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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东林本末》，明代，无署撰者姓名。序 全书共六卷，藏在陈其年维崧太史家。所谓“东林”，是门户的别称；所谓门户，又是朋党的别号。小人想要使国家空虚衰败，必定要把朋党的罪名加到别人身上。因此，“东林”这个名称最为显著，所受的祸害也特别深重；但东林究竟哪里辜负了国家呢？东林争论真假问题：真正的东林人必定不会辜负国家，冒充东林的人反而会辜负东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大概事情发生到现在已有五六十年，流传下来的说法大多失去了事实真相。于是出现冒充东林的人，也是形势造成的。如今所谓东林，又不同于过去；过去只想把东林禁锢在山林之下，如今甚至牵连到草野之人。盛世难道会有党锢之事吗？无论朝廷内外，也不过是辨别其真假罢了。我因此按条理编次其始末，使观看此书的人有所考察并有所感触。●《东林本末》（上） 门户的始末（姑且从并封开始，至丁巳年京察为止，尚未涉及熹宗、神宗之事）。我曾观察国家的败亡，没有不是从小人倾陷君子这件事开始的；而小人倾陷君子，也没有不是借着朋党的说法进行的。汉代有顾、厨、俊及诸人之祸，唐代有清流、白马之祸，宋代有因新法、伪学而被称为党人并遭流放的祸患；这些祸患都加在君子身上，国运也随之走向灭亡。谈到这些事，真不知道贾谊的眼泪流尽之后，是否还会继之以鲜血。然而党锢之祸虽然发展得很猛烈，它的源头却是逐渐形成的。宋代的党锢，在元符年间达到极点；但蔡襄所作《四贤不肖诗》，已经成为它的开端。本朝的党祸在万历丁巳年达到极点，而嘉靖、隆庆年间以及各政府大臣，已经逐步开其端绪。所以从张凤盘（名四维）以前向上追溯，如张太岳（名居正）、高中元（名拱）、徐存济（名阶）、严介溪（名嵩）、夏桂洲（名言），他们专擅权力、结党排斥异己的情形很明显，在好恶之间公然实行，却没有人敢议论。不过他们的格局专在攻击前人，所以一旦事情败露，那些曾做其鹰犬、被他们斥逐的人，转眼之间升降就互相不同。因此君子不会长久被禁锢在山林，小人也不会始终占据要津。自申瑶泉（时行）以后，逐渐往下说，如王荆石（锡爵）、张洪阳（位）、赵瀫阳（贞吉）、沈蛟门（一贯）、朱金门（赓），他们的手段更加巧妙，结党排斥异己更加诡秘，寄托于宫廷和政府之内，却没有人能够看透。而且他们的格局专在援引后进，所以一脉相承；凡是受到他们庇护或排斥的人，即使处境互换，任用与罢黜也仍和以前一样。因此君子最终只能像硕果那样孤存，小人始终如蔓草般蔓延。远处的事不必全说，姑且就万历年间谈起。张凤盘罢职后，申时行、王锡爵受宠得势，许颖阳（名国）也参与其中。他们在朝廷讨论册立太子时，天潢贵胄的次序已经确定，谁敢扰乱它呢？但申、王献媚，暗中主张把三王同时封王。众人开口争论，于是他们便被诋毁为朋党。后来册立太子的事情已经确定，工部主事某人请求制造太子的仪仗。恰逢皇帝发怒，想依法处置他。当时申、王、许三人迫于舆论，一同上疏救护他。申、王又害怕因此触犯皇上，便暗中上揭帖把过错推给许国，否认先前的奏疏，自称对这件事阴一套阳一套，神鬼也不知道。不料皇上最终拿出了他们的密揭，以此堵住朝廷的议论。黄正宾因此揭发并抄录此事，众位正人一同纠劾他们，他们又被诋毁为朋党。甲午年，申、王已经失败，许国也告老退职，改由赵瀫阳、张洪阳当国，沈蛟门也参与其中。一天，张洪阳让自己的私人关系请托掌管铨选的人，掌铨者没有听从。恰逢传旨考察，铨部四司全部被罢职，众位正人鄙薄他们。不久辽阳发生倭寇变乱，张洪阳、沈一贯主张作战，赵贞吉和石星主张议和。议和已经决定后，主张作战的人又私下偏袒总兵李如梅。恰逢麻贵一天之内打败倭寇十一阵，倭寇退守釜山

