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陶庐杂录》，清代法式善。乾隆十一年，在内殿旁修建三希堂，收藏王羲之《快雪时晴》、王献之《中秋》以及王@@《伯远》三帖。乾隆十二年，勘校《石渠宝笈》中所收钟繇、王羲之等人直到唐、宋、元、明的墨迹，选取其中佳作刻石，这就是《三希堂帖》。全书共三十二册，嵌刻在石阅古堂的墙壁上。乾隆十九年，又搜集褚遂良等人的墨迹，选取佳作刻成四册，这就是《墨妙轩帖》，嵌刻在墨妙轩的墙壁上。乾隆三十四年，将内府所藏《淳化阁帖》初榻本重新摹刻上石。乾隆三十七年，修缮淳化轩，并将帖刻嵌在轩壁上。乾隆四十四年，又刻制了兰亭八柱和《快雪堂帖》。乾隆五十八年，把此前辑成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在成书以后续行收入的书画真迹汇集起来，编为续编。这些都足以超越前代，是世间罕见的珍品。舆图房隶属于如今的养心殿造办处，中外臣工进献的图式都收藏在这里。乾隆二十六年，审定后分为十二类：天文、舆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名胜、瑞应、效贡、盐务、寺庙、风水，编成《萝图荟萃》。乾隆六十年，审定后分为九类：舆地、江梅、河道、武功、巡幸、名胜、效贡、寺庙、山陵，编成《萝图荟萃前后二编》。共计画幅三百一十二幅、帧十一帧、卷四十九卷、轴十三轴、册二百九十册、排三十五排。南薰殿收藏古代帝王、后妃的画像，共有轴七十五轴。宓牺氏像一轴，帝尧像一轴，禹王像一轴，商汤王像一轴，周武王像一轴，梁武帝像一轴。唐高祖像一轴，唐太宗像三轴。后唐庄宗像一轴。宋宣祖像二轴，太祖像四轴；宋太宗像一轴，真宗像二轴，仁宗像一轴，英宗像一轴，神宗像二轴，哲宗像一轴，徽宗像二轴，钦宗像二轴，高宗像一轴，孝宗像一轴，光宗像一轴，宁宗像一轴，理宗像一轴，度宗像一轴。明太祖像十二轴，成祖像一轴，仁宗像一轴，宣宗像三轴，英宗像一轴，宪宗像一轴，孝宗像一轴，武宗像一轴，兴献王像二轴，世宗像一轴，穆宗像一轴，神宗像一轴，光宗像二轴，熹宗像二轴。宋宣祖后像一轴，真宗后像一轴，仁宗后像一轴，英宗后像一轴，神宗后像一轴，哲宗后像一轴，徽宗后像一轴，钦宗后像一轴，高宗后像一轴，光宗后像一轴，宁宗后像一轴。明孝慈高皇后像一轴。共十五册。历代帝王像一册，从伏羲氏起到宋宁宗止，共十九叶，每叶有像二幅。《圣君贤臣像》一册，从伏羲氏起到韩信止，共二十三叶。《宋朝帝像》一册，从宣祖到度宗止，共十六叶。《元朝帝像》一册，从太祖起到宁宗止，共八叶。《宋后像》一册，从宣祖后起到宁宗后止，共十二叶。《元后像》一册，从世祖后起到后纳罕止，共八叶，末尾四条没有标题。《元后妃太子像》一册，从仁宗后起到后纳罕止，共六叶，其中第二、三像没有标题，末尾附太子像二幅。《明帝后像》二册，上册从太祖起到孝敬毅皇帝止，共九叶；下册从世宗起到熹宗止，共八叶。《历代圣贤像》一册，从仓颉起到许衡止，共三十一叶。《孔子世家像》一册，共十九叶。《至圣先贤像》一册，从孔子起到许衡止，共六十叶。《历代圣贤名人像》一册。《明太祖御笔》二册，上册朱墨笔迹共四十九叶，释文四十九叶；下册朱墨笔迹共二十八叶，释文二十六叶，共三卷。《明宣宗行乐图》一卷，绢本，纵一尺二寸，横二丈二尺。《世宗出警图》一卷，绢本，纵二尺九寸，横八丈，二尺。《入跸图》一卷，纵二尺九寸，横八丈八尺五寸。茶叶库收藏历代功臣像，共二十一轴。张良像一轴，韩信像一轴，周亚夫像一轴，班超像一轴，岑彭像一轴，祭遵像一轴，寇恂像一轴，诸葛亮像一轴，张飞像一轴，王猛像一轴，狄仁杰像一轴，薛仁贵像一轴，郭子仪像一轴，李光弼像一轴，李晟像一轴，尉迟敬德像一轴，李孝恭像一轴，李克用像一轴，岳飞像一轴，范仲淹像一轴，姚广孝像一轴，共三册。《历代武臣像》一册，标题为“齐太公武成王”，不署姓名。吴、司马、孙武子以下二十一人，统一只写姓名。到宋代曹武穆以下八人，有的称谥号，有的称姓名，有的称官职，互不相同，共十五叶。《唐名臣像》一册，有的称谥号，有的称姓名，有的称官职，有的称字，是后人随笔书写的，共十叶。《唐宋诸名臣像》一册，册首用八分书写“唐宋诸名臣像”六字，共二十二叶，书写题额一叶，记文一叶。昭仁殿所藏《天禄琳琅目录》前集，乾隆九年编纂，乾隆四十年增补辑成十卷。嘉庆三年编成《续编》二十卷。以经、史、子、集为纲，书籍则按宋、金、辽、元、明各朝刊版的时代先后排列。ゼ藻堂、味腴书屋各收藏《四库全书荟要》一份，共四百七十三种、一千九百八十函，分置于二十四架。经部六架，架边为墨色、格子为绿色；史部十架，架边为墨色、格子为红色；子部六架，架边为墨色、格子为蓝色；集部十架，架边为墨色、格子为淡墨色。一份在大内，一份在圆明园。顺治十二年七月，兵部上奏说：“凡是天下险隘、要冲的地方，职方司都有图籍。因为边疆事务尤其重要，所以镇戍总图、九边图，以及沿海和腹里地区，还有彝、蛮、犭▯、犭童等应当防备的地方，都应载入图说。疆域有的险要、有的平易，兵马应当增加还是减少，都可以一览▯▯然。如今时势已经不同，图籍也应当改换。请下令给各直省的督抚，把所辖境内水陆交通要地及险隘形势绘成两幅图，并且仍旧记录明末设置了多少兵将、如今改设了多少，详细注在图旁。”

译顺治十四年五月，户部尚书孙廷铨上奏议定：“天下的根本财富，只依赖土地田产。其他税收和杂征，本来就不是生财的正道，不能依靠它们。查考元年以来，各省荒地报称开垦的没有多少。难道是停息兵事虽然已久，仍然难以繁衍人口、积聚财富吗？河南一省，熟地颇多，不知是过去核除荒地时不确实，还是近年以来逐步开垦出来的，请下令给巡抚、巡按。从今年开始，通行各属，逐块踏勘丈量。其他各省也仿照办理，使田地亩数完全清楚，国家赋税逐渐充裕。” 吏部议定翰林官外调的制度：“除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照常升迁调转外，侍读以下官员，应按照六科的惯例，每年外调二员，春季一员，秋季一员。侍读、侍讲按参政任用，修撰按副使任用，编修、检讨按参议任用。” 顺治十六年十二月，谕令礼部：“前明崇祯帝励精图治十七年，不幸遭逢寇乱，国家灭亡，自己以身殉国。考察他一生的作为，没有什么严重的失德。遭遇这样的厄运，实在值得怜悯和遗憾。应当加赐谥号，以此表彰他的实际操守。现在谥为庄烈愍皇帝。你部立即遵照谕令办理。” 雍正四年二月壬申日，颁赐在京各衙门御书匾额：宗人府为《敦崇孝弟》，内务府为《职思总理》，吏部为《公正持衡》，户部为《九式经邦》，礼部为《寅清赞化》，兵部为《整肃中枢》，刑部为《明刑弼教》，工部为《敬饬百工》，銮仪卫为《恪恭舆卫》，通政司为《慎司喉舌》，大理寺为《执法持平》，理藩院为《宣化遐方》，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衙门为《风清辇毂》，太常寺为《祗肃明▯》，太仆寺为《勤字天育》，光禄寺为《敬慎有节》，国子监为《文行忠信》，鸿胪寺为《肃赞朝仪》，钦天监为《奉时敬授》，顺天府为《肃清畿甸》，仓场总督衙门为《慎储九谷》。

译文渊阁著录、宫史中详细记载的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简明目录》一部，共二十卷。经部中，易类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四卷，附录八部、十二卷；书类五十五部、六百五十卷，附录二部、十一卷；诗类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录一部、十卷；礼类中，周礼之属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仪礼之属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三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礼记之属二十部、五百九十五卷，附录二部、十七卷，三礼总义之属六部、三十五卷，通礼之属四部、五百六十三卷，杂礼书之属五部、三十五卷；春秋类一百一十四部、一千八百零一卷，附录一部、十七卷；孝经类十一部、十七卷；五经总义类三十一部、六百八十一卷，附录一部、三十六卷；四书类六十三部、七百三十二卷；乐类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二卷；小学类中训诂之属十三部、一百二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八百一卷〕 小学类中，字书之属三十六部、四百七十八卷，韵书之属三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卷，附录一部、二卷。史部中，正史类三十八部、三千六百八十一卷，编年类三十八部、二千零六十六卷，纪事本末类二十二部、一千二百零五卷，别史类二十部、一千四百八十五卷，杂史类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三卷；诏令奏议类中，诏令之属十部、八百二十二卷，奏议之属二十九部、六百五十二卷；传记类中，圣贤之属二部、七卷，名人之属十三部、一百一十三卷，总录之属三十六部、八百零八卷，杂录之属九部、二十一卷；史钞类三部、四十八卷；载记类二十一部、二百八十卷，附录二部、九卷；时令类二部、二十九卷；地理类中，宫殿簿之属二部、十一卷，总志之属七部、九百四十一卷，都会郡县之属四十七部、二千七百五十二卷，河渠之属二十三部、五百零七卷，边防之属二部、二十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六十六卷、一千二百五卷、八百八卷、五百七卷〕 地理类中，山水之属七部、一百一十三卷，古迹之属十四部、一百二十五卷，杂记之属二十八部、二百一十三卷，游记之属三部、十五卷，外纪之属十七部、九十八卷。职官类中，官制之属十五部、三百七十五卷，官箴之属六部、十七卷。政书类中，通制之属十九部、二千二百九十八卷，典礼之属二十四部、一千零五十一卷，邦计之属六部、五十三卷，军政之属四部、二百七十一卷，法令之属二部、七十七卷，考工之属二部、三十五卷。目录类中，经籍之属十一部、四百二十四卷，金石之属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史评类二十二部、三百八十二卷。子部中，儒家类一百一十二部、一千六百九十四卷，兵家类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法家类八部、九十四卷，农家类十部、一百九十五卷，医家类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一十三卷，天文算法类中推步之属三十一部、四百三十五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三卷、一千五十一卷〕 天文算法类中，算书之属二十五部、二百零八卷。术数类中，数学之属十六部、一百四十七卷，占候之属二部、一百三十五卷，相宅相墓之属八部、十七卷，占卜之属五部、二十五卷，命书相书之属十四部、五十三卷，阴阳五行之属五部、五十五卷。艺术类中，书画之属七十一部、一千零六十六卷，琴谱之属四部、二十九卷，篆刻之属二部、九卷，杂技之属四部、四卷。谱录类中，品物之属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九卷，附录一部、三卷，饮馔之属十部、十九卷，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五卷。杂家类中，杂学之属二十二部、一百七十七卷，杂考之属五十七部、七百零七卷，杂说之属八十六部、六百三十二卷，杂品之属十一部、八十三卷，杂纂之属十一部、五百三十六卷，杂编之属三部、九十二卷。类书类六十四部、六千九百七十三卷。小说家类中，杂事之属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八卷、一千六十六卷、七百七卷〕 小说家类中，异闻之属三十二部、七百二十四卷，琐记之属五部、五十四卷。释家类十三部、三百一十二卷，道家类四十四部、四百四十二卷。集部中，楚词类六部、六十五卷；别集类一千七十五部、一万八千零七十二卷；总集类一百六十四部、九千七百二十卷；诗文评类六十四部、七百三十卷；词曲类中，词集之属五十九部、一百零三卷，词选之属十二部、二百六十二卷，词话之属五部、十九卷，词谱之属二部、六十卷，南北曲之属三部、十七卷。这与《午风堂丛谈》略有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八千七十二卷、一百三卷〕 内府所藏《唐文》原本共十六函，每函十册，共得人一千七百余。第一叶有《梅谷图记》，是海宁陈氏搜集编纂而未完成的书。苏大司空任两淮盐政时，以高价购得，进呈供皇帝阅览。嘉庆十三年十月，下诏让文馆续行编纂，于是增删改动了很多。《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由皇帝选定。内阁学士徐乾学奉诏编纂并作注。上起《左传》，下至宋人，凡是关系风俗教化的作品，都予以著录。《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由皇帝审定。上起周、秦，下至明末。正集分三十类，共三千零四十二篇；外集分八类，共四百二十三篇；逸句一百一十七篇；补遗三百六十九篇，附逸句五十篇。自从这部书问世，《赋苑》《赋格》都不值得再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四十二篇〕

译《御选明臣奏议》四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诏编纂。前后完全按照明代年号的先后排列，并查考记载皇帝原先批示以及奏疏是否准行；一件事情的始末，打开书卷便▯▯然可见。卷一为洪武朝五疏；卷二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朝十四疏；卷三为景泰、天顺朝十三疏；卷四为成化朝七疏；卷五为成化、弘治朝十二疏；卷六至卷十为弘治朝三十二疏；卷十—为弘治、正德朝七疏；卷十二至卷十六为正德朝五十三疏；卷十七至卷二十六为嘉靖朝八十一疏；卷二十七为嘉靖、隆庆朝五疏；卷二十八为隆庆朝十二疏；卷二十九为隆庆、万历朝十二疏；卷三十至卷三十四为万历朝六十七疏；卷三十五为万历、泰昌朝十一疏；卷三十六至卷三十八为天启朝二十八疏；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为崇祯朝二十九疏。由聚珍版印行。《佩文斋书画谱》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由礼部侍郎孙岳颁等奉敕编撰。开头十八卷论述书法和绘画，接着三卷记载历代帝王的书画，再接三十七卷记载书家、画家的传记，八卷记载无名氏的书画，一卷为御制书画题跋，两卷为历代帝王书画题跋，十八卷为历代书画题跋，三卷辨析考证书画，十卷记载历代鉴赏收藏。此书一出，《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都不值得再谈了。海盐人胡震亨所编《唐音统签》，搜集极为丰富。康熙四十二年奉命编纂辑录。它取自内府所藏的唐人诗集，又从各处广泛搜求博采，共得到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二千二百多人。篇首列帝王、后妃的作品，其次是乐章、乐府，最后以零篇和附带文字收尾；书中还按先后编排作者。补遗六卷，词十二卷，附在书末。全书编为九百卷，实在是一个朝代诗歌的大观，也是千秋以来的宏大典制。元好问编撰《中州集》，他的用意大概在于以诗歌保存史事。收录作者二百四十多人，诗一千九百八十多首，编为十一卷，每位作者都附有小传。郭元钅于重新增补编缀，与元好问原书相比，数量不止增加了一倍。康熙五十年恭敬地呈请御览，获定名为《全金诗》，共七十四卷，卷首冠以序文。《词谱》共四十卷，康熙五十四年由詹事王奕清奉敕编撰。共收八百二十多个调、二千三百多个体式，均按字数多少排列；并删去了《草堂诗余》中小令、中调、长调的名称，也删去了第一体、第二体的次序。至于依声填词的平仄和句法异同，也都有所依据。宗室文昭自号紫幢轩主人，编录宗室诗歌为《宸萼集》，分为上、中、下三卷，共收二十八家，计诗三百七十六首，每家都撰有小传。自序写于康熙庚寅年。第一卷中收有世庙的宸章，大概是他在藩邸时所作，鲍诊裨勺曾记载自己借阅数日，亲手抄录目录和序文收藏起来。如今连目录和序文也无法看到了。《四朝诗选》共三百一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由右庶子张豫章奉敕编次。宋诗共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诗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每个朝代的诗作之前，分别叙述作者的爵位和籍贯。诗歌则先列帝王诗制，接着是四言诗、乐府歌行、古体诗、律诗、绝句、六言诗和杂言诗。《国朝诗别裁集》共三十二卷，由沈德潜编次。奏请经御览后，命内廷翰林精细审核，删去芜杂而保存精华，仍赐御制序文置于卷首。第一卷从慎郡王起，至第三十卷李{艹勉}为止；第三十一卷收闺秀，第三十二卷收方外之士。典章制度和文物，于此都可以看到，不能只把它看作歌咏声律的诗集了。《熙朝雅颂集》分为首集二十六卷、正集一百零六卷、余集二卷，共一百三十四卷。嘉庆九年由两江总督铁保奏进，御制序文，对它的奖许十分隆重。法式善实际上很早就参与了编纂校订工作，实在是很荣幸。嘉庆十年刻成，颁行天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六卷〕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皇上问尚书张鹏翮：“明末张献忠的军队到了四川，杀戮十分惨烈，四川人曾有记载这件事的书籍吗？”张鹏翮奏答：“没有记载这件事的人。”皇上说：“李自成和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张献忠于是到了四川。其中的详细情况，我不能全都知道。你的父亲今年八十七岁，按张献忠入川时计算，大约已有十七八岁，必定有确切的见闻。你去问明白后，缮写奏折进呈。”皇上又谕告大学士等说：“明末距今，时间还不算太远。听说李自成的军队到了，京师的人就把城献出去了；又听说李自成部下的将领李定国在西便门登城援救。由此看来，仍然是攻取，怎么能说是献城呢？这些事情载入史书，关系很大，一定要取得真实情况才好。张献忠有三个养子，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朕曾经见过他们。还有，明代出兵多让太监统领，以致败亡。你们编修《明史》，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事情，不能忽略。”

译吴梅村的《绥寇纪略》，已经刊刻的有十二帙，尚未刊刻的有三帙，朱竹▯抄入《百六丛书》中。听说近日博晰斋前辈从三通馆抄录副本收藏在家中。晰斋去世后，这些抄本就遗失了。胡雪蕉从书铺买到后，极其珍藏秘护。我借来带回，抄存其中有助于掌故的内容。旧制，京营有兵三十万，五军府、三千营、神机营分为三部，所以称为三大营。后来改为十团营（洪熙、宣德以后，不再用兵；土木之役时，军队几乎不能成军，所以于谦改为十团营），又改为十二团营（成化初年，将四武、四勇、四营分别隶属于三营，成为十二团营），以京军和班军各三万人充任。班军又抽出一半轮番值守，因此京营曾有十二万人。其制度是任用勋臣为提督，内臣为监督，兵部侍郎协理戎政。十二团营逐渐废弛，三千营改为神枢营，与五军营、神机营一起，仍保存三大营的旧制。三营之中又分设为三十九个小营。这就是京营的制度（京营制度到正统年间已经弊坏，到景泰年间有所变革，变革后又重新弊坏；世宗中兴时，又恢复为三大营）。另外还有勇士四卫二营，设置于宣德六年，名义上是天子的禁卫军，都由京营统领。围子营掌管上直的叉刀手以及京卫步队官军，称为前府，公侯的子弟也隶属于其中。他们负责充当天子的环列和扈从，不能算作军队。锦衣卫设有缇帅，还有巡捕厅、街道房、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东厂设有东西司房，掌管刑事，设有理刑千百户。其下所谓番子手，也属于汉八校卫一类，主要负责发布檄文、巡行长安、侦察非常之事。把这些合计起来，京营有十多万纨绔子弟、仆役士卒和各地轻薄剽悍、品行不端之徒，假借拥护之名混入其中。靠县官供养的人数多得数不清。京营中衰老残废的士卒，退下后成为老家。万历五年，开始设置选锋；天启七年，又设置壮丁，并设立特殊科目来增加厚重的粮饷，但考察他们的勇怯，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豪强权贵之家占据空名，白白领取月饷；有事时就出钱雇佣乞丐。京师的人几乎都靠营粮生活，而京营几乎到了没有士兵的地步。班军轮番入京时，凡是不愿前来的人，都交钱给营中以求免役。等到都侯、尉、吏百般勒索时，往往连正式士卒也逃回去了。押班官收受这些军人的钱，用来敷衍塞责。即使勋臣之家请求安排职役，也只看重其俸禄，不在意是否是本人任职。这样一来，营中讲习训练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名义上说是解除军籍，实际上五军营仍在；名义上说是发给粮饷，实际上却没有粮饷。祖宗时代宿卫和轮番更替的两套制度，内外都因此受到损害，京军消耗殆尽，班军也因此困窘（永乐迁都时，京师有七十二卫，军士三十万；畿内有五十卫，军士二十万。又将大宁、山东、河南各卫的军士输送来轮班，到五军营操练，这就是班军制度）。皇上刚即位时，戎政侍郎李邦华叹息说：“京营的败坏已经到了极点，难道可以不为它制定办法吗？请训练并淘汰其中的老弱和冒名充数者，选拔魁梧强健、有才力的人作为天子的亲军。”又说：“国家的安危存亡都系于此。”他的话十分恳切。京军习惯于旧态，骄横而又懒惰，道路上不断有人低声议论。有疑惧的人说：“京军一定会发动变乱。”当时国势强盛，这些人虽然身处肘腋之地，其实都不过是卖菜的佣役，只要采取一项措施就足以制服他们。天子与两三个大臣定下计策，他们哪里敢妄动？但勋戚和宦官认为这对自己不利，威吓说：“赶快罢免李侍郎来向他们谢罪，否则他们将要造反。”皇上素来认为邦华忠诚，听后却不免心动。皇上不得已，反而下诏斥责并贬黜李邦华，借口说营政废弛，最终将邦华免职。过了很久，有个叫陆完学的人，把这套制度全部改了。他同宦官深相结交，于是全军都安于他的安排。陆完学因此以尚书身份任满三考，晋升为宫保围玉，他的子孙也将穿锦衣了。京营从监都以下，又有总理捕务三人、提督禁门巡城点军三人，都是由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宦官担任，因此营务专门由宦官掌管。朝廷内外多有事务，宦官就趁机奏请皇上发放帑金，作为供给钱财、赏赐犒劳之用。于是到西部边境买马。割草、编茭和步作等事务不能按时完成，马匹往往肥壮而死。又以优厚条件招募边地人补充部伍，士卒往往因此散布流言。使用火器时药局多次发生灾害，议论车战时军士又不熟悉乘车作战。宦官没有别的谋略，文臣拱手听任他们行事，只是彼此修饰文书、做做样子罢了。自神祖九年大阅之后，每次都派官员或传旨停止免除大阅。皇上即位很久以后，议论认为大阅所需的恩赐财物十分巨大，而守城又不能不戒备。于是下旨于十一年月日亲自检阅城防。此前，掌管前府事务的人大规模集合禁兵，戴红盔的将军执戟排列在宫门相连之处。勋戚带刀护从的有几百人。黄门排列鼓吹仪仗，天闲的马匹出厩。五军营、神枢营、勇卫营、前锋营的弓手伏在道路两旁，每营树立一面羽纛，铠甲、头盔和旌旗布置得十分齐整。天子乘辇依次经过正阳门、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阜城门、宣武门，然后回宫。第二天又经过广宁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东便门。六军望见皇帝的车驾，呼喊万岁。文武官员改换服色，系着鸾带，骑马跟随。皇上十分高兴，召陆完学进入御帐，当面奖赏慰劳，三次用金樽赐酒给他，并立即把酒樽赐给他。陆完学不久因年老请求致仕，皇上优厚地加以赏赐，并给他路费、准许乘驿传离去；他离开时，人们都认为这是荣耀。然而京营的士兵从来没有真正能够使用。皇上刚开始惩治逆宦擅权，严厉压制宦官，几乎想恢复掖庭清除宦官的旧制。只是因为股肱大臣失职，又厌恶外廷，才不得已任用王坤等出任各军监军，命张彝宪在内掌摄两部。但这种撤换派遣也不固定，表示任用和罢黜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想偏向借助任何一方。只有东厂和京营遵循祖宗旧制，所以其权柄和任用没有改变。东厂和执金吾侦察各衙门的隐秘事情，可以凭中旨逮捕审问。京营奉命讨伐楚、豫一带的贼寇时，宦官凌驾于督抚之上，直接越级指挥，对各位大帅颐指气使，使他们奔走听命。

译这两者本来都是皇上当作心腹来任用的，被称为天子的私人。于是京师中的恶劣子弟纷纷挂名隶属于厂卫，挟制百官。他们从未替县官办事，却私下从事奸诈牟利的勾当；京兵所得的粮饷赏赐极其优厚。他们肆意横行，淫乱抢掠，喜欢夺取别人擒获的俘虏来冒充自己的功劳，轻易折辱其他将领和官吏，最终因此使战士离心离德，盗贼长期不能消灭。而内操本来就是逆宦所创，直到现在也没有废止。议论者认为由中黄门掌握兵权不妥，但始终没有人肯公开说出来（吴▯任戎政时，皇上召见并询问练兵选将之事。提督太监王德化也奏说京营马匹不到一万，而且大多瘦弱，不便派出征剿。话还没有说完，皇上就用目光制止他，说：“这不是你奏事的地方。”王德化惶恐退下。当晚皇上亲手写谕旨交给内阁，罢免提督一职，只发兵三千，命内员督军征剿。皇上如此严正地驾驭宦官）。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皇上谕告东厂太监王德化说：“朝廷设置东厂缉查事务，是希望揭发大奸。若是纠察琐细、法网苛密，并不是用来保全安定的办法。今后应将这些事情归给有关部门办理，除非涉及谋反、逆伦、权豪违法之事，否则不要过问。”在此以前，皇上听从辅臣的请求，已经停止内操，撤去监军。刘元斌、卢九德讨伐贼寇没有成效，退兵回到京城。到了这时，厂卫也因大局而受到裁抑，只有京营没有受到裁抑。刘元斌、卢九德回来时，王之俊、阎思印正在担任勇卫营监督，皇上命令增加设置四名监督，任用其中两人补充他们的职任，督理营务。王裕民替他们确定班次，以申明军制。过了很久，皇上认为刘元斌亲自讨贼却使献陵失守，又有御史王孙蕃弹劾他在张秋等地纵兵淫掠，王裕民故意隐瞒了这份奏疏，拖延不报，还把奏疏内容泄露给刘元斌，使他先行上奏申辩。此事被王孙蕃揭发。皇上大怒，将二人一并交司法审理，不到十天，两名宦官都被弃市。当时皇上在军饷方面极其窘迫，有人请求发放国库财物，皇上总是阻止，说：“三十六衙门已经搜刮完了，你知道吗？”有人把这话问一位老宦官，这只是皇上当时的说法罢了。祖宗朝积藏的钱财多达万万之数，即使魏忠贤侵吞盗取，又怎么可能把它们全都掏空呢？众人都坚决回答说没有。后来才知道，大内深藏的财物，自从逆宦魏忠贤大肆侵夺后已经没有了。掌管簿籍的人看到皇上明察，害怕财物亏空会获罪，便互相告诫不要让皇上听到。最后京军守城时饥饿不堪，国家遭逢丧乱，甚至全数发放也不能满足，都是宦官首领误导所造成的。考察京营的军饷，达到一百七十万；此外京城支出的还有七十多万，占户部兵饷的三分之一。京营将领王承允、王埏、唐钰、杨斌等人奔走依附宦官，以求富贵，从来不懂军事。京兵只挂名领取粮饷，把军府看作旅舍，稍有不满，就贿赂主管人员，花钱买人替代自己而离去，早晨还是甲，晚上就换成乙。即使有尺籍伍符，也没有人能够辨认。皇上多次下旨训练，赏罚不可谓不严厉。训练时立标志、分旗帜，每天不过二三百人；强令操练还没有结束，天色昏黄就匆匆解散。全营十万人，侥幸逃过抽查验核、抗拒命令而逃避惩罚的，不计其数。法令规定每营训练一种技能，使长、短、左、右各类兵器不能互相制约而交替使用，即使训练了又有什么用呢？李邦华当时被召入任都御史，在朝廷遇到戎政侍郎王家彦，询问京营近来的制度，两人相对叹息。第二天李邦华请求入对，说：“老臣从前因为戎务没有成效，自以为将永远填埋沟壑，没想到又能见到圣颜。臣离开国家十年，听说京营弊端如此，陛下将和谁一起守卫国家？戎政王家彦把这些情况告诉臣，我没有一次不流泪。”皇上召见询问王家彦，家彦叩头说：“主上，臣说的确有其事。如今只有严格禁止花钱买人替代，改变操练方法，才或许能挽救万分之一。但是，李邦华任职时还可以有所作为，臣自知才力不如他；而且时势已经太晚，恐怕会误国。只请皇上决定臣的进退生死。”皇上感叹而不高兴，便停止了这次谈话。御史台官员有人建议以班军充作正式军队，大力整顿屯田制度；把他们运送的盐和大粮收归京师。班军士卒有了归属，就可以免除骄兵的忧虑，也能节省养兵的费用。皇上批准了这份奏议，交给有关部门办理，但有关部门都认为迂阔而难以实行。总理京营的恭顺侯吴维英想办法来符合皇上的意旨。王家彦为他谋划，仿照嘉靖年间的弓手、枪手、牌手制度，轮番简阅训练；按士卒的能力高下分等，作为参将、游击将领升降的依据，同时把选拔将领的办法包含在其中。吴维英亲自制造战车四百辆，并制造盔甲、长枪、藤牌、短刀等器械。皇上在观德殿亲自观看，进呈阅览后才采用。襄城伯李国桢，过去凭世袭贵胄身份进入太学，现任大司农的倪元璐任祭酒时曾极力称赞他的才能。他入朝觐见时，议论政事慷慨激昂；他不满侯爵之家习惯于沉溺富贵安逸、不图报恩御侮的风气，愿意集合各官舍的人员，教他们骑射、击刺的方法。他愿亲自统领一队，并请求赐给营号。于是取敕书中的“共武”二字来请示，皇上亲自书写《共武堂》赐给他。京师外城低矮单薄，从左安门向西延伸，再没有新河作为阻隔。御史裴希度请求挑选品级较好的坑陷，以陷断马脚。在总监协统三位大臣之中，分派一人专门负责外城。国桢听说后，奋然说道：“新桥南面的土堤兵力单薄、壕沟浅，我率领所部只需驻屯在那里，以一处兵力扼守冲要就可以了。”皇上认为他有才干。十六年八月，改任维英掌管后军都督府，任命国桢接替他。提拔王承恩监督京营，同时让王承恩兼管缉捕事务。朝廷内外重新开始整顿，专门把京营当作当务之急。国桢常常接到密诏，入宫当面觐见，皇上对他的倚重超过了诸位勋旧大臣。这一年，京师发生大瘟疫，营兵死亡的很多。贼情紧急，王承恩认为守城不如守关，便自行派一万人前往。贼军没有经过居庸关，而是从柳沟绕到陵墓后面进入。一万人迷失道路，始终没有同贼军交战。国桢向皇上请求说，防守不如出战。于是调发三万人驻扎在新桥南面，用马匹、骆驼运输军需物资，准备十天的给养。按照八阵图，包围十五里作为营地。贼军到了沙河，听到炮声，三万人便全部溃散。铠甲、兵器和火器全都丢弃，资助了贼军，贼军还将用这些东西来攻城。当贼军刚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皇上又任用司礼监杜勋等十人，分别出任宣府、大同各军的监军。等到贼骑逼近，而京军兵力单薄时，便让原先因内操而裁撤的三千人登上城墙设防。

译朝廷大臣想亲自查看守城器具，却被宦官手中的红棒阻拦，连城墙也上不去一步。唉！自从崔、魏以后，宦官把拥有权势和宠幸视为理所当然，而皇上对他们又信任又怀疑。王裕民、刘元斌最终未能免于刑罚诛戮。即使皇上对他们的恩宠礼遇没有改变，他们也必定会因为某件大事而大失其心，一旦遇到危急，立即就会涣散离去。那个杜勋作为首恶，本来就在最先投降。有人说，王裕民名下的太监王则尧打开齐化门接纳贼军；即使说这是流言讹传，难道就完全没有一点根据吗？况且京营已经如此败坏。东厂、锦衣卫那些戴着虎冠的士卒，不下数千人，怎么会让贼军进入京畿？奸细遍布城中，负责侦缉的人却安然不察，这些人哪里足以任用？自古以来，国家困窘、君主危急时，必定有大臣统领城门守军，负责捍卫，与君主同生共死。如今却把军权交给刀锯之刑下的宦官之流，当作儿戏，终于导致失败。李邦华、王家彦为京营的错误策略捶胸悲叹，在私宅中上吊自杀。内宫中像王承恩这样的人，幸而还能以自身殉难。唉！三百年来，君臣之间隔绝疏远，君主同近臣的亲密程度远远比不上北司。君主孤立危急，已经落入近幸之臣手中。即使皇帝明察，前后左右也无不是受过刑罚的宦官。军队制度和军事机密受制于宦官的阻塞与压抑，因此无法整顿办理。因此陷入危亡，最终同宦官一起灭亡。由此可以看出，宫廷与官府感情乖离，安危之计也出了错误。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难道不值得引以为戒吗？见中卷。京师的庙市，过去只有慈仁寺、土地庙、药王庙几处。后来直郡王修建报恩寺，兴办庙市不到几年，直郡王被禁锢，庙市也就停止了。康熙六十一年，奉敕修建旧崇国寺竣工，赐名护国寺。每月逢七日、八日，也像慈仁寺等处一样举办庙市。南城的游人最终很少到这里来。[原文“终&lt；甚少&gt；至也”疑有讹误]重建隆福寺后，每月逢九日、十日设市集。如今称为东西庙。贸易十分兴盛。慈仁、土地、药王三处庙市，就没有人去了。至于《古夫于亭杂录》中记载的慈仁寺书摊故事，也早已绝迹。只有琉璃厂、火神庙在正月上旬还有书市，以及出售薰花、零玉等物的摊市。长椿寺过去收藏明代慈圣李太后、孝纯刘太后和田妃的三尊画像。兵火之后，只剩下孝纯后的画像。唐东江任吏部时题写的诗，误把它写成慈圣后。蒋心余太史沿袭了这个错误，后来题诗的人也都依从这一说法。画像上方用泥金小楷写着“崇祯庚辰恭绘智上菩萨”十个字，观看的人都没有仔细查看。考察慈圣后，世人称她为九莲菩萨，她是神宗的生母。她教导神宗严明，懂得大义。我游览西山，路过八里庄慈寿寺，看见悬挂的慈圣后画像已经残破毁坏，于是替它装裱修饰，并写下这篇记。毛西河检讨《彤史拾遗》记载瑞莲的事情很详细，对于愍帝绘制孝纯后画像的始末，也记载得很完备。它同魏叔子的《新乐侯传》略有文字不同，但都很有奇趣，值得诵读。近来看到韩旭亭是升的一首诗，足以作为佐证。附记于此：长椿古寺坐落在斜阳里，钟声和梆声萧条，更增添了傍晚的寒意。香火供奉着孝纯后的一个神龛，庄严的七宝装饰如同比丘尼的冠帽。经历浩劫后画像仍然留存，幸好早先已经供奉在佛坛上。一百六十年前的题字还在，怎么却把它看作九莲菩萨了。京师柴厂就是明代的东厂，传说那些抗拒进谏的人由敕令交锦衣卫杖打审讯，就在这个地方。三十年前，这里还留有一段高耸的墙，居民称它为老墙根。滇南张侍御张汉有诗说：“九天云暗日黄昏，痛哭撄鳞为国恩。累累忠魂借凭吊，百年遗恨老墙根。”如今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很少了。王世贞《明异典述》说：“世宗赐给张文忠的诗赋，前后总共有二十多篇。全都是龙笺御墨，皇帝亲书的文字光彩灿烂。真是传给家族的至宝，也是光耀天下的盛事。万历三十七年七月谨慎刊刻。”这部书前后共十八叶，中间镌刻着敕建宝纶楼诗赋，收录孚敬和诗二十七篇。孚敬的孙子知府汝纪、署丞汝经刻版印行。我用十文钱在厂肆买到了它。文章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地方，保存下来只是为了备查考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章〕 左都御史龚鼎孳因为滥行举荐巡按顾仁，被降八级，任命为上林苑蕃育署丞；如今这个官职已经裁撤了。雍正五年十一月壬戌日，礼部遵照圣旨议奏回复：今后各直省乡试的房考官，除顺天仍照旧例办理外，其他省的乡试，都从邻省调取在籍候选的、素来品行文章优秀的进士和举人，抽签进入考场分房阅卷。两省接壤、相距在三百里以内的，不得混在一起咨文选送。皇帝同意了。刑科给事中朱绍凤弹劾奏报河南乡试主考官黄泌、丁澎，指出他们进呈的试录中《四书》三篇全都是自己所作，没有采用考场中的墨卷。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九卿议定江南科场案件：副考官赵晋擅自打通关节，应斩立决；呈荐吴泌的知县王曰俞，也应斩立决。靠请托关说而中式的吴泌，以及替人说情并收受贿赂的俞继祖，绞刑，监候处决。呈荐程光奎试卷的知县方名，拟斩立决。把文字藏在身上带入考场抄写的程光奎，拟绞刑，监候处决。让情人代笔而中式的徐宗轼、夹带文字而中式的席▯，拟杖责。[“席▯”含有疑似OCR异字，原文不明]正考官左必蕃革职。又议定福建科场中收受贿赂、打通关节的同考官吴肇中，拟斩立决；靠请托关说而中式的王汤三、替人说情的林英，拟绞刑，监候处决；考官介孝▯荼、刘俨，拟革职。[“介孝▯荼”含有疑似OCR异字，原文不明]

译康熙十六年，礼部奏报：“本年增设乡试，经查直隶、江南、浙江三省贡生、监生人数较多，应各自派遣考试官。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四省贡生、监生人数较少，应命河南省派遣官员一同考试。湖广、江西并入江南省考试，福建并入浙江省考试。按照入场应试人数计算，每十五人录取举人一名，不必另取副榜。于本年九月内举行考试。”康熙二十年，因为军务纷繁，准许巡抚大臣所奏，贵州本年的乡试在壬戌年补行，又改增楚省的录取名额。起先，因为云南叛乱，康熙十六年改按中等省份的名额录取。湖南平定后，巡抚大臣请求仍然改按大省的名额录取。康熙二十二年，补行云南省辛酉科乡试。[原文“▯南”疑为OCR异字，按上下文疑指“云南”，但未据此改写原文]如今尚书曹俪笙在同年中因考试列为三等而受到特别提拔，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特殊的恩典而以此为荣。考察乾隆初年，已有这种先例。钱稼轩、窦东皋二位先生都是由四等而入翰林院庶常馆。东皋先生留馆时作诗说：“我才干不足，本来应列为下等；圣明的君主却顾念我这个孤臣。所受的轻微惩罚甘愿同众人一样（按例都是罚俸），勉强吟诗，面对他人时仍感怯惧。文章终究是为了报效国家，宠辱哪里会牵涉自身。” “只恨自己读书太晚，论年纪已经超过三十岁了（当时二十九岁）。”升任左中允时作诗说：“词臣之列我还幸而得以厕身其中，像灶下之材，哪里敢求知音。哪里料到中阳照耀，偏偏使小草之心感到荣耀。同僚能够共同入选，天子的奖赏好比连串的美玉（钱稼轩同日授任右春坊右中允，也由四等特别提拔）。此次登上选拔之列，超过通常的等级，承受皇恩越深，内心越感惭愧。” 雍正十三年钦定《大清三藏圣教》一部，负责总理藏经馆事务的是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负责校阅的是校正梵字、咒语、佛像的总管西番学工布杳、原任巡抚邹基、侍读学士梁诗正。总领其事的有僧人超盛、超广、自垲、汝宽以下共五十一人。[“工布杳”疑有OCR或专名讹误，原文不明]嘉庆十四年七月，因为校订《全唐文》，奉命在万善殿西配房查检佛教藏经，经过两个月左右事情办完。《释藏》刻于雍正十三年，负责编纂者的职衔姓名载在后面。此次得到唐文若干篇，恭敬地抄录其目录。大乘经般若部十九种，七百二十二卷；宝积部三十七种，一百七十四卷；大集部三十六种，一百四十卷；华严部二十六种，二百一十卷；涅▯部十三种，九十七卷。[“涅▯”疑为“涅槃”的OCR异字]五大部之外，重释经四百一十六种，七百二十一卷。小乘经阿含部二百四十种，四百二十七卷。宋元人入藏的各类大小乘经三百八十三种，八百七十三卷。大乘论九十二种，五百一十一卷。小乘论三十七种，七百三十四卷。宋元续入藏的各类论二十三种，五十卷。西土圣贤撰集七十五种，一百九十卷。此土著述一百零七种，二千二百八十四卷。雍正十三年、乾隆初年奉旨交出的五十四种，一千一百二十七卷，一并收入藏经。合计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八千二百六十卷。十月，又在大高殿西配房查检《道藏》，经过一个月左右事情办完。《道藏》刻于前明嘉靖年间。这次得到唐文若干篇，也恭敬地抄录其目录。洞真部本文类七十六种，一百四十五卷；神符类八种，八卷；玉诀类四十一种，八十二卷；灵图类一十七种，二十八卷；谱录类一十三种，二十一卷；戒律类一十二种，一十三卷；威仪类二十八种，三十五卷；方法类五十一种，二百五十一卷；众术类二十种，十八卷；记传类十九种，一百三十一卷；赞颂类六种，十卷；表奏类二种，九卷。洞元部本文类七十一种，八十五卷；神符类八种，十卷；玉诀类三十三种，三十三卷；灵图类十三种，十卷；谱录类十二种，十八卷；戒律类十一种，二十六卷；威仪类七十八种，四百六十三卷；方法类二十三种，八十七卷；众术类二十种，十九卷；记传类十七种，四十四卷。赞颂类八种，十一卷；表奏类五种，二十九卷。洞神部本文类五十一种，三十二卷；神符类五种，六卷；玉诀类八十四种，七百一十三卷；灵图类五种，四十六卷；谱录类十四种，四十二卷；戒律类七种，二十卷；威仪类二十六种，三十二卷；方法类七十一种，七十卷；众术类七十四种，一百一十九卷；记传类十九种，三十五卷；赞颂类七种，六卷；表奏类三种，六卷。太元部一百六十一种，九百五十八卷；太平部六十六种，四百一十七卷；太清部二十五种，二百四十卷；正一部二百六十一种，七百四十五卷。已经著录于《古今图书集成》。至于桐川愿修所采入的汇刻书目，只是没有详细记载其数目罢了。合计一千五百零六种，四千九百四十八卷。顺治元年发放盐引七十一万九千五百五十引，征收盐课银一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三两有余，铸钱七千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九百枚有余。顺治二年发放盐引一百七十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五引，征收盐课银五十六万三千三百十两六钱有余，铸钱四万四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七百六十枚有余。顺治八年十二月，旧铸铜钱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枚有余，纸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文有余。顺治九年，旧铸铜钱二十万一千二百一十枚有余，纸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九十文有余。顺治十七年，旧铸铜钱二千万一千二百一十枚有余，纸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文有余。

译康熙元年，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田地、山荡、畦地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八顷一十四亩；征收银二千五百七十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七两有余；米、豆、麦六百一十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三石五斗有余；草二百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三十四束；茶一十五万七千九百二十八引；发放盐引四百二十万四千五百九十八引；征收盐课银二百七十三万三千五百七十八两六钱；铸钱二万九千七百八十九万六千三百八十枚有余。雍正元年，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三十二万六千三百零七；并且规定永不加赋，新增滋生人丁四十万八千五百五十七。田地、山荡、畦地八百九十万一千八百七十九顷六十二亩有余；征收银三千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两有余；米、豆、麦四百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七石有余；草四百八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一束；茶四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引；发放盐引五百二万四千一百三十八引；征收盐课银四百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两有余；铸钱四十九万九千二百枚有余。《圣制诗》五集二十八卷，作于乾隆丁未年填仓日。小注说：本朝天下的民数为一千六十三万。到现在一百四十多年间，已经增加到二万七八千万，几乎多了二十倍。太平日子长久，休养生息，户口日益繁盛。既然用粮增多，粮价怎么能不一天比一天上涨呢？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日谕令：“朕恭敬查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为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去年各省奏报的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与康熙年间相比，计算起来增加了十五倍有余。我国家承受上天眷顾保佑，天下太平已经一百多年。教化恩泽浸润人民，休养生息。太平日子长久，户籍数量更加增加。天下户口的数目，比过去多了十多倍。一个人耕种却要供十几个人吃饭，粮食储藏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充裕。况且住户既然日益增多，房屋所占的田地，也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生产粮食的人少，吃粮食的人多。这对于百姓的生计，确实关系重大。如果又因为年成屡屡丰收，粮食多得散乱，民情变得游荡懒惰，田地荒芜，势必会发展到每天的粮食供应不能接续，处境更加困窘，朕对此非常忧虑。幸好自朕即位以来，开辟土地、拓展疆域，版图日益扩大，百姓都能够开垦边外的土地，借此暂时谋求口粮。然而从长远考虑，总要做到田野没有荒地，家家都有余粮，才可以使每户都庆贺富足安宁，取得‘耕九余三’的成效。各省督抚以及担负牧养百姓职责的人，都务必要随时劝告晓谕，恳切地教化引导，使人人都形成节俭朴素的风气，勤于农事，爱惜物力并充分利用土地，共同享受太平盛世的福泽。不得彼此竞相奢侈浪费，习惯于懒惰，以此来符合朕爱护养育百姓、殷切教诫的本意。将这道谕令通告给众人知悉。乾隆六十年，各省合计男女老幼共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八名口。

译自康熙年间起，直到乾隆三十九年为止，户部银库每年积存的银数，都按年份查明后奏报。由于康熙年间的档册霉烂残缺，不能逐年开列记载。康熙六年，实际银额为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两；十一年，实际银额为一千八百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两；十二年，实际银额为二千一百三十五万八千六两；十六年，实际银额为五百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两；十七年，实际银额为三百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两；二十五年，实际银额为二千六百五万二千七百三十五两；二十六年，实际银额为二千八百九十六万四千四百九十九两；三十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七百一十九两；三十一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四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八十五两；三十二年，实际银额为二千七百六十万六百六十三两；三十三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一百万七千七百九十两；三十四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二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一十六两；三十五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九两；三十六年，实际银额为四千六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两；三十七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五十四万二千九百六十六两；四十二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八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五两；四十三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九百九十八万五千三百六两；四十七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七百十八万四千七百八十八两；四十八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三百七十六万七千九十四两；四十九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五百八十八万一千七十二两；五十二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三百九万四千二百三十九两；五十三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七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五两；五十七年，实际银额为四千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十三两；五十八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七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四十五两；五十九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九百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三两；六十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二百六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一两。雍正元年，实际银额为二千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两；二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一百六十二万七千六百八两；三年，实际银额为四千四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四两；四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七百四十万九千七百八十两；五年，实际银额为五千五百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三十三两；六年，实际银额为五千八百二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两；七年，实际银额为六千二十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两；八年，实际银额为六千二百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九两；九年，实际银额为五千三十七万三千九百五十三两；十年，实际银额为四千四百三十九万二千八百四十八两；十一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七百九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三两；十二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二百五十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两；十三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四百五十三万四百八十五两。乾隆元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三百九十五万九千六百二十四两；二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四百三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八两；三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四百八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两；四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六两；五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四十八万五千八百七十六两；六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五百三十九两；七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二两；八年，实际银额为二千九百十二万一千一百四两；九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一百九十万二千五百十八两；十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三百十七万六百五十五两；十一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四百六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七两；十二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二百三十六万三千四百四两；十三年，实际银额为二千七百四十六万三千六百四十五两；十四年，实际银额为二千八百七万三千四十三两；十五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七十九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十六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七百八十六两；十七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八百六十三万二百八十七两；十八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九百八十七万三百九十四两；十九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七百六十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两；二十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二百九十九万七千四十八两；二十一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三百二十二万二千三十两；二十二年，实际银额为四千十五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两；二十三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六百三十八万八百九两；二十四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六百七十三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两；二十五年，实际银额为三千五百四十九万六千九百二两；二十六年，实际银额为三千六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二两；二十七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一百九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四两。二十八年，实际银额为四千七百六万三千六百十两；二十九年，实际银额为五千四百二十七万三千八百十四两；三十年，实际银额为六千三十三万六千三百七十五两；三十一年，实际银额为六千六百六十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七两；三十二年，实际银额为六千六百五十万一千五十二两；三十三年，实际银额为七千一百八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八两；三十四年，实际银额为七千六百二十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两；三十五年，实际银额为七千七百二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六两；三十六年，实际银额为七千八百九十四万一两；三十七年，实际银额为七千八百七十四万二百六十二两；三十八年，实际银额为六千九百六十七万七千七十一两；三十九年，实际银额为七千三百九十万五千六百十两。

译●卷二：吏部上奏，各省题荐的人员，原本命令他们迅速启程。如今陕西的李▯、王弘撰，江南的汪琬、张九徵、周庆、曾彭贵、潘耒、嵇宗孟、张新标、吴元龙、蔡方炳，直隶的杜越、范必英，浙江的应抽谦，山西的范高阝鼎，江西的魏禧，都以患病为由辞谢。陕西的李因笃则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谢。现应发文催促他们赴京。皇帝下旨说：李因笃等既然经诸位大臣以学问深广、文才华美加以推荐，就应命令各该督抚迅速将他们起送来京，以符合朕求贤若渴的心意。韩湘岩任江南观察，任期届满后到京。我曾在舅父的书斋中与他会面。他身材高大肥壮，但说话清爽快捷。对于天文星象、医术、卜筮以及各种技艺，没有不精通透彻的。他见我那时还是垂髫年纪，却喜欢舞文弄墨，便拿出自己所著的《滑疑集》赠给我。集中如《貌左》《貌国语》《貌韩非子》《貌庄》《貌〈史记〉》等篇，都有形神相似之处。所谓“貌”，是委婉的说法。酒喝到兴浓时，他更加自负，告诉我说：“像青田刘诚意的后人那样的人，不过我一个罢了。”说完便狂笑不止，他就是这样自负。朱竹▯说，偶吏目桓所选的元诗独具面目，只是遗缺七言绝句，令人遗憾。我曾想补足它，却一直没有完成。因而回想起在文渊阁校阅《四库书》时，凡是读到元人诗歌中佳作，便随手抄录保存下来。其中有许多是《四朝诗选》《元文类》《宋元诗会》《元诗体要》《元风雅》《元诗选》《元诗癸》等集中没有收录的。将来应当把各集合在一起，考订综合，以恢复吏目旧日的面貌。竹▯翁想必会赞许我吧。艾性夫《春溪》诗说：傍晚溪水在晴日下平稳流淌，麦田上斜吹着清风；桥影倾斜，水底可以看见沙。十里荒陂自有春日景色，一双▯涑▯在杨花中。雨后香气袭人，云色嫩淡，春泥散开；细草刚刚长肥，绿色铺满溪边。无数落花落在黄莺背上，黄莺避着人，全都飞入柳荫中啼叫。《题僧阁》诗说：芦竹丛长得很高，围着旧石栏；菩提的香气从林端飘来，传到远处。雁声忽然被梧桐间的秋雨截断，草阁深秋，倚着暮色更觉寒冷。张观光《闻角》诗说：是谁把寒冷的声音送入梦中？遥想那人正在戍楼东边。明天梅岭花飞如雪，未必全是因为昨夜的风。《江景》诗说：寒意生在雁背上，天空将要下雪；冷气侵入鱼腮，水似乎将要结冰。钓鱼的小船归来时江路已昏暗，船夫分出火种，点亮了渔灯。王奕《过江》诗说：玉勒金台追逐着远去的尘土，十年间有多少百姓渡过长江。试着在江流中间叩问金山老人，是否曾有穿深衣的人经过鲁国。杨弘道《迎祥观即事》诗说：牵牛花藤蔓延伸，覆盖着屋檐，一片青色；凉气侵人，仿佛酒醒一般。天边的晚风收尽积雨，石炉中的灯光映着水面，清冷明亮。尹廷高《江乡夜兴》诗说：远处水边霜色清冷，群雁飞舞如同被围；渔灯明灭，水烟朦胧。天气寒冷，想来鲈鱼也少了；空旷江面上传来狗叫，夜归的船只正在驶回。释大▯《题孤屿图》诗说：淡淡烟霭笼罩着稀疏的树木，月色朦胧；道路被寒潮隔断，时通时断。添建一座茅庵让我分住其中，明年我将飞锡前往海门以东。侯充中《汴梁郊行》诗说：大梁城下野草接连到云边，千古山河面对着夕阳余晖。一捧贾生忧国的眼泪，被西风吹上信陵君的坟墓。刘鹗《九日峡江舟中》诗说：秋风这样吹着，客人辞别家乡；重新整理平生的旧帽纱。并不是故乡没有白酒，只是年年奔波，辜负了菊花。宋无《山中》诗说：半山的松涛声使樵夫与人声相隔，一条溪流旁春草茂盛，群鹿成群。采芝人走入青翠的山中，炼丹的灶台和石坛只剩白云空自飘荡。《咏兰》诗说：兰花分散生长在湘山野蒿之间，偶然与青草一同被写入《离骚》。清雅的名声若高出群芳之上，反而可惜；不进入《离骚》，就更加高洁。洪焱祖《中秋宿贵义岭无月》诗说：在群山深处遇到中秋，只有风吹急流拍打石头。幸好今晚没有月色；如果月亮出来，反而会增添愁绪。唐元皆《春亭》诗说：窗前的草就是自家的心意，满眼都是川上盛开的红花。十二栏杆处风雨已经停歇，有人来到这里，靠岸摘下乌纱帽。李存《赠卖楮士》诗说：门前的柿叶还不能拿来写字，窗外的芭蕉经雨后显得稀疏。正为新诗没有题写之处而遗憾，故人却带着纸张来到庭院。朱▯希颜《自题》诗说：乘着兴致在风波中远游万里，清雅得如同王子猷泛舟。早知道骑在鲸背上推敲诗句如此危险，真后悔来时没有只骑一头牛。周伯琦《夜坐偶成》诗说：清冷的夜里，戒备森严的城中玉漏声迟缓；杏花稀疏的影子散落在书帷上。红尘到不了扬雄的居所，我在石鼎中焚香，诵读《楚辞》。纳新《京城春日》诗说：官闸的冰消融了，绿色漫上堤岸；落花流水在五门以西。黄莺不管春天深浅，飞入南城树上啼叫。张仲声《壁上小景》诗说：半片树林浸在斜阳中，带着晴日的霞光，仿佛柴桑处士的家。千里的田园还没有归去，只疑心北地也有菊花。陈镒《道经东崖砦》诗说：荒凉的村子寂静冷落，只有两三户人家；旧日营垒东边，石径斜斜。山岩间的树木不知道人已经死尽，春天到来时，仍旧开着从前的花。李继本《对月同宗兄赋》诗说：窗内明月皎洁，映入月光；在床头回头看自己的身影，反而更加凄凉。整理书籍几天后便回山去，秋树旁露天坐着弹琴。沈梦麟《涌金门即事》诗说：涌金门外迎着春光漫步，从前的楼台屋宇全都化为劫后的尘土；却笑柳州的新燕子，飞来后竟不认识白发的人。同恕《归棹》诗说：冲破烟雾而去，便与邻里相伴；载着月色归来，老少都出来迎接。鱼少水多，生计已经解决；一溪晴朗碧水，谁还来争夺。张仲深《溪上》诗说：溪南溪北燕子交错飞翔，溪边人家中的客人还没有归来。翠色山壁间，夜里听见山鸟啼叫；金炉的香灰已冷，水沉香气微弱。赵文展《亦周墓》诗说：竹刺藤梢难以攀登，拿一▯否红酒祭洒在荒草上。带着孩子不敢放声哭泣，僧录新近住在这座山中。王沂《看山》诗说：从前骑马观看青山，曾经和青山一同来往。如今在你家的亭子上，山依然在白云之间。《过潼关》诗说：天风吹动衣袖，我从云台下来；玉井中的芙蓉仿佛为我开放。经过潼关后回头望去，半空中飞来的青翠山色追随着人而来。程端礼《闲步》诗说：城上的寒梅像白雪般的花，城边的嫩柳抽出黄金般的芽。平坦树林一望到尽头，心中的情意却没有尽头；回头看城西，太阳将要西斜。胡行简《青山白云》诗说：回想当年随从经过居庸，向北望去，遥遥相连，仿佛万座玉峰。只是遗憾还没有见识昆仑山，直到今天它仍被白云封闭。陈宜甫《老农》诗说：老农住在村里，别无经营；吃饱饭，只知道享受太平。天子车驾来到这里，大概也不会顾及他；他低头鞭打小牛，照常从事春耕。陆文圭《早春》诗说：青草青青，遮没了火烧留下的痕迹；山川满目，酒已斟满酒樽。只担心逃客回家那天，春风已经把门紧紧关上。《次伯机》诗说：梅雨时节风雨交加，满江寒冷；丢失了滩头那根旧钓竿。穿上渔蓑，买酒而去；路上遇到商人，便问长安的消息。胡祗▯《玉堂偶成》诗说：雨后的瓜篱菜圃散发香气，林影和蝉声使午梦清凉。一日的闲情仿佛有两日那么长，整天读书直到夕阳将尽。张之翰《闻雁》诗说：在燕中五次看见大雁南飞，今年雁来时我才开始还乡。可笑我的一生还不如大雁，大雁一年之内总能归来。《宿柯亭》诗说：好山仿佛怨恨客人向西而行，竟比早晨减少了旧日的青色。我自己都笑，不知为何这样忙碌；满船风雨中，寄宿在柯亭。王旭《杂诗》诗说：向东流去的江水不会向西返回，六代的兴亡不过是一场梦。

