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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兵制
宋 陈傅良
周
春秋
秦
西汉
王莽
东汉
三国
八阵图赞
两晋
南朝
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周
周制：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宅田、士田、贾田），远郊百里（官田、赏田、牧田、牛田）。郊为乡六，乡百里，通十为同，为百里者十，提封九万井九十万夫之地。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园囿、经路三万六千井，为六万四千井六十四万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为五十万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为三十五万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赋一乘（四丘为乘，故曰丘乘），积六乡为千乘，而余率七家赋一兵，积六乡为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周礼》所谓甸，即《司马法》所谓成也。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则成十为终，即《周礼》二县加之半。十为同，即《周礼》四都。凡六乡十同，盖四十都也，特异名耳。）。二百里曰州，州为六遂，遂如乡之法（郑氏云：异其名，示相变耳，遂之军法如六乡。）。三百里曰野，野为削（削一作稍，家邑之田，大夫采地。）。四百里曰县（亦曰邦县），县为小都（小都之田，卿采地）。五百里曰疆，疆为大都（大都之田，公采地）。都通为鄙（所谓都鄙），为寰内诸侯治之。皆如遂之法（郑氏曰：自远郊以达于畿中六遂之地，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畿方千里，为千里者十，如乡之除，为三百五十万四千夫，赋车万乘，卒七十五万人，为军者十，此通畿之师也（牧野之师，纣兵七十万意者，通畿皆发。）。随处搜狩，自成什伍（案：《礼》：惟为社事，单出里民，惟田竭作。此见搜狩，比屋作兵），大司马递而征之（案：大司马教兵，号名有县鄙、家乡、官野之异，等物有诸侯、军吏、都、乡遂、郊野之别，此见递征。）。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所谓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籍其大数，三家为十一人。《司马法》：自夫三为起屋数。盖以此也。），则终身无过一再给公上事。盖先王忠厚之至，更劳均佚，不欲穷民之力。递征之法，非偏摘也（郑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时皆遍以人数计之，使劳佚递均也。）。盖乡遂以次，全军充调，不离部曲。
案：传记如周有南国之师，晋有九州岛之戎，宋有空泽之甲，皆全军更役。在军之士，无非乡旅，相望守助，犹之田里。家有羡卒，隶于师长、闾里，故不失守备。传记：少康一旅，出于一成。〈鲁颂〉僖公千乘，赋于百里，与〈公刘〉三单、《左氏春秋》书社之法，皆比屋通数，非谓兵之制也。鲁三郊三遂，可六军而止三军，亦递征也。
译历代兵制
宋 陈傅良
周
春秋
秦
西汉
王莽
东汉
三国
八阵图赞
两晋
南朝
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周
周朝的制度：王畿方圆千里，近郊五十里（有宅田、士田、贾田），远郊百里（有官田、赏田、牧田、牛田）。郊外设六乡，每乡百里，合计十乡为十个"同"，即十个方百里之地，共有九万井、九十万夫的土地。除去山川、低洼盐碱地、城池、村邑、园林苑囿、道路等三万六千井，剩下六万四千井、六十四万夫的土地。再除去九分之一的公田，得五十万二千夫。又因田地有一年休耕、两年休耕、三年休耕之分，通算三分去一，得三十五万零四百夫。按三百五十家出赋一乘的比例（四丘为一乘，所以叫丘乘）计算，六乡合计可出一千乘，其余按七家出一名兵卒的比例，六乡合计可出七万五千人。这就是六军的制度（《周礼》所说的"甸"，就是《司马法》所说的"成"。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那么十个"成"就是一个"终"，即《周礼》里两个县再加一半。十个"成"是一个"同"，就是《周礼》里的四个"都"。六乡共十个"同"，大概是四十个"都"，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二百里之内称"州"，州分为六遂，遂的编制如同乡（郑玄说：名称不同，是要表明有所变化，遂的军法与六乡相同）。三百里之内称"野"，野分为"削"（削也作稍，是家邑之田，大夫的采地）。四百里之内称"县"（也叫邦县），县是小都（小都之田，是卿的采地）。五百里之内称"疆"，疆是大都（大都之田，是公的采地）。都统称为"鄙"（即所谓都鄙），是畿内诸侯治理的地方。都按照遂的办法编制（郑玄说：从远郊到畿内六遂之地，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王畿方圆千里，是十个方百里之地，按乡的办法扣除，得三百五十万四千夫，可出车万乘，士卒七十五万人，分作十军，这是通计整个王畿的兵力（牧野之战，商纣兵力七十万，大概是整个王畿的兵力全部出动了）。随时随地打猎演武，自然编成什伍（按：《礼》说：只是为了祭社之事，才单独征发里中民众；只有田猎才全部出动。由此可见，打猎演武时是家家户户都要出兵的），大司马依次轮流征发他们（按：大司马训练军队，名号有县鄙、家乡、官野的区别，编制有诸侯、军吏、都、乡遂、郊野的不同，由此可见是轮流征发）。十年轮遍一次，凡是三家中可以出兵役的，大约十一人出一份（就是所谓上等田地三人可服役，中等田地两家出五人，下等田地一家出二人，取其大概数目，三家算作十一人。《司马法》说：从"夫"起算，三夫为"屋"，说的就是这个）。这样一来，终身不过承担一两次公家的差役。这是先王仁厚到了极点，让劳逸更替均衡，不想耗尽百姓的力气。轮流征发的办法，不是随意挑选（郑玄说：凡用役，不必一时都派完，而是按人数计算，使劳逸交替均衡）。乡遂按次序，全军轮流调用，不打乱原有的部曲编制。
按：史书记载周有"南国之师"，晋有"九州岛之戎"，宋有"空泽之甲"，都是整支军队轮流服役。在军中的士人，无非是乡里的成员，彼此守望相助，就跟在乡里时一样。各家有多余的兵丁，就隶属于师长、闾里，所以不会耽误守备。史书记载少康只有一旅之众，就是出自一"成"之地。〈鲁颂〉说僖公有兵车千乘，是从方百里之地征发的，与〈公刘〉篇的"三单"、《左传》"书社"的算法一样，都是按户口通算的，不是说兵制本身如此。鲁国有三郊三遂，本可出六军，却只出三军，也是轮流征发的缘故。
古时候五等诸侯、九州岛方伯，只有二伯专管征伐，各诸侯都共同承担四方的事务，王畿的兵力是不轻易出动的
古者五侯九伯，二伯专征，而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轻出也。
案：《诗》文王〈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幽王〈大车〉、〈渐渐之石〉，为东劳西逸，而有不遑朝矣之叹。更以《周礼》、《司马法》参考，王有四方之事，则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小宰掌其戎具，虎贲氏奉书以牙璋发之（〈诗．常武〉：「王命卿士，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冢宰也。「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土。」小宰戒司马出征也。程伯为司马，见《史记》。），则畿兵不轻出也。在《易》「未济」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则虽天子亲征，亦用诸侯之师。（《诗》：「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则之所至皆成六师。）。刘文公平丘之会，对晋人曰：「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司马法》论戎车之名，周曰：元戎、先良也。）。」则虽王仁莅师，毋过十乘，以为先行。宣王复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东迁，以王人戍申、戍甫，〈扬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初从王伐郑，犹有陈、蔡、卫人。二百四十年间，王人会伐屡矣，未尝见师之出。唯败绩茅戎，王师自出，《春秋》深讥焉（见〈史记．世家〉）。赧王伐秦，尚从天下锐师，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豳〉诗周公东征有四国，盖以师从。《春秋》王人子突救卫，不书师。）。
凡王畿千里，车万乘，六军递用千乘。而寰内诸侯各从其国之制：诸侯大国百里，车千乘，三军，用五百乘（《春秋左传》：「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次国七十里，车七百乘，二军，用三百三十乘；小国五十里，车五百乘，一军，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国、大国十之五，小国三之一，皆足成军之数。唯无侯作帅，卿帅之以奉天子，诸侯率教卫以赞元侯，伯、子、男帅赋以从诸侯（寰内外所以不征同者，寰内有递征入卫之劳，各从其国制，而寰外共四方之事，劳佚适等也。）。
春秋
春秋诸侯见于传者，虽未尽信，变更王制，略可考也。鲁自禽父三军，《诗》称「公徒三万」，举成数也（实三万七千五百人）。
成公元年，谋伐齐，作丘甲，丘各一甲（《司马法》：四丘出甲士三人。丘甲，丘各出甲士一人。）。明年，战于鞍，四卿于是乎舆尸以出（前此，《春秋》未有累书帅师者。）。
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军，盖三分鲁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译。
按：《诗经》文王〈出车〉篇说："我出我车，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幽王时〈大车〉、〈渐渐之石〉两篇，写的是东边劳苦西边安逸，有"不遑朝矣"的叹息。再参照《周礼》、《司马法》来看，天子有四方之事，就由冢宰向诸侯征师，说："某国无道，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征讨，大军到达某国。"小宰掌管兵器装备，虎贲氏拿着文书凭牙璋发兵（〈诗经．常武〉说："王命卿士，大师皇父，整我六师"，说的是冢宰；"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土"，说的是小宰告诫司马出征。程伯担任司马，见于《史记》），可见王畿的兵力是不轻易出动的。《易经》"未济"卦的爻辞中，高宗讨伐鬼方，三年之后才在大国受赏，说明即使天子亲征，用的也是诸侯的军队（《诗经》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说明天子所到之处，都会集成六师）。刘文公在平丘之会上对晋国人说："天子的老臣，请求统率王室的兵赋，元戎十乘（《司马法》论战车名称，周朝称"元戎"，即先头精良的战车）。"可见即使天子亲临军中，出兵也不过十乘，作为先导。周宣王恢复古制北伐，就是这样的制度。周平王东迁后，派王室之人戍守申国、甫国，〈扬之水〉一诗就是对此的讽刺。然而春秋初期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时，还有陈、蔡、卫等国参与。二百四十年间，王室之人参与会盟征伐的次数很多，却从未见过王师单独出动。只有一次讨伐茅戎失败，是王师自行出动，《春秋》对此深加讥讽（见〈史记．世家〉）。周赧王讨伐秦国，仍然是率领天下的精锐部队，由此可知王畿的兵力平时不轻易动用，其实力常能保持完整（〈豳〉风中周公东征讨伐四国，也是率领诸侯之师随从。《春秋》记载王人子突援救卫国，未记载出动王师）。
凡是王畿方圆千里，兵车万乘，六军轮流使用千乘。而畿内的诸侯则各按其国的制度：诸侯大国方圆百里，兵车千乘，编三军，实际使用五百乘（《左传》说："大国的军队不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次国方圆七十里，兵车七百乘，编二军，实际使用三百三十乘；小国方圆五十里，兵车五百乘，编一军，实际使用一百六十五乘。大概天子用十分之一的兵力，大国、次国用十分之五，小国用三分之一，都足以凑成整军之数。只是没有诸侯担任统帅，由卿统率以侍奉天子；诸侯统率教习的军队来辅佐元侯，伯、子、男则率领赋税所出的兵力跟从诸侯（畿内、畿外之所以征发不同，是因为畿内诸侯有轮流入京护卫的劳役，所以各按本国制度；而畿外诸侯共同承担四方之事，劳逸恰好相当）。
春秋
春秋时诸侯见于史传的兵制，虽不能完全采信，但王制的变革，大略还是可以考证的。鲁国自禽父受封起就有三军，《诗经》称"公徒三万"，是举其成数（实际是三万七千五百人）。
鲁成公元年，谋划伐齐，实行"作丘甲"，每丘出甲士一人（《司马法》：四丘出甲士三人。丘甲，则每丘各出甲士一人）。第二年，在鞌地作战，四卿因此而战车覆没，尸体被拖载而回（在这之前，《春秋》从未连续记载有多位统帅一同率兵）。
襄公十一年，三桓改编三军，大概是把鲁国一分为三，各自征收其一份的赋税。季氏让服役之人，若把自己的封邑收入交出的就不再征税，不交出的则加倍征税。孟氏让一半人为家臣，或子或弟。叔孙氏让全部人都做家臣，否则就不予收留。至此，中军就名存实亡了。昭公五年，于是废除中军，把公室的兵赋分作四份。季氏挑取其中两份，孟氏、叔氏各得一份，都要全部征收，然后进贡给国君。季氏独占一军，孟氏、叔氏各占半军
至是，中军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季氏专一军，而孟、叔各专一军之半，公无军焉。八年，搜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根牟，鲁东界。商，宋地，鲁西南境，卫北邻也。），革车千乘。故邾人告吴曰：鲁赋八百乘，邾六百乘。盖竭作也。
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始以夫田为赋，大变丘乘之制，民无余力矣。齐桓公相管仲，参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五家之轨为五人之伍，十轨之里为五十之小戎，四里之连为四戎之卒，十连之乡为十卒之旅。五乡一军，公将其一，高、国各将其一，凡三军，教士三万人，车八百乘（参周法，车增三百乘，徒捐三万人。《吴子》云齐桓募士五万，未详。），盖如乡之法。五鄙：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各一大夫。自邑积至于五属，为四十五万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万；九十家一车，得车五千乘。可为三军者四（长勺之战，桓公自谓有带甲十万、车五千乘，盖其斥地甚大，非齐旧封。），盖如遂之法。以通国之数而递征之，率车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仿周，变以轻便（当时地广，参用周畿之制。）。
至郑简公时，公孙舍之，公孙侨帅车七百乘伐陈，始竭作。子产修庐井之法，而兵止丘甲，其后遂兵赋矣（制用甲兵）。楚、吴、越、秦，初无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为军政，作荆尸以伐随戎，分二广而为三军（斗伯比曰：我将吾三军。）。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战，左右师溃，唯中军之卒不败，则犹武之旧。然而东宫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见于传，往往非古。公子婴齐为简之师，组甲被练，皆创名之。康王为掩始并衍沃，牧皋隰，赋车籍马，而有车兵、徒兵、甲盾之数。灵王斥地益大，陈、蔡、不羹，邑赋千乘，于是有五帅（《左氏传》：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
至平王又始为舟师。吴、越不详见。吴王僚伐楚，空国而二将。夫差伐齐（《左氏传》哀公十一年），盖可见者四军。其后益强，带甲之士十有三万，黄池之会，三军皆万人（按：《国语》：「三将军三万人」，《吴越春秋》：「三万六千人，有中校、左右军。」）。勾践栖于会稽，甲盾五千人。其始伐吴，发习流二千，教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其名不一，已见其非古制。）。其再伐吴，自将中军而分左右、私卒（《吴越春秋》亦云：中分其师为左右军，安广之人率君子六千以为中阵，为之私卒。）。
战国相并，诸侯斥地益广，而丘乘之法坏。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
译，国君手中已无军队了。昭公八年，在红地检阅军队，从根牟到商、卫之地（根牟是鲁国东界；商是宋国之地，鲁国西南边境；卫是北面邻国），共出兵车千乘。所以邾国人告诉吴国说：鲁国的赋兵有八百乘，邾国有六百乘。这大概是竭尽全力征发的结果。
哀公十二年，实行"用田赋"，开始按田亩征收赋税，大大改变了丘乘的旧制，百姓已经没有余力了。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人之乡十五个。五家编为一轨，出五人为一伍；十轨为一里，出五十人为一小戎；四里为一连，出四戎为一卒；十连为一乡，出十卒为一旅。五乡合编一军，齐桓公亲自统率一军，高氏、国氏各统率一军，共三军，训练有素的士卒三万人，兵车八百乘（参照周制，兵车增加了三百乘，士卒却少了三万人。《吴子》说齐桓公招募了五万士卒，详情不明），大概是仿照乡的编制办法。至于五鄙：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五属各设一名大夫。从邑逐级累加到五属，共四十五万家。按九家出一名兵卒的比例，可得甲士十万；按九十家出一辆战车的比例，可得战车五千乘。可以编成四支三军规模的部队（长勺之战时，齐桓公自称拥有带甲之士十万、战车五千乘，大概是因为他所占的土地很广，已超出齐国原有的封域）。这大概是仿照遂的编制办法。按全国的人口数轮流征发，大致比例是战车用六分之一、士卒用十分之三，大体仿效周制，加以变通使之更轻便（当时地域广阔，是参照周王畿的制度而定的）。
到郑简公时，公孙舍之、公孙侨率领兵车七百乘讨伐陈国，开始竭尽全力征发。子产整顿庐井制度，而兵役止于丘甲的规定，此后就变成按田赋征兵了（按拥有的甲兵数量来定）。楚、吴、越、秦这些国家，本来就没有井田、放牧一类的旧法。楚国自武王起始设军政，创制"荆尸"之法讨伐随戎，把军队分为左右二广，编成三军（斗伯比说："我要统率我的三军"）。楚成王时地方千里，城濮之战中，左右两师溃败，只有中军的士卒没有失败，这还保留着武王旧制的痕迹。然而"东宫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这些名目，屡见于史传，往往已经不是古制了。公子婴齐编练"简之师"，穿着编组的铠甲，都是新创的名号。楚康王时由掩主持，开始兼并低洼沃野之地，管理丘陵沼泽的放牧，按田赋征发车辆马匹，于是就有了车兵、徒兵、甲盾等各种数目的区分。楚灵王开拓的疆域更加广大，陈、蔡、不羹这些地方，每邑的兵赋都达千乘，于是有了"五帅"的编制（《左传》说："吴国人在豫章打败楚军，俘获了他们的五帅"）。
到楚平王时，又开始建立水军。吴、越的兵制详情不得而知。吴王僚讨伐楚国，几乎倾全国之兵而只派了两名将领。夫差讨伐齐国（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大概可以看出当时有四军。此后吴国更加强盛，带甲之士十三万，黄池会盟时，三军各有一万人（按：《国语》说"三位将军各领三万人"，《吴越春秋》说"共三万六千人，设有中校、左右军"）。越王勾践栖身会稽时，甲盾之士只有五千人。他开始讨伐吴国时，征发训练有素的士卒二千人，教习士卒四万人，君子军六千人，各类侍御之士一千人（名目繁多不一，已可见其非古制）。他第二次讨伐吴国时，亲自统率中军，另分左右军和私属部队（《吴越春秋》也说：把军队一分为二作左右军，安广之人率领君子军六千人组成中阵，作为自己的私属部队）。
战国时诸侯相互兼并，各国拓地日广，丘乘的旧制也就废坏了。田齐地方二千里，
临甾之中七万户，而卒固已二十一万，一家而三兵矣。愍王创为技击，以兼桀宋五千乘之国，号称东帝。
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然武灵王变胡服，灭中山五百里，犹三军也。孝成王卒百万矣。赵括长平之败，丧师四十五万；而破燕栗腹，兵二十万。李牧败匈奴，亦车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五万人。
魏自惠王以武卒奋，凡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至安厘王时，秦围大梁，悉比县胜甲以上为戎士三十万。韩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燕地三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栗腹之败于赵也，二军六十万，车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顷襄王失鄢、郢，北保于陈，收东地兵尚十余万。大抵战国之制，胜甲以上皆籍为兵。
（案：）齐桓、晋文始为召募、科民之法（《吴子》：齐桓募士五五，晋文召为前行四五。），而是时，秦有陷阵，楚有组甲被练，越有习流君子之军。迨至战国，盖尚骑射，而技击、武卒、锐士、胡服、百金之习行于中国，后世诈力之兵用矣（技击之法，得一首而受赐金。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硕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寇冑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超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锐士，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胡服，以金铛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武士冠鹖尾之冠、缦胡之缨、短后之衣。百金，禽将赏百金。）。
秦
秦自襄公始列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周礼。至春秋，缪公霸西戎，作三军（殽之役，三帅，车三百乘。），置陷阵（《吴子》：秦置陷阵三万。）。哀公救楚，车五百乘（鲁定公五年），为户籍什伍。孝公用商鞅，初为辕田（孟康云：「三年爱土易居，古制也。商鞅爰田，自在其处，不腹易居。或曰爰田与晋作爰田同。」案：杜预云：「分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所赏之众。」爰、辕古通用。），遂破井田、开阡陌。
以前、后汉参考秦法：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邮，邮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长，长有两卒，一为亭父，一为求盗；五亭一乡，乡有牧、三老、游徼；小于乡曰聚，聚有啬夫；十亭一县（万户），县有令、丞、尉，不满万户为长。凡亭间之道，南北为阡，东西为陌（司马贞《史记索隐》云：「《风俗通》：南北为阡，东西为陌。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阡经陌纬。东汉〈光武纪〉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华陌、陕陌，〈酷吏传〉有京兆阡、南阳陌，盖即其地名云。曹植诗曰：「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译带甲之士数十万。国都临淄有七万户，能出的兵卒已经二十一万，等于一家平均出三名兵卒。齐愍王创设"技击"之兵，以此兼并了拥有五千乘之国的强宋，号称"东帝"。
赵国地方二千里，带甲之士数十万，兵车千乘，骑兵万匹。然而赵武灵王改行胡服骑射，灭掉方圆五百里的中山国，用的仍是三军之制。赵孝成王时兵力达百万。赵括长平之败，损失士卒四十五万；而击败燕国栗腹，用兵二十万。李牧大败匈奴，也动用了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匹，重赏之士五万人，能开强弓的士卒十五万人。
魏国自魏惠王起以"武卒"著称，共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军二十万，杂役之徒十万，兵车六百乘，骑兵五千匹。到魏安厘王时，秦国围攻大梁，把全国各县凡能披甲的人都征发为兵，得战士三十万。韩国地方九百里，带甲之士数十万。燕国地方三千里，带甲之士数十万，兵车六百乘，骑兵六千匹。栗腹败于赵国那一战，出动两军共六十万人，兵车二千乘。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之士百万，兵车千乘，骑兵万匹。楚顷襄王失去鄢、郢两地后，向北退守陈地，收拢东部的兵力尚有十余万。大概战国时的制度，凡是能披甲的人都被征为兵。
