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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居官镜 （清）刚毅 纂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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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道

治道

●居官镜

扎库木他塔拉氏刚毅纂辑

○臣道

学习古圣先贤的道理后入仕做官，应当以极度的真诚来立志，以深厚的恭敬来践行，秉持虚心公正来衡量中正的准则，务求正直以遵循王道的公平，存有忠诚于君主、效忠于国家的心志，务必确立修身行道的根本，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效，保持和谐而摒弃偏私结党的私心，秉持公正而去除博取虚名的念头，以公正和和谐为准则，能够谦逊和虚心，对自己则乐于接受规劝之言，对他人则能尽到正直诚信的道义，这样没有不能达到君臣贤明、德行一致的盛世的。

做官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这八个字为主旨，侍奉君主的心意恳切真挚，叫做忠；小心谨慎地从事工作，没有丝毫懈怠疏忽，叫做敬；内心纯洁坦白，没有欺骗虚伪，叫做诚；陈述意见没有隐瞒，表里如一，叫做直；勤勉地从事公务，早晚不懈怠，叫做勤；行为不放纵逸乐，言语不泄露机密，叫做慎；廉洁的操守，一尘不染，叫做廉；对事理看得透彻，是非立刻能分辨，叫做明。这样人们一定会既敬畏又爱戴他，并效法模仿他了。

做官办事，以诚敬忠爱为本质，以文字章句为修饰。保持真诚、主导恭敬，竭尽忠诚和仁爱，以此来修养本质；在有余力的时候，讲求文字修辞，以此来从事修饰。这就是所谓的金玉相配、质地美好，内外都完美，是国家的宝贝。如果不务实际，浮薄虚伪，只以刀笔文字为能事，就像在朽木上绘画装饰，只能一时悦目。这就是所谓滑头官吏的资质，不能充当国家的栋梁之材。

做官办事，全靠公心。一个人认为是对的，未必就是对的；一个人认为是错的，未必就是错的。应当寻求公众公认的是非，在独处时盟誓，没有惭愧的神色；与同僚合议，没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所说的公，不是指曲意顺从众人的议论，而是指探求事理当然如此的意思。比如“谦和”二字，难道不是虚怀若谷吗？如果是有所企图而为之，又属于私心。古语说：“知道和谐而一味求和，不用礼节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凡是迎合上级心意的人，尚且被看作是奸佞小人。如果一味曲从下级的私情，试想那更是怎样的人呢？只有心存公正，念头才真诚；真诚则见识高明，处理事情自然得其道理。所以是非对错，全在于公私二字之间。公私的区别，又在于细微的念头之间，都难以详尽说明。只能依靠人天生具有的良知良能，向上自省自问罢了。

做官立身，固然以操守为根本，但《洪范》中所说的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这三者同样重要。如果仅仅以操守博取名誉，而对地方事务悠悠忽忽不能整顿，苟且塞责，姑息养奸，遗害极大。因为这类官员，不向百姓索取，善良百姓感激他，但不能禁止百姓为非作歹；豪强势力称赞他，不向属员索取，循规蹈矩的属员安心，但不能禁止属员妄为；刁顽生员多事而宽待他们，劣绅不法而姑且容忍他们。所以刁生、劣绅都说他平和，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治，盗贼横行而不能禁止。从胥吏到盗贼，都乐于他的安静而不愿他离任。这样违背正道、干求虚誉的清官，虽然与贪官的踪迹不同，但其辜负皇恩、误国的罪过，是一样的。

做官行政，必须先使心意处于中正，立足点在于平常，以义理作为权衡的标准，才能类推万物的情理，成就天下的事务。如果主张宽或主张严，就是偏见；涉及利益或弊端，就是私心。朝廷设置官员，都是为了百姓，只要能有益于百姓，不损害公义，那么宽严如水火般不同，都可以成为仁政；如果不能顺应百姓而获利，那么刑罚教化，反而会成为弊病。如果偏执己见，博取虚名，不把民事当作正事，不把民心当作己心，恐怕严酷与纵弛的罪过相等，好事比误事危害更甚。比如修葺城墙，平整道路，疏浚河渠，开垦荒地，这些都是国家原有的常例；水旱灾年平价售粮，荒年赈济，也是朝廷怜悯的特殊恩典。劝勉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本是小民自有的天良；勉励百姓耕种桑麻，本是乡里百姓各尽的职业；却把这些叫做兴利，可以吗？至于盗贼奸宄，是法律应当诛杀的；土豪恶棍，是法律不予宽恕的。诛杀盗贼，惩治恶棍，却可以叫做除弊吗？有兴利之心，就有不利之害；有除弊之念，就是开启弊端的源头。只应当在官位上思考自己所居的是什么官，官职应当如何尽职；所负责的是什么事，政事应当如何推行。扪心自问，不渎职罢了。

做人以孝悌为根本，做官以忠爱为根本。根本确立了，道自然产生。倘若遇事事先谋划如何推卸过错，执行法律预先寻找借口立足之地。他们畏惧乡里私下的评论，甚于畏惧朝廷的清议。不把爱护养育百姓当作重事，专门以讨好绅士为能事。寻找他的过错则找不到，论究他的内心则实在虚伪。这是因为为自己着想的心重，为国家着想的心轻。趋利避害既已熟练，而敦厚的气节全被积习所转移，所以如此。世人一时被他们愚弄，反而称赞他们历练，殊不思凡事尽自己的本分，行自己心安的事，就是历练。如果一味沽名钓誉、讨好他人，而置忠爱二字于不顾，恐怕违背正道、干求虚誉，最终导致败坏名声。

译背离公义。讨好他人正好足以招致怨恨，况且讨好他人是瞻前顾后的根源，求取名声就是姑息纵容的证据。瞻前顾后、姑息纵容，没有不辜负国家恩德而连累百姓的。

译做子女的，若能以父母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兄弟之间就没有不和睦的；做臣子的，若能以朝廷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同僚之间就没有不和谐的。纵然官职有文官武官之分，人员有满族汉族之别，但尊敬君主、爱护君主的念头，是人们共同具备的。只要志向秉持公正忠诚，内心向着君主和父亲，就都是同道中人。虽然才能各有长短，职务各有分工，但所做的事都是朝廷的事，所用的兵都是朝廷的兵，所治理的民都是朝廷的民。这就好比手、足、指、臂，同在一个身体上，都应当各自竭尽心力，公正地办理公务，怎么可以存有彼此的区别，划分界限呢？如果真的真心为国，那么心里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自己，又哪里会有文官武官的区别、满族汉族的差异呢？常常看到那些江湖间鄙陋浅薄、山野中狂妄愚昧、不明大义的人，除了同乡、同年、师生、故交旧友之外，都视为异类，不相投合。否则动不动就说满族官员无用，武官粗俗，却不知道时运有兴盛衰败，人有优劣高下。

清朝初年的兴起，难道不是借助了汉人的谋略吗？明朝末年的败亡，难道是因为满族官员的无能吗？将领武官虽然目不识丁，但胆识谋略却是具备的；文官虽然外表未必出众，但义勇精神并不妨碍其粗俗。我朝对待众人一视同仁，臣下怎么可以各自树立门户呢？而且一旦有了私心，处处产生猜疑，事事互相牵制，无论什么人，很少能够有所成就。

侍奉君主必须明晓大义，固然不可以矫揉造作、标新立异，尤其不可以挟带私心、结党营私，这种习气一旦陷入就难以回头。每当违背大义的时候，都是因为察觉得不够早，挽救得不够有力造成的。立身处世侍奉君主，难道有两种道理吗？如果真的能够孤高耿介、自立自强，把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一心公正忠诚报效国家，慈祥仁爱爱护百姓，无论事情大小，都力求符合是非的正道、天理人心的公正，自然能够获得上级的认可，不追求名声而声誉自然信服于人，不追求荣耀而爵位俸禄自然到来。否则竭力周旋应付，苟且迁就，只会使身败名裂，行为卑劣污浊，连俸禄地位反而不能保全。何况挟带私心结党，原本就不是至诚，有利时一起争夺，有害时各自散去，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同样的固结之心，对君主来说是忠诚，对朋友来说是结党，毫厘之差，天渊之别。有人说“瞒上不瞒下”，这种陋俗谚语，不知道出自什么典籍，完全没考虑到瞒了上级而上级终究不能被瞒住，不瞒下级而下级实际上是在互相欺骗。既然已经登上仕途，怎么可以发表这种市井之谈呢？统辖下属官员，必须公正平和，推诚布公。下属官员中有一个优点，就应当奖赏劝勉、诱导扶持以成就他；如果有微小的瑕疵毛病，就多方训导使他反省改正。如果坚持作恶不知悔改，才据实参奏。这样才能够激浊扬清。大臣为国家爱惜人才，而在参劾的时候，尤其应当加倍慎重。如果错误地罢免了一个干练的官员，这个过错比错误地推荐了一个劣等官员还要严重。因为劣等官员日后自然会败露，而干练官员被参劾，终身被弃置不用，无法再振作了。天下的人才有多少呢？怎么可以因为一时的喜怒而滥加摧折呢？甚至有人妄自尊大，暴戾恣睢，一句话不合心意就加以叱责侮辱，像这样偏激急躁、任性妄为，不仅有违大臣的体统，而且恐怕下属官吏会相继畏惧顺从以取悦上级，丧失气节，还希望他们建功立业吗？统率下属的方法，公正明达罢了。

祁奚内部举荐不回避亲人，外部举荐不回避仇人。举荐仇人尚且可以，举荐亲人就难了。平庸之人庇护自己的亲人而推荐引荐，厌恶自己的仇人而疏远排斥，固然不能与君子相比拟。然而君子以名誉为重的人，大多矫揉造作地举荐仇人，割舍私爱以回避亲人。他们的行迹与平庸之人固然相差悬殊，但其私心则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亲人，就是我。如果真的没有私心，哪里还知道有亲人呢？只是举荐贤善之人罢了。

从前韩魏公与范文正公上殿争论，下了殿不失和气。这是因为他们都有尊敬君主、爱护君主的心意，认为在朝廷之上，社稷的大业，依靠一言来定夺是非安危，而不忍心观望顺从，缄口不发一言。他们所争论的，是天下国家的大事，不是自身一家的小事。至于下了殿不失和气，仍然归于没有私怨，不像那些谗言诽谤、嫉妒排挤的人，打击异己、结党营私，私怨交织，而不顾公家之事，互相竞争意气而不遵循道理。

隐藏恶行、宣扬善行，固然是大舜的美德。但有关大局的事情，既然有所见解却缄口不言，这是附和徇私、包庇隐瞒。陈述善道、辟除邪说叫做忠，没有欺骗、没有隐瞒叫做直。宁愿做忠直的臣子，也不能效仿隐藏恶行而贻误大局。皇帝咨询选拔人才，违抗命令的人不能为之隐瞒。难道尧不能隐藏恶行、宣扬善行吗？这是因为用人行政的时候，与修养德行涵养功夫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

节俭是美德，用它来约束自己还可以，用它来观察别人，就往往会被迷惑。公孙弘穿布衣，卢木之吃粗劣食物，都借此欺骗君主，而天下国家因此凋敝，这也是表面追求仁德而行为违背的明显证据。如果官位尊贵责任重大，能够考察官吏、安抚百姓，即使穿着华美，又有什么损害于安守本分而行事呢？如果只是淡泊自身，盗窃名誉，下属官员的贤良与否，地方的利弊得失，充耳不闻，那么又哪里用得着那个像陈仲子一样不食不义之财的人呢？

人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即使是颜回这样的亚圣，也只是以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著称，也并非完全没有过错。如果真的能知道过去的错误，切实改正自己的过错，就是圣贤克制私欲的功夫。然而知道过错并改正，不是极其聪明果断的人不能做到。为什么呢？平庸之人一生读书，句句都是格言，而且书是书，我是我，终究不

