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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 《籀史》目录　类二【金石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籀史》一卷，宋代翟耆年撰。翟耆年字伯寿，是参政公翟巽的儿子，别号黄鹤山人。这部书开头记载《宣和博古图》，其中有绍兴十二年二月皇帝命令臣翟耆年所作的文字。大概是南宋初年所作，原本分上下两卷，年代久远后散失。只有嘉兴曹溶家还存有抄本，但已经只剩上卷。现在各藏书家著录的本子，都是从曹本传抄而来的。王士祯曾把它的目录载入《居易录》，想借此访求下卷，最终没有得到，由此可知很久以来就没有完整本子了。它以“籀”命名为“史”，只是因为所记载的多是金石款识，篆书、隶书的字体居多，实际上并不是专门记述籀文。所录各项之后，都附有论说，概括说明其大意。对于岐阳石鼓，作者并不深信是史籀所作，和唐代流传的说法很不相同，也各自保存了自己的见解，但还没有像马定国那样断定是宇文周所作。此书所录不如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完备，后者把篆文全部记录下来；但论述器物源流，则比薛书详细。这两部书相互补充流传，本来不能偏废。其中所说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称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汉器二卷。按照他的说法，这十五卷全都是古器物铭文，并没有石刻，应当是在《金石录》之外另有一部书。而王士祯认为就是《金石录》，这种说法很错误，难道是王士祯偶然没有查阅《金石录》吗？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 籀史 宋代　翟耆年　撰 徽宗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宣和博古图》三十卷 皇帝天生就文武兼备，圣明神睿，才智出众，特别喜爱三代的钟鼎文字。他把群臣家中收藏的古器集中到宫廷府库，选拔通晓籀学的人，访求名家，置于礼局，追寻古文，亲自挥笔，讨论训释，编成了这部书。这样可以使后世之士认识鼎、彝、牺、象等礼器的形制，瑚、琏、尊、罍等礼器的美好，阐明礼器的用途，使它与六经相互表里，用来教诲后世学者，可以说充分彰显了文王的谋略。绍兴十二年二月，皇帝命臣翟耆年记述宝器十二件。皇帝说：“从前保氏用六书教导国子，后来官员不能修明此学，正因而无人知道怎样学习训释古今文字。你追寻古文，广泛精通篆籀，使栒鼎、悝铭等文字不至于湮没，这要依靠你。因此我命令你仿照商戈上的文字，撰写这件重器的记载，赐给你先帝的《博古训象》、圭以及笔墨、茶、药等物，作为给你的丰厚赏赐。你如果不是才能相称，就不足以承受上天的福佑。”我恭敬地叩头拜谢，以答扬天子光明显大的美好命令，祈求长寿，并使这些赏赐传给子孙，永远珍藏流传。徽宗皇帝祭祀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的礼器款识三卷 政和癸巳年，皇帝在镐京得到周代的罍；秋季，在长安得到商代的卣和兕敦；又在浚都得到黄目尊。《礼记·郊特牲》所说的黄目，是郁酒器中最尊贵的一种。黄目是周人所造，所以用来盛鬯酒，是六尊之首。六彝、六尊所盛的酒分别是：郁齐用来献酒，醴齐用来缩酒，盎齐用来涗酒，凡酒用来修酌；灌祭使用郁齐，朝祭使用醴齐，馈祭使用盎齐，这是献酒的正礼。所谓“郁”，是煮郁金来调和鬯酒，取其芳香以献神，所以称为郁鬯。《礼记》所说“郁与鬯相合，香气向下通达深泉”，就是这个意思。不与郁相合，就只称为鬯。古代天子用圭瓒进献鬯酒，诸侯用璋瓒进献薰酒。诸侯得到天子赐予的圭瓒，才可以制作鬯；没有得到圭瓒，就向天子取得鬯。鬯，是用黑黍酿成的酒，再用鬯草酿制，所以称为鬯。又说“称鬯”，是取一稃两粒米，以阴阳和气所生的谷物酿酒；因为它芬芳通畅，所以称为鬯。三代祭祀，各

译自使用本朝相应的尊、彝作灌祭之器。《明堂位》所说“灌祭之尊，夏后氏用蜼彝，殷用斝，周用黄目”，就是这个意思。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劳，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鲁国的乐舞又兼用四代的服饰和礼器，所以鲁国的郁尊也使用黄目。然而鲁国在宾祭时，只能使用周代禘祭的乐舞，备置八佾之舞，不能使用祫祭的乐舞。周代举行祫祭时，兼用六代的乐声和礼器：帝喾、英防的礼器，舞《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举行禘祭时，正用四代的乐舞，到《韶箾》为止。所以《春秋传》说：“鲁国有禘祭的乐舞，宾祭时使用它。”周王朝之时，不用黄目作为郁尊的，只有杞、宋两国的君主。大概王者兴起时，一定保存前两代王室的后裔，以备三恪之礼，这是为了表示尊重贤者而不把他们当作臣下；让他们不失去旧有的礼器，使用本族先世的礼乐，奉行先世的历法，用郊祭祭天，用宗庙祭祀本族始祖和受命之王，各自使用本国所规定的牲、乐、服饰，穿衮冕，举行九献之礼，以祭祀宗庙。