（按：）齐桓公、晋文公最早实行招募、按户征兵的办法（《吴子》说：齐桓公按五人一组招募士卒，晋文公按四五人编成前行召集士卒），当时秦国有"陷阵"之兵，楚国有编组的铠甲部队，越国有训练有素的君子军。到了战国，则崇尚骑射，"技击""武卒""锐士""胡服""百金"这些名目在各国盛行，后世凭诈术武力取胜的兵法由此兴起（技击之法：斩获一颗敌首便得赏金。武卒：身穿三层甲，能张开十二石的强弩，背负五十支箭，加上戈矛，头戴兜鍪佩剑，携带三日口粮，能在正午前急行百里。考核合格者免除其家的赋役，优待其田宅。锐士：功劳赏赐相辅相成，斩获五颗敌首者可役使五户人家。胡服：以金属饰品装饰头部，前面插貂尾以示尊贵的官职，武士戴鹖尾之冠、系粗缨、穿短后衣。百金：擒获敌将赏赐百金）。
秦
秦国自秦襄公起才跻身诸侯之列，有了田猎演武之事，却不能遵循周礼。到春秋时，秦缪公称霸西戎，设立三军（殽之战，出动三位统帅，兵车三百乘），设置"陷阵"之兵（《吴子》说：秦国设置陷阵之兵三万）。秦哀公救援楚国，出动兵车五百乘（鲁定公五年），并建立户籍什伍制度。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实行"辕田"制（孟康说："三年更换土地居所，是古制。商鞅的辕田制，是让百姓固定在原地，不再轮换居所。也有人说辕田与晋国的作爰田相同。"按：杜预说："把应缴公家的田税，转赏给受赏之人。"爰、辕两字古时通用），于是废除井田，开辟阡陌。
参照前后汉的记载来看秦制：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为一里，里设里魁；五里设一邮，邮设督；十里设一亭，亭设亭长，亭长下有两名卒，一人为亭父，一人为求盗；五亭为一乡，乡设乡官、三老、游徼；比乡小的叫"聚"，聚设啬夫；十亭为一县（万户），县设令、丞、尉，不满万户的设长。凡是亭间的道路，南北向的叫阡，东西向的叫陌（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风俗通》：南北为阡，东西为陌。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阡陌纵横交错。东汉〈光武纪〉记有千秋亭、五成陌，〈地理志〉记有华陌、陕陌，〈酷吏传〉记有京兆阡、南阳陌，大概就是这些地名的由来。曹植的诗说："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可见这一制度当时依然存在（《唐韵》注"经三里为阡"，《玉篇》阡通作千）。以周代百步为一亩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定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把一年一耕、隔年耕、隔
」，其制犹存云（《唐韵》注「经三里为[土千]」，《玉篇》[土千]通作阡）。以周百步之亩加之，凡二百四十步为亩（通一易、再易、不易之数），听民买卖，随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傅（音附）之畴官（畴官，田畴之长。），则给公家徭役。给郡县一月而更，谓更卒；已复给中都一岁，谓正卒；已复屯边一岁，谓戍卒。
凡战，得一首，赐爵一级。爵有十八级（后通关内侯、列侯二十级）：一曰公士（步卒之有爵者），二曰上造（百卒之长），三曰簪褭（东御），四曰不更（在车右，不复与凡更卒同。），五曰大夫（在车左），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虽非临战，得乘公车，故曰公乘。军吏之爵最高者。），九曰五大夫（自公士至不更皆士也，自大夫至五大夫皆军吏也。），十曰左庶长，十一曰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庶长、三更，所将皆庶人更卒。），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驷车庶长，十八曰大庶长（自左庶长至大庶长，皆卿、大夫、军将也。少、大上造言主上造之士也。驷车庶长言乘驷车而为众长也。大庶长，大将军也。）。盖皆以战功相君长。
昭王始有锐士、虎贲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而分三军。长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发，非商鞅之旧矣。始皇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曲武职、甲卒（即材官之属）。而郡县兵器，聚之咸阳，销为钟鐻；讲武之礼，罢为角抵。自战国时，秦与山东戍卒仅存五百余万，至是杀伤益众。而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镇五十余万，骊山、阿房之役又七十余万。兵不足用，而后发谪矣。先发弛刑，次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次治狱吏不直者，次隐宫徒刑者（隐宫，宦官。），次以尝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凡在里门之左，一切发之，谓之闾左之戍。未及发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计，尽征材士五万人卫咸阳，教射禽兽，令自赉粮，民不聊生，而胜、广起矣。周章之戏，楚兵百万，秦发近县不及，乃放骊山徒、奴产子受兵以击盗。及周文破关东，盗益起，又发关中卒东击盗，而阿房不罢。章邯将三岁，亡失已十万数；其降楚也，坑新安南又二十余万人。而峣关下军将皆贾坚，一啖于利，沛公入而秦遂亡。
（案：）商鞅破井田，不过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邮、乡、县，犹古遗法。然而古人寓兵于农，藏用不示，是以民习于教而无斗狠，上藉其力，下安于义。自鞅始明以战悬为刑赏，以多杀为爵级，以怯斗为役隶，使斯民要利于上，非战无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暴，弃礼义，虽能卒至强盛，而楚之衅具起矣。
译两年耕的田地通算在内），允许百姓买卖田地，可根据各自能力占有田地，不再限定多寡。凡百姓满二十三岁便在畴官处登记（畴官，是掌管田畴的官员），要开始承担公家的徭役。在本郡县服役一个月轮换的，称为"更卒"；服完更卒之役后再到京城服役一年的，称为"正卒"；服完正卒之役后再去边境戍守一年的，称为"戍卒"。
凡作战斩获一颗敌首，赐爵一级。爵位共十八级（后来又加设关内侯、列侯，共二十级）：一级叫公士（是有爵位的步卒），二级叫上造（百名士卒的头目），三级叫簪褭（东御），四级叫不更（在战车右侧，不再与普通更卒相同），五级叫大夫（在战车左侧），六级叫官大夫，七级叫公大夫，八级叫公乘（虽不临阵作战，但可乘坐公家的车，所以叫公乘，是军吏中爵位最高的），九级叫五大夫（从公士到不更都是士，从大夫到五大夫都是军吏），十级叫左庶长，十一级叫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十二级叫左更，十三级叫中更，十四级叫右更（庶长和三个"更"级的人，所统率的都是平民出身的更卒），十五级叫少上造，十六级叫大上造，十七级叫驷车庶长，十八级叫大庶长（从左庶长到大庶长，都是卿、大夫一级的军将。少、大上造，是说主管上造之士的人。驷车庶长，是说乘坐驷马之车而统率众人的头领。大庶长，即大将军）。这些爵位大体上都是依战功而授予的等级称号。
秦昭王时开始设有锐士、虎贲共八百万，兵车千乘，骑兵万匹，分为三军。长平之战时，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征发，已不是商鞅旧制的规模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设郡守、郡尉，郡尉辅佐郡守，掌管武职、甲卒（即材官一类）。把郡县的兵器都收缴到咸阳，销毁铸成钟鐻；讲武之礼也废除，改为角抵表演。自战国以来，秦国和崤山以东各地戍卒仅存五百多万，到这时死伤更加惨重。而北筑长城动用了四十多万人，南戍五岭动用了五十多万人，修骊山、阿房宫又动用了七十多万人。兵源不足，于是开始征发被贬谪之人。先征发被赦免的刑徒，其次是曾经逃亡在外的人、赘婿、商人，再次是不公正的狱吏，再次是隐宫刑徒（隐宫，指宦官），再次是曾登记在市籍上的人，再次是祖父母、父母曾登记在市籍上的人。凡住在里门之左的贫贱人家，一概征发，称为"闾左之戍"。还没来得及征发闾右的人秦二世就即位了，他遵照始皇的旧计划，征调材勇之士五万人守卫咸阳，教他们射猎禽兽，还要自己携带口粮，百姓无法生存，于是陈胜、吴广就起义了。周文攻入函谷关的"戏"地时，楚地起义之兵已达百万，秦国征发附近各县的兵力都来不及应付，于是释放骊山刑徒、官府奴隶的子弟发给兵器去抵御盗贼。等到周文攻破关中，起义军势力更盛，秦国又征发关中的士卒东进攻打起义军，而阿房宫的工程仍未停止。章邯率军三年，士卒损失已达十万之数；等到他向楚军投降时，新安以南又被坑杀了二十多万人。峣关下的秦军将领都贪图私利，一见有利可图便动摇，刘邦率军攻入，秦朝于是灭亡。
（按：）商鞅废除井田，不过是拓宽田界以方便耕种，聚、亭、邮、乡、县这些编制，还大体是古制遗留下来的。然而古人把兵寓于农，收藏兵器不轻易示人，所以百姓熟习教化而不好勇斗狠，上面借重百姓的力量，下面则安于道义。自商鞅起，才明确以作战功劳来定刑赏、以多杀敌人来定爵级、以怯懦畏战来定役隶身份，使百姓不得不向上邀求利益，非战不可。由此秦人的风俗尚武而残暴，抛弃了礼义，虽然因此得以迅速强盛，但楚地反秦的祸根也由此埋下。到秦昭襄王时期，征调无度，百姓已不再是商君时代的旧民。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止
昭襄之际，征调无度，民非商君之旧。至始皇混一，罢讲销兵，意谓士散于天下，而利器专于京师，可以弭患。不知斩木揭竿，无非战具；苍头、厮役，往往皆贾勇豪杰也。养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赏蹈利而无礼义之习，何有于秦哉！盗遍山东，二世不悟，方且纳赵高之邪计，过为阻深，以示强大。章邯百万之师，势在呼吸；长史欣请事咸阳，留司马门三日不得进。此秦之所以亡也。
西汉
汉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每立秋斩牲于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会飨赐，观以角抵，罢遣（〈王尊传〉：常以季冬或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
按：《魏书》曰：「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名曰乘之。」
二岁为材官、骑士（材官自秦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国，高帝常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才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年六十五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至五十六出赋，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秦孝公十四年始为赋，汉兴算赋。）。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不人自行，其行者不可往便还，因便往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更有三品：每一月一更，谓之卒更。贫者欲得雇更钱，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谓之践更。繇戍谓之过更也。）。有事以羽檄发材官、骑士，以备军旅（如高祖十一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吕后五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宣帝神爵元年，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诣金城。）。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当时各因其地，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时以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遫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事已则罢。
京师之兵，止南北军及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尉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宠将帅；而北军分八校尉，以中垒领之（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凡八。）；中尉为执金吾，而置三辅都尉属焉；郎中令为光禄勋，而置建章营骑属焉，后更名羽林骑（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置期门、羽林。又所从军死事者子孙，养羽林，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元狩间，兵革数动，士物故者动以万数，民多买复，征发之士益少。于是发谪吏，次谪民，次谪戍，次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译讲武、销毁兵器，本意是想让士卒散于天下、而利器专属朝廷，以为这样就能消弭祸患。却不知砍削树木、举起竹竿都能当作战斗器具；那些苍头军、杂役之人，往往都是勇武之辈。养成了百姓的好战之心，却又用苛政来困扰他们，那些为求赏赐而争先恐后、毫无礼义教养的人，又怎会真心效忠于秦朝呢！盗贼遍布崤山以东，秦二世却不醒悟，反而采纳赵高的邪计，故意深居宫中，以显示强大。章邯百万大军，成败在于呼吸之间；长史司马欣去咸阳求见，在司马门外停留三日都得不到通报进见。这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
西汉
汉朝大体沿用秦制，凡百姓二十三岁定为"正"，一年内要服卫士之役。每到立秋在郊外斩杀牲畜祭祀，称为"貙刘"。管兵的官员都要演习孙子、吴起的兵法六十四阵，称为"乘之"。到季冬十二月，天子大宴群臣，颁赐赏赐，用角抵表演助兴，之后遣散卫士（〈王尊传〉说：常在季冬或正月出行至曲台，亲临宴飨，遣散卫士）。
按：《魏书》说："汉朝沿袭秦制，一年三季不讲武，只有十月车驾到长安水南门集会，五营士卒排列八阵，称为乘之。"
满二十岁的男子服"材官"或"骑士"之役（材官自秦已有此制。《汉书》说：秦在郡国设置材官，汉高祖曾下令天下选拔能开硬弓、蹶张弩、才力勇武之人，充当轻车、骑士、材官）。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尉共同举行都试，考核成绩优劣。近水之处设楼船兵，边郡太守各率万名骑兵巡行边塞。年满六十五岁才免除兵役回家务农。此外，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都要缴纳赋税，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用来置办武库兵器、车马（秦孝公十四年开始征收赋税，汉朝兴起后称为算赋）。天下人都要亲身戍边三天，若不能亲自前往，可以派人代行，代行者可以不必立即返回，就此留下服役一年再轮换。凡不亲自前往的，出钱三百，交给官府用来支付戍卒的费用，这叫"过更"（更役分三种：每月轮换一次的，叫"卒更"；贫穷之人想得雇更钱，愿意继续服役的人便代为出更，每月得钱二千，叫"践更"；戍边之役叫"过更"）。有战事时便以羽檄征发材官、骑士，以备军旅之用（如汉高祖十一年，征发上郡、北地、陇西的车骑、巴蜀的材官。吕后五年，征发河东、上党的骑兵屯驻北地。汉宣帝神爵元年，征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的材官前往金城）。汉文帝开始用铜虎符代替檄书。当时各地按其所在，用中都官的名号任命将军统率（如当时任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遫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事情结束后就撤销这些职位。
京师的兵力，只有南北军以及中尉的缇骑、郎中令属下的诸郎、城门校尉的屯兵。北军隶属太尉，南军隶属卫尉。汉武帝把太尉改为大司马、大将军，以此尊崇将帅；北军分为八校尉，由中垒校尉统领（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共八校）；中尉改称执金吾，下设三辅都尉；郎中令改称光禄勋，下设建章营骑，后改称羽林骑（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上郡挑选善骑射的良家子弟，在殿门集合训练，所以设有期门、羽林之职；此外还收养从军战死者的子孙，教他们习练五种兵器，称为"羽林孤儿"）。元狩年间，兵事频繁，士卒死亡的常以万计，百姓大多花钱买复除以逃避兵役，征发到的士卒越来越少。于是开始征发被贬谪的官吏，其次是被贬谪的平民，再次是被贬谪去戍边的人，再次是"七科谪"（有罪的官吏为第一类，逃亡在外的人为第二类，赘婿为第三类，商人为第四类，曾登记市籍的人为第五类，父母曾登记市籍的人为第六类，祖父母曾登记市籍的人为第七类），此外还大量赦免罪人、逃亡者、被解除刑具的刑徒从军
），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从军。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属卫将军，尚屯关中。至元鼎六年，中卒始发矣。边兵不赡，至出武库。昭帝始元间，始募奔命（应劭曰：常兵不足，权选精勇，闻命奔走，故曰奔命。），及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师古曰：被告劾而逃亡。）。宣帝神爵间击羌，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以益边兵，盖北军亦出矣。
（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采，惟有汉氏。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二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削。虽卫、霍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案：汉将军置以征伐，吴员职，佑言命将旋罢，是矣。又案：汉兵郎官无员数；虎贲千五百人，而多不过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东汉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执金吾、缇骑五百二十人（或曰三百人），至东汉不过六百人（魏王朗奏：汉金吾骑从六百）；卫尉所领诸宫掖门都侯、剑戟之士，至东汉不过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虽不见数，然亦不过门置一侯，以掖门司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则城门领于一校，大略可见。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计，发关内兵合中尉卒三万人卫太子，军灞上。惠帝末年，陈平、周勃为将相，始以吕氏故屯兵荥阳。文帝备胡以三军。景帝七国之变，太尉周亚夫乘六乘传出击吴、楚，而大将军窦婴间军荥阳。皆因军设屯，事已即罢。武帝虽置关内都尉，领如郡国，亦无营垒。而佑谓重兵悉在京师，非也。
汉制虽曰因秦，然多近古。盖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当是时，故将之家，亦为给赋（见孝惠元年诏）；宰相之子，均调戍边。是以繇有复算，有减逋，有更贷，则得为君上之恩。至于将相，废置惟时，或中都公卿，或边郡守、尉。御史大夫出为护军（韩安国），不为左迁；酒泉太守即命破羌（辛武贤），不为异数。而又御军之法简肃精明：云中战士上功幕府，差首虏六级，赏典辄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玺书已报；轮台之诏，败亡不掩；卫、霍行封，得丧相除。可以概见，其时无有壅蔽诞谩之患。若乃赏赉虽或无常，廪饩悉皆有量：京师将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谷二石六斗有奇（东汉艺人日廪米五斗，见〈李固传〉，注云：升少故五升。）。是以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诸侯七国，变生仓卒，备御素具，南征北攘，连兵数年而邦本不摇，诚有以也。
译。当初，汉高祖、文帝时代用兵，中尉的兵力隶属卫将军，仍然屯驻在关中。到元鼎六年，才开始征发关中的士卒。边防兵力不足，甚至要动用武库的兵器。汉昭帝始元年间，开始招募"奔命"之兵（应劭说：常备兵力不足时，特选精壮勇士，一闻命令便奔赴，所以叫奔命），并征召恶少年以及有罪被劾而逃亡的官吏（师古说：指被弹劾罪状而逃亡的人）。汉宣帝神爵年间讨伐羌人，征发三辅、中都官的刑徒、被解除刑具的犯人，以及应募的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骑越骑来增援边防兵力，可见此时连北军也调动出征了。
（按：）唐代杜佑《通典》说："兵制值得采纳的，只有汉朝。重兵都集中在京师，边境只设置亭障。又迁徙天下的豪族大姓，集中居住在三辅的陵邑一带，以形成强干弱枝的形势。如果四方外族入侵，就从朝廷直接任命将领，征发五营骑士、六郡的良家子弟；二师将军、楼船将军、伏波将军、下濑将军这些名号，都是因事而设，事毕即撤。即使卫青、霍去病功勋卓著，本人回朝奉朝请之职，所率士卒也都遣散归乡。"按：汉朝设置将军是为了征伐，并非常设职位，杜佑说事毕撤将，是对的。又按：汉朝郎官没有固定名额；虎贲之士一千五百人，实际常常不满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尉各七百人，到东汉时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执金吾属下缇骑五百二十人（一说三百人），到东汉时不过六百人（魏国王朗上奏说：汉朝金吾骑从有六百人）；卫尉所统辖的诸宫掖门都侯、执剑戟的卫士，到东汉时不过二千五百人；十二城门的守兵虽不见具体数目，但也不过是每门设一名侯官，从掖门司马所掌管的人数推算，多的一百八十人，少的三十八人，一门归一校尉统领，大致可以推知。汉高祖晚年征讨黥布时，用留侯张良之计，征发关内之兵合中尉的士卒共三万人护卫太子，驻扎灞上。汉惠帝末年，陈平、周勃身为将相，才因防备吕氏之患开始屯兵荥阳。汉文帝为防备匈奴设立三军。汉景帝时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乘六匹马拉的驿车出击吴、楚联军，大将军窦婴则率军屯驻荥阳附近。这些都是因战事临时设置屯军，事毕即撤。汉武帝虽设关内都尉，统辖如同郡国，也没有常设营垒。杜佑说重兵都集中在京师，这是不对的。
汉制虽说是沿袭秦制，但很多地方更接近古制。当时百姓有固定的兵役却没有经常征战的劳苦，国家有常备兵力却没有养兵坐食的浪费。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原来的将门之家，也要一样服赋役（见孝惠元年诏书）；宰相之子，也要按规定轮流戍边。因此，繇役有免除的规定，有减免拖欠的办法，有更贷制度，这才算是君王恩泽所在。至于将相的任命废黜，也随时而定，有的是朝中的公卿改任，有的是边郡的太守、都尉转任。御史大夫出任护军（如韩安国），不算贬职；酒泉太守立即受命征讨羌人（如辛武贤），也不算破格。而且统军的法度简明肃正：云中之战中战士上报战功，只要相差首级六级，赏罚立即依格执行；屯田奏章在六月戊申日呈上，不出十天，皇帝的批复玺书就已送到；轮台的诏书，即使战事失利也不加掩饰；卫青、霍去病受封时，功过得失互相抵销核算。由此可以概见，当时没有壅塞蒙蔽、虚妄欺诈的弊病。至于赏赐虽有时不固定，但军饷粮食都有一定的标准：京师将校比照二千石官员的俸禄，边塞戍卒每月给谷二石六斗多一点（东汉艺人每日给米五斗，见〈李固传〉，注说："升"是"少"字之误，应作五升）。因此终汉一代，上没有反叛的将领，下没有骄横的士卒。诸侯七国叛乱时，事变突起，但因平日防备周全，南征北讨，连年用兵而国本不曾动摇，
《南北军记》云：南北军，汉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壮根本而严卫翼也。上天之象，以羽林为天军；黄帝之圣，以兵师为营卫。规天摹圣，则爪牙之卫，讵可一日而缺诸？汉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资，躬持三尺，纠合义旅，虱鞮鏊而污介冑，其勤五载，缚婴斩羽，而后天下合为一。任罢之兵，佚诸农亩，巴渝、北貉，无勤远人。卧鼓包戈，将与天下安于无事矣。然方是时，猃狁北张，蛮睢南粤，窃壤植大；强宗豪姓，盘互关东。而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帝室皇居无武卒、骑士以镇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轨也，此高帝建军之本意与？夫天下形势，惟地与兵。汉始都洛阳，从娄敬及张良议，即命车驾西都秦故地，左崤右蜀，太华、泾渭，表里而襟带，金城千里，巍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军，负城环拱，路佖营巡，棋罗星布。平居无事，虎视眈眈；四征不庭，如火发发。而卫尉藩护，金吾徼巡，武库司兵，司马禁掖，章沟、虎威昼挥夜呵。戎心奸胆，战栗骇落，无敢弗率于我天威。镇安四方，巩固万世，兵威地利，两兼得之。信乎！高祖贻燕子孙，规模宏远也。
