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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筮仕金鉴 （清）邵嗣宗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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棣香斋丛书

邵嗣宗蔚田辑 曾孙廷烈谨校

纪事

周公仪休担任鲁国宰相，喜欢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献给他，仪休却不接受。他的弟弟说：“您喜欢吃鱼却不接受，这是为什么呢？”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如果接受了鱼，就必定会有对下属卑躬屈膝的神色；有了对下属卑躬屈膝的神色，就会枉顾法律。”

周朝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请教为政之道。蹇老说：“要忠诚，要守信，要勇敢。”安于问：“怎样才算忠诚？”蹇老说：“对上级忠诚。”安于问：“怎样才算守信？”蹇老说：“对政令守信。”安于问：“怎样才算勇敢？”蹇老说：“对不善之事勇敢制止。”安于说：“这三点足够了。”

周朝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征发百姓开凿十二条水渠，引来漳水灌溉农田，从而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变得富裕。

汉朝儿宽担任左内史，鼓励农业生产，宽缓刑罚，审理狱讼，致力于赢得民心。他选拔任用仁厚之士，推心置腹对待下属，不追求名声。官吏和百姓都非常信任并爱戴他。征收租税时，他酌情宽严，允许百姓借贷。因此很多租税未能按时缴纳，后来有军队出征，左内史因为拖欠租税的考核成绩最差，应当被免职。百姓害怕失去他，大户人家用牛车，小户人家用肩挑背扛，运送租税的队伍络绎不绝。考核结果反而变成了最优。

汉朝赵广汉担任颍川太守，颍川的风俗是豪杰互相结党营私，广汉设置投书箱接受官吏和百姓的举报，让他们互相揭发，于是奸邪的党羽离散，盗贼无法作乱。广汉对待官吏殷勤周到，办事时将功劳和善行归于下属，大家都愿意为他效力，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躲避。广汉都知道他们各自适合做什么，是否尽力，如果有辜负他的人就立即逮捕，无处可逃，定罪迅速。他尤其擅长运用钩距法来探知实情，街巷间细微的奸邪行为他都知晓，他揭发奸邪、发现潜伏的罪犯如同神助。

汉朝黄霸担任颍川太守，制定条文教导在民间推行，鼓励人们行善，防范奸邪，致力于耕种桑麻，节约用度，积累财富，种植树木，饲养牲畜。起初看似繁琐细碎，但他精力充沛能够推行下去。官吏和百姓见到他，在谈话中他反复推究，询问他们隐藏的私情以相互参考，他聪明识事，官吏和百姓不敢欺骗他。奸邪之人逃往其他郡县，盗贼日益减少。黄霸大力推行教化，然后才进行诛罚，外表宽厚内心明察，赢得了官吏和百姓的心，户口逐年增加，治理成效天下第一。

汉朝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后来调任河南太守。他的政绩考核常居第一，看待百姓如同子女，喜欢为百姓兴办利事，亲自鼓励耕种，出入田间小路，很少安居。他开通沟渠，以扩大灌溉面积，年年增加。禁止奢侈浪费，致力于节俭。查处那些不法行为，以表明好恶，他的教化大行其道。户口增加了一倍，官吏和百姓亲近爱戴他，称他为“召父”。

汉朝张堪在蜀郡任职，以仁爱恩惠对待下属，以威严讨伐奸邪。公孙述被攻破时，珍宝堆积如山，卷握之物，足以让十代人富裕。而张堪离任那天，只乘坐一辆断辕的车，带着布被和行囊而已。

汉朝孔奋担任姑臧县令，在职四年，极力保持清廉，被众人嘲笑，认为他身处油水丰厚的地方，却不能滋润自己。

汉朝孔翊担任南阳县令，在庭院中放置水缸，得到请托的书信，都投入水中，一概不发。

汉朝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经过昌邑，先前他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担任县令，夜里怀揣金子送给杨震，说：“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怎么说没有人知道？”王密羞愧地退出。杨震的子孙常常吃粗食步行，老朋友有人想让他置办产业，杨震说：“让后世称颂为清白官吏的子孙，把这留给他们，不也很丰厚吗？”

汉朝苏章担任冀州刺史，有个老朋友担任清河太守。苏章巡视辖区，想要查办他的奸赃罪行，于是为他摆设酒宴，非常欢乐。太守很高兴，苏章说：“今晚苏孺文与老朋友饮酒，是私人的恩情；明天冀州刺史查办案件，是国家的公法。”于是揭发并纠正了他的罪行，州境肃然。

汉朝张奂担任安定属国郡尉，羌族豪强送给张奂二十匹马，八个金鐻。张奂以酒洒地发誓说：“即使马像羊一样多，也不放入马厩；即使金像粟米一样多，也不放入怀中。”全部退还给他们。张奂端正自身，洁身自好，无不心悦诚服，威严教化大行其道。

汉朝韩韶担任嬴县县令，流民万余户进入县境，韩韶打开粮仓赈济他们。主管官员争辩说不可，韩韶说：“县令救活了濒临死亡的人，因此获罪，含笑入地了。”汉朝刘矩担任雍邱县令，以礼教化百姓，百姓都感悟自我改正。有打官司的人，他常把他们带到面前，训告说：“愤怒可以忍耐，县衙不可进入。”让他们回去再思考，打官司的人感动，各自散去。

汉朝仇香担任蒲亭长，鼓励百姓从事生产，制定科令，让子弟入学，赈济穷苦寡弱，一年之内教化大行。百姓中有个陈元，独自与母亲居住。母亲到仇香处，控告陈元不孝。仇香惊讶地说：“我最近经过陈元家，房屋整齐，耕种按时，这不是坏人，应当是教化未到位罢了。”母亲守寡抚养孤儿，苦身到老，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愤怒，抛弃多年的辛劳呢？况且母亲抚养别人留下的孤儿，不能成就，如果死者有知，百年之后，应当如何面对死者？”母亲哭泣着起身。仇香于是亲自到陈元家，为他陈述人伦道理，以祸福比喻。陈元感悟，最终成为孝子。

汉朝杜畿担任河东太守，致力于推崇宽厚恩惠，百姓有诉讼，为他陈述义理，遣送回去仔细思考。父老都自我责备怨恨，不敢再诉讼。

译鼓励耕种和养蚕，督促畜牧养殖，百姓富足殷实之后，再兴办学校，推举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整顿军事事务，讲求武备，河东地区于是得以安定。

译魏国胡质任荆州刺史，儿子胡威从京城来探望，胡质给他一匹绢。胡威说：“父亲清廉，不知从哪里得到这匹绢？”胡质说：“这是俸禄剩下的。”胡威这才收下。

北魏李崇任兖州刺史，兖州过去多有抢劫盗窃，李崇命令各村设置一座楼，楼上都悬挂鼓，盗贼发生的地方乱敲鼓，旁边村庄最先听到的人以敲一下为节拍，接着敲两下三下，不一会儿声音传遍百里，都派人把守险要之地，从此盗贼没有不被抓获的。后来任扬州刺史，寿阳久雨大水进入城中，房屋都被淹没，李崇率领军队停泊在城墙上，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只有两版高，将佐劝李崇弃城保全北山，李崇说：“淮南万里安危系于我身，一旦行动，百姓就会瓦解，我怎么能因为爱惜自身而在王尊面前感到羞愧呢？只是怜惜这些士民无辜同死，可以结筏子随着高地规划自行脱险，我必定与此城一同沉没。”

北魏房景伯任东清河郡太守，郡民刘简虎曾经对房景伯无礼，举家逃亡。房景伯抓获他，任命他的儿子为掾吏，让他去晓谕山贼。山贼因为房景伯不记旧恶，相继出降。贝邱有个妇人控告她的儿子不孝，房景伯禀报她的母亲崔氏。崔氏说：“百姓不懂礼义，哪里值得深责？”于是召来她的母亲与她同榻共食，让她的儿子侍立在堂下，观看房景伯供食。不到十天，儿子悔过请求回去。崔氏说：“这虽然表面惭愧，内心还没有改变，暂且搁置。”过了二十多天，儿子叩头流血，母亲流泪乞求让他回去，这才答应。最终以孝顺闻名。

隋朝梁彦光任岐州刺史，岐州风俗质朴厚道，梁彦光用清静来镇抚。调任相州，风俗险恶乖张，喜欢兴起谣言诉讼，梁彦光揭发隐藏奸恶，如同神明，豪强狡猾者潜逃，全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个乡设立学校，亲自策试，褒奖勤勉者，罢黜懈怠者，风化大变，不再有诉讼的人。

隋朝辛公义任并州刺史，到任先来到狱中，露天坐着审问，十几天间判决遣送完毕，回来处理新的诉讼，都当场决断。有必须禁押的，辛公义就宿在厅事，终究不回家。有人劝谏说：“公事有期限，何必自苦？”辛公义说：“刺史无德，不能使人不诉讼，怎么能禁押人在狱中，而自己安寝在家呢？”罪人听说后，都自己坦白服罪。后来有诉讼的，乡里父老急忙晓谕他们说：“这是小事，怎么忍心劳累使君？”诉讼者大多互相谦让而停止。

隋朝刘旷任平乡令，有异政，用义理晓谕诉讼者，都引咎而去。狱中草满庭院，可以张网。

隋朝郎茂任卫国令，有百姓张元预兄弟不和睦。郎茂说：“张元预兄弟本来互相憎恶，又因犯罪获罪，更加增加他们的忿怒，这不是教化百姓的意思。”于是慢慢用义理晓谕他们，张元预等人各感悔，顿首请罪，于是相亲睦。

