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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一。《三国史辨误》。正史类。提要。臣等恭谨考察：《三国史辨误》三卷，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也无法详知它的时代。苏州府志记载：陈景云，字少章，是吴江县学生，长洲人，年轻时曾跟随何焯游学，广泛通晓经史，博览群籍，长于考订；凡是文字讹误之处，都能分析得极其细密。他所著的书共有九种，其中第四种是《三国志校误》，似乎就是这部书。然而考察《义门读书记》，其中有何焯所校《三国志》三卷：魏志《杨阜传》中说，杨阜曾见明帝戴帽子、披着青绫，袖子半卷；书中把“裦袖”称作古今字，少章怀疑其中有一字衍文，查考《宋书·五行志》，果然如此，等等。这部书没有记载这条，因此又似乎不是陈景云所作。大概无法确切说明的地方，暂且缺而不论，也是可以的。《三国志》文字简洁质朴而有法度，古人称为良史，但其中出现抵牾也在所难免。例如孙权攻打合肥一事，魏、吴二志记载的先后不同，当时已经受到孙盛的议论。明代以来，南、北监本在传抄、刊刻中脱漏讹误尤其多。本书辨析陈寿原书以及裴松之注的错误：魏志二十八条，蜀志一条，吴志二十一条。其中，有辨析字词讹异的，如《三少帝纪》“定陵侯繁”应作“毓”，“少府褒”应作“袤”之类；有辨析文句倒置的，如正元二年八月戊辰不应列在辛未之后之类；有辨析正文与注文混淆的，如《王肃传》评语末尾附有刘寔的话，实际是裴注所引之语；有辨析原本缺佚的，如徐详不应附在《胡综传》之后之类。全都参照校勘异文，各有依据。虽然本书所辨只有几十条，不能像何焯的校书那样详尽，也不像何焯那样泛泛作史评；大体又都是以前后文互相考证，参照《后汉书》《晋书》，虽然不能像杭世骏《书征》那样征引广博，却也不像杭世骏那样旁引杂说、枝蔓繁多。它在摘发考辨、精密审慎之处，大体不减于三刘之于《西汉书》、吴缜之于《五代史》。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史辨误》。《魏武纪》。建安二十三年，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反叛。“本”字，《后汉书》作“丕”；而魏国郎中鱼豢所著《魏略》记载吉令之事，名字已经作“本”，大概是魏臣为了避文帝曹丕的讳而改写的，陈寿于是仍沿用魏史旧文罢了。东汉杜操字伯度，到魏代因避讳改为杜度，直到晋人仍沿用这一称呼，卫恒《四体书序》可以证明。吉本起事的详细情况见下条；裴松之引用《挚虞决录》作注，其中连同他的儿子吉邈、吉穆的字也都记载了，唯独遗漏了吉本的字。大概也是按照杜度的例子，以字代名，所以不能同时写出吧。挚虞的注文应当沿袭魏代旧文，正如《四体书序》一样。《明帝纪》。新城太守孟达反叛。注文说，文帝给孟达写信，称“保官空虚，起初没有资任”。考察“资”应作“质”。魏制规定，凡镇守地方的部曲将领以及外州长吏，都要把家属作为人质；凡有家属而应当连坐的，就收捕拘禁。所谓“保官”，当时明帝特意想安抚刚刚归附的人，所以用了这种华饰之辞。诏令太尉司马宣王率军讨伐辽东。注文说，何曾上表称“手足相展”。考察《晋书·何曾传》作“才”。《三少帝纪》。派曹芳回到齐国封地。注文称“廷尉定陵侯臣繁”。考察“繁”应作“毓”，此人就是锺毓，《本传》可以考证。又称“少府臣褒”，“褒”应作“袤”；当时郑袤任少府、将作大匠，是郑浑的侄子。他历任官职的详情见《晋史》。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日，毌丘俭反叛；戊戌日，司马景王出征讨伐他；癸未日，郭淮去世。