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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辛亥四川路事纪略》　清代诵清堂主人 ◎宣统三年四月初六日上谕 近来国家财政困窘，是由于币制不统一；民生困苦，是由于实业没有兴起。朝廷对此看得很清楚，不得已命有关部门特别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一千万磅，向日本横滨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专门用于考察确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有关衙门自然应当竭力谨慎节约，不得挪作其他用途。并且命令随时编造表册呈报，以符合朝廷实事求是的本意。钦此！◎十一日上谕 邮传部奏称：遵照议员给事中石长信所奏“铁路亟应明确规定干路、支路办法”的奏折，所筹划的办法还算妥当。中国疆域广阔，边疆遥远，绵延数万里的路程，动辄需要几个月才能走完。朝廷每当想到边防问题，总是日夜操劳；要想凭借交通进行控制，只有迅速修建铁路这一办法。何况宪政方面的咨询谋划、军务方面的征调、土产方面的运输，全都依赖交通便利，大局才会有转机。反复深思，国家必须拥有纵横全国四境的各条大干路，才能借此推行政令并掌握中央枢纽。从前规划不善，没有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政务错乱纷杂，不分干路、支路，也不量力顾及民力，只要一纸呈请，往往就批准施行。商办铁路数年以来，广东收取的股款还不到一半，修成的路很少；四川倒帐数额巨大，无法查追；湖北开设机构多年，只是白白坐耗资金。耗尽百姓的财力，有的被虚耗，有的被侵吞，拖延时间越久，百姓困苦越深，上下都受到损害，造成的贻误实在不堪设想。因此特意明确晓谕，向天下公布：干路一律收归国有，确定为政策。凡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别设立公司、集股商办的干路，已经延误很久，应立即由国家收回，赶快兴建。除支路仍准许商人和百姓量力酌情兴办外，从前已经批准的各项干路，一律取消。至于应当怎样收回的详细办法，命度支部、邮传部谨慎遵照这次谕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有关大臣不得违抗或观望，不能一误再误。如果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铁路政务、煽动民众抵抗的，就按照违反制度论罪。把这些通谕给他们知道。钦此！◎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呈请都察院代为奏报、请命阁臣宣布政策文 为新近借取巨额债款，关系国家存亡的大计，请求命令阁臣宣布政策，以消除众人的疑虑并确定责任，恭敬地请您据实代为奏报。我们私下认为，本年四月初六日奉到上谕：“近来国家财政困窘，是由于币制不统一；民生困苦，是由于实业没有兴起。朝廷对此看得很清楚，不得已命有关部门特别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一千万磅，向日本横滨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专门用于考察确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有关衙门自然应当竭力谨慎节约，不得挪作其他用途。并且命令随时编造表册呈报，以符合朝廷实事求是的本意。钦此！”四月二十二日钦奉谕旨：“邮传部会同奏报粤汉、川汉铁路，接到议定的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已经磋商定议，缮写清单呈览，并请旨签字盖印的奏折。命邮传部大臣签字，其余依议办理。钦此！”恭敬地读这两次上谕：一次发布在内阁官制颁布以前，一次发布在内阁官制颁布以后。然而，第一次上谕的署名者是军机大臣奕▯、毓朗、那桐、徐世昌；第二次上谕的署名者是奕▯、那桐、徐世昌、载泽假、盛宣怀。除毓朗、盛宣怀以外，后来内阁的总协理大臣，就是此前的军机大臣。事情本来前后相承，诸位大臣既然始终主持此事，自然应当始终承担责任，绝没有因为军机处变成内阁，责任就随即中断的道理。议员们对于暂行试办的内阁，曾经呈请代为奏报，另行派遣大臣组织，原本希望真正实现政治统一和责任确定。只是暂行内阁制度尚未取消以前，国家政治上的责任一天也不能没有归属。而借债政策关系国家存亡大计，只要一天没有得到妥当解决，国家大计就一天陷入О▯的危险境地；这就是议员们仓促呼吁、不能立即停止的原因。近来中国的贫困已经达到极点，借债来谋求救济，确实是万不得已的举措。然而借债的一般原则，必须政府和国民都有使用债款的能力，然后才可以利用它作为挽救时局的药物；否则就如同饮鸩自杀，势必无法挽救。埃及、波斯失败的旧例，稍微研究历史的人都能说出来。因此立宪各国谨慎举借国债，必定要经过国会议决。先朝钦定的资政院章程，也把议决公债的职权交给了资政院。不经过资政院议决而举借的国债，按照先朝的法律，本来应当归于无效。只是合同既然已经签押，事实已经很难再改变。大臣违法，属于资政院弹劾的范围；议员们请求暂且不争论法律问题，当前急切要求明确宣布的，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借债政策。这次借债政策，恭敬地解释谕旨，明确规定是为了改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改定币制、振兴实业、推广铁路，是政策的标题，绝不能立即把它们当作政策的具体条件。诸位大臣根据这一政策借取巨债，必定先有周密的计划，绝不可能毫无成算而贸然一试。就改定币制而言，这笔借款将用来购买铸币材料吗？按照中国人口的比例，需要铸造多少实币，需要多少铸币材料，在中国流通的生银有多少、银元有多少，阁臣曾经作过详细的调查比较吗？如果已经有详细的调查比较，就应当采用自由铸造的方法，以实际价值交换实际价值，吸收国内的银货，再用外债补足不足之处。如今在法制上不采用自由铸造，却以外债作为基础，这是什么道理？

译还是要用作大清银行的准备金吗？大清银行的组织完全违背银行原则，近年以来，败坏的迹象已经完全暴露，救治和改革实在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所谓准备金，也必须有一定的数额；阁臣对于改良银行的办法以及准备金的确数，曾经作过周密详细的考虑吗？还是要用来收回旧币吗？国内旧币造成的祸害，没有超过铜元泛滥的；如果不采取补贴差额、全部收回的办法，最终必然扰乱币制体系，损害国民生计。阁臣筹议拟定旧币办法时，也曾略略陈述大概，基本主张不过是暂准按照市场价格流通使用，按年限定并随时设法收回，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斟酌办理。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两种货币并行而不互相妨害？在收回主币而不使国民受累方面，阁臣曾经有确实把握吗？条例颁布已经一年，施行期限即将到来，币制根本问题中等待解决的还不知有多少；必须已经筹划成熟，之后才敢确立借债改定币制的政策。这是不能不要求宣布的第一件事。振兴实业，人人都知道是重要政务；这笔借款的条款，指定用于东三省工业。东三省的工业，哪些是重要的？东三省的重要工业，需要多少资本才能举办、才能推广，必须有一个总的计算和区划。振兴实业的必要条件，必然依赖国民银行；在银行之外，还必然依赖股份懋迁公司，阁臣能够作出有条理的安排吗？实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完备的法律，作为监督和保障。内地各种已经兴办的实业，刚兴起就衰败，法律不是不完备，而是运用法律不善，有些做法缩短了它们的寿命；如今想把实业移植到边省并使其繁荣，阁臣能够制定切实的保障监督办法吗？这是不能不要求宣布的又一件事。阁臣既然借上谕把借债修路定为一种政策，但所谓政策，并不是只说一句铁路国有就足以解决。中国疆域这样广大，铁路为什么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为什么排斥民间资金，而纯粹借外债收回？外债的数额能不能全部用于修筑国内的干路？国内干路应当先修哪一条？铁路款项的预算、路材的供应、工程师的分配，如果没有成算在胸，怎么敢毅然取消多年形成的旧案，夺取商人和百姓已经取得的权利？而且要救济中国的贫困，借债修路，自然应当把关系民生的铁路放在首位，还必须经营铁路以外的事业，以求有可靠的资金支付本息。四国六百万磅的借款，指定修筑的粤汉铁路，固然可以列入关系民生的铁路；川汉铁路已经不能纯粹称为关系民生的铁路。此外，干路中属于政治需要的较多；借日本的一千万元，又没有指定用于哪一条铁路。逆向推测大势，生产事业和非生产事业之间的收益，必定不足以相互抵偿。而铁路以外的实业已经极其凋敝，没有多余的利润可以分来支应。用外债修铁路，也必然使铁路受到外债的危害：铁路尚未建成，本息已经没有来源，将用什么办法治理？官办铁路向来被称为弊端丛生之处，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还不止这个数目。用有限的借款供无止境的挥霍，将用什么办法制止？这是不能不要求宣布的又一件事。目前中国的外债已经达到十万万两以上，即使拿出全国十年的岁入，完全不用作其他用途，仍然不足以偿还过去拖欠的债务，何况本年预算中政费的不足超过七千万。财政大臣已经穷尽搜罗财源的办法，人民也已经无力承担负担，再加上新债骤然增加，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偿还的办法。不问将来怎样偿还，只姑且救济眼前的急难，到了偿还期限，能保证不会借新债还旧债，走到依附水边、依附道路这样的下策吗？水边、道路都依附无可再依附时，能保证不会胡乱增加苛税而自行断绝税源，最终使债权国害怕抵押物的主权旁落吗？恭敬地读四月初六日上谕：“有关衙门自然应当竭力谨慎节约，不得挪作其他用途。并且命令随时编造表册呈报。”四月十九日上谕又说：“命度支部将内外各衙门应当编造的全国预算及借款用途各项表册，分别严格催促，限期办妥。等到九月召开常年会，立即交该院议决，不得稍有延误等。钦此！”由此可以看出皇上慎重借债、兢兢业业的心意，朝廷内外都感激不已。然而以皇上的圣明，每天处理万机，表册又很多，绝难逐一核查其真伪。审计院的设置还要等到明年；资政院审查决算，也必然会困于逐项考核。如果不另外筹划严密的监督办法，必定无法符合皇上实事求是的盛大心意。而财政顾问、币制顾问的电文，正被东西各地的报纸公开传播。假如这些消息没有错误，那么国内的监督甚至全都无从发挥作用，逐渐将至于接受外国人的监督。何况大量外债突然输入内地，银价的涨落、物价的高低、贸易的进出、顺差逆差的变化，都将由此产生巨大的变动。长期困在干涸车辙中的社会，也可能因为消费骤然增加而产生日益繁荣富裕的假象。外资枯竭，假象就会破灭；反作用力一旦显现，社会的困苦将比过去增加百倍。前途中种种危险，如何在发生以前加以消除，这也都是不能不要求宣布的。阁臣共同承担责任，这是圣训已经明确说明的；没有政策却借债，就是辜负皇上、辜负国家，不是阁臣所能说得过去的。有政策就应当宣布政策的具体所在，以确定责任归属。国家大计关系重大，存亡只在一线，天下士人百姓都同时感到危险和疑虑。拟请皇上命内阁把关于这项政策实施的办法，以及与这项政策相辅而行的计划，明确宣布，以消除疑虑并有利于推行。恭敬地请求据实代为奏报。谨此呈上。

译上谕：“资政院奏报，据议员等呈请召开临时会议、请旨一折，朕反复阅览呈文，看来他们对于预算、借款两件事，不能没有疑虑。现明确宣示：本年试办预算案，度支部两次奏请维持，都已经严令京内外各衙门遵照办理。从本年起试办全国预算，也由该部筹定切实办法，奏准施行。朝廷在上面主持，部臣在下面复核，这就是预算没有可疑之处。至于特别借取的两笔款项，先前已经降旨说明：专门用于改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并且谕令有关衙门竭力谨慎节约，不得挪作其他用途，这就是为了预防危险；这笔借款也没有可疑之处。以上两件事虽然重要，却还不是紧急之事，自然可以等召开常年会时从容详细讨论。命度支部将内外各衙门应当编造的全国预算及借款用途各项表册，分别严格催促，限期办妥。等到九月召开常年会，立即交该院议决，不得稍有延误。所请求召开临时会一事，不必议论。钦此！” ◎五月十四日护理督部堂发来阅看的盛、端两位大臣电文 川汉铁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在是因为民间办理困难，即使耗尽二十年的亩捐，也不能完工。滇藏方面危急告警，川汉铁路不建成，边防就难以办理。四川省在京官员甘大璋等先前奏报，依靠租捐筹款，专门损害农民和小户，几十年也凑不成一股，利益永远没有希望，祸害却难以摆脱。百姓的每一分财物都被搜尽，铁路局使用款项却像泥沙一样挥霍，收支款项全都没有报告。线路延长，原来估计需款九千余万两，而且现在已经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才能完工。全路工程完竣需要几十年，后面的路还没有修，前面的路已经坏了，永远没有完成之期。前期款项不够逐年的工程费用，后期款项不够给股东付息，款项用尽，铁路停废，百姓贫穷、财力困乏等语。朝廷旨意果断实行官办，一方面停止田捐，上下两方面都顾及，绝不能动摇。昨天湖南巡抚据咨议局公呈代为奏报，奉旨申斥；内阁发函给敝处，敝处已经电复，请贵处早日刻印誊黄，广泛发布晓谕，以安定众心，免得再受要挟。至于川粤汉铁路借款，是依照张文襄所制定的草合同，以度支部掌握的两湖财政作担保，并没有以铁路作抵押。借款仍为六百万磅，利息仍为五厘，期限四十年，从第十年起就可以提前归还。这次正式合同删去了支路部分，准许归民间办理。宜昌至夔州六百里工程艰难，准许采用美国总工程师，因为他们惯于修筑山路，可以希望较快完成。合同中关于夔州至成都的部分，尚未借款，应等度支部会议制定详细章程后，再行奏请确定。四月十二日，度支、邮传两部联合发电，拟等贵处查明账目，把公司实际收支款项咨报到部，或者由部筹款归还。自行修筑支路，或者愿意领取公债股票，按年保息，分期归还本金，一切听凭商人和百姓的便利等语。只是由部筹款归还，必然要借洋债，也必然要把湖北由部掌握的四川省财政作为空头抵押。已经修成的铁路必须估价借款，而自行办理支路、矿务，未必确实有把握。如果再发生倒帐，或者只是徒然增加耗费，商人和百姓必定遭受损失。度支部会议作出数项决定：一、该公司的股票，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许更换为国家铁路股票，按六厘保息；必须规定归还年限，必须准许分配余利，必须准许以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作抵押。一、该公司股票，如果愿意换领国家保息股票，那么该公司历年虚耗的款项，除倒帐部分外，准许不从股本中扣除。等将来获得余利后，再分别补偿，以表示体恤。一、宜昌至夔州的工程既然使用股款，就由督办大臣会同邮传部商议派任总办，赶快接办。夔州以北工程较为容易，务必把华人工程司调到前面开工，以期早日连接。一、尚未使用的股款，实际有多少，现存在哪里；已经使用的股款，实际总数是多少，应请贵处迅速查明并电复，以便会同内阁、度支部奏请核定，明确宣布，请不要拖延。邮传大臣宣，督办大臣方，初五日。◎住在省城的各法团呈请督院代为电奏文 具公呈翰林院侍讲学士衔编修伍肇龄等，为恳请代为电奏之事：恭敬地读四月十一日上谕：“各省商办干路，收回国有，定为政策。”京内外股东听到命令后惊惶疑惑，异常愤怒激动，书信电报纷纷而来，每天有几十起。当即催促公司董事局先行呈请代为电奏，收回成命；同时确定日期，迅速召开股东大会，筹议办法。二十日，又奉到上谕，派端方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二十日，又奉到上谕，命令川、湘两省刊刻誊黄，停止租股，并听说政府已经先派人员接收。朝廷旨意一天比一天急迫，人心更加愤激；在省城的股东于是约集各团体，于五月初一日到公司开会。人心悲痛，议论纷纷，大体都认为川汉铁路完全依照国家法律成立，既然没有收回国有的理由，恐怕会酿成对外的惨祸，应立即共同恳请督部堂据实电奏，请旨收回成命。而且按照公司律，未经召开股东大会，不能作出决议。像这样朝廷旨意逼迫得如此急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还应迅速恳请督部堂立即电奏，请旨命令邮传部督办大臣暂时不要派员接收，以免激起人心混乱，另外产生枝节。等到闰六月初十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议决办法后，再行请旨办理。我们认为，干路收回，是全国铁路的一大变局，也是四川省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关系；民心浮动，形势十分危急。如果不迅速恳请加以维持，实在恐怕股东发生误会、人民愤怒激动，给后来造成的贻误将十分深重。只得具呈共同恳请大公祖俯顺人心，预防隐患，迅速赏准代为电奏，请旨收回成命，命邮传部督办大臣暂缓接收；这样造福四川百姓、保全大局，实在无比重大。言辞急迫，惶恐不安地等待命令，恭请大公祖大人查核施行。◎川路公司为呈明川路情形、再次恳请代为电奏文

译我们私下认为，川路自从奉谕旨收归国有以后，京内外股东书信电报纷纷往来；公司董事局以及邻近各省的团体股东，已经先后呈请代为奏报，暂缓接收，并说明刊布誊黄、停止租股，恐怕人民误会而发生暴动的原因。朝廷旨意突然下达，人心浮动，我们恳请皇上宽限时日，等股东大会正式作出决议后，才有正式办法。仰赖您俯察舆情，据实代为奏报。可是读到五月初六日谕旨，众情悲愤，形势更加危急。公司捧读之后惊惶害怕，更绝对不敢承认，不能不冒死上呈。恭敬地解释旨意，似乎认为四川省筹集款项困难，铁路工程没有完工希望，比湖南省尤其严重。查川汉铁路延伸三千里，估计需款七千万两。四川百姓的财力本来难以承受这样的重负，只是因为前些年强邻窥伺，肆意提出要求，令人无法安宁；外务部的成案都可以查考，人民知道铁路权利不能丧失。光绪二十九年，经前任宪台锡热心倡导，奏请自行办理，议定集股办法，先后经外务部、前户部、商部、邮传部复议并奏明备案。四川百姓救济国家的危急，共同筹集股款；商人遵守国家法律，成立公司，深深依赖先朝批准和历任宪台维持。几年来，已经筹集股款一千余万，查核属实，呈请有关大部发给执照开工。小民负担过重，筹款本来十分困难；然而不借外债、不招洋股、不扰乱民间，能够达到这样的数额，实在是商办铁路中的首位。而四川百姓租股、购股，踊跃而没有阻碍，也深切希望竭尽全省民力，修建世所罕见的险难工程，为国家保全大局，使外国人知道中国民间的力量不可轻视。铁路已经开工，就有完工的一天；股款都有利息，仍然属于自己的财产。因此前后两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对于筹款办法都没有异议，而且正在积极筹办。这就是四川百姓用艰难筹集的款项，办理艰难的铁路，势必不到铁路建成不会停止的实际情况。川、湘两地工程难易情况本来各不相同，拿事实比较，当然不能成立。恭敬地读谕旨，认为本路有亏空倒帐的事情，于是说成是搜刮民脂民膏，徒然被中饱私囊，祸害百姓、误国误民，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反复考察本省情况，却更加不知道自己究竟因何获罪。查核存放款项本来是商家的正当行为。去年上海正元各钱庄倒闭，华人、洋人、官府、商人的款项损失达到数百万元，事情发生仓促，原本无法预料。遭受倒帐的商家并不只有川路公司一家；经手人施典章原是前任宪台锡奏请调任使用的人员，后来仍然详细请示追查，依法办理，经手不慎，责任自有归属。朝廷因为商民遭受倒帐而竭力加以维持，使人民的债权不至于受损，这确实是保全国家、治理百姓的最高办法。如果因为商家发生倒帐，反而停止其商号，并给债务承担者加上罪名，天下商民将无所措手足。这样一来，天下商号都会把存放款项看成招致罪责的门户，彼此都把本金收回，坐等利息，市场金融将受到极大影响，恐怕远远不是朝廷保护商民的本意。或者朝廷洞察万里，另有见闻，那就不是人民所能窥知万一的了。假如因为发生倒帐就说是搜刮民脂民膏、从中饱私囊，并以此确定其祸害百姓、误国误民的罪名，即使被押赴刑场，我也不甘心。至于请求暂缓刊布誊黄一事，是五月初一日公司董事局和各团体股东会议共同同意的。原来各处收解租股的时间先后不一，不能以年度为限；所有填发收款单、换给股票、登记入股东总册等各种手续，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完的。恭敬地奉到二十四日谕旨，命令对已经收取的款项妥善筹划办法。但从前已经收取、已经使用的股款，将来怎样退还，尚未宣布。这次借款用什么作抵押，将来是否仍然要由人民负担，也没有明确宣布。明白事理的人自然知道朝廷绝不会这样失信于小民，无奈租股股东大多是编入户籍的农民，他们愚昧无知，都认为这又成了另一种“昭信股票”的变相，众口一词，坚信不疑。起初看到大部电文中有“发领国家公债票”一句，已经担心有本金而没有利息；后来看到停止刊布誊黄，更担心本金、利息都没有，款项也无从追还。纷纷发来书信电报，质问追收，认为这是把股款误作捐款，已经成为事实，并不是猜测的话。因此一方面呈请暂缓刊布，另一方面立即通告清理，并分路劝导，说明利害；这样做是为了暂时安定人心，也就是为了顾全大局。并不是说不发布誊黄，就可以继续征收租股；在青天白日之下，哪里容得这种鬼蜮行为？何况在奉到二十四日上谕以前，公司曾详细请示明确规定停止租股的日期。既然说公司企图蒙混、拖延期限，就不能自相矛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至于说所收取的路款已经有很多被侵吞，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其中的利害关系还有谁比股东更切身？在官办、商办交替的时期，邮传部曾多次会同前四川、湖北督宪张锡查明情况并覆奏；难道今天还要用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使圣上误听吗？这实在令人感叹人心和世道。咨议局是舆论的代表，川路关系全省人民权利的存废，按照章程本应由该局议决，为什么要请托？现在正值预备立宪时期，朝廷施行一项政务、发布一道命令，尚且无不采纳舆论，哪里有关系全省权利的事情反而置于不议？何况该局公呈出自该局议员的协议，公司呈文出自本路股东的共同意见；主张各不相同，界限十分清楚，国家法律明明存在，人民的利害关系又如此密切，自然应当拼死力争，何必像平常诉讼一样请托他人，非要有强有力的辩护不可？总之，自从下达川路国有的命令以来，朝廷尚未筹定办法，而连续几日朝廷旨意又十分急迫，前后不相符合，人民惊惶害怕，如同走入水火。大会日期还远，不能作出决议，所以才有请求暂缓接收的事。自从下达刊布誊黄的命令以后，虽然已经明确宣布，实际上丝毫没有损害；但股东的血本和命根，实在担心变成子虚乌有，情形痛切，如同濒临陷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译股东人数太多，容易酿成暴动，所以才有请求暂缓刊布誊黄的事。深深承蒙宪台上遵朝廷命令、下顺民间舆情，俯允代为报告，由此可见您安定人心、希望从容解决此事的最大诚意。事情和道理都十分明白，四川人无不感激祈祷。恭敬地奉到五月初六日谕旨，似乎对于川路情况以及我们陈请的本意，尚未完全得到圣上的明察；强词夺理，明明没有这样的确实情况，却被说成误国害民，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重罪。谨遵体恤百姓艰难的旨意，四川百姓的艰苦，没有比川路股本更严重的；在没有见到朝廷明确宣布办法以前，四川百姓至死不能甘心。不得不再次提出前面的请求，说明四川百姓并没有反抗的情形，川路也没有蒙混事实；恳请宪台电奏，请旨命令邮传部督办大臣迅速宣布借款合同。国有政策以及川路接收办法，等川路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后，再行奏明，请旨办理。诚惶诚恐，冒死上奏。是否妥当，理应具文详细请宪台查核，俯允代为电奏，只请宣布并遵照办理。为此备述缘由，呈请照此施行。五月十五日。◎川路公司呈报本路股东不承认查账、并恳请代为电奏邮传部取消原电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六日、十五日〕 为详细请示一事。我们私下认为，本路钦奉谕旨收归国有。四月十五日，奉到宪台转知度支部、邮传部的文电；十七日，又奉到宪台公文，分别委派各员前往公司，按照部电所指各项内容查明并编造报告。公司认为，部里派员查报，还须请旨办理，并不是接收。详细解释文电，其中又有“请宪台察酌情形，分别电复，以供参考”等语。于是立即转告驻宜昌公司，妥善接洽。近来股东震惊恐惧，纷纷前来质问，公司也据此进行劝告，并告诉他们，公司已经详细请督部电奏，暂缓接收；同时确定日期召集股东大会。此时不便拒绝查账。二十四日，又奉到上谕停止租股，人心更加疑惑恐惧。五月初一日，邻近各省的股东在公司开会，都认为按照商律、体察情况，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不敢承认接收。董事局和各法团多次呈请宪台据实电奏，承蒙宪台顾全大局、顺应人心，俯允代为报告，众情感动，互相告诫，安静等待朝命。不料初六日竟奉到严厉谕旨申斥，天意未能感通，舆论大哗，各处人心又异常痛苦激愤。各界股东都来催促公司说明川路情况，再次请求代为电奏。公司又已经呈文详细报告宪台备案。十五日奉到宪台转知盛、端两位大臣歌电的公文。十八日，又奉到宪台公文，发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正准备把奉到的情况详细请宪台核示，却传来这封电报；报纸争相刊登，各界传阅，都说朝廷旨意和部电前后不相符合，歌电未免过于专横武断。以借款合同为证，舆论因此更加愤怒。十六日，公司给各租股局办事处发电，电报局又说奉有邮传部原电，不能译发有关铁路的电报；这种政策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各界股东都认为，邮传部以官署命令束缚尽人民的自由，这不仅不是立宪国家应该有的现象，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恐怕也没有这样野蛮的情形。大家纷纷要求公司照常办理事务，催促尽快推进，并嘱咐在限期内拒绝查账委员，请等股东大会以后再同邮传部商议办法；此时不敢承认查账。公司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能仓促到这种程度；如果激成暴动，实在难以承担这个责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十七日、二十四日、五月、一日〕 公司董事局商议后，定于二十一日召集各界会议，急忙谋求安定办法。此前宪台派出的查账委员，应当立即停止查算。况且公司办事处分别驻在沪、汉、宜、渝，近来正用电报调取各项款目，尚未获准查报齐全。电报线路一旦受阻，障碍尤其多；即使勉强查算，谁敢凭空确定？还恳请宪台电咨邮传部，取消原电，以便调取各处款目，继续商议办法。不然，就是逼人回答却先割断他的舌头，责令别人尽力行动却先砍掉他的双腿；这恐怕会使人民还不知道剥皮之痛，就又给他们灌下夺命的汤药，势必不酿成其他变故不会停止。以上就是详细说明本路股东不承认查账，并电咨邮传部取消原电的各种缘由。是否妥当，理应具文详细请宪台俯察核示，批示只遵。为此备呈，请照此施行。五月二十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日、十八日、十六日〕 ◎四川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以及全体股东等为暂时休会并恳请查办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日、五月、二十日〕 我们私下认为，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因为邮传部出卖铁路、夺取款项，特别召开股东大会，筹议一切事务。开会以来，所有言论和宗旨，都经督部堂亲自到场，并委派行政官员到会监督，实在不敢有暴乱行为。昨天却听说邮传部奏请钦派李稷勋担任宜昌总理，不等公司议决交出铁路，就把出资股东蔑视到了极点。又指股东等是少年喜事，没有明白的绅士，甚至说是反抗，还说要严厉弹压，以遏制乱象的萌芽、安定地方等语，简直把全四川的股东都当作乱民。股东们如果确有违法举动，督部堂就在附近监督，当然可以依法惩办，我们哪里敢怨恨？如果只因为议论铁路事务，就诬称为反抗、说成乱民，那么股东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横遭惨死，实在不能甘心。现在川路无论仍归商办与否，已经历时七年、款项超过千万的巨大事业，一旦要为它确定归宿，如果不郑重周密、从长计议，绝不能使人心服而使混乱局面澄清。如今开会已经两旬，重要事项讨论还不到一半，邮传部却动辄把我们看作反抗、乱象的苗头。股东们想仓促散会，又恐怕造成无穷贻误；想继续开会，又恐怕横遭恶名而获罪。反复思考，只有恳请督部堂彻底查办这次赴会的八百余人，究竟有没有不公平、不正当、喜欢生事而引发骚乱的情形，以辨明真假。