译，疲惫困顿到了极点；麻贵对辽东巡抚杨镐说：“今天趁着胜势进攻，一定可以把这些丑类全部歼灭。”当时杨镐因为李如梅尚未到达，便鸣金收兵。原来杨镐与李如梅结盟，害怕他不能参与这次功劳。第二天早晨，倭寇已经扎好了营寨，李如梅才到，杨镐想要进攻。麻贵不同意，说倭寇已经有了准备，进攻必然失败。杨镐不听，带兵前进。倭寇凭借弩和火铳，乘着风势迎战，杨镐与李如梅、麻贵仅仅逃得性命。辽阳的精锐全都丧失在这里，杨镐于是隐瞒不报，只有兵部主事、赞画丁应泰上疏向朝廷说明事实，参劾张洪阳、沈蛟门、杨镐等人。于是张洪阳和杨镐奉旨革职为民，赵瀫阳死去，沈蛟门独自留任，他所造成的祸患便更加猛烈。接着考察丁应泰，以行为不谨慎治罪；又使给事中徐观澜几乎丧命，并诬害徐观澜的亲家、侍郎张养蒙，使他被罢职。不久，朝廷推选沈龙江（名鲤）、朱金庭入阁。朱金庭是沈蛟门的私人，沈龙江则是皇帝特别宠爱的人。于是申瑶泉写信给沈蛟门说：“蓝面贼来了，应当防备他。”原来沈龙江任礼部尚书时，曾与申瑶泉不合；申瑶泉害怕他记恨自己，想同沈蛟门谋划陷害他。因为沈龙江脸色青黑，所以称他为“蓝面”。然而沈龙江方正清廉，没有可以攻击的地方；恰好徽州商人程守训等人贿赂宦官，以矿税之事煽动皇上，沈龙江上疏极力阻止。沈蛟门既想迎合皇上的意旨，又贪图税使的馈赠，于是宦官四处出动，天下骚动；间或有人进言，而沈蛟门的鹰犬姚文蔚、陈治则、杨应文、钱梦皋等人顺承风向、迎合圣旨，极力排挤异己。他们最为触犯公论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楚狱。原来楚地巡抚赵可怀先前居家时，占夺他人的田地房屋，在乡里容身不得，私自逃奔长安，重金贿赂沈蛟门；于是沈蛟门使赵可怀出任楚地巡抚，并嘱咐他曲意庇护陈奉。赵可怀到任后，大失民心。不久，借楚王与假王互相指控之机，楚王进献金钱，又贿赂沈蛟门。各藩王厌恶楚王行贿，越过长江把他劫走，赵可怀便被定罪为劫夺贡物，不等题请，直接施加酷刑。各藩王拿会典据理争辩，百姓又恨赵可怀庇护陈奉，便乘机逼迫并杀死了陈奉。赵可怀、沈蛟门于是以大辟罪处置各藩王七人，关押在高墙内的有数十人；杀戮过多，舆论共同愤怒。第二件是妖书。原来妖书是越地人赵士祯刻印的，大概是为了赞美沈蛟门有功，而说东宫诸人没有出力献媚。起初，这件事没有其他异常。沈蛟门却借此挑动皇帝发怒，在京城大肆搜捕；一方面想逼死沈龙江，大概是因为沈龙江在矿税问题上的意见与他不合。沈龙江说：“妖书如果果真是我所造，我应当死在西市，绝不会自杀。”另一方面又想逼死郭正域，因为郭正域揭发了楚王送礼给沈蛟门的事情。于是沈蛟门命令军队包围郭正域的宅第，把他的家仆关进监狱，郭正域几乎不能保全首领。押送走到杨村时，沈蛟门又派快兵守住他，使他不能离开。郭正域的夫人摘下簪珥，让小女儿卖柴买米来供给日常生活。后来得到总漕李三才出面投递解救的奏疏，众位正人愤怒于沈蛟门过于险恶狠毒，便一同上疏参劾他。丙午年，李三才也上疏论说沈一贯与沈鲤不和，有损圣政。沈蛟门于是秘密上揭帖，请求逮捕审问李三才、沈鲤、郭正域。皇上惊讶地说：“怎么会因为一个阁臣，逮捕一位同僚、一位侍郎和一位总督大臣？沈一贯果真病了吗？”所以在批示沈一贯告病的奏疏时说：“卿既然有病，听候以后命令。”沈蛟门这才离开职位。然而他害怕沈龙江留在朝中，日后必成为祸患，于是暗中贿赂司礼监，使人撼动沈龙江，把他牵连一同赶走。又害怕李三才进入掌管都察院的职位，揭发妖书、楚狱中的过失，便让姻亲邵辅忠参劾李三才，使他离职。沈蛟门的愤怒虽然消退了，但钱梦皋等沈蛟门的党羽过去依靠沈蛟门而留任；沈蛟门一旦离开，他们失去庇护，唯恐辛亥年的考察对群小十分不利。

译于是，他们以东林为纲，以淮抚秦□为目，结成一张大网，没有人不被推入其中。考察以前，先发制人以求自保的，有王绍徽、郑继芳、刘国缙、金明时、南中的钱策、刘时俊等人；考察以后，谋划翻案的，有秦聚奎、朱一桂、乔应甲、徐兆魁、周永春、姚宗文、张凤彩、彭维城、孙绍吉、陶子顾、马从龙、王三善、南京的王万祚、曾陈易、周达、高节等人。幸亏掌管铨选的几位贤臣不惜抛弃一个官职，竭力维持这个局面，但小人的愤怒更加肆意，君子的处境更加危险。等到考选一下来，元凶刘廷元、李征仪、潘汝桢等人，有的借汤宾尹、韩敬的嫌隙，使浙江与宣城联合；有的乘荆、熊之间的机会，使楚地与秦地联合；有的排斥顾宪成、李三才，使三吴联合。王图、借亓诗教为首领，倚仗方中涵如同泰山，把他们诬为四凶，斥为五鬼，排斥并竭力驱逐。大臣如孙丕扬、孙玮、王象干、吴达可、翁正春、张养蒙、孙慎行、吴桂芳、叶台山、崔景荣、徐宗浚、陈荐，依次被逐。京堂官如朱吾弼、胡忻、叶茂才、朱国桢、朱世桢、郭昌、朱延禧、南师仲、朱光祚、冯上知、欧阳东凤、吴正志、金士衡、吴炯等，也依次被逐。科道官如曹于忭、李瑾、张国儒、李成名、孙振基、张键、梅之焕、麻喜、段默、熊明遇、张笃敬、韩光佑，也依次被逐。台臣如孙居相、汤兆京、吴亮、彭端吾、李邦华、周起元、徐良彦、吕图南、陈一元、王时熙、冯孟祯、刘若星、魏云中、张五、典吉人、刘兰、史学迁、荆养乔、史记、钱眷、潘之祥、宋盘、吴良辅、吴允中等，也依次被逐。