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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三

庙制图考。政书类二【仪制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庙制图考》一卷，是本朝万斯同所撰。万斯同字季野，是鄞县人。这部书综合汇通经史，折衷各家对庙制的说法。他认为宗庙不在雉门之外，《考工记》所说"左祖右社"，是根据王宫居中而言的，宗庙其实在寝宫之东，这大概本于蔡卞、朱子、易祓的说法。他又认为诸侯五庙，太祖庙居中，二昭庙居东，二穆庙居西，平行并列，这大概本于贾公彦的说法。他又认为自虞、夏、商、周以来，天子都设立七庙，只有周朝增设文、武二祧而成为九庙，这大概本于刘歆、王舜等家的说法。他又认为《大传》《小记》《祭法》《中庸》《诗序》《国语》《论语》中所说的禘祭，都是指宗庙的大祭，而不是圜丘祭天，这大概本于王肃的说法。于是他上溯秦汉，下至元明，凡是庙制的沿革变化，全都为之绘图，附在经文图之后，并加以文字说明，用功颇为勤勉，义理体例也相当明晰，比起明代季本的书要更为完备。书中所论虽有较大的问题，即尊崇王肃而黜斥郑玄，固执一偏之见，但通贯古今，条理分明，不能不说是精通经学的著作。王士祯记载万斯同所著书目中有《庙制图考》四卷，而此本只有一卷，恐怕是抄录者把它合并了吧。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庙制图考

鄞县万斯同撰

宗庙的制度，各家说法纷纭杂乱。历代帝王制定礼法，也因此有异同。若不折衷众说，又怎能归于一是？综合来看大致有几种说法：太庙居北，昭穆按次序分列，依次向南排列，这是孙毓的说法。太庙居中，各庙并列，没有上下之分，这是贾公彦的说法。周制七庙，把文、武二世室也计算在内，这是韦元成、郑康成的说法。周制七庙，不把文、武二世室计算在内，这是刘歆、王肃的说法。这些人都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各有依据，而王肃、郑玄两家的说法尤其是众说中的标的。自从同堂异室的制度兴起，近亲四庙的典制确定以来，先王遗留的本意，大概已经不复存在了。要想彰明盛世的规模，就必须恢复周公制定的原有制度。所以采用《王制》七庙的说法，参照刘歆三宗的说法，加以贯通融会，典礼便在其中了。作《庙制图》，四明万斯同题记。

《礼记·祭义》篇说："建立国都的神位，右边设社稷，左边设宗庙。"《周礼·少宗伯》掌管建立国家神位，右边设社稷，左边设宗庙。《考工记》说："工匠营建国都，左边设祖庙，右边设社稷。"疏文解释说："左右的说法，是根据王宫居中而言的。"朱子说："宫殿朝南向，宗庙在左边，那么宗庙就在寝宫的东边了。"按：天子设五道门，从外向内依次是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这里所说的大门，就是应门。它外面还有皋门、库门、雉门三道门。贾公彦解释诸侯五庙之制，说应门是中门，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那么庙门正好与路寝门并列，天子的制度也应当如此。朱子所说的"宗庙在寝宫之东"是对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则说宗庙在库门之内、雉门之外的左右两侧。陈祥道《礼则》说："建在观门之内，是不敢疏远祖先。""位置在观门之左，是不忍心把死去的祖先当作已死的对待。"观门，就是雉门，那么宗庙又在雉门之内、应门之外了。现在以朱子"寝宫之东"的说法为依据，如果按马端临、陈祥道的说法，那宗庙就在寝宫的东南方，而不是正东方了。按：《尔雅·释宫》说："西南角叫奥，西北角叫屋漏，东北角叫宦，东南角叫窔。"凡是神主都居于奥位

译，朝东。朱子注《论语》说"奥有常尊"就是这个意思。朱子又说："各庙室的制度，都是如此，神主都在西壁之下，朝东。合祭时太祖神主仍朝东如故，昭庙神主朝南，穆庙神主朝北。"朱子《殿屋说》又说："殿屋五间，前面都是堂，中间的后部为室。但堂室的南北共五架，北面两架之间为室，那么室只占一间，而正当两架之中，地方非常狭窄。"现在按《尚书大传》说"天子的堂，宽九雉，三分其宽取二为内堂，五分内堂取一为高"。雉长三丈，那么堂宽就是二十七丈。内堂是指东西厢序之内。三分取二，那么从东序到西序就宽十八丈。用十八丈的宽度分为一室、二房，那么室就不算窄了。"五分内堂"，把十八丈分为五份，就得三丈六尺作为堂的高度。高度宽度既然如此，朱子还嫌它窄，是为什么呢？考察唐代太庙，每室各三间；宋代每室二间。他们那种同堂异室的制度，尚且不止一间，那么周制可想而知了。《尔雅》说："室有东西厢的叫庙，没有东西厢只有室的叫寝，东西厢叫序，门旁的堂叫塾，庙中的通道叫唐，堂前的路叫陈。"按：东西厢，就是东西夹室。先儒认为先公的祧主，昭位藏在始祖庙的东夹室，穆位藏在始祖庙的西夹室。先王的祧主，昭位藏在文王世室的两夹室，穆位藏在武王世室的两夹室。合祭时就把神主从始祖庙中请出而合祭。天子有七庙，如今图中只画一庙，是举一例可以类推其余，其余的也不是方幅图纸所能全部画出的。凡是宗庙的制度，前面的庙用来供奉神主，后面的寝用来收藏衣冠，象征生前，前有朝堂，后有寝室。到了秦代才把寝建在墓侧，所以陵墓上更称为寝殿，而庙反而没有寝了，一直到唐宋，都沿袭未改。

周朝的制度，天子设七庙。晋代孙毓说："宗庙的制度，外面建都宫，里面各有寝庙，各有门垣。太庙在北面，左边是昭庙、右边是穆庙，依次向南排列。"宋代朱子的说法也是这样。

陈祥道《昭穆说》：父辈以明察居于下位，所以称昭；子辈以恭敬事奉上位，所以称穆。宗庙有依次迁毁的制度，而昭穆的名分一旦确定就不可更改。《春秋传》有的说：太王为昭，王季为穆；又说：文王为昭，武王为穆。这是世系次序上的昭穆，不可更改。《周官》冢人掌管公墓的地界，先王的墓葬居中，以昭穆分列左右。这是墓位上的昭穆，不可更改。《仪礼》说：卒哭之后第二天，按照昭穆的班次将神主祔入祖庙。《礼记》说：祔祭必须按照昭穆的次序，如果没有可祔的对象，就隔一代往上祔。这是祔位上的昭穆，不可更改。《司士》说：凡祭祀赐爵时，呼唤昭穆的次序而进爵。《祭统》说：凡赐爵，昭为一列，穆为一列，昭与昭按年齿排序，穆与穆按年齿排序。这是赐爵时的昭穆，不可更改。《大传》说：合族聚食，按昭穆排序。这是合食时的昭穆，不可更改。活着时赐爵、合食，死后祔庙，都按世代次序而不可更改。那么宗庙的昭穆制度就可以明白了。它的制度大概是祖庙居中，父辈的昭庙在左，子辈的穆庙在右。新死者如果该列为昭，就迁毁昭庙中最远的一位；新死者如果该列为穆，就迁毁穆庙中最远的一位。昭与昭排成一列，不必嫌疑子辈的地位凌驾于父辈之上；穆与穆排成一列，不必嫌疑父辈的地位屈居于子辈之下。就好比赐爵一样，孙辈与祖辈同列而不必嫌疑地位低者排在前面，父辈与孙辈同列而不必嫌疑地位尊者排在后面。也好比立尸一样，子辈不必嫌疑面朝南而坐，父辈不必嫌疑面朝北去侍奉他。这样看来，昭穆不能互相更换，也就不足为怪了。先儒认为：周朝把

译先公的木主藏在后稷庙中，先王的木主中穆位藏在文王庙，昭位藏在武王庙。从道理上说大概是这样。

按：昭穆的意义，本来是由于众神主合祭于太庙时，昭主朝南向，取其朝向光明而称为昭；穆主朝北向，取其朝向幽暗而称为穆。陈祥道说父辈以明察居下、子辈以恭敬事上，所以称昭穆，这种说法很错误。而且昭是穆的父辈，难道穆就不是昭的父辈吗？由此可知他的说法讲不通。

《仪礼·聘礼》篇：宾客入门后靠左边走，主君作揖后入内，每经过一道门、每转一个弯都要作揖。贾公彦疏解说：诸侯有三道门，即皋门、应门、路门，其中应门是中门，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入门后向东走，就到达太庙，这中间之所以会经过多道门，是因为诸侯有五庙，太祖庙居中，二昭庙居东，二穆庙居西，各庙都各设门，门外两边都有隔墙，隔墙中央设有通门。祖庙以西的隔墙有三道，那么侧门也有三道，向东走经过三道门才到达太庙。按：先儒的说法，大多认为太祖庙居北，左昭右穆，依次向南排列，唯独贾公彦的说法与众不同，但他的说法本于《仪礼》，并非没有依据，可以拿来参考。明代季本《庙制考义》采用诸庙并列的说法，而以太祖庙居西，四座亲庙依次向东排列，与贾公彦的说法又不同。《聘礼》说的是诸侯之礼，所以只有五庙，由此推知天子七庙也应当是并列的。有人问：孙毓的说法与贾公彦的说法，哪一个更优？回答说：贾公彦的说法更优，因为他大概是根据《仪礼》，而孙毓的说法没有依据。宗庙与寝宫是并列的，如果按照孙毓七庙依次排列的制度，那么从庙门到太庙，还要经过三座昭庙、三座穆庙才能到达，路程之遥远，不知有几百丈，太庙就应当在路寝的西北方，而不能与路寝并列了，这难道是先王左庙右寝的制度吗？况且按孙毓的说法，到武王时七庙已经齐备，此后要增设文、武世室，又该建在什么地方呢？只有依照贾公彦的说法，世室才可以建在太庙后面的两旁，对整体规制没有妨碍。所以我断定贾公彦的说法是正确的。

《礼记·祭法》篇说：天子设立七庙、一坛、一墠。分别是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都每月祭祀。远祖的庙叫祧庙，有两座祧庙，只在四时享祭时祭祀。祧庙以外再远的就设坛祭祀，坛以外更远的就设墠祭祀。坛、墠有祈祷时才祭祀，没有祈祷就不祭。墠以外更远的就叫鬼。郑康成注解说："祧的意思就是超，是超越、离去的意思。堆土为坛，扫地为墠。祭事完毕就把神主送回祧庙。"孔颖达疏解说："王考，就是祖父；皇考，就是曾祖父；显考，就是高祖父；祖考，就是始祖。"

《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庙共七座。"郑康成注解说："这是周朝的制度，殷朝则是六庙，契和汤加上二昭二穆；夏朝则是五庙，没有太祖，禹加上二昭二穆而已。"孔颖达疏解说："郑玄之所以知道天子七庙专指周朝，是根据孔纬《稽命征》说：唐虞设五庙，亲庙四座，始祖庙一座；夏朝四庙，到子孙时增为五庙；殷朝五庙，到子孙时增为六庙。《钩命决》说：唐虞五庙，亲庙四座，加始祖庙共五座；禹设四庙，到子孙增为五庙；殷朝五庙，到子孙增为六庙；周朝六庙，到子孙增为七庙。郑玄根据这些说法立论，所以说七庙是周朝的制度。周朝之所以有七庙，是因为文王、武王受天命称王，他们的庙不迁毁，作为二祧，加上始祖后稷以及高祖以下的亲庙四座，所以合计为七。至于王肃，则认为天子七庙，是指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的庙作为二祧，加上始祖及亲庙四座共七座。所以《圣证论》中王

