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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捕蝗考（清）陈芳生

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三

捕蝗考

政书类三

邦计之属

提要

臣等谨案：《捕蝗考》一卷，是本朝陈芳生所撰。陈芳生，字漱六，仁和人。蝗虫的灾害，春秋时代就屡次见于史书记载。《诗经·大田》篇说："去除那螟虫、螣虫，以及那蟊虫、贼虫，不要伤害我田里的禾苗。"田祖有神灵，把它们交付给烈火焚烧。毛亨、郑玄的解说，认为"炎火"是指盛阳之气，说田祖不愿受此虫害，就把害虫交付给炎火，使它们自行消亡，并非真的用火焚烧。可见汉代时还没有详细制定除蝗的办法。到了唐代姚崇担任宰相，派人捕蝗，引用《诗经》这句话作为依据。朱熹《诗集传》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于是捕蝗的方法才逐渐见于记载。陈芳生这部书，取史册所记载的相关事迹和议论，汇编成一册。开头是备蝗事宜十条，其次是前代捕蝗法。而明末徐光启的奏疏最为详细精核，就全文收录，并附上陈龙正的话和陈芳生自己的按语两条。全书的主旨在于：事情发生之前就预先设法消除，事到临头就竭力剪除，而责成地方官吏切实用心办理。条理清晰分明，颇为详尽完备。虽然篇幅不多，但对实际应用颇有裨益。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捕蝗考

陈芳生 撰

○备蝗事宜

一、《王祯农书》说：蝗虫不吃芋头、桑叶以及水中的菱角、芡实。也有人说蝗虫不吃绿豆、豌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山药。吴遵路知道蝗虫不吃豆苗，又担心蝗虫遗留虫卵成为祸患，便广泛收购豌豆，教百姓种植。第二年三四月间，百姓大获其利。

一、飞蝗看见成行的树木，或者密密排列的旌旗，往往盘旋而不落下。农家大多用长竿挂上红白衣裙，成群驱赶，蝗虫也不敢落下。蝗虫又害怕金属敲击声、炮声，一听见就飞得远远的。用鸟铳装入铁砂，或用稻米打击蝗群的前部，前部受惊奋飞，后面的也就跟着飞走了。

一、用秸秆灰、石灰按等分磨成细末，筛撒在禾苗稻子上面，蝗虫就不肯来吃了。

一、蝗虫最难打死。刚孵化像蚂蚁那么大的时候，用竹片做成的工具去拍打，不但打不死，反而容易损坏工具。应该用旧皮鞋底、草鞋、旧鞋之类的东西，蹲在地上拍打，一击即中就能打死。而且这类工具狭小，不会伤及庄稼禾苗。一张牛皮可以裁成几十个鞋底状的工具，分发给甲头，用完再收回来。

一、蝗虫躲在麦田、禾稼、深草之中的，每天清晨都会聚集到草梢上，因沾满露水身体沉重，飞不起来，这时应该用筲箕、栲栳一类的器具左右抄捕，倒入布袋，或蒸或焙或煮，随意处理。也可以挖坑点火，把蝗虫倒进坑里；如果只是掩埋，隔一夜蝗虫大多能从地里钻出来。

一、蝗虫在空旷平地上的，应在其前方挖坑，坑要挖得长而宽，坑两旁用木板和门板衔接起来，摆成八字形，召集众人齐声呐喊，用门板驱赶蝗虫进坑。又在坑对面用十几把扫帚，见蝗虫往上跳的就用扫帚扫入坑中，盖上干草，点火焚烧。但坑底的蝗虫终究不会全死，还须用土压实，过一夜才会死尽。

一、烧蝗法：挖一个坑，深宽约五尺，长度加倍。坑里铺上干茅草点燃，火烧正旺时把袋中的蝗虫倒入坑中。一沾火气，蝗虫就无法跳跃了。《诗经》说"秉畀炎火"，说的就是这个方法。

