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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韩忠献公遗事》，（宋）强至撰。韩公从定武入朝任枢密使。当时仁宗已经继位，却还没有册立太子。韩公请求设置内学，教育宗室子弟，实际上暗中包含着建立储君的意图。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实行，韩公便执掌政务。仁宗十分厌倦政事，形势逐渐紧迫，便更加没有空暇设置内学。韩公每次进宫奏对完毕，就议论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不可不预先册立，以此来系结天下人的心。”这样的话，他前后不知说了多少次，而且越来越恳切。仁宗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不高兴，却也不发怒。韩公为此忧虑。后来有一天，仁宗忽然回头对韩公说：“朕也有这个意思已经很久了。”当时有两个宗室子弟曾被养育在宫中，韩公趁仁宗意有所动，急忙叩问说：“二位宗室子弟，陛下想必也亲自看过，知道他们谁比较聪明吧？不知道是否可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其中一人？”仁宗提到英宗，韩公立即顺着仁宗的意思，认为只要是其中一人便可以；至于幽、厉那样的话，更不涉及英宗〔此句似有脱漏〕。于是请求降下圣旨札子，暂时判理宗正司。后来两府共同签署御札，张升太尉看到后，害怕了，严厉责怪韩公为什么事先不和他商议。到第二天，张升在殿上大声说：“这件事关系社稷，陛下不能弄错。”仁宗慢慢说道：“这件事是和相公商量过的。”张升退朝到中书省，又责问韩公。韩公说：“这件事我已经深思熟虑过，没错。”张升退下后，韩公笑着说：“如果事先和他商议，事情岂不是就办坏了吗？” 后来英宗畏惧躲避，几乎半年不肯就任，最终因形势所迫，才成为皇子。仁宗病危时，英宗即位的第二天，病发不能上朝，由慈寿摄政。英宗的病每次加重，慈寿就单独召韩公来责问，说：“相公自己看着办吧！”韩公说不必这样，只要服下化痰药自然就会没事。韩公曾经把药试过后进呈，英宗却发怒，把药泼在韩公身上。韩公慢慢把药送上，便退了出去。一天，慈寿又单独召韩公入内。英宗病得很重，直视着二王，对韩公说：“为什么不立年长的君主？这些人不能担当此事，相公错了。”韩公退出来站着，众人都默不作声。又有一天，慈寿对韩公说：“人人都说你错了。”韩公说：“没有错。”慈寿发怒说：“前后奏章堆满了，连大臣中也有人这样说。”韩公极力陈述，认为并非如此。英宗最终能够安定清明，亲自恢复皇位，全都是韩公的力量。英宗卧病时，有一天韩公进宫奏对完毕，对慈寿说：“皇上有病，需要太后保护照料；如果皇上病情不安，太后也不能安稳。”慈寿发怒说：“相公这是什么话！”当时同列的大臣都认为韩公的话太严厉，退到中书省后，往往责怪他。韩公说：“诸位只是没有思考罢了！两宫一向互相猜疑，她又掌握着宫中一切事务；天性既然淡薄，如果她迷恋权位，又受到宦官和女官进言的摇动，一旦发生意外，拿什么来制止她呢？”众人都佩服他的深远见识。后来暗中探察宫中的情况，果然发现两宫之间的调和保护日益加强。英宗后来病愈，慈寿却不肯归还政权。韩公每次进宫奏对完毕，就详尽陈述前代太后干预政事的教训，担心权位不可久居，长久占据必然会有祸患，应该曾经查考史书而知道这一点。慈寿说：“妇人哪里懂得看史书！”