王莽
莽夺民田为王田，仿古井牧，置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分镇天下，而命十二将帅偏裨以下百八十人专事北伐。又以七公六卿兼号将军填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边郡，而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二人。又依《周官》之文，分六乡、六尉、六郊、六队（音遂），乡一帅，尉一大夫，郊一州长，队一大夫、属正。又内置大夫，外置大司马五人。将军至吏士，凡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仍赐州牧及县宰皆兼将军、偏裨、校尉之号，又有猪突、狶勇、锐卒、虎牙、五威兵、竟（音境）尉、九虎将军、捕盗都尉之属，置辄不罢，盖不可胜数。
（按：）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吉、凶、宾、嘉，达于天下，而军礼独载于大司马法。若国有师田之事，则县师始受法于司马，以作民。六官亦惟小司马职掌不悉书，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皆不备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观兵盖如是。自秦以战马为爵，卒已自毙，而王莽又滋彰焉。凡公卿至于守宰，皆兼将校之称。一切募兵，号为猪狶，征天下明兵士六十三家数百人，以备军吏。所以示民，无非逆德凶器。顾
译确实是有原因的。
《南北军记》说：南北军，是汉朝的制度。古时天子的都城一定要有重兵驻守，用来壮大根本、严密护卫。就像天象中北斗以羽林象征天军，黄帝之圣以兵师作为营卫。效法天象、取法圣王，那护卫之兵怎能一日缺少呢？汉高祖凭借神武之资，亲自手持三尺剑，纠合义军，头戴战盔、身披甲胄，历经五年艰辛，擒缚项婴、斩杀项羽，然后天下才归于一统。战后，疲惫的军队得以解甲归田，巴渝之地、北方胡地都不再劳民远征。收藏起战鼓兵戈，本想与天下人共享太平无事。然而正当此时，匈奴在北方虎视眈眈，蛮族、南越在南方蠢蠢欲动，暗中扩张势力；强宗豪族又盘踞在关东各地。而材官、骑士都分散在各郡国，须凭虎符和檄书征召才能到来。京师皇宫没有武卒、骑士驻守镇卫，这恐怕不是防患未然、杜绝不轨的办法，这大概就是汉高祖建立南北军的本意吧。天下的形势，关键在于地利与兵力。汉朝最初定都洛阳，后来采纳娄敬、张良的建议，车驾西迁定都秦国故地，左有崤山，右有蜀地，太华山、泾水渭水表里环抱、襟带相连，方圆千里的坚固城池，巍然是天府之国的形胜。南北二军，环卫拱护京城，道路巡逻、营垒星罗棋布。平时无事，如猛虎般虎视眈眈；一旦四方有变，便如烈火般迅速行动。而卫尉的护卫、执金吾的巡逻、武库掌管兵器、司马把守禁门，昼夜巡查警戒。外族的野心、奸邪之辈的胆量，都在这威严面前战栗溃散，无人敢不臣服于我朝天威。安定四方，巩固万世基业，兵力威势与地理形势两者兼得。确实如此！汉高祖为子孙留下的这份基业规模，可谓宏大深远。
王莽
王莽夺取百姓田地作为"王田"，模仿古代井田放牧之法，设置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分别镇守天下，又任命十二位将帅及其偏裨以下共一百八十人专门负责北伐之事。又让七公、六卿分别兼任将军之号镇守各大都邑，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驻边郡，内部又设置司命、军正，外部设置军监十二人。又依照《周官》的记载，分设六乡、六尉、六郊、六队（读作遂），乡设一帅，尉设一大夫，郊设一州长，队设一大夫、属正。此外内设大夫，外设大司马五人。从将军到普通吏士，总共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还让州牧和县宰都兼任将军、偏裨、校尉之类的名号，又设有猪突、豨勇、锐卒、虎牙、五威兵、竟（读作境）尉、九虎将军、捕盗都尉这类名目，一旦设立便不撤销，多得不可胜数。
（按：）三代时讲究"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记载吉礼、凶礼、宾礼、嘉礼，通行于天下，而唯独军礼只记载在《大司马法》之中。若国家有征伐田猎之事，才由县师先向司马请示法令，来组织百姓。六官的职掌中，也唯独小司马一职的职掌没有详细记载，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这些官职都不常设，有事才设置。他们不愿轻易炫耀兵力，大概就是这样的道理。自秦朝起以战功论爵，士卒们自愿拚死效命，而王莽又变本加厉。凡从公卿到郡守县令，都兼任将校的名号。一切招募的兵卒，号称"猪豨"，还征召天下精通兵法的六十三家共数百人，以充当军中吏员。这样向百姓展示的，无非都是悖逆道德、凶险不祥的器具。回顾……
方疑天下之轧，已重弩铠之禁。吝虎符之发，求以为安，而绿林、新市群盗已起，海内豪杰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旬月之间，遍于天下，败亡之祸，速于暴秦，可不戒哉！
译正当猜疑天下人图谋作乱之时，已经加重了对强弩铠甲的禁令。吝惜虎符的调发，想以此求得安宁，然而绿林、新市的群盗已经兴起，海内的豪杰都杀了当地的牧守，自称将军。十天一月之间，遍及天下，败亡的祸患，比暴秦还要迅速，怎能不引以为戒呢！
莽兵大抵因汉，而纷更其制，不一统属，民不堪扰。又务自揽权，虽遣将不与兵符，必请而后动。其伐边乃欲同时俱出，至久屯者数年，常二十余万人仰给县官，野有暴骨。而京师卫卒，亦三岁不得更代。由是民怨益作，莽遂大败。
案：莽昆阳之战，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者千里不绝，其它拥众累数十万者通天下。盖汉自武帝征伐之后，数世涵育，不见烟火之警。迨及始、元之间，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有奇，是以郡国甲士所在而足。及寻邑大败，尽弃山东之众，北军精兵号九虎者尚数万人，亦可以见汉家养民强国之制。然自莽俶扰，干戈竞作。至于光武还定郡县，或空置守长。中元末年，方才四百二十七万，十余一二，无复曩时之盛矣。
东汉
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而京师南北军如故。北军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置北军中侯，易中垒以监之，领于大将军。光禄勋省户、骑、车三将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贲卫士，领于太尉。建武六年，始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肄兵如故。明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侯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九年，省关中都尉。十三年，罢左右将军。二十三年，罢诸边郡亭侯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间，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书调度，一切务从简寡。由是内省营卫之士，外罢徼候之职。又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韩延寿始以试士潜拟不道诛，而翟义之反王莽，隗嚣之劫更始，李通之劝光武，皆以秋试，因勒车骑，诛守长，号令起事。光武惩之，遂罢不讲，自是汉兵法始大变坏。善乎应劭论之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兵雷震，一切猝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补鹰鹯，豚鱼曳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师不振。张角荡摇，八州并发，牧守枭列，流血成川尔。远征三边殊俗之兵，忿鸷纵横，多僵良喜事，以为己功。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乎哉！
然终建武之世，已不能遵守前法，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七年罢长水、射声二校，十五年复增屯骑校。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置。而边郡亦往往复置尉。）。明帝之初，以为野无风尘，乃悉罢沿边屯兵。其后北方有变，则复置度辽营（明帝永平八年郑众言）；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永元十四年）；羌犯三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永初四年）；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建光元年）。
译朗趁机建议把军政寄托于农事（王朗上奏说："过去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合计，虽将近一万人，有的是经商懒散的子弟，有的是乡野谨慎迟钝的百姓，虽有编制，却不讲习军阵。既未精简训练，又很少遭遇寇乱，名不副实，难以应付紧急情况。有的军队长期屯驻却不从事屯田，不修兵器，没有储备，一旦一处告急传檄，三面都会荒乱骚扰。如今中原已安定，虽还不能完全停止用兵，但应趁年成丰收，把军政寄托于农事。"）。当时朝廷正对外用兵吴、蜀，对内又大兴土木，无暇顾及。
黄初
其后盗作，沿边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永建元年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而令扶风、汉阳筑陇道三百坞（顺帝永和元年），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西羌传〉），置屯多矣。始募死罪系狱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自后往往五营缇骑、虎牙之士迭出征戍。
（按：）汉事略循周畿之制，讫于西京，都兵无过一、再出。自中兴郡兵不练，而南北二军交惊于境。安、顺以来，窦宪（永元元年）、邓鸿（永元六年）、何熙（永初三年）三将以击，刘尚（永元九年）、邓骘（永初元年）、任尚、朱宠（永初五年）、马贤（永和五年）、张侨（永和六年）六七将以讨羌，而鲜卑之寇（永和二年），南单于之变（永和八年），亦数移屯，连年暴露。由是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为陷阵（〈西羌传〉），征为积射，召为义从。大抵创立名号，皇甫规所为。列屯坐食之兵众矣。卒于中官之诛，结援外将。故夫汉之祸，光武之销兵为之也。
至安帝永初间，募人钱谷，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衰。当是时，边郡守御之兵不精，内郡五卫之备不修（见陈忠疏），诸羌转盛，二千石守、令并无守战意，皆争徙避寇。于是征兵会众，摇动数州，增赋借奉，费八十余亿，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至于顺帝，始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然而有惮远役，而郡兵始叛矣（永和二年）。
（按：）古人调兵，各从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盖裒荆旅；武王克商，实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鲁（〈书．费誓〉），追貊以韩（〈诗．奕〉），平淮以江、汉，略见于经，可考也。齐桓东讨陈涛，唯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威众，盖犹有节制者。自晋文城濮之役，以秦师从诸侯力征，唯党是与，无复先王之旧矣。汉氏独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帅征师，其备胡则上郡、陇西、北地，事越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举辽东，开西南夷则巴蜀。移兵赴远，不过一、再。自东都兵不能继，然后盗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边（魏王朗曰：一隅驰羽檄，则三边被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民不堪命，至于背叛。此兴荆、扬、兖、豫四州之卒，击象林万里之蛮，李固所以愤惋也（《通鉴》顺帝永和三年）。
虽改领以步骑五千，费用四十四万亿，凡一年百八十战，羌寇略定，黄巾遂作（建宁二年，羌平。中平元年，黄巾张角反。）。所在盗贼，不可胜数，朝廷不能讨，于是置八关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统之，虽大将军亦属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躬擐介胄，称无上将军。
译三年，特设都督诸州军事之职，不久又加授四征、四镇将军名号；又设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地位在太尉之上（此事见曹爽的〈让司马懿表〉）。当时宗室诸王封国的藩兵，人数大多不过残兵老弱二百人，还常被朝廷征调（魏国大规模征发各藩国士卒子弟，曹植因不久前各诸侯国士卒子弟已被征发，剩下的孤儿幼弱已所剩无几，却又被征调，于是上奏说："臣当初受封时得兵一百五十人，士卒子弟先后三次被征调，人已耗尽。现在还有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岁以下的小儿共三十多人。如今部下
（按：）三代而上，兵权散主。有扈之师，六事咸在；牧野之战，三卿同出。《书》称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而〈常武〉诗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夫太保，相也，非南宫毛之使不能专令兵师；齐侯，将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兴禁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参互职掌。至于皇父整师，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则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大略可考。是以兵满天下，居然无患。迨及叔季，司马世官，爰以命氏。驯至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书帅师，讥臣专也。自后兵多常聚，帅多世守，文武异途，将相争长。吴起与田文论功，而廉颇之贤，耻居蔺卿之下。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汉氏兵制，庶几乎古。南北二军，不能兼属，而握兵之臣，辄重于时。太尉、相国，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是故诸吕谋难，必先监军；平、勃交欢，势不相下。孝文入继大统，不俟移日，夺绛侯之柄，归代邸之臣，盖忌之也。武帝留意边功，增设营校，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寇诸军。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托孤霍光，丞相不与，而霍光亲戚分典兵卫，往往诸奴视相府乌有也。宣帝不堪，至赤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矫枉之计，悉易诸屯，付之所亲子弟。权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后董贤、王凤代为元戎，以基王莽篡夺之祸。光武中兴，益制前事，内省校士，外罢郡兵，欲以销患，而良法荡然。当时荥阳不过千骑，公掾监领，超迁牧守，其任不轻。自后令出房帷，政归台阁，戚宦迭将，更相倾夺。然五营畏服中人，公卿就戮，为之扫地。何进、袁绍不胜其忿，于是内置园校，阳尊黄门；外重州牧，实召边将。阉竖虽剪，而董卓之祸以成。义军四起，群牧争政，汉遂三分。由此观之，外内轻重，一系于兵。三代之制，为不可易矣。
三国
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师，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其它杂号无常数。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之。京师讲武亦如汉，唯改乘之曰治兵，然讫魏，一、再讲而已（文帝延康元年、明帝太和元年）。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盖太守或刺史兼师（朗为丞相主簿，言「天下土崩，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
译都已年老，卧病在床、气息奄奄的共三十七人，疲惫患病、失明耳聋的有二十三人。"）。可见兵权对外集中于州牧，对内归于大将军和太尉。
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争政，诛杀曹爽，兵权从此世代落入司马氏之手。于是暗中削弱地方镇守力量，把军营合并集中于自己（毋丘俭、文钦假托诏令讨伐司马师，联名上表说："三方镇守的力量，一下子全都空缺废弃，多方挑选精兵自我营卫；五营该统领的士兵，缺额不补；大量装载兵器，都聚集在自己军营。"）。这时天下真正的亲兵，只有
」）。
文帝初，王朗因请寄军政于农（朗奏云：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或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当今诸夏已安，虽未得偃武戢兵，宜因年之大丰，寄军政于农事。）。时方外事吴、蜀，内兴土木，未暇也。
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事见曹爽〈让司马懿表〉）。而当时宗室诸王藩兵，大数才不过残老二百人，复时时征调之（魏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曹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奏曰：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盖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
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争政，诛爽，而兵柄世在司马氏。于是潜消方面，并营以二于己（毋丘俭、文钦矫诏讨司马师，共上表云：三方之守，一朝缺废，多选精兵，以自营卫。五营领兵，缺而不补。多载器械，充聚本营。）。是时天下亲兵，唯殿中苍头、黄门，是以高贵乡公徒手遇祸。然司马师獶惮四征，遂以司空召还诸葛诞，以夺其兵。会诞以叛诛，魏祚遂移矣。吴、蜀兵不详见。蜀置五军，其左、右，将军、督、护一人；其中师，监、护、典、参军各一人；其前师，将军、监、护、督军各一人；其后，督、将军兼一人。其将校略如汉。而兵有突将、无前、宾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盖不全用蜀人也。是时户籍，士民异号，往往充兵之家，已非民伍。然诸葛治军之法，师十二更下。张合之战，在者八万，去者愿留。亮卒后，士卒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见〈吕乂传〉）。由是蜀兵秏矣。
吴多舟师，营校略异于汉。而兵有解烦、敢死两部（见〈胡综传〉），车下虎士（见〈甘宁传〉）、丹阳青巾（见〈沈莹传〉）、交州义士（见〈步骘传〉）及健儿、武射之名非一，调度亦最无法。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见〈陆逊传〉）。至有六百余家辄皆料取，以他郡羸民迁补其处（见〈陈表传〉）。然孙权时，兵獶不给他役，惟春耕秋刈、死事江渚而已。亮、皓以后，始以战士兼充众役（见〈陆逊传〉）。于是家有五人，三人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役州县，民怨叛者成行矣。其后悉封子为十一王，王给兵三千，而黄门宦官亦开召募。
译殿中的苍头、黄门等禁军，因此高贵乡公才会赤手空拳遭遇祸难。然而司马师仍忌惮各地四征将军，于是借口任命司空之职把诸葛诞召回朝廷，以夺其兵权。恰逢诸葛诞因反叛被诛，曹魏国运于是转移到司马氏手中。
吴、蜀两国兵制不见详细记载。蜀国设五军，左军、右军各设将军、督、护各一人；中军设监军、护军、典军、参军各一人；前军设将军、监军、护军、督军各一人；后军设督、将军各兼一人。将校名号大体和汉朝相似。而士兵中又有突将、无前、宾叟、青羌、散骑、武骑等不
陆抗都督，欲足兵百万，而守者因循，莫肯差赴。抗卒以其五子分将，而吴遂亡。
（按：）凡天下户口，才一百四十余万耳。曹公案冀州籍，自喜得兵三十万，盖有夫皆兵也。赤壁之败，兵八十万，濡须之屯，兵四十万，而蜀兵十万二千，吴兵二十三万。通三国之兵，仅视有户之数以供三帝之用，斯民盖已病矣。又况三辅流人，收入蜀郡（刘璋时，三辅流人数万，收以为兵，号东州兵，事见《英雄记》）；江淮商旅，募为吴卒。而魏武制错役之法，分离天下，使人役户各居一方（见晋刘颂奏）。其离逖转徙之患，又可胜言哉！
八阵图赞（并序）
夫八阵图者，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之所作也。图之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广都之八阵乡，一在鱼腹永安宫南江滩水上。在高平者，自郦道元已言倾圯难识。在广都者，隆土为魁基，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两阵俱立，阵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鱼腹者，因江为势，积石凭流，前蔽壁门，后却郄月。纵横皆八魁，间二丈。郄月内面，九六鳞差。广都旧无闻焉，惟见于李膺《益州记》，其言魁行皆八，裁举其半。赵抃《成都记》，称耆老之说，以为江石数魁，应六十四卦，则知两阵二道之意，以体乾坤门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阵居平地，束于门壁，营阵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蕴。鱼腹阵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为经，九六以为纬，体方八阵，形圆却月。壁门可以观营阵之制，却月可以识奇正之变。故虽长江东注，下流湍驶，轰雷奔马不足以拟其势，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阵，实濑其冲。石子如拳，滩沙攸积，而历年千数，未尝回挠。隐若敌国，屹若长城，故桓温以为常山之蛇，杜甫伟其江流而石不转也。若夫四头八尾，隅落钩连，队阵相容，触处为首，则广都、鱼腹之图，其法皆八阵也。居则修诸营垒，出则备其行阵，虽有奇正之变，一生于正而已。先王寓兵于农，而制之以丘井；折冲樽俎，而舞之以行缀。经国有途轨之制，画地有遂乡之法。文事、武备，未列为二途。民可使知之，故显仁而藏用尔。在《易》先天之象，天圆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阴阳相错，刚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备焉。先天之文，遇于八阵见之矣。八阵之作，宁武侯私智自营之乎？风后握奇，有天地、风云、龙鸟、蛇虎之名，明八卦之象也。汉法：大司马常以立秋日斩牲，祠白帝，肄孙吴六十四阵，则六十四卦之象。中兴罢郡国都肄，而阵势浸亡。非有王佐之才，明于天人之奥，则八阵之变化，其谁能嗣之？愚以为八阵之施，非徒教战而已。《文中子》曰：「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兴乎！
译同名目，可见并非全用蜀人。当时的户籍，士家与百姓分列不同名号，充兵之家往往已不属普通户籍。然而诸葛亮治军之法，是十分之一军队轮流十二次更替。与张郃交战时，在营士兵有八万人，该轮换回家的却都愿留下。诸葛亮死后，士卒逃亡，互相顶替冒名，作弊取巧手法层出不穷（见〈吕乂传〉）。由此蜀国兵力便损耗了。
