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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两垣奏议》，明代逯中立撰写。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六。《两垣奏议》。诏令奏议类第二。奏议类著作。提要。臣等谨慎查考：《两垣奏议》一卷，由明代逯中立撰写。逯中立另有《周易札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共收奏议六篇，都是逯中立任给事中时所上奏的；他先后任职吏科、兵科，所以称为“两垣”。其中《论公用舍》《论修史用人》和《论会推阁臣》三篇奏疏的始末，《明史》本传大致都有记载。大概逯中立因为这三篇奏疏，一次触犯皇帝旨意而被停发俸禄，一次受到辅臣嫉恨，一次被贬出京外任，所以史书特意摘录到他的本传中。他请求停止织造、论述东倭和请求停止加征例金的三篇奏疏，虽然事情都没有施行，但也都刚正不阿，无愧于封驳官的职责，不能因为篇卷少就废弃不录。旧本把它附刻在逯中立所作《周易札记》之后，如今既然分别归入《四库全书》，再列在经部便不合体例，所以析出另行著录。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两垣奏议》。明代逯中立撰写。论公用舍疏。臣认为，朝廷拥有任用或罢免官员的权力，而天下自有公认的是非。任免合乎公论，人们就会信服，议论自然平息；任免不合乎公论，人们就不会信服，议论反而日益增多。所以说，王道以人情为根本。自古以来，从没有上下意见不同、大小臣工离心离德、邪正颠倒、众议沸腾，却还可以说是治理得好的。臣看到近来相继被罢免的许多大臣，大多是砥砺品行、喜好修养、守持正道而不阿谀的人。正如郎中谭一召在奏疏中所说，获罪而被弃置的有六十多人。臣不敢说他们全都是洁白无瑕的君子，然而其中多数是君子。他们偶然因为一件事，或固执于一句话而触犯皇帝，便使他们零落于低级官僚之中，隐伏在田野之间；壮志受阻而不能施展，忠诚谋划蕴藏胸中而未能完成。这正是臣深为这些大臣惋惜的地方。如今朝廷内外多有变故，正苦于没有能够任事的人。而现在被斥退的这些大臣，虽然地位有高低，才能有偏全，但都是国家造就的，平生所学所守也都是国家培养的。如今不让他们为国家效力，反而使他们借此成就个人的名声，以致感慨时局的人发出怜惜人才的叹息，掌管铨选的人产生人才不足的忧虑。这正是臣替世道惋惜的地方。这些大臣中，有因争论国家大政是非而离去的，有因指斥辅臣而离去的，也有因申救他人而受牵连、被怀疑与辅臣有关而离去的。陛下因言官进言而发怒，就说这是出于朕的独断；辅臣王锡爵为自己辩解，也说有皇上的亲笔旨意。臣认为，如果被罢免的不是正直之人，那么由皇上亲自裁断，固然体现了君主除去邪佞的明断；即使是阁臣拟定、正大臣执行，也可说是为国尽忠。如果被罢免的果真是正直之人，出自阁臣的票拟，却存心斥逐他们，就是嫉妒贤能；出自皇上的裁决，却不能匡正挽救，就是窃居高位。辅臣担任赞襄机密之职，亲身承受皇上厚重的恩宠，却不据理力争，只坐看忠良被抛弃、谗佞肆意张狂。即使偶尔有揭帖营救，然而这些大臣仍照旧被排斥。大臣以人才侍奉君主的道理，恐怕不应如此。所以臣又替辅臣惋惜。如今陛下想使辅臣安稳，就罢免进言的人；进言的人被罢免，议论的人反而更多，议论越多，辅臣就越不能安心。单看高攀龙那篇奏疏，恳切地为国家惋惜人才，即使部院大臣也认可他忠于国事的心意；朝廷内外的大臣也多为他申辩。孙继和谭一召的奏疏，虽然不免言辞过激，但其中扶正抑邪的话，也有可取之处。陛下重罚这两位大臣来向辅臣谢罪，然而两臣受罚，辅臣就能安心吗？