慈寿神色激动，声音严厉，前后说了十多次。又有一天，韩公说：“如果皇上恢复帝位以后，礼数一定要增加，不敢减少；如果不是这样，臣愿独自承担责任。”慈寿说：“这种话有什么根据？”一天，慈寿忽然对韩公说：“我本来只想暂时管理两三年，教养皇上养病，相公却这样做！”韩公趁机极力陈说：“皇上前些天出宫祈雨，已经得到应验，百姓也都知道皇上平安无恙。天意和人心都如此，不可不把政权归还给皇上。” 第二天，慈寿便批示下达，归还政权。英宗重新临朝后，韩公请求增加慈寿的礼数。英宗说：“相公不要纵容太后。”韩公说：“慈寿当时深深不肯放权，臣用利害诱导她，用祸福触动她，才仅仅使她同意恢复帝位。她留下的是泰山一样重的恩德，陛下却舍不得给予鸡蛋一样轻的礼遇。”英宗仍然迟疑，富公在旁边感叹说：“哪里只是泰山一样重！”于是议论便决定了。随即修建庆寿宫，逢年过节都称颂圣上万福，慈寿出入时还增加仪仗卫队。有人因为出使永昭陵之后的事情来问韩公。韩公没有退下，回答说：当时英宗刚刚即位，病发而不能处理政事；慈寿怀着二三分疑虑，住在永昭宫。有一天，她派一个近侍宦官送来亲笔密札，指责英宗狂惑等事，问相公怎么办。韩公答复说：“如果只是说话没有节制，慈寿既然说事情还没有确定，那么在事情未定时，人们说什么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后来慈寿又派使者来，逼迫得更加厉害。韩公说：“只请同曾公亮以下的大臣商量。”曾公亮等人果然不敢承担，都说等韩琦回来。韩公这时已经出使回来，而且正在处理宫中的变故。有一天奏对完毕，他直接说：太后既然没有亲生儿子，皇上又在宫中被抚养了很久，先帝已经有诏书把皇上当作儿子，这在母子关系上不能说不顺理；如果再犹豫不决，听信谗言奸佞，祸乱必定由此发生。立别人的儿子为君，人人都知道不如立自己的儿子；但是太后既然没有儿子，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慈寿被这番话说得无言以对，从此不再开口。韩琦当时哪里还有空顾及自己进退是否合宜！不久，英宗升遐，今上即位。有一天，韩琦恳切请求辞去职位，皇上流泪问道：“相公想要到哪里去？”韩琦又有一天把四方士人责备他不肯退位的书信全部拿出来陈述，说舆论不允许这样做，自己哪里敢安然居位？皇上又流泪不说话。韩琦请求更加坚决。后来有一天，皇上忽然传谕说已经有恩命，也不会让他长久在外任职，会空着职位等待他回来。因此授予他两镇，并有“穿着衮衣等待归来”的话。韩公再次进见，说诏制中的言语过分，使臣不能安心在外任职，请求改动。皇上不答应，于是他辞去宰相，又改任雍州。皇上派人传谕说，只等西部统帅回来就召他回朝。不久召见他时，韩琦已经知道事情不能挽回，坚决请求恢复宰相职位，后来改任北门，事情便由此分开了。仁宗病重时，想要册立英宗。当时允弼的宗属地位最尊贵，心中很不平，又有一些言语。有一天，仁宗病势危急，英宗已经被册立，亲王们都进入后殿。国朝制度是：继承皇位的天子即位后，先由亲王祝贺，再接受六军祝贺，最后召见百官。韩公当时先单独召允弼入内，说先帝已经驾崩，皇子即位，大王应当祝贺。允弼问：“皇子是谁？”韩公说：“某人。”允弼说：“哪里有让团练使做天子的道理！为什么不立尊长？”韩公说：“先帝有诏书。”允弼说：“那还要宰相做什么？”于是他沿着殿阶往上走。韩公呵斥他下来，说：“大王也是臣子，不得无礼！”左右甲士都赶到，于是允弼只好行礼祝贺。接着召见各位亲王，六军和百官内外都安定无事。英宗即位几天后，百官早晚到两府临朝，站立在殿堂两侧，上面垂着帘子。英宗忽然病发，厉声大叫，说有人要杀两府中的某人。众人惊愕地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办。韩公独自扔下手杖，撩起帘子进去，看见皇上只是病发，并没有其他变故。宫人们从墙后逃走，不敢上前，韩公便扶着皇上，呼喊左右近侍进来扶翼。当时曾公以下的大臣都汗流浃背，因为事情出乎意料。