译肃反驳郑玄说：'周朝文王、武王受命为王的庙不迁毁，是权宜之礼所致，并非正常庙数所应有。殷朝的三宗，是因为尊崇他们的德行而保留其庙，也不计入正常庙数之内。凡是七庙，都不能称作周室独有的制度。'《礼器》说：'有以多为贵的，天子七庙。'荀子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又说：'从上往下，依次递减二等。'如今如果天子、诸侯立庙都只到亲庙四座为止，那么君臣制度相同，尊卑没有区别，而礼制规定名位不同、礼数也应有差异，何况是君臣之间呢？又《祭法》说：'天子向下祭祀到殇及五世的来孙'，那么向下能祭到没有亲情关系的孙辈，向上却不能祭到没有亲情关系的祖辈，这不是很矛盾吗？《谷梁传》说：'天子七庙，而诸侯五庙。'《家语》说：'子羔问尊卑立庙的制度，孔子说：礼制规定，天子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又说：'远庙称为祧，有两座祧庙。'又有儒者反驳郑玄说：《祭法》说'远庙为祧'，而郑玄注《周礼》说'迁移的神主所藏之处叫祧'，这违背了经文的本意。郑玄又说'先公的迁主藏于后稷庙，先王的迁主藏于文王、武王庙'，这样就有三座祧庙了，怎么能说《祭法》中只有二祧呢？反驳郑玄的论点，一共有好几条，大致就是这样，不能全部列出。郑玄之所以坚持认为天子七庙专属周制，是因为马昭反驳王肃说：'按《丧服小记》记载王者立四庙，又引《礼纬》说夏朝没有太祖，只尊禹为宗，所以是五庙；殷人以契为祖、以汤为宗，所以是六庙；周朝尊崇后稷，又尊崇文王、武王为宗，所以是七庙。从夏到周，庙数最少不低于五，最多不超过七。'《礼器》说：'周朝旅酬礼有六尸，一人捧爵'，那么周朝就有七尸。七庙的说法由此可以明确了。如果现在把文王、武王排除在七庙之数以外，那既不能同祭，又不能享受四时之祭，这难道合乎礼制吗？所以汉代侍中卢植解说《毛诗》说：'二祧指的就是文王、武王。'《曾子问》说：'七庙不应有虚设的神主。'《礼器》说：'天子七庙，庙堂七间。'《王制》也说七庙，卢植又说这些都是根据周朝而言的。《谷梁传》说'天子七庙'，尹更始解说：'天子七庙，是根据周朝制度而言的。'《汉书》记载韦玄成等四十八人商议此事，都说：'周朝因为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石渠阁论议、《白虎通》也说：'周朝因后稷、文王、武王之故而特设七庙。'又张融谨慎考证《周礼》守祧一职有内侍八人，女祧每庙二人，从太祖以下加上文王、武王及亲庙共用七人，姜嫄用一人，恰好用尽。如果去掉文王、武王，那内侍就会少两人。《曾子问》记载孔子谈论周朝之事而说七庙无虚主，如果按王肃的说法，把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的庙与文王、武王合计为九庙，神主应当有九位，孔子为什么说七庙无虚主呢？所以说：'应以《周礼》和孔子的话为根本依据，《谷梁传》的说法以及《小记》为枝叶补充，韦玄成的议论、石渠阁论议、《白虎通》为证验。七庙的说法明确无疑，郑玄的说法更为可取。'这是张融申明郑玄观点的意思。而且天子七庙，是说有其人则设七庙，无其人则只设五庙。至于诸侯的庙制，即使有其人，也不得超过五庙，这就是天子与诸侯在七庙、五庙上的区别。王肃说'君臣制度相同，尊卑没有区别'，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又天子向下祭祀到殇位五代，并不是另外专门设立殇庙于七庙之外，而是庙数已满、祖先应当合祭祫祭时仍应当祭祀他们，而王肃说'向下祭祀没有亲情关系的孙辈，向上却不祭没有亲情关系的祖辈'，这也不是通达的

译论述。而且《家语》，先儒认为是王肃所伪造的，不足以完全依据。《周礼》中唯独后稷之庙保留不迁毁，按昭公七年《左传》说：'我怎敢忘记高祖亚圉。'注解说周人不毁他的庙，仍加以报祭，似乎高圉、亚圉的庙也不迁毁，这与郑玄的说法不合。所以马融解说：'周人只是报祭而不专门立庙。'"按：孔颖达这段疏文虽然专门阐发郑玄七庙的说法，但因为他援引的证据最为广博，所以全部收录于此。

　　以上总论庙制，以下按朝代分论庙制。

《家语》记载孔子的话："天子七庙，从虞舜到周朝都不曾改变。"罗泌《路史》、陈一中《通鉴冠编》也沿用此说。郑康成说"夏朝五庙、殷朝六庙"，这是纬书的说法，不可信。《祭法》说："夏后氏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那么颛顼是始祖就可以知道了。此图是根据夏帝杼时的情况来说的，没有列出夏朝初年的七庙，是因为鲧以上的世系难以考证。夏后氏尊禹为宗，是在夏帝槐的时候，帝杼升祔宗庙，凑满七庙之数，此时应当在三昭庙之上再建一庙，尊禹为不迁毁的庙。到夏帝芒的时候，帝槐升祔，帝启的庙将要迁毁，此时应当在三穆庙之上再建一庙，尊启为不迁毁的庙。到夏帝厪的时候，帝扃升祔，少康的庙将要迁毁，又应当在三穆庙之上再建一庙，尊少康为不迁毁的庙，与殷朝三宗的情况相同。这虽然古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用礼制推知。

郑康成根据纬书的说法，说商朝五庙，到子孙时增为六庙。现在考察《商书》所说"七世之庙，可以借此考察德行"，可见到太甲时，已经具备了七庙的制度。何况商朝原本是诸侯之国，成汤还未革命称王之前就已经祭祀五代祖先了，难道革命称王之后反而还遵守诸侯的旧制吗？所以现在定为七庙。

刘歆、王舜说："天子七庙，这是正法，宗庙不计入这个数目之内。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庙。"于是引商朝三宗作为依据。既然说宗庙不计入正数之内，那么七庙之外还另有三宗，就成了十庙。然而三宗既然已经立庙祭祀，难道能不祭祀成汤吗？那么殷朝自帝乙以后，应当有十二座庙了。

汉元帝永光年间，商议迁毁庙制。丞相韦玄成等四十四人上奏说："周朝之所以设七庙，是因为后稷是始封之君、文王武王是受命之王，所以这三座庙不迁毁，加上亲庙四座而成七庙。凡不具备后稷、文王武王那样功勋的君主，都应当在亲情已尽后迁毁其庙。"汉代议论庙制，实际上是从韦玄成开始的。

《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庙共七座。郑康成注解说："七座，是指太祖以及文王、武王的祧庙，加上亲庙四座。"孔颖达解释《祭法》说："去祧为坛，指的是高祖之父；去坛为墠，指的是高祖之祖。这些先祖不能享受四时的祭祀，如果有所祈祷，就把神主请出祧庙到坛、墠去受祭。"《周礼》夏官隶仆掌管五座寝宫的清扫。郑玄注："天子七庙，只有祧庙没有寝宫，因为不是至尊至亲，所以寝庙的制度不完备。"

按：祧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超越、离去的意思，郑玄所说"祧的意思是超"就是这个意思。一是宗庙的名称，《聘礼》所说"不腆先君之祧"，《左传》所说"其敢爱丰氏之祧"、"君冠必以先君之祧处之"，都是这个意思。郑玄又说"迁移的神主所藏之处叫祧"，他认为《祭法》中的二祧就是文王、武王的庙，那么先王的穆位神主藏于文王庙，先王的昭位神主藏于武王庙，固然可以称为祧。但如果先公的众神主藏在后稷庙中，又怎么能称为祧呢？《祭法》说"远庙为祧"，有两座祧庙，"享尝乃止"，并没有指明是哪些神主。郑玄、孔颖达却认为是指文王、武王二庙。既然武王因为尊崇他的功德而

译设为不迁毁之庙，那么尊崇的程度应当与后稷相当，怎么反而不能像高祖、曾祖等庙一样享受四时的祭祀呢？由此可知二祧其实是指高祖的祖父、高祖的曾祖，而不是指文王、武王二庙。郑玄解释《周礼》"五寝"，说"只有祧庙没有寝宫"，"不是至尊至亲，寝庙制度就不完备"。既然郑玄认为文王、武王是二祧，百世不迁毁，而他们的庙反而不设寝宫，有这样的礼制吗？况且周朝的王业是文王、武王创立的，论尊崇、论亲近有谁能超过他们呢？却说不是至尊至亲就不完备寝庙之制吗？那么《周礼》为什么说有五座寝宫呢？大概二祧是指五世、六世的祖先，正处在逐渐迁毁的过程中，他们的寝宫或许有所不完备。当周公制定礼制的时候，文王、武王还在四座亲庙之内，那时的二祧应当是指公叔、亚圉，或许他们不参与四时的祭祀，所以寝庙的制度也相应减省了。如果说周公祭祀文王、武王的规格低于后稷及四座亲庙，那一定是不对的。

刘歆说：殷朝的三宗、周朝的文王武王二庙，不计入世数之中。那么周朝就应当是九庙。九庙的说法，实际上是从刘歆开始的。

郑康成解释"天子九庙"，认为是太祖、四座亲庙加上文、武二祧。王肃说二祧是指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而文王、武王的庙则百世不迁，不计在七庙之内。刘歆的议论确立之后，朱子确定庙制时，也采用了这种说法。

朱子说："迁毁的次序，昭位始终是昭位，穆位始终是穆位。假设新的神主应当祔入昭庙，那么就迁毁其高祖的庙，把神主祔入左边的祧庙；把祖父的神主迁到高祖原来的庙中，而把新神主祔入祖父原来的庙中。祔入穆庙的情形，次序也是这样。大概祔入昭庙，那么各昭庙都要相应移动，而穆庙不动；祔入穆庙，那么各穆庙都要相应移动，而昭庙不动。所以虞祭的第二天要把神主祔入祖父之庙，大概是因为新神主将要代替占据那个位置，所以要举行祭祀，用来告知新旧神灵。"又说："凡是庙主平常在本庙的室中，都朝东；等到合祭于太庙的室中，就只有太祖神主依然朝东，作为最尊贵的位置。各昭位神主都排列在北窗之下而朝南，各穆位神主都排列在南窗之下而朝北。朝南是取其面向光明，所以称为昭；朝北是取其幽深遥远，所以称为穆。大概各庙的排列，是左边为昭、右边为穆；而合祭时的位置，则是北边为昭、南边为穆。以上世的次序来推算，一昭一穆固然有确定的次序，而它们各自相配的对象，也不可更换。但是它们平常各居本庙，各自作为一庙之主而互不相压，所以武王可以升进居于王季的位置，而不必顾忌尊于文王；等到合祭于祖庙时，王季的神主虽然已经迁移，但武王自然应当与成王相配，不能因为升进就居于王季原来的位置。文王作为穆位，也只是空出他所面向的位置罢了，那么即使朝北向，又怎么会妨碍他的尊贵呢？"

按：刘歆的说法，认为七庙是常制，宗庙不计入世数之中，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目。这样天子的宗庙数目或者是七、或者是九、或者是十一，没有固定的制度。照此推论，那么商朝太丁的时候，高宗还在七庙之内，加上成汤、太甲、太戊就成了十庙；周朝懿王的时候，武王还在七庙之内，加上文王就成了八庙。这样就不必拘泥于奇数，即使是偶数也未尝不可了。我私下怀疑，商朝的三宗，既然因为有功德而世代祭祀，那么周朝的成王、康王的功德不逊于太甲，周朝的宣王也不逊于武丁，为什么就不能世代享受祭祀呢？不仅如此，就连东迁的平王，也应当在不迁毁之列。看《左传》记载王子朝之乱时，单子在平宫与百官盟