译能够亲身实践。一旦听到朋友指出自己的过错，难道能立刻幡然悔悟吗？也不过是徒然修饰外表，欺骗上天、蒙蔽他人，以此来文过饰非、自我宽恕罢了。应当想到，朋友纵然有规劝过错的情谊，但毕竟不能与君臣关系相比。作为臣子，或许有为了成全仁德而不惜牺牲生命，当面驳斥、在朝廷上争辩，以希望不失去身后的名声；但在朋友之间，为什么要做没有名分的直谏，白白招致怨恨呢？谦虚地向下请教，还恐怕不能得到别人的真心实话。如果偏执己见、刚愎自用，那么同僚不过是袖手旁观，斜着眼睛冷笑罢了。

译那些像水慢慢渗透一样的谗言，像皮肤直接感受到的那样急迫的诬告，如果都不能在你这里得逞，就可以称得上是明智而远见了。大凡进谗言和诬告的人，大多没有真实可信的话，他们擅长中伤他人，惯于挑拨离间，关键只在于你是否接受罢了。比如有人来告发某人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一定要考察他是出于真诚，还是为了激怒你，偷偷记下你的话，再到处宣扬呢？如果某人确实说了坏话，也应当反过来思考，我做得对还是不对？如果我做得不对，又何必怪别人说我呢？那些话有什么害处呢？况且身为大臣，只应当秉持公正、约束自己来勉励自己，使别人没有瑕疵可指责，才不违背自己精白无私的誓言。如果招致非议，就是平时不能让人深信。谚语说：抵御寒冷不如穿厚皮衣，制止诽谤不如自我修养。如果遇到无缘无故加害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彻底糊涂，本是可怜之人、可笑之徒，又何必与他们争辩呢？只是事情如果不加审理，就容易动怒变色，这都是由于气血偏颇、肝气失调，往往导致不能容忍。如果知道这是毛病，那么心中就会豁然开朗，自然释怀了。

《大学》说：“心里有愤怒、恐惧、喜好、忧患，就不能保持中正。心如果不中正，那么是非对错就都不能恰当。”周敦颐说：“没有私欲就能静虚动直；静虚就能明察，明察就能通达；动直就能公正，公正就能广博。”可见人的心，必须静虚动直，然后处理事务、接触外物，才能得到公平。如果有一点偏向，那么静就不能虚，动就不能直，又怎么能希望它明察通达、公正广博呢？有所执着，不过是流于一偏罢了，足以成为心的累赘。至于有“我”的观念，就完全是自私自利之心，缠绕固结在心中，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别人，心的不中正，就更严重了。古人说溺爱的人不明智，凡是溺爱别人，就不能辨别是非，而不免于迷惑；如果溺爱自己，只看到自己的对而看不到自己的错，只看到自己的可取而看不到自己的不可取，沉溺迷惑，以至于过错日益增多，罪责日益积累而不醒悟其害，还能说得过去吗？

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它们所指的范围很广，包含的内容很宏大。应当追求大的方面作为要务，而不能局限于礼仪的细枝末节。以礼来说，如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建立教化明确伦理，使天下的人做臣子的知道忠诚，做儿子的知道孝顺，这是礼的大方面。进退周旋，俯仰揖让，这是礼的小方面。以义来说，如开诚布公，荡平正直，使天下的人没有党派没有偏私，同心协力，这是义的大方面。信守诺言不欺骗，出入谨慎，这是义的小方面。以廉来说，管理财政节制用度，崇尚节俭务实，使天下家家户户富足，盗贼不起，争端不生，贪官污吏没有容身之地，这是廉的大方面。一箪食一豆羹，一丝一毫也不取，这是廉的小方面。以耻来说，践行道义通达大道，兼济天下，应当以君主不做尧舜那样的人为耻，应当以一个人得不到安身为耻。至于在乡里自爱，不对人失言，不对人失色，这只是耻的小方面罢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怎么能只知道小节而不知道大方面呢？

士人中有气节志向而追求富贵的人，一定能建立功业；有气节志向而轻视爵位俸禄的人，也能树立名节。这两者虽然志向不同，但在时局危急世道混乱时，都是君主所急需的。为什么呢？不喜欢功业就不能平定动乱，不看重名节就不能为危难而死。或者喜欢功业，或者看重名节，都可以承担大任。只有平淡和雅，世人所谓的君子，平时既不能急公好义处理繁杂事务，临难也不能捐躯救危，只能作为朝廷的仪仗，润色名教，就像宗庙里的瑚琏，园林里的鸿鹄罢了。

国家设置官员分配职事，养育百姓，期望达到家家户户富足，然后人们知道自爱，崇尚礼节而以做坏事为耻。如果上级官员不知道爱惜民财，不肖的州县官员专门从事逢迎，上级官员过境，预备供给，借口说是稍尽地主之谊，胥吏因此苛索敛钱，包揽各种弊端丛生，民间怎么能富裕？最近看到上司到任，送礼三节生辰，送礼拜见则有门包，办公则有科派，甚至贴补使费，筹补帮助，预备赏号，分派垫付等款项，委员差费，压荐幕友，滥送随从，索讨干修等项，以上都取自下属官员，有事自然得到包庇。至于养育百姓的方法，教化的方略，一概置之不问，这是因为上级官员不把吏治当作大事，开始开了头，久而久之随波逐流，遂成积弊。现在想要清除源头，责任在于大吏。

大吏最难做。下属官员窥伺，投其所好，粉饰掩盖，无所不至。必须毁誉不动于心，喜怒不形于色，具有包容下属的胸怀，以及统领群僚的器量。不仅要看他的操守，更应当考核他的经世之才。不仅贵在不自私，更应当求他不偏执。不能只追求虚名而废弃实事，不能只求洁身自好而不奉公。不能把因循守旧当作安静，不能把生事当作振作。不要偏于柔善以窃取宽大的声誉，不要姑息以博取下属的感激。不要徇朋友之情而欺骗君主，不要接受权要的嘱托而诳骗君主。应当以诚敬感动上天，以忠爱谋求治理，以公正率领下属，以威惠驾驭下级。把国事当作家事，合众心为一心，借助群才以为才，借助众力以为力。练兵筹饷，必须使饷足兵精；整顿吏治安抚百姓，必须

译使百姓安居，官吏严肃。把握大局而不做琐碎的谋划，致力于长远计策而不计较眼前的利益。纠正前人的偏差，而不致使矫枉过正；弥补各项事务的缺失，而不让弊端随着法令产生。如果对国家有益，就不存畏首畏尾的心态；只要对人无愧，就不回避招致非议和怨恨的行为。用人不过度信任，听取言论必定考察事实。夸大的言论没有验证，不必采用；质朴的言论合乎情理，不必违背。有议论事情得当的人，必定探究其得当的道理；有议论事情失误的人，必定追究其失误的原因。有称赞他人善行的人，应当查证其行善的事迹；有指责他人恶行的人，应当辨别其为恶的根源。不被所信任的人蒙蔽而偏听偏信，不被所怀疑的人阻碍而弃之不用，不因轻视而忽略那些重要的事务，不因溺爱而保留那些应当摒弃的人。如同悬挂的秤，不刻意增减重量而轻重自然分明；如同设置的水镜，无意分辨美丑而美丑自然显现。如同木匠使用木材，曲直必定区分；如同大海汇聚水流，洪大与细微都包容。不因个人好恶而废弃举荐，不以自己的标准去约束他人，不将先见之明视为能力，不将主观臆测当作智慧。不用伶牙俐齿去驾驭他人，不炫耀自己的聪明，不显露好恶以招致谄媚，不放大声色以显示威严。不用常规道理去处理非常之事，不固守己见而忽视当下的时势，不因积习而损害机宜，不因近利而破坏长久的制度。任凭巧诈幻术到来，心中自有主宰；知晓缓急的顺序，行事从容不迫。就事论事，据理而言，秉持公正执守中道，虚心而不拘泥，能够通权达变，那么处置自然都适宜了。

译道台、知府这一级官员，负有承接上级指令、率领下属、考察官吏、安抚百姓的责任，必须秉持中正平和的态度，推诚布公。下属中有一项优点，就奖励劝勉、诱导扶持以成就他；有细微的过失，就多方训导以匡正他。不能因为下属的错误而说不是自己的过错，不能因为下属的因循守旧而说不是自己的怠惰。下属执行不力，都是因为上司督促率领不够勤勉，因此姑息迁就的浅见容不得，宽厚虚名的赞誉求不得，贪婪酷虐的官吏容不得，从事末业的小民受苦容不得。凡是有益于国家财政、有利于百姓生活，又不违背道理、妨碍公义的事情，都属于应当推行的事务，不可因为个人的喜怒而有所趋附或回避。如果那些违背道理、违反条例的事情，也不可一味听从怂恿，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日后后果，想要兴办一项利事，利事还没兴起弊端就先潜伏；想要除去一项弊端，弊端还没除去危害反而更严重。总之要谋求最终能够成功，然后才开始行事。至于刑名、钱谷案件，专门负责考核，且是上下级之间的关键，不可瞻徇私情、附和他人，致使是非颠倒，下面结下民怨，上面违背天意。如果有一个百姓不得其所，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沟壑一样，只有怀着这样的心，才能成为百姓的父母官。切不可沾染近臣的习气，官员不肯虚心考察官吏，官吏不肯实心爱护百姓，遇事只想着自家身家，执行法律不考虑长远，实心任事被视为多事，敷衍了事被视为能事，花言巧语被视为能干，揣摩迎合被视为练达，甚至形同木偶，在衙斋中宴坐，权力操在幕僚手中，威势移给差役，于是导致吏治废弛堕落，不能振作，这都是因为局限于庸俗陋习，没有远大的器量。

知州、知县有教化养育百姓的责任，所以百姓称他们为父母，必须顾名思义，休戚与共。把眼前的百姓，看作膝下的儿孙。百姓喜欢的就喜欢，百姓厌恶的就厌恶。厌恶差役虐待我的百姓，那么管束不得不严格；厌恶盗贼抢劫我的百姓，那么缉捕不得不尽力；厌恶差役徭役拖累我的百姓，那么供给不得不减少；厌恶耕种劳作辛苦我的百姓，那么催征赋税不得不谨慎；厌恶荒年歉收缺乏百姓口粮，那么仓储不得不预备；厌恶旱涝灾害损害百姓田地，那么兴修水利不得不推行；厌恶诉讼妨碍百姓事务，那么审理不得不迅速；厌恶异端邪说迷惑百姓人心，那么查拿不得不紧严。亲近百姓的官员，必须把“亲”字做到实处。州县管辖的地方，宽广狭小不一，事务繁简不同。然而一个月之中，难道没有斋戒停刑的日子吗？也有因公下乡的时候。如果真能趁着这些闲暇，不辞劳苦，亲自走到田间，与父老子弟欢快地接触，像家人父子一样，讲孝道慈爱，谈论晴雨，闲聊家常，劝勉勤俭，戒除浮华懒惰，对贤者以礼相待，对愚者加以教导，嘱咐他们不要争讼，不要赌博，不要妄为，不要窝藏匪类，用孝悌勉励他们，用耕桑鼓励他们，启发他们固有的善良，教化他们浮华懒惰的习性。从而询问疾苦，讲求利益，审察土地适宜种植什么，顺应街巷百姓的便利。应当兴办的就兴办，应当除去的危害就除去。设立义学，宣讲圣谕，邀请乡绅长老，讲求水利，编查保甲，建立社仓，开辟荒田，即使是山泽园圃的利益，鸡猪桑麻的细微之处，也都为之筹划。鳏寡孤独废疾之人，也都为之谋求生计。知道做臣子不易的道理，实心实意，教化养育兼施，使小民各得其所。虽然不能移风易俗，也可以使他们乐业安居，做这种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之事，不辜负百姓父母之称。近来因为习俗日益偷薄，士子读书只知道猎取功名，对于圣贤教化世人、开导百姓的宗旨，完全没有身体力行，根据官职的肥缺瘠缺来趋附回避，窥探上司的喜怒来决定荣辱。凡是爱国爱民的道义，心中茫然毫无触动，养尊处优，深居简出，百姓终年见不到面。即使下乡，也是前呼后拥，百姓看他们如同鬼神。想要他们的书差家丁不狐假虎威，剥削百姓脂膏，欺凌侮辱、敲诈勒索，怎么可能做到呢？正途出身的人尚且如此，那些捐纳保举的人就更难说了。