译英宗刚刚病危时，急忙召请皇上，但皇上还没有到。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曾公惊愕不已，急忙告诉韩公，想要停止召请太子。韩公拒绝说：“除非先帝重新活过来，否则他就是太上皇。”于是更加催促召请皇上。他对权力和事变的洞察就是这样深远。英宗刚即位时，外六班中有图谋变乱的人，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韩公。韩公说：“事情如果不成功，不过是灭族罢了，我不害怕。”后来最终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英宗亲自处理政务后，韩公认为他的勇气和智慧非同寻常，可以和他一起有所作为。于是考察查找中书省收藏的祖宗御批，找到一百多份，都已经残缺不全，只能把它们拼接起来，勉强辨认出字迹，内容全都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等，交给中书省分类编成十多轴。有一天，韩公把它们藏在衣袖中带入进呈。英宗一见这些御批，便没有斋戒，离开御座；当时同列的大臣都说，韩公是在不说话之间教给皇帝治理天下的事业。后来皇上升遐，韩公痛哭悲恸，说：“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呢？” 今上刚即位时，慈寿有一天送密札给韩公，提到高后与皇上不相奉事，意思中有要替寡妇作主的话，并且命令中贵等候回报。韩公只说：“领受圣旨。”有一天，他入递札子，借口山陵有事请求得到答复，并请求晚些时候到皇后殿上朝，意思是不让其他大臣参与。见到皇上后，他说：“官家不要惊慌，有一份文字必须进呈，说破了却不能泄露：皇上今天能够即位，全靠慈寿的力量，这个恩德不能忘；但是她毕竟不是皇上的血亲，只要格外用心奉承，自然就不会有事。”皇上说：“谨遵教诲。”韩公又说：“这份文字臣不敢留存，请在宫中秘密烧掉。若泄露出去，谗言离间就会由此开始，最终很难重新和好。”皇上唯唯答应。后来两宫关系和睦，别人都无法窥知其中的痕迹。仁宗的灵车将要到永昭陵安葬，日期也已经确定。道路上谣传皇堂的栋梁损坏，有司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韩公到了郑州才听说这件事。当时各位使者见到韩公，都揣摩他的意思，想不追问便把事情掩盖过去。韩公严肃地说：“不行！如果确实损坏，就应当更换。如果因此违误葬期，浪费了费用，这个责任还可以承担，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只想苟且掩盖，日后发生倒塌毁坏，使君主心中产生疑虑，臣下拿什么承担责任！”在座的人都为此叹息，佩服他处理事情不苟且，必定要彻底查明，而且考虑深远。到了那里，皇堂的栋梁原来并没有损坏。熙宁年间，韩公从长安入朝觐见，朝廷想把他留下。韩公暗中了解当时的政局，于是坚决请求辞去宰相。辞行告别那天，皇上对他说：“卿要离去，谁可以托付国政呢？”