唐朝李朝隐任长安令，宦官阎兴贵因事嘱托李朝隐，李朝隐把他关进监狱。

唐朝王邱任怀州刺史，皇帝封禅泰山，经过怀州，王邱除了供给牲畜外，一无其他进献。

唐朝崔沔任魏州刺史，皇帝封禅泰山，经过魏州，崔沔供给帷帐没有锦绣。

唐朝崔郾治理陕州，以宽厚，一个月不打一个人；等到治理鄂州，则严法峻诛，不宽贷。有人问他说：“陕地贫瘠，百姓劳苦，我抚慰他们，还怕他们受扰；鄂地肥沃，百姓轻捷，夹杂夷俗，不用威严无法治理。政令之所以贵在知道变通。”

唐朝柳仲郢任京兆尹，政令严明；出守河南，以宽厚治理。有人怀疑不像，说：“京城之下，先弹压；郡县治理，本在惠养。”

唐朝冯伉任醴泉令，风俗多嚣杂狡猾，冯伉著《谕蒙书》十四篇，阐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个乡给一卷，让他们传习。

唐朝元德秀任鲁山令时，皇帝御楼酺宴，命令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率领所部音乐，集楼下较胜负。元德秀只派遣乐工数人，连袂唱《于蒍于》。皇帝听说后认为奇异，说：“仁人的言语啊！”元德秀性格耿介廉洁质朴，士大夫佩服他的高尚【于蒍于，歌名，元德秀所作】

唐朝何易于任益昌令，刺史崔朴曾乘春与宾客属员泛舟出益昌，索要百姓拉纤，何易于亲自拉船。崔朴惊问，何易于说：“正值春天，百姓耕且蚕，只有县令无事，可以承担其劳。”崔朴惭愧，迅速离去。

唐朝阳城任道州刺史，治理百姓如同治理家庭。赋税不完成，观察使多次加责让。阳城自己评定考课说：“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

唐朝张全义任河南尹，明察人，不能欺骗，而为政宽简。外出看见田地美好的，就下马与僚佐共观。召田主，用酒食慰劳。有蚕麦丰收的，有时亲自到其家，全部叫出老幼，赐给茶彩衣物。民间说：“张公不喜欢声伎，看见未曾笑，唯独看见佳麦良蚕则笑。”有田地荒秽的，就集合众人杖责。有人诉说缺乏人牛，就召其邻里，责成帮助。

宋朝赵普任滁州判官，太祖与他谈话，认为他奇异。恰逢抓获盗贼百余人，将处死，赵普认为他们有冤，启奏太祖更改囚禁之所，保全活命十七八。

宋朝钱若水任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去向。奴父母在州诉讼，令录事审问。录事曾向富民借钱未得，于是弹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抛尸水中，

译于是失去了尸体。富户经受不住拷打，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案件上报州官复审，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若水独自对此产生怀疑，将案件搁置数日不判决。录事官到若水面前辱骂他说：“你是收受了富户的钱，想要帮他脱去死罪吗？”若水笑着道歉说：“现在好几个人都要判死刑，怎么可以不稍作停留仔细审视案卷呢？”案件搁置了十天，知州多次催促他，他都不肯办理，上下的人都对此感到奇怪。若水有一天到州衙，屏退左右的人说：“我之所以搁置案件，是暗中派人寻访那个女奴，现在已经找到了。”知州惊讶地说：“人在哪里？”若水于是暗中派人将女奴送到知州那里。知州便放下帘子，召来女奴的父母问道：“你们现在见到你们的女儿，认识吗？”回答说：“哪有不认识的道理。”于是从帘中推出女奴给他们看，父母哭着说：“正是她。”于是将富户父子全都解除刑具释放了。富户哭着说：“若不是您，我们全家都要被灭族了。”知州说：“这是推官的恩赐啊。”知州想要上奏朝廷论功行赏，若水坚决推辞说：“我只是希望案件公正，人不蒙冤罢了。论功行赏并非我的本意。朝廷如果把这当作我的功劳，那录事官又该置于何地呢？”知州感叹佩服地说：“像这样更是常人难以企及了。”

译宋代向敏中在西京任职时，有个僧人傍晚经过村民家，请求借宿，主人不答应。僧人请求睡在门外的车箱里，主人答应了。夜里有小偷进入那家，从墙上扶着一个妇人并带着衣物袋子出来。僧人恰好没睡着，看见了，心想自己不被主人留宿，如今主人丢失了妇人和财物，明天一定会抓我去见县官。于是连夜逃跑，跑进荒草丛中，忽然掉进枯井，发现妇人已经被盗贼杀害，先在里面了。第二天主人搜寻找到井中的尸体，抓了僧人去见县官，拷打僧人，僧人被迫诬陷自己说与主妇通奸，引诱她一起逃跑，怕被人抓住，就杀了她扔进井里。自己夜里不小心失足，也掉进去了。赃物在井旁丢失，不知被谁拿走了。案件审结呈报给府衙，府衙官员都不怀疑，只有向敏中因为赃物没找到而怀疑，把僧人提来反复审问，僧人认罪，只说某前世应当借此人一死。向敏中坚持追问，僧人才如实回答。向敏中秘密派官吏去查访盗贼，官吏在村里店吃饭，店里的老妇问他是从府衙来的，不知道他是官吏。问他：“僧人的案子怎么样了？”官吏骗她说：“昨天已经鞭打死了。”老妇说：“现在抓到盗贼怎么样？”官吏说：“已经误判这个案子了，即使抓到盗贼也不追究了。”老妇说：“说了也没关系。妇人是被这村少年某甲杀的。”官吏说：“那人在哪里？”老妇指给他看住处，官吏就到住处抓捕了他，审讯后全部认罪，并找到了赃物。全府的人都认为向敏中像神一样。

宋代张咏任崇阳县令，百姓以种茶为业。张咏说：“茶利丰厚，官府将垄断它，不如早点与众不同。”命令拔掉茶树改种桑树，百姓认为很苦。后来其他县垄断茶叶，都失业了，而崇阳的桑树都已经织成绢，每年达到百万匹。张咏曾坐在城门下，看见乡里有背着菜回来的人，问：“从哪里得到的？”回答说：“在市场上买的。”张咏生气地说：“你住在乡下，不自己种而吃，多么懒惰！”鞭打后赶他走。张咏在杭州时，有个富人病将死，儿子才三岁，就命令女婿掌管他的财产，并给女婿留书说：“以后想分财产，就把十分之三给儿子，十分之七给女婿。”儿子长大成人，果然因为财产打官司，女婿拿着信去府衙，请求按原约定办。张咏看了信，把酒洒在地上说：“你的岳父是聪明人，当时因为儿子年幼，所以把财产托付给你，否则儿子就死在你手上了。”于是命令把财产的十分之三给女婿，十分之七给儿子，两人都哭着道谢离开。佩服张咏明断。

宋代薛奎在开封任职，以严厉治理，肃清京城。京城百姓互相告诫说：“这人不可冒犯。”等到他在蜀地任职，就以仁爱著称。蜀地人喜欢动乱且容易动摇，薛奎以无事镇守，又能揭发奸邪，没有不中的。蜀地人爱戴且畏惧他，把他比作张咏但不苛刻。

宋代蔡齐任潍州通判，有百姓告发某家刻制税印，谋取非法利益，已经超过十年，牵连到数百人。蔡齐叹息说：“如果让百姓无处逃避，这是执政者的过错。”于是减缓案件审理，使十余人免死，其余都释放不追究。潍州人都说：“蔡齐恩德于我，使我改过自新做善人。”从此风俗教化大行。

宋代陈尧佐任寿州知州，当年大饥荒，陈尧佐自己拿出米煮粥，给饿的人吃，官吏百姓因为陈尧佐的缘故，都争着拿出米，救活数万人。陈尧佐说：“我难道把这当作私恩吗？大概是用命令率领人，不如自己带头让他们跟随。”任开封府知府，陈尧佐认为治理烦乱的方法，任用威严打击强暴，全面查访以防奸邪，就像激水想要它澄清一样。所以陈尧佐执政，一律以诚信，每年正月夜放灯，就把恶少年登记禁锢。陈尧召来告诫说：“尹把你当作恶人，你忍心做恶吗？”全部释放，五夜里没有一人犯法。

宋代韩亿任洋州知州，有个大校李申，在乡里以财富豪横，诬陷他哥哥的儿子是别人家的，贿赂乡里长得像的老妇，让她认作自己的儿子，又灌醉他嫂子把她嫁出去，全部夺走她嫁妆的财富。嫂子和侄子向州府申诉，以及提点刑狱司，李申贿赂狱吏，嫂子和侄子被鞭打拷问，反而自己诬陷认罪，受杖后离开。积累十多年，等到韩亿到任，又出来申诉。韩亿察觉他们的冤屈，于是取出前后案卷查看，都没有引用郛医作证。一天，全部召集他们的同党，站在庭下，拿出郛医给他们看，众人都认罪。母子恢复如初。

宋代杜衍任干州知州，不到一年，安抚使考察他的政绩，让杜衍代理凤翔府知府。杜衍审理案件，虽然明敏但审核更加精细，所以多次决断疑难案件，人们认为像神。他的文书出纳，推析毫发，整天没有疲倦的神色。至于制定条目，一定让官吏不能做奸邪的事为止。等到施用于百姓，就简单容易实行。西夏人叛乱，陕西困于征收，官吏趁机侵吞，调发督促，百姓甚至破产也不能满足，往往自缢投水而死。杜衍在永兴，对那里的人说：“我不能免除你们的劳役，但可以让你们不劳累。”于是进行安排，计算衡量物资有无贵贱，道路远近，放宽期限，依次输送。因此物资不暴涨，车牛草料食宿来往如平时，而官吏束手无策。百姓比其他州节省费用十分之六七。