九献之礼，是王和王后各行一次祼礼，各行一次朝践，各行一次馈献，各自酌献尸一爵【共八献】，诸臣再酳尸一爵【合计为九献】。九献之外，还有众宾加献。即使夫人助祭于王，也穿着本国最盛大的服饰。祭祀时，杞国先迎接牲畜，承取牲血，献入室中以降神，然后酌取鸟彝中的郁酒，灌鬯以献尸；祭祀用昏时宰杀的牲，使用黑尊和山罍，舞《大夏》。宋国则先演奏三阕乐曲以降神，酌取斝彝中的郁酒，灌鬯以献尸，然后迎接牲畜；祭祀用日中宰杀的牲，尊尚白色的礼器，使用着尊，舞《大濩》。献给尸的酒爵，杞国用醆，宋国用斝，周国用爵，鲁国用【缺字】。六代礼制中，献尸使用斝，是为了避开天子的礼制。祭祀有朝践，也有朝献。享礼举行祼礼之后，用笾豆把牲血献给尸，称为朝践。进献之后，王用瑶爵酌酒。字形从酉、从勺，意思是少量饮酒【音年，晋切】。然后进献熟食，称为朝献。朝践象征早朝时的政事，亲自进献的馈食象征进食时所进的食物。朝践所用的笾豆，等同于享礼馈食所用的笾豆；馈食所用的笾豆，等同于进食时所用的笾豆。礼制中没有比享礼更隆重的，食礼次之，燕礼又次之。大祭祀兼用前代的乐舞，时祭则只使用本朝先世的乐舞而已。岂只是允许他们在本国自行使用，即使朝见天子，也让他们使用本国所尊尚的颜色，以此自别；穿着本国所规定的服饰，以此自明身份。例如高阳氏的后裔朝见舜并进献玉器时，仍尊尚缯帛的颜色；殷代士人在周代助祭时，仍穿着黼衣和冔冠。岂只是允许他们自行区别、保持不同而已。武王封微子时，赐给他册命，甚至告诫他修明本国礼器，承继先王，遵循旧典，光大先祖的功业，正是这个意思。后来收复幽燕，得到耶律德光所盗取的上古宝玉。这件玉器的尊形制与黄目尊相同，晶莹洁净，没有一点污损和残缺，朝廷中没有人知道它有什么用途，只有皇帝认出它是灌尊，确实是周人的重宝。于是下诏令礼官规定，圜丘祭天所用的器物一概仿照古制，全部使用吉玉。由此才知道古人祭祀并不只是使用玉几、玉爵、玉豆。《明堂位》说：“夏后氏使用琖，夏代的四琏、商代的六瑚，都是玉制的。”《周礼·典瑞》甚至把琮、璧等六种玉器作为赠送之玉和殓尸之玉。可见三代没有什么礼器不用玉。玉是至阳之精，温润而能向四方通达，用它可以达到洁净，所以适合用来沟通神明。用玉制作器物来祭祀，当然是合宜的。后世狭隘鄙陋，礼仪赶不上器物；士大夫见识浅薄，与流俗相同，不懂圣人事奉上天极其严肃以及珍贵玉器、尽其美善的道理。即使得到宝玉，也不知道应当用来奉祀上天，甚至把它装在箧

译中作为贿赂，献给显贵以求爵位，拿来满足玩赏嗜好。因此宝玉自我珍藏，不能显露光彩；甘愿湮没无闻，成为盗贼窃取的物品或妇人的玩物。唉，真可叹啊！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知道它是重器，在俘获物中加以保护，进献给天地神祇，那么三代的重器就再也没有机会显现自身的价值了。

译第二年，得到周代的錞越。三月甲子日，得到宝簋。皇帝承受上天的福佑，取法三代，考察古制、仿效礼器，彰明德行于彝器之上。凡是祭祀圜丘、方泽，享祀太室，以及祀于祢宫所用的各种器物，都命令我的先人主管制作，开始制作新的宗庙礼器，与商、周相匹配，铭刻功德以祭献神祇和祖考，没有不来享受祭祀的。于是把汉、唐诸儒臆测之说的鄙陋一扫而空，使万世以后的人开始认识三代尊、彝的制度，使六经所记载的不再只是空话。恭敬地思念徽宗皇帝的圣明，述作盛大，一时的文物制度与三代相媲美，可以说《韶》乐的美已达到极致，善也达到极致了。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祀方泽的礼器款识一卷。铭文说：政和甲午年五月庚午日十二日丙戌日。皇帝在夏至这一天，恭敬地在方泽举行祭祀。制作牛鼎，用来享祀万世而有美善。簠、簋上的款识说：政和甲午年，皇帝在五月庚午日十二日丙戌日，开始在方泽举行祭祀。制作器物取法天地万物的形象，制作簋以使光明的神灵来临，万世永远赖此受益。牺、象、鼎、彝、尊、罍、壶、豆共二十八件。款识器物只有旅器。比干墓铜槃记 开元四年，游子武在偃师游览并卜地营建住宅，得到一件比干墓中的铜槃，宽四尺六寸，上面有科斗文十六个，每字长约八寸，文字说：“右边是树林，左边是泉水，后面是山岗，前面是道路；这是万世流传的铭文，应当在这里珍藏。”唐人摹写这些字并刻在石上，记载所得铜槃，并说：“地的左右前后，山岗、道路和泉水都还在，只是已经被铲平夷为平地了。”杨隐甫在石刻末尾刻写款识，书法学习虞世南，字势极为劲健秀媚，很值得欣赏。周穆王东巡题名一卷 石上刻有周穆王东巡的题字：“周受命一百四十九年，我因东巡在此石停留。”唐代协律郎孟翔记载说：“商人在海洲得到它，把它当作船的系石。”监察御史王澹游览金陵时见到它，把它取来放在龙兴寺后面。刺史房孺又把它移入州治。我从晏溥、慧开家得到它的摹本。这块石头如今不知道在哪里。周朝从武王十一年十一月戊午日革除商朝、接受天命开始，武王在位七年。成王在位四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四代共一百二十一年。现在铭文说一百四十九年，是因为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东巡时即位执政，大概已经十八年了。周宣王吉日碑一卷 右边是《周宣王吉日癸巳碑》，确实是三代奇特古朴的文字。