译誓，注解认为平宫就是平王的庙，当时距平王已经过了十二代，而他的庙还存在，那么东周确实是尊平王为不迁毁之庙的。既然平王能够世代享受祭祀，又怎知成王、康王及宣王就不能世代享受祭祀呢？刘歆只看到商朝三位君主并称为宗，而宗庙中其余三位君主不称为宗，就据此立论，却不知道平王也未曾被称为宗，而东周仍然世代保留他的庙，那么成王、康王、宣王三位君主能够世代享受祭祀，也就可以推知了。《国语》说高圉、太王能够统率后稷开创的事业，所以周人报祭他们。《左传》说"我怎敢忘记高圉、亚圉"，注解说周人不迁毁他们的庙，加以报祭，可见文王、武王世室之外，周人还另有不迁毁的庙。九庙作为固定制度的说法，又从何谈起呢？就连鲁国作为诸侯国，在五庙之外，另外还有武宫、炀宫，而且在哀公初年，还有桓公庙、僖公庙，那么诸侯尚且不拘泥于五庙，天子又何必拘泥于九庙、七庙呢，这也就可以明白了。有人说，《左传》记载季文子因为鞌之战的胜利而建立武宫，昭公去世后，定公还未即位，季平子向炀公祈祷而建立炀宫，可见鲁国先前并没有二公之庙。至于桓公、僖公之庙，按理应当迁毁而没有迁毁，所以上天降下灾祸，这不是正规的礼制。回答说：这固然不错。但鲁国以周公为始祖，而另有鲁公世室，这就是六庙了。桓公、僖公二庙因遭灾而记载于经传之中，那些没有遭灾的，想必还有庄公、文公等庙，可见鲁国的宗庙数目尚且难以确定。诸侯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于是孔颖达申述郑玄七庙的说法，认为天子的宗庙，有其人就设七庙，无其人就只设五庙；至于诸侯，即使有其人，也不得超过五庙，这就是天子与诸侯的区别。那么《公羊传》说鲁公称为世室，《明堂位》说鲁公之庙为文世室、武公之庙为武世室，这又该怎么解释呢？由此可知七庙、五庙只是王者初定的制度，后世如果有贤明圣德的君主，就不能拘泥于这个作为定制了。

有人问朱子合祭时祖先和祖妣的位次应当如何安排？回答说：太祖神主朝东，那么昭穆南北向排列的神主，就应当以西方为上位。那么昭位的排列，依次是高祖偏西、高祖妣偏东，祖父偏西、祖母偏东，这样祖母就与孙辈并列而处于同一辈分，是顺理的。如果按余正父的说法，那就是高祖偏东、高祖妣偏西，祖父偏东、祖母偏西，这样祖父就与孙媳妇并列于同一辈分，是不顺理的。余正父的说法大概是根据汉代礼仪中"高祖朝南、吕后稍偏西"的记载，却不再从经文中求证，而只是拾取旧注中的一二条，执意认为是对的，这断然是不能改变他的看法的。

按：《周颂·雍》篇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仪礼·少牢馈食》篇中，祖与祖妣一同祭告，可见各庙的宗祏之中都藏有考妣二主。合祭的时候，祝官迎请各庙的神主进入太庙，三昭庙朝南面而列，三穆庙朝北面而列，依次向东排列，而始祖神主仍旧居于朝东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时祫。神主平时各自收藏在西墙的石龛中，称为祏。《左传》记载郑国原繁说："命令我的先人掌管宗祏。"卫国孔悝出逃时，带着祏一起走，都是这个意思。汉代礼仪中祏离地六尺一寸，祭祀时就在石龛下设座。汉代距古代不远，周代的制度可以由此类推。周代祭祀用尸，也应当坐在石龛之下。《礼记》说周朝旅酬礼有六尸，大概是三昭三穆各有一尸，加上始祖就成了七位。各庙都有考妣二主，而只有一位尸，是因为周朝只有丧祭时才男用男尸、女用女尸。如果是宗庙的吉祭，那就用一位尸统摄考妣二主，没有女尸。既然没有女尸，又

译怎知六庙的祖妣神主都被迎入太庙呢？《曾子问》说"五庙、七庙都没有虚设的神主，只有合祭祖庙时才没有专设的神主"，由此可以知道这一点。朱子纠正余正父的错误，他的说法最为恰当，但他所绘的图只画到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还不符合六尸的说法，所以现在特地加以补充。朱子又说各昭位神主都排列在北窗之下而朝南，各穆位神主都排列在南窗之下而朝北，这里还需要再辨析。各穆位神主排列在南窗之下，这是对的。考察礼制，室中只有南窗，没有北窗，而且始祖神主朝东，靠近南边，离奥位不远，如果昭位神主排在北窗之下，那就离始祖太远了，昭穆的席位就不对了。何况屋漏之处尚且有阳厌之礼，如果让第一昭位神主逼处在西北角，又怎么能作为行礼之地呢？

　　附录

《书·舜典》："禋于六宗。"【张髦注：指三昭三穆。】

《书·咸有一德》："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这是《古文尚书》，郑康成没有见过，所以说商朝六庙。】

《周礼》：守祧掌管守护先王、先公的庙祧，他们遗留的衣服收藏在其中。将要祭祀时，就分别把衣服授给尸。祭仆负责国丧时到小庙祭告【注：始祖庙叫大庙，高祖以下的庙叫小庙】。

隶仆负责国丧时到小寝、大寝祭告【这就是庙中的寝，始祖庙叫大寝，高祖以下的庙叫小寝】。

《礼记·礼器》：礼制中有以数量多为尊贵的，天子设七庙，诸侯设五庙，大夫设三庙，士设一庙。

《祭法》：天下拥有王者的人，划分土地、建立邦国、设置都邑，设立庙、祧、坛、墠而加以祭祀，这是为了体现亲疏多少的等级差别。所以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墠，分别是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都每月祭祀。远庙叫祧，有两座祧庙，只在四时享祭时祭祀。祧庙以外的设坛，坛以外的设墠，坛、墠有祈祷时才祭祀，没有祈祷就不祭。墠以外更远的叫鬼。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分别是考庙、王考庙、皇考庙，都每月祭祀，显考庙、祖考庙只在四时享祭时祭祀。祖庙以外的设坛，坛以外的设墠，坛墠有祈祷时才祭祀，没有祈祷就不祭。墠以外更远的叫鬼。大夫立三庙、二坛，分别是考庙、王考庙、皇考庙，只在四时享祭时祭祀，显考、祖考没有庙，有祈祷时设坛祭祀，坛以外更远的叫鬼。适士立二庙、一坛，分别是考庙、王考庙，只在四时享祭时祭祀，显考【郑玄注：显应当作皇】没有庙，有祈祷时设坛祭祀，坛以外更远的叫鬼。官师立一庙，即考庙，王考没有庙而附祭于考庙，坛以外更远的叫鬼。庶士、庶人没有庙，死后就称为鬼。

《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庙共七座。诸侯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庙共五座。大夫三庙，一昭一穆，加上太祖庙共三座。士设一庙，庶人在寝室中祭祀。

《曾子问》："庙中可以有两个神主吗？"孔子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郊祭、禘祭、社祭，都不能有两个至尊。这不合乎礼制。从前齐桓公屡次出兵征战，制作假的神主随军而行。等到回国后，把假神主也藏入祖庙，于是庙中有了两个神主，这种做法就是从齐桓公开始的。"曾子又问："古时候军队出征，一定要用迁庙的神主随行吗？"孔子说："天子巡狩，要用迁

译庙主出行时,收藏在齐车里,这是说一定要有所尊崇。现在却拿七庙的神主一起出行,那就错了。"“至于七庙、五庙,平时不应有虚设的神主。神主之所以空虚,只有在天子驾崩、诸侯薨逝,以及国君离开本国,或者在祖庙举行祫祭的时候,才会出现没有神主的情况。我听老〇说过:‘天子驾崩,国君薨逝,祝官便取各庙的神主收藏到祖庙,这是合乎礼的。等到卒哭之礼完成之后,各神主再各自返回本庙。国君离开本国,太宰取各庙的神主随行,这是合乎礼的。在祖庙举行祫祭时,祝官便迎请四庙的神主,神主出庙、入庙都必须清道。’”

译仲尼燕居》说：郊祭、社祭的意义，是用来施仁于鬼神的。尝祭、禘祭之礼，是用来施仁于昭穆列祖列宗的。明白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理国家大概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罢了吧？

《曾子问》说：「只有在祖庙举行祫祭时，是不专设神主的。」

《周礼·大宗伯》说：用肆献祼之礼祭享先王，用馈食之礼祭享先王，用祠礼在春天祭享先王，用禴礼在夏天祭享先王，用尝礼在秋天祭享先王，用烝礼在冬天祭享先王。【注：肆献祼、馈食排在四时祭之前，指的就是祫祭和禘祭。说祫祭用"肆献"，说禘祭用"馈食"，是互文见义、彼此补充】司尊彝掌管：凡是四时祭祀之间举行的祭祀，追享、朝享，行祼礼时用虎彝、蜼彝，都配有舟。【郑司农说：追享、朝享，指禘祭、祫祭，因举行在四时祭祀之间，所以叫"间祀"。黄氏说：禘祭，是追祭祖先所由出的始祖，所以叫"追享"】大司马：仲夏教习"茇舍"，随后借夏猎所获禽兽献祭，用来举行禴祭；仲冬教

译习大阅，随后借冬猎所获禽兽献祭，用来举行烝祭。

《仪礼·丧服》篇说：都邑的士，懂得尊崇父庙；大夫和学士，懂得尊崇祖庙；诸侯的尊崇及于太祖，天子的尊崇及于始祖所由出的那位祖先。尊贵者尊崇之礼向上延伸得远，卑微者尊崇之礼只向下延伸。

《周易》既济卦九五爻说：「东邻杀牛（盛大祭祀），不如西邻举行简薄的禴祭，实实在在地承受了福佑。」

《尚书·洛诰》说：「王在新建的都邑，举行岁末的烝祭。祭文王用赤色牛一头，祭武王也用赤色牛一头。」《盘庚》说：「现在我要向先王举行大祭，你们的祖先也将随同一起享受祭祀。」《诗经·商颂·那》说：「顾念我举行的烝祭、尝祭，是成汤子孙所奉献的。」《小雅·天保》说：「举行禴祭、祠祭、烝祭、尝祭，祭祀先公先王。」《楚茨》说：「历来举行烝祭、尝祭，有的陈列祭品，有的奉献祭品。」《鲁颂·閟宫》说：「秋天就举行尝祭，夏天就给牛加上楅衡以备秋祭。」《毛诗序》说：「《商颂

译·长发》，是歌咏大禘之祭的诗。」《周颂·雝》：「是禘祭文王的乐歌。」

《春秋》记载：桓公八年正月己卯举行烝祭，五月丁丑又举行烝祭。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存粮的御廪失火，乙亥举行尝祭。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在庄公庙举行吉禘之祭。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将僖公夫人神主一并奉入太庙。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在太庙举行大祫，把僖公神主提升位次。十三年秋七月，太室屋子毁坏。宣公八年六月辛巳，在太庙举行祭事，仲遂在垂地去世；壬午仍举行绎祭，跳万舞而撤去籥舞。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在武宫举行祭事，籥舞刚入场，叔弓便去世，于是撤乐完成祭事。定公元年九月，立炀宫。八年冬，依次序祭祀先公。

《左传》：桓公五年，「始杀」时节举行尝祭【建酉之月】，「闭蛰」时节举行烝祭【建亥之月】。襄公十年冬，宋公在楚丘设宴款待晋侯，请求用「桑林」之乐。荀罃推辞不敢当，荀