译否则，不仅我们股东不敢承受这种恶名，就是全四川数千万人中曾经出资入股的人，也都会寒心畏缩，不知将如何自处。给大局造成的祸害，实在不小。为此暂时休会数日，驻留省城静候查办。请明确宣布，我们惶恐急切地等待受处分，恭请督部堂查核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督院批示铁路股东会请求暂时休会、静候查办的缘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督院批复铁路股东会请求暂停休会、静候查办的文书。来呈所说的情况已经知道了。自股东开会以来，本督部堂认为该会尚能维持秩序，没有发生滋扰情形，曾多次发电给内阁，请其代为奏报。其中若有不公平、不正派的人，本督部堂亲自临场，就在近处，自然不难暗中认出其人，随时加以取缔。即使邮传部来电，也没有指明究竟是什么人。所请求查办一事，应当不必再议。至于铁路事务十分紧要，该会会长等既然先前已经负责办理，仍应切实研究，以便妥善处理后续，这才是最重要的。此批。赵督致铁路公司的札文 总督部堂赵为发札办理事务：接到内阁来电称，奉旨：盛宣怀奏报详细陈述四川铁路情形一折，其中请求传令四川总督再传令李稷勋仍驻宜昌、暂时管理铁路事务；在督办大臣接收以前，不准离开职守，并责成该督遵照前旨，迅速会同端方，将所有收款分别查明细数，切实执行，使其能够按照所拟办法早日决定等语，均着照所议办理。本日又据瑞澄、端方电奏各项情形，应由端方就近迅速会同赵尔丰，谨慎遵守历次谕旨，妥善筹划办理，严格弹压，不得任其滋生事端，并将详细情形随时查明电奏。钦此。内阁盖印等因，接到此旨。又接到邮传部来电称，本日内阁片文交给本部，复奏四川铁路驻宜昌的李总理暂时不必更换一折；又鄂督会同端大臣电奏说，川汉铁路自奉旨收归国有后，四川人便打算反抗，等到前护督王人文代为奏报，奉旨严厉申饬，才逐渐平静。瑞澄因为宜昌有数万名夫役，确实担心在尚未接收以前谣言纷乱、众人疑虑而生事，便与邮传部及端方往返发电商议，仍然留下李稷勋暂时主持，以免停工生事。工程费用仍从四川款项中支出，等接收以后再一并核议，邮传部已经照会李稷勋备案。这样做是为了顾全铁路事务、安定地方，并不是其中另有私意；但四川人无计可施，便动辄指责这是擅自专断、损害公事，妄议辞退总理，并要求代为奏报。消息传到宜昌，人心惶惑，对地方治安影响很大。虽然已经发电命令地方官晓谕并弹压，但能否不致生事，仍难以预料。查四川省聚会倡议的人，大多是喜欢惹事的年轻人，并不是公正的绅士和董事。向四川人询问，众人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若不请皇帝明降谕旨，派李稷勋仍留在当地办理铁路，并责成四川总督谨慎遵守历次谕旨，严厉处理，就不足以遏制祸乱的苗头、安定地方。瑞澄等不敢躲避谗言、害怕诽谤，披露实情直陈上述缘由。事情已经奉旨遵办，除另行咨文外，先择其要点电告邮传部盖印等因，准此。除发电告知驻宜昌总理，并咨商端大臣遵照办理外，现急切发札告知，札令该公司立即查照办理。此札。副都统、将军、总督、提督以及全城司道电奏请求暂缓接收川路的文书 北京内阁王爷中堂大人鉴察：刚接到铁路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以及全体股东等人的呈文，称邮传部违法借债接收铁路，局势变化难以预料，若不依法交付议决，便无法使众人信服并维护宪政，恳请据此发电代为奏报。我们私下认为，四川川汉铁路经邮传部决定收归国有后，股东等特别召开股东总会，凭良心痛切发誓，反复研究，确实是万万不可行。第一，原先募集、借用外债，没有经过资政院议决；废止本省权利，也没有经过本省咨议局议决，这违背先朝将各种政务交由舆论公议的本意。第二，合同失败后，整个铁路在人事任用、购买物料和处理财务方面的权力，全都受外人控制。第三，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不与股东商议，竟然把商款交给邮传部，明显违背历次上谕。综合这些诸多不合之处，实在难以承认。正当我们研究时，忽然听说邮传部违背民意，竟然擅自专断、损害公事。对于股东总会请求撤销、更换的李稷勋，邮传部却奏请钦命他继续担任总理办理宜昌路事，故意蔑视法律、欺瞒上天，使全四川出资办铁路的人陷于无立足之地。本月初一电文宣布此事，终于激成罢市，虽然各级行政官吏及股东等竭诚劝导，但民众坚持理由十分坚决，在道义上不肯随便退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股东等既要仔细筹划铁路事务，又害怕四川大局危险，精神昏乱，完全不知所措。我们查得省城罢市以来，各街都严格遵守秩序，家家户户哭泣着捧奉景皇帝的灵牌，只有哀号而没有暴动，表面情形极为肃穆。然而悲愤、忧愁和惨痛郁积得很深，再拖延些日子，变化将难以预料。股东等本来没有安定地方的责任，但四川铁路的股本是由零散资金一点点汇集而来，七千万人都在股东之列；这种失望之举使万众同心作出决定，必然会发展到不可收拾，不是少数人能够劝解的。想到前途，实在令人战栗。股东等是考虑大局危急，无暇多作烦琐陈述。总之，按照商律规定，在立宪时代，无论这次借债收路的利害得失和是否妥当如何，商民只能严格守法，服从资政院、咨议局的决议，不能服从邮传部违法发布的命令。只愿皇上俯念百姓的依靠，敬遵先朝钦定颁行的法律，将四川川汉铁路照常暂时归商人办理。一切议事和用人，不要任由邮传部妄加干涉；同时将借债修路一事分别交资政院、咨议局详细议决。如果果真证明这一决策并非错误，资政院、咨议局都表示赞同，那么议决方案完全依据法律，就不是邮传部私自专断所能相比的。股东等即使遭受损失，也本应低头顺受；否则，连院、局章程都可以由部臣任意破坏，那么国家的一切法律也不能要求人民只服从一方。罢市已经形成，没有办法开解，拖延日久，祸福难以预料。股东等实在不能替众人负责，即使刀锯鼎镬全部加在股东等身上，对全局糜烂也必然没有作用。如今省城罢市已经超过三日，外县的消息也不知道发展到什么程度，形势危急，生死尚未可知，只有恳请据实代为奏报。请将四川川汉铁路在此时仍交商人办理，等候旨意交资政院、咨议局议决，再决定接收办法，以服众心并维护宪政。为此具呈，恭请督部堂核准发电奏报施行，以上是呈请的全部情形。据此，伏查川路自从奉令改归国有以来，经过前护督王人文及赵尔丰反复劝解，舆论始终对借款合同抱有疑虑。此次因请求代奏而撤换宜昌总理李稷勋，邮传部又复奏改为钦派，众人的情绪于是大为激烈，导致初一日发生罢市、罢课。赵尔丰每天召集绅士和百姓竭力劝导，但众人的疑虑已经形成，终究不是空话能够解释的。绅士、商人、学生以及男女老幼，都到督署多次请求，现在已经罢市四日。虽然还在维持秩序，没有看见暴动，但万众悲愤，祸乱的机会潜伏四处；近来又有不缴纳赋税杂捐、以此扣抵股息的说法。若不迅速设法解决，铁路一事一旦发生困难，全局便会受到祸害。四川省潜伏的乱党本来就多，财政一向困窘，影响所及，尤其难以收拾。此次股东会所陈述的，是法律上的请求。现在民气非常坚决，事势危急万分，应恳请圣明俯察民间隐情，委曲顾全大局，准许暂时归商人办理。借款修路一事，等资政院开会时提交议决。九月就是期限，已经很近；与其眼下强令交出铁路，激出意外、使地方糜烂，似乎不如等资政院议决，宽缓几个月，也不妨碍铁路政务。人心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收回。玉▯昆等共同负有地方责任，同处艰难危急的局势，劝解无效，也没有办法防制。我们私下认为，停止征收租股，已经充分显示皇上的仁慈，难道忍心再以平定局势的劳苦，重伤国家元气吗？事势到了今天，不敢不冒死谨慎奏报。恭请皇上裁断，迅速将这次电奏发交内阁及国务各大臣，从速开会商议，宣布办理办法，我们实在迫切地等待命令。谨请代为奏报：四川将军玉▯昆、总督赵尔丰、副都统奎焕、提督田振邦、署布政使尹良、提学使刘嘉琛、署提法使周善培、署盐运使杨嘉绅、巡警道徐樾、署劝业道胡嗣芬谨叩。

译七月十五日被杀者的姓氏名录 姓名　籍贯 居住区域　年龄　职业　日期　死亡地点　受伤情形　结报人　▯助银数 刘元章　罗江　南打金街二十五号　机匠　十五　南打金街杀猪巷口　子弹从脑后射入、从额头左侧射出　弟弟金娃、元林　六元 徐炳娃，即徐吉山之子　郫县　陕西街相友巷十八号　十五　小菜　十五十七 辕门外死于军医学堂　子弹打断右膝，左脚趾受伤　母亲叶氏　六元 董青云　安岳　光华街五十一号附三号　三十　裁缝　十五　大堂下　子弹穿过乳房旁　母亲傅氏　六元 张万寿 甘肃张掖县　南脚店内附九号　七十三　放马　十五　二门口　左脚中枪　雇工谭顺知　六元 邓洪兴 本城　锦江桥三十七号　四十八　料货　十五　二门旁　左胁被子弹穿过　弟弟春山 六元 蒲先甲　本城　粪草湖十四号　二十一　翠花　十五　署内陆军官厅　一枪穿过小腹，一枪穿过左腿　父子均为北院戈什　六元 杜豫丰　双流　粪草湖一百一十一号　三十一　翠花　十五　石狮旁　一枪打中脑门，一枪打中小腹　母亲张氏　六元 何清云　本城　粪草湖一百零三号　四十　纸花　十五　巡捕房旁　头面部中枪　妻子高氏　六元 周洪顺　简州　转轮藏味经轩茶社　三十　装水烟　十五　石狮旁　子弹从左眼射入、从脑后射出　培善　六元 赖春海　本城　转轮藏八十一号　二十　通草花　十五　二门旁　没有见到尸体　叔叔洪顺　六元 姓名　籍贯 居住区域　年龄　职业　日期　死亡地点　受伤情形　结报人　▯助银数 周体云　南部　烟袋巷一百十一号　三十三　刘福盛绸缎铺徒弟　十五　大门内　子弹从左眼射入、从右耳射出　街正张普州　六元 胡青泉　汉州　锦江桥二十六号　二十五　饭铺徒弟　十五　在大门内受伤，回铺后死亡　左腰眼中枪　母亲王氏　六元 张文生　汉州　南纱帽街二十二号　十二　戏班子行头铺　十五　按察司墙脚　子弹从左乳射入、从背心射出　母亲史氏　六元 陈宗镒　金堂　粪草湖一百一十九号　二十七　寿春药铺先生　十五　西辕门水池旁　子弹从左臂射入、从左肩射出　兄长宗盛，北五区巡兵　六元　　胡思雨　本城　粪草湖十七号　二十一　敏有公纸铺徒弟　十五　二门内　子弹穿透心口　母亲詹氏　六元 刘长兴　成都　东鹅市巷十一号附五号　三十九　水饺子　十五　二门内　没有见到尸体　妻子徐氏　六元 马起合，义顺是招牌　简州　锦江桥五十八号　二十三　牛肉　十五　二门内 子弹从左胁射入、从右胁射出　兄长起文　六元 王绍华　成都　永靖街三十四号　三十一　回教　十五　在辕门内受伤，死于不道街口　子弹穿过小腹　母亲马氏　六元 王纪鉴　崇庆　走马街六十八号　十八　乾泰生绸缎铺徒弟　十五　二门内 子弹贯穿双耳　本铺徐先生　六元 秦履安　本城　童子街文明巷七十一号　四十七　街正、行医　十五　大十字烂招牌附近　一刀砍伤右手，一枪打中左胸，一枪打中左胁腰眼，一枪打中左腿　妻子罗氏及两个儿子　八元 黄玉兴　金堂　中市街五十四号　四十三　对子坠坠　十五二十三　大十字路口，由军医学堂回家时死亡　送货途中被子弹打中右乳，子弹落入腹腔　妻子蓝氏　六元 龚治全，义兴是招牌　成都　蝶窝巷第四号　二十五　棕刷　十五　东辕门外 子弹打中腰腹　母亲周氏　六元 徐正芳　双流　上池街第四号　二十六　机匠　十五　文庙街口　子弹从右反翅骨射入、从左乳旁射出　父亲福兴　六元 李辉山　温江　内城大坑沿第九号　五十三　丝房匠人　十五　文庙街口　子弹从右腿肚射入、从左腿肚射出　侄子廷芳　六元 陈克生　简州　蝶窝巷六十五号　三十　刻字　十五　西辕门外　一枪打中左肢窝，一枪打中右腿胯　姨母秦氏　六元 胡长生　成都　染房街一百四十号　十七　白洪顺牛骨铺徒弟　十五　辕门内　子弹打中心口　师父白洪顺　六元

译又一份表 死者姓名　年龄　领取抚恤款人　银数 董青云　三十岁　董傅氏　银二十元 胡长生　十七岁　白洪顺　限二十元 徐正芳　十八岁　区正易双发　银二十元 王纪鉴　乾泰生　银二十元 王绍华　母亲王马氏　银二十元 徐吉山　街正赵长泰　银二十元 李辉山　五十三岁　区正易双发　银二十元 周体荣　三十三岁　妻弟夏顺林　银二十元 秦雅亭，即履安，四十七岁　街正温香亭　银二十元 刘长兴　妻子徐氏　银二十元 刘元章　弟弟元林　银二十元 杜豫丰　母亲杜张氏　银二十元 龚治全　母亲龚周氏　银二十元 蒲先甲　母亲蒲杨氏　银二十元 何青云　妻子何高氏　银二十元 陈宗益　兄长陈宗盛　银二十元 赖春海　督赖洪顺　银二十元 张万寿　侄子张海棠　银二十元 马义顺　街正张同兴　银二十元 周洪发　史周学培　银二十元 胡青泉　母亲胡王氏　银二十元 张文生　母亲张史氏　银二十元 胡师禹　母亲胡詹氏　银二十元 黄玉兴　妻子蓝氏　银二十元 前一表中所列的抚助金，听说是临时慈善会发放的，由该善会印行。另一表所列的，则是商会代替公家发给的。听说有些死者的亲族因为躲避祸乱，不敢出面领取；也有些人因害怕而逃亡，无法查明下落。因此，辛亥年七月十五日受伤死亡的人，大概无法知道确切人数。赵督告示 为晓谕各位知悉此事。查这次逮捕的首要分子，并不是因为争铁路这件事，而是因为他们借争铁路的名义，暗中图谋不轨。若说争铁路的事情，那是我们四川的好百姓出于一片爱国的愚诚、被形势所迫而提出的，本督部堂极其赞成。所以本督部堂到任时，就替我们四川百姓代为奏报；又会同将军和各司道代为奏报；又联络官民一同代为奏报。本督部堂一次又一次，哪一回不是替我们四川百姓争铁路？争铁路是极其正当的事，并不犯罪，哪里至于逮捕查办，更何况逮捕有官职的绅士？至于这次所逮捕的事情，是因为这几个人想要做犯上作乱的事，故意借争铁路的名义煽动全省的人。他们煽动的人多了，竟敢抗拒捐税和粮赋，明目张胆地反抗朝廷；并在各州县设立办事处，胆敢征收地方粮税，还胁迫我们百姓不准替皇上缴粮，偏要替他们这些乱党缴粮；不准替皇上纳税，偏要替他们这些乱党纳税。对于省外各州县解送来的地丁钱粮，他们扣住不准入库；还要制造枪炮、训练兵丁和乡勇，自行其是、妄图自由。这种种背逆行为，都是我们百姓在报告中共同看见、共同听到的，其中尤其明显地表现出背逆。他们包藏祸心，却偏要借铁路事务来说那些好听的话。试问抗拒粮税、制造枪炮、训练兵勇，这些事情与铁路有什么关系？明明是要背叛朝廷，又怕我们百姓不肯参加，所以借争铁路的名义欺骗大众，说这是出于一片爱国爱川的热诚。上等社会的人自然也受到他们的迷惑，跟着附和起来，因此普通愚民百姓就更容易受骗了。他们还敢勾结外来的匪徒，定在十六日举事，发动谋反。果然到了十六日，各处便来包围城池。若不是及早关闭城门，让这些乱人进入城内，早就烧杀抢劫起来，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你们这些乡民愚昧无知，受到他们欺骗，实在值得怜悯。所以昨天攻打城池、抗拒官兵的犯人，虽然是无知妄为、自犯死罪，本督部堂想到他们都是朝廷的百姓，只是受到他人煽惑，实在情有可原。昨天逮捕的几十人，亲自审问清楚后，已经从宽释放，又给了他们饮食费用；这正是本督部堂不忍之心的表现。何况省城内外的百姓都受到他们胁迫，实在是不得已，只要各自安守本分、照常营业，都是良善的子民，哪里有株连查办的道理？总之，这次逮捕首要分子，不是因为争铁路的事情，而是因为背叛朝廷的事情；本督部堂是奉密旨办理的。我们百姓必须听明白，千万不要误会。不但不会株连我们的百姓，也不会妨害我们争铁路的事情。即使误入该会的人，只要能够立即改过自新，也就不再追问。本督部堂爱民如子，憎恨坏人如仇敌。从前守护衙门时，从没有胡乱杀过一个人，想来这是你们四川百姓都共同看见的。为此再次明白晓谕：你们士、农、工、商等人，务必充分体会这个意思，不必无端产生猜疑。务必切实遵守！特此晓谕！宣统三年七月十九日。七月二十三日上谕 先前因为四川逆党相互勾结作乱，应当命令赵尔丰分别采取剿灭和安抚的办法，并命令端方带队进入四川。现在据瑞澄及重庆等地电报陈述：四川省城内外聚集了数万名乱党，从四面围攻，形势非常危急。成都的电报现在已经数日不通，附近各府州县也有乱党进行煽动鼓动。四川省大局岌岌可危，朝廷对此十分焦虑。昨天已经发电命令端方限期前进，迅速到达四川。已被免职的两广总督岑春暄，向来威望显著，且曾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的病情已经一天天好转，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务。岑春暄一向勇于任事，不辞劳苦，着令他从上海乘船立即起程，不得稍有迟延。这次四川百姓生事，本来是不得志的人借端诱惑、胁迫愚民，以致酿成这场变乱。现在的办法，应当分别良民和坏人，剿灭与安抚同时施行。那些倡导作乱的匪徒，必须赶快从严惩办；所有受胁迫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关键在于妥善使他们解散，不得稍有株连，以期地方早日平定。岑春暄尚不能立即到达四川，端方估计已经抵达四川边境，着令他先行设法迅速解除成都城围，使城中免于长期困顿，并沿途妥善布置，不得任其蔓延。该大臣等务必谨慎遵守谕旨，迅速赶赴事变现场，以减轻朝廷西顾之忧，免除四川百姓遭受涂炭之苦。钦此。监国摄政王钤章 奕▯假那酮、徐世昌署名 赵督批示股东总会请求公开说明以消除众人疑惑一案