韩公举出一两位元老。皇上默然不语，又问：“金陵怎么样？”韩公说：“担任翰林学士还可以，处在这个职位上却不行。”皇上又不回答，韩公便退下了。后来有人问韩公凭什么看出这一点。韩公说：“我曾读过一封金陵答复杨忱的书信，从中看出他的心术，只为自己，不为天下，因此知道他不是宰相之才。” 太宗、真宗曾经在大名郊外打猎，作诗几十篇，贾魏公当时把诗刻在石碑上。韩公留守大名时，把这些诗收藏并放置在班瑞殿的墙壁上。刻成以后，有人请求拓印石碑进呈，韩公深思后说，其中的诗有把卫青、霍去病比作鹰犬的意思，又有收复山后地区的意图，恐怕会进一步启发这种想法，于是制止了这件事。后来子华镇守北门，首先把拓本进献了上去。有人拿郭达的事情来问韩公，众人都说这是韩公的力量。韩公说：“这种事情不是臣子可以专断的，必须把功劳还给真正的主人。任用人时，合适就顺势赞成，不合适就陈述意见，怎么能说是我的力量呢？”起初英宗想任用郝质到西府，韩公说：“郝质固然可以任用，但二府是论道经邦的地方，让一个受过黥刑的士卒处在这个位置上，恐怕反而使局势不安。像狄青这样的才能和功业，已经使朝廷内外都信服；一旦让他处在这个职位上，议论最终纷纷而起，爱护他反而会害了他。”英宗沉吟了很久，说：“这样的话，就任用郭达。某人认为郭达大体上胜过郝质。”于是同意了这件事。韩公既阻止了第一个人选，又阻止了第二个人选，认为不能这样办。王陶于是被诬陷为有罪，理由是牵连到往年的厮役之事。又说：“这件事只有赵少师知道。”当时共同议论的人认为他的任用越级太多，应当安排在较低职位、另列名目，于是便有了“同签书”的称号。韩公曾说：“范公有一天见到王沂公，对他说：‘宰相应当显拔人才，为朝廷任用。自从丞相执掌国政以来，明公门下还没有见到一个人才。’王沂公说：‘司谏难道没有考虑过吗？如果恩惠全归自己，怨恨将归到谁那里呢？’范公恍然若有所失，退下来告诉我说：‘这才是真正的宰相之才。’”韩公评论近世宰相，只有裴晋公得到他的认可；本朝则只以王沂公为师法。韩公又曾说：“即使晋公考察处理事情，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君子应当成全别人的美名，这些事情不可以说。”不知道韩公所指晋公的哪件事，只遗憾没有听到。有人问韩公：威势能够制胜、又能施爱并且能够成功，像潞公那样；遇到大事时全靠威势，这样怎么样？韩公说：“需要依靠威势以后才能成功，也算是可以的。”然而，也有不需要威势便能成功的人。看韩公的意思，难道是说德行不足的人，必须依靠威势才能成就事情吗？古人说雕和鹗，百鸟远远看见就害怕；鸾和凤，百鸟远远看见却喜爱。它们使百鸟服从自己的效果相同，但品格本来就相差很远。韩公曾说：“大臣应当以李固、杜乔为根本；即使这样，还担心会变成胡广、赵介。若把胡广、赵介当作自己的标准，那么后果就可想而知了。”由此可以看出韩公出仕或退处以及守持大节的根本原则。韩公曾说：“处理事情不可以存有成见；存有成见就不能自然处置，不能自然处置就会造成扰乱。太原的士人风气习惯射箭，所以民间有弓箭社。我在太原时，既不禁止，也不驱逐，因此人情自然安适，也可以把武备寄托在其中。后来宋相继任政事，存心过多地处理这件事，下令把弓箭社登记编入部伍，还要求使用角弓。太原人一向贫穷，只使用木弓；从此有人卖掉牛来置办弓，百姓开始骚动了。这大概是由于存有争胜之心而造成的。” 韩公曾说：“真宗朝议论配享，清议都赞成，只有王沂公不赞成；申公的诚意是不可欺骗的。”他又说：“前些时候丁谓、寇准在朝廷任职，天下听到一件善事，都归功于莱公，未必全是莱公所做；听到一件不善之事，都归罪于晋公，也未必全是晋公所作，因为天下的善恶之事都归到他们身上。