吴国以水师舟兵为多，军营编制大体与汉朝有异。士兵中有"解烦""敢死"两支部队（见〈胡综传〉）、"车下虎士"（见〈甘宁传〉）、"丹阳青巾"（见〈沈
」非虚言也。观古怀人，敬为赞曰：
堂堂八阵，法地之经。端如置棋，维纵与横。左右有行，后先有列。错综相成，钩连互设。孰知其首，孰测其端？直道如绳，循之如环。八八相乘，阵间容阵。在翼斯张，在前斯奋。阵虽形八，天七攸存。四辕转队，虚实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阵后。辟阖乾坤，混融六九。风云天地，体则阴阳。熊骑虎旅，龙旗鸟章。奇正相生，方员递出。混沌纷纭，杳冥恍惚。其辟无方，其阖有仪。幽若鬼神，夫谁知之？辕门之设，实司启闭。无键而关，视之孔易。行而为阵，居则为营。坚重如山，能疾而轻。我则通途，平平坦坦。致敌天罗，莫知遄返。显允武侯，经之营之。可衡天汉，以作六师。君子所谓，众人不识。曰易胜哉！七擒孟获。先王体国，丘甲作兵。干戚之容，万舞于庭。四头八尾，文成井字。旁睐斜窥，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范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帝有熊，其臣风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讨。六十四阵，演自孙、吴。岂其妄作，文本河图。三代往矣，汉隳都肄。谁其兴之，天启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乐。龙隐隆中，云蒸巴蜀。先王遣法，尚克兴之。汉家余业，岂不成之。营头下坠，苍苍叵测。心腹奇才，叹兴勍敌。广都之垒，云守储胥。匪石凌矻，神物攸居。甘棠古木，尚云无败。此图之存，其何能坏？率然之蛇，无头无尾。易象先天，于乎不已！
两晋
晋自文王建国，阴谋倾魏，置二卫（中卫、后卫）、三部司马（前驱、由基、强弩），以中领军领之。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将军（左卫虎贲，羊琇为将军；右卫虎贲，赵序为将军。），命中虎贲，骁骑、游击别领。又置虎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并命为五督（皆领于骁骑）。又有左、右、前、后四军，四护军领之。凡二卫、左、右、前、后、骁骑七军，皆中军将军羊祜统之（祜罢改北军中侯，永嘉中改中领军。）。其后更制殿中典兵以宠陈勰，步兵校尉以宠王浚，而东宫亦备三率（初置中卫率。泰始五年，分为左、右卫率，各领一军。惠帝愍怀太子在东宫，又加前、后二卫率。成都王颖为太弟，又置中卫率，凡五率。）。将相诸王，始给兵卫（义阳王望给兵二千人。贾充伐吴，给兵万人、骑二千。杨骏为太尉，给兵三千、骑一千。），或由中领出镇方面，亦将本营兵以行（羊祜以卫将军出，齐王攸以侍中出，皆给出营兵。），遂为后例。凡在权宠必给，多者兵三万、骑二千。及其罢去，亲从如故。故有司徒归第，家兵一千余者（见〈王泽传〉）；方镇去官，送兵千余家者（见〈范宁传〉）。由是空校牙门，虚立军府，动以百数（武帝咸宁五年傅咸奏），禁兵外散于四方矣（见〈干宝传〉）。
译莹传〉）、"交州义士"（见〈步骘传〉）以及"健儿""武射"等不同名号，调度也最没有章法。大体上身强力壮者充兵，瘦弱者补入普通户籍（见〈陆逊传〉）。甚至有六百多户人家一并被征取充兵，再用其他郡的瘦弱百姓迁来补充空缺（见〈陈表传〉）。然而孙权在位时，士兵不承担其他劳役，只是春耕秋收、以及在江边水域作战牺牲而已。到孙亮、孙皓以后，才开始让士兵兼充各种劳役（见〈陆逊传〉）。于是一家有五人，就有三人要服役，父兄在都城服役，子弟又在州县服劳役，百姓怨恨背叛
淮南死士才七百人，而赵王伦与战辄败（见〈淮南王允传〉），其弱可见。惠、怀以来，诸王交乱，迭以国兵代去宿卫（永兴元年，成都王颖以国兵代宿卫，悉杀所忌者。永嘉三年，东海王越以国兵代宿卫，悉罢殿中武官。），名将劲卒，咸入私家（见〈东海王越传〉）。
永嘉之乱，长安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宫省无复守卫，府寺营署掘堑自守。愍帝围逼，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而已（见〈索琳传〉）。江东草创，军容寡弱，镇卫营校有名无兵，识者皆议并省（〈温峤传〉）。当时虽优赏投刺（大兴元年熊远谏），贷免僮客（大兴四年刁协议））以充京师，驯至藏获之徒得命守令（孝武帝太元四年许荣疏），然而实不足用。王敦、苏峻之叛，每战辄衄。成帝仅得刘超义兵之众，号君子营。峻众一入，未及成列，而弃甲走矣。
初，武帝深惩魏氏孤立而州镇太盛，大封同姓：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自始封至子孙，渐减罢，盖欲特强宗盟，以为削弱方州之渐。销锋刃、罢武库之辞，形于贤良之策久矣，以吴存未能（见〈华谭传〉）。吴平之后，即诏天下刺史悉去州兵，大郡才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晚乃并遣诸王假之节銊，各统方州军事（太康十年用王佑计），都督、监军至于盈十（咸宁五年傅咸奏），参军、司马皆得增置。由此诸王擅兵，动以万数，内相争政，京师数扰。群盗乃起，州县无备，不能擒制（见〈山俦传〉，当时罢兵，惟涛与陶璜以为不可。）。
惠帝之初，戍兵四出，天下遂大乱矣。继以五代之扰，所在牧守，弱者弃地，强者称盟；民间豪杰，亦各推坞主，以寇抄为事；而富家大姓，多藏户口，以为私附（见〈刘遐传〉）。京师以羽檄征天下兵，卒无至者。于是义兵纷然，大者兼为方镇，小者聚为坞壁（〈刘沈诸传〉）。元帝南渡，依以立国；祖逖北讨，藉以为重。因而抚之，未暇更立。往往授以大将军、都督、四镇、四征、四平之号，或兼王者，各自为将。而江东征调不出三吴，中流、上流专于大镇。宿卫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讨，率取奴兵（自用刁协议后，皆以奴为兵。会稽王道子发诸郡奴，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百姓怨嗟。何充悉发二州编户奴，士庶嗷然。）。百姓怨嗟，临战辄败。是时虽尝从贺循之议，欲严分界，多亭侯，番休以备寇，然竟无成绩（循自元帝时建言）。终东晋世，惟谢玄一战有功，盖北府兵而已（见〈刘牢之传〉。）。
案：晋武帝之制，大抵内强宿卫，领之贵戚；外削州牧，统于宗藩。
译的成群结队。此后又把所有皇子都封为十一个王，每王给兵三千，宦官也开始召募私兵。陆抗担任都督时，想凑足百万士兵，但各处守将因循敷衍，没人愿意调兵前往。陆抗最终只好让自己五个儿子分别统兵，吴国也就因此灭亡了。
按：当时天下户口，总共才一百四十多万户而已。曹操按冀州户籍，自己高兴地说得兵三十万，那是把凡成年男子都算作士兵。赤壁之战号称兵力八十万，濡须之战屯兵四十万，蜀国兵力有十万二千人，吴国兵力有二十三万人。合计三国兵力，仅凭那有限户口就要
皆惩魏也。未几，宗王横肆，而宿卫散于司府；禁卫单虚，而州牧转为强镇。是以关门无结草之固，晋阳有屡举之甲，欲强而反弱，将削者滋大。事不师古，急于矫弊，崇私废公，而患生于所偏也。重以士民调度，悉无良法。自错役之制不改魏旧，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戍守运漕，父南子北，咸更不宁（刘颂疏）。惠帝壬午之诏，驱逐仓遽（〈张昌传〉：太安二年壬午，诏书发武勇赴益州，号壬午兵，人咸不乐。而诏书催促，所过之境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长躬出驱逐，昌遂帅避役者为乱。）；三王己亥之格，爵命猥杂（〈陈頵传〉：永宁元年，三王起义兵。制己亥格以权济难，此自一切之法，非常伦之格也。其起义以来，依格猥杂，金紫佩士卒之身，符册委仆隶之门。）比及江左，方国异制。江州之兵，或至单丁俱上，不得番休。
王敦败后，从卫士三番之制。是时民年十六为全丁，十三为半丁，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者。或虽上功不与论封（见段灼奏）或缘一愆谪辱累世（见范宁奏）。夫以相倾之将，胥怒之民，上无所统，下无所系，人莫之恤，而又灾寇相仍，公私虚乏，饥有流殍，寒无襦裤，斯民将安归乎？由是宗室诱之，则为八王之乱；远方怀之，则为五代之扰；方镇聚之，则为王、苏、庾、桓之叛。自昔祸变，至晋滋极，职兵之由。终晋之世，惟陈勰、马隆用诸葛亮古阵遗法，略试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克平西凉，厥功称着。勰事虽不概见，然徒校标帜，兵之一物耳。更数大乱，京阙围逼，而白虎幡一麾，众皆解甲不斗。麾号数信，收效至此。孰谓古法之不可施于后世，而军政之果无益于人国也？
南朝
初，晋兵不竟，惟北府有功。方桓玄篡窃，高祖之兴不过一千七百人，卒定天下。高祖既代晋，亦惟内弱外强，故首置五校、殿中、东宫诸兵（永初元年，置五校三将，增殿中将军，领员二十人。二年，置东宫三校尉。），而限荆州府置兵不得过二千人。二年，且以扬州本兵不付道怜（长沙王道怜，高祖母弟也。）。未几，自以享国日浅，欲为贻后之业，以荆居上流，甲兵半朝廷，遗诏诸王遍居之。由是崇树襁褓，迭据方岳（裴子野论），而大州率加都督，不可详载。文帝元嘉之政，最为可称，置宣武场
译供三位帝王使用，百姓可谓已困苦不堪。更何况三辅流民被收编入蜀郡为兵（刘璋时，三辅流民数万，收编为兵，号称"东州兵"，事见《英雄记》）；江淮商旅被招募充当吴国士卒。而魏武帝曹操制定"错役"之法，使百姓户籍与徭役分离，人和他所服的兵役户籍分居两地（见西晋刘颂的奏疏）。这种使百姓背井离乡、辗转迁徙的祸患，又怎能说得完呢！
我将分几批继续输出剩余部分（八阵图赞、两晋、南朝），请稍候。
校猎讲武。然而，急用其民，猜防智将，杀檀道济而使王玄谟等北伐，再举再败，邑里萧条，武库空虚。当是时，唯荆州尚完，众率十万。帝深忧忌，思所以制之。
译狩猎演武，加以整军经武。然而，他滥用民力，猜忌防范有智谋的将领，杀了檀道济，却派王玄谟等人北伐，两次出兵两次战败，各地城邑萧条冷落，武库空虚无物。在这个时候，只有荆州还保持完整，兵众达十万人。皇帝深为忧虑猜忌，思考用什么办法来制约它。
案：宋镇荆州者十有一人，为谢晦、朱修之、沈攸之三异姓耳。初，高祖用宜都王义隆，次谢晦。文帝元嘉三年，晦反，诛。次彭城王义康，元嘉二十年入相，诛。次江夏王义恭，费帝永光六年入相，诛。次临川王义庆、南谯王义宣。武帝孝建元年，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反，诛。次朱修之。次临海王子顼，以应子勋反，诛。次山阳王休佑，次巴陵王休若，泰始七年皆诛。此沈攸之，反，诛。又竟陵王诞，以南兖州反，诛。晋安王子勋、桂阳王休范，皆以江州反，诛。海陵王休茂以雍州反，诛。义阳王昶以徐州反，诛。子勋、子顼死，皆年十一。乃更益东宫之兵，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以为宗室尾大不掉之防立矣。不知一旦议开废立，祸起于父子之间，非独凶忍，亦居势使然也。
孝武起义，削平内难，又谓前日之衅，近在东宫藏甲与禁旅竞强也，乃增多殿阁诸屯（孝建元年，初置殿门及上阁门诸屯兵，及复置卫尉官。），并省太子营卫（省太子步兵翊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众仆射、左右积弩将军。）。
案：宋杂将军往往贴为寄禄而掌禁兵，则自二卫将军下有队主、仗主、幢主、铠主、细仗、细铠主、军主。自是有直阁将军、防阁将军、阁主、斋帅、直寝、左右捉刀之类，大见宠任，而中郎将、骁骑诸营又为外兵矣（时有中郎将外兵参军、骁骑外兵参军）。
既而南郡、竟陵、海陵诸王相继以反诛，又以藩州太重大，荆、扬别置二州（分扬州五郡置东扬州，分荆州八郡置郢州。），镇王从兵无过六队，而封内官长皆不臣于封君。寻戒刺史、守宰，须手诏乃兴军。且自谓弱主弱臣，庶几略定，而晋人上流中流重镇之意既扫地于此。事归近习，势轻天下，废帝遇害，不出房闼。
泰始之初，晋安传檄寻阳，而徐（薛安都）、冀（崔道固）、青（沈文秀）、益（萧惠开）、湘（何慧文）、广（袁昙远）、梁（柳元怙）、豫（殷琰）、会稽（孔觊）、岷山（薛常宝）诸州郡响应而起，南向之兵凡十余万，朝廷号令不出百里。当是时，十万四出（见〈沈攸之传〉），宫省危惧。吴喜请定东吴，仅配羽林三百。而殷孝祖以伧楚壮三十，黄回以江西快手八百来赴，恃以为安。然则孝建、大明之制，非徒无益，只以滋祸。虽赖建安王及沈攸之悉力勘定，然一时军功当官者众，板不能供，使用黄纸。明帝晚运，益念中外多虞，禁旅方藩，皆不可恃，独亲化近幸。至有仆隶皆获不次之除，捉车人为中郎将，马卒为员外郎，驯使左右御刀专制天下（事见《齐纪》），纪纲法度荡然矣。世祖二十八子既无孑遗（泰始三年诛尽），未几，嫌隙日深，故亦以有功见疑被诛。
译考按：宋朝镇守荆州的共有十一人，是异姓的只有谢晦、朱修之、沈攸之三人。当初，高祖任用宜都王刘义隆，其次是谢晦。文帝元嘉三年，谢晦谋反，被诛杀。其次是彭城王刘义康，元嘉二十年入朝为相，被诛杀。其次是江夏王刘义恭，废帝永光六年入朝为相，被诛杀。其次是临川王刘义庆、南谯王刘义宣。武帝孝建元年，刘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谋反，被诛杀。其次是朱修之。其次是临海王刘子顼，因响应刘子勋谋反，被诛杀。其次是山阳王刘休佑、巴陵王刘休若，泰始七年都被诛杀。这以后是沈攸之，谋反，被诛杀。又有竟陵王刘诞，凭南兖州谋反，被诛杀。晋安王刘子勋、桂阳王刘休范，都凭江州谋反，被诛杀。海陵王刘休茂凭雍州谋反，被诛杀。义阳王刘昶凭徐州谋反，被诛杀。刘子勋、刘子顼死时，都只有十一岁。于是更加扩充东宫的兵力，与羽林军相当，达到实际甲士万人之多，以此作为防范宗室尾大不掉的措施。却不知一旦议论废立之事，祸乱就在父子之间发生，这不仅是因为凶狠残忍，也是形势所导致的。
孝武帝起兵，平定内乱后，又认为先前的祸乱，近因在于东宫所藏的兵甲与禁军实力相当、相互抗衡，于是增设了殿阁各屯（孝建元年，初次设置殿门及上阁门各屯兵，并恢复设置卫尉官职），同时裁减太子的营卫兵力（裁去太子步兵翊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众仆射、左右积弩将军）。
考按：宋朝各种杂号将军往往被安置为寄禄官，而实际掌管禁兵的，则是从二卫将军以下设有队主、仗主、幢主、铠主、细仗主、细铠主、军主。自此又有直阁将军、防阁将军、阁主、斋帅、直寝、左右捉刀之类官职，深受宠信任用，而中郎将、骁骑等各营又变成了外兵（当时设有中郎将外兵参军、骁骑外兵参军）。
不久南郡王、竟陵王、海陵王等各王相继因谋反被诛杀，朝廷又认为藩镇州郡权力过重，于是把荆、扬二州分置为二州（分扬州五郡设置东扬州，分荆州八郡设置郢州），规定镇守的诸王随从兵马不得超过六队，而封国内的官长都不隶属于封君统辖。不久又规定刺史、郡守，必须有皇帝手诏才能调动军队。而且皇帝自认为主上势弱、臣下势弱，或许能大致安定局面，然而晋朝以来上游、中游重镇的用意，至此已荡然无存。政事归于身边亲信近臣掌管，朝廷权势轻于地方，废帝遇害时，凶手并未走出宫闱之内。
泰始初年，晋安王传檄寻阳起兵，而徐州（薛安都）、冀州（崔道固）、青州（沈文秀）、益州（萧惠开）、湘州（何慧文）、广州（袁昙远）、梁州（柳元怙）、豫州（殷琰）、会稽（孔觊）、岷山（薛常宝）等各州郡纷纷响应起兵，向南进攻的兵力共有十余万，朝廷号令所及不出百里。在那时，十万大军四处出击（见《沈攸之传》），宫廷都为之危惧不安。吴喜请求平定东吴，仅仅配给他羽林军三百人。而殷孝祖率领楚地壮士三十人、黄回率领江西快手八百人前来赴援，朝廷依靠他们才得以安定。由此可见，孝建、大明年间的兵制，不仅无益，反而只是滋生祸患。虽然依赖建安王及沈攸之竭力平定，然而当时因军功而封官的人极多，官印制作不及供应，只好改用黄纸书写。明帝晚年，愈发忧虑朝廷内外多事，认为禁军和地方藩镇都不可依靠，只信任亲近的宠幸之人。以致仆隶之辈都获得破格的官职提升，赶车的人当上中郎将，养马的士卒当上员外郎，纵容左右侍从的御刀之人专擅天下大权（此事见于《齐纪》），国家的纲纪法度荡然无存了。世祖的二十八个儿子几乎没有一个留存下来（泰始三年被诛杀殆尽），不久，猜忌日深，因此有功之人也因遭猜疑而被诛杀。晋朝平定巴陵后，逐渐铲除异己，根本一旦动摇，萧道成篡位的祸端便由此形成。总的来说，宋朝的祸乱，与晋朝并无不同，甚至更加严重。这大概都是起于高祖而完成于文帝，父子兄弟之间兵戈相寻，实在不值一提。
考按：宋朝的
而晋平巴陵，次第锄殄，本根既蹶，而萧道成之衅成矣。大抵宋氏之祸，无异于晋而又甚焉。盖皆起于高祖而成于文帝，父子兄弟干戈相寻，无足论者。
案：宋调役一如晋旧。元嘉以来，王宏始议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而何承天备边之策亦云：一城千家，勘战之士不下二千。计丁课仗，盖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锐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举，悉六州倩暂行，而白丁不较。轻进易退，卒至败衄。当时徐州五军，仅免九百，余可略见。帝犹不已，于是尽户发丁（二十七年），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再举再败，邑里萧然，遂至子勋之乱。丹阳统内男丁既尽，妇女供役。逮于大明，数年兵祸少弭，而孝武不思救时，更为严科，诏士族杂婚皆补将吏，避役必斩。由此奔窜山林，胥为盗贼。子勋之变，曾不旬日，阖境响应，盖有繇然。幸会削平，而明帝浸骄，因欲宣威淮北，一败涂地，枕尸六十余里。至是虚置州县，荒民无几矣。重以将由上御，士无专统。元嘉北伐，帝授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将帅趑趄，莫敢自决。而泰始之师，十军络绎，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沈攸之以为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乱，无惑乎斯民之至此极也。
齐、梁、陈，兴亡相及，兵无改制。盖晋末兵祸，不在敌国而日寻于臣子。齐太祖乘衅得位，废诸王屯邸而外断诸众募（泰始元年以来，内外多虞，将帅各募部曲。李安民以为非淮南常备外，余军悉可罢遣。乃诏曰：设募取兵，悬赏购士，盖皆权宜，自今可断众募。）。因欲检括民居，稍立符伍，以王俭谏乃止。更定户籍，虽有其意，无其法（先是，民苦兵役，或托死称疾以避之，簿籍无考。虞玩之议更检定，而吕文度行之过甚：凡上籍被却者充远戍，逃亡益多。贼唐寓之由此起，奔之者三万众。）。永明以来，凡上所宠昵，即付旅师。盖世祖任外监（吕文度），则领军但守虚位；东昏信置阁（徐毋标），则都督实不领兵（崔慧景）。甚者，御刀应敕（茹法珍之徒），用事谓之八要；诛锄旧臣，诸将危不自安，皆为逆党（王敬则、陈显达相继以惧诛叛）。永元之后，荡然弛备，阅武故场，鞠为苑圃（东昏以阅武场为序乐苑，百姓歌曰：「阅武场，种杨柳。」玩习兵火，昏淫肆虐。于是梁武帝假起义之师，潜谋伐齐。然志事征伐，恢拓境宇，州郡虽多，户口日耗。）。而又调民止于徐、扬二州，三丁取二。自徐州南据于萧勃，惟荆益所部尚完。既而元帝弃益于西（以武陵王纪事），湘、巴兼失，荆、扬号令千里而近，民户着籍不盈三万。陈祖因而取之，盖兵力单微也。比于高宗，江州守长亦仅羁縻，不应征发，镇将屯讨，悉仰禁兵。
译赋役制度完全沿袭晋朝旧制。元嘉以来，王宏最先提议以十五至十六岁为半丁、十七岁为全丁。而何承天防备边境的策略也说：一城千户人家，能够堪战的士兵不少于二千。按丁口计算兵役，大概是要逐渐加以裁减控制的。然而文帝一心想要收复中原，无暇让百姓休养生息。他一次出兵，就征调六州的临时兵丁，而不计入正规户籍中的白丁。轻率进兵，又轻易退兵，最终导致惨败。当时徐州的五支军队，仅剩下九百人幸免于难，其余情况可以想见。皇帝仍不罢休，于是（元嘉二十七年）逐户征发丁壮，王公以下的子弟都被征去服役。再次出兵又再次失败，乡里一片萧条冷落，于是酿成了刘子勋之乱。丹阳境内男丁已经征发殆尽，妇女也要承担劳役。到大明年间，数年间的兵祸稍稍平息，然而孝武帝不思息事宁人、体恤时局，反而制定更加严苛的法令，下诏规定士族与庶族通婚者都要补入将吏，逃避兵役的一律处斩。因此百姓纷纷逃入山林，都沦为盗贼。刘子勋之变发生时，不出十天，整个境内便纷纷响应，这是有原因的。幸而这场变乱被平定，然而明帝渐渐骄横，想要在淮北宣扬威势，结果一败涂地，死尸绵延六十余里。至此，州县名存实亡，百姓逃亡殆尽。加上军队由皇帝亲自统御，将领没有专统军权。元嘉北伐时，皇帝亲授作战方略，交战的日期时辰，也要等待宫中诏令，将帅犹豫不决，没有人敢自作主张。而泰始年间的军队，十路人马络绎不绝，各自打着自己的旗号，互不统属。沈攸之曾说，就连耕夫、渔夫夜里互相呵斥，都会引起惊扰混乱，无怪乎百姓竟至于如此困顿的地步。
齐、梁、陈三朝，兴亡相继，兵制没有大的变革。这是因为晋末的兵祸，不在于外敌而在于日日发生于臣子之间的争斗。齐太祖趁着乱局夺取帝位，废除诸王的军营府第，并对外禁止各支私自招募的军队（泰始元年以来，朝廷内外多事，各将领纷纷招募私人部曲。李安民认为除淮南的常备军之外，其余的军队都应当予以罢遣。于是下诏说：设立招募，悬赏购求勇士，都只是权宜之计，从今以后应禁止一切私自招募。）。齐太祖本想清查登记百姓户籍，逐渐建立编户什伍制度，因王俭进谏而作罢。他重新厘定户籍，虽有此意，却没有相应的具体办法（此前，百姓苦于兵役，有的诈称死亡或疾病以逃避，户籍簿册无从核实。虞玩之提议重新核查厘定，而吕文度执行过于严苛：凡是上报户籍被驳回的人都被充发到边远地区戍守，因此逃亡的人反而更多了。盗贼唐寓之由此而起，投奔他的人多达三万。）。永明年间以来，凡是皇帝所宠幸亲信之人，就交给他统领军旅。世祖任用外监（吕文度）掌兵，则领军将军只是徒有虚名；东昏侯信任所设的阁主（徐毋标），则都督实际上并不统率军队（崔慧景）。更甚者，御刀之类的近侍（茹法珍等人）执掌大权，被称为"八要"；诛杀铲除旧臣，各位将领人人自危，因而纷纷成为叛逆（王敬则、陈显达相继因惧怕被诛而反叛）。永元以后，防备荡然废弛，昔日操演军队的旧场地，竟被辟作园林（东昏侯把阅武场改为"序乐苑"，百姓歌谣唱道："阅武场，种杨柳。"他沉溺于游戏兵戎、荒淫暴虐。于是梁武帝借助起义之名，暗中图谋讨伐齐朝。然而梁武帝一心致力于征伐，扩张疆域，州郡数量虽多，户口却日渐减少。）。而且征调百姓的赋役只限于徐、扬二州，三丁抽二。从徐州以南直到萧勃所据之地，只有荆、益二州所辖之地还算完整。不久元帝在西边放弃了益州（因武陵王萧纪之事），湘州、巴州也相继丧失，荆、扬二州的号令所及不过千里近地，登记在册的民户不足三万。陈朝的开国者因此得以夺取天下，正是因为当时兵力单薄衰弱的缘故。到高宗时，江州的地方长官也只是加以笼络牵制，并不征调他们的军队，出兵镇守和征讨的事，都仰仗禁军。于是大力增设六支骑兵游击部队（大建六年），广泛建立义军旗号（七
于是大增六骑游击（大建六年），众建云旗义士（七年），而舟师果修，所向奏捷。然疮痍未复，辄谋彭、汴，清口之歼，将士三万。由是江右寻亡，南师不竞。阅武于大壮之观，陈于玄武之湖，虽曰步骑十万、楼舰五百，仅足缘江防守，台内空虚矣。后主荒怠，责军人之征，以修宫室（旧制军人无关市之征，至是倍责之。）；夺故将之兵，以配文吏（时孔范用事，于帝前诽薄诸将，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夺任忠部曲以配范，故章华上书曰：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至祯明末，征兵吴会而边镇遂虚。施文庆赴江州，配兵二千，京师戒严，则恐废其述职。衰弱之积，殆此极矣！隋师大至，江中无一斗船。自谓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曾不为备，赋诗饮酒不罢。隋师至而陈亡。
北朝
汉光武始以南庭数万徙入西河，遂讫东都，代有羌患。董卓之乱，汾晋骚然。延及刘汉、石赵、符秦，群雄并扰，至于拓拔魏、宇文周，盛矣。天厌祸乱，及魏稍复；周更兵制，驯至隋唐，庶几于古。虽刘、石之祸，固不足书，然将有其末，不可不录其本。至于得失兴亡，亦可以为世鉴。
刘渊匈奴冒顿之师，五部者也。晋氏弛驭，将发其兵，遂归称号。刘聪入洛阳始盗华江，建营卫，凡有十六军（各配兵二千，以诸子为之。），而列置单于左右辅以主之。夷夏分将，此其始也。既倚重夷落，则中军宿卫皆疲老不足用。故石虎俘汉遗卒，惟氐、羌三千余人悉送襄国，而坑戮其余，盖以汉兵无用云。石勒初以单骑归刘渊，卒代汉称赵，亦以禁兵配世子（五十四营悉配世子），余兵委诸将，别以衣冠人物号君子营（寇巨鹿、常山，集衣冠人物。）。石虎暴乱，重徭晋人，以厌当气者之说。既而东宫卫士皆谪凉州（世子宣杀其弟韬，赵王虎诛之，谪其卫士十余万人戍凉州，谪卒梁犊等至谋作乱。），京邑居守，往往特耆隽之士（姚弋仲谓石遵京师宿卫空虚，及入，耆隽之士逾城而迎之。）。于是冉闵厚抚禁旅以倾石鉴（闵既都督总中外兵权，乃抚循殿中壮士，皆奏为殿中员外将军。），鉴亦私结边兵以图闵（鉴使将军孙伏都等结边兵三千，以诛闵。）。闵既克鉴，乃募召人诛边兵，死者二十余万，北部衰矣。然交错杀掠，中原始无更生者。慕容又以鲜卑乘之，并赵为燕。当时中州丧乱，坑卒子孙，孤茕孑立，十室九然（常伟谏慕容隽）。而隽征发繁扰，户留一丁，民不堪命。自恪死垂奔，将三十万众卖樵鬻水，责以殖贷。贵戚荫户，战士绝廪，秦师来伐，莫有斗志，遂至覆败。符坚之兴，王猛伧人稍为有法。听符融之言，迁羌部之内附，却卫辰之献，归边民之远徙。
译年），而水军也得以整治完备，所向皆捷。然而战争创伤尚未平复，朝廷便又谋划进取彭城、汴州，结果清口一战，损失将士三万人。从此江北之地随即丧失，南方的军力也再不能与人争锋。在大壮观阅兵，在玄武湖列阵，号称有步骑十万、楼船战舰五百艘，但也仅够沿江防守，朝廷内部已经空虚了。后主荒淫怠政，向军人征收赋税以营建宫室（旧制军人不必负担关市之税，到此时反而加倍征收。）；剥夺旧将的兵权，转配给文官（当时孔范当权，在皇帝面前诋毁诸位将领，从此将帅稍有过失，就被夺去兵权、分配给文官统领。夺取任忠的部曲配给孔范，因此章华上书说：老臣宿将，被弃如草芥。）。到祯明末年，向吴、会一带征兵，边境防务因而空虚。施文庆前往江州赴任，配给他二千兵马，京城戒严时，反而担心因此耽误了他到任述职。国势衰弱积重至此，可说是到了极点！隋朝大军来临时，江中竟没有一艘战船。陈后主自认为北齐三次来犯、北周两次来犯，都无不遭到摧败，因而不加防备，仍旧赋诗饮酒不止。隋军一到，陈朝便灭亡了。