一、捕蝗不可派遣官员带一班随从下乡，(否则这些随从)会蚕食里正，里正又只能向百姓摊派索取，还没见到捕蝗的好处，先受到了捕蝗的骚扰。谢绛论救蝗时说："我私下见到近日蝗虫布满原野，深入城郭，而使者屡屡出巡，府县派人监督捕捉驱逐，践踏田舍，百姓无法生活。谨按《春秋》记载螟灾，是哀公横征暴敛所致，又汉代儒者认为蝗灾是用兵的征兆。我希望令公卿以下推举州府长官，让他们自行选拔属下县令县长，务必讲求方略，不拘资历限制，然后放宽约束，允许他们便宜行事。满一年将治理成效上报，

译考核属实无误，奏报朝廷，予以表彰奖赏、量才录用，以示激励。"

一、靠近城郭的乡村，可立即印发捕蝗方法，张贴告示，每一升米可换蝗虫一斗，不论是妇人还是小孩，捕到蝗虫就立刻兑换，这样一来，方圆数十里之内的蝗虫就能捕尽。

一、严令督促保甲，让百姓知道不能不去捕蝗。但最重要的方法，只在于不吝惜动用常平仓、义仓的粮食来换取蝗虫。蝗虫虽不驱使百姓去捕，百姓也会从四面八方自动聚集而来。倘若官府克扣勒索，捕蝗者的士气就会受挫。

○前代捕蝗法

宋熙宁八年，下诏凡有蝗蝻发生的地方，委派县令、县丞亲自督率捕打，如果地域广阔，就分派通判、职官、监司、提举一同办理，同时招募百姓，凡捕得蝻虫五升或蝗虫一斗，就给细粮一斗；缴纳蝗虫卵一升，给粗粮二升；给发价钱的，按中等价格给付。还要委派官员焚烧掩埋，由监司差人核查后上报。朱熹在绍兴年间捕蝗，招募百姓，捕得大蝗虫一斗给钱一百文，小蝗虫每升给钱五百文。

元仁宗皇庆二年，又重申秋耕的法令。因为秋耕的好处在于把阳气埋入地下，蝗虫遗留的虫种会被翻覆破坏殆尽。第二年种的庄稼，一定比往常茂盛。

明永乐元年，命吏部行文各处有司，春初就派人巡视境内，遇到蝗虫刚孵化，就设法捕灭，务必要斩尽杀绝。如果坐视不管，导致蔓延成灾的，要治罪。若布政使、按察使二司官员不严格督促所属官员巡视捕打的，也要治罪。每年九月行文，到十月再命兵部行文军卫，永远定为常例。宣德九年，派遣给事中、御史、锦衣卫官员前往山东、河南捕蝗。万历四十四年，御史过庭训在山东赈灾的奏疏中说："捕蝗的男女都是饥饿之人，如果一边捕蝗一边回家吃饭，难免耽误时间，于是就到集市上买现成的面饼，挑到有蝗虫的地方，不论远近大小，凡是男女能捉到一升蝗虫或蝗虫卵的，就换给饼三十个。"又查得崓山附近两个厂领粮的饥民一千零二十名，可以趁机调用，于是发出告示说："朝廷从去年十一月就开始供养你们这些饥民，使你们免于逃亡饿死，你们应当知道要报答朝廷。如今蝗虫滋生，正是你们报效朝廷的时候。从今以后，凡能在附近捕得蝗虫或虫卵半升的，就给米面一升，作五天的口粮。若捕不到，就不准给。"

崇祯年间，徐光启上《除蝗疏》：国家不注重储蓄，不防备灾荒，这是人事上的过失。造成灾荒的原因有三种：水灾、旱灾、蝗灾。地势有高有低，雨水分布也不均匀。水灾旱灾为患，尚且多有能够幸免的地方；唯独大旱之后而生蝗虫，数千里之间，草木都被吃光，甚至连牛马身上的毛、旗帜都被啃尽，其危害之惨烈，超过水旱之灾。虽然如此，水灾旱灾这两种灾害有轻有重，想要年年丰收，即使在唐尧的时代也做不到，这大概是上天注定的。唯独蝗灾不是这样，事前做好防备，事发时加以补救，只要人力用尽，本可以将蝗虫彻底消灭，不留后患，这是蝗灾与水旱之灾不同的地方。虽然如此，遇上水灾能找到一处高地，遇上旱灾能找到一口井、一处池塘，即使是孤苦无依的人，也勉强能够自救。唯独蝗灾又不是这样，必须依靠国家的法令，必须依靠各地百姓齐心协力，必须依靠千万人共同出力，一个人、一家人，没有独自出力就能幸免的道理，这又是蝗灾与水旱之灾不同的地方。总而言之，蝗灾祸患极重，但要除灭它却比较容易，只要合众人之力共同除灭，然后才容易成功，这就是大概的要旨。谨条列如下。