运笔简易严正，笔势已经结束而意味仍有余韵，没有故意制造欹侧破裂之态。大体说来，三代籀书的笔画有一种自然简远的意味；后世作篆书，专门追求奇异而崇尚技巧，到了奇巧的程度就流于艰涩了。汉、晋的草书、隶书尤其崇尚简远，何况籀书呢？石鼓碑一卷 右边是石鼓碑。唐代张彦远《法书录》记载，处士张怀瓘在《书断》中叙述籀文，说周代太史史籀所作的遗迹中，保存有石鼓文。又《古迹记》说：“史籀的石鼓文。”不知道徐浩依据的是什么。张怀瓘本来名叫怀素，开元二十二年，皇帝下诏改名为怀瓘。徐浩在肃宗时期由襄州刺史被召回，授任中书舍人兼尚书右丞。四方的诏令大多出自徐浩之手，他措辞丰富敏捷，书法尤其精妙，皇帝很喜欢他，宠遇在一时无人可比。当时世人评论他的书法，说像愤怒的狮子搏击巨石、口渴的骏马奔向泉水。后来升任国子祭酒，被李辅国诬陷，贬为庐州长史。代宗又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召回他，升任工部侍郎，出任岭南节度使；又召回授任吏部侍郎，与薛邕分掌选官事务。徐浩有个妾的弟弟冒充优伶，托请薛邕拟任长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弹劾此事。皇帝发怒，将徐浩贬为明州别驾。德宗即位，召回授任彭王傅，晋封会稽郡公，去世，享年八十岁，追赠太子少师。韦左司应物的歌中说：“周宣王在岐山南面举行大

译规模狩猎，刻石来表彰功业，光辉灿烂。石头像鼓的形状，数目只有十面。经过风雨侵蚀剥落，又被苔藓覆盖而粗涩。飞扬、喘息、曲折、绵延的笔画，彼此交错。这就是宣王的臣子史籀所作。” 韦应物在天宝年间曾随从皇帝出游，怀疑他曾任三卫。蔡质《汉宫典仪》记载：三署郎在朝廷上朝贺、拜见天子时，不持笏板，只执衣袖行拜礼。郑户曹《骊山感怀》说：“我忆起穿着华美短襦的岁月，随从皇帝出行，正值天下太平。小臣担任前驱，奔驰在通往灞亭的御道上。”他与李录事的诗说：“和您十五岁时一起侍奉皇宫，清晨拂去炉烟登上赤色台阶。汉苑中花开的地方，曾经走过；骊山降雪的时候，曾经沐浴。近臣凋零，有些如今还在；神仙般的车驾飘然而去，再也无法期待。今天相逢，想起往日；一杯酒既令人欢喜，也令人悲伤。”又遇到杨开府时作诗说：“年轻时侍奉武皇帝，无所顾忌地依仗私恩。自身成为乡里的豪横之徒，家中藏匿逃亡之人。早晨拿着摴蒱赌具，晚上偷取东邻的姬妾。司隶校尉不敢捕捉，反而站在白玉台阶上。骊山风雪之夜，长杨宫羽猎之时，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只顾喝酒放纵顽痴。武皇升仙离去后，我憔悴不堪，任人欺凌。读书已经晚了，才拿笔学习题诗。两府这才开始收敛行迹，南宫却错误地推重我。没有才干果然不能容身，出任地方长官，抚慰孤苦寡妇。忽然遇到杨开府，谈起旧事，眼泪一同流下。座中的客人哪里能知道，只有故人才了解。”永泰年间，他任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建中二年，授任比部员外郎，出任滁州刺史，后来任江州刺史。被召回朝廷，授任左司郎中；贞元初年，历任苏州刺史。李肇《国史补》说：韦应物性情高洁，少吃东西，欲望很少，居住的地方焚香洒扫，然后坐在那里。他作诗的气势纵横驰骤，自建安以来的风韵都各自有所体现。又说：开元以后，官位卑微而声名显著的人，有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张长史、独孤常州、崔比部、梁补阙、韦苏州、白乐天。韦应物作诗回答刘禹锡说：“难道敢有文章取代左司，只是官职称号停留在那里，难道不是最终止步于苏州吗？”韦应物是周代逍遥公夐的后代。左仆射扶阳公韦待价生司门郎中韦令仪，韦令仪生韦銮，韦銮生韦应物；韦应物生监察御史、河东节度掌书记韦庆复。韩退之又接着作歌说：“周王朝的纲纪衰败，四海沸腾。宣王愤然奋起，挥动上天赐予的兵器。镌刻功业，勒石成文，告示万世。凿石制成鼓形，毁坏了高峻的山崖。文辞严整，义理缜密，读起来难以明白。这样的至宝，保存下来的难道很多吗？难道也可以以徐浩作为证明吗？” 韩愈的八世祖韩茂在后魏做官，凭武功显达，任尚书，人们称他为安定桓王。韩茂的次子是金部尚书韩均，韩均生雅州刺史韩晙。韩晙生曹州司马韩仁泰。韩仁泰生桂州长史韩叡，善于教化施行于江汉之间。韩叡有四个儿子：仲卿、少卿、云卿、绅卿。韩愈是仲卿的小儿子。仲卿追赠尚书左仆射。韩愈生于大历戊申年，三岁时成为孤儿，七岁懂得读书，十三岁能够写文章。贞元初年才到京师，参加进士考试；贞元八年考中，当时二十五岁。又考中博学宏辞科，历任官职，到宪宗元和十一年，升任中书舍人。宰相厌恶他，改任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裴度讨伐蔡州叛贼吴元济，上奏任命韩愈为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升任刑部侍郎。皇帝到凤翔迎请佛骨，韩愈上疏劝谏，被贬到潮州。穆宗即位，以国子祭酒之职召回朝廷，升任兵部侍郎。长庆元年，成德军发生叛乱，诏令韩愈前往宣抚；回来后任吏部侍郎。当初，元稹任宰相，想援引牛僧孺辅政，担心中书舍人李绅加以阻挠，于是任命李绅为御史中丞；又看出李绅性情刚愎、容易挑剔，而韩愈刚强正直，于是任命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除他参加御史台集会，借此激发李绅。李绅和韩愈果然互不相让，