部寺官如孙鼎相、邹存谦、刘崇文、张凤、张养才、鲍应鳌、韩万象、贺烺、沈正宗、李朴涂、澄一榛、常庞、时雍、刘宗周等，也依次被逐。到了丁巳、己未两次考察，施加私怨时不必遵循常例，甚至有尚未任职便被悬空定罪为“不谨”的李炳恭，也有任职不到几个月便被妄加“不谨”罪名的丁元荐、潘之祥；他们被禁止参加考选，六七年不得任用，又借题差遣之名，表面上说是调动疏通，实际上暗中排斥驱逐；势力孤单的人有话不敢说，出任差遣后又不敢把话全部说尽，以致有人长期留守，贫困多病而死。有些人抛弃官职离去；而现任台省官员中，一个人常常兼任数项差事，俸禄将近便一定升迁，京堂的好官职位全由他们占尽，国家大事任凭它日益败坏。世道如此，难道不是□□一举而使城堡和社稷都危险了吗？这一切大都起因于沈蛟门与沈龙江邪正不合，成于沈蛟门的私人党羽害怕辛亥京察的清议难以容纳他们，所以他的党羽必定先发制人，倾陷正人，以保住自己的官职；最终主持考察的人坚持原则、不肯阿附，小人更加愤怒。他们又看到南察压制正人、伸张邪党，而北察已经结束，许宏纲、涂懋衡等一两个败群之人，表面上说一套，暗中实行另一套，侧身投向小人。于是，奸邪之人的气焰更加嚣张，朝廷中的正人无法安居其位，山林之下也不能保全自身，天下的大事就这样被破坏了。《诗经》说：“贤人一个个亡失，国家因此困苦。”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邪正力量的消长，政府是根本，而京察就是征候。己亥年以孙龙为冢宰，以温纯为总宪，以赵南星为考功，只是项应祥尚未归于正道。然而蓬草生长在麻中，最终升降任免还算公平。到了乙巳年，沈蛟门竭力庇护私人钱梦皋等人，幸亏杨时乔、总宪温纯、考功郎刘一琨、掌道吴达可坚持正道、不肯阿附；虽然吏垣侯庆远事后坚持得不够坚定，各人奉迎圣旨而留任，但公开的谕示已经稍稍得到伸张。辛亥年京察时，冢宰是孙丕扬，代理总宪是许宏纲。考功郎王宗贤、吏垣曹于忭、汤兆京，虽然众多正人在任，但邪恶的气氛已经煽动起来。君子处在强弩之末，小人正处于蜂拥而起的开端。到了丁巳、己未年，方中涵主持政务，郑继之、赵焕掌管铨选，李志掌管都察院，赵士谔任考功郎，韩浚掌管道事，徐绍吉任吏垣；从中把持、把权力一手掌定的，只有刘廷元、李征仪、亓诗教。对于正人君子，他们就像风扫残云、雨打土块一样，毫不留下遗余；所以己亥年还算好。乙巳年相当于宋代的熙宁、元丰年间，邪正相互对立，但邪不能胜正。辛亥年相当于元祐、绍圣交替之际，君子日益退却，小人日益进用，正道不能胜过邪道。丁巳年相当于宋代元符年间，朝廷中已经没有君子的踪迹，家家都遭受党锢之祸，神宗、哲宗覆亡的局面，恐怕很快就会到来。●《东林本末》（中） 门户的始末（续）。

译张江陵失败以后，所有在江陵那里不得志的人，都被显著提升。一时的气节之士，锐意把荡平消灭江陵余党作为要务，张蒲州（名四维）实际上偏袒他们。茂苑申公（名时行）一向受到江陵信任宠爱，他的党羽只要不是众人指名的，申时行就总是暗中设法使其免祸。蒲州也不久便罢职离去，因此众人的议论纷纷，准备把攻击目标转向申时行、吴中行。诸位君子中，邹元标名列首位；他所提出的意见，大多是劝诫、限制皇上的。皇上既不能忍受，申时行便趁机把他排挤出去。申时行又让人构陷赵用贤等，使他们互相攻击。于是吴中行便仇视赵用贤，江东的李植与赵用贤内心也不和；新近进用而附和申时行的人占据台省，往往按照年例被调到外地，士气也更加衰落了。起初，东仓王公（名锡爵）因为营救吴中行、赵用贤而被江陵忌恨，所以诸位君子共同推举他，谋求让他入阁拜相，也借此抵抗申时行。没想到他后来翻脸，转而与申时行联合。凡是申时行想排斥的人，申时行不亲自出面，便授意王锡爵，让他写奏疏公开排斥。诸位君子都惊愕出乎意料，仓促之间无法抵抗。恰逢丁亥年京察，主持考察的人迎合申时行的旨意，上疏列出申时行所恼怒的十九人，想把他们全部牵连进去；铨曹没有异议，只有河南道御史王国认为不可。于是起用他的党羽马允登补任河南道御史；马允登原本就在王国之前任职，于是掌管道事。一天，众御史一同在堂上聚会，马允登把十九人的姓名写下来给同僚看，说：“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公论所不能容纳的了。”王国仔细看后斥责他说：“这些人都是骨鲠无罪的臣子，他们的罪过只是失去了申相公的心意。青天白日之下，为什么说这种鬼话？”王国径直上前想打他。马允登于是逃走，王国追赶他，绕着他的房屋和廊庑追了一圈。于是马允登和王国都被调到外地任职，而那十九人得以不被废黜。