将帅，是国家的藩屏辅佐，三军的主宰。率领勇猛如熊罴的士兵，割舍亲人之间的恩情，奔赴不可测知的险地，让他们冒着白刃，共担安危。由智者统领，更加神奇其智慧；由勇者统领，更加壮大其勇气。这是因为爱兵如同爱自己的儿子，保护百姓如同保护婴儿。接受命令的日子，不问家事；交战的时候，不顾自身。有困难，身先士卒；有功劳，退居人后。得到金玉不视为珍宝，得到女子不私自使用。军队没吃饭，自己不吃饭；军队没喝水，自己不喝水。同甘共苦，探望疾病，受伤的怜悯并供养，死去的哀悼并安葬。贤者以礼相待，勇者激励，谋士亲近，智者任用。饥饿的给食物，寒冷的给衣服。体谅人心，所以能得人心。爱护人的身体，才能使用人的身体。为国家求才，总揽英雄，不被利益所动摇，不被权势所驱使。受宠不喜，受辱不惊，惩罚不宽贷，奖赏不遗漏卑贱。纪律严明，秉持公心如秤。因此发号施令，人们都乐于服从。如果不体恤下属，妄自尊大，自己享用肥美的食物，自己穿着轻暖的衣服，自己喜好财物，刚愎自用，贪得无厌，嫉妒贤能，料敌不能料己，犹豫不能自决，奸诈而内心怯懦，狂言不合道理，想要做将帅，连一天都待不住。

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什么是六

译在祸乱萌芽尚未发动、迹象尚未显露之时，就能独自清晰地洞察存亡的关键、得失的要害，在灾祸未发生之前就加以预防，使君主处于明察秋毫的地位，这样的人，就是圣臣。虚心竭尽诚意，每日进献善道，用礼义勉励君主，向君主献上长远策略，顺承君主的善政，匡正补救君主的不足，这样的人，就是良臣。早起晚睡，推荐贤才毫不懈怠，屡次称颂古代的事迹，来激励君主的意志，这样的人，就是忠臣。明察成败，及早防备并加以补救，堵塞漏洞，断绝祸源，将祸患转化为福泽，使君主最终没有忧虑，这样的人，就是智臣。遵守法度奉行公事，胜任官职事务，不接受馈赠贿赂，推辞俸禄赏赐，饮食节俭，这样的人，就是贞臣。国家昏乱，所作所为不阿谀奉承，敢于冒犯君主威严的脸色而指出其过错，这样的人，就是直臣。什么是六邪？安于官位贪图俸禄，不致力于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这样的人，就是具臣。君主说的话都说好，君主做的事都说对，暗中探求君主的喜好，进献东西以取悦君主的耳目，苟且迎合以求容身，与君主一起享乐，不顾后患，这样的人，就是谀臣。内心险恶邪僻，外表小心谨慎，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嫉妒贤能，使君主赏罚不当，政令无法推行，这样的人，就是奸臣。智慧足以掩饰错误，辩才足以施行游说，在内离间骨肉亲情，在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人，就是谗臣。独揽大权专断权势，颠倒是非，私门结党，以此富饶自家，擅自假托君主命令，以此自求尊贵显赫，这样的人，就是贼臣。用谄媚邪说迷惑君主，用不义之举陷害君主，结党营私，以此蒙蔽君主的明察，黑白不分，是非不辨，使君主的恶名传遍四海，流传到邻国，这样的人，就是亡国之臣。

译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他们的行迹看似相近，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截然不同。权臣的用意，一定是内心取悦君主的心意，委曲顺从而没有违背抵触；对外窃取生杀予夺的大权，升降天下官员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对内能使君主欢喜爱悦，没有不听从的；对外能使公卿众吏归顺，争相成为自己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而为一，然后权臣的权势就形成且不可动摇。至于重臣则不是这样，君主所做的不对，就一定会争辩；争辩后君主不听从，而那件事关系到国家命运且绝对不可行的，就不奉诏执行；事情迫不得已，就便宜行事而不顾其他。他在朝廷之中，天子对他感到不安，大夫对他忌惮。庆赏时议论其是否得当，而不谋求自己的私惠；刑罚时斟酌其轻重，而不谋求自己的私势。这就是重臣的所作所为。

○治道

吏政

户政

礼政

兵政

刑政

工政

吏政

贤与能，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哪里容许把它们分为两样？设置官职是为了养育百姓，即使是钱粮刑名，有哪一项不关乎百姓的要务？能者筹划从容，百姓暗中受到恩福，这不是贤者又是什么？如果只把平淡和雅当作贤，那么那些庸碌无能的人，毫无表现，反而能自夸质朴无华，不知道这对于地方公务废弛、百姓又有什么依靠呢？

才与德互为表里，德蕴藏在内心，才表现在外面，德是才的根本，才是德的运用。有德的人一定有才，但不能倚仗才而自我专用。如果德优于才，终究不失为君子；如果才过于德，终究恐怕流为小人。遇事谨慎恐惧，善于谋划而成功，这是有德的才；刚愎自用，苛察以为明，这是无德的才。用人固然要取才识，但也必须先观察德行。大智若愚，是德胜才；大诈若忠，是才胜德。修养自己、观察他人的道理，宁可让才不足，也不让德有欠缺。观察他的德而使用他的才，终究归于实际；喜爱他的才而忽略他的品行，遗留下的祸害一定很深。用人的道理，不可不慎重啊。

士大夫有的出自文学，有的出自治道。朝廷开辟这两条途径来选拔人才，未曾偏有轻重。所以进身的阶梯，也随其所遇。人品的贤与不贤，起初并不取决于他是儒生还是吏员。自从风俗败坏，士人习气不正，有的把佐职当作徒隶看待；更严重的先以机诈对待他们。流品不一，而佐职也有以徒隶自居的，身受屈辱而不推辞，名声败坏而不悔改。于是廉耻的节操废弛，苟且的心态产生，顽钝的习气形成了。

所谓门资，是先人的爵禄，与子孙的贤愚无关。所谓刀笔，是身外的末技，不妨碍志行的浇薄虚伪。如果只取门资，不选择贤良；只试刀笔，不问志行，断然不可。门资之中得到贤良，是策马骐骥而取千里马。门资之中得到愚蒙，是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世行道。刀笔之中得到志行，是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在是人的珍宝。刀笔之中得到浇伪，是装饰绘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当栋梁之用。

天下的人只知道仁主于慈，义主于断，仁主于宽容，义主于严厉。认为仁义各自有其作用，而不知道它们互相济助，片刻也不能分离。大概有仁而无义，就是姑息之爱，不符合事理，当然的准则。孔子说：“只有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大概他所好所恶，必须符合事理的适宜，然后天下才能享受仁人的福泽。所谓杀一人以安千万人，是义的最正，所以是仁的极致。就像翦除盗贼，是义。盗贼既除，那么良善得以安宁，难道不是仁吗？惩创凶顽，是义。凶顽既惩，善者更加勉励于善，而不善者相继迁向善，难道不是仁吗？它们互相为用的地方，都可以此类推。把仁义分为两样，而不能融会贯通的，是因为见理不透的缘故。

教养虽然属于两个方面，但实则互为表里。衣食充足就可以兴礼义，饥寒逼迫就不顾廉耻。不能养育，不可以谈教化；不能教化，不足以称为养育。所以教化就在养育之中，养育就收到教化的效果。现在的地方官，只知道用心于刑名钱谷，自顾考核成绩，苟且免过便以为得计。上官也就认为称职，求其中有视百姓为一体，视民事如家事，筹划有方，劝课有法，使地无遗利、家有积蓄的，百中不得一。贾谊所说的“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大概不是俗吏所能做到的。

安静近于因循，雍容近于怠慢，干惕近于拘泥，振作近于多事。行迹虽然相似，但实质不同。无事时不可多事，有事时不可因循大事执礼，小事通权。关键在于审观时势，相度机宜而行事，并把毁誉得失置之度外，才能处理非常之事，一如平常。否则有所牵掣，都是因为信道不笃，见理不明的缘故。

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正必有所偏颇。因此中道最难。先儒所说的子莫所执，是杨墨之中，不是义理之中。必须像圣帝

译圣明的君主，根据时势和具体事务，以义理作为衡量标准，从而把握得当。至于治理政事的原则，不外乎宽厚与严厉相互补充。所谓相互补充，并不是做了几件宽厚的事，接着就用几件严厉的事来补救；做了几件严厉的事，接着就用几件宽厚的事来补救。而在于斟酌于情理之中，应当宽厚时就宽厚，宽厚而不流于怠慢。这里所说的宽厚，并不是放纵懈怠的意思。应当严厉时就严厉，严厉而不流于残忍。这里所说的严厉，并不是刻薄寡恩的意思。宽厚与严厉运用得当，才算是相互补充。从来没有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在心中预设宽厚或严厉的道理。况且“宽厚”这两个字，不能一概而论。使百姓生活富足，减轻百姓劳役，给予士兵恩惠，施恩于民众，这些都是宽厚。如果是姑息养奸，优柔寡断纵容恶行，对待善良的人和奸邪蛀虫不加区分，听任他们危害百姓、败坏国事，这恰恰足以成就其惨酷残忍，成为最不宽厚的表现。

译如果没有真诚恻隐、忧念天下的心，即使没有暴政酷刑施加于百姓，天下也未曾不乱，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因循苟且，只求应付眼前，而不做长远的打算；不思考自己身居高位厚禄，朝廷对待他们不算不优厚，又侥幸得以维持太平，又没有抵御外敌、效力国家的重任，他们稍微可以自我效命的，不过是端正自身、率领下属罢了。如果再不振作精神，竭尽忠诚，自以为祸灾不会波及自身，往往等到身遭祸灾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虽然有时仅仅得以保全自身，却将祸患遗留给后世了。

天下的治乱，都有固定的态势。因此天下虽然混乱，而圣人认为没有难以治理的，是因为他有应对的方法。百姓流离失所，就安抚他们；乱臣割据一方，就讨伐他们；权臣专权擅政，就诛杀他们；四方夷族交相侵犯，就抵御他们。这几件事，都足以危害百姓、蛀蚀国家。然而它们之所以造成危害，有其表现形态；所以拯救它们，也有相应的方法。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更严重的了，这就是因循不治，拱手等待混乱的到来。

凡是规划策略不详细周密的，固然不能率意施行；利害关系不相悬殊的，固然不轻易改变。想要挽救积存的弊端，必须穷究弊端产生的根源。时势的弊端只治理当时的，法律的弊端则彻底革除其法。并且要衡量新法、校核旧法，考虑长远、图谋艰难。如果知道弊端应当革除，但所做的事却失去了根本；知道简约可以遵循，但所掌握的方法不得要领。那么旧的祸患未去，新的灾祸又滋生，救治跛足却成了痿症，辗转之间更加严重。这都是以弊端替代弊端。况且喜好变革而不推究始终，政令一下欺诈就兴起，难以施行而违背众意，法律一出奸邪就产生。只有应当观察风俗来施行教化，考察过失来设立防范，然后才能使政令与时势相协调。

历来与民休息，道理在于不扰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因袭变革、增减损益，原本期望尽善尽美，但没有几百年不产生弊端的法律，如果确实属于法律弊端难以施行，自然应当参酌时宜，归于长久可行。如果制度已经确定，本来可以遵循，只是因为奉行不力，这是人的弊端，对法律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近来有人只求虚名，不务实政，想要显示自己的长处，不顾政体，常常认为按惯例应做的事不足以博取君主赏识和打动众人听闻，逞主观臆断来变法，务必一得便更改章法来阐述自己的学说，以为有利于百姓，但实际利益未见，祸害却随之而来，致使国家元气虚耗，民生日益窘迫，实在令人感慨。只愿天下大小文武官员，各献真心，各尽实力，谨慎遵循良法善制美意，在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道理上，有所依赖。