译行旅之人心中有所怀想，又有谁能理解？我在凤凰台上眺望东山。《南湖雨中》诗说：云气含在天外，草堂显得空旷；风从苹末吹来，午梦刚刚醒来。起身跟随邻翁上船，在荷花深处观看捕鱼。三年没有来到江湖，面对烟波，惭愧自己这个旧日的渔钓之徒。如今又驾着小船，却要到哪里去？躺下听风雨在芦苇间喧闹。荷叶青翠，水汽打湿衣裳；南湖日暮，采莲人归来。一曲菱歌从水湾传来，风随之而起；几处烟雾中，白鸟冲飞而出。《有怀》诗说：春风吹落紫藤花，正是可以采摘山野蔬菜的时候。惆怅故园还没有归去，兴致来时，只能徒然吟诵《采薇》诗。《晚步》诗说：野草遮没行人的踪迹，小路曲斜；西风吹来，蒺藜花开遍。一路唱歌，拖着手杖，不知不觉走远；转过青树林，又见几户人家。宋禧《题画》诗说：松林日落，碧云散开；乡野老人坐在溪头的石苔上。隔岸的好山招呼不到，只有一篙流水在等待谁来。滕安上《村居》诗说：幽静地居住一天，胜过尘世中的两天；十位老朋友中，已经不到五人。村北树荫下还有一亩多空地，谁肯来这里舒展身心，享受闲适生活。王结《次韵》诗说：折下一枝雨后的寒桃花，自怜白发映着乌纱帽。田陌上的杨柳撩动春日思绪，茅亭掩映在卖酒人家之间。耶律铸《赠人》诗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伤害了远游之人的心，只是随意折取闲花，整天吟咏。转而觉得忘却机心的其实是啼鸟，它安静地依傍芳草，诉说着春日的心情。汪钝翁《题高季迪槎轩集》说：考察王文忠公《缶鸣集·序》可知，该诗集共十二卷，九百三十七首。张子宜《哀辞·序》却说：先生自己编类的诗有一千五百首。如今考察周氏刻本，共有一千零一首，数量与序文不相符合。此外又有这部诗集十卷，共七百二十三首。《姑苏杂咏》一卷，共一百二十三首，其中只有五首重复收录，其余都是《缶鸣》没有的。合并各集，共得到一千八百四十多首。至于徐氏刻本，虽然名为《大全》，实际上遗漏的诗更多。《列朝诗选》选取先生的诗，大多来自《缶鸣》和《大全》，难道还没有见到这部集子吗？这部集子是我私塾中收藏的，是成化年间张习企翱所刻。如今四库书馆只有《大全集》十八卷，另外还有《凫藻集古文》五卷。钝翁所藏的书，不知流传到哪里去了。李天生评论许生洲的《华岳集》说：“篇篇都在抒情，却篇篇都是写景。建安以后，只有杜少陵能够做到这一点。您的诗竟然也能做到，那么我对您的推崇就已经达到极高程度了。生洲在秦中担任督学，所得到的诗作最多，所刻的《华岳集》就是这些诗。”这是李天生选编订正的。天生和生洲一同受到鸿博科的荐举，两人的情谊尤其深厚，所以他论说诗歌最为契合。” 施耦堂侍御是诗人竹田的儿子，丙戌年考中进士，年纪已经超过四十岁了。他以诗文自负，尤其精于鉴赏。辨识周代、秦代的器物，丝毫没有差错。贤士大夫都乐意同他交游。晚年行为放纵旷达，沉迷于优伶往来，饮酒、奏乐、听歌，没有一天停止。因此他所作的诗文，也都任情随意。与他少年时代倜傥豪迈、雄健直率的篇什相比，简直像是出自两个人之手。覃溪先生告诉我：“山谷学习杜甫，所以一定采用逆法，是因为他的根本功力还不能和古人抗衡，因此不得已采用逆法。若李义山学习杜甫，就不必采用逆法，而且还在山谷之上了。这些都是诗家秘传的精妙真诀。如今我们这些人的根本功力又远远比不上山谷，连采用逆法也做不到。那么应该怎么办才好呢？那就姑且先（原文此处有乱码：‘<；齿交>’）咬紧牙关、忍住性情，不许用平直的下笔法，不许直截地下笔，不许连续直下；这样才可以入手。否则，就没有能够成功的。” 归安人吴隆元以散馆归入班次的进士身份，随军营效力，经议叙后获得会考司主事一职。雍正元年癸卯二月，分校顺天乡试。到了八月会试，仍然充任分校官。当时官职已经升到翰林学士。随即蒙受特别任命，由隆元一人教习本科庶吉士；雍正二年充任江南正考官。不久因获罪被戍守关外，死在戍所。短短几年之间，升降、显达和沉沦变化无常，都是人无法预料的。对富贵利达的念头，看到这种情形，也可以稍稍释怀了。查隐君晚年号称海上迂人，居住在龙山。他同黄梨洲、陆丽京情意深厚亲密。所著有文二卷、诗二卷、词一卷，都是他的女婿朱达搜集编纂的，并非完整的本子。他论说古代的各篇作品，很有卓越的见识。读了这些文章，令人感慨。毛初晴选编唐人的试体诗，把同乡人王锡的几章诗附载其中，其他人的作品并没有这样做。他对王锡的推重，已经到了极点。王锡的杂咏等作品，世人广为流传称道，实际上有很多平淡浅近、率直的语句。然而其中闲适的情趣和超逸的意致，在这里也可以略见一斑。德清人徐志莘虽然凭借门荫取得官职，却一点也不以此自矜自贵，反而以诗自负。他一生仰慕眉山，下笔清新明辨，文思滔滔不绝。晚年放浪于山溪之间，同渔夫、樵夫为伴。他所作的诗尤其雄健洁净，令人喜爱。富贵人家的奢华气息，被他一洗而空。本朝书法家中，没有爵位而声名显著的，以查二瞻为最，收藏家大多把他的书法秘藏珍惜。我看他所写的诗句，也清峭挺拔，超凡脱俗。可惜他的《种书堂遗稿》已经无法再见到了。沈归愚尚书说：“郁植，字大木，号东堂，是江南太仓人，身份为诸生。他八岁参加考试，作《五伦论》。吴梅村祭酒看见后认为他非同寻常。长大以后，他钻研穷究古学，受到王新城的赏识。康熙己未年，他以博学鸿词科被荐举，却还没有应试就去世了。他的诗体取法盛唐，没有落入元和以下的风格。读《悲歌》六章，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情况。而《吏牍钞存》等书遗漏了他的姓名，应当依据这些材料把他补进去。” 师荔扉喜欢刻印书籍，任望江县知县时，命人搜访本县人龙宫允的诗作。诗集大半已经沦失，只得到《和苏集》，便刻印流传。卷首的序文大多是己未年诸位被征召的士人所作，推许之意十分真挚，可惜没有见到他的完整作品。世人反而只欣赏他的《琼花梦》和《芙蓉城传奇》，这是为什么呢？徐东痴与顾亭林、王端士、费此度等名士，在康熙己未年都受到荐举，却都推辞不去应试。王渔洋和东痴是中表兄弟，称赞他的诗接近陶渊明、孟东野。辛亥年秋天，我邀请翁覃溪学士到筠圃草堂阅览旧刻书，有东痴、渔洋亲手校订的边仲子诗集，里面有两则跋语，东痴用墨笔书写，渔洋用朱笔书写。学士摹写得神韵形貌都很相似，如今收藏在我的书斋中，题跋的人很多。

译严海珊吟咏李副使的诗，其中有“西涯的衣钵被弃置而离去”的话。又说，北地虽然不是西涯的门人，但像王九思那样仿作西涯诗体而中选。其余诸人中，很多是亲自接受过西涯指点传授的，却都被北地的权势和声焰所压倒，改弦更张而背弃西涯，也就等同于北地背弃西涯。子衡、孟独尤其竭力排斥西涯。吴、楚两地后来相继兴起，奉西涯为祖、奉北地为父，始终虔诚归依而不改变的，只有石文隐、罗文肃、邵文庄几人罢了。也许海珊不知道西涯是北地癸丑科的座主。我在书肆买到一本画册，没有署款。画中用淡墨抒写，具有大痴山人的笔意。等到检验它的私印，才知道是崔华的作品。考察崔华是太仓人，是渔洋山人分校时录取的士子。他的诗也清新挺拔、超凡脱俗，受到山人的称许。我曾经认为《元史》最为浅陋，近来钱竹汀少詹所著《廿二史考异》中的《元史》部分颇为精详。等到看了仁和人邵詹事远平辑录的《元史类编》，不禁赞叹它是一部良史。但詹事在叙录中因和礼霍孙、赤老温没有立传，后妃传又没有征引材料而感到遗憾。如今世上喜欢读书、熟悉有元一代朝廷典章和掌故，并且能够补订这部书的人，我不能不对凌仲子广文、陈稽亭水部寄予希望。黄瑚起初侍奉吴梅村，后来侍奉叶讠刃庵，曾经替这两位先生代拟文稿。他三十八岁去世。七年后，到了康熙己未年，皇帝下诏令内外臣僚荐举博学鸿儒，以备顾问。叶学士主持这件事，首先屈指想到先生，可是先生已经去世了。见《顾栋高传》，顾栋高是先生的表叔，他的话自然可靠。这样看来，黄瑚实际上没有列名于荐牍之中。然而《苍岘先生文集》却说叶学士把黄瑚的姓名上报，征召文书下达后，黄瑚因患重病不能前往而死。这是错误的。《苍岘山人文集·陶元淳墓志铭》说：“益都赵秋谷、淄川毕公权都同陶君交好，才华和声望相当。康熙己未年，天子开设博学鸿词科，光禄何公把陶君的姓名上报。陶君已经在征召期限前出了都城，朝廷派骑兵追赶把他追回来，他又以生病为由报告。”这样看来，子师并没有参加考试，不应列入参加考试而未被录取的诸公名单中。本朝三甲进士中，由词林进入通显之位，并以功业和德望著称的人，多得数不清。例如李文勤（原文人名“▯尉”有疑误）、魏文毅裔介、魏敏果象枢、王文靖熙、汤文正斌、熊文端赐履、陈文贞廷敬、张文端鹏翮、徐文敬潮、徐文定元梦、杨文定名时、高文良其倬、朱文端轼、福文端敏、史文靖贻直、张文和廷玉、张文敏照，都是尤其卓著的人。我也是三甲进士，由检讨升到祭酒，因事情被议论而应革职，蒙恩旨授为编修。过了两年，又恢复学士官职。海宁人张英，字仲张，是康熙癸丑年进士。他出自桐城张文端公门下，当时有“大张英”和“小张英”的称呼。戊午年，张文端的儿子廷瓒又出自仲张门下。仲张虽然因此获罪受谴，但志趣相投、彼此契合，也有不知是谁促成却自然形成的缘分。近人著书，应当以邵学士晋涵的《尔雅正义》、王观察念孙的《广雅疏证》、阮巡抚元的《经籍纂诂》最为典雅详实。我看桐城方密之辑录的《通雅》，其内容广博也不在这三家之下。可惜它的刻版很久没有重印，如今收藏在姚氏书塾。苏州书商准备买下刻印并贩卖，这实在很值得高兴。刘文正公《书扇诗·跋》说：“己卯年夏天，有人拿《渊鉴类函》来求售，我于是按照书卷页次编排，略加校订。虫豸一部，分类很多。有些虫我听熟了名称，却不清楚它们的形状；也有些虫我心里知道它们的样貌，却没有考究它们的名称。这才相信读书并加以考订，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的侄子象山在传授经书之余，把这二十四种虫画写在扇面上，于是又把前人的题咏杂录在扇子背面。王安石所说需要耗费日力的事，大概就在这里吧。王安石的话就是这样。原诗前四行残缺，无法辨认；只有明代僧人通九《咏蜻蜓》、明代赵宽夫《咏蜘蛛》、五代西樵《咏叩头虫》、明代何景明《咏络纬》、唐代薛维翰《咏飞蛾》、唐代僧人（原文人名‘▯刍’有疑误）《咏蝌蚪》、宋代梅尧臣《咏苍蝇》、明代朱之蕃《咏螳螂》、宋代苏轼《咏蜗牛》、宋代罗处约《咏螽斯》、宋代韩维《咏虾蟆》、明代郭善登《咏蜜蜂》、梁代张率《咏鱼》、明代王叔承《咏蟹》、唐代陆鲁望《咏蜂》、宋代欧阳季直《咏蝉》、元代赵盂（原文人名‘ぽ’有疑误）《咏蝴蝶》、元代赵漪渊《咏促织》、宋代文与可《咏蚊》、元代张伯雨《咏蚱蜢》、明代王元长《咏花虫》、宋代苏轼《咏蜣螂》。考察起来，虾、鱼、蟹都是水族，不可以混入虫豸类中。蜜蜂属于蜂类，蝌蚪属于蛙类，蚱蜢属于螽斯类，不必再次列入。这些都不是《花虫类函》所收的内容。因此删去七题，补入若干内容，共成诗二十八章。所谓“不贤的人能够记住细小的事物”，还是说“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呢？”

译元代国子学总教一人（见《元史》）：冯志常，太宗时任职（见《元史·选举志》）。考察国子学总教以及提举学校官，虽然历来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很少，但它们是元代创设的，所以另立提举学校官一人（见《元史》）：郝义恭，文宗时任职（见《元史·选举志》）。领国子十五人（均见《元史》）：李栋，至正时任职（见《元史·世祖纪》，下同）；宋道，长子人，至元时任职；李谦，东阿人，至元时任职；刘因，容城人，至元时任职；李孟，上党人，至大时任职（见《元史·仁宗纪》，下同）；张▯，皇庆时任职；许思敬，皇庆时任职；赵世延，成都人，延▯时任职；廉恂，至元时任职（见《元史·英宗纪》，下同）；张养浩，济南人，至治时任职；富珠哩▯，顺阳人，至治时任职；韩让，泰定时任职；姚庸，泰定时任职（均见《元史·泰定帝纪》）；赵世安，天历时任职（见《元史· 文宗纪》）。托哩特穆尔，至正时任职（见《元史·顺帝纪》）。考察元朝初年，多征聘年高有学问的儒者主持教育事务；中期以后，又改由中书平章主持。如今按上述次序编列。其中特别是富珠哩▯后来担任祭酒，所以不再重复列出。兼任国子祭酒十二人（均见《元史》）：萧▯，奉元人，大德时任职（见《元史·儒学传》）；刘赓，▯水人，至大年间任职（见《元史·本传》，下同）；尚野，保定人，延▯时任职；邓文原，绵州人，至治年间任职；虞集，泰定时任职；吕思诚，平定人；欧阳元，浏阳人，元统时任职；宋本，大都人，元统时任职；刘敏中，章邱人，至正时任职；苏天爵，真定人，至正时任职；归▯，汴梁人，至正时任职；张翥，晋宁人，至正时任职。考察以上诸人，都是以其他官职兼任。又有原本专任，后来升任其他官职，兼职仍然保留，所以仍列在祭酒名下，此处不再重复列出。祭酒十二人（见《元史》的十一人，见《元人集》的一人）：许衡，河内人，中统时任职（见《元史》本传）。王恂，唐县人，至元时任职（见《元史·本传》）；孔洙，至元时任职（见《元史·世祖纪》）；张础，渤海人，至元时任职（见《元史》本传）；苟宗道（见《元史·郝经传》）；李之绍，平阴人，皇庆时任职（见《元史》本传）；孔克坚，至元时任职（见《元史·孔思晦传》）；李好文，东明人，至正时任职（见《元史》本传）；王思诚，嵫阳人，至正时任职（见《元史》本传）；陈祖仁，汴人，至正时任职（见《元史》本传）；赵子期，宛邱人（见纳新《金台集》），他的姓名尚未详知，任职时间也不知道。又《元史》叶李传记载，推荐周砥等十人为祭酒等官，此外没有确切证据，如今不予收录。司业二十九人（见《元史》的二十一人，见《元人集》的三人，见《元诗选·小传》的四人，见《石鼓文音训》的一人）：伊木沁（见《元史·刘因传》）、耶律有尚（见祭酒）、商琥，至元时任职（见《元史· 商▯延传》）。黎立武，新喻人（见吴澄《草庐集》）；李思衍，余干人（见《元诗选·小传》）；滕安上，中山人（见姚燧《牧庵集》）；李元礼，真定人，大德时任职（见《元史》本传）；畅师文，南阳人，大德时任职（见《元史》本传）；尚野（见国子祭酒），至大时任职；李之绍（见祭酒），皇庆时任职；吴澄，崇仁人，皇庆时任职（见《元史》本传）；邓文原（见国子祭酒），皇庆时任职；齐履谦，延▯时任职（见《元史》本传）；富珠哩▯（见兼国子祭酒），泰定时任职；虞集（见兼国子祭酒），泰定时任职；杨宗瑞（见《元史·处集传》）；韩镛，济南人，至顺时任职（见《元史》本传）；吕思诚（见兼国子祭酒）；谢瑞，遂宁人（见《元史》本传）；贡师泰，宣城人（见《元史》本传）；宋▯，大都人，至元时任职（见《元诗选· 小传》）。潘迪，至元时任职（见《石鼓文音训》）。王思诚（见祭酒），至正时任职；刘敏中（见国子祭酒）；汪泽民，婺源人，至元时任职；吴当，崇仁人，至正时任职（见《元史》本传）；王士能（见陈孚《玉堂集》）；段辅（见《元诗选·小传》，下同）；王士元，临汾人。考察以上三人，不清楚何时任职，附列于此。又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年吕域、大德三年杨恒、萧▯、仁宗时同恕，都曾被征召但没有赴任，现不予记录。

译明代兼国子祭酒二十六人（均见明代《太学志》）：谢铎，太平人，弘治十三年任职（以下均见明代《太学志》）。考察明初还有领国子监事李文忠、兼国子祭酒梁贞，因为他们都属于南京国子学，所以不予记录。以下各官也都按此例处理。李▯，仁和人，正德元年任职；许诘，灵宝人，嘉靖八年任职；吴惠，鄞县人，嘉靖十四年任职；崔桐，海门人，嘉靖十九年任职；张衮，江阴人，嘉靖二十一年任职；王道，武城人，嘉靖二十六年任职；欧阳德，泰和人，嘉靖二十六年任职；闵如霖，乌程人，嘉靖三十年任职；吴山，高安人，嘉靖三十年任职；敖铣，高安人，嘉靖三十二年任职；高拱，新郑人，嘉靖三十九年任职；秦鸣雷，临海人，嘉靖四十一年任职；高仪，钱塘人，嘉靖四十二年任职；陈以勤，南充人，嘉靖四十三年任职；胡正蒙，余姚人，嘉靖四十四年任职；赵贞吉，内江人，隆庆元年任职。丁士美，清河人，隆庆五年任职。万浩，进贤人，隆庆六年任职。孙应鳌，如皋人，万历三年任职。余有丁，鄞县人，万历六年任职。许国，歙县人，万历八年任职。张一桂，祥符人，万历十九年任职。范谦，丰城人，万历十九年任职。敖文祯，高安人，万历二十九年任职。傅新德，定襄人，万历三十七年任职。按：以上诸人，都是以其他官职兼任，且有事迹可考者。其中有的只是暂时代理职务。如《辟雍纪事》所载永乐十年梁里许、万历三十五年沈氵▯、孙承泽，《学典》所载万历四十年周道登、四十六年张鼐、天启元年成基命、崇祯二年倪嘉善等人，都是官位较低、任期较短者，不列入这一类。又有些人起初是正式授任，后来升任其他职务，兼管国子监事务，仍列在祭酒名下，这里不再重复列出。祭酒共九十九人（见于明代《太学志》的八十六人，见于《辟雍纪事》的六人，见于《明史》的七人）。胡俨，南昌人，永乐二年任职（见明代《太学志》，下同）。按：胡俨最初任太学祭酒，后来太学迁建，仍任祭酒，所以从胡俨开始记载。贝泰，金华人，宣德二年任职。李勉时，安福人，正统六年任职。萧▯，泰和人，正统十二年任职。刘铉，长洲人，景泰二年任职。王恂，公安人，景泰四年任职。陈询，华亭人，景泰五年任职。刘益，吉水人，天顺三年任职。司马恂，山阴人，天顺八年任职。邢让，襄陵人，成化二年任职。陈鉴，吴县人，成化五年任职。周洪谟，长宁人，成化十一年任职。耿裕，卢氏人，成化十二年任职。邱浚，琼山人，成化十三年任职。费り，丹徒人，成化二十三年任职。郑纪，仙游人，弘治三年任职。林瀚，闽县人，弘治三年任职。黄恂，余姚人，弘治十七年任职。张粲，平南人，弘治十八年任职。周玉，临海人，正德二年任职。王鸿儒，南阳人，正德四年任职。王云凤，和顺人，正德四年任职。石▯缶，▯城人，正德五年任职。王瓒，永嘉人，正德八年任职。鲁铎，景陵人，正德十二年任职。陈霁，吴县人，正德十二年任职。赵永，临淮人，正德十二年任职。严嵩，分宜人，嘉靖三年任职。陆深，上海人，嘉靖七年任职。魏校，昆山人，嘉靖八年任职。林文俊，莆田人，嘉靖十一年任职。王激，永嘉人，嘉靖十三年任职。贾咏，临颍人，嘉靖十三年任职。吕▯冉，高陵人，嘉靖十四年任职。许成名，聊城人，嘉靖十五年任职。王教，祥符人，嘉靖十五年任职。徐阶，华亭人，嘉靖二十二年任职。王用宾，咸宁人，嘉靖二十四年任职。周文烛，山阴人，嘉靖二十六年任职。李本，余姚人，嘉靖二十七年任职。孙升，余姚人，嘉靖二十八年任职。李机，丰城人，嘉靖三十二年任职。茅瓒，钱塘人，嘉靖三十二年任职（见《辟雍纪事》）。尹台，永新人，嘉靖三十三年任职（见明代《太学志》，下同）。郭{般金}，高平人，嘉靖三十四年任职。林庭机，林瀚的次子，嘉靖三十六年任职。汪镗，鄞县人，嘉靖四十五年任职。林▯廉，林庭机之子，嘉靖四十五年任职。胡杰，丰城人，隆庆元年任职。王希烈，南昌人，隆庆元年任职。孙铤，孙升之子，隆庆三年任职。马自强，同州人，隆庆四年任职。林士章，漳浦人，万历元年任职。王锡爵，太仓人，万历二年任职。姚宏谟，秀水人，万历五年任职。吕▯，龙溪人，万历五年任职。陈思育，临武人，万历七年任职。周子义，无锡人，万历八年任职。杨起元，归善人，万历十年任职（见《辟雍纪事》）。高起愚，铜梁人，万历十一年任职（见明代《太学志》，下同）。罗万化，会稽人，万历十二年任职。范应期，乌程人，万历十二年任职。张位，新建人，万历十二年任职。徐显卿，长洲人，万历十三年任职。韩世能，长洲人，万历十三年任职。

译李长春，富顺人，万历十四年任职。田一携，大田人，万历十五年任职。黄凤翔，晋江人，万历十七年任职。刘元震，任邱人，万历十七年任职。盛讷，定远人，万历十九年任职。曾朝节，临武人，万历二十年任职。成宪，苏州人，万历二十一年任职。萧良有，汉阳人，万历二十三年任职。李廷机，晋江人，万历二十四年任职。刘应秋，吉水人，万历二十五年任职。方从哲，德清人，万历二十六年任职。杨道宾，江□人，万历二十九年任职。黄汝良，晋江人，万历三十年任职。萧云举，宣化人，万历三十一年任职。陶望龄，会稽人，万历三十一年任职。周如砥，即墨人，万历三十五年任职。朱国桢，乌程人，万历三十五年任职。邓士龙，南昌人，万历四十二年任职。刘一▯景，南昌人，万历四十三年任职。盛以宏，潼关人，万历四十五年任职。张邦，宜兴人，万历四十六年任职。何如宠，桐城人，万历四十七年任职（《明史》本传）。公鼐，蒙阴人，泰昌元年任职（见明代《太学志》）。蔡毅中，光山人，天启三年任职（见《明史》本传）。王祚远，普安人，天启四年任职（见《明史》本传）。林钅干，同安人，天启七年任职。孔贞运，句容人，崇祯元年任职（见《明史·张至发传》）。顾锡畴，昆山人，崇祯二年任职（见《明史》本传）。吴士元，进贤人，崇祯四年任职（见《辟雍纪事》，下同）。傅冠，进贤人，崇祯七年任职。倪元璐，上虞人，崇祯八年任职（见《明史·程国祥传》）。张四知，河南人，崇祯九年任职（见《辟雍纪事》）。李建泰，曲沃人，崇祯年间任职（见《明史·魏藻德传》）。按：以上诸人都是正式授任。旧志又记载成化六年李绍、何潜，嘉靖三十八年沈坤，隆庆九年吕调阳，万历二十一年陆可教，以及《辟雍纪事》所载正德三年蔡清，都因尚未到任而不予收录。兼任国子司业的共二十一人（均见明代《太学志》）。刘震，安福人，成化二十三年任职（见明代《太学志》，下同）。童承叙，沔阳人，嘉靖十四年任职。赵贞吉，内江人，嘉靖二十九年任职。董份，乌程人，嘉靖三十四年任职。高仪，钱塘人，嘉靖三十六年任职。晃▯栗，开州人，嘉靖三十八年任职。张居正，江陵人，嘉靖三十九年任职。孙世芳，安东人，嘉靖四十一年任职。黄风翔，晋江人，万历十年任职。张位，新建人，万历十一年任职。吴中行，宜兴人，万历十二年任职。赵用贤，常熟人，万历十三年任职。盛讷（见祭酒），万历十四年任职。余孟麟，祁门人，万历十六年任职。萧良有（见祭酒），万历十九年任职。刘应秋（见祭酒），万历二十一年任职。黄汝良（见祭酒），万历二十七年任职。萧云举（见祭酒），万历二十八年任职。周如砥（见祭酒），万历二十八年任职。李腾芳，湘潭人，万历三十二年任职。汤宾尹，宣城人，万历三十七年任职。司业共七十二人（见于明代《大学志》的五十九人，见于《辟雍纪事》的九人，见于《明史》的一人，见于孙承泽《学典》的三人）。赵季通，天台人，永乐四年任职（见明代《太学志》，下同）。黄广云，临桂人，永乐九年任职。董子庄，乐安人，永乐十年任职。赵琬，武进人，宣德十年任职。曾暹，吉水人，景德四年任职。吴汇，新喻人，天顺三年任职。张业，安福人，天顺三年任职。耿裕（见祭酒），成化七年任职。费ウ（见祭酒），成化十一年任职。黄恂（见祭酒），弘治九年任职。周玉（见祭酒），弘治十四年任职。鲁铎（见祭酒），正德二年任职。王瓒（见祭酒），正德三年任职。黄澜，莆田人，正德十年任职。穆孔晖，棠邑人，正德十一年任职。景▯，仪真人，正德十一年任职。陆深（见祭酒），正德十三年任职。吴惠（见祭酒），正德十六年任职。林时，汝宁人，嘉靖六年任职。陈寰，常熟人，嘉靖十一年任职。马汝骥，绥德人，嘉靖十八年任职。张星，桂林人，嘉靖十四年任职。王同祖，昆山人，嘉靖十八年任职。江汝璧，贵溪人，嘉靖二十二年任职。周文烛（见祭酒），嘉靖二十三年任职。李机（见祭酒），嘉靖二十六年任职。尹台（见祭酒），嘉靖二十九年任职。林庭机（见祭酒），嘉靖三十年任职。王材，新城人，嘉靖三十四年任职。吕调阳，桂林中卫人，嘉靖四十三年任职。胡杰（见祭酒），嘉靖四十五年任职。万浩，进贤人，嘉靖四十五年任职。林士章（见祭酒），隆庆二年任职。马自强（见祭酒），隆庆三年任职。王锡爵（见祭酒），隆庆四年任职。余有丁，鄞县人，隆庆五年任职。范应期，乌程人，隆庆六年任职。李日华，华亭人，万历元年任职。戴洵，奉化人。

译万历三年任职。沈渊，新城人，万历四年任职。吕▯（见祭酒），万历五年任职。周子义（见祭酒），万历五年任职。王宏海，安定人，万历七年任职。刘▯咸，峡江人，万历十三年任职。王祖嫡，德州人，万历十五年任职。杨起元（见祭酒），万历十七年任职。周应宾，鄞县人，万历二十一年任职。叶向高，福清人，万历二十三年任职。方从哲（见祭酒），万历二十四年任职。杨道宾（见祭酒），万历二十七年任职。沈氵▯，乌程人，万历三十四年任职。南师中，渭南人，万历三十六年任职。邵景尧，象山人，万历三十九年任职。周道登，吴江人，万历四十年任职。孟时芳，蒲州人，万历四十一年任职。公鼐（见祭酒），万历四十□年任职。骆从宇，武康人，万历四十□年任职。张鼐，华亭人，万历四十六年任职。姜逢元，山阴人，万历四十八年任职（见孙承泽《学典》）。董其昌，华亭人，泰昌元年任职（见《明史·文苑传》）。成基命，大名人，泰昌元年任职（见明代《太学志》）。蔡毅中（见祭酒），天启三年任职（见孙承泽《学典》）。李国▯晋，高阳人，天启四年任职（见《辟雍纪事》，下同）。林钅干（见祭酒），天启七年任职。朱之俊，汾阳人，天启七年任职。陈盟，富顺人，崇祯元年任职。姜曰广，新建人，崇祯二年任职。倪嘉善，桐城人，崇祯二年任职（见孙承泽《学典》）。陈二锡，长洲人，崇祯二年任职（见《辟雍纪事》，下同）。吴士元，进贤人，崇祯四年任职。马之骥，益都人，崇祯七年任职。何瑞徵，信阳人，崇祯九年任职。按：以上诸人都是正式授任。明代《太学志》又记载万历十四年习孔教、万历十七年邓以赞、万历二十三年季道统，都因尚未到任而不予收录。

译本朝兼管国子监的大臣：和硕康亲王崇安，雍正三年兼管。多罗果郡王允礼，雍正三年兼管。杨名时，江南江阴人，辛未进士，乾隆元年以尚书兼管。孙嘉淦，山西兴县人，癸巳进士，乾隆元年以尚书兼管。赵国麟，山东泰安人，己丑进士，乾隆三年以大学士兼管。刘吴龙，江西南昌人，癸卯进士，乾隆六年以尚书兼管。宗室德沛，满洲镶蓝旗人，乾隆十一年以侍郎兼管。鄂容安，满洲镶蓝旗人，癸丑进士，乾隆十三年以侍郎兼管。观保，满洲正白旗人，丁巳进士，乾隆十四年以内阁学士兼管。德保，满洲正白旗人，丁巳进士，乾隆三十年以侍郎兼管。悟勒穆济，蒙古镶红旗人，乾隆三十年以内阁学士兼管。陆宗楷，浙江仁和人，癸卯进士，乾隆三十一年以侍郎兼管。蔡新，福建漳浦人，丙辰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以尚书兼管。刘墉，山东诸城人，辛未进士，乾隆四十八年以尚书兼署。蔡新，乾隆四十八年仍以大学士兼管。刘墉，乾隆五十年以尚书兼管。彭元瑞，江西南昌人，丁丑进士，乾隆五十四年以尚书兼管。刘墉，乾隆五十六年再次以尚书兼管。满洲祭酒：固尔嘉浑，正黄旗人，顺治元年任职。阿都里，镶白旗人，康熙四年任职。贾禄，镶白旗人，康熙八年任职。宜昌阿，镶白旗人，康熙十二年任职。阿里瑚，镶白旗人，康熙十九年任职。常锡布，正红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职。德布色，正红旗人，康熙二十六年任职。图纳哈，镶白旗人，康熙二十七年任职。鄂拜，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年任职。博济，正蓝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职。傅继祖，正蓝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职。尹泰，镶黄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职。特默德，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年任职。邵穆布，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任职。又由侍郎兼任。觉罗满保，正黄旗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五年任职。查喇，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八年任职。登德，镶蓝旗人，康熙四十九年任职。花善，正白旗人，康熙五十二年任职。齐苏勒，正白旗人，康熙六十一年任职。宗室伊尔登，正白旗人，雍正元年任职。塞楞额，正白旗人，己丑进士，雍正二年任职。鄂尔奇，镶蓝旗人，壬辰进士，雍正四年任职。觉罗吴拜，正红旗人，壬辰进士，雍正十一年任职。国琏，镶白旗人，戊戌进士，雍正十三年任职。敷文，镶黄旗人，庚戌进士，乾隆三年任职。开泰，正黄旗人，甲辰进士，乾隆八年任职。鄂容安，镶蓝旗人，癸丑进士，乾隆八年任职。钟音，镶蓝旗人，丙辰进士，乾隆十二年任职。观保，正白旗人，丁巳进士，乾隆十三年任职。吴达善，正红旗人，丙辰进士，乾隆十三年任职。梦麟，正白旗人，乙丑进士，乾隆十五年任职。双庆，镶白旗人，癸丑进士，乾隆十五年任职。武极理，镶红旗人，翻译进士，乾隆十八年任职。宗室良诚，正蓝旗人，戊辰进士，乾隆十八年任职。全魁，镶白旗人，辛未进士，乾隆二十四年任职。富廷，镶蓝旗人，丙午举人，乾隆二十七年任职。宗室良诚，乾隆三十一年再次任职。达春，镶白旗人，庚辰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任职。奇臣，镶白旗人，己卯举人，乾隆三十五年任职。宗室良诚，乾隆四十一年第三次任职。觉罗吉善，镶蓝旗人，己卯举人，乾隆四十二年任职。瑚图礼，正白旗人，丁未进士，乾隆五十六年任职。那彦成，正白旗人，己酉进士，乾隆五十七年任职。法式善，原名运昌，正黄旗人，庚子进士，乾隆五十九年任职。汉祭酒。李若琳，顺天大兴人，前明壬戌进士，顺治元年任职。薛所蕴，河南孟县人，前明戊辰进士，顺治五年任职。胡统虞，江南当涂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五年任职。傅维鳞，直隶灵寿人，丙戌进士，顺治五年任职。高珩，山东淄川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六年任职。王崇简，顺天宛平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七年任职。李呈祥，山东沾化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八年任职。李▯棠，顺天大兴人，丙戌进士，顺治九年任职。冯溥，山东临朐人，丁亥进士，顺治十一年任职。吴伟业，前明辛未进士，顺治十三年任职。张士甄，顺天通州人，己丑进士，顺治十四年任职。金钅宏，顺天宛平人，壬辰进士，顺治十五年任职。章云鹭，顺天宛平人，丁亥进士，顺治十六年任职。熊伯龙，湖北汉阳人，己丑进士，顺治十六年任职。沙澄，山东蓬莱人，丙戌进士，顺治十六年任职。李中自，山西长子人，丁亥进士，康熙元年任职。李仪古，直隶任邱人，己丑进士，康熙二年任职。綦汝楫，山东高密人，乙未进士，康熙二年任职。

译陈岂攵永，浙江海宁人，乙未进士，康熙三年任职。熊伯龙，康熙六年再次任职。王守才，汉军镶红旗人，康熙六年任职。宋德宜，江南长洲人，乙未进士，康熙八年任职。李仙根，四川遂宁人，辛丑进士，康熙九年任职。杨正中，顺天通州人，戊戌进士，康熙九年任职。徐元文，江南昆山人，己亥进士，康熙九年任职。单若鲁，山东高密人，丙戌进士，康熙十年任职。沈荃，江南青浦人，壬辰进士，康熙十三年任职。冯源济，顺天涿州人，己未进士，康熙十五年任职。王士祯，山东新城人，戊戌进士，康熙十九年任职。李元振，河南柘城人，甲辰进士，康熙二十二年任职。翁叔元，江南常熟人，丙辰进士，康熙二十四年任职。曹禾，江南江阴人，甲辰进士，康熙二十六年任职。汪▯，浙江钱塘人，丙辰进士，康熙二十八年任职。吴苑，江南歙县人，壬戌进士，康熙三十一年任职。张榕端，河南磁州人，丙辰进士，康熙三十三年任职。孙岳颁，江南吴县人，壬戌进士，康熙三十四年任职。康熙四十一年又由侍郎兼任。胡作梅，湖广荆门人，壬戌进士，康熙四十七年任职。余正健，福建古田人，丁丑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职。徐日ピ，江西高安人，戊辰进士，康熙五十一年任职。李周望，山西蔚州人，丁丑进士，康熙五十七年任职。刘师恕，江南宝应人，庚辰进士，康熙六十一年任职。王图炳，江南娄县人，壬辰进士，雍正元年任职。王传，江西鄱阳人，辛未进士，雍正元年任职。张廷璐，桐城县人，戊戌进士，雍正三年任职。蔡嵩，江南南汇人，癸巳进士，雍正五年任职。谢王宠，陕西宁夏人，丙戌进士，雍正六年任职。孙嘉淦，山西兴县人，癸巳进士，雍正七年任职。邵基，浙江鄞县人，辛丑进士，雍正十年任职。崔纪，山西永济人，戊戌进士，雍正十三年任职。李凤翥，江西建昌人，丁丑进士，乾隆元年任职。谢道承，福建闽县人，辛丑进士，乾隆四年任职。崔纪，乾隆六年再次任职。陆宗楷，浙江仁和人，癸卯进士，乾隆十一年任职。曹秀先，江西新建人，丙辰进士，乾隆三十年任职。欧阳瑾，江西分宜人，癸丑进士，乾隆三十一年署任。梁锡▯，山西介休人，甲辰举人，辛未经学，乾隆三十一年任职。张裕荦，江南桐城人，戊辰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任职。邹奕孝，江南金匮人，丁丑进士，乾隆四十五年任职。韦谦恒，江南芜湖人，癸未进士，乾隆五十二年任职。邹炳泰，江南无锡人，壬辰进士，乾隆五十二年任职。韦谦恒，乾隆五十四年再次任职。汪廷珍，江南山阳人，己酉进士，乾隆五十六年任职。胡长龄，江南通州人，己酉进士，乾隆六十年任职。陈崇本，河南商邱人，乙未进士，嘉庆元年任职。胡长龄，嘉庆二年署任。钱樾，浙江嘉兴人，壬辰进士，嘉庆五年以侍郎署任。陈万全，浙江石门人，辛丑进士，嘉庆五年以侍郎署任。满洲司业（清朝初年设满洲司业二员，分为左、右两缺；乾隆十三年裁去一员）。李虎沙、傅达礼，正黄旗人。白清额，镶白旗人。莽吉图，镶白旗人。鄢代、曹尔和、尹希，镶黄旗人。康熙十六年任职。葛思泰，镶黄旗人，康熙十七年任职。满都户达鼐，正黄旗人，康熙十八年任职。拜山，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一年任职。花善，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三年任职。博济，正蓝旗人，康熙二十四年任职。宋古宏，镶白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职。席尔图，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三年任职。萨尔图，正黄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职。莫索理，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五年任职。党阿赖，镶红旗人，康熙三十六年任职。满丕，正蓝旗人，康熙三十九年任职。登德，镶蓝旗人，康熙四十五年任职。常额，正红旗人，康熙四十六年任职。察尔岱，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任职。己克塞，正蓝旗人，康熙五十六年任职。齐二，镶黄旗人，康熙五十七年任职。明图，镶蓝旗人，康熙五十九年任职。博礼，镶黄旗人，康熙六十年任职。马泰，正黄旗人，雍正三年任职。文保，镶蓝旗人，甲辰进士，雍正六年任职。朱兰泰，正白旗人，庚辰进士，雍正七年任职。那尔布，正黄旗人，举人，雍正十年任职。塞尔登，正红旗人，己卯举人，雍正十一年任职。开泰，正黄旗人，甲辰进士，乾隆元年任职。鹤年，镶蓝旗人，丙辰进士，乾隆八年任职。钟音，镶蓝旗人，丙辰进士，乾隆九年任职。僧格勒，正黄旗人，癸巳进士，乾隆十二年任职。温敏，正黄旗人，乙丑进士，乾隆十三年任职。诺敏，正白旗人，丁巳进士，乾隆十八年任职。博卿额，镶黄旗人，戊辰进士，乾隆二十三年任职。

译乾隆三十三年以庶子任职，又由学士兼任。国隆阿，镶黄旗人，辛未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任职。怀荫布，正黄旗人，丙辰进士，乾隆四十年任职。图敏，镶黄旗人，壬辰进士，乾隆四十四年任职。运昌，改名法式善，正黄旗人，庚子进士，乾隆四十八年任职。纳麟宝，正黄旗人，戊戌进士，乾隆五十年任职。德昌，镶黄旗人，乙未进士，乾隆五十六年任职。舒聘，镶白旗人，乙酉举人，乾隆五十年任职。德文，正白旗人，庚戌进士，乾隆六十年任职。荣麟，正蓝旗人，己酉进士，嘉庆三年任职。蒙古司业（清朝初年设蒙古司业一员，顺治十七年裁撤，雍正五年恢复设置）。牧克登，正白旗人，雍正五年任职。根都斯何，镶红旗人，雍正七年任职。三达礼，正红旗人，乾隆三年任职。多尔济，正白旗人，乾隆六年任职。德成，正红旗人，乾隆十二年任职。吉太，正白旗人，乾隆二十一年任职。兆明，正黄旗人，乾隆二十七年任职。伍珠克，镶白旗人，乾隆二十九年任职。明泰，镶白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任职。色布腾，镶黄旗人，乾隆四十年任职。佛禄，镶蓝旗人，乾隆四十二年任职。额尔克图，镶白旗人，乾隆四十五年任职。五格，正红旗人，乾隆五十四年任职。哈拉尔岱，镶白旗人，乾隆五十六年任职。堆齐，镶黄旗人，乾隆六十年任职。汉司业。薛所蕴，河南孟县人，前明戊辰进士，顺治元年任职。冯杰，直隶高阳人，前明丁丑进士，顺治元年任职。罗宪汶，江西南昌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二年任职。刘肇国，湖广潜江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四年任职。曹溶，浙江秀水人，前明丁丑进士，顺治六年任职。吕缵祖，直隶沧州人，丙戌进士，顺治六年任职。李▯棠，顺天大兴人，丙戌进士，顺治八年任职。单若鲁，山东高密人，丙戌进士，顺治九年任职。王熙，顺天宛平人，丁亥进士，顺治九年任职。曹本荣，湖广黄冈人，己亥进士，顺治十年任职。姜元衡，山东即墨人，己丑进士，顺治十二年任职。张永祺，顺天大兴人，壬辰进士，顺治十三年任职。杨永宁，湖广黄冈人，壬辰进士。杨义，山西洪洞人，前明戊辰进士，顺治十四年任职。田逢吉，山西高平人，乙未进士，顺治十七年任职。陈洪明，汉军镶蓝旗人，顺治十八年任职。陈岂攵永，浙江海宁人，乙未进士。田种玉，顺天宛平人，乙未进士。马晋允，浙江余姚人，戊戌进士。张贞生，江西庐陵人，戊戌进士。熊赐履，湖广孝感人，戊戌进士，康熙元年任职。熊赐履，湖广孝感人，戊戌进士，康熙三年任职。宋德宜，江南长洲人，乙未进士，康熙三年任职。李仙根，四川遂宁人，辛丑进士，康熙六年任职。胡简敬，江南沭阳人，乙未进士，康熙六年任职。田麟，直隶水平人，戊戌进士，康熙七年任职。杨正中，顺天通州人，戊戌进士，康熙七年任职。吴国对，江南全椒人，戊戌进士，康熙七年任职。杜臻，浙江秀水县人，戊戌进士。吴本植，直隶安平人，戊戌进士。康熙八年任职。陈廷敬，山西泽州人，戊戌进士，康熙八年任职。王▯昌，山东高密人，戊戌进士，康熙九年任职。谭篆，湖广景陵人，戊戌进士，康熙九年任职。李天馥，河南永城人，戊戌进士，康熙九年任职。王封氵荣，湖广黄冈人，戊戌进士，康熙十一年任职。吴本植，康熙十一年再次任职。苏宣化，顺天大兴人，己亥进士，康熙十二年任职。周之麟，浙江萧山人，己亥进士，康熙十三年任职。叶方蔼，江南昆山人，己亥进士，康熙十四年任职。蒋宏道，顺天大兴人，己亥进士，康熙十四年任职。朱之佐，顺天大兴人，己亥进士，康熙十四年任职。张玉书，江南丹徒人，辛丑进士，康熙十四年任职。王维珍，汉军镶蓝旗人，庚戌进士，康熙十五年任职。田喜{▯▯}，山西马邑人，辛丑进士，康熙十七年任职。刘芳▯，顺天宛平人，辛丑进士，康熙十九年任职。彭孙通，浙江海宁人，己亥进士，康熙二十四年任职。彭定求，江南长洲人，丙辰进士，康熙二十四年任职。董り，江南吴江人，癸丑进士，康熙二十七年任职。吴涵，浙江石门人，壬戌进士，康熙二十八年任职。徐倬，浙江德清人，癸丑进士，康熙三十一年任职。秦宗游，浙江山阴人，己未进士，康熙三十一年任职。彭会淇，江南溧阳人，丙辰进士，康熙三十一年任职。张豫章，江南青浦人，戊辰进士，康熙三十三年任职。鲁瑗，江西新城人，乙丑进士，康熙三十九年任职。黄叔琳，顺天大兴人，辛未进士，康熙四十二年任职。胡润，湖广通山人，辛未进士，康熙四十三年任职。

译顾悦履，浙江海宁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五年任职。张德桂，广东从化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五年任职。熊苇，直隶束鹿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八年任职。汪隆，湖广江夏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八年任职。张元臣，贵州铜仁人，丁丑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职。李凤翥，江西建昌人，丁丑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职。樊泽远，四川宜宾人，乙丑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职。李周望，山西蔚州人，丁丑进士，康熙五十三年任职。吴相，福建宁洋人，癸未进士，康熙五十三年任职。卢轩，浙江海宁人，乙丑进士，康熙五十四年任职。陈厚耀，江南泰州人，丙戌进士，康熙五十五年任职。谢履忠，[▯南]昆明人，癸未进士，康熙五十七年任职。沈翼机，浙江海宁人，丙戌进士，康熙六十一年任职。黄鸿中，山东即墨人，戊戌进士，雍正元年任职。孙嘉淦，山西兴县人，癸巳进士。彭维新，湖广茶陵人，丙戌进士。王兰生，直隶交河人，辛丑进士，雍正三年任职。庄楷，江南武进人，癸巳进士，雍正五年任职。励宗万，直隶静海人，辛丑进士，雍正六年任职。崔纪，山西永济人，戊戌进士，雍正七年任职。胡宗绪，江南桐城人，庚戌进士，雍正九年任职。陈万策，福建晋江人，戊戌进士，雍正十年任职。习[▯]，江南吴县人，戊戌进士，雍正十一年任职。王安国，江南高邮人，甲辰进士，雍正十二年任职。隋人鹏，山东蓬莱人，丁未进士，雍正十二年任职。李光[▯奥]，福建安溪人，辛丑进士，乾隆三年任职。陆宗楷，浙江仁和人，癸卯进士，乾隆四年任职。徐以[ピ]，浙江钱塘人，庚戌进士，乾隆六年任职。陈世烈，[▯南]建水人，丁巳进士，乾隆八年任职。陈大[▯龠]，江南溧阳人，己未进士，乾隆十二年任职。张九鉴，湖南湘潭人，丁巳进士，乾隆十三年任职。吴鼎，江南无锡人，甲子举人，辛未经学，乾隆十六年任职。梁锡[▯]，山西介休人，甲辰举人，辛未经学，乾隆十六年任职。王延年，浙江钱塘人，丙午举人，乾隆十七年任职。曹洛[▯]，江南当涂人，己酉举人，乾隆十八年任职。梁国治，浙江会稽人，戊辰进士，乾隆十九年任职。朱[▯基]，江西高安人，丙辰进士，乾隆二十一年任职。卢[▯]，贵州贵筑人，壬申进士，乾隆二十四年任职。蒋[▯鼎]，江南常熟人，辛未进士，乾隆二十五年任职。张裕荦，江南桐城人，戊辰进士，乾隆二十六年任职。卢[▯]，乾隆三十一年再次任职。刘亨地，湖南湘潭人，丁丑进士，乾隆三十二年任职。朱[▯元]，浙江钱塘人，甲戌进士，乾隆三十三年任职。王懿修，江南青阳人，丙戌进士，乾隆四十五年任职。翁方纲，顺天大兴人，壬申进士，乾隆四十六年任职。邹炳泰，江南无锡人，壬辰进士，乾隆四十六年任职。李潢，湖北钟祥人，辛卯进士，乾隆五十二年任职。黄寿龄，江西新城人，壬辰进士，乾隆五十三年任职。秦潮，江南无锡人，丙戌进士，乾隆五十三年任职。秦承业，江南江宁人，辛丑进士，乾隆六十年任职。邵玉清，直隶天津人，甲辰进士，嘉庆二年任职。周兆基，湖北江夏人，甲辰进士，嘉庆二年任职。考察汉族祭酒、司业，自顺治元年以来，参考各家记载，这些人的姓名大多可以逐一考见，因此叙述得比较完备。至于满洲、蒙古方面的设置，康熙年以后记载较为详细。顺治年间制度的沿革、增损，则没有编纂记述。恭敬查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元年十一月，设置满洲司业一员、助教二员。顺治十五年五月，升司业图尔哈图为祭酒；此前未见有满洲祭酒。顺治十六年，吏部规定由太常寺少卿管理满洲祭酒事务，由太常寺寺丞管理满洲司业事务，这是此前没有形成的定例。顺治十七年三月，裁撤国子监蒙古祭酒、司业，增设满洲监丞。蒙古祭酒、司业设置于哪一年，也无法考证。七月，任命通政司知事白成格、户部主事华善，都为国子监司业。这说明又不专门任用太常寺官员了。《国子监志》和旧碑中，满洲司业有白清额、花善的姓名。白清额没有任职年份，花善则见于康熙二十三年，这些也不能作为确切依据。《会典》和《职官表》两书所记载的都是现行制度。只有王新城尚书征引的材料稍微完备一些，但又与这里多有不同。唉，百余年来的遗文旧事，竟然如此难以考核。我谨慎地把所听闻、所知道的记录下来，等待博学广闻之士加以订正确定。《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因为钱少，商人把钱寄存在各道进奏院以及各军、各使的机构中，携带轻便的行装奔赴四方，凭合券取回钱，这种做法称为“飞钱”。王圻《稗史类编》认为，这就是设置关子的做法。方以智《通雅》说，卢坦请求准许在三司办理飞钱，每千钱增加一百钱。顾炎武《日知录》说，飞钱就是今天的会票。《元史》中，刘宣说：“交钞这种东西，汉、唐以来从未有过。宋绍兴初年，军饷接续不上，于是制造这种钞来吸引商旅，百姓感到非常便利。只要稍有滞碍，就使用现钱。这还保存着古人使本钱和利息相互调节的意思。”赵孟[ぽ]也说，钞票是宋代创制的，施行于边郡。