北朝
汉光武帝当初把南匈奴数万人迁入西河，一直延续到东汉，历代都有羌人为患。董卓之乱后，汾、晋一带骚乱不安。祸乱延续到刘汉（前赵）、石赵（后赵）、苻秦（前秦），群雄并起骚扰，直到拓拔魏、宇文周，达到了鼎盛。上天厌恶祸乱，等到魏朝才逐渐恢复秩序；周朝又改革兵制，逐渐延续到隋、唐，大致接近古制。刘渊、石勒等人的祸乱，固然不值得详加记述，然而将要论述其后来的结果，就不能不先记录其源头。至于其中的得失兴亡，也可以作为后世的鉴戒。
刘渊是匈奴冒顿单于的后裔，统率五部匈奴。晋朝驾驭失控，将要征发他们的兵马，刘渊于是趁机归返并自立称号。刘聪攻入洛阳，才开始占据华北、江淮之地，建立起营卫制度，共设有十六军（每军配兵二千人，由诸位皇子统领），并设置单于左右辅以统辖各部。夷、汉分别统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既然倚重于异族部落，则中军宿卫的士兵都是老弱疲惫不堪使用的。所以石虎俘获前赵的降卒后，只把氐、羌三千余人全部送往襄国，其余的都坑杀了，认为汉人士兵没有用处。石勒最初单骑投奔刘渊，最终取代前赵自立称赵，也把禁兵配给太子（五十四营全部配属太子），其余的军队则委托给各位将领，另外从衣冠士族人物中挑选组成"君子营"（在攻打巨鹿、常山时，收集衣冠士族人物）。石虎暴虐无道，加重对晋人的徭役，来应验有关"当运之气"的说法。不久太子东宫的卫士都被贬谪到凉州（太子石宣杀了他的弟弟石韬，赵王石虎将他诛杀，贬谪他的卫士十余万人戍守凉州，被贬谪的士卒梁犊等人后来还图谋作乱。）。京城的留守之人，往往特意选用年高德重的贤能之士（姚弋仲对石遵说京城宿卫空虚，等到进入京城时，是那些年高德重的贤能之士越城出来迎接他。）。于是冉闵大力优抚禁军，以图倾覆石鉴（冉闵已都督总揽内外兵权，于是安抚笼络殿中壮士，都奏请任命他们为殿中员外将军。）；石鉴也暗中结交边兵，以图谋对付冉闵（石鉴派将军孙伏都等人联结边兵三千人，图谋诛杀冉闵。）。冉闵战胜石鉴后，便招募人马诛杀边兵，死者达二十余万，北方势力由此衰落。然而这种交相杀戮抢掠的局面，使得中原自此几乎无人能得以幸存。慕容氏又趁势凭借鲜卑力量，吞并后赵而建立燕国。当时中原丧乱，被坑杀士兵的后代子孙，孤苦伶仃，十家有九家都是如此（常伟劝谏慕容儁语）。而慕容儁征发繁重、扰民不休，每户只留一丁，百姓不堪忍受这样的重负。自从慕容恪去世、慕容垂出逃以后，将近三十万人被迫贩卖柴薪、贩卖清水为生，还要被责令缴纳借贷。权贵之家荫庇户口逃避赋役，前方战士粮饷断绝，秦军前来讨伐时，没有人有斗志，于是导致全面溃败。苻坚兴起时，王猛作为北方汉人，稍微
四禁二卫，悉令就学。十丁一兵，始有羡夫，当时未之有也。
案：刘曜河上之役，戎卒二十八万五千，自以为畏威而来者居三之二，其调民可见。石虎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凡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不办者腰斩。又括民马四万余匹，敢匿者斩。百姓穷窘，鬻妻子以供军须，犹不能给。盖合邺中旧兵，常五十余万，州郡造甲者称是，船夫十有七万不与焉。西魏之兴，边兵略尽，然有戍卒三十余万，石氏殆不能过。燕欲经营秦、晋，精核隐漏，户留一丁，余悉发为兵，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虽以刘贵极为陈说，复用三五。然秦师之入，拒兵四十余万，视魏人为多焉。后燕略有齐岱，步兵二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率是以观诸边之兵，大抵空国而作，败亡之祸，特不相远。王猛用秦，而十丁一兵之制，犹见忠厚。王通以为有静中原之功，岂不信然。惜乎！坚之骤战亡也！
然灭燕之日，鲜卑四万余户纳之长安，而又处乌桓于冯翊，徙丁零于渑池。关右编户，大抵殊类。而远配氐种，散居方镇，盖已为分崩离析之渐矣。既而国强气盛，略计士卒九十余万骑，遂谋江南，自谓投鞭足断江流。发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鼓行而东，为慕容垂所误，败于谢玄。五年之众，全关之地，复为燕有矣。后燕参合之败，积骸如山；滹沱之役，士卒万寸刃不返。残民以逞，失律滋甚，凉、夏而下，抑无讥焉。至于利鹿南凉，率意改作，耕战之民始判然离失。崛强一方，遗患万世。利鹿孤自以为抗衡中夏，建都立邑难以避患，于是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弱则乘之，强则避之。盖居者专耕，出者专战，自此始矣。厥后高欢入魏，每令军士，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绩，输汝粟帛，令汝温饱，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夫惟兵农之不相入，则其患至于相令且相疾也。先王之法，其为虑患详矣哉！
比及魏氏，山东杂夷始徙代北，江淮诸蛮满伊阙之南矣。寻任崔浩关掌军国。伐夏之役，爰有前驱、后继之目；其讨柔然，分道并出，各列什伍，将帅粗有纪号。然而征卒南侵，士马亡失过半，初未有以宽民力也。自阖门之谪除于崔挺（初制：一人逋亡，合门充役。光州刺史崔挺上书谏，太和二十年除其制。），三长之制立于李冲（太和十年）。魏无乡党之制，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一户（案：韩淖疏：百姓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藉。盖当时通然也。
译能够依法行事。苻坚听从苻融的建议，把归附的羌人部落迁入内地安置，拒绝了没辰的进献，让远徙的边民归还故土。四禁、二卫的将士，都命令他们入学读书。十丁抽一为兵，才开始有富余的劳力，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事。
考按：刘曜进攻河上的战役，出动士卒二十八万五千人，据他自称，其中因畏惧其威势而来的占三分之二，由此可见当时征调百姓的情况。石虎的征兵制度是五丁抽三、四丁抽二，凡是五名士兵要出一辆车、两头牛、十五斛米、十匹绢，办不到的就处以腰斩。又搜刮民间马匹四万余匹，敢于隐匿的处斩。百姓穷困窘迫，甚至卖妻卖子来供应军需，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当时邺城中原有的旧军，常年有五十余万人，各州郡打造铠甲的规模也与之相当，运送粮食的船夫十七万人还不算在内。西魏兴起时，边地的兵力已经耗尽，然而仍有戍卒三十余万，石氏大概也不能超过这个数目。燕国想要经略秦、晋之地，仔细核查隐匿户口，每户只留一丁，其余全部征发为兵，使步兵满一百五十万人。虽然刘贵极力向朝廷陈说不可如此，最终还是采用了三五抽一的比例。然而秦军进攻时，燕国抵御的兵力仍有四十余万，比魏国的兵力更多。后燕大致占有齐、岱之地时，步兵有二十七万，战车一万七千辆，铁骑五万三千。以此推知各边境的兵力，大概都是倾尽全国力量而成，然而最终败亡的祸患，也相差不远。王猛治理秦国时，十丁抽一的兵制，还算得上是仁厚。王通认为他有安定中原的功绩，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可惜的是，苻坚屡战屡败而亡国啊！
然而灭燕之后，将鲜卑四万余户迁入长安，又把乌桓安置在冯翊，将丁零迁到渑池。关中的编户齐民，大多都是异族人口。而且又把远方的氐族人口分散安置在各地藩镇，这已经是国家分崩离析的先兆了。不久国力强盛、士气高涨，估算士卒有九十余万骑，于是谋划征伐江南，自以为投鞭就能截断长江之流。征发士卒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浩浩荡荡向东进军，被慕容垂所误，在淝水被谢玄击败。五年间积聚的兵力，全部关中的领土，又重新归属燕国所有了。后来后燕参合陂之战失利，尸骸堆积如山；滹沱河一役，士卒万人有去无回。残害百姓来逞私欲，军纪败坏日益严重，凉州、夏国以下，更不必说了。至于利鹿孤治理南凉，随意变更制度，耕作与作战的百姓从此判然分离。这种割据一方的强横做法，遗留祸患延续万世。利鹿孤自认为要与中原抗衡，若建立都城恐怕难以躲避祸患，于是把晋地百姓安置在城郭之中，鼓励督促他们从事农桑，以供应军需储备；而率领本族国人操练骑射，敌弱则乘势进攻，敌强则避而不战。居守的人专事耕作，出征的人专事作战，这种分工便是从此开始的。后来高欢统率北魏军队，每每训诫士卒，对鲜卑人说："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为你们耕种，女人为你们织布，为你们缴纳粮帛，让你们温饱，为什么要欺凌他们？"对汉人则说："鲜卑人是你们的雇工，得到你们一斛粟、一匹绢，就替你们抵御盗贼，让你们得以安宁，你们为什么要憎恨他们？"正是因为兵、农两者互不相容，才会导致这种彼此互相役使、又互相憎恨的祸患。先王制定制度，考虑防患的周详，就在于此啊！
到了魏朝，山东的各族杂胡开始被迁徙到代北，江淮一带的蛮族则布满了伊阙以南地区。不久任用崔浩执掌军国大事。讨伐夏国的战役中，才有了前驱、后继这样的军事编制名号；讨伐柔然时，分路并进，各自编列什伍，将帅粗略地有了纪律和番号。然而征兵南侵，士马死亡损失过半，起初并没有借此宽减百姓的力役。从崔挺（废除株连全家充军的旧制）（最初的制度规定：一人逃亡，全家都要罚充兵役。光州刺史崔挺上书进谏，太和二十年废除了这一制度）到李冲创立三长制度（太和十年）。魏朝原本没有
）。李冲上言：宜准古法，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夫，党长三夫，三载无过，则升一等。既而课调省费，上下安之。至孝静兴和二年，临淮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闾，五家为比。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京师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缺，而况外州乎？诸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闾止为二比，计族省十一丁。」事下尚书，寝不行。屯田兴于薛虎子，而戍兵资绢自随之困省（太和五年。初，州镇戍兵，资绢自随。薛虎子上表以为：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宜置屯田。）；世业定于李安世，而豪强荫附逃役之弊均（初，民多荫附，荫附者无官役。李安世议均田，由是均给天下之田，皆为世业，终身不易。）。
定都中洛，增减宿卫（十九年，选武勇之士十五万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分建六镇，优复府户。初，魏都平城，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独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据广阳王深疏。又魏兰根说李崇曰：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号为府户，后同厮养。）。既迁洛阳后，往往边任始重，置官颇众。源怀所谓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者也。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伍。本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边任一轻，惟孱弱凡材，乃出为镇将，专事聚敛，边人无不切齿。永平之后，良法浸坏，外则镇将选举，官不择人。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奏重其选。袁翻亦以为缘边州郡官不择人，惟论资级，或置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皆无防寇之心，惟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羸弱之卒，苦役百端。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绵冬历夏，死什七八。内则勋书窃阶至数百（卢同检括冒军者三百余人），而又痛施排抑。武人选格不预清流（张仲瑀上封事，言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清流。），边方子弟悉同厮养。由是羽林虎贲，屠害省郎（仲瑀兄始均）；活野镇民，执戮长帅于景。朝廷不能讨，为之还选以抚之，改州以悦之。
盖识者知魏之将乱，高欢始倾财结客矣。当时六镇俱没，群盗充斥。贵宠子弟衔櫰蹻马，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锐气顿尽。羸弱当寇，强壮卫身（路思令疏）。由是河洛之间，沦为战地矣！高氏初基，不用周礼，百保鲜卑，自树种落，顾以华人简备边要，别内外之领二曹（以唐邕典外兵曹，白建典内兵曹。
译乡党制度，只设立宗主督护，百姓多有隐匿冒充户口的情况，往往三五十家才编为一户（考按：韩淖的奏疏说：百姓相互荫庇冒充户籍，有的百户合为一户，有的上千丁口同在一个户籍之下。大概当时的情况普遍如此）。李冲上奏建议：应参照古法，五家设立一名邻长，五邻设立一名里长，五里设立一名党长，选取乡里刚强谨慎之人来担任；邻长可免除一夫的赋役，里长免除两夫，党长免除三夫，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实行以后，赋役征调的费用得以节省，上下都感到安定。到孝静帝兴和二年，临淮王元孝友上表说："现行制度：百家为一族，二十五家为一闾，五家为一比。百户之内，可免除征发的有二十五人，苦乐不均，等于是羊少而狼多，还会遭受进一步的侵蚀。京城各坊，有的七八百户人家仅设一名里正、二名佐吏，各项事务都能办理妥当，何况是外地州郡呢？各处依旧设置，三长的名称虽不改变，但每闾只设两名比长，这样合计可以为各族节省十一名劳力。"此事下达尚书省，却搁置未能施行。屯田制度兴起于薛虎子（太和五年），戍兵自带资费绢帛随军的困境因此得以缓解（最初，州镇戍兵，需自带资费绢帛随军。薛虎子上表认为：驻守边镇的士兵不少于数万，供给资粮的绢帛每人须十二匹，还没等到轮替，就已难免饥寒交迫，公私两方都损耗费用，应该设置屯田。）；世业制度定立于李安世，豪强荫庇依附、逃避赋役的弊端也因此得到一定平衡（起初，百姓大多依附于豪强以求荫庇，依附者可以免除官府的赋役。李安世提议均田制度，因此均分天下的田地，都定为世代承袭的产业，终身不再更改）。
定都洛阳后，增减了宿卫的兵力（十九年，选拔武勇之士十五万人充作羽林、虎贲，用以充实宿卫），分设六镇，优待复除府户的赋役。当初，魏朝定都平城，看重北方边境，郑重选拔亲近贤能之人，统率军队镇守边地，配以名门望族的子弟，以死力防御，这些人独享免除赋役的优待，当时的人物都以此为荣、竞相仰慕（据广阳王元深的奏疏。魏兰根也曾对李崇说：从前设置边境各镇之初，地广人稀，有的征发中原世族豪门的子弟，有的是国家的心腹亲信，被寄予爪牙般的重任。中年时被称为府户，后来则等同于奴仆一般。）。迁都洛阳以后，边地的任命才逐渐受到重视，设置的官职也颇多。源怀所说的"沃野一镇，自将领以下达八百余人"，就是指这种情况。中年以来，官府所属的府户，役使他们如同奴仆一般，除非是当世犯下罪过的人，否则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为伍。本镇征发使用他们，只让他们充任虞侯、白直这类差役，一辈子推移辗转，最多也不过升到军主的职位。于是年轻人不能从师学习，年长者也不能出仕做官。边境职任一旦被轻视，只有懦弱平庸之人才愿意外调担任镇将，他们只顾专事聚敛财物，边地百姓对此无不切齿痛恨。永平年间以后，良好的制度逐渐败坏，对外则镇将的选拔任用，官府不再择贤而用。任城王元澄认为北方边镇镇将的选举越发轻率随意，因此奏请加重对其选拔的重视程度。袁翻也认为边境州郡的官员任用不择贤能，只论资历官阶，有时安置贪污之人，广泛设置戍守巡逻的机构，多设统帅将领，但这些人都没有防备敌寇之心，只有搜刮聚敛的用意。他们把勇力过人的士兵，驱使去抢掠；把体弱瘦弱的士卒，百般苦役折磨。收取他们上缴的实绢，却发给他们虚假不足的粮食，从冬到夏历经磨难，死亡的达十分之七八。对内则冒领勋级的名册竟多达数百（卢同检查核实冒领军功的多达三百余人），朝廷又对武人极力排斥压抑。武人的选拔标准不列入清流之内（张仲瑀上密奏，提出削减选拔标准、排抑武人，不让他们跻身清流），边境的子弟一律等同于奴仆一般对待。因此羽林、虎贲军的士兵们，杀害了朝中省郎（张仲瑀的哥哥张始均遇害）；活跃在野外各镇的士兵百姓，也在恒州杀死了长官于景。朝廷不能加以讨伐，反而为此改革选拔制度以安抚他们，改置州郡以取悦他们。
有
）。虽厥后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颇追古意；此法之行，齐乱已兆。后主之际，政以贿成，一时领军二十人，无谓甚矣。宇文泰相魏，辅以苏绰经济之略，于军尤详。六军百府，始仿周典而稍还兵农不分之旧（文帝大统八年初置六军）。泰始藉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庸调一切蠲之，以农隙讲战阵，马畜粮备，六家供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泰督中外诸军，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开府各领一军。盖至是而广州、山南、北山皆劲兵矣。克济之后，并相各置六府，而东北别为七总管。自隶户有还，奴虏有免，隐丁有诛，府兵有复，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粮畜以家备，民力日以裕矣。惜乎自太祖争政，志移魏室，六卿分命，冢宰专兵。既以此始，无以贻后。初，太祖为魏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殂，皆受宇文护处分。护第屯兵侍卫盛于宫阙，武帝患之，密谋诛护。其后杨坚秉政，都督诸军，势倾中外，卒以篡周。
隋
隋高祖继周统，其兵制大抵仍周、齐府兵之旧，而特加润饰焉。自今考之，其十二卫之制，则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侯卫，各分左右。而置将军以统诸府之兵，故当时之兵互相统摄而权不分。诸府之兵，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之属以相统治；其外又有骠骑、车骑之军，折冲、果毅之军。虽增易不常（唐兵制云：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后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而要其大概，则周家井田之遗制也。故隋之兵威，视南北之国为尤强。是征伐四克，而成一统之业，皆府兵之政也。
案：魏、周、齐之世，已行租调之法，而府兵之制由是而始基（〈通鉴．陈纪〉：齐显祖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还田，免租调。周、魏见前。）。加以宇文泰之贤，专意法古，当时兵制，增损尤详。然未易遽成也。故其制虽始于周、齐，而其效则渐见于隋，彰灼于唐。以此知先王之制，其废既久，则复之必以渐欤。
隋取江南之役，凡总管兵合五十一万八千，而散之于要害之地，凡八所：或出于六合（晋王广），或出于襄阳（秦王俊），或出于永安（清河公杨素），以至江陵（刘仁恩）、蔪春（王世积）、庐州（韩擒虎）、广陵（贺若弼）、东海（燕荣），皆列兵分戍，旌旗舟楫数千里。然其节度则总之晋王，其元帅则归之高颎，各相统摄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亦有所寓也。故擒叔宝，取金陵，不啻如振槁之易。自炀帝不纲，府兵之制不讲。至伐高丽之役，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
译识之士已经知道魏朝将要大乱，高欢开始倾尽家财结交门客了。当时六镇全部沦陷，盗贼四处横行。那些出身尊贵受宠的子弟骑着骏马，以擅长作战自诩，等到面对强敌时，锐气立刻消失殆尽。于是让羸弱之人去抵挡敌寇，让强壮之人保护自身安全（路思令的奏疏）。因此河洛之间，沦为了战场！高氏创立基业之初，不遵循周礼旧制，只是把号称"百保鲜卑"的部队，自成一系独立扎根，而只用汉人担任次要的边防守备，把内外军权分设为两曹管理（以唐邕执掌外兵曹，白建执掌内兵曹）。虽然后来实行了十八岁受田、二十岁充兵、六十岁免役的制度，颇有几分追慕古制的意味，但这项制度实行时，齐国的乱象已经初现端倪了。到后主时，政务全凭贿赂而成，一时之间竟有二十名领军将军，实在是荒谬至极。宇文泰辅佐魏朝时，得到苏绰经国济世的谋略辅助，在军事方面尤为详备。六军百府的制度，开始效仿《周礼》，稍稍恢复了兵农合一的旧制（文帝大统八年始设六军）。宇文泰起初挑选民间有才力之人组成府兵，将他们的租、庸、调赋役一律免除，让他们利用农闲时节操练战阵，马匹牲畜、粮草装备，由六户人家共同供给，编为一百个府。每府设一名郎将统领，分别隶属于二十四军。宇文泰督统内外诸军，设六人分别统辖两名大将军，共十二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各统辖两名开府，每名开府各统领一军。由此可见，到这时广州、山南、北山之地都已经成为精锐军力所在了。事成之后，魏、齐两国各设六府，东北另设七个总管。从此隶属于官府户籍的人可以恢复自由身，被沦为奴隶者得以免除，隐匿的丁口一经查出即受惩处，府兵享有免役的优待，十二丁抽一为兵，服役以一个月为期轮替，粮饷牲畜由各家自行准备，百姓的力量因此日渐宽裕。可惜的是，自从宇文泰争夺魏朝的政权、有意将魏室的天下移归己有以来，把国家大权分授给六卿，冢宰独揽兵权。既然从这里开始，就无从留给后人良好的制度了。当初，宇文泰担任魏朝宰相时，设立左右十二军，全部隶属于相府。宇文泰去世后，都受宇文护调遣处置。宇文护的府第屯驻的护卫兵力甚至超过了宫廷的宿卫，周武帝深以为忧，暗中谋划诛杀宇文护。后来杨坚执掌朝政，都督各路军队，权势压倒朝廷内外，最终篡夺了周朝的政权。
隋
隋高祖继承了周朝的统绪，他的兵制大体沿袭周、齐的府兵旧制，而又加以特别的润饰完善。据现在考察，他设置的十二卫制度，分别是翊卫、骁骑卫、武卫、屯卫、御卫、侯卫，各分左右两卫。设置将军来统率各府的兵力，因此当时的军队互相统摄而权力不至于分散。各府的军队，设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等官职来统辖管理；此外还有骠骑、车骑之军，折冲、果毅之军。虽然名称屡有变更（唐代兵制记载：骠骑、车骑二府都设有将军，后来改骠骑为鹰扬郎将，车骑为副郎将，另设折冲、果毅），但总的来说，这大致是周朝井田制度的遗留形式。因此隋朝的军威，比南北朝各国都更为强盛。隋朝之所以能四方征伐、无不成功，成就统一大业，都是府兵制度的功劳。
考按：魏、周、齐三朝，已经推行了租调之法，府兵制度也由此奠定了基础（《通鉴·陈纪》记载：齐显祖规定百姓十八岁受田，缴纳租调，二十岁充兵役，六十岁免除劳役，六十六岁归还田地，免除租调。周、魏的情况前面已述）。加上宇文泰贤明，一心效法古制，当时兵制方面增删损益尤为详尽完备。然而这不是轻易就能一蹴而就的。所以这一制度虽然始创于周、齐，其成效却渐渐显现于隋朝，到唐朝时才彰显光大。由此可知先王的制度，废弃已久之后，要恢复它必须循序渐进啊。
隋朝平定江南的战役中，各总管统辖的军队共有五十一万八千人，分驻在八处要害之地：有的出兵于六合（晋王杨广），有的出兵于襄阳（秦王杨俊），有的出兵于永安（清河公杨素），以至江陵（刘仁恩）
是以远近骚动，士卒死亡，耕稼失时，田畴荒芜。加之饥馑，谷价踊贵，挽运劳弊（大业七年，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其推米三石。道涂崄远，不足以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而辽东浪死之歌作矣（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归之。）。隋遂以亡。
案：炀帝大业八年，兵集平壤，驱督烦扰，所取之兵，皆非府卫之制。故其间老癃羸弱殆居其半，而训练之制寂焉不闻，况系而置之坚城之下乎！遂使堂堂之众，尽没辽东（炀帝凡九军度辽，及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之荡尽。），狼狈而归。而黎阳、江都之盗已炽矣。
唐
唐高祖初兴，兵事属之于子（高祖起太原，开大将军府，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领左三军；太宗为右领大都督，领右三军；元吉统中军。），庶事草创，兵制未暇讲。及天下略定，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府统之。分关中为十二道（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虽稍有更易（武德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复十二军，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劝课农桑。），然每更而辄善。迨太宗贞观初，而其制遂一定焉。