译又各自援引御史台和府署的旧例相互诘问，争论纷纷。因此两人都被罢免：任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升韩愈为兵部侍郎，几天后又改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十二月二日，韩愈在任上去世。

译欧阳公说：“这篇文字的语言和《雅》《颂》使用同样的字，古朴而有法度，不是史籀不能写成。文字本来确实相同，只是篆书的笔画和行笔，应当在该行进的地方行进，在该停止的地方停止。如今有些字的位置局促艰涩，缩短长笔，牵引短笔，刻意求得字形相称，如‘栁’‘帛’‘君’‘庶’等字就是这样。有些字意思已经完备而笔势还在运行，如‘以’‘可’等字就是这样。十鼓大致相类似，这里姑且举出一个方面，懂得的人应当自己领会其中奥妙。从器物款识中只有“惟”字，与石鼓刻文中“惟何”“惟鲤”的“惟”字相参照，就能清楚看出来了。大概这些字的笔画没有三代文字醇厚古雅的气息，所以我才这样说。前代人尚且怀疑《系辞》不是孔子所作，我对于这部书，直截了当地说它不是史籀的遗迹。” 先圣篆书《延陵季子墓碑》一卷。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闻得到。”又说：“老师的围墙有数仞高，找不到门就无法进去。”扬雄说：“书法是心意的图画，语言是心声；声音和笔画一旦显现，君子和小人的品性就可以看出来。”老师的书法，是上天纵任其成为圣人的笔迹；忠恕之道，都显现在笔画之间。后世的君子虽然不能亲眼见到老师本人，但听到他的声音和言论，窥见圣人留下的遗迹，便可以在心中领悟、默默体会，专心奉行侍奉双亲、守持自身的大根本，努力以道德仁义修养自身；这样看来，这部书和六经本来就是传留后世、建立教化的著作，难道只是因为笔画像金钩玉画，成为三代奇异古老的书，才在世上受到珍贵吗？东坡居士说：“吴子寿梦去世时，延州来季子已经因谦让国君之位而闻名于诸侯，按理说应当已经成年了。他在鲁国观看乐舞，能够预知列国在百年以前的兴衰。他援救陈国时，距离吴国灭亡只有十三年，能说季子没有预见吗？当时季子离开寿梦去世已经大约七十七年了，还能统率军队跋涉千里，寿命多长而且多么康健啊！伍子胥被杀时，季子始终没有对夫差说一句话；他知道吴国必然灭亡，说了也没有用。季子大概是放下一切离开了；他最终不让吴国灭亡的事情，也不过是说率军援救陈国，后来不交战就离去，使敌国扬名的事情少了一项罢了。” 翟耆年说：“《左传》鲁哀公十年，楚国的子期攻打陈国，吴国的延州来季子援救陈国。季子对子期说：‘两国君主不致力于修德，却用武力争夺诸侯，百姓有什么罪呢？请允许我退兵，以成全你的名声；姑且致力于修德，使百姓安定。’于是退兵。季子的贤德，他仁爱的显著，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不让无辜百姓横死，想使两国君主修德来安定百姓；如果这还不是仁爱的极致，还有什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呢？却说这是‘少专’的过错，错了。”先生所说的“呜呼”，大概是感叹季子的贤德，并且深深地赞许他，就像说“季子来归”是表示喜悦的话一样。碑后唐代张从绅的识语说：“夫子为季札书写墓碑篆文，共十个字。历代相传久远，文字已有残缺。开元年间，玄宗敕令殷仲容摹拓其原本；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萧定重新刻在石上；建中元年八月仲秋，令卢国开始建堂并迁置碑石。”

译徐铉《古钲铭碑》一卷。序文说：建阳有越王余城，城池临近建溪。村民在溪中得到一件器物，形状像钟，长八寸，直径六寸，柄长一尺；柄端有两角相对，箝重十斤，铭文四十八字，献给刺史王延政。有人摹写了它的字来给我看，只有“连钲”二字可以辨认；上面有“真字”的黑印。传说这是江南书，开宝九年五月敕令送入史馆。卷末有史馆的印记。右边刻文的开头题作“□□篆”。徐铉字鼎臣，是江南人。他跟随李煜归顺朝廷，被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雍熙三年春，诏令他与著作佐郎一同在史馆任职。句中正采用许慎《说文》来详细考察篆书、籀书的字形，并说：“振兴人文，尊崇古道，在鲁壁考求遗留下来的典籍，在羽陵整理遭虫蛀的竹简。若不是为了文字的意义，今天奉行明诏，使我专门负责订正这些文字。篆书湮没衰微，已经很久了，错乱误谬之处，不能全部考究清楚。现在务必要援引古文字来订正今文字，不敢顺从今字而违背古字。”书成后，宣付史馆，命国子监刻板，发给学者。徐铉的篆书笔迹特别卓绝；晚年书写“▯【音呼鼃切，物不正也】”匾额的篆字，每一笔的墨迹都处在字画的中线上，不是用笔极其端正，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他的弟弟徐锴字楚金，博学而严谨正直，和徐铉在江南同样享有盛名。徐锴著《质论》十卷，后来李煜题写篇首，赞美李煜的文章，又命徐锴作序。君臣上下互相修饰声誉，儒者以此为荣。徐铉命徐锴取许慎的书和自己增补的训释，依照声韵编次，撰成《字韵谱》十卷。