译宋真宗时，张咏镇守蜀地，设置质剂之法。每张交子面额一缗，以三年为一界，到期更换。六十五年分为十二界，称为“交子”，由富民主持。后来富民资财衰落，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求设置益州交子务，禁止私自制造。大观元年，下诏改为钱引务。后来加印的数量越来越多，以十年为一界。曾巩《隆平集》说：“天圣年间，百姓不断诉讼，知益州寇[▯]请求禁止交子。皇帝说：‘蜀地百姓使用交子已经很久了，怎么可以废除呢？’”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大观元年把交子改为钱引，分为一贯和五百两种。《楮币谱》记载：蜀地百姓把楮树皮制成钞券，正反两面都印有隐秘的标记和题号，朱色、墨色交错，并私下相互查验，书写缗钱数目，以便贸易，称为“交子”。凡是收付，每一贯本金收取三十钱作为利息。后来官府设置专门机构办理。熙宁年间，戴蒙请求设置钞纸院，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所铸的印章共有六种：一是“敕字”，二是“大料例”，三是“年限”，四是“背印”，都用墨色；五是“青面”，用蓝色；六是“红团”，用朱色。六种印章都有花纹，红团、背印则用□。按照旧例，监官一员；元丰元年增加一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二人，杂役共十二人。所用纸张，起初由本机构设置纸场制造；后来考虑到其中可能有弊端，便由其他官员主管此事。隆兴元年特地设置官员管理，将机构迁到净众寺寄寓。绍兴五年，才开始在寺旁设置抄纸场。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每一界钱引期满，交纳旧券换取新券。通常每千张收取钱六十四文，称为“贯头钱”。其中没有交纳、兑换完的，称为“水火不到钱”。如今每一界所收的钱，包括贯头钱在内，共一百九十万道，由总领所征取，用来供应军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所印钱引的数量，自元丰元年兼收两界以后，多次增加定额。到庆元三年，共一百二十年，合计已经达到四千九百三十七万一千六百八十道。与此同时，伪造的钱引暗中流通，钱引日益增多，钱币日益消耗，本钱和利息不能相互调节。但仍有称提之法。所谓用钱来称提，就是钱引价格下跌时，官府拿出库藏钱财提高价格，和百姓交易钱引。所谓用法来称提，就是百姓用钱缴纳给官府、应当折算钱引时，以一贯二百八十文为限。大概有钱才有钱引；天圣年间印造的钱引数量，就是以钱的数量作为标准的。自从军队兴起、增加赋税以后，便凭空筹措钱财。天下的重大财政事务，都要依靠纸钞供给。幸而还能遵守和议，钱引的发行和收纳有固定规制。一半藏在各机构的库中，一半在民间流通，因而得以维持而不致败坏。有见识的人担忧，这种问题大概会发生在战事期间吧。宋代潞州交子。熙宁三年，转运司认为如果实行这种办法，盐[樊石]就卖不出去，于是上奏请求废止。陕西交子，文彦博说它不便利。《宋史·食货志》记载：潞州交子务，熙宁二年设置；陕西交子务，熙宁四年设置；京西北路交子务，熙宁三年设置；行在交子务，绍兴六年设置。高宗绍兴元年，神武军分驻婺州。朝廷因为水路不通，开始设置见钱关子，招募商人缴纳现钱。其办法是把现钱交入婺州，持关子到杭州、越州的榷货务领取钱。《食货志》记载：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制造会子，把现钱储存在城中，使其在内外流通。第二年，下诏将会子务隶属于都茶场。绍兴三十二年，制定伪造会子的法律。《洪容斋三笔》说，印造的会子越来越多，弊端无法胜数。寿皇从内库拿出白银三百万两，在市场上出售，用钱兑换楮币。《文献通考》记载，乾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请求另外印制会子背印。宋代钞制有交子、会子、关子之别，钞这一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出现的。幸亏有《楮币谱》，其文字和形制大致还可以考见。邱[▯]说，宋代的交子、会子，南渡以后取徽州、池州的纸张制作，仍然是另外使用纸张，再把印文、书字印在纸上。金、元两代的钞，则是直接用桑树皮制成钞券，再印上文字和纹饰。金朝从贞元到大安年间，交钞制度一共改了四次。起初大小钞并行，后来专门发行小钞。春明《梦余录》记载：金人沿用交子的办法设置交钞，从一贯到五贯分为五等，称为大钞；从一百文到七百文分为五等，称为小钞。《稗史类编》说：一贯至五贯，称为大钞；一百文至七百文，称为小钞。以七年为期限，新旧钞相互兑换。金、元两代的钞，都是用桑树皮和旧纸制成的。《金史》记载钞的制度：边栏制作花纹，上面横写贯数和等级。左边写某字料，右边写某字号（《大学衍义》补充说，左边写字号，右边写料号）。料号外用篆书写着“伪造交钞者斩”。告发、捕获伪造者，赏钱三百贯。料号横栏下写着“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勘”，并有令史姓名和押字，又写着“圣旨印造”。各路交钞，可以在某处库缴钱兑换钞；还允许在某处库缴钞兑换钱，官府机构和民间都凭现钱流转。这种钞不限定年月；如果文字、花纹变得模糊，钞纸磨损，可以到所属机构的库中交旧换新，支钱换钱，并扣除工墨钱，由官府押字。《稗史类编》所说的经由各处流通兑换以及印章、花押，就是这种制度。贞元初年，设置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钞文说不限定年月，说明这是章宗以后重新制定的制度。泰和七年十月，杨序说交钞的料号不清楚，年月也因破旧而模糊。虽然下令到库中兑换新钞，但外路没有设置库司，想兑换也无处可去；路远的必须直接到都城。皇帝因此询问高汝砺。高汝砺回答说：“如今官军凡是收取[▯]钞，都收下而不支付。” 在钞背面印有官吏的姓名和印记。”这说明官吏的姓名也有印在钞背面的。范成大《揽辔录》记载：七年缴纳，兑换后领取钱，每七十文作为一陌。这与《金史》的记载略有不同。所谓七年缴纳，大概是大定年间的钞制。到了兴定四年，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说，应当命令用白银铸钱，分为若干等级，钱文写作“兴定”，但没有实行。到了元光年间，又用绫绢印制珍货。这是钞制的另一种变化。元代中统年间的银货，就是由此[▯]而来。

译《元史·食货志》记载：以实物作为母，以钞作为子，使子母相互调节而流通。世祖中统元年制造交钞，以丝作为本钱。苏天爵《元文类》记载：五十两白银兑换丝钞一千两，每一贯相当于交钞一两，两贯相当于白银一两。王恽《秋涧集》记载：各路通行壹拾文、贰拾文、叁拾文、伍拾文、壹伯文、贰伯文、叁伯文、伍伯文、壹贯文省、贰贯文省（元注：文省就像七十足陌、八十足陌；如果使它同铜钱一样，便可以节省官府和私人双方的利益。钞文以前特意写作“文省”二字）。叶子奇《草木子》记载：元代海运从朱清、张[▯]开始，朝廷因二人的功劳赐给钞印，允许他们自行印造。钞的颜色比官造的更黑，朱印加红。《辍耕录》记载：叶公李献上至元钞样，世祖赞许并采纳，使用铸版印制。春明《梦余录》记载：世祖以后制造的至元钞广泛流通，以一当五，称为“金钞子”。道园《学古录》记载：至大银钞的价值，相当于中统钞的二十五倍。自中统元年至天历二年，七十五年间，中统钞共一千五百九十三万五千三百九十五锭，至元钞共三千六百一十八万一千九百二十九锭，至大银钞一百四十五锭（另有三百六十八锭，字样缺失，不知道属于哪一种钞），合计五千二百一十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七锭。可以说是非常富足兴盛了。只有至大三年所印的钞止有五百一十三锭，大概是因为这一年同时实行钱法。至顺元年以后，三十九年间所印造的钞数，《元史》没有记载。元至正十一年以后，每天印造，数量已经多得无法计算和记录。《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洪武七年设置宝钞提举司；第二年，才下诏命中书省制造大明宝钞，命令民间通行使用。钞以桑穰为原料。形制为方形，高一尺，宽六寸，纸质青色，外面是龙纹花栏。横题额上写着“大明通行宝钞”。里面上方两旁又用篆文写八个字：“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画有钱贯图案，十串为一贯。下面写着“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处斩，告发、捕获者赏银二十五两，并把罪犯的财产赏给告捕者。五百文钞，则画钱文为五串；其余各等都依照这种形制递减。等级共六种：一贯，以及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一贯钞，折合钱一千文、白银一两；四贯折合黄金一两。洪武十三年，因为钞使用日久而[▯]烂，制定倒钞法。命令各地设置行用库，允许军民、商贾把[▯]钞交入库中兑换新钞，并酌量收取工墨费用。后来中书省被废除，于是制造钞票归户部，铸钱归工部，并把宝钞文中的“中书省”改为“户部”，与旧钞一同流通。十五年，设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宝钞收入由广源库掌管，发出则由广惠库掌管。二十二年，下诏改造小钞，面额从十文到五十文。二十五年，在东市设置宝钞行用库，共有三库。每库各拨给钞三万锭作为钞本，回收的旧钞送交内府。下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铜钱一同流通，一贯钞票折合钱一千文。提举司在三月内印造，十月停止。所造钞票送交内府，用作赏赐。第二年，撤销行用库，又撤销宝泉局。当时两浙、江、闽、广的百姓看重铜钱而轻视钞票，有人用一百六十文钱折换一贯钞票，因此物价飞涨，钱法也更加败坏，无法实行。成祖永乐二年，设置北京宝钞提举司。皇帝刚即位时，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求把钞版上的篆文改为“永乐”，皇帝命令仍沿用旧样

译式。从此直到明朝灭亡，都使用“洪武”年号。宣德初年，民间交易只使用金银，钞票滞塞而无法流通。天顺年间，一贯钞票已不能兑换一文钱。隆庆初年，宝钞停止使用，前后将近一百年。天启年间，给事中惠世扬再次请求铸造并推行钞票。崇祯末年，有个叫蒋臣的人重申这一主张，被提拔为户部司务。倪元璐当时正掌管户部事务，极力主张实行此事，但最终还是不能推行，只得停止。《春明梦余录》说：宝钞局始建于洪武八年，永乐年间仍在北京设置宝钞局，后来废除。制造钞票的方法，是用桑树穰作材料。钞票的形制为方形，高一尺，宽约六寸。以青色为底，外面有龙纹花栏。横题其额为“大明通行宝钞”，里面上部两旁又用篆文写八个字：“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画钱贯的形状，十串钱为一贯。下方写着：“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一同通行使用。伪造者处斩，告发并捕获伪造者的人赏银二百五十两，并把罪犯的财产赏给告捕者。若为五百文钞，就把钞面上的钱纹画成五串，其余面额依照这种形制递减。每张一贯钞票折合铜钱一千文、纹银一两，其余面额以此为标准递减。等级共六种：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四贯钞票兑换黄金一两。禁止民间用金银和货物进行交易，违犯者治罪。考察明朝初年曾有禁止使用白银的规定，大概是担心金银流通会使钱和钞滞塞。至于铜钱的使用，未超出闽、广地区；宣德、正统以后，才开始在西北地区使用。自天顺、成化以来，钞票的使用更加衰微。《稗史类编》说：今天的钞票大概始于金朝，元朝承袭了这种制度，本朝也沿用它。听说洪熙、宣德年间还有百文钞。现在只有一贯面额的钞票，每贯只值白银三厘、铜钱二文，已经不再是建国初年的价值了。现在钞票的制度，是用桑树皮和楮树皮制成，竖长一官尺，横宽八寸。上方横写楷书“大明通行宝钞”，中间用楷书写“一贯”二字，字下画一贯钱的形状。左右用叠篆各写四字：“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下面用楷书写钞法禁例。上下盖户部印，四周有花纹栏。张尔岐《蒿庵闲话》说：明朝宝钞的形制使用绵纸，厚度像铜钱。纸色青黑，外面用墨线围成边栏。栏内上端横写“大明通行宝钞”六字，下面又有龙纹栏。边栏宽一寸左右，中间有一道横墨线，把栏分成上下两个方格。上方横写“一贯”两个大字，字上画钱索的形状。两旁用篆书写“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八字。下方用小字写七行，内容是：“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处斩，告发并捕获者赏银二百五十两，并把罪犯的财产赏给告捕者；洪武年月。”用两方朱印作标记，印文无法辨认。背面的下半截是花纹栏，栏内横写“一贯”两个大字，字下也画钱索形。上半截的空白处，也盖有一方朱印。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共六等，形制都相同；只是横写的字和钱索形状，各自按照面额数目相应变化。我曾听一个木工说，钞票正面墨栏的长度，就是钞尺；墨栏的一长一横，就是民间的市尺。这话似乎有根据。他又说，世间流传的明钞，是大学生用课本仿纸制成的；它的青黑色，是纸和墨混合造成的。考察宋孝宗制造湖广会子时，也曾下令江西、湖南漕司搜集并清点举人落卷以及毁坏、涂抹的茶引，用来供应抄造会子的材料。用宋代的例子来说明明钞，

译这个说法应当不是虚妄的。

译●卷三 洪迈《唐人万首绝句》，林清之抄录其中的佳作，得到七言一千二百八十首、五言一千五十六首、六言十五首，编定为四卷。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王渔洋山人删取保存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这就是渔洋的选本。这一选本最为精审核实。十年前，我在正月游厂时，在庙市的书摊上买到一大捆《宋明实录》。虽然这不是完整的书，终究属于秘本。我还没来得及查阅，就被朋友拿走了。直到今天我还为此后悔。我又得到宋、元人的各家文集，都是《永乐大典》中散佚的篇章，被采录收入《四库》的书。宋集三十二种，元集二十三种，共计八百二十三卷。北宋人的《文庄集》三十六卷，夏竦撰。《金氏文集》二卷，金君卿撰。《都官集》十四卷，陈舜俞撰。《郧溪集》三十卷，郑獬撰。《王魏公集》八卷，王安礼撰。《云溪居士集》三十卷，华镇撰。《日涉园集》十卷，李彭撰。南宋人的《初寮集》八卷，王安中撰。《横塘集》二十卷，许景衡撰。《庄简集》十八卷，李光撰。《忠穆集》八卷，吕颐浩撰。《紫微集》三十六卷，张や撰。《相山集》三十卷，王之道撰。《大隐集》十卷，李正民撰。《澹斋集》十八卷，李流谦撰。《北海集》十六卷，附录三卷，綦崇礼撰。《浮山集》十卷，仲并撰。《方舟集》二十四卷，李石撰。《香山集》十六卷，喻良能撰。《宫教集》十六卷，崔敦礼撰。《尊白堂集》六卷，虞俦撰。《东塘集》二十卷，袁说友撰。《涉斋集》十八卷，许纶撰。《缘督集》二十卷，曾丰撰。《山房集》九卷，周南撰。《鹤林集》四十卷，吴泳撰。《东涧集》十四卷，许应龙撰。《涧泉集》二十卷，韩滤撰。《▯瞿轩集》十六卷，王迈撰。《敝帚稿略》八卷，包恢撰。《梅▯集》十二卷，徐元杰撰。《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马廷鸾撰。元人的《墙东类稿》二十卷，陆文圭撰。《青山集》八卷，赵文撰。《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胡祗▯撰。《青崖集》五卷，魏初撰。《养吾斋集》三十二卷，刘将孙撰。《双溪醉隐集》八卷，耶律铸撰。《东庵集》四卷，滕安上撰。《畏斋集》六卷，程端礼撰。《陈秋岩诗集》二卷，陈宜甫撰。《兰轩集》十六卷，王旭撰。《西岩集》二十卷，张之翰撰。《勤斋集》八卷，萧▯撰。《榘庵集》十五卷，同恕撰。《伊滨集》二十四卷，王沂撰。《积斋集》五卷，程端学撰。《瓢泉吟稿》五卷，朱▯颜撰。《子渊诗集》六卷，张仲深撰。《吾吾类稿》三卷，吴皋撰。《性情集》六卷，周巽撰。《樗隐集》六卷，胡行简撰。《庸庵集》六卷，宋禧撰。《外附庐山集》五卷，元董嗣呆撰。《英溪集》一卷，不题撰作者的姓氏。书写得不好，似乎是还没有校对过的本子。我认为物以稀为贵，便把它多重包裹珍藏起来。有人愿意出二千金交换，我吝惜不肯给他。我编纂唐文时，从《永乐大典》和各州县志中采录了许多篇章，都是世人从未见过的作品。然而编纂《四库》书时，唐代贤人的各家文集实际上没有补入。例如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邕、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元结、颜真卿、吴筠、刘长卿、独孤及、萧颖士、韦应物、李华、顾况、陆贽、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钱起、吕温、张籍、皇甫▯、李翱、欧阳詹、李观、沈亚之、李绅、李德裕、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刘蜕、李频、李群玉、孙樵、王▯、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韩亻屋、吴融、徐寅、黄滔、罗隐、韦庄、杜光庭，共五十五家。《全唐文》都已经著录，但原来的文集有所遗漏，现在一一补录。其中李百药、长孙无忌、魏征、苏▯、孙逖、常衮、梁肃、令狐楚、符载九家，《全唐文》没有著录，见于内府所藏《全唐文》原本。现在从各书中采录补载，数量也不少。我另外编录成书，这才知道元、明以来，古籍因战乱和迁徙而毁失，实在令人感慨叹息。《永乐大典》是宋人著录、用来备查的书。我从中采录苏叔党的诗文，补充赵味辛刻印的《斜川集》所遗漏的部分。只是《永乐大典》中的《斜川集》署作苏迈。考察苏迈字伯达，是苏轼的长子；苏过字叔党，是苏轼的小儿子。世人都称《斜川集》是苏过所作，而不说是苏迈所作，史传也是如此，难道其中有错误吗？南宋的尤、杨、范、陆四位大家，只有尤延之的文集世上没有通行本。尤西堂辑录的《梁溪遗稿》，有诗四十三首、文二十五篇，也是从诗文选本、地方志等书以及《永乐大典》各韵中采来的。我常常遇到这些作品，便把它们抄录成册，交给孙编修平叔。平叔有意刻印流传，因为尤延之大概是他的同乡前辈。《辛稼轩诗文集》世上没有通行本。汲古阁刻印了他的词四卷，今天收入《四库》书中。我从《永乐大典》中采录他的诗文，各种体裁都具备，只是篇幅很少。奏议文章散见于各韵中。世间流传的《美芹十论》，就在这些篇章之中。词作大多是汲古阁刻本遗漏的，虽然零散，却都是如碎金美玉般十分珍贵。万载辛启泰在江西刻版，题名为《稼轩集钞存》，共九卷。我为它作序。

译南宋《群贤小集》共三十二册。第一册有危稹《巽斋小集》一卷、罗与之《雪坡小稿》二卷、高翥《菊▯间小集》一卷。第二册有邹登龙《梅屋吟》一卷、余观复《北窗诗稿》一卷、赵崇钅弗《鸥渚微吟》一卷、朱南杰《学吟》一卷、王琮《雅林小稿》一卷、吴仲孚《菊潭诗集》一卷、沈说《庸斋小集》一卷。第三册有王同祖《学涛初稿》一卷、陈允平《西麓诗稿》一卷、何应龙《橘潭诗稿》一卷、毛▯羽《吾竹小稿》一卷。第四册有邓林《皇▯曲》一卷、许▯《梅屋诗稿》一卷、《融春小缀》一卷、《梅屋三稿》一卷、《梅屋四稿》一卷。第五册有胡仲参《竹庄小稿》一卷、陈鉴之《东斋小集》一卷、施枢《芸隐横舟稿》一卷、《芸隐倦游稿》一卷。第六册有徐集孙《竹所吟稿》一卷、吴汝一《云卧诗集》一卷、武衍《适安藏拙余稿》一卷、《适安藏拙乙稿》一卷、高似孙《疏寮小集》一卷。第七册有叶绍翁《靖逸小集》一卷、张弋《秋江烟草》一卷、张至龙《雪林删余》一卷、杜旃《癖斋小集》一卷。第八册有刘仙伦《招山小集》一卷、黄文雷《看云小集》一卷、赵希▯路《抱拙小稿》一卷、葛起耕《桧庭吟稿》一卷、《利登&lt；骨皮&gt；稿》一卷。第九册有薛▯《云泉诗》一卷。第十册有葛天民《无怀小集》一卷、俞桂《渔溪诗稿》二卷、《渔溪乙稿》一卷、刘翰《小山集》一卷、张良臣《雪窗小集》一卷。第十一册有张蕴《斗野支稿》一卷、黄大受《露香拾稿》一卷、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一卷。第十二册有敖陶孙《▯瞿翁诗集》二卷、朱继芳《静佳乙稿》一卷、《静佳龙寻稿》一卷。第十三册有陈必复《山居存稿》一卷、林尚仁《端隐吟稿》一卷、姚镛《雪蓬稿》一卷、刘翼心《游摘稿》一卷。第十四册有宋伯仁《云岩▯金草》一卷、戴复古《石屏续集》四卷。第十五册有叶茵《顺适堂吟稿》五卷。第十六册有刘过《龙洲集》一卷、姜夔《白石道人诗》一卷、《诗说》一卷。第十七册有林同《孝诗》一卷。第十八册有李涛《蒙泉诗稿》一卷、周文璞《方泉先生诗集》三卷。第十九册有薛师石《瓜庐诗》一卷。第二十册有赵汝钅遂《野谷诗集》六卷。第二十一册有周弼《端平诗隽》四卷。第二十二册有李[B193]《梅花衲》一卷、《剪绡集》二卷。第二十三册有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七卷。第二十四册有释斯植《采芝集》一卷、《采芝续集》一卷，释永颐《云泉诗集》一卷，陈起《芸居乙稿》一卷。第二十五册有陈起编《增广高僧诗选前集》一卷、《后集》三卷、《续集》一卷。第二十六册有陈起编《前贤小集拾遗》五卷。第二十七册有乐雷发《雪矶丛稿》五卷、吴渊《退庵遗集》二卷。第二十八册有翁卷苇《碧轩集》一卷、赵师秀《清苑斋集》一卷。第二十九册有徐照《芳兰轩集》一卷、徐玑《二薇亭集》一卷。第三十册是《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卷一至卷四，收戴式之、高九万。第三十一册是《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卷五至卷七，收高九万、姜尧章、严坦叔。第三十二册是《群贤小集补遗》。嘉庆六年，石门顾修在杭州刻版。虽然没有完全符合陈起、陈思、陈世隆旧本的面貌，但采录编缀精审恰当，雕版印刷也十分工整。《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馆除著录《两宋名贤小集》一百五十七卷和《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外，又从《永乐大典》中采录材料，编成这部书。顾修已经在杭州刻印《南宋群贤小集》，也把这部书一同刻印流传。其中已经收入《群贤集》的作品不再收录。仍然依照原题次序编排，以备考察核对。误入其他人文集的诗，就删去诗文而保留诗题。可以说繁简安排得当，条理不乱。康熙四十四年，朱竹▯编刻《明诗综》，序言说：“把洪武到崇祯年间的诗歌汇合起来加以甄别、综合。上至帝王后妃，近至宫中妇女和宗室，远至藩属国家，旁及妇人、宦官、僧尼、道士，又广泛搜集幽冥鬼神的作品，下至民间歌谣谚语，入选的有三千四百余家。有时因为诗而保存诗人的姓名，有时因为诗人而保存他的诗，间或附缀诗话，叙述诗作的本事。死于疆场的臣子，亡国的大夫，受党锢牵连的士人，以及隐居在野的遗民，都著录在书中。”分编为一百卷，希望能够成为一代诗歌总集。评论者说，隆庆、万历以后收录得太多，确实是这部书的一个缺点。不过，其中遗闻佚事颇多，很能帮助考证。

译我已经抄录了《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旧本题作宋代陈起编，共收六十二家），《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宋代陈起编，原本早已散佚，今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按：《永乐大典》中有前集、后集、续集和《中兴江湖集》，比世间流传的《江湖小集》多收四十七家。其中还有诗余二家，以及有人已见于《江湖小集》而诗作未被收录的十七家）；《两宋名贤小集》一百五十七卷（旧本题作宋代陈思编，元代陈世隆增补）。此外，又借抄《四库全书》底本所收的宋人杨亿《武夷新集诗》五卷、陶弼《邕州小集》一卷、释重显《祖英集》二卷、郑侠《西塘集诗》一卷、赵鼎忠《正德文集》诗一卷、叶梦得《建康集》诗一卷、黄彦平《三余集》诗一卷、潘良贵《默成集》诗一卷、吴可《藏海居士集》二卷、罗从彦《豫章文集》诗一卷、阮阅《郴江百咏》一卷、吕本中《东莱诗集》二十卷、欧阳澈《欧阳修撰集》诗三卷、高登《东溪集》二卷、胡铨《澹庵集》六卷（其中包括文章）、胡宏《五峰集》诗一卷、胡寅《斐然集》诗四卷、汪应辰《文定集》诗一卷、陈长方《唯室集》诗一卷、林之奇《拙轩集》诗一卷、周紫芝《太仓▯弟米集》诗三十九卷、郑樵《夹氵祭遗稿》诗一卷、赵公豫《燕堂诗稿》一卷、周麟之《海陵集》诗一卷、罗愿《鄂州小集》诗一卷、尤袤《梁溪遗稿》一卷、喻良能《香山集》十六卷、刘钥《云庄集》诗二卷、洪迈《野处类稿》二卷、洪适《盘洲集》诗三卷、刘应时《颐庵居士集》二卷、张▯《南湖集》诗九卷、杨冠卿《客亭类稿》诗二卷、史尧弼《莲峰集》诗二卷、廖行之《省斋集》诗八卷、周南《山房后稿》诗一卷、高翥《菊涧集》一卷、高鹏飞《林湖遗稿》一卷、高似孙《疏寮小稿》一卷、度正《性善堂稿》诗四卷、刘过《龙洲集》诗十五卷、洪咨夔《平斋集》诗一卷、汪▯卓《康范诗集》一卷、郑清之《安晚堂诗集》七卷。詹初《寒松阁集》一卷、李曾伯《可斋杂稿》诗六卷、方大琮《铁庵集诗》一卷、游九言《默斋遗稿》诗一卷、赵孟坚《彝斋文编》诗二卷、张侃《拙轩集》诗四卷、吴锡畴《兰皋集》三卷、张尧同《嘉禾百咏》一卷、赵必▯录《覆瓿集》诗二卷、舒岳祥《阆风集》十卷、卫宗武《秋声集》四卷、董嗣杲《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真山民集》一卷、方凤《存雅堂遗稿》诗一卷、于石《紫岩诗选》三卷（以上五十九家，共二百二十七卷，都是用存素堂墨格纸抄成的）。《元风雅》二十四卷（前集十二卷，由元代傅习辑录，孙存吾为之编次；后集十二卷，则是孙存吾所编。前集收刘因以下一百十四家，后集收邓文原以下一百六十家）；《乾坤清气集》十四卷（明代偶桓编。所收上起金、宋之末，下至明初，朱彝尊极力称赞）。又借抄《四库全书》底本所收的元人艾性夫《剩语》二卷、张观光《屏岩小稿》一卷、王奕《玉斗山人集》三卷、杨弘道《小亨集》六卷、程端礼《畏斋集》六卷（其中三卷文章为附录）、陈宜甫《秋岩诗集》二卷、尹廷高《玉井樵唱》三卷、释大▯《蒲室集》诗一卷、侯充中《艮斋诗集》十四卷、刘鹗《惟实集》四卷、宋无《翠寒集》一卷、洪焱祖《杏亭摘稿》一卷、唐元《筠轩集》诗八卷、李存《俟庵集》诗一卷、朱▯希颜《鲸背吟集》一卷、周伯琦《近光集》三卷、《扈从诗》一卷、纳新《金台集》二卷、张仲深《子渊诗集》六卷、陈鉴《午溪集》十卷、李继本《一山集》诗二卷、沈梦麟《花溪集》三卷、赵氵方《东山存稿》诗一卷（以上二十二家，共八十二卷，都是用存素堂墨格纸抄成的）。借抄官府藏书，不能占用太多时间；带回家又怕污损。这一年因为抄写七阁书刚刚完成，闲居京师的抄书人很多，所以索价特别低廉。我因负责提调院的事务，手下小史中也有擅长书写的人，便挑选《永乐大典》中世间罕见而卷帙较少的书，分日抄写；十多个受业生徒也欣然前来相助，经过三个月便完成了。篇帙巨大的文集就来不及抄了。粗略校勘一遍后，底本便归还大库。其中缺漏和讹误极多，卷数与原书也有不相符合的地方，这些都是小史所造成的。不知哪一天能有志同道合的人加以编排、校阅，补足缺漏，删去重复，刊刻成书；那也将是学士大夫们乐于看到它完成的事情。我所收藏的顾瑛《草堂雅集》十三卷，是鲍以文家中的藏物。世间没有刻本，朱竹▯只在吴门医士陆其清家见过一次。顾瑛居住在玉山，拥有林泉之美；他生性喜爱宾客，天下交游遍布。顾瑛晚年自号金粟道人。与他酬唱的都是一时名流。于是仿照《汉上题襟集》的体例，编成这部书。从陈基到释自恢，共七十人。同时又有“耕渔子”徐达左，字良夫，居住在苏州光福里，声望也仅次于顾瑛。他辑有《金兰集》三卷，附录一卷则是他的兄长之子徐济所辑，十一世孙为之校刊。

译我编纂《清秘述闻》，只涉及本朝。而泾县学官黄崇兰仿照我的体例，又搜集明代一朝的材料，间或考察掌故，但遗漏仍然很多。我把自己札记中的数十条，以及从前人刻本各书中抄录的一二百条，附在其中加以补充。因而看到《四库全书》存目中有明代《三元图考》，便恳切托请南方的朋友向书商购买；与其他书相比，它所收略为完备。不过其中诗类一卷，十分寥寥，不足以供人浏览。我查检案头所存的材料，数量多达它的五倍。后来又考察方志、杂记以及各种卷册、卷轴、简牍，又得到若干条。真可以说，物品总是聚集到爱好它的人那里。篇章太多，无法抄录汇集，又没有好事者把它们刻成一部书。而我耗费精力，共用了五个月，实在令人惋惜。我汇录了它们的目录，并且认为天下的事情，不做就罢了；只要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现将目录记在下面，等待删去重复之处，再叙述其先后次序。《御选明诗》。吴伯宗二首，练子宁十首，黄观二首，胡广一首，尹昌隆一首，吴溥三首，曾▯四十七首，周述三首，周孟简一首，陈全四首，苗衷一首，马铎一首，林志一首，陈循三首，曾鹤龄一首，马愉一首，林文一首，周旋一首，刘定之一首，倪谦三首，刘俨一首，商辂十一首，岳正二首，柯潜一首，吕原五首，王亻与一首，徐溥一首，陆钅弋十三首，罗伦二首，程敏政五十四首，章懋十二首，张升一首，吴宽四十四首，谢迁三首，王鏊十六首，梁储二首，黄▯一首，赵宽十九首，储罐四十五首，费宏二首，罗▯七首，钱福一首，刘龙一首，鲁铎二十八首，谢丕一首，康海三十三首，吕楠一首，景▯二首，吴山二首，杨慎一百三十六首，唐皋一首，蔡昂一首，舒芬七首，崔桐一首，陆钅弋二首，张治二十五首，姚涞一首，徐阶五十三首，李舜臣二首，龚用卿五首，赵时春八首，罗洪先十一首，唐顺之四十首，程文德一首，孔天允一首，孙升二首，许谷十三首，茅瓒一首，袁炜二首，陆树声九首，瞿景淳一首，傅夏器四首，申时行四十七首，余有丁一首，王锡爵三首，黄凤翔十九首，赵志皋一首，田一携一首，张元忭二首，邓以赞一首，孙继皋四首，孙矿一首，沈懋学二首，冯梦祯八首，朱国祚二十一首，李廷机一首，刘应秋一首，唐文献二首，杨道宾二首，袁宗道十三首，焦▯二十三首，吴道南一首，陶望龄三十首，朱之蕃一首，汤宾尹五首，赵秉忠一首，顾起元六首，张以诚二首，王衡三十二首，许ㄍ一首，孙承宗十二首，韩敬一首。钱士升一首，陈子壮一首，文震孟二首，傅冠一首，陈仁锡三首，吴孔嘉二首，刘理顺一首，刘同升二首。原明代顾鼎臣编、吴承恩补的《状元图考》：胡广一首，曾▯六首，周孟简二首，萧时中二首，商辂五首，柯潜二首，程敏政五首，吴宽六首，朱希周三首，杨慎五首，陆慎一首，罗洪先三首，唐顺之四首，罗▯呈一首，袁炜二首，王锡爵三首，范应期二首，田一携一首，邓以赞三首，冯梦祯二首，唐文献二首，袁宗道一首，焦▯六首，顾起元四首，杨守勤一首，任亨泰一首，卢原质一首，许观一首，李骐一首，曹鼐一首，施▯一首，岳正二首，黎淳二首，谢迁二首，王鏊三首，费宏一首，钱福三首，顾鼎臣一首，唐汝楫一首，申时行三首，罗万化一首，赵志皋一首，沈懋学三首，曾朝节一首，朱国祚二首，李廷机一首，陶望龄四首，朱之蕃四首，程楷四首，霍韬一首，倪谦一首，彭时一首，章懋一首，靳贵二首，康海一首，徐阶一首。明代俞宪撰《明百家诗》：康海一卷，杨慎一卷，徐阶一卷，唐顺之二卷，罗洪先一卷，孔天允一卷，练子宁一卷，曾▯一卷，许谷一卷。明代李伯▯、冯原同编《文翰类选大成》：吴伯宗二首，林志二首，胡广二十六首，吴溥十首，尹昌隆一首，曾鹤龄七首，周述十六首，萧时中三首，周孟简五首，马愉一首，林环二首，刘素二首，孙曰恭一首，马铎二首，洪英一首，陈循一首，彭时一首，黄谏二首，许观一首，吕原二首，林文一首，陈文一首，王亻▯一首，倪谦二首，彭华二首，曹鼐二首。明代宋宏之编《四明风雅》：杨守址四首，陆钅弋十八首，姚涞九首。明代蒋一葵纂《尧山堂外纪》：李▯一首。明代朱存理辑录《铁网珊瑚》：陈鉴一首。明代谭耀定、张缙彦删补《岱史》：杨维聪一首，李春芳一首，诸大绶二首，张元忭二首，余孟麟三首。明代孔允植重修《阙里志》：霍韬四首，杨维聪一首，罗▯一首，诸大绶一首。明代朱隗汇集编次《明诗平论》：陈名夏四十八首。《明朝诗集》：吴伯宗二首，胡广三首，林环五首，曾▯三十五首，周述一首，吴溥二首，岳正八首，陈循五首，刘定之六首，陆代三十六首，倪谦三首，刘俨一首，彭华一首，章懋一首，董越二首，谢迁二首，梁储一首，费宏六首，罗伦十三首，鲁铎四十七首，吴宽一百五十九首，王鏊三十八首，程敏政四十二首，储罐六十二首，康海十首，景畅一首，杨慎一百七十首，唐顺之六十首，罗洪先三十首，赵时春三首，张治十四首，李舜臣一首，孔天允八首，龚用卿四首，徐阶八首，袁炜二首，申时行十一首，陆树声二首，孙承宗二十首，冯梦祯十四首，陶望龄五十首，焦▯七首，王衡十首。朱彝尊辑录《明诗综》。

译吴伯宗一首，黄子澄一首，练子宁一首，胡广二首，吴溥三首，曾▯八首，周述三首，周孟简一首，林环一首，陈全一首，马铎一首，林志一首，陈循六首，曾鹤龄一首，马愉一首，林文一首，周旋一首，刘定之一首，倪谦一首，吕原十首，姚夔一首，商辂一首，岳正一首，柯潜一首，王亻与一首，徐溥一首，彭华一首，陆钅弋一首，罗伦一首，程敏政九首，章懋一首，张升一首，吴宽十三首，谢迁一首，王鏊四首，梁储一首，黄询一首，赵宽一首，储▯▯七首，费宏一首，钱福一首，靳贵一首，刘龙一首，鲁铎三首，顾鼎臣一首，谢丕一首，吕楠一首，景▯二首，邵锐一首，杨慎二十五首，唐皋一首，蔡昂一首，霍韬一首，舒芬一首，崔桐一首，陆钅弋五首，张治三首，姚涞一首，徐阶十三首，李舜臣二首，龚用卿二首，赵时春二首，罗洪先六首，程文德一首，唐顺之十二首，孔天允一首，孙升二首，许谷八首，茅瓒一首，袁炜一首，瞿景淳一首，申时行七首，余有丁一首，王锡爵三首，罗万化一首，黄凤翔二首，赵志皋二首，田一携一首，张元忭一首，邓以赞一首，孙继皋六首，余孟麟一首，孙矿二首，沈懋学三首，曾朝节一首，冯梦祯十一首，朱国祚五十八首，李廷机一首，刘应秋一首，唐文献五首，杨道宾一首，袁宗道二首，焦▯二首，吴道南一首，陶望龄六首，朱之蕃一首，汤宾尹一首，孙慎行一首，赵秉忠一首，顾起元六首，张以诚一首，王衡六首，许獬一首，韩敬一首，钱士升一首，文震孟二首，陈仁锡一首，刘理顺一首。傅冠一首，刘同升二首，陈子壮二首。朱彝尊编纂《日下旧闻》：卢原质一首。施何牧辑录《明诗去浮》：练子宁一首，黄子澄一首，曾▯五首，周述二首，陈循一首，商辂一首，吴宽三首，储▯▯三首，康海四首，杨慎七首，舒芬一首，徐阶三首，罗洪先三首，唐顺之五首，许谷一首，陆树声一首，瞿景淳一首，申时行四首，邓以赞一首，冯梦祯五首，曾朝节一首，朱国祚一首，陶望龄一首，张以诚一首，文震孟一首，刘理顺一首。魏宪选编《诗持》：傅夏器六首。汪森编《粤西诗载》：程敏政三首，鲁铎二十首，邹守益六首，杨慎一首，程文德九首，钱溥一首，吴宽三首，唐顺之一首，吴道南一首，刘定之二首，孙升十首，任亨泰四首，倪谦三首，陈子壮一首，章懋一首，崔桐一首，张治二首，陈鉴三首，舒宏志一首，徐阶一首，黄谏二首，陈中一首。曾燠编纂《江西诗征》。吴伯宗十一首，练子宁二十九首，黄子澄十首，胡广十三首，尹昌隆八首，吴溥十首，曾▯四十五首，周述八首，周孟简二首，陈循十首，刘江一首，曾鹤龄三首，刘定之七首，刘俨一首，彭时一首，吴汇六首，彭华六首，徐琼二首，彭教八首，罗▯一首，罗伦二十五首，张升十五首，董越六首，费宏三十一首，罗▯十九首，罗钦顺十首，邹守益十二首，舒芬三十首，罗洪先二十五首，张春十一首，姜金和一首，邓以赞一首，刘应秋六首，傅冠一首，刘同升十二首。顾光旭编集《梁溪诗钞》。吴情一首，孙继皋九首，华琪芳十首。汪学金辑录《娄东诗派》。陆钅弋十三首，毛澄一首，王锡爵五首，王衡四十首，吴伟业一百七十四首。吴定璋辑录《七十二峰足征集》。施▯八首，王鏊四十七首。王昶编纂《青浦诗传》。徐阶二十七首，陆树声二十六首，张以诚一首。吴玉▯、阮葵生共同编纂《山阳耆旧诗》。沈坤二首，丁士美六首，蔡昂四十一首，夏曰瑚二首。蔡蓁春、施闰章共同编纂《宛雅》。沈懋学四十首，汤宾尹六首。胡文学、李嗣邺共同编纂《甬上耆旧集诗》。杨守址四十首，丰熙二十七首，余有丁十二首。沈季友编纂《▯李诗系》。吕原一首，冯梦祯五首，朱国祚四首，钱士升七首。朱炎编纂《金华诗录》。章懋五首，程文德三首，唐汝楫二首，赵志皋十六首。黄登校订《岭南诗选》。梁储六首，伦文叙一首，霍韬八首，伦以训三首，黄士俊一首，陈子壮十二首。梁善长辑录《广东诗粹》。梁储三首，伦文叙一首，刘存业一首，霍韬二首，伦以训一首，林大钦一首，陈子壮十一首。高士熙编纂《湖北诗录》。贺逢圣一首，萧良有二首，裴纶二首，张懋修一首，曾可前二首，鲁铎十首，任亨泰二首。

译廖元度编集《楚风补》。曾朝节二首，张嗣修一首，萧良有一首，袁宗道五首，曾可前一首。宋弼辑录《山左明诗钞》。马愉五首，王敕一首，李廷相七首，李舜臣二十八首。赵瑾辑录《晋风选》。孔天允十六首，郭▯一首。王士俊监修《河南省通志》。吕楠一首，刘理顺二首。石麟监修《山西省通志》。康海五首，吕楠六首，刘定之三首，刘龙二十五首，张以诚二首。刘于义监修《陕西省通志》。赵时春一首，西江志，吴伯宗四首，费宏七首，罗伦六首，张升七首，彭时二首，罗洪先十三首，刘同升十三首，嵇曾筠监修《浙江省通志》。陶望龄十一首。黄廷桂监修《四川省通志》。周洪谟四首。鄂尔泰监修《▯南省通志》。张瑞图一首。《大兴县志》中，林环一首，萧时中一首。《宛平县志》中，黎淳一首，陆树声一首，林环一首，萧时中一首。《泰和县志》中有曹鼐二首。《信阳州志》中有何瑞征一首。《黄氏扌▯残集》中有黄▯十四首。《秦恩复藏李太夫人九十寿诗册》中有杨维聪一首。曾▯《西墅集》十卷，储▯▯《柴墟文集》十五卷，靳贵《戒庵文集》四卷，孙矿《居业次编》四卷，唐文献《占星堂集》十五卷，吴道南《文恪公集》三十二卷，高尔俨《文端公古处堂集》十二卷。明代曹学▯编《石仓历代诗选》。林环一卷，陈全一卷，洪英一卷，周旋一卷，黄谏一卷，柯潜一卷，钱福一卷，姚涞一卷，龚用卿一卷，林春一卷，李春芳一卷，傅夏器一卷，陈谨一卷，曹大章一卷，张元忭一卷，邓以赞一卷，翁正春一卷，史继偕一卷，朱之蕃一卷。戚学标《三台诗话》中有陈选一首。俞莲石《杂记》中有张信一首。《巴县志》中有杨名一首、刘春一首。《宛雅三编》中有杨昌祚一首。《永新县志》中有刘升一首。《陈庄靖公集》中有赵恢一首。《弋阳县志》中有汪俊一首。《忠爱祠诗集》中有郑环一首、费り一首、刘戬一首、曾彦一首、李永通九首。《费太史诗稿》中有费懋中四首。《谢文壮公集》中有谢一夔四首（谢一夔起初姓于）。《梧冈集》中有黄初八首。《无为州志》中有邢宽一首。《长宁县志》中有周洪谟十九首、李永通八首。《汾阳县志》中有孔天允十六首。《连江县志》中有赵恢一首。《南靖县志》中有李贞四首。《龙溪县志》中有林钅干八首。《建阳县志》中有丁显二首、黄▯一首、戴大宾二首、李仁杰五首。《永春州志》中有庄际昌一首。《宁化县志》中有张显宗三首。《陈状元集》中有陈谏九首。《林状元集》中有林震十六首。南昌彭文勤公说：魏叔子成婚后，第二天就同妻子谢孺人分房而居，终身没有共同居住。叔子辞去征聘，在庚申年十一月十有七日死于仪征。讣告传来后，谢孺人连续多日呼号哭泣，不吃饭而死。因此叔子没有后代。叔子曾说：“我有三个儿子，《左传经世》是长子，《日录》是次子，文集是三子。”彭躬庵说：“从这三者继续扩展下去，他的子孙将多到千亿，永无穷尽。这样说来，叔子并没有真正死去。” 《黄氏扌▯残集》是梨洲征君亲自校订的。梨洲著述很多，唯独这部集子没有流传下来，却受到昆山徐氏的称许。我偶然在书坊买到并带回，版刻非常精美。其中收有黄▯《文僖公集》、黄文焕《开州集》、黄韶《道南先生集》、黄嘉仁《半山先生集》、黄嘉爱《颍州集》、黄元釜《丁山先生集》、黄尚质《景州集》、黄伯川《蛰庵先生集》，共八家。梨洲为它作了序。《诗的》六十卷，由长沙陶煊辑录，同乡张灿参与校订，刻于康熙六十年。卷前有陈鹏年、孙▯、杜诏、程梦星、王棠、先著、周仪、许炳、费锡潢九篇序。满洲一卷，盛京二卷，直隶二卷，江南十七卷，江西二卷，浙江八卷，福建二卷，湖广十卷。另附《石溪诗》一卷（陶煊著）和《石渔诗》一卷（张灿著）。山东二卷，河南二卷，山西一卷，陕西二卷，四川一卷，广东一卷，广西一卷，贵州一卷，▯南一卷。凡例所说的“颜以的”，本来是把张射者的箭靶作为目标，也是想挽救已经衰败的文风，这种说法带有自夸意味。虽然未必真能做到，但它仿效《三百篇》的遗意，也可以称为宏大的裁制。我早就想仿照这种做法编一部书，只是工程太大，如同面对汪洋而只能望洋兴叹。田茂遇、董俞编纂《十五国风》《高言集》，把一省的诗编为一集，也采用了这个例子，可惜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泰州邓汉仪选编《诗观》，共分三集。初集十二卷，刻于康熙十一年；二集十四卷，别集二卷，刻于康熙十七年；三集十三卷，别集一卷，刻于康熙二十八年。大概初集、二集是他在应诏征举以前编的，三集则是在京师时选编《澄观录》。放归之后，他重新编纂，成为这两集。他的自序中有“勉将菽水以遂乌私”的话，可见他的志向大概不在于精审核实。王新城尚书《感旧集》十六卷，是德州卢见曾重新编订、于乾隆十七年在扬州补刻的本子。作者三百三十三人，诗二千五百七十二首。竹▯的序说有五百多首，与此不相符合。这部书出自宛平黄昆圃侍郎家，应该是新城晚年重新订定但尚未完成的书。书中诗歌大多以神韵为主，完全呈现出一家之言。

译《四库书目》记载：魏宪，字惟度，福清人，选编《百名家诗》，因为曹学▯的《十二代诗选》止于天启，所以加以补充。从天启甲子到康熙壬子，士绅和方外之人选取一百人，每人各立一篇小引，魏宪自己的诗附在后面。我所见到的魏宪编本，从魏裔介到魏宪共九十一家，所列叶方蔼的十家目录已经删去，大概是后人重刻的本子。卷前恭敬地载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御制《升平嘉宴诗》。《山左诗钞》五十六卷，另有家集一卷、闺秀一卷、流寓一卷，以及方外、青衣、仙、鬼合为一卷，共六十卷。由德州雅雨山人卢见曾编纂。收录六百二十多家，诗五千九百多首，另附见于其他资料的诗一百十九首。成书于乾隆二十三年。每位作者各附一篇小序，称得上相当详备。它的自序说，希望借此继承元遗山，大概这就是此集的深层用意吧。《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由德州宋弼选编，益都李文藻于乾隆辛卯年在广东新安县署中刻印。李文藻的序对这部书选编、刻印的始末记载得很详细。过去新城想编海右五十家的诗，却没有成功；这次合并了路中允斯道、惠文学栋两家的选本，又幸而使卢氏旧藏的稿本失而复得。最终得以流传于世，这实在值得珍视。《粤西诗载》二十五卷，附词一卷，由桐乡汪森编纂。汪森字晋贤，官任桂林府通判。他在粤西搜集、辑录散佚作品。归乡后，借助曝书亭所藏书籍补充完成。从汉代到明代，按诗体分别收载。新安朱观，字自观，选编《国朝诗正》八卷，由裴之仙作序，刻于康熙五十三年。朱观还著有《岁华纪胜》《群芳纪胜》等书。《于野集》十卷，由青浦王原选编并作序。收有朱霞、姚廷谦、陆昆曾、陈▯、董杏燧、张琳、徐是效、姚翱、姚培之、朱奕、何默、胡映{山隆}、陆钅式、王集所作的诗文。刻于康熙六十年。《梅氏诗略》十二卷，由梅清搜集编定。唐代梅远从吴地到宣城任掾，便在那里安家。从梅远到梅翱，共一百一十六家。一门之中诗文风雅如此，可以说十分兴盛。卷前有汤燕生、梅钅▯二篇序，梅钅▯的序说共有一百零八家。《蜀雅》二十卷，由罗江李调元选编。李调元字雨村，刻书很多。可惜卷帙繁重，不能广泛流行于海内。这部书虽然不能把全蜀诗人收录完备，但也足以窥见大概。听说后来有续刻本，我没有见到。《韩江雅集》十二卷，由胡期恒、唐建中、程梦星、马曰▯、汪玉枢、厉鹗、方士庶、王藻、方士&lt；广▯&gt；、马曰璐、陈章、闵华、陆钟辉、全祖望、张四科、方士序十六人编作。卷前有沈归愚尚书乾隆十二年所作的序。《东皋诗存》四十八卷，由汪之珩搜集编纂。汪之珩字楚白，是如皋人。这部集子选录本县人的诗作，从宋代胡瑗一直到汪之珩自己的作品。详略并不能完全恰当。乾隆三十一年刻行。卷前有袁简斋的序，大概当时汪之珩已经去世了。陈毅字古渔，编纂《所知集》。初编十二卷，成于乾隆三十一年，由袁枚、蒋士铨作序并刊行。二编八卷，成于乾隆三十九年，由卢文▯召、何忠相作序并刊行。三编十卷，成于乾隆五十六年。当时古渔已经去世，由怀宁潘瑛刻印，王宽作序。《晋风选》十卷，序、凡例一卷，目录一卷，由赵瑾于顺治庚子年在京城寓所编成。卷前沙澄的序说，选本中人物的姓名、籍贯、爵位，明白得如同指掌。试着屈指计算，其中大半是忠臣、孝子、老师和宿儒所作。赵瑾在序中也说，学诗必须读破万卷书，作诗要有千年眼光；他的自我期许也非同寻常。可惜康熙年以后诗歌缺失，按诗体编排的次序也不够妥当。《二南遗音》收录的是关中的诗歌，由三原刘绍▯编纂。起初收孙枝蔚、李因笃等一百四十人，共四卷。作者的履历大略都已具备。刻于乾隆二十八年。《据经楼诗选》十四卷，按诗体分类编排，由彭廷梅遵照紫琼道人的意思辑成，所以其中多有高远淡泊的诗歌。道人在序言开头说：“对于矫饰其性情的，应当减损并除去。正气蓬勃地从纸上流露出来，丝毫没有乖戾相冲之气，这样就可以知道道人的寄托了。”刻于乾隆七年。阮学▯在《连枝图》的序中说：“所谓《连枝图》，是武陵许君默斋为已经去世的弟弟仲昭所绘的图。一时题写的诗文，很有可观之处。我的老师曹文恪公也为它作了序，并有初集、次集的刻本。默斋名承基。” 长沙廖元度汇编《楚诗纪》二十二卷，方外一卷，收录顺治乙酉至康熙癸酉的作品。《楚风补》二十六卷，拾遗一卷，都是明代作品，共五十卷，刻于乾隆十八年。天津周人骥、河南吕肃高作序。《四库书总目》却记载《楚风补》五十卷，不记《楚诗纪》，并说此书成于康熙甲子、丙子之间。乾隆丙寅年，长沙知府吕肃高删订后刻印。此书似乎以贪多为主，内容特别冗杂，我摘出其中错谬、遗漏和牵强附会的数条。这个本子大概是吕肃高所订，而不是廖元度的原本，与我所见的本子不同。《正声前集》八卷、《续集》八卷，由桐城项章辑录。前集是见到作品就随时刻印，没有选择；续集则采自书坊间的选本，也缺乏卓越见识。不过其中颇有已经失传的作品，幸赖此书保存下来，也值得珍视。刻于乾隆三十四年。《练音集补》由王辅铭编纂。王辅铭字翊恩，是嘉定人。明代翟校采录嘉定人的诗作，从宋天圣年间直到明弘治年间，编成七卷。书版毁于倭乱，王辅铭重新厘定，搜集补充得相当完备。《国朝练音集》十二卷，共收三百人，大略仿照翟氏的体例。但收录现存人物很多，连同他们儿子的诗也附录进去。知情者讥笑它收录过于泛滥。刻于乾隆七年。卷前有张鹏▯、沈德潜二篇序。河南自明代赵彦复、江元范刻印《梁园风雅》以后，直到现在没有专门刻印的本子。我见到的《梁园风雅》三十七卷，是商邱宋牧仲重新镌刻的本子，刻工非常精美。《吴会英才集》二十卷，由尚书毕沅辑录，并由他的宾客和属佐协助编成。诗歌的题名和精美警策的句子，往往都收在其中。作者十二人，大多是我过去认识的朋友。他们各自都有专集流传于世，这里收的都是他们早年的作品。