译披阅你们送来的呈文，其中误会和牵强附会的地方太多了。现在替你们公司摘取要点予以揭示。来呈说，股东等不明白所谓首要分子，是指会长还是另有其人；如果认定会长是首要分子，那么会长是股东全体推举出来、用来决定议案的，这样一来，凡是争铁路的股东都应当算首要分子等语。查这次逮捕的首要分子，是图谋不轨的人，不是讨论铁路事务的人。他们被捕的原因，是因为背叛朝廷而被逮捕，并不是因为担任会长而被逮捕。呈文又说，关于外界传说的匿名商榷书，不仅会长没有提出议案，股东等也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项建议；前十三日，股东等进入会场时，在门口收到这份书；看过以后，向会长质问，并一同追查，正在侦查期间，便发生了休会的变故等语。查这份书在十三日于会场内散发时，众人都亲眼看见。会长如果没有认可，看到此书时为什么不立即扣留散发书籍的人，当场呈请本督部堂追查严拿，以澄清嫌疑？现在才用‘一同追查’‘正在侦查期间’等词语曲意掩饰。试问地方上有谋叛朝廷的乱党，追查侦探的权责究竟在股东会长，还是在本省督抚？至于书中所载停止办理捐输一条，既然该公司已经陈述理由，咨送咨议局并呈报资政院备案，似乎也不能说会长没有提出议案。呈文又说：此后复议，请求缓缴捐输以及用股息抵纳丁粮两项；虽然已经提出，但全体与会者议决的不过是表示一定要争取的意思，呈请本督、本堂核准裁夺施行与否，仍在大人裁决之中等语。查两案呈文都在，不仅文末全没有‘可’或‘不可’的词，也没有‘核夺’字样，这已经是实际实行了，哪里只是表示意思？总之，这次争铁路事件发生后，不轨之徒竟借同志会这一机构盘踞勾结，暗中图谋革命，捏造朝廷要把铁路送给外国人、铁路亡则四川亡、国家亡等说法，开会演说，广泛煽动诱惑。等到人心已经被煽动起来，更加无所顾忌，明目张胆地说朝廷轻视、抛弃四川，四川人应当谋求独立，鼓吹这些言论，众人一唱百和，悖逆情形多得难以用笔说尽。他们又强迫罢市、罢课，实行抗粮、抗捐，扩大各个协会，设立办事处，拦截解送入库的款项，自行向民户收捐，各种荒谬妄为的举动，一一都付诸实施。他们又广泛散发木牌，召集各团，暗中派遣死党，勾结匪徒，祸乱的发动已经迫在眉睫。幸亏本督部堂查明这些逆徒准备在十六日起事，于是十五日先发制人，遵照旨意严厉逮捕首要分子。这伙人竟敢立即聚集数千人，进攻督署，刚刚被击退；而外属牛市口、大面铺等处的数千名敌党，也在当夜结队持械，直扑城下，声称是由同志会召集，前来保护罗纶。几天以来，近的从成都各属，远的到邛、蒲等处十多个州县，都各自聚众，人数成千上万，号称民团，大肆张举旗帜、军械，围攻省城，意图扰害地方、抢劫首要分子。可见如果平日没有预谋，仓促之间哪里能够聚集这么多人？前后抓获的各名犯人，押到督署审讯，都说是同志会召集的。十四日已经有结集团伙的举动。如今匪徒到处肆意扰乱，正在进行清剿，已经属于军事范围。而股东等竟然想替他们掩饰辩解，来同本督部堂争论是非，见解也未免太荒谬了！此案与铁路事务无关，与各位股东也完全无关，不必因为少数人的罪过而使全体受到猜疑；更不必因为同为股东而曲意营救。要知道事情关系重大，如果不是确有凭据，也决不会这样处理。试问如果等到十六日事情难以收拾，省城的糜烂固然不堪设想，而整个四川所遭的祸害又哪里才是尽头？难道只替这几个人惋惜，却唯独不替数千万百姓惋惜吗？本督部堂是为了维持大局、保护百姓，决不会过度诛求，只求不放纵坏人，也不滥捕无辜。股东等自应根据事实和道理反复省察，不要被一时情绪蒙蔽，却还喋喋不休地争辩。应当立即各守本业，不要听信混淆视听的话；等乱事平定以后，再从容讨论铁路事务。仰即遵照办理。此批。原呈等找到后再补印。附记。绅耆伍肇龄等呈给军督司道的文稿（七月二十三日） 为恳请详细察看、顾全大局一事：我们私下认为，本月十五日，铁路公司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铁路股东代表邓孝可等奉召进入衙署后，突然看见逮捕首要分子的告示。普通百姓惊骇异常，恭敬地捧着先皇灵牌，到督署哭泣请求释放他们。不久，宪署开枪打死多人，又张贴告示说：‘拥进衙门，格杀勿论。’再加上城门关闭数日，城外乡民不知道城内的情况，纷纷扰攘，众人高喊争铁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及早解决，将来谣言传得越远，聚集的人越多，地方的糜烂势必没有尽头。眼下城内商民仰体宪台的告示，督促并率领商董沿街劝导，陆续开市，但始终不知道被捕诸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到了十八日，才看见大公祖的告示，说这些人都是借争铁路为名，企图煽惑人心、暗中图谋不轨，城中停课、罢市等事情也都是这些人主使的。百姓只看到宪台的告示，没有看到悖逆的确实证据，于是又惶惶不安地奔走，惊慌地相互告知。

译我们绅士看到这种情形，不敢替这些人辩护，但深深为大局忧惧，所以不顾冒昧，冒昧呈请您明察。咨议局局长是全省人民共同推举的，股东会会长是全体股东共同推举的，各股东依照公司法律集会；这些人都是国家法律认定的人，就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如果确实有悖逆的阴谋，竟不惜牺牲四川数千万人生命财产来满足个人一时快意，使数千万人日夜想要争回的铁路转眼化为乌有，那么这几个人不仅是朝廷的乱民，也是四川的公敌。国家刑律本来就不能容忍他们，难道我们数千万百姓也能容忍而不加追究，任凭他们扰乱吗？只是按照人人心中的推测，这几个人中，或许有人因为争铁路过于狂热，言辞过于激烈，这一点固然不能替他们隐瞒。但普通百姓都是由于争铁路的热诚而激动，实在不容易解释。假如这几个被捕的人未经法庭审讯、取得确实证据并公布罪状，便突然遭受意外的罪罚，即使宪台恳切告示，说争铁路是正当的，并不会进一步株连他人，我们私下仍担心全四川人民会因为爱铁路的愚诚而痛惜争铁路的人。人们只知道争铁路的人被捕，却不知道被捕者犯了什么罪，疑惑和误解无法消除，变乱的祸患接连发生；这样一来，我们大公祖竭力保全川路的苦心最终也无法向天下说明。本省潜伏的乱党本来就多，其他省份的人心又正在动荡，外国人还会乘机窥伺，深深希望我内地不安，便可以借口调兵保护，以扩大其势力范围。铁路事务一天不解决，责难之言一天不会停止；如果因此发生内乱，外交上又无法抵制，那么借债失败还在其次，争铁路引发祸乱则更加紧迫。几个人的生命虽然轻，大局的安危实在重要，其中的关系相差极小却会导致极大后果。我们根据所见所闻，保持沉默实在难以安心。查钦定法院编制法，凡属国事犯，都由大理院作为第一审。如今祸福就在顷刻之间，只得恳请大公祖顾全大局，能否将这几个人交法庭审讯？如果确实有叛逆的证据，就请向全四川公布，使百姓都明白这些人罪不可赦；这样全四川数千万人民不仅能够消除疑惑和误解，还会永远颂扬大公祖从容平定乱事的恩德。为此具呈，实在惶恐不安地等待命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股东总会交由公司转呈的详细文书 我们股东等先前因为会长颜楷等被捕，呈请明确批示，得以看到督部堂的告示说：四川百姓争铁路极为正当，不但不株连争铁路的人，也不妨害争铁路的事情。我们正希望宪台的怒气能够平息，遏止祸乱的苗头。到了二十三日，忽然巡警道遵照督谕，将铁道学堂股东招待所封闭；我们于是再次感到危险、疑惑和震恐，日夜彷徨。正准备继续呈请下令，随即接到督批，指责我们有种种误会和牵强附会，命令不要喋喋争辩。股东等自然应谨慎遵守批示，不必争论是非。然而天下的事情是非自有定理，有些事情说不必争论，也有不能不争论的。因此我们不顾斧钺之威，请求把道理全部说完。再次查核原呈各项内容，不过是就铁路事务谈论铁路事务；从督批来看，也把铁路事务和乱事分作两途。但督批所指实行抗粮、抗捐的证据，正是争铁路的议案——请求停止捐输以及用股息抵纳丁粮、由咨议局和总公司呈请督部堂查核的事项；而所指逮捕图谋不轨的人，又都是讨论铁路事务的人，因此又不得不把对几个人的猜疑归为全体的罪过。查会议通则，会长只能对议案进行表决，不能独自决定议案。加上会场每天都有行政人员和警察监视，如果言论确实超出范围，不难立即制止。何况初一罢市、罢课以后，会长等已经休会，并呈请查办；当时奉批说，该会尚能维持秩序，没有滋扰情形，查办一节不必再议，并命令会长继续开会。当天会场就有请求停止捐输、用股息抵扣的议案，已经蒙督部堂据此入奏，认为这是法律上的请求；为什么不到十天，股东全体可以议决的事情，却全都被指为会长等人煽惑所为？自古以来，用文字告发谋反的人，都另有秘密而真实的凭据，哪里有在众人聚集的地方公开宣布反书，长官不加禁止，反而认为这是正当请求，并上达皇帝听闻的呢？难道把商榷书当作宣告独立的证据吗？现在听说散布这份文书的人已经被捕，是非真伪自然会有定论，不必多说。况且散布这份文书时，官兵警察也曾到场。如果督宪批示所涉及的责任确实有人承担，那么会长、股东等既无权认可，也自然没有呈请的责任了。至于说两份呈文都没有“可”或“否”的字样，就是要付诸实行；无论是审查核实还是核定裁夺，二者有什么区别？而原案就在那里，究竟是议论还是抗拒，不辩自明。股东等既然没有可疑之处，又何必再作辩解？只是督宪在十五日先发制人地下令严拿首要，声称这些徒党竟敢立即聚集数千人，扑攻督署，并已被击退，等等。恭敬阅读二十日的上谕，其中也依据督部堂的奏报，说十五日竟有数千人凶猛扑攻督署，肆意焚烧杀戮，并打死打伤弁兵。二十三日上谕又说，据鄂督、重庆等处电报陈述，四川省城城内外聚集了数万乱党，从四面围攻，形势十分危急，皇帝对此深感忧虑，命令先设法尽快解除城围，使城中不至于长期困守，等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译谁不是皇帝的臣民，怎么忍心无缘无故给君父带来日夜忧劳呢？查明当日商民听说有人被捕，却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看到公司被包围，也不知道有何危险，于是都争先恐后，纷纷捧着先皇的神牌，到督署前呼吁。营务处喝令巡防军枪杀了几十人，惨叫哀号之声震动全城。谋反叛逆的人如果不拿刀枪武器，只凭香牌行事，竟能打死打伤弁兵吗？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想要给人加罪，难道还怕找不到借口吗？况且文庙前、后街、东大街、署袜街等各街的行人，也有被枪杀的，这又怎么解释？现在城外民众似乎仍未消除对十五日事件的疑虑，以至于民众与匪徒混杂，军队与民众互相仇视，剿杀的传闻纷纷传到远近各处；十多天以来，死者大概已有数千人。罪案尚未审定，大局已经崩溃，所以股东等尤其不得不冒死进呈文书。查去年二月，宪政编查馆奏定了死罪施行细则，凡谋反、叛逆、谋大逆之罪，属于大理院的特别权限。国法明明存在，不仅股东等不敢曲意营救，即使确实罪行情真、罪当其罚，司法人员也没有理由为这几个人吝惜。至于革命的说法，在南、北各省，交通便利，反对宪政的人用炸弹图谋逞强，时常有所听闻。四川民众爱国而极其朴愚，向来没有这种风气；如果动用这条罪名来给人定罪，未免近于鼓吹这种说法。如果因为会场上的言论自由，就把它指为革命证据，那么股东等共同听见、共同看见的事情，尚且苦思多次也不能理解，何况远在百里之外的乡民呢？总之，这次争路，直接是要求路事得到妥善解决，间接是防止宪政遭到破坏；督部堂明察，并予以大力维持。对于全国都知道有害无利的合同，既不能请求废除，也不能请求交资政院审议，于是提出两项消极议案，作为最终的积极请求。像杞人那样愚蠢的忧虑，确实在所难免；如果因此责骂我们狂妄，也或许无从辩解。如果因为推想这是出于爱国的愚诚，而把我们全部加上悖逆的重罪，那么就是国家法律认定的罪人，却不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我私下恐怕，我国上下臣民内外一心、日日所盼望实现的宪政，确实会同这些人的疑案有所关联，所以深愿我督部堂仔细审察。股东等是遵照法律召集起来的，大家一条心，怎么能默认凡是讨论路事的人都成了图谋不轨的人，以致宪政危急、法权受损，而路事也因此被彻底摧残呢？反复省察，只有仰恳督部堂以维持大局的诚心，施行保护百姓、使民生安宁的至意，遵照法律，慎重对待罪名，使上下之间的猜疑不必专门求解便能自行消除；这样或许大局能够早日平定，百姓少受涂炭，而路事也能有一天安稳地坐下来从容商议。我们这点愚诚，实在迫切到了极点。再者，股东等长期处在疑虑之中，招待所既已被查封，不仅食宿不便，而且还担心陷入难以忍受的困境。现即暂时分路回乡，静候以后再行召集。连同以上声明，一并请公司备文转呈详报，实在是为了大家办事方便。◎代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致内阁、请代为奏报的电文（七月二十七日） 十五日，遵照圣旨捕获首要，随即将围攻督署的乱民击退，这些情况曾在之前的电报中详细陈述。当日分段派兵弹压，军民仍多次发生冲突，直到三更时分，城内才稍稍安静；而城外大面铺、牛市口的数千民团，已经连夜来到城下。据说他们是由同志会下令于十六日进城，才知道所谓逆谋凶狡之事，实在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连日以来，各团已经到达，西面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南面有成都、华阳、双流、新津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十多个州县。一个县中又分成许多股，民众与匪徒混杂，每股都不少于数千人，有的达到万人。所到之处，抢掠、烧毁、劫夺，无所不为。省城附近的居民纷纷逃走。抓获的人经审讯，有的供称是去参加同志会召集的集会，有的说是蒲、罗等大人调来保卫路权的。十四日，他们就已经暗中集合各团；也有人说，沿江收到同志会散发的调兵木牌，命令前来保护罗、蒲诸人。现在知道他们被捕，特地前来救援，并要求从此不再缴纳粮税；如果不答应，就围城攻打。于是调派陆军和巡防军卫队，一方面严密守城，并特别保护各国驻省领事以及教堂教士等人。一方面又分路迎击围剿，仍先把这些逆绅等人谋反的情形分别晓谕清楚，使他们解散，免得愚民无知而误犯。军民交战时，官员和弁兵也一定先行劝解。然而各团都倚仗人多势强，分四路包围城池，并开枪放炮，打伤打死士兵。等到官军开枪还击，他们仍敢拼死抵抗，直到势力无法支撑，才纷纷败退。后来又有数千人的大股匪团，盘踞在距离省城五十里的龙泉驿山顶，扼守险要，秘密布置炮械，扬言要进攻省城。官军赶去围剿，匪徒立即开炮轰击。官军趁黑夜猛攻上山，占领山顶，缴获大炮数十门，枪械、弹药、刀矛数不清，匪徒于是下山四散逃窜。龙泉驿是东路要害，这些匪徒的意图在于扼守险要，截断省城的援助。幸亏立即攻下，没有让他们控制局势。西路犀浦、中和场等地又聚集了数千匪徒，在郫县、双流之间横行。官军再次派兵防守围剿，他们当即败退。但这些匪徒很快又分股包围攻打双流县城，放火焚烧关厢、街道和寺庙，形势十分危急。官军跟踪前往救援，同匪徒交战数次，都取得胜利；相持了一昼夜，城围才稍稍松解。

译那些窜扰犀浦、中和场，后来又窜到唐家寺的匪徒，也先后败退。现在据侦察报告，金堂、什邡、汉州等地又纷纷告警，还必须分兵前往救援。查官军从十六日到现在，连续作战七天，既防内部进攻又抵御外部，东奔西击，片刻也不得闲。尔丰随时用忠义激励他们，用重赏犒劳他们，各位将士都还愿意效命。虽然官军所遇之敌一交战就被击溃，擒获、斩杀的很多，缴获枪炮、刀矛、旗帜约二千余件，但民众与匪徒散去后又重新聚合，前后接踵而来，竟形成燎原之势。从十六日起，各路电线杆全被砍断，驿站传递的公文报告也都被截留、搜查、杀害传递人员。各处匪徒日益聚集；从他们设伏守险、企图扼守东西交通要道的情形看，必定有凶悍狡猾的人在背后谋划指使。西充、汉州等地的匪徒，还有分路前来省城的说法。兵力有限，防备的地方太多而兵力分散，恐怕仓促之间不容易歼灭。拟等城防稍微巩固后，立即抽调部队迎击围剿，以求彻底肃清。先后在战场上擒获的人中有被胁迫的愚民，都用好言开导，全部宽免释放，并命令他们劝告乡里，不要误入罪过，以妥善筹划解散他们的办法。只是听说他们已经秘密派出多人，活动于各省咨议局以及京城内外的官员、绅士之间，企图混淆黑白。尔丰一面向各省督抚发电，公布他们的罪行，以免人民产生误会或受到牵动。至于目前筹办防守的事务，所有筹划军饷、准备供应以及赏赐抚恤救济、巡查地方等事项，自然不能没有一个总的办理机关，以便统一督率。这些临时所需的各项费用，也不是预算所能涵盖的。现在已经在藩署下令设立筹防局，妥善办理，以便综合审核。再者，各路电报已经长久不通，因前日击退简州的匪徒，才由专人骑马携带文稿到资州电局发出，所以报告稍迟，一并说明，谨请代为奏报。尔丰叩，漾。◎七月二十八日上谕 赵尔丰电奏：自十五日乱民围攻督署以后，当晚就有大面铺、牛市口的数千民团聚集在城下。连日又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成都、华阳、双流、新津、邛州、蒲江、大邑十多个州县的民团到来；每县分为数股，每股数千人，有的达到万人。所到之处，抢掠、烧毁、劫夺，无所不为。附近居民纷纷逃走。于是调派陆军和巡防军卫队迎击围剿，但各团倚仗人多势众，分四路包围城池，并开枪放炮，造成士兵伤亡；等到官军还击，他们仍敢拼死抵抗，直到势力难以支撑，才败退。后来又有数千人的大股匪团盘踞在距离省城五十里的龙泉驿山顶，扼守险要，秘密布置炮械，扬言进攻省城。等官军赶去围剿，匪徒立即开炮轰击。官军趁黑夜猛攻上山，占领山顶，缴获大炮数十门，枪弹、刀矛数不清，匪徒于是下山四散逃窜。西路犀浦、中和场等处的匪徒也被击退，匪徒又分股围攻双流县城，焚烧关厢、街道和寺庙；官军同他们相持一昼夜，城围才稍稍松解。窜扰犀浦、中和场，后来又窜到唐家寺的匪徒，也先后败退。从十六日到现在，连续作战七天，擒获、斩杀的很多，缴获刀矛、旗帜约二千余件。各路电线都被砍断，驿站传递的文件也全被截留、搜查并杀害传递人员。现在各处又频繁传来警报，拟等城防稍微巩固后，立即抽调部队迎击围剿。先后在战场上擒获的被胁迫愚民，都予以开导并宽免，这样办理还算符合时宜。这些匪徒事先散发调兵木签，足以说明他们谋逆已经不是一天了。等到逆谋败露，立即四处响应，竟敢围城抗拒，肆意焚烧抢掠，扰害良民，使百姓不得安居。又扼守险要，截断援助，并砍断各路电线，截留驿站文件，搜查并杀人的情形，实在是有意作乱。像这样悖逆的情形，已经众目昭彰，哪里容许任其蔓延恶化？应当赶快设法彻底肃清。现在鄂军已经抵达四川境内，黔省援军也已经出发。仍命令赵尔丰严令各军分路围剿办理，迅速击散，不要让匪势日益壮大。仍须分别良民与匪徒，剿抚并用；凡是被胁迫的愚民，一律从宽赦免，并到处晓谕，妥善筹划安抚，以免株连，使他们消除疑虑和恐惧。仍要把办理情况随时电奏。至于所奏设立筹防局办理筹集军饷等事务一节，着令度支部知悉。钦此。奕▯、那桐、徐世昌署名。◎岑宫保从上海发来的电报 七月二十六日由上海发出，送达成都及四川各属，通知全省道、府、厅、州、县和武营：春暄奉命进入四川，会同督院办理剿抚事务。现在先撰写《告蜀中父老子弟文》，专门用电报传布。地方文武官员应立即多印几份，加盖印信，张贴在城镇乡村，使人民都明白春暄的心意。凡是不通电报的地方，就由邻近地区派专人递送，一体办理。地方文武官员负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务必切实劝导；并选派公正绅士进行讲演，以期早日解散。从这份电报到达以后，地方人民如果不是确实倡导作乱，不得妄加逮捕惩治。此前因乱事被拘捕的人，如果当地已经安定，应选择情节较轻者，酌情保释，以减少牵累。即使情节特别严重、确实不能原谅，也只许暂时拘押，等春暄到达后再行判决，不得擅自杀戮。只希望上下共同消除猜疑，也许在春暄到达以前，事情就能平定，这将是国家的福气，也是地方的幸运。出力的官员、绅士，自然应当择其特别突出者请求奖赏；如果奉行不力，或者贪图功劳而制造事端，一经查明，立即严惩。这份电报到达后，立即随时报告办理情况，不得隐瞒粉饰。◎岑宫保电告蜀中父老子弟文