等到申相国离职、王东仓主持政务时，这些人有的升迁、有的退黜，最终没有谁实现自己的志愿。恰逢王相国称病，文选郎中顾宪成乘机把这些人全部提升，奏疏一上便得到批准。当时赵用贤因为东仓王锡爵的计谋被逐出，准备死在吴中；吴中行也长期废弃不用，而沈思孝、江东之、李植、王士性等人则各自奋发而起，文雅地列身于乡里和寺院之间。沈思孝一向与太宰孙丕扬友善，王国托沈思孝向太宰进言，请求推举自己任巡抚，但太宰没有答应。王国怀疑沈思孝没有替自己说话，便怨恨他，向太宰构陷沈思孝。太宰很怀疑沈思孝。一天，沈思孝等五人在某位勋臣家聚会；沈思孝掌管工部事务，入内参加核算修葺费用的会议，因此来得晚了。大家坐定后，王国突然问道：“我说我们兄弟应当同心，为什么只有您屡次升官呢？”沈思孝说：“我以前也怀疑这件事。今天某位内臣说，我在大理寺审理某件事时，称这是皇上的旨意；皇上拿进《恶人簿》查看，已经把我的名字删去了（所谓《恶人簿》，大概是申时行、王锡爵两位相国离职时，把彼此不和的姓名密报给皇上的名单）。”王国怒道：“你背叛我们，依附新建而得到升迁，竟拿这种话欺骗我。”众人唯唯诺诺，会见于是结束。此后王国和李植便攻击沈思孝，只有江东之、王士性仍像从前一样与沈思孝友善。乙未年秋，负责外察的考功郎蒋时馨，是邹元标、沈思孝等人所扶植的人；到了这时，他也攻击沈思孝，与王国等人一起向太宰申诉，并想除掉丁此吕、沈叙等人，把他们比作贪婪顽固之徒，等同古代的四凶。此吕和沈叙本是■〈足斤〉■〈足也〉之士，此吕尤其如此，与沈思孝友善；沈思孝在朝廷公开说要救护他们。按照旧例，考察将要举行时，主持考察的人把名单发给台谏，每人一张，命令他们列出自己所听见、看见、应当考察治罪的人，交付会议讨论。此吕的名单上只写着贪赃数万，却没有署名，显然是蒋时馨和他的党羽私自造出的。蒋时馨害怕不能胜过沈思孝等人，便拿着这份关于此吕的名单向太宰申报并上奏。此吕因此被定罪，降职戍边。然而从公卿以下，众人都看重他的旧日声望，争相出城为他饯行。御史赵文炳于是弹劾蒋时馨贪赃之罪，蒋时馨也随即罢职。当时侍郎吕坤、张养蒙都是西部人，很有势力，受到后进官员的归附；他们与太宰友善，仇视沈思孝等人。张养蒙召来文炳恐吓他，文炳便准备自首，说先前弹劾蒋时馨的奏疏是江东之替他起草、命令他署名上奏的，并说：“臣辜负了陛下！”皇上没有追问，但沈思孝等人因此更加孤立。恰逢江东之、李植都被提升为巡抚而离开京城，王国和王士性也一同被推举为巡抚。王国首先被推举却没有得到任命，王士性得到任命，心中不安，便上疏称病，把官职让给王国。皇上有旨把王士性调到南京，并严厉斥责王国，调王国到外地任职。沈思孝独自与同乡乐元声连续几十次上疏攻击吕坤等人，并且与各位台谏官长期进行激烈争辩，使他们感到十分困苦。皇上积怒于台谏官多说妄言、实际上不办事。次辅张新建（名位）很倚重沈思孝，于是使皇上下令各部院把台谏官的姓名全部上报。皇上亲自考察，驱逐了几十人。沈思孝虽然颇以此为得意，却也不能安居其位，于是与孙丕扬一同辞职离去。沈思孝从此被废弃不用，张新建不久也获罪离职。从此以后，那些喜好名声、喜欢惹事的人，都依附西北人士，自称为正人君子。沈归德任次辅，温纯任总宪，他们把自己作为标榜，招集贤能之人来援引同类；而首辅沈四明（名一贯）承接王东仓、赵兰溪之后，把自己的私人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和同党一起压制他们。恰逢楚人郭正域掌管礼部，他认为楚王不是宗室后裔；楚王宗族方才上奏指控，郭正域替他们谋划，想要最终革除楚王的封号。但楚王已经立为藩王三十年，事情年代久远，证据又不齐全；沈四明以及各位卿、台谏官都接受楚王的贿赂，没有人肯听从郭正域的意见。不久妖书事件发生，沈四明乘皇帝发怒，想要陷害沈归德（沈鲤）和郭正域，搜取与他们往来的宾客，把他们拘捕审问。郭正域狼狈逃回，几乎遭遇祸患；只有部郎于玉立在旁边帮助他，也被斥退。于玉立是名门子弟，年轻时就善于办事，前辈赵用贤一向器重他，与他结为忘年交。他曾审理宁夏之事，因而从宽释放获罪的抚臣魏学曾，上奏得到批准；魏学曾是西部人，因此于玉立虽然是江南人，却特别受到西北人士的敬重和信任。当时顾宪成罢职归乡已经很久，在锡山创建东林书院，招集士绅在那里讲学。他们所讲的学问，是经学之士都知道的，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听取的内容，只是彼此议论人物的是非，指责国家政事，希望当权者听见后以此作为药石。