译《诗品》十八卷，附录二卷，由天长陈以刚选编，刻于雍正十二年。自吴伟业以下，收三百四十多家；方外之人三十多家；闺秀十九家。虽然其中保留着因世故而形成的偏见，但时时也有独具慧眼之处，不可埋没。《携李诗系》四十二卷，由平湖沈季友编纂，收录一郡的诗歌。卷前有朱彝尊、金南英二篇序。一卷收汉、晋、陈、唐、五代诗；二、三卷收宋诗；四、五、六卷收元诗；七卷至二十二卷收明诗；二十三卷至二十九卷收国朝诗；三十卷至三十三卷收方外诗；三十四、三十五卷收闺秀诗；三十六卷收仙、鬼诗；三十七卷至四十一卷收题咏；四十二卷收谣谚。取舍精当，辑录各家作品时所依据的本子也最好。《沽上题襟集》由乾隆五年宛平人查为仁选编刊刻，钱塘人厉鹗、嘉定人张鹏▯作序。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收刘文煊诗一百零一首，附诗三首；第二卷收吴廷华诗七十五首，附诗四首；第三卷收查为仁诗七十三首，附诗七首；第四卷收汪沆诗一百零四首，附诗一首；第五卷收陈皋诗五十八首，附诗四首；第六卷收万光泰诗九十七首，附诗五首；第七卷收胡睿烈诗六十八首，附诗四首；第八卷收查学礼诗一百零三首，附诗六首。其中有很多新颖的诗篇。刻版印纸都极其精工雅致。《七十二峰足征集》共诗八十六卷、词二卷，由吴定璋编纂。定璋字友篁，是吴县人。他搜集历代在太湖七十二峰之间生活过的文人，记录他们的作品，编成此集。不按时代划分，而是按姓氏归类，每类题作“某氏合编”。每位人物都附有小传，内容力求全面详备。前面有沈德潜、秦蕙田二人的序，刻于乾隆九年。《梁溪诗钞》五十八卷，由顾光旭辑录。收汉代一人、晋代一人、宋代一人、唐代一人、北宋九人、南宋十二人、元代十四人、明代三百人、本朝七百余人；又收流寓者、闺媛和方外人士，共一千一百一十人。体例仿照《中州集》，小传简略而内容完备。前面有老人王一峰的序，刻于乾隆五十九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四人、千一百十人〕 《三泷诗选》十卷，由罗定人彭沃选录本州人的诗，并把自己的诗和他儿子的诗附在后面。罗定建置于前明，到了万历年间文教才开始兴盛。当地人能够以诗歌声律相互砥砺，也值得称许。前面有何梦瑶、陈华封二人的序，刻于乾隆二十五年。《广东诗粹》十二卷，由顺德人梁善长编纂。第一卷收唐代六人、五代一人、宋代二十二人、元代四人；第二卷收明代二十三人；第三卷收明代三十八人；第四卷收明代四十三人；第五卷收明代三十八人；第六卷收明代三十一人；第七卷收明代三十九人；第八卷收明代□十□人；第九卷收明代□十□人；第十卷收明代二十人；第十一卷收本朝十九人；第十二卷收本朝五十九人。虽然收录明人诗作过多，但甄别考核称得上审慎确当，评论粤地诗歌时也简明得体。印刷雕刻非常精美，成书于乾隆丁卯年，前面有王之正的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四人〕 《海沱集》不分卷数，由顾邦英选定，刻于乾隆十七年。前面有陈士▯、李锴、喻世钦的序以及顾邦英的自序。汪松、顾邦英、甘运源、王麟书、甘运瀚五人的诗，虽有时只是偶然乘兴创作，不足以窥见作者的深厚积蓄，但其中仍时时可以见到他们才华的一斑。《宛雅初编》由梅鼎祚辑录；《二编》由施闰章、蔡蓁春续辑；《三编》由张汝霖、施念曾补辑。此书刻于乾隆十七年，刘方蔼、梅▯成作序，并把梅鼎祚、施闰章、蔡蓁春、李士琪、陆寿名的原序一并载在前面。初编诗十卷，共六百四十六首，收唐代二人、宋代九人、元代五十九人、明洪武至正德年间二十一人。二编诗八卷，共四百五十一首，收明嘉靖年间十二人、隆庆至万历年间四十三人、天启至崇祯年间十八人。三编诗二十卷，共一千四百零一首，收唐代三人、五代一人、宋代三人、元代五人、明代三十人、本朝二百十五人、闺阁中人四人、方外人士十七人、伎女一人。另有联句、逸句一卷，诗话三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五十九人、万四十三人、元五人〕 《邗上题襟集》《续集》《后续集》都没有卷数，由南城人曾燠辑录。始于乾隆癸丑年，陆续雕版刊行。所收都是他朋友之间唱和、酬答、赠送的作品，数量相当丰富。《诗存分编》二卷，由卓娱图辑录八旗人的诗。第一卷收拉歆以下八人，第二卷收峻德以下九人。它似乎不是一部完整的书，只是偶然刊刻出来的。然而这十七人的诗中，时常有佳作。每个人的诗末都附有评论和跋语，颇能显出作品的眉目。《南邦黎献集》十六卷，由鄂尔泰辑录。文端在雍正三年任江南布政使，一到任便延请访求真正有才华的人，建造春风亭，聚集他们会课，所得佳作汇编成卷。分类编纂后付梓刊行，很称得上是热心文事之举。所选拔的人才，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南州诗略》十六卷，由当涂人朱滋年辑录。滋年的祖父朱辂在南州讲学，收录当地人的作品；凡是出外做官、寄居外地、题咏山水以及同南州士大夫唱和的诗，都散见于各卷之中。朱滋年加以补辑缀合，刻于乾隆三十八年，并把祖父朱辂、父亲朱敏闻的诗以及自己的作品附在后面。沈归愚尚书为此书作序。《云间杜氏诗集》没有卷数，由青浦人杜世祺按诗体分类编排，成书于康熙十四年。收录自明初杜隰以下至杜天锡共九十三人，另有补遗十一人。前面有沈荃、董俞、张锡怿、吴懋谦、徐允哲五篇序，后面有朱在镐、吴三省两篇序。《董氏诗萃》二十卷，由乌程人董▯▯编纂。自宋代董贞元以下，共四十八人，其中闺媛六人，刻于乾隆十年。雕版非常精致可爱，字画细劲，仿照宋代刻本。《冈州遗稿》六卷，由顾嗣协编集广东新会人的诗，自元代罗蒙正以下共五十九人。刻于康熙四十九年，顾嗣协的弟弟顾嗣立为此书作序。书中说：“我过去在四朝诗馆任职时，特别用心搜集，唯独到了冈州，作者竟然寥寥无几，默默无闻。”这部集子确实值得珍藏，版刻也极为精良。

译《国朝姚江诗存》十二卷，由张廷枚辑录。黄宗羲编有《姚江逸诗》十五卷，倪继宗又刻录逸诗之外七十多家的作品；这部书大概就是沿用他们的体例而续编的。第一卷至第十一卷收黄宗羲以下一百五十五家，第十二卷收闺秀、方外十家，都是余姚人的作品。刻于乾隆四十一年，邵晋涵、陶廷珍作序。邵序论述余姚诗歌十分详尽，陶序论述余姚诗歌极为精核，都是精妙的文章。《国朝江右八家诗选》由曾燠编纂。所谓八家，是陈允衡、王猷定、曾畹、帅家相、蒋士铨、汪轫、杨▯、何在田。他的自序说：“我汇集抄录江西历代诗歌，本朝有二百二十多人，八家大概是其中最杰出的。” 《诗持》共分三集，由魏宪编纂。第一集四卷，第二集十卷，第三集十卷，汇刻于康熙九年。魏宪仿照《石仓》的体例，想要补足它的缺漏，版式全都依照《石仓》旧本，用意很好。后来又刻成百家本，并把各本总校一遍。但重复叠见、沿袭抄录，颇染上坊间刻书的陋习。不过，福建诗歌赖此保存下来的不少。《西江风雅》十二卷，由乌程人沈澜编纂。沈澜号柏村，以骚坛老宿自许。他任江右官职时编成此书。仁和金侍郎德瑛视察江右学校时，对此书很称许。刻于乾隆十八年，前面有华亭人王兴吾、仁和人汤聘的两篇序。所收诗歌起于雍正癸卯，止于乾隆癸酉，共二十年。虽然收录还不完备，但乾隆初年西江的名作几乎搜罗殆尽，取舍颇有独到之处。《湖北诗录》由钟祥人高士熙编纂，不分卷，而按湖北各郡排列。先武昌，其次汉阳、黄州、宜昌、荆州、安陆、德安、襄阳、郧阳，大体上安陆一府的诗占十分之四。大概因为高士熙是安陆郡人，搜集查访比较方便罢了。这种乡曲偏见也未能避免。此书于乾隆三十七年雕版，版式狭小局促，实在有损大雅，怎么能没有有力的人来重新刻印呢？《新年杂咏》收杭州人吴锡麒及其弟吴锡麟、黄朴、姚思勤、项朝荣、舒绍言的作品。不分卷数，按类别编排。刻于乾隆四十年，前面有王鸣盛、顾光旭的两篇序。《淮海英灵集》二十二卷，是阮元辑录扬州一郡诗歌的作品。其凡例说：通州、如皋、泰兴过去隶属扬州，如今这些诗追溯到国初，难以划分地域界限。分卷仿照顾嗣立选编元诗的体例，以十干为次序。甲集四卷、乙集四卷、丙集四卷、丁集四卷、戊集四卷，都按获得诗作的先后排列。壬集一卷，收闺秀诗；癸集一卷，收方外诗。己、庚、辛三集空缺，留待将来补充。经过考订校勘，可以作为完备的扬州文献。《岭南五朝诗选》三十五卷，由番禺人黄登编纂，刻于康熙三十五年。前二十卷收岭南作者所作的诗，后十五卷收岭南人的诗。卷首载有袁景星、鲁超、刘茂溶、秦桂、王士礻真、梁佩兰、欧阳隽、陈恭尹、李长华九篇序。取舍还不能说十分恰当，但搜罗称得上丰富。《金华诗录》六十卷，外集六卷，别集四卷，由朱笠亭编次，乾隆三十七年汉州知金华府黄彬将它刻印。前面有黄彬的序。第一、二卷收唐代骆宾王以下十二人，诗六十五首；第三至第十卷收宋代胡则以下七十七人，诗三百五十六首；第十一至第十九卷收元代许谦以下三十七人，诗五百零五首；第二十至第四十四卷收明代宋濂以下二百八十二人，诗一千三百九十四首；第四十五至第五十四卷收本朝朱之锡以下一百四十五人，诗六百一十七首；第五十五至第六十卷为补遗，收唐代冯藻以下共一百六十九人，诗三百七十六首，其中三人已经见于前面。外集为名宦六卷，收六十三人，诗一百四十九首。别集收联句：第一卷二十二人，诗五首；第二卷收月泉吟社，冯澄以下二十二人，诗二十六首；第三卷收石洞贻芳，刘过以下三十五人，诗五十三首；第四卷为诗论、句论。内容丰富而有条理，足以帮助博雅之士。后面有夏苏的跋，论述金华诗歌源流最为详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十二人〕 《苔芩集》二卷，附录二卷，由王鸣盛编纂。王鸣盛此前编有《十二家诗选》。这次在乾隆丁亥年服丧期满后居乡，又编成此集。专门收录当时仍在世的人，已经去世的不收，与其他选本不同。江南一时知名的人士，几乎都搜罗进来。诗作只按他所见到的加以取舍，未必就是这些人的杰作。借诗保存人物也可以，《松陵诗征》十七卷，另有寓贤一卷、方外一卷、闺秀一卷，由袁景辂编次，是吴江人的诗集。第一卷始于朱鹤龄，十七卷止于杨兆麟；十八卷始于王崇简，止于王思岵；十九卷始于▯影，止于王彰；二十卷始于沈倩君，止于钱珂。每位作者都附有小传，并采录各家的评论附在后面。袁景辂又在书后间杂写入诗话，铺陈叙述典章文物，繁简得当，仿佛静志居的笔意，是近人中罕见的作品，比周廷谔的《诗粹》更加精美。《青浦诗传》三十四卷，由王昶编纂。第一卷为职官，始于屠隆，止于王希伊；第二至第三十卷，始于陆机，止于李大成；第三十一卷收闺秀、释子、道士、仙人和鬼类的作品；第三十二至第三十四卷附录词，始于王▯，止于陆凤池。每位作者都附有小传。王昶还间杂写有《蒲褐山房诗话》，论诗论事，都有独到见解。诗歌资料也可以说是史料。《今诗所见集》六卷，由黄承增辑录，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所收虽然都是一时交游酬答的诗篇，但取舍相当严格。借诗保存人物，又借人物保存诗歌，彼此都有所凭借。

译《杭郡诗辑》十六卷，由吴颢编录杭州郡人的诗。自黄机起，共一千四百余人，刻于嘉庆五年。第一卷收顺治年间有科目者，第二卷收顺治年间无科目者，第三卷收康熙三十年以前有科目者，第四卷收康熙三十年以前无科目者，第五卷收康熙六十年以前有科目者，第六卷收康熙六十年以前无科目者，第七卷收雍正年间有科目者，第八卷收雍正年间无科目而卒于乾隆二十年以前者，第九卷收乾隆十五年以前有科目者，第十卷收乾隆二十年以前无科目者，第十一卷收乾隆十五年以后有科目者，第十二卷收乾隆四十年以前无科目者，第十三卷收乾隆四十年以后无科目者，以及年代无从考察者；第十四卷收无名氏、遗民和流寓者；第十五卷收闺秀；第十六卷收方外人士。他的自序说：名家有文集流传于世的，只保存一两人；那些名位不显、姓氏将要湮没，或者后代衰微的人，便尽量多收。所采作品除专集、《诗观》《别裁》外，还有孙以荣的《湖墅诗钞》、赵时敏的《郭西诗钞》、柴杰的《浙人诗存》。后来又从朱文藻那里得到二百多家的作品，同乡梁山舟、叶古渠，同年叶绛岩、龚匏伯也各自汇集交来几十家。闺秀这一类，是芷斋汪夫人所搜集、壁池蔡夫人加以朱笔墨笔批校的。大概是因为有借诗保存人物的用意，其中许多作品并不是那些专门讲求声律的人所能相比的。《滇南诗略》十八卷，补遗二卷，流寓二卷，由保山人袁文揆编纂，嘉庆四年刻版。自序说：“王畴五、张月槎两位太史，赵永锡大尹，孙髯翁布衣，杨裕如孝廉，都曾征集诗歌并发出启事，但最终没有完成此书。我的长兄仪雅编纂《胜国遗诗》已经完成，我更加不敢不把这件事做到底。于是编纂本朝滇南诗，起于顺治辛丑，止于嘉庆辛巳。题作《国朝滇南诗略》，是遵循长兄编纂前明诗的体例。”搜集编纂的功夫，可以说很勤勉了。金碧、苍洱之间的奇异气象，有幸汇聚在这部书中。阮芸台中丞督学两浙时，有《两浙辅轩录》。己未年夏天，阮芸台任侍郎，退朝后邀请我到琅环仙馆读画品诗，于是把这部书交给我校勘。当时还没有分卷数，只捆成十六捆。我约定十天看完两捆，历时三个月才读完，中间有些内容作了增补。现在此书分为四十卷，收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诗九千二百四十一首，于嘉庆六年刻版。翁覃溪先生《涛音集》序说：“《涛音集》八卷，收掖县人的诗。大概西樵在莱州任教时，阮亭到学舍探望哥哥，于是编次本邑人的诗。书中往往有两位先生所作的评语。我访求这部书三十年都没有见到，今天在莱州主持考试，才开始看到它。这部集子完成于顺治十四年丁酉，正是先生兄弟在文坛上声名显扬的盛年。后来渔洋作《西樵年谱》，对《然脂》《涛音》二集都追述了此事，大概已经不能没有陈迹之感了。乾隆五十七年，掖县儒学开版雕刻。第一卷收毛宗鲁以下十二人，第二卷收孙镇一人，第三卷收宿凤翥以下九人，第四卷收赵士哲一人，第五卷收王汉以下十八人，第六卷收宿孔晖以下四人，第七卷收张端以下五人，第八卷收赵涛以下二人。” 《宋诗钞》一百零二卷，由吴之振编纂，共收一百家。没有专集以及诗作不到五首的人，不予收录。每一家的诗集都附有小传，叙述评论十分详细。有目录而没有诗集的共有十六家：刘▯、邓肃、黄干、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冯时行、岳珂、严羽、裘万顷、谢枋得、吕定、郑思肖、王柏、葛长庚、朱淑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二卷〕 《宋元诗会》一百卷，由桐城人陈焯编纂。陈焯字默公，是顺治壬辰进士，官至兵部主事。《诗会》的自序说：“零散抄录，有的从山水图经中得到，有的从崖壁碑刻的拓本中得到，也有的来自市集书坊、乡村私塾、道院禅宫以及破旧竹箱中的残篇断简，竭尽力量搜求，积累多年，才编成这部巨著。共收九百多家。”前面有周疆、曹溶的两篇序以及曹溶的手札。曹溶极力称赞他讨论宋诗详尽精密，但对元诗则遗憾其尚不完备。《元诗选》一百一十一卷，由长洲人顾嗣立编纂，共分三集。初集收元好问以下一百家，二集收段克己以下一百家，三集收麻革以下一百家。每位作者都保留原诗集的名称。每集分为十干，癸集只有目录而没有书。《宋百家诗存》共二十卷，由曹廷栋编纂。曹廷栋认为，吴之振所选的《宋诗钞》有“有目录而没有书”的情况，潘讠刃叔的《宋诗钞》和陈名扬的《十五家诗》也不完备，于是续编了这部书。所收都是有文集传世的人。吴、潘、陈三家已经选录的，不再收入。全书始于魏野《东观集》，终于僧人斯植《采芝集》。贺铸是北宋末年人，却被置于魏野之前。这只是曹廷栋根据自己一向偏爱而创立的编排体例。《南宋杂事诗》共七卷，由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等人撰写。七人都是杭州人，因为杭州是他们的乡里，又是南宋故都，所以所作诗歌主要记述史事和典故，因此都在诗下作注。所引用的书将近几千种，可以说十分博洽。《元诗选癸集》是顾嗣立原先编成、只有目录而没有书稿的一部书。他的外甥孙席世臣于嘉庆三年校勘并补刻，版式完全如同旧本。分卷称为“癸之甲”“癸之乙”“癸之丙”“癸之丁”“癸之戊上、戊下”“癸之己上、己下”“癸之庚上、庚下”“癸之辛上、辛下”“癸之壬上、壬下”“癸之癸上、癸下”，共十六卷。席世臣另有《补遗》一编，现今尚未刻印流行。我曾借抄过它的目录，十分详细完备。《宋诗记事》共一百卷，由厉鹗编纂。他在自序中说：“访求并积累书卷，加上阅览书市中的书籍、向人借书，前后历时二十年之久。阅读得多了以后，又颇加删汰选择。计算所抄录的诗人，总共有三千八百一十二家。大略说明他们的出处概况，再缀以评论和本事，全都编入书中。对于研究有宋一代知人论世的学问，不能说没有一点补益。”乾隆十一年刻印发行。选诗同时也兼及著史，应当推重这部书。

译《明诗去浮》共四卷，由施何牧编选。他在自序中说：“在繁简之间斟酌，有时因人而保存诗作，每一代不过数人；有时因诗而保存诗人，一个人也不过数首。怎么可能完全没有遗漏呢？也只是姑且希望它不要杂乱罢了。题名为‘去浮’，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宗旨。”卷一收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诸朝，共五十人，诗二百二首。卷二收成化、弘治、正德诸朝，共四十四人，诗二百二首。卷三收嘉靖朝四十七人，诗二百首。卷四收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诸朝，共七十二人，诗一百九十首。刻于康熙四年。是近来选本中的佼佼者，纸张和刻版也都很好。铁冶亭任漕督时，曾收藏《长白诗存》《诗钞》两部书；后来奉命编纂《八旗通志》，又得到陆续抄录的八旗人诗作，合并原先收藏的，共有二百余家，题名为《大东景运集》。我又为它增补八十余人，并根据自己所知为他们分别撰写小传。一百八九十家诗歌的源流以及人物的大概情况，都一一涉及。铁冶亭治理漕运时，把书带在出行的行箧中。听说近来又有所增补，将来可以编成全书，那就文采斐然，足以协和声律、歌颂盛世了。《山阳耆旧诗》由吴玉▯编纂，吴玉▯字集五，号山夫，是一部尚未编成的书，没有卷数。汉代一人，魏代一人，唐代三人，宋代四人，元代二人，明代一百二人。续录部分则明代及国朝约有四五十人。我从阮吾山侍郎那里借来抄本副本，侍郎嘱托我加以甄别综合。当时刚补入十余家，侍郎病势危急，便索回书稿；如今这部稿子不知下落。书前有顾栋高的一篇序，说吴玉▯访求并积累数十年，所得诗文集总计约有四尺，也可以说是勤苦之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人〕 《同人集》共十二卷，由冒襄编纂。冒襄字辟疆，世人称他为巢民先生。此前在壬午年以副举人的身份授任司理官，但因父母年老而没有出仕。后来受到征召和征辟，也都辞谢不接受。这部书是他的故友投赠给他的作品，刻于康熙癸丑年。《海虞诗苑》共十八卷，收录国朝昭文一县的诗歌，由王应奎编选。王应奎字东溆，号柳南。曾著《随笔》六卷、《续笔》四卷，许多遗闻轶事都依靠这些书得以流传。《诗苑》前有陈祖范的序。刻版于乾隆初年。此书很擅长另行裁取，和一般的选本不同。《台山怀旧集》共十二卷，附《同怀集》一卷，由仁和人张廷俊选编，卷末附入自己的作品。序文说编法仿照顾阿瑛的《玉山草堂》。王渔洋的《感旧》在采择方面粗疏简略，实际上比不上它。刻版于嘉庆元年。《山右诗存》共二十四卷，另有《名媛方外》二卷、附集八卷以及《名嫒方外》一卷，总共三十二卷。前二十四卷收录已经去世的人，后八卷收录当时在世的人。由泽州人李锡麟辑录。虽然有不够纯粹、不够完备的遗憾，但也足以作为《晋风选》的后继。前面有张师诚的序，刻于嘉庆六年。《吴江沈氏诗录》共十二卷，起自明代成化年间的沈奎，止于他的后裔沈培福。共收七十人，其中闺秀二十人，诗九百五十一首。由沈祖禹编定。前面有沈德潜的序，刻版于乾隆五年。《朋旧遗诗合钞》共二十二卷，由南城人曾燠编纂。所收都是已经去世的人，共得到三十家。取舍颇有体例，刻于嘉庆十年。《洮阳诗钞》共十卷，附《集古》二卷，专门收录国朝狄道州人的诗作，由李苞编纂。前面有杨芳灿的序，刻版于嘉庆四年。《滇南文略》共四十七卷，收文八百五十九篇。明代和国朝的文章居多，唐宋文章只偶尔收见一二篇。由保山人袁文揆编次，刻版于嘉庆七年。《越风》共三十卷，是会稽一郡的诗歌选集，由商盘选编。商盘字苍雨，号宝意，雍正八年中庶吉士，授编修，改任镇江司马，出任云南守臣，死于任上。此书成于乾隆三十一年，刻版于乾隆三十四年，前面有蒋士铨的序。《湖海诗传》共四十六卷，由青浦人王昶汇集自己一生友朋的作品，共得到六百余人，按科第次序编排。起于康熙五十一年，止于近代。其中布衣韦带之士，也大致按照年龄附录进去。刻版于嘉庆八年。《禊湖诗》共十八卷，由吴江人徐达源编次，所收都是本县人的散佚诗篇。起于明初，止于近代。前代的诗作，间或附录一二篇。徐达源号山民，喜好风雅而热心搜集，曾以诸生身份候补翰林主簿，著述非常丰富。这部书刻版于嘉庆十年。《江西诗征》共九十五卷：晋代一卷；唐代三卷，内附五代；宋代二十卷，内附金代；元代十四卷；明代二十六卷；国朝二十卷；补遗一卷；名媛二卷；释子四卷；道流一卷；杂流、名妓、无名氏一卷；仙灵鬼怪一卷；歌谣、谚语、谶记、散句一卷。由南城人曾燠编纂，刻于嘉庆九年。采录相当丰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四卷〕 《江左十五子诗选》中的“十五子”是：王式丹，号方谷；吴廷桢，号山抡；宫鸿历，号友鹿；徐昂发，号大临；钱名世，号亮工；张大受，号日容；杨抡，号青村；吴士玉，号荆山；顾嗣立，号侠君；李必恒，号百药；蒋廷锡，号扬孙；缪沅，号湘芷；王图炳，号麟照；徐永宣，号学人；郭元钅于，号于宫。每人一卷。由商邱人宋牧仲荦亲自审订。此书成于康熙四十二年。《江浙十二家诗选》中的“十二家”是：李绳勉，号百；汪棣к；姜宸熙，号笠堂；蔡忠立，号企阊；王廷魁，号冈龄；张梦喈，号凤于；顾鸿志，号学逊；高景光，号同春；廖景文，号琴学；薛龙光，号少文；吴璃，号赤玉；赵晓荣，号陟庭。每人二卷。由王西庄鸣盛采录。此书成于乾隆三十一年。选编和刻印都比不上宋商邱的本子。

译《石仓历代诗选》又名《十二代诗选》，共五百六卷。据《四库全书提要》说，这是明代曹学▯编纂的。所收上起古代逸诗，下至明代。共分为：古诗十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七卷，金元诗五十卷，明诗初集八十卷，次集一百四十卷。据《千顷堂书目》，另外还有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我所见礼邸藏书的刻本，在明诗六集之外，还有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一卷、九集十一册，共收九十二人；十集四册，二十人；续集十册，九十人；再续集九册，五十一人；三续集五册，三十二人；三四续集一册，六人；四五续集一册，六人；五续集三册，十三人；六续集一册，四人；南直集八册，四十人；浙集八册，五十七人；闽集十四册，一百一十一人；社集十册，四十九人；楚集四册，二十一人；川集一册，五人。江西集一册，十人；陕西集一册，三人；附河南集一人。纸张和墨色精良，但错误仍然很多。世人却很少称道它，藏书家也没有提及，这是为什么呢？我因此借来抄录它的目录，同时又记录了明代几家的诗作，都是世上少有的书。我把它们贮藏在书箧中，确实值得珍视。过了十天，礼邸发生火灾，不知这部书是否也被烧毁了。●卷四《文心雕龙·正纬篇》说：“对经典没有益处，却有助于文章。”欧阳公想取九经的注疏，删去谶纬之文。但古人歌颂孔子的圣德时，却称说他能“钩河摘洛”。朱彝尊说：“如今樊英传注所记载的、隋唐经籍志所著录的、《太平御览》所采录的，能够说出它们名称的学士大夫已经很少了。”华亭布衣殷元正编成《集纬》十二卷，广泛采集并远加征引，依照文字联属义理，搜罗散佚，编成一书。他的同乡陆明睿又加以增补订正。全书包括总论一卷、河图一卷、易纬一卷、尚书纬一卷、诗纬一卷、礼纬一卷、乐纬一卷、孝经纬一卷、谶一卷、尚书中候一卷、遁甲开山图一卷。或许可以符合“圣训应当广为传播，神教应当有所节制”的宗旨。可惜这部书没有刻板，稿本如今收藏在姚春木家。《朱彝尊经义考》共三百卷，开头列出官修书籍的各项目录，按各部经书分类，并附列纬书、拟经、师承、刊石、书壁、镂板、著录、通说八类。注释有保存下来的，也有缺失的，有的已经散佚而没有见到。接着记载各家原序、跋文和论断。朱彝尊所作的考证，也附在其中。

译翁覃溪学士在山东学政署中刻印《通志堂经解目录》，在书后跋文中说，这部目录是义门先生亲手校勘的。沈椒园先生曾经刻板。东海门客的著述本来错误很多，而义门先生所校勘的，也只是随手校阅，并没有完全校定。庚戌年十月，取原书审核后付梓。《子夏易传》十一卷，有人说是唐代张弧撰写的。《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由宋代刘牧撰写。书中以九为河图，以十为洛书。长洲人何焯说：“这是《道藏》本。”《横渠易说》三卷，由宋代张载撰写。《易学》一卷，由宋代王▯撰写。《亦是图学》《紫岩易传》十卷，由宋代张浚撰写；其中第十卷是《读易杂记》。何焯说：“这是明代书帕板。”恐怕不足以作为凭据。《汉上易传》十一卷，附卦图三卷、丛说一卷，由宋代朱震撰写。朱震是荆门军人，绍兴四年成书。此书以程子的《易传》为宗旨，同时采录汉魏以下诸家的说法。认为王弼的注解夹杂庄子、老子的思想是错误的，所以对象数之学讲得特别详细。何焯说：“卦图和丛说，是西亭王孙的抄本，仍然不够完善。” 其中十一卷的影宋本可以作为依据。《易璇玑》三卷，由宋代崇仁布衣吴沆撰写，有绍兴十六年的自序。何焯说：“汲古阁后来得到旧本。书中还留有序文，已经写好样本准备交给东海后人，最终却没有刻印。全书也还有错误，没有重新修版。”《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是宋代熙宁年间蜀人房审权辑录的。从郑康成以下直到王介甫的《易》说，共有一百家。他选择专门阐明人事的内容，编成一百卷，名为《周易义海》。到了绍兴三十年，江都人李衡字彦平删削此书，又增入伊川、东坡、汉上三家的《易传》，编成《撮要》十卷。《义海》已经失传，但这部《撮要》还保存着。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宋本。”每一首叶上都有印记，印文是：“淳熙七年明州恭奉圣旨，敕赐魏王府书籍，谨藏于九经堂，不许借出。”印章制作精美绝伦，宛如筠州学记。《易小传》六卷，由宋代左仆射、吴兴人沈该撰写，他在绍兴二十八年上表进呈。此书专门解释六爻，每卦之后都有一篇论说。何焯说，原本不知出自何处。《复斋易说》六卷，由宋代赵彦肃撰写。何焯说，这是天一阁抄本。《古周易》一卷，由宋代吕祖谦撰写。这是一部考订《周易》篇次的书，是最有关系的一部书。后面有朱子的跋。《童溪易传》三十卷，由宋代宁德人王宗传撰写。从《说卦》以下，都只有经文而没有传文。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宋本。俞石涧收藏过。后来缺少两卷，不是全书。我多次考察它的始末，寄到京师，跋文中竟然没有提到这一点。《周易裨传》二卷，由宋代松江人林至撰写。林至是淳熙年间人，曾受学于朱子门下。上卷论述揲蓍，下卷《外篇》论述卦变。《易图说》三卷，由宋代吴仁杰撰写。吴仁杰是淳熙年间进士，曾在朱子门下讲学。这部书所著的图，全部是围绕揲蓍所使用的内容来说明的。《易学启蒙通释》二卷，由宋代婺源人胡方子撰写，有至元己丑年的自序。现在刻本所收的淳熙丙午年序文，原来是《朱子启蒙》的原序。《周易玩辞》十六卷，由宋代项安世撰写。项安世字平甫，是江陵人，书成于庆元四年，重修于嘉泰二年。他大概曾向朱子求学。此书不完整抄录经文，而是摘取经文中的词语加以解说。何焯说：“大江以南的抄本有五部，但都不完整。” 后来在李中麓家得到一部残本，只有这部本子的文字完整，于是终于成为完书。归安人丁杰说：“项安世应当排在林至之前，吴仁杰也应当排在前面。”《东谷易翼传》二卷，由宋代处州人郑汝谐撰写。此书只有上经、下经，完全以程传为依据。何焯说，汲古阁元本最为精良。《三易备遗》十卷，由宋代东嘉人朱元升撰写。自序作于咸淳庚午年。第一卷讲河图、洛书；第二至第四卷讲连山；第五至第七卷讲归藏；第八至第十卷讲周易。《丙子学易编》一卷，由宋代李心传撰写。此书采用王弼、张横渠、郭子和、伊川、紫阳的说法，附加自己的见解。原书十五卷，俞石涧琰节选抄录的只有十分之一罢了。丙子，即嘉定九年。《易学启蒙小传》一卷，由宋代税与权撰写。税与权字巽甫，是魏鹤山的弟子。《水村易镜》一卷，由宋代朱鉴撰写。朱鉴是文公的孙子，汇集语录编成此书。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本，可惜有模糊之处。《大易辑说》十卷，由元代临邛人王申子字巽卿撰写。王申子在皇庆二年任武昌路南阳书院山长。《朱氏经义考》把它列在元人名下，《通志堂原目》则题作宋代王申子所著，这不对。何焯说：“吴志伊有宋刻本，我曾多次寄信给东海，托他借来校勘，最终没有借到，只能依据抄本付印。”《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宋代天台人董楷，字正叔，依照程氏《易传》和朱氏《易义》编成。割裂朱子本义、附在程氏《易传》之下，是从这部书开始的。董楷中天祥榜进士，自序作于咸淳丙寅年。书前有《纲领》一卷、《图说》一卷，另有《周易辑闻》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宋代汴水人赵汝▯某撰。《学易记》九卷，元代李简撰。此书仿照李鼎祚《集解》、房审权《义海》的体例，采录子夏《易传》以下六十四家的说法。自序作于中统元年。书前有图一卷、《纲领》一卷。何焯说：“这是从李中麓家收藏的抄本刊印的。后来健庵得到一部元刻本，书商却伪称是刘▯所著，并且伪造了刘▯的序文。健翁说：‘近来得到刘▯的《学易记》，过去从未刊刻，我高兴得大叫，急忙索取观看。打开书一看，原来就是李简的书。我说应当立即校正，删去伪序和伪传，但他们都没有听从。’

译《读易私言》一卷，元代许衡撰。《大易集说》十卷，按《经义考》记载是四十卷；如今根据通志堂本的版心计算，应当是十三卷。元代俞琰，号石涧，是宋末遗老，他的书完成于元至大年间。《敏求记》完整记载了他的序文以及确定篇次的说法。何焯说，这是遵王收藏的元刻本，可惜属于伊人校过的本子，版心错误很多。《周易本义》附录纂注十五卷，元代新安人胡一桂，号双湖，摘取朱子文集、语录中涉及《易》的话，附在《本义》下面，称为“附录”；又摘取诸儒阐发《本义》的易学说法，称为“纂注”。《周易启蒙翼传》内篇三篇、外篇一篇，元代胡一桂撰。中篇记载古本及诸家本，又记载历代传授和传注。叙录虽然说只是略举自己所知道的内容，但相当足以供考据。下篇记载《左传》以及后人占筮的内容，外篇则记载焦延寿、京房以下直到《太元》诸书以及《皇极经世》。何焯说，这是汲古阁收藏的元本。《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元代新安人胡炳文，号云峰撰。自序作于延祐丙辰年。何焯说，这是汲古阁收藏的元本。《易纂言》十三卷，元代吴澄撰。此书完成于至治二年秋。《周易本义集成》十二卷，元代南昌人熊良辅，字季重撰。自序作于至治二年五月。《周易会通》十四卷，元代鄱阳人董真卿，字季贞撰。自序作于天历元年。书前有《例目》一卷、《姓氏因革》一卷、图二卷。其中《姓氏因革》颇足以供考据。这部书的版心题作《周易会通》，但每卷卷首却题作《周易经传》。书中汇集程氏、朱氏的解说，附有附录和纂注。题作“后学鄱阳董真卿编集”，并没有“会通”二字这个书名，大概宋朝刊书时就已经有这种错误了。《易图通变》五卷，元代临川道士雷思齐撰。《易象图说》六卷，元代清江人张理，字仲纯撰。自序作于至正二十四年。何焯说：“这是《道藏》本。”《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元代张理撰。何焯说：“这是《道藏》本。”《周易参义》十二卷，元代新喻人梁寅，字孟敬撰。自序作于后至元六年。《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成德编。何焯说：“《集义》和《粹言》原本是两部书，分别由两个人撰写，如今合在一起编成，颇属杜撰。” 方纲考按说：“宋代陈友文的《大易集义》，采录周敦颐、邵雍、朱子以及上蔡、和靖、南轩、蓝田、五峰、屏山、汉上、东莱十一家的说法。曾▯童的《大易粹言》，采录二程、张子以及龟山、定夫、兼山、白云父子七家的说法。这部书汇辑成八十卷，共采录十八家的说法。义门认为它是杜撰，也未免过于拘泥了。”又考按《大易粹言》，如今考定是宋代方闻一所撰，《宋史·艺文志》题作曾▯童，是错误的。”

译《书古文训》十六卷，宋代永嘉人薛季宣，字士龙撰。全书只用古字书写。何焯说：“这是焦氏家藏的宋刻本，如今归东海所有。”《尚书全解》四十卷，宋代三山人拙斋林之奇，字少颖撰。元代缺失第三十四卷《多方篇》，如今从《永乐大典》中找到并抄补，这才成为完整的书。何焯说：“这是朱子所称许的书。”《禹贡论》四卷，宋代新安人程大昌，字泰之，于淳熙四年六月作序上进。何焯说：“这是依据天一阁抄本的，可惜没有图，应当访求有图的本子来补上。”方纲考按说：如今已经从《永乐大典》中抄补增修。《东莱书说》三十五卷，宋代东莱吕成公辑录《尚书》说解，从《秦誓》追溯到《洛诰》，还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他的门人清江人时澜根据平日听闻的内容编成此书。何焯说：“这是宋本的影抄本。”《尚书说》七卷，宋代新昌人黄度，字文叔撰。何焯说：“这是明代书帕本。”《书疑》九卷，宋代金华人王柏，号鲁斋撰。书中多处改易经文，大概是连今文《尚书》也一并表示怀疑了。《书集传或问》二卷，宋代陈大猷撰。他在编成《书传》后，又亲自写成这部《或问》。当时东阳和都昌各有一位陈大猷。都昌陈大猷，号东斋，是饶双峰的弟子，著有《书传会通》，出仕后任黄州判官，就是陈浩的父亲。东阳陈大猷是绍兴二年进士，官至六部架阁。如今《集传》已经看不到了，但《或问》仍然保存着。张云章认为《集解或问》是东阳陈大猷的书；《朱氏经义考》则说，《べ竹堂书目》和《万卷堂目》都记载有《尚书集传》十四册，不知道究竟是谁的书。不过，鄱阳董氏的书中编列引用者姓名时，称陈氏《书集传注》为东斋所作，因此还不能确定是东阳陈大猷而不是都昌陈大猷。陈氏《蔡传旁通》也引用东斋《集传》。何焯说：“这是汲古阁收藏的元本。”《禹贡集解》二卷，宋代义乌杏溪人傅寅撰。此书缺失四十多版。何焯说：“这是宋本。”《初学尚书详解》十三卷，宋代庐陵人胡士行撰。何焯说：这是依据天一阁抄本的。《通志堂原目》中没有“初学”二字，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中有跋文，说“初学”二字不应删去。《尚书表注》二卷，元代兰溪人金履祥撰。他是王柏的弟子。书的上下四旁都有识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卷、四十卷、三十四卷、四卷、四年、六月、三十五卷、七卷、九卷〕 何焯说：“金仁山的《表注》声名很大，但书本身只是中等；而且元刻本有残缺之处，后来补全的部分不能全部相信，这是顾湄伊人妄自补全的。”《尚书纂传》四十六卷，元代梅浦人王天与，字立大撰。何焯说，季氏元刻本最为精善。《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六卷，元代鄱阳人董鼎，字季亨撰。董真卿的父亲。《今文尚书纂言》四卷，元代吴澄撰。卷前的序和目录，就是《草庐之古今文考》。《书蔡氏传旁通》六卷，元代彭蠡人陈师凯撰。不录经文，只摘录蔡传的话，犹如给蔡传作疏，但颇足以供考据。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刻本。《尚书句解》十三卷，元代庐陵人朱祖义，字子由撰。何焯说：“六经都有句解，不过是节略旧注，并不是另有独到见解。”《书集传纂疏》六卷，元代新安人陈栎，字定宇撰。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刻本。《尚书通考》十卷，元代昭武人黄镇成，号存斋撰。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刻本，可惜有缺叶，应当标明。《读书管见》二卷，元代吉水人王充耘，字耕野，摘取经文加以解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万卷〕 《定正洪范集说》一卷，元代诸暨人胡一中，字允大撰。对于九畴，他都分别把大禹的经文和箕子的传文列出；把“敛时五福”至“明用僭忒”作为九五福、六极的传文；把“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作为三八政、四五纪的传文。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刻本。李中麓藏本中缺一叶，是从黄梨洲处补全的。”《毛诗指说》一卷，唐代成伯瑜撰，共四篇。其中《传受》一篇，足以供考核。唐代除世说和孔颖达《正义》之外，传授下来的只有这部书。书中还有缺字。成瑜在《新唐志》中作▯。何焯说，这是李中麓抄本。《毛诗本义》十五卷，附《补郑氏诗谱》一卷，宋代欧阳修撰。前十二卷逐篇撰写论说，阐明本义，其中多有纠正毛传、郑笺之处。偶尔采用毛传、郑笺的地方，则在第十三卷《取舍义》一条中记载。大概后三卷是总论。此书《召南》篇中缺失二十多行。又，此《诗谱》一卷应当题作《补郑氏诗谱》。版心题作《诗本义谱》，专门把它归入《本义》，是不对的；目录题作《郑氏诗谱》，又把它专门归给郑氏，也是不对的。何焯说，这是遵王收藏的宋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卷、六卷、四卷〕 伊人校勘不当，实在可惜。《毛诗集解》四十二卷，宋代李樗、黄▯熏撰。此书汇合闽县李迂仲、龙溪黄实夫两家的著作。卷前各有详细的说解和总论。书中黄氏的部分又引用李迂仲的说法，大概黄实夫在李迂仲之后；也可能是两书前后相续而作，彼此互相补充，合成一部书，所以没有合编时标列作者姓名。《毛诗名物解》二十卷，宋代蔡卞撰，其中多采用王氏的字说。《诗说》一卷，宋代张耒撰，只有十二条，是从《宛邱集》中抄出。《诗疑》二卷，宋代金华人王柏撰，另名《诗辨说》。他竟想删去《野有死麕》等三十一篇，并把《何彼秾矣》《甘棠》退列到《王风》中。《文公诗传遗说》六卷，宋代朱鉴撰。朱鉴是文公朱熹的孙子，汇集语类编成此书，自跋作于端平二年。《诗补传》三十卷，题作逸斋，不署姓名。《朱氏经义考》依据《宋史·艺文志》题作金华人范处义，他是绍兴年间进士。第三十卷《广诂》足以备查检。南宋初年，最反对《毛诗序》的是郑樵，最尊崇《毛诗序》的是范处义。《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元代东阳人许谦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篇、十五卷、十三卷〕 《敏求记》说：“朱子的学说，第一传是何基、王柏，第二传是金履祥、许谦。白云是当代大儒，他在《诗》学方面专门宗奉朱子，广泛扫除毛传、郑笺的说法。”不过，这部书颇有可供考据之处。何焯说，这是汲古阁旧抄本。《诗经疑问》七卷，元代盱黎人朱倬，字孟章撰。书中间有只提出问题而没有回答的地方，说是留待后人深入思考；后面附有南昌人赵德的《疑问附编》。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刻本。《毛诗解颐》四卷，明代朱善撰，字一斋，丰城人，明洪武初年任文渊阁大学士。何焯说，这是叶九来收藏的本子。《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宋代孙复撰。孙复在明道、嘉祐二年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写这部书时，大概在天圣年间。唐代以前解说《春秋》的人大多依据《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到陆淳才另立新义。这部书本于陆淳的意思，常常与前代儒者不同，是参合三传而成的本子。《春秋皇纲论》五卷，宋代太原人王▯撰。他在至和年间任太常博士，依据三传的注疏以及啖助、赵匡的说法；其中有缺漏之处，就用自己的意思解释。全书共二十三篇。《春秋传》十五卷，宋代刘敞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二卷、二十卷、一卷、三十一篇、六卷、三十卷、八卷〕

译卷前列有历代《春秋传》的作者姓名，从周代到宋代，共八十七家，二刘也在其中。《春秋权衡》十七卷，宋代刘敞撰。何焯说：“这是孙北海收藏的宋本，可惜没有按照原书版式刊行。”《春秋意林》二卷，宋代刘敞撰。《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蜀人冯继元撰。《通志堂原目》把作者写作宋代冯继先。阎百诗给戴唐器的信中说：“继先的‘先’应当作‘元’。他是伪蜀人，应当排在宋代孙复之前，却为什么放在刘敞之后呢？”何焯说，这是海虞某氏家藏的宋本。《春秋臣传》三十卷，宋代眉山人王当撰，是元祐年间人。《春秋本例》二十卷，宋代涪陵人崔子方，字彦直撰，曾经同苏轼、黄庭坚等诸位君子交游。此书分为十六门，大致以日、月、时作为条例。何焯说，这是汲古阁旧抄本。《春秋经筌》十六卷，宋代左绵人赵鹏飞撰，《经义考》把它列在南宋末年。何焯说：“全书是从天一阁抄来的。汲古阁得到李中麓收藏的残本三册，用来校勘。”其中有整句脱落的地方，新抄本也都没有令人满意地补正。这是参合三传的本子。《石林春秋传》二十卷，宋代叶梦得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卷、十二卷、二年、五卷、二十三篇、十五卷〕 书末有开禧乙丑年孙筠和真德秀的跋，大概是《世谳》《考》《传》三书合刻本的跋。这是参合三传的本子。《春秋后传》十二卷，是宋代陈传良根据从勤得堂刊本抄写的。此书的主旨，详见楼钥的序。止斋还有《左氏章指》一书，应当访求。《春秋后传》专门采用《左传》本。《春秋集传》三十卷，宋代吕祖谦撰。纳兰容若的序文，疑心是吕居仁所作；序中说，必须得到有陈邕序的善本，才能加以考定。不过，书中各卷却题作吕祖谦，字伯恭；《朱氏经义考》在吕本中、吕祖谦两位先生名下都记载《春秋集解》三十卷，大概是同一部书，前后出现了误记和重复。如今收入《四库全书》时题作吕本中。这是专门采用《左传》的本子。《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宋代吕祖谦撰。《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宋代章冲撰。他在淳熙十四年任台州知州时编成目录。书后附录灾异和事物等内容，也有助于查考。何焯说，这是汲古阁抄本，原为姚舜咨收藏。《春秋提纲》十卷，宋代陈则通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卷、十六卷〕 《国史经籍志》把它列为元人著作，《经义考》也将它列在元人之中。此书分为侵伐、朝聘、盟会、杂例四门。《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宋代李琪撰，自序作于嘉定辛未年七月。《春秋通说》十三卷，宋代温州布衣黄仲炎，字若晦撰，自序作于绍定三年五月。何焯说：“东海先前已有抄本，是从黄俞邰处得到的，仍然是伪书。后来汲古阁得到李中麓收藏的宋本影抄本，用来付印。”这是参合三传的本子。《春秋集注》十一卷，另有《纲领》一卷，宋代朝奉郎、直秘阁、清江人张洽，字元德撰，于端平元年九月上奏进呈。张元德是朱子的门人，谥号文宪。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宋刻本。这是参合三传的本子。《春秋或问》二十卷，宋代温陵人吕大圭，字圭叔撰，人称朴乡先生，曾在陈北溪的门人门下受业。《春秋五论》一卷，宋代吕大圭撰。《春秋集传详说》三十卷，另有《纲领》一卷，宋代家铉翁，号则堂撰。家先生被元朝迁往北方，始终不屈，后来被放回；这部书是他北迁时所作。何焯说，这是依据天一阁抄本的。这是专门采用《左传》的本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卷、十四年〕 《春秋经传类对赋》一卷，宋代徐晋卿撰。何焯说：“这是汲古阁李中麓抄本。”杭世骏说：“此书应当归入类书，不应列在经解之中。”方纲考按说：“《类对赋》作于北宋皇祐年间，大概也是因为它接近类书，所以才附列在宋末；但归根到底不应收入经解。”《春秋诸国统纪》六卷，元代齐履谦撰，自序作于延祐四年六月。全书共二十二篇，前面有目录一卷，说明叙述诸国统纪的宗旨。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本，颜书写得最精。”《春秋本义》三十卷，元代四明人程端学，字时叔，采录三传以下各家的说法，共一百七十六家。自序作于泰定四年四月。何焯说：“元刻本最精，有句读、圈点、涂抹。因为书中有缺叶，我不敢擅自增补句读、圈点和涂抹，鄙见有无都依照元本；而东海一定要一律处理，因此没有刻出句读、圈点和涂抹。可惜啊。”方纲考按说：“此书前面有《问答通论》《纲领》以及《点抹例》一卷，其中所谓红、黄、青、黑，分别是旁、截、点、抹的区别，如今还刻在卷首，但卷中却没有刻出，难怪义门对此感到可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十三卷、三年、五月、十一卷、元年、九月、二十卷〕 《春秋经传类对赋》一卷，宋代徐晋卿撰写。何焯说：“这是汲古阁李中麓抄本。”杭世骏说：“这部书应当列入类书，不应列在经解之中。”方纲按语说：“《类对赋》作于北宋皇▯年间，大概也是因为它接近类书，所以才附列在宋末；然而究竟不应收入经解。”《春秋诸国统纪》六卷，元代齐履谦撰写，自序作于延▯四年六月。全书共二十二篇，前面有目录一卷，说明编叙诸国统纪的宗旨。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刻本，其中颜书最为精善。”《春秋本义》三十卷，是元代四明人程端学、字时叔，采辑三传以下各家学说编成的，共一百七十六家；自序作于泰定四年四月。何焯说：“元刻本最精善，书中有句读、圈点和墨抹。由于其中缺了书叶，我不敢擅自增补句读、圈点和墨抹；我的抄本有无这些标记，都一概依照元本。可是东海一定要全部按照同一格式处理，结果连句读、圈点和墨抹也没有刻入。可惜啊。”方纲按语说：“这部书前面有《问答通论》《纲领》以及《点抹例》一卷，其中有所谓红、黄、青、黑和旁侧、截断、点、抹等区别，如今仍刻在卷首；但书中各卷却没有刻入这些标记，难怪义门对此感到惋惜了。”

译参照三传本。《参合三传》一书，以此书最为详尽，足以供查考。《春秋或问》十卷，元代程端学撰写。《春秋集传》十五卷，元代赵方撰写，专门采用《左传》本。《春秋属辞》十五卷，元代赵方撰写，共八篇；自序说明这是笔削《春秋》的大体原则，大概也是著述的根本。《春秋师说》三卷，元代赵方在至正戊子年阐述其老师黄楚望的学说，分为十一篇，另有附录二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元代赵方撰写。何焯说：“东山的春秋诸书名声很重。”《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元代庐陵李廉撰写。至正九年七月自序。所编各家传注，依据《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胡氏、陈氏、张氏之说，而以胡氏为主。不过，所引用的张洽言论，仍是今天所见的张氏集注，并不是张氏的传文；由此可知，张洽的集传早已散佚。参照三传本。《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元代新安俞皋撰写。其中完备收录三传及胡氏之传。参照三传本。《读春秋编》十二卷，元代陈深清全撰写。他进入元朝后没有做官，应当归入宋人，排列在家铉翁之后。何焯说，这是元人的抄本。参照三传本。《春王正月考》二卷，明代古田张以宁、字志道撰写，包括《考》一卷、《辨疑》一卷。《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宋代洛阳聂崇义撰写。周显德三年奉诏参与审定郊庙礼器和玉器，于是采集郑康成、阮谌等六家的图样，加以刊定，到宋建隆二年上奏进呈。窦俨为它作序。如今《通志》本中这篇刻序没有署名的，就是窦俨的序，但没有聂崇义自己的序。《朱氏经义考》还节录了聂氏的序，大概旧本原来有这篇序。何焯说：“汲古阁宋本的序文略有讹误，已经改正。”书中讹误也很多，大概是因为通志堂刻本没有依照原书的版式。《周礼订义》八十卷，宋代乐清王与之、字次点、号东岩撰写。东岩曾撰《周官补遗》，摘取五官所属的官职来补充冬官。这个说法起源于临川俞寿翁廷椿的《复古编》，后来东岩和清源邱葵继承了它。不过，东岩所著《订义》却仍把各属官列在五官之下加以论说。这部书采录旧说五十一家，宋儒之说又有四十五家，大概关于义理的说法在这里已经大致齐备。何焯说，这是李中麓的宋本。《[C160]斋考工记解》二卷，宋代林希逸撰写。每一段都有图。虽然还不算极其详尽广博，但文字颇为明白。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宋本。其中有缺失的书叶，应当访求补全。《仪礼图》十七卷，宋代杨复、号信斋撰写，是朱子的门人，曾替朱子续编《仪礼经传通解》。这部图共二百零五幅。另有《旁通图》一卷，分为宫、庙、弁冕、牲鼎、礼器等类别，共绘图二十五幅。陈▯说：“吴槎客曾经用鲍以文赠送的元刻本校对通志堂刊本，由此可知，通志堂刻本中的图错误很多。”《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宋代直秘阁、昆山人卫▯，字正叔，号栎斋撰写。采集汉代至宋代论说《礼记》的言论，共一百四十四家，于宝庆二年上表进呈。何焯说：“名声很大，但书本身平平。”又说：“《集说》依据两部抄本付刻，都不够完善。顾伊人分卷校勘成书，错误很多。后来几年，有一部项氏宋本被古董商得到，其中缺十多卷，但版刻最为精良，而且多出魏鹤山的一篇序。我多次劝东海借来校对，并补刻魏序，他没有答应。” 这部书如今在金陵，应当设法访求得到，实在是至宝。顾伊人擅自扰乱并补入遗文，卷数另列在别纸上。”毛▯《汲古阁书目》说：“《礼记集说》共四十二本，是绵纸旧抄本，世上已经没有完整的原书，只有这一部宋本的影抄本。如今昆山刻书时，借此本描摹样本，而新刻本的后半部被顾伊人弄乱了次序，幸亏这部抄本还在，可以作为订正依据。”卫正叔亲自题跋说：“绍定辛卯年，我任职江东，漕运主管、大资政赵公善湘看到了我的《集说》，欣然捐资刻版。第二年秋天，我任期届满归去。到了嘉熙己亥年，已经过去九年了。我居乡等待补缺，搜访新的资料，遇到可以采录的，就随手补入，增加了原书的十分之三，于是又在严濑另外刊刻了这部书。庚子年六月题跋。”因此，有些卷在原有卷数之后又添入若干条，是赵公刻书之后增加的。昆山刻书时，下半部由顾伊人校对，他把后来添入的内容移到前面去了，这是错误的。幸亏这部书还保存着卫公的旧本。方纲考按：“卫氏这部书刻于嘉熙四年庚子。”慈溪《黄氏日钞》说：“吴郡卫氏的《集礼记解》，从郑康成以后，共收得一百四十六家。” 只有方氏、马氏、陆氏保存有完整的书，其余各家只解释篇章。凡是讲义、论说中曾经涉及的内容，都加以采录。这部书内容浩繁，只有严陵郡有官刻本。”所谓严陵郡官本，就是这篇跋所说的庚子年六月刊刻于严濑的本子。何焯说：“卫正叔《礼记集说》中，补遗列在卷数之后的有：七十三卷《玉藻》，七十六卷《玉藻》，七十七卷《玉藻》，九十三卷《乐记》，九十四卷《乐记》，九十六卷《乐记》，九十七卷《乐记》，九十九卷《乐记》。《礼经会元》四卷，宋代钱唐叶时撰写。他官至龙图阁学士，谥文康，与朱子友善，称为竹茔先生。这部书共一百篇。《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宋代永嘉郑伯谦撰写。目录分二十类。《夏小正戴氏传》四卷，宋代山阴傅崧卿撰写。世间流传的《夏小正》同《大戴礼记》的传文合在一起，傅氏首先加以整理确定：正文放在前面，传文列在后面。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宋人抄本。《仪礼集说》十七卷，元代福州敖继公、字君善撰写。他家居吴兴，是赵孟▯的老师。何焯说：”每卷后面都有一页，质量最好，可惜还缺少几卷，具体缺哪几卷已经记不清了，应当访求补足。