国家政治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从大官到小吏，都有他们的责任，而一个人的分量等级，各种事务的兴废优劣，都取决于此。只有政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刚柔短长，任用得当，即使是中等人才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使是小人也能成就事情；任用违背其才能，即使是能臣也难以自我效命，即使是贤臣也可能贻误公事。只有应当衡量才能来任用，使官员没有被废弃的人，这样政事就没有被荒废的了。况且制度安排的安危取决于形势，托付授予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才。形势如同器物，只在于放置的位置，放在险地就会翻倒，放在平地就会平稳；人才如同负重，只在于授予的任务，授予超过其力量就会跌倒，授予符合其力量就能前行。所以负重的人不可以用微弱低劣的力量胜任，大的器物不可以用轻率的态度对待。有巨大力量却加重负担，还担心有不测的跌倒；选择安定的地方放置大器物，尚且顾虑倾覆难以防备。哪里有委任非其所任，放置非其所安，却希望他不颠不危，这本来也是困难的。

用人不容易，诚实的人或许才具平庸，机警的人或许器识偏狭，处理文书的俗吏不懂先王的典章，钻研章句的腐儒不谙律令的旨要，刀笔吏奔走于案牍之下，擅长于官府之间，因为没有温厚宽裕的文雅来滋润自己，所以多苛刻；竹帛儒生起于讲堂之上，游历于乡校之中，因为没有严猛果断的裁断来约束自己，所以多迂缓。至于知人尤其困难，如果依据舆论来判定贤与不肖，往往导致错误。凡是众人所喜欢的，不是明体达用的全才，就是同流合污的乡愿。全才之人，以诚敬忠爱存心，以清慎勤和处事，气度见识宏深，德行能力广大；至于乡愿的行为则不然，巧于迎合，工于窥探，借小廉曲谨的名声做欺世诳人的事，这就是德行的贼害。凡是众人所厌恶的，或许糊涂荒谬，乖僻拘滞，或许残忍苛诈，任性妄为，甚至假借耿直的名声做欺上凌下的事，他们心中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别人，这又是官吏的蛀虫。又有一类奸巧之徒，上司有所委托，稍微涉及繁难，就声称不是分内应办的事，犹豫退缩，怀诈诡避，以博取不阿谀的名声，这又是不能为人所用的。还有一类好事之徒，不安本分，随心所欲，窥探意旨怂恿，百计投合，一旦落入圈套，就逞弄私智，这又是不可任用的。作为上司，只应当随时审察，因事体验，衡量情理来应对，斟酌事理来处理，大概就不会有大谬误了。

道理胜过言辞，叫做忠；言辞胜过道理，叫做佞。常常见到谄媚阿谀之辈，巧言如簧。上面做一件事，他们必定揣测君主所喜悦的，就夸大其辞；揣度君主所厌恶听闻的，就缩小其事，致使只看到其是，而看不到其非，终身错谬而不觉。比如上面做一件事，君主称赞其是，他们就说是仰仗君主的福

译遵循上司的教导，用中等偏上的态度去听受；上司指责他的过错，他就说以前更加严重，一时难以改正，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失。如果上司称赞他人的优点，那人与他关系融洽，他就说上司善于识人，自己感激知遇之恩；那人与他不和睦，他就说那人才能有余但操守有亏，外表诚实内心欺诈。上司指责他人的恶行，那人与他关系融洽，他就顺着上司的话来辩解：如果说那人因循守旧，他就说是谨慎稳重；如果说那人平庸无能，他就说是老成持重；如果说那人浮躁轻率，他就说是振奋勇往直前；如果说那人狡猾圆滑，他就说是才思明敏。那人与他不和睦，他就说难以逃脱上司的明察，确实如此。更有甚者，窥测上司秉公办事，知道自己没有机会施展伎俩，往往挑起事端、挑拨离间，鼓动口舌，使上司与他人不和，借此造成双方都依赖自己的局面，从中谋取私利。身为大官的人不可轻易听信，从而落入他们的圈套之中。

译治理天下的道理，改变风俗不如改变人心。如果政令不能推行，禁令不能制止，所关系到的问题就不小了。凡是想要推行的，必须推行；想要禁止的，必须禁止，这才符合“民无信不立”的道理。要移风易俗，必须依靠一心忠诚爱护百姓、踊跃从事的贤良官吏。百姓仰视他们如同父母，敬重他们如同神明，慢慢地教化引导，使他们天生的良知自然感动，不期望他们去做却自然去做，不期望他们停止却自然停止。即使有良法美意，也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能施行，尤其需要长官以公正来率领，以诚信来取信，不从中掣肘，不远远控制，各项事务自然就会有条理。如果依靠机谋权术、威势逼迫强力驱使，也难以取得成效。

废除刑罚不如刑罚得当公平，减轻赋税不如赋税征收正当合理。公平与正当，不取决于上级制定的法律，而取决于地方长官的存心。常常看到上级严禁额外摊派，而偏远乡村横征暴敛反而更严重的情况；上级颁布怜悯体恤的条例，而差役胥吏私自扣押勒索欺诈的情况。地方长官如果得到贤能的人，每天以亲近百姓为事，那么慈爱恩惠就会向下施予，疾苦就会向上通达。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

为政的道理，在于休养民生。而民生之所以能够休养，在于去除那些拖累百姓的事情，使他们宽舒自在，各自谋求生计，各自安守职业，然后富足才可以期待。近来看到官吏中刻薄苛刻的人，以苛细察究为能事；昏庸无知的人，则甘愿受蒙蔽，以至于拖累百姓的事情，往往存在。比如催征钱粮，差票的拖累比正税还多；拘捕审讯诉讼，株连的拖累比正犯还多；抽取厘金，落地守卡、给票验票，百姓受到的拖累比富商巨贾还多。至于查拿私盐的拖累，胥役营兵借机作恶，佐职武官横行贪婪残酷，一案变成数案，一人波及数人，以此类推，不可枚举。那些因循守旧不振作的人，就借口与民休息，说道理在于不扰民，却不思考我不扰民却有这些人的扰民。如果不留意于清除奸邪剔除弊端，就会失之于纵容松弛；偶尔有号称任事的人，只是申令教条，只务求稽查，而没有明作有功的实际效果。由此可知，向百姓寻求治理，却不知道向治理百姓的官吏寻求。安抚百姓在于考察官吏，不在于多设科条，反而增加纷扰。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确实是探究根本的言论。

治乱的关键，根本在于吏治和民风。官吏尽职，百姓守分，各自居于自己的道，治理有序百姓安宁，那么国家就可以长久保持。所以为政者必须以安抚百姓为根本，安抚百姓的道理，必须以养育百姓为先。只期望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地筹划，使百姓吃饱穿暖，太平景象显现。民气和谐快乐，民心自然舒展；民生优裕，民性自然驯服。返璞归真的风气可以达到，学校孝悌的教育可以兴起，礼义廉耻的行为可以敦厚。然而如果吏治不能修明，就不能感召天和，使风雨适时，百谷顺利成熟，使百姓安居乐业。

胥吏在未做官之前，未必都是不良之人。等到一旦进入官府，嘴里说出的大多不是实话，身上做的多数不是正事。大概不这样，就不足以供给一家的用度。为什么呢？他们既然在官府任职，就把公门当作恒久的职业，上不能读书以求俸禄，次不能耕作以谋生计，几口人的需求，都指望从公门中获取。如果说话必须选择言辞，行为必须选择正事，将终年没有担石之入。家人交相指责，嗷嗷待哺的人，谁能为他们养育呢？势必要丧失本心，说不义的话，做不义的事，以获取不义之财，以供给一家的用度。等到获取既成习惯，就竟然视为应得之物，于是忍心害理，大肆贪婪残忍，而天良丧尽。

唐朝选拔人才，以身、言、书、判四项为标准。刚开始聚集时就测试他们的书写和判案，测试完后就考察他们的身形和言语。救济世道的谋略，存在于心中，不取决于身体的丰瘦；恩泽百姓的志向，隐藏在心中，不取决于言语的辩拙；经世济用的文章，体现在辞藻中，不取决于书法的工拙；教化百姓的工具，根源于德行，不取决于判案的敏钝。如果一定以这四项为标准，杜预身体不能跨马，应当被晋武帝抛弃；周昌言语期期艾艾，应当不被汉高祖任用；王导书法不如王羲之，怎么能成为中兴贤相？司马光不能写四六文，怎么能成为宋朝名臣？取人于表面而抛弃其实质，是唐朝的选拔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沿袭至今，不能更改，为什么呢？大概遵循旧法则容易用力，更改法则难有成效。

先王的政令，固然不能拘泥于必须实行。一定要认识其为政的方法，以及其施行的意图，而坚守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比如什伍之政，周朝用它来仁爱百姓，使出入互相友好，守望互相帮助；秦朝用它来虐待百姓，使一人作奸，邻里告发，一人犯法，邻里连坐。同样的什伍之政，怎么能仁爱百姓或虐待百姓呢？周秦的心，各自不同罢了。

圣人觉悟世人教化百姓的道理，都使人心荡平正直，使百姓遵循而不知道。大概因为他的心忠诚，所以不忍心以百姓所不能做到的强行推行；而他的心宽恕，所以又不忍心以自己所能做到的强行约束。虽然教化方法多样，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不能强迫他们一定成为圣人。

谋划长远似乎迂腐，人们都忽视并憎恶它。大概因为它没有攻击身体的急迫，没有旦夕的验证，所以如此。如今百官到

译任用官员，追求其功效迅速，追究其过失完备。如果不是培养交情、粉饰声誉以等待升迁，就是苟且偷安、避免过错以等待离去。如果不是忧国忘私的人，大多怀着苟且应付的打算。既然不肯制定十年的规划，何况考虑万世的长远呢？

译人活在世上，就像走路一样，不可能从头到尾都遇到平坦的大道。顺境之中，既没有风雨的困顿，也没有山川的险阻。凡是做一件事，兴办一项工程，他人的扰乱阻挠尚且难以抵挡，更何况自己反复犹豫呢？犹豫不决、疑难杂念百端交集，就像蚕吐丝一样，把自己捆绑起来。世间的事情，只要审定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实行，只以圣人的教诲为恰当，遵循先王的治理为可效法的榜样。要知道，正确所在的地方，就是天理所在的地方。所做的事都合乎天理，问心无愧，就可以面对神明。至于百姓的颂扬或诅咒，以及利害毁誉，都可以置之不理。秉持这种坚定不移的志向前进，大概就能有所成就了。

天与人之间，有感应就一定有回应，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平庸的人，有的蒙昧于道理而妄求，以顺从自己的私欲，结果竟然漠然没有回应。一见没有回应，就把苍天看作没有灵性而渺茫地看待它，起初怀着求福的心，接着产生不信的念头，那么也就无所不为了，所以说小人没有顾忌。然而，信心产生于真诚，真诚就是无私的意思，也就是圣贤克制私欲、回归礼制的功夫。凡是做一件事，兴办一项工程，必须先竭尽心力，谋划后听从天的安排，然后才希望有成功。将会看到人事在下尽力，天道在上感应，不期望回应却自然会有回应了。

户政

设立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向百姓征收赋税获取财物，是为了资助国家。贤明的君主不为了厚积国家的资财而损害百姓的生养，所以必须先从事人事，利用百姓闲暇的劳力，先让百姓家庭富足，再征收他们多余的财物。顺应百姓所经营的，体恤百姓所缺乏的。借用劳力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征收赋税必须合乎时节。有限度就会忘记劳累，合乎时节就容易供给。因此官方的事务没有缺失，而百姓的劳力不会耗尽，公私双方都得到保全，上下互相爱护。

“利”这个字，是圣人不忌讳的，而贤者所谨慎防范的。《易经》说：“利，是义的和合。”“利于万物足以和合义。”古语说：“顺着百姓所利的地方去使他们得利。”这与《周易》正好互相阐发。只有放纵私利、自私自利，那才是不可以的。大概义和利本来不是两截的，用来利于万物，就公正而广博，这就是利即是义；用来利于自己，就贪婪而狭隘，这就是利即是害。后人只看到利于别人，于是将义和利截然分为两途。孟子担心人们舍弃义而追求利，一天天趋向于害而不自知，所以有何必说“利”的说法？所谓利于万物，是用百姓的资财，谋求百姓的衣食，上面的人不过是为他们督导规划罢了。所谓自利，是聚敛搜刮，夺取下民的脂膏，用来滋润私人的钱袋，致使民力更加枯竭，民怨日益增加，这究竟是利是害，哪个更大呢？