臣听说，堵塞言路比堵塞河流更危险；圣明如虞舜，尚且察听近臣的意见并加以采用，何况《泰交》一疏，辅臣不以淹…… 既然被抛弃的诸臣请求陛下，诚心把自己托付给辅臣，那为什么不施行呢？如果听从辅臣的意见，明白谕告中外臣工和吏部，对先后被废黜、贬谪的大臣，按照才能录用，以显示大公无私，那么君主就能获得宽容直臣的美名，臣下也不会有不敢进言的声誉；国家可以得到许多贤才的益处，朝廷也免去处理纷争的烦劳，众人的喧嚣自然平息，辅臣也自然安稳了。宋代刘安世说：‘爱惜人才，是君主替国家社稷作打算。’程颢说：‘朝廷在任用和罢免上不失当，议论又从哪里沸腾起来呢？’消除群臣的疑虑、收拢人心，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臣还有话要说：留都的铨选官卿沈鲤推举了，却不予任用；尚宝司丞以李懋桧补任，却没有获准。至于邹元标，志节慷慨，天下士人都关注他，却不能在朝廷任职一天。以陛下的宽仁，难道唯独不能容纳一两个直臣吗？以辅臣受到皇上知遇，难道唯独不能为国家任用一两个直臣吗？正直的人意气消沉，正士闭口不言，清明的朝廷不应有这种情况。辅臣不想尽力叩击宫门，仰求皇上改变心意，以收取民众声誉、树立美好名声，却只恼怒众人喋喋不休，把过错归给君父。这正是臣心中义愤激发，不能默默不言的原因。臣只是一个草野之人，承蒙拔擢安置在吏垣，感念时局而贡献愚见，不知道避讳，恭请圣明裁夺采纳。论罢太和山织造疏。

译臣在谏垣任职，私下看见传令制造太岳、太和山各宫殿的殿顶帷帐，费用达万金。皇上已经下旨，命太和山按数解送香税银七千两，又命工部补足三千两；同时还告诫诸臣不要上奏扰乱。既然是供奉明神，费用不过万金，又有明白严肃的圣旨，臣哪里敢再陈说？只是考察祭祀典制，参照当前形势，就会看到这项织造命令完全可以停止。臣斗胆披沥肺腑，向皇上陈述：臣认为，太和山不列入五岳、五镇，玄武神也不见于经传。所谓静乐王太子入山修炼、白日飞升，都是道家附会的说法，儒者不谈。虽然本朝创建庙宇，设置提督来尊崇祭祀，但它并不像天地、岳镇、海渎等神那样属于正规的祭祀对象。古人说：‘祭祀过于烦亵，时人就认为是不敬；礼制过于繁琐就会混乱，事奉神灵就会困难。’何况宫殿帷帐又是供奉中更加铺张的装饰，并非祭祀的常规制度呢？所以说织造可以停止，是为了整顿国家的祭祀典制。东南灾害连年不断，织布机杼几乎空置；即使是袍服进贡，巡抚每年也没有不请求减免或停止的。如今又因为顶帐，严令新旧各堂增设织机、招募工匠，并从事织造，工匠们的手指因艰难操作而憔悴，皮肉因鞭打而残破。况且吏胥还有索取勒索的骚扰，州县还承受征收解送的苦难。名义上花费万金，而民间实际花费，难道又要数倍于此吗？在东南凋敝的时候，怎么忍心再加上额外的征输呢？所以说织造可以停止，是为了爱惜东南百姓的民力。君主替天下守护财物，即使在财赋丰足的时候，也应当特别注意节省，何况如今公私都困顿，府库已经耗尽？昨天臣见到掌管财政的官员，他说各边镇上半年按例应发的银两总共一百四十多万，东挪西凑，仍然缺少一半。太和山宫殿顶帐对神灵有什么益处，却要从国库拿钱来补助它呢？即使说数目只有三千两，但一铢一两，哪一样不是百姓的膏脂？为什么要把财物搜刮得一丝不剩，却把它用得像泥沙一样呢？所以说织造可以停止，是为了爱惜国库的财用。如今徐、淮、兖、豫之间，千里之地仿佛成了一个大沟壑，尸骨堆满原野；百姓离散的惨状、忧愁叹息的声音，令人触目伤心，有不忍看、不忍听的。昨天河南巡抚张一元的奏疏，已经可以说明这一点。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下面有疾苦而上面不加收恤更大的了。可是近来科臣王德完两次上疏替百姓请求赈济，却没有得到答复；如今对顶帐这种无益的开支和近侍无根据的话，即使科道、部臣据理上奏也不予允准，这正是臣不能理解的地方。