一、蝗灾发生的时节。谨按《春秋》直到元朝，其间蝗灾按月记载的共一百一十一次，记为二月的两次，记为三月的三次，记为四月的十九次，记为五月的二十次，记为六月的三十一次，记为七月的二十次，记为八月的十二次，记为九月的一次，记为十二月的三次。可见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正与各种庄

译稼生长成熟的时节相重合，所以危害最广。百姓遇上这种情况，缺粮断绝最为严重。至于二三月发生蝗灾的，按《宋史》记载，二月开封府等一百三十个州县蝗蝻复生，大多是去年蛰伏下来的。《汉书》记载安帝永和四年、五年，连年记载夏季蝗灾，而六月、三月记载去年发生蝗灾的地方又重新生蝗。虫卵孵化叫做蝗蝻，蝗虫的卵，就是去年的种子所生的蝗虫，并非蛰伏的成年蝗虫。听老农说，蝗虫刚孵化时像小米粒那么大，几天后很快长得像苍蝇那么大，能跳跃，成群行动，这时叫做蝻。再过几天就能成群飞翔，这时叫做蝗。蝗虫所停留之处，口器不停啃食，所以《易林》把它叫做饥虫。再过几天就在地里产卵了。埋在地下的卵，十八天后又变成蝻，蝻又变成蝗，就这样一代代繁衍，这就是危害如此广泛的原因。秋季产的卵，依附在草木上，草木干枯朽败，卵并非能蛰伏过冬。然而秋季产卵的，十有八九，而在冬春季节成灾的，百次里只有一二次，可见严冬时节，雨雪能摧毁消灭大部分虫卵。至于四月以后发生的蝗灾，都是当年新孵化的蝗虫，并非上年遗留的种子。所以详细考察它产生的根源与消灭的途径，就可以找到彻底根除的方法了。

一、蝗虫产生的地方。谨按蝗虫产生，必定在大湖大泽的边缘。然而洞庭湖、彭蠡湖、具区（太湖）一带，自古以来就没有蝗灾。一定是那种忽然涨满、忽然干涸的地方，比如幽州、涿州以南，长淮以北，青州、兖州以西，梁州、宋州以东各郡的地界，湖泊沼泽广阔平坦，或干或涝变化无常，这种地方叫做"涸泽"，蝗虫就在这种地方产生。综合历代记载以及亲眼所见，大致都是如此。至于有的地方遭受蝗灾，都是蝗虫蔓延波及、辗转传播所致罢了。略举以往的记载，如《元史》一百年间所记载受灾的路、郡、州、县，将近四百处。而西面到秦晋地区，记为平阳、解州、华州各两次；记为陇陕、河中，记为绛州、耀州、同州、陕州、凤翔、岐山、武功、灵宝的各一次。长江以南，记为江浙、龙兴、南康、镇江、丹徒各一次。合计二十二次，占四百次的二十分之一。从万历三十三年北上，到天启元年南还，这七年之间，我亲眼见到蝗灾六次，而以丁巳年最为严重。那年秋天我奉命出使夏州，那时关中、陕西、邠州、岐山一带，遍地都是蝗虫，当地人说这是百年来所未见的。江南人不认识蝗虫是什么，但那一年蝗虫也南下到了常州，官府和百姓竭力扑灭才彻底消灭。所以说涸泽是蝗虫产生的根源。想要除蝗，就应该从这类地方入手谋划。