宋代吴育执政简严，他治理开封，尤其先对付豪强狡猾的人，说：“我有什么能惠及这些人？去掉他们的危害罢了。”

宋代包拯任天长县知县，有告发偷割牛舌的人，包拯让他回去，杀牛卖掉。不久有告发私杀牛的人，

译包拯说：“为什么割了某家的牛舌，又去告发他们？”盗贼惊恐佩服。调任端州知州，端州每年进贡砚台，前任知州借着进贡的名义，往往以数十倍的砚台赠送给有权势的人，包拯命令制作的人只够进贡的数量，任期届满时没有带一块砚台回去。

译宋代胡瑗担任苏州、湖州两州的教授，制定严格的规章条例，并以身作则。即使在大暑天，他也一定穿着官服整天接待学生。讲解经书时，遇到重要的义理，就恳切地为学生讲述如何先修养自身而后治理他人的道理。湖州学宫以经义和时务为学习内容，因此设有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挑选通达事理且有才干的人居住；治事斋，每人各自专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所以他们出来做官，往往考取高等第，而且施政大多符合实际用途，就像老练的官吏一样，这是因为平时讲习有素。

宋代范仲淹掌管浙西时，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尸体枕藉在路边。范公发放粮食并招募百姓储存口粮，方法非常完备。吴地人喜欢竞渡，喜好举办佛事活动。范公于是任由百姓竞渡。太守每天在湖上设宴，从春天到夏天，居民倾巷出游。又召集各佛寺的主持，告诉他们：“饥荒年份工价极低，可以大兴土木工程。”于是各寺的工程纷纷兴起，又修缮粮仓和官舍，每天役使上千人。监察官员上奏弹劾杭州不体恤荒政，嬉游无度，以及公私大兴土木，损耗民力。范公于是自己陈述宴游和兴造的原因，都是为了发散富人的钱财，来惠及穷人。从事贸易饮食、工匠技艺和出力服役的人，依靠公私消费维持生计的，每天不下数万人。荒政的实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一年两浙地区只有杭州安定，百姓没有流离迁徙。

宋代韩琦调任开封府推官，处理事务不知疲倦。暑天汗水湿透脊背，府尹王博文非常器重他，说：“此人前途远大，而治理百姓如此勤勉，真是宰相的器量。”

宋代欧阳修知开封府，以镇静为根本，明察但不苛细，宽厚但不放纵，官吏百姓都感到安宁。有人用包拯的政事来激励欧阳修，欧阳修说：“人的才能性情各不相同，发挥其长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强迫其短处，势必达不到目的。”

宋代文彦博在成都，米价暴涨，于是就在各城门附近的院落，共十八处，减价卖米，不限数量。在大街上张贴榜文，米价于是下降。以前有时限制卖米的数量，有时压制市场物价，最终都不能平抑米价。这才知道处理事情必须讲究方法。

宋代程子担任晋城县令，百姓有事到县里，一定告诉他们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如何侍奉父兄，在外如何侍奉长辈。根据乡村远近划分伍保，让他们在力役上互相帮助，在患难上互相救济，使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凡是孤寡残疾的人，责令亲戚乡邻照顾，使他们不失所。行旅经过此地的人，生病都有人供养。各乡都有学校，闲暇时亲自前往，召集父老与他们交谈，儿童所读的书，亲自校正句读。教师教得不好，就更换。挑选优秀的子弟，聚集起来教育他们。乡民结为社，为他们制定规章，区分善恶，使人有劝勉有羞耻。做县令时，凡是坐的地方都写着“视民如伤”四个字。曾说：“程颢常常愧对这四个字。”

宋代张载担任云岩县令，政事以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为先。每月初一，备办酒食召集乡里高龄老人到县衙，亲自劝酒酬酢，使人懂得养老事长的道理。趁机询问百姓疾苦，并告诫训导子弟的意义。

宋代赵抃知越州，两浙发生旱灾蝗灾，米价暴涨，死者十之五六。各州都在街道路口张贴榜文，禁止增加米价，只有赵抃命令有米的人随意涨价出售。于是各州的米商纷纷聚集到越州，米价反而更便宜，百姓没有挨饿的。赵抃竭尽救荒的方法，开仓放粮劝人分粮，并用自己的家产带头，活着的人得到食物，生病的人得到药物，死去的人得到安葬。下令修筑城墙，让百姓靠劳力换取食物，所以越州人虽然饥饿却不怨恨。

宋代曾公亮知郑州，郡中多盗贼，曾公到任后，盗贼全部逃窜到其他地区，路不拾遗，百姓大门不闭，称曾公为“曾开门”。

宋代王安石知鄞县，修筑阳堤，决开陂塘，兴修水利，借谷给百姓，立定利息偿还，使新旧粮食交替，兴办学校，严格保伍制度，邑人感到便利【熙宁新法都源于此，然而在单一县邑可行，在全国推行则不可行】

宋代吕公着掌管六郡，每天五更起床，天亮时审理诉讼，以和乐平易为政，不严厉却严肃。

宋代曾巩通判越州，年成饥荒，估计常平仓的粮食不足以赈济，而住在田野的人不能都到城里，到城里的聚集在一起，有瘟疫的担忧。提前告知属县，召集富人，让他们如实申报粮食数量，总共得到十五万石，比照常平仓价格稍加利息卖给百姓，百姓可以方便地领取粮食，不出家门就能吃饭。多余的粮食价格平稳。在州务上致力于消除百姓疾苦，严惩奸恶强横而宽待贫弱，说：“为害百姓的人不除去，那么我们的百姓就不安宁。”当时州县没有让百姓编为保伍，曾公独自在辖区内实行，使稽查居民和行旅的出入，过夜都有登记。有盗贼就击鼓互相救援，又制定方略，明确赏格购求，紧急追捕，并且允许人们自首，所以盗贼发生就能抓获。曾公所到之处，发布教令，下达给各县，责成属官估计缓急，约定期限，期限未到不再发书督促，期限到了不报告，就追究罪责，期限与事情不相符，听任县官自己说明，另外约定期限，而追究约定者如果有追逮，州不派人到县，县也不派人呼喊其门。各县起初不太听从，曾公小的就处罚典吏，大的就连同县官一起弹劾，于是没有人敢怠慢，事情都在期限前完成，百姓不知道骚扰，所节省的文书往来数十倍。

宋代范纯仁知襄城县，久旱不下雨，范公估计将来一定缺粮，于是登记境内

译在客船上，召来船主并晓谕他说：“百姓将没有食物吃，你们这些商贩只把五谷储存在佛寺中，等到缺粮的时候，我作为你们的主人来出售。”众商人听从命令，运输贩卖不停，直到春初，所积蓄的粮食不少于十多万。各县发生饥荒，唯独境内百姓不知道。

译宋代陈襄担任蒲城县主簿，恰逢县令缺位，陈襄独自主持县政。蒲城县疆域辽阔，世家大族众多，历任县令很少能制服他们，蒙蔽欺骗、请托私情，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陈襄查究这些弊端，诉讼案件难以审理，而对于积压已久的案件，他穷究根本，剖析决断，不留余弊。每次审理案件，必定让几个人环绕站立在前面，私下求见的人无处施展手段。因此县民知道不可干犯，老奸巨猾、惯于贪污的人缩手丧气。先前有诏令要求郡县兴办学校，陈襄于是告知县里的富人拿出多余的钱财修缮校舍，学校建成后，让县里的子弟入学。陈襄为入学学生讲解阐述，从不厌倦，从远方来求学的士人多达数百人。部使者安刑部刚上任到该县，陈襄立即以十件有利于百姓的事向他请示，安刑部都予以实行，百姓因此受益。陈襄担任浦城县令时，有人丢失物品，抓获了嫌疑人，但不知道谁是盗贼。陈襄于是欺骗他们说：“某庙有一口钟，能辨别盗贼，非常灵验，派人迎接安置在后厅祭祀。”带领众囚犯站在钟前，自己陈述不是盗贼的人摸钟则无声，是盗贼的人摸钟则有声。陈襄亲自率领同僚向钟祈祷，非常严肃，祭祀完毕后用帷帐遮住钟，于是暗中让人用墨涂抹钟，过很久后带领囚犯逐一伸手入帷帐摸钟。出来后查验他们的手都有墨迹，只有一名囚犯手上没有墨迹，审问后便承认是盗贼。大概是因为害怕钟发出声音而不敢摸吧。这也是古代的方法，出自小说记载。陈襄担任常州知州时，运河横截震泽的积水，无法向北流入长江，成为常州、苏州等几个县民田的祸害。陈襄根据运河的丈尺对应民田的步亩，分配任务挖掘，深度和宽度都有制度，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于是削平望亭古堰，震泽的积水得以向北流，民患因此消除，田地干旱时有水灌溉，年年丰收。