译偃、士匄说：「诸侯之中只有宋、鲁的礼乐值得观摩。鲁国有禘祭之乐，宴请宾客也使用它。宋国用桑林之乐宴享国君，不也可以吗？」十六年冬，穆叔到晋国聘问，并说明齐国的事。晋国人说：「因为我们国君尚未举行禘祀【晋悼公死于十四年十一月】，百姓也还未休养生息，不然岂敢忘记？」昭公十五年春，将在武公庙举行禘祭，告诫百官。梓慎说：「举行禘祭那天，恐怕会有灾祸吧？我见赤黑色的妖气，不是祭祀的祥瑞，是丧事的气象，恐怕应验在主持祭事的人身上吧？」二月癸酉举行禘祭，叔弓主持祭事，籥舞刚入场他就去世了，于是撤乐完成祭事，这是合乎礼的。二十二年，将在襄公庙举行禘祭，跳万舞的只有两人，其余的都到季氏家去了。定公八年冬十月，按昭穆次序祭祀先公并祈祷。辛卯，在僖公庙举行禘祭。

《公羊传》说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大事是什么？就是大祫。大祫是什么？就是合祭。祫祭怎样进行？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

译神主也都升入太祖庙合祭。每五年举行一次殷祭。【《谷梁传》说法相同】桓公八年举行烝祭，《公羊传》说：春祭叫祠，夏祭叫禴，秋祭叫尝，冬祭叫烝。

《国语》说：举行郊祭、禘祭这样的大事，就要用「全烝」。天子举行禘祭、郊祭，必定亲自射杀祭牲，还要亲自舂治郊禘所用的祭品。郊祭、禘祭所用的牲畜，不过茧栗那么大。有虞氏禘祭黄帝，以颛顼为祖，郊祭尧，以舜为宗。夏后氏禘祭黄帝，以颛顼为祖，郊祭鲧，以禹为宗。商人禘祭舜，以契为祖，郊祭冥，以汤为宗。周人禘祭帝喾，郊祭后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幕能继承光大颛顼的事业，所以有虞氏用「报」祭祭祀他。杼能继承光大禹的事业，所以夏后氏用「报」祭祭祀他。上甲微能继承光大契的事业，所以商人用「报」祭祭祀他。高圉、太王能继承光大后稷的事业，所以周人用「报」祭祭祀他们。凡禘、郊、宗、祖、报这五种祭祀，都是国家的祀典。【这是柳下惠说的话】

译

《尔雅》说：「禘，就是大祭。」

以上是祀典。

《史记》记载：秦二世元年，命群臣商议尊崇始皇帝之庙的礼仪，大家都说：「古时天子设七庙，万世不依次毁去。如今始皇帝的庙是『极庙』，天子按礼应亲自奉酒祭祀始皇庙。从襄公以下依次毁去，共设七庙。」群臣按礼进献祭祀，尊始皇庙为历代帝王的祖庙。按：秦所设的七庙，应是献公、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七位国君，但当时未必把献公当作始祖，所以不敢随便画图说明。史书说「襄公以下依次毁去」，大概是把襄公当作始祖吧？不然，襄公距始皇已隔二十九代，为何还在七庙之中？史书说「襄公开始受封为诸侯，被当作始祖来祭祀应当无疑」，只是始祖没有迁毁之礼，而史书却说「襄公以下依次毁去」，这应当是说除襄公之外，襄公以下的国君依次毁庙，并非说襄公也在被迁毁之列。只是史文简略隐晦，导致后人不能明白罢了。既然把襄公当作始祖，那么排在昭穆序列中的，应是孝公以下六位国君，二世以后的君主不附祭

译于始皇庙，而是附祭于其他七庙，施行依次毁去的礼制。按：设立宗庙是为了聚合祖先，所以《周易·萃卦》的《象传》说：「先王因此祭享上帝。」设立宗庙，从来没有想尊崇父亲却轻视祖先、不与祖先同庙祭祀的道理。而且祭祀必须由君主亲自主持，才能使一气相通感应，神明降临。二世只祭祀始皇，却命群臣祭祀七庙，这是什么礼制呢？二世本不值得苛责，但群臣一味迎合上意，苟且附和，这是君臣双方都有过失啊。

按：高帝刚平定关中时，就命萧何建造宗庙，可见长安有宗庙的历史很久了。但那时太公还健在，不知当时所祭祀的是哪位神主。晋灼根据《三辅黄图》说，高庙在长安城门街的东边，并不在宫寝的左边，这与古制不同了。此后文帝崇尚节俭，自己建造顾成庙，在长安城南，规模低矮狭小。景帝以后，大多是皇帝在世时就为自己建庙。景帝的庙叫德阳宫，武帝的叫龙渊宫，昭帝的叫徘徊宫，宣帝的叫乐游宫，元帝的叫长寿宫，成帝的叫阳池宫，都各自分开建在一处，不与高庙相连属，所以无法为它们画出统一的图。原

译庙在长安北城外渭水以北的原野上。高帝已在京城有庙，此处又建庙，所以叫「原庙」。

《汉旧仪》记载：高庙的堂上，东西宽五十步，南北长三十步。祭祀那天要竖立旗帜，堂下敲响十枚千石重的大钟，声音传播百里之外。寝庙，是模仿死者生前的样子设置衣冠，每天四次进献食物，卧床、帷帐一应俱全。原庙、宗庙【原庙和宗庙本是两处，所以合称「原宗庙」】：朝廷举行大典礼，分封诸侯王，用酎金祭祀原庙、宗庙。按：周代庙制，前面是堂，后面是室，两侧是房，神主安放在靠近奥的位置，朝东而立。汉代的制度仍是如此。《汉旧仪》说，安葬完毕后把神主收入木函，藏在庙内太室西墙的凹龛中，皇后神主在皇帝神主右边，这就是证明。

译大长秋，是宦官侍从官的名称。把五世处士萌与高皇、大皇帝共立一庙，武皇帝单独立一庙。这一年冬天，洛京的庙建成，因为亲属关系已尽，把处士的神主迁到园邑，迎请高皇以下的神主共立一庙。景初元年，郡公上奏议定七庙之制，请求以武皇帝为太祖，文皇帝为高祖。皇上预先拟定自己的庙号为烈祖，在太祖庙北设立二祧，左边是高祖昭祧，右边是烈祖穆祧，都世世代代不予毁废。其余四庙则因亲属关系已尽而依次迁除。

译按古礼，祖先中有功者称"祖"，有德者称"宗"，宗庙中只设一位祖，没有三位祖同时并立的道理。何况是活着的时候就自称为祖呢？魏国的君臣不学无术，实在太过分了！

按《晋书》记载，尚书省曾行文询问太庙的制度，说太庙南向共七室，北向的阴室又有七室，问皇帝和皇后的神主是否应该共同安放在这七室之中。太常贺循回答说："皇后地位配享于皇帝，尊贵仅次于帝，神主应当同处一室。"考察尚书所问这件事，是在西晋时期，由此可知晋初的庙室是南向而设的。晋代的庙制，只以世代先后来排定昭穆，不以位次排定昭穆，所以景帝、文帝虽是兄弟却同列为"穆"，各占一室，此后凡是兄弟相继为君的都是这样处理，所以这六代人竟有七室之多。古时候的宗庙必定设有"寝"，汉代还是如此，到晋代才没有了寝室，而是另外设了阴室祭祀七位皇后，不与皇帝合用一块神主牌位，这尤其违背礼制。而武帝时杨元后擅自在文帝之下另立一室，使庙室增至八间，更加是渎乱礼制、于经无据了。

晋武帝接受禅让后，追尊祖父宣王为宣皇帝，伯父景王为景皇帝，父亲文王为文皇帝。太始二年，有关官署请求建立七庙，武帝因其工程浩大，下诏暂且只立一庙。不久采纳了廷臣的建议，就沿用了魏国原有的宗庙。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颖川府君、京兆府君以及宣帝、景帝、文帝三帝，作为三昭三穆【景帝、文帝因是兄弟而同列为穆】。当时宣皇帝还没有升为始祖，太祖之位空着，虽然祭祀了七位帝王，实际上只有六代人，这是采用了王肃的主张。这一年七月，在中门外的左侧建立新庙，庙内分为七室以祭祀七位神主。太始六年，庙室崩塌，廷臣又请求建七庙，武帝认为一庙七室在礼制上并无废缺，在人情上也能叙序，不必拘泥古制，于是改在宣阳门外重建。武帝驾崩后，迁出征西将军的神主；惠帝驾崩后，迁出豫章府君的神主。

元帝即位，按世代次序本应继承武帝，于是就以武帝为父辈（祢），这是借用了光武帝继承元帝故事的先例。当时京都已经沦陷，就在建康新建了宗庙。不久因怀帝升祔太庙，便迁出颍川府君的神主。庙室虽然仍是七间，实际上只有五代，这是采用了刁协的主张，把惠帝、怀帝当作兄弟而分为两代来算。太常贺循则极力主张："当今皇上应当上承世祖（武帝），而不是承接惠帝、怀帝，应当重新祭祀豫章、颍川二府君，以凑足三昭三穆之数。"太数、卫恒、温峤等人也都赞同这个说法，于是又把已迁出的两位神主重新请回庙中。大概晋朝制度一定要让在位的君主本人事奉六代祖先【始祖之位空着，所以只算六代】，而不把已经升祔的皇帝算在世数之内，所以惠帝、怀帝、愍帝都排在昭穆之外，而以豫章府君到武帝算作六代。

元帝驾崩后，又迁出豫章府君的神主，庙室的坎位仍是十间。元帝的神主排在愍帝之下。明帝驾崩，成帝即位，又迁出颍川府君的神主。当时正扩建太庙，三位被迁出的神主一并放回西储，称之为"祧"。成帝驾崩后，康帝因是成帝的兄弟、属同一代而不迁出京兆府君的神主，只是把庙室增加到十一间。元帝的神主曾一度排在愍帝的庙室之下，这是合乎礼制正统的。但既然位置排在愍帝之下，那么愍帝就应算作昭，元帝就应算作穆。于是虽然位次居下，但世代次序仍与惠帝、怀帝一样算作穆。所以明帝上祀六代，从颍川府君直到元帝，而愍帝并不在昭穆之中。晋朝的制度，庙的两旁各有一间房，名叫东储、西储，用以比拟古代的夹室，迁出的神主全都收藏在西储之中。康帝时，元帝与怀帝同为穆，明帝与愍帝同为昭，仍然只是三昭三穆。

康帝驾崩，穆帝即位，把京兆府君宣帝的神主迁祧，放在第一室。但仍列在三昭之中，虽然身处始祖的位置，却还没有位列三昭三穆之上而被尊称为始祖。穆帝驾崩后，哀帝、废帝相继即位，因为是兄弟同属一代，没有可祧迁的神主，只是增加庙室罢了。穆帝时，元帝与惠帝、怀帝同为穆，明帝与愍帝同为昭，康帝与成帝又同为穆，也仍是三昭三穆。

简文帝以元帝

译之子的身份即位，仍然祭祀颍川府君、京兆府君。到元帝为止共六代，宣帝的神主大约排在第三室，愍帝以下都不在三昭三穆之中。查考元帝当初升祔时神主排在愍帝之下，不知是什么时候被抬升到愍帝之上的。这一定是简文帝想要尊崇自己的父亲，所以把他的神主抬升了。此后，简文帝的神主又被排在成帝之上。

孝武帝驾崩，安帝即位，祧迁京兆府君的神主，宣帝的神主又回到第一室。但从宣帝到孝武帝也只有六代，其位次仍在昭穆之内，始祖之位仍然空着。安帝驾崩后，恭帝以弟弟的身份继位，从孝武帝以上仍是六代，直到恭帝在位期间，晋朝灭亡，宣帝始终没有能够正式取得始祖的地位。《晋书》说孝武帝十二年重新建造太庙，正室共十四间，东西储各一间，合计十六间。今考自京兆府君到简文帝共十五位皇帝，应当是十五室，而书中说正室十四间，是记载有误。皇帝奕已被废为海西公，不在宗庙祭祀之列。