考察乙丑与癸未之间不可能有戊戌日，应当是“戊辰”的错误，正如甘露元年五月乙亥日诸葛诞反叛，过了两天丁丑日便下诏亲自出征一样。又，正元二年八月辛未日，命邓艾与陈泰合力抵御姜维；戊辰日，又派司马孚作为后援。考察戊辰不应列在辛未之后，大概是传抄者把文字颠倒了。又，景元二年八月戊寅日，赵王曹干去世；甲寅日，又命大将军进爵为晋公。按戊寅推算，这个月不应再有甲寅日，“寅”字二处必有一处错误。又，咸熙元年正月壬辰日，用槛车征召邓艾；甲子日，皇帝巡幸长安；壬申日，派使者祭祀华山。按甲子、壬申推算，这个月不应有壬辰日，应当是“壬戌”的错误。看下文二月辛卯日赦免益州地区、庚申日安葬郭皇后这两件事，就知道辛卯是二月初一，壬辰便是二月初二。《卞皇后传》。文帝想追封太后的父母，因为陈群上奏而停止；到明帝时，才追谥太后的祖父卞广为开阳恭侯，父亲卞远为敬侯，祖母周氏封为阳都君，恭侯夫人也都赠给印绶。考察“祖母”二字中的“祖”大概是衍文。按封赠次序来说，卞皇后的母亲对于文帝是外祖母；如果称“祖母”，就是外曾祖母。明帝推恩，按理应先封卞皇后的母亲，不应反而舍弃她的母亲，只单独封她的祖母。何况下文有“恭侯夫人也都赠给印绶”的话，文义尤其清楚。《董卓传》。董卓因为城门校尉伍琼出卖自己而杀了他。裴松之注既引用谢承《后汉书》所记伍孚刺杀董卓而被杀的事，又说谢承记载伍孚的字和本郡，这就与伍琼相同；但伍孚临死的事情却与伍琼不同，不知是伍孚就是伍琼的别名，还是另有一个伍孚。考察城门校尉伍琼被杀，在关东义兵刚刚起兵、董卓尚未西迁以前；而《荀攸传》记载，董卓迁都以后，荀攸与越骑校尉伍琼等人共同谋划刺杀董卓，事情即将成功时被发觉。可见当时确实有两个伍琼。谢承所记，是与荀攸共同谋刺董卓的人，所以称作伍孚；他的官职全都与《三国志》相合，因此伍孚是伍琼的别名无疑。至于两人的名字完全相同，就如同当时同时有两个刘岱，都字公山一样。《张鲁传》。雄踞巴郡、汉中将近三十年。注文《典略》说：“熹平年间，妖贼大规模兴起；光和年间，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裴松之认为张修应当是张衡，如果不是《典略》的错误，就是传抄的错误。张衡的事情见《张鲁传》，裴松之大概是根据本传说的。考察《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张角、张修都在中平元年反叛；章怀太子注引用汉侍中刘艾《纪》，与《典略》的文字相合。刘艾《纪》成书早于《典略》，不应有错误。张修、张衡二人虽然同属五斗米道，但张衡隐居深山，从未阻兵作乱，和反逆的妖贼相去甚远。《荀彧传》。只有严象任扬州刺史、韦康任凉州刺史，后来失败死亡。注文引用《三辅决录》。考察《决录》下当脱“注”字。赵岐《决录序》说：“那些人已经死去，才可以记载他们的事迹。”严象败亡在《决录》成书以后；至于韦康遇害时，赵岐已经去世很久，尤其不可能涉及。因此这里的注文无疑是挚虞的注文。荀彧的哥哥荀衍因功封为列侯。注文说，荀闳的从孙荀恽，字景文，与贾充共同制定音律。考察“恽”应作“辉”，“音”应作“晋”，见《晋书·贾充传》。荀彧的长子荀恽，按辈分荀辉是他的祖父辈，因此荀辉取名自然不应与荀恽相同。《邴原传》。此后任大鸿胪张泰。注文说张邈历任二官。考察“官”应作“宫”。所谓历任二宫，是指本为朝廷大臣，后来又任东宫官属。这句话见《吴志·薛综传》注文。《华歆传》。