宋代朱熹担任南康军知军，正值当年不下雨，他讲求荒政，救活了许多人。闲暇时到郡学，带领士子与之讲论，探访唐代李渤白鹿洞书院的遗址，上奏恢复其旧貌，制定学规，让守吏遵守。朱熹担任浙东常平茶盐提举时，浙东发生大饥荒，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给其他郡县，招募米商，免除他们的赋税。等到他到达时，米已经聚集。朱熹每天钩稽访查民间疾苦，巡视境内，单车出行，屏退随从，所到之处人们来不及知晓。郡县官吏畏惧他的风采，甚至自行离职，所管辖地区肃然有序。凡是政令有不利于百姓的，全部革除。乾道四年，百姓粮食匮乏，朱熹向官府请求，获得常平米六百石用于赈贷，夏天从仓库领取粟米，冬天则加算利息折算米来偿还。此后每年随收成敛散，歉收年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则全部免除。共十四年，以原数六百石归还官府，现存米三千一百石，作为社仓，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收取损耗米三升。因此在一乡四十五里之间，即使遇到歉收年，百姓也不缺粮食。其方法是以十家为一甲，甲推举一人为首领，五十家则推举一人通晓事理者作为社首。那些逃亡的军士以及品行不端的人与有税粮衣食不缺者，都不得加入甲。那些应加入甲的人，又询问他们愿意与否，愿意的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升，五岁以下者不列入名册借贷。那些归还潮湿、变质、不实米的，有惩罚。

明代陈灌担任宁国府知府时，天下初定，百姓抛弃诗书已久。陈灌建立校舍，聘请老师，选拔俊秀子弟受业，教化遍及远近。访问疾苦，禁止豪强兼并，创建户帖以便稽查百姓。利用闲暇时间伐石筑堤，建造水门蓄泄，保护濒江田地，百姓都依赖他。有因盗窃麦舟被判死刑的，判处死刑的有数十人。陈灌复审说：“船是漂流来的，愚昧百姓哄抢，并非谋划抢劫。”只判处为首的一人，其余全部减死。

明代方克勤担任济宁府知府，将荒地开垦为九等，按等级征收赋税，官吏不得作弊。荒野日益开辟，又建立社学数百所，修缮孔子庙堂，教化兴起。盛夏，守将督促民夫筑城，方克勤说：“百姓正忙于耕耘无暇，为何要重重困迫他们？”将此事密报中书省，得以免除劳役。任职三年，不用鞭打扑责，户口增加数倍，全郡富足。方克勤治理，以德化为本，不喜欢追求名声。曾说：“追求名声必定树立威严，树立威严必定祸害百姓，我不忍心。”自己生活简朴，一件布袍十年不换，一天不吃两次肉。

明代吴履担任南康丞，南康风俗强悍，吴履任职数月，揭发奸邪潜伏之事如老狱吏，大家都非常惊讶，相继收敛行迹，于是改为崇尚宽大，与民休息。知县被部民辱骂，抓捕不到，愤怒地拘禁了所有乡邻。吴履查阅狱案询问缘故，立即释放他们，禀报说：“冒犯您的是一个人，他的邻居有什么罪？现在拘禁的人多，而抓捕未止，紧急之下会有变故，怎么办？”县里有淫祀，每次祭祀都有蛇从户中出来，百姓指认为神。吴履捆绑巫师责罚他，将神像沉入江中，淫祀于是断绝。吴履担任潍州知州，山东百姓常以牛羊代替秋税，吴履与百姓计算说：“牛羊有死亡瘦弱的祸患，不如缴纳粟米方便。”后来上官命令百姓送牛羊到陕西，其他县百姓多破家，只有潍州百姓保全。

明代万观担任严州府知府，府东境七里泷有数百艘渔舟，时常抢劫行旅。万观将十艘船编为一甲，命令划定区域巡逻警戒。不到一个月，盗贼屏息敛迹。于是鼓励学校，劝勉农桑，上奏减少织造，以银代替丝税，百姓都感到便利。

明代叶宗人担任钱塘县知县，县为浙江省会，徭役繁重，豪强有力，往往勾结狡猾官吏获取钱财役使贫民。叶宗人命令百姓自报甲乙，书写在册按次序签派徭役，徭役于是均平。曾经处理政务，有蛇登上台阶，好像

译有人来申诉冤情。宗人说：“你有冤屈吗？我替你审理。”蛇随即出现，宗人派差役跟随它，进入一家饼店，在炉灶下发现了尸体，原来是饼店店主杀人后埋藏的。又有一次，宗人在江中巡查，发现一具死尸挂在船舵上，推问查究，原来是乡里无赖所沉，于是这些人全都伏法。县里的人认为宗人神明。按察使周新敬重宗人，一天趁宗人外出，悄悄潜入他的房间，看见厨房里只有一包银鱼干，叹息着离开了。

译明代卢熙任睢州同知，代理知府事务。恰逢御史前来清理军籍，立刻搜括现存的百姓充数，像这样征发了一千人。卢熙纠正了名册，只按实际人数应募。御史发怒，指责卢熙违抗诏令，卢熙严词争辩说：“睢州的户口仅满千人，如果全部充实军伍，睢州将无人居住，又用什么来守备呢？”御史更加愤怒，但最终没能改变卢熙的做法。

明代李信圭任清河县知县，该县土地贫瘠且地处交通要道，官府的船只每日接连不断，役夫动辄数以千计。前任县令请求借调术阳县五百人协助，但这些人离家遥远，衣食艰难。李信圭请求免除他们的协助劳役，改为代为缴纳清河县额外赋税的三分之二，两县都感到便利。当地风俗喜好挖掘坟墓纵火，李信圭制定了十三条教戒，命令乡民写在牌子上，每月初一、十五警示告诫，并且命令记录百姓勤勉懒惰、善恶行为上报，风俗因此改变。宣德三年，李信圭上疏说：“本县地广人稀，地处要冲，使节往来不绝，每天征发百姓拉船，壮丁已经用尽，劳役波及老人小孩，妨碍废弃了农事。前年兵部有令，公务紧急的船只给予五人，不紧急的则不给予，如今这道命令不执行，役夫没有限度，有一艘船多达四五十人的。凶威施加，谁敢质问？有时遇到顺风，步行追赶不上，官船上的役人就没收他们携带的衣粮，使他们遭受寒冷饥饿。请求重申前令，怜悯这些畏难的人。”朝廷听从了。宣德八年，他又说：“从江淮到达京师，沿河郡县都命令军民拉船，如果没有卫所军队，那么民夫全部由官府派出。州县每年征发两三千人，昼夜等待，而上官又不区分杂役汛期，差役一律派及，导致田地荒芜，百姓没有积蓄，稍微遇到歉收年份，就老幼相携，沿路乞讨，实在可怜伤痛。请求从仪真到通州，全部免除杂役，使他们能尽力于农田，同时供应夫役。”皇帝也听从了。从此其他郡县也蒙受恩泽。

明代李骥任河南府知府，境内盗贼众多。李骥设立了火甲制度，一户被盗，同甲的人赔偿他。并在犯人家门上大书“盗贼之家”。又撰写劝教文章，摇动木铎巡行宣告。从此人们都改过自新，路不拾遗。郡中有伊王府，王爷多次请托，李骥不从。宦官及校卒虐待百姓，也被李骥抑制。

明代李湘任东平州知州，除常禄外一无所取，训诫官吏百姓如同对待家人一样。城东有一个大村落，水坝源头出自泰山，雨水积聚就为民患，李湘上奏征发丁夫修筑堤坝。州及所辖五县土地多荒芜，他大力督促百姓开垦，公私都充实。

明代赵豫任松江府知府时，卫军恣意横行，赵豫抓住其中特别恶劣的杖责并流放到边疆，众人于是顺服。他一心安抚百姓，与民休息，挑选良家子弟中谨慎厚道的人做吏员，用礼法训导他们，平均徭役节省费用，裁减吏员十分之五。在任十五年，清静如一日。

明代陈问任南昌县知县，为官清廉节俭。南昌人说：“豆腐知县，曾经知道县令豆腐香。”

明代曾泉被贬为汜水典史，操行廉洁，为官勤敏，不因降职贬谪而有偷惰之心。亲自督促百姓开垦荒地，收获谷麦，砍伐木材，准备营建修缮，通商贾，偿还拖欠的债务。官府有储备，百姓没有苛扰。有了盈余后，才制造舟船，购置棺椁，供给百姓器用。百姓婚丧不够用的，都资助他们。

明代丁积任新会县知县，为政以教化为本，而主于仁爱。权豪退避，重申洪武礼制，参用朱子家礼，挑选德高望重的老人教诲引导百姓。良家子弟荒废学业，聚集在廊下，让他们每天诵读《小学》，亲自为他们解说，风俗大变。百姓出钱交给官府供应役使，名叫均平钱。后来官吏贪婪，又命令甲首出钱供应使用，叫作当月钱。贫困的人甚至卖儿女。丁积全部杜绝，当地迷信巫鬼为害，他拆毁淫祠。不久当年大旱，他在圭峰顶筑坛，早晚伏在坛下八天，大雨倾盆，而丁积于是得病去世。

明代田铎任蓬州知州，州东南有江洲八十二顷，被豪强占据，田铎全部归还给百姓，建造大小二十四座桥，又开凿三溪山以便行人。御史巡视到蓬州，寂静没有诉讼的人，感到惊讶，后来才知道没有冤民，叹息而去。