案：唐之兵制，虽因隋旧，而与隋亦异，贞观又与武德大异。隋制：每府有郎将、副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始皆隶于十二卫之将军，为骠骑、车骑二府各自有将军。其后以将军为郎将，而别置折冲、果毅。高祖之兴，有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关中骠骑、车骑镇之，折关中之道为十二。未几，改为十道，并置府焉，凡六百三十四。而又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每府各置之，而皆隶于诸卫，谓之诸卫折冲府。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十帅。凡府三等：兵一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士以三百人为团，五十人为队，十人为火。备骆驼、驴马、甲冑、器械、戎器、米麦，藏之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者，惟给弓刀而已。凡民年二十而为兵，六十而免。故兵制至此益善。比之于隋，则大备矣。
译、蔪春（王世积）、庐州（韩擒虎）、广陵（贺若弼）、东海（燕荣），都是分兵布防，旌旗战船绵延数千里。然而这些兵力的节制调度，都归于晋王杨广，其元帅统率之权则归于高颎，各支军队相互统摄配合。这正是高祖统御军队用意所在。因此攻克陈叔宝、平定金陵，就如同摧枯拉朽般容易。自炀帝不遵法度，府兵制度不再讲求整肃。到征伐高丽的战役时，四方军队集结于平壤，共有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因此远近骚动不安，士卒死亡众多，农耕、播种都因此耽误了时节，田地荒芜。再加上饥荒，粮价飞涨，运输极为艰难疲敝（大业七年，征发民夫拉车运粮的达六十余万人，两人合推米三石。道路险远，粮食尚不够充作自己的口粮，等到达边镇时也无可交纳，士卒们都害怕获罪而逃亡），于是有了"辽东浪死"这样的歌谣产生（邹平的百姓王薄率众占据长白山，自称"知世郎"，可见事情已经十分明显。他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相互感化劝说，逃避征役的人多数都归附了他）。隋朝于是因此而灭亡。
考按：炀帝大业八年，军队集结于平壤，驱使督促十分烦扰苛刻，所征调的士兵，都不是府卫制度下正规的军队。所以其中老弱病残者几乎占了一半，而训练的制度更是无从谈起，何况又把这样的军队困守在坚固的城池之下呢！于是使得堂堂大军，全部覆没在辽东（炀帝共有九支军队渡过辽水，等到撤退回到辽东城时，只剩下二千七百人。储备的物资、器械价值巨万，全部丧失殆尽），狼狈而归。而黎阳、江都的盗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了。
唐
唐高祖起兵之初，军事大权交由儿子掌管（高祖在太原起兵，开设大将军府，任命李建成为左领大都督，统领左三军；太宗为右领大都督，统领右三军；李元吉统领中军），各项事务尚在草创阶段，兵制无暇顾及讲求。等到天下大致平定，才开始设置军府，用骠骑、车骑两府统辖军队，把关中划分为十二道（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都设置军府）。虽然稍有变革（武德三年，改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设将、副各一人，督率耕战之事，用车骑府统领。六年，因天下已经平定，于是废除十二军，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经过一年多，又恢复十二军，每军设将军一人。军下设坊，设坊主一人，负责劝课农桑），然而每次更改都能得到改善。到太宗贞观初年，兵制才最终确定下来。
考按：唐朝的兵制，虽然沿袭隋朝旧制，但和隋朝也有不同之处，贞观时期又和武德时期大不相同。隋制：每府设有郎将、副将、坊主、团主，用以统辖管理。这些起初都隶属于十二卫的将军，因为骠骑、车骑二府各自都设有将军。后来把将军改为郎将，另外设置折冲、果毅。高祖起兵时，共有士兵二十万。武德初年，才开始设置军府，用关中的骠骑、车骑府来镇守，把关中之道分为十二个。不久，又改为十道，并各自设置军府，共有六百三十四府。又把统军改为折冲都尉，别将改为果毅都尉，每府各自设置，都隶属于诸卫，称为诸卫折冲府。左右卫各领六十府，其他各卫领五十至四十府不等，其余隶属于东宫十率。府分为三等：兵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士兵三百人编为一团，五十人编为一队，十人编为一火。府中储备骆驼、驴马、甲胄、器械、兵器、米麦，收藏在府库中，遇有征讨出征时，则根据所需情况供给发放。轮番在京城值宿的，只发给弓刀而已。凡百姓年满二十岁充当兵役，六十岁免除兵役。因此兵制发展到这时更加完善。与隋朝相比
武德三年，初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贞观更置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二百六十一，皆隶折冲及东宫十帅。其能骑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而番上者又有骠骑、豹骑、熊骑、渠羽、射声、佽飞之名。
按：唐本志：置府六百三十四，关内二百六十一。苏勉《会要》：府六百三十四，关内二百六十一。《通鉴》从此数。而陆贽奏议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内殆五百。杜牧〈罪言〉：外开果毅、折冲府五百七十四。《通典》：折冲府五百九十三，镇二百，戍三百九十三。此其数之不同也。
唐府兵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为十二番。于是诸卫将军受其名簿而配以职焉。夫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尉，乃内任官也。故官制系之于诸卫之后，不与外官同。
按：〈兵志〉述唐制之美曰：「府兵之制，居无事则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也。」自井田不复，兵制之善，莫出于此。惜乎！后人之不能遵也。
三卫五府之制：亲卫之府一，勋卫之府二，翊卫之府二，此三卫五府也。武德、贞观，世重资荫：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三品孙、四品子补勋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每月番上，宿卫内府及城门。其后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流外虽鄙，不数年给廪禄。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
案：《通鉴》：唐之募置[弓广]骑，府兵日益隳坏。死及逃亡者有不复点补，其骆驼、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者。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人长羞之，至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所苦，利其死而没其财。其折冲、果毅，又历年不迁，士大夫亦耻为之。夫岂立法之初有不善也？其节目次第，非可预为之图，亦在夫继之者有以维持而润色也。高、玄之君，何足以知之！
译，可以说是大为完备了。
武德三年，最初设置十二军，把关中各府划归其管辖，都以天上星辰命名，用车骑府统领。每军设将、副各一人，选取平素威名素著者担任，督率耕战事务。因此士兵马匹精强，所向无敌。贞观年间又改设十道，共设六百三十四府，其中关中占二百六十一府，都隶属于折冲府及东宫十率。其中善于骑射的编为越骑，其余编为步兵，而轮番在京值宿的，又有骠骑、豹骑、熊骑、渠羽、射声、佽飞等名号。
考按：唐朝本志记载：共设军府六百三十四所，关内二百六十一所。苏勉《会要》记载：军府六百三十四所，关内二百六十一所。《通鉴》采用了这个数字。而陆贽的奏议则说各府共有八百余所，其中在关内的大约有五百所。杜牧《罪言》记载：设于外地的果毅、折冲府共五百七十四所。《通典》记载：折冲府五百九十三所，镇二百所，戍三百九十三所。这就是各种记载数目不同的情况。
唐朝府兵中当值宿卫的实行轮番，兵部根据路程远近来确定轮番的次数：五百里以内的五番轮换，一千里的七番轮换，一千五百里的八番轮换，二千里的十番轮换，二千里以外的十二番轮换。于是各卫将军接受兵籍名册，据此分配相应的职务。府兵虽然分散在各道，但折冲都尉都名义上遥隶于各卫，属于朝廷内部任命的官职。因此在官制上排列于诸卫将军之后，与外地地方官不同。
考按：《兵志》概述唐朝制度的美善之处说："府兵制度，平时无事则在乡野耕种，轮番的士兵，只是到京城宿卫而已。若四方有战事，则任命将领率兵出征，事情解决后随即解散，士兵重新归入各府，将领也返回朝廷。因此士兵不至于荒废本业，将帅也不会长期握有兵权，这正是用来防微杜渐、杜绝祸乱萌芽的办法。"自从井田制不再施行以来，兵制的完善，没有超过这种制度的。可惜后人未能遵循这一制度啊。
三卫五府的制度：亲卫府一所，勋卫府二所，翊卫府二所，这就是所谓的三卫五府。武德、贞观年间，世人重视门第出身：二品、三品官员的子弟补入亲卫，三品官员的孙子、四品官员的儿子补入勋卫，四品官员的孙子、五品及上柱国的儿子补入翊卫。每月轮番，宿卫内府及城门。后来入仕做官的道路变得艰难，三卫中不属于权贵子弟的往往主动退出轮番，有的柱国的儿子甚至到白发苍苍也未能升迁。流外官虽然地位卑微，但不出几年就能享有俸禄。因此三卫的地位日渐低贱，很少有人愿意投身其中。
考按：《通鉴》记载：唐朝招募设置[弓广]骑之后，府兵制度日益败坏。士兵死亡及逃亡的，往往没有再加以补充，府中所备的骆驼、马牛、器械、干粮也大都散失殆尽。府兵中入京宿卫的称为"侍官"，意思是他们是天子的侍从护卫。后来，本卫的士兵大多被借调给权贵私用，役使他们如同奴隶一般，人们对此深以为耻，甚至相互讥讽诟病。那些戍守边疆的士兵，又大多被边将所苛待，边将贪图他们死后所遗留的财物。折冲、果毅等武官，多年得不到升迁，士大夫也以担任这些职位为耻。这难道是立法之初就存在不完善之处吗？其中具体的条目和先后次第，并非可以事先都一一规划周全的，也在于后来继承者是否能够加以维护并使之完善。高祖、玄宗这样的君主，又哪里能够懂得这些道理呢！
唐有南北衙：南衙，诸卫兵也：北衙，禁军也。南衙领于金吾，北衙统于羽林。李揆曰：「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别，以相伺察也。」北衙之制，其后虽增易不常，名号不一，然皆天子宿卫之兵（说见后）。而南衙之制，布之中外，纲维统摄，实为尽善。其发府兵，皆下符契，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尉位，习战阵之仪。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弰幡，展刃旗，散立以侯。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弰，解幡；三通，旗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起。右校击钲，队少?，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队少?，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施弓匣刃；二通，旗弰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
译唐朝有南衙、北衙之分：南衙，是诸卫的兵；北衙，是禁军。南衙隶属于金吾卫，北衙统属于羽林军。李揆说：「朝廷设置南衙、北衙，文武分别管理，以便相互监察。」北衙的制度，此后虽然屡有增改而不固定，名号也不统一，但都是天子的宿卫之兵（说明见后文）。而南衙的制度，遍布于朝廷内外，统摄有纲有纪，实在是十分完善。府兵调发时，都要下发符契，刺史与折冲都尉勘验符契相合才可发兵。如果全府之兵都调发，那么折冲都尉以下都要出征；如果不是全部调发，那么由果毅出征。每年季冬，折冲都尉率领驻在府中的五校兵马，设置左右校尉的位置，演习作战布阵的仪式。这一天，趁机纵猎所获的猎物，各自分给参与的人（每年季冬，折冲都尉率领驻在府中的五校兵马，设置左右两个校尉的位置，相距一百步。每校编为十队步兵、一队骑兵，都卷起弓袋、旗幡，展开刀刃旗，散开列队等候。号手吹响大角一遍，各校都收拢人马编成队列；吹第二遍，放倒旗幡、弓袋，解开旗幡；吹第三遍，旗帜举起，左右校擂鼓，两校的人马合声呐喊而起。右校鸣钲，队伍稍稍后退，左校前进追逐。追到右校原立之处，左校鸣钲，队伍稍稍后退,右校前进追逐。追到左校原立之处，右校再次鸣钲，队伍撤回。左校再次逼近交战，双方都鸣钲，队伍各自撤回。大角再吹一遍，都卷起旗幡、收起箭矢，把弓收入弓匣、刀入鞘；吹第二遍，旗帜、弓袋举起，队伍都前进；吹第三遍，左右校都各自率军退回。）。
案：唐之兵制与汉之兵制大抵略同：唐有南北衙领于金吾，北衙领于羽林，而汉则羽林为南，金吾为北耳；唐折冲府皆有木契、铜马，朝廷征发下敕书、鱼契，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遣之，汉则有铜虎符之制矣；唐每岁孟冬习战阵之仪，汉则亦以每岁八月都试；唐惟折冲都尉自教，而汉都试之日则郡县之官尽会也；唐以民兵隶折冲府，府至折冲、果毅、长史、校尉，汉之丞相则唐之长史也；唐有越骑、步兵、骠骑、豹骑、熊骑、渠羽、射声、佽飞之名，而汉则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之别；唐府兵宿卫以近给番，汉之为材官者亦为卫士，统于卫尉，故与唐类；唐之给番，虽在千里外者亦不免，而汉之淮南地远数千里，吏民往来徭役长安道者甚苦，贾谊尝言之矣。是欲远近均一，终恐病民也。唐之府兵居关中者多，说者以为固本。以汉〈地理志〉考之，天下郡国凡百有三，至都尉者九十，三辅至于山西之五原，才二郡耳。唐之亲卫、勋卫，皆以品官子弟为之。汉之期门、羽林，亦宿卫也，而以良家子弟为之。此其所以同也。然其所异者：唐置十六卫，各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其属若郎将、长史之类尤多，汉则光禄勋、卫尉二卿尔，其属吏亦少；汉有楼船之制，而唐不讲。然观荆湘兼统水陆（〈河间元王孝恭传〉：萧铣据江陵，孝恭数进策图铣，帝嘉纳，进王赵郡，以信州为夔州。乃大治舟舰，肄水战。俄进荆湘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发夷陵，破铣二镇，纵战舰放江中。诸将曰：「得舟当济吾用，弃之反资贼，奈何？」孝恭曰：「铣濒江镇戍，见舻舠蔽江中，必谓铣败，不即进。」已而，救兵到巴陵，见船，疑，不进。铣内外阻绝，遂降。），亦必有法矣，而兵制不述，惜哉！
东宫有五率府，各有左右，其十率府：左右卫、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左右监门、左右内率府。每府有率，有副，犹天子之十六卫也。亲卫府以三品、五品子补，勋卫府以四品孙、五品子补，翊卫府以勋官二品、散官五品子补，犹天子之五府三卫也。其番上宿卫之制略同。折冲亦有番上于东宫者，如所谓外府旅贲、外府直荡之类是也。
案：唐东宫有十率府，而折冲亦皆隶焉，则太子主兵矣。太子不宜有兵，古制也。春秋之际，惟楚有东宫卒（僖公二十八年）。其后，太子商臣卒以宫甲弒成王。故汉皇太子并无兵官，惟有中盾主周卫徼道，卫卒主门卫而已。则唐制非古也。唐初，秦王、诸王各有左右护军府、左右帐内府、左右亲事府，皆有护军、统军之官。其后，此制废止，有亲事府、帐内府，各有典军。而汉诸侯王则置中尉以掌其兵，不得擅发。
译按：唐朝的兵制与汉朝的兵制大体相近：唐有南北衙，分别由金吾卫、羽林卫统领，而汉朝则是羽林在南、金吾在北罢了；唐朝折冲府都备有木契、铜马，朝廷征发军队时下发敕书、鱼符，都督、郡府核验都相合，然后才派遣出兵，汉朝则有铜虎符的制度；唐朝每年孟冬（十月）演习作战阵法的礼仪，汉朝也是每年八月举行都试；唐朝只由折冲都尉自己负责教练，而汉朝都试之日，郡县的官员都要到场；唐朝把民兵隶属于折冲府，府中设折冲都尉、果毅都尉、长史、校尉，汉朝的丞相相当于唐朝的长史；唐朝有越骑、步兵、骠骑、豹骑、熊骑、渠羽、射声、佽飞等名号，汉朝则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的区别；唐朝府兵宿卫按距离远近轮番当值，汉朝担任材官的人也要充当卫士，统属于卫尉，所以与唐朝相类；唐朝的轮番值宿，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不能免除，而汉朝淮南之地远隔数千里，官吏百姓往来长安服徭役的人非常辛苦，贾谊曾经说过这事。这就是想要使远近负担均一，最终恐怕仍会使百姓困苦。唐朝的府兵大多设在关中，论者认为这是巩固根本之地。用汉朝《地理志》来考察，天下郡国共一百零三个，设有都尉的有九十个，三辅一直到山西的五原，才不过两个郡罢了。唐朝的亲卫、勋卫，都由有品级的官员子弟担任。汉朝的期门、羽林，也是宿卫之职，但由良家子弟担任。这是两者相同的地方。然而它们不同的地方是：唐朝设置十六卫，各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其下属官如郎将、长史之类尤其多，汉朝则只有光禄勋、卫尉二卿，属下官吏也少；汉朝有楼船的建制，而唐朝没有讲求。然而观察荆湘一带兼统水陆之军（《河间元王孝恭传》记载：萧铣占据江陵，李孝恭多次进献计策图谋萧铣，皇帝嘉许采纳，晋封他为赵郡王，把信州改为夔州。于是大规模建造舟舰，操练水战。不久晋升为荆湘道总管，统率水陆十二军，从夷陵出发，攻破萧铣的两个据点，放纵战船顺江漂流。诸将说："得到船只本应当供我们使用，丢弃它们反而资助了敌人，这是为什么？"李孝恭说："萧铣沿江的镇戍，看见船只满江都是，必定以为萧铣已经战败，就不会立即进兵。"不久，救兵到达巴陵，看见这些船只，心生疑虑，不敢前进。萧铣内外阻绝，于是投降。），这也一定有其法度，可惜史书没有记述兵制，实在可惜！
东宫设有五率府，各分左右，也就是十率府：左右卫、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左右监门、左右内率府。每府设率、副率，就如同天子的十六卫一样。亲卫府用三品、五品官员的子弟补充，勋卫府用四品官员的孙子、五品官员的儿子补充，翊卫府用勋官二品、散官五品的儿子补充，就如同天子的五府三卫一样。他们轮番值宿的制度大致相同。折冲府也有轮番赴东宫值宿的，就是所谓外府旅贲、外府直荡之类。
按：唐朝东宫设有十率府，而折冲府也都隶属其下，这样太子就掌管兵权了。太子不应当拥有军队，这是古制。春秋时期，只有楚国设有东宫的士卒（僖公二十八年）。此后，太子商臣最终就凭借宫中甲士弑杀了楚成王。所以汉朝皇太子并没有统兵的官员，只有中盾负责统率周围侍卫巡逻道路，卫卒负责守卫宫门罢了。这样看来唐朝的制度并不符合古制。唐朝初年，秦王及诸王各自设有左右护军府、左右帐内府、左右亲事府，都设有护军、统军等官职。此后，这一制度被废止，只设有亲事府、帐内府，各设典军。而汉朝诸侯王则设置中尉来掌管其军队，不得擅自调发。至于淮南王、济北王之类的称兵叛逆，大概是分封建国制度的弊病。
唐高宗以后，府兵的法度逐渐败坏，轮番戍役更替常常不按时进行，卫
若淮南、济北之称兵叛逆，盖封建之弊也。
高宗以后，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时，卫士稍稍亡匿。至开元间，宿卫不能给，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一番。明年，更号曰[弓广]骑，入隶十二卫，为六番，每卫万人。而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迁，士人皆耻为之，而府兵益废。[弓广]骑之制，皆择下丁、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之民而为四籍，又别为番头、羽林、飞骑之目。其初亦足以霸弭外患，自天宝后，其法寝以废弛。士失拊循，往往流散，而折冲诸府至无兵可校。六军、诸卫皆市人，禄山反，不能受甲矣。
案：开元十年，沿边戍兵六十余万，张说以时无强寇，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自此始矣。十一年，命尚书萧嵩与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分隶十二卫，而为六番。十三年，更命曰[弓广]骑。天宝之后，复稍变废，应募者皆市井无赖，未尝习兵。承平日久，议者谓兵可稍减。是时民间挟兵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而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边，中国益无武备。路山潜窥中国，祸心一萌，陷河朔二十四郡，若入无人之境，唐祚之不绝者如缕。倘非天命不替，讵能振中兴之业乎？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其原皆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故通天下十二道，为军八十，为守捉六十有七，为城三十有八，为镇三十有九。自武德至天宝以前，守之不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在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已后至景云初，而节度使之名兴矣（高宗永徽已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是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开元之际，府兵之制既坏，迨天宝而[弓广]骑之制又坏。天子所恃，节度、方镇之兵；而安禄山正以范阳道节度使反。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诸镇之兵共起诛之，当时号九节度使之师。大盗既灭，武夫战卒有功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将骄兵悍，天子无以制，而卒以基乱。
案：唐杜佑云：「国朝李靖平突厥，李绩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娄师德、刘审礼皆以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兵无久镇。」此李唐之初，所以上无叛降，下无叛兵者，职此之由也。
译士渐渐逃亡隐匿。到开元年间，宿卫兵员不够充实，张说于是请求一律招募兵士。宿卫从京兆、蒲、同、岐、华的府兵及白丁中选取，并加上潞州的长从兵，共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一年轮换一次。第二年，改称为骑（原文"[弓广]骑"），编入十二卫，分为六番，每卫一万人。而各府的士兵越来越多得不到补充，折冲将领又长年得不到升迁，士人都以担任此职为耻，府兵制度因此更加荒废。骑的制度，都是选择下户丁壮、白丁、宗室之丁、有品级官员子弟中强壮的百姓，编为四种名籍，又另外设有番头、羽林、飞骑等名目。此制度初期也足以镇压安抚外患，但从天宝以后，这一法度就逐渐废弛了。士兵失去抚恤约束，往往流散逃亡，以至于折冲各府竟无兵可以点校。六军、诸卫的兵员都是市井之人，安禄山反叛时，竟连铠甲都穿不上了。
按：开元十年，戍守边疆的兵士六十余万，张说认为当时没有强敌，奏请裁减二十余万，让他们返回务农。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十天之内得到精兵十三万，隶属各卫，轮番值宿。兵农分离，就是从此开始的。开元十一年，命尚书萧嵩与蒲、同、岐、华各州长官挑选府兵、白丁共十二万人，称为长从宿卫，分隶十二卫，分为六番。开元十三年，又改称为骑。天宝以后，又逐渐变得废弛，应募入伍的都是市井无赖之徒，从未熟习军事。太平日子过得久了，议论的人认为兵员可以稍加裁减。当时民间私藏兵器有禁令，子弟担任武官，父兄都排斥不齿。猛将精兵都聚集在西北边境，中原地区更加没有武备。安禄山暗中窥伺中原，一旦萌生祸心，攻陷河朔二十四郡，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唐朝的国运几乎断绝，如同一根细线悬着。倘若不是天命还未终结，又怎能振兴中兴的大业呢？
所谓方镇，就是节度使统领的军队，其起源都出自戍守边疆的边将屯防之兵。唐朝初年，戍守边疆的军队，大的称为军，小的称为守捉，还有称为城、称为镇的，总称为道。所以全天下共十二道，设军八十个，设守捉六十七个，设城三十八个，设镇三十九个。从武德年间到天宝以前，边防不曾轻易更改，军、城、镇、守捉都设有使职，而每道设大将一人，称为大总管，后来又改称大都督。在太宗时期，出兵征讨称为大总管，驻守本道称为大都督。从高宗永徽以后到景云初年，节度使的名号就兴起了（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加带使持节称号的，称为节度使，但还没有正式以此为官名。景云二年，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从此以后，一直延续到开元年间，朔方、陇右、河东、河西各镇，都设置了节度使。）。开元年间，府兵的制度已经败坏，等到天宝年间骑的制度又败坏了。天子所依靠的，是节度使、方镇的军队；而安禄山正是凭借范阳道节度使的身份反叛。天子的军队衰弱不能抵抗，而各镇的军队共同起兵诛讨叛贼，当时号称九节度使的军队。大盗被消灭之后，有战功的武夫战卒都被任命为节度使。从此方镇在内地林立相望，将领骄横、士兵凶悍，天子无法制约，最终因此酿成祸乱。
按：唐朝杜佑说："本朝李靖平定突厥，李绩灭亡高丽，侯君集攻灭高昌，苏定方讨平百济，李敬玄、娄师德、刘审礼都以卿相之身率兵抵御外敌，敌人平定后军队就撤回，军队没有长期驻守边镇的。"这正是唐朝初年之所以对外没有叛乱降敌、对内没有叛军的缘故所在。自从骑的制度败坏之后，天子就依靠方镇的军队。方镇强大，天子就衰弱了。安禄山叛乱，很快就攻陷了两京。肃宗在灵武即位，各镇的军队共同起兵讨伐叛贼。此后，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以及史思明父子相继起兵，肃宗命李光弼等人讨伐，号称九节度使的军队。大盗被消灭之后，凭借战功从行伍中崛起、封为侯王