译儿子华表承袭爵位。注文说，司空陈泰等人因此称赞他。考察华表在咸熙年间任尚书，那么他的散骑侍郎官职应当在魏明帝曹叡时期；当时陈群任司空，陈泰是陈群的父亲。陈群以司空身份录尚书事，凡散骑侍郎所上奏议，无不由他总理，因此熟悉华表的为人而称赞他。虽然各书中也有因为陈泰后来被赠官而称他为司空的，但华表任散骑侍郎时，陈泰还名声不显、官位低微，朝臣似乎不会借助他的品评来抬高华表。“泰”应作“群”。又，司隶王密，考察“密”应依据《晋书·华表传》作“宏”；华宏是华弼的哥哥，另见《锺会传》注文。《王肃传》。《王肃传》的评语后附有刘寔的话，应当是裴松之的注文。正如《谯周传》评语后，注文引用张璠的话，说“认为如此”等，与这里完全相同。王肃既是著名臣子，又是晋武帝的外祖父，史臣在本传中完全没有贬斥之辞，怎么会反而在评语中摘取他的短处呢？何况陈寿的评语两句意思已经完整，下面不可能再多出别人的话；这一点尤其容易看清。《张既传》。张既与夏侯儒将其击破。注文说，夏侯儒起初任鄢陵侯曹彰的骁骑司马，司马宣王任征南将军，统辖荆州、豫州。考察“骁骑司马”应断句；“鄢陵北征”中的“北”当作中郎将，夏侯儒以行骁骑将军身份出征。当时夏侯儒的堂兄夏侯尚任长史，夏侯儒任司马，跟随出征。注文中的“宣王”二字有误；“为征南”之前还脱去文字。司马宣王曾以骠骑将军身份统辖荆、豫二州，并不在四征将军之列；担任征南将军、统辖荆豫二州的就是夏侯儒。从下文樊城被围、夏侯儒因延误救援而被召回来看，意义自然明白。《杜畿传》。荀彧对杜畿说：“应当等待大军。”考察“彧”应作“或”。杜畿从西平调任河东太守，虽然是由荀彧推荐，但当时杜畿在陕津，荀彧留在许都，不能参与军机谋议；大概是因为上文已有“荀彧”二字，才导致这里误写。《许褚传》。跟随出征张绣，率先登城，斩首以万计。考察“万”疑当作“百”。许褚即使骁勇，也怎能亲手斩获一万首级？恐怕是因“百万”二字字形相近而造成错误。许褚的哥哥许定也因功封为振武将军。考察“将军”是官号，不是封国或封邑，不应说“封为”；上文“进牟乡侯”应作“进封牟乡侯”，大概“封”字因下文而衍出，正是前面脱字所致。《陈思王传》。曹志屡次增加封邑，连同以前共有九百九十户。考察魏室诸王到正元、景元年间，普遍增加封邑，封户都累计达到数千；即使平阳公、成武公，也都超过千户。陈思王曹植最初封于陈国时已有三千五百户，到了儿子曹志承袭爵位，又多次增加封邑，却说连同以前只有九百九十户，必定是传抄脱误。评语后的注文有鱼豢的话，《资治通鉴》也引用了。至于“植者”下面，《资治通鉴》还有“岂能兴难”一句；从文义来看，这句话绝不能删去。《资治通鉴》所记汉末三国之事，间或采录陈寿《三国志》遗漏的材料；除《后汉书》《袁纪》《晋书》之外，都不是裴松之注文所引的各书中另有的异事。由此可知，鱼豢、王沈等史书在编纂长编时已经大多亡佚，所以只能以《三国志》注文为依据。既然如此，这条注文所少的四个字，必不是裴松之删去的，而是后来的刊本脱落了。《和洽传》。擒获和洽的弟弟和适。考察“适”应作“逌”。注文与《三少帝纪》甘露二年的记载相同：皇帝到辟雍，作诗，侍中和逌等人作诗，因迟延而获罪；就是这个人。又可考见《晋书·和峤传》。《韩暨传》。进封为南乡亭侯。考察这与满宠、王凌由亭侯进封为南乡侯相同，“亭”字是衍文。《田豫传》。公孙瓒派田豫镇守东州，下令他……考察“东”应作“泉”。泉州是县名，隶属渔阳郡。《牵招传》。牵招的儿子牵嘉承袭爵位。注文说，牵嘉的言辞尤其严厉。考察“尤”应作“亢”，见《晋书·牵秀传》。《郭淮传》。凉州休屠部落长率领部众归附雍州，郭淮上奏请求让他们居住在安定郡高平，作为百姓的保障。后来因此设置西川都尉。考察“川”应作“州”。晋武帝泰始年间，中丞傅休奕上疏陈述安置秦、陇地区的事情，请求在高平另设一郡；于是安定西州都尉迁徙百姓来充实那里，以打通北方道路，这就是证据。《胡质传》。又与周平共事。注文说，周韶历任二官。“官”应作“宫”，与前面张邈“宦历二官”的错误相同。根据晋史，周韶历任吏部郎、太子右卫率，所以这样说。《杜夔传》。又曾命令杜夔与左愿等人……考察“左愿”，繁钦给魏文帝的笺中作“左■〈马真〉”，见《文选》李善、吕向注所引《杜夔传》，与笺文相合。李善又说“■〈马真〉”与“颠”同音。由李善的注文看来，《杜夔传》这个字本来写作“■〈马真〉”，应当是后来传抄者改成了“颠”，而写作“愿”的又是“颠”的转写讹误。《蜀书·刘焉传》。