一、蝗虫产生的缘由，一定与大泽之旁有关，这是我亲眼所见。万历庚戌年，滕县、邹县一带的人都说蝗虫起于昭阳湖的吕孟湖，任丘的人说蝗虫起于赵堡口，也有人说来自芦苇地，而芦苇生长的地方也是水边，那么蝗虫是水中所生之物，这是无可怀疑的了。有人说蝗虫是鱼卵变化而成，而我独自断定它是虾卵变的，为什么呢？大凡裸虫、介虫和羽虫之间能相互变化，比如螟蛉变为蜾蠃，蛣蜣变为蝉，水蛆变为蚊，都是这样。至于鳞虫（鱼类）能变为另类，还没有见过，这是第一个证据。《尔雅翼》说虾善于游动而喜欢跳跃，蝻也善于跳跃，这是第二个证据。物种虽然能相互变化，但大都是蜕壳之后就变成了新的形态，所以彼此形状相似。蝗虫的形状酷似虾，它的身体、头部、纹理脉络、肉的味道，以及虫卵的形状味道，无一不像虾，这是第三个证据。又蚕变为蛾，蛾产的卵又变为蚕，《太平御览》说丰年时蝗虫会变为虾，可知虾也能变为蝗虫，这是第四个证据。虾有多个品种，白色而壳软的在初夏产卵，红色而壳硬的在夏末产卵，所以蝗蝻孵化的时间也有早有晚。长江以南多发大水却没有蝗灾，大概是因为湖泊沼泽积水常满，水草丛生，南方的水草常被农家取来当肥料，即便不

译是这样，湖水常年充盈，水草始终浸在水中，虾卵依附在水草上，就仍旧孵化成虾罢了。北方的湖水涨满就四处漫溢，水草随水漂到岸上，等到湖水干涸后，水草便滞留在水边，虾卵附着在草间，得不到水，经过春夏的湿热蒸郁之气，就变成了蝗蝻，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可知蝗虫产生于虾，而虾卵变为蝗虫，是因为水草的堆积所致。

一、考察前人治理蝗灾的方法，史书记载的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的姚崇，最严厉的是宋代的淳熙敕令。姚崇本传记载：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蝗灾，百姓设祭跪拜，眼睁睁看着蝗虫吃庄稼，不敢捕捉。姚崇上奏引用《诗经》说："秉彼蟊贼，付畀炎火。"又引汉光武帝诏书说："勉励顺应时令，勉力督促农桑，除去那螟蜮，以及蟊贼。"这就是除蝗的诏令。蝗虫害怕人，容易驱赶，况且田地都有主人，让他们自己救护自己的田地，一定不会怕辛苦，请允许夜里点火，在旁边挖坑，边烧边埋，才能除尽。古代有讨伐除灭却没能成功的，只是因为人们不肯听从命令罢了。于是朝廷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捕杀蝗虫。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说："消除天灾，应当靠德政。从前刘聪除蝗没能成功，反而灾害更加严重。"他拒绝御史，不听从命令。姚崇写信责问他说："刘聪是伪主，德行胜不过妖气，如今是妖气胜不过德行。古代的良吏在任，蝗虫都会避开他的辖境，如果说修德就可以免除蝗灾，那么他刺史治下发生蝗灾，难道是没有德行所致吗？如今你眼睁睁看着蝗虫吃庄稼，狠心不去救，因而导致歉收，你这个刺史还谈什么德行？"倪若水感到害怕，于是放手捕蝗，捕得十四万石。当时议论纷纷，皇帝也心生疑虑，又拿这事问姚崇。姚崇回答说："庸俗的儒生拘泥于文字，不懂得随机应变，本来就有违背经文却合乎道理，表面反道而实则合乎权变的做法。从前魏朝时山东发生蝗灾，稍加隐忍不加除灭，以致后来人吃人。后来秦朝有蝗灾，草木被吃光，牛马竟至相互啃食毛发。如今飞蝗到处都是，加上还在繁殖，况且河南河北一带，百姓家里没有存粮，一旦歉收就要流离失所，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况且讨伐蝗虫即使不能全部消灭，难道不比放任它们养患成灾要好吗？"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黄门监卢怀慎说："凡是天灾，怎么能靠人力去制止呢？况且杀蝗太多，一定会伤害和气，希望您三思。"姚崇说："从前楚王吞食水蛭而治愈了疾病，孙叔敖斩断两头蛇而降下福报，如今蝗虫幸好可以驱除，如果放纵不管，庄稼将被吃尽，那百姓怎么办？杀虫救人，若有祸患归于我姚崇一人承担，不会连累到您。"于是蝗灾终于平息。宋代淳熙敕令规定："凡蝗虫刚孵化，或者飞落到地面，主人、邻人隐瞒不报，耆保（乡里保长）不及时申报督促铲除的，各杖打一百。允许他人举报，若主管官员接到报告不受理，或受理后不立即亲自到场督促铲除，或铲除不彻底却谎称已经除尽的，各加重处罚两等。凡官府所属的荒田、牧场，是飞蝗停落之处，若命令县令、县丞应当差派人员招募百姓挖掘虫卵，却挖掘不彻底，以致第二年再度孳生的，杖打一百。凡蝗虫孳生飞落以及遗留虫卵，因铲除挖掘不彻底，导致再次孳生的，地主、耆保各杖打一百。凡负责发放钱粮换取捕来的蝗虫、虫卵而克扣的，按胥吏、乡书手侵吞税款的罪论处。凡官府差派的工人借捕捉铲除蝗虫之机向百姓索取财物的，按官吏贪污受贿的罪论处。凡县令、县丞遇到蝗虫孳生，虽然已经外出但没有离开本辖境，若因蝗虫问题被追究罪责，也按在任官员在任期间犯罪来处理。"又下诏，因挖掘捕打而损坏庄稼的，免除该田的赋税，并按价折算，由官府发给地主钱款，但每户最多不超过一顷田。此外还有两种办法，一种叫"以粟易蝗"，晋代天福七