臣认为，太和山的香税，积存起来不过是供内臣侵吞；如果把它推用于救济中原的贫困饥民，就可以发挥作用。织造所需万金，如果用作顶帐费用，就说是不合经制；如果用作赈济资金，就应说是皇上的恩德。臣又查考，万历十四年，因为山西、陕西等地发生灾害，发放国库银三十九万两；万历十七年，因为江南等地发生灾害，发放国库银三十万两，并派官员分别赈济。如今中原的灾情不比过去轻，而赈恤的恩惠反而比过去吝啬。皇上是百姓的父母，难道忍心看着数百万生灵哀号待毙，却不加以拯救吗？恭请立即停止织造命令，就把太和山香税银一万两，再从内帑发银二十万两，派遣廉洁能干的官员，宣布皇上的恩德，大力施行皇上的仁慈，以表示圣天子怜念灾民的心意。这样，停止不合经制的费用，是最节俭；扩大赈恤的恩惠，是最仁慈；广施回旋宽宥的气度，是最英明。皇上还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然而臣还有话要说：京师是天下四方的标准。如今京城门外的宫观极其奢华，丹漆彩绘光辉灿烂，旛幔装饰华美绚丽；而小巷中的百姓，甚至倾尽资财、家产破尽来修建庵观、供奉斋醮。异端邪说迷惑世人、欺诬百姓，已经十分严重。皇上如果又搜括已经耗尽的财物，剥取穷民的脂膏，来供给宫殿帷帐的装饰，那么凭什么禁止愚民、向四方作出示范呢？孟子说：‘杨朱、墨子的学说不停止，孔子的道就不能显明。’又说：‘君子只要恢复常道罢了。常道端正，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就没有邪恶了。’希望圣明彰明正道以止息邪说，唯愿皇上留意。论东倭疏。

译自从东倭尚未平定而请求册封、请求朝贡的说法兴起以来，朝廷内外进言的大臣很多，分析倭情、利害的意见也很完备，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知道这件事不可行。臣即使再次陈说，也不能超过诸臣已有的意见了。只是这个说法，是宋应昌首先提出，顾养谦促成，兵部尚书石星极力主张，沈惟敬暗中同倭寇谋划，刘黄裳在朝廷公开鼓吹；把请求册封改为请求朝贡，把请求朝贡改为开放互市，又把开放互市改为和亲。近来又专意请求册封，已经奉有明旨了。臣私下认为，朝贡不能答应，册封也不能答应。这是东征诸臣误导兵部尚书，而兵部尚书又因此误国。臣起初也不能不进言。我听说，忠臣谋划国事，是替国家打算，不是替自身打算；是替长远打算，不是只顾眼前。自从倭寇猖狂逞凶、盘踞朝鲜以来，我皇上日夜忧虑，为此派遣将领出兵，已经一年多了。他们蹂躏我国属国，杀害我国士卒，耗费我国钱财，是中国的仇敌，也是臣下的耻辱。如今不想着消灭他们、早日安食，反而要用册封名号、金册银章去宠幸他们，使这些东西在海外显赫，这能让四方看见吗？从国体上说，倭人不应受册封。昨天看到朝鲜奏疏中说，倭寇筑城盖房、运输粮食、操练士兵，表面退却却又重新进攻，假装讲和却再次逞凶；倭寇的情状也大致可以看清了。然而当事者认为这些情况难以凭信，日夜催促朝鲜递交表文，希望把眼前的事情敷衍了结。臣没有听说空话可以使敌人畏惧，也没有听说一纸表文可以守住或夺取城池；即使称臣称贡、礼节卑下、言辞甘美，臣也不敢相信。从倭寇的情形说，倭人不必册封。倭俗狡猾欺诈而贪婪如狼，圣祖断绝其朝贡、不与之交往，并把此事写成训令，沿海加强防备。此后倭人屡次进贡又屡次侵犯，到嘉靖年间，东南惨祸达到极点。世祖赫然用兵，重创倭寇，从而获得三十多年的安宁。如今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命脉，却想用册封来羁縻；他们在海外关白、酋长、雄长，即使自称皇帝、自称国王，又有谁能禁止？他们竟然派遣数十万军队侵犯我国属国，只是来乞求这个虚名。