董扶请求担任蜀郡西部属国都尉以及太仓令，适逢巴西人赵韪弃官，二人一同跟随刘焉。考察“会”字疑为衍文。太仓令隶属大司农，赵韪大概是辞去这个官职，与董扶一起跟随刘焉进入蜀地。上文说“侍中广汉董扶”，接着说“太仓令巴西赵韪”，正是并列举出二人的官职和籍贯。《法正传》。评语后的注文中“先主与曹公争”一条，应当放在《法正传》之后。裴松之因为诸葛丞相感叹“如果有孝直在，一定能够制止先主，使他不向东行”，所以引用这件事作为证据，以说明法正智谋有余，能够改变刘备的意图。如今误移到评语之后，并且脱去了所引书名，都是传抄造成的错误。《费诗传》。往年南征，年终还没有回来。考察“未及”应作“末”。根据《后主传》，诸葛亮在建兴三年二月南征，十二月回到成都，所以说“岁末才回来”。《马忠传》。进封为彭乡亭侯。考察马忠由亭侯进封为乡侯，“彭乡”下多了一个“亭”字。《费祎传》。封为成乡侯。注文说：“对他的诬陷出乎他的意料。”考察“谗”应作“纔”，与《魏延传》中“纔仪未发”的“纔”相同。《吴书·孙子远赞》。赞语注文说：“从亭侯进封为高阳乡侯。”考察这与后面《辅元弼赞》注文“从镇南将军任右将军”相同，两个“徙”字都应作“从”。《马承伯赞》。赞语注文说：“又任飞参军。”考察“飞”字是衍文。张飞死于建兴以前，马承伯大概是从郡守入朝，任丞相府参军事。“又任”是承接上文“任丞相从事、丞相掾”而言的。《吴书·孙权传》。派使者羊衜、郑胄。注文说，郑胄的父亲是郑札，孙权任骠骑将军时，任命郑札为从事中郎。又，在《朱然传》记载围攻樊城的注文中，零陵太守殷札的三个“札”字都应作“礼”。《张昭传》注文作“郑礼”，《顾邵传》《张温传》《赵达传》作“殷礼”。这里是古今字的不同。正如“宏”“厷”本来是同一个字，《孙权传》注文中多次出现“谢宏”，而《陆逊传》《潘浚传》都作“谢厷”一样。《孙亮传》。太元元年，孙权卧病；第二年去世。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考察孙亮改元既然不遵守逾年改元的制度，那么本传在他即位之后，应当立即接写新君所改的年号；下文的“二年”才可以承接上文。正如《蜀志·后主传》记载，章武三年夏五月，后主在成都即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下面立即记载建兴元年夏。这里“闰月”上面疑似脱去“建兴元年”四字。二年，有大鸟五次出现于春申；第二年改元。考察孙亮如果确实是在第二年改元，就不必先记在这一年，应当作“改明年元”。正如孙权黄龙三年，会稽报告说有嘉禾生长，于是改第二年的年号；又如孙皓建衡三年，西苑报告说凤凰聚集，于是改第二年的年号。《孙休传》。孙休跟随中书郎谢慈、郎中盛冲学习。考察“射慈”疑是“谢慈”的错误。谢慈见《孙奋传》，从裴松之注文可知，谢慈是当时著名的儒者，所以孙休跟随他学习。谢慈的事迹在《孙奋传》注文中，而前面没有注文；这正如留赞先见于《孙亮传》，但留赞的事迹全都注在《孙峻传》中一样。“射氏”出自北地，孙吴时期没有听说并州、凉州的旧姓在江东做官。《张昭传》。

译张昭的弟弟张奋领兵任将军，后来任平州都督。考察吴国没有平州，应当是“半州”的错误。吴主的儿子建昌侯孙虑曾经镇守半州，另有大将甘宁、潘璋也曾驻屯此地。这里是长江中游的要地，所以特意设置都督，就如同西陵、濡须一样。《步隲传》。太子孙登给步隲写信，步隲分条评定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等十一人的品行事迹，因而上疏加以褒奖和劝勉。考察步隲所列的诸位大臣，都是当时在荆州有声望和功绩的人。程普去世在吴主孙权称帝以前，不应也列在其中，恐怕是传抄错误。当时吕岱在荆州，他的名望功绩也仅次于诸葛瑾、陆逊，步隲却唯独遗漏了他，实在无法理解。或者“程普”是“吕岱”的讹误，正如魏志《夏侯惇传》中把关云长写成吕布一样。