太平兴国年间，李煜去世，诏令侍臣撰写李煜的神道碑。有一个想与徐铉争名、图谋中伤他的人上奏说：“了解吴王事迹，没有谁比徐铉更详细。” 于是诏令徐铉撰写。徐铉请求入对，哭泣着说：“臣过去侍奉李煜，陛下容许臣保存侍奉故主的义节，臣才敢奉诏。”太宗这才明白谦让者的用意，答应了他。徐铉只在碑文中推说历数有尽，天命有所归属而已。其中警策的句子说：“东邻构成祸患，南箕煽动疑惑；投杼使慈亲产生迷惑，乞火却没有乡里妇人的言辞。开始劳烦依垒进攻的军队，最终却成了涂山的防守。又有偃王仁义的譬喻。”太宗读后赞叹不止。后来又得到徐铉所撰的《吴王挽词》，更加赞叹欣赏。每次面对宰相大臣，都称赞徐铉的忠义。《吴王挽词》共有三篇，如今流传的有两首。第一首说：“倏忽之间千年终尽，幽冥茫茫万事皆空。青松仍在洛阳道路，荒草覆盖建康宫殿。道德遗文依然存在，兴衰自古都相同。承受恩德却无从报答，反袖掩面哭泣于穷途。”第二首说：“君王的盛德承接先王余烈，江南广大地区承受旧日恩泽。一旦人事发生变化，千古之后诚信之书仍存。哀挽之声经过周原道路，铭旌经过郑国城门。这一生虽然还没有死去，寂寞之中神魂已经消散。”徐铉奉诏撰写《江南录》，所以有“信书”一句。“东邻”说的是钱俶。掌武太原公说：“先太师去世，前来吊唁的朱紫官员挤满门庭，只有徐铉独自带着麻袍和角带坐在宾客等候处，换好服装后才进去。” 徐铉在严寒中入朝，从来不曾穿毛衫。有人责问他说：“哪有儒者在宫阙之下穿戎服呢？”【掌武太原公，就是王文正公王旦。王旦在真宗朝任太尉，退休后，人们称他为掌武；大概唐人把太尉称为掌武。】《皇祐三馆古器图》。皇祐三年，诏令取出秘阁和太常所收藏的三代钟鼎器，交给修太乐所，参照校验其形制和容量。又诏令拓印器物上的款识，赐给宰执。丞相平阳公命承奉郎、知国子监书学杨元明和南仲解释其文字。杨元明的序文说：“汉孝武帝时期，距离周、秦才一百多年，鲁壁中的古文已经没有人能够认识了。美阳得到一只鼎，当时认为应当进献宗庙；只有张敞辨认出它所刻的文字，知道这是周王赐给大臣的器物。如今距离汉代将近一千年，那些流传下来的文字已经讹误错乱，无法考察；没有流传下来的，当然更应当无法通读。现在一概用隶书来释写，等待博古者进一步考察。”太公□伯□父盉、秦盄和钟、宰辟父敦、仲信父圆甗、伯勋父方甗，各有一件；钟和四件器物都铭刻着：“走作朕皇祖文考宝。”和钟大概是成王制作、用来祭祀文王的器物。但既然说“皇祖”，又说“文考”，其中含义还没有弄明白。篇首记载邢州进献的瑞鼎，制作不合规范，两旁是兽面衔环，三足做成异兽负重站立的形状，奇怪而不典雅，不知从哪里得到，却把它命名为三代器物。

译胡俛《古器图》一卷。皇祐初年，仁宗皇帝召宰执到太清楼观书，趁机阅览各国进献的三代古器，命人拓印器物款识，赐给近臣。有一位翰林待诏李唐卿，用隶书解释这些文字，只能辨认十分之二三。翰林学士王原叔又加以解释，这才大致通晓十分之八九。熙宁戊申年，司封员外郎、知和州胡俛公谨，取所赐古器中的五篇铭文刻在石上，流传后世。但胡俛把辟宫敦当作鼎，把太公簠当作斗，把仲信父旅甗当作煮甗，只刻录了铭文，没有载录王原叔所释的文字，尚未尽善。王原叔名洙，是睢阳人；状元、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叔父，最终任南京留台，曾奉命校定篆书五经，刻石立于国学。” 李伯时《考古图》五卷。李公麟字伯时，是舒城人。他著《考古图》，每卷每件器物都绘制图形，叙述并解释其制作、雕镂文字、款识字义和训释，以及器物的用途；又总括写成前序和后赞。天下因此流传，士大夫懂得留心三代鼎彝之学，确实是从伯时开始的。他认为圣人制作器物取法形象，承载道理、垂示戒鉴，把无法传述的奥妙寄寓在器物用具之间，用来启发后人，使见识宏博的人由器物寻求形象，由形象寻求意义，心中领悟、亲眼观察，懂得命名事物的智慧，明白礼乐法度中无法言说的奥秘；早晚观览鉴察，不使自己的德行有所遗漏。这就像唐虞时代画出衣冠作为标志，尚且能使百姓不触犯主管官吏，难道只是华美可供玩赏、令人悦目的物品吗？他认为彝器上的款识，是真正的蝌蚪古文，是籀书之学的本源、字义的宗祖。商周时期，器物有固定的工匠，每天以鼓铸为业；文字有精妙的意义，当时书写和绘画还没有分开。‘羊’字的笔画像羊的形状来显示名称，‘壶’‘卣’二字取象于形体来造字。‘庚’字层层排列，像物体成熟；‘秋’字像果实下垂；‘癸’字像草芽包裹结聚而尚未伸展。说明罍是用来承接尊、彝的，认为觚的用途与圭、笏相同；在数千百年之后阐明圣人的深奥意义和细微防范，这不是见闻浅陋的人所能认识的。【“謏”音小，见《礼记》。】他学问广博，鉴识精审，用心极其周到；听说有一件器物价值千金，也一点不吝惜。得到以后，就刮磨器面、探究考察，查核《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记载，审慎细察到如同符契相合，才肯罢休。哲宗皇帝绍圣五年春，得到玉玺，交给礼部，召集诸儒共同考订。当时李公麟任御史掾，进言说：“秦代玉玺使用蓝田玉，颜色纯正青碧；用龙、蚯蚓、鸟、鱼等形象书写，是帝王受命的符信。玉质极其坚硬，非昆吾刀、蟾肪不能加工。自从汉代雕刻方法中断以后，这方玉玺确实是秦代李斯所作，可以考察而无疑。”朝廷采纳了李公麟的意见，诏令于五月初一，在前殿由皇帝使用全套仪仗接受玉玺。