译年下令百姓每捕蝗虫一斗，用粟米一斗偿付，这是同类做法。一种叫"食蝗"，唐代贞元元年夏天发生蝗灾，百姓把蝗虫蒸熟晒干，去掉翅膀腿脚后食用。臣谨案：蝗灾这种祸患，不捕捉就不会停止，倪若水、卢怀慎的说法是错误的。难道不忍心对蝗虫下手，却忍心让百姓饿死吗？为百姓抵御灾害、防范祸患，正合乎经文的大义，又何谈违背经文、反其道而行呢？修养德行与执行刑法，道理上并不相悖。敌国与盗贼相比于蝗灾，同样都是百姓的祸害，难道说凭借修德就可以消弭一切，而捕捉治理的方法就可以废弃不用了吗？淳熙年间的敕令，从蝗虫刚孵化、飞落，都要一一申报，捕捉挖掘，都有条文规定。如今的官吏百姓大多没有听闻见过这些规定，似乎应当仿照这套办法重新申明并从严执行，明定功过赏罚，写入法令之中。至于食蝗这件事，史籍记载的不过两三处，唐太宗吞食蝗虫，以此表示代百姓承受灾患，这件事流传千古。而如今山东东部、京畿以南一带，把蝗虫当作日常食物，端上餐桌。我曾经在天津治理田地，恰好遇上这种蝗灾，田间的百姓不论蝗还是蝻，全都拿来烹食，城里的人还相互馈赠，也有煮熟晒干后拿到集市上卖的，只要几文钱就能换来一斗，买去食用，多余的各家储存起来作为冬季的存粮，味道质地与晒干的虾米没有差别。那些一日三餐不能吃饱、常年靠这个充饥的人，到现在也没什么不好。而同一时期我所见到的山西、陕西一带的百姓，还沉迷于祭拜蝗虫，以碰触伤害它为忌讳，说到可以食用蝗虫就大惊失色，大概是盲目相信流传的说法，认为蝗虫是戾气所化，因而疑神疑鬼，甘愿忍受灾害。山东东部、京畿以南一带的百姓既然明白虾卵这种东西，在水中就是虾，在陆地就是蝗，那么整年吃蝗虫和吃虾就没有区别了，也就不再心存疑虑了。

一、如今拟定预先消弭蝗灾的方法。我私下认为，既然已经知道蝗虫产生的缘由，就应当从源头处着手谋划。命令山东、河南、南北直隶的有司衙门，凡是地方上有湖泊沼泽、低洼积水的地方，遇上霜降水位下落之后，就要亲自前往勘察查看。凡是当年洪水所到、如今水边留有积存水草的地方，就要多召集民夫，涉水割除水草，堆放到高处，经风吹日晒，等它晒干，用来当柴烧。如果不堪使用，就地焚烧，务求彻底干净。这件事必须由巡抚、按察使、道台、知府亲自主持，命令州县官员齐心协力，才能有效。如果一处地方懈怠不办，蝗虫就会在那里孳生，蔓延到别的地方去。姚崇所说的"讨除不尽，是因为人不听命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若春夏之时，居民在湖泊中捕得幼虾，捕获一石虾就能减少蝗虫一百石，捕获干虾一石就能减少蝗虫一千石。只要让百姓知道这个道理，他们自然会主动去做，不用再费口舌劝导。