明代唐侃任永丰县知县，不携带妻子儿女，只与一两个童仆，吃粗饭豆羹居住。时间久了，官吏百姓信服。永丰风俗刁钻，诉讼崇尚鬼神，尤其喜好俳优，唐侃禁止了。

明代汤绍恩任绍兴府知府，刚到任，新建学宫，广泛设立社学。当年大旱，他徒步在烈日中祈祷，雨就降下，缓减刑罚，体恤贫弱，表彰节孝，民情大和。其中最被称为永利的，就是三江闸。山阴、会稽、萧山三县的水，汇聚三江口入海，潮汐每天到达，拥沙而入，停沙而出。天久不下雨，那么潮水更加深入而沙子更加堆积，像山丘一样。遇到连绵大雨，水被沙阻挡，不能迅速排泄，良田于是成为大水，不得已决堤以排泄。堤决则担忧旱灾，每年苦于修筑没有止境。汤绍恩遍行水道，到三江口，看见两山对峙，水灌其中，高兴地说：“这下面一定有石根，在这里建闸吗？”探查果然如此，于是动工。先投入铁，迫使蛟龙远徙；其次填石，接着用笼子装砖屑沉入，使鳅鲵不敢穿洞。工程未过半，屡次被潮水冲击，不能完成，怨恨诽谤纷纷兴起。汤绍恩不为所动，向海神祈祷，潮水几天不到，工程于是完成。修筑五十多寻，建闸二十八座，在内设备闸三座，以防大闸崩溃；外两涯则筑石堤四座

译百余丈，阻挡潮水，使其不成为水闸的祸患。建成后，在柱石之间刻下水位标记，让后人根据水势随时开启或关闭闸门。从此，水田全部变成了肥沃的土地，三个县方圆数百里之间不再有水患的忧虑了。

译明代徐九思任句容县知县，刚上任时，谦恭谨慎，好像不能胜任。不久，有个小吏袖藏空白文书偷盖官印，徐九思揭发他的奸诈，依法论处。人人都感到恐惧。他治理政务，对孤苦贫弱的人务施恩惠，而对付豪强狡猾的人特别严厉。打官司的人，鞭打不超过十下。各种催缴赋税的事，预先规定期限，逾期让乡里老人去逮捕而已，衙役不敢到乡间村落。年成荒歉，米价暴涨，巡抚发放仓库粮食数百石，让他平价出售，并将钱款交给官府。徐九思说：“那些买粮的都是豪强，贫民即使平价也买不起。”于是按当时市价卖出一半，将钱款还给官府，用剩下的粮食煮粥给饥饿的人吃。粮食多就让人们量力背负带走。那些山谷偏远的人，就就近向富人借粮，由官府偿还。保全活命的很多。他曾经说：“即使天子布施大恩惠，怎么能人人免除租税、赐给复业？只在于我们酌情处理缓急罢了。”

明代曹祥任新昌县知县，公正刚直，不可请托，然而胸怀坦荡没有权谋，诉讼片言即决，鞭打至十下为止，天将黑就回家。他让妻子耕种，偶尔抓捕一两个诉讼中的狡猾之徒，驱逐出境。乡里全力防备荒年，修筑堤坝抵御溪水，有堤堰阻碍水流被豪强把持，曹祥立即决断处理。制定嫁娶礼制，禁止杀女婴，摧毁淫祀神庙。九年，风俗大变。县城位于交通要道，他不修饰厨房和驿站。吏部郎中应大猷称赞曹祥：严厉而不苛刻，办事而不扰民，明察而不琐碎，廉洁而不矫饰，受挫而不屈服，严峻而不激进，成功而不懈怠，困顿而不乞求。是循吏中的第一。

明代庞嵩历任应天通判，升任治中。年成饥荒，上官命令他督理赈济，公粮用尽，他向大户富家借贷，保全活命的有六万七千多人。于是免除积欠的赋税，延缓征收徭役，勤劳招抚恢复产业的人，又有十万余人。百姓苦于徭役繁重，他尽力调剂，凡是优免户以及寄居客户、诡称官户、寄庄户、女户、神帛堂、匠户，都让他们出来服役，百姓的困苦大为缓解。江宁县有两个乡频繁遭受水患，居民只剩下七户，庞嵩为他们修筑堤防，得到田地三千六百亩，招募贫民耕种，流亡的人全部返回。多次平反冤狱，外戚王涌、举人赵君宠强占良家妇女并杀人，庞嵩都将他们绳之以法。召集诸生在书院，一起讲习，每年独自骑马巡视县境，带着酒浆随行。

明代胡友信任顺德县知县，每年的赋税往往由奸诈的胥吏包揽缴纳，稍微用所得利益贿赂上级官吏，称为月钱。胡友信与百姓约定，每年分三期缴纳，多少都由百姓自行缴纳，不取盈余，乡里没有浪费，而公家赋税得以充足。海盗突然发动，官军前往讨伐，辖区内的乌洲、大洲是贼人的巢穴，许多恶少充当贼人的耳目，胡友信全部勾捕得到，用精锐士兵捣毁巢穴，诛杀首领，其余党羽解散。乡里设立四应社，一乡有警报，三乡击鼓救援，不救援的罪同于贼人，贼人不敢发动。年成大荒，百姓饿死，没有敢作恶的。起初，胡友信担心百姓轻视法律，用严厉的手段治理，后来法令行禁止，改为宽大，有时十天不鞭打一人。他治理县政像治理家一样，破旧修缮、废弛举荐，学校、城池都更新，督促考核县里子弟，教化兴起。

明代朱邦臣任峄县知县，大饥荒，百姓啸聚为盗。朱邦臣打开粮仓赈济，单人匹马进入，安抚众人，众人感动哭泣，返回田间。任仙居县知县时，刚遭受倭寇灾难，这时又报告倭寇到来，百姓都深入山中。有人劝他离开，他说：“城亡，我亡，是命数。”率领士民登城坚守四十昼夜。倭寇逼近城池数里，朱邦臣在通衢张贴告示，说客兵四处集结，紧急征集柴米供给军饷。又在水边多设大筏，迷惑贼人，贼人于是夺取筏子渡过苍岭离去。有一百多贼人入境，朱邦臣包围他们，贼人饥饿，出来搏战，官军假装败退，遗留干粮并下毒，贼人争着吃，全部被擒。不久，催租的公文下达，百姓千人抬着土还官，在朝廷喧哗。朱邦臣命令他们散去，侦察出最狡猾的两人杖杀，戍边五十多人。

明代张淳任永康县知县，吏民向来多奸诈狡猾，罢免了七任知县。张淳到任，日夜查阅案卷，诉讼的人数千人像刺猬一样聚集，他剖决如流，吏民大为惊服。大盗卢十八抢劫库银十余年未被抓获，御史将此事交给张淳。张淳限定三个月必得盗贼，并请求御史每月下达数十道公文。等到公文屡次下达，张淳假装笑着说：“盗贼逃跑很久了，从哪里抓捕？”搁置不执行。某吏的妻子与卢十八通奸，该吏颇为卢十八耳目，听到张淳的话告诉卢十八。卢十八心里自安。张淳于是胁迫该吏，假装因欠钱入狱，而愿意用妻子代替。卢十八听说后，急忙去看望妻子，趁醉擒获他。等到报告御史，仅仅两个月罢了。百姓有细微嫌隙，就以人命诉讼，张淳查验无实据就定罪，从此没有诬告诉讼的人。年成干旱，抢劫公然进行，下令：“抢劫者死。”有抢五斗米的人，张淳假装取死囚杖杀，并张贴罪状说：“这是抢米的人。”众人都慑服。

明代陈幼学任确山县知县，政务惠及百姓，积存粮食一万二千石以备荒年，开垦荒地八百余顷，给贫民牛五百多头，核实黄河退水地一百三十余顷分配给百姓，乡里妇女不会纺纱的授予纺车八百多辆，建造房屋一千二百多间安置贫民，建造公廨八十间供六曹官吏居住，让他们食宿其中，节省公费六百多两代替无法征收的正赋，栽种桑榆等树三万八千多株，开凿河渠一百九十八道。布政司刘浑成的弟弟刘灿成帮助妾室杀妻，依法惩治。行太仆卿陈耀文的家人犯法，立即逮捕惩治。调任中牟，秋收时飞蝗蔽天，陈幼学捕蝗得到一千三百多石，于是没有成为灾害。县城原本是土城，低矮且坍塌，给饥民粮食让他们修筑，工程完成，百姓

译不知役。县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难以开垦，他下令递交诉状的人必须缴纳十斤草，不久草就收尽了，得到肥沃田地数百顷，全部归百姓所有。大泽积水占据了二十多里肥沃的土地，幼学疏通河道五十七条，开凿渠道一百三十九条，都引入小清河，百姓获得巨大利益。大庄一带多水，他修筑十三道堤坝阻挡洪水，供给贫民牛只和种子，供给贫苦妇女纺纱工具，数量都超过确山县。调任湖州府，刚到任就扑杀了豪强的恶奴。有个叫施敏的，是士族子弟；杨升，是人家奴仆，在郡中横行霸道。幼学打算惩治施敏，把他关进监狱，施敏贿赂权贵嘱托巡抚，巡抚发公文要求亲自审问，幼学坚持不释放，公文催促越急，幼学立即杖杀了施敏。其他奸恶豪强又判决处死几十人，只有杨升畏惧灾祸收敛行迹，暂时搁置。幼学心想自己一旦离去，杨升必定再次逞凶，于是逮捕他并处以死刑。幼学憎恶坏人严厉到细微之处，百姓致力于保全他，所有孝子、节妇、善人没有不表彰的，全郡治理得很好。连绵大雨下了几个月，庄稼全部枯死，幼学大力推行荒政，救活饥民三十四万多人。