译于玉立参加其中后，常常把西北的同道引来，让他们想方设法上奏议论，因此凡是依附沈四明而被任用的人，往往都被罢免。沈四明估计自己无法留住这些人，内计、外计等考察事务又总是被部院掌握，不能由自己作主。等到山阴（朱赓）更加懦弱衰老，也不被众人信服。于是他们谋划重新召回东仓王锡爵，以中旨下令征召；同一天又任命东阿（慎行）、李晋江（廷机）、叶福清（向高）。李晋江独自在京城，得以先入朝。叶福清刚到京城，按旧例一定要上疏辞谢。顾宪成写了两篇文章，题为《梦语》《寐语》，讥讽并责切他。江西参政姜士昌入京庆贺，便上疏弹劾锡爵再次担任相位，说他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忌妒刻薄、压制人才，不应重新任用；言辞还牵连李廷机，大体上是推行顾宪成的意旨。东阿因拜官入朝，最终没有参与政务。叶福清也没有根基，对过去主持排斥东林的旧相，大多加以攻击；又不断咀嚼、攻击东仓、山阴、晋江，使他们不能任职，并把他们的党羽几乎全部斥逐，叶福清于是独自执掌政务。天下人惶惶不安，都把起用废弃官员的事情寄望于叶福清；但他估计自己不能获准，即使请求也不够有力。东林及西北人士所共同期望的冢宰、总宪人选，是淮抚李三才。李三才与王国之间有小的嫌隙，王国深深恨他，两人相互辱骂，始终不绝口。王国的弟弟王图任翰林，掌管院事，与叶福清友善；王国却也不相信弟弟的话，西北人士的内心开始离散。此前，浙江人因为赵、沈、朱三位相国的缘故，被西北人士排斥，困顿压抑已久；而西北人正在联合势力强大的楚人，延揽东林人士，浙江人虽然恨他们，却无法报复。恰逢南给事中段默怨恨翰林顾天俊，便用数千字的激愤言辞上奏诋毁他。顾天俊与内官李腾芳彼此约定、相互推许，两人都是郭正域的亲近之人。李腾芳上疏说：“臣与顾天俊志同道合，顾天俊既然遭到诋毁，臣按道义不能独自留任。”于是立即弃官离去。段默便连同攻击李腾芳，恐怕不能取胜，便跑到东林求助，东林答应了他。于是郭正域愤怒地说：“东林偏袒我所憎恨的人，攻击我所亲近的人，难道是要和我为难吗？”于是对东林咬牙切齿。西部、楚地的杰出人士从此开始不再依附东林。浙江人便让党羽劝说王国：“如今与您争夺权力的人，只有李三才。我们替您竭力攻击李三才，您应当作为后援。”当时王国正任畿辅巡抚，日夜削制奏疏，奔走京城，诋毁李三才。他的弟弟王图劝他说：“攻击淮抚，就是攻击我们兄弟。” 王国呵斥他而不听。于是，攻击李三才和营救李三才的人日夜互相构陷，宛如两个敌对国家，互相指为奸邪、盗贼；弃官的人达到数十名，而李三才最终因此陷入困境。当时孙丕扬再次起用为太宰，一直记恨沈思孝。顾宪成写信劝他，希望他洗涤旧怨，重新援引志同道合的人；并且应当拥护、保护李三才，不要听从别人的计谋。但孙丕扬相信王国的话，发怒而不肯察看。好事之人于是抄录这封信，传遍天下，东林因此与浙江人成为怨恨的对象。浙江人欺骗孙丕扬年老耳聋，诱使他发布名单，访察东林的得失。王图连夜敲门，激动地对孙丕扬说：“如果这样做，先生五十年立朝的名节，一旦就全毁了。”孙丕扬醒悟过来，停止了这件事。从此楚人、浙江人都侧目于王图。当时朝廷中仍把浙江人斥为沈四明的党羽，因此每件事都不敢首先发动，往往推举楚人充当前锋，然后再把他们剪除。顾宪成、李三才离开词林已经很久，后来的人前后被台谏贬斥，没有一个能够保全。宣城人汤宾尹进入翰林馆才四五年，见前辈凋零，颇为自负，又更加降低身份礼待他人，因此顾宪成、李三才争相依附他，想借助他压倒王图。辛亥年内计时，王图掌管院事，便把汤宾尹斥出翰林；而孙丕扬主持考察，督促各曹考察惩治楚、浙两党的成员，被斥退的人很多。剩下的人不服，喧哗不止；汤宾尹等七人每天上呈申冤奏章，只有顾宪成的门生丁元荐直言抗议，认为这七人不应当被考察救护。于是台谏官异口同声攻击丁元荐，丁元荐与他们辨论，往返争辩多次，最终以患病为由请求罢职，孙丕扬、王图也相继离去。这时西北、东林的势力日益衰败，楚、浙两党的势力蔓延牵连到其他省份。于玉立身上承受了几十道奏疏，他们仍每天制造奇谋，让他的门生、故旧伺机攻击他，不肯就此罢休。后来顾宪成去世，叶福清也罢相，方德清从哲掌权；支持东林的台谏官全部被排挤出去，其他依附东林的人也都依法贬谪。过去获罪于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的人，都不再追究，而东林独自成为天下最忌讳的对象。外史氏说：禄位没有常态，有兴盛也有衰败，本来如此。贤与愚、是与非，也随之发生升降迁谪，这又能说什么呢！