按王肃解释天子七庙之制，极力主张《王制》中三昭三穆的说法，而晋武帝正是王肃的外孙，所以晋代议定礼制都遵循他的说法。太祖时初建宗庙，祭祀征西将军以下七人为三昭三穆，而特意空出太祖之位，大概是想等到四代都被祧尽之后，再把宣帝奉为太祖。此后多有兄弟相继为君、算作一代的情况，所以庙式虽然满了，世数却未足。加之又过分拘泥于王肃的说法，一定要在太祖之下凑足三昭三穆，而其世代数目又不把已经升祔的皇帝计算在内，一定要让在位的皇帝向上奉祀满六代。所以元帝在位时，祭祀武帝以上六代，而不把惠帝、怀帝、愍帝列入昭穆；康帝在位时，祭祀明帝以上六代，而不把成帝列入昭穆；简文帝在位时，祭祀元帝以上六代，而不把明帝、康帝、穆帝、哀帝列入昭穆。到昭帝、恭帝二帝时，宣帝本应正式取得太祖之位，然而从孝武帝到宣帝，世数只有六代，所以虽然进居第一室，仍然列在三昭之中，不能正式取得太祖的地位。大概整个晋朝始终不曾祭祀到七代，虽然一庙扩建到十六室，太祖之位却始终空着。宣帝虽有太祖的称号，终究没能真正登上太祖的地位，这也是古今少见的事情。按迁毁的礼制，应当以已经升祔的神主来计算，比如康帝时成帝升祔，向上数到宣帝，正好是七代，宣帝理应正式取得太祖之位了。可是康帝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不把成帝列入三昭三穆之内，太祖之位仍然空着，这是什么礼制呢？大概自从元帝重新祭祀豫章府君、不把惠帝、怀帝、愍帝列入昭穆之后，后世就沿袭这一做法定为常制，以致到晋朝灭亡为止，太祖始终虚位以待，这实在是严重违背礼制【元帝既然祭祀颍川府君，那么从颍川府君到愍帝已经是四昭四穆，只是就元帝而言，正好是三昭三穆罢了。晋代讨论昭穆都是这样处理的】。兄弟同列一个昭穆位次、合算作一代，这种做法用在士大夫家族中还可以。如果是继承天下大统的人，作为前任皇帝的继承人，难道不是三代通行的礼法所讲的"为人后者为之子"吗？为什么要按兄弟关系来算呢？于是不采纳刁协的正确论断，反而听从贺循荒谬的说法，其弊端发展到一座殿堂上竟设有十五六间庙室，新的神主超越旧的神主，众多神主混杂无序，这难道能称得上懂礼吗？当初元帝想亲自祭祀惠帝、怀帝，被廷臣阻止，此后就沿袭成了惯例。像简文帝对于成帝、康帝来说是堂叔，对于穆帝、哀帝来说是堂叔祖，他不亲自祭祀已经是不合礼制了。至于元帝，是惠帝、怀帝的弟弟，竟然也不肯亲自祭祀，这是为什么呢？活着的时候曾在朝堂上持圭朝拜，死后却不能在宗庙中亲执祭器受祭，君主骄纵、臣子谄媚，两方面都该受到讥评，这也是端临马氏之所以极力指责这一失礼之处的原因。陈藏《道藏主说》记载："《开元礼义鉴》说：藏放神主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据许慎《五经异义》说：『神主藏在庙室西壁之中，以防备水火之灾。而且地道以右为尊，是因为神灵属于幽阴之属。』又说：『为什么神主要藏在室中？』《江都集礼》说：『太祖庙室的北壁之中，堂上没有藏神主的地方，所以藏在室中。』

译"

按神主的形制，经书中没有记载。何休说神主的形状方正，中间穿孔通向四方。天子的神主长一尺二寸，诸侯的长一尺。卫次仲说：右边的神主八寸，左边的神主七寸，宽厚三寸。右边的是父亲的神主，左边的是母亲的神主。汉代旧仪：皇后神主长七寸，图版九寸；皇帝神主长九寸。这些说法多有不同。但正庙的神主，各自收藏在本室的西壁之中；已迁毁之庙的神主，则全部收藏在太室的北壁之中，离地六尺一寸。《大戴礼》《五经异义》《江都集礼》所传述的都是这样。从东汉到隋唐，庙制与古制不同，迁出的神主有的藏在西储，有的藏在西夹室。至于正庙的神主，虽然各自藏在西壁之中，但皇帝和皇后却分别设立石埳来安放，这不合乎礼的本意。据此可知，隋唐以前的神主都藏在庙室的西壁之中。

魏明元帝时，在白登山建立道武帝庙，每年一次祭献。又在白登山之西建立昭成、献明、道武三帝的庙。此后魏迁都平城，建立宗庙，尊奉平文帝为太祖。到孝文帝初年，庙室已满七间【平文、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献文，共七位神主】。太和十五年，孝文帝认为道武帝开创基业的功劳高于平文帝，于是把平文帝的神主祧迁出去，改尊道武帝为太祖。庙室因此空出一间，孝文帝留着这一室等自己驾崩后使用。

按魏朝历代皇帝之中，论功劳没有高过道武帝的，尊他为太祖，是应当的。但平文帝称太祖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一旦夺去他的名号转给别人，就不合适了。而且恭穆帝没有登过帝位，却被列在七庙之中；献文帝本来也没有特殊的功业，却被加上"显祖"的尊号，这些都不合乎礼制。至于庙原本设七室，因为改换了始祖，就空出一室来等待自己，这在以前的典籍中是没有听说过的先例。孝文帝号称贤明的君主，尚且有这样的过失，可见能真正恪守礼制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宋武帝即位后，追尊父亲晋陵郡功曹刘翘为孝皇帝，建立七庙祭祀。他的祖父、父亲以及武帝本人升祔之后，都依照昭穆的次序排列，空出始祖之位，做法与魏、晋相同。

齐高帝兴起后，尊奉父亲右军将军萧承之为宣皇帝，也建立了七庙。

梁武帝接受禅让后，庙室的数目与宋、齐相同，同一殿堂分为不同的室。追尊父亲丹阳尹萧顺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百代不祧毁。太祖以上的三昭三穆，依次逐代迁毁。

陈朝依照梁朝的制度，也是七庙。按以上四个朝代都说是"七庙"，其实不过是一庙分为七室，用来祭祀七代祖先，并不是真的有七座宗庙。

北齐文宣帝即位后，建立六庙，尊奉父亲齐王高欢为献武皇帝，兄长高澄为文襄皇帝，这两庙世代不祧毁，以上按照迭次迁毁的常例处理。

后周闵帝接受禅让后，建立五庙，追尊祖父宇文肱为德皇帝，父亲周国公宇文泰为文皇帝，庙号太祖。这两庙世代祭祀不迁，曾祖以上的三庙依次迁毁。此后明帝驾崩，庙号称代宗；武帝驾崩，庙号称高祖，也都是世代祭祀不迁的。

隋文帝革命建国，建立四亲庙，同一殿堂分为不同的室，祭祀高祖太原府君、曾祖康王、祖父献王、父亲太祖武元皇帝。仿照祖先依次迁升的做法，太祖之庙则不迁。炀帝即位后，建立七庙，太祖、高祖（即隋文帝）各占一殿，比拟古代的文、武二祧庙与始祖庙，都世代不祧毁，其余则分室祭祀。

唐高祖武德元年，建立四亲庙，追尊高祖为宣简王【即凉武昭王李暠】，曾祖为懿王【即凉王李歆】，祖父为景皇帝【唐公李虎】，父亲为元皇帝【唐公李昺】，庙分四室。此后又尊奉宣简公为宣皇帝，懿王为光皇帝。

按经传都说天子设七庙，说四庙的，只有《礼记·丧服小记》如此记载。诸侯尚且要立五庙，怎么能说天子只有四庙呢？然而只有夏商周三代兴起的时候，他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诸侯，所以革命建国之后，就能立即具备七庙的规制。如果先前没有任何世系传承，是从草莽中崛起的，他们的祖先世系甚至有茫然不可知的，怎能拘泥于七庙的定制呢？那么只建立四亲庙，来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的做法。后世建立四亲庙的做法，是从东汉光武帝开始的，他从南顿君以上的祖先，本应追加尊号，可是庙祀随即废止，谥号也终究没有加

译上，这被君子所非议。魏晋以后，虽然也知道要追祀四亲，但对于官职高的祖先就加以尊号，对于身份低微、只是布衣末秩的祖先，大多没有加以褒崇。这是因为他们本就轻视自己的先人，认为不足以承当帝王的称号。殊不知追尊先王、上溯祭祀，是古代典章中明明白白记载的，哪有子孙做了帝王，而祖先却仍然沿用旧日称号的道理呢？唐朝的献祖、懿祖，起初固然只是在西凉称王，但太祖、世祖却是承受北周之命、受封为上公爵位的。唐朝的基业虽然是在唐太宗手中开创的，但根基实际上是从唐国公开始建立的，那么加给他尊贵的谥号，是谁能非议的呢？我私下奇怪，当初建庙之时，为什么不干脆把景皇帝定为始祖，比拟后稷最初受封的地位；把高祖、太宗定为祖、宗【这是取"祖文王、宗武王"之意，并非泛泛而言的祖宗】，比拟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把献祖定为始祖所自出的帝王，比拟殷人禘祭所自出的帝喾；却一定要空着始祖之位，等到过了好几代之后，才正式确定其名号呢？大概开国的君主，固然应当崇祀四亲，但也应当考究其先世的情况，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拘束所有情况。像唐朝的先人本来就有过爵位和官秩，为什么不能援用周朝的礼制来推衍呢？世上哪有已经建立了宗庙却没有太祖（太祖即始祖）的道理？又哪有已经称为太祖，却还居于第三室的道理呢？这就是过分拘泥于四亲庙制度的缘故。至于后世妄自推尊咎繇、老聃为远祖，加以尊贵的称号，那就更是荒诞妄为到了极点，是君子所不称道的。

太宗贞观九年，高祖驾崩，增修太庙。中书侍郎岑文本请求依照王肃"三昭三穆"的说法，增祀弘农府君以及高祖，凑足"三昭三穆"，而空出太祖之位，如同晋代的旧例。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把原来四室增为六室。等到太宗升祔太庙时，就祧迁弘农府君的神主；高宗升祔时，祧迁宣帝庙的神主，庙室仍是六间。

在此之前，中宗时曾尊奉孝敬皇帝为义宗，升祔太庙，所以从光皇帝到孝敬皇帝共七室。等到中宗升祔时，另在洛州建立孝敬皇帝的别庙，而光皇帝的神主不迁，仍旧是七室。到睿宗驾崩，玄宗采纳博士陈贞节、苏献的建议，把中宗的神主迁到别庙，让睿宗直接继承高宗，庙室仍旧是七间。

唐朝初年建立四亲庙，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是合乎礼制的。后来因为高祖升祔太庙，又追祀弘农府君，凑足三昭三穆，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王制》所说的"三昭三穆"，是因为商、周两朝先前身为诸侯时，已经祭祀了二昭二穆，后来成为天子，才增祀三代，所以据此立下这条文，并不是说开国的君主一定要凑足祭祀六代的规矩。唐朝从北周到隋朝，历经三代受封为公爵，正与殷、周的情况相类似，不知道他们身为唐公的时候，是否已经祭祀了二昭二穆呢？如果已经追祀到了四代，那么在革命建国之初，就应当增祀二代，如同殷、周的礼制一样。如果先前没有那么多可祭祀的祖先，那么只追崇四亲，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再增加一个弘农府君呢？大概岑文本等人的这种主张，就是所谓拘泥于古法而不通达礼义本旨的做法。