译清朝于成龙担任武昌府同知时，推行保甲法。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他必定亲自查验。他精简随从，步行巡视，不扰民。他的方法是十家互相担保，如果有可疑的人，不责成十家出具保结，只在其名下写上“无保”二字。这样他的踪迹可疑就显而易见了，但也不立即治罪。他叫来那人告诫说：“你从今以后要学好，日后地方上有事，我必定追究你的罪责。”往往有人因此远走他乡。他曾外出看见一个挑担卖货的人，买了四五斤肉，便问他说：“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肉？”家里是有祭祀吗？那人回答说：“只是有客人罢了。”于成龙说：“你这样不节制，必定会导致贫困。贫困就不得不借贷，借贷多了就无法还清。无法还清就没人肯借，没人肯借就无法谋生。无法谋生就不得不做小偷，逐渐沦为强盗。这怎么可以长久呢？”责打了他五板后让他离开。

清朝陈肇昌担任宝鸡县知县，催缴赋税不使用鞭打，而是委婉地劝导。那些极度贫困、无法还清旧债的人，他设法通融，凡是豆类、麦类、粟米、布匹、杂物等都允许抵缴，或者发放工钱，或者随时出售，百姓觉得很方便。恰逢府衙倒塌，按规定应由各县轮流修缮，宝鸡县需要数千名劳役，过去都由里长私下摊派，吏员和佐贰官都说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陈肇昌半夜犹豫不决，突然跳起来说：“有办法了。”第二天早晨点名让欠粮的贫户充当劳役，准许发给粮票，大家都欢呼着去服役。所花费的工钱只有里长摊派的十分之二。

清朝陆陇其担任嘉定县知县，有一个姓汪的大商人，平时结交上级官员，在县城里横行霸道。他的仆人强夺卖柴人的妻子，前任知县偏袒包庇他。到了陆陇其任上，卖柴人来控告，汪某无法隐瞒，被迫归还卖柴人的妻子。汪某非常害怕，派认识的人去探听陆陇其的意思。陆陇其说：“法律是为那些坚持作恶到底的人设立的，人没有不可改过自新的，怕什么呢？”汪某感动流泪，改正了过错。大场镇有个百姓，哥哥贫穷向弟弟借钱，弟弟不答应，哥哥就搬走东西离开。弟弟贿赂巡检司，以盗窃报案，这其实是弟弟岳父主使的，陆陇其于是严厉惩罚了岳父。他叫来弟弟说：“他是你的哥哥，你却把他当作盗贼，不遵守弟弟的道义，也要责罚你。”又叫来哥哥说：“你是兄长，不能自立，使弟弟陷入不悌的境地，也要责罚你。”两人都感激信服地离开了。有人控告儿子不孝，陆陇其自责说：“是我德行浅薄，导致你们父子落到这步田地。”于是委婉地开导，父子都哭了，这才让他们回去。有富家想严惩贫民，陆陇其在文书上批道：“富人的体面，确实是体面；但穷人的肌肤，也是肌肤啊。”后来富人家感念恩德，缴纳赋税总是最先完成。又有金氏女子幼年丧父，由舅舅陈生抚养，她的族人把她卖到旗下，陈生诉讼，前任知县无能为力。陆陇其等到他们来取地方官的印信文书时，就捐出俸禄出具公文申请，最终让女子回到陈生身边。后来练川遗爱碑上记载：“陆公刚上任时，从早到晚，庄重严肃，言谈笑语不随便对人，下属仰望他如同神明。处理事情平和，说话详细审慎，人们又信服又爱戴他，这是陆公严明法度的表现。”他四更天起床，签署文书等待天亮，辰时出来处理事务，有时直到太阳偏西还不吃饭，夜深才休息。规划安排清晰明确，各种事务没有滞留，一个道理没有想通，整夜不睡觉，这是陆公勤于政事的表现。在催缴赋税的初期，他把里长都叫来命令说：“钱粮是朝廷的国税，百姓能急公好义，自身家庭快乐；县官也能得到安逸，有工夫做好事来惠及百姓。对于你们不是仇敌，何必苦于每天鞭打责罚？况且一次鞭打必定私下给衙役钱，如果雇人代受责罚，又应当给雇工钱，这两者都是虚费，却落得欠粮受责的名声。为什么不省下这些钱来凑足正数，这样你我都能安心。”从此四乡响应，这是陆公善于催缴赋税的表现。见到百姓就告诉他们民众道义所应当做的，遇到读书人就劝勉他们学习以期望成为圣贤，见到农夫就劝勉他们努力耕种以供给生活，遇到工匠就告诉他们要精益求精，遇到商人就告诉他们要平抑物价。陆公取予有度，有个官宦子弟犯罪，陆公把他的父亲请到大堂上责打，说：“我和你父亲是朋友，你还是我的晚辈。晚辈有不肖之处，不可不责罚。”这是陆公推广教化的表现。禁止酬神赛会和戏班演出，这是陆公端正风俗的表现。练川过去多无理诉讼，陆公虚心详细审慎，百姓才开始不敢欺骗，胥吏的足迹不到村落，这是陆公神明断案的表现。有人嫌弃女婿贫穷而送钱请求断绝关系，陆公收下钱，就把钱给女婿，说：“女婿不穷了。”最终让他们成婚，这是陆公杜绝贿赂的表现。吴下文风日益浮夸诡异，心术已经卑劣污浊，文章也变得靡滥，陆公说作文是为了阐明道理，评文是为了观察品德，所以每次和读书人说话无非是这个主旨，这是陆公振兴士行的表现。他担任灵寿县知县，该县贫瘠，陆公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自己陈述八条措施：一到任不使用地方夫役，官署自行修葺，以大义劝勉百姓急公好义，不使用鞭打，火耗一概革除。一是知道杂派累民，凡是地方公事极力请求减省，不可减省的由自己捐资筹备。一是禁止当铺，只允许按律取息，革除一切无名牙税。一是看见健讼成为民害，不轻易批准诉讼，每次就其控告开导以孝悌忠信，讲明乡约，消除旧习。一是严禁赌博，清查保甲，以杜绝盗源。一是训诫诸生，不得重文轻行。一是因为土地贫瘠百姓贫穷，接连遭受水旱灾害，所以谨守治道清净的原则，弊端只去除太过分的，法律多顺应人情土俗，不敢骤然更改。考察卫水的源头和流向，随即命令疏浚。

译（他）致力于兴修水利。看到守道请求免除“灰车”的差役，所谓灰车，是指焚烧后产生的灰烬，按规定派遣京畿地区的县役夫运出【另一种说法是前往石灰厂运灰以供皇家工程使用】。灵寿县小县被派五辆车，比大县反而更多，每年的盘缠费用大约六七百两银子，前任县令请求免除未获批准，公再三极力请求，监司最终不答应，直到公请求被参劾罢免以纾解民力，才允许减少两辆车。春季赈济饥荒时，有人敛财演戏，公严厉斥责为首之人，用所敛钱财买米施粥，并确定施粥日期。处理公文之余，常到学宫听诸生讲书，有想提问的人，依次上前请教，直到中午才散去。听说阜平县不采用里长点粮，而是由粮多者担任单首，公认为这种方法很好，于是废除里长，因编审人丁缺额而详请参劾罢免（相关责任人）。他说：“灵寿县人丁旧额一万四千零，因为编审者只怕被户部驳斥，必定要求足额，而且必须稍微超出才罢休，所以逃亡绝户都不敢剔除，反而摊派给现存的人户，沟渠中的枯骨仍是册上的人丁，年幼的孩子已列入催征的名册，加上连年荒旱，现在的百姓不能自给，却又责成他们包赔，所以民生日益困苦。在编审时，有虽逃亡但有下落可招抚的，有虽死亡但有地产遗留，即酌情加给承受之人的，有孩童而有产业的，以及穷困垂死的，都不准剔除，而应增加的人数不足以抵销删去的人数。如果照旧摊派，一点良心都不肯自昧。又说：县官平日不能安抚，以至户口缺额，听候上级处分。灵寿连年受灾，其他县害怕大吏驳斥核查，隐瞒不申报，唯独公极力陈述请求，屡次触犯大吏的怒气，也不顾惜。曾议复均甲，大致说：均役的方法，江南钱粮浩繁，里甲多少参差不齐，难以按数计算，所以均里均役确实是善政。灵寿县钱粮不多，如果实行均甲之法，必定割补彼此，不仅滋扰百姓，反而滋生弊端。而且民间交易无常，几年后过户依旧参差不齐，想要统一，必定费尽周折。又说：均里均役，大抵是从行差不均、豪强包揽的角度出发。但行差有两种，其条鞭法内的行差按亩计算，原本没有不均。至于额外的行差，如军需采办一切按规定不准奏销的，都是私自派给百姓，名为设法无碍，不过是掩耳盗铃之计。这类州县官不能在绅衿中实行，所以包揽产生而不均，实在严重。现在百姓的痛苦只在私派，有私派就有包揽，如果不能清除私派的源头，即使每天换一种方法，弊端仍然如故。应该命令赋税繁重的地方稽核困难的，听任实行均役之法以便清查；赋税简单的地方听任其照旧，以节省纷扰，而严查包揽，禁止滥派。”又因为房地税常常不及额，分派给里下，详请酌情减免。一宦家失盗，吏员说申文不当用“强劫”二字，公不愿隐忍含糊，竟以“劫盗”上报。郡守怕连累自己，捉拿吏员痛打，公不为所动。不久抓获盗贼，即将定罪。大中丞命令改为“窃”，郡守急忙传谕奉行，公宁愿以诚实去官，最终不改。郡守嘱咐失主游移其词，于是将盗贼中的巨恶杖毙，公恻然说：盗贼有可杀之罪而杀之不以其法，他的刚毅就是这样。井陉县苍岩山，俗传是天女修道之所，土人在春季聚众敛财，制作氐山坐神像置于其上，称为驾舁至山焚之时，为首者乃是一隶卒，公命令舁入焚于庭，罚所敛钱财修马神庙，因此禁止进香。庚午年春奉命赈饥，灵寿县发银三千两，公每日裹粮驰驱，深山穷谷无所不到，审查其众寡而酌情给予。吏胥不敢侵吞冒领，当时刺史约定以二千金，及民其余缴上官，作为勘荒费。公认为此银是加惠穷黎的，有司扣作虚费，是上负朝廷，下表百姓。竟尽数给发，邻邑有已散而复追者，公毅然不为所动。