人的修身、养心和诚意，不可不谨慎。”韩公说王沂公做宰相，评论他的政绩没有什么可列举的；评论他这个人，天下人却都信服他。作为贤能的宰相，他的品格是多么高啊！韩公说申公做宰相，把进用贤才当作自己的责任，却把恩惠都归于自己，当时的士人都被他笼络。只有欧阳修、范仲淹、尹洙很快被他收拢又很快摆脱，始终不受他的笼络。韩公说，挺身而出，坚持忠义、奋不顾身，是师鲁的长处；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能使国家保有消长盈亏的道理，是希文的长处。请问二公谁更贤？韩公说：“如果只树立一种节操，那么师鲁可以；考察他的一生，最终不免也没有取得成效。若要成就大事来救济天下，那么希文可以。”

译韩公说，讨论人的本性，最根本的道理是本性不可改变。君子谨慎说话，是担心荒废自己的学业；然而求学的人关键在于顺应自己的本性来修养，到了成就德行的时候，都可以进入圣人之境。如果不衡量自己的本性而向远处强求，恐怕反而会丧失根本，最终也达不到任何境界，这一点不可不知道。韩公说，自己尽量容纳小人，对善恶黑白不作过分区分，所以小人忌恨他的人也少。像富弼、范仲淹、欧阳修、尹洙，常常想要区分君子和小人，因此小人的忌恨怨愤一天天增加，朋党也随之兴起，到了极点，君子衰退，许多有声望的大臣也有无法出力挽救他们的。正当这些大臣被斥退时，只有韩公安然不动。有一天，王君贶见韩公，说：“稚圭不如把他们拔擢出来；他们那一党就会向这里靠拢。”韩公说：“我韩琦只遵从义，不知道有什么党。”王君贶不高兴地离去了。后来扶持这些大臣重新起用，都是韩公的力量；士大夫和君子在朝廷任职，不可以不这样。石守道编撰《三朝圣政录》，将要进呈时，有一天来向韩公请教。韩公指出几件不对的事：第一，太祖时曾经被一个宫女迷惑，因而临朝晚了，群臣有人进言，太祖醒悟，暗中等候，趁宫女熟睡时刺杀了她。韩公说：“这怎么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已经沉溺于她，却又憎恨她使自己沉溺而把她杀掉，她有什么罪？假如以后再有受宠的人，岂不是会杀不胜杀吗？”于是删去了这类几件事情，石守道佩服韩公清明的见识。韩公执政时，对于台谏官中有言论或申诉不合情理，或者涉及轻浮浅薄、损害风俗教化的，都把它们秘密封存起来，始终不拿给别人看。吕诲、赵瞻因濮园之事获罪，御批要把他们任为广南别驾，韩公极力陈述，主张应给予较好的地方，以此招来进言的人，世人都说韩公本性中有仁义。韩公平时评论当时有声望的大臣，都不认为他们具备经略治理天下的才能，说人的才具必须周全，能够担当四面事务，能处理粗大之事，也能处理细小之事，这才是经纶事业；如今这些人都只能担当一面事务，只是偏才而已。韩公在宰相府任职时作《久旱喜雨》诗，上句说：“云动风行雷雨作。”解释诗中断句的句子说：“须□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似无。”人们说，这才是真正做出了宰相的事业。韩公在北门任职时，重阳节在后园宴请各位漕官，作有一首诗，其中一联说：“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韩公平常说，保持初始的节操容易，保持晚年的节操困难，因此在每件事上都格外用力，他所树立的节操特别完美。他又作《喜雪》诗，其中一联说：“危石盖深盐虎陷，老松擎重玉龙寒。”人们说，韩公虽然身在外地，心中却把天下的重任看作自己的责任。