这样势必会继续请求册封、请求开市，要求无休无止；我们今天不能拒绝，日后又怎么能拒绝？这会开启奸民勾结引诱的端绪，打开外国窥伺的门户，使国家永无止境地遭受祸患。从利害上说，倭人也不应册封。这件事的可否得失，满朝臣工知道，朝鲜知道，为什么当事者却在昏暗不明中决定国事？他们不说选将，不说练兵，也不说修整沿海防备，却今天议论册封，明天议论朝贡。倭寇盘踞釜山，正在筹划进攻，我们却寄希望于侥幸，采取苟且敷衍的策略。倭寇用和谈来要挟我们，而其谋略一向施行在和谈之外；我们却用和谈来自我欺骗，智谋考虑总是陷在和谈之中。这样排斥满朝公论，损害战守的长远策略，挫伤忠臣义士的士气，成为逃避责任、谋求功劳的资本。这是臣下个人的利益，不是国家的福分；是只顾眼前的谋划，不是长远的计策。难道不使朝廷蒙羞、使青史受污吗？臣认为，倭寇议和不停止，战守的计策就无法确定；战守计策无法确定，就会酿成将来的祸患，给君父留下忧患。将来追究首先倡议此事的人，即使砍下这些大臣的头，也不足以向国家谢罪。况且皇上难道没有看到西部边事吗？当初开始互市时，难道不是借口羁縻，以求暂时休息、整饬防备吗？如今边防事务废弛，将士苟且偷安，局面已经不可收拾，明白的人都对此悔恨。今天又想照搬过去的办法，把它当作击退倭寇的良策，还能说国家有人才吗？恭请皇上深思倭情的险诈难测，收回已经批准册封的成命，明白谕告尚书石星、总督顾养谦，关闭关口、拒绝使者，一心防御；不要推诿逃避事务，不要因循拖延而养成祸乱，不要贪图一时便利而给后日留下悔恨。侍郎宋应昌、郎中刘黄裳，也请立即赐令罢免斥退，并追究他们欺骗蒙蔽、贻误国家的罪责。这样，朝廷内外、远近各方都会明白皇上的意向在于安定国家、攘除外患的大计，谁不相互激励，谋求建立功业？这样所谓三军将士，即使不交战，士气也会自然加倍，倭寇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论修史用人疏。

译先前辅臣王锡爵上题请纂修正史，起用原任詹事刘虞夔充任总裁官，舆论纷纷认为用人不当，说：‘这是辅臣援引自己的私党，却不顾天下的公议。’正准备上疏参劾论列，随即听说同僚已经上奏请求。臣私下想，辅臣如果听到批评便悔悟，洗心革面而听取公论，那么臣就可以不必再说了。后来奉到圣旨：先前吕坤保荐刘虞夔，应当立即起用。如今御史纷纷参劾驳斥，哪一种才是公论？着令有关部院议定后上报。钦此。臣仰见皇上深居内宫，留心章奏，在外廷采纳公论，交付部院议定，而完全没有预设成见。继而又想到：这究竟是出于皇上的亲自裁断吗？那么吕坤保荐刘虞夔是在往年，皇上仍然记在圣心；刘虞夔是什么人，竟承受这样的厚恩？还是出于阁臣的票拟吗？那么就是把对门生故旧的私情，错误地作为推举依据，又为什么要借吕坤的一次保荐来为自己文饰呢？请允许臣把话说完：抚按之臣负责镇守安抚一方，是境内士大夫改变容色、恭敬礼待的人；不是大奸大恶和豪强权贵，一般不把他们列入弹劾奏章。他们荐举人才，不得不宽泛。朝廷之上，辅臣负责衡量天下，是鉴别天下人才品第的明镜。不是才华宏大、声望卓著的人，不会以礼征召。他们任用人才，不得不严格。抚按保荐人才，有时只是偶然采纳地方舆论；朝廷起用人才，却一定要详细考核他的官声品评。试查各地抚按所荐举的地方人才，难道能够人人都任用吗？刘虞夔平生的事情都摆在那里，去年在拾遗奏疏中，他被说成是真正士类所不齿、圣明时代所不能容的人。如果不立即罢免斥退，已经算是漏网而遗下的奸邪。这本来是满朝的公论，难道辅臣唯独不知道吗？既然知道，为什么又要起用他呢？任用刘虞夔，就是因为他是得意门生而偏私他；偏私刘虞夔，又借明旨来掩饰天下人的耳目；借堂官来钳制御史。这样，党护之心就化成了操纵权术。假如皇上召见辅臣询问，不知辅臣将用什么话回答？况且如今天下多事，急需人才；那些被废黜、贬谪的大臣，却没有得到召还的日子。