译筮仕金鉴下

棣香斋丛书

邵嗣宗蔚田辑，曾孙廷烈谨校

纪言

周国侨说：“政事如同农事，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端以成就它的终局，早晚去实行它，实行时不超越思考的范围。”

周鬷艹伐说：“看待百姓如同看待子女，见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

汉鼌错说：奉行法令不容许有私心。

汉章帝说：“安定的官吏，诚恳朴实没有浮华，每天计算似乎不足，每月计算却有余裕。”

汉班固说：“谨慎修身率先垂范，居处廉洁公平，不至于严厉而百姓顺从教化。”

汉傅翙说：“做官吏只有勤勉和清廉，清廉则法纪自然施行，勤勉则事务没有不治理好的。”

宋张咏说：“侍奉君主的人，廉洁不诉说贫穷，勤勉不诉说辛苦，忠诚不诉说自己的功劳，效忠公家不诉说自己的才能，这样就可以侍奉君主了。”他对李畋说：“你将来治理政事，诚信达到百姓，然后教导他们；言语符合道义，然后劝勉他们；行动合乎礼仪，然后教化他们；安静没有私心，然后百姓安定而乐于从事职业。实行这四点，首先要率先端正自身。”

宋杜衍对门生说：“你的才能器量，一个县令的职位不足以施展。然而务必应当隐藏锋芒，不要显露圭角，磨去棱角像瓦片一样契合，寻求合乎中道就可以了。县令的进退休戚，系于上级长官。好的二千石长官，现在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如果不被上级了解，你怎能施展志向，只是徒然招致祸患罢了。”又说：“做官第一要清廉，不要追求被人了解。如果追求被人了解，同僚中不谨慎的人很多，必定会诬陷你。上级又不加以明察，正好招致祸患。只是在其中从容自得，默默实行，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宋邵雍说：“新法施行，这是贤者应当尽力之时。新法固然严厉，能够宽缓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的恩赐。”

宋程颐说：“即使是一命的小官，如果心存爱护万物和百姓，必定有所成就。知道考察古制爱护百姓，那么对于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职务不能靠巧诈来逃避。想要担当大任，必须笃实。凡是替人说话的人，道理充分则事情明白，意气愤怒则招致反感。处在当今时代，不安于当今的法度，是不义的。如果谈论治理，不做就算了，如果再做，必须在当今的法度内处理得当，才符合道义。如果必须更改法度然后才做，那有什么道义呢？面对百姓在于让百姓各自抒发真情，驾驭官吏在于端正自己以感化他人。”

宋程颐说：“君子对于审理案件，竭尽忠诚罢了；对于判决死刑，极尽恻隐罢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竭尽忠诚的，而审理案件、延缓死刑，是最重大的。”有人劝他对近贵增加礼遇，他说：“为什么不见责成他尽礼，却责成他加礼？礼尽就可以了，哪里还有加礼呢？”有人问：“簿佐是辅佐县令的，簿佐想做的事，县令有时不听从，怎么办？”他说：“应当用诚意感动他。现在县令与簿佐不和，只是争私意。县令是县里的长官，如果能用侍奉父兄的道理侍奉他，过错归于自己，善行只担心不归于县令，积累这样的诚意，难道不能感动人吗？”人一旦有意于为公，就是私心。从前有人主持选官，他的子弟属于磨勘范围，都不为他们办理，这才是私心。人多说古时用直不避嫌，后世用此不得，自是无人，难道是没有时机吗？现在的守令，只有制定百姓产业一事不能做，其他在法度中，很有可以做的，担心的是人不做罢了。

宋张载说：“凡是人做上级就容易，做下级就难。然而不能做上级，也不能使下级不尽情显露真情和虚伪。大抵使人常在自己面前，自己曾经做过，就能使人。”

宋汪澈说：“臣出身寒微偏远，所以报国无私不欺。”

金世宗说：赏罚不滥就是宽政。

宋朱熹说：平易近民，是治理政事的根本。现在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我认为这坏了这个“宽”字。问：治理政事更张之初，莫非也需要稍严以整齐它吗？回答说：这事难断定，说在人如何处置，然而也不需要过于严厉。现在难的是难得懂道理的人。如果懂道理的人，历练多事，刚到面前，他都晓得，依照事情的分寸而施加应对，这人自然畏服。现在人往往过于严厉的，多半是自己不懂，又担心被人欺骗，又怕被人轻慢，于是用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服。如果自己懂得，何须过于严厉。孝悌忠信，是人伦日常的事，编为乐章，让人歌唱，仿照周礼读法，遍示乡村里落，也可以代替现在粉壁上书写的条禁。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如果公就能做得精彩，即使是小官也望风畏服。国子司业是学官，尚可为天下人才所聚集，庶几有可以讲学成就的，然而今天做，明天就应当改变，使士人不要以利为心。百姓虽然众多，毕竟只是一个心，很容易感动。做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就是军政，现在人都不理会。开落丁口，推割产钱（增减户口，推割田产赋税），是治县的八字法，词牒没有情理的不必判决。无根之讼，与他研穷道理，分别是非曲直，自然诉讼减少。如果厌烦其多，不与分别，愈见事多。前辈吴公说：他做县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则积下一日的事，

译如果最终自家处理事务反而增添了繁杂，就会变得粗疏而不细致，这难道不会误事吗？做官必须通晓各种事务，将每天的公务分条列出，逐一记录，办完的就勾销，没办完的必须处理妥当，这样才不会耽误公事。近来有人担任地方长官，广泛结交辖区内的士人和百姓，如同平民朋友般交往，甚至亲近放纵到无所不至的地步，后来遇到事情需要着手处理时，颇受牵制。作为一县之长，在这些方面应当有所节制，如果脱离法度规范，其流弊最终必然导致这种局面。做官廉洁谨慎，是我们这类人的本分，不必多言，但在细微之处也须照管，不可疏忽懈怠。吕氏《童蒙训》下卷中几条防范约束的道理，甚至都值得钦佩。自我约束既然不马虎，又能以礼侍奉上级，以诚待人，以宽厚对待百姓，以法度驾驭下属，而在文书簿册和期限集会之间，也无不秉持恭敬之心。那么大概就能很少犯过错了。说为政以宽厚为根本，是指其大体格局和心意应当如此罢了。古人观察事理精密，修身严谨，没有偷懒嬉戏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政令不逞威风却自然威严。但其心意是以爱护百姓为根本罢了。等到将这种心意施行于政事上，就必须有纲纪法度，有关防禁令，界限分明而不可侵犯，然后我所说的宽厚才能随事惠及于人，而没有颓废废弛之处。百姓蒙受我的恩惠，也能通达明白，切实得到好处，而没有阻隔欺骗的隐患。圣人说过为政以宽厚为根本，现在反而要求严厉。这正如同古乐以和谐为主，而周敦颐反而主张清淡。大概现在所谓的宽厚，其实是放纵松弛；所谓的和谐，其实是淫靡嘈杂。并非古人所说的宽厚与和谐，所以必须用严厉来矫正，才能达到平衡。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但事务没有条理，缓急先后、可否取舍的权力，都不在自己手中。于是奸恶豪强得逞，而善良百姓反而得不到恩泽。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就在眼前，不必引用书传考证古今才知道。但为政必须有规矩，使奸民猾吏不能行其私欲，然后刑罚可以节省，赋税可以减轻。所谓以宽厚为根本，体现仁德、养育百姓，哪有比这更大的呢？现在人说减轻刑罚的，只是看到犯罪的人值得怜悯，却不知道受害的人更值得同情。比如抢劫杀人者，人们多为他求活命，完全不考虑死者是无辜的，这是为盗贼着想而不为良民考虑。如果像酒税、伪造纸币以及饥荒时的盗窃之类，还可以根据情理推究其轻重大小来处理。现在的法律家被罪过报应的说法迷惑，多喜欢宽纵罪犯以求福报。如果让无罪的人得不到公正，而有罪的人侥幸逃脱，这乃是作恶，有什么福报可言？《尚书》说：“要谨慎啊，要谨慎啊，只有刑罚要体恤啊。”所谓谨慎体恤，是希望详细审查是非曲直，让有罪的人不能逃脱，而无罪的人不受滥刑。现在的法官被谨慎体恤的说法迷惑，认为应当宽恕人的罪过并使其免于死刑，所以凡是应当处死的罪行，必定多方寻找可免死的途径，等待奏请裁决，于是大多减轻等级：应当斩首的改为流放，应当流放的改为徒刑，应当徒刑的改为杖刑，应当杖刑的改为笞刑。这乃是玩弄法律条文、舞弄法度而受贿赂的人罢了，有什么谨慎体恤可言？