根据土地出产制定贡赋，是天地的常道；遵守法律奉行公事，是百姓的常性。断没有享受土地的利益而不愿意缴纳正税，甘愿犯罪受罚的人。为什么钱粮亏欠的弊端，积习相沿，难以整顿呢？一方面是因为胥吏中饱私囊的祸患没有消除，有的由包揽入己，有的由洗改串票，有的将投柜的银两钓封窃取，有的将应追比的户匿名免除追缴，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其原因都在于完纳和欠交的细数，官员没有向百姓明示：在官员看来是百姓欠交，在百姓看来是已经完纳，所以胥吏得以作奸犯科，而官员和百姓都受到欺骗蒙蔽。甚至有不成器的官员借机侵吞渔利，挪移新粮掩盖旧账，钱粮怎么能不亏缺呢？

民生所受的拖累，没有比征粮更严重的了。收漕粮、花户完粮，柜书的串票有费用，银匠的凿印有费用，经书的纸张有费用。而且衙役包揽侵渔，卑头需索派累。那些司府衙门的饭银、敲平看色、寄库以及解银的鞘费等项，派给州县，州县派给里民，用一派十，各自分肥。这是征粮的弊端。民间完纳漕粮，仓书勒掯需索，收米有费用，斗级踢斛淋尖，斛口有费用，起运则车辆脚价帮贴有费用。而且催漕也使用烙斛。又有旧规，那些道府衙门的开征、造册、催兑、押帮，以至于旗丁、水手等项，派给州县，州县派给里民用一派十，各自分肥。这是收漕的弊端。但是钱粮上关系国家大计，不能因为抚恤百姓而废除催征。只是征收的弊端百端，必须时刻稽查，严加防范。其中最使百姓痛苦的，莫过于等候、包揽、侵吞、飞洒以及分出牌票、多差滥比，总在于完善好的方法罢了。

百姓应当体恤的有五种情况：正额之外再加派，加派之外再加津贴，朝廷没有得到一分，官吏已经吞掉十分，这是应当体恤的第一种。舟车之外再加兴作，兴作之外再加差徭，朝廷没有使用一分，官吏已经役使十分，这是应当体恤的第二种。因此胥役索诈，差丁留难，致使夜间卧在霜雪中，滴泪成冰，夏天冒着炎热，挥汗如雨，官员鞭挞，伍长辱骂，饿了没有干粮，渴了没有浆水，这是应当体恤的第三种。至于乡居的农夫，身体没有踏上法堂，眼睛没有见过官长，遇到公差就战栗吞声，见到里长就仓皇变色，科派独自承受得多，力役首先担当其苦，这是应当体恤的第四种。放下耰锄而仓库空虚，停止织机而丝线耗尽，皮肤破裂手指裂开仍不免于寒冷，沾湿身体弄脏脚仍不免于饥饿，公门有舞文弄墨的官吏，里巷有剥削脂膏的奸人，终年的勤劳不足以供给这些蛀虫，这是应当体恤的第五种。

天下的人穷思

译竭尽思虑，去拓宽谋取利益的途径。我私下认为，广泛征收以供给使用，不如节约用度以便廉洁地征收。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费用不能再节省了。”我私下知道他们说的不对。如今天下的费用，有去除很容易且没有损害的，就是多余官员的薪俸；有保留很困难且没有益处的，就是训练勇丁的军饷；还有损害多而益处少的，就是轮船、铁路、机器、电线。就像清朝初年向百姓征税有制度，既没有厘金税，也没有杂项赋税，军队四处出征讨伐不服从的势力，却从未担心财力不足、兵力不强、器械不坚固锋利。如今天下地方方圆数万里，有租赋，有杂项赋税，有厘金税，而财力反而不够使用，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降低自己顺从别人就容易出力，仰仗别人援助自己就难以成功。治理国家，有万世的长远打算，有一时的权宜之计，有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的短视之计。古代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三十年积累有十年的储备，于是上天不能让它发生灾害，大地不能让它贫穷，四方蛮夷和盗贼不能让它陷入困境，这是万世的长远打算。每年的收入供给每年的支出，平时虽然不至于残酷地向百姓征收，但遇到紧急情况就不免加重赋税，所以只能处于安定而不能变动，只能安逸而不能劳苦，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根据支出决定收入，用度不够就扩大征收，征收越广费用越多，这是衰败时代苟且偷安的方法，是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的短视之计。现在想要谋求万世的长远打算而不能做到，又何必一定要效仿苟且偷安的方法呢？

译奸邪之风的产生是因为百姓贫困，百姓贫困是因为物资不足，物资不足是因为没有积蓄。近来没有军队作战的费用，也没有水旱灾害，但积蓄仍未完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土地还有剩余的利益，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力，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沼泽的资源没有全部开发，游手好闲的人没有全部回归农业。再加上人们争相崇尚奢华，不勤劳不节俭，导致轻视家庭、离开乡土，百姓像鸟兽一样四处流散，饥寒交迫，不顾廉耻，怎么能禁止他们做坏事呢？

矿藏埋在山中，不是几个人就能开采的，也不是几天就能完成的。必须聚集成千上百的人，经过长年累月，搭建棚屋设立工厂，凿石炼砂，在荒山穷谷之中，聚集那些游手好闲、不事耕种的人。即使获得了矿苗的利益，穷民借此维持生计，恐怕最终也抵不上耽误农业的危害。自古以来养育百姓的方法，只在于勤劳务农、重视根本。如今天下土地广阔而百姓贫困，粮食不够食用，如果再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不让百姓尽力在田间劳作，这绝不是长远的良策。更令人担忧的是，各地无所依靠的人追逐利益像追逐猎物一样，闻风而来，怎么能辨别他们的善恶来决定去留呢？今天聚集利益很容易，将来利益耗尽后分散却很难。即使大地不吝惜宝藏，矿苗长久旺盛，用有利可图的事情聚集那些无所依靠的人，滋生事端，是必然的趋势。假使由官府管理，用法律约束，尚且难以管束众人。现在听任一两个绅商招集股份，自行开采，弊端将无所不至。近来有一类逐利之徒，因为国库款项短缺，揣摩迎合，觊觎矿苗利益，想独占其利，竟然以缴纳赋税为名，以一个平民的身份议论国库款项，这种人不是安分守己之辈，不用分辨就知道了。身为大官的人，必须从长远处从头到尾，反复筹划深思，切不可只顾眼前的利益，就被豪绅奸商蛊惑玩弄，轻举妄动。

发放赈济是为了拯救灾民、救助困苦，不是为了广泛施舍、救济众人。有一类刁恶之徒，不是农民也不是商人，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境内稍有水旱灾害，就率先号召，借口报灾费用，挨户敛钱。愚昧的百姓希望领取赈济、免除赋税，听从他们的指挥，于是愚民的膏脂，先填饱了奸徒的口袋。等到州县官员勘察确定受灾，他们就串通乡保和胥吏，捏造虚假姓名，多报户口，国家的仓储粮食，反而填满了奸徒的欲望深渊。等到勘察确定未受灾，或者应该分别赈抚，这些人不能达到目的，就张贴传单，纠集乡民，堵塞街市，在公堂上咆哮，甚至侮辱凌驾官员，目无法纪。懦弱的地方官隐忍顺从，长官的权力，竟然操纵在奸徒手中。奸徒既然滥邀穷民，导致遗漏，这不仅对国家无益，而且对百姓有害。还有一班奸棍，召集灾民，选择富裕人家，声称借粮，就肆意抢夺。等到报案缉拿，历经数月甚至数年，案件无法结案。奸棍还可以支撑苟活，而被诱骗的愚民，性命难保。这样灾民不是死于水旱的天灾，而是死于奸棍的煽惑。

士民中家境殷实的人，有的是因为祖辈的积累，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经营。持家节俭，然后才能达到这样的富裕，这是国家的良民。乡绅中有余财的人，不是来自先世的遗留，就是来自自己的俸禄。节制用度，谨慎行事，才能成就家业，这是国家的良吏。因此，绅衿庶士中家道殷实的人，国家必定爱护保护，那么本人怎么能不思虑勤勉行善，以永远保全身家呢？保全家业的方法，奢侈浪费，固然不是善于守成的方法；而吝啬刻薄，也不是保全自己的方法。因为穷困的人，既然游手好闲、挥霍浪费，自己困顿生活，又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嫉妒温饱之人。如果富户又以吝啬刻薄为心，剥削侵夺，与小民争利，在年成丰收的时候还可以相安无事，一旦遇到荒年歉收，先受害的就是他们。等到被抢劫之后，官府捉拿究办，富户因为敛财而倾家荡产，贫民因为贪利而丧命，这不是两败俱伤吗？为富者应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如果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应当通情达理、融通周济，千万不要坐视他们困苦而不施以援手。平时能够缓急相济，有事可以守望相助，嫉妒贪婪的念头既然消除，亲睦之心必定深厚。这不是富者保全家业的善道吗？

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让他们上顺应天时，下利用地利，竭尽他们的经营劳作，以供养他们的家庭。不是依赖上面的补救救济，就长期以此为谋生的策略。依靠上面养育百姓，那么百姓就不能自养，上面就会有余力。而且一方的地利，原本就可以养育一方的人。古代九种职事任用万民：一是三农生产九种谷物，二是园圃培育草木，三是虞衡制作山泽的材料，四是薮牧繁殖鸟兽。哪一项不是养育的方法？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民事就是家事，应当实心实意地劝课农桑，随时规划，使土地没有剩余的利益，百姓没有剩余的劳力，家庭有储备，自然可以引导百姓安居乐业，衣食不缺。如果平时不把农田畜牧当作正事，等到歉收之年，只把截留漕粮、请求赈济当作良策，会让百姓认为水旱灾害可以不防备，游手好闲成为风气，把身家衣食的切身事务，委托给官府，这不是真正的爱护，而是害了他们。

宋朝时河北发生地震、水灾，打开粮仓发放谷物，壮丁每天二升，幼童每天一升。但是日子难以数计，人数难以枚举。而且在发放接受的时候，有快慢之分，有是否公平的问题，有真诚虚伪的区别。会计统计的骚扰，分发时的繁琐，措施稍有差错，都足以导致

译弊端。于是曾巩提出建议，请求一次性进行赈济。赏赐五百万贯钱，用来修缮他们的房屋；借贷百万石粮食，用来供给他们的食物。这样既免去了百姓每日奔波求食的辛劳，又杜绝了官吏趁机侵吞的弊端。农民得以整治田地，商人得以经营货物，物资流转通畅，所有人都能恢复原有的生计。况且现在借贷，日后收回，实际花费的只有五百万贯钱罢了。然而百万石粮食、五百万贯钱，并不是灾荒之年短时间内能够迅速筹备齐全的。等到钱粮充足备齐，百姓已经饿死无数了。必须将财富积蓄在民间，将粮食储存在乡社，这样饥荒时有救济，水旱灾害无后顾之忧。一旦遇到年成歉收，就按照曾巩的建议施行，这关键在于治理百姓的官员，平日里视民如子，预先筹划得当罢了。

译常平仓的粮食由官府管理，社仓的粮食由民间管理。由官府管理的，法令确立，事权统一；由民间管理的，人情私利掺杂，弊端容易滋生。其中的道理不辩自明。如果地方长官都是贤能之人，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家的事来对待，计算如同千户人家，积蓄如同千石粮食，按人口发放食物，足以供应两个月的用量。有灾荒立即上报，发生饥荒就立刻赈济，国家不用动用国库，百姓也不致流离失所。常平仓的粮食固然充足，常平仓的好处也无穷无尽。社仓又何必设立呢？只是因为有关部门任用的人不当，所以命令百姓捐资自办，按人口和数额积蓄粮食，以应对不测。

私盐的危害，没有比那些巧立名目自立门户的大商人，以及聚集党羽、手持武器的盐枭更大的了。但是这两类人，如果不是与胥吏、汛地武官相互勾结，势力是无法行得通的。有关部门只要能稽查胥吏，约束武官士兵，那么大的弊端立刻就能消除。至于那一两个贫民，肩挑背扛，私贩少量盐巴，借此维持生计的，就像网漏的小鱼一样不予追究，这才是上下都受益的政策。近来看到缉私各营，偶尔抓获一两个私贩，虚张声势以推卸责任；至于大规模的盐枭团伙，有的畏惧其强悍不敢过问，有的收受贿赂予以包庇，任由他们经营，到处都这样。官盐的销路怎么能好转呢？