一、水草既已清除，附着在水草上的虾卵就不会再孳生了。但如果虾卵留在地里，第二年春夏得到水土之气的滋养，难免又会孳生，这时就须临时捕治了。方法有三种：其一，我曾听湖边居民说，蝗虫刚孵化时最容易扑灭，可是一夜之间就会变化成蝻子，四处跳跃分散，情势就无法遏制了。所以应命令居民、里正随时留心察看，只要看见土地隆起，便立刻报官，召集众人前来扑灭，这时下手，最省力而效果最好。其二，已经变成蝻子、四处跳跃活动的，就须挖沟捕打。方法是：预先估计蝻虫将要到达的地方，提前挖长沟，深宽各二尺，沟中每隔一丈左右，就挖一个坑，以便掩埋。多召集人手，不论老幼，都要赶来参与，沿着沟排列开来，有的拿扫帚，有的拿扑打的工具，有的拿锹锸。每五十人配一人敲锣，蝻虫听到锣声，会拼命跳跃，时动时停，逐渐逼近沟边，一到沟边就大力敲锣不停，蝻虫受惊跳入沟中，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众人各尽其力，扫的人只管扫，打的人只管打，埋的人只管埋，直到沟坑填满为止。前面的村子这样做了，后面的村子也

译照做，一个县这样做了，别的县也照做，蝗虫自然就能消灭干净了。如果蝗虫只有豆粒大小，还不能吃，长到一寸以上，那么燕、齐一带的百姓，就用畚箕装、口袋盛，背着扛着回家，煮熟晒干，用来食用。其三，蝗虫已经长出翅膀能飞的时候，一飞起来就遮天蔽日，还能渡水，扑打已经来不及，这时就要看它落下的地方，召集众人，各自用绳网兜取，用布袋装好，官府用粮食来交换。一般是粮食一石换蝗虫一石，杀死后掩埋。不过说到用粮食交换，还有一个说法：先儒说过，救荒最重要的是要贴近灾民的实际情况。假使乡民要走几十里路进城，背着蝗虫去换米，一来一回就要两天了。我所见过蝗虫盛发之时，铺天盖地，一落到田间，方圆有好几里，厚达几尺，要两三天才能过完。这种时候蝗虫极容易捕得，官府的粮食能有多少，怎能让人来回奔波在路上呢？如果用现钱就近兑换，随收随给，用几文钱就能换一石蝗虫，百姓还是愿意去做的。有人说，派官员下乡带一班随从，难免会有人蚕食里正、百姓，不能不加以防范。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个时候是为百姓除害，即使肌肤毛发都可以牺牲，如果还带头蚕食百姓，还能算是官吗？佐贰官这样做，正官在哪里管着？正官这样做，院道又在哪里管着？如果不在这类人身上杀一儆百，反而因噎废食，那么还有什么官不能废、什么事不能罢休呢？况且一郡一县，难道会缺少义士？无论是士绅还是武弁、有功名的读书人，选择其中善良可靠的人，没有不能用的，还有人愿意自己出钱出力的，何必事事都靠官府呢？至于发给粮食的多少，应按捕获蝗虫的难易程度作为标准，不必事先规定死。