韩公作诗用意如此深沉，不仔细体味便看不出其中的旨意，大多都是这一类。刘御药喜欢收藏古画，常常向各位大臣求取。画卷跋尾有几卷写着金字，字全是皇上的笔迹；其余三卷，公卿大多在后面题字。刘御药到北门向韩公宣读诏命，拿出画卷，说遗憾的是唯独还没有得到韩公的几行字。韩公题道：“观赏绘画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于是否逼真而已。能够完全得到真实形态的，是绝品；能够较多地得到真实形态的，是上品。不能得到较多真实形态的，不是中品就是下品。拿我的这番话来观赏刘氏的画，它还能逃过评判吗？安阳蠢叟病中题。”（当时韩公坚决请求召回任相，皇上派刘御药去询问。）人们说，这种鉴赏方法不只是可以用来观画，也可以用来观察人物。各位大臣的题字都只评论一时一事，唯独韩公兼顾了两方面。有人向韩公询问彦升的才干品行，韩公说：“他性情憨直，而且待人忠诚；但是他做事过于冒险，已经到了灭顶的地步，并不是伊分上所能承当的。”有人问这是因为彦升胆量不足吗？韩公平日说：“成就大事在于胆量。我从来没有称许过别人的胆量，往往只是自许有胆量罢了。” 有人问：“君实、晦叔是天下人所寄望的，将来如果被起用，会怎样呢？”韩公说：“才干有所偏长，格局又小。”又问晦叔平日的情形，韩公说：“今天的表现就是他平日的样子。”有人疑惑韩公待君子、小人都一概以诚相待，常常被小人欺骗，这该怎么办？韩公说：“不是这样，我也要看这个人怎么样，只是按照他的情况分别放宽尺度罢了。”这就是说，韩公以诚待人，对方也都以诚相待，只是有深浅之别，并用明察来补助它；难道能因此说对小人就不以诚相待吗？众人都感叹认为这是常人不能达到的境界。韩公平日奖掖提拔人物极为广泛，但真正从内心称许的不过一两人，多半是取人的长处、忘记人的短处而任用他们。有人说这样太滥，其实韩公心中对黑白是分明的。在北门任职时，有一个属官稍有才干，韩公并不知道，却常常把事情交给他办理，别人便以为韩公确实称许他。后来有人问起，韩公说：“这个人只是喜欢卖弄权术，所作所为并不敦厚。”这正好击中了他的毛病。韩公任陕西招讨时，师鲁和英公彼此不和。师鲁在韩公面前就谈论英公的事情，英公在韩公面前也谈论师鲁，韩公都听取而不发表意见，于是事情终于没有闹起来。否则就不得安宁了。韩公评论说：行善这件事，开始时往往能够坚持，长久不变却很难。按日按月坚持去做的人，实在太多了。韩公说：小人伤害君子，就像蜂蝎的毒一样；万物都违背它的正理。假如不能把这种伤害施加到别人身上，就可以说是善于处置了。韩公说：“遇到事情如果还考虑得失，就应当站稳脚跟去做，不能再改变；成败就听凭它，这样才可以成就事务。”又说：“孤独的忠心常常依靠神明相助，幸而大多能够成功。”他的至诚和自信就是这样。孔嗣宗任河北宪司农时，被召去商议役法，向韩公辞别并请他指教，韩公不回答；孔嗣宗请求得更加坚决，韩公说：“老朋友之间不应当无话可说。这次去，只要替河北说出一些众人不敢说的意思，也就够了。”孔嗣宗临上马时，韩公又说：“富贵容易得到，名节却难以保全。”孔嗣宗回来后，几天都闷闷不乐，最终还是不能自我排遣。吴长文的儿子吴璟，平素以坚强挺拔、有器量节操著称，韩公也称许他。后来幕府有职位空缺，门下有人推荐吴璟。韩公说：“这个人气势虽然壮盛，但内里蓄积不深，一旦发作必然猛烈而且不合节度，应当会因此失败。”于是搁置此事，没有再说。不满一年，吴璟果然失败，全都如韩公所说。赵君锡被召入朝，向韩公辞别并请教，韩公说：“平日所学，正是为了应付今天的事情。这件事如果没有做错，其他事情也就不会错了。”