礼制与政教

移风易俗，关键在于大臣，这依赖于臣子的道义，公而忘私，就没有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心态，没有结党营私、互相勾结的习气。近来看到徇私的人，喜欢攀附权贵，互相请托，从道义上衡量，实在可耻，从命运上揣度，终究无益。只是相习成风，厚颜无耻不以为怪，既然为子弟门生营求作弊，这就是教他们走邪路，哪里配做他们的师表，只是让子弟门生有所倚仗而不害怕，最终导致品德败坏、志向丧失，不能上进，其危害岂能说得尽！朝廷日夜操劳，励精图治，谆谆教导以端正人心、端正风俗为首要任务，而想要端正人心、端正风俗，共同归于善道，必须先去除营求请托的私心，然后才能成就公平的政治教化。大臣是群僚的表率；职官是士人百姓的楷模。大臣不能去除营求的私心，那么百官士庶就会相继效仿，更不知何时才能停止。

士人是四民之首，一地的希望，凡是编户齐民，都尊奉他们，认为他们读圣贤之书，入选学校，他们所说的所做的，都可以作为乡人的法则，所以必须敦品励学，谨言慎行，才不愧为端方正直的士人，然后用圣贤诗书的道理开导愚民，那么百姓一定会听从他们的言论，信服他们的教化，相继归于谨慎厚道，那么民风何愁不淳朴，世道何愁不古朴？现在的士人虽然不乏闭门修行、读书立品的人，但放荡不检、逾越规矩，不顾名节的，也不少，有的出入官府，包揽诉讼，有的武断乡里，欺压平民，有的抗缴钱粮，藐视国法，有的代民纳税，私下中饱私囊，种种卑劣污秽，难以枚举，百姓看到读书人行为如此，民风怎么能端正？不仅轻慢士子，而且轻视圣贤之书了。

尊崇儒学、重视道义，固然是治理教化的本源。如果能振作有为，亲身实践，必定使敦厚谦让、淳朴的风气逐渐恢复旧貌，才可以作为斯文的护法。不在于沽名钓誉，建立书院，借公家名义派费，累及百姓、损伤财力。士子读圣贤之书，行圣贤之行，才是真儒。如果好讼多事，不守礼法，就是名教中的败类，衣冠中的稗草。这类人不除去，真儒就不会出现，难道应该舍本逐末，只崇尚虚文吗？迂阔不通，还属于小毛病。这种习气流行而不知返回，必定导致斯文扫地而后已。近来看到庸懦的官员，他们害怕乡里的私下评议，胜过害怕朝廷的清议，稍微执法惩处一两个刁顽的秀才劣监，就担心自身遭受凌辱，以斯文之名，任其玩弄法律，害民伤风败俗。因此刁顽的秀才劣监，挟制官员，欺压小民，甚至将本地大吏，竟敢编造歌谣，任意讥讽。这种浇薄的风气，不能挽回，怎么能说是尊崇儒学、重视道义呢？

治理天下的方法，在于端正人心。人心正直，那么争名夺利自然平息，而各种事务都能治理好；人心偏私，那么欺诈虚伪日益滋生，而习俗滋长弊端。朝廷崇尚道德教化，清除烦琐苛刻，适宜于宽大和平的治理。凡是大小臣工，都想恩礼下逮，曲意保全始终。即使因事被放归，获罪被罢斥，仍然让他们安居乡里，乐业谋生。然而臣下竟然有彼此倾轧，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私怨交织，牵连报复。有的自己怀恨在心，反而嘱托别人纠举参劾，暗中主使；有的心里想说的话，却不直接指出其事，巧妙陷入圈套。虽然已经解职闲居，仍然吹毛求疵不止，株连到子弟，颠覆到身家。甚至市井奸民，也能借此凌辱。谗言嫉妒的危害，历代都有，而明末最为严重。公家的事，置若罔闻，而分党树碑，飞短流长、排挤陷害，没有一天停止。以致酿成祸患已久，上延国家，岂不痛心！

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措施、在危险之前保卫国家的人，必定以端正人心为根本。人心端正则风俗淳朴，而朝廷清明，国运久远。我朝圣君相继，实在都是旷世而出的君主。而且内没有谄媚的女宠，宠信干政的宦官；朝中没有擅权的贵戚大臣；外没有拥兵的强藩巨镇。凡是历代以来所谓的心腹之患、跋扈的奸邪，不但没有

译那些人没有那样的事，况且连一点萌芽的迹象都没有。励精图治像这样，立法没有弊端也像这样，应当是教化兴盛推行，风俗美好盛大。纵然不能远远追及唐尧虞舜，也可以媲美周成王周康王。然而静心观察当今的人心风俗：做官的人以忠厚正直为心，却未能完全消除身家利禄的念头；做士人的人以道德文章为心，却未能完全不萌生侥幸冒进的心志；百姓都家给人足，却未能逐渐达到端正善良朴实诚恳的风气；士兵都有勇知方，却未能足以成为干城心腹的选拔对象。只依靠皇上一个人竭力主持大纲，才得以不堕落罢了。从来治理百姓的方法，教化是首要的。国家安抚百姓，设置众官员来承担牧养的责任，用来引导百姓，使他们日益趋向善道。不只是催征赋税、审理案件就可以称为好官员的。近来官场积习因循守旧，稍微能够守法尽职的已经不可多得。至于教化的事情，就放置一旁不加以讲求。偶尔有一两个以做俗吏为耻、勤于思考治理根本的人，很少不被视为迂腐空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是所有人都应当知道应当实行的。凡是士农工商四民，舍弃这些就无法做人；地方官员，舍弃这些就无法进行教化。孟子说：“常道端正，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就没有邪恶了。”官吏不修正教化，难怪愚民习惯于邪教。起初大多是被学好修福的说法所迷惑，因为愚昧陷入虚妄，因为虚妄以至于犯上作乱。等到犯罪，国家有固定的刑罚，但实际上都是由于地方官教化不兴盛，以至于使百姓陷溺，达到这样的地步。

译闽粤地区的民俗强悍好勇，争斗狠戾，动不动就持械斗殴，眼里没有国法。两省的劣习相同，而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尤为严重。我想上天暗中护佑下民，赋予他们至善的本性，所以说民众秉持常道，喜好美德。虽然五方风气不齐，但本然的性灵只有善而没有恶。闽粤的百姓，也并非天生秉性独特不同。他们之所以不善的原因，是因为习俗崇尚嚣张凌人，耳闻目见的都是剽悍桀骜的风气，而没有礼让谦逊顺从的气象，于是使得本然至善的本性陷溺其中而不自知。朝廷屡次颁布谕旨，教诲开导中外百姓，家喻户晓，而各地民风逐渐能够奉法循理，不敢放纵检点、逾越规矩。况且最难教化的，莫过于苗、蛮、猺、獞之人，近来也颇知改过自新，有欣欣然向化之意。难道闽粤内地的百姓反而不如苗人悔过迁善、革除薄俗、趋向忠厚，而甘于自暴自弃，陷入法网吗？《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余殃。”作奸犯科之人，既然为王法所不宽恕，必定为天理所难容。祸福利害之间，截然两途，那么有什么可畏惧而不为善呢？有什么可图利而为不善呢？况且闽粤文风颇优，武途更盛，而且漳、泉、惠、潮的人才又在他郡之上，历来为国出谋划策、效力者，实在不乏其人。唯独风俗强悍这一节，为天下所共知，也为天下所共鄙。为什么不翻然醒悟，互相勉励，而成为礼义仁让之乡呢？

各省都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他们既然已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就是国家的子民，原本不容以异类看待。屡次有人议论回民自成一教，言语服饰不同，强悍刁顽，肆意不法，应当严加惩治。但我认为回民有宗教，是其先代遗留的家风土俗，也如同中国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也就各异。因此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大体上是从俗从宜，各安其习，起初并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的人，这是回民自成一教可以不过问的。只是凡人生产虽然不同地域，但都具备这天良；传习虽然不同宗教，但都归于乐善。回民处在天地覆载之间，承受国家养育之恩，能不孜孜好善，勉力成为醇良之人吗？况且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拜官受爵、接连登上显赫职位者常常不乏其人，那么他们勉修善行，守法奉公，共同成为良民，也是回民的本心。关键在于地方官吏不以回民为异类看待，而用治理众民的方法治理回民，身为回民者也不以回民自异，即用习回教的方式习善教，那么赏善罚恶，上面的政令自然没有不行的，悔过迁善，下面的风俗自然没有不厚的。常念万物一体的道理，岂忍心视回民与众民有殊？身为回民者应当知道遵循礼义，讲求谦让、兴起仁爱，不要倚仗强盛欺凌弱小，不要倚仗聪明欺骗愚笨。倘若自认为别成一教，怙恶行私，那就是冥顽无知，甘为异类，宪典俱在，岂能宽假呢？希望回教之家，父亲告诫、兄长勉励，姻亲族党，互相规劝，尽洗前愆，约束自身向善，以承天地覆载之恩，以受国家教化之泽。

游手好闲之人，人们都厌恶他们。如果是赌博之人，不止于游手好闲而已。荒废本业，挥霍家产，品行流于卑污，心术趋向贪诈。父亲习之不能训子，兄长习之无以戒弟。斗殴由此产生，争端由此兴起，盗贼由此增多，匪类由此聚集。其对人心风俗的危害，不可悉数。甚至妇人女子，也沉溺其中而不以为怪，大概是因为习此者众，所以随风倒的人多。皇上屡次颁布严禁条例，而此风未息的原因，都是因为开设赌场聚赌，胥吏、汛兵都有陋规，而有司不能禁止约束。甚至佐职、汛弁也收取赌费。地方官吏都有教化民众、形成风俗的责任，却悠悠忽忽，视为平常，所以放纵差役得赃，包庇任听赌棍，做这种败坏风俗、迷惑人心的事，指责他们失职，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洋人游历各省，一在垄断利权，一在熟悉险要，设立教堂传教以窥探我国隐情，兴贩鸦片以软化我国气骨。我国的形势险要，他们已绘画图说，而我们梦然不觉；我国的奸民，他们已资为指臂，而我们夷然不察，其中隐患，不堪设想。我们想要自强，只有先固结人心，而吏治不清，人心就不能固结。肃清吏治，全在内外大小官吏各自尽实心，各自宣实力，坚持定见，为国爱民。其余奇巧之技，都不是自强之道。

中国安抚驾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使其感化而生畏，才符合政经。如果平日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遇事官员又袒护民人，不为清理，使其蓄怨于心，回去传说给岛夷，岂不轻视中国，鄙夷而嘲笑我们？况且汉、唐、宋、明之末季，大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时，就藐视而虐待侮辱他们；及其强而起衅时，就又畏惧而调停他们，姑息因循，最终酿成大患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

译与夷人交往的原则，关键在于公正地判定是非，明辨道理的正曲。若我方占理，便据理力争；若我方理亏，便迅速安抚。符合公义的就予以认可，违背公义的就加以驳斥。外表圆融而内心方正，驾驭得当，如果一味表现出谦退，反而会导致夷人更加骄横。

译近来见到那些拘泥固执、乖僻怪诞的人，把这种行为当作古道，自鸣得意，自以为是，却不知大圣孔子也是古代善于周旋于世事的人。孔子说，与上大夫交谈，一定恭敬谨慎如同初见；面对阳货，就顺着他的意思回答，而不当面指责。至于樊迟，一定要等他出去后，才斥责他为小人。他体贴人情，到了这种地步，所以能察言观色。每到一国，必定了解那里的政事，不肯傲慢自足。这可见学习古法并不值得夸耀，违背时势不可作为准则。做人要思考圣人处事的道理，不要效仿名士的覆辙。