自[弓广]骑之制坏，天子倚方镇之兵。方镇强，天子弱矣。禄山叛逆，遽陷两京。肃宗即位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大盗既灭，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反为和解之。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一喜怒，兵已至国门。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诛宦官，而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围之逾年。当此之时，天下之兵无复勤王者。向所谓三镇，徒能始祸而已。其它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巴、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而唐遂亡。史臣谓措置之势使然，宁不信欤！
唐之北衙诸军者，禁军也。高祖定天下，以太原初起之兵三万人留宿卫，号元从禁军，后谓之父子军（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曰百骑；又择有材勇者，置北衙七营（太宗贞观初，择善射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至十二年，更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及高宗龙朔初，更置左右羽林军（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杖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杖。），而禁军日益炽矣。至于虎后，改百骑曰千骑，睿宗改千骑曰万骑，玄宗改万骑为左右龙虎军（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功臣子弟，制若宿兵也。）。而印臂之法，遂行于开元之初（玄宗开元十二年，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迨天宝末，禁军浸耗。入蜀之役，从者才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至德二载，始置左右神武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他色带品者，同四军。）。又择便骑射生手千人（至德初，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逮代宗以射生军清内难，而宝应之名立矣（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清内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
译的人，大的连据十几个州，小的也兼有三四个州。所以士兵骄横就驱逐主帅，主帅强横就反叛朝廷。有的父亲死后，儿子掌握其军队而不肯听从朝廷任命的继任；有的将领的去留取决于士卒，往往自行推举将吏，称为留后，以此要挟朝廷。天子考虑到自己的力量无法制约，因而只能安抚他们，这就叫做姑息的政策。由此各镇号令自出，互相侵袭攻击，俘虏对方的将帅，兼并对方的土地，天子反而要为他们从中调解。起初成为朝廷祸患的，号称河朔三镇。到了唐末，朱全忠率梁地的军队，李克用率晋地的军队，先后进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就近占据岐州、华州，稍有喜怒，军队就已兵临国门。昭宗任用崔胤，召梁地军队入京诛杀宦官，而宦官却劫持天子逃奔岐州，梁军围困岐州超过一年。在这个时候，天下的军队再没有前来救援天子的了。先前所说的河朔三镇，只不过是最先挑起祸乱罢了。其他的大镇，南方有吴、浙、荆、湖、闽、广，西方有巴、蜀，北方有燕、晋，而梁地的盗贼占据中原。从国都以外，全都被方镇割据分裂，唐朝于是灭亡。史官说这是形势所造成的，难道不可信吗！
唐朝的北衙各军，就是禁军。高祖平定天下后，把太原起兵时的三万士兵留下宿卫，号称元从禁军，后来又称为父子军（高祖以起义之兵在太原起事，平定天下之后，全部遣散归乡。其中愿意留下的三万人，高祖把渭北白渠旁的民田分给他们，号称元从禁军。后来他们年老不能任事，就用他们的子弟代替，称为父子军。）。贞观初年，太宗挑选善于射箭的人一百名，称为百骑；又挑选有材勇的人，设置北衙七营（太宗贞观初年，挑选善射者一百人分两班，在北门轮值，称为百骑，用来随从田猎。又设置北衙七营，选拔材力骁勇强壮之人，每月轮换一营值班。）。到贞观十二年，又在玄武门增设左右屯营，由各卫将军统领，号称飞骑。到高宗龙朔初年，又设置左右羽林军（高宗龙朔二年，开始选取府兵、越骑、步射之士设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时执兵杖守卫台阶，皇帝出巡时则夹护驰道充当内杖。），禁军就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到武后时期，把百骑改称千骑，睿宗把千骑改称万骑，玄宗把万骑改为左右龙武军（玄宗凭借万骑平定韦氏之乱，将其改为左右龙武军，都用功臣子弟担任，其编制如同宿卫之兵。）。而在手臂上加盖印记的做法，就是从开元初年开始施行的（玄宗开元十二年，左右羽林军飞骑有缺额，就选取京城附近州府的士人，用户部的印章印在他们手臂上，编为两份名册，由羽林军和兵部分别掌管。）。等到天宝末年，禁军逐渐耗损减少。玄宗入蜀的时候，随从的人才不过一千人。肃宗赶赴灵武时，士兵不满一百人。至德二年，才设置左右神武军，也叫神武天骑，编制如同羽林军，总称为北衙六军（至德二年，设置左右神武军，补充元从扈从官员的子弟，人数不足就选取其他身份带有品级的人，与其余四军相同。）。又挑选善于骑射的人一千人（至德初年，挑选善于骑射的人设置衙前射生手一千人，也称供奉射生官，又称殿前射生，分为左右两厢。），总称为左右英武军。到代宗时，因射生军清除内部祸乱，宝应的名号就确立了（代宗即位后，射生军进入禁中平定内部祸乱，都被赐名为宝应功臣，所以射生军又号称宝应军。）。
广德年间以后，吐蕃屡次入侵，天子无法自立，而驻守陕州的神策军就成了禁军的重要力量（上元年间，任命卫伯玉为神策节度使，镇守陕州。当初，哥舒翰攻破吐蕃，就在那片土地上设置神策军，任命成如璆为军使。等到安禄山反叛，成如璆率卫伯玉带领一千人前去救援，卫伯玉与鱼朝恩都驻扎在陕州。当时边境领土被侵蹙缩小，神策军原来的驻地已经沦陷，朝廷下诏把卫伯玉所率的部队称为神策军。广德元年，代宗为
）。
广德以后，吐蕃屡入寇，天子不能自立，而陕州神策之军遂为禁军之道（上元中，以卫伯玉为神策节度使，镇陕州。初，哥舒翰破吐蕃，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千人赴难，伯玉与鱼朝恩皆屯于陕。时边土限蹙，神策故地沦没，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广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迎扈，悉号神策军。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兵归禁中。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遂为天子禁军，非他军比。）。然而朝恩贪肆无极，自凤翔、京兆、抚风等郡皆属其节度（大历四年，朝恩请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并隶神策军。明年，复以兴平、武功、抚风、天兴隶之。），卒之军政不立。逮建中之初，神策耗散略尽，白志贞遂补之以市人。一旦泾原叛卒一呼，而天子无从卫之兵（建中四年，下诏募兵，以白志贞为使，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叛，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非李晟持军赴难，则唐事去矣（德宗出奔，李晟与其军人他将皆自飞孤道西兵赴难，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
自后虽更易不常，其权大率归之阉寺（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勾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亦置大将军以下。三年，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军有功者。自肃宗以后，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德宗兴元十二年，窦文玚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十四年，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顺宗即位，王叔文虽欲收神策兵权，而事卒不克（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夺宦者权而不克。）。
至昭宗，以藩臣跋扈，而有宗室典禁之谋，可谓良策矣。特嗣覃诸王，虽迭居阃外之寄，皆不足以支难（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鐬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言童]，乃引去。干宁元年，王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磎，乃去太原。
译躲避吐蕃，前往陕州。鱼朝恩率领在陕州的军队前去迎接护卫，全都号称神策军。等到京城平定，鱼朝恩就率领这支军队回到禁中。永泰元年，吐蕃再次入侵，鱼朝恩又率神策军驻扎在皇家苑囿中。从此逐渐壮大，于是成为天子的禁军，不是其他军队所能相比的。）。然而鱼朝恩贪婪放纵没有节制，从凤翔、京兆、抚风等郡都归其节度（大历四年，鱼朝恩请求把京兆的好畤、凤翔的麟游、普润都隶属神策军。第二年，又把兴平、武功、抚风、天兴也隶属于神策军。），最终导致军政不能确立。到建中初年，神策军耗散殆尽，白志贞就用市井之人来补充。一旦泾原兵卒叛变一呼百应，天子竟无兵可以护卫自己（建中四年，下诏招募士兵，任命白志贞为使，白志贞暗中用市井之人来补充军队，名字挂在军籍上而人却住在市井之中。等到泾原士卒溃乱叛变，这些人全都躲藏不敢出来，皇帝于是出逃。）。若不是李晟率军前来救难，唐朝的江山就完了（德宗出逃后，李晟与他的部下及其他将领全都从飞孤道向西率兵赶赴国难，于是成为神策行营节度使，驻扎渭北，军威于是重新振作。）。
此后虽然屡有变更，并不固定，但军权大多归于宦官（贞元二年，把神策左右厢改为左右神策军，特别设置监勾当左右神策军来宠信宦官，又增设大将军以下官职。又把殿前射生左右厢改称殿前左右射生军，也设置大将军以下官职。贞元三年，又改殿前左右射生军为左右神威军，设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都各增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增加将军一员，用来安置各道立有战功的大将军。自肃宗以后，北军陆续增设威武、长兴等军，名目很多，废置也不统一，只有羽林、龙武、神策、神威最为兴盛，总称左右十军。德宗兴元十二年，窦文玚任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任右神策护军中尉，张尚进任右神威军中护军，焦希望任左神威军中护军。贞元十四年，又下诏在左右神策军设置统军，用来推崇皇亲的地位。从此边塞常常号称神策行营，都在内部由宦官统辖了。）。顺宗即位后，王叔文虽然想收回神策军的兵权，但事情最终没能成功（顺宗即位，王叔文当权，想夺取神策军的兵权，于是任用旧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此夺取宦官的权力，但没有成功。）。
到昭宗时，因为藩镇臣子跋扈专横，他有了让宗室掌管禁军的谋划，可以说是良策了。只是嗣覃等诸王，虽然相继担任外镇统帅的重任，都不足以支撑危局（景福二年，昭宗因为藩镇臣子跋扈专横，天子孤立弱小，商议让宗室掌管禁军。等到讨伐李茂贞时，就任用嗣覃王李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鐬为副手，全部调发五十四军驻扎兴平。不久，军队自行溃散。李茂贞逼近京师，昭宗为此斩杀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言童]，李茂贞才率军离去。乾宁元年，王行瑜、韩建及李茂贞联兵进犯朝廷，天子又杀了宰相韦昭度、李磎，才使他们离开太原。）。到最终被朱温所控制，怎能不引以为戒呢！
五代
梁太祖朱温本是宛地、朐地一带的群盗党羽，依附黄巢做了盗贼，后来归顺于王重荣，于是掌管了宣武军的旗号（黄巢攻陷京师，朝廷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天子在蜀地，各镇会合军队讨伐黄巢，贼势一天天窘迫，朱温于是就近向王重荣投降，天子赐名"全忠"，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不久之后，朱温挟制表面上听命的唐朝，鞭笞驱使天下，最终篡取了帝位。他用兵嗜好杀戮，并且说上天恼怒我杀人太少，就杀死了投降的士卒三千人（太祖攻打朱瑾，贺环疾驰救援，击败了朱瑾，收降其士卒三千人。这一天大风扬沙遮天，太祖说："上天是怨恨我杀人太少了吗？"于是把投降的士
）。驾于朱温，可不戒夫！
五代
梁祖以宛、朐群盗之党而附黄巢为盗，后归命于王重荣，遂秉旄宣武（巢陷京师，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天子在蜀，诸镇会兵讨贼，贼势日蹙，温乃就王重荣以降，天子赐名全忠，拜宣武军节度使。）。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卒收神器。其用兵嗜杀，且言天怒我杀人少，而杀降卒三千（太祖攻朱瑾，贺环驰救，击败之，降其卒三千。是日大风扬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杀人少耶？」尽杀降卒）。李存孝出兵窥山东三州，赤地数千里，而不相救（孟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为昭义军，晋数遣李存孝出兵以窥山东，三州之人俘掠殆尽，赤地数千里，无复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东事兖、郓，不能救也。）。然精于兵算，遣将受略，五日而下山东三州（晋兵出山东，攻相、卫。太祖遣从周略地山东，五日而下三州：洺州、邢州、磁州。）。置银枪效节军（太祖与晋战河北，乃以杨师厚为招讨使，悉领梁之劲兵，矜倨难制，复置银枪效节军。），置落雁都（梁攻兖、郓，郓州朱瑾募骁勇，黔双手号燕子都；太祖勇士数百人，号落雁都。）。又选富家子之材武者，置帐前，号厅子都。干戈日寻，负大恶，逆民心，携二弱子与庄宗为敌，此其所以亡也。
案：梁起于盗贼，值时之乱扰窃神器，幸以有成。当是之时，环境之外，皆其至仇勍敌。李克用居河东，与之鏖战，盖三十余年；李茂贞居凤翔，被围经岁，而不得食；朱瑾以劲骑奔淮南，杨行密据强兵王吴，王镕王赵，罗绍威王魏，刘仁恭王燕，王师范节度青州。使合谋并力，连山东之卒以击其东，率关陇之众以攻其西，吴以江、淮、荆、襄之兵挫其南，赵以燕上之骑夺其北，四面并合，为梁者盖束手就虏耳！虽仅免于身，而失之于子矣。
唐李克用以沙陀（唐德宗时，有朱邪尽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满州，其子执宜归唐，号沙陀军，执宜子国昌，国昌子克用。），因黄巢之乱，有功于王室（巢陷京师。中和二年，克用以步兵万七千来赴，败巢，横尸三十里。京师平，克用功第一。）。至张浚之战，杀戮酷矣（大顺元年，朱全忠及宰相张浚等请讨克用，战于阴地。浚军三战三败，克用掠至河中，赤地千里。）。天复初，为梁所困，锋锐亦衰，仅保一隅。比庄宗嗣位，当时之兵，杨行密号黑云都（杨行密据庐州，收兵数千，以皂衣蒙身，号黑云都。），刘仁恭号定霸郡（梁攻沧州，刘仁恭调其境内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文其面，曰定霸郡。）。而麾下诸将，皆老于行阵，与武皇齐驾并驱之人，庄宗皆能养之以恩、折之以气。
译卒全部杀死。）。李存孝出兵窥伺山东三州，使千里之地变为赤地，而各州彼此不能相救（孟方立占据邢、洺、磁三州，自立为昭义军，晋王多次派李存孝出兵窥伺山东，三州百姓被掳掠殆尽，赤地数千里，接连数年没有再耕种桑蚕的人了。孟方立独守孤城，向梁求救。梁当时正在东方对付兖州、郓州，无法救援。）。然而朱温精通用兵谋略，派遣将领受命出征，五天就攻下了山东三州（晋兵出兵山东，攻打相州、卫州。太祖派葛从周经略山东，五天就攻下三州：洺州、邢州、磁州。）。他设置银枪效节军（太祖与晋在河北作战，就任命杨师厚为招讨使，率领梁国全部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骄傲难以控制，又设置了银枪效节军。），设置落雁都（梁攻打兖州、郓州，郓州朱瑾招募骁勇之士，用黑漆涂手，号称燕子都；太祖也挑选勇士数百人，号称落雁都。）。又挑选富家子弟中有材勇的人，安置在帐前，号称厅子都。他常年动用干戈，负下深重的恶行，违逆民心，携带着两个年幼软弱的儿子与庄宗为敌，这就是他之所以灭亡的原因。
按：梁朝起自盗贼，趁着乱世窃取了帝位，侥幸得以成就大业。当那个时候，环绕四周的势力，都是他的死敌劲敌。李克用占据河东，与他鏖战了三十余年；李茂贞占据凤翔，被围困长达一年，粮食断绝；朱瑾率精锐骑兵奔往淮南，杨行密占据强兵称王于吴地；王镕称王于赵地，罗绍威称王于魏地，刘仁恭称王于燕地，王师范担任青州节度使。假使他们合谋并力，联合山东的军队从东面攻击梁国，率领关陇的部众从西面进攻，吴国凭借江、淮、荆、襄的军队从南面挫败梁国，赵国凭借燕地北方的骑兵从北面夺取梁国的领土，四面一齐出兵会合，梁国大概只能束手就擒了！朱温虽然自身侥幸幸免，但最终还是把帝位丢给了儿子。
唐朝李克用以沙陀部族出身（唐德宗时，有个叫朱邪尽忠的人，居住在北庭的金满州，他的儿子朱邪执宜归顺唐朝，号称沙陀军，执宜的儿子是国昌，国昌的儿子是克用。），因为黄巢之乱，对唐朝王室立有战功（黄巢攻陷京师。中和二年，李克用率步兵一万七千人前来赴难，打败黄巢，尸横三十里。京师平定后，李克用功劳第一。）。到与张浚交战的时候，杀戮十分惨烈（大顺元年，朱全忠与宰相张浚等人请求讨伐李克用，双方在阴地交战。张浚的军队三战三败，李克用一路劫掠到河中，千里之地变为赤地。）。天复初年，李克用被梁国所围困，锋芒锐气也衰减了，仅能保有一隅之地。等到庄宗继位时，当时的军队，杨行密号称黑云都（杨行密占据庐州，收编数千士兵，用黑衣蒙身，号称黑云都。），刘仁恭号称定霸郡（梁攻打沧州，刘仁恭征调境内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的男子，都在脸上刺字，称为定霸郡。）。而部下诸将，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是与武皇（李克用）齐驾并驱的人物，庄宗都能用恩德加以蓄养、用气节加以折服。于是使他们心悦诚服，随从平定山东，攻取渔阳，兼并魏博，设置了帐前银枪都（杨师厚死后，梁国因为魏博兵力强盛，想把它分为两个藩镇。魏地士兵不愿意，纵火大肆劫掠，效节军校张彦逼迫贺德伦向晋国求援。晋王驻军临清，张彦挑选效节银枪军五百人自卫，前去谒见晋王。晋王因为他们凌辱胁迫主帅，将其诛杀，随即把他们的士卒收编为帐前银枪都。）。
然而杨刘一带短兵相接的战斗，不是很危险吗（王彦章攻破德胜的唐军，向东退守杨刘。王彦章围困此地，庄宗率轻装士兵出战，被王彦章的伏兵所射，大败。）。派遣李继岌讨伐蜀国，总共七十五天，蜀王王衍投降，兵不血刃，实在是用兵最容易的一次。放弃郓州的建议，若不是郭崇韬（力
遂服其心，从定山东，取渔阳，兼魏博，置帐前银枪都（杨师厚卒，梁以魏博兵强，欲分为两镇。魏兵不愿，纵火大掠，效节军校张彦逼贺德伦求援于晋。晋王军于临清，张彦选效节银枪军五百人自卫谒晋王。王以其陵胁主帅，诛之，即以其卒为帐前银枪都。）。
然杨刘短兵之战，不其危乎（王彦章破德胜唐军，东保杨刘。彦章围之，庄宗引短兵出战，为彦章伏兵所射，大败。）。遣继岌伐蜀，凡七十五日，蜀王衍降，兵不血刃，诚用兵之最易也。弃郓之举，非郭崇韬几失之。从郓入汴，八日而灭梁焉（唐自失德胜，梁兵日掠澶、相。诸将皆曰：「不若弃郓与梁，西取黎阳，以河为界。」庄宗问崇韬，曰：「臣自康延孝来，尽得梁之虚实矣。此天亡之时，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庄宗夜度杨刘，从郓入，袭汴，八日而灭梁。）。明宗以所将骑五百号横冲都（进击葛从周，由是李横冲名重四方。），以「肥战马，瘠吾人。」为愧（明宗问范延光：「马数几何？」对曰：「三万五千。」明宗叹曰：「太祖在太原时，不过七千；庄宗取河北，与梁战河上，马才万匹。今有三万五千，马多奈何！」延光曰：「一马之费，可养步卒五人；三万五千匹马，十五万人之食也。」明宗曰：「肥战马而瘠吾人，吾所愧也！」）。而败契丹，杀戍军之暴，何其甚耶（定州王都反，晏球为招讨使，契丹遣托诺将万骑救都，晏球败之，横尸弃甲六十余里。明宗遣鸟震往代房知温，知温诱杀之。军乱，知温又以骑兵尽杀乱者。明宗诏悉诛其家属，魏州九指挥三千余家数万口驱至漳水上，杀之，漳小为之变色。）！
案：欧阳公史论云：朱邪，部族之号耳；沙陀者，大碛也。至尽忠孙始赐姓李氏，后代遂以沙陀为贵。然克用以朱邪之裔，奄践汾、晋。庄宗袭位，与梁对垒河上，卒之朱氏失国。既登大位，日与群伶俳戏。刘后喜聚敛而饥其师，郭崇韬以勋旧见戮。曾未三年，遽取颠覆。清泰间，吕琦言：「石敬瑭必以契丹为援，卒立晋者，契丹也。」使帝能从其言，亦可以纾祸。惜其莫之能用，才十年而易四姓，祸乱极矣。
晋高祖初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废帝立，徙镇天平而不受命，求援契丹，以窃帝位（天福元年，徙镇天平，敬瑭不受命，谓其属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无故而易，疑吾反也。太原地险而粟多，吾当内檄诸镇，外求援于契丹。」桑维翰、刘智远等以为然，乃上表论。废帝遣张敬达讨之，敬瑭求援于契丹，约为父子。契丹将兵至晋阳，陈于汾北之虎北口，与唐兵战，大败之。
译争），几乎就被采纳了。从郓州进军汴州，八天就灭亡了梁国（唐朝自从失去德胜之后，梁兵每天都在澶州、相州一带劫掠。诸将都说："不如放弃郓州给梁国，向西攻取黎阳，以黄河为界。"庄宗询问郭崇韬，崇韬说："臣自从康延孝前来投诚，已完全掌握了梁国的虚实。这是上天灭亡梁国的时机，希望陛下分兵守卫魏固、杨刘，而由陛下亲自从郓州长驱直入，直捣梁国的巢穴，不出半个月，天下就能平定了！"庄宗于是连夜渡过杨刘，从郓州进兵，袭击汴州，八天就灭亡了梁国。）。明宗把自己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号称横冲都（明宗率军进击葛从周，因此"李横冲"的名号闻名天下。），以"养肥了战马，却使我的百姓瘦弱"为愧疚（明宗问范延光："马匹的数目有多少？"回答说："三万五千匹。"明宗叹息道："太祖在太原的时候，马匹不过七千；庄宗夺取河北，与梁在黄河边作战，马才一万匹。如今有三万五千匹，马这么多可怎么办！"范延光说："养一匹马的费用，可以供养步兵五人；三万五千匹马，就是十五万人的口粮啊。"明宗说："养肥了战马而使我的百姓瘦弱，这是我感到愧疚的地方啊！"）。但他打败契丹后，屠杀戍守士兵的暴行，又是何等严重呢（定州王都反叛，王晏球担任招讨使，契丹派遣托诺率一万骑兵援救王都，王晏球打败了他们，敌军尸横遍野、丢弃的铠甲绵延六十余里。明宗派遣乌震前去代替房知温，房知温诱杀了他。军队因此哗变，房知温又率骑兵把作乱的人全部诛杀。明宗下诏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诛杀，魏州九个指挥使、三千余家数万人被驱赶到漳水边上杀害，漳水都因此变了颜色。）！
按：欧阳修在史论中说：朱邪，是部族的名号罢了；沙陀，是大沙漠的名称。到朱邪尽忠的孙子（执宜）才被赐姓李氏，此后家族便以沙陀为尊贵的出身。然而李克用凭借朱邪部族的后裔身份，竟能占据汾、晋之地。庄宗继承王位，与梁国在黄河边对峙，最终使朱氏失去了国家。但他登上帝位之后，天天与伶人优伶嬉戏。刘皇后喜好搜刮聚敛而使军队饥饿，郭崇韬因功勋旧臣的身份反被杀害。还不到三年，就迅速走向了覆灭。清泰年间，吕琦说："石敬瑭必定会以契丹为外援，最终能立晋朝的，也一定是契丹。"假使皇帝能听从他的话，也还可以缓解祸患。可惜没有能够采纳，才十年间就更换了四姓王朝，祸乱到了极点。
晋高祖石敬瑭最初隶属明宗帐下，号称左射军。废帝即位后，改任他镇守天平军而他不接受任命，向契丹求援，借此篡夺了帝位（天福元年，改镇天平军，石敬瑭不接受任命，对他的部属说："先帝把太原授给我，让我在此终老；如今无缘无故就要更换，是怀疑我要谋反。太原地势险要粮食充足，我应当对内向各镇发檄文，对外向契丹求援。"桑维翰、刘知远等人认为可行，于是上表论述此事。废帝派张敬达讨伐他，石敬瑭向契丹求援，约定结为父子。契丹率兵到达晋阳，在汾水以北的虎北口列阵，与唐兵交战，大败唐军。十一月，立石敬瑭为晋朝皇帝。）。安重荣反叛，摆出偃月阵，被杜重威击破（安重荣反叛，杜重威在宗城迎战。安重荣摆出偃月阵，杜重威攻击，未能撼动。正想稍稍后退以观察形势，王重胤说："两军刚一交锋，后退的一方先失败。"于是分兵为三路，杜重威先用左右两队攻击敌军两翼，战斗正激烈时，王重胤率精锐部队攻击敌军中军，安重荣大败。）。出帝征发百姓组成武定军，与契丹断绝盟约。虽然接连打了胜仗，但等到梁汉璋、皇甫遇（清）相继战败之后，晋朝最终灭亡了。