按所谓孝敬皇帝，就是太子李弘。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登上皇位，死后却被尊称为宗、升祔太庙，这是什么礼制呢？北魏景穆太子虽然此前已有先例，但他是太武帝之子、文成帝之父，世系正统相承，是根据实际情理而制定礼制的，还可以理解；至于中宗，他既不是孝敬皇帝的儿子，孝敬皇帝也不是承继大统的君主，竟然堂而皇之地被列入七庙之中，这是何等严重地渎乱礼制、扰乱纲常啊！有人说："史皇孙不是也常常被列入高庙的祭祀序列吗？"回答说："那是因为史皇孙是孝宣帝的父亲，孝宣帝没有向上追祀从祖的礼制，所以称他为皇考以承接世系，看他不追祖戾太子这件事就可以明白其中道理了。虽然这和北魏景穆太子的情况相似，但和孝敬皇帝（义宗）的情况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义宗不应当升祔却升祔了，中宗不应当被废黜却被废黜了，唐代制礼的荒谬，竟到了这种地步！"

按中宗是世系正统相承的君主，怎能不升祔太庙呢？陈贞节、苏献这些人，只知道谄媚讨好当时的君主，竟然把中宗的神主迁到别庙，而让睿宗直接继承高宗，这样悖逆礼制，实在太过分了！大概是因为晋代建元年间，贺循以元帝称"世

译祖"为由，主张为惠帝、怀帝、愍帝另立别庙，并且援引商代盘庚的例子，不把阳甲列入正统序列作为依据。此后凡是兄弟相继为君的，没有不沿袭这种荒谬说法的。活着的时候曾经君临天下、统治万邦，死后却不能享受宗庙的祭祀，哪有这样的礼制呢？况且又怎么知道阳甲真的是被另立别庙祭祀的呢？明朝嘉靖年间讨论庙制时，奸邪之人郭希颜请求把孝宗、武宗两位皇帝迁到别庙，以此谄媚世宗，结果因此获罪于名教。而季本所著的《庙制考义》，说法也与此相同，由此可知贺循的荒谬说法，遗留的祸患至今未消。

开元九年，玄宗提议把太庙增加到九室，恢复祭祀宣皇帝和中宗。下诏尊宣皇帝为献祖，光皇帝为懿祖。在此之前，已经尊奉景皇帝为太祖，元皇帝为世祖。到这时，就建立了九室，祭祀四位远祖以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共九位神主。

在此之前，中宗时曾定议，以景皇帝奠定唐朝基业为由，定他为太祖，与高祖、太宗一起百代不迁。到玄宗驾崩祧迁时，迁出献祖；肃宗驾崩祧迁时，迁出懿祖；景皇帝这才正式确立太祖之位。到代宗驾崩祧迁时，迁出世祖；德宗驾崩祧迁时，迁出高宗；而中宗、睿宗因兄弟关系分作两代计算。

在此之前，顺宗驾崩，祧迁中宗；宪宗驾崩，祧迁睿宗；穆宗驾崩，祧迁玄宗；敬宗驾崩，祧迁肃宗；文宗驾崩，祧迁代宗。到武宗驾崩时，本应祧迁德宗，但按世系次序，德宗恰好排在高祖的位置。礼官发觉这样不对，说："按照礼制，弟弟继承兄长为君的，不能分开计算昭穆。"于是又把代宗的神主请回，而把敬宗、文宗、武宗三帝算作一代。

宣宗驾崩，因世系次序应当尊宪宗为父辈，所以不祧迁代宗，只是把庙室增加到十二间。此后懿宗驾崩，祧迁代宗；僖宗驾崩，祧迁德宗，庙室都保持十二间。唐朝从高祖到敬宗，大多是父子相承，只有睿宗是以弟弟继承兄长，而当时定为分属两个昭穆世代，所以从太祖、高祖、太宗三庙不祧迁之外，以下的三昭三穆，世代次序井然有序。从敬宗、文宗、武宗兄弟三人相继为君之后，庙室才开始增加。从宣宗以后，父辈继承堂侄这样的情况，位次才开始紊乱。大概中宗、睿宗以兄弟分作两代，敬宗、文宗、武宗以兄弟合作一代，所以懿宗以后，庙室虽然扩大到十二间，实际祭祀的世代反而减少到只有五代，已经不能凑足三昭三穆的定数了。

按鲁僖公是鲁闵公的兄长，却把自己的神主排到闵公之上，《春秋》因此讥讽这是逆祀。《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都说这是"先祢后祖"，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凡是被立为他人的继承人，就要以对方之子自居，天子、诸侯都是如此。就鲁文公来说，闵公是他的祖辈，僖公是他的父辈。把僖公的神主排到闵公之上，就是先祭父辈而后祭祖辈了。此后孔子担任鲁国的相，最终纠正了这一礼制，《春秋》记载"从先公"的排序，闵公仍然算作父辈，僖公仍然算作子辈。《春秋》的大义如同日月星辰一样昭然明白。自从这层道理不再被人明白之后，后世凡是弟弟继承兄长、堂侄继承堂叔的情况，大多把生前的世系次序颠倒过来往上排，这些都是《春秋》所要讥讽的对象。比如晋朝的元帝，是愍帝的父辈，他升祔太庙时本应排在愍帝之下，可是死后却被抬升到愍帝之上；而简文帝、孝武帝都把自己的神主抬升到成帝、康帝、穆帝、哀帝之上，这实在是严重违背礼制了。到唐宣宗时，也把自己的神主抬升到敬宗、文宗、武宗三帝之上，而大臣们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争辩，君主骄纵、臣子谄媚，遗留下的讥评被写入史册。到明世宗采纳丰坊等人的邪说，竟然把睿宗的神主抬升到武宗之上，这就更是严重违背礼制、扰乱纲常到了极点。由此可知，像夏父弗忌这样的人，哪个朝代都不会缺少啊！不只是把僖公抬升到闵公之上这种逆祀行为才被《春秋》所讥讽的。

唐朝的制度，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都是要把各庙的神主合并起来，在正殿之上一同祭祀。肃宗以前，太祖之位空着，献祖以下都列入昭穆之中，所以没有面朝东方而

译坐的神主。代宗初年，献祖、懿祖两位远祖都从太祖之位祧迁出去，才正式确定了面朝东方而坐的位置。此后又听从廷臣的建议，把祧迁出去的神主藏放在兴圣庙中。

——梁太祖革命建国后，建立了四亲庙。

后唐庄宗即位后，追尊三代祖先为皇帝，曾祖称懿祖，祖父称献祖，父亲称太祖。建立宗庙，分为七室，追祀唐朝的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以及自己的懿祖、献祖、太祖，合起来算作七代。到庄宗升祔时，祧迁懿宗；明宗升祔时，祧迁献祖，而唐朝的昭宗以上反而不在祧迁毁弃的范围之内。

——后晋高帝即位后，建立了四亲庙。

后汉高祖起初追祀汉高帝、光武帝以及自己的四位亲属祖先，共六庙。

——后周也和后梁、后晋一样，建立四庙。

按后唐本来不是唐朝的后裔，却向上追认唐朝的神尧（高祖）为祖先，并且把唐朝的懿宗、昭宗也列入自己的昭穆之中，这是不应当尊奉为祖先却尊奉了；朱邪氏（后唐皇室本姓）本来自有自己的世系，却反而以懿宗为父辈，把自己真正的懿祖、献祖神主祧迁到别室，这是不应当祧迁却祧迁了；后汉的刘氏又远远攀附汉高祖、汉光武帝，自诩为华夏贵胄的后裔，这些做法都是不值得称道效法的。

宋太祖建隆元年，建立四亲庙，追尊高祖文安府君为僖祖文献皇帝，曾祖中丞府君为顺祖惠元皇帝，祖父骁卫府君为翼祖简恭皇帝，父亲太尉府君为宣祖昭武皇帝，庙分四室祭祀。

在此之前，太祖驾崩后，庙室增加为五间；太宗驾崩后，增加为六间；真宗驾崩后，增加为七间。到仁宗驾崩，即将升祔太庙时，孙抃等人请求增加为八间，以凑足天子事奉七代祖先的礼制【当时因为太祖、太宗兄弟同属一个昭穆世代，所以只算七代】。司马光、卢士宗请求祧迁僖祖，仍旧保持七代，符合古代七庙的制度。赵抃、贾昌朝等人则说："僖祖虽然不是最初受封立国的君主，却是首先建庙祭祀的祖先，如今庙室的数目还没有超过七代，不应当依据世数来迁毁他的神主。"于是就增加为八间。

起初，英宗驾崩时，太常礼院请求祧迁僖祖的神主，把英宗升祔到第八室。学士张方平也认为应当如此。神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把祧迁的神主藏放在西夹室之中。等到王安石执掌朝政，极力主张僖祖不可祧迁，下诏把僖祖的神主请回庙室，而改为祧迁顺祖，庙室仍旧是八间。神宗驾崩后，祧迁翼祖之庙，没有增加庙室。哲宗驾崩后，徽宗以弟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下诏把庙室增加为九间，不祧迁宣祖。议事的人认为徽宗与哲宗同属一个昭穆世代，应当向上事奉七代祖先，所以如此处理【这与晋朝的庙制相同】。不久又下诏规定仁宗、神宗之庙世世代代不祧迁。到崇宁二年，下诏规定哲宗以儿子的身份继承父亲，应当自成一代，于是祧迁宣祖，把哲宗的神主迁入第八室。第二年，蔡京执掌朝政，采用王肃九庙的主张，又把翼祖、宣祖的神主请回庙中，庙室增加为十间。

按宋朝有僖祖这样的远祖，正如同汉朝有舂陵节侯、晋朝有征西将军、唐朝有献祖一样，特意因为他是高祖的祖先而加以尊崇罢了，并不是真的有超凡的功业、深厚的德行胜过顺祖、翼祖等其他几位祖先。七庙的名额既已满员，自然应当依次逐代迁毁。司马光、张方平等人的论断，难道不是正确的吗？唯独王安石违背众人的意见、标新立异，一定要把已经祧迁出去的神主重新请回来，看到韩维等人与他争辩，反而更加强硬、放肆蛮横，甚至想要废除太祖配天祭祀的礼制而将其归于僖祖。他的猖狂无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僖祖与顺祖，究竟谁远谁近呢？僖祖的神主不可以迁毁，难道顺祖的神主偏偏就可以迁毁吗？不按照次序去祧迁最远的高祖，反而越过次序去祧迁曾祖，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而且王安石果真是想要把僖祖比拟为后稷、契这样的圣祖吗？后稷、契有圣贤的德行，又是最初受封立国的君主，所以殷、周两朝把他们奉为始祖。如果不是他们那样的人物，那么亲缘既尽就应当迁毁，这是合乎礼制的常理。僖祖既不是王朝基业所依托的开创者，又没有留下惠泽

译子孙的功业，却硬要把他比拟为殷、周的始祖，这不是很荒谬吗？唐朝的献祖固然也曾在西凉称过王号，但子孙后代尚且不把他推尊为始祖，这个例子就可以类推了。大凡后代子孙对于前代祖先，情感会随着世代久远而逐渐淡薄，礼制上的尊崇也会随着世代久远而逐渐减杀。为什么对僖祖不忍心迁毁，而唯独对顺祖忍心迁毁呢？至于赵抃所说的，僖祖虽然不是最初受封立庙的君主，却是首先立庙祭祀的祖先，那么顺祖、翼祖等后代祖先，难道就可以因为世代较近而被压抑吗？他所说的世数还没有超过七代、礼制上难以骤然祧迁，就人情而言似乎顺理，但这只是就英宗时的情况而言罢了。如果到了神宗之时，又有什么不可以祧迁的呢？何况已经废止的礼制没人敢重新提出，为什么已经废止的东西又要被重新恢复呢？