古今讲论道学的人很多，尤其喜欢非议别人的短处。他们也只是空谈，未必能实行。大概人各有长短，舍弃短处采用长处，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如果一定要求全责备，稍有欠缺就进行指摘，这不是忠恕之道。孔子反省自己，而不非议别人，这难道可以在其中夹杂私意吗？又有人看到讲道学的人有时不被任用，就叹息，认为如果得到任用一定会有可观的表现，这也是只看到他们的空话而这样说。如果真的得到任用，所说的和所做的也未必就能相符。

兵政

历来将领的选择，务必期待精悍的人才，虽然目不识丁，但胆略就是文采；即使相貌不出众，但义勇无碍，粗疏大凡勇敢直前的人，多半性情鲁莽，要求他们不偏执，更属难得。如果不弃短取长，就无法收到实际效用。因为整顿部队，托付重任，在疆场上奔走效命，甘愿在行阵中献出生命，这类事情不是稍微有点聪明、小有才干的人所能做到的。至于士兵，以训练为先，而训导更先于操练，只练不训，则道义不明，即使体力刚强，也足以放纵他们桀骜不驯的本性。有勇必须兼知礼法，这又是驾驭士兵的方法。剿灭与安抚兼施，固然是兵家制胜的一种方法，但使用它贵在审时度势，知道事情却不审度时机，就会失败；审度时机而不失良机，就会成功。如果贼势穷困，借此机会引导他们，就可以分散他们的党羽，安慰他们的期望，事情顺理而成，自然容易。如果贼尚未受创生畏，只应当一心进攻，不宜稍有迁就，倘若无故招抚，只是被贼暗中嘲笑，即使贼众诡称归附，恐怕也会落入他们的圈套，不可不慎重。

军法规定，五人为伍，伍都有长；二伍为什，五百人为旅，二千五百人為师，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人随方位不同，性情与人不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都应当量材器用，因能而使。选拔忠勇之士，设立训导为师，用礼义开导他们，用爵禄吸引他们，用廉耻告诫他们，用赏罚勉励他们，合起来成为军队。将领了解士兵的情况，士兵通达将领的意图。车兵作为正兵，骑兵作为奇兵，或左或右，进退都适宜。不但用时就可以举出，而且临敌不待查点，就知道谁有谁无。如果废除这种方法，上下各不相识，赏赐没有依据，惩罚没有用处，赏罚混乱而纲纪离散，善恶等同而贤愚混杂。但是美丑既然不同，情貌不一：有喜欢争斗而乐于作战的，有气势盖过三军的，有脚步轻快善于行走的，有善于射箭如飞的，有发射箭矢必中的；又有温和善良却行欺诈的，外表恭敬内心欺骗的，外表勇敢内心怯懦的，尽力却不忠诚的。观察人的方法，有七种：询问是非以观察他的见识，诘问言辞以观察他的辩才，咨询谋略以观察他的智慧，尝试艰巨以观察他的勇气，面对货利以观察他的廉洁，劝酒浆以观察他的性情，处理细故以观察他的诚意。这些都是用人的方法。

军队强大，由于胆量壮；胆量壮，由于技艺精。技艺不可不教练。练兵，没有比整队更先的；整队，没有比演步更先的。选拔忠勇之士作为队长。凡是布阵、交战、追敌、撤队等样式，安营、对垒、守夜、巡哨等规矩，先令演熟，然后以一教十，以十训百。队长行止，众兵跟随。队长齐队，自然整齐了。金鼓，是三军的耳朵。金鼓声辨，三军的耳朵聪明了。旗帜，是三军的眼睛。旗帜色分，三军的眼睛明亮了。手利的人，授予钩；义足捷的人，授予刀牌。吴子说：“短的人持矛，长的人持弩，强的人执旌，勇的人击鼓，智的人为谋，弱的人司牧。”令他们列阵并分别，坐下并起来，分开并合拢，散开并聚集，以奇为正，以正为奇。演习熟练，战无不利。这是练兵的方法。

行军必须严纪律，从起程之日，犹如进入敌境，各按队伍，不准喧哗乱行，践踏民田强买强卖抢掠财物，进山防伏，饮水防毒，过桥架重物测试，渡河详看淤沙，草深防溪涧，水澄停防塞决，如至宽河渡口，先令哨探，方准各队分渡，须防半渡攻击，如至深谷长涧狭路，人马不能并行，山路崎岖，首尾不能相顾，应当令各分数队，马居中，人行侧，未前进之前，分兵把守要隘，先令哨探清楚，方准各队前进，须防截断冲要卷击后方，至于军械，刻不离身，随时点查。这是行军的方法。

安营必须背高向低，既有清泉，又通粮食道路。如果侧

译附近没有水源，就选择生长芦苇以及有蝼蚁的地方，那下面一定有地下泉水。或者寻找野兽的足迹，距离水源自然就不会太远。有了水之后，再观察地形，计算人马数量，确定营地中央，划分四个方向，不要驻扎在谷口。大谷的入口，叫做“天灶”，四面容易受到敌人兵马的冲击。不要占据山头，大山的顶端，叫做“龙首”，前面面临险阻，被敌人坚守，后面人马攻来，我们就没有进出的道路。不要驻扎在“地柱”，地柱像倒扣的锅一样，八面受风，四周都容易受到敌人攻击。不要驻扎在“地狱”，地狱像仰放的盆一样，敌人从高处攻打我们，我军必定失败。不要驻扎在“死地”，坟墓旁边，叫做“死地”，夜里人马容易受惊，久了士兵容易生病。不要驻扎在山林茂密的地方，春夏枝叶繁茂，担心敌人挖洞而来；秋冬树枝枯槁，担心敌人从上风向放火。不要驻扎在沿河弯曲的地方，担心敌人扼守要害，我军不能互相照应。不要驻扎在四通八达的地方，担心难以防守。至于赤地，难以持久；潮湿的甸泽连绵阴雨，就会淹没，凶险的地方，也应当避开。建立营地之后，除了营门不许随意出入，有事必须先通报。白天命令哨兵向四周眺望，放牧砍柴都在哨兵警戒范围内。夜里出口令，凡是遇到行人问答，必须与口令相符，不敲更鼓，只传递枪筹。日落就熄灭火种，不准远离。又命令外围的士兵堆起土垄蹲坐，枪口充实。凡是弓都搭上弦，火绳放在竹筒里，只防备敌人冲击，不许妄动。至于侦察踪迹的士兵，谨慎选择向导，白天记住山头，夜里观察星斗，一旦迷路，就命令老马在前面引导。这些都是安营扎寨的方法。

译善于用兵的人，作战和防守都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受制于敌人，这都是依靠所布置的阵势。军营和阵法的法则，始于黄帝轩辕氏，后来出现的阵法越来越奇特，而最好的莫过于常山八阵、积卒等阵法。常山蛇阵，共用一万二千人，以八千人作为步兵，布置在前后左右，以四千人作为奇兵，布置在扬奇、备伏的位置。军营像盘曲的蛇，不是方形就是圆形，行进时像长驱直入，各自按照队伍，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个头八个尾巴，接触到的地方都是头部。八阵的图样，类似常山蛇阵，以步兵六十四队作为翼、候、厢，无非是正兵，另外派遣二十四队游兵，作为冲、突、扬、伏，参杂在中间，像爪牙，像羽翼，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固定的位置。又仰观天象，看到积卒星有十二个点，□□布置为内外两层，外围以八八营，内握以四中垒，合起来成为九九军，各有三品，连接犄角之势。前后左右，是四兽的格局。外围各离开两颗星的宽度，是阵与阵之间容纳阵；内体各离开一颗星的宽度，是队与队之间容纳队。这种阵法简单而周全，整齐而坚固。后人如果不追求实际的道理，就有五种弊端：一说是失去了奇兵的适宜，正兵主静，利于防守；奇兵主动，利于作战。正兵多就没有功效，奇兵多就不稳固，调度不适宜，怎么能利用？二说是昏昧了分合的态势，军队有前后左右，环绕拱卫，分布犄角，方便援应；现在却聚集在一处，遇到敌人被包围，全军受困。三说是暗昧了疏密的方法，布阵需要队与队之间容纳队，列队需要人与人之间容纳人；现在却像苍蝇聚集、蜜蜂攒聚，不便格斗，昏夜交锋，自相践踏。四说是不能识别合一的契机，兵法说行进时成为行，停止时成为阵，众人静心如一，就像一个人；倘若不按队伍，不合为一体，突然遇到暴敌，各自溃散。五说是不能明白旗鼓的作用，旗鼓是三军的耳目，不演练旗鼓，只凭指挥，左顾右盼，就像聋盲，怎么能便捷？至于阵式不一，应当衡量地形来布置，观察敌人来排列，如果拘泥于一种格式，不是败于废弃法则，就是败于拘泥法则。所以变阵的方法，不可不知道。圆阵属金，直阵属木，曲阵属火，尖阵属火，方阵属土。假如敌人以直阵来，我以圆阵克制它；敌人变尖阵，我改曲阵克制它。这是取五行相克的道理。想要演变阵，先要知晓鼓角声数，以三声为木，命令变直阵；四声为火，命令变尖阵；五声为土，命令变方阵；六声为金，命令变圆阵；七声为水，命令变曲阵。教演熟练后，作战没有不利的。这些都是论述阵法的道理。

进攻者贵在攻敌之心，防守者贵在守己之气。必胜则进攻，未必胜则防守。善于进攻的人不靠全军进攻，善于防守的人不靠全军防守。全军进攻则兵力迟钝、耗费粮草，而且成功缓慢；全军防守则兵力单薄、势力孤立，导致敌人袭击夺取。不知道己方不能防守，不知道敌方不足以进攻。总之期望防守必定稳固，进攻必定攻克。如果敌人粮多兵少，就包围粮草；人多兵少就进攻包围。久攻不下，就广泛开辟闲道，设置游兵、防备、援兵、伏兵、要冲、抵御、溃兵，这是进攻的方法。如果不探明虚实，不防备援应，而能成功的，从来没有过。如果城墙完整、堡垒坚实，援兵确实众多富裕，内部安定、外部抵御，纪律严明，这是防守的方法。如果怀疑不信神，营寨时常迁移，言语浮夸、士兵怨恨，法令不严肃，而能防守的，也从来没有过。至于攻取的道理，有三样：叫正，叫奇，叫伏。车轮相互撞击，人肩相互摩擦，出去也是这里，进来也是这里，这是正道。正兵进攻其左，锐兵袭击其右，这是奇道。中间盘绕绝径，暗中派兵其间，突然冲击敌人心腹，这是伏道。进攻者应当知道，防守者更应当留意，这是攻守的道理。

出队交战，进退有法，节节为营，步步为队。布兵宜疏而连，总期望首尾相顾。战胜追敌，更须谨慎，或者三里整队，或者五里点名，谨防敌人伏诱，撤队拒敌贵在按次序。或者以首作尾，或者以前作后，必须镇定。如果突然遇到敌人，互相援应，或者用诱作疑，或者以疑作诱，切勿惊惶。如果狭路交锋，一旁排列，或者用火攻，或者失劲弩，不得参差乱行。如果遇到水战，宽则三队并进，狭则鱼贯前行，不可迎风，不可逆流。敌人占据上水，等他们半渡时攻击他们。至于取胜，有因于火，进攻有藉于水利，有因于天时、人事、地势，都在临时相机调度，这是交战的道理。

兵的名目有十种：叫正，叫奇，叫伏，叫疑，叫援，叫诱，叫备，叫袭，叫殿，叫戍。兵的名目既然不同，地利又应当区别。如山林积□、上阜、大川的地方，是步兵的地利。平原、小坡、蔓衍相连的地方，是车骑的地利。芦苇相间、树木交接的地方，是刀矛的地利。依山附涧、高林深谷的地方，是弓弩的地利。草浅土平、可前可后的地方，是枪炮的地利。林战之地，宜按旌旗，利于短兵。谷战之地，便于设伏，利于弓弩。水战之地，宜设旗帜，

译利于使用舟船。夜间作战，适宜张扬声势，利于运用机密手段。至于草木茂密之处，利于游击避战；山林中的重兵营寨，利于出其不意；狭窄道路与深草丛生的地方，利于潜伏；天气晴朗毫无遮蔽，利于发挥勇猛武力；以少击多，利于在日暮时分；以众击寡，利于在清晨时分；强弓劲弩，利于快速轮番射击；跨越水域隔着山岭，利于截断要冲；大风昏暗，利于从后方卷击。这就是利用地利的原则。