译“方纲考按：”这是说每卷后面都有校正讹误的文字。缺少这些校误的是：第一卷《士冠》，第十一卷《丧服》，第十五卷《特牲馈食》；这三卷的末尾没有这些校误，必须寻找元朝刻本来考察了。《仪礼逸经传》一卷，元代吴澄撰写。经文八篇，传文十篇。朱竹▯认为应当列入学官。《经礼补逸》九卷，元代新安汪克宽、号环谷撰写，抄合三礼、三传诸经的文字，以五礼统摄，与草庐的书不相同。《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三十八卷，成德撰写。何焯说：”不足以作为依据。”方苞说：”张朴村认为是陆翼王所撰述的。”考察望溪为朴村墓志所说的内容，张朴村起初以校勘宋元经解为业，寄居在徐司寇家中。《孝经注解》一卷，由唐玄宗、宋代司马光、范祖禹撰写。这是把唐明皇的注、司马氏的指解和范氏的解说合成一部书。丁杰说：”唐明皇所注的是今文，司马氏、范氏所解说的是古文，怎么能合成一部书呢？”何焯说，这是李中麓本。《孝经大义》一卷，元代鄱阳董鼎撰写。《孝经定本》一卷，元代吴澄撰写，就是《孝经章句》。《孝经句解》一卷，元代朱申撰写。《南轩论语解》十卷，宋代张┉撰写，乾道九年五月自序。何焯说：”东海从天一阁抄来，不能完全相信。”《论语集说》十卷，宋代永嘉蔡节撰写，淳▯五年上表进呈。《南轩孟子说》七卷，宋代张┉撰写，乾道九年十月自序。何焯说：”东海从天一阁抄来后，就直接付刻了。后来得到最精良的宋本，我劝他校正并修订版刻，他没有答应。”《孟子集疏》十四卷，宋代蔡模、号觉轩撰写，是九峰先生沈氏的儿子，这部书的后序作于淳▯六年。何焯说：”汲古阁宋本，最为精良。还存有《论语集疏》，应当访求刻印。”《孟子音义》二卷，宋代龙图阁学士、博平人孙▯撰写。采集张镒、丁公著、陆善经三家的音义，可以补足陆德明《经典释文》的缺漏，不是像依附《孟子正义》的本子那样。《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宋代格庵赵顺孙撰写。这部书始终以朱注为归依。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宋本。《四书集编》二十六卷，宋代真德秀撰写。何焯说：”这是李中麓的抄本，可惜不够完善。”《四书通》三十四卷，元代胡炳文撰写。《四书通证》六卷，元代新安张存中撰写。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本。《四书纂笺》二十六卷，元代詹道传撰写。采用王鲁斋所确定的句读。何焯说，这是李中麓的元本。《四书通旨》六卷，元代鄱阳朱公迁、字克升撰写。编排分类的条目共有九十八类。《四书辨疑》十五卷，元人，作者姓名失传。这是吴中范检讨必英家所收藏的元本。《朱氏经义考》说：”范氏本是元代旧刻，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是偃师陈天祥所撰写的。”《学庸集说启蒙》二卷，元代余姚景星、号讷庵撰写。《经典释文》三十卷，唐代陆德明撰写。解释《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尔雅》以及《老子》《庄子》，前面有序录一卷。序文中所说的癸卯年，是贞观十七年。何焯说：”这是依据遵王抄本付刻的，顾伊人所校之处满纸都是错误。” 武林顾氏豹文家有宋本，我多次劝东海借来校对，他没有答应。《七经小传》三卷，宋代刘敞撰写。前代经学家大多墨守注疏，到原甫才开始用自己的意见解释经书。书中杂论《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论语》，不同于诸儒的说法。王荆公修撰经义，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据。《六经奥论》六卷，宋代郑樵撰写。黎温的序说作者是郑樵，唐荆川《稗编》也沿用这一说法；《朱氏经义考》却列作无名氏，并说其中的议论与《通志略》不合，而且渔仲在上书中自叙所撰经说，也没有提到这部书名。《六经正误》六卷，宋代毛居正撰写。订正《易》《书》《诗》《礼记》《周礼》《春秋》三传中的字体错误。毛居正是衢州人，毛晃的儿子。何焯说，这是焦氏宋本。《经说》七卷，宋代南昌熊朋来撰写。内容包括《易》《诗》《书》《春秋》《仪礼》《周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以及杂说。何焯说，这个人博学高雅。《十一经问对》五卷，元代何异孙撰写。书中设置疑问，形式像策问对答。涉及《书》《诗》《春秋》、三礼、《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孟子》，没有《周易》。《敏求记》说：”《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河南人开始把它们分成两部书，而这里已经同《礼记》并列为三经了。“何焯说：”这是汲古阁元刻本，付刻时可惜缺少序文。后来汲古阁又得到一本，序文特别完整，已经摹写刻样送到京城，最终却没有刻成。”陈▯说：”这里所说的后来得到的那一本，也是元刻本，如今被鲍以文收藏，已经用来校对昆山刻本，补上了其中的缺漏。”《五经蠡测》六卷，明代福宁蒋悌生、字仁叔撰写。自序作于洪武三年。缺少《礼记》，实际上只有四经。《春秋》一卷也很少，共一百三十八种。丁杰说：”大概东海刊刻这部书，是一时沽名的打算，并不是真正喜好古书。”陆清献说：”还算差强人意，但也只是博取虚名。”

译《文苑英华》十函，一百册，由宋代宋白等奉诏撰写。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下诏命李▯、扈蒙、徐铉、宋白、贾黄中、吕蒙正、李至、李穆、杨徽之、李范、杨砺、吴淑、吕文仲、胡汀、戴贻庆、杜镐、舒雅等，查阅前代文集，选取精华，按类别编排，成为《文苑英华》。又续命苏易简、王▯、范果、宋▯和宋白等共同完成。雍熙三年，上奏一千卷。全书包括赋一百五十卷、诗一百八十卷、歌行二十卷、杂文二十九卷、中书制诰四十卷、翰林制诰五十四卷、策问四卷、策二十六卷、制五十卷、表七十四卷、笺一卷、状十七卷、檄二卷、露布二卷、弹文一卷、移文一卷、启十六卷、书二十七卷、疏五卷、序四十卷、论二十二卷、议十一卷、颂八卷、赞五卷、铭六卷、箴一卷、传五卷、记三十八卷、册五卷、谥议二卷、诔二卷、碑九十一卷、志三十五卷、墓表一卷、行状七卷、祭文二十三卷。考察宋代编纂的三部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其中两部在闽地、蜀地有刻本，只有《文苑英华》没有流传于世。宋孝宗朝，周必大提议请用秘阁本在御前校正，于是成为定本。有《纂修〈文苑英华〉事始》，是周必大编写并题识的。到明隆庆元年，巡按福建御史胡维新下令福州知府胡帛、泉州府万庆校勘刊刻。胡维新自序，另有涂泽民作序。胡维新是余姚人，嘉靖己未年进士，后来任参政。涂泽民是汉州人，嘉靖甲辰年进士，当时任巡抚福建都御史。《太平御览》一千卷，宋太平兴国二年由李▯等奉诏撰写。全书分五十五门，采录一千六百九十种书。《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兴国七年由李▯等奉诏编纂。上起梁末，下至唐代。《册府元龟》一千卷，宋景德二年由王钦若等奉诏撰写。全书分三十一部，每部有总序，共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门有小序。这三部书，真是极其瑰伟的宏大景观。至于明代的《永乐大典》二万余卷，则更加繁多丰富。按韵排列分类，终究有损于高雅的学术传统。不过，宋元以后的书籍，依靠这些书才得以保存。至于本朝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则汇集古今典籍，有的分开，有的合并，尽善尽美。制定体例，纲目分明，真是盛大美好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一十卷，由宋代钜鹿魏齐贤、甬阳叶芬共同编纂。所收全是宋代文章，共五百二十家。我所收藏的抄本，前面有绍熙元年庚戌八月南徐许开仲启所作的序。卷首盖有两方印章：“重光”“子宣”，大概是笪江上先生珍藏抄录的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文翰类选大成》一百六十三卷，分为五十六类，从周、秦直到元明人的诗文全都收录。由明代淮府康王祁铨辑录，长史李伯▯、冯原共同编纂，刻于成化年间。前面有自序一篇，署称西江颐仙。采录虽然详尽，但疏漏错误太严重，难怪《四库全书》没有收录它。《明文授读》六十二卷，由黄宗羲编纂。黄宗羲起初辑录有明一代文章，编成《文案》；后来得到昆山传是楼所藏书，又增加三百多家，编成《明文海》，规模相当浩大。他的儿子百家请黄宗羲选择其中最为雅正的文章，编成授读本。序文仍沿用《明文海》的旧序，由门人、宁波人张锡琨移来置于这部书前。《八家四六文钞》，由全椒吴▯选编刊刻。所谓八家，就是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吴锡麒、曾燠、孙星衍、洪亮吉八人；这八个人都是吴▯的老师或朋友。骈丽文作家应当把他们奉为准则。《切问斋文钞》三十卷，由吴江陆耀辑录。分为十二门：学术三卷，风俗五卷，教家二卷，服官一卷，选举三卷，财赋四卷，荒政二卷，保甲一卷，兵制一卷，刑法一卷，时宪一卷，河防六卷。书例说，所选都是内容质实而又有文采的文章。一切论史、论文以及诗词、字画，全都舍弃不取。前面有冯浩的序，刻于乾隆四十一年。《今文偶见》四十八卷，由归安徐斐然辑录。分为八门：学术三卷，风教六卷，政治六卷，道古五卷，论文六卷，献征十六卷，酬应三卷，游览三卷。前面有冯浩的序，刻于嘉庆四年。《南北朝文钞》二卷，由娄东彭兆荪从《南北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百三名家集》《四六法海》等书中杂取材料，选取其中文章写得特别好的，从永初起，到大业止，共得到文章一百篇，由徐达源刻印。

译元代济南潘昂霄，字景梁，著《金石例》十卷。鄱阳傅贵全的序文大意说：第一卷至第五卷，叙述铭志的起源，并且对于贵贱品级、坟墓上的羊虎石像、德政碑、神道碑、家庙碑和赐碑等制度，必定加以辨析。第六卷至第八卷，叙述唐代韩愈文章的体例，对于家世、宗族、职名、妻子、死亡与安葬的日期等文字删改取舍，尤其详尽。第九卷列举前代正人君子的格言，第十卷讲述史院的凡例。金石制度以及文字删改取舍的规则，也可以由此大致看出。明代长洲王行，字止仲，著《墓铭举例》四卷。他的自序说：‘凡是墓志铭，书写都有一定的体例，大体有十三项：一是讳，二是字，三是姓氏，四是乡邑，五是族出，六是行治，七是履历，八是卒日，九是寿年，十是妻，十一是子，十二是葬日，十三是葬地。次序就是这样。例如韩愈文集中《集贤校理石君墓志铭》便是如此。它的次序是：姓氏、乡邑、族出、讳、字、行治、履历、卒日、寿年、葬日、葬地、妻、子。例如韩愈文集中《故中散大⟦疑误⟧河南尹杜君墓志铭》便是如此。其他墓志铭虽然次序有时先后不同，但总不超出这十多项而已，这就是正例。’ 有些墓志铭，体例中本来规定应当写却没有写，体例中没有规定却写了，这又属于变例，各有各的原因。现在选取韩愈文集中所载的墓志铭，抄录其篇目，并在各题目下面列举它们的体例。神道碑铭也列举出来。又从李文公、柳河东的文章中选取最好的，接着列举欧阳永叔、尹师鲁、曾子固、王介甫、苏子瞻、陈无己、黄鲁直、陈莹中、晁无咎、张文潜、朱元晦、吕伯恭的作品，用来扩充韩愈文章的体例。国朝余姚黄宗羲，字梨洲，著《金石要例》一卷。他的自序说：‘碑版文章的体制，到宋末元初便败坏了。到了今天，作者已经成了张、王、李、赵一类的人；子孙得到这些文字，只是用来答谢丧葬馈赠，与纸钱、寓马相互配合，使人知道死者的子姓婚姻关系罢了。它的败坏又比元代更加严重。看似世系却不是世系，看似履历却不是履历。市井的声调和俗套的规范沿袭下来，人们习惯了，竟察觉不到它们的错误。元代潘苍崖有《金石例》，大体以韩昌黎为准则，但没有说明制定这些体例的意义和体例开始败坏的源头；也有一些本来不必列入体例的内容，却被列入了体例。例如上代的兄弟、宗族、姻亲，有的写，有的不写，不过是因为有的人著名，有的人不著名。原本没有固定的体例，却偏偏一一按照体例来说明。’ 所以我摘取其中的要领，略加辨析订正，用来补充苍崖著作的缺漏。乾隆二十年，德州卢见曾在扬州校刻，并在书前作序，取名为《金石三例》。大兴朱竹君学士请求把《永乐大典》中散佚的篇章搜集起来，编成定本，使它恢复原来的面貌。经部易类二十四种，一百九十二卷；书类十三种，一百五十二卷；诗类五种，五十七卷；礼类九种，一百二十卷；春秋类十九种，二百一卷；孝经类一种，一卷；四书类二种，十卷；乐类三种，九卷；小学类四种，十八卷。史部正史类二种，一百五十五卷；编年类五种，八百六卷；别史类三种，一百一十五卷；杂史类十种，十七卷；诏令奏议类一种，五卷；传记类十八种，五十卷；载记类三种，十三卷；地理类十二种，七十四卷；职官类五种，三十三卷；政书类十二种，一百五十六卷；目录类三种，四十二卷；史评类四种，十一卷。子部儒家类十八种，五十三卷；农家类三种，三十一卷；医家类十九种，六十六卷；兵家类四种，七卷；法家类五种，二十九卷。天文算法类十一种，五十八卷；术数类三十三种，一百四十四卷；艺术类六种，四十三卷；谱录类三种，四卷；杂家类二十九种，一百四十二卷；类书类二十种，一百三十五卷；小说家类十九种，四十二卷；道家类一种，十二卷。集部别集类一百六十六种，二千一百九十九卷；总集类九种，一百卷；诗文评类九种，十五卷；词曲类一种，二卷。总共编成书五百一十四种，五千三百一十三卷。这种汇集的功绩，千古不朽。《浙元三会录》，明代杨守址编。第一次会集始于成化六年，共六人；第二次会集在成化十五年，共七人；第三次会集在成化二十二年，共七人。杨守址每次都参加了。明代陆深《科场条贯》一卷，记载洪武至嘉靖年间科举考试的条文制度。张朝瑞《贡举考》九卷，起于洪武三年，止于万历十七年。每一科都载有会试考官和试题；所刻程文的篇目以及殿试榜的首尾全部收录，会试榜只收录前五人，乡试榜只收录各省第一人。姓名和籍贯的异同，也附带记载。冯梦祯《历代科举志》一卷，叙述历代贡举制度，但未免过于简略。张宏道、张凝道《三元考》十四卷，专门记载明代乡试、会试、殿试的元魁和鼎甲。起于洪武三年，止于万历四十七年，每一科都详细列出京城和各省的主试官。张天瑞《南国贤书》二卷，专门辑录江南省试考官三场试题以及中式举人的名籍，起于洪武三年，止于成化七年。《续录》六卷，也是张天瑞辑录、许天叙增补、董天荫重新刊刻的，起于成化十年，止于崇祯六年。其余书籍也都有所采录。陶九成的《说郛》和汪钝翁的《说铃》，两部书的书名都出自《法言》。吴中汇刻的许多书，也取名《说铃》，流传于世很广。汪钝翁的书刊刻在前，但很少见；何兰士侍御家中收藏着一部，纸张和刻板都很好。考察丛书，古代原本没有刻印的，宋代温陵人曾⟦缺字⟧开始辑集《类说》，从《穆天子传》以下，共收二百五十种，并且抄录原文和作者的世系履历，这是丛书的鼻祖。元代陶宗仪刻《说郛》，汇集了几千余种书，但原文都经过删节，读者以此为弊病。宋代左圭编纂《百川学海》，只收一百种，论丰富不及陶宗仪的书，但首尾完整，而且多收古人的序跋，因此胜过它。后来明代吴永的《续百川学海》收一百二十种，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收一百三十种，也都是由此发端的。

译《百川学海》，宋代左圭辑录。自序说：可以听到的言论很多，无法穷尽；可以观览的书籍很多，也无法看完。又说：古今记载极多，往往好古的人近于迂腐，追求奇异的人接近荒诞。记载详尽了就显得烦琐，简略了又显得疏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各种著述都受限于自身的体裁。甲集：《圣门事业图》《渔樵问对》《学斋占毕》《独断》《李涪刊误》《九经补韵》《中华古今注》《释常谈》。乙集：《隋遗录》《翰林志》《宋朝燕翼贻谋录》《退朝录》《玉堂杂记》《挥尘录》《丁晋公谈录》《王文正公笔录》《开天传信记》。丙集：《厚德录》《韩忠献公遗事》《王文正公遗事》《济南师友谈记》《可谈》《河东先生龙城录》《前定录》《国老谈苑》《晁氏客语》《道山清话》。丁集：《昼帘绪论》《官箴》《祛疑说》《因话录》《宋景文笔记》《鼠璞》《善诱文》。戊集：《东坡志林》《萤雪丛说》《苏黄门龙川志略》《西畴常言》《栾城遗言》《李东谷所见》《鸡肋》《谈圃》。己集：《王公四六话》《四六谈麈》《文房四友除授集》《耕禄稿》《子略》《骚略》《梅屋献丑集》。庚集：《选诗句图》《石林诗话》《六一诗话》《珊瑚钩诗话》《刘贡父诗话》《后山诗话》《许彦周诗话》《温公诗话》《庚溪诗话》《竹坡诗话》。辛集：《法帖释文》《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元章书史》《书断》《续书谱》《欧公试笔》《书谱》《法帖刊误》《翰墨志》《法帖谱系》。壬集：《端砚谱》《歙砚谱》《砚史》《刀剑录》《香谱》《茶经》《煎茶水记》《茶录》《东溪试茶录》《酒谱》《本心蔬食谱》《笋谱》《菌谱》《蟹谱》。癸集：《荔枝谱》《橘录》《南方草木状》《竹谱》《菊谐》《菊谱》《菊谱》《梅谱》《牡丹记》《牡丹荣辱志》《芍药谱》《海棠谱》《师旷禽经》《名山洞天福地记》。

译《续百川学海》，明代吴永辑录，共十集。梁萧统《二谛义》，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宋魏了翁《古今考》，宋马缟《中华古今注》，汉孔鲋《小尔雅》，唐邱光庭《兼明书》，唐罗隐《两同书》，宋萧参《希通录》，唐李济翁《资暇录》，宋戴埴《鼠璞》。元吾衍校《晋史乘》，明黄嘉惠等校《楚⟦书名乱码⟧》。宋秦仁醇《赵后遗事》，辽王鼎《焚椒录》，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晋陆⟦缺字⟧《邺中记》，宋周辉《北辕录》，元刘郁《西使记》，宋程大昌《北边备对》，宋孟珙《蒙鞑备录》，宋周羽冲《三楚新录》，宋陈彭年《江南别录》，元叶隆礼《辽志》，元宇文懋昭《金志》，宋洪皓《松漠纪闻》，宋张耒《明道杂志》，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唐张固《幽闲鼓吹》，唐刘⟦缺字⟧《隋唐嘉话》，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唐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无名氏《朝野遗记》，唐张⟦缺字⟧《朝野佥载》，唐冯翊《桂苑丛谈》，元姚桐寿《乐郊私语》，宋王⟦缺字⟧《国老谈苑》，宋孙升《孙公谈圃》，宋子俞子《萤雪丛说》，宋晁⟦缺字⟧《晁氏客语》，宋王⟦缺字⟧《道山清话》，唐韦绚《嘉话录》，宋江休复《邻几杂志》，宋陆游《避暑漫钞》，宋方岳《深雪偶谈》，宋韩元吉《桐阴旧话》，宋赵滑《养疴漫笔》，宋江万里《宣政杂录》，元郑元⟦缺字⟧《遂昌杂录》，宋赵葵《行营杂录》，宋陈襄《文昌杂录》，宋苏舜钦《闻见杂录》，宋谢枋得《碧湖杂记》，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元吴莱《南海古迹记》，宋方勺《青溪寇轨》，宋朱辅《溪蛮丛笑》，唐段公路《北户录》，唐孙⟦缺字⟧《北里志》，宋范成大《吴船录》《骖鸾录》《揽辔录》，宋陆游《入蜀记》，宋吕祖谦《入越记》，唐陆广微《吴地记》，宋周必大《吴郡诸山录》《庐山录》《庐山故录》《九华山录》，宋方凤《金华游录》，宋吕祖谦《卧游录》，宋欧阳修《归田录》，宋林逋《省心录》，宋李元纲《厚德录》，宋李昌龄《乐善录》，北齐颜之推《还冤记》，唐郑还古《博异志》，唐薛用弱《集异记》，唐陆勋《集异志》，元费著《岁华纪丽谱》，宋周密《武林旧事》，唐崔令钦《教坊记》，元黄雪蓑《青楼集》，唐陆龟蒙《小名录》，宋洪遂《侍儿小名录》，宋汪若海《麟书》，魏缪袭注《尤射》，唐张又新《煎茶水记》，唐释皎然《诗式》，梁钟嵘《诗品》，梁庾肩吾《书品》，唐欧阳询《书法》，元郑杓《衍极》，唐裴孝源《公私画史》，宋黄休复《名画录》，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唐南卓《羯鼓录》，无名氏《啸旨》，汉公孙弘《风后握奇经》。唐郑氏《女孝经》，宋晁氏《墨经》，无名氏《丸经》，宋张拟《棋经》，唐李翱《五木经》，梁虞荔《鼎录》，元费著《蜀锦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共一百二十种。

译《广百川学海》，冯可宾辑录。甲集：《圣学范围图》《立春考》《正朔考》《龙兴慈记》《在田录》《肇基录》《初政记》《逐鹿记》《东朝记》《垄起杂事》《椒宫旧事》《造邦贤勋录》《掾曹名臣录》《明良录略》。乙集：《从政录》《致身录》《殉身录》《备遗录》《平夏录》《复辟录》《女直考》《夷俗记》《北征录》《北征后录》《北征记》《使高丽录》《玉堂漫笔》《金台纪闻》《制府杂录》《杜阳杂篇》。丙集：《翦胜野闻》《觚不觚录》《溪山余话》《清暑笔谈》《吴中故语》《甲乙剩言》《三朝野史》《熙朝乐事》《委巷丛谈》《蜩笑偶言》《玉笑零音》《春雨杂述》《病榻寤言》《褚氏遗书》。丁集收录：李隐《潇湘录》、廉宣《清尊录》、康与之《昨梦录》、虞集《就日录》、皇甫枚《惊听录》、郑景璧《剧谈录》、李材《解醒语》、刘玉《已疟编》、张▯《耳目记》、鲁应龙《括异志》。戊集收录：陈继儒《群碎录》《枕谭》、祝允明《猥谭》《语怪》、徐祯卿《异林》、方凤《物异考》、闾丘方远《位业图》。己集收录：李梦阳《空同子》、屠隆《冥寥子游》、袁宏道《广庄》、黄姬水《贫士传》、陈继儒《长者言》《香案牍》、屠隆娑罗馆《清言》《续清言》、徐太室《归有园麈谭》、李鼎《偶谭》、屠本唆《韦弦佩》、祝肇《金石契》。庚集收录：屠隆《考▯余事》、陈继儒《▯栖幽事》、利玛窦《友论》、马一龙《农说》、慎蒙《山栖志》、彭年《林水录》、王稚登《吴社编》《客越志》《雨航记》《荆溪疏》、方升《太岳志》。辛集收录：陆深《蜀都杂钞》、杨君谦《金山杂志》、陈懋仁《泉南杂志》、吴拭《武夷杂记》、顾岑《海槎馀录》、马观《瀛涯胜览》、杨慎《滇载记》、王世懋《闽部疏》、华钥《吴中胜纪》、娄元礼《田家五行》、王稚登《明白篇》。王集收录：王稚登《丹青志》、陈继儒《书画史》、莫是龙《画说》、沈灏《画麈》、释莲儒《画禅竹派》、陆辅之《词旨》、王世贞《词评》《曲藻》、潘之恒《曲艳品》、张玉田《乐府指迷》、田艺蘅《阳关图谱》、王世懋《艺圃撷余》、吾丘衍《学古篇》、徐宜《古今印史》、陆深《古奇器录》、高濂《砚谱》。癸集收录：王思任《奕律》、潘之恒《叶子谱》、许次舒《茶疏》、冯可宾《岑茶笺》、袁宏道《觞政》《瓶史》、张德谦《瓶花谱》、高濂《艺花谱》《艺兰谱》《野簌品》、俞宗本《种树书》、王世懋《学圃杂疏》、黄省曾《艺菊谱》《稻品》《蚕经》《鱼经》《兽经》、王稚登《虎苑》。合计一百三十种（以上三部书，与石门顾修所见的版本不同）。

译毛氏汲古阁刊刻的《津逮秘书》：第一集有《子夏诗序》《子贡诗传》《申氏诗说》《韩氏诗外传》《陆氏草木虫鱼疏》《王氏诗考》《王氏诗地理考》《郑氏尔雅注》。第二集有《京氏易传》《关氏易传》《苏氏易传》《焦氏易林》《李氏易解》《陆氏易释文》《王氏周易略例》《卫氏元包经数》《郭氏周易举正》《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第三集有《通鉴地理通释》《通鉴问疑》《小学绀珠》《齐民要术》《急就篇》《汉制考》。第四集有《四十二章经》《道德指归论》《葬经》（附《葬经翼》）、《周髀算经》（附《数术记遗》）、《参同契》《玄女经》《胎息经》《握奇经》《耒耜经》《五木经》《女孝经》《丸经》《星经》《忠经》《宅经》《墨经》。第五集有《全唐诗话》《六一诗话》《沧浪诗话》《后山诗话》《彦周诗话》《紫薇诗话》《石林诗话》《中山诗话》《竹坡诗话》《文正公诗话》。第六集有《法书要录》《东观余论》《广川书跋》《宣和书谱》《金石录》（后来刊出）、《墨池编》（后来刊出）。第七集有《图画见闻志》《历代名画记》《古画品录》《续画品录》《宣和画谱》《图绘宝鉴》《后画品》《续画品》《画继》《画史》。第八集有《诗品》《二十四诗品》《风骚旨格》《芥隐笔记》《冷斋夜话》《西溪丛语》《益部方物志》《扪虱新语》《岁华纪丽》《玉蕊辨证》《▯呈史》《泉志》。第九集有《酉阳杂俎》《酉阳续杂俎》《诚斋杂记》《甘泽谣》《本事诗》《五色线》《却扫编》《剧谈录》《琅▯记》《辍耕录》。第十集有《洛阳伽蓝记》《洛阳名园记》《真灵位业图》《东京梦华录》《西京杂记》《佛国记》《创业起居注》《老学庵笔记》《汉杂事秘辛》《玉堂杂记》《焚椒录》《唐国史补》。第十一集有《搜神记》《后搜神记》《录异记》《稽神录》《冥通记》《异苑》。第十二集有《东坡题跋》《山谷题跋》《无咎题跋》《宛丘题跋》《淮海题跋》《鹤山题跋》《放翁题跋》《姑溪题跋》《石门题跋》《西山题跋》。第十三集有《六一题跋》《南丰题跋》《水心题跋》《益公题跋》《后村题跋》《止斋题跋》《魏公题跋》《晦庵题跋》《容斋题跋》《海岳题跋》。第十四集有《乐府古题要解》《癸辛杂识前集》《癸辛杂识后集》《癸辛杂识续集》《癸辛杂识别集》《绍兴古器评》《挥麈前录》《挥麈后录》《挥麈三录》《挥麈余话》。第十五集有《梦溪笔谈》《湘山野录》《春渚纪闻》《齐东野语》《茅亭客话》《邵氏闻见录》《闻见后录》《锦带书》《避暑录话》《贵耳录》。此书于崇祯十三年刊刻，前面有胡震亨的序。现在它的刻版已经不完整。原印本被书商囤积居奇，没有四五十金是买不到的。

译《历代小史》共一百五种，由南丰李┉编纂，万历十一年刊刻。前面有沔阳陈文烛以及┉所作的序。序中说：“正史出自众人之手，野史则是一个人根据实情记述而成。正史汇合历朝的事情，野史依据一时的见闻实录。何况天下有道时，公论既在朝廷，也在民间；天下无道时，公论在民间而不在朝廷。那么，朝廷方面的失误，难道不会有从民间得到补正的吗？”其中收录：罗泌《路史》、王嘉《拾遗记》、刘歆《西京杂记》、班固《汉武故事》、刘义庆《世说新语》、无名氏《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颜师古《隋遗录》、刘饣束《隋唐嘉话》、王谠《唐语林》、李肇《翰林志》、李▯《松窗杂录》、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张▯《朝野佥载》、李翱《卓异记》、郑▯《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天遗事》。廖莹中《江行杂录》、尉迟亻屋《中朝故事》、柳宗元《龙城录》、陆游《避暑漫钞》、张固《幽闲鼓吹》、孙光宪《北梦琐言》、苏鹗《杜阳杂编》、薛用弱《集异记》、李蘩《邺侯外传》、周羽冲《三楚新语》、陈彭年《江南别录》、王钅至《默记》、张唐英《蜀▯▯兀》、王▯永《燕翼贻谋录》、刘延世《孙公谈圃》、王巩《闻见近录》、赵葵《行营杂录》、蔡绦《铁围山丛谈》、曾忄造《高斋漫录》、王陶《谈渊》、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周必大《玉堂杂记》、钱惟演《钱氏私志》、韩元吉《桐阴旧话》、王明清《挥麈录》《挥麈后录》、丁谓《晋公谈录》、王会《王文正笔录》、张端义《贵耳集》、李有《古杭集记》、王君玉《国老谈苑》、俞文豹《清夜录》、江万里《宣政杂录》、张氵昊《艮岳录》、董▯《闲燕常谈》、侯延庆《退斋笔录》、石茂良《避戎嘉话》、□□《朝野佥言》《朝野遗记》、张仲文《白獭髓》、周密《齐东野语》、岳珂《▯呈史》、叶隆礼《辽志》、宇文懋昭《金志》、洪皓《松漠纪闻》、周辉《北辕录》、孟珙《蒙鞑备录》、程大昌《北边备对》、刘郁《西使记》、赵善▯▯《自警编》、李元纲《厚德录》、强至《韩忠献遗事》、王素《王文正遗事》《寇莱公遗事》、陶宗仪《辍耕录》、郑元▯《遂昌山樵杂录》、无名氏《东园友闻》《广客谈》、徐显《稗史集传》、徐祯卿《翦胜野闻》、祝允明《野记》。黄淮《平夏录》、姚福《清溪暇笔》、文林《琅琊漫钞》、陆钅弋《病逸漫记》、王鏊《震泽纪闻》、皇甫录《皇明纪略》、金幼孜《北征先后录》、无名氏《北征记》《西征石城记》《兴复哈密记》《复辟录》、彭时《可斋杂记》、刘定之《否泰录》、尹直《謇斋琐缀录》、李贤《古穰杂录》、许浩《两湖麈谈录》《复斋日记》、陈洪谟《继世纪闻》、祝允明《江海歼渠记》、梅纯《损斋备忘录》、无名氏《靖难功臣录》、张芹《备遗录》、无名氏《星槎胜览》《真腊风土记》、田汝成《炎徼记闻》、杨慎《滇载记》。此书在万历甲辰年，朱东光在粤中治兵时，命校官唐世延摘录四十多种，整理为六十卷刊行。《秘书》共二十一种，由汪士汉校订刊刻，包括：《汲冢周书》《吴越春秋》《拾遗记》《白虎通》《山海经》《博物志》《续博物志》《桂海虞衡志》《博异记》《高士传》《剑侠传》《楚史▯杌》《晋史乘》《竹书纪年》《古今注》《中华古今注》《三坟》《风俗通》《列仙传》《集异记》《续齐谐记》。

译钮氏《稗海》《续稗海》，由商▯刊刻。康熙三十五年，蒋国祚重新修订，分为十函。第一函收十种，共六十四卷：晋张华《博物志》十卷，晋葛洪《西京杂记》六卷，晋王嘉《拾遗记》十卷，晋干宝《搜神记》八卷（补有序），梁任▯《述异记》二卷，唐李石《续博物志》十卷（补有跋），唐王定保《摭言》一卷，唐陆龟蒙《小名录》二卷，唐范摅《云溪友议》十二卷（补有序），唐李冗《独异志》三卷。第二函收六种，共四十九卷：唐苏鹗《杜阳杂编》三卷，唐裴庭裕《东观奏记》三卷，唐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补有序论），唐赵▯《因话录》六卷，唐阙名《玉泉子》一卷，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二十卷。第三函收十种，共四十一卷：宋李昌龄《乐善录》二卷，宋王逵《蠡海集》一卷，宋范公称《过庭录》一卷，宋方勺《泊宅编》三卷，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一卷，宋永亨《搜采异闻录》五卷，宋魏泰《东轩笔录》十五卷，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十卷，宋郑景望《蒙斋笔谈》二卷，宋张舜民《画墁录》一卷。第四函收九种，共五十二卷：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十卷，宋沈括《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有序跋）、《补笔谈》一卷，宋史绳祖《学斋占毕》一卷，宋储泳《▯疑说纂》一卷，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十卷，另有《侍儿小名录拾遗》一卷，宋王钅至《补侍儿小名录》一卷，宋温豫《续侍儿小名录》一卷。第五函收七种，共五十一卷：宋马永卿《懒真子》五卷，宋欧阳修《归田录》二卷，宋苏轼《东坡志林》十二卷，宋苏辙《龙川别志》二卷，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十卷，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十卷，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十卷。第六函收七种，共三十三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四卷，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十卷，另有《避暑录话》二卷，宋周辉《清波杂志》三卷，宋彭乘《墨客挥犀》十卷，宋阙名《异闻总录》四卷，元郑元▯《遂昌杂录》一卷。第七函收四种，共四十八卷：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二十卷（补有序），唐张读《宣室志》十卷（补遗一卷），唐柳宗元《龙城录》二卷，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十六卷（补遗一卷，补有序）。第八函收九种，共四十四卷：宋阙名《儒林公议》二卷，宋赵德麟《侯鲭录》八卷，宋郭彖《睽车志》六卷，宋江休复《江邻几杂志》一卷，宋岳珂《▯呈史》十五卷，宋陈世崇《随隐漫录》五卷，宋阙名《枫窗小牍》二卷，宋胡▯《耕禄稿》一卷，宋李元纲《厚德录》四卷。第九函收六种，共三十九卷：宋姚宽《西溪丛语》二卷，宋王▯《野客丛书》三十卷（补有编目），宋俞元德《萤雪丛说》二卷，宋孙升《孙公谈圃》三卷，宋许ダ《许彦周诗话》一卷，宋陈无己《后山诗话》一卷。第十函收六种，共二十七卷：宋周密《齐东野语》二十卷（补有序，补有缺文），另有《癸辛杂识前集》一卷、《癸辛杂识后集》一卷（增补）、《癸辛杂识续集》二卷（增补）、《癸辛杂识别集》二卷。元代蒋子正《山房随笔》一卷。《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共六函、四十二册，由明代张溥编撰。一百一十八卷，共收一百三家。汉代九人：贾谊、司马相如、董仲舒、东方朔、褚少孙、王褒、刘向、扬雄、刘歆。东汉十一人：冯衍、班固、崔る、张衡、李尤、马融、荀▯、蔡邕、王逸、孔融、诸葛亮。魏代十二人：武帝、文帝、曹植、陈琳、王粲、阮▯、刘桢、应▯、应璩、阮籍、嵇康、钟会。晋代二十二人：杜预、荀勖、傅玄、张华、孙楚、挚虞、束皙、夏侯湛、潘岳、傅咸、潘尼、陆机、陆云、成公绥、张载、张协、刘琨、郭璞、王羲之、王献之、孙绰、陶潜。宋代八人：何承天、傅亮、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袁淑、谢惠连、谢庄。齐代六人：萧子良、王俭、王融、谢▯、张融、孔稚圭。梁代十九人：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江淹、沈约、陶弘景、邱迟、任▯、王僧孺、陆亻垂、刘孝标、王筠、刘孝绰、刘潜、刘孝威、庾肩吾、何逊、吴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八卷〕 陈代五人：后主、徐陵、沈炯、江总、张正见。北魏二人：高允、温子升。北齐二人：邢邵、魏收。北周二人：庾信、王褒。隋代五人：炀帝、卢思道、李德林、牛弘、薛道衡。搜集各书所载的诗文，也包括残篇逸句。每人各编成一集，每集各有题词。书前有张溥自己的序。

译《历代文纪》共十六函、一百六十册，由明代梅鼎祚编撰。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国子监生。著有《鹿裘石室集》。全书包括《皇霸文纪》十三卷，前有崇祯己巳年陈继儒的序；《西汉文纪》二十四卷，前有崇祯癸酉年陈泰来的序；《东汉文纪》三十二卷；《魏文纪》十八卷；《吴文纪》四卷；《蜀汉文纪》二卷；《西晋文纪》二十卷，前有崇祯丁丑年张煊、张溥的序。考察梅鼎祚编纂此书的用意，是想用它来配合冯惟讷的《诗纪》。但以文章与诗歌相比，编纂起来并不容易。梅鼎祚以一个诸生的身份，耗费数十年心力编成此书；后来他的儿子士都变卖家产刊行，朋友们也出力相助，陆续交付刻印，所以流传的版本卷数、册数彼此不一。《四库全书》所收还有《南齐文纪》十卷、《梁文纪》十四卷、《陈文纪》八卷、《北齐文纪》三卷、《后周文纪》八卷、《隋文纪》八卷，这些都是此本所没有的；而此本所收的《魏文纪》《蜀汉文纪》《吴文纪》三编共二十四卷，又是《四库全书》没有收录的。至于北魏一代，两种本子都缺失。梅鼎祚当时是否曾经有过这部分书稿，还是有书稿而未及刻印，已经没有资料可以考证了。总而言之，这部书是按时代分割、各自成书的，不能按照残缺散佚的例子来对待。而且书一刻成就已经广泛流行，因各个时期所得书稿的先后不同，所以版本内容也不同。至于梅鼎祚另外编纂的《释文纪》四十五卷，虽然名称沿袭相近，却更不应混入这部书中。泰兴季氏藏本。青州李南▯▯喜欢刻书，所刻《贷园丛书》共十二种，其底稿大多得自周书昌编修家。《九经古义》十六卷，惠栋《易例》二卷，惠栋《左传补注》六卷，李文渊《左传评》二卷，江永《古韵标准》不分卷，江永《四声切韵》不分卷，戴震《声韵考》四卷，曾宏父《石刻铺叙》二卷，钱大昕《凤墅残帖释文》一卷，张养浩《三事忠告》三卷，张尔岐《蒿庵闲话》二卷，赵执信《谈龙录》一卷。德州卢氏《雅雨堂》十种：《李氏鼎祚易传》十七卷，附《释文》一卷；《郑氏周易》三卷；郑氏《周易乾凿度》二卷；郑氏《尚书大传》四卷，附《郑司农集》一卷、《大传补遗》一卷；卢文▯召《续补遗》一卷、《考异》一卷；高氏诱《战国策》三十三卷；卢辩注《大戴礼记》十三卷；封演《闻见记》十卷；王定保《摭言》十五卷；孙光宪《北梦琐言》二十卷；颜师占《匡谬正俗》八卷；庞元英《文昌杂录》六卷。刻于乾隆二十一年。这些都是世间罕见的版本，卷帙丰富，纸张和墨色精良，确实值得珍藏。曲阜孔讠甫孟微波榭所刻《戴氏东原遗书》：《毛郑诗考正》四卷，《续天文略》三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声韵考》四卷，《考工记图》二卷，《方言疏证》十三卷，《水地记》一卷，《声类表》七卷，《原象》一卷，《戴氏文集》十卷，《水经注》四十卷，共十三种。又刻《算经十书》，并附戴震《九章算术补图》一卷、《策算》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又刻古书八种：《五经文字》一卷，《九经字样》一卷，《国语补音》三卷，《孟子赵氏注》十四卷，《孟子音义》二卷，《春秋金锁匙》一卷，《春秋长历》一卷，《春秋地名》一卷。《微波榭遗书》：《水经释地》六卷，《同度记》一卷，《杂体文稿》七卷，《红榈书屋诗集》四卷，《斫冰词》二卷，共五种。孔孟微波太史博古而又好事，不辱没孔氏家风。版刻极好，可惜纸张和墨色还没有完全达到尽善尽美。北方的工艺和材料不如南方，难道就是这个缘故吗？毕氏灵岩山馆刻书，有《山海经》《夏小正》《老子道德经考异》《墨子》《三辅黄图》《晋书地道记》《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长安志》《关中金石记》《明堂大道录》《易汉学》《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正》《书音同义异辨》《乐游联唱集》，共十六种。其中校订订正的部分，大多出自洪稚存、孙渊如之手。

译王▯卓《檀几丛书》共五十种，每种一卷，汇集同时代人的著述。虽然内容有些琐碎，但其中往往也有零散而珍贵的材料。徐士俊《三百篇鸟兽草木记》，徐士俊《月令演》，黄宗羲《历代甲子考》，徐汾《二十一史征》，宋实颖《黜朱梁纪年论》，金诺《韵史》，洪若皋《释奠考》，缪彤《胪传纪事》，毛先舒《丧礼杂说》，汪琬《丧服或问》，王嗣槐《锦带连珠》，陈鉴《操觚十六观》，王弘撰《十七帖述》，张正茂《龟台琬玉》，毛先舒《稚黄子》，沈谦《东江子》，恽日初《续证人社约戒》，张习孔《家训》，高拱京《高氏塾铎》，刘德新《十二戒》，傅麟昭《犹见篇》，张习孔《七劝》，谢开宠《元宝公案》，张潮《联庄》，庄臻凤《琴声十六法》，李清《鹤龄录》，陆圻《新妇谱》，陈确《新妇谱补》，查琪《新妇谱补》，徐震《美人谱》，余怀《妇人鞋▯考》，张潮《七疗》，黄周星《郁单越颂》，张▯《地理骊珠》，韩则愈《雁山杂记》，王修玉《越问》，尤侗《真率会约》，张潮《酒律》，金昭鉴《酒箴》，沈中楹《觞政》，朱晓《广抑戒录》，陈玉▯基《农具记》，宋荦《怪石赞》，诸九鼎《石谱》，高兆《端溪砚石考》，来集之《羽族通谱》，张纲孙《兽经》，陈鉴《江南鱼鲜品》，陈鉴《虎邱茶经注补》，林嗣环《荔枝话》。书前有张潮、吴肃公的序以及王▯卓自己的序，大概是继承《汉魏丛书》《唐人小说》《津逮秘书》《百川学海》《说郛》《秘笈》《快书》的编纂体例而来。《檀几丛书》二集共五十种。徐继恩《逸亭易论》，阎若璩《孟子考》，宋瑾《人谱补图》，姚廷杰《教孝编》，吴仪一《仕的》，宋瑾《古观人法》，丁雄飞《古人居乡法》，崔学古《幼训》，《少学》，方象瑛《俗砭》，李淦《燕翼编》，徐元美《艾言》，陈芳生《州蒙条例》，刘芳▯《拙翁庸语》，李日景《醉笔堂三十六善》，黄宗羲《七怪》，东荫商《华山经》，王士礻真《长白山录》，王士礻真《水月令》，毛奇龄《三江考》，黄元治《黔中杂记》，方亨咸《苗俗纪闻》，金人瑞《念佛三昧》，毕熙▯《佛解》，王士礻真《渔洋诗话》，江之兰《文房约》，冯京第《蕈溪自课》，《读书灯》，王概《学画浅说》，张永祥《广惜字说》，丁雄飞《古欢社约》，张荩《彷园清语》，程羽文《鸳鸯牒》，张芳《黛史》，丁雄飞《小星志》，叶琼章《艳体联珠》，黎遂球《戒杀文》，丁雄飞《九喜榻记》，丁雄飞《行医八事图》，张仁熙《雪堂墨品》，宋荦《漫堂墨品》，钱朝▯《水坑石说》，程雄《琴学八则》，高兆《观石录》，汪镐京《紫泥法》，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洞山岑茶系》，黎遂球《桐阶副墨》，张▯《南村觞政》，张万钟《鸽经》。由王▯卓、张潮共同辑录。《檀几丛书》余集共二卷。上卷收陆次云《山林经济策》以下三十种；下卷收韩则愈《五岳约》以下十七种。后面附有王▯卓四种、张潮六种，大概都是小品、短篇，记录下来以等待校印订正。

译《昭代丛书》，由张潮辑录，共五十种。它的体例也沿用《檀几丛书》。王▯卓《更定文章九命》，吴肃公《天官考异》，《改元考同》，《五行问》，梅文鼎《学历说》，张能鳞《进贤说》，施璜《塾讲规约》，甘京《夙兴语》，毛先舒《家人子语》，《语小》，甘楗《心病说》，魏禧《日录杂说》，周文炜《观宅四十吉祥相》，沈捷《增订心相百二十善》，殷曙《竹溪杂述》，汤传楹《闲余笔话》，狄亿《御试恭纪》，王▯卓《松溪子》，林云铭《读庄子法》，胡[C09A]《蒙养诗教》，徐沁《谢皋羽年谱》，王言《西华仙录》，黄周星《将就园记》，洪玉图《歙问》，闵麟嗣《黄山松石谱》，尤侗《外国竹枝词》，南怀仁《西方要纪》，李仙根《安南杂记》，毛先舒《声韵丛说》，黎遂球《花底拾遗》，徐士俊《十眉谣》，李沂《秋星阁诗话》，徐增《而庵诗话》，黄周星《制曲枝语》，宋曹《书法约言》，尤侗《戒赌文》。黄周星《▯词》《酒社刍言》，蔡祖庚《懒园觞政》，冒襄《齐茶汇钞》《宣炉歌注》，余怀《砚林》，周嘉胄《装潢志》，郑旭旦《牌谱》，郑晋德《三友棋谱》，王▯卓《兵仗记》，陈鼎《荔枝谱》，冒襄《兰言》，王▯卓《龙经》。书前有尤侗及张潮的序。《昭代丛书》乙集共四十种：洪嘉植《毛朱诗说》，黄元治《春秋三传异同考》，吴肃公《读礼问》，张愉曾《十六国年表》，刘师峻《北岳历祀考》，叶燮《江南星野辨》，毛奇龄《三年服制考》，魏禧《师友行辈议》，王士礻真《国朝谥法考》，金德纯《旗军志》，方象瑛《封长白山记》，王士礻真《纪琉球入太学始末》，孔尚任《人瑞录》，王士礻真《纪恩录》，董文骥《恩赐御书记》，徐秉义《还驾纪》，王仕云《格言仅录》，孔尚任《出山异数纪》，释道态《奏对机缘》，余き《塞程别纪》，许承宣《西北水利议》，王士礻真《广州游览小志》，《陇蜀余闻》，《东西二汉水辩》，魏禧《日录里言》，魏际瑞《偶书》，宋荦《漫堂说诗》，王士禄《然脂集例》，唐彪《身易》，魏际瑞《论文》，魏禧《日录论文》，毛先舒《韵问》，《南曲入声客问》，王言《连文释义》，孔衍┉《画诀》，王士禄《焦山古鼎考》，张▯召《瘗鹤铭辩》，《昭陵六骏赞辩》，林佶《汉甘泉宫瓦记》，张英《饭有十二合说》。吴震方《说铃》。前集收王崇简《冬夜笺记》，王士礻真《陇蜀余闻》《分甘余话》，李仙根《安南杂记》，范承谟《画壁诗》，宋荦《筠廊偶笔》《二笔》，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扈从西巡录》《塞北小钞》《松亭行记》《天禄识余》，方象瑛《封长白山记》，张学礼《使琉球纪略》，周亮工《闽小纪》，许缵曾《滇行纪程》《东还纪程》，闵叙《粤述》，陆祚蕃《粤西偶记》，陈鼎《滇黔纪游》，顾炎武《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救文格论》《杂录》，李玉殿《守汴日志》，南怀仁《坤舆外纪》，林谦光《台湾纪略》，季麒光《台湾杂记》，潘鼎▯《安南纪游》，陆次云《峒溪纤志》，孔贞▯《泰山纪胜》，吴阐思《匡庐记游》，屈大均《登华记》，周清原《游雁荡记》，共三十三种。后集收黄鹏扬《读史吟评》，吴绮《扬州鼓吹词序》，钮▯《觚剩》，陆次云《湖ヂ杂志》，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余怀《板桥杂记》，陈尚古《簪云楼杂说》，虞兆隆《天香楼偶得》，王逋《蚓庵琐语》，徐岳《闻见录》，陆圻《冥报录》，戒显《现果随录》，杨式传《果报闻见录》，徐庆《信征录》，吴陈琰《旷园杂志》，劳大与《瓯江逸志》，吕种玉《言鲭》，吴震方《岭南杂记》《述异记》，共十九种，前面有徐倬的序。

译歙县人鲍廷博在杭州刻书最为精良，校勘也很严密，只是遗憾版式太窄。《知不足斋丛书》共十八集。第一集收高彦休《唐阙史》二卷、《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沈作▯《寓简》十卷、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十卷、葛洪《涉史随笔》一卷、郭畀《客杭日记》一卷、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二卷、刘体仁《识小录》一卷。第二集收刘敞《弟子记》一卷、胡铨《玉音问答》一卷、黄澈《▯溪诗话》十卷、曾敏行《独醒杂志》十卷、费衮《梁溪漫志》十卷、邝露《赤雅》三卷、杭世骏《诸史然疑》一卷、《榕城诗话》三卷。第三集收陆游《入蜀记》六卷、朱翌《猗觉寮杂记》二卷、范▯文《对床夜话》五卷、瞿佑《归田诗话》三卷、都穆《南濠诗话》一卷、李东阳《麓堂诗话》一卷、赵▯函《石墨镌华》八卷。第四集收《孙子算经》三卷、《五曹算经》五卷、史氏《钓矶立谈》一卷、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五卷、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五卷，附一卷。又收郭宗昌《金石史》二卷、孙承泽《闲者轩帖考》一卷。第五集收王巩《清虚杂著》四卷、钱文子《补汉兵志》一卷、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一卷、王若虚《滹南诗话》三卷、刘祁《归潜志》十四卷、黄向坚《寻亲记程》一卷、边大绶《虎口余生记》一卷、祁承▯业《澹生堂藏书》约一卷、《苦瓜和尚画语录》一卷。第六集收文莹《玉壶清话》十卷、岳珂《愧郯录》十五卷、王灼《碧鸡漫志》五卷、《乐府补题》一卷、张翥《蜕岩词》二卷。第七集收何晏《论语集解皇侃义疏》十卷、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四卷、张世南《游宦纪闻》十卷。第八集收《张丘建算经》三卷、王孝通《缉古算经》一卷、王钅至《默记》一卷、张▯《南湖集》十卷、周密《苹洲渔笛谱》二卷。第九集收梁孝元帝《金楼子》六卷、蔡绦《铁围山丛谈》六卷、陈▯《农书》三卷、秦观《蚕书》一卷、楼▯《耕织图诗》一卷、白▯《湛渊静语》二卷、方鹏《责备余谈》二卷。第十集收林慎思《续孟子》二卷、《伸蒙子》三卷、王▯《麟角集》一卷、桑世昌《兰亭考》十二卷、俞松《兰亭续考》二卷、曾宏父《石刻铺叙》二卷、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一卷，附一卷；又收尤▯《万柳溪边旧话》一卷。第十一集收谢枋得《诗传注疏》三卷、颜之推《颜氏家训》七卷，附一卷，《江南余载》二卷、《五国故事》二卷、萧洵《故宫遗录》一卷、邓牧《伯牙琴》一卷、孟宗宝《洞霄诗集》十四卷、范成大《石湖词》一卷、张三聘《和石湖词》一卷、王沂孙《花外词》一卷。第十二集收段子武《诗义指南》一卷、钱杲之《离骚集传》一卷、吴淑《江淮异人录》一卷、《庆元党禁》一卷、朱肱《北山酒经》三卷、杨▯《山居新话》一卷、《鬼董》五卷、陆友《墨史》三卷、龚贤《画诀》一卷、笪重光《画筌》一卷、黄宗羲《今水经》一卷、汪辉祖《佐治药言》一卷、续一卷。第十三集收岳珂《刊正经传沿革例》一卷、张志和《元真子》三卷、洪遵《翰苑群书》二卷、赵升《朝野类要》五卷、黄煜《碧血录》二卷、潘阆《逍遥集》一卷、连文凤《百正集》三卷、张先《子野词》四卷、张雨《贞居词》一卷。第十四集收陈叔齐《籁记》一卷、司马光《潜虚》一卷、袁采《世范》三卷，附一卷，《天水冰山录》一卷，附《书画记》一卷。第十五集收吴缜《新唐书纠谬》二十卷、邓牧《洞霄图志》六卷、黄▯《聱隅子》二卷、袁▯《世纬》二卷。第十六集收董史《皇宋书录》三卷、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周密《武林旧事》十卷、袁韶《钱塘先贤传赞》一卷。第十七集收吴缜《五代史纂误》三卷、周去非《岭外代答》十卷、《南窗纪谈》一卷、《苏沈两内翰良方》十卷、宋濂《浦阳人物记》二卷。第十八集收黄庭坚《宜州家乘》一卷、范成大《吴船录》二卷、周辉《清波杂志》十二卷、《清波别志》三卷、沈荀蔚《蜀难叙略》一卷、朱翌《氵ň山集》三卷、刘应时《颐庵居士集》二卷。