始终没有谈及其他事情。赵君锡又请教说：“如果皇上问某件事，应当怎样回答？”韩公说：“这就要在朝廷上自己斟酌处置了。” 李清臣平日常在韩公面前谈论佛教，重视定力，认为没有定力就不能专心行善，韩公每次都赞同他。后来朝廷下令贬斥持异议的人，李清臣在求取进用时颇有两面持守的意味，韩公于是写信启发他说：“近来台阁之中被斥退驱逐的人纷纷不断，我亲自得到的定力难道还没有增加吗？”韩公这样善于劝导别人。韩公说，狄青担任定副帅时，有一天设宴款待韩公，只有刘易先生参加。刘易一向性情疏放而喜欢揭人短处，当时歌伎以儒生为戏弄对象，刘易勃然大怒，说：“一个受黥刑的士卒竟敢这样！”他不停地辱骂武襄，直到把酒器和俎几都扔掉才起身离去。韩公当时观察武襄，见他神色十分自若，一点也没有被触动，仍然笑语温和。第二天，武襄亲自先到刘易那里向他道歉，韩公从这时已经知道他有器量了。

译李师中还是平民时，他的父亲因镇守镇戎时退却而获罪，按法应当处斩。韩公奔驰赶到镇戎，说敌众我寡，并不是各位将领的罪过，而且只想杀掉其中为首的一人。李师中的父亲当时在〔贷中〕，正向朝廷请罪，恰逢李师中赴南宫应试，于是上书论说此事。韩公招募百姓充当士兵，前往应战，敌人大为骚扰，请求杀掉韩公来向陕西谢罪。此事没有实行。后来有人怀疑韩公的用心，执政者中有人请求不要加害李师中。韩公笑着说：“他当时是想用自己来救父亲，怎么可以加罪呢？”人们听到后，都佩服他的公正宽恕；但是李师中始终没有相信这件事。后来李师中升任两制，才惭愧而信服，并深深向韩公道谢。韩公的哥哥任泰倅，孙元规任司理，本来应当推荐孙元规，韩公于是拜访了他，书信问候从未超过时日而不往来。后来韩公任西帅，军队战败，孙元规负责言责，极力论议韩公的罪过。朝廷知道罪责不在主帅身上，只稍加责罚便恢复了他的职位。从此孙元规对韩公心怀不满，书信问候也断绝了。一天，韩公写信问孙元规：“平日交往情谊如此深厚，如果是因为我的兄长曾经推荐过你，后来你便来攻击我，这就是韩厥那样的举动；如果我应当受到言官弹劾而你却不说，孙元规把这件事隐瞒起来又是为了什么？只是我的心胸不够宽广，希望您不要疑心。”孙元规也对这封信心存疑虑，最终没有恢复书信往来。韩公执政后，孙元规颇以为韩公有加害自己的心思。后来孙元规被重新起用为庆帅，经过宫阙时哭泣，见到韩公说：“我孙沔真是小人。您了解我，我却不了解相公您的德行和器量。” 韩公与娄澈有旧交，娄澈多次到大名府求见韩公，韩公待他很厚。有人替娄澈在韩公面前说情，韩公只说：“人的才干很难十全十美。” 韩公用恩惠施及他人，并不是为了求得别人感恩，所以恩惠所及很广，别人受到感动也很深。他平日并非不知道有人欺骗自己，却始终不加辨别，能够承受这种欺骗。地位低微的官员因事情在他面前争辩，每当说到韩公自己的错误，他就接受对方的意见。事情办理时，即使对方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也不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有人禀报事情，曾经揭露并触犯他的错误，他便驳回了那件事；改日对方再次禀报，他始终不把前一天的嫌隙放在心上，也只是按照正确的意见来办。韩公谈到议论退处之日、选择进退去留的困难时说，行动不能过于猛烈而留下明显的痕迹。韩公每当听说新任执政任用某个人，就叹息说：“把人放在上面容易，把人放下来却难。”韩公曾告诫别人不能任性行事，遇到事情应当有所裁断处置，这样才不会失去中道。韩公说，王文正的同母弟弟傲慢而无法教训。