朝廷内外士绅日夜盼望辅臣据理力争，而今不但没能先举用一个君子，反而先起用一个奸邪之臣，辅臣又将用什么话向天下谢罪呢？伏请明白谕告辅臣：今后任用人才应当秉持公心，不要培植私党；今后拟定诏旨应当顾持大体，不要夹带私见。这是国家的福祉，也是成就辅臣美名的办法。臣再次想到，修史是重大的典礼，必须广泛访问名流，招纳众多俊杰。前任辅臣的奏疏中说，想从其他官署、外任官员、闲散废置者以及山林隐逸中选取人才，而且一定要文才品行兼优，又要操行道义没有亏缺。然而像刘虞夔这样邪曲谄媚的人，却首先列入总裁的候选。臣只担心天下像刘虞夔这样的人并不少：品行污浊而没有操守，只会装饰浮华言辞，攀缘求进的人也不少。倘若错误地收录他们，修史这一盛典反而会开启邪臣争逐奔竞的道路，给小人仕进打开缝隙。即使搜罗辞章英华、铺陈文采，又哪里足以彰明法度、警诫后世，流传万代呢？还请谕告辅臣和吏部，严格进行咨询访察，务必寻求端方正直、聪明刚正、博闻而有道术的人，不得滥用非其人的人，以玷污清明朝廷的盛举。这样，仕进道路就会清肃，国史也可以流传不朽。论选拔久困不遇者、停止例金疏。臣在谏垣任职，恭敬地看到陛下日夜思求英贤，忧念抚恤百姓的疾苦。近来像孟一脉、沈鲤这样多次被推举却未获准任用的人，如今已经得到擢用。臣阅览科臣所上的《中州饥民图说》，皇上怜悯而动心，发放国库银两、派官赈济，甚至宫闱之内也捐出金钱来帮助。大小臣工无不踊跃称颂说：‘陛下有天地般的气量，有尧舜般的仁心。’但臣看到近来请求起用被废黜、贬谪的大臣，连续多次上章，却都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如今天下多事，正应广泛招纳俊杰，搜求隐逸，而这些大臣往往因为刚直敢言获罪，他们怀有忠诚之心、具备可用才能的很多。把他们一概列入排斥的名册，使他们永远没有升进的阶梯，难道陛下的气量还有没有完全扩大吗？臣认为，天地生育人才实在困难，国家急需人才；这些大臣如果不能及时录用，恐怕年华催迫，精神意气渐渐毁损，于是清明朝廷会有用不尽的人才，而正直之士会有生不逢时的叹息。况且铨臣是替陛下任用人才的，尚书陈有年又是陛下特意选定的。因为请求起用司属而奉旨受到严厉斥责，屡次上疏请求离职，陛下也多次下温和的诏谕挽留。既然把铨衡人才的重任交给他，又以深厚的知遇恩宠对待他，为什么不推心置腹地委任他，让他完全施展志向，却反而使他抱着奏牍徘徊不前，有所怀抱却无法施展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伏请明白谕告吏部：对于先后被废黜、贬谪的大臣，遇到职位空缺时依次任用，并按照才能安排升迁。这样忠直之臣就会列于仕途，国家也能得到众多贤才的益处。臣又看到，昨天云南巡抚请求减少加征的金额，没有得到皇上允准。云南按年例应缴的金银每年只有二千两，万历二十年增加到五千两，增加的数额反而超过原额。不久因阁臣请求减去一千两，又因巡抚的奏疏增加；不久又因计臣请求再减一千两，又因科臣的奏疏增加。随意减免、随意增加，诏令反复无常，不是用来尊重诏令、传示史册的做法。臣听说，滇南采金要远涉川陕，受到风雨瘴疠侵袭，又遭虎豹盗贼伤害，辛苦艰难，所见尽是凄惨。这些金子虽然以千两计算，但民间为此付出的费用，以及死亡受伤的人数，实在不可胜数。陛下居于高位、处在优裕环境中，说要一千两便是一千两，难道唯独不想想供应这些金银的人是多么艰难吗？何况如今缅甸局势正盛，征兵转运粮饷的费用使公私都耗尽，现在又增加额外的征求，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伏请明白谕告户部，命该省只解送年例金二千两；如果认为供给内用不足，请俯从巡抚的恳求，停止征收前一年增加的一千两，那么约束自己、宽裕百姓，云南百姓就能获得重生的福分。