按：石敬瑭的父亲臬捩鸡出身于西方夷族，自朱邪部族归顺唐朝，明宗
十一月，立敬瑭为晋皇帝）。安重荣反，为偃月阵，以杜重威击破之（安重荣反，杜重威逆战于宗城。重荣为偃月阵，重威击之，不动。欲少却以伺之，王重胤曰：「两军方交，退者先败。」乃分兵为三，重威先以左右队击其两翼，战酣，重胤以精兵击中军，重荣大败。）。出帝籍民为武定军，与契丹绝盟。虽连战败之，及梁汉璋、清继以败绩，而晋卒灭。
案：石敬瑭父臬捩鸡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明宗妻之以女。及地尊势重，猜贰既生，乘隙而奋，求援契丹。自非耶律德光之师，不足以亡唐立晋。然彼虽有德于我，其遂可无以弭其后患耶？暨再传而为其所灭，桑维翰辈可谓失谋矣。
汉祖乘契丹蹂践之余，神器未有所归，视天下无复英雄，乃建大号以应之，天下亦帖然莫或与之争。及幼小嗣立，强臣夺而取之，势使然也，况五代之君臣乎！
周祖之讨李守贞也，居军中，褒衣博带；至河中，立三栅以自持重（自栅其城西，常思栅其城南，白文珂栅其河西，调五县丁三万，筑垒以护三栅。守贞数出兵击坏，辄补之。守贞每出必有亡失，兵食但尽。周祖四面攻之，守贞与妻子自焚死。）。及守贞之死，赵思绾、王景崇继降，挟不赏之功，乘危而发，虽履大位而宗族先戮矣。世宗高平之役，首诛樊、何，以振军法。于是南割江、淮，西克秦、凤，北开关南。乃兴礼乐，审法令，修政事，收贤才，于五代之君亦可为贤矣。遭圣人之兴，天命有归，不能自立。干旋坤转，否极泰来，亦自然之数欤！
案：欧阳公史论云：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函秦、陇（显德二年，克秦、成、阶、凤四州），平淮右（五年，克淮南十四州。）复三关（益津关、瓦桥关、游口关），震慑夷夏。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殊不知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熟能至哉？然则，世宗亦贤主也。
宋
窃闻祖宗兵制之善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盗起山陵，藩镇窃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末流至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卫神策之兵屠戮俱尽，劫迁洛阳，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徒以遐方孤镇，同盟欲救王室，皆悲咤愤懑，坐视凶逆，终不能出一兵内向。昭宗亲兵既尽，朱温羽翼已就。行密辈崎岖于一邦，初务养练，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轻，盗臣得志之患也。后唐庄宗萃名将，握精兵，父子转战二十余年，仅能灭梁。恃功而骄，兵制不立，弗知内外之患。一夫奋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退将养痾私第，起提大兵，与赵在礼合于耳陵。
译把女儿嫁给了他。等到石敬瑭地位尊崇权势重大，猜忌怀疑之心便产生了，他趁机图谋起事，向契丹求援。若不是耶律德光的军队，不足以灭亡唐朝、建立晋朝。然而契丹虽然对晋朝有恩德，晋朝难道就可以不设法防备日后的祸患吗？等到晋朝传到第二代就被契丹所灭，桑维翰等人可以说是失算了。
汉高祖刘知远趁契丹蹂躏践踏之后的余乱，帝位还没有归属，环视天下已无复真正的英雄，于是建立国号来顺应形势，天下也就顺服地没有人与他相争。等到年幼的继承人即位后，强臣夺取了帝位，这是形势使然，何况是五代这样的君臣关系呢！
周太祖郭威讨伐李守贞的时候，身处军中，仍然衣冠宽博、从容不迫；到了河中，修筑三座营寨来稳固自己的阵势（自己在城西筑寨，常思在城南筑寨，白文珂在城西的黄河边筑寨，征调五县丁壮三万人，修筑营垒来护卫三寨。李守贞屡次出兵攻击破坏，郭威随即修补。李守贞每次出兵必有损失，兵力粮食渐渐耗尽。周太祖四面攻打，李守贞与妻儿自焚而死。）。等到李守贞死后，赵思绾、王景崇相继投降，他们挟持着无法赏赐的大功，趁着危局起事，虽然最终登上了帝位，但宗族却先被诛戮了。世宗在高平之战中，首先诛杀樊爱能、何徽，以此整肃军法。于是向南割取江、淮之地，向西攻克秦州、凤州，向北收复关南地区。又兴办礼乐，审定法令，整顿政事，招揽贤才，在五代的君主中也可以称得上贤明了。可惜遭逢圣人（宋太祖）兴起，天命有了新的归属，自己不能自立于世。天地翻转，否极泰来，这也是自然的定数吧！
按：欧阳修史论说：周世宗在短短五六年间，收取了秦、陇之地（显德二年，攻克秦州、成州、阶州、凤州四州），平定了淮右（显德五年，攻克淮南十四州。），收复三关（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威震华夷。凭他英武的才干，可以称得上是雄杰。他向北收取三关，兵不血刃，史官还讥讽他轻视国家的重大事务。殊不知他是在权衡强弱、比较敌我形势之后，趁着契丹（述律太后当政）的危难时机，抓住了不可失去的良机。若不是精于决胜之道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由此看来，周世宗也称得上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了。
宋
私下听说本朝祖宗兵制中的完善之处，大概是能够深切鉴戒唐末五代的弊病所致。唐朝自从盗贼在皇陵一带兴起后，藩镇趁机割据，对外抗拒朝廷的命令，对内独霸一方。到了末期，朱温以编入户籍的残余盗贼身份，挟持宣武军的军队，蔑视睥睨朝廷，一定要等到天子的禁卫神策军被屠戮殆尽，把天子劫持迁往洛阳，才能得偿所愿。像李克用、王建、杨行密这些人并非不忠义，只是因为身处偏远之地、孤立的藩镇，虽然同盟想要救援王室，也都只能悲愤感叹，眼睁睁看着凶恶叛逆之事发生，始终不能派出一兵一卒向朝廷靠拢救援。昭宗身边的亲兵已经耗尽，朱温的党羽已经养成气候。杨行密等人局促在一方之地，起初只顾着蓄养训练自己的兵力，来不及迅速成事。这就是朝廷内外军力都很薄弱、导致篡逆之臣得逞的祸患所在。后唐庄宗聚集名将，掌握精兵，父子两代转战二十余年，才勉强灭亡了梁国。但他自恃有功而骄纵，兵制没能建立，不懂得防备内外的祸患。一人振臂高呼，内外便土崩瓦解。所以李嗣源本是因病退居私宅的旧将，起兵率领大军，与赵在礼在耳陵会合。反而运用庄宗直捣大梁的战术，径直袭取洛阳，趁着朝廷内轻外重的形势，几天之内就成就了大事。此后，耳陵一带的士兵最终恃功狂妄放肆，索求赏赐没有止境，以至于一支军队全被诛杀，鲜血染红了原野，明宗执政后局势才稍稍安定下来。像李从珂、刘知远、郭威，都是率领本镇的军队，直入中原，而朝廷
返用庄宗直捣大梁之术，径袭洛阳，乘内轻外重之势，数日而济大事。其后，耳陵卒恃功狂肆，邀求无穷，至一军尽诛，血膏原野，而明宗为治少定。如李从珂、刘智远、郭威，皆提本镇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听命者，循用庄宗、明宗之意也。
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壮士于帐下，立亲卫之兵，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败泽、潞，取淮南，内外兼济，莫之能御。当是时，艺祖皇帝历试诸艰，亲总戎旅。逮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功臣勋爵，优视公卿，官至检校、仆射、台宪之长，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郊祀赦宥，先务赡军飨士，金币绢钱无所爱惜。然令以威驾，峻其等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服其长，待之尽善矣。为更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转员之制，定其功实，超转资级，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又其下凛凛，每见事亲之惧。枢府大臣侍便殿，专主簿员，三日毕事。命出之后，一日迁徙，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则大指也。
器甲坚良，日课其艺，而怠惰无矣。选其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骁锐出矣。中都二方，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岁输所造于五库，故械器精劲，盈牣充积，前世所不逮。至纤至悉，举自宸断，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消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俄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盖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俘二广，平江南者，前后精兵不过二十余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
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备
译内外之人都拱手听命，这是沿用了庄宗、明宗的先例做法。
周世宗知道这个弊病，开始在帐下招募壮士，建立亲卫之兵，作为心腹得力之用。不到一年，军威大振，打败泽州、潞州的敌军，攻取淮南，内外兼顾，没有人能够抵御。就在这个时候，太祖皇帝历经各种艰难考验，亲自统领军队。等到顺应天命民心，气数归于自己之后，就亲自制定军制，纪律详尽周密。军队中，设置了亲卫、殿前禁军的名号；营伍中，建立了龙、虎、日、月的番号。有功之臣的勋爵，待遇优厚可比公卿，官职可达检校、仆射、台宪之长，还追封他们的父祖，恩荫他们的妻儿，荣耀的名号显赫的品级，全都赐予他们。郊祀大赦之时，首先致力于赡养军队犒劳士卒，金帛钱财毫不吝惜。然而以威严来统御，严格区分等级为一阶一级的法度；行动如同用兵打仗，使各级都服从其长官，对待将士可谓极尽完善了。制定更戍法，让士兵轮流出入戍守，不使他们对家室有所留恋。这样一来，异域他邦，也无法趁机萌生非分之心。仅仅经过三年，就再次轮换更戍。制定转员的制度，评定各人的实际功绩，越级晋升资历品级，以彼易此，不让上下之间的人情变得过于熟悉。而且下属常常心怀凛然戒惧之心，每次见到差事都心怀敬畏。枢密院大臣在便殿侍奉，专门主管名册人员，三天之内就办理完毕。命令发出之后，一天之内就要迁调完成，不得稍有停留。这就是祖宗制定军制、垂范立法的大旨所在。
兵器铠甲坚固精良，天天考核士兵的武艺，因此没有懈怠懒惰的人。选拔教官首领，严明军中的号令，精心配备军中的服饰，因此骁勇精锐之士都能显露出来。中都（京城）的两个方面，负责制造兵器，每十天呈报查看一次，称为旬课。每年把制造的兵器输送到五个武库，所以兵器精良锐利，充盈积储，是前代所比不上的。至于极细微、极琐碎的事情，都出自皇帝亲自裁决，臣下奉命执行，唯恐做得不够周到。其中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召见前朝那些怠慢朝命、恃功自傲的藩镇大臣，一天之内就把他们编列在皇宫的护卫行列之中，这些人都俯首伏地、惊骇冒汗，唯恐听命不及。改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等文臣代替他们担任地方长官，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消除了历朝历代跋扈骄横难以驾驭的祸患。每次召见藩镇大臣，朝令夕至，打破了百年来难以制约的积弊。使百姓能够在无穷的岁月里安享太平，这都是因为皇帝心意早已坚定、利害早已分明、刚毅果断必定施行的缘故。宋朝平定荆、湖，攻取巴、蜀，俘获二广，平定江南，前后动用的精兵不过二十余万人。京师驻兵十万，足以制服外部的变乱；外地各郡驻兵十万，足以制服内部的祸患。京师之所以没有内外祸患，原因就在于此。京城之内有亲卫各军，而京城之外各营列阵相望，这就是京城内外相互制约的军事布局。
京畿附近的营寨，屯驻的军队多达数十万人，其统兵将领、副将的地位与三路（相当，用来防范京城和天下的军队，这就是京畿内外相互制约的布局。不仅如此，凡是天下的军队都是内外相互制约的。用勇猛忠实的将臣，分别控扼西北边境的要道：何继筠镇守沧州、景州，李汉超镇守关南，用来防备……
北藩；郭进在邢州，以御太原；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遏西戎。倾心委之，谗谤弗入。来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僭伪诸国者，此也。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书佥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惟帑库独推曰军资库。盖税赋本以赡军，着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重，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赋税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营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赋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卫民。城郭与村乡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解之出入，士卒之役使，尽委二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
译北方藩镇：郭进驻守邢州，用来防御太原；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镇守通远军，用来遏制西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皇帝倾心委任他们，谗言诽谤听不进去。他们来朝见时必定升殿赐座，与皇帝对面饮食，赏赐十分优厚，事事都办得精致丰厚。这样才使得边境安然无事，能够集中力量去平定东南各个僭越称帝的伪政权，原因就在这里。州郡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虽然被召入京城居住，这叫作"遥授"。至于一个郡的实际事务，则完全按照军事体制来运作：守臣、通判，其名号衔头必定带有"军州"字样，他们的佐官也带"签书军事"之名。至于节度、观察、军事等事，唯独钱粮仓库单独推立名目，叫作"军资库"。这是因为税赋本来就是用来供养军队的，将其实质体现在一州官吏与仓库的名称上，是要使人们知道一州以军事为重，都明白应当以此为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专门以转运粮饷、供给军队为职责。不致力于苛捐杂税，也不抑制土地兼并，说："富户兼并了我的田地阡陌，也不过是替国家储藏财富罢了。一旦事态紧急、盗贼窃发、边境骚动，那些兼并来的财富也乐于拿出来输纳，反正都是我的东西。"所以赋税不增加，百姓没有愁苦叹息之声，士兵驻扎在州郡之中，百姓安居在乡里田间。对外的租赋足够供养军队，对内的兵甲足够保卫百姓。城郭与乡村相互依存，没有内忧外患，原因就在这里。一州钱粮的收支出入,士卒的差役调遣，全都交给通判去主管其事。哪怕只是一名士兵的多寡、一石米粮的微小之事，守臣都不能独自过问，这种防微杜渐的用意十分深远啊。
出铜虎符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观察、州三印：节度印随本使所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使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暮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田赋之属，则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军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分之守，俾得各归得屯。逐县置尉，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中，麾不相资也。
凡统驭施设、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究不少逾绳墨之外，事则必立，功则必就也。怒征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赏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殿直诉赏，则尽戮其将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心之所欲，而人尽死力。班太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同筒瓦，如诸王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诚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境之役，兵增至六十万；皇佑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故翰林学士孙朱，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足而已，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者，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之制，未有烦于今日者也。盖尝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佑一岁之入一亿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矣。其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以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迭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癃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相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指挥使、都虞侯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制之人，则众军自齐。责之既严，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本朝太平百余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兵者多，与兵之抑民者不少，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聚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北既置义勇军，韩琦急于备边，又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论其不可。熙宁中，命天下教阅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旋废置。盖兵虽可练而重扰也。恭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然则效法祖宗重规迭矩之成，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书？今日之浅拙，虽欲抽绎传载，有所不能知也！
译出铜虎符来调发军队，核验虎符机关是否吻合，不得擅自兴兵，用来革除伪造冒充的弊端。节度使、观察使、州这三种印信：节度使的印随节度使本人所在之处而行，节度使一职空缺时就交纳给有关官署；观察使的印由长吏使用；州印则白天交给录事参军掌管使用，到傍晚归还长吏。凡是节度使在藩镇任上，兵器仪仗、田赋等事务，属官就用节度使本人的印签署文书。所以任命将帅时一定要称"某军节度、某州军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须具备这三种头衔。称"军"是专门统领军队，称"管内"是总管辖境的风俗教化，称"刺史"是治理本州的军政。这是祖宗对唐朝制度加以增减改造，使军政、民政的事务各有职分所守，让它们各自得其所归。每个县设置县尉，捕捉盗贼，并辅以本县巡检的兵力。兵力不够就会合几个州巡检使的兵力，还不够就借助那些兼任兵马钤辖的地方长官。所以兵威强盛，那些鼠窃狗盗之辈，很快就被剿除扫荡。这是因为朝廷内外互相维系，上下互相制约，就像手臂运使手指、尾巴呼应躯干一样，各方指挥调度都能自行呼应，不必相互依赖。
凡是统御驾驭、设立制度、发布号令而人们不敢怠慢，原因就在于有功有过必定照章处理，赏罚分明罢了。赏罚分明，那么上下都会振奋努力，知道该以什么为准绳，奸邪之人也不敢稍稍逾越法度之外，这样事情就一定能办成，功业就一定能成就。太祖对征讨后蜀的大将们贪婪残暴十分愤怒，唯独曹彬没有沾染此弊，于是把他从客省使、随军都监，破格提升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来奖赏他。太祖在便殿检阅军队武艺，奖赏其中武艺出众的人，命令整个军营的将士都晋升官阶。至于荆罕儒战死，太祖责怪其部将不肯效死力，斩杀了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军士兵光天化日之下在集市上抢掠百姓，太祖一直杀到上百人才停止。川班殿直因争赏而闹事申诉，太祖就把他们的将校全部诛杀，并废除了这个编制。太祖曾说："我抚恤养育士卒，从不吝惜爵位赏赐。但如果谁触犯我的法度，那就只有用剑来处置了！"然而太祖神明的心机洞察一切，能顾及各方面而没有遗漏。他能体察人心所向往的东西，所以人人都肯为他效死力。从太原班师时，他对将士们说："你们是我的心腹爪牙，我宁可得不到太原，又怎忍心让你们因此受到伤害呢。"有人告发郭进修建宅第时用筒瓦，规格如同诸王之制，太祖却说："我对待郭进，难道会比对待自己的儿女差吗？"祖宗赏罚虽然分明，但诚意必定施及于人，所以天下人都愿为朝廷效命，军队虽然人数少却极其精锐。到咸平年间西北边境用兵时，军队已增加到六十万；皇佑初年，军队已达一百四十一万。所以翰林学士孙朱，号称擅长评论本朝兵制的人，他说："古代的兵制只求足够就够了，如今朝廷内外的军队有一百多万，却分为三四种，又分割为六七种用途。分为三四种的，是禁兵、厢兵、蕃兵；分割为六七种的，是那些名为士兵却不懂作战的人：负责漕运的是兵，从事劳役的是兵，修缮河防的是兵，供奉宗庙的是兵，饲养国马的是兵，年老体衰而白白坐吃粮饷的也是兵。前代的军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庞杂繁多的；前代的兵制，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繁琐的。曾计算过天下户口，有一千多万，从皇佑年间起一年的财政收入有一亿二千六百多万，而其中耗费在军队上的常常占十分之八，另外留在各州用以供养军队的又有几百万。总计户口和岁入的数目，以百万军队来推算，大约每十户人家就要供养一名厢兵，每十万财赋才能供给一名普通士兵。而禁卫士兵的供给，耗费又是普通士兵的好几倍，这怎能不使国家财政大为窘迫呢？加上长期积弊，又经过几十年训练不精，士气不振。挑选士兵只是清点人数走过场而已，征调借用时则重复虚报、滥竽充数。士兵已逃亡很久，但花名册上衣粮照常发放；士兵老弱病残不堪任用，却仍虚列名额凑数。"元丰年间，神宗对宰相吴充说："自祖宗以来，统制军队是有深意的。凡是统领京城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所辖的各个指挥部队，都设置都指挥使、都虞侯分别统领。凡是军中事务，只要责成分领统辖的将领负责，众军自然会整齐有序。对他们要求既严格，待遇也优厚。所以军校升迁，有的从行伍出身没多久，就已经升任到团练使的。至于各路，军校也不过各自统领一营罢了。本朝太平了一百多年，正是因为祖宗的法度完备存在，怎么可以轻易改动呢。"祖宗历代相承，他们爱护百姓的诚心，就好像出自同一个人。他们认为被征为兵的百姓已经很多，而士兵扰害压迫百姓的情况也不少，百姓不能再被过度困扰。所以张齐贤想要招募增加民兵，吕蒙正说："士兵终究是要从百姓中征调的。"真宗因深切顾虑此举会骚扰边地百姓，于是作罢。河东、河北已经设置了义勇军，韩琦急于加强边防，又想在陕西百姓中刺字征募义勇军。谏官司马光上书抗争，奏章长达数十万言，论述此事不可行。熙宁年间，朝廷命令天下教阅保甲，到元丰年间达到鼎盛，本是效法《周官》寓兵于农的用意，但不久又被废止。这是因为兵虽然可以训练，却会带来严重的扰民之弊。恭敬地想，祖宗凭借圣明神武，斡旋运筹天地四方，威服四方夷狄，这一切都根本于军事力量。其中精妙的用心，大概并不体现在表面的形迹之中。既然如此，效法祖宗层层法度所成就的治国之道，关键在于能否根本于圣明的心术，而这些心术方面的痕迹，又怎能用文字记载下来呢？像我今天这样见识浅陋笨拙的人，即使想从流传的记载中抽绎出其中的奥妙，也终究有所不能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