译鲍氏《知不足斋重刊聚珍版书》收有：易纬十二卷；宋蔡渊《易象意言》一卷、宋郭雍《郭氏传家易说》十一卷、宋钱时《融堂书解》二十卷、宋毛晃《禹贡指南》四卷、宋袁燮《絮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宋张淳《仪礼识误》三卷、宋刘敞《春秋传说例》一卷、宋萧楚《春秋辨疑》四卷、唐太宗《帝范》四卷、元翟思忠《魏郑公续谏录》二卷、汉卫宏《汉宫旧仪》二卷、宋程俱《麟台故事》五卷、晋陆▯羽《邺中记》一卷、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十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晋王弼注《道德经》二卷、晋傅玄《傅子》一卷、元司农司《农桑辑要》七卷、明沈继孙《墨法辑要》一卷、北周甄鸾《五经算术》二卷、《孙子算经》三卷、《夏侯阳算经》三卷、魏刘徽《海岛算经》一卷、宋刘荀《明本释》三卷、宋袁文《翁牖闲评》八卷、宋张氵昊《云谷杂记》四卷、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六卷、宋韩氵虎《涧泉日记》三卷、宋周密《浩然斋雅谈》三卷、元李冶《敬斋古今︻》八卷、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二卷、宋胡宿《文恭集》五十卷、宋袁燮《▯斋集》二十四卷、宋曾几《茶山集》八卷、金王寂《拙轩集》六卷、元仇远《金渊集》六卷。这些都是最初刊行的版本，可惜后来其中许多大部头书没有全部付梓刊刻，世间于是再也看不到了。《泾川丛书》收录明人著作三十种、本朝人著作十一种，都是泾县有益于经史的书，由赵绍祖编次。赵绍祖博学而嗜好古籍，辑成《金石文钞》八卷，我为它作了序，并于嘉庆八年刻版。●卷五《读史漫录》。张南轩告诉宋孝宗说：“陛下应当寻求通晓事务的大臣，不必只寻求能办事的大臣。如果只寻求能办事的大臣，那么将来败坏天下大事的，未必不是这种人。”这两句话，可以作为万世任用人才的原则。天下间寻求具有小才小智、足以胜任一官之职的人，从来不缺。只有到了关系国家利害安危、处在重大关键和重要形势之时，不是通晓事务的大臣，就不能洞察其中的细微之处、明辨其根本要领。“晓事”两个字，哪里容易得到？必须有一种见识，能够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有一种气魄，能够决断别人所不能决断的事；而且他的内心完全出于公平正大，没有什么需要回避和忌惮。这样，事情一到，就完全不会因疑惑迟滞。否则，即使博通古今、洞察隐微，一旦被私意迷惑，也会失去清明的本体，从而对事情的关键发生昏昧。这样还能称为晓事吗？《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驻在谷城时，左良玉请求进攻。熊文灿说：“他虽然怀有二心，但还没有形成事端；你虽然善于作战，但兵众还没有集结。突然进攻他，其他盗寇一定会有所行动。假如不能取胜，损失实在太大。不如暂且缓一缓。”左良玉说：“不是这样。逆贼有利于野战，不利于守城。现在我军出其不意，他的士兵心中惊惧，粮食没有后续供应，各部又在观望，他一定不能前进。我军趁贼军懈怠而奋进，贼军兵少而我军兵多，进攻一定能攻下，袭击一定能取胜。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后悔也来不及了。”熊文灿极力禁止他，事情才停止。张献忠后来焚烧谷城、劫掠房舍，逃入郧阳竹山一带。熊文灿请求追击。左良玉说：“先前我说要迅速进攻，是怕他逃走；现在不是不进攻，而是要避开他的锐气。山林竹丛稠密，地势深险阻塞，前面有逃兵、后面有伏兵，我军失去了有利条件，这还不是把敌人逼入绝地。他的两名叛将已经离去，九营也跟随而去，同恶相济，气势正盛，并不是走投无路地逃窜。背着粮食进入山中，颠沛于山谷之间，十天后粮食吃尽，马匹死亡，士兵饥饿。如果现在果真行动，我军一定失败。”不久，罗犭英果然遭到失败。宁南可以说是懂得用兵，他这几句话完全仿佛《左传》的笔法，读来很有生气。《卢象升疏略》说：“台省官员动辄以没有追击到底来责备我们，他们的议论并非没有道理，但这终究都只是剿贼。既然有追击的人，就一定还要有一两支重兵，有的负责堵截，有的负责拒守，这样才不会有溃散冲决的忧患。如果前面没有堵截，旁边没有拒守，只依靠一次追击，即使有缩地之法，能够远远赶到贼军前面，而贼军善于躲避官兵，转身向其他方向逃去，我们仍然是在追赶贼军。即使想不追赶，也做不到。”卢公的文章不古奥，但语言极其透彻精辟。杨孟载《眉山集》中《送谢防御出郭团练诗》有这样的句子：“官家有百万军队，自然足以同盗寇争战。你只管守护你的乡土，你只管保全你的性命。平时如果不加防备，仓促之间恐怕就会倾覆。我应当减轻你的劳役，少征收你的赋税。”团练的意义及其法令纪律，这几句话已经无不包括。正统十二年，福建沙县邓茂七反叛，明英宗命都御史张楷讨伐贼军。张楷暗中招致贼党黄琴、罗汝先充当间谍，诱使邓茂七进攻延平，预先设下伏兵引诱他们，假装败退。贼军乘胜渡过浮桥，逼近城关和厢区，伏兵发动并发射火炮，合力攻击贼军，大败之。邓茂七被流矢射中而死。斩下他的首级，写成露布上报朝廷。这次战役以前，庆元的贼人叶宗留曾据守车盘；后来又有邓伯孙和女贼廖氏聚集在后洋，侵扰残害福建、浙江、江西各地，精锐部队几乎被杀伤殆尽。到这时利用间谍，才使他们归顺。用兵出奇制胜的重要性，实在太大了。郧阳的大盗刘千金在成化二年反叛。尚书白圭督率各军进讨，擒获刘千金。贼党刘长子和妖僧石和尚逃走，白圭派参将喜信、指挥张英诱使刘长子捆绑石和尚投降。这也是使用奇计的一个例证。工科给事中刘曰俊说：“招安的失策，是被‘回原籍’三个字误导了。乡里的人见到贼人，并不是害怕而不敢同他们居住，就是感到羞耻而不肯同他们为伍。贼人在那里也难以立足，往往因此后悔，最终失败。”他又说：“按照过去的办法推及以后，可以确信狡猾的贼人不是用交战或防守就能解决的。必须另设一种办法，用贼人攻击贼人，用贼人招抚贼人。以真诚使他们受到感化，收拾并解散他们的队伍，这才是适宜的。”所谓“推诚感格，收拾解散”八个字，其中包含着很深的学问，也包含着高明的治理方法。高明的医生善于诊脉，尤其善于用药。刘曰俊说得对。

译邹漪说：明怀宗对待延绥，只是用延绥的范围来看延绥，从没有把整个秦地的情况作为观察延绥的依据；用秦地的范围来看秦地，也从没有把天下的安危作为观察秦地的依据。我记得老师李宫允明睿曾说过：事情开始时拿出一钱，可以抵得上后来万钱的费用；事情拖到后来，即使给人万钱，也抵不上开始时一钱的作用。这句话深刻切中了明朝末年的弊病。《卢象升疏略》说：“贼势猖獗以后才调兵，贼军增多以后才增兵，没有人不是处在落后被动的局面。军队到了以后才商议军饷，军队集结以后才请求军饷，时时都潜伏着危险的形势。”可以说语言深沉，意义精确。《涌幢小品》记载：弘治年间，下令州县选取民壮。在此以前，天顺初年曾下令招募民壮，鞍马器械全由官府供给。本户有粮食的，免除五石粮的征收；仍免除每户二名丁役，以资助供给。如有事故，不许勾取丁役。到这时又下令州县选取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精壮之人。州县辖地有七八百里的，每里签取二人；有五百里的，每里签取三人；有三百里的，每里签取四人；有一百里以上的，每里签取五人。春、夏、秋三季每月操练两次，到了冬季则操练二日、休息三日。遇到警报需要调集时，由官府供给行军粮食。另外，土兵制度起源于宋代，所谓陕西义勇刺字为兵，就是这种制度。但唐代藩镇和汉代郡国所使用的兵，难道唯独不是这一类吗？元末盗寇兴起时，胡深在缙云，感慨地对朋友说：“军队的粮饷，都出自百姓；而今天的百姓，困苦已经非常严重了。”于是向上级请求，下令有田地的人每十石粮食出一人当兵，并由这些粮食供养士兵。按一个郡计算，二十万石粮食可以得到二万精兵。军队没有远戍的劳苦，官府没有养兵的费用，而二十万石粮食本来仍然存在。实行几年，就能使各地兵力强盛、财物丰足。这种制度最好。但元代法度宽松放纵，又正值动乱时期，所以能够实行，而且并不只有胡深这样说。章溢父子兄弟本来已经亲自实行过这种办法。成化二年，采用陕西巡抚卢祥的建议，选取民丁中强壮的人，编成什伍，称为士兵。原先签取的民壮，也编入其中。酌情加以优待抚恤，共得到二万人。当时毛里孩正强盛，窥伺边境；他对此有所忌惮，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后，有人建议训练苏州士卒，却没有顾及士兵，最终没有成功。王思质因此遭祸，唐荆川因此受到诽谤。彭躬庵说：“杜甫以稷、契自许，担任谏官。肃宗时期战事兴起，李辅国、鱼朝恩之流进谗构陷两宫，逼迫挟制各位大帅，使他们不敢说一句话。只有房▯因私人旧交而竭力申救。这样哪里称得上是稷、契呢？”这番议论很正直。等到读到汪钝翁《少陵像赞》的序中说：“老杜的诗写道：‘避开别人把谏草烧掉，骑马想要在鸡鸣时住宿。’又写道：‘明早有封事要上奏，几次询问夜里是什么时候。’他所谓一夜也不忘记君主，就是这样。”史官遗漏了这些，刘▯句本来就不值得说，宋景文、欧阳文忠也不免有所遗漏。难道那个避开别人而焚烧谏草的事情，果真是有其事吗？这说法比较平和，不知躬庵是否知道并听说过这些？刘文成《新春》诗说：“我的头发一天比一天白，我的容颜一天比一天衰丑。开酒暂且使心情愉快，谁能顾及死后的事情。”于忠肃《自叹诗》说：“寒暑交替地侵凌我，使我美好的容颜凋零。牙齿渐渐松动脱落，鬓发一天比一天白。”这种衰老萧瑟的情状，实在不忍卒读。后来一人辅佐皇帝成就大业，一人安定国家，都成为社稷之臣。君子能够随遇而安，确实如此。《东谷赘言》记载：都御史东阜刘公巡抚四川时，有个门生在谏垣任职，写信来请求他作一篇《司谏箴》。东阜回信说：“我年老昏悖，学问荒疏，哪里能办这件事？我曾见前科程文中载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的讲解说：‘事情关系到利害，有全天下都不敢说的，而只有自己说出来；事情的关键隐藏在细微之处，有全天下都不能说的，而只有自己说出来。’请把这几句话写在座位右边，作为《司谏箴》就可以了。”门生得到回信，读后肃然起敬。《陔余丛考》记载：自古以来用兵，往往兵力多的反而失败。因为兵力过多，号令就不能统一，气势和士气不能贯通，必然不能发挥如臂使指般相互调动的作用。而且将领会产生依仗兵多的想法，谋划往往更加疏漏；士兵也会产生依仗人多的心理，作战时便不尽力。这也足以作为一种说法。《后汉书·度尚传》记载：度尚击破贼军后，卜阳、潘鸿等仍未被消灭，而士卒骄纵富足，没有斗志。度尚于是下令军中任意外出打猎，暗中派人潜入焚烧营寨，把积存的珍宝财物全部烧光。打猎的人回来后都哭了。度尚便慰劳他们说：“贼人的财宝堆积如山，足以使几代人富足。诸位只是没有尽力罢了！”于是人人争相奋勇，大败并平定了他们。《翰苑丛钞》记载：贾宣伯有一种神药，能够治三虫。只需煎熬黄柏木，再用热酒浇上去，此外没有别的药味。一天他经过松江，得到一条大鱼，便把它放进水网中，投入一小刀圭药。鱼吸入药后立即死去。后来吴江一带出现怪物，当地人说是蛟在作害，宣伯向水泽中投了几刀圭药，第二天老蛟便死了，浮在水面上。水中的虫类不知有多少，也都被药毒死了。山里人说这种药本来是仙方，然而航海的人有时也需要它。又在景▯三年五月，诏令内外臣僚，准许把家书附在递送公文的驿传中。诏令明确告知内外官员，下达到进奏院，依照执行。这是因为臣子在远方做官，谁能没有思念坟墓、宗族和亲戚的心情呢？能够专门派人快马送信的，必定是达官贵人之后才办得到。这项制度一颁布，小官下级也有许多人能够受到恩惠。如今各地士大夫的私信多能随递送公文寄出，正是沿用旧制。长庆二年，度支张平叔提出实行粜盐的办法，请求核查各地实际户数，按人口编组立保，发给每户一年的盐，让他们分四季缴纳盐价，后来被韩愈驳斥而停止。这就是今天户口食盐的办法。如今虽然不觉得它扰民，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对国家的财政没有益处。但这种制度沿袭日久，不追究其根本，也只是把它当作文书形式罢了。汉代货币使用黄金，夹杂使用泉货。唐代纯粹使用钱。开元、天宝年间，全国铸钱有九十九座炉，每年铸钱八百万。到了元和、长庆年间，铸钱炉只剩十多座，铸入的数量才十五万。增减盈亏的差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两河、太原一带夹杂使用铅铁，岭南夹杂使用金、银、丹砂和象齿，其他地方都使用钱，白金还没有大量使用。宋代开始使用白金和钱，间或使用交子。元代宝钞盛行，与银、钱并用。如今只有白金和钱，黄金不再作为货币使用。元代的钞法有三种。最初制造中统交钞。经过多年以后，又制造元宝钞。又过了三十多年，改造至大银钞。钱法有两种：一种叫至大通宝，一文折合白银一厘；一种叫至元通宝，一文折合白银一分。

译台谏官根据传闻上奏论事，考察历代法令典章，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唐史记载，武后用权术控制群臣，谏官、御史得以根据传闻上奏论事。从御史大夫到监察御史，都可以相互弹劾，往往凭借险诈偏邪互相倾轧。这就是风闻言事的开始。欧阳修游历随州时，得到韩愈的遗稿，读后十分仰慕他。他苦心探究其中的深奥义理，以至于忘记睡觉和吃饭，终于凭文章名满天下。当时韩愈的文章还没有在世间广泛流行。欧阳修从残断的简牍和散佚的篇章中，获得了正法眼藏，可以说是上天所授。如今韩愈、欧阳修的文章遍布天下，能够苦心探究而得到其中本真精华的，又有几个人呢？苏轼的文章出自孟子。当时孟子的书还没有列入学校，本来只是侯鲭中的一道菜罢了。可是如今全天下都佩服它，像布帛、粮食一样，人人都吃得饱，却没有人知道它的滋味。自古以来，艺文经籍越难得到，人们就越看重它；见得越少，领会就越深入。为什么呢？得到得容易，就不肯专心潜究；见得太熟，就忘了它的珍贵。如今那些临摹碑帖的人，面对断裂的旧帖，往往从残编断简中得到它的精神，不正是因为它们难得而且少见吗？假如写文章的人也能有临摹碑帖时那样的心思，那么《兰亭序》的几句话、峄山的一小块石刻，也可以取用不尽，何必写得那么多呢？否则，即使案上堆满、箱中装满，像武库的收藏那样丰富，也仍然不足以供使用。选诗中所收的，没有诸王的诗；法帖中所汇集的，没有诸谢的书法。古今才士，也没有像这样兼擅两长的。唐代渭南县尉刘延佑，二十岁时考中进士，办理政事在京畿各县中最为出色。李▯对他说：“您的年纪还很轻，却很快获得了盛大的声名，应该稍微自我谦抑，不要独自出人头地。”当时风俗还淳厚，后辈少年受到长者的教诲就是这样。以上几条，见于《谷山笔麈》。《刘宗周劾温体仁疏》说：从前唐德宗对群臣说：“人们都说卢杞奸诈邪恶，朕却一点也没有察觉。”群臣回答说：“这正是卢杞之所以奸诈的地方。”我每次反复诵读这句话，都认为它是为万世辨别奸人的要诀。所以说：“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近年来，陛下厌恶私下交结，臣下便多以告发他人来求进；陛下嘉许清正节操，臣下便多以曲意谨慎来取容；陛下崇尚励精图治，臣下便奔走承顺，把迎合当作恭敬；陛下重视综核名实，臣下便在琐碎之处吹毛求疵，以显示明察。凡是这些，正是似乎诚信、似乎忠贞的一类。究察他们的用心，没有一件不是出于自身和家族的利禄。《范景文抚贼未可轻信疏》说：自古治理盗贼的方法，无非剿灭和招抚，权宜之计可以同时实行，形势上却难以偏废。谁不知道这一点呢？但是，先剿灭后招抚，要求招抚的主动权在贼方，而权力掌握在我方；不剿灭而招抚，要求招抚的主动权在我方，而权力却掌握在贼方。权力在我方，就可以自如地操纵；权力在贼方，他们就会时叛时服，不能保持稳定。况且招抚没有奏效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今天招抚，明天就叛乱；表面上接受招抚，内心却叛乱。并不是招抚事情本身会局势变化，而是没有办法剿灭他们、控制他们的生死罢了。潘少保季驯在嘉靖己丑年受命治理河道，到万历庚辰年工程完成。他著有《宸断大工录》。前后四次总管河务，晚年编纂《河防一览》。他的主要主张是：使漕运通行于河道，那么治理河道就是治理漕运；使河道在淮河汇合，那么治理淮河就是治理河道；使河、淮合流一同入海，那么治理河、淮就是治理海口。其立意在于筑堤约束水流，借水冲刷泥沙，以此取得成效。薛文清《读书录》说：偶然看见一个伶人站在三层高桌上，头顶着一个小童，可以说非常危险了。于是笑着自我譬喻说：“这个伶人、这个小童，在这个时候都没有邪念。”为什么呢？因为恐惧之心压倒了其他念头。卑贱的技艺尚且如此，君子学习道理，也必须常常存有戒惧之心，就像处在极其危险的地方，这样才不会产生邪念。如果安于懒惰放纵，那么无穷的邪念就会暗中由此产生。魏公子无忌让车骑空出左边的位置，去迎接侯生。侯生径直上车，使公子坐在上座。这里“载”字也有承载、让人乘坐的意思，与《老子》《屈子》《扬子》中“载魄”的“载”字含义相同。《静志居诗话》记载：肃皇帝听信蓟州人李升、嵩县人刁腾的话，分别派遣中贵崔闵、主事沈应干、千户仝爵、李钅宏，到当地察看银矿。当时辽东卫军姜贤也上奏请求开采盖州、归州的矿，于是任命姜贤为矿长。到了万历年间，陈说开矿有利的人纷纷出现，于是中贵人四处出动，天下骚动。姚思仁任巡按时，仿照郑侠的《流民图》，撰写《开采图说》进呈，竭力请求停止开矿劳役，皇帝没有听从。后来开矿的人互相争斗仇杀，群盗纷纷兴起。京畿一带有齐本数、李庸、史籍、周言、张世才、石宾河，南方有张住、朱世安、赵仲保、兰一枝、王西安，山西有张守清、郭贵三、张尽忠、许廷珍，宁夏有杨戬。本来想使国家获利，国家却几乎因此陷入危难。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刻了一块碑，称为誓碑，封闭得非常严密。新天子即位时，按照礼仪打开碑室，默诵碑上的誓词，即使是心腹大臣和亲近大臣也不知道内容。靖康之变时，才得以公开观看。碑文有三行：第一行说，柴氏子孙不得加刑处死或在市中斩戮，支属也不得连坐。第二行说，不得杀害士大夫以及上书言事的人。第三行说，子孙中有违背这些誓言的，天必降雷击杀他。元代送终的礼制，使用香枕木分成两片，在木中凿空，形状大小仿照人的形体，合起来作为棺材，把遗体放在里面。全部髹漆后，再用黄金制作三道箍圈。箍圈固定后，送到园寝所在地深埋，再用万匹马践踏压平。等到草长青时，坟墓已经与山坡混为一体。不耗尽财物，不用女子殉葬，不建高大的山坟，也没有留下可以考察的志记遗迹，哪里还会有被发掘、尸骨暴露的祸患呢？元军遇到战事紧急时能够招致风雨，借此突然突围逃走。大概是因为随身带有赭丹。赭丹是马腹中产生的东西。使用时念诵咒语，就能招来风雨，类似狗宝、牛黄之类。宋代有《叠阵法》，是吴▯创作的。其方法是：前面一行是刀▯手，蹲伏着等待，阵势最低；第二行是矛、戟和大枪手，站立着等待，阵势稍高；后面一行是骑兵弓箭手，阵势最高。各行相互依靠，轮流前往支援。最低的一阵，在蹲伏处挖地，挖到足以容身，再用云幢遮蔽，并交错配置柁戟，这样箭镞就无法射到。军队在陆地上时，就纵横挖掘壕沟，组成地网；遇到泉水时，就加以引导、拦蓄，组成水柜。但是敌人突然到来，有时在地网、水柜之外，于是就使用电扫、雷丸来攻击。制作这种器械时，大管长七尺，用铜制成；小管长七寸，用药力发射。用人少而成效大，费用节省而士卒强健，进攻作战容易，不必等到受到威逼才行动。

译叶文庄公盛任宣府巡抚时，修复了官牛、官田的制度。开垦的土地日益扩大，积存的粮食越来越多，用多余的粮食每年换取战马一千八百多匹。屯堡中有废弃残缺的，就加以修筑。没有几个月，便修完了七百多所。唐代贞元、元和年间，张公瑾任代州都督。张公瑾为此设置田地，以减少运输粮饷的费用。李绛上奏说，振武、天德两军左右有良田一万顷，可以选派能干的官吏设置营田，以节省费用、保证粮食供应。后来终于由卢坦负责经营，四年得到粮食四十多万斛，每年节省度支钱二十多万缗。韩重华从东面的振武出发，向西越过云州，最远到达中受降城，设置栅堡二十处，开垦田地三千八百处。韩魏公说，代州宁化军有禁地一万顷，应当像草城川那样招募弓箭手，分给土地，按土地计租，用来准备征战防御。这些都已经试行过，并有明确成效。后来军政不再整顿，敌寇警报不断到来，于是竟把罪责归到田地牲畜上，禁止百姓耕种。这叫作因噎废食。李佶说，每一引正盐，允许带出二引余盐。霍韬建议，每一引正盐，允许带出三引余盐。或者让商人在边境沿线申报缴纳，或者让商人在盐场买盐补足。这样公私双方都得利，商人和灶户都便利，私盐不必等待禁止就会自行消失。而且每一引正盐带出二引或三引余盐，这就使国家获得额外二三倍的利益，灶丁也能得到二三成的利息。此外即使还有剩余盐，也应当全部捐给他们，任凭他们流通买卖，不再加以拘禁，把私盐全部变为官盐；这样也可以把盐徒全部变成良民。通惠河是元代郭守敬建议开凿的：引昌平白浮村的神山泉水，经过双塔、榆河，又引一亩、玉泉等处的水，进入都城，汇流到通州，设置闸门来宣泄和调节水流，后来逐渐淤塞废弃。嘉靖年间，采纳御史吴伸的建议，修筑并设置五座闸。每座闸配置剥船六十只。每运输一石米，可减少陆路牵挽费用银四分五厘，每年节省漕夫脚价银十万多两。吴伸的奏疏写得很详细，可以查考。李乐《见闻杂记》说：谏官奉诏弹劾大臣，必须有一段公心，是非判断不能偏枉。双方对证之后，自己问心无愧。至于议论元辅、太宰、本兵，必须先下功夫，看清眼前有谁可以替代。能够替代的人必须比被罢去的人贤能，而且必须对国家有益。这才是善于进言，也是忠于进言。若只是写成这样一篇文章，打出自己的名声，对国家丝毫没有补益，那还不如闭口不言，反而没有损害谏官的职责。于慎行《读史漫录》说：陆贽说，刀箭在原野上交战，决策却在九重宫禁之中；战机在极短时间内变化，计策却要在千里之外制定，这不是正确的谋划。如今各边的总兵、巡抚遇到一个敌寇就出动一支军队，取得一次战功或处罚一个罪人，都必须上奏请示。命令无法及时执行，事情受到朝廷内部的牵制，彼此推诿调度，常常导致误事。这是由于将领的权力不够重要造成的。《析酲漫录》说：陶渊明的墓失踪了一百多年，没有人寻到。李空同找到了他的墓山，作了封识；又找到了他的旧屋、祠堂遗址和田地，让他的后代承领产业，真是一件盛大的善举。狄梁公有个姨母，狄公想授予她儿子官职。姨母说：“我的儿子是个男子汉，他不肯侍奉女主。”姚少师有个姐姐，姚公想授予她儿子官职。姐姐说：“和尚暂且不要这样做。我这个老妇人只有这一个儿子，不要教他去做坏事。”这真是针锋相对的两段话。世人说外域没有硝和硫黄。洪熙元年，哈密进贡了硫黄。吕新吾说：我年轻时曾泄露应当保密的话，父亲责备我。我回答说：“我已经告诫听到的人，让他不要泄露。”父亲说：“你不能保证自己的嘴，却能保证别人的嘴吗？况且告诫别人和告诫自己，哪一个更难？你要谨慎。”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赵忠定的幼子赵崇实，曾与我商议骈俪文章，认为这方面最不可忽视。赵公在执掌政务的职位上，间或借此来观察人才。即使是尺牍、小简也是如此。因为不只是骈俪文章。有个人对赵公说：“如果文章出自别人的手笔，那就难以由此了解人才了。”赵公说：“不是这样。他能够请人替自己写好文章，这个人也不会是庸碌之辈。”这就是赵公选拔人才、报效国家的一个方面。唐明宗焚香祝天时所说的话，包含着像尧、舜那样把天下公之于天下人的心愿。宋仁宗说：“我不想把别人的过失留在心里。”这就是皇极之道。汉光武帝治理盗贼时，在各郡国盗贼同时兴起的情况下，派使者到各郡国，下令听任盗贼彼此检举揭发。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个人的，免除他们的罪过。用一个人的性命来免除五个人的死罪，这五个人哪里会不协力呢？盗贼中即使有强悍狡猾的人，也会日夜疑惧，设法斩杀别人来免除自己的死罪。这就是所谓让盗贼杀盗贼。又规定，官吏即使有迟疑退缩、回避责任、故意放纵的，都不追问，只看他们能否擒获讨伐盗贼来考核成效。各地的牧守、令长，辖区内有盗贼却没有收捕，以及因为畏惧而弃城弃守的，都不把这些作为罪责，只按照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这尤其是得当的策略。汉武帝只制定沈命法，又派绣衣使者诛杀郡守国相，所以各郡国争相隐瞒，盗贼反而更加猖獗。见王贞善《法言》。宋初平定江南后，每年铸钱七万贯，后来逐渐增加。到天圣年间，每年铸钱一百多万贯；庆历年间达到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每年铸造铜钱六百多万贯。《东轩杂记》记载：有个叫范延贵的人，任殿直，押送军队经过金陵。张忠定咏任金陵太守，便问他说：“天使沿路而来，曾经见到好的官员吗？”范延贵说：“昨天经过袁州萍乡县，县令张希颜是一位有作为的人。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却知道他是个好官。”张忠定说：“你凭什么这样说？”范延贵回答说：“自从进入萍乡县境内，驿站、桥梁、道路都修缮完好；田地都已开垦，田野里没有懒惰的农民。到了县城，店铺中没有赌博，市场交易时人们不敢喧哗争吵。夜里住在馆舍中，听到更鼓声清楚分明。因此知道他一定是善于治理政务的。”张忠定大笑说：“张希颜固然是好官，天使也是好官。”当天便把两人一同推荐给朝廷。晦翁说：天地本身无所作为，只把生育万物当作事情。人如果念念不忘于谋求利益、救济众人，就是在效法天地。所以说，宰相每天都有可以实行的善事，乞丐每天也都有可以实行的善事，只是常常当面错过罢了。徐可先《佩韦编》说：莆田有一座寺院建造大塔，工程费用数万。有人告诉陈正仲说：“正值灾荒年景，却兴建没有益处的土木工程，您为什么不禀告郡守禁止它呢？”陈正仲笑着说：“寺僧难道能自己建塔吗？还不是雇用本地百姓。把钱从富豪那里收取，再分散给贫穷的人，这是百姓借此得到食物，同时还建成了一座塔。正值灾荒年景，只怕僧人不建塔罢了。”

译范文正公在杭州任职时，子弟因为知道他有退隐的打算，请求修治园宅，作为晚年安逸养老的地方。范公说：“年过六十，来日还能有多少，竟然谋划宅第园圃，什么时候能够住进去呢？我担心的是官位太高难以退身，不担心退职后没有居处。西都士大夫的园林彼此相望，作为主人的人却没有机会常去游览。那么谁能唯独阻止我游览呢？难道一定要先拥有园林，然后才可以快乐吗？” 王阳明说：“凡人的言语正说到得意畅快时，就要立即截断，能够忍住不说；意气正发扬激昂时，就要立即收敛；愤怒、嗜好和欲望正沸腾时，就要立即完全消解。这不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做不到的。” 陆深《溪山余话》说：宋代漕运时，从荆湖南北运米，到真阳交卸，船夫都买些私盐带回去，每次都能获得厚利。因此船夫把船当作家，一有损坏渗漏，立即修补，长久也不会损坏，漕运道路也因此畅通。宋太宗曾对侍臣说：“篙工、舵师稍微贩卖些东西，只要不妨碍公事，就不必追究查问。”这才是真正的帝王气度啊。明洪武十四年，下令天下编造黄册。城内称为坊，近城称为厢，乡村的都称为里。编造黄册时，册首绘制一图。每里有一百一十户，以十户为一甲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里甲首负责主持一里一甲的事务。鳏寡孤独、不能服役的人，附列在十甲之后，称为奇零户。黄册每十年重新编定一次。这就是现在编审制度的由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户〕 朱子的社仓，就是王安石青苗法的变通。然而青苗法损害百姓，社仓却便利百姓。为什么呢？青苗法用钱贷给百姓，收取二分利息；社仓用粮食贷给百姓，收取二分利息粮。钱和粮不同。青苗钱必须由县里放贷，社仓粮则由乡里放贷；县和乡不同。青苗的收放，由官吏掌管；社仓的收放，由乡里的士人君子掌管；官吏和乡里的士人君子不同。青苗法的宗旨在于使国家富足，所以即使年成不坏、百姓并不急需，也一定强迫他们借贷并收取利息；社仓的宗旨在于救济灾荒，所以一定要在年成歉收、贫民愿意借贷之后才贷给他们。强迫借贷和自愿借贷不同。青苗法即使国库充盈，仍然收取利息；社仓起初只借用府库粮六百石，十四年以后，归还六百石之外还剩三千多石，足以用来备荒，于是便不再收取利息，只是每石加收耗米三升而已。收取利息和收取耗米不同。这大概就是两者利害分歧的原因吧。（刘鲁田《预备仓贷谷私议》） 早晨蝗虫沾着露水不能飞，按照方法捕捉。到了大饭时，蝗虫飞动，难以捕捉，民夫便散开休息；中午蝗虫交相飞动，不能捕捉，再进行捕捉。未时以后蝗虫飞累了又停歇，傍晚蝗虫聚集起来，再捕捉。夜色昏暗后便散开回去。一天只有这三个时段可以捕蝗。（李秘园《捕蝗记》） 蛟形似蛇却有四只脚，颈部细长，颈上有白色的颈鬣，本属龙类。它孕育成形，大多在山陵与山谷之间。传说雉与蛇在春天交配，精气沉入地下，听到雷声便入地化为卵，逐渐下达泉水之中。经过几十年，气候渐渐充足，卵大得像车轮。卵所在的地方冬天积雪不存，夏天禾苗不长，鸟雀也不聚集。土色发红，有气息，早晨呈黄色，晚上变黑。夜间仰视，黑气直冲云霄。卵已经成形后，听到雷声，便从泉水中逐渐升起。当地的颜色和气息，也逐渐显现并变得明显。在它升起前三个月，远远听去，声音像秋蝉被闷在手中发出的鸣声，又有时像醉人的声音。这时蛟能动却不能飞，可以挖掘出来。等到它逐渐升起，离地面约三尺，声音便渐渐变大。过不了几天，等到雷雨时就会出来。蛟出来，多在夏末秋初。善于辨识的人，先在冬天下雪时查看某处四周是否成圆形而不积雪，并且平素没有草木。又在它尚未升起前二三个月、春夏交替之时，观察土地的颜色和气息。挖到三五尺深，就能得到它的卵，大小像两斛的瓮。预先用不洁之物，或者用铁和狗血镇压它，再多准备锋利的刀剖开它，这样蛟害就能断绝。蛟又害怕金鼓和火。山中久雨时，夜里竖起高杆挂一盏灯，可以驱避蛟。夏天，在田间敲击金鼓声来督促农作，蛟就不会起来。即使起来兴波，只要连续击鼓鸣钲，多点燃火光抵御它，水势必然退去。以上各种说法，都是从有亲身经历的老人那里得到的，确凿而有根据。以上两则出自陈文恭公的笔记。

译赵一清记述徐贞明遗事。我读《明史·徐贞明传》时，推演他关于西北水利的言论，认为其中主张很好，应该可以付诸施行。关中自郑国、白公、史起、郑当时以来，就引泾水、渭水灌溉各处田地。《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都有详细记载。后代弃置不修，所以各条渠道废弃断绝，再也无法寻得踪迹。明朝定都燕京后，尤其急于办理漕运，只能依靠东南的粮食供应，讲求运输便利而已，于是不断疏浚河道以通漕运。为了保护漕运，河道受到损伤；耗尽三吴百姓的力量，把粮食供给天府储备，而财用却常常担心不足。我朝世庙怜悯百姓的疾苦，想到前代贤哲的善政，特意在京畿附近设置水利营田府，实在是最好的谋划。考察徐贞明的奏议以及水利事业始末兴废改革的原因，确实足以作为采择参考。徐贞明字孺东，贵溪人，隆庆五年进士，历任尚宝司丞。他在担任工科给事中时提出这些建议，后来竟被罢官归乡。他的父亲徐九思任工部郎。治理张秋河时，在河边修筑减水桥，工程完成后长期造福。赵文华出任视师，徐九思没有前去迎接拜谒，因此获罪，以年老为由退休，也是一位清廉能干的官吏。徐贞明说：“神京据有上游之地，军队的粮食应该从京畿取得。如今却都仰赖东南供应，难道西北号称富强之地，竟不足以充实粮仓、训练士卒吗？赋税出自搜刮百姓的脂膏，而军船夫役的费用，常常要用数石粮食才能运到一石，东南的力量已经耗尽了。再加上河流通塞变化不定，运输道路多有阻塞，我私下实在有隐忧。听说陕西、河南一带，废弃的旧渠道和堤堰到处都有；山东各处泉水，引来大多可以开成田地。京畿各郡，有的有支河经过，有的有山涧泉水自然流出，都足以用来灌溉。北方人还不熟悉水利，只苦于水灾，却不知道水灾尚未消除，正是因为水利还没有兴办。水聚集起来就成为灾害，疏散开来就成为利益。如今顺天、正定、河间诸郡，原是种植桑麻的地区，有一半成了低洼积水之地。这是因为上游十五条河的水，只从猫儿一湾泄出，想使它不泛滥、不淤塞，势必做不到。如今如果确实能在上游疏通渠道、开浚沟洫，引水灌田，以削弱水势；在下游多开支河，泄去横流；把最低洼的淀泊留下蓄水；稍高的地方都仿照南方人筑圩的办法，那么水利就会兴起，水患也能消除。元代虞集曾想在京东滨海之地筑塘防水，以开成稻田。如果仿照虞集的主张，招徕南方人，让他们来耕种，那么北起辽海、南至青、徐沿海一带，都是良田。应该特别选派御史大臣，授予他们办事的权力，不要受流言议论阻挠，要给足几年时间，不要只求眼前的功效。或者安抚贫民，给他们牛和种子；或者任用富户，放宽他们的征税和徭役；或者选取健壮士卒，分地建立屯营；或者招徕南方人，允许他们登记入籍。等有了成效，再推广到河南、山东、陕西，这样或许可以减少东南转运漕粮，使西北储蓄经常充足，国家的财政长久不再困乏。”尚书郭朝宾认为水田会使百姓劳苦，请求留待以后，事情于是搁置。徐贞明被贬后到了潞河，始终认为先前的主张可以实行，便写成《潞水客谈》，以完成自己的论述。书中大意说：“西北的土地，遇到旱灾便赤地千里，遇到水灾便洪水漫延万顷。只有雨水按时而来，才可能获得丰年而不挨饿；这难道是可以长久依赖的吗？只有兴修水利，旱灾和水灾才有防备。这是第一项好处。普通人谋生，必须有经常丰收的田地。国家如此强盛，却唯独要依赖东南供给粮食，难道是妥善的谋划吗？水利兴起后，余粮留在田地里，都会成为仓廪的积蓄。这是第二项好处。东南转运粮食，费用是粮食本身的数倍。如果西北能有一石粮食的收入，东南就可以少运数石；时间长了，就可以颁下减免赋税的诏令。东南百姓的力量，也差不多可以稍稍恢复。这是第三项好处。西北没有沟渠水道，所以河水横流，百姓的住宅大多被淹没。修复水利，就可以分流河水，减轻水灾。这是第四项好处。西北土地平坦开阔，游骑能够长驱直入。如果沟、浍等水道都修建起来，田野就全都成为金城汤池。这是第五项好处。流动百姓轻易离开乡土，容易成为祸乱的根源。水利兴起后，以务农为业的人可以依附田地乡里，流动百姓也有归宿。这是第六项好处。招徕南方人来耕种西北的田地，百姓和土地就都能得到均衡。这是第七项好处。东南有许多逃避徭役的百姓，西北却承受繁重徭役，这是因为南方赋税繁多而徭役较少，北方赋税较轻而徭役繁重。假如田地得到开垦、百姓聚集起来，赋税增加，北方的徭役就可以减轻。这是第八项好处。沿途各镇都有积存的粮食，转运就不再烦劳。这是第九项好处。天下的流动户口，依附富户充当佃客的，不知有多少。把他们招募来务农，再选取其中的人充当士兵，屯田政务就没有办不成的。这是第十项好处。塞上的士卒，本地人很少。屯田政务办成，士兵自然充足，可以节省远地招募的费用，减轻轮班戍守的劳苦，停止临时征调和勾摄的痛苦。这是第十一项好处。宗室俸禄繁多，势必难以长久维持。如今从中尉以下，按等级给俸禄、授田地，让他们靠自己的土地生活，为子孙长远打算，那么宗室俸禄就可以减少。这是第十二项好处。修复水利，就可以仿照古代井田制度，限制百姓占有的名田；而从前养育百姓的政策，也会逐渐施行起来。这是第十三项好处。百姓和土地都得到均衡，就可以仿照古代比、闾、族、党等基层组织制度，教化也会逐渐兴盛，风俗自然变得美善。这是第十四项好处。”谭纶看到后赞赏说：“我长久经历塞上事务，知道这件事一定可以施行。”御史苏瓒、徐待、给事中王敬民，都上疏推荐他。于是晋升徐贞明为少卿，赐给敕书，命他前往会同巡抚、巡按勘察议定。苏瓒也提出建议说：“治水和垦田相互配合，从来没有水不治理而田地能够开垦的。京畿地区造成水患的河流，没有比卢沟、滹沱两河更严重的。卢沟发源于桑干，滹沱发源于泰戏，源头遥远、河流绵长，又汇合深、易、濡、泡、沙、滋等水，分散流入各个淀泊；泉水、渠道、溪流、港汊也全都汇注其中。因此高桥、白洋等淀泊，大的周长一二百里，小的也有四五十里。每逢夏秋淫雨水涝，肥沃的土地就变成盐碱地，豆麦变成芦苇，实在可惜。如今治水有三项办法：疏浚河道，冲决水流壅塞；疏通渠道，削弱淀泊水势；拆除曲折处的堤防，使百姓均享水利。”并下令让徐贞明一同勘察筹划。户部尚书毕锵也竭力赞成。

译采纳徐贞明的建议，确定六件事，逐步劝导督促施行。适宜种黍、种粟的地方仍按原样耕种，不立即责求成效。招募南方人，供给衣食和农具，让他们一人教十人。能够垦田的人，垦田达到一百亩以上，就作为世代产业，子弟可以寄籍入学。那些成效特别显著的人，仿照占孝弟力田科，酌量授予乡、遂、都、鄙的长官职务。无力开垦荒地的人，贷给他们粮食，秋收后归还官府，遇到旱涝则免除偿还。郡县民壮服役只限三个月，让他们疏浚河道、砍除杂草；垦田则招募专门的工人。皇帝全部听从了这些建议。命徐贞明兼任监察御史，负责垦田事务；有关官员若加以阻挠，就弹劾治罪。徐贞明于是先到水平，招募南方人作为伙伴，垦田达到三万九千多亩。又遍历各条河流，查究源头、穷尽下游，准备大规模疏浚。然而宦官、勋戚占有闲置田地的人，害怕水田兴办后自己失去利益，争相制造流言，传入宫禁。御史王之栋的家乡在京畿，于是说此事绝对不可行，又陈述开凿滹沱河不便的理由十二条。皇帝被他迷惑，下令停止服役，并且想追究提出建议者的罪责，因阁臣进言才作罢。徐贞明见识敏锐、才干娴熟，慨然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京东水利确实是造福百世的事业，事情刚开始兴办，就被浮泛的议论阻挠，评论者都为此惋惜。最初议论此事时，吴地人伍袁萃对徐贞明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却不能让他们知道全部道理。您所说的，恐怕说得太彻底了吧。”徐贞明问其中缘故。伍袁萃说：“北方人害怕南方漕粮被分派到西北，烦琐的议论一定会因此起来。”徐贞明默然不语。不久事情果然如伍袁萃所说。这是万历十三年的事。明代终世的名臣，没有谁能够比得上他。李富孙《书〈潞水客谈〉后》说：《潞水客谈》一部，是明代贵溪人徐贞明所著。书中认为，西北土地泉水深厚、土壤湿润，都可以开成田地；但芦苇一望无际，全都荒废了。徐贞明主张兴办水利，开垦荒地，疏通引水，仿照南方筑圩田的制度。唉，徐先生的主张，是牧养这些百姓的急务。水利的说法，夏、商、周三代并没有。古代井田之间有沟，成之间有洫，同之间有浍，按时蓄水和泄水，所以没有水旱灾害的忧患，也不必有“水利”这个名称。自从秦人破坏阡陌，古代制度荡然无存。后世有智慧的人，各自利用河川湖泽的便利，引水灌田。郑国、白公开凿的渠道，人们称颂他们的功绩，水利之说也由此兴起。从那以后，人们兴办水利，没有不把荒瘠土地变成肥沃田地的。元代迁都燕地后，才开始仰赖东南供给粮食。漕运的艰苦，有说不尽的地方；而西北土地却长满茂草，没有人知道开垦来变成田地。当时虞文靖主张开发京东濒海田地，筹划安排极其详细，但事情受阻，未能实行。到了至正年间，海运不能继续，才开始议论施行，而国势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明代嘉靖年间，汪钅宏上奏说：“夏、商、周三代时，都把都城建在西北，从未仰赖东南供给粮食。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当时都是各诸侯国的领地。那时战争纷扰，也从未向其他国家取粮。实在是因为沟洫制度还保存着，所以旱涝都有防备，国家用度常常充足。”这番话确实恰当。徐先生考察山海关、京东等数处，熟悉得如同指掌。他担任工科给事中时，曾请求兴办西北水利，没有成功。后来屡次被贬到太平，仍然对客人谈论他关于水利疏浚尚未完成的主张，并写成《西北水利议》，又名《潞水客谈》。回到朝廷后，给事中王敬民推荐他。适逢巡抚张国彦正在蓟州兴办水利，于是命徐贞明兼任监察御史，负责垦田事务。起初议定在水平等地招募南方人作为先导，第二年二月，已经垦田三万九千多亩。又遍历各条河流，全面考察水泉的分合，准备大规模疏浚。然而占有田地的宦官、内侍和勋戚争相说不便，于是事情被停止。到崇祯十五年，朝廷曾把这部书颁给户部，命令商议恢复兴办水利，但已经来不及了。唉，徐先生的主张顺应形势、因势利导，确实有益于百姓。如果当今有人能够施行，开垦荒地闲地，疏通并利用泉水河流，像南方人经营田地那样耕种，每亩可收数钟，一年所得粮食可以增加到数以万万计。这样，西北百姓就可以得到充足供给而称为富饶，东南每年百万石的漕粮也可以省下了。百姓的力量难道不能大大得到舒缓吗？竹坨先生的诗说：“东南百姓的力量忧虑将要先行耗尽，西北的泉源却还有许多被废弃。”大概也是对此有所感慨吧。按：徐贞明字孺东，贵溪人，隆庆五年进士。盛柚堂先生所问的《水漫录》，记载这一主张很详细。说到水利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些，所以在这里完整记载下来。贺详《西北水利议略》说：“当今治理国家的谋略中，哪一件有比西北水利更重大、更紧急的呢？不过，如果全面推行，成效就难以很快达到；骤然推行，事情又会令人惊骇而不被相信。西北各地都可以实行，何不先从京畿开始？京畿各郡都可以实行，何不先从京东永平一带开始？京东永平都可以实行，何不先从靠近山岭、濒临海边的地方开始？靠山近海的地方都可以实行，何不先开挖几口井，来显示可以施行的端绪？这样成效近在眼前，容易达到，事情做熟了，人们也会相信；同时又可以避免仅凭遥远推测而担忧其困难。然后再带足粮食，率领二三名懂得办事的人，奔走考察水平、濒海、近山一带，筹划经营；等弄清水土的适宜情况和疆界地理的详情，才会相信这件事确实可以施行。可惜一直没有人提出这项主张并真正付诸实行。”其中叙述施行水利的好处共十四项，文字十分详细丰富。又说长久不能施行的原因有五个：一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二是顾忌耗费钱财，三是害怕劳累百姓，四是忌惮承担怨恨，五是习惯于旧有做法而不愿改变。最后说，井田法不只是为了均分田地、按田授禄，也暗中包含设置险要、保卫疆土的意思。这个立意与果亲王《屯田论》相同。

译许承宣《西北水利议》说：“天下没有完全没有水的地方，也没有水不能用来灌田的地方。古代广泛分封诸侯，各自享用本地的收入。那时被称为肥沃富饶的地方，大多在西北，从未听说他们要仰赖东南供给。鲁僖公十三年，晋国向秦国请求借粮；第二年，秦国向晋国请求借粮；又过一年，晋国发生饥荒，秦伯送给晋国粮食。大概天时运行，影响不会超过千里，所以邻近封国告急，就有粮食行进五百里的道理。西北之所以肥沃富饶，是因为沟洫制度还没有毁坏。水流在东南最为丰盛，但水源都在西北。利用水流，常常利害相伴；利用水源，则有利而无害。即使有害，也是因为没有善于利用它的过错。”文中说：“水利长久施行以后，西北粮食日益增加，东南每年的漕粮就可以逐渐减少。国家漕运每年耗费钱财四百多万，仅仅得到粮食四百多万石。即使按民间年成中等时的粮价计算，费用也已经超过粮食本身的价值，还没有计算百姓承担的加折、增耗。何况负责河运的各级大臣，下至管理闸务等各种闲杂职务的经费，以及每年治理河道所需的椿木、麻柳、薪草等费用，更是无法计算。又何况东南种植▯亢稻的田地，所依靠灌溉的，大多是江、湖、河、淮下游的水。”}], 一旦水势奔腾冲击，常常会有冲走泥土、淹没庄稼的祸患。不能只指望用它来充实西北。哪里比得上治理上游，开挖沟渠使水流通，修筑堤岸阻挡水势，修造梯田承受水流，疏浚陂池蓄水，用桔槔引导水的出入，用闸坝按时启闭水道，这样可以获得全部的利益而没有小害呢？这样一来，燕、豫、秦、晋、齐、鲁都可以通行，不必像虞集所说的那样只经营京东沿海地区，也不必像脱脱所说的那样只经营河间、保定、密云、顺义。将会看到各地都成为肥沃的土地。东南运来的粮食，可以全部改为折色征收，百姓没有兑换粮食的费用，不减免赋税而劳力也能舒缓。国家每年节省四百余万金，不烦劳转运供给，而国家粮仓常常充盈。这又有什么顾忌，竟长久不去实行呢？《靳文襄公生财裕饷第一疏略》说：“臣想，我国车书一统，四海内外，没有不尊敬亲近的。自唐尧、虞舜以来直到今天，疆域的广大没有像我朝这样最大的。既然土地这样广大，财赋理应日益增加。钱币腐朽、粮食腐烂，而司农仍然忧心忡忡地担心军饷不足，这实在无法解释。查考土地，每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土地十里，就是一百个方一里，共有田五百四十顷。土地百里，就是一百个方十里，共有田五万四千顷。土地千里，就是一百个方百里，共有田五百四十万顷。按照《王制》所记载的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道路、街巷等占地，按三分去掉一分计算，方圆千里的土地，实际有田三百六十万顷。其中或许有种棉花、蔬菜、水果、菠荷、药材等，因为这些不属于五谷，姑且再去掉四分之一计算，除去九十万顷，实际仍有田二百七十万顷。按十分之一向民征收，是古代的常制。每亩田把夏麦、秋禾合计起来，即使是最瘠薄的土地，也可以收粮一石。按照十分之一的制度征收，每亩征粮一斗，每顷田应征赋粮十石。” 二百七十万顷，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石。其中按十分之一征收本色粮，每年可以征粮二百七十万石；按十分之九征收折色，每石折征银四钱。而且还没有计算布帛、鱼、盐等方面的收益。直隶十四省的土地，不少于方圆五六千里；然而按照步弓直线测量，不过方圆四千余里。现在姑且只按方圆三千里计算，相当于九个方圆千里的地区。每年额定赋税也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这是臣以古代验证今天，宁可按最少的数额计算；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必然得到的数目，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臆测。现在司农所必需的，大体只是兵饷军需、驿站，以及官役俸禄工食、营造修缮和祭祀等项。军队没有粮饷，就无法供给士卒吃饱；官员没有俸禄，就无法养成廉洁的品德；差役没有工食，就无法维持口腹并效力奔走。这三项不完备，弊害都能损害平民，伤害国家根本。军需是平定盗寇的首要资费，驿站关系国家气脉的畅通，至于营造修缮城郭宫室、祭祀天地神祇，也都属于必不可少的支出。然而臣约略计算，每年有银二千万两，足以供给军队而且有余。” 官役的俸薪和工食，即使增加几倍，驿站的人员、大马匹也酌量增加，再加上一切军需、营造、祭祀等项目，总共不过再花费银二千万两，也可以说到顶了。假使国家每年收入的银米，果真像臣前面计算的数目，那么即使每年增加支出，也不到收入的一半。库藏中的积蓄，必将堆满屋宇、充盈庭院，还哪里会有供给不足的忧虑呢？然而各直省目前征收的额定赋税，与臣前面计算的数目相比，不到三分之一，司农仰面靠墙忧愁，也就不足为怪了。天下既然有实际存在的土地，就应当有必然生产的粮食；既然有必然生产的粮食，就应当有应该输纳的税赋。现在按疆域计算土地亩数，数目很多；按照完整的赋役簿册考查额定赋税，数目却很少。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天下有三大弊端，而世人没有察觉。这些弊端不是起于今天，而是来自故明。而且在故明以前，长期以来也同样存在这些弊端，只是年代久远，难以考查，臣也不再详细论述了。什么叫三大弊端？一是水利没有修治，二是赋税轻而百姓懒惰，三是生产者少而食用者多。” 杨锵说：“谋划国家的是非，和修养自身、处理自身事情的是非，大不相同。修身处世的人，随所处环境而安顿自己，遵循规矩而行，成败得失可以置之不问。谋划国家的人，关系到君主、父亲、宗庙和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四海九州的利害，关系如此重大，怎么可以固守偏见、顺从常情呢？谋划如果不足以对国家有所规益，却说治道不计功效；才智如果不足以解除忧患，却说内心没有辜负国家。这样对吗，还是不对呢？” 魏冰叔《杂说》说：“军政中擅自杀人的罪，重于焚烧之罪；我认为焚烧的危害重于杀人。杀一个人，危害到此人为止；烧毁一间房屋，却会牵连上百上千间房屋。人可以逃走迁徙来躲避杀害，却不能把房屋搬走来躲避焚烧。有了房屋，流亡的百姓一经招抚就可以聚集；如果轻率地任意焚毁房屋，百姓没有几年不能重新安土。因而焚烧和杀人的罪，都判处斩刑是相同的，但焚烧尤其应当实行连坐法。”

译又说：“考核人才，要用六曹的职掌来考察约束他们。例如学习兵法的人，考查他的韬略；学习刑法的人，考查他的律例。这最为切实而不浮泛。然而天下的人才，有的未必能够专精于某一曹，却能够明白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强弱的大势，决断非同寻常的事情，平定突然发生的变故。他们的精明强干超过六曹专才的人，到了这种时候反而可能束手无策。如果一定用专门才能的标准去约束他们，这类人就都会被遗弃。因此，依据刑名考核实际才能的方法，有时反而会遗漏人才。掌握用人权柄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我在制科策问中，把六曹分别作为考士的题目；同时又设置通论国势、治体的题目，用意大概就在这里。” 做事的人最重要的是有谋略，这样才能处理得恰当。但谋略有大略、远略、雄略之分。眼前紧要的事情中，能够抓住一两项便抵得上千百项的，叫作大略。事情的变化超出耳目所能见闻的范围，利害关系在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叫作远略。能够出奇制胜、履险犯难，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不斤斤计较成败得失，不拘泥于局部细节，气势足以吞并敌人，叫作雄略。见识不长远，不能看出大略；器量不宏大，不能懂得远略；见识长远、气度宏大，却没有雄才壮气，也不能具备雄略。雄略是上天赋予的，不是学习就能达到的，所以人应当首先拓展、充实自己的器量和见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妙真经》说：“罪没有比淫更大的，祸没有比贪更大的，过失没有比僭越更大的。这三者，是招致祸患的车子。”我说，淫不只是贪恋女色。凡是内心有所沉溺，都叫作淫。贪不只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财物。凡是过分求取浮名，都叫作贪。僭不只是超越名分。凡是妄自尊大，都叫作僭。这些都是鬼神深深厌恶的。” 《魏郑公续谏录》记载：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方人爱珠宝，得到好珠子，就剖开身体把它藏进去。”侍臣说：“贪图财物而损害自己，实在可笑。”太宗说：“不要只说可笑。如今官员贪图财物，不顾性命，死后子孙还要受到羞辱，这同西方人爱珠宝有什么不同呢？帝王也是如此，放纵情欲、放任逸乐，劳役百姓没有限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之士，只要有其中一种，难道不会灭亡吗？隋炀帝奢侈而自以为贤明，死后成为普通匹夫，也同样可笑。”魏郑公回答说：“臣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人健忘，搬家时竟把自己的妻子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更健忘的人，我见过桀、纣这样的君主，竟忘记了自身。’”太宗说：“朕和你们既然知道嘲笑别人，如今共同互相匡正辅佐，希望可以免得被别人嘲笑。” 徐师川以才气自负，很少肯向别人降低自己的志意，常说：“我对于鲁直来说是舅氏，却也免不了对他有所私下议论。”至于了翁，他从心里折服。每次见到公，有时相隔一两个月，也一定设置拜礼。忠宣范公晚年更加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尤其留意人才。有人问他所储备的人才中哪些可以供今天任用，他回答说：“陈▯。”又问其次，他说：“陈▯自好也。”这是说忠肃公可以独自担当天下的重任。宣和末年，人们忧虑大厦将要倾覆，有人问游定夫察院，当今有哪些人可以挽救世道，定夫说：“四海的人才，我不能全部知道。就我所认识的来说，陈了翁就是这样的人。”刘器之也曾因公生病，派人劝公用医药辅助调养，说天下将要有所依赖于公，应当努力保养身体，以等待时机任用。他受到贤士大夫敬仰和寄托希望，就是如此。” 韩魏公说，庆历年间，他和范文正公、富文忠公一同在西府任职。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时，三人的意见各不相同；下殿之后却都不失和气，好像从来没有争论过一样。当时三人彼此友善，正像推车子一样。因为他们心中所关注的只是车子能够前进，并不是为了自己。” 魏国军队讨伐蜀国，蜀国戒严。费▯当时正和来敏下棋，神情意态没有丝毫厌倦，这件事和谢安的事相类似。然而谢安最终击败了敌人，费▯最终却被郭循杀害。大概费▯的性情过于宽缓简略，而谢安表面宽和、内心缜密。看谢安告诫王坦之的话：“难道不能为了性命暂且忍耐片刻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两人的成败也不同。南唐关卡和司税收很重，商人都以此为苦。适逢京畿地区大旱，烈祖问：“外郡都有雨，京城唯独没有，是什么缘故？”申渐高说：“雨害怕进城后被抽税，所以不敢进城。”烈祖笑了，于是免除了这项税。又有李茂贞征收油税来资助军费，因而禁止百姓使用松明。张延范说：“不如连明月也一并禁止。”李茂贞于是放松了禁令。言语能够委婉而切中要害，可以解除纷争，确实如此。到了桓玄篡位时，忽然大地陷落。殷仲文说：“实在是因为圣德深厚，大地承载不了。”南燕冬天不结冰，燕主厌恶这件事。李超说：“实在是因为靠近帝京，接近太阳和月亮。”唉，心中以国家为重的人，随事都进献忠言；用心只在逢迎君主的人，则千方百计进献谄媚。忠臣与奸佞分道而行，就是如此。” 公孙弘身穿布衣，人们讥笑他虚伪；范忠宣身穿布衣，人们也讥笑他俭朴。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富贵而不合于义，即使贪污者的五鼎之食，也比不上廉洁自守者的一瓢饮食；富贵而合于义，即使王公穿华美的衮服，也不愧于士人穿破旧的衣服。所以俭朴和虚伪都会受到讥笑。但与其让人讥笑我虚伪，我宁愿让人讥笑我俭朴。陈履吉爱书成癖。有一天他读史书，偶然起身去取▯药，回来时发现小鹿的粪便满地，履吉非常愤怒。他的妻子笑着说：“小家伙长久进入洪▯，文字方面的机缘还没有结束，山灵特意派老鹿来使你摆脱文字的机巧，你为什么要发怒呢？”大体说来，人的污垢之病容易去除，而洁癖之病却难以去除。因此士人不贪恋官位，不爱惜钱财，却偏偏成为文字的魔障、诗书的癖好者，把一生的精神全都消磨在文场笔阵之中，这也是一种洁癖。所以我们的嗜好，一切都以淡泊为贵。” 吕献可病势危急的那天，亲自起草奏章请求退休。奏辞说：“臣原本就有旧病，偶然又遇到医生用药方法不当，却完全不懂得脉象有虚实、阴阳有顺逆，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医生任意投药，凭个人意愿行事，在指下诊脉时一旦有差错，祸患便蔓延到四肢。臣渐渐患成风瘅，于是难以行走。不只是害怕针灸▯炙▯之苦，又将担心心腹发生变化。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能怎么办呢？虽然如此，臣一身微小，本来不值得顾惜；但想到九族所托付的责任，实在因此忧虑。所以臣考虑交还俸禄来苟且求生，不等到规定的致仕年龄，便归还政权。这是以疾病比喻政事，天下人听到后都认为说得对。”