按祖有功、宗有德，本来是先王传下来的美好法度。然而必须是那位君主确实贤明圣哲，果真像少康、周宣王那样中兴国家，像周成王、汉文帝那样致力太平之治，然后才可以称"祖""宗"、永世供奉。胡氏（胡寅）尚且说子孙不应当擅自甄别评判自己的祖先，如果没有值得不祧迁的功德，却只凭私意去推崇某位祖先，那么被祧迁的那位祖宗，能没有怨恨忧伤吗？所以不如按照次序依次迁毁，这样还可以不至于得罪于前代的祖先。宋朝的真宗被天书之事所迷惑，遗留下万代的讥笑。神宗时朝政频繁变更，于是开启了亡国的祸端。他们的功德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就像唐朝的三位皇帝（太宗、玄宗、宪宗），世人都称之为贤明的君主，但也只有太宗获得世世代代不祧的祭祀，玄宗、宪宗二宗从来没有被列入不祧之列，这本来还是有公论的。宋朝从开国到哲宗，宗庙止有七位神主，而不祧迁的却多达五位，这难道都是出于公论吗？

按迁毁神主的礼制，虽然是以情理来断定，但孝子贤孙在神主将要被祧迁的时候，必定会有一种怆然不忍的心情，这不是可以随意进退取舍的事情。徽宗因哲宗升祔太庙，已经祧迁了宣祖的神主，没过多久又把翼祖的神主一并请了回来，把祖宗神主的迁毁进退，看得就像摆弄棋子一样随意，怎么能这样怠慢不敬呢！大概是自从王安石在前面纷纷更改礼制，蔡京又在后面效仿他的错误做法，祖宗神主的进退，全都听凭权臣的一句话来指挥，难道能不得罪于宗庙吗？

按宋朝有景灵宫，祭祀司天保生天尊大帝，称之为圣祖。史书说真宗曾梦见此神。这位神灵自称姓赵，名玄朗，是宋朝的始祖。第二天真宗把这个梦告诉了廷臣，于是就建立了这座景灵宫。从僖祖以下，也都在宫旁建庙，供奉神灵的车驾。殿宇的高大宽广，是太庙的十倍。每天役使四万人，历时七年才建成。每次到南北郊祭祀天地，先要到景灵宫朝献，然后再到太庙祭告。这种荒诞不经的做法竟到了这种地步，比起唐朝尊奉徳明皇帝（皋陶）、兴圣皇帝（老聃）的做法还要更加过分。可是宋朝的大臣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异议，唉，真是令人叹息啊！【唐朝追尊皋陶为徳明皇帝，老聃为兴圣皇帝，建立太清宫祭祀兴圣皇帝，禘祫大礼就在这里举行】

高宗南渡后，在临安建立太庙，依照旧的制度。徽宗升祔太庙时，因与哲宗同属一个昭穆世代，没有祧迁，只是增加庙室为十一间。钦宗升祔时，祧迁翼祖。高宗升祔时，因与钦宗同属一个昭穆世代，也没有祧迁，庙室增加为十二间，共计九代。

孝宗驾崩后，宁宗以嫡孙的身份接受禅让，宗室赵汝愚担任宰相，认为太祖应当正式居于面朝东方的尊位，于是祧迁僖祖、宣祖二祖的神主，与翼祖、顺祖二祖一起另立别庙供奉，而孝宗的神主排在第十一室，共计八代。等到光宗升祔时，没有祧迁，只是增加庙室为十二间，仍旧祭祀九代。此后宁宗驾崩，本应祧迁真宗；理宗驾崩，本应祧迁仁宗；度宗驾崩，本应祧迁英宗。但先前已经下诏规定："真宗、仁宗、神宗三庙世世代代不祧迁"，那么宁宗升祔时，应当祧迁的是英宗；理宗升祔时，应当祧迁的是哲宗；度宗升祔时，应当祧迁的是徽宗。只是史书文字残缺，具体制度已经不能详细考知了。

按礼制

译所说的太祖，就是始祖。既然尊奉为太祖，就应当处于始祖的地位。后世特意压低他的地位，排在四亲庙之下，所以都空着太祖之位以待将来。如果世代已经久远，到了应当祧迁的时候，那么迁去没有功业的远祖，而奉祀开创基业的先皇，谁能说不可以呢？宋朝从徽宗以前，已经祧迁了顺祖、翼祖、宣祖三位祖先。后来虽然又重新祭祀了翼祖、宣祖，但就世数而言，本来是应当迁毁的。至于僖祖不祧迁这件事，那是熙宁年间的诸位大臣，特意迫于王安石的威势，而不敢有异议罢了，并不是说僖祖一定不可以祧迁。况且祖先辈分是以远近来分亲疏的，世数近的既然可以祧迁，难道世数远的反而不可以祧迁吗？就太祖本人的情感而言，他与宣祖的亲近关系，一定远远超过对僖祖的亲近。当初祧迁宣祖时，出来争辩的人还很少；后来祧迁僖祖时，反而群起而争辩，为什么对僖祖厚待、对宣祖薄待到这种地步呢？同样都是没有特殊功德的祖先，本应依次逐代迁毁，可是世代久远的反而留下，世代较近的反而被迁毁，导致宋太祖有太祖的虚名，却始终未能真正登上太祖的实位，这是多么荒谬啊！赵汝愚另立别庙祭祀四位远祖，而让太祖正式取得面朝东方的尊位，这正合乎礼制的常理，也合乎人情的极致，这与汉朝尊奉高帝、晋朝尊奉宣皇帝、北魏尊奉道武帝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同呢？何必一定要遵从王安石的说法，而极力诋毁赵汝愚呢？大概到了后来，明世宗祧迁德祖而尊奉太祖高皇帝的做法，正与此相类似，不能说这是不合乎礼制的。只有唐朝的景皇帝，最初只是受封为唐国公，后来高祖实际上是从唐国公的身份登上帝位的，那么把他尊为始祖，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宋朝的制度，三年举行一次祫祭，在孟冬（十月）举行；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在孟夏（四月）举行，都在正殿之上祭祀。英宗以前，僖祖列在昭穆之中，太祖之位空着，所以没有面朝东方而坐的神主。神宗时，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把僖祖定为始祖，才正式确立了面朝东方而坐的位置。后来宁宗祧迁僖祖，让太祖正式面朝东方而坐。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说法，起源于纬书。东汉初年，张纯举出这一说法上告世祖（光武帝），朝廷于是依据这个说法来制定礼制，把已经迁毁和尚未迁毁的神主合并在一起，在高庙祭祀。大概自东周灭亡以后二百多年，禘祭之礼才重新得以举行，这确实是一件盛事。只是这一制度的具体做法，是以汉高帝为始祖，而不再追溯始祖所自出的更早祖先，实际上与大祫之礼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禘祭在四月举行、祫祭在十月举行罢了。禘祭的本意是为了报答本源、追念远祖，所以不仅要向上祭祀始祖，还要一并祭祀始祖所自出的那位祖先，就像虞、夏两代禘祭黄帝，殷、周两代禘祭帝喾一样，就是这个道理。自从西汉韦玄成等人，错误地把"始祖所自出"理解为祭天，又援引《公羊传》"五年再殷祭"的说法，认为是一祫一禘，所以张纯就沿袭这种说法，而东汉的禘祭上溯到高帝就止步了。从那以后，禘祭的名称虽然还保留着，禘祭的真正含义却早已丧失了。此后郑康成（郑玄）出现，坚持祭天的说法，牢不可破，又另外解释《春秋》所记载的"禘"，认为是三年丧期结束之后所举行的祭祀，晋、魏两代都遵循沿用了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宋朝，经历一千多年、十四个朝代，始终没有人能够打破这种说法【魏、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后周、隋、唐、后唐、后周、宋，共十四代】。人们所纷争而未能决断的，不过是禘祭、祫祭具体举行的年月……

译只是间隔疏密的不同罢了。主张郑氏之说的人，认为前隔三年后隔二年，禘祭后过四十二个月举行祫祭，祫祭后过十八个月举行禘祭。主张徐邈之说的人，认为前隔二年后隔三年，禘祭后过三十个月举行祫祭，祫祭后过三十个月举行禘祭。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都想附会"五年两次举行大祭"这句经文，却蒙昧了报本追远的大义，这与儿童的见识有什么区别呢？大概自从郑氏解经以来，凡是大传、小记、祭法、中庸、仪礼、诗序、国语、论语中所说的禘，都被他解释为祭天。而王制、祭义、祭统中所说的禘，则被他解释为夏商时代的时祭。唯独春秋所记载的两次禘祭，无法解释为祭天，他便另立三年丧期结束后举行禘祭之说，来使后人产生疑惑错误，而他的著作全都颁布到学官，学者们从孩童时代就学习它，直到白头也不能领悟其中的错误，以至于朝廷制定礼仪，也遵循他的说法而不敢改变，这难道不令人深深叹息吗！郑氏既然把礼书中所说的禘解释为祭天，可是到了明堂位篇，明明说六月季夏之时，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下文又详细陈述天子的盛大礼仪，而祭统篇也说赐予鲁国重大的祭礼，对外的祭祀是郊祭和社祭，对内的祭祀是大尝祭和禘祭。郑氏知道这里不能说是祭天，便不敢多说一句话，只把禘说成是大祭。唉！先王报本追远的重大典礼，被传注所淹没，不能在后世得到伸张阐明，像郑氏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先王的罪人吗？

译按语：卓沁、察罕台以及睿宗、裕宗、显宗、顺宗，都没有做过天子，却也列在帝系之中，这是因为他们应当祔祭于太庙，不可以忽略。

元世祖至元三年，燕京的太庙建成，中间为八室，祭祀烈祖以下八人，实际上只有四代人。至元八年秋天，太庙的柱子腐朽，就把各位神主迁到馔幕殿。二十一年，太庙正殿建成，奉安神主。它的规制是前为正殿，后为寝殿，分为七室。不久将裕宗（即裕宗）祔祭于庙中。按史书记载，先建的太庙是八室，实祭八人，后来改建新庙才只剩七室，不知所祧毁的是哪一位神主。宋以前的神主大多用栗木制作，元朝开始改用黄金，所以仁宗、武宗以及慈圣皇后的神主都曾被盗窃。

武宗即位后，追尊他的父亲为顺宗，祔主于太庙，把太祖之室迁到中间，其余诸室左右并列，都朝南。自元以前，各庙室都以西为上，依次向东排列，到这时才开始以中间为上位。明朝沿袭了这个做法。宋以前的太庙都没有寝殿，元世祖改建新庙，恢复了前庙后寝的制度。正殿东西七间，南北五间，中间分为七室。寝殿东西五间，南北三间，四周环绕以宫城，四角建有重屋。正南以及正东、正西各有五座门。

英宗至治三年，扩大了太庙的规制，另外在庙前建大殿十五间，把旧庙作为寝殿，中间三间合并为一室，其余十间各自为一室，以东西两旁作为夹室。每室东西横宽二丈，南北进深六间，每间二丈。此前太庙只有七室，武宗驾崩后，祔祭于东边第三室；仁宗驾崩后，已无室可祔，于是在东壁搭建帷帐进行祭祀。所以英宗特意扩大了规制。

按语：元世祖当初建太庙，崇祀的是八个人，等到武宗更改庙室，在这八人之中，只保留了太祖、睿宗二主。是世祖改建时去掉的呢？还是武宗去掉的呢？太庙之中，竟然祭祀到卓沁二人，这在礼制上本来就属滥祀。至于太宗和定宗、宪宗这两位皇帝，本是帝系相传的正统君主，怎能废弃不祭呢？进奉自己的私亲（指睿宗）而斥退曾经真正登过帝位的君主，实在是严重失礼。庙室以中间为最尊，这本是合乎礼法之正的，无可非议。但既然已经奉太祖居中，其余各室理应按昭穆左右排列，可现在却把高祖、曾祖、祖父三代列在右边，而把父亲和叔父列在左边，这是什么礼法呢？这是当时改定庙室时所定，所以才有刘致的讥评。