过去，张江陵以前继任相位的人，必定反对前人的政令，提拔前人所忌恨的人，贬退前人所亲近的人。申时行、王锡爵以后，却转而互相拥护，长久不败。评论者把这种情形比作传递钵盂的沙门，确实如此！前任相臣用廷杖封住天下人的嘴，受廷杖的人最终反而成了名士；他们乘机寻找空隙、抓住过失，于是起来制造祸难。申时行、王锡爵离职后，凡因廷杖获罪的人，都称为钦降官员，终身不得叙用，于是全都老死而不能振作。覆军的教训就在前面，难道还要压抑善人来为自己谋划吗！然而在朱山阴以前，台谏官虽然诋毁内阁，内阁最终也还有所坚持，不肯受他们驱使；叶福清扫除昆山、宣城之人，方德清荡除东林，难道其中曾有一丝一毫自己的意志在起作用吗！唉！真是可悲啊！●《东林本末》（下） 张江陵夺情。

译评论说：我追溯东林的起源，把它归本于争论夺情，因为这件事是气节的倡导。张江陵的锋芒锐利，一触即碎，诸位君子难道甘愿以自身成为刘安成的后继吗？扶持国纪，彰明人伦，即使自身死亡又有什么可惜的！那么吉水就是后来的讲学之士；当他激愤抗疏的时候，即使圣人所说的“早晨听闻道理，晚上死去”又能超过他吗？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殳朴，后来无论是否被任用，归根到底都是忠臣义士。张江陵失败后，后来掌握国政的人，如周某、娄某，又是另一种情形：没有张江陵那样的蛮横，却有他的专擅；没有张江陵那样的才干，却比他更加妒忌。起来与他们抗争的人，不是被贬黜，就是被禁锢。于是山林之间贤哲相望。那些君子进身不能被任用，退处山林却有阐明道理、聚徒讲学的乐趣，这是谁造成的，又是谁把他们称为朋党的？唉，太过分了！天启年间，尚且只有年高德劭的老人中少数尚书秉政任用人才。不久党祸兴起，而实际在吉水这里首先发难；那么所谓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有人对我说：吉水晚年的操守稍有不同，刚到京城就嘱咐叶福清把恢复张江陵谥号作为首要任务，而且后悔自己先前的弹劾，把那说成是年轻人的意气。我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后来我拿这件事问方侍御，侍御说：“先生任总宪时到任，各位御史都在座。先生说：‘张江陵不守制，是罪过。我从前不得不弹劾他。现在回想起来，张江陵未尝没有功劳，谥号也不能不恢复，各位认为怎么样？’当时各位御史都相信先生没有成见，他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国家。”唉！从侍御的话来看，这就是东林之所以成为东林的原因啊！三王并封。评论说：我曾经读王忠肃的奏议，没有一次不赞叹佩服他的才干；那么他难道不是曾经学习过的人吗？可是关于东宫嫡长子继承的议论，以及拟议把三王同时封王，这又怎么说得通呢？他把失去君主看得很重，以至于对天下的大计来不及顾及；那么这样的宰相将有什么用呢？幸而各部官员以死力争，王忠肃也很快自己后悔并上疏弹劾，所以这件事得以停止；不然，太仓的肉，难道够吃吗？争论三王并封和争论考功，都是同一时期的事情；争论三王并封没有完成的，在考功一事上全都表现出来了。唉，真是太过分了！我曾感叹国家养士数百年，没有不收取其效用的；但有两次几乎用尽了士人。嘉靖年间，用尽在议礼上；万历年间，用尽在国本上。并不是国本本身耗尽了士人，而是那些因留中而永远被禁锢的人使士人耗尽了。永嘉本来是有才干的宰相，看看他当时的建言，后来老死于流放戍边，最终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推想他的这种心态，他用来破坏人家国家的力量实在绰绰有余。区区其他事情哪里足以掩盖这一点！何况所谓太仓，才干又比不上他呢！然而议礼只是意见相左，当时还没有朋党的名称；争论国本，则有人的荣枯升沉夹杂其中，于是邪正分开，邪党便把诸位君子指为东宫的党羽。东宫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说有东宫之党？这样说的人，已经把做人之道丧尽了。即使如此，如果东宫确实可以穷究为朋党，这也未必不是好事；但为什么东林之外却寥寥无几呢？我曾读《君子封事》、史玉池的《恭惟条议》以及顾泾阳写给王太仓的信，没有一次不站起来叹息说：“朋党啊！朋党啊！国家哪里能够得到这么多这样的人，结成这样的朋党呢！” 癸巳年考察。评论说：我听说吏部自张江陵专权以后，各司都仰仗政府的鼻息，即使冢宰也不能自行推行自己的意志。