译《推篷寤语》（以下十一则同）。拿古代的道义来衡量今天，便近于迂腐，如伊川劝谏折柳就是这样；拘泥于时下的法令制度而忘掉根本，便近于流俗，如桑弘羊创行均输就是这样；只做表面粉饰而没有真实用心，便近于虚浮，如王荆公推行新法就是这样；专事浮华而没有相应的政绩，便近于浮薄，如苏东坡沉溺于苏、张就是这样。至于敦厚朴实而不迂腐，圆通灵活而不流俗，宏博和乐而不空虚，文采昭明而不浮华，这才叫作天下的全才啊。” 各地都有各自适宜出产的东西，万物各有适宜的环境。例如橘树过了淮河就变成枳，貉越过汶水就会死亡，就是这个道理。君子治理政事也应当如此。统一教化，却不改变各地适宜的条件；统一政令，却不改变各地的风俗，只要使它们不越过原则就可以了。如果一概用我们的法令把一切整齐划一、加以控制，那只会驱使百姓产生叛乱的想法罢了。并不是我们的法令不好，而是会使他们惊骇于从未见过的事物。” 如今谈论治理的人，大多想禁止奢侈、推崇节俭，认为这是使百姓富裕的方法。却完全不知道天地所产生的财富，只有这么多。那一处减少，这一处就增加；那一处增加，这一处就减少。富商大贾、豪门巨室，自行以宫室、车马、饮食、衣服等方面的享受来消费财富，正好使那些以劳力谋食的人能够分得其中的利益，使财富分配得以均平。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通功易事”。上面的人如果因此加以禁止，就会使富人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吴地的风俗崇尚奢侈，而苏州、杭州的平民大多容易谋生；越地的风俗崇尚节俭，而宁、绍、金、衢各郡的小民常常不能自给，有一半要到四方游食。这就可以看出来了。由此可知，推崇节俭以求长久，这只是一个人或一家的打算，并不是治理百姓的人顺应风俗进行治理的办法。我是听年长的人这样说的。” 善于役使百姓的人，好比种柳树：只取用它的枝叶作柴薪，同时培护它的根本。不善于役使百姓的人，好比割韭菜：每天割一畦，第二天又接着割，不把根挖尽就不停止。我常见江南的差役总是先征发富裕百姓，今年这样，明年又这样；富裕百姓支撑不住，便衰败成为贫困户。再派遣中等户，中等户也遭到同样的对待。最终导致村落成为废墟，市廛冷落空寂。俗话说：富民是国家的元气。处在百姓之上的人，应当时时加以培养。这样，公家有大的征发和差遣时，还可以有所依靠；发生大的兵灾和饥荒时，也可以有所凭借。否则富民全部灭亡，只剩下奸猾顽民，又有什么好处呢？”},{ 魏甄琛请求免除盐池税，说：“一个家庭一定会惠爱并养育子孙。天下的君主，也一定应当惠爱并养育百姓。没有以百姓父母自居，却吝惜一件物品的道理。设置官府禁障加以护持，就是只顾供养口腹，却顾不上四肢。应当放宽这项禁令。”彭城王勰复议说：“圣人征收山林川泽的利益，是为了减轻田赋；征收关市的税，是为了充实国家储备。取用这些利益和那些利益，都不是为了自身，而是用来资助天地所产之物，惠及天地所养的百姓。应当照旧办理。”胡寅认为，甄琛和勰的说法都没有得到适中的道理。由官府设置禁令，让百姓取用，再从中抽取税收，那么政事就会公平，祸害也会止息了。宋代楮币大多能够流通，而如今不能流通，并不是时代不同的缘故，实际上是因为官府没有储备现钱来调节它。宋代自祥符初年起，楮币在蜀地流行，当时由十六户富人主持办理。后来富民逐渐衰落，官府才开始设置专门机构。楮币在各路流通，百姓认为方便，流通范围逐渐扩大。每一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后来甚至两界相互衔接着流通。推究它的起源，实际上是因为宫中常常储蓄数百万缗椿钱。后来逐渐参用交子的办法，降低价格；政府一经收购它，所以它的价值就更加提高。这是当时政府掌握收取和发放货币的微妙权力。如今钱散落在民间，完全只有楮币，却看不见现钱；又不能用来缴纳官税，民间怎么肯流通使用它呢？楮币不能流通，朝廷白白失去了百万的利益。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赶快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宋代蜀地的交子，从祥符辛亥到熙宁丙辰，共六十五年，发行二十二界，即使知道其中有巧妙之处，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到熙宁五年，接续发行并兼行两界，于是遍及蜀地四路。天圣初年筹办时，一界是一百二十五万；到绍圣时增加为一百四十万；到元符时增加为一百八十万。辛巳年用兵时，内外的数额有数百万。淳熙以后，是这个数额的十倍。绍熙、庆元以后，超出的钱达到千万之数。以前只发行两界，每界印制三千六百万作为定额。宝祐时增加到三界，共有一亿四千多万。那么宋代流通的楮币，是多么兴盛啊！天下增加一亿四千多万缗，又增加市舶钱二百万缗，难怪它比今天富裕了。” 交子的制度起源于宋代祥符年间，流通于蜀地。后来百姓认为便利，于是又在江、淮、闽、浙一带推行。纸币贱值时，官府拿出钱来收购；纸币贵时，官府拿出纸币来发放。居家的人把储藏钱币看作获利，出行的人把携带纸券看作便利。一个人就可以携带千万缗钱，而不必承担关津盘查征税的费用。官府折纳的赋税、商铺征收的税款，全都可以用纸币缴足。因此钱与纸币并重，宋代依赖这种制度。如今却不是这样，官府征收现钱，给百姓的却是纸币，纸币难以流通也是应该的。应当依照钞法仿行，但不能拘泥于原来的形式。可以用铜铸造，采用汉代货布、契刀的式样，实行当千、当百的制度。货布下部宽、上端尖，中间有一个孔，用来穿绳贯连；契刀上部像钱，下部像刀的形制，面值当千、当百，制作也同钱一样，但形体稍大。应当仿照这些形式加以损益。钱币周围铸成花纹，清楚铸出“当千”“当百”的字样，像钞法那样流通使用。每省设置官务，由官府负责收取和发放。按照宋代四川、河东、湖北、两淮推行交子的办法，各州县缴纳税银时，允许缴纳铜币，按数收取并储存。百姓到远地经商时，允许缴纳现银，领取铜币，供沿途使用。这样做，就能把利益的权柄交给百姓，同时把利益的权柄掌握在官府手中。收取和发放循环流通，钱与币便合而为一。如果确实能流通一百万，朝廷就等于增加一百万钱；流通一千万，朝廷就等于增加一千万钱。不必向民间征敛，就可以坐收千万缗的利益。对下可以减少民力负担，对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除了这个办法，再没有别的策略了。

译发动大军、役使众人，鼓舞士气的关键，全在于赏罚是否恰当。然而古今对此有许多不同意见：有人想轻赏重罚，有人想轻罚重赏，这些都不是振作世道、磨砺懈怠者的办法。我曾看过兵法说：“百姓没有两种畏惧：畏惧我方轻侮敌人，也畏惧敌人轻侮我方。”又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够杀掉士卒的一半。”这是说要重罚。《三略》说：“把胶投进河里，让三军饮用。”又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说要重赏。惩罚不重，就不足以使人畏惧而避免；赏赐不重，就不足以使人羡慕而趋向。古今成就大事的人，全都依靠这种使人趋向或避开的权力。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假如只拿蒲鞭来表示羞辱，或者因为“印元刂”而忍心不给予惩罚，这样的人哪里值得同他成就事业呢？我曾读《武经七书》，其中所说的衡量敌情、谋求胜利、随机应变、保全全军的方法，虽然变化万端，行动如同神明，实际上都在于一名将领的职责。《孙子》说：“使百姓与君上同心同意，就可以同他们赴死、同他们求生，而不畏惧危险。”《吴子》说：“一定要先教育百姓，并亲近万民。”又说：“将领要使用百姓，首先要使上下和谐，然后再谋划行事。”《司马法》说：“以仁为根本，以义来治理军队。”又说：“杀人如果能够使人安定，杀掉他也是可以的。”《尉缭子》说：“从来没有不使人心信服而能够取得他们力量的，也从来没有不能取得他们力量而能够使他们拼死作战的。”《三略》说：“治理国家的原则，依靠贤能和百姓。信任贤能如同信任腹心，使用百姓如同使用四肢。”《六韬》说：“用共同的愿望来激励士卒。”这七部书并不是相互沿袭而写成的，但它们的话却如同符契相合，全都领会了王者军队用来冒险犯难的宗旨。这样看来，做将领的原则，确实可以看清了。至于根据敌人的情况、地形的形势和事情的变化，从而产生神妙的智谋，那就见到有利时作战，见到不利时停止，实行自己明白的原则。这是用兵的常道，又何必专门叙述呢？唐代李抱真任泽潞节度使时，那里经历荒乱之后，土地贫瘠、百姓困苦，没有办法供养军队。于是他每三丁抽取一名壮丁，免除其租税和徭役，让他们在农闲时练习射箭，年末举行总考，实行赏罚。三年后得到精兵二万人。这样既没有耗费仓廪供给，府库也充实起来，于是雄视山东。宋代张方平说：“从前太宗把两河的壮丁登记为兵，使他们守卫边境。壮丁登记入籍，衰弱者免除军役。不穿官库发的绢帛，不吃仓廪中的粮食，边境不缺守军，百姓也不离开农业。哪里一定要把他们蓄养在营堡中，然后才算官军呢？”这两种做法，大概接近古代把军队寓于农业之中的遗意。与耗尽四方力量来供养无用军队的做法相比，利害相差太远了。《震泽长语》记载：正统以前，全国每年征收的税粮共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其中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合白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户口税、商税，除折米之外，加上船料钞折银，共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的盐课银，每年不少于数万千两。各地税粮折征，共一百三十万余两。▯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关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收入共二百四十三万两。送入内库用于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有时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的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军情紧急，上奏请求增加，加添四五十万两，或二三十万两。圣旦、千秋等节日的费用，为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以及皇帝使用的费用，加上天下王府银盆、水灌、仪仗等费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支出共一百余万两。正德以来，全国有亲王三十人、郡王二百十五人、从镇国将军到中尉二千七百人，郡中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处，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人，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人，各项俸禄粮饷约数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以及南、北直隶按定额征派的夏粮、秋粮，大约有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收入少而支出多，所以王府长期缺少禄米，卫所缺少月粮，各边缺少军饷，各省缺少俸禄和廪给。当今皇帝即位初年，裁革锦衣卫旗校三万一千八百余人，每年节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余官员和冗余士兵一十四万余人，每年节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通典》记载：尚书省总管天下的经费。自安禄山反叛以后，到至德、乾元年间，设置度支使。永泰以后，撤销度支使，设置转运使掌管外部事务，由度支掌管内部事务。建中初年，又撤销转运使，把事务重新归于度支。分派黜陟使前往各道，收集户口以及钱粮的数目。每年天下总共征收三千余万贯，其中二千五十余万贯供给外部费用，九百五十余万贯供给京师。征收的税米、税麦共一千六百余万石，其中二百余万石供给京师，一千四百万石用来充作外部费用。

译后汉自建武初年至桓帝永寿三年，共一百三十年，有一千六十七万户。考察从周武帝建德六年平定齐国，到隋文帝开皇九年灭掉陈国，共十四年。此后车书统一，战争才停止。到大业二年，共十八年，有八百九十万户。我朝自武德初年至天宝末年，共一百三十八年，本可以与汉朝相比，但人口户数才相当于隋朝。大概是主管官吏没有把治理国家、驾驭远方作为职责，法令不能施行，各地隐瞒漏报的情况太严重了。肃宗乾元三年，现有账簿记载的一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数为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不课户总数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户，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户；管辖人口总数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口，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口，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口。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减少户数总计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户，其中不课户减少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户，课户减少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户；减少人口总计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口，其中不课口减少三千七十二万三百一口，课口减少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到了大历年间，只剩下一百二十万户。建中初年，命令黜陟使前往各道核查户口，大约查得土户一百八十余万，客户一百三十余万。沈约说：人生所凭借的，是食物和货币。货币用来流通，食物是人的天。正因为如此，九棘之利在农皇时代传播，十朋之货在上古兴起。从前民风淳厚的人还没有分离时，情欲嗜好稀少，供养生命、养活自身，事情容易办妥。一个男子亲自耕种，剩余的粮食就可以堆满房屋；一个妇女致力于纺织，多余的衣服就可以覆盖身体。虽然货物转运可以互相流通、救济匮乏，但龟甲、贝币的功用，对此所起的作用大概很小。可是事情发生讹变，盛衰与弊病交替出现。昏暗的统治造成劳役困苦，所以务农的人离开农业而从事商业；商人做事安逸，于是末业流行并逐渐扩大。货币流通起来，已经不是最初铸造货币的本意了。于是人们竞相搜集罕见的珍宝，远方储藏无名的货物。明珠、翠羽不用脚也能飞驰，彩缯、花纹犀角不用翅膀也能飞来。天下纷纷扰扰，都把兼营商业和农业当作事业。年成丰收时，等同于增加了许多丰年的储备；遇到饥荒灾害时，又减少了农家的储蓄。钱即使堆满一尺，也终究不能使尧时的年景得到救治；贝币即使堆积如山，也确实不能救济商汤时代的灾难。货币造成的弊病已经很深了。实在应当一律废除钱币，专门使用谷物和丝帛，使人们明白谋求生计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用一千匹绢作为货物，事情就比怀抱璧玉还困难；用一万斛粮食进行交易，也不容易带到越地。这可以使从事末业的人自行收敛，使游荡谋食的人知道返回本业。然而年代推移，人与事都会改变。有时府库中充满腐朽的钱串，而高大的粮仓却没有充实；有时家中藏有钱币，而肥沃的田地却很少开垦。如果一旦改变制度，废除钱币而不再使用，交易所依赖的东西朝夕之间便没有了。即使这是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关键办法，也不能仓促实行。首先应当削除浮华、停止虚伪，使社会返璞归真、回到古代。把璧玉丢在幽深的山峰，把珍珠抛入清澈的山谷。然后驱使一代人回到耕田和养蚕的道路上，使丝帛和粮食丰足有余，像水火一样普遍。随后荡涤货币制度，销毁铸钱而不留遗存。建立制度，传下根本，使它永远流传后世。家家户户都称颂仁德，难道只有唐代才做得到吗？桓玄只知道事情的开始，却没有考察结局；孔琳之只看见事情的末端，却没有统摄根本。难道没有考虑到有时开放、有时闭塞，便可以认为一种始终不变的说法就是正确的吗？前凉张轨任太府参军时，索辅对张轨说：“古代以金、贝、皮币作为货币，避免谷物、丝帛和度量衡方面的损耗。二汉制定五铢钱，流通交易没有滞碍。晋太始年间，河西荒废，于是废不用钱，撕裂整匹绢帛来计数。绢布既已损坏，市场交易又困难，只是白白损害妇女的纺织劳动，不能用来制作衣服，这是弊害中最严重的。如今中原虽然混乱，但此地完整安定，应当恢复五铢钱，以适应通货变易的时势。”张轨接受了他的意见，制定制度，规定以钱配合布帛使用。钱于是大为流通，人们都得到它的好处。天宝年间，各州共设置九十九座铸钱炉。绛州三十炉，扬州、润州、宣州、鄂州、蔚州各十炉，益州、邓州、祁州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大约每炉役使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工外，其余十个月分十番开工。每炉大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蜡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大约每贯耗费钱七百五十文，丁匠的费用另计。每炉计算铸钱三千三百贯，大约一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隋代高颎任仆射时，常常用盘子盛着粉末，放在卧榻旁边。想到一件公事，就立即写在粉末上。到天亮时，再把它抄录下来带入朝廷施行。朱彝尊《补汉兵志跋》说：“宋朝鉴于五代的弊病，收集天下的铠甲兵器，把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师，名为禁军。开宝年间登记入籍十九万三千人，不能说不多；至道年间增加到三十五万八千人；天禧年间增加到四十三万一千人；庆历以后直到元丰年间，逐渐裁减，仍有六十余万。徽宗时期只任用一个童贯，而禁军就缺额二十四万。靖康之祸时，按照名册只剩三万人，竟没有一个人可以驱使去作战，于是因此无法支撑。高宗时期只任用一个张浚，富平、符离战败，丢弃军队累计十万人，却没有人追究他的罪责。这样还可以谈论军事吗？” 宋代嘉祐年间，朝廷多次颁发阵图赐给边将。王德用进谏说：“军事机宜没有常规，而阵图却是固定的；如果拘泥于古法，用它来指挥今天的军队，恐怕会有人因此误事。”唐代许敬宗擅长医术却不肯著书，说：“我担心人们得到我所说的话，却不能得到我没有说的话，必定会错误地使用药物。”这两句话可以用来领会作诗作文的道理。《七修类稿》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治理天下出产茶叶的地方。每年都有固定额数，以建宁为上，听任茶户采摘进贡，不预先交给有司。茶名有四种：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碾碎，而是揉成大小龙团。这些是抄本《圣政记》所记载的内容，恐怕如今已经不是这样了。“不预有司”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考核的了。这才是真正的圣政。与宋代征取茶叶给百姓造成的扰扰相比，差别如同天壤。林希元说：“申报灾害损伤，与传报军情机密规定相同的期限；耽误饥民救济，与耽误军情机密处以相同的惩罚。这样一来人人都知道警惕，等待救济的百姓或许就能得到帮助了。”

译李安溪《兵论》说：明朝初年讲求屯卫制度，大概是因为天下已经平定，士兵无事却白白消耗粮食，这是不可行的。所谓屯，就是汉代所说的屯田；所谓卫，就是唐代所说的府卫。把闲置荒芜的土地交给百姓耕种，并因此使它成为世代相传的产业；设置卫官统领他们，职责如同州县官。这就是古代把军队寓于农业，如今则把农业寓于军队。这样可以逐渐减少供养军队的费用，又能使当兵的人不至于游荡浮浪、没有根基。这就是所谓不师法三代的具体形迹，而师法它的精神。这个制度实在很完善。陆深《处置盐法事宜疏》说：如今天下实行盐专卖的地方，两淮为第一，两浙次之，而弊端也以这两处最多。然而严重破坏盐法的端由有两个：一是灶丁苦于兼并；二是如今有权势者侵夺盐利。不过在两浙，又稍有不同。大体上说，破坏两淮盐法的多是有权势者，破坏两浙盐法的多是私盐贩子，而灶丁的苦难则完全相同。因为淮盐、浙盐都出于人工，不像河东盐那样是天地自然形成、不需劳作便可取得的利益。其制度是把土晒成盐卤，把盐卤煮成盐，再用盐缴纳给官府。然而为什么拖欠很多而国家盐课减少呢？要晒土，必定需要晒盐场；要煮盐卤，必定需要草荡。如今的盐场、草荡，全都被总催兼并，盐课又被总催欺骗。灶丁不过是总催家中的一个雇工罢了。煎煮盐的办法名存实亡。总催向下欺骗灶户，向上亏欠国课，千方百计拖延，只希望等到一次赦免而已。要处理这件事，就在于完全恢复灶丁的盐场、草荡，并把总催的奸诈欺骗全部惩处，这样弊端就可以平息。浙中私盐贩子把拒捕当作常事，把杀人当作游戏；他们聚集起来，势力无法剪除，就同有权势者一样了。私盐贩子倒比较容易处置：假如在产盐的地方捕捉购买盐的商家，在行盐的地方捕捉贩卖盐的商人，并且全部依法处置，那么他们的党羽就可以被清空了。他们不像有权势的人家那样盘曲护卫、互相庇护，无法在一天之内除去。如今侵夺两淮长芦盐利的人，虽然说朝廷已经允许他们这样做，但终究不合乎法令。我的意见是，与其破坏天下的大法，宁可损害几个人的私恩。一定要使小人的奸邪无处容身，然后才算完。上游的盐场中属于商贾的部分全部归于商贾，下游的盐场、草荡全部归于灶丁，那么商人运输流通，盐课充足；盐法不能实行的情况，从来不会有。永乐元年七月，皇帝告诉侍读学士解缙等人说：“天下古今的事物，分散记载在各种书中，篇章卷帙浩繁，很不容易查阅。我想把各书所记载的事物全部采集出来，分类汇聚，并用韵来统摄它们。这样或许便于考查检索，如同从袋中取物一样方便。你们曾看过《韵府》《回溪》二书，事情虽然有分类统属，但采集不广，记载过于简略。你们要按照我的意思，把自有文字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方面的著述，全部辑录成一部书，不要嫌它浩繁。” 永乐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进呈所编纂的韵书，赐名《文献大成》。赐给解缙等一百四十人钱财，数额各有不同，并在礼部赐宴。不久，皇上阅览进呈的书，认为仍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于是下令重修，并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和解缙总领其事。又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学陈济担任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编修朱▯，检讨王洪、蒋骥、潘畿、王▯、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佥事晏璧担任副总裁。命礼部选取朝廷内外的官员以及各地博学年长、具有文学才能的老儒，充任纂修官；选取国子监和在外各县善于书写的生员缮写。书馆设在文渊阁，命光禄寺供应早晚膳食。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成祖命胡广、王洪编成一部书，命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它的表文曾见于《▯覃精隽》中，但其中也没有叙述编修此书的事实，只不过徒然发出面对大海般浩瀚无边的感叹罢了。唉！《御览》《元龟》不过千卷，世间尚且已经无法得到。《大典》动辄以万计，怎么能使它流传于世呢？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这部书是文皇命儒臣解缙等汇集秘阁藏书，按韵分类编载，以便检索考查，赐名《文献大成》。后来又因为内容不完备，命姚广孝等再次修订。负责编辑事务的共有三千多人。全书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本，目录九百本。书藏在文楼。世庙非常喜爱它。凡是遇到疑问，就按韵检索查阅。三殿发生火灾，世庙命左右近臣赶快登上文楼把书取出。夜里连续传谕三四次，于是得以没有被烧毁。第二年，又重抄一部，藏在别处。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载：成祖命儒臣纂修一部《永乐大典》，由胡广、王洪等人编辑。征召各地有文才的人，历经十多年才完成。全书共二万二千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目录六十卷。由于卷帙浩繁，来不及刻版，只抄写原本。到弘治年间，书藏在金匮。嘉靖三十六年，宫中发生火灾，世宗急忙命人抢救，幸好没有烧毁。世宗命阁臣徐文贞阶，再令儒臣按照原样摹抄一部。当时负责誊写的有一百零八人，每人每天抄写三页。从嘉靖四十一年开始，到隆庆元年，才得以完成。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万历甲午年，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请求刻印《永乐大典》，分发给各任巡方御史，每人负责一种，校勘刊刻后汇集保存；分别藏在两座国子监，以成就一代盛事。当时议论同意了，最终却没有颁行。我私下认为，文宗与穆宗前后两次抄录，已经耗费了无法计算的财力。要雕版刊行，谈何容易呢？《道山清话》记载：黄庭坚曾说，人的心一动，眼睛就会转动；王介甫整天眼睛不停地转动。一天，黄庭坚拜访范景仁，两人整天相对而坐。范景仁身体端正地坐着，从未回头看，也没有疲倦的神色。范景仁说：“我二十年来，胸中从未产生过一种思虑。近二三年来，也不大读书。若没有宾客，我就整天独自坐着，到半夜才睡。即使孩子们在近旁欢呼，我也全都听不见。”黄庭坚说：“您却是在学佛、做高僧了。”范景仁听了很不高兴。

译《后山诗话》记载：欧阳永叔不喜欢杜甫的诗，苏子瞻不喜欢司马迁的《史记》。我常常同黄鲁直对此感到奇怪并叹息，认为这是奇异的事情。《日知录》说：“柳宗元说，有了里胥，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才有诸侯；有了诸侯，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才有天子。由此说来，天下的治理始于里胥，终于天子，这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从古到今，小官设置得多的时代，社会就兴盛；大官设置得多的时代，社会就衰败。”又说：“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说，太祖高皇帝在天下州县设置老人，必须选拔年长有德、为众人所信服的人，让他们劝导百姓行善；乡间发生争讼，也让他们审理裁断。这样对下有益于民事，对上有助于官府办案。近年来所任用的，多半不是合适的人。有的人原本是奴仆，为了逃避差役赋税而冒充老人；县官不查究其年龄品德如何，便随意让他们充任。于是这些人得以凭借官府的势力，胡乱施展威权，肆意虐害乡民。有时遇到上级官员巡察到来，又巧妙进谗言，颠倒黑白，挟制官吏。近来对有罪犯者，已经谨慎地按法律审问处理。我私下担心天下州县大多有这类情况，请求加以禁止约束。皇上下令申明洪武年间的旧制，凡是滥用不合适的人者，连同州县官一并依法治罪。然而从此以后，里老的选任被轻视了，他们的权力也随之衰落。” 又说：“巡检就是古代的游徼，洪武年间尤其重视这一职务，并且特意赐给他们敕书，又制定了考核办法。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时，增设巡检司四十五处。自弘治以来，多次实行裁撤改并，现存的还不到从前的一半。巡检被裁撤了，总督的设置就增加了。为什么呢？巡检是在祸乱尚未萌发时加以遏制，总督则是在已经发生混乱后进行治理。” 杨万里作《选法论》，上篇说：“臣听说，选官制度的弊病，在于相信胥吏而不相信官员。相信胥吏而不相信官员，所以吏部的权力不在官员而在胥吏。三尺法令只足以成为胥吏谋取财富的源头，却不足以成为朝廷替官员选人的工具。所谓尚书、侍郎这两级官员，只是坐在案前拿笔，闭着眼睛在文书末尾签字罢了。况且，胥吏触犯法令的必定治罪，收受贿赂的却未必赦免。朝廷的本意，难道真是相信胥吏而不相信官员吗？这并不是朝廷的本意，而是法令造成的。朝廷的本意是相信官员，但法令却从未真正使人相信官员，朝廷自己也不相信官员。天子自己不相信官员，那么法令应当怎样裁决、是否可行由谁决定呢？只能由胥吏决定罢了。朝廷制定法令，本来是为了防止胥吏作奸；可是执行法令时却取决于胥吏来裁决，这就成了胥吏的话胜过法令，朝廷的权力反而轻于胥吏。胥吏的话既然能够胜过法令，他们的权力又重于朝廷，那么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怎么能不奉承胥吏呢？长官和副长官不会说自己奉承胥吏，而会说：‘我奉行的是法令。’然而法令不是由官员决定，而是由胥吏决定，这不是奉承胥吏又是什么呢？这就叫作相信胥吏而不相信官员。现在有一件事，法令规定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可以。” 士大夫有事求助于吏部，拿着牌子请求，说：“我符合这条法令所允许的条件。”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也说可以，按理说当然应当判定为可以，没有疑问。士大夫退下后，胥吏拿出一张小纸告诉他：“不可以。”既然说不可以，按理说就应当判定为不可以，不能更改。没过多久，胥吏又拿出一张小纸告诉他：“可以。”本来可不可以，是有一定法令依据的；可是执行可不可行的法令，却没有一定的标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胥吏。士大夫刚来时，依靠法令所允许的规定，也依靠吏部长官和副长官的贤明，却不去拜见胥吏，所以同长官和副长官当面确认可以。退下后询问胥吏，胥吏说：“按法令不可以。”长官和副长官无话可说

译，也就说是这样。于是士大夫不再向长官和副长官请求裁决法令，而是拿这件事去同胥吏交易。胥吏说：“可以，但不要急。”等候长官和副长官忘记此事，便设法取得他们的允诺。昨天剥夺，今天给予；早晨说可以，晚上又说不可以。长官和副长官不知道，朝廷也不责问。吏部的权力不归于胥吏，又归于谁呢？事情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开始时有端绪，积累起来逐渐加深，最终根基扎得非常牢固，无法动摇。那么它的端绪是什么呢？弊病就在于忽视大体、谨守小法罢了。胥吏顺着官员所谨慎遵守的地方加以钻营，同时把官员所忽略的地方偷偷夺取权力。这就是这种弊病难以破除的原因。况且朝廷为什么不想一想呢？如果我们的铨选真的只在于谨守细小的法令，那么一个胥吏拿笔办理就绰绰有余了，又何必选择天下贤能的人来担任尚书、侍郎呢？可见我们任用尚书、侍郎，所要求的绝不只是谨守小法。因此不如放宽小法而责求大体，使他们知道小法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变通、在某些情况下不可变通；只要事情本来不关系到大体的利害，就让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裁决。关键在于不违背铨选的大体，也不损害立法的本意罢了。责求大体而略去小法，就不再由胥吏决定，胥吏的权力也会逐渐减轻；胥吏权力逐渐减轻之后，贤能的长官和副长官才能有所作为，选官制度也可以逐步改革。下篇说：臣听说，吏部的权力，既不异于宰相，也不异于一个胥吏。宰相和一个胥吏之间的差别，不必等到聪明人也能明白，实在相差悬殊。既然说吏部的权力不异于宰相，又说也不异于一个胥吏，这是什么道理呢？如今朝廷百官的升迁和罢黜，贤能的人得以任用，不肖的人得以罢退，这是宰相的权力。对州县百官进行注拟，从下至簿、尉，上至守、贰，这是吏部的权力。” 朝廷百官中，除了大科异等以及进士甲科名列前茅的人，没有谁不经过吏部；也没有谁不经过吏部就能授官。今天的主簿、县尉，未必不是他日的宰相。何况今天宰相所升迁、罢黜的人，以及台阁所排列任用的人，都是前一天曾经登上台阶向侍郎作揖侍立的官员。所以说，吏部的权力不异于宰相。可是，吏部所谓的注拟是什么呢？刚开始入仕的，便授予簿、尉；由簿、尉升来的，便授予县令、县丞；逐级推上去，直到幕职，都是按照这一套法则；再往上直到守、贰，也都是按照这一套法则。适合授予某职的，就说符合资格；不适合授予的，就说不符合资格。既然说符合资格，即使是贪婪的人、疲惫不堪的人、年老的人、乳臭未干的人、愚昧无知的人、平庸无能的人，也都能得到任用。被任用的人不以此为惭愧，授予官职的人也不以此为难。既然说不符合资格，即使是真正贤能、确有才干、廉洁守志的人，也都不能得到任用。不能任用的人没有谁怨恨，未予任用的人也没有谁怜惜。吏部说：‘他不惭愧、不怨恨，我的事情就办完了。’这就像征募士卒一样，把他们任职的高下记录下来，分列甲乙，再按照任职地点的远近和劳逸程度加以衡量。叫来一个胥吏查看簿册，就全部办完了。” 这只是县令用来平息小民争执的办法。吏部注拟百官，把天下百姓的性命寄托在其中，却也只停留在平息争执而已。所以说，它也不异于一个胥吏。如今吏部也有所谓铨量，不过是让人作揖后书写，来考察他会不会写字；召来医生给他诊视，来探查他有没有疾病；让他作揖行拜礼，来试验他的视听是明是暗、筋力是老是壮。所谓铨量，不过如此罢了。那么贤与不肖、愚与智又有什么区别呢？从前晋朝任用山涛为吏部尚书，朝廷内外的官员，有很多得到他的推荐擢拔。宋朝任用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先派人告诉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能让我行使吏部的职权，我就接受任命；如果不能，就不接受。’徐羡之回答说：‘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都委托给你。’蔡廓仍认为这是

译失职，于是没有接受任命。大概古代的吏部，即使是黄门、散骑，也都要经过吏部考察选任。这说明当时担任吏部官员的，难道也只是选取今天所谓符合资格的人来任用为黄门、散骑吗？还是只选取今天所谓经过铨量的人来任用为黄门、散骑呢？《宋史·苏绅传》说：‘上奏指出，古代从黄门、散骑以下，以及隋朝的六品官、唐朝的五品官，都由吏部专门决定去留。如今审官院、流内铨，就是古代的吏部。’

译三班院，就是古代的兵部。不问官职事务是繁重还是清闲，也不问才能高低，只把资历深浅作为先后次序。有司只负责掌管簿籍罢了；想要区别贤能和不肖，是不可能的。臣希望朝廷稍微加强尚书的权力，使他们能够考察百官是否有才干，并决定任用或罢免。至于丞、簿以下官职低微、责任较轻的官员，固然不能逐一考察；但县令承担着一县百里之内百姓的重任，守、贰承担着一郡百姓的重任，难道不重要吗？况且天下有多少州，一州有多少县？一年之中，除去留任和候补的官员之外，到吏部接受注拟的县令有多少人，守、贰又有多少人？也不过三几百人罢了。把一年三几百名守、贰和县令分散到三百六旬的日月中，每天注拟的人数，最多不过几人，实在没有多少。如果一年之内连三几百人的才干与否都不能考察，那么担任尚书的人也不过是偶然充数的人罢了。按月计算并不粗疏，按年计算也不失精细，那么州县任用到合适人才的比例，难道不能达到十成中的五六成吗？即使达不到五六成，难道不能达到十成中的三四成吗？拿这种办法同原来的办法比较，不是仍然更好吗？有人说：尚书的权力加重了，就会得以行使私情，那怎么办呢？” 事实不是这样。从前陆贽请求让台省长官各自推荐自己的属官，唐德宗怀疑各部门所推荐的人都有私情关系，或者收受了贿赂。陆贽劝谏说：‘陛下选择宰相，也没有超出台省长官之中。哪里有担任长官时就不能推荐一两个属官，等做了宰相却可以选择成百上千名僚属的道理呢？关键在于精心选拔长官。’陆贽的道理已经说尽了。如今朝廷百官，哪一个不是由宰相推荐拟定的，陛下却不怀疑。至于吏部长官和副长官的注拟，却偏偏怀疑他们会徇私吗？精心选择尚书，把任用、罢黜的权力交给他，使他能够精心选择守、贰和县令，而不要用文法把他束缚得过死。这样或许可以淘汰天下没有才干的官吏，天下的治理也还可以重新振兴。”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浚景夏说：国家设置铨选，是为了听任群吏治理政事；这项职权掌握在七司，明文记载在法令中，所遵守的是法。如今官员的升降却掌握在胥吏手中，另有所谓成例。长官和副长官有调迁改任，郎官和属曹有替换调动，来任职的人无法再了解旧例，离任的人也不能全部告知，于是想查找成例却找不到。即使有刚强明敏、精干敏捷的人才，也不再能提出议论；引用成例而不恰当，即使是极其公正、完全合乎事理的事情，也不能再申诉。货赂公开流行，奸弊越来越严重。我曾考察汉代公府有诉讼判例，尚书有决事判例；‘比’的意思，就如同今天所说的成例。如今吏部七司，应当设置成例册。凡是经过申请，或在朝堂上说明，或请取圣旨决定的事项，每办结一件，就命郎官依次拟定，长官和副长官把它记在册中，永远作为成例。每半年上报尚书省，同时关报御史台。这样，奸巧的胥吏就无从施展，铨选的次序也会公平妥当。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说：法，是为天下公正而制定的；成例，是因人而设、用来破坏天下公正的。过去的弊病在于用成例破坏法令，如今的弊病在于依据成例制定法令。自从成例施行，法令就废弃了。所以民间谚语把吏部称为‘例部’。” 这样看来，铨政的危害在宋代就已经成为问题，而如今尤其严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令可以查知，成例却无法查知，胥吏得以掌握模棱两可的权力，拿它向下属官员交易，世世代代相传；即使凭借朝廷的力量，也不能把它拔除。成例造成的危害实在太大了，又哪里只是吏部如此呢？寇莱公担任宰相时，章圣皇帝曾对两府说，想选一个人担任马部军指挥使。寇莱公正在商议此事，有胥吏拿着文书簿籍进来。寇莱公问是什么书，胥吏回答：“是成例簿。”寇莱公说：“朝廷想任用一个衙官，还要查成例吗？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败坏国政，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司马温公在皇帝面前同吕惠卿讨论新法，温公说：“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如果没有才能，把他罢免就可以了，不可让两府侵夺他的职权。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宰相应当用治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成例？如果只用成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如今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吕惠卿无法回答。利用河流来运输漕粮的是禹，堵塞河流来办理漕运的是明代人。所以古代称为“河渠”，如今称为“河防”。魏明帝派司马懿征讨辽东。当时从雒阳出兵，不过三千多里；魏明帝问往返需要多少天，司马懿回答说：去一百天，攻打一百天，回来一百天，再用六十天休息，这样一年就够了。这仍然体现了古人行军每天三十里的遗意。夏侯渊担任将领时，遇到紧急情况便迅速赶赴，常常出乎敌人意料。军中因此有话说：“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这句话只能偶尔用于二三百里以内的近距离行军；否则，行军百里而贪图迅速取胜，反而会使上将跌倒，这本来就是兵家所忌讳的。

译明初实行三场考试制度，虽然有先后之分，却没有轻重之别。可是士子的精力大多专注于一经，对考究古事却很疏略。主考官阅卷时，又往往袒护第一场取中的试卷，而不深入考察第二、第三场。过去所说的三场考试，如果不是闭门读书十年、读过上千卷书，就不可能具备应试三场的能力。如今却一心追求迅速取得功名，不过是在《四书》和一经之中拟出一二百道题目，偷偷把别人的文章抄记下来，到了入场那天抄写一遍，便可以侥幸考中。因此，连本经的全文也有人不读了。结果天下都成了只想速成的年轻人，学问由此衰败，心术也由此败坏。宋嘉▯年间，知谏院欧阳修上书说：如今的举人，通常有二千人。请放宽考试期限，先用策问考察他们。把其中文辞鄙陋恶劣的、文意颠倒杂乱的、不懂题意的、不知典故的、只作简略回答而不切合所问的、错误引用事迹的、虽然能成文但义理见识荒诞的，以及杂犯旧有条例、不合考试格式的，共分为七类，先淘汰这些人；估计二千人中可以淘汰五六百人。留下的人，再考论，同样按前面的办法考察，还可以淘汰二三百人。这样留下来参加诗赋考试的，不过一千人罢了。从一千人中选取五百人，人数少而容易考核，不至于使考官劳累昏倦。考查得精细准确，自然最好；即使考查得不够精细，也不至于录取过滥。因为那些节抄、剽窃、盗袭他人文章的人，都已经在先前的策论考试中被淘汰了。等到考诗赋时，留下的都是已经考过策论、粗略具备学问、义理见识不至于荒诞的人；即使诗赋写得不工整，也可以从中选取。这样，就能使那些年少而刚开始学习、完全不懂事理的人没有机会进身。如今既不能恢复两汉选拔士人的办法，不得已要根据文章来取人，那么欧阳文忠的主张似乎也有可取之处。要挽救今天的弊病，没有什么比先淘汰节抄、剽窃、盗袭文章的人更紧要的了。把这七类人放在最先淘汰的位置，那么暗昧低劣之徒就没有侥幸取中的机会，录取的人也会逐渐减少，科举考场自然也会因此清明起来。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说：举人轻视史学，如今谈论历史的人，只选取汉、唐统一天下的事来讲。至于三国、六朝、五代，因为认为那不是盛世，便以谈论它们为可耻。然而，这些时期进取方面的得失、守御是否恰当、筹划策略是疏略还是周密，以及处理军队和百姓的方法、形势变化和成败的迹象，如果能加以研究考察，对国家是有补益的。请告知春官，凡是课试命题，都应杂取各史，不必有所拘忌。考核时，稍微把论和策看得重一些。不要只根据第一场来决定取舍。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黄宗羲说：古代选取士人宽松，任用士人严格；如今选取士人严格，任用士人却宽松。古代实行乡举里选，有贤能的士人，不必担心没人知道。后来到了唐、宋，科举科目不止一种；士人不能参加这一途径，还可以转而从事其他途径，这就是选取士人的宽松。王制规定，乡里评议优秀士人，把他们升送到司徒那里，称为“选士”；司徒评议选士中的优秀者，把他们升入学校，称为“俊士”；大乐正评议造士中的优秀者，把他们升送到司马那里，称为“进士”；司马评议进士中的贤能者，把结果报告给王，由王决定评议等级。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之后才给予俸禄。唐代士人考中科举后，不能立即脱去布衣入仕，还要由吏部再次考试。宋代士人虽然登第后可以入仕，但也不过任簿、尉、令、录一类官职，只有榜首才得到丞、判之职，这就是任用士人的严格。选取宽松，就不会遗漏人才；任用严格，就不会有人侥幸升进。如今却不是这样，选取士人的途径只有科举一条，即使是豪杰之士，如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这一类人，舍弃科举也没有途径进身。选取人才难道还不能说严格吗？一旦侥幸取得功名，上至列入侍从之职，下至也可以安置在郡县任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使被黜落而成为乡贡之士，终身也不再获得解送资格，却仍授给官职。任用人才又是多么宽松啊！选取人才严格，就会有许多豪杰老死于山林之中；任用宽松，朝廷在位者中就有许多人未必得到合适的人才。世俗之人只看到二百年以来的功名气节之士，其中有一两个出自科举，便以为科举制度已经很好，不必另求其他办法。他们不知道，在科举之中，即使聚集了一二十万、上百万人，不符合功名气节标准的人也只是没有进入；这就是说，功名气节之士能够取得科第，并不是科举能够选出功名气节之士。假如通过抽签来比较人的长短并录取，实行几百年，那么功名气节之士也自然会有出自抽签之中的，难道能说抽签是选取士人的好办法吗？究竟说来，具有功名气节的人物，比汉、唐相差太远，只是使庸碌妄诞之徒充斥天下。难道是上天不生人才吗？那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不对。因此我主张放宽选取士人的途径：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官（其办法是由诸生掌管六曹），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至于严格任用人才的办法，也附带记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万人〕 《文献通考·序》说：三代以前，天下并不是天子可以私有的。秦朝废除封建制度，才开始把天下奉给一个人。三代以前，田产也不是普通百姓可以私有的。秦朝废除井田制，才开始把田产放弃给百姓。秦朝对于本来应当取得的便取来，对于本来应当给予的便给予。然而这种制度沿袭已久，要恢复古制实际上很困难。想要恢复封建制，就是自己割裂土地疆域来开启纷争；想要恢复井田制，就是强行夺取百姓的田地来招致怨恨。书生的议论之所以不能实行，原因就在这里。按照田地归百姓所有的情况征税，而不再过问田地多少，始于商鞅；按照百姓所拥有的田地征税，而不再看其丁口中等与否，始于杨炎。三代井田制的良法坏在商鞅手里，唐代租庸调制的良法坏在杨炎手里。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是君子所羞于称道的。后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完全遵循他们的办法的；一旦有所改变，反而会造成烦扰而无所依据。于是国家和百姓都受到它的危害。这是因为古今情况不同、适宜的制度也不同。

译又说：古代风俗质朴而用度简省，所以钱财有余；后世风俗奢侈而耗费糜多，所以钱财不足。于是钱的价值日益降低，钱的数量日益增多。数量增多而价值降低，钱财要流通到远方就困难了。自唐代以来，才开始制作飞券、钞引一类的东西，用来便利商人携带大量钱财进行贸易。这种办法大概是凭券引取钱，而不是把券引本身当作钱。宋庆历以来，蜀地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开始有会子。交子、会子流行以后，才开始直接把纸当作钱。珠玉、黄金是珍贵之物；铜虽然没有多少值得珍视之处，却是适用之物。把既珍贵又适用的东西铸成货币并流通，是古人的用意。至于把纸作为货币，则是开始把无用之物当作有用之物了。拿一张方尺大小、容易腐坏的纸券，竟然足以使人奔走经营一生。寒冷时靠它得到衣服，饥饿时靠它得到食物，贫穷时靠它变成富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然而铜钱沉重而纸张轻便，鼓铸繁琐困难而印造简易。如今舍弃沉重而困难的，使用轻便而容易的，而且下免于触犯禁铜之法，上免于搜取铜材的苛扰，也是一种便利。又说：征榷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山泽，即茶、盐、矿坑、冶炼之类；二是关市，即酒的专卖和对商人的征税。那些以谈论财利为可耻的人说，官府只应靠收取田租和赋税来供给衣食，却想同百姓争夺经营货殖的利益，不是王者所应做的事。善于谈论财利的人则说，山海是天地所藏的财富，却被豪强擅自占有；关市是货物聚集之地，却被商人擅自占有。应当从豪强和商人那里取利，以帮助国家的经费，而不要只依靠百姓的赋税。这是崇本抑末的意思，也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自从这种说法确立以后，后来凡是更详细地实行征榷的人，没有不拿它作借口的。征收不停止，便连利源也一并夺取。官府亲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钱，直到市易一类事业，利源一天比一天扩大，利额一天比一天加重。官府既不能亲自办理，而豪强、商人之类又不能再擅自占有利源；但既然已经规定为课税定额，主管官员又不能承担收入减少的责任，于是又制定均摊派征的办法。有的按人口征收盐钱，有的按户等专卖酒，有的对有田的百姓按田亩计算，命令他们在缴纳赋税时一并交纳，以求达到定额。于是征榷遍及天下。原来过去实行专卖，是说从豪强、商人那里取利来优待农民。等到这种办法实行久了，农民既得不到豪强、商人的利益，反而代替他们承受专卖的负担。有见识的人知道这种办法苛刻横暴，但国家所需的经费又不能停止征取。

译《通志》记载：汉昭帝始元二年，下诏征发熟习战斗和射箭的士人前往朔方，调遣旧日官吏率军在张掖郡屯田。孝宣帝神爵元年，派后将军赵充国率兵进攻先零羌。赵充国以彻底消灭敌人为期限，于是想停止使用骑兵，改为屯田来等待敌人疲敝。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留下步兵一万人屯田，获得很大利益。第二年，终于击破先零羌。屯田的详细情况见《充国传》。魏武帝击破黄巾军后，想经营谋划四方，却苦于军粮不足。羽林监、颍川人枣祗建议设置屯田。于是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都附近屯田，收获谷物一百万斛。各郡国按例设置田官，几年之中，各处积存粮食，仓廪全都充满。废帝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懿督率各军讨伐吴国时，想扩大耕田、积蓄谷物，作为消灭敌人的资粮。于是派邓艾巡视陈、项以东的地区。到达寿春后，邓艾认为那里土地肥沃但水源少，不能充分利用地利；应当开凿河渠，才能大量积存军粮；还要疏通水运漕运的道路。于是他撰写《济河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他又认为，从前击破黄巾军后实行屯田，在许都积存粮食，用来控制四方；如今三面已经平定，事情的关键在淮南。每当大军出征，运送兵员的船只过半，功夫和费用极其巨大，已经成为大规模的劳役。陈、蔡之间，土地低平，田地肥沃，可以省去许昌附近各处稻田的水，把水向东引流；让淮北屯田二万人、淮南屯田三万人，十二分中休息两分，通常可有四万人劳作。边耕种边守卫，水源充足时，收获通常是西部的三倍。计算扣除各项费用后，每年可得到五百万斛，作为军需；六七年之间，可以在淮水一带积存三千万斛。这些粮食足够十万军队吃五年。用这些条件进攻吴国，便没有到哪里不能取胜的。司马懿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依照邓艾的计划施行。于是向北督察淮水一带，从钟离西南横石以西，直到氵比水，共四百多里；每五里设置一座营，每营六十人，边耕种边守卫，同时修建并扩充淮阳一带长一百尺的两条渠道。上游引来河水，下游通向淮水、颍水，大力整治各处陂塘，在颍水南北开渠三百多里，灌溉田地二万顷。淮南、淮北都相互连接起来。从寿春到京师，到处都有农官和士兵耕田，鸡犬之声相闻，田间道路相连。每当东南发生事变、大军出动时，军队便乘船顺流而下，到达江、淮一带；粮食物资有储备，又没有水灾之害。这是邓艾所创建的。晋代羊祜任征南大将军，镇守襄阳。吴国的石城守军距离襄阳七百多里，常常成为边境祸患。羊祜为此忧虑，便用计谋使吴国撤除守军。于是戍守巡逻的兵力减少了一半，把省下的兵力分去开垦八百多顷田地，获得了很大利益。羊祜刚到任时，军中粮食不够一百天食用；到了任期末年，已经有十年的积粮。太康元年平定吴国以后，杜预在荆州修治召信臣留下的水利工程，引水灌溉氵蚩、氵育等水域，使一万多顷原田得到浸灌。划定疆界并刻石为记，使各方有确定的界限，公私双方都得到利益。百姓依赖这项工程，称他为“杜父”。旧有水道只有沔水、汉水通到江陵，长达一千数百里，北面没有通行道路。又有巴丘，是湖水、沅水、湘水汇合之处，内外山川相互依托，确实地势险固，是荆蛮所凭恃的地方。杜预于是开通杨口，从夏水通到巴陵，长达一千多里；对内泄去长江的险阻，对外沟通零陵、桂阳一带的漕运。南方百姓歌颂他说：“后世没有叛乱，是由于杜翁；谁能知道他的智谋声名和勇武功劳？”东晋元帝督促考核农业生产，以二千石官和地方长吏所交纳粮食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即使是负责宫廷宿卫等重要职务的人，也都命令他们参加农事；让军队各自耕种田地，把收获直接作为军粮。穆帝升平初年，荀羡任北部都尉，镇守下邳，在东阳的石鳖屯田，公私双方都从中获利。后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发生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求另行设置农官，从州郡户口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人。根据水陆条件的适宜情况，核算田亩数，以赃物、赎罪物和其他杂物购置耕牛并分配给屯田户，命令他们尽力耕作。每一名农夫的田地，每年要求收取六十斛。免除他们的正课以及征戍等杂役；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内，粮食就会积存、人口也会充足。皇帝阅览奏表后认为很好，不久便施行。从此以后，公私双方都丰足富裕；即使有水灾、旱灾，也不会造成危害。北齐废帝乾明年间，尚书左丞苏珍芝又建议修治石鳖等屯田，每年收获数十万石，从此淮南军队的防守粮食充足。孝昭帝皇建年间，平州刺史嵇煜建议开通幽州督亢旧有的陂塘，在长城左右设置营田，每年收获稻谷数十万石，北部边境因此得到充分供给；又在河内设置怀义等屯田，以供应河南的费用。从此逐渐停止了转运粮食的劳苦。武成帝河清三年，下诏令沿边城池中适宜开垦、可以供给粮食的地方营办屯田，设置都子使统领。一名子使负责田地五十顷，年终考核其收入，以此评定奖赏和贬黜。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侵犯边塞，吐谷浑侵扰边境。由于转运劳苦疲敝，于是命朔方总管赵仲卿在长城以北大规模实行屯田。唐开元二十五年，规定隶属司农寺的各屯田，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编为一屯。隶属州、镇各军的屯田，每五十顷编为一屯。凡应设置屯田的地方，都由尚书省裁处。旧屯重新设置的，一律按照原来承袭的疆界作为定制；新设置的，则一并选取荒闲、没有户籍登记而可以广泛占用的土地。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收获一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上元年间，在楚州设置洪泽屯，在寿州设置芍陂屯。这些田地土壤肥沃，获得了很大利益。