泰定帝即位后，追尊他的父亲晋王为显宗，准备祔庙。博士刘致认为庙中的世系次序已经混乱，向朝廷进言，皇帝下诏按他的意见予以更正。后来泰定帝驾崩，文宗因为他是篡逆弑君得位，不将其祔庙，并且黜去了他父亲显宗的神主。到顺帝时，因为文宗弑杀了他的父亲明帝，也黜去了文宗的神主。

按语：睿宗、裕宗、显宗、顺宗这四位，都没有真正登上帝位，本不应当入庙祭祀。因为他们的儿子做了天子，于是都被祔庙，而太宗、定宗、宪宗反而不能与祭，这就违背了祭祀的礼法。显宗、顺宗二人，虽是成宗的兄长，但未曾登临尊位，本不应居于成宗之上，如今却俨然被超越排列于其上。从前鲁僖公继闵公之后为君，后来把僖公的神位跻升到闵公之上，《春秋》尚且讥讽此事，何况是生前根本没做过君主的人呢？当时刘致也曾提出这个议论，但朝廷没有采纳。后来文宗继位，以泰定帝弑君为由，黜去显宗不予祭祀，而顺宗因是他的祖父，仍照旧居于庙中。

惠宗、代宗曾经登过帝位，惠宗后来不祭，代宗则在陵墓祭祀，所以不列入图中。睿宗虽然只是藩王，但已经祔祭太庙，所以列入图中。

明太祖洪武元年，追尊四代祖先考妣为帝后。高祖称德祖，曾祖称懿祖，祖父称熙祖，父亲称仁祖。在宫阙左边建四座庙，分别祭祀他们。庙宇与神主都朝南。

太祖建成四庙后，洪武九年，下诏重新建造太庙，仍然采用同堂异室的制度。前面是正殿，后面是寝殿，两

译侧都有廊庑。寝殿九间，分为九室。德祖居中，其余按昭穆左右并列，神主都朝南。四时以及岁末祭祀时，都在正殿举行，德祖仍然居中朝南，懿祖居东朝西，熙祖居西朝东，仁祖居于懿祖之下，也朝西，此时不迎神主，只是在神座上陈设衣冠来祭祀。按古时神主藏于室中，祭祀就在室中举行。到西汉时，才开始在堂上举行祫祭，然而那时的堂也就是室的堂，未曾另外设立正殿来奉祭。到此时制度又发生了一次变化。

此前，明太宗迁都北京，建立的太庙仿照南京的制度，地点在承天门内、端门外，与古代左庙右寝的制度相合。后来太宗、仁宗、宣宗、英宗相继升祔，九室已满。等到宪宗驾崩，皇帝下诏商议祧毁的制度。吏部侍郎杨守陈请求祧去德祖以及懿祖、熙祖二祖，只祭祀仁祖以下为七室，等到日后再祧仁祖时，就奉太祖为始祖。礼部尚书周洪谟等人极力主张仿照宋朝王安石不祧僖祖的先例，于是只祧去懿祖，而在寝庙之后建祧庙，用来收藏被祧的神主。

在此之前，孝宗驾崩，祧去熙祖；武宗驾崩，祧去仁祖。唯独德祖援引宋朝僖祖的先例不予祧毁。到嘉靖十年，世宗想让太祖正式居于始祖之位，于是祧去德祖，太祖这才开始居于寝殿的中室。嘉靖十四年春，下诏依照周朝的制度建立九庙。第二年冬天，工程完成。太祖庙居中，太宗居于东边第一庙，世世代代不予祧毁；空出西边第一庙，等待日后有功德的皇帝居入。仁宗以下，按昭穆次序依次向南排列。十七年夏天，尊太宗为成祖，尊父亲献帝为睿宗，祔祭太庙，与孝宗同属一个昭穆序列，合为一庙。

自东汉创立同堂异室的制度以来，先王七庙、九庙的规模就再也无法见到了。经历一千五百多年，到明世宗才一举恢复了这种制度，这难道不是卓然超群的见识吗？可是没过多久就遭遇火灾，遭灾之后又不重新建造，仍旧改回同堂异室的制度，这就实在是缺乏见识了。然而世宗建九庙，这是对的；建九庙却把睿宗祔祭其中，这就不对了。这件事有两处失误。睿宗本来只是藩王，生前没有君临天下，死后却在庙中享受祭祀，这怎么可以呢？献帝本来不应当称宗，如今一旦入庙就称宗，还与孝宗同庙，这就更不对了。献帝虽然是孝宗的弟弟、武宗的叔父，实际上却是两朝的藩臣，如今却与孝宗并列尊崇，而且被跻升到武宗之上，这难道不就是《春秋》所说的"逆祀"吗？所以即便上天没有降下灾祸，这一重大典制终究也不够光明正大。设立九庙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各位皇帝各自居于一庙，既能够依序排列昭穆，又能够区别男女，没有杂处同堂的嫌疑。如果两位皇帝可以共居一庙，那么诸位皇帝也都可以同居一堂，这与前代的制度又有什么区别呢？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回答是：只要将献帝迁往别庙祭祀，去掉睿宗的称号，那么九庙的制度就端正了，九庙的位次也就端正了。可是又能拿皇帝的刚愎自用怎么办呢？

嘉靖二十年四月，九庙遭遇火灾，皇帝下诏重建，于是又恢复了同殿异室的制度。二十九年，孝烈皇后驾崩，祧去仁宗，将皇后祔祭于庙中。后来穆宗驾崩，祧去宣宗；神宗驾崩，祧去英宗；光宗驾崩，祧去宪宗；熹宗驾崩，祧去孝宗。太庙曾经保持九室。此前，隆庆、万历初年，许多谏官请求将睿宗迁往别庙祭祀，都没有被采纳。按语：自从同堂异室的制度兴起以来，只有东汉限定为七室，此后以及唐、宋都没有限定室数。到明朝才确定为九室，比晋、唐、宋更为优越。

按语：自古以来天子祔庙，才有祧祭的礼法，从来没有因为皇后祔庙而祧祖宗的先例。有这样的事，是从明世宗开始的，这实在是严重违背礼法。评论的人说，睿宗要入庙时，众人的议论并不认可。世宗顾虑自己驾崩之后必定会祧去睿宗，所以趁自己在世时先祧去仁宗，使后人不能再更改。

明初没有大祫之祭，只有四时孟月以

译及岁末在正殿举行祫祭，以南向为最尊。世宗以后四位祖先的神主都被迁走，改奉太祖居于德祖之位。不久又下诏，每年冬季十二月中旬举行大祫之礼，仍然奉德祖居于尊位，懿祖以下则按照以前祫祭的次序。

世宗嘉靖十年四月，开始在太庙举行禘礼。十五年也是如此。二十年四月，九庙遭遇火灾，下诏暂时停止，此后就再也没有举行过。禘祭之所以为祭祀，本来是用来追溯始祖所从出的先祖，这个典礼最为隆重。必须像商朝、周朝祭祀帝喾那样，才足以担当这个典礼。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象，宁可缺而不举行。宋神宗说："禘祭，本来是用来审察祖先所从出的先人。秦汉以来，谱牒已经不清楚，没有人知道祖先所本出何人，那么禘礼本来就可以废止。"于是下诏停止禘祀。这话说得太对了！这难道不是千古的卓越见识吗？明朝的宗庙，本来就没有始祖，连始祖是谁都不知道，又何谈始祖所从出的先人？洪武年间，侍臣答禄与权请求举行禘礼，被礼官所阻止，正是因为不知道禘祭的对象是谁。假使这个礼法应当施行，太祖早就已经施行了，何必要等到嘉靖年间呢？既然没有合适的对象，却虚设一个皇初祖帝的牌位，这是什么礼法呢？祭祀的意义，在于用子孙的精神去感通祖先的精神，所以《易经》才有取象于萃卦相聚合的道理。我们自己尚且不知道所祭的是什么人，却说这个人一定会来临受祭，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夏言这班人本来就是不学无术，可评论的人还有人称赞他，这实在是极其没有见识的表现。

按语：后代制定礼法，大多都取法于周朝。却不知道周朝的祖宗实际上与后代不同。比如周朝以后稷为始祖，那么推尊他配享上天是合适的。后代的始祖有像后稷这样的人吗？周朝以帝喾为始祖所从出的先帝，那么推尊他享受禘祭是合适的。后代所从出的先帝有像帝喾这样的人吗？周朝以文王为始受天命的君主，那么推尊他配享上帝是合适的。后代开国的君主，他们的祖先有像文王这样的人吗？这几点一样都没有，却事事都想效法周朝，这实在太没有见识了。周朝不但世世代代都是诸侯，而且历代都有圣哲之君，所以禘祭、郊祭、祖宗等各种大典施行起来都很得当。自从封建制度废除以后，天下就不再有世代传承的诸侯之君，那些最初登上帝位的人，不是权臣篡位，就是布衣百姓崛起，在他们当初起事之时，原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始祖，所以一旦即位，想要尊崇始祖也无从谈起，不得已只好建立四座亲庙，祭祀他们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而特意空出始祖之位，等到传承几代之后，四位祖先的神主都被祧毁，才把开国之君当作始祖。他们所推尊居于第一室的高祖，不过是因为世系次序最尊，所以才特别加以尊崇，并不是真的把他当作始祖。所以这个位置也曾在祧迁之中。如果既然把他推尊为始祖，那就应当世世代代不予祧毁，怎么能与其他祖先一起被祧迁呢？后代像魏、晋、宋、齐、梁、陈，像北齐、后周，像隋、宋、明，没有哪个不是空出始祖之位来等待开创基业的君主。可惜有的国运短暂，大多没能等到正式确立始祖之位，天命就已经转移了。那些享国长久的朝代，大多要在百年之后，才能够正式确立始祖之位，而在此之前的几代庙中实际上是没有始祖的。始祖尚且没有，又哪里会有所从出的先帝呢？各种禘祭、郊祭等礼法，不施行就是缺失了典礼，施行了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当时的儒者还是执着于古代的礼法，说："某位皇帝可以配享上天，某位皇帝可以享受禘祭，某位皇帝可以在明堂祭祀。"大多援引前代姓氏相同而地位显贵的人，把他们当作是本朝的远祖。当时的君主并非不知道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也并非不知道自己平常所崇祀的祖先不足以担当禘祭、郊祭这样的大典，可是被儒臣浮浅的议论所感动，往往就姑且顺从他们的说法照办了。唉！宗庙之内，尚

译且不知道始祖是谁，却想要草率举行大典来符合周朝的制度，这不也太愚蠢了吗？后代已经建立了宗庙，却不设立始祖，是从西汉开始的。他们对于祖父丰公、父亲太公，尚且连名字都不知道，又何谈高祖、曾祖以上呢？他们不设立始祖，是因为无从设立。唯独唐朝以景皇为太祖，因为他是最初受封唐公的人，历代都有爵位官命，可以比拟古代的诸侯。其他朝代大多没有始祖可考，那么四座亲庙就不得不依次迁移，可是天底下哪有已经建立了宗庙却没有始祖的呢？哪有始祖却要在几代之后才正式确立位次的呢？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呢？回答是：开国的君主，他家中必定有世代常祭的祖先，就推尊其中最尊贵的一位作为始祖，他之下的历代祖先各自建庙祭祀，恢复古代七庙的制度。日后开国之君去世升祔，尊居一庙，与始祖之庙都是百世不迁，其他的祖先依次迁移，完全依照周朝的制度。郊祭上天时以开国之君配享，大祫之祭时始祖居于东边主位，而禘祭就用来奉祀始祖的父亲，这样大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