等到湖陆五台凭借权术和智谋掌握权力，才开始振作拔擢，孙清简、陈恭介又接续其后。于是内阁不能扰乱吏部的权力，统属体制因而严肃，大概可以称为国家的三位太宰。至于赵高邑担任考功，则尤其特殊。赵高邑主持考察，大致先考察邪佞之人，其次考察贪鄙之人；对身居要津者严厉，对散秩官员宽松。他夜里点灯，精心衡量，即使有虫子在耳边筑巢也不停止。遇到一个有权势的姓名，就奋力压制；而他所斥逐的都给事中是他的姻亲，所斥逐的吏部主事则是冢宰的外甥。唉！国家二百多年，哪里有过这样的铨司？假使有贤能的辅臣，本应委托他任用已经确定的人选，公开发表正当的议论并加以推荐，使他们得到破格提升；为什么反而因为丧失自己的私人关系，就放纵毒刺伤人，以至于一时之间大臣和各署官员上疏论救而被罢斥的君子达到十多人？政府可以说是纵意快意了。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对于万世有什么好处？这样说来，太仓、新建、兰溪，难道不是高皇帝的罪人吗？从此以后，赵高邑退居林下，而那些因赵高邑而被废黜的人，即使死去也不后悔。在这种情况下还说这是朋党，真可以说君子也有朋党了；或者我尤其有所感慨：癸巳年以后，考察会是什么样子，已经可以知道了，贤者往往几十年也不能胜过他们。辛亥年门户分裂，直到全国聚集争论而无法裁决；三案兴起后，东林大败。归根到底，不经过三案，怎么能认识东林呢？如今也幸亏有三案作为分辨泾渭的标准。然而邪党仍然喧嚣不已，这又有什么关系？一个人本来就是邪恶之人，我自然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了。但依附门户的人，实际上也有人一见小利小害，便不能不甩手离去；他们不但不能同政府抗争，反而前去投靠。不但不能弃官争辩，而且还出卖朋友。唉！这哪里看得见所谓东林呢？听到赵高邑诸君子的风范，他们也可以回头惭愧而死了。会推阁员。

译评论说：万历癸巳年，我大概不能承受对世道盛衰的感慨。诸位君子遭祸，是因为争论三王并封；三王并封没有解决的，考察把他们全部处理了；考察没有处理完的，会推阁员又把他们全部处理了。自从顾泾阳被削职归乡，空林之中转而聚集，东林的门户实际上从此形成。东林原本是杨龟山讲学的地方，顾泾阳顾公请示当道，在那里创建书院，因而以东林命名。当时梁溪、毘陵、荆溪、金沙、云阳诸位先生彼此以道德切磋砥砺，而江汉、北直也遥相呼应。于是人物品行和理学，竟然达到千百年来未有的盛况。然而当时的朝廷是什么样呢？使贤人不得志，只能在民间共同阐明道理，这并不是东林所愿意看到的。即使后来成为贤人君子的，也何曾标榜说：“我是东林人”呢？朝廷之上只要见到一个出身清白、敢于吐露心声的人，乡党之间只要见到一个品行端正、喜好修身的人，往往便把他接纳进来，说：“这是东林人。”日积月累二三十年，壮年的人衰老了，老年的人死去了；等到辽东祸难发生，局势已经无法支撑，到了不得已时需要在东林中寻求人才，却又用门户之争妨碍其成功而以其失败获利。唉！这是谁造成的，不都是癸巳年以后造成的吗？所以我看到这些事，不能不感慨系念。即使如此，国家实际上并非不幸而有东林。我国曾经认为，挽留东汉天下的，是气节。凶暴如董卓，却不能夺取天下；奸诈如曹操，也不敢夺取天下。天启乙、丙年间，一个宦官作孽，不过是残余气息般的人物，竟能使天下士大夫转过脸来，玷污自己的品行，所做之事到了不忍言说的地步；然而他们接连成群地低头就死，最终凭借自己的死力捍卫国家，使圣贤读书人的种子不至断绝，留下未完成的事业，等待今日圣明之主重新驾驭天下。这是谁造成的？是东林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仍然能够如此维系人的宗庙社稷。谁说朋党之人不能有所作为呢？我曾寄居梁溪，经过阳羡，在毘陵、华阳之间徘徊；经过东林书院的废址，访求诸位君子的遗事，于是更加感叹东林这个名称，是世人所忌讳谈论的；那么只要认真考察东林之所以成为东林的原因，也就可以了。辛亥年京察（上、下）。评论说：这次考察，全国分成了两个党派：一个称为西北，一个称为东朝，实际上都是东林；一个称为昆，一个称为宣，实际上都是南方。君子把小人看作小人，也把君子看作小人，那么应当怎样辨别呢？在这以前的夺情、三王并封、京察等事，不是已经比较明显了吗？邪党说：“那只是当时偶然那样做罢了，怎么能概括一个人的一生呢？”现在姑且看看天启乙、丙年间的事情究竟如何。过去那些攻击东林的人，有谁甘心跟随逆党而毫不推辞呢？