译春暄同四川的父老子弟分别已经九年了，不知道父老子弟还记不记得春暄？春暄却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四川的父老子弟。如今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使春暄再次同父老子弟相见。多年离别的感情，竟然承受不住握手哭泣的痛苦；引颈向西遥望，不知眼泪从何处流出。父老子弟请试着想一想，春暄此时此刻，内心应当是什么样的情状。春暄年老多病，长期没有为世所用的志向；然而想到四川局势败坏，父老子弟正处在颠沛困苦之中，不能不振作起来。因此一接受朝廷命令，便无暇再作计较，立即整治行装，匍匐奔赴。只是上海和四川相距六千里之遥，绝非早晚之间能够到达。邮电阻塞，传闻各不相同，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亲眼见到，怎么能立即作出判断？那么这十天半月之间，父老子弟亲身遭受的事情，又将会怎样呢？这就是春暄睡不安稳、吃不下饭的原因。现在春暄同父老子弟约定：从收到这份电报的当天起，士、农、工、商各自安居从业，不要产生疑虑。所有尚未解决的事情，春暄一到，就应当把父老子弟请到公堂，开诚布公，共同筹划维持和挽救局势的办法。父老子弟如果有无法向朝廷自行申明的苦衷，只要事情和道理上可行，无论多么艰难，都应当委婉而详细地上报，直到得到妥善处理为止。过去如果有受到冤屈压抑的事情，也一定尽力替你们申诉昭雪，不再有所顾忌和徇私。父老子弟如果有幸听从我的话，春暄一定替百姓请命，决不胡乱杀害一个人。朝廷爱民如子，绝不会有请求而不准许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祸乱接连发生，一天比一天纷乱，是非黑白又从哪里辨别？春暄虽然深深爱护父老子弟，也没有办法处理这种局面。父老子弟请再三思量我的话，不要再次招来祸患，增加春暄的罪过。即使有一两个顽固不化的人，仍然制造事端、惹是生非，不仅王法不能容忍，也应当成为父老子弟共同唾弃的人。你们应当把他们排斥在外，不同他们往来，使他们不能施展煽动迷惑的手段，而春暄也将依法处理他们。至于四川地方官吏，已经用电报嘱咐他们极力劝导，不许制造事端、邀功请赏，以免使父老子弟受到更大的牵累。春暄生性朴拙正直，说话必定出自内心；如果有欺骗粉饰，明神一定降罚。父老子弟是否愿意听从我的话呢？我热切地盼望着。春暄有印。◎续呈军督院文稿（八月二十九日） 为公开恳请明白指示一事。我们绅士等于七月二十三日曾恳请详加查察、顾全大局，并具呈请求，至今还没有得到批示。近来围剿办理的方法尚未明白公布，省城以外遭受战乱的地方，仍然可以一一列举计算。然而我们绅士等战战兢兢、深为忧虑的是，被捕的诸位绅士如果未经法庭审讯、取得确实证据，必然会使疑惑误会更加滋长，越发激化混乱，越酿越大。等到恭敬读到二十日上谕，说十五日竟有数千人凶猛扑攻督署，肆意□□，并打死打伤弁兵；二十三日上谕又说，据鄂督、重庆等处电报陈述，四川省城城外聚集数万乱党，从四面围攻，形势十分危急。我们绅士等认为鄂、渝距离省城太远，他们所陈述的情况自然未必是事实。督宪电奏中所谓“肆行□□”，应当也只是喧闹或呼号之类的词。后来川东道公布上谕全文，才知道□□是“烧杀”二字。又看到十九日《成都日报》第一版所载，也说有一千多名匪徒拥进督署，想要进行抢劫，虽经官军击退，却又聚集起来。我们绅士等不胜惶恐，连在耳目亲见的地方，情节尚且如此离奇，省外的疑惑误传正一定很多；如果一经传播，民众就会不相信这些说法，匪徒又会利用这种说法，一错再错，混乱何时才有尽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现在听说西南等地，兵力所到之处，匪徒的窜扰日渐减少；匪徒固然应当诛杀，但百姓尚未得到安抚，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恐怕已经数以千万亿计。被捕的诸位绅士，罪名尚未确定，而且有人陆续被释放，又有人继续被补行逮捕。甚至搜查证据的行动也逐渐大规模展开，越来越使家家不安、人人自危，惶恐疑惑而不知所措，我们绅士等更不能不为大局考虑。伏查督宪多次发布告示，都把路事、乱事分为两件，不实行株连。又读到军宪奏请暂归商办的折文，也知道万众的悲哀愤怒是为了请求法律解决，不是空话所能解释的。可是这次被捕的那些人，确实不幸都是法团代表，而且是在法律机关之内被捕的。请求依法办事的人，如果是爱国家的人，就谋划悖逆；损害国家的人，难道会有今天还是爱国家的人、明天就变成损害国家的人吗？这里所说搜查证据，究竟是否经过搜查手续，人民自己无法知道。而如今司法独立，审判必归法庭；即使确实是谋反叛逆，也必须请交大理院审理，这些事情人民没有不知道的道理。处在这样的疑惑误会中，解释尚且困难，何况竟不加以解释呢？我们绅士等并不是敢于妄自制造政治与法律的区别，也不是敢于过分维护法律；只是亲眼看见这种乱象已经形成，祸患的根源还没有消除。被捕的绅士一天不确定罪名，人心一天不得安定，乱事一天就难以平息。邛、雅、眉、嘉都秘密同边藏相连，经此一番糜烂，已经难以支撑；如果再蔓延开来，后果更不堪设想！百姓的性命固然不足惜，国防也可能因此危险。如果到了大局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所有罪名都加在这些人身上，恐怕也不足以向国家谢罪，更何况罪案还没有审定。无知小民只知道，十五日督署惨死的人以及十五日以后防军剿杀造成的祸患，全都是由十五日的案件引起的。人心一旦丧失，就无法重新收回，军督宪明察，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当前人心和大局还可以勉强收拾的时候，只有公开恳请军督宪俯察我们先前和现在的呈请：现在被捕的绅士，有的或许已经交请大理院办理，有的或许还须静候端大臣查办。仰请明白批示，以安定人心、维持大局，我们实在迫切地等待命令。

译督院批示：读完这份呈文，其中顾全大局的心意和关怀桑梓的感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实在令人钦佩。只是本部堂对于这件事的苦衷，还有不能不向呈文诸位说明的地方；呈文中产生疑惑误解之处，也还有不能不向诸位解释的地方。本部堂同罗纶等人平生素不相识，这次奉命督理四川，接受任命后才因为研究路事而时常接见他们。这些逆绅种种嚣张欺凌、挟制逼迫，本部堂不怕开诚布公，曾再三劝诫，希望他们能够醒悟，以维持大局。双方从未发生冲突，哪里会有什么恶感？即使当面询问这些逆绅，只要天良尚在，也应当没有别的说法。七月十五日之所以毅然将他们拘留，实在是因为地方安危、百姓祸福，危急得只在顷刻之间。身为封疆大吏，责任无法推卸，不得不这样做。扪心自问，我的这番心意本来可以对天日、对鬼神作证。呈文中的诸位，有的是声望很高的老儒，有的是资历深、经历丰富的人。七月十五日以前，西面关于同志会的各种报告所记载的情况，以及议场上的言论，全都清清楚楚地进入你们的耳目；想来你们也同样深感忧惧，只是早已没有办法挽救了。何况这些逆绅叛逆的事实已经明显，现在更有确凿证据了吗？本督部堂之所以仍不肯轻率判决，也是因为事情关系重大，所以多次发布告示，都明白说要请旨办理。后来在晓谕新津收复后的情况的白话文中，也明确载明可以交大理院判决，这正同呈文诸位慎重处理的意见相符。“救火之前搬开烟囱、迁走柴薪，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等到头发烧焦、额头烧伤的人，反而成了上宾。”本督部堂也只是求自己的内心不负君主和百姓，难道能把路人抓来就把一切话都说尽吗？但呈文诸位试着回想一下十五日以前的情形，如果不提前拘留他们，那么此时全省地方会是什么景象，必定有不堪设想之处。况且他们暗中谋害国家的事情，难道还有呈文诸位没有看到、没有知道的吗？呈文中说，二十日上谕有“数千人凶猛扑攻督署，肆行烧杀”的字样，同十九日《成都日报》第一版所载“有一千多名匪徒拥进督署，想要进行抢劫”等语相比，认为情节离奇。查十五日发生变故时，各街鸣锣聚众，有人先在督署附近放火，同时人群汹涌冲入督署。本督部堂还曾命令军队不准开枪，随即在督署门前张贴告示，命令他们推举代表进入署内。谁知告示刚贴上就被撕掉，简直无法讲理。守卫竭力阻拦也没能阻止，他们竟凶猛冲入督署，闯进大堂。其中有人携刀持棍，有人夺取卫兵枪上的刺刀，当场拒抗并刺伤了数名弁兵，众目共睹。暴乱既然已经形成，如果还不竭力抵御，坐视他们毁坏督署、伤害大吏，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当日发出的电奏，全都是根据事实陈述，并没有“烧杀”及“伤毙”字样，原奏现在还在。呈文中又说，被捕者都是法团代表，怎么会今天还是爱国家的人，明天就成为危害国家的人？查这次乱事，完全是由这些逆绅煽惑酝酿而成的，他们表面上占有爱国家的名义，暗中却做着危害国家的实际事情。本督部堂只是因为他们是倡导乱事的首要人物才逮捕他们，根本不问他们是不是法团代表。君子认为天下人都是君子，所以呈文诸位才仍然忍不住曲意替他们辩解。呈文中又说，被捕绅士一天不定罪，人心一天不得安定，乱事一天就难以平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现在的匪党同上月被拘捕的那些人，实际上就有密切关系了。况且现在所谓吴二代王、孙泽培、方少卿、侯宝斋、侯国治、卓笨田、华山等人，难道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巨盗吗？绅士士子竟然同巨盗声气相通，那么这些逆绅的心思和行迹，就更加可以作为旁证了。又说“剿洗”，也未免不合事实。开战以来，究竟有哪一座城镇被防军屠杀过？本督部堂因为先前的告示中有“剿办”字样，担心民间断章取义而产生误会，所以连续发布告示解释，费尽口舌、磨破手掌，还特别希望呈文诸位竭力开导民众，挽救这些无知百姓。至于搜查证据过程中，有人被释放，有人被继续逮捕等情况，都是审理案件中的正常情形，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绝不会实行株连。呈文诸位都是本督部堂所钦佩的人，所以不怕借这支笔谈一谈，说明自己的内心。总之，邪正不应混淆，官员和绅士总应同心协力。时局艰难，治安最为紧要。只希望诸位君子共同努力，广泛进行劝导，以消除祸乱，这是我殷切盼望的。此批。◎四川京官公电 四川各电报分局把电文译抄后分送本地官员，紧急照抄多份，分送各府、厅、州、县以及自流井各处自治局、劝学所、农商会和城乡父老子弟共同鉴阅：敬告同乡父老，这二十日接到上谕后，已经用公电遍告各州县，劝令开市、开课，不要惊疑。这次事变，朝廷深知最初是由于误会而起，后来酿成祸乱，朝廷极为痛惜，本来没有加罪于百姓的意思。端大臣进入四川，是朝廷知道地方官办理不善，派他来查办官吏，并不是来剿杀百姓的。他所带的兵队，是为了保护自己；大臣远行，按照惯例酌情带些亲兵，本来是平常的事情，千万不要再产生误会。至于百姓所疑虑的两件事：第一，担心损失我国的权利。要知道国家有自己的政策，国家自己开发利益，就是把这类权利收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自行主张，绝没有外人干涉的道理。第二，担心损失股东利益。要知道二十日上谕已经说过，不会让民众财产受到损失，而且已经命令邮传部妥善筹划办法，自然一定公平，绝不会让百姓吃亏。

译乔树楠等人今天向都察院具呈，把四川父老所想说却未能说出的隐情已经上达朝廷，朝廷一定会曲加怜惜。总之，朝廷已经派大臣查办，只应当安静等待，决不会牵累百姓。即使已经逮捕的人，也要审问并取得证据，决不会牵累无辜。不可借此动摇人心，务请父老彼此劝告，赶快解散。如果坚持不散，一旦决裂，虽然朝廷本来没有加罪百姓的意思，也将不得已采取用兵的办法。到那时大军一到，玉石俱焚。即使朝廷仁慈，但由于国法所在，也已经无法救助百姓了，千万不要自取祸患。同乡京官乔树楠、曾鉴、施愚、赵熙、胡骏、黄德章、李文熙、谢绪▯、岳嗣彝、贺维翰、曾彝进、邓楠、胡冕、马浚年、王章祜、刘方岳、赖毓灵、顾鳌、张智远、曾维藩、李固基、范天杰等敬告。二十二日。◎度支部、邮传部急电 重庆电局送给朱道、钮守，泸州电局送给赵道、刘道、郭牧，资州电局送给资州朱牧、简州牧；四川京官又有长电分寄各局，希望迅速抄印数千张，分送各处。刘道必须专门送给自流井陈孟翁，朱道必须送给绅士舒迪翁，资州牧、简州牧必须设法分送成都城外的民团。千万不要延误，印刷和递送的各项费用均准予开支。度支部、邮传部，漾。以上电文，是由重庆城印刷寄出的，和赵督发下、张贴各街的电文文字略有不同。电文中所谓“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十四个字，赵督发下的电文改作“派来查办路事，欲求归于完善办法”。附记。◎四川绅士请求各位大宪命令查问官报局的禀文（附质问报馆函及报馆覆书） 在籍绅士王练臣、刘锡玲、金兆中、胡吉辅、杨永澍具禀，为官报馆增删上谕、改变事实、混淆政体、煽动人心，请求查究一事。我们私下认为，发行报纸的职责在于启发民智，而官报的体例尤其重在公布法令，作为官民共同遵守的标准；至于不得刊载冒犯皇帝、混淆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的言论，这也是同样的规定。省城因路事牵连到军事，朝廷特意简派大员查办，以图挽救；从督宪直到京城和各地官员发布的告示文告，都是为了解释各种疑惑，逐步求得安定。然而成都官报所出的日报，自七月十五日以后刊登的上谕文告，任意增删、篡改混乱，既不符合报律，对乱事又有很大影响。谨将其中惑乱作用特别严重的事项，分条列举如下，恭候裁夺。一、该报十九日把督宪的两道告示汇刊在一起，而第一版却刊成三道。查督宪告示按日期发布的先后次序，关系最为紧要。该报把它们汇刊在同一天，既然没有受到报律第十二条的限制，那么按照军律就是延误日期，难免有疏忽军书的罪责。二、该报十九日刊登督宪告示两道，二十四日刊登督宪白话告示一道。这是通行的版本；却有一份报纸突然多出一道告示，不审查它的来源，难道督宪的军事文书可以任凭该报增删吗？三、该报通行的三份告示中，对于十五日街上民众捧着神牌跪在督署前请求入内，以及四条街被枪杀的人，都没有称作匪徒；但它又特别增刊一份告示，说十五日那天有一千多名匪徒拥进督署，想要进行抢劫，虽经官军击退，却又聚集起来。这同通行的三份告示前后矛盾，导致报纸屡次失去民众信任。这就是该报改变事实、把民众指作匪徒的真实情形。四、该报刊登的二十日上谕，对于十五日的事情说，突然有一千多名匪徒凶猛扑攻督署，肆意□□，打死打伤弁兵，等等。我认为臣子对于上谕应当怎样谨慎恭敬，并不是把它当作僵硬的金石文字，也不是因为避讳庙讳，难道可以用□□含混过去吗？即使字样不明，也应当设法查问后刊载。况且省内外各级行政官员都恭敬谨慎地宣布上谕，全部恭录全文。该报竟以缺文刊登，这同增删上谕有什么区别？五、岑饮帅《告蜀中父老子弟书》，文辞和用意都很恳切，足以感动民情，原文就在这里。该报却在篇首增加“为剀切晓谕事”六个字，末尾增加“切切此谕”四个字；这是擅自增改查办大臣文书告谕的行为。六、该报二十九日刊载四川京官致同乡的公电，竟把“朝廷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两句话，任意改成“查办路事，欲求归于完善办法”。查此电是奉邮传部、度支部的专电命令各属刊布的。这个电文虽然属于同乡官员的报告，却同邮传部、度支部的命令没有区别。该报擅自改写，导致文义不通，反而增加人民的疑惑；至于是否受人嘱托，构成报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所说的情事，应当请求查究。七、重庆刊本在同乡京官公电之后，刊有邮传部、度支部电文说：“重庆电局送给朱道、钮守，泸州电局送给赵道、刘道、郭牧，资州电局送给资州朱牧、简州牧。四川京官又有长电分寄各局，希望迅速抄印数千张，分送各处。刘道必须专门送给自流井陈茂翁，朱道必须送给绅士舒迪翁，资州牧、简州牧必须设法分送成都城外的民团，千万不要延误。印刷和递送的各项费用均准予开支。度支部、邮传部，漾。”查此电发于七月二十三日，该报竟然秘密不予公布。直到现在，省城附近的绅士和百姓还不知道有这份部电。紧要的军书，每时每刻都关系重大；如果这份电文早些张贴，事情刚发生时民情也许早已安定，也未可知。该报竟把重要的部电扣下，不张贴晓谕，以致酿成大乱，这不仅是延误军机时刻的罪责，真不知道是什么居心！

译以上几条，都是明显触犯《报律》第十条各项限制规定的罪行。至于把一个人的私下言语编造出来，当作舆论，种种荒谬粗俗之处，数不胜数。又查其刊行的《正俗新白话》，宗旨也是一样，却没有编者姓名，不知道是官府增刊的，还是民间发行的。名义上说是“正俗”，实际上恐怕连风俗也不能纠正，实在尤其可笑。又查《成都日报》在七月十五日以前，报纸上没有一个字涉及路事。争路如果不合情理，就应当全部纠正；争路如果合乎情理，就应当如实记载事实，为什么前后相差如此悬殊？不仅外省人看了，不相信这是《成都日报》，就是本省人看了，也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成都日报》。我们恭敬地读到八月初一日张贴的督宪二十四日告示，深恐乡民愚昧，只从告示中断章取义，不能通观上下文，以致众人心怀疑虑，官民彼此隔绝，这对全局关系很大。各位宪台原本希望上下沟通情况，各得其所，然而告示涉及的内容很少。这份报纸传播于省内外，像这样离奇反复、任意增删，我们看了反而产生疑虑，何况乡民呢。如果不禀报恳请彻底查察，恐怕原本用来安抚的手段，反而会变成煽动骚乱的机会，这也不免与各位宪台安抚民众的本意背道而驰。大局已经糜烂，今后如果再这样下去，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因此具文恳请大公祖依照法律查究，希望对大局不无裨益。我们痛念故乡，按情理应当劝导，所以斗胆陈述忠告的话，恭敬地祈请采纳，内心惶恐急迫至极。除向各位宪台通禀外，还恭请大公祖大人俯屈尊意核查，并批示施行。◎致官报局函 径直启禀：查官报的体例，是贵在公布法令，作为官民共同遵守的标准。如今阅看贵报自七月十五日以后刊载的公文，似乎不合《报律》。除将不合《报律》的条文另行缮折呈上外，现应当写信致贵报馆，还希望逐条答复，以消除众人的疑问，实在也是为了公事方便。谨此启禀。计附手折一件。王练臣 刘锡玲 金兆中　共同启禀 胡吉辅 杨永澍 按：手折中的各项条件，与前一份禀文相同，未能再次抄载，看看报局的复信自然就明白了。◎官报局复函（辛亥年九月初一日午刻收到） 径直复信：刚才收到您的惠函和手折一件，质问敝局所办理的《成都日报》各项问题，足见您热心公益、纠正错误、惩治过失，我对此感激不尽。查本局除办理官报外，还兼办《成都日报》，对于电报抄件和公文两类，尤其不敢任意增删。承蒙询问各条，似乎还没有充分了解本局的情况。现在特此逐条答复，借以消除众人的疑问。除登报公布外，专门复信陈述意见，希望明察。专此具名。◎答复质问各条列于下 一、来函说：本报七月十九日刊登的督宪告示等文件，不应集中刊登在同一天，等等。查本报一向刊登督院公文，若不是奉督辕送来刊登，便不敢刊载。因此本局在十五日以后承印督宪告示各件，十九日以前全都没有登报。到十八日下午，接到督院指示，命令把近日送来刻印的各件告示立即迅速登在日报上。可是当时十八日的报纸已经发行，只好在十九日的报纸内集中刊登，怎么能把这同军法规定逾期失期相比，说成不合常理呢？二、来函说：本报十九日刊登两件督宪告示，二十四日刊登一件督宪白话告示；按通常排版，为什么有一天报纸忽然多出一件告示，不知道从何而来，等等。查本局十八日下午既接到督院指示，便把局内印好的各件告示照原样刊登，于十九日清晨发行。后来又接到督院命令，不要刊登开城告示，因为开城之事没有实现，这件告示便停止执行，但本报已经发行。于是立即派人追回取消，另行印刷后再送。来函所说“一天报纸多出一件告示”，想来就是指这件事。实在是因为临时发生了事实变化，并不是本报敢于增删督宪的军事文书。三、来函说：本报特别增加的告示，涉及十五日的事情，是为了修饰情节。告示说：“匪徒一千多人拥进督署，想要进行抢劫，虽然被官军击退，仍又聚集”，这与通行的三件告示相矛盾。又说这是改变事实、把百姓指为匪徒，等等。查这件告示是晓谕开城的告示，也就是第二条答复中所说的，因为开城未能实现，报纸已经发行而停止执行的那一件，并不是本报特别增加的。本局职责是印刷，虽然属于官办，实际上具有营业性质。承印公文，没有权力改动原稿；这件告示完全照原文刊印，怎么能说是修饰情节呢？四、来函说：本报二十日刊登的上谕涉及十五日的事情，说突然有一千多名匪徒凶猛扑向督署，肆意□□，打死打伤弁兵等等，不应以缺文含糊了事。查本报一向刊登电报抄件，都是由成都电报局送来后照登。当时电报局送来刊登的原报本来就有缺文，我们已经向该局询问，据说是号码不清楚，因此自然应当谨慎地保留疑问，不仅本报刊载的如此，电报局分送各处的当天电报抄件也全都有缺文。这件事各有权限，本局只是依据电报局的原电照登，也是各报的通例，哪里敢有所增删？而且本报是照原电恭敬抄录，原文说有数千人凶猛扑向督署，并没有“匪徒”二字。来函所说的文字却加进了“匪徒”二字，这与原电字句不符，也不是本报增加的。五、来函说：本报刊载岑帅致蜀地父老子弟书，开头增加“为剀切晓谕事”六字，末尾增加“切切此谕”四字，是增改查办大臣文书告谕，等等。查岑帅这篇文书是奉督院发下，命令印刷多份，送来的原底稿就是这样。本报照原样刊登，也不是自行增改。六、来函说：本报二十九日刊载四川京官致同乡的公电，竟然把“朝廷知道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两句话任意改成“查办路事，想求得完善的办法”等语。查这份电报是由成都县署总务科交来印刷一万多张，本局照原底稿印好交清，并登载在日报上。至于其中的电文有没有改动，自有交来之处负责，本局只能照样印刷，没有机会任意改窜。

