了一点实际作用。’ 然而，就“今月”所论的理学来说，与其讲高攀龙，不如讲陆世仪。陆世仪的学问精微虽不如高攀龙，却比他更加切实。切实可以挽救虚浮夸大的弊病，精微却不免流于空谈。明末以遗老身份而成为大儒的，李颙带有学究气，只求独善其身，学术还不能用来治理国家；黄宗羲带有名士习气，说大话而毫不惭愧，实际行为却不足以修饰自身；王夫之在荒谷中忍饥受苦，志向和操守坚定卓绝，但又苦于固守自己的德行而不能推及广大。只有陆世仪、顾炎武，能够明辨事物本体而通达实际功用，学问有根本也有枝末，同时又能淡泊以明志，不追逐外在声名。顾炎武博学于文，立身行事知耻，从中可以窥见汉儒的真实面貌；陆世仪使义理悦心，以兵农之学济世，可以纠正宋学的偏失。他们都有真实明彻的见解，又能亲身实行；我私下里愿意以他们为榜样，仰慕他们的高尚品行。如今士人的风气已经衰败，师道也没有建立起来。曾子说过：“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但在今天这个道术丧失、文章衰敝的时代，行为只为炫耀、自我标榜，既没有什么听闻值得尊重，又还有什么知识可以实行呢？他们凭道听途说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平安无事时就聚集门徒、纠合众人，放肆发表高谈阔论；听到警报时却心惊意乱、丧失谋划，连逃避死亡都来不及。古人以忧患来使内心受到震动、使性情受到磨炼，今人却因忧患只求侥幸苟生、丧失志气。平日里夸耀谈论的学问经世、文章道德，一旦大难临头，却没有片言只字能够使人心安定、使士气振作。而战乱灾难极多，一直延续到今天；寇患深入，国家危急，土地像崩塌、百姓像鱼烂一样陷入败亡，人民死亡或被掳为奴，数量达到数千万。可是学校遍布如林，师生多得像鲫鱼一样，哪里见过有谁把知耻和训练战事明确地教导出来，把这些当作自己的责任，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并把这看作本分呢？古人说多难可以兴邦，而今天深重的忧患却还没有唤醒圣贤。闹着罢学、停止教课的事情，仍像从前一样纷乱；虚度时日、敷衍怠惰的情形，也仍像从前一样。既以讲学来猎取声誉和利禄，又把旷课看作平常；立身行事以放纵浑浊为通达，却把拘守节操看成狭隘；接受任职时以空有声望、没有实际作为为高明，反而嘲笑勤勉谨慎。哪里能得到陆世仪、顾炎武生在今天呢？他们使义理悦心，立身行事知耻；若能树立他们作为榜样，用来建立表率，便可以扶助懦弱者、使廉者更加坚定、使顽劣者受到感化！我即使替他们执鞭赶车，也会感到欣喜和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