一天将近冬至，要祭祀家庙，家堂前排列着一百壶酒，弟弟把它们全都打破，家人惊慌恐惧。王文正忽然从外面回来，看见酒流满道路，无法通行，韩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提起衣服走进堂内。后来，他的弟弟忽然醒悟，又重新行善，韩公最终也没有提及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韩公谈到章相在北门任职时，很是姑息三军。韩公说：“统御军队自有中道，过于严厉固然不可以，过于爱护也不可以。如果到了应当治罪的时候，即使一天杀一百人又有什么妨害？人们自然不会怨恨。” 韩公说，富公任郓倅时，沂公担任安抚使，有一天对富公说：“眼下应当处在某个职位上。”富公说：“不敢当。”沂公说：“但是，升上去容易，退下来时却困难。”韩公说，仁庙曾亲自批示说：“韩琦、富弼、范仲淹都是公议和人望所归向的人，凡是商议事情，都应当请示章得象；杜衍以下的人，则同心协力去实行。”文正家中收藏着一份副本，曾经给过韩公一份，至今还保存着。韩公任宰相时，举荐孙贲起草答诏文字。孙贲认为，做臣下如果不能保守机密，就会失去自身，或许应当顺从孙顺。韩公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忠臣义士也不会顾虑自身。如果还顾虑自身，话就不可能说出口了。” 韩公说，小人是不可以奢望他离得很远的。即使在三家村里，也会有一家是小人，因此应当寻求与小人相处的道理，知道他是小人。既然把他当小人来对待，就更不必同他计较；如果同他计较，自己反而也变小了。别人有非难诋毁，只应当反过来检查自己是否正确；自己正确，问题就在自己这边，而不在对方，哪里用得着计较对方究竟怎样。韩公说，开始学习立身行事时，应当像金玉一样，不沾受一点尘土的污损，这才是正确的。等到德行成就之后，对某些事情有所承受，同时也有些事情不会损害自己；否则就无法容纳任何事物了。韩公说，忠义之心人人都有，只是有的人把它坚持得不牢固，努力得不够，所以不能达到世人的境界。潞公在西京府任职时，有人拿魏公的进退来劝说潞公，潞公说：“彦博哪里能够指望比得上韩公！韩公的地位不同，我不过有些粗浅的才干，承蒙朝廷提拔，得以充任两府而已。”人们很赞赏潞公有自知之明。所以欧公平日很少称许别人，唯独佩服韩公。他曾因一件事感叹说：“即使有几百个欧阳修，也不能指望比得上韩公。” 韩公说，欧阳修和曾公一同任两府，欧阳修性情一向偏狭，曾公则拘谨琐屑。每次议事，两人争论到厉声相攻，无法解开。韩公一概不加过问，等他们的怒气平定后，慢慢用一句话判定可不可行，两位公都服从了。韩公说，凡是要使人行善，必须顺着他的性情来做；如果他的性情中本来没有这种倾向，即使强迫他，最终也不能使他服从。韩公说，刘家如今虽然暂时不得志，将来恢复正常时，应当成为第一、第二等的人物；但目前更应当安于贫困，保全名节。韩公说：“他勇敢，而且应当学习石曼卿，做一个正直方正、超出常规的士人。” 镇戎的士卒厌恶陈米，拿着筹牌却不来请示。韩公任主帅时，奔驰进入粮仓，郡中士卒上前申诉。韩公从怀中拿出一包米，说：“我也请领过这种米。朝廷把这种米定为每斗八镮的价格，如今即使陈旧降价，也不至于少于四镮；刚才全都是你们煽动摇撼起来的。”韩公命令在面前杀掉几名士卒，自己高高站立，毫不动摇，全军都吓得两腿发抖。韩公平日恭谨温和，好像不能有所作为，到了临事之际，却能这样控制局势、应变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