译宋代赵方说：“催征赋税而不骚扰百姓，这是在催征中体现安抚；刑罚没有偏差，这是在刑罚中体现教化。”

宋代张九成说：“如果自身有一天空闲，百姓就会遭受无尽的痛苦。”

宋代陆九渊说：“账簿文书的间隙，是奸邪贪婪之人潜伏出没的地方，所以对于钱粮事务，要综合核查，不遗漏任何细节。”

明代曹端说：“古人说：‘官吏不畏惧我的严厉，而畏惧我的廉洁；百姓不服从我的才能，而服从我的公正。公正则百姓不敢怠慢，廉洁则官吏不敢欺骗。’”

明代吕柟说：“如今审理案件，把快速判决结案当作神奇，把监狱空虚当作安宁，把压制百姓申诉当作威严，把亲近左右亲信当作明察，把推诿给下属官吏当作得体，把接受请托贿赂当作通达，把长期羁押囚犯当作谨慎守法，因此判决不公正，百姓因此无所适从。”又说：“凡是上级官府下达的政令，大抵只知道如何取悦上级而不知道如何治理下属，只知道勤于文书工作而不知道勤于劝课农桑，只知道信任吏胥而不知道信任民间百姓，只知道奔走于司院之间而不知道行走于田间地头，官员因此日益升迁，而百姓因此日益困苦。”

明代吕坤说：做官的人最怕器量狭小，见识庸俗，连吏胥和差役都能嘲笑你，不可不谨慎。自己的官职依靠别人来做，只是不肯站稳脚跟，挺身而出自我拔擢，这是士大夫最大的耻辱。如果铁骨铮铮地去做，任凭他如何，也没有跌倒僵仆的时候。纵然跌倒僵仆了，也无可奈何，自然是顾管不了。用山林隐居安乐懒散的心态去做官，没有不荒废懈怠的；用在家经营产业的心态去做官，没有不贪婪卑鄙的。做官只有一个痛快爽利的性格，自己讨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负担，万民省了多少劳费。近来做官动不动就说旧规，那些沿袭下来，对自己不方便的都去掉，对自己方便的都保留。这样的旧规，百世不变，只把这念头移到百姓身上，有利于百姓的都修举，有害于百姓的都扫除，岂不是做官的真正道理？做官有五个要点：不要错问一件事，不要冤枉打一个人，不要浪费一分钱财，不要轻率劳役一个民夫，不要苟且索取一文钱。才说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吃这一箸饭是谁收打的，穿这一匹帛是谁织染的，大厦高堂为什么该我居住，安车驷马为什么该我乘坐，获得温饱就要想到作者的辛劳，享受尊荣就要想到供奉者的辛苦，这是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的。喜欢奉承是一种愚昧的障碍，这是身居要路的人的大戒。做官的念头有三种用途：念念用在君民身上，就是吉士；念念用在套路应酬上，就是俗吏；念念用在身家利益上，就是贼臣。人只是怕身处局中，身处局中者的十分智慧，抵不上旁观者的五分，智虑因为得失而昏乱，胆气因为得失而丧失，只要没有得失心，那么志气舒展，这颗心就和旁观者一样，什么事办不成？士君子到一个地位，就理会这个地位的职分，不要预料时间的长短而苟且行事，不要期望别人是否任用而怠忽其心，入门就心安志定，做长远的打算，即使不久留于此，而一日在官，就一日尽职，岂容一日苟且领取俸禄尸位素餐呢？动员大众，整齐万民，要以慈爱为主，以宽仁施行。发布法令最不可草率，草率则执行时必有滞碍，最不可含糊，含糊则执行者得以舞文弄法，最不可疏漏。疏漏则超出我法令之外的事，没有凭借；而执行者得以专权。有一种人，用姑息匪徒来博取宽厚之名；有一种人，用列举细故来博取精明之名，都是偏颇的。圣人的宽厚，不使人有所倚仗；圣人的精明，不使人无处容身。敦厚中正自有分晓。善于用威的人，不轻易发怒；善于施恩的人，不妄自施予。身为上位者，只是让所治理的百姓，个个得以谋生，人人安分守己，万物各得其所，事事协调适宜。这是本然的职分，遂了这颗心，才得片刻欢畅，安然一觉好睡。稍有一个百姓、一件物品、一件事不妥贴，这颗心如何放得下？什么是一郡一邑的长官？一郡一邑都等待我的命令的人。作为天下的主宰，天下都等待我的命令。无法回答他们的期望，凭什么称此职？凭什么居此位？早晚汲汲图谋都来不及，哪有闲暇去享受安富尊荣的供奉，谋划身家妻子。一旦不遂心，就放纵淫怒吗？受限于才能的，求尽我的心；受限于形势的，求满我的本分。不惭愧于君主的托付，和百姓的仰望，然后吃君主的俸禄，享受百姓的供奉，泰然无所愧疚。精神振奋，那么百废俱兴。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无事，那些大的利害应当兴革的不过十分之一二，此外只宜行所无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显赫的声誉。人臣有两种惩戒，一是私，二是伪。私则利己徇人，而公法败坏；伪则弥缝粉饰，而实政毁坏。公法败坏，那么豪强得以横行恣意，贫贱者无处控诉，而愁怨多；实政毁坏，那么看待国民不像越秦那样疏远，追逐势利如同商贾，而身家肥厚，这是乱亡的征兆。与人共事，应当公而忘私，如果事情成功，不必功劳出于我自己；不幸而失败，不必归咎于别人。自身要

译神情要庄重，意志要安定，神色要温和雅致，气息要平和宁静，言语要简洁切要，心地要慈祥仁爱，志向要果断坚毅，思虑要缜密周全。首要的是爱护百姓，朝廷将百姓如婴儿般托付给你，而士人和百姓将你视作父母。试看父母对待婴儿是何等情怀，便可知晓治理百姓的道理。即使是愚昧顽固、难以教化的人，也须耐心慢慢驯服。王者必须经过一代人才能实现仁政，掂量一下自己是否有片刻间就能感化他人的德行教化手段？怎么可以对待那些积习难改、习惯作恶的人，就立刻要求他们顺从我的教化，一旦不从就立刻勃然大怒呢？这是做官的第一条戒律。有一种不可教化的百姓，有一种不教而杀的罪行，这不过是万分之一的情况，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常法。如果有比劳民伤财更重要的事，即使劳民伤财也在所不惜；如果有不关乎利国安民的事，即使不劳民伤财也不可做。为政之道，第一要靠德行感化、诚信取信于人，第二要靠法令推行、禁令严格执行。地方官对百姓，首先要有关切疾苦、视如儿女的一副真心肠，什么样的爱护养育、委婉成就的事业做不出来。制定科条，发布号令，宁可宽松一些，只要真正执行，长久执行。如果法律极其精密，但督责不严，考核不彻底，最终都归于空谈，反而增加烦扰。文书簿籍是用来防止奸邪的，文书簿籍越多，奸邪就越狡猾，成千上万册簿籍，哪个官员能看得到？不过是给身边的人开了打点贿赂的门路，扩大了刁难百姓的计谋。有见识的人裁减十分之九的文书簿籍，上下就能相安无事，弊端自然清除了。审理诉讼时，内心如果不公正，神色态度稍有偏向，中间证人就会有倾向，何况是用言辞暗示的意思呢？当官的人首先要对此谨慎。

译本朝赵继鼎说：“做官如同写文章，需要反复思考。确立初心是头等大事。到了无法两全的地步，宁可丢官也不能违背良心。如果违背良心来保全官位，难道不为子孙后代考虑吗？为官不可不清廉，能够清廉了，又不可傲慢。清廉而傲慢，是招致灾祸的途径。读书人刚做官，不熟悉钱粮数目，势必要依赖他人。那些熟悉钱粮的人，未必能坚守道义。胥吏与他们串通说情，即使知道有差错，也不肯揭发。如果防备过于严密，又不是用人不疑的道理。所以平时算法也不能不学习。”征收赋税设立差役，这是极大的弊端。差役必然包揽侵吞，临到催缴时支吾搪塞，时间久了就指称是逃户，官府无从辨别他们是否真的逃亡。我在公安任职时，凡是声称业主逃亡绝户的，就传唤佃户到堂上，责令他们完纳赋税，并将所耕种的田地由官府立契给他们。没过多久，业主都自己出现了。凡是受理诉讼，一定召集双方劝解，告诉他们官府不能明察秋毫，胥吏不能不敲诈勒索。与其受官吏的侮辱，不如平息一时的愤怒更好？好官想要平息诉讼，奸民一定会越级上诉。我在公安时，凡是越级上诉的人，在即将解送时，先让他们在堂上具状，受理后审问，责罚那些理亏却越级上诉的人，然后才解送，于是没有人敢越级上诉了。现在的县令，只有逃人、盗案最容易出错，所以必须严格保甲制度。保甲如果严格，凡是本地人外出和外地人到来，都有稽查，那么奸人自然无处藏身，大概可以避免这两方面的祸患。绅士品行好坏不一，优待贤良的，可以激励不贤良的。

本朝陈肇昌说：“做官不可轻易发出牌票。比如一件事有原牌，有催牌。原牌有编号，而催牌没有编号。等到注销的时候，原牌注销了而催牌未注销，奸猾的胥吏便借此恐吓乡间愚民。”

本朝陆陇其说：“宽厚，是指道德教化。不是道德教化而只谈宽厚，难道是圣贤所说的宽厚吗？”做官的道理，对衙役应当极其严厉，又应当体谅他们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情状。

《筮仕金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