《陈武传》。调任太子中庶子，授任翼正都尉。考察“徙”应作“从”。中庶子是最初授予的官职，不是迁调；这与张休从中庶子转任右弼都尉相同。嘉禾三年，以陈表兼任新安都尉。考察“安”应作“都”。当时新都尚未改名为新安；又《诸葛瑾传》注文引用《吴书》也说“新都都尉陈表”，是更加明确的证据。《凌统传》。跟随前往合肥。“往”应作“征”。去世时四十九岁。考察凌统的父亲凌操在汉建安八年跟随征讨黄祖，战死；当时凌统十五岁。建安十一年，他又参与讨伐麻屯并取得胜利。后来如果到四十九岁才去世，就是吴国赤乌年间。凌统自从代理统领父亲的军队以来，多次建立战功，是当时的名将；如果赤乌年间还活着，那么从征合肥到还军的二十年间，他在军旅中建功很多，史书怎么会再没有一件功劳可记？根据《骆统传》，凌统死后，骆统接管了他的军队；这发生在陆逊击破蜀军以前。如此说来，凌统去世时应当在三十岁左右，本传所说是传抄错误。《丁奉传》。进封为都亭侯。考察“亭”应作“乡”。丁奉已经封为亭侯，再进封为乡侯，这才是进爵；正如陈武、是仪都是由都亭侯进封为都乡侯。建衡元年，丁奉攻打晋国的谷阳，没有取得战果，孙皓发怒，斩杀了统领军队的丁奉。建衡三年，“三年”以下脱了一个“卒”字；丁奉死于建衡三年，另见《孙皓传》。《朱然传》。魏将蒲忠、吴质各自率领数千人。注文说，魏志以及《江表传》。考察“志”应作“书”，这里说的是王沈等人撰写的魏史。又，陆逊也是原来的功臣名将，在世者只有朱然。考察“本”应作“卒”，句子应断为：“又陆逊亦卒，者惟然。”这是承接上文诸葛瑾、步骘二人而言的。根据《孙权传》，陆逊比朱然早五年去世。《虞翻传》。太末人徐陵。注文说，徐平的两个妻子归宗，敬奉公婆，情意超过常人。考察“两妇”应作“两姊”。既然说“归宗”，又说“敬奉”，必定是他的姐姐。归葬旧墓。注文说，桓文赠送给他尺牍。文中“文”似应作“王”，指长沙桓王。又有处士邓卢的叙述，“邓”恐怕应作“鄞”，或者是“鄮”的讹字。考察朱育举荐上虞人陈业以下十多人，回答郡守的询问，这些人都不是本郡之外的人；邓县是汝南郡的属县，与会稽没有关系。《骆统传》。封为新阳亭侯，黄武七年去世。凡是列侯去世，史书一定详细记载他有没有儿子承袭爵位；但《骆统传》和《是仪传》独独缺失这一内容，疑有脱文。骆统的儿子名叫骆秀，是当时的显士，见《陆逊传》注文；《孙休传》中有司盐校尉骆秀，就是这个人。由此可知骆统并非没有后代。《锺离牧传》。儿子锺离祎承袭爵位。注文说，盛冲因为施绩留在建平，施绩是有智谋的名将，多次经过那里。考察“留”字下多了“建”字，这是因为上文已有“建平”二字而重复出现。留平见《孙休传》；永安六年，留平以平西将军身份率军包围巴东数月才返回，那么留平多次经过信陵就很清楚了。《陆凯传》。转任左虎林。考察“左”应作“在”。正如王昶从兖州转任在徐州，张飞从宜都转任在南郡一样。《胡综传》。徐详，字子明，是吴郡乌程人。徐详死在胡综之前。考察《三国志》中凡是不另立传、而附见于他人传记的人，即使有值得称述的事迹，陈寿在评语中也不提及；胡综传后接着是是仪传，徐详的事迹又附在胡综传之后，但陈寿的评语却把徐详与是仪、胡综同列，称为孙权时代能干、能成事业的人，并特别称赞徐详多次出使。徐详没有传记却有评语，似乎违背史书体例，而且徐详出使曹操只有一次，见《孙权传》。按照陈寿评语的意思，徐详确实应当屡次奉命出使并符合君主旨意；前面既没有记载这些事情，后面却忽然出现这段评语，更加无法理解。看评语中先说徐详、后说胡综，显然可知徐详不是附见在胡综传中的人。大概徐详原本应当另有传记，列在胡综传之前，只是偶然散佚了；如今胡综传后面的几句话，是后人增补的。根据《江表传》，徐详曾以侍中、偏将军身份任节度官，掌管军粮，也可以略见他的才干谋略；其余事迹就无法考证了。《三国史辨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