译古代费用多而货财有余，如今用度少而财货不足，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古代取利于山泽，而如今取利于贫民吗？取利于山泽，国家的公利就丰厚，人民也归向农业；取利于贫民，国家所得的公利反而微薄，人民也离开自己的产业。所以先王制定制度时，山海由官府掌管，虞衡设有职官，调节轻重有一定方法，开放和禁止有一定时令：一方面使人民专心务农，另一方面使国家富足。明皇命令宰臣议论这种办法是否可行，众人都认为盐铁之利对国家用度很有益处。于是命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都暂任御史中丞，与各道按察使一起核查责问天下盐铁的课税。开元二十五年，仓部制定关于蒲州盐池的条例，命州司监督盐池租税，把盐池分给有能力的人家经营种植。按规定收取盐税，每年上、中、下三等盐畦，合计收取一万石。又制定屯田条例，规定幽州盐屯每屯配置丁夫五十人，一年收成定额达到二千八百石。又有成州长道县的一处盐井，按等级分别规定奖赏和惩罚。蜀道陵州、绵州等十州共有盐井九十所，每年盐税总额折合钱八千七百五十一贯（陵州盐井一所，课税总额折合钱二十六十一贯；绵州盐井四所，合计二百九十二贯；资州盐井六十八所，合计一千八十三贯。泸州盐井五所，合计折钱一千八百五十贯；荣州盐井十二所，合计四百贯；梓州合计七百一十七贯；遂州四百一十五贯；阆州一千七百贯；普州二百七十八贯；遂宁府合计二千七百九十三贯；果州合计九千九百八十七贯；邛州合计三百七贯）。起初，德宗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向天下征收茶、漆、竹、木税，十分取一，作为常平本钱。到了贞元八年，盐铁使张滂上奏：在产茶州县的茶山以及商人往来的要道，按茶叶价值分为三等定价，按十分之一征税。从此每年得到钱四十万缗。然而遇到水灾、旱灾时，也从未用这些钱救济百姓。穆宗即位后，两镇发生战争，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增加天下茶税，按每一百钱增加五十钱。等到王涯主管盐铁、度支两使时，设置榷茶使，把民间茶树移植到官营茶场，并烧毁民间原有的茶叶积存，天下人非常怨恨。武宗即位后，盐铁转运使崔珙增加江淮地区的茶税。当时茶商经过的州县都要缴纳重税，有的地方甚至掠夺商人的船只车辆，使货物露天堆积在雨中。各道设置邸店来收税，称为“拓地钱”，因此私下贩茶的活动更加兴盛。魏冰叔在《里言》中说：“处理事务，首先要辨明‘是非、利害’四个字。是非有时会模糊，必须看得透彻；利害最难预料，姑且要辨得稳妥。然而我们立身处世，对于利害要看得轻，对于是非要看得重。”又说：“利害的权衡在上天，是非的裁断权在自己。利害是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是非却是截然分明的。利害不明，祸患只累及一时；是非不明，祸患会累及万世。”又说：“辨别是非利害，还要懂得大小、轻重、缓急六个字。” 施舍坟墓不如施舍棺材，施舍棺材不如施舍药物，施舍药物又不如周济和教导，使人不至于遭受饥寒、暑湿，最终患病。大体说来，事先预防的功效是无形的，人们看不见、感受不到它的好处，所以很少有人去做。因此，施恩的人不必希望得到看得见的功效，受恩的人却一定要想到那些看不见的恩德。责备贤者，必须完全出于爱护、裁成和帮助他成就的意思。如果对君子一味吹毛求疵，就会使小人反而得到极大的便利，而世人也将把贤者当作戒鉴了。若正逢君子之道衰微的时候，更应当深加宽恕，委曲成全，以培养仅存的阳刚之气。《涧泉日记》记载，范纯仁劝谏神宗时，引用汉文帝亲自穿弋绨衣服的事，说这样可以使天下富足。神宗说：“使天下富足，也还需要有政事；如果只因为君主穿黑色细绢袍、皮鞋，就想使天下富足，也没有这个道理。”氵虎因此想到，这句话正是启发王安石提出青苗法的原因。可惜范忠宣公不能再次向皇帝进言。如果顺着这个意思劝谏，说以有限的财物供给无穷的用度，恐怕很难使天下富足，那么神宗也一定会有所感动。进言没有把道理说尽，反而足以酿成祸患，不足以消弭祸患。熙宁年间，新法正在推行，州县骚动不安。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和旧日朋友中做官的人，都想投递弹劾自己的奏章辞官归去，便写信询问康节。康节回答说：“这正是贤者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厉，但能够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恩惠。投递奏章离去，又有什么益处呢？” 大中祥符年间，天下发生严重蝗灾。真宗派人到野外找到死蝗，拿来给大臣们看。第二天，另一位宰相把死蝗藏在袖中带来，说：“蝗虫确实已经死了，请允许把它拿到朝廷上，让百官一起庆贺。”唯独王文正公认为不可以。几天后，王文正公正在奏事，飞蝗遮蔽天空。真宗回头对他说：“假如已经让百官庆贺，而蝗虫却是这样，岂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诸位大臣都谢罪说：“王旦的见识深远，不是我们所能比的。” 陈晋公担任三司使时，真宗命令他把朝廷内外钱粮的大数目准备好上报。陈恕答应了，却没有进呈。过了很久，皇上多次催促他，陈恕始终没有进呈。皇上命执政大臣责问他。陈恕说：“天子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十分充盈，恐怕会产生奢侈的念头。” 伍文定在江中同宸濠殊死搏战，忽然拿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宁王已经被擒，我军不得纵情杀戮。”叛贼看见后惊慌骚动，于是大败溃逃。淮阴侯韩信最初拜见汉高祖时，便评论刘邦和项羽的优劣。他还没有等到垓下之战，只是在坐着谈论的一会儿工夫，就已经清楚看出楚国将要被汉朝吞并了。诸葛亮初次拜见昭烈帝时，说吴国是应当结交的，荆州、益州是可以夺取的。不必等到展开舆地图，天下三分鼎足的形势已经像指在手掌上一样清楚。李纲抵御金人时说，能够守住之后才可以谈战，能够作战之后才可以谈和。虽然高宗没有采用他的主张，但南宋大体上的形势，不能超出这两句话。这些人是草创经营国家的能手，所以说话都能抓住要领。从秦朝经过汉、唐、宋朝，它们灭亡的原因，全都出在宦官身上。试着论述如下：秦朝如果没有沙丘之诏，怎么会有望夷宫的杀戮？汉朝如果没有蕃、武二侯之死，怎么会有董卓入朝？唐朝如果没有甘露之变，怎么会有白马之祸？宋朝如果没有灭辽之举，怎么会有二帝被俘北行？所以，刘邦、项羽、曹操、朱温、阿骨打，是那些灭秦、代汉、篡唐、逼迫宋朝的人；而赵高、曹节、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贯，实际上是开启这些祸乱的人。上下数千年，败亡的情形如出一辙。

译宋英宗时，王广渊被授予集贤院之职。司马光说：“王广渊奸邪，不可亲近。从前汉景帝还是太子时，召集身边的人饮酒，只有卫绾称病不去。等到景帝即位后，特别优待卫绾。周世宗镇守澶渊时，张美掌管钱粮。世宗私下有所求取借用，张美都尽力满足；等到世宗即位，却因为张美为人薄劣而不任用他。如今王广渊在仁宗朝时，私下与陛下结交，难道是忠臣吗？” 曹武惠王曹彬曾说：“我做将领，杀人很多了，但从未因为个人的喜怒而擅自杀过一个人。”韩忠献公韩琦谈到章相在北门任职时，很是姑息三军。曹彬说：“统领军队自有适中的原则，过于严厉固然不可以，过于亲爱也不可以。如果那人确实犯了罪，即使每天杀一百人又有什么妨害？人们自然不会怨恨。不因个人喜怒杀人，即使杀人很多，也没有损害自己的仁德；按照罪行杀人，即使每天杀一百人，也不会招致人的怨怒。” 放纵贼人饮酒，哪里能说是剪除邪恶？解开衣带上的缨穗让人取酒，吞食苦药汤，也不是为了防止邪恶。汉文帝赏赐金钱，唐太宗发给布帛绢匹，都不是刑罚和赏赐的正当原则。于公谦、王公在临刑时，是因为迎立外藩的罪名。王公称冤，谦公只说亲王没有金符不能召来，此事应当查辨。当时掌管印绶和尚宝司的宦官听说后，查阅各王府的符信，发现都在，唯独没有襄王府的符信。众人都疑惑，不知道其中缘故，于是询问一名退任宦官。他说，曾记得宣德年间，老娘娘下旨把它取走了，但不知道现在在哪里。老宫人某人还在，一定知道详情。于是前去询问。老宫人说，宣宗去世时，老娘娘认为国家有年长的君主，是社稷之福，曾想召襄王入继；后来符信取入宫中，因为三杨学士商议不合而作罢。符信现在就在后宫▯Й阁中。老娘娘就是张太后。于是向太后说明情况请求寻找，果然在某处找到。原来因积尘而被掩埋了一寸多深。如果没有这位老宦官和老宫人保存证据，那么因冤屈而死的典守官，也会有这种情况。后来英宗醒悟到二人的冤屈而悔恨，原因就在这里。审断重大案件的人，怎么能不谨慎呢？韩魏公不刻意区分小人，然后才能除去小人。蘧伯玉以独自成为君子为可耻，然后才能成就为君子。做人要摆脱世俗，却不能存有一丝故意矫正世俗的心思；应对世事要顺应时势，却不能生起一丝迎合时势的念头。司马温公做宰相时，常常询问士大夫的私人生计是否足够。人们感到奇怪，便问他原因。司马公说：“如果衣食不足，怎么肯为了朝廷而轻易决定去留呢？”内翰贾公在廷试中考取第一名，前去拜谢杜祁公，杜祁公却只询问他的生计有无。贾公退下后，对祁公门下的士人说：“我凭借粗陋的文章名列天下第一，特意来拜谢杜公。杜公不问文章，却只问我的生计，难道认为我不够资格夺魁吗？”杜公听见后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生计，即使做了显官，也不能不低头、仰人鼻息，因而有所依从和违背本心。如今贾君名列第一，他的学问自然不必问就知道；他将来能做显官，也不必问就知道。我只是担心他的生计不够，以至于进退都被俸禄牵制罢了。”贾公对此叹服不已。唐代王起历任省、寺官职，三次出任节度镇守，却不懂得治理家庭。所得俸禄全被仆人和妾侍占有。年老后贫寒饥饿，甚至到了让伶人分出每月俸禄来供给他的地步。议论者说：享受俸禄做官的人，不能节俭约束自己，稍微富裕便饱食到连狗猪也有余，稍微窘迫便使妻子儿女陷于困境；到了晚年如果苟且求得一点财物，往往把自己一生的名节全都丢弃。以王相国的德行、声望和品级，尚且有这样的牵累，人怎么能不想到节俭而使自己生活满足呢？唉！如果把这些话理解成谋求田产房舍，那么前面的话就像醍醐，反而会变成毒药。武后对狄仁杰说：“你辅佐汝南时有善政。不过有人诽谤你，你想知道吗？”狄仁杰谢绝说：“陛下认为这是过错，臣应当改正；认为没有过错，就是臣的幸运。至于诽谤者的话，臣就不愿知道了。”武后感叹他是位长者。唐高宗把上官仪教我废黜你的事告诉了武后。这是上官仪因言语不秘密而失去臣位。陈蕃请求宣读自己的奏章给宦官看，这是臣子因言语不秘密而丧失自身。范文正公《淮上遇风》诗说：“一只船危急得像一片树叶，旁观的人都担心得心神受损。将来若处在平地，不要忽略身处险境的人。”又如李文靖公请求离职，写《题六和塔》说：“我经过塔下已有几个春秋，每每遗憾没有机会登上塔顶。今天才知道高处也有危险，不如归去躺卧在山林之间。” 刚一开口就像已经说完结尾的话，刚一动手就像已经到了尽头。这种人极其缺乏含蓄，也极其不能成事。《野客丛书》记载：贡禹上书说：“臣年满八十一岁，像犬马一样到了衰老之年，只有一个儿子，年十二岁。”贡禹八十一岁时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六十九岁才有儿子，可见得到后嗣是如此艰难。看他晚年上疏，谈到民间因生子三岁便要缴纳口赋钱而受到严重困扰，以致生下孩子就杀掉；他建议下令孩子七岁才缴纳口钱。他的话十分恳切。想来贡禹得到后嗣艰难，所以由此推及这种考虑。又看北魏永平年间，将要诛杀元愉的妾李氏，群臣没有敢进言的。皇帝命崔光起草诏书，崔光迟疑不肯下笔，上奏说：“元愉的妾已经怀孕，若杀戮她甚至剖取胎儿，正是桀纣那样的君主才会做的事。陛下年纪渐长，却还没有储君之体；皇子尚在襁褓中，不久就夭折失去。请暂缓审处李氏之罪，等待她生育。”皇帝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也是以皇室后嗣为念，避免杀害胎儿。魏主本性残忍，任意施行杀戮，似乎不可能被劝回；然而一听到这番话，就很是悲悯，稍微放宽了刑禁。由此可知，人谁能没有这样的恻隐之心？只要能够触动它的机缘，使仁慈的念头转回，往往并不太难。由此看两位公卿的话，其利益极其广泛。又想到世上有些人不替后嗣谋划，却反而把惨酷当作手段，以求迎合当时。唉，悲哀啊！

译《焦氏笔乘》记载：屯田、营田名称不同，那么制度必然也有差异。《通典》记载宇文融括取天下隐匿田地的办法说：流动的民户和丁男共同编作一坊，官府建立闾舍。每个丁男给田五十亩作为私田，任由他们自行耕种；每十丁在附近的坊中轮流共同给田一顷作为公田，一同命令他们耕种。十丁每年耕种公田一顷，每丁每年服役三十六日以外，官府共收粮一百石，除此之外不再有租赋。既然营田户还免除征发服役，就一定不会流散（“营田户”是宇文融的原话）。这样看来，抛荒的土地就成为公田了。考察这种称为营田的制度，是把公田给流动民户，让他们替官府耕种。十丁一年共同耕种公田一顷，不同于编户分田纳租，所以称为营田。至于屯田，则都是由屯驻的士兵来耕作。赵充国、邓艾、羊祜都属于这种情况，所以称为屯田。如今江南百姓租种官田，都称为屯田，大概是国家初年本来由屯田士兵耕作，今天的民户仍沿用旧称。山东巡抚都御史多兼带营田之职，也就是耕种官田。我恐怕“营田”这个名称始于宇文融，但它的制度在《晁错传》中已经具备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晁错是在边地推行，宇文融是在民间推行。欧阳公任开封知府时，承接包孝肃严厉的政风之后，对一切事情都遵循事理，不追求声势风采。有人拿包孝肃的政绩来勉励欧阳公。欧阳公回答说：“每个人的才能和性情不一样，各有长处和短处。使用他的长处，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强行使用他的短处，政事必然做不好。我也只是任用自己的长处罢了。”听到这话的人都心悦诚服。司马文正公做宰相时，亲自写了一份榜文草稿，张贴在宾客所处的厅堂，说：“请诸位留意：如果看到朝政有什么缺失，或百姓有什么疾苦，想进忠言的，请用奏牍上报朝廷。我将同僚商议，选择可以施行的，进呈皇帝，奉旨施行。只是写私信来恭维劝谕，最终没有任何益处。如果自己有过失，想要赐予规劝纠正，就请用封口的书信交给吏人传入。我将从内心反省责备自己，牢记在心并改正行为。至于整顿会同官职差遣、申辩平反罪名，以及一切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都请另行递交奏状。我将同朝廷官员公开商议施行。如果在私人宅第来访，请不要谈及这些事情。”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时执掌政务。四方上报祥瑞，李沆故意把它们删削抹去；如果有灾异，就再三上疏陈说，认为这是失德招来的。皇上心中很不高兴。王旦退下后对李沆说：“相公何苦这样违逆皇上，似乎不是顺从辅佐的意思。”李沆说：“自古太平天子志气奢盛，不是更加威服四夷，就是沉溺酒色，或者崇信佛教道教，不过因这几件事而自行败亡。如今皇上年纪还轻，必须经常用不如意的事情挫折他，使他的心不骄傲，这样才可以成为能够保持盈满、守成的君主。我老了，您将来一定会看到这一点。”王旦仍不以为然。到了晚年，皇帝举行东封西祀，各种礼仪无不讲究。当时李沆已经去世，王旦画了他的像来供奉。每当胸中郁闷，就抚摸着腹部绕行，说道：“文靖啊！”这大概是他佩服李沆的明见远识。庆历年间，一名近侍犯法，罪不至死。执政大臣因为他的情节严重，请求杀掉他。范希文独自不说话。退朝后对同僚说：“诸位劝皇帝不按法律而杀近臣，一时虽然痛快，却不应当教皇帝轻易动用杀人的手段。”诸位大臣都默然无言。御史台有一名守门小吏，在台中任职四十多年，很善于评判御史中丞的优劣。他每次都用自己手里拿的棍棒来表示中丞是否贤能：中丞贤能，就把棍棒横拿；否则就把棍棒直拿。这话在士大夫中传得沸沸扬扬，凡是担任中丞的人，都唯恐他的棍棒被直着拿。范讽担任中丞时，声望非常高。有一天，他正在处理政务，守门小吏忽然把棍棒直了起来。范讽大惊，立即召来询问：“你的棍棒忽然直了，难道是看见了我的过失吗？”小吏起初隐瞒不说。范讽反复追问，他才说：“昨天我看见中丞召见客人，亲自叫厨师来做饭，吩咐了好几次。厨师离开后，您又把他叫回来，再三叮嘱。大凡役使人，只要把办事的方法交代给他，再观察结果就行了；如果不合规矩，自有常规刑罚。何必这样喋喋不休地烦扰？假如中丞治理天下，不只是一名厨师的差事；如果什么事都像这样喋喋不休，岂不是劳累而令人厌烦吗？我心里鄙视这种做法，不知不觉就把棍棒直起来了。”范讽大笑，惭愧地道谢。过去都使用小铁钱，十枚相当于一枚铜钱。景德二年，命知益州张咏和西川转运使黄观共同裁定嘉州、邛州铸造大铁钱的办法。每贯使用二十五斤八两，铸成后价值相当于一枚铜钱和十枚小铁钱，铜钱、小铁钱并行使用。后来因为铁钱沉重，许多人盗取熔化来制造器物；每二十五斤，卖出的价值是二千钱。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浚策说，钱币轻，行路携带就方便；钱币小，熔化者获利就少，请求减少景德二年的定制。对于现行使用的旧钱，也命令仍按旧制流通。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宋朝鼓铸钱币，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江州广宁监、建宁府丰国监四监，每年铸造铜钱一百三十四万缗，充作上供；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每年铸造一百五十六万缗，供各路支用。建炎年间战乱，州县困顿衰败，鼓铸钱币的事务全都废止。绍兴初年，把广宁监并入虔州，把永丰监并入饶州，每年铸钱才达到八万缗。铜、铁、铅、锡的收入不及旧日，而官吏俸禄、工匠费用却和从前一样。每铸钱一千文，通常要用本钱二千四百文。当时范汝为作乱，暂时停止建州鼓铸。绍兴二年，恢复铸钱十二万缗，泉司供应铜锡六十五万余斤。光宗绍熙二年，臣僚说江北公开流通的货币，以一枚铜钱折合四枚铁钱，应当禁止。那时江北的铜钱，自乾道以来，全都用铁钱收换；有时用一贯会子兑换一贯钱。铜钱收省后，解送到行在。至于建康、镇江以及沿江各州军的关津之处，委派官员检查；又在长江南北各设置官库，用铜钱、铁钱互相兑换。凡是沿江私自渡江以及极边小路，严禁钱币偷运泄漏。

译陆稼书《思辨录序》说：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想谈论学问，难道不困难吗？功利的习气逐渐浸染人心，根深蒂固而无法拔除。幸而能够自行摆脱功利，如果又沉溺于记诵和辞章，终身忙碌奔波，反而只会助长浮薄、骄傲和吝啬的气质。幸而又不沉溺于此，而有志于道，佛教、道教之徒又会接着迷惑他。舍弃三代以来圣贤相传的道，而想求取所谓虚无寂灭的境界，越用力追求，离道就越远。幸而不被佛老迷惑而归依儒学，但儒者之道又分成不同途径，各自奔驰。宋代的洛学、闽学、金溪学，明代的河津、余干、新会、姚江之学，同样以孔孟为师，同样讲仁义，差别只在毫厘之间，但流传下来的结果却相距极其悬殊，像方与圆、冰与炭那样完全不同。求学的人不曾辨析它们的异同，分清似是而非之处，只是浮泛地仰慕学问的名声而用力追求；其中不舍弃平坦大道而偏走荒僻小路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姜西溟说：古人以道义相交，是用赠言而不用财物，用性命而不用诺言，以过错相互规劝，而不是用名声相互标榜。众人所鄙弃的，我却珍视，并不因外在形迹而猜疑；众人所抛弃的，我却取用，并不因独自行事而怀疑。总之，只希望相互攀援依靠，共同达到道义的境界，这就够了。寇永修《山居日记》说：古人使宗族和睦，并不只是同一宗族的人；考察族服制度便可知道，父族、母族、妻族都包括在内。比如晏平仲乘着破车、驾着瘦马，桓子认为这是隐瞒了国君的赏赐。晏子说：“自从我显贵以后，父族中没有谁不乘车，母族中没有谁的衣食不足，妻族中没有谁挨冻受饿。齐国的士人，等着我供给柴薪做饭的，有三百多人。” 《石成金官绅约》说：生而为人，如果对世间没有益处，还不如不生；做官为仕，如果对百姓没有益处，还不如不做官。陆稼书《灵寿奉巡抚直隶都察院于条陈时务》说：水利是应当兴办的。要使百姓富裕，在于开垦田地；要开垦田地，在于兴修水利。北方土质干燥猛烈，灌溉后水容易干涸。虽然这与南方不同，但如果使河川湖泽流通，随处灌溉，总胜过任由土地焦枯而无人救治。我私下考察古人的沟洫制度，极其精细严密。所以孔子说大禹尽力于沟洫。周礼中遂人、匠人的职掌，也完备地记载了这种制度。如今却把这一切搁置不问，任凭水道自行盈满、自行干涸。一遇旱灾水灾，便束手无策。百姓生活日益困窘，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古人的沟洫制度随时修理，所以不觉得烦琐费钱。如今河道长期淤塞，一旦想疏通堵塞、防止决口，工程费用浩大，势难仓促办成；又正值公私都困窘的时候。州县的钱粮，每一丝一毫都有专门款项，不敢擅自挪用。民间十室九空，连应缴的正供钱粮尚且难以完纳，哪里还有余力完成这样艰巨的事情？如果不衡量时势，不计算盈亏，突然兴办此事，那么造成的扰害必定超过水旱灾害。我私下想到，多年以来，朝廷怜悯救济灾荒，州县商议蠲免钱粮、商议赈济，所耗费的钱粮多得无法计算。与其在灾荒已经发生之后蠲免钱粮、进行赈济，哪里比得上在灾荒尚未发生之前讲求水利？蠲免和赈济的恩惠只在一时，水利的益处却可延续万世。如今宪台巡抚京畿地区，想成就长久的事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全面查勘所属州县的水道，哪些地方适合疏通，哪些地方适合修筑堤防，估定长度、宽度若干，工程费用若干。汇编成《畿辅水利》一书，进呈御览，请司农衡量钱粮的盈余和不足，按次序分年兴办，永远成为万世之利而不扰害社会。就一时而言，虽然似乎免不了花费；从长远而言，与蠲免和赈济相比，所节省的必定多出百倍。或者鼓励官吏、绅衿，若能开通河道若干，应当如何优先叙功、如何奖励，这也是一个办法。王尔缉《区田法》说：据《农政书》记载，商汤时曾有七年旱灾，伊尹创制区田法，教百姓施肥播种，挑水灌溉庄稼。凡山陵、倾斜的阪地、田边高地以及城墙上，都努力采用这种方法。凭此抵御了六年旱灾，百姓很少流离饿死。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其他书可以证明，但总的说来，这个方法不是有才智的人不能办理。凡是土地少的人家，都应当采用；到了荒旱之时，在水源缺少的地方，更应特别重视。其方法大致是：一亩地宽十五步，每步五尺，共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共分成五十区。长宽相间，共计二千七百区。空出一行播种；在播种的行内，又隔一区种一区。除去间隔的空地外，可以种六百七十五区。每区深一尺，使用熟粪一升，与区中的土拌和。把谷种均匀播下，覆盖好，用手按实，使土与种子相接。出苗后看稀密留取，锄草不嫌频繁，干旱就浇灌。结籽时，锄松区上的土，把根部深深培土，以防大风摇动。这种方法如果不遭蝗虫危害，每区收谷一斗，每亩可以收六十石。我私下认为，这种方法实在是贫困人家救荒的上策。但如果采用隔区间种的办法，不仅中间的道路难以通行，而且除草、锄地、灌水都很费周折。不如根据土地的宽窄，在中间划出道路，以一尺五寸宽的通畛为标准；再划出种禾的沟，也以一尺五寸宽的通畛为标准。区沟深一尺，使用熟粪一升，按数量均匀放入，用手按实。看土地是否可以灌溉，按时充分浇灌。这样施工省力而方法快捷。至于一一区能收谷一斗、一亩能收六十石以及三十石的说法，恐怕也未必如此。从前我在庚子、辛丑大旱时，也曾尽力采用这种方法。虽然人的操作还没有达到精细完善，但总的说来用工颇为勤勉，也只能每亩收五六石而已。那些每亩收六十石、三十石的说法，或许是古人鼓励人们努力实行区种法的用意吧。然而在大旱之年，邻近田地赤地千里，而区田一亩却独能收获六七石。如果像数口之家那样，能够竭尽力量把区田做成二十亩，便可以保全一家八口、父母妻子的性命。它的收效不是又大又厚重吗？唉，丰收和歉收并不恒常，这就是天道。家中没有平时积蓄的粮食，又肩负着父母妻子的责任；上下都关系到自身，难道还能不考虑祸患、预先防备吗？

译陆桴亭说：赵过的代田法，简便易行，远胜于区田法。区田法必须使用锹▯开垦挖掘，有牛和犁也不能使用，这是第一种劳费；必须挑水浇灌，有水车和汲水器也不能使用，这是第二种劳费。而且隔行种植，田地要损失一半；在种植的行内隔区种区，这一半中又要损失一半，田地只剩下四分之一了。却想收获比漫田多几十倍，即使有这样的良法，恐怕也难以做到。如今想把代田法与区田法的意思结合起来，再斟酌当今农民治理田地的方法加以施行。凡是尚未播种之初，先让百姓用牛犁整治田沟。沟深一尺，宽二尺，长度贯穿整亩土地。沟与沟之间筑成陇，陇宽一尺，把沟中的土堆到陇上。一亩地宽十五步，每步应为六尺，十五步共九十尺，应当开成沟陇三十道。沟的首端开横沟，以便引水灌溉。沟陇分开，牛犁就能使用；横沟相通，水车和汲水器就方便；沟比陇宽，田地就没有荒弃的地方。然后让百姓治理肥料，施肥的方法各按土质所适宜的方式进行。到适宜的时候播种，播种方法完全依照区田法：先向沟中灌水，使土稍微湿润松软，弄平土块，然后慢慢播种，用手按实，覆盖灰土并略加湿润。出苗后，按方法除草。使其中成为四行，行与行相距五寸，间隔可以容纳[疑字：铴]。长出叶子以后，才逐渐锄去陇上的草，把土培附到苗根上。应当施底肥以及应当蓄水、再灌水的，都依照现在农民的方法。这样治理，必定会有效验。惠仲孺《论荒政》说：荒政的弊端有四种：一是劝富户分粮，二是压低粮价，三是禁止买粮，四是施行粥赈。古代千户的城邑储藏千钟粮食，万户的城邑储藏万钟粮食。因此劝导富户分给贫户，粮食自然能够自给。并且把米储藏在[疑字：▯]中，一年便成为陈米；把谷储藏在[疑字：▯]中，十年也不会腐坏。吴地百姓争逐朝夕之利，只怕来不及，却没有人为十年作打算。所以江南没有储藏粮食的人家。有田数十顷、米数十[疑字：▯]的，仅占数万户中的一家。一家分粮，不能供给数万家，反而一家先受到损害。富民是贫困的根源；憎恨这个根源，却不能使贫民活下去，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是荒政的第一种弊端。凡物资多就价格低，少就价格高。因此古代治理国家的人，物资多时就收聚它使价格上涨，物资少时就散发它使价格降低，从未听说有压低价格的。实在是因为价格不能强行压低而使之平稳。江南既没有储粮之家，数十州的民众都依靠商人供粮，那么米商实际上掌握着百姓的命脉。他们看到价格高就聚集而来，价格低就转往别处；只看哪里有利可图，四方都不挑选。压价的命令一下，米商因为折损本钱而不肯前来。我担心米会更加短缺，价格更加飞涨，将使豆类和粮食贵如珠玉，那时谁还能压得住呢？而且压低粮价是在教百姓相互争夺。奸猾强悍之徒必定有人挟持官府法令，起来强行收购；奸人盗匪也将聚众作乱，饥民乘机抢夺，于是盗贼四处出现而无人能够抵御。这是荒政的第二种弊端。豆粮流通于天下，就像血脉流通于人体；流通便通畅，阻遏便壅塞，道理很容易明白。何况一郡的储粮有限，而天下的储粮无穷。不能使无穷的储粮流通，却只阻止有限的储粮，粮食耗尽指日可待。有人说，禁止买粮是为了防备海患。防备海患的方法，我也曾听说过；如今不思考防备海患的方法，却只听说禁止买粮。我恐怕海边人买粮仍会照常，而只是使平民举手都触犯禁令。这是荒政的第三种弊端。先王施行糜粥，是为了顺应时令，并不是为了救荒。东汉曾经实行这种做法，百姓却多有饿死。实在是因为胥吏侵吞赈济物资，有的把石灰虚假充作粮食，又揉入糠壳。名义上是救活人，实际上却是在杀人。又因为壮年人得到[疑字：▯]，却不能顾及弱小羸老的百姓；近处的人得到[疑字：▯]，却不能遍及深谷穷岩之地。活下来的只有二三成，死去的却有十之七八。而且聚集数千人在市中施粥，蒸腾的气息将可能形成瘟疫。人群聚集的地方，

译必定有奸邪盗窃之事，其中的祸患不小。只有乡里忠厚的人，才可以在一乡实行这种办法，而不是官府所适合施行的。这是荒政的第四种弊端。我认为，劝富户分粮不如开渠，压低粮价不如疏通商路，禁止买粮不如扩大买粮，施行粥赈不如厘定户等。宋代汪纲任兰溪县知县，适逢旱灾，亲自劝导富民疏浚堰坝、修筑塘堰，大力兴修水利。饥民凭劳动得到食物，因而保全救活了很多人。这就是开渠的方法。浙东发生饥荒，宰相王淮推荐朱熹担任提举常平事来赈济灾民。他刚接受任命，就发文给其他郡县招募米商，免除他们的征税。等他到达时，客商船上的米已经聚集而来。百姓因此没有挨饿，这就是疏通商路的方法。江右发生饥荒，辛弃疾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张榜说：关闭粮食交易的流配，强行买粮的处斩。召集官吏、儒生、商贾，各自举荐有实际才干的人，借给他们官钱，免除利息，让他们到其他郡买粮，约定月底运到城下出售。于是连绵的船只相继到来，米价自然平稳。这就是扩大买粮的方法。江东发生旱灾，提刑史弥巩认为赈救灾荒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于是让人厘定户等，分为五等：甲等救济乙等，丙等自行供给，丁等买粮，戊等救济。这就是厘定户等的方法。只是放到今天，仍有难以实行之处。常平制度废弃后，扩大买粮没有本钱；关税很重，疏通商路没有厚利；厘定户等，胥吏上下其手，贫富分配不均；开渠，富民吝惜并固守自己的财物，怨言或许因此产生。只有对古人的方法加以损益，取其中适宜的部分，斟酌今日的实际需要，努力先办最紧急的事情，那么这四种办法都可以实行。江南向来被称为泽国，环绕三江，横跨五湖，横向筑成塘，纵向开成浦，分支成为泾，成为荡、泺，这些都是用来引水灌溉的。用堰来蓄水，用堤来约束水流，设置闸门按时启闭，这些都是用来调节旱涝的。如今堰闸不修，支渠又浅又淤，水来时不能排泄横流造成的溃决，水退时又不能灌溉高处的田地，所以一下雨就泛滥，一遇旱就干涸。应当劝导富民按田亩出钱，用来供给下户，使废坏的得到修复，使浅淤的得到疏浚并加深，这样贫富双方都得到便利。既能救一时的祸患，又能成就数百年最大的功业，这样开渠的方法就可以实行。如今山东丰收，荆湖成熟，而江南赤地千里；贵的地方粮食如金，便宜的地方粮食如土，那么粮食运输的利益就掌握在米商手中。如果不能免除他们的征税，也应减免一半来招徕他们。这样楚地的帆船、湘地的舵船就会接踵而来，大船高桅，停泊在水边集市的可以彼此望见。粮食聚集，价格就会降低，又何必压价？这样疏通商路的方法就可以实行。扩大买粮的方法，应当召集耆老和乡先生，推举谨慎诚实的富商，借给官钱作为本钱，让他们到荆湖买粮。买十份粮食，卖出两份，就有二分利息；卖出三份，就有三分利息。归还本钱给官府，把利息分开而各取一半：一半用于赈济饥民，一半给商人，并稍微提高给商人的价格。其余部分大致仿照真德秀治理潭州的办法，设置惠民仓；仿照辛弃疾治理福州的办法，设置备安库，用来防备水旱和盗贼。这样扩大买粮的方法就可以实行。厘定户等的方法，应当仿照韩琦治理河北、救济灾荒的政令，选择甲等户中凭财产做官的人，由宪司以礼邀请他们。交给他们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各户，并划分为五等的任务。每县若干都，每都五人；看百姓居住的稀密增减人数，再授予他们粮食，并交代他们亲自到某乡，召集百姓平均发放。每人每天一升，幼小者减半；十天发放一轮，结束后再重新开始，一直到麦子成熟为止。同时命令卖粮的地方和发粮的地方，都由他们均衡主持，而官府总管其成效。这样就能用各户来平均各户，用百姓来救济百姓，既不侵吞，也不会拖延阻滞。而且人们都爱护自己的乡里，又担心辜负宪司的意旨，必定彼此鼓动着办事，只怕分配得不均。这样，厘定户

译等的方法就可以实行了。荒政的大略就是如此。至于能否用真诚的心实行切实的政务，则取决于具体的人。

译黄子正《保甲论》说：设置保甲，是为了平息盗贼、缉捕逃亡，并严防奸邪盗乱。这项制度本来极为完善，只是实行它的人没有掌握要领，又把它看成徒具形式的文书，于是每天纷纷出现奉行命令所造成的扰民之事。最终没有取得实际成效，便认为保甲是危害百姓的工具而放松废弛它。这难道不是同因噎废食一样吗？所谓保甲，含有古代寓兵于农的意思，也有古代比、闾、师、胥制度的意思。古代的守令都可以统率军队作战；如今的州县，只有几名快手、壮丁供差遣奔走而已。如果仿照井田制出甲卒的遗法，选拔乡里的壮丁加以训练，使他们懂得义勇并乐于作战，岂不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吗？古代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将领都任命为卿；二千五百人为师，统帅都任命为中大夫；五百人为旅，统帅都任命为下大夫；一百人为卒，卒有卒长，都由上士担任；二十五人为两，两的司马都由中士担任；五人为伍，伍有伍长。如今保甲法规定，十家设一名负责人，称为甲长；百家设一名负责人，称为保正；一乡设一名负责人，称为保长。按次序相互统属，实行稽查监察的政令。至于壮丁，平时在闲暇日进行教练，有事时听到警报便出动救援。都由保甲长带领着一同赶去。这难道不是古代军旅卒伍的作用吗？然而保甲长大多只是报名充任，哪里能够胜任？必须亲自加以选拔，使他们足以驾驭众人并急公奉国，再根据才能大小加以任用。这又是将领用卿、师旅用大夫、卒伍用上士和中士的意思。古代比、闾制度中，人们以德行相互规劝，遇到患难相互救助，遇到死亡丧事相互[疑字：▯]；师、胥制度中，有事就准备防守，有盗贼就追捕，有奸邪就相互稽查，务必使邻里各家形成可以闭户而安的风俗，使家庭享有安康富足的生活。如今保甲法设置保长和壮丁，分布在城乡，联络村庄房舍，平时修整防备、讲习准备，临时协力救援抵御。至于保里之中，有德行善良、孝顺友爱的人，就推举出来表彰；有不良的匪类，就推举出来惩处；还要教导子弟谦和知礼，劝导父老互相推让体恤、崇尚义气。一里如此，各里也如此；一乡如此，四乡也如此，难道不会和古代政治通行、风俗美善的时代一样融洽吗？至于所谓保甲的危害，就像王荆公抽调民兵去从事远方征伐，妨碍农耕而进行军队编阅，使百姓自己准备军装和[疑字：饣侯]粮，死伤困穷却没有人怜悯。这就是它之所以造成祸害的原因。所谓保甲的好处，例如王文成公抚治赣地时，命州县设置保甲，以统理一乡；设立甲长，稽查十户。清查编排门户，使奸邪盗贼无处藏身；选拔壮丁，使防御有足以依靠的人力。这就是它之所以有利的原因。推究其中的缘故，荆公驱使百姓充当士兵，让他们到边远地区作战；文成公则选拔壮丁作为民兵，让他们就近守卫自己的乡里。二者利害相差悬殊，不是清清楚楚吗？如今州县整顿兴办保甲，能够不把它视为具文吗？如果抓住要领推行，就能使查究奸邪不出本家，防守护卫不出本村，抵御侮乱不出本里。这就是一家、一村、一里的百姓各自保卫自己。就任用住在本家附近的人为甲长，住在本村附近的人为保正，住在本里的人为保长；这样，甲长、保正等人都是大家熟悉的人。他们又一定要经过选择后才任用，所以这些人必定都是老成持重、奉公守法的人。至于传集、征召，不同于使用公差；查报、拘拿、催促，不必烦劳发布牒票，而全部听任保甲自行承禀办理。百姓可以获得终年的安宁，官府不需花费一文钱。这样推行的人已经取得实际成效，奉行的人也不会受到烦扰。从一县推广到一省，从一省推广到天下，确实是平息盗贼、止息奸邪的良好政令。又怎么能说它是在危害百姓而可以废除呢？

译陆稼书《弭盗策》。古今平息盗贼的方法没有别的：在盗势已经炽盛时治理，不如在尚未炽盛之前治理；在刚刚萌发时断绝，不如在尚未萌发之前断绝。为什么呢？盗贼最初本来就是我们的百姓。百姓并不是喜欢做盗贼，只是衣食供应不足，赋役征发不按时，礼义道理不明白，因此陷入盗贼行列而不能自我脱身。假使在他们还没有成为盗贼以前，上位者能够引导他们遵循礼义，使他们不受饥寒逼迫，也不困于赋役，那么天下哪里会有所谓盗贼呢？所以善于平息盗贼的人，不是在事情发展到最后才治理，而是在开始时治理；不在祸患显著时才治理，而在它微小之时就治理。唐虞时代查究奸邪盗贼，周官制度严密设置守望，本来就是平息盗贼。后稷播种谷物，契彰明伦理，也是在平息盗贼。司徒教导农事，〔OCR疑误：“ガ长”〕督促耕作锄耨，也是在平息盗贼。使用民力不过三日，起用劳役不超过一人，也是在平息盗贼。物资不足便加以补助，供应不够便给予帮助；对于固定赋税，减缓其中一项、使另外两项按期缴纳，也是在平息盗贼。家中有塾，党中有庠，术中有序，使父辈之间谈论义，使子弟之间谈论孝。年少时就学习这些道理，内心安定，也是在平息盗贼。唐虞三代之所以教化推行、风俗美善，夜不闭户，是因为在百姓还没有成为盗贼以前就加以防范，具备了这些措施。三代以后就不是这样了。上位者平时本来就不能教导百姓，所崇尚的只是虚名；本来就不能使百姓安定获利，所急切关注的只是赋税。幸而年成丰收、没有事情发生，就坦然四处张望，以为盗贼没有理由出现。遇到水旱灾害，饥寒而无知的百姓突然起来作乱，无法禁止；等到他们已经起来以后，才设置军队抵御，责令官吏查究，用剿杀来威慑，用安抚来怀柔，整顿保甲加以防备，严密缉捕加以搜求，惩治窝藏盗贼的积年巢穴以断绝祸根。这几种办法，并不是不能使萑苻之盗平静、使潢池之乱清除；然而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我们的百姓？难道不能使他们安居乐业，偏要等他们陷入罪行以后再来处置吗？所以前史所记载的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流，他们平息盗贼的功绩，当然不是没有人人称道的；可是我曾经鄙视这些事，认为这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如今天下一统，海内风平浪静，可以说是太平安定了。然而江、浙之间，政令繁杂、赋税沉重，每年账面上说大丰收，而连粗劣的藜藿都吃不饱的情形却比比皆是。我们的君主和宰相，难道可以不为此设法吗？所以我认为，天下有不足以忧虑的事，也有非常值得忧虑的事。军队不能抵御盗贼，不足忧虑；官吏不能查究盗贼，不足忧虑。剿杀和安抚不得其法，不足忧虑；保甲不能推行，缉捕不严密，窝藏盗贼的巢穴得不到惩治，不足忧虑。教化不能敦厚，非常值得忧虑；税收征敛日益增加，非常值得忧虑；农桑不能丰收，非常值得忧虑。所谓不足忧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与天下无关，而是说上述几件事处理不好，不过是一个盗贼没有捕获，也只是一个盗贼；一方没有安定，也只是一方。至于由一个盗贼的出现而形成不止一个盗贼的势头，由一方发生而形成不止一方的势头，这才是所谓非常值得忧虑的事。因此，教化不可不敦厚。所谓教化，不一定要像古代学校的制度那样，把乡野百姓全都交给儒师教导。只要在朝廷中向他们显示义理，用礼来告诫他们，使他们知道轻视货利、重视廉耻，那么风俗淳厚便可以指日而待。税收不可不减轻。所谓减轻，不一定要像古代那样免除租税、减少税额，只要放宽期限，不要让百姓今年缴纳明年的粮食，杜绝官吏侵吞渔利；不要让加耗达到正供税额的一半，那么憔悴困苦的百姓就可以安稳地睡觉了。农桑不可不劝勉。所谓劝勉，不一定要像古代那样亲自巡视耕作、巡视收获，只要使农夫和织女始终受到尊重，胜过富商豪绅；不要用不合时宜的劳役骚扰他们，不要加给他们无罪的刑罚。这样，荒芜的土地就会不用命令也自行开垦。果真如此，百姓有什么乐趣要去做盗贼呢？万一有人这样做，那就是所谓自己制造不安，是所谓凡民没有不憎恨他，是所谓上天降下威罚。既然如此，用军队抵御可以，用官吏查究可以，或者剿杀，或者安抚，或者整顿保甲、严密缉捕、惩治窝藏盗贼的巢穴来治理，也都可以。想要军队抵御盗贼而不成为盗贼，就在于用良将统率军队；想要官吏查究盗贼而不隐讳盗贼，就在于由督抚加以纠察。剿杀可以施用于首领，却不可施用于被胁迫的从犯；安抚可以宽免其性命，却不可滥施恩惠。整顿保甲、严密缉捕、惩治窝藏盗贼的巢穴，可以用来查究奸民，却不可以扰害良民。这是对已经形成的盗乱加以平息的方法。既然在事情尚未形成之前已有办法加以平息，在事情已经形成之后又有办法加以平息，那么世道却不能达到唐虞，人民不能达到三代，乡里仍有绿林盗贼的警患，往来仍有暴徒侵扰的忧虑，这种情形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

译惠仲孺《论讹言》。周礼所说的八种刑罚，把制造谣言列为其中之一。到了周道衰败以后，讹言便没有人惩治。三者都起于妖异之说，形成于制造，传播于讹传。凭借某种事物，假托某种神灵，一个人说起，万人传扬；没有翅膀却能飞，没有脚趾却能行。人们疑神疑鬼，使百姓无缘无故地相互惊扰。放任它而不追问吗？恐怕会因此造成祸乱；顺着它追查治理吗？却又幽暗无凭，找不到踪迹。君子应当用镇定来安定局势，用法律来惩治。什么叫用镇定来安定局势？汉建始三年，京师百姓传言大水将至，奔走逃避，互相践踏。老弱妇孺哭喊，长安大乱。成帝召集公卿商议，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后、皇上以及后宫可以乘船避水，下令官吏和百姓登城避水。君臣都听从王凤的建议。左将军王商独自说道：‘自古以来无道国家的水灾，尚且不会漫过城郭。如今政治清平，为什么会有大水突然在一天之内到来？这一定是讹言。不应当让皇上登城，反而加重百姓的惊恐。’皇上于是停止了这件事。不久询问此事，果然是讹言。唐开成初年，京师谣传大军将至，人们惊慌奔逃，尘土飞扬。百官中有人〔OCR疑误：“▯蔑”〕骑马逃走，台省官吏也逐渐逃散。宰相郑覃准备离开，同列李石说：‘事情还不能确定，应当坐下来等待事态平定。宰相逃走，天下就要乱了。即使发生意料之外的变故，逃走又能到哪里去？人们所瞻望的对象，不可忽视。应当更加办理文书，安然如同平时。’京师的一群无赖窥望南阙，暗中手持兵器等待变故。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领众人站在望仙门。内使催促关闭城门，陈君赏不听。过了很久才询问，原来是宫中使者从边地回来，骑马从金光门进入。水来而不逃避，兵来而不动摇，这就叫作以镇定安定局势。什么叫用法律来惩治？宋太宗时，益州百姓谣传有白头翁午后吃人的儿女，全郡喧闹不安。到了傍晚，路上没有行人。知州张咏捕获制造谣言的人，将其杀死，百姓于是安定下来。哲宗时，郓州百姓想要发动变乱，在城角竖起旗帜，百姓都很恐惧。不久草场在白天起火，原来只是他们所竖旗帜那一件事。百姓更加恐惧。有人请求大规模搜查城中。知州杜〔OCR疑误：“▯”〕笑着说：‘妖言迷惑众人，是想乘我慌乱纷扰时发动变乱。怎么能落入他们的计谋？他们成不了什么事。’过了不久，捕获了盗贼。果然是奸民制造妖言，正如他所料，于是依法审讯并杀掉了他们。又有潞州的谋乱者写信约定日期，把信张贴在道路上。部使者听说后害怕，发布檄文严急搜捕奸人。知州李琮置之不问，在这一天摆酒大宴，始终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孝宗时，温州乐清县有人倡言方腊的变乱将要再次发生，县令把几个人捕获后送到州里。知州楼钥说：‘惩罚他们吧，又没有可以定罪的依据；放任他们吧，又会迷惑百姓。把为首的人编入簿籍、隶属于某处，再把他的同党驱逐出境，百姓的议论就会停止。’有的杀掉，有的发配，是为了根据情节轻重施行刑法；有的置之不问，有的放走，是为了安抚平定百姓。这就叫作用法律来惩治。大概不能镇定就会昏乱，昏乱就会使法律紊乱；镇定就能明察，明察就能使法律公平。没有不能以镇定安定局势，却能用法律妥善惩治的。又听说，妖异之说有形可见，讹言则有声音传播。妖异和讹言相互接续，奸邪盗贼便会兴起。郑国发生祸乱，是因为有人说蛇相斗；秦朝灭亡，是因为有人传说狐狸鸣叫。谁能禁止这些？又有谁能杀尽它们？因此君子不依仗法律，而是修养德行；以诚信存身，以信用行事。诚信一旦树立，妖言讹传就会平息。那些制造谣言的人，还凭什么来作乱呢？王尔缉《饷兵兼用麦来说》。军粮用八成麦、二成米，这是汉代供给军队的办法。然而假如对士兵不方便，即使是三代的制度，也必须更改，何况是汉代的制度。如今按实际情况推论，这个办法对士兵大有好处。而且不只是有利于士兵，对于国家和百姓也没有一方面不利。士兵靠气力强壮而取胜，气力又靠美味充腹而强健。麦和米都是养人的食物，但麦面的味道比米饭更美；它的性质则是吃了以后比米饭更能增强气力、强健体力。所以北方人没有一天不吃面饼。比如陕西省渭北一带，甚至一天三顿都吃这种食物。即使是驻守陕西省的军队，每次领取官米，也往往卖米换钱购买饼和面来吃。所以说，这对士兵非常有利。国家用兵，是为了抵御敌寇。士兵气力强壮，就是制胜的工具。这种好处还用说吗？何况西北各省多有夏旱，所以麦子十年中有七八年能够成熟；谷物则在三夏期间生长成熟，十年之中往往有四五年歉收。军粮用八成麦、二成米，既符合士兵的需要，又尤其便于国家预备军粮。并且麦比米轻，运输也能节省脚力。所以说，这对国家也有利。国家仓廪中的粮食，都是百姓出力缴纳的。而军队用粮又很多，到了今天尤其如此。西部边境用兵，供应所需更为庞大。如果麦米通用，小民就可以根据夏秋收获，平均输送，办理起来容易。何况北方各省种麦是种谷的三倍，所以谚语说‘三秋不敌一夏’。加上秋谷多半歉薄，时常成为百姓的祸患。因此军粮不但应该用麦米兼行供给，而且尤其应当确定为八成麦、二成米，作为不可更改的常规。因为一经变通，既有利于士兵，又足以有利于国家，而且还利于百姓，没有比这更好的制度了。如果担心面粉的性质容易变化，那么为什么不把面粉改用麦粒，完全依照汉代的制度呢？如果又认为磨具难以准备，难道没有想到边地驻军的城镇，每城不下千家、数千家，哪一家没有磨具吗？一台磨、一头牲畜，一天可以磨出五六十斤面，就可以供养五六十人。何况只要稍有利润，磨坊主人和闲散壮丁没有不能代为办理的；这正是无需让士兵自己承担的灵活办法。如果又说大营缺少磨具，难道没有想到长期驻守巴里坤的士兵，每队各自制作一台磨，只不过是一名工匠花费三数日的工力吗？况且即使没有磨具，关外气候凉冷，只要让边庭运来的麦面不必下水淘洗，面粉就可以长久储藏数月。即使全部是精制面粉，士兵也可以炒熟后食用，或炒熟后捣成粉末做饼食用，或直接吃炒面；总之，其味道和性质都完全胜过陈仓的粟米。实行起来也不困难，因为即使是内地，磨具也已经具备；而且那里同样有人把麦子炒来吃，或炒熟后捣成炒面吃，各种吃法都有。想来汉代军粮八成麦、二成米，也没有脱离这种办法。根据情况适当使用，绝不会生吞整咽。这样对今天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这就要看负责供给军粮的人，能否灵活调剂，取得全部好处，以帮助成就奏凯的全部功业。并且永远为供给军粮确立这一良法，把利益留给百代啊。罗豫章说：朝廷制定法律，不可不严；有关官署执行法律，不可不宽恕。不严，不足以禁止天下的恶行；不宽恕，便不能通达天下人的实情。

译徐原一《治河说》。古代谈论治理黄河的人很多。黄河既然容易迁徙改道，决口也没有固定的地方，治理它同样没有固定的方法。要根据时机，观察地势，审察水势，来制定适宜的办法；不可以只凭反复出现的陈旧言论和已经湮没的旧迹，谋求实际效果。古代善于谈论黄河的人，没有谁超过汉代的贾让、元代的贾鲁；如今看他们前后提出的三种策略，也只能施用于北河，与今日东南的形势大不相同。即使是明代宋濂所说的疏浚淮河、疏导济水，使南北分流，也不适合今天的漕运水道。徐有贞治理水闸、疏通水渠的主张，专门着重于疏导，认为一条淮河不足以承受全河之水；刘大夏修筑荆、隆堤坝、镇安平的功绩，则特别显著在于堵塞，认为应把全河之水引入一条淮河。这与如今所担忧的黄河之水不能进入淮河，形势又不相同。如今朝廷不惜以重金招集民工，而河臣在下负责承担责任，限定期限办理事务，希望可以期待取得成效。然而善后是否有办法，难道没有可以处理的意见吗？请让我根据今天的黄河来论述：每年修缮堤防已有防备，抢修筑堤也已有准备，遥堤、缕堤到处相互望见；可是只要遇到决口，就无法施行控制。数年以来，在宿迁、桃源一带屡屡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地方离海很近，却常常发生冲决，难道不是海口淤塞造成的吗？自白洋以东，过去河身宽一二里，如今只剩数丈。即使新开引河，极力加以疏导，河水的性质也不向那里流。那么云梯关的壅塞，就不是一天形成的了。议论者说：堤防既已建立，水必然归入漕河；借水流冲刷，海口可以不靠疏浚而自行开通。然而沙土壅塞日久，土层坚硬而且厚。即使上游决口已经堵塞，想要用水冲击泥沙，只恐怕下游难以到达，水势必将另行决口。因此一定要把云梯关的工程与桃源、宿迁的决口同时办理，并且不要失去使逆流之河入海的原意，这样才大概不会有差错。请让我根据今天的淮河来论述：淮河以上有七十二溪，汇成洪泽；淮河以下有白马、汜光等湖，中间筑立一道堤坝，阻挡水流使其向东，所依靠的只有高堰。高堰一旦倾塌，清水潭多次决口，导致淮、扬二郡连年遭受大水。如今高堰已经修筑完成，淮水应当全部向东流行；然而清口的水流仍旧浅窄。担心淮水再次流入各湖，因此一定要大力开通清口，使它与高堰工程彼此配合，然后才可以没有忧患。请让我根据今天的运河来论述〔原文“沦”疑为“论”〕：运河以内有浅涸的忧患，必须依靠山左各地的泉水供给。而过去的水柜，如马踏湖、高柳湖等，如今已经成为平地。一遇干旱，就必然发生浅滞阻塞。因此五湖的旧有遗迹不可不研究。运河以外有遭受冲击的忧患，如曹、单、金、鱼等县，南面临近黄河，只能依靠太行古堤来阻挡。如今河势不向东流，担心它向北流去。听说曹、单以西，河水绕过湾道向北，渐渐逼近馆陶。张秋的决口，在顺治年间曾经出现过，不能不预先防备。请让我根据今天黄河、淮河交汇处来论述：清口以南有清江浦，清口以北有清河县，清口以东有徐家沟、云梯关；黄河、淮河交汇的要地，全都系于清口。如今清江浦外涨起沙滩，绵延达到数里，水力不足以冲刷它。因此一定要另建一项工程，在厚沙之中开挖引河，然后向东流行的形势才可以恢复。请让我根据今天黄河、运河交汇处来论述：运河的河口必然通达黄河，而黄河一涨水，必然流入运河。浑浊的河水倒灌冲击，不久便会回淤。像直河、董口、骆马等河道，多次迁徙、多次淤塞，就是明显的证据。如今既然另行开凿了阜河，怎么可以不为它制定长远的〔原文“汁”疑为“计”〕规划呢？听说过去茶城有镇口三闸，如今清江有通济三闸，都是为了防止黄河水溢流进入罢了。应当仿照它遗留下来的制度，制定闸门启闭的办法，以截断黄河水流。大概应在闸外数里处设置〔原文“概于闸外数里立”语意不明〕，每年冬春进行大规模挑浚，把这作为常法。否则，黄河一涨水，必然淤塞；反复迁移改建，最终也没有益处。所以说，不同朝代的办法，不能用来治理今天的河流；治理这条河的办法，也不能拿来作为治理另一条河的办法。要根据时令、地理和形势来制定。怎么敢抱着胶柱鼓瑟般的见解，采取筑舍道旁式的谋划，拿过去的陈旧言论，轻率地出谋划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