译军队发动战争，有看似迫近却静止不动的，是依仗地势险要；远离阵地却挑战的，是想引诱敌人前进；树木摇动的，是战车来了；尘土低而广的，是步兵来了；一半前进一半后退的，是诱敌之计；拄着拐杖行军的，是饥饿了；见到利益却不前进的，是疲劳了；鸟群聚集的，是军营空虚；夜间呼喊的，是恐惧了；军心动摇的，是将领不稳重；旗帜乱动的，是军队混乱了；送来礼物的，是想休息了；礼物厚重而言辞甜美的，是心存欺诈。观察河岸的水迹，可以知道敌人渡河的时间；观察马粪的干湿，可以知道敌人的远近；观察尘土的清浊与起灭，可以知道敌人步兵骑兵的停止与休息。情况就是这样，将领的性格各不相同：有勇敢而轻视死亡的，可以用暴烈手段对付；性急而心浮气躁的，可以持久消耗；贪婪而喜好利益的，可以用财物引诱；仁爱而不能忍耐的，可以使其疲劳；聪明而内心怯懦的，可以使其窘迫；善于谋划但行动迟缓的，可以突袭。想要了解敌情，要感化收服所俘获的俘虏，用侦察兵的话来验证。如果敌军营中器械不修，队伍不整，旗帜杂乱，士兵喧哗，见到利益怕得不到，追赶败军怕追不上，上级没有信义，下级不畏惧法律，互相用妖言迷惑，互相用祸福叮嘱，那么就立即攻击他们。如果他们赏罚分明，任用贤能，全军乐于作战，士兵畏惧法律，政教不虚伪，兵器坚固锋利，俘获我方人员却激发我方愤怒，优待我方士兵并展示仁德，那么就不可以轻易交战。这些都是判断敌情的方法。

古人通过鸟飞起判断敌情，通过半渡判断敌情，通过多次回顾判断敌情，通过多次惩罚判断敌情，这是困窘的做法。善于用兵的人，常常反其道而行之。鸟飞起的可以设置疑兵，半渡的可以设伏，多次回顾的可以诱敌，多次惩罚的可以离间。河岸的水迹，是常规；尘土的清浊，有变化。灶台可以减少，也可以增加。方法应当变更，应当创新。依靠就地取粮来改变主客关系，依靠伏击来改变劳逸关系。变化既然不同，应对也应当多样。或者在出发前就定好计谋，使敌军无法测度我的细微意图；或者在仓促间应对时机，即使智者也难以施展技巧。扬言进攻这里而实际进攻那里，使敌军显露形迹而我军隐蔽无形，切忌被敌人预料。这些都是应变的方法。

刑政

人禀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本性有情感。本性趋向善，情感趋向恶。断案的道理，贵在明察与宽恕。用明察来验证痕迹，用宽恕来探求真情。精心细致，推究根源。首先运用“五听”，五听是指：听言辞、看神色、察气息、听耳语、观眼神。参考澄澈的验证，巧妙洞察情状，彻底鉴察隐伏，使奸邪无处容身，自然供认服罪。如果真情显现、痕迹具备，道理穷尽而供词狡辩的，然后随事施加刑罚，轻重都适当。罪人必定能抓获。但是人的才能长短不一，推理求情，有时难以穷尽。只应当秉持至公之心，去除偏私枉法之志，务必探究是非曲直，念头力求公平恰当，不暴虐不苛刻，查明真情不要高兴，有疑问就从轻处理，随事断理，案件没有停滞。这也是次一等的做法。

明正刑罚是为了辅助教化，铲除暴徒是为了安抚良民。什么是恩？什么是怨？什么是宽？什么是严？处理时没有私心，并不是两回事。符合天理，生也不算是慈爱；顺应人情，杀也不算是残忍。持正秉公，抱着刑期无刑的心；执行以刑止刑的法。要知道刑罚就是教化，怨恨就是恩德，合乎道义的刑罚和杀戮，就是用来仁爱养育、仁爱怀化的。但是古代帝王在用刑的时候，法律虽然一定，而内心本来宽仁。所以虞舜朝廷以敬慎怜悯作为训诫，周书以慎重刑罚作为言辞。朝廷立法，不得不严厉。所谓火势猛烈而使人畏惧，执法的官员，固然应当外表显示严明，而内心存有仁恕。稍微涉及疑案，宁可过于仁爱，也不要违背道义。

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是圣王施行教化的本意；用刑罚整齐，是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民众良莠不齐，追求名利触犯道义，作奸犯科的坏人，不用刑罚不能整齐他们。而用刑的大旨，不外乎“明”和“慎”两个字。明，是知道事情的始末，察知情节的虚实，两者都具备，虚心听取审判，犯法者甘心认罪，受害者没有怨恨，这是明的功效。慎，是心怀博爱，哀怜而不高兴，片言不确切，不厌烦反复推究，总期望心中没有疑窦，真情与法律相协调，这是慎的功效。刑罚贵在公平宽恕，宽而不泛滥，严而不枉法，但必须详求精密，得到真情，才能没有错误。

激浊扬清，向群吏展示风气，没有比纠劾贪暴刻薄、苟且昏庸的地方官更重要的；移风易俗，安抚良民，没有比查拿地方恶棍、衙门蛀虫、生事不法的生员监生更重要的。但是这两者，真知灼见，完全得到实情的最难。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官中巧诈的多，致力于掩饰周旋，迎合弥缝，如果托付耳目的人不是合适的人，以言语面貌作为爱憎，以毁誉作为公评，将要以铲除弊端而反而开启售奸的渊薮，将要以剔除弊病而恰好打开聚集弊病的门。至于劣生恶棍，查访不实，一张纸发出，立即扭送解押；纵然能虚心体察，昭雪释放，而那人已经身残家破了。

官府衙门的胥吏张罗等待的，是诉讼。诉讼者既然到了，就认为是奇货可居。当公票还没有发出时，就打点长随，竭力争任。隶卒拿着票，就俨然像有司了。乘坐官轿，扬眉吐气，那躁动跳跃的样子，眼睛不忍看；嚣叫的声音，耳朵不堪听。虚张声势，妄逞威风。金子多就答应，金子少就勃然变色，任意发枉。诉讼者吞

译如果听信胥吏的审讯，就会在台阶前奔走，在门外等候，造成拖延和烦费。旅馆冷清，茶坊酒肆，到处都是耗费钱财的地方。内部的胥吏和外部的差役，没有一个是不要钱的人。应付东西方而力气耗尽，逢迎左右而口袋空空。借债求情，变卖财产取悦官吏，一桩案件尚未审明，原本富裕的家庭已经破败了。至于刑狱的凶险，不仅无辜者应当怜悯其沉冤，即使有罪者也应当怜悯其处境迫切。或者在事情发生前周全地预防、激励；或者在事情发生时详细地查究、委婉地推原；或者在事情发生后怜悯体恤、深切挂念，这都是所谓怜悯人的凶险。如果说这是他们自己招来的祸患，那么不忍人的心，几乎就泯灭了。近来看到小民犯法，主管官员有时说这是他们自作自受，与自己无关；否则就曲意开脱，希望种下福田。却不曾想到父母官有教育感化的责任，平时如果能够提撕教诲，使百姓不触犯法律，不辜负父母官对百姓的称呼，就可以获得善报。如果水旱荒灾不能预先准备，流离失所不能保护，坐视无辜的百姓填塞沟壑，毫不动心；而在命案盗案中存有妇人之仁，只想曲意活命一两个该死的人，希望侥幸获得善报，为什么识见颠倒到如此地步呢？

译“农忙时节停止诉讼”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合乎情理，但仔细推敲，实际上并无益处。天下的百姓，不仅仅只有农民，士人涉讼就会荒废学业事业，工匠涉讼就会荒废手艺，商人涉讼就会荒废生计。地方官只要能查明案情，通晓事理，诉状不随意批准，批准了就立即审理，审理迅速结案，又不滥发差票，那么百姓受到的恩惠就很多了。如果因为夏季农忙而停止诉讼，假设有贪吏恶棍趁机向平民敲诈勒索，官府不受理，良民又向谁申诉呢？况且南北气候不同，南方有一年三熟的地方，如果说农忙停讼，那将全年都没有审理断案的日子了。所以律例中有“执持凶器审减等”的条款，而没有“农忙停讼”的说法。

刁徒诬告，是由于讼棍和贪吏串通教唆诱导的，十件中有八九件如此。他们利用鹬蚌相争的局面，以便择肥而噬。双方自愿，道理清楚，还有唆使人打官司的。作为地方长官，对事理人情既不通晓透彻，对于做官的要领，也不再讲求。接收诉状时，心中没有主见。在堂上审理时，又不能驳斥那些无理之词，致使刁徒得以肆意虚张声势，良民深受其累。这虽然还没有到率兽食人的地步，但与教猴子爬树有什么区别呢？词讼案件晚结一天，贪吏讼棍就快活一天，小民就受苦一天。怎么能专门给贪吏讼棍开辟获利之路，而不为小民保全身家性命呢？

清理积压案件，免除无辜者的拖累，不但可以避免官非议论，而且是在积善积德。趁此权势在手，如果不做济人利物的好事，机会失去可惜。况且地方官在百姓身上留十分心，中间被书吏差役阻挠，家人隔绝，百姓沾不到三分的恩惠。如果一味徇私懈怠，那些无处申诉的百姓，怎能不流离失所、颠沛流离呢？书吏差役讹诈，家丁狡诈，不过是明着害百姓；地方官萎靡不振，就是暗杀百姓。古人称“灭门刺史，破家县令”，现在的州县官虽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但词讼拖延不结，足以让人家破人亡。想到这些令人恐惧警惕，更有任听差役愚弄，滥押滥刑，偏私枉法，致使案件没有结果。难道不想到眼前的百姓，就像膝下的儿孙吗？当官时有呼号冤惨的百姓，他日子孙必有衰微之祸。感召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怎么能不做百姓的父母，甘愿做差役的傀儡呢？于是将自己阴间的福报，子孙的福泽，小民的身家性命，全都用来博取家丁书吏的欢心吗？

保甲制度不仅仅为了防盗而设，制止匪患、安抚良民，更是当前的急务。古人御盗的方法，村里设置一座楼，楼上设一面鼓，一家有失，击鼓为号，众人起来守卫要害。现在如果按照古法，多有阻碍，而预先命令各村查明要隘，一遇到盗贼，一起敲击响器，村民出来守卫要路，盗贼将逃到哪里去？如果说乡民怯懦，不敢截击缉拿，那么跟踪眺望，也未尝不可，命令从要隘紧跟贼踪，贼走则走，贼止则止，贼抗拒则退，贼逃跑再追，牵制到天亮，即使是悍贼也可以擒获。如果在江河出没的地区，船户保甲也应当编号联宗。至于城市之中，则区分住户、铺户，如闹市通区，按一二百铺户，酌情设置一栅，让他们自己雇佣更夫值班守栅。如冷落小庵，也必须严查门牌，如果有来历不明者，不许容留。那些庙宇客店，更应当加紧巡察，匪类既然没有容身之地，盗风不期自息了。但必须地方官亲自到各处，召集绅士老人，晓谕士民，妥善制定章程，才能有益。如果一旦假手于书吏差役地保，仅仅造门牌户册，这是没有保甲的好处，徒受保甲的拖累。现在的地方官对此，不是视为缓图，就是视为畏途。那些视为缓图的，都是因为对百姓无关痛痒；那些视为畏途的，大多惮于勤劳。总之，都没有真切爱民之心，所以如此。

工政

事情无论大小，无不始终由州县负责，所以旧制刑名、钱谷等项分委承办，设有六房，就附在公堂左右，让经书居住其中，既专一其心志，也慎重其防闲，立法最善。近来六房倾圮，不加修葺，书吏无处栖身，往往抱着卷牍收藏在家里，每遇急需检阅的案件有无存贮，以书吏的口为凭，而隐匿抽换的弊端不可枚举。历任印官虽然心知此弊，但因循苟且，或因修理无资不能兴作，这也是有关吏治的一个方面。

居官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