译七、来函说：重庆刊本的同乡京官公电之后，刊有邮传部、度支部的电文，而这份电文本报却秘而不宣，等等。查本报根本没有收到邮传部、度支部的这两份电文，从哪里宣布？责备本报把重要部电隐匿起来，似乎不知道本局根本没有收到这份电报的情况；所谓隐匿，实在承担不起这样的重责。◎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致内阁请代奏电（九月初四日） 我端方自从奉命前往四川查办，就已经派员先行，赶往四川秘密调查。等到抵达川境，接连收到四川各属士绅代表纷纷呈诉，说官民相互争闹，原因都是为赵尔丰拘捕的那些人辩护。途中已经接到内阁七月二十三日寄来的上谕，内容是都察院代为奏报：四川京官曾鉴等人为四川民众争路，以致酿成重大案件，请求命令秉公查办，以维持大局并遏制乱源，呈上一件。着令端方按照所陈各节，查明实际情形，秉公分别核办，不要冤枉好人，也不要放纵坏人，据实具奏。原呈抄给阅看。钦此。遵旨后我逐项详细查办，先后接到报告，并把在四川听到的官绅议论再次加以考核。查七月十五日，赵尔丰电奏说，四川人借路事鼓动民众，抗拒粮税和捐税，刊印散发自保传单，谋划在十六日聚众起事；因此设法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等人；午时突然有数千匪徒，先派人在督署附近放火，等等。又据二十七日电奏说，审讯所得的匪徒供词称，是同志会召集的，罗、蒲二人调来保护。十四日，已经暗中集合成团，等等。赵尔丰还下令查验他所掌握的关于蒲、罗等人的“逆证”，包括四川人的《自保商榷书》、沿江调兵的木牌以及黄绫血书上的统领名册等。这些都是赵尔丰据以拘捕首要人物、称作逆证的东西。又查四川京官法部左丞曾鉴等人的呈文、沿途收集的四川士绅公禀、派出调查的各员所报，以及赵尔丰派来的候补道谢廷麒当面陈述的各种情况，大多说四川境内罢市、罢课，没有杀害官吏，也没有抢劫仓库，绝不是逆党勾结作乱。十五日，民居失火，只是南打金街居民自己不慎失火。民众到督署请求释放蒲、罗等人，统领田徵葵竟擅自开枪打死街正、商民数十人。第二天，城墙附近居民听说后，人人头裹白巾，冒雨奔到城下求情，又被官兵开枪打死约数十人。众人的情绪于是极为愤怒。至于《自保商榷书》，其中没有“独立”字样，也没有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图记，其中还有“皇基万世”等话。何况这份书并不是蒲、罗等人亲手所作，木牌、血书也都是匪徒假托，并非士人所为。赵尔丰却把这些指为图谋不轨的确凿证据。四川官吏周善培、王@@▯、饶凤ロ等人，又借着咨议局检举揭发的嫌隙，构成了冤狱。又有人说“不缴纳捐税粮赋”这一说法，是行政官发起的；官绅联合会内部有人倡议暂缓办理捐输，以请求停止扣粮，并由会长嘱咐撰写正式公文，由总公司详细呈报总督裁决，并不是股东要实行征收国家租税。四川各属人士据此愤怒哭泣，要求伸张，认为四川匪乱的形成，都是冤狱激成的。我认为这次四川事变糜烂，实在是官民相互争闹造成的。王人文、赵尔丰先前既曲意听从蒲殿俊、罗纶等人的话，提倡保路；后来赵尔丰又错误地听信田徵葵、周善培等人的话，激怒民众。全四川的公论都说，四川人本来只是有争路的行动，如果不是大官推波助澜，保路浪潮一定不会发展到这样激烈。后来进行镇压，如果不是这些人贪图功劳、捕风捉影、蒙蔽长官，把蒲、罗陷为叛逆，并且枪杀那些顶香呼诉的人，人民的怨恨也不会深到这种程度。赵尔丰所指称蒲、罗等人的逆证，虽说确实有他们被捕的可疑缘由。只是四川的匪徒全都是本地人，那些士绅在乡里很有名望；匪帮在开会争路、情绪激烈的时候，伪造假冒的事情自然无所不至。抗拒捐税、截留饷银，尤其属于与盗劫相同的行为，绝不是士绅应当做的。至于《自保商榷书》，确实有“协助政府，皇基万世”的话，只是言辞多属荒诞。如今正值匪乱接连发生，实在足以动摇视听，因此自然应当严查著书的人，另案惩办。署理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在同志会演说时，有“夺路夺款”等话。朝廷把铁路收归国有，准许人民依照商办章程入股分红得息，并不是夺取铁路；人民不愿入股，准许退还原来办理时的股本，也不是夺取款项。朝廷的恩德和用意，全靠地方官吏为民众分辨清楚。如果行政官员反而先行阻挠国家政令，用危险言辞耸动视听，那么士民议论嚣张，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关于缓办捐输的主张，周善培实际上暗中起了助长作用。赵尔丰尚未到任以前，对同志会极力表示同情。七月十一日，同志会呈请休会，听候查办。赵尔丰没有立即闭会；既然会长等人先前已经办理事务，就仍然应当认真研究，以便妥善做好后续工作的颂词。这样看来，会长等人已经有了悔过息乱的心意，赵尔丰却没有顺势加以制止，转眼之间，忽然逮捕蒲、罗等人。起初放纵，后来又操之过急，处置失当，实在不能替他曲加隐讳。署理松潘镇总兵、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徵葵贪图功劳、妄自举动，擅自杀害平民，应立即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立功。署理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轻率浮躁、喜欢惹事，反复多变；候补道王▯、王梓与士绅商人结怨，声名一向很差；都请立即革职，以示严明警戒。候补道饶凤ロ资历浅、声望低，舆论不信服，只是才干还算可以任用，应改签为他省候补。至于咨议局议长、法部主事蒲殿俊，咨议局副议长、举人罗纶，度支部主事邓孝可，侍讲衔翰林院编修颜楷，贡生张澜，民政部主事胡嵘，举人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虽然对路事异常激愤，但完全没有参与匪乱，应恳请皇上施恩立即释放。咨议局副议长、法部主事萧湘，今年七月因同一案件被捕羁留，也应一并免于议处。

译这些士绅研究新政、维护地方，是四川士人一时的优秀代表。只是他们办理事务近于专擅，持论过于激昂，承蒙朝廷格外宽宥优待，必定会怀着敬畏刑法之心，更应当谨慎修身、勉力行事，努力成为有用之才。王人文、赵尔丰身负封疆大任，既不能在事变发生前加以裁制，又不能在事变发生后平息，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推卸的责任。应当如何酌情惩处，自有朝廷权衡，不是臣下敢擅自拟定的。所有遵旨查办、据实覆奏的缘由，谨请代为奏报。端方叩首，二十八日。◎资政院奏部臣违法侵权激生变乱据实纠参折 奏报大臣违法，误国害民，谨据实检举弹劾，请求下旨严惩，以遏制乱事萌芽，恭敬呈折仰请圣上鉴察。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没有比安定人心更急迫的，安定人心没有比除掉祸首更急迫的。如今正值危急存亡之际，天下人所痛恨、痛心而认为是祸首的，实在就是邮传大臣盛宣怀。考察他的所作所为，专权纵欲，破坏法令纲纪，欺骗君上、虐待下民，使祸患归于朝廷，实在有他应得的罪责。臣等恭敬接受明谕，命我们各自抒发忠诚爱国之情；臣等私下希望陛下与百姓重新开始，在好恶上与民众相同，所以谨慎列举他的罪状，为皇上一一陈述。今天祸乱的根源，发端于铁路国有政策；朝廷当时是因为体恤民众困难，才俯从邮传部的建议。但天下人的愤怒怨恨，实际结果却完全相反，这都是邮传大臣欺骗蒙蔽朝廷、违法行事而招致怨恨造成的。这个大臣的本意，不过是因为川汉、粤汉借款草合同由原任大学士张之洞订立，在外交上已经成为定议，所以借国有政策来消纳它。他却不知道外交上的困难情形，本来是内外都明白的。朝廷不忍因为一件事损害同四国的邦交，也是不得已的苦心；为什么不坦诚公开地说明，消除民间非议，却一定要滥用国有的名义，震惊天下视听，酿成这样的纷争呢？试问这位主管大臣筹划了什么具体款项，制定了什么统一干线的法律，足以把天下各条商办铁路都收归国有？既然收归国有的只有这四条路，怎么能称为一种政策？既然还准许商民入股，就是官商合办，怎么能说是国有？这位大臣指鹿为马，天下舆论于是不能不依据名义追究实际。何况既然说是国有政策，那就是取消先朝谕旨所准许的商办公司和钦定商律。按照资政院院章，实际上应交资政院协议；按照内阁官制，也应交内阁议决。然而这位大臣面对舆论机关和钦定官制，什么都不顾。内阁制度公布后仅两天，他就首先破坏制度，单独署名上奏。这位大臣眼中没有宪典，没有国法，没有同僚，也没有人民，竟到了这种地步。臣等实在不明白内阁总协理大臣为什么竟然还肯副署，以致诏谕一发布，诽谤议论四起。民心容易失去，国体应当尊重，还要依靠主管大臣慎重谋划、妥善制定办法，才能把祸患消除在尚未发生之时，在还不晚的时候牢牢补救。可是这位大臣竟以商人的心态同小民争逐微小利益，以蛮横的政策使朝廷成为怨恨毒害的归宿。川、粤、湘、鄂四路既然都归官办，对待民股自然应当一律。国家既然想取得以后产生的利益，就应当自行补偿它们的损失。然而该部前后所奏，在抽还本金、发还利息的办法上，反复无常；对于川、鄂、湘、粤四地的民众，又有的偏轻、有的偏重。四川乱事的发生，其大半原因，就是该部奏定只给实际使用的工料款，把国家保利股票不能同湖北铁路的商股一样按本金发还。又把施典章等人亏空倒闭的数百万元弃置不问，怨恨痛苦郁积，上下相争。四川乱事发生以后，人心浮动，革命党和叛军乘机暗中发动，武汉接着陷落，大局糜烂，祸首的罪责，究竟应由谁承担！如今即使朝廷宣布恩德和本意，一律发还股本，但时机已晚、形势已紧，恩德不能下及，损害并辱没了朝廷威信，这些都是盛宣怀欺骗君上、虐待下民的罪过。民情是否通畅的关键，关系着大局的安危。朝廷正想通过舆论公开处理政务，而盛宣怀却竭力堵塞舆论以蒙蔽朝廷。四川争路时，士绅和民众发出的电报，全都被邮传大臣的命令阻拦。命令各电报局，不准传递；又依附朝廷旨意，说这是煽动民众抗拒，应按违制论处。呼吁无门，于是大乱发生。痛苦时的呼喊，出于忠诚爱护，有什么罪恶，竟要加上叛逆的罪名？盛宣怀自以为掌握天下交通机关，不惜专横固执、擅自用权，把上下之间的情意隔绝到这种地步。臣等私下考察古代的权臣，专擅国政所造成的祸患，从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川粤借款本来是过去订立的约定，盛宣怀欺骗君上、蒙蔽百姓，强行附会到国有政策上，酿成祸患的根源，已经如此。至于他借用日本国债一千万元，更是天下臣民都不能理解的。盛宣怀办理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都借用了日本款项。其中关系究竟如何，虽然无从知道真相，但他竟然强硬地全不顾及，把国家当作孤注一掷，把贯通南北枢纽的京汉铁路当作抵押凭据。这样甘愿饮鸩止渴，几乎同卖国一样，实在不能让天下人没有疑问。如今乱事正紧，京汉铁路的余利岌岌可危，不知这位大臣将如何应对？臣等私下料想，这位大臣一向很会筹算，诡诈谋略最深，一定会用外交上的危险言辞恐吓皇上；即使奉旨特别借款，也只是用来搪塞人民。至于由此留下的祸害和毒患，并不是他所知道的。至于把资政院议决的专章视如草芥、败坏宪典，正是这位大臣惯用的手段，臣等实在还来不及一一列举总结。自从资政院闭会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时局艰难万分，大大小小的臣工都用附会敷衍的办法治理，酿成潜伏的祸患。自从盛宣怀掌管邮传部以来，横行肆意，冲决一切，破坏宪典，破坏官制，破坏舆论机关。祸难突然爆发，就像狂风暴雨一样，无法预料。臣等诚然知道，今天国事的败坏不必全都归咎于一个人，但盛宣怀实在是误国的首恶。罢免盛宣怀，天下的公愤或许可以稍稍平息，大难也差不多可以稍稍停止；如果容留姑息，天下人就会因此窥见朝廷的弱点，今后的祸患实在不是臣等所能设想的。臣等忧虑大局，区区愤懑之情难以尽述，谨遵资政院院章第二十一条，据实检举弹劾。拟请明发谕旨，立即严惩，天下幸甚。谨恭敬呈折陈述，恭请皇上圣明鉴察。谨奏。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

译内阁奉上谕：资政院奏报部臣违法侵权、激成变乱，据实检举弹劾一折。据称祸乱的根源，都是邮传大臣盛宣怀欺骗蒙蔽朝廷、违法行事而招致怨恨造成的。这位大臣掌握交通机关，不惜专横固执、擅自用权，隔绝上下之间的情意；对于本应交资政院协议、交内阁议决的案件，完全不顾。内阁制度公布后仅两天，他就首先破坏制度，单独署名上奏。他欺骗君上、蒙蔽百姓，强行附会政策，酿成祸患根源。这次四川乱事发生，其大半原因，就是该部奏定只给实际使用的工料款，把国家保利股票不能同湖北铁路商股一样按本金发还；又把施典章亏空倒闭的数百万元弃置不顾，导致怨恨痛苦郁积，上下相争。四川乱事发生后，人心浮动，革命党和叛军乘机暗中发动。这位大臣实在是误国的首恶，等等。铁路国有本来是朝廷体恤商民的政策，但盛宣怀不能仰体并承受朝廷的恩意，办理时有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家厚恩，竟敢违法营私，贻误大局，实在是辜负恩德、玩忽职守。邮传大臣盛宣怀，着立即革职，永不叙用。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协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在盛宣怀含混不清地具奏时，率先署名，也有不合之处。着交有关衙门议处。今后这些大臣在一切任用人员和施行政务的事情上，务必不要顾忌嫌疑和怨恨，竭尽诚意谋划协助，以维持大局、帮助国家渡过时艰。钦此。◎九月初五日上谕 先前派端方前往四川查办铁路事务，后来据都察院代为奏报，四川京官曾鉴等为四川民众争路，以致酿成重大案件，请求命令秉公查办，以维持大局并遏制乱源，呈上一件。又曾下谕命端方按照所陈各节，秉公查明后具奏。现在据端方电奏说，行抵川境后，接连收到各属士绅代表呈诉，并先后接到委员报告以及听到的官绅议论，详细加以考核。查得四川境内罢市、罢课，没有杀害官吏，没有抢劫仓库，绝不是逆党勾结作乱。七月十五日民居失火，只是南打金街居民自己不慎失火。人民因为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拘捕，到督署请求释放。统领田徵葵擅自开枪打死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听说后，便头裹白巾，奔到城下求情，又被枪杀数十人，以致众人情绪愤激。他们传播的《自保商榷书》中没有“独立”字样，也没有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图记，其中还有“皇基万世”等话，并不是蒲、罗等人亲手所作。又有搜获的木牌、血书，都是匪徒假托，并非士人所为。四川官吏周善培、王▯、饶凤躁等人，又借着咨议局检举揭发的嫌隙，构成冤狱。所谓不缴纳捐税粮赋，是官绅联合会内部有人倡议暂缓办理捐输，以请求停止扣粮，并不是股东要实行征收国家租税，等等。这次四川事变糜烂，既然据端方查明，实在是官民相互争闹造成的。所有办理不善的地方官，都应分别惩治。前署四川总督王人文、现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身负封疆大任，既不能在事变发生前加以裁制，又不能在事变发生后平息祸患，实在罪责难辞。王人文、赵尔丰都着交内阁议处。署松潘镇总兵、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徵葵贪图功劳、妄自举动，擅自杀害平民，着立即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立功。署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轻率浮躁、喜欢惹事、反复多变；候补道王▯、王梓与士绅商人结怨，声名一向很差；均着立即革职。候补道饶凤ロ资历浅、声望低，舆论不信服，着降为同知补用，以示严明警戒。四川咨议局议长、法部主事蒲殿俊，副议长、举人罗纶，度支部主事邓孝可，翰林院编修颜楷，贡生张澜，民政部主事胡嵘，举人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对匪乱完全没有干涉，均着立即释放。法部主事萧湘先前被拘留，着一并免予议处。现在四川省土匪暗中发动，蹂躏地方，煽动胁迫良民，蔓延已久。着端方传旨，责成蒲殿俊等人分头开导，迅速解散，不得借口推卸。对于抗拒不服、甘心作乱的匪徒，仍着端方、赵尔丰严令地方文武官员切实剿办。务必使好人和坏人分明，不要冤枉，也不要放纵，以符合朝廷安抚地方的至意。其余照所议办理，相关衙门知道。钦此。◎钦差大臣端方告示 蒲、罗等九人已经释放，王、周等四人交付参办。你们哀求请命，皇上的恩典都满足了你们的愿望。良民各自回家，匪徒赶快解散；只要不拿枪刀抗拒，官军绝不剿办。◎周提法上赵督宪禀 大帅钧座，敬谨禀告：我私下查想，七月十五日的事情，究竟是由宪台独断，还是有别人参与商议，署司完全没有预先听闻。可是自七月十五日以后，外界纷纷造谣，都说十五日的事情是署司主谋告密。正值事变、大局处在危难之中，一个人的毁誉又哪里值得计较？况且自从路事发生以后，署司一心只知道顾全大局，既没有迎合上级，又何必求得民众谅解。因此听到谣言诽谤传来，都只付之一笑。没想到昨天收到重庆的报告，说端大臣驻节重庆，广泛考察舆论，终于不免也采信了谣言，说一定要参劾署司来向四川人交代。报告所说的事情，虽然难以保证一定准确，但形势到了这个地步，一个官职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关系到是非，就应当有进退去留的道理。倘若宪台认为署司在十五日以前不应当坚持和平办法，责备我姑息误事，那么即使严厉弹劾，我也万没有什么可推辞的。至于十五日的事情，署司正恨自己同聋盲之人没有区别，端大臣如果采信谣言，我难道甘愿因为暧昧不明而获罪吗？应当恳请宪台查明十五日的事情究竟是宪台独断，还是由什么人告密主谋，并电告端大臣，使他免于误听。至于署司先前不应当坚持和平办法，如果承蒙宪台立即撤掉署司的职务，奏请参处，用来警戒那些因姑息而贻误事情的人，那更是受到大恩。我惶恐急切地等待命令。谨此禀告。◎总督部堂赵批