宰臣、百官奉表称贺，实行大赦并改元，以此记载国家祥瑞；这件事确实是由伯时首先发起的。他的父亲李虚一，喜欢收藏法书名画。伯时从小就喜爱这些，于是领悟到古人用笔作画特别精绝，气韵高远，构思仿佛天成，即使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大概也不能超过。晚年制作洗玉池，东坡居士为它作铭；又把所得的拱宝、琥瑞等物刻在池上，自己书写钟鼎篆文和款识。元祐只有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城李伯时公麟父说：“友人陈散侯惠赠我泗滨乐石制成的石池，我恭敬地铭记他的义德，不敢推辞。于是采用雕刻古代宝物的方法，制作十六枚玉环，环绕四周承接泉水，给它命名为洗玉池。” 愿永远彰明美德，恭敬地祈求长寿安康；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永远享有福庆。愿这件宝物永远使用不止。”号称龙眠居士。说。李伯时《周鉴图》一卷。伯时在元祐辛未年绘制第一幅图，所绘雕戈的铭文说：“右边六个字以金片镶嵌成文字，无法辨识。禹用九州牧所进的金属铸造鼎，并把精巧的构思运用于雕镂其上。庾肩吾所说的‘蚊脚旁低，鹄首仰立’，正是这种书体。”接着记载商代器物的款识十四篇，字数多的有三十八字，少的只有一两句话。跋语说：“我从前考察古代，尚未见到石鼓；如今因彝器而颇能追寻夏、商遗迹，有幸让求学者看见，也应当使他们更加广泛地见到久远流传的事物，所以把它刻在秦王府。若把它放置在道路中央的尊器中，就应当斟酌取用。”

译吕与叔《考古图》十卷。吕大临字与叔，是丞相吕大防的弟弟，任凤翔府司竹监监官。东西省的从官纷纷推荐他的品行节义，说他修饰文辞而且雅正。于是授任太学博士，著《考古图》十卷。吕大临学问广博，无所不通，尤其精通《春秋》和三礼；又著《裕陵山陵记》三卷，当时的人都佩服其内容完备丰富。他辨析考证文字学，用意深远，认为：“宣榭的‘射’字，像手执弓箭射击的形状，因此把那座堂命名为射。后世加上木旁，是错误的。堂没有内室，便于射箭，所以凡是没有内室的建筑都称为射。宣王的宗庙形制像射，因此称为宣射。”他考证历法，详细而且符合经义。与叔叙述散季肇敦的铭文说：“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按照太初历推算，文王受命的那一年是庚午年，九年后去世，是己卯年，所以文书说‘惟九年大统未集’。武王在第二年改元，十三年壬午讨伐纣，实际上是武王即位的第四年。如今敦铭说‘惟王四年’，这里的王大概是武王。这一年正月辛卯，文书说‘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是初二。这年二月以后有闰月，从一月至八月，小月有四个；八月丁亥朔与文书所说的一月壬辰相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武王时期，散氏有散宜生季；我怀疑这是他的字，后来在干地的永寿得到此器。永寿在豳、岐之间，大概是周地。”辨析□敦说：“□制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之器；鼎铭说祭祀四代，必定是大夫。古代大夫虽然只有三庙，但祭祀时一定要涉及高祖，所以《大传》说‘大夫士一祫及其高祖’。武伯、龚伯大概是祖、考中曾任大夫的人；益公、文公是高祖、曾祖中曾任诸侯的人。大夫而以诸侯为祖，是末世僭越礼制的行为。”伯庶父制作器物祭祀他的君王，开始讥讽这种做法不合礼制。雁侯制作姬邍【音原】毋敦，说其中含义没人明白；他对礼制的严谨、对名分的明确，竟谨慎到这种程度。戬敦说：“正月乙子，商代彝器说丁子。”与叔认为日辰的刚柔不能相配，怀疑乙子就是甲子，丁子就是丙子。社会质朴、人民淳厚，只取同类而没有作很细的区别；否则大概无法考察。我认为，戬敦所说“正月乙子”，是正月的第一个子日尚未立春，仍然使用十二月乙丑的节气，所以称为乙子。丁子难道也是尚未得春，使用季冬的丁丑而冠以正月的子日吗？古人严格对待时令，谨慎看重开端；《春秋》记载年份，先记正月，正月又依次属于王，王之后才是春；三代器物都一定记载日期，难道也是这个意思吗？” 他论述爵的形制说：《士丧礼》的虞祭中，主人洗涤废爵；废爵就是没有足的爵，主妇洗涤有足的爵。没有足的爵称为爵，便没有纹饰；有足的爵，是图中所载的器物，所说的就是父爵。繶爵的腹部已有纹饰，但还不是纯粹吉礼所用的爵；图中所载的单爵、篆带爵就是这类。躅尾在足与腹之间遍布篆刻纹饰，这才是吉礼所用的爵；图中所载的父丁爵、主人举爵、已举爵之类就是这种。这样的讨论深远而广博，并且符合经义，不是见闻少、学问浅的人所能窥知的。解释▯敦，叙述天子册命的礼仪，可以由此想见当时礼仪的大小细节。他在《牧敦》中论述五冕的制度，认为虎冕就是毳冕；又如荀卿把山冕称为龙衮，都是举出一件物品来命名其服饰，尤其完备通达。我考察《周礼》：灌礼都使用彝，献礼都使用尊，酢礼都使用罍。六彝都有舟，舟是用来戒备倾覆的；六尊都有罍，罍是用来警戒过度的。六彝是鸡彝、鸟彝、斝彝【音稼】、黄彝、虎彝、蜼彝。蜼本应读作蛇虺的“虺”【见《周礼》】，如今读作“垒”，是错误的。六尊是献尊、象尊、壶尊、著尊、太山尊。彝一定有舟，罍一定配在尊旁。二十四件器物相互配合使用，大概灌礼用彝；‘彝’表示法则。” 