臣再次想到，近来一提到被治罪、驱逐的大臣，陛下就认为是在市恩；一提到滇南的金银，陛下就认为是冒犯渎职。臣难道不知道闭口不言就可以保全自己吗？只是想到自己职掌耳目之官，匡正君主的情义十分迫切。在人才匮乏、百姓困苦的日子里，却坐视正直之人长期被排斥，偏远地区的百姓因征输而疲困，耳目之官又有什么意义？臣的罪过恐怕不能容于尧舜这样的圣世，所以冒昧上奏，烦扰圣听，仰求皇上回心转意。只愿陛下以任用沈鲤、孟一脉时的心意，把被驱逐的大臣全部召回；以赈济中原灾民时的心意，远及边远地区。这样，最高的仁德就会与天地同流，圣德也将成为古今罕有能比的了。论会推阁臣疏。

译近来吏部因为会推阁臣的事情触犯圣怒，皇上下严旨督责，降黜处理有关司官；不久又因言官申救，被斥为编氓，朝廷舆论为他们惋惜。臣是言官，情理上不能默默无言。臣伏想，陛下考虑到阁务繁重，选任辅臣，不立即由皇上亲自决定，而先交付廷推，以表示公正。铨臣广泛访问、搜求人才，列名上报请求任用，满朝公论共同参与，最后由圣上裁决，并不是他们敢于专擅，也不是敢于徇私。况且威权和福禄是朝廷的权力，有关部也不能独自专有；给予和剥夺是君上的恩典，有关部也不能拿来交易。如今圣明之主在上，清正的舆论在下，一时的臣工如果不是极其愚蠢不肖，谁敢欺骗皇上、行使私情，自取罪责？何况郎中顾宪成砥砺品行、喜好修养，过去因直言获罪，陛下曾把他从贬谪名册中起用。任掌铨选不久，又遭到排斥，士绅相互叹息，都说顾宪成因为坚持直道被贬黜，而陛下则有不能容纳直臣的名声，这将凭什么劝勉有心任事的人、鼓舞豪杰的志气呢？任用和罢免，是国家的大政；铨臣又是任用和罢免官员的人。近来铨臣相继被屏退，不能完成任用职责：孙鑨离去了，陈有年闭门请求离职，司官中有的因官署空缺而削籍离去，已经两次三次了。如今顾宪成又因罪离去，前面这样，后来谁来接续？人才凋零，实在令人寒心。俗话说：‘过分明察的人难以做事，随波宽容的人往往有后福。’臣恐怕从今以后，不像王国光、杨巍那样的人，就不能做一天太宰；不像徐一槚、谢廷寀、刘希孟那样的人，就不能做一天部臣。善恶混杂，是非颠倒，将使黜陟这一重要典制成为权门发泄爱憎的工具，使铨衡这一重要职位成为私门培植亲信的地方；天下不知道还有是非，人心不知道还有劝善惩恶，风气随风倒、随波流，最终将走向哪里无人知晓。大体说来，近年以来君臣之间隔绝，上下离心：上面认为可以的，下面未必认为是；下面认为可以的，上面未必认为是。任免只凭喜怒，黜罚几乎没有章法，公论受到阻塞，繁杂的议论日益兴起。臣认为，人才消长的关键、治道兴废的开端，正在于此。所以希望陛下虚心观察。然而臣还有话要说：会推阁臣并不是从万历十九年才开始的。皇祖在位二十八年时，廷推六名官员，其中张治、李本两位大臣被任用；即使当今元辅王锡爵入阁，也同样是会推的。大概特简和廷推，祖宗朝并行已经很久；总的说来，廷推必定要符合群臣的共同意见，特简却有可能出于私人的援引，所以舜任用 皋陶、商汤任用举、伊尹时，都一定说是从众人中选拔。如今辅臣赵志皋等人不考察旧典，也不考虑长远谋划，妄自牵引，激怒圣上；即使后来揭帖营救的几句话，也好比勉强露出笑容而神情并不相合，想以此打动皇上，实在很难。如今疆场各处都令人震恐，公私财力耗尽，而嗷嗷待乱的百姓又十家有九家；有识之士抱有火将烧及、柴薪已积的忧虑。所幸公道明白，仕途清平，宰辅没有私党，朝廷没有错误的举措，本来可以挽回气运、收拢人心。可是如今时局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长叹。臣职掌进言纳谏，冒昧上奏、烦扰圣听，不是替铨司惋惜一个郎官，而是替国家惋惜人才，替国家惋惜政体。也希望朝廷诸臣共同抛弃成见，再次替国家和人才着想。臣不胜恳切。《两垣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