译据禀文所说的情况已经了解。这次首要的那些人，是因为借路事倡导作乱，逆反行为证据明显，本署督部堂迫不得已，遵照旨意拘捕他们。该署司并没有预先参与商议，外间的谣言诽谤，哪里足以相信？端大臣还没有抵达省城详细查察，怎么能因为没有根据的话，就立即上奏参劾？该署司因为力主和平，深深自我引咎；本署督部堂以前对于各位士绅研究路事，又何尝不是力主和平？而当时也有人把主张和平当作本署督部堂的罪过。任事的艰难就是这样，并不只是该署司一人如此。总之，毁誉难以判断，是非事实都在，千万不要轻易听信浮言，过度忧虑，这是最重要的。缴回。◎周提法上端大臣禀 钦帅钧座，敬谨禀告：我私下查考，四川因为路事酿成乱事，到今天大概已经不可收拾了。自从听说您上疏弹劾王护督宪、赵督宪办理失当，朝廷就命令您来四川查办。先读到您在宜昌发布的告示，字字严厉，我才佩服您坚定的见识和果断的力量，不因已经发生乱事就改变初衷。昨天有从重庆来的人，宣读奏请释放被捕人员、弹劾查办田镇和署司的告示，更使我佩服您能因时势变化而转变，勇于补救。四川乱事如果果真能够平定，您的功德应当流传无穷。署司只要能够保全安宁，就已经承受大恩；区区一个官职，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是，讨论事情一定要追究根本，惩治人一定要根据他的罪责。自七月十五日以后，署司对于一切事情都没有预先听闻；而在路事发生那天，署司当时正在劝业任上待罪，因此相当了解事情的始末曲折，也知道自己有罪。您奉命查办，不能捕风捉影，一定应当查得真相。署司既然有所了解，斗胆先陈述变乱的起因，然后再陈述自己的罪责，只请您明察取舍。四川路事自五月下令改归国有以来，直到七月十五日，先后经历了三次变化，后来才发展到今天的大乱。第一件是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第二件是七月初一日罢市；第三件是七月十五日逮捕那些人。您是否也知道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原因？四川人最初听到国有的命令，众人的情绪不但没有怨恨，反而非常高兴。如今被捕的邓主事孝可，曾经在《蜀报》发表文章，论述四川铁路应当归国有，这足以证明四川人并没有反对国有的意思。即使后来倡议保路的那些士绅，此前也都是赞成国有的人。那么，为什么会有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呢？这是因为四川人主张保存现有的款项，要求退还已经使用的款项。然而您在五月初五日会同盛大臣发给王护督宪的歌电，却想把现存款和已用款一律折算成股票发给，这已经不是四川人的意愿。尤其是筹款归还还必须再次借用外债，并且要以四川省的财产作抵押，用这种话恐吓四川人，于是大大激起了四川人的恐惧。王护督宪知道这份电报一旦公布，众人的情绪必然大为激烈，于是在初七日再次发电给您，极力说明现款万万不能提取，并说明歌电不敢泄露。没想到您既然置之不复，十一日又发电给宜昌李总理，问他是否看过发给王护督宪的歌电。李总理发电询问成都公司，要求查看这份电报。王护督宪迫不得已，只好公布，众人的情绪于是大为激烈。十五日，盛大臣又禁止电报局，不准代发有关路事的电报，众人的情绪因此更加激烈。十七日合同到达四川，于是便有了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的事情。从表面上看，同志会似乎是因合同而起，实际上却是因歌电而起。所谓歌电，本来就是您会同盛大臣主持拟定、王护督宪不敢公布、而您迫令他公布的电报。这就是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原因，您不能不深入调查并竭力办理。您是否也知道七月初一为什么罢市？这是因为四川人请求更换李总理，呈请赵督宪代为上奏，而您和盛大臣却一定主张继续任用李总理。六月二十九日，仍然任用李总理的电报到了，七月初一便罢市了。这又是七月初一罢市的事情，也是您应当深入调查并竭力办理的。至于七月十五日的事情，署司没有预先听闻，昨天已经具禀向赵督宪质问，赵督宪批示另行呈报。署司对于路事，即使想姑且自行引咎，反复搜求，也只能找到“不应当力主和平”这六个字的罪名。赵督宪对于路事，起初也是力主和平的。实在不知道七月十五日为什么突然一变，竟变得如此严重激烈。赵督宪当时产生的想法，虽然无法证明究竟因何而起，但七月十四日，在京师任职的四川士绅就有电报传来，说您已经上疏弹劾王护督宪、赵督宪，并派您前来查办。同一天，赵督宪也收到了来自京城的电报，道路上都在传说。七月十五日的事实，是因您上疏弹劾而激成的。署司虽然不敢据此认定，但仔细推测，罢市在十四日已经发生，赵督宪两次上奏，都希望政府采用和平解决的办法。为什么十四日刚传来您上疏弹劾的电报，十五日就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举动？这种推测不能作为依据。再读闰六月二十四日您会同瑞莘帅发出的电奏，其中说：“这次四川士绅集会中倡议的人，大多是年轻而喜欢惹事的，并不是公正的士绅领袖。向四川士绅询问，众口一致。又听说留学东洋的内校学生纷纷回到四川，显然有读书人煽惑的事情。”

译尤其担心表面上说是在争路事，实际上另有阴谋。除非请朝廷明发谕旨，责成赵尔丰敬畏地遵守历次谕旨，采取严厉办法处理，否则实在不足以遏制祸乱的萌芽、安定地方，等等。这样看来，今天被逮捕的各位士绅所背的罪名，本来就是节下预先定好的；而赵督宪采取严厉办法，也是在听从节下的指挥。这又是七月十五日的事情，节下尤其应当反复追查、切实办理。七月十五日以后，大局便无法再说了。凭四川百姓数百年来拥戴国家的忠诚，即使有一两个倡导不忠的人，怎么会迅速扩散到这种地步呢？人人都把责任归咎于七月十五日的事情，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然而，如果没有七月初一日的罢市，哪里会有七月十五日的事情？如果节下能够依照川人的请求，不任用李总理，哪里会有七月初一日的事情？如果没有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的事情，哪里会有七月初一日的事情？如果节下不逼迫王护督宪宣布歌电，哪里会有五月二十一日的事情？川人实际上把川路的存亡看作自己生命的存亡。历时三个多月，文电多达数万言。凡是百姓的情绪，还有什么没有表达出来呢？节下和盛大臣哪里只是不同意通融，而且一步步逼得越来越紧，使川人进不能保全自己的铁路，善良百姓认为生命将要断绝，于是什么也不再顾忌；匪徒便乘机利用这一点，坐视数百年来忠于并拥戴本朝的人心一下子土崩瓦解。唉，这难道是一两个倡导不忠的人所能造成的吗？于是又有人提出追究根本的说法，认为保路同志会刚发生时，王护督宪如果能够体察朝廷意旨，采取严厉干涉的办法，川人或许可以服从，因此把酿成祸乱的责任归咎于王护督宪。推论到这里，署司不仅不能替王护督宪辩解，而且应当向节下认罪，不敢为自己辩护。因为王护督宪所主张的，署司都曾经赞成。可是，如果认为事情发展到今天，王护督宪应当引咎，署司应当分担罪咎，姑且说是因姑息而误事，还可以；如果一定要说是他酿成了祸乱，那么王护督宪当时本来有种种不能严厉干涉的理由。王护督宪任职时，保路同志会不但没有罢市、罢课的行为，而且能够谨守秩序，何从干涉？这是第一。五月二十一日，因为讨论合同，在铁路公司召开商界、学界各团体会议，未曾预料竟聚集了数千人。当时如果加以干涉，那么七月十五日的事情必定会在五月二十一日发生，这是第二。聚集的人都号哭、暗自哭泣，个个都像遭受切肤之痛，无法自我控制，怎么忍心干涉？这是第三。像这样关系四川全省的重大路事，一旦发生变更，怎么能禁止人们议论？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难，难道能够干涉吗？这是第四。而且王护督宪即使很有才智，又怎么知道节下与盛大臣一定会任用一个李总理，从而激成七月初一日的事情？又怎么知道节下预先定下各位士绅的罪名，强迫赵督宪采取严厉办法，从而激成七月十五日的事情？祸乱都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谁能预先悬设一个破坏性的局面来加以防范？这是第五。所以不能直接加以干涉的理由就是这些。然而，当士绅聚集商议保路时，只要有稍微妨害治安的影响，王护督宪没有哪一次不召集各位士绅，反复告诫。今天被逮捕的这些人，节下可以逐一召来询问。依署司所知，王护督宪对于路事，不但没有只想讨好、博取声誉的心，而且曾经作过非常严厉的告诫；只是他不肯取悦节下，强行压制人民，以免使国家离散数百年来忠于并拥戴朝廷的人心罢了。所以，节下今天如果采用追究根本的说法，认为王护督宪不应过分坚持和平、因姑息而误事，认为署司不应赞成，那么署司认罪服输，也可以代王护督宪认罪服输。如果说是他酿成了祸乱，那么署司已经不敢认罪服输。如果说署司事先参与了七月十五日的事情，采信了街巷无赖主谋定计的谣传，那么这种说法尤其会随着时间消灭，署司内心绝不可能屈服。即使只是乡里小人的细小过错，将要处以几等刑罚，也必定要审查情由、取得实情，公开审判；即使认罪，还应允许依法上诉。署司没有才能，忝列监司，虽然节下被局势所困，不惜掩盖、搁置一切变乱的根源，混杂弹劾数人，作为消除疑惑、平息愤怒的办法；但是是非所在，难道节下今天才知道吗？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如果还能够彻底改变主意，署司从前本来是以体恤百姓为心，难道会忍心妄自菲薄吗？或者又说，节下难道会采信谣言，便把它们上报吗？假如没有证人证据，小民尚且难以申诉冤屈，反坐之罪难道没有国法吗？况且这件事的办法，不外乎和平、严厉两端。若说署司的罪是赞成和平，那么节下今天本来就主张和平了；若说署司的罪是事先知道严厉办法，那么节下前些日子本来就主张严厉了。两者只要弹劾其中一项，节下先就无法为自己解脱。因此又传述节下的谕示，说署司是两边都想讨好；这又给了署司可以昂首自我申辩、公开抗言揭露的理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所谓讨好，就是必定委曲求全地顺从双方，而不顾事理。所谓双方，就是节下与盛大臣为一方，士绅百姓为一方。署司如果是讨好节下与盛大臣吗？节下与盛大臣本来始终都极力坚持严厉主义，那么署司不仅不应赞成王护督宪的和平办法，尤其不应多次以和平解决为理由力劝赵督宪。七月十三日，署司进见赵督宪时，还劝他赶快把民情迫切的情形电报催促政府，迅速顺应舆情；并且极力劝赵督宪只遵守不要滋生事端的旨意，不要采取严厉办法，以免对上无法向朝廷交代，对下无法向地方交代，中间又被节下和盛大臣操弄。唉！假使赵督宪听从署司的话，哪里会有七月十五日的事情，哪里会把怨恨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把名声归到节下身上？那么，署司难道果真是讨好节下、盛大臣和赵督宪这一方吗？如果说是讨好士绅百姓，那么士绅百姓本来主张激烈行动；可是自从路事发生以来，署司每次同士绅闲谈，或者在公众场合演说，无不劝导大家以和平从容来维持治安；有时在闲谈中还用严厉警告的话。这些被逮捕的人还在，节下本来可以召来询问，曾经有一句话是为了讨好、博取声誉吗？

译在公众场合演说，则全国都知道。闰六月十五日，因为股东将要全体进入上院，署司到会演说，劝大家从容行事，大受股东驳斥。七月初，署司两次到各街协会演说罢市的危害，又大受与会众人非难。此后谣言由此产生，社会下层的情绪也由此受到伤害。唉！假使署司稍微知道讨好士绅百姓，哪里还会有谣言，节下又从哪里搜集、拿什么作为加罪的材料呢？不顾大局而只讨好一方，已经是毫无廉耻之心的人了。如果两面讨好，任凭反复无常，署司不是做不到，只恨自己没有这种才能罢了。或者又传说节下弹劾署司的考语中有“蒙蔽贪功”几个字。所谓蒙蔽，就是不依据实情。难道说署司在七月十五日以前，没有把民间迫切的情形上报吗？在外有赵督宪可以作证，在内有两次联名电奏可以凭据，本来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难道说署司诬陷欺骗各位士绅，导致他们被逮捕吗？那么赵督宪的批示就在，署司既没有预先知道七月十五日的事情，即使七月十五日以后传说发现了种种重要证据，署司至今也没有见过一件。局外人的议论，除了节下闰六月二十四日预先指称有阴谋的一份奏折外，署司对其他事情全都没有听闻，不知道节下所说的蒙蔽之罪，究竟指什么，又有什么根据。至于贪功，署司既没有事先参与谋划，就不能占有坐享其成的功劳；司法部门又不是领兵作战的部门，也没有什么功勋可以建立。而且凡是贪功的心思，通常都出于推卸过错；如果一定要追究事实，那么节下起初坚持严厉主义，以求铁路政策一定实行，后来又弹劾赵督宪，以求把祸乱勉强定案，这样的人或许还像是贪功。署司并不是没有建立功劳的才能，只是不忍怀有推卸过错的心罢了。考语既没有证据，传话的人又未必说得准确，或者又有人说：节下大概深恨署司不应赞成王护督宪只采取和平办法，不知道体察朝廷意旨，而应当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到了收拾人心的时候，又不能再拿和平来责罪署司，所以姑且广泛采集谣言，表面上用来向川人谢罪，暗中又用来惩罚过去的事情。这种说法的深意，不是署司这种浅陋之人敢于妄自议论的。假如弹劾署司确实可以向川人谢罪，节下身负大局，本来有根据时势转移变化的权力，署司哪里敢再把是非得失放在心上？只是如今时局糜烂，上下互相猜疑已经很久了，假如要寻求补救办法，只有坦然推诚，与川人相见。如果稍微掺杂权术，实在担心一个疑虑还没有消除，另一个疑虑又会产生。四川的祸乱，众人都知道始于节下；众人的希望，也都寄托在节下结束它。祸乱始于不公平，不采取公平处理就无法结束祸乱。署司不敢多谈公平处理其他事情的办法，只谈公平处理署司自身的办法。道路上的传言如果确实不真实，就请节下迅速下令弹劾署司不应始终坚持和平、因姑息而误事；如果前一份奏折已经发出，而并非署司的罪过，就请迅速奏请更正罪状。总之，署司自问，念念都是为了大局，事事都无愧疚。即使姑且自己牵连承认，也只承认不应始终坚持和平这一点；凭这一点受弹劾，百般罪责也不推辞。除此之外再加任何细微罪名，只要不是自己甘心承认，万万不能被诬陷而服罪。署司的罪状就是这样，静候公布。至于四川祸乱的根源，每句话都有事实可以查考，每个字都出自良心，不敢妄自采信谣言，稍稍夹杂主观臆测。节下奉命来到四川，正是朝廷所倚重委任的人；这次抗疏弹劾，又受到四川民众的歌颂。署司把事情的根本上陈，如果想让节下全部听到，弄清事情的始末，至于是非公论，只能共同等待千年之后。至于赵督宪七月十五日的事情，已经遭受天下人的谤议，署司不敢妄自评论列举。然而有一句话，是不敢不对节下尽忠的：天下人都可以评论赵督宪，只有节下不可轻率评论赵督宪。署司天生极其愚钝，只剩下一线天良。文辞不周全，伏请明察。现将署司陈述四川祸乱根源及罪状所在、请求依罪弹劾惩处的缘由，理应恭敬禀请钦帅查察核示。谨此具禀。◎钦差查办大臣端方批示前署提法司周善培的禀文 查得该署司罪恶昭著，众人异口同声。本大臣顺应舆情，依据事实弹劾，正如该禀所说“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难”的意思。可是该署司不但不感到惭愧自责，反而把公众舆论说成谣言，施展其老奸巨猾的手段，竟想用笔墨空谈把祸事推给本大臣、把怨恨转移给本大臣，上欺骗皇上，下愚弄我四川百姓，还说“是非的公论，必定要等千年以后”。我则认为“是非的公论，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该署司如果想两面讨好，难道能够做到吗？孟子说：“盆成括有一点小才，只足以杀掉他自己罢了。”我吟诵这句话，是替该署司感到害怕。◎大理院奏请遵旨判拟要案、请命按名解送京城审讯取得确供以成就定案的奏折 为遵照圣旨审判拟定要案，请下令按名单押解进京审讯，取得确实供词，以便形成定案，恭敬上奏请求圣鉴。宣统三年九月二十日，内阁奉到上谕：资政院奏称，疆臣欺骗皇上、祸害百姓，违法激成变乱，请明正国法以遏制祸乱根源的一份奏折，着将此案交给大理院按照法律判决拟定具奏，钦此。内阁和资政院又先后把原奏以及四川京官陈请的说帖四件抄送到本院。臣等认为此案关系到激变良民，情节极为重大，若不是把涉案的各位官员提解来京，严格审讯，不足以使人心服，也不足以伸张川民的冤愤。正在缮写奏折具奏时，又于二十三日承准内阁片交，内载上谕：赵尔巽电奏，资政院奏请弹劾赵尔丰，交大理院判拟；但判拟必须凭借质问供词，请将全案证人提到京城质问，根据供词定案等语，着大理院知道，钦此。由此可见朝廷明察慎重用刑的深意，自应恭敬遵照办理。查资政院原奏所列赵尔丰以外，还有周善培、王▯、田徵葵、饶凤ロ等四员，都是本案中的重要罪犯，因此应请旨下令署四川总督端方迅速派妥员，将他们一并押解来京，送交本院审讯取得确供，再依法律分别判定；并由总检察厅电令该省高等检察长，将激变情形详细调查，把全案卷宗整理齐全送交本院，以免其狡辩推卸而加重刑典。