献礼用尊；‘尊’表示尊贵。酢礼用罍；‘罍’取警戒之意。聂氏《礼图》所载的六彝，也各自另有舟；这样看来，舟是单独的器物，用来承托彝，清楚了。各种彝器中没有舟的完整器物，只有牧敦、兕敦、师毁敦三器有舟。大概彝有舟，就像爵有坫；古人重视礼器，没有不借助承托之物的。三代把彝作为上等尊器，又用灌鬯之礼来尊奉神灵，必定不会把它直接放在席上而已；那么所谓舟，大概就是彝的座。周礼《司尊彝》说：春天祠祭、夏天禴祭，灌礼使用鸡彝、鸟彝，都有舟；秋天尝祭、冬天烝祭，灌礼使用斝彝、黄彝，都有舟；四时之间举行追享、朝享，灌礼使用虎彝、蜼彝，也都有舟。每次祭祀所用的彝都有舟；六尊有罍，罍是另设的器物，那么六彝有舟，舟难道只是彝的足吗？我考察郑司农说：舟是彝下面的台座，就像今天的承盘；这样看来，牧敦的台座确实就是舟。我不是敢于凭空臆造说法来欺骗世人，而是考察了洛阳安氏收藏的牧敦，以及《博古图》所载的兕敦、师毁敦，再用《周礼》加以验证。仲丁壶的款识说：“用来祭祀，用来享献。”与叔认为《坊记》说：“因为敬重，所以使用祭器。”因此祭祀和享献兼用祭器。我说：《左氏传》记载：“鲁国有禘祭的乐舞，宾客祭祀时尚且使用它，何况是祭器呢？”只有解释“朝事尊”时说：“窽”是器物中部；所谓“中”，是说尊在后列而处于中间。”这是凭臆妄加穿凿的说法。与叔说，“卬中馈”中的“□□”字，音为“头酉足”，加在“皿”上，必定是周末时的器物名称，大概这个字并非出自礼制规范。我查考字书：“盫”【于含切】与“□”相同，古书用字不一定相同。如今两字的读音也相差不远，而“□”“盫”等字都是馈食之器的名称。与叔去世时，东坡居士作挽诗哀悼他，说：“言语合于谋略，行为合于经义关要。西方人物中数他最为清俊英秀；想拜访叔度而留住整天，却不知鲁山徒然空过此生。议论文章凋零了三位益友，功名事业交付给两位难兄。年老以后尚且有忧虑时事的叹息，这眼泪又无从向何处倾泻呢？”先公前些时候寓居霅川，叶少蕴左丞在湖州卞山建造读书堂。那里山川秀美雄伟，天然怪石嵌入空洞，重叠如山岩；山谷之间有茂密的树林和修长的竹子，真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叶少蕴有一天进城拜访先公，等候吃饭；饭后，他带我划船经过自己的居所。案上偶然放着与叔考订古器的图录，叶少蕴指着秦盄和钟说：“这里的窽文，读它的人大概很难断句。”我替少蕴读了出来，少蕴合上书叹道：“您真是通晓古代的人；假使伯时和与叔还在，也一定会折服。”

译我本想记载解释盄和钟的文字，作为一时张本，所以一并附在这里。不过，其中超过事实的话，我实在不敢承当。盄和钟的窽文中，有把两个字合写成一个字的，例如“小子”就是“夏”，“四方多宜”就是合并的字。有名称由六字组成、却按十二字读的，例如“晳邦”，读音是“铣雝”。有七字应当按八字读的，例如“孔皇以邵□孝享”；其中“邵”又应读作“昭”。有六字应当按八字读的，例如“以受纯鲁多厘”。大概铭文全都以四字为句，因为器物小，容不下窽文，所以特意写成这种奇异合并的文字，使后来的读者根据文意推求。现将其训释列在后面：秦公说：“光明显赫的我的皇祖，接受上天的命令，完全拥有天下诸国。历经十二位君主而不坠失先祖在上的事业，严肃恭敬地遵奉天命，保全、安抚你们秦国的【▯】事，治理蛮夷与华夏。”又说：“我虽然是年幼的后嗣，却要以肃穆的师法秉持明德，明智地施行刑法，恭敬谨慎地守护我的祭祀，以接受众多福祉，使万民协和。”【唬】早晚勤勉不息，以万民之生计为念，整治、约束百官，匡正士人；□□文武□□【音古防切，明也】使不服从的地方安定，于是夏天在秦地会合百邦，接受执献，制作盄和钟。” 于是铭文说：“‘晳邦’这个名称，其读音铣铣，铣铣而又雝雝。极其显赫，以昭明的孝享达到神灵，以接受纯厚的福祉；纯厚的福祉很多。长寿无疆，贤俊惠善之人居于职位，高大崇隆而有福庆，广施保佑于四方，永远保有许多适宜之事。” 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一卷。刘敞，字原父，是吉州人。他在自序中大略说：先秦古器共有十一件，制作精巧，有窽文铭识，都是科斗书；即使是研究古学的人，也不能全部通晓，只能参照其他书籍，十成中理解五六成。根据那些可以认识的文字考察其时代，有的或许出于周文王、周武王时期，距今大概已有二千多年了。唉！三王的事迹，万中存一；《诗》《书》所记载的、圣贤所建立的事业，还有许多足以长久叹息的地方，难道只有这些器物才值得如此吗？刘敞任判考功时，仁宗赐给宰相夏竦谥号“文正”。刘敞进言说：“谥号是有司的职掌，夏竦行为邪僻，而陛下却给他谥为‘正’，不合礼法，而且侵夺了臣的职权。”他上疏三次，仁宗于是改谥为“文庄”。张贵妃死后追谥为温成皇后，有人请求为她设置忌日，刘敞说：“自太祖以来，后庙有四室，都是陛下的母亲；尚且不为她们设忌日，怎么可以因为私爱而越过礼制呢？”他奉命出使契丹时，顺州有一种异兽，形状像马，却吃虎豹；辽人不知道它的名称，拿来询问刘敞。刘敞说：“这就是所谓的駮。”并说明了它的形状，辽人佩服他的博学。翟耆年说：“司马相如《子虚赋》记载，楚王驾着由驯服的駮组成的四匹马，乘坐雕饰玉石的车。张揖说：‘駮，形状像马，白身黑尾，头生一角，牙齿锋利，以虎豹为食，就是这种兽。’” 刘敞从六经、诸子百家以下，直到传记、小说，没有不通晓贯通的。他在西掖任职时，有一天追封九位皇子、公主；刘敞将要退朝时，骑在马上，九道制书立即写成。