依附东林的人难道说没有吗？他们也不至于会向作乱的宦官献媚，去做连猪狗都不肯做的事情吧？如果这样还要说：“我只是当时偶然那样做罢了，怎么能因此概括我呢？”那么朋党的说法，没有哪个朝代没有；但从来没有像本朝这样界限截然分明的。唐代的两党，都有小人附和；宋代的三党，都是君子，却让小人借此作为发动祸端的工具。只有汉代诸位君子，事情起于同宦官争斗，而钩连党人的祸患特别惨烈。近来相争的都是朝臣；相争不能取胜，便借助宦官来扑灭对方，所造成的祸患也大略与汉代相同。士人与宦官争斗，却被诬为朋党，这可以说；士人与士人争斗，借朋党的罪名互相倾轧，这也还可以说；依靠宦官作恶来倾覆士人，这本来正是从前节甫一类人所不屑说的事，却没想到圣朝的士大夫竟这样做。那么，如果没有东林，难道还能说世上有士人吗？又有什么党派值得谈论呢！他又说：孙富平担任太宰时，因为不赞同沈纯甫、李道甫，尤其不赞同东林，等到他再次出仕后，又为什么要替东林清除障碍呢？难道不是因为协助铨选的是王、袁、白，而主持台省的是汤、曹吗？但我听说汤尹宾被黜退时，汤兆京竭力坚持，萧云举还以衙门体面的名义营救宾尹，甚至屈膝求情，富平却坚决不答应，说：‘老夫今天要除掉一个严嵩。’痛快啊！这才真正是太宰。然而当时攻击淮抚的人已经受到极其猛烈的攻击，于是又转而攻击无锡；即使被称为贤者的人，一提到淮抚，便说：‘这是东林的拖累。’对于金坛的于中甫，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淮抚贪污并且远在地方操纵朝廷权力，实际上是于中甫造成的；即使福清入朝为相，于中甫也出力不少。无锡竟被这两个人利用，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我曾对此感到怀疑。赵高邑却说，如果让淮抚担任经略、进入中枢，东边的事局势必不至于失败；顾泾阳则说，淮抚对国家有功，必定不会在夜间收受金钱。桐城马侍御直到临死时还说：‘如果说修吾贪污，我死也不能瞑目。’既然如此，难道贤者全都在说假话吗？后来我把这件事问通州范玺卿，他说：‘淮抚固然不贪污，但却是个豪侠之人。’ 他不善于隐藏和修饰自己，又把金钱挥霍如土，因此招来了谗毁之人的口舌。而且，如果不攻击淮抚，又怎么能找到东林的罪状来诋毁它呢？他们又拿于中甫来询问我乡的郑太宰，太宰说：‘如果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怎么会从主事起身而终至如此呢？’唉！这两位先生，大概说的都是持平之论。后来我读了三朝封事，看到逆党把李三才说成盗臣，那些话全是横蛮辱骂，不值得辩论。但我乡有一名御史，却首先攻击淮抚。这个御史本来就是当时所说的那个专门抹杀忠臣孝子的人；他以贪污为罪名攻击淮抚，而这个御史又不是不贪污的人，那么他所谓的‘贪污’究竟是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了。三案

译评论说：我看逆党翻弄三案，必定把东林作为借口。大概因为并封是三案的源头，而东林又因并封之争而显名。不倾覆东林，又凭什么维护三案呢？然而，前面争论并封和后来争论三案的人，虽然不是同一批人，功劳却是相同的，而他们所遭受的灾祸更加惨重。东林作为东林，到了后来岂不是更加艰难了吗！东林的才能既然已经这样显现在天下人面前，攻击东林的人又像那样作恶。即使是三尺童子，只要能够站出来辨明取舍，也能看清这一点；可是世上的人仍然喜欢挑剔贤人君子的细小过失，用巧言加以诛责，并把这些事当作乐谈。由此我才知道，大道之所以不能彰明，正是因为乱臣贼子仍然没有在天下绝迹。有人说：东林已经过去了，从前那些忠言至计以及蒙受灾难、遭受祸患的事情，世人大多没有察觉；到了末世，人们又随意仿效，富贵的习气反而深入骨髓。他们难道不知道诸位君子贤能吗？只是把这些事情反观自身，便觉得对自己有所不便，所以只管随着声势互相吠叫，毫不顾惜。总之，要因一个人遭受祸患而责备他，确实很难；但违背正理而追随逆党，却是凡稍微读过书、懂得道理的人都能做到的。那些从前拿三案攻击别人的人，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这样相提并论，难道还忍心过分诋毁东林吗？那么，世人要考察东林，也没有别的办法，只须把今上钦定的逆案和逆党编写的《点将录》合起来看，天下的大变故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