译以上是关于承审要案、请解送本院审讯的缘由，是否妥当，理应恭敬上奏陈明。伏请皇上圣鉴，谨此奏闻。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署督部堂与四司两道及各界绅耆致全省官绅的文告 全省官绅共同鉴察：今天四川的祸患已经十分紧迫了！自从路事发生以来，我全川士绅百姓不怕奔走呼吁，苦苦劝说，以求得到圆满、完整的结果；就连本署督部堂及各司道等，起初也都急切谋求转圜，努力加以维持。却没有料到事变接连发生，彼此激荡，竟演变成这种令人伤心惨目、极其悲痛的局面。这几个月中，省城附近数百里以内，精壮之人死于刀兵，老弱之人辗转死于沟壑；田园村镇逐渐荒废，商人、农民、工人都担心失业。人民的生命财产在焚烧、劫掠、盗乱中遭受牺牲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而且近来仍在浸染蔓延，没有停止的时候。唉！这难道是我邦父老把性命托付给地方官吏、寄望于绅士时能够预料到的吗？那些挑起事端、跟随祸乱的人，谁不是朝廷的赤子？难道他们乐意铤而走险、触犯法网、祸害家乡吗？不过是治理失当，教养没有办法，他们平日的饥寒疾苦又无处申诉；恰好又遇到路潮震撼，不幸采取了过激行动，于是难免互相附会牵连，乘机想逞强罢了。究其内心，哪里是愿意这样做呢？因为路事而发展到激烈争执，因为激烈争执而发展到骚乱，当时参与其事的官员和士绅，确实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推卸责任。本署督堂职任封疆大吏，既未能在事后平息变乱，扪心自问、反省自身，更加深切惭愧。到了今天才谋求补救，我官员和士绅已经无法逃脱舆论的评判。如果还要观望迟疑，不赶快谋划挽回、救治的办法，那么就是上负君父，下误人民，这种罪过又怎么能够曲意宽恕！现在幸而全体官绅联络一气、协力同心，共同维持大局，特意议定平息乱事的几项办法，经本署督部堂逐一核定，供大家共同遵守：第一，官绅协商，减轻人民负担，以体恤百姓的艰难。四川省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各项税捐输纳给国家的数额极大。只是近来百废待兴，向百姓征取的制度更加繁多，而实际养民的措施却没有实行，贫困和祸乱的根源，实在由此开始。现特酌情减轻，除由官绅查明此次遭受灾害的各地粮税，分别禀请蠲免，并抚恤遭乱伤亡以及贫困困难的各户外，所有应当停征、减征的项目如下：（甲）抵补土税盐筋加价。查此项原定办法，是每筋加钱四文，每年收取总数约一百二十余万两；现在议定全部豁免。（乙）新、老厘金。查此项中，老厘金由全省各局、卡按通常办法抽收；新厘金由川东各局、卡抽收，全年收数共约五十余万两。现在议定新、老厘金一律免收，并立即裁撤各厘卡。（丙）诉讼费。查定章规定，每案收钱十千文，一半解送充作省城司法经费，另一半留存各属，作为当地公用。现在议定，解送省城的一半诉讼费免收、免解。（丁）票捐。查彩票与赌税没有区别，最为损害百姓，现已命令有关局署清结账目，定期裁撤。民间已经购买但尚未开奖的票，准许持票到局署领取银钱，缴回票据注销。其他州县尚未开出的彩票，如何缴票退银，由官绅共同酌情议定，呈请办理。以上四项，都已经确定裁减；电令一到，立即分别停止征收、停止售票。仍等待另发文书通知遵照办理。此外，税契、糖捐、油捐、肉厘等项目，如有可以核减的地方，等议定后再随时公布。第二，各地方官绅共同整顿团防，维持地方治安。团防制度是守望相助，用同里的人成为同里的祸患。其本意美善、办法良好，历来显著有效；近来因为办理不当，竟产生许多流弊，实在令人慨叹。现在应当竭力整顿团保，由绅粮公推团丁，呈报地方官选任。团丁必须选择朴实勇敢的农民充任，不要让游荡懒惰的人来充数。其费用由公众共同订立规条，由花户公认；严禁勒索苛派，也可以用警款酌情补助。编成以后，认真训练，由地方官按时考核，决定升降去留。如果缺少教练人员，也可以禀请派员前往，借以倡导。没有事情时就解散，让他们回去务农；有警情时就集合起来共同防御。但只责成他们守卫、缉捕，保护地方。至于出境攻战等事，不是团保力量所能胜任的，不必强迫他们做力不能及的事，反而形成畏惧阻挠。所有办法，都按照历来奉行的章程切实整顿，务必以官府督察、绅士办理为原则。这样，让军队负责作战，让团保负责守卫；在军队攻战时，团保仍可以辅助，那么宵小就无处藏身，盗匪自然可以逐渐收敛。以上两项，实在是目前平息祸乱、标本兼治的办法。既然已经共同认可，本署督部堂再次核定，各属官绅应当分别筹划，切实奉行，以收到转危为安的效果。而最重要的是，尤其应当想到时局艰难，求得同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凡是官绅相处之间，务必保持一片诚意，彼此信任。事理上应当争辩的，即使反复讨论也不嫌麻烦；公益上应当服从的，就算牺牲自己也不嫌委屈。这样或许可以勤勉筹谋，逐渐达到治理。至于近日聚众滋事的人，误会和胁迫在所难免，而实际上其中大多数是无业可守、无家可归的人。地方官绅应当立即竭诚劝告，使他们早日解散；一方面妥善筹划安置，使他们能够维持生活。还应先广泛发布告示，使众人都知道，只要放下武器投降，绝不追究过去的事情。近来本督部堂已经命令制定解散条件，通行各处遵照。如果经过这次劝告以后，仍有不知悔改、抗拒聚集不散、扰害地方的人，那么就是执意作恶的人，是全川官民的共同敌人。必须命令军队用武力攻击，以免贻害乡里百姓。除暴安良，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译此外，其他应当兴办、应当革除的事情，还应共同筹议，酌情核定施行。本署督部堂以及我们全体官绅，同样遭逢时局变化，因应失当，背负罪责、心怀惭愧，日夜忧惧。只是乱事一天不平息，大局一天不得安定，那么重大的罪过一天也不能赎清。因此竭尽愚诚，勉力寻求补救，邦国父老们，难道也会鉴察我们的志向而听取我们的话吗？含泪哭泣陈述告知，至此恭请谅察。总督、藩司、学政、法司、运司四司，巡道、劝业道两道，以及在省绅士、商界、学界全体绅耆公布。◎四川绅士、商界、学界通告全川伯叔兄弟的函稿 全川伯叔兄弟共同鉴察：近来因为乱事日益紧迫，百姓不堪忍受。赵督帅忧虑时局艰难，为了大局，和在省官绅协商，议请蒲、罗诸位先生出面，共同谋求挽救办法，希望官绅团结一心，开诚布公，保卫地方治安，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现在蒲、罗诸位先生等已经于二十四日一律礼请出署。我全川伯叔兄弟，关心这件事已经很久了，特意飞速通知，并希望广泛传播，使众人周知。所有因争路而引发事端的地方，更应详细开导劝谕，劝其解散。现在赵、端两位统帅怜悯地方糜烂，都极其痛心；如果能够和平接受安抚，决不轻易杀戮一人，也绝不追究过去的罪责。上有苍天作证，肇龄等也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各位起事之初，本来是为了捍卫家乡、保护善良百姓，可是众同胞反而因此遭受无穷痛苦。富人家破，穷人丧命，流离颠沛，惨状不忍听闻。仁人义士也一定有所不忍，我私下愿意竭力挽救，不辜负最初的心愿。至于铁路事件，已经有正当办法，决不会落入外人之手。其他善后、抚恤等事宜，蒲、罗先生既然出面，就应当由官绅共同议定，迅速实行；环顾四方，实在不胜涕泣。◎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 尔丰没有德行，不能把四川父老子弟从水火中救出。如今内乱尚未平定，外患日益逼近，朝纲解体，已经无从补救。如果再不筹划通权达变，必定会横生外部冲突，使人民更加流离困苦；想到这些，我内心实在不忍。因此特意同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员，以及官绅、商界、学界各界人士协商一致，把四川全省的事务暂时交给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实行自治。先求得救急平乱的办法，再慢慢谋求良善的共和政治。尔丰部署军队完毕后，立即遵旨出关。咨议局是全省人才汇集的地方，它的意见和言论为全省人民所信仰。以尔丰对不起川人的情形，只应拭目等待它的施政，哪里还有什么脸面向川人另作陈说呢？可是，尔丰本来可以指天发誓：这颗微薄的爱国家、爱人民之心，从初次出仕任县令直到今天，任官数十年，辗转经历十七省，实在没有一刹那敢稍有改变。这次再次来督理四川，也无时无事不是本着对上爱国家、对下爱人民的初衷；不幸的是谋虑有所不周，于是受到我四川父老子弟的怀疑和怨恨。过去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再证明说明的。今天把四川全省事务暂时交给四川咨议局实行自治。唉！尔丰这颗心究竟是什么心呢？究竟是否爱我父老子弟，我想我父老子弟一定不忍等到尔丰剖心说明，也一定会自己彻底明白。尔丰不敢说我父老子弟先前不应当怀疑、怨恨我，也不敢说我父老子弟今后就一定会信任我；但我这点心意，始终只是深深爱护我的百姓。四川虽然实行自治，今后的困难问题才像循环一样不知何时终了。尔丰虽然将要离开，但同我父老子弟前后相处，至今已经九年了。即使在桑树下住三夜，尚且有因缘；相处九年，难道能够淡然置之吗？因为这个缘故，终于难以默然不说。幸望你们认为我的话是对的，这实在是四川将来的福气；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我也姑且尽到临别的情谊。第一，告诫人民。唉！我最亲爱的父老子弟，你们也知道今天的四川是一个遭受破坏的四川吗？也知道从今天以后，四川将是四川人自治的四川吗？过去受国家治理，地方却没有治理好，这是国家的祸患；今天四川人实行自治，地方却治理不好，就是四川人的祸患了。按照今天的大势，即使地方已经得到治理、已经安定，仍有种种令人恐惧、受到刺激的事情；如果再加上内部祸患，四川还能长久存在吗？尔丰对于四川的将来，确实有无穷、极大的希望；但内部祸患如果不迅速平定，恐怕眼前就难以自保。我父老子弟如果不愿四川长久存在，那么尔丰就无话可说了。否则，希望我父老子弟辗转相互告诫，迅速恢复从前的秩序，谨慎守护原有的家业，齐心协力，观察大势的转移，谋求四川的强固。这样一个广大富庶的四川，我父老子弟，你们相信这些话吗？第二，告诫我们的军人。唉！我最辛苦的旧军、新军将校士卒，自从祸乱发生以来，将校士卒受苦已经到了极点。今天以后，四川归四川人自治，军队大多是四川子弟，负有保全四川全体的责任，也负有为四川全体尽捍卫义务的责任。祸乱迅速平定，我军人或许可以稍稍休息；如果不能平定，或者又有外侮到来，那么四川子弟对四川人应当尽到的义务，我担心此后军人的劳苦，或许要比今天多十倍、百倍。既然说是义务，就知道我军人今后必定越劳苦而越自觉快乐。统制官朱庆澜，是我军人一向敬爱的一位长官。四川新、旧军将校士卒，应当以尊重敬爱的心情，谨慎遵守朱统制官的命令。今天以后，假如有人对四川境内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哪怕一点损害，希望我军人把他看作切身的私人仇敌、毁坏家庭的私人敌人，竭尽全力去攻击抵御他。必须使四川境内的人民都没有烽火盗贼的忧患，然后军人才不愧于报答、施惠桑梓的道义。我的军人，你们相信这些话吗？安抚人民、抚恤士卒，是当事各位君子的职责。

译第三，告诫我当事的各位君子。唉！尔丰没有德行，对不起四川，能够弥补尔丰的过错、把四川人从水火中救出来的，只能寄望于各位了。凭各位的才能和见识，我知道内乱不难立即平定，外侮也不难立即断绝。然而，以尔丰忧惧不安的考虑来看，在祸患尚未结束、创伤尚未恢复之时，过去总督所肩负的极其艰难重大的责任，全都要依靠各位，也全都要由各位负责。何况正值多灾多难之时，我知道施政措施的困难，必定比往日增加很多。尔丰迫切希望得到治理，不能不寄望于我当事的各位，齐心合力，放下成见、沉静思考，远察大势，深究乱源，广泛吸纳人才，厚实积蓄兵备。既然同四川共同治理，党派的成见应当消除；即使有诽谤议论传来，也应当有宽广的胸襟加以消融。一定要使内地各部门官员和百姓，都有安居故土的心愿，使有才干的人都有施展能力的地方，然后基础才可以安定，事业才可以发展。尔丰把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四川交给各位，也把极大的责任委托给各位。今天以后，就是自治的日子，也就是各位承担责任的日子。尔丰虽然离开这里，对各位的期望无穷；我知道各位一定能实现尔丰的希望，也一定能够实现我四川父老子弟的希望。唉！尔丰要走了，之所以不能停止说这些话，只是希望我当事的各位、我军人以及我父老子弟，幸而听从我的话；这样，尔丰就有弥补过错的一天，身体离去而内心确实安宁。如果说“不对”，那么尔丰对于四川始终深爱百姓的心意，皇天后土可以鉴察其没有私心，我没有别的要求了。不过，尔丰爱四川，最终还是希望我当事的各位、我军人以及我父老子弟能够幸而听从我的话。特此宣示。◎附录两件 △《川人自保之商榷书》按：这篇文字没有署名，不知道是谁写的。事后向保路同志会的各位询问，他们都不承认，直到现在也没有查到作者姓名。只是赵氏尔丰把它作为逮捕各人的依据，也是路事中的重要文件，所以特意附录。中国现在的时局，只能亡羊补牢、在死境中求生，绝没有侥幸挽救的道理。凡是重要的军港、商埠、铁矿、关税、边地、轮船、铁路、邮传，以及制造军械、任用人员、施行政务等一切关系国家根本和人民生命的大权，早已由政府同外国订约，擅自交给外国人。并且暗中承认把各行省割分出去，已经划定界线。比如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六省同英国订约，不得让给其他国家；福建、浙江两省同日本订约，不得让给其他国家；广东、广西、▯南、贵州四省同法国订约，不得让给其他国家；山东一省同德国订约，不得让给其他国家。自从日俄战争议和以来，又同英国订约，不得让给其他国家。至于西藏、满洲三省，则被日本、俄国暗中瓜分。俄国又侵略蒙古、新疆，将从新疆侵入甘肃、陕西；德国又将侵入山西、河南，以保护山东；其余直隶虽然是京城所在地，日本也将从奉天进入关内，以便侵占。尤其可怕的是，日本在旅顺口，俄国在西北利亚，德国在胶州湾，英国在威海卫及香港，法国在广州湾及安南，早已把这些地方作为战争中国的根据地。他们修筑炮台，建造营房，停泊军舰，制造枪炮和弹丸，驻扎将校兵卒，危机四伏，一触即发。政府到了这种地步，本应怎样振作奋发、刻苦自励，赶紧设法挽救；却有许多贿赂公开流行，天天以卖国为事，而对于人民，仍不允

译许国民军成立，也不许制造军械，任凭人民自保。推究其中原因，是政府非常害怕人民一旦武装起来，就会成为外国人附着在中国身上的毒疽，似乎非要同中国人民一起毁灭才肯罢休。外国人既然掌握着中国的生死命脉，而没有立即实行瓜分，并不是因为他们仁爱，也不是因为力量做不到。一方面是欧美各国内部势力还不均衡，另一方面是中国土地广阔、人民众多。如果不能深入内地，占据铁路、财政等各种权力，扼住中国的咽喉，吸取中国的精髓，就还要承担劳师折兵的苦劳；而且瓜分如果不均，反而会引发欧美各国彼此交战。由于政府的疑虑难以消除，导致外国人的侵略无穷无尽，终于使这个五千年的古国沉沦到九重深渊之下。然而四川东连两湖，西连藏卫，南连云贵，北连陕甘。夔门、剑阁自古称为天险，铁路、轮船尚未完全通达。与各行省相比，外国人插足尚浅，势力也薄弱。而且土地有五十万六千方里，人口有七千万，气候温和，物产无所不有；即使拿它同日本相比，日本也远远不如四川。现在因为政府夺取铁路、劫掠款项，转送给外国人，激动了我们七千万同胞，使他们突然悔悟。两个月以来，四川人的团结力、坚忍力、秩序力，国内外都很少见，实在使人感到民心尚未死亡，仍然大有可为。到了这个时候，应当赶紧利用天然的有利条件，再辅以人为努力，同心同力，共同谋求自保，并竭尽赤诚协助政府。政府一定应当曲意体谅，完全消除疑虑，同人民共同挽救时局的危机，使皇室基业安置在万世安定之上。谨将自保条件分列如下，希望我们七千万同胞以及仁人志士把它提交议会，讨论并统一意见，指定方针，或许能获得万分之一的幸运。（甲）现在的自保条件 （一）保护官长。由各厅、州、县城的议事会通告镇、乡议事会，集合商议，选定家境殷实、身体强壮的子弟，多则一百名，少则六十名，作为旧时的团丁，分季轮流操练。使用时驻守官署、官局，以便保护。（二）维持治安。现在全川罢市，万一不幸，乱民乘机肆意扰乱，应由保路同志会会同咨议局协商；一经议决，认定为乱民，就必须先向他们说明大义；如果他们不听，才调动大军弹压，迫令解散。但必须不进行杀戮，不残害同胞。（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罢市、罢课、罢工不过是表明川人同心，实际上损害很大。因此必须斟酌时势，约定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绝不能前后参差不齐，使秩序不能始终保持一致。（四）经收租税。由各厅、州、县城的议事会通告镇、乡议事会，集合商议；随即由城董事会代收粮津捐和各项厘税，妥善储存，以备支用。（乙）将来的自保条件 （一）应当请求购买屯钢铁及炮兵工厂与机器厂（仍改造为制造枪炮），日夜加紧生产，制造枪炮。说明：如今世界各国没有不依靠武力求得生存的。比如日本既然战胜了强大的俄国，又担心爆发日美战争以及中日战争，于是东西两京的炮兵工厂便日夜加紧生产，像面临战争一样。中国时局危急逼迫到各种程度，而炮兵工厂的力量极其薄弱，必须日夜加紧生产，以防备外患。（二）炼铁厂。（三）硫酸工厂。（四）酒精工厂。（五）机械铁工厂。（六）制材工厂。（七）水电。说明：炼铁厂、机械铁工厂和制材工厂，是制造枪炮的基础，各种机械工业都依赖它们。硫酸厂和酒精厂，是制造弹药的基

译础，各种化学工业都依赖它们。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都依靠电力来制造精良产品，而且电力尤其用于战争。电力的主要来源，是倾斜奔涌的水力；四川没有不适宜开发水力的地方。东西方列强所谓富国强兵的根本，大抵不外乎这些。（八）训练国民军。（九）设立国民军炮兵工厂（附设炮兵讲习所和试验所）。说明：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如今世界各国，如果不是人民全部成为士兵，就没有不把国家和人民置于危亡之中的。民兵的根本，尤其在于炮兵工厂以及炮兵制造能力应足以支配国民军一倍以上。炮兵的改良进步，尤其在于由国民自行讲习和试验。而且外患日益逼近，即使已有旧办的炮兵工厂，也一定有所不足，所以应由国民加以补助（各外国临战时，凡是国民的铁工厂都制造枪炮作为补助）。（十）铁路。（十一）轮船。

译说明：铁路务必要先修成渝铁路，再以川轮作为辅助，使四川交通稍微便利，以免有打开大门迎接盗贼的忧患。夔州一段，则应衡量形势逐步谋划。至于铁路所需的材料，四川十分丰富，取之不尽，如铁轨、木枕、石炭等；既然已经兴办炼铁和制材工业，就可以逐渐不再向外购买，而人工尤其以四川最为低廉，甚至可以用以工代赈。（十二）在边境险要的地方修筑炮台。说明：四川虽然有天然险要，如果不得到人力补助，大规模修筑炮台，最终也不能依靠。（十三）实业和教育。说明：实业和教育尤其是自我保全的根本。应召集各业的同仁共同商议，尽快确定改良和推进的方针，使人民一致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农、工、商、矿各业门类繁多，应选择紧急重要的事项公布纲要和浅近办法，使人人知道利益所在。至于各种教科书，应设立专局自行编纂，不必等待政府颁发。（十四）优厚供给军人的薪饷和军需。说明：军人舍弃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保卫国民的身家性命。他们的薪饷和军需过于微薄，不适合当前的时局。应由国民筹集薪饷和军需，增加给军人。（十五）优待军界、警界同胞的家庭。说明：军界、警界的同胞是用来保卫国民的，凡是他们的家庭人口，都应由各厅、州、县的城镇乡议事会按季度调查编册，存放在议事会。至于他们的家庭有丧葬或困难之事，应由团邻通知议事会，特别前往吊唁，并筹议补助扶持。如果军界、警界的同胞万一对国民有摧残行为，就由议事会作出决定，追究并诘问其家庭。（丙）筹备自保经费。（一）停止办理捐轮。（二）停止协饷（对于西藏则应酌情拨给）。（三）议定拨出税契收入。（四）节省并削减办事人员的薪水。（五）根据自保所需经费，核算人口和土地权属，分别按贫富承担；或者由五千万选民酌情承担，随着需要增加。说明：四川土地广大、人民众多、物产丰富，假如人人知道危亡即将到来、身家无法保全，那么即使财政困难，也应先停止每年不该支出的款项，并详细查清财政上的一切陋规，然后再要求人民承担。一面振兴实业，一面协商约定不购买外来而又不太急需的货物材料，那么筹措二千万两的常年经费，举办以上各项自保事务，必定不会太难（四川共计七千万人，若按四千万人计算，每人每年承担银五钱，就可以筹出每年二千万两银子的常年经费。由此推算，坚持十年，哪里只是川汉铁路能够修成，川藏铁路也或许还有余力）。（丁）消除妨碍自保的因素。说明：实行自保，是为了抵御外侮、保卫身家性命，实在是万不得已。凡是自保条件中已经经过多数川人议决认可的事项，如果有卖国的官绅从中阻挠，就应以义侠之举对付他们，发誓与他们不共戴天。以上各种条件，时势会有变化，人事会有不同，未必完全合适。然而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人民之所以能够保全，皇家之所以能够万世延续，其大要终究不外乎这些。希望作为川人，事先共同商议并切实实行。△周孝怀致陈子立书（中华民国元年寄自宜昌）。对于七月十五日的变故，不知道其中内情的人，大多怀疑是周氏煽动造成的。周氏在四川，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多有思念他。他之所以招致怨恨，实在是因为他在警局任职时办理流氓恶棍过于严厉，以及在司法任内斥退法官养成所学员所激起的后果。现在搜得周氏写给陈子立的一封信，特此附录在后；对于四川路事的始末以及独立的起因，也可以由此知道大概。十月十六日一见到您，就要求伯英保护我，但相托之事未能见报。十七日傍晚，杨星友把次日点兵必将发生变故的警讯告诉我。当时我在文法和斋中，于是打电话给伯英。伯英追问消息来源，我告诉他是星友说的。伯英说：“这是谣言，不值得忧虑。”我知道星友不会妄言，再三请求伯英停止点兵，都未能得到答应，于是约子桥到法和斋中，与法和一起请求他收回点兵的命令，也没有成功。我们便环绕着他作揖，作了七八次，仍未能成功。我于是解下佩剑说：“如果确实一定要点兵，请先杀了我，我不忍心看见明天的灾难。”子桥叹息说：“这是伯英的命令，我不便阻止，而且我早晚也知道自己难免一死，只好和您姑且听从。”当时廖佩纯君（名溥）在座，廖君现在还在省城，可以向他询问详情。商议了很久仍不能让他改变主意，丑时才散去。第二天灾难发生，我仓皇逃走。乡里有老人怜悯我，分给我一间茅屋让我藏身。冬月初四，天水的灾祸又发生了；我家已经被抄毁，祖先的栗主也未能保全。老母住在泗泉家，陆军部长亲自率兵前往搜查，用兵器指着泗泉，要求交出我。他们又逼迫老母，抓走了我的侄子。幸赖星友在军营中保护，侄子才得以脱身。其他亲属和同党，如李青城、孙仲渊两家，也都遭到搜查。解叔平家则因搜查而被掳掠。唉，满清虽然暴虐，赵氏虽然蛮横，似乎也没有听说蒲、罗一党的成员遭受过这样的毒害啊！我早就知道共和是乌头，既能救人也能杀人；然而我不自量力，妄自倡议，这本来就是我自己造下的罪孽，不能轻易责怪别人。即使如此，假如我有丝毫得罪川人的地方，遭到这样的灾祸确实与罪过相称，那么即使我无罪而有功，我也应当和众人共同承担这种忧患。毁家逃命，是乱世的常态，也是我甘愿承受的。只是根据您所知道的情况，我究竟有罪吗？还是仅仅无罪？或者还稍微有一点功劳？七月十五日以后，我曲折周旋、营救各位贤者、谋划独立的事情，件件都是您亲眼看见的，句句都是您亲耳听到的。当时我虽然遭受下流之徒丘山一般的诽谤，但把它看得极其轻蔑。我从来不敢因为赵氏怀疑我、众人诽谤我的缘故，就心灰意冷，听任各位贤者陷于危难、大局走向破裂。七月十五日以后，您天天见到我，曾有哪一天舒展眉头、显露快意吗？