当初，原父得到上雒鼎，送给欧阳修。欧阳修说：“君谟所说的‘十有四月’，是怎么回事？”原父不能回答。我考察：商代己酉尊说“十九月”，癸酉卣见有“十九月”，南宫鼎说“十有三月”，周牧敦说“惟王十年十有四月”，并说“既生霸”，上雒鼎说“十有四月”。古代嗣位的君主继承王位，经过次年，举行即位礼，然后才改元。如今称“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恐怕是嗣王继承王位虽已过年，却尚未改元，所以只按月份计算。只有文姬鼎说“十一月”，而且这两点都无法明白。一处说“又三”，难道也是十四月吗？刘敞和弟弟刘攽，字贡父；刘攽的儿子奉世，字仲冯，撰写《汉书刊误》，纠正了许多错误。原父又撰写《春秋传权衡说例》《意林》，合计四十一卷。又作《诗》《书》《三礼》《论语》《公羊》的解说，题名为《七经小传》。他论述《毛诗》的变风、变雅，认为各国诗篇中讲正义、称善事、合于道的，都是正风；讥刺、怨恨、讽谏的，都是变风。他认为《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变雅，辨析得极有道理。《尚书》中“正九共九篇”应当是“九丘”，九篇的“共”应当作“丘”；古文字“丘”写作“丠”，“丠”与“共”形体相近，误传为“共”。“九丠九篇”是讲九州的书，共有九篇。楚国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大概就是这部书。《禹贡》记载九州的地形，是治理水患的书，所说的是形质；《九丘》这部书讲的是各地土壤不同、风俗各异，要顺应各地的性质来教导、治理人民，所说的是情性。《周礼》说大宰以九种关系联系邦国的人民。第三是“师”，凭贤能得到民众；师得到民众，和人君相等。第四是“儒”，凭道义得到民众；儒得到民众，和人君相等。第八是“友”，凭才能任用得到民众；友得到民众，和师、儒相等。凭贤能、道义和才能任用，使各人都遵循五教来端正民性，引导并督促他们遵守礼制，以侍奉上级，使君主得到民心而成就王业。有人解释“立其监”为“建冢”，继而说是监国；这种解释并不纯粹合于经义，若非如此，怎么能作出这种解释呢？凡乐舞有九变，八变以一终作为一变；加上田地不征税一事，引用《国语》所说“官宰食征，不食于国”。古代家臣的征收归入家，陪臣的征收归入国，诸侯的征收归入王；大夫的田是圭田，接受田地而不征税，这是为了优厚贤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两〕 现在选取其中最突出的部分记载下来，以显示刘敞自得之学就是这样。《周秦古器铭碑》一卷。解释说：咸平三年五月，同州百姓汤善德在河渠中得到一件方甗，上面有十二个字。九月，好畤县令黄传郓得到一件方甗，铭文有二十一个字，请求关中方面将它献上。诏令把它拿给直昭文馆勾中正、秘阁校理杜镐看。勾中正辨认出它所刻的是书体，用隶书解释古字，少的有八个字，多的有七十多个字。末尾说：“丁巳年、癸卯月、乙酉日，僧人湛洤立。”考察丁巳年就是天禧元年，乙酉日是二月初三日。

译米氏《元章训古》一卷。元章用钟鼎文字和篆书，书写圣皇帝御制的《夫子赞》以及《尚书》《周官》篇，结体布置简古质朴，领悟了三代科斗书法的奥秘。绍兴皇帝生来就能悟道，确实是天资纵横、才艺很多；他的奎画遒劲秀美，追踪钟繇、王羲之，行笔雄伟，远胜唐、晋书家。他极其喜爱米芾的书法，以及米芾临摹的六朝、唐人名迹，认为这些作品刚劲秀丽、飘逸有力，足以追继晋代贤者，行笔又不是唐人所能相比的。于是命人汇集米芾书法编成法帖十卷，刻石摹拓，赐给近辅。圣心留意书法，即使与晋穆帝喜爱王羲之书法相比，大概也不能超过。臣耆年曾见米芾题写的《甘露寺多景楼诗》，戏谑地赞叹说：“米南宫的书法超逸绝尘，气势凌驾宇宙；读它就像读李太白、司马犬子的词章，使人飘然产生凌云之意。”他解释古文字，通达古人深意；其中“防”字，认为有烈士的容貌之义；“怀”字从衣中取义，有容纳众多、心怀众人的意义；“字相戾”是说大夫的志向不与人雷同。“稽”从卜、口，会合众人谋议之义。“秬鬯一卣”合写为一个字，拆开则为四个字，说的是眉间有毫毛、象征长寿者的证据，所以“眉”字从【缺音毫】而来，如眉毛下垂；他的辨说有道理，实在是前人没有达到的见解。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汉器二卷。河间刘跂作序，洛阳王寿卿篆书题写。寿卿得到二李用笔的意趣，字画端正刚劲，不容易达到。赵明诚字德夫，是大丞相挺之的幼子。他读书广博，藏书万卷，全部亲自校订，铅笔、刊刀从未离手。他极其喜爱书画，遇到名迹，即使花费千金也毫不吝惜。他收藏的三代鼎彝非常丰富；建炎年间南渡时，全部被盗贼抢夺，剩下的不过九牛一毛。他又没有儿子能够保存遗留下来的东西，我常常因此为他叹息。《晏氏鼎彝谱》一卷。晏溥，字慧开，是丞相元献公的孙子、叔原的儿子，是一位豪杰而不受拘束的人。他喜好古文，精通籀学，撰写《晏氏鼎彝谱》一卷，记载亲眼见到的三代鼎彝及其窽文。靖康初年，他任职于河北；金人侵犯顺州时，他散尽家财，招募士兵抵御敌军，并与妻子玉牒赵氏穿着戎服，率领义士奋力作战而死。晏溥与我是姻亲，彼此最为亲厚友善。《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