一、事后剪除的方法，就是淳熙令中所说的挖掘虫卵。《元史·食货志》也说：每年十月，命令州县正官一人巡视境内有蝗虫遗留虫卵的地方，想尽办法予以铲除。我按：蝗虫产卵，一定选择坚硬板结的黑土高地，用尾部插入土中产卵，深度不到一寸，还留有孔洞。蝗虫本来就是共同孵化、成群飞行、成群觅食的，它们产卵也必定同时同地，形状就像蜂窝一样容易寻找。一处蝗虫所产的卵，有十几粒，形状像豆粒，里面只是白色的汁液，逐渐充实，然后分裂成一颗颗，一粒卵中就有细小的虫卵一百多个，有人说是九十九个，其实不确切。夏天产的卵容易孵化，八天之内遇雨就会烂坏，否则十八天就能孵化出蝗虫了。冬天产的卵不容易孵化，要到春天才孵化成蝻，所以遇上腊月的雪、春天的雨就会烂坏孵不成，也并非说虫卵能钻入地下千尺深。这种卵一代代传下去，一石虫卵能繁殖出千石蝗虫，所以冬天挖掘铲除尤其是当务之急，而且这时农事清闲，可以从容搜寻，官府用几石粮食换取一石虫卵，也不值得吝惜。只是挖掘卵的难易程度不同，给发粮食也应有所区别，而且要念及百姓冒着严寒挖卵的辛劳，尤其应该厚加发给，使百姓乐意去做这件事才行。我认为：以上所说的这些事情，都必须靠大家齐心协力，无论是一个人、一家人，还是一个县、一个郡，都不能独自成功。即使一百件事有一件疏漏，也足以坏了大事。唐开元四年夏五月，皇帝下令委派使者详细考察州县官员办事勤勉与懈怠的情况，各自据实上报，因此连年发生蝗灾却没有酿成大饥荒，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认为，此事应由各巡抚、按察使主持，由各郡县官员勤于办理，由各郡县百姓竭力去做。所遗憾的是，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土地空旷人口稀少，每逢蝗灾发生，蝗阵铺天盖地如同云雾，荒芜的田野一望如海，而能召集来的佃户百姓却如同晨星般稀少，即便竭尽全力铲除，百中也除不了一，只能徒然令人伤心惨目而已。当年蝗虫飞到常州，几天之内就被消灭干净，虽然是官府勤于办事，但也是因为民众人数众多的缘故，由此想来，就

译更能明白百姓齐心协力是不可缺少的了。

陈龙正说："蝗虫可以和野菜一起煮着吃，这见于范仲淹的奏疏。又可以晒干代替虾米，全力去捕捉蝗虫，既能除害，又能佐餐，何乐而不为？然而西北人肯吃，东南人却不肯吃，这也是因为水乡遭受蝗灾较少，不常见惯罢了。"崇祯辛巳年，嘉兴、湖州一带大旱又生蝗，乡民捕蝗喂鸭，鸭子长得极为肥大。又山中有人家养猪买不起饲料，试着用蝗虫喂猪，那头猪原本才二十斤重，十来天后就肥大到五十多斤，可见世间物性，适宜给鸟兽吃的东西，人吃了未必合适；反过来，人可以吃的东西，鸟兽没有反而不能吃的道理，蝗虫可以拿来喂猪喂鸭，也就不奇怪了。推而广之，恐怕蝗虫的用处还不止于此，特地把这件事表述出来。

陈芳生说："蝗灾还没有发生时，就修养德行来消弭它；蝗灾已经发生，就必须捕杀来消灭它。虽然做法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譬如毒疮已经在背上溃发，却还进献调理元气的说法说："我何必用刀针？我知道元气还没来得及调理好，而毒素已经内攻心肺，人就要死了。"倪若水、卢怀慎的见解，大概就是在毒疮已经溃发之际，还妄谈调理元气的那种人吧？大概那些鄙陋懦弱的人，看待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都认为与自己无关，唯独害怕自己稍有违逆鬼神之意，祸患就会立刻降临。假使朝廷下一道命令说："蝗灾刚发生时，地方官若不能捕灭干净，导致成为百姓的祸患，就革除他的职务，抄没他的家产用来赈灾。"那么这些人害怕祸患降临自身的念头，就会比谄媚鬼神的念头更加迫切，蝗虫就能立刻被消灭干净。淳熙年间的敕令，似乎还不够严厉。大凡天下的祸患，容易蔓延扩散的，一定要在刚发生的时候，加以治理，那时用力容易，而危害也不大。而那些鄙陋之人，若不是祸患切身，一定不肯竭力去做。所以我认为，捕蝗的法令，一定要严明法度来督促执行，这也就是"一家哭不如一路哭"的道理。况且古代的良吏，蝗虫常常都不敢进入他的辖境，如今地方官员还要费事去捕蝗，本已经很惭愧了；捕蝗还不尽力，那就是良心已经泯灭，即使严加惩处，难道算是过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