译九月初，端方释放众人的电报传来，赵氏却想让众人痛苦。对外，大局已经危急，没有人可以共同谋划；我和您共同商议营救众人出来，共同筹划大事。对上，赵氏反复无常，一会儿说释放，一会儿又说不释放，一会儿说全部释放，一会儿又想扣留梓青、慕鲁。对下，意气用事的人都愤怒，不愿同赵氏接触，认为端方既然已经奏请释放，何必急急忙忙，却不知道大局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像梓师、笃老、罗云五诸位老前辈，又厌恶听到革命的说法，不敢随便透露一个字。在上下都完全无法沟通的时候，我和您不知道停下脚步多少次，捶打胸口多少次，耗费了多少心血和口舌，熬过了多少夜晚。十月初六晚上，变故从四面发生，我和璧华面对面哭泣。唉，这就是我遭抄家杀头的罪状啊！灾难发生以后，我几次想激愤地出去同各位贤者争辩是非，但爱护我的人都以政府不容许人说话来警告我。冤屈能够昭雪而我身死，确实是我所乐意的；但冤屈既然不能昭雪，我自身又背负着嵩山般沉重的罪名，不敢轻视自己的生命。腊月初我才辗转出游，虽然依靠保护我的贤者挟持护送，但我自信无愧于神明，所以终于坦然前行。今天到达宜昌，经过关卡没有受到盘问，遇到险境总能化险为夷，这就是天理所在。我和您仍然可以任性行善，没有什么值得深深悔恨的。到了南京，我将向中央政府提起诉讼。可以为我作铁证的，政界有璧华、法和，绅界则有您，请您把事情曲折详细地说清；用之详细说明营救众人的始末，明叔详细说明谋划独立的原委。现在我先把准备向中央提出的事项告诉您，请您逐条证明：某事是否如此，某事是否不如此，都请逐条答复，寄到重庆交给向仙峤转寄给我即可。我经过重庆时没有上岸，也没有见到仙峤；这封信寄给他转交，是想多让一个人知道我的内心。有人告诉我，说用之很反复，在梓青面前曾经搬弄是非；我根据用之营救蒲、罗的诚意推断，他虽然同罗有嫌隙，仍能抛弃个人成见去救他。我自问和用之从头到尾没有丝毫嫌隙，难道他忍心落井下石来害我吗？即使有一两件意见不一致的事，只要事情是您所知道的，就可以依靠您来督促反复核实，使他不忍心、也不能反复。想要证明的事例如下：一、九月初十，赵氏因为端方的告示，想让众人痛苦，我立即跑去告诉您。既担心众人发生意外，又鉴于武汉的事情，认为四川不能不自行筹划。而如果众人不出来，就没有可以共同商议的人。于是我便和您秘密谋划独立的方法，并把救出众人作为独立的前提。这时发生了一件上天保佑的事：赵氏始终猜疑忌恨我，幸而端方弹劾了我。他既知道我的冤屈，又因为我七月十三日劝谏他的话不幸得到应验，所以对我很惭愧；而且独立密谋中那位事先参加的某君（您知道是谁），已经逐渐受到端方的影响，所以知道我是可信的。于是我劝赵氏按照自己的意愿释放众人，恢复感情，共同筹划平定变乱。赵氏一定要绅士前往请求，以掩饰害怕端方的丑态，于是您去同周、曾诸位老人商议，又约他们到我家，然后一起去见赵氏。赵氏又对说法反复斟酌，于是诸位老人愤怒。杨彦如又说出种种狠毒、狡猾的话，您也很愤怒。我因为大计所在，几次发怒又几次压下。赵氏则一会儿想释放，一会儿又不想释放，一会儿想扣留罗、邓，后来又只想扣留罗。有一天晚上，他召用之进入督署，想追问罗的思想，是否有野心，用之不肯去。我打电话哀求用之一定要去，不要让事情功亏一篑。第二天早晨用之才去，为罗、邓竭力辩护，说他们没有其他问题。赵氏又拿这件事问我，我反过来说罗只是最先倡议，特别喜欢名声罢了。既然名声已经得到，大局又糟到这个地步，罗如果是聪明人，正担心作揖磕头也不肯出来；我用这话刺激赵氏，于是赵氏的意志便动摇了。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已经决定释放他们。赵氏忽然又想要人具结担保，周、曾诸位老人又不肯。在双方相持的时候，明叔恰好从重庆回来，也因赵氏不愿接见而愤怒。我告诉您，明叔正是能够转圜此事的人；让他见端方回来后把情况报告给赵氏，赵氏的快乐或许可以因此化解要求具结的困难。于是您劝明叔，他不肯去；我又设法让杨彦如去劝他。等明叔答应去见赵氏后，我又赶紧让璧华暗示赵氏，具结没有益处。端方即将到来，如果不趁明叔转圜时自行转圜，就无法再转圜了。赵氏相信他的两个儿子，我以前没有同他的儿子接触。到这时，我便以利害关系暗示他的两个儿子，又给他们打比方说，假如再有一万人到议院要求释放，还能不能开枪？两个儿子也害怕了，于是众人二十五日得以全部出来。释放众人时，司、道官员都到了。我考虑到后面还有大计，不想见众人以免加重赵氏的疑心，也不想抢他的功劳，所以他再三召我，我最终也没有去。从初十起和您筹划这件事，共十五天，您天天多次到我家，又多次留宿，常常连夜商议到天亮，说赵氏已经很苦恼了。各位老先生心里不知道有“独立”两个字，只依仗端方已经奏请释放，认为迟早会出来，不愿向赵氏乞求。颜伯琴尤其从容自信，您又不敢把叛逆灭门的说法透露给各位老人，只敢私下同汉三、明叔交谈；我则只敢私下同家弟交谈。因此我们两人越来越着急，而赵氏和诸位老人越来越迟缓。从初五到二十五日之间，我知道自己心力耗尽、脑力枯竭，也知道您同样心力耗尽、脑力枯竭。当时诸位老人未必不怀疑我们两人多事、妄自焦急，但请试想，假使成都不独立，鄂军杀掉端方以后，事情还能够挽回吗？我也知道成都党人的力量很微弱，人民关于独立的认识也很浅薄。之所以和您惶惶不安，是因为巡防军和陆军之间的嫌怨已经形成，既不能调和，又无法设法推动；假如灾难从军队内部发生，局外人流血的数量将无法计算。所以不能不尽早寻求和平解决；如果众人不出来，就没有人可以承担这个任务。九月初十以前，惶惶然营救众人，是因为交情；九月初十以后，惶惶然营救众人，纯粹是为了独立。困难在于，既不能直接把意图告诉赵氏，又不能稍微向各位贤者透露，只能由我和您两人自己煎熬、自己照察。这些话果真如此吗？

译附注：七月十五日，众人遭难。十六日早晨，我立即把用之、小舟、渭北叫到家中，劝他们在商会召集绅士去见赵氏，询问众人的罪状。我又设法取得交大理院的法律条文，劝众人依据这一理由呈请，同时救济眼前的危难。赵氏过了几个月才答复，诸位贤者因此得以从容。这件事您知道，用之尤其清楚。我又告诉您，应赶快派有能力的人进京，赶快给各省咨议局发电报。七月十五日，我在客籍学堂避难，夜夜同用之筹划营救众人的办法。李任甫兄弟也时常在座。您和用之完全可以相信，我在七月十五日以后，没有一天没有日夜颠倒地梦想营救众人。我遭难以后，没有来得及见到众人，但凭着内心的良知和报答施恩的道理推想，各位贤者中一定有一两个人曾为我日夜颠倒地思虑。您什么时候到成都，请替我探问一番，把那个人告诉我，我一定刻骨铭记，粉身碎骨也要报答他。十五日以后，用之竭力营救众人；当时的谣言也说，十五日的事情是用之策划造成的，想向用之泄愤。用之几次寒心，我独自宽解他，因为用之和我遭受的是同样的诽谤。可是他同罗、邓有嫌隙，这正是用之难能可贵之处，但也使他遭受诽谤有了缘由。我同罗、邓没有嫌隙，所以我奔走营救并不值得一提，但所受的诽谤比用之更加冤屈。然而在当时，凡是同蒲、罗关系密切的人，大多缩着脖子袖手旁观，只有我和用之始终不肯放手，也因此更加受到诽谤。独立以后，我本来应当去死；听说用之也不被军政府信任。您见到用之时，烦请把我引述给他，替他宽解，不要让他过于叹息。二、众人出来以后，独立的问题就出现了。蒲、罗既然顾虑嫌疑、害怕灾祸，不敢说一句话；明叔还受到赵氏信任，也害怕躲避，不敢直接出面。当时政界中同我有相同目的的，只有吴璧华君。我已经介绍您和明叔同璧华交谈，又劝璧华去拜访明叔。二十八日晚上，明叔约定答复璧华，和您一同先到我家接洽，然后我和明叔一起去拜访璧华（当时我不但害怕触犯赵氏，也害怕触犯璧华。明叔到我家换乘轿子，不敢在附近雇轿，走出我家所在的街道一里左右才雇轿，以表示不是从我家出发；这也是委曲求全中的极端委曲，实在令人悲哀）。到了璧华家，刚谈四川独立的事情，明叔就提出五个困难（我记得其中三个）：（一）同志会不容易解散；（二）巡防军和陆军不容易安定；（三）租税不容易征收。我逐条解释（例如同志会是仇恨满清、仇恨赵氏的团体，赵氏退让而满清断绝关系，当然就会解散之类）。明叔说：“您真是很善于言辞啊。”我说：“办事不能轻视困难，也不能只计算困难；而且这些解释都有充分道理，并不是随便用宽慰的话来搪塞。” 然而明叔最终还是不敢直接向赵氏公开这个意图。没有办法，我便劝璧华单独直截了当地同赵氏交涉，又同他商量措辞的方法。先说大局的利害，再用关系赵氏自身的利害来打动他；先说赵氏本人，再说他的儿子。当时田统统领巡防军，不敢设法推动；子桥也是纯粹忠义之人，无法推动。士绅又不肯出头，而赵氏调集巡防军三十营，意图大概是防备陆军、防备革命。加上赵氏为人蛮横，劝说他又不听，灾祸很快就会到来。在这种时候，我真佩服璧华有天人般的神勇。他毅然让我去调和士绅，而自己承担劝说赵氏的任务；无论有多大危险，非达到目的不可。可是第一次说不动，第二次说也不动。我当时脚有病不能出门，只好随时打电话编造民众欢迎革命党的情势，以及各领事已经收到电报、北京确实失守等种种警报来吓唬赵氏。直到初一早晨，赵氏的意志才开始动摇，璧华又坚定地劝说他。于是约明叔和您在初一晚上一起到我家，璧华已经宣布赵氏答应退位的意图，便又宣布说：“今天大局的主要问题已经确定，我和周君只应抽身退下，诸位先生好自为之。明叔还说了挽留的话，措辞相当严厉，我于是说：‘我们两个人哪里足以承担大计？但即使只从我和吴君两个人来看，也可以看出外省人并不值得怀疑和猜忌。只要独立以后，诸位不奉行排斥外省的主义，那对四川就有很大贡献了。’明叔便指着天地发誓，竭力斥责排外的说法。当天晚上大局于是确定。后来在寰通银行商议条件时，我就没有再参与了。初七即将宣布独立，初六晚上，陆军突然掀起风潮，又有三个人到议院，逼迫赵氏把印交给梓青，不承认伯英。璧华半夜来敲我的门，自责辜负了四川，见面痛哭；因为这时排外的言论已经出现，陆军的争斗就是由排外引起的。赵氏又打电话问我那三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蒲、罗为什么闹到这个地步？我当时又愤怒又焦急，不但同璧华面对面哭泣，一面还叫用之同璧华去找伯英，共同安定陆军事务；一面发电告诉伯英，请他探问梓青的意旨，责成梓青安抚他的党羽，忙乱到天亮，幸好后来安定下来。街巷中纷纷传说典礼会有变故，我派了几批人去探听，直到午后您来见我，才知道典礼完成而没有变化。我和您从七月十五日以后，直到这一天，才敢放开胸怀快乐半天。以上所说，是这样吗？成都独立的发起者，是我和您；出力最大的是吴君。蜀军政府对授受条件很不满意，我对人说：“条件确实像是退让得过分了，但成都的大权掌握在赵氏手中，党人的力量既然薄弱，巡防军和陆军又不容易推动，如果只凭口舌同武力竞争，只怕即使利益丰厚、言辞甜美，他们也不听从我们。然而以赵氏性情蛮横、权力专断而且重大，竟然能够听从劝说自行退让，这大概是上天保佑。我和璧华只是尽了人的努力，不敢贪取上天的功劳。即使如此，似乎也可以对四川七千万人说自己无罪了。”（假使以武力竞争，赵氏或许处在必然灭亡的境地；但试想，局外人要赔上多少人的性命、染上多少鲜血，才能染成这面独立国家的旗帜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两人、三人、七月、半日〕 三、初七日独立以后，我提前两三天就告诉您转告伯英。独立初期，各种事情都应暂缓，只有应当早晚同两军将校亲切交往，以收拾他们的心。此外我又分条陈述几件事：一、劝他们赶快送赵氏离开四川（这不只是救赵氏，也可以防止旧军以赵氏为借口而另生事端。我曾多次向明叔、舒迪生和您说过。十三日赵氏又催促我告诉军政府，设法保护他回家。因为赵氏本来就不想出关）。二、劝颁布选举法，宣布选举日期（我告诉您和用之，是为了防止人们怀疑、嫉妒都督）。三、劝组建陆军第二镇，使所有排外者都得到职位（我告诉明叔）。四、想把防军的月饷增加到同陆军相等，以堵住他们的嘴，同时赶快调到外地防守（我告诉明叔）。五、劝把两军合编为大汉革命军，以消除彼此的旧有痕迹（这件事是在璧华家告诉明叔的，明叔说：‘革命二字不妥。’我说：‘既然已经实行革命的实际行动，又何必顾虑这个名称？如果一定不行，改称国民军也可以。’明叔才点头同意。明叔本来没有革命思想，我实在惭愧）。最后是十月十七日，我劝他们收回点兵的命令。自从军政府成立以来，我虽然不敢拉着衣襟冒昧登门，但对于我所见到的、内心所急切的事情，也颇不怕麻烦，屡屡向负责此事的贤者聒噪；如果当事者不轻视我的话，十月十八日的事情或许可以避免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千万人〕

译还是不能避免吗？以上所说，是这样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以上这些事情，都是您所知道、所看见的，我不敢把它们当作功劳。然而即使另有其他罪过，或许也可以相互抵消吧？不只是这三件事，采老在任中所采取的措施，我把美名归给采老，曾说采老掌舵而我划船。然而采老在重庆宣言时却说，是我主持而他只是傀儡。川人如果说采老该杀，我自然也该杀！如今歌颂采老却杀我，下层人不足以责备；贤士大夫们心里难道能够安宁吗？七月十三日，我向赵氏提出最后的忠告，在给端方的信中只略略举出。若要详细说，我实际上同子桥、璧华一起去见赵氏，劝说吴、朱，竭力陈述陆军不可妄动，以挫折赵氏的气势。我又替赵氏起草电报催促政府，限其三日内答复；如果不能获准，就假传圣旨代为答应。赵氏对“矫旨”二字感到惊骇，我替他引用史传，痛切陈述利害。电报子桥、璧华、法和都看过；我同赵氏的辩论，则是子桥、璧华亲耳听到的。可悲啊，如果赵氏听从我七月十三日的话，哪里会有七月十五日的事情？如果蒲、罗听从我十月十七日的话，又哪里会有十月十八日的事情？这难道不只是我的命运困厄、言语不能实行，也还是四川人遭逢劫难的命运所造成的吗？竟使预先防患的人毁掉家产，使已经焦头烂额的人反而获得功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三日、十月〕 以上所说，并不是我敢于宣扬自己有功，而是认为即使我确实有罪，但有以上这些事情，也或许可以相互抵消。我反复审问自己的罪过，却找不到罪名；军政府又只是抄家逮捕，并没有宣布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既然如此，姑且根据街巷中的议论，把您可以替我证明的事情列在下面，略加辩解。一、最大的罪名，是谣言所指的七月十五日事件，说是我策划造成的。端方弹劾我以前，我因愤恨找不到为自己申辩的途径，幸赖他的弹劾，我才得以质问赵氏，索取他的批答；又写信严厉责备端方，借此说明自己的委曲。您当时看见我草拟文稿，狂喜大乐，催促我刊布，认为有了这份文稿，一切没有根由的言论就可以立即消失。刊布以后，一时士大夫确实都明白了，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又下令抄家逮捕。事后有人告诉我，说梓青对人说，十五日的事情实际上是我邀请他上议院，他因此一直耿耿于怀；赵氏已经用印批答说明我没有参与谋议。我的两封上赵氏、端方书，也已经把话说尽，实在不值得再谈。姑且根据梓青所说，当时本来有人说伯英也是受到我的电话诱导才来的。后来您在咨议局询问清楚，实际是伯英得到赵氏的请求，用电话告诉我，我才转告众人；我只是因此约梓青。我的上赵氏书中有“自恨与聋盲无异”之类的话，这难道还不能替自己辩明吗？即使按照梓青所说，是我约他上议院，便构成罪证，且不论伯英先打电话告诉我，即便确实是我约他的，当时藩署会议散会，邓、叶、王、江等人已经出去，胡宗武把他们拉回来，大家一起上议院。假如我有罪，宗武难道能够无罪吗？为什么放过宗武而单独怨恨我？梓青所说的话，是旁人传来的；按道理推断，梓青不可能没有见到我上给赵氏、端方的信，既然见到却还任意怀疑、任意定罪，梓青一定不会这样做。而且当时议院打电话召集官绅，是由某君传出的；等官绅上议院，某君却始终没有到场。这个行迹难道不值得怀疑吗？为什么某君现在还逍遥自得，而我却独自毁家、丧失祖先牌位、逃亡呢？这实在是我无法理解、也尤其不能甘心服从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二、有谣言说我从七月十四日到十九日，夜间住在督府秘密谋划。我因为七月十三日的劝谏没有被采纳，十四日一整天都在家里。您和用之、霖甫上午十时来到我家，直到晚上十一时才散去。十六日以后，您天天来我家；这几天中，老母亲病得很重，我一步也不能离开，您亲眼所见，难道我还能有分身遮眼的法术吗？三、有人说路广钟把我牵扯进知悉搜查证据的事情。我认为赵氏忌恨我，所以两次搜查所得的证据，官绅都能看见，只有我始终没有见过；我在给端方的信中已经愤怒地说过。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我不但不知道证据的事，而且还想借此惩办路广钟。八月二十五日发现龙王庙无头案时，我怀疑是路广钟杀人灭口、制造证据，便督促检察官姜彬、苏学海限期彻查，又向他们指出疑点，告诉他们查找踪迹的方法，并派人四处侦察。凶手抓到以后，我仍怀疑是路广钟买凶，反复盘问审讯。那天您恰好在我家，其中曲折经过，信中没有详细说明，您自己可以回想。事后我们还很长时间一起笑我怀疑了不该怀疑的事情，只因为一双女人的鞋就苦思冥想；您亲眼看见，我是偏袒路广钟吗？不是吗？而且第一次搜得的证据中，盟书里第一镇统领是王某，第六镇则是贱姓某君（您知道是谁，不必说出姓名；把路广钟推荐给赵氏的就是此君，搜得证据后领着路广钟捧到议院的也是此君，这些都是您知道的）。他还对我说：“王是指谁？”意思大概是要逼迫采老；而第六镇的“周”字，不用问也知道是指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十九日〕

译谋划这件事的人正想把人一网打尽，世人却反而怀疑我。今天我遭难，恰好只是满足某君一个人的心愿而已。某君从反对争路开始，到搜查证据为止，件件事情都同四川人为敌、同我为敌；四川人却想让我的遭难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替他们向某君报仇，难道不可怪吗？我急切审理无头案，又召路广钟来，限期命他协助缉捕。端方案发生后，路广钟独独没有被列名，我又骂了他（刘长述当时在座，可以询问）。路广钟大概恨我入骨，他把我牵扯进去也是应该的，只是恐怕当事人不知道我办理此案的始末；这些您可以替我作证（某君自从反对争路以后，天天逼迫采老干涉，又发电报到京城中伤采老，赵尧师曾发电报给伯英，可以证明这一点。七月十五日的事情，是他传命召集官绅；他忽然从后门上议院，始终没有到官厅，这一点罗、邓亲眼见到。路广钟搜查证据，也由他保荐；端方弹劾众人，却唯独没有涉及路广钟，大概是因为被弹劾的人都是某君主持的，路广钟实际上奉他的命令行事，他担心牵连路广钟，所以不敢把他列进去。后来我质问赵氏，七月十五日究竟是谁预先谋划，赵氏亲口说只有某君逼我确定主张，我同他商量办法等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二十五日〕 我这才恍然大悟，当时立即跑去告诉某君，又告诉用之、渭北等人：当事者究竟是真的想追究七月十五日的罪责，还是想借机报私怨？某君独自求颜氏父子庇护，仍然逍遥自得，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四、又有谣言说，竹枝曾说我到雅州迎接赵氏，也就是我的先人用来构陷众人的。这件事，蒲、罗、邓、叶诸人自然能够替我辩护。究竟是为介绍邓、叶而前往，还是为构陷众人而前往？有没有见过面？各位贤者都明白，不必等我来说了。因为我同邓、叶一起前往，赵氏因此怀疑我；我一到，他就用种种难题责问我，伯英对这些委曲全都清楚。七月十五日搜查众人的护书和革囊时，我的护书也在搜查之列；这是您知道的。后来证据上标有我的姓氏，却始终没有给我看。我正惊恐万分、自身难保，难道以为能够逃过赵氏，却逃不过我苦心赞助成立的军政府时代吗？天下的事情已经无话可说，我也不想再说了！这四件事都是根据谣言和传闻，从端方为了报复、想让自己痛快，便把谣言当作舆论。谣言既然可以被端方先行采用，哪里知道军政府后来不会采用？所以姑且在这里逐条辩明；实际上是彻底搜查也找不到罪状，才不得不以谣言作为罪名。就像神没有专门的神主，只能向空中举行祭祀一样，实在可悲。又有谣言和报纸说，我帮助赵尔巽聚敛钱财，增加糖、盐各项捐税以及茶馆、酒馆、客店等捐税。糖、盐捐税并非由我主管，有案卷可以查考。我还因为越位越权，劝谏糖、盐捐税过重，时常替商人诉苦，这很不合赵氏的心意；尹良尤其仇视我，所以我三年仍然任职于试署，这些伯英知道，赵尧师也略知。茶馆、酒馆、客店的捐税，则是贺稚民、高少农以及城会所办理，同我毫不相干，也有案牍和年月可以证明。又有人说我积蓄了数十万、上百万，有田九千亩，房屋四十多所。唉！我本人还负债二万两；如果真有这些财产，债主早就要吃我的肉了。而且咨议局开办两年，如果我确实贪婪聚敛、祸害百姓到这种程度，当时的司、道官员都被检举，为什么唯独宽容我？除了帘官公所居住的宅子、先君墓上的五亩土地以外，我只要还有一寸土地、一尺屋檐，都可以被视为贪婪所得；我甘愿把尸体陈列在东市，也没有什么可惜的，绝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有数十万、数千亩、数十所院落的广大厚产。劝业场、寰通银行、乐群公园三处，我还有股票二千六百金，都是为了提倡公益，不得已周转资金购买的股票。悦来公司，我本来不敢提倡，却冒昧买了一股；后来有人说那是“戏园旅馆”，是我开办的。我打算请求政府彻底查究。如果确实归我所有，我很愿意一半充公，一半留作养老娱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两年〕 总之，以上功罪和事实，都将向中央提起诉讼，并将列您以及用之、明叔、法和、璧华为证人。所说如果属实，还是有不实之处？请您凭良心和事实逐条签字答复，真实的就确认真实，虚假的就确认虚假。这既关系到我的是非，也关系到四川人的功罪。只要有一件事、一个字不真实，您千万不要徇私于通家之谊；如果曲意附和，就会得罪四川人。我始终同您秘密商议，并不是依仗您同我有通家之好，而是因为您同伯英和各位贤者关系亲近，又不被赵氏怀疑，品性尊重而且慎言不泄，所以把您当作心腹相互依靠。世人如果认为我同您因为有通家之好才亲密，就完全冤屈了我和您的本心（后略）。◎跋。

译◎跋（后记） 我自知浅陋无知，承乏主持路事，转眼已经三年，所负罪责实在深重；辛亥年局势纷乱，以致酿成奇异的变故。当时各方通过电报、书信互相告知，彼此的是非、毁誉以及因饰之辞，大多失去了事实真相。直到今天已经四年了，我同朋友僚属接洽，谈论往事，彼此仍常常错谬违背；亲眼所见尚且如此，更何况传闻呢？现在尚且如此，怎么能拿这些示之后人？因此辑录当时的奏章、文告、书信和图照，摘取编成这本册子，全部抄录原文，不敢僭越。我不是史官，哪里敢说自己能够执笔记载？只是这件事属于公务中的重要新闻，也是我们四川的往事。谈论路事，就从路事本身说起，编成这本小册子，以备日后史馆采择，或许也不会被君子拒绝。《诵清堂主人跋》。中华民国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