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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六。《周忠愍奏疏》，属于诏令奏议类第二，奏议类，提要。臣等恭谨考察：《周忠愍奏疏》共二卷，是明代周起元所撰。周起元字仲先，号绵贞，海澄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因触犯宦官而被害，追赠兵部侍郎，谥号忠愍，后来又改谥忠惠。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次刊刻的《西台奏疏》共十一篇，编为一卷，是他被提拔为湖广道御史、巡察漕运时所上；《抚吴奏疏》共十九篇，编为一卷，是他巡抚江南时所上。第一卷所载都是起元的传记，第四卷为《兰言录》，是当时名贤题赠的诗文；第五卷为《崇祀录》，都是历任官员在各地建祠时所作的呈文和碑记。后来又收录各人赠送、祭奠的诗文以及起元遗诗七首，大概是他的后裔搜集、传刻后，随时增补进去的，已经没有次序可言了。起元所提出的建议和抗疏，关系到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原本不是那些寻常的、崇尚气节而好攻击他人的人可以相比的。他本人和他的言论都足以流传不朽，本来就应当特别记录并传布。现在保存他的奏疏二卷，并附录遗诗七首。至于起元名为“光”一事，史书原来并没有借用传志来为他作传，现在也一并删去，以免繁复。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后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周忠愍奏疏》上卷。明代周起元撰。《西台奏疏》。题为《仆臣以利口巧辩，严重违背名教，请论处此事的奏疏》。臣以为，士人立身处世，只要稍有见识和志向，无不仰慕贤哲。哪里只是像《考槃》所称的贤士那样，不忍心让他们在我这一世失去；即使前代贤人已经逝去，凭吊古迹而想见其人，仍然会津津然怀有无尽的仰慕。近来见太仆寺少卿徐兆魁与言官相互争辩，学着王国的样子，已经十分放纵了，却还说这是在替自己掩饰污秽行迹。可是他的奏疏中竟有诋毁“伪学”的话，引用古今典籍所载的一句话，臣尤其深感不满。古今典籍中所说的诋毁伪学，不就是韩侂胄掌权时，沈继祖、刘三杰任言官，上疏竭力申明伪学之禁，因此蔡元定、黄直卿等儒者受到连坐而被贬斥的事吗？古今典籍如此之多，兆魁为什么不摘取名教中的一两件美事来说，却偏偏引用这一条所谓伪学之事，作为从典籍中考证事实的依据，难道是甘愿和沈继祖、刘三杰同调吗？最可恨的是，他竟敢放肆讥评杨时、罗汝芳等儒者。即使只说臣年轻时所认识的罗汝芳：罗汝芳治学严谨，即使独处暗室也不敢欺瞒，遵守法度、处处合乎规矩，一言一行都足以成为世人的准则。臣近来读广东请谥册，其中称原任吏部侍郎杨起元拜罗先生为师，向他请教而学习，经过反复考证，因而彻底领悟了性命之学的根本。册中又说：杨起元一听到罗先生的学说，便始终诚心信服，片刻也不敢忘记；离开时雕刻了一尊罗先生的小像，出门必告知，回来必面见，每年按时节约同道友人在罗先生祠所祭奠，作为常规。由此说来，广东的名臣杨起元，正是接受罗汝芳传授而成就了名垂当世的事业，也使当地的声望增光。兆魁反而妄加讥讽，他被广东有识之士共同唾弃，是可以想见的。一个人的品行高出一世之人，然后才可以俯视品评流俗，难道能拿贤者和不肖者相比较吗？兆魁不过是把攻击淮抚一事当作护身符罢了。淮抚一人的进退，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孙丕扬因为沈思孝的缘故而憎恶淮抚，但最终没有把怒气转移到正直之士身上，这正是孙丕扬之所以成为孙丕扬的地方。兆魁倚仗王国攻击淮抚，进而施展钳制罗织的手段，招引自己的党徒，谋划制定四款名单，打击当时的名流，甚至在他们死后还诛责前贤；暗中唆使人攻击秦，以此获利，不过是使人争夺钱财而已，同时又另有手段来巩固自己，这正是兆魁之所以成为兆魁的地方。只因为“伪学”二字横亘在他的胸中，所以才有种种作为。天下凡是慷慨而有正直气节的人，只要被流俗所忌恨，就把他们推入伪学的门户加以

译禁锢；稍微有人辨明事实、加以救正，就诋毁他是在依附伪学。如果真的实行兆魁的主张，他败坏人心、祸害国家，难道会是小事吗？李膺、范滂的意气，大概也过于激昂了；当初只是因为争论成缙、藏匿张俭一两件事，最终酿成了党禁。然而千百年来的评论，不过说：“这些君子因过于激烈而招来灾祸罢了。”什么时候曾因此屈辱李膺、范滂而称赞览节呢？以此作为衡量标准，邪正就可以立即分明。臣对兆魁并没有怨恨，反而有感于他的才能，只是不忍心看他沉迷而不回头，所以姑且替他剖析驳正，等待他悔悟清醒，使他不至于最终成为名教中的罪人。恳请皇上把臣的奏疏发下议处，如果臣所言不合公论，就罢免斥退臣，以此向兆魁谢罪。臣不胜惶恐，至为等待命令。题为《差船屯聚，拥塞粮船，妨碍运输，请求迅速完成封典，以快慰舆情、畅通新运事的奏疏》。臣奉命督办漕运，估计率领大小材官四百多人，负责挽运的漕军不下十万。臣接受任命以来，一直战战兢兢，只怕在整顿振作之后，又逐渐酿成废弛的局面。臣竭力催促督办：凡是去年冬天奉命承担运输的官员，立即命令他们赶快办事，不许在家过年；凡漕军驾船回到南方，都催促他们现在赶赴兑粮地点，不许回卫所停泊。臣难道是办事苛刻严厉、不体察人情吗？无非是奉行新命令十分急切，害怕冰冻阻塞造成更大的拖累，希望恢复漕运规制，使负责转运的士卒也许能在今年冬天早些回去，得到几天安宁休息。幸而官员和旗军都接受约束，依次飞快挽运前进。如果不是积欠缺额、船只太多，他们不敢甘心落在后面。如今已经连接船只、扬帆渡过淮河和邳水了。可是近来各军都向臣禀报说：“听说封船还聚集在通湾，开船出发还没有确定日期。河道淤塞，到达湾处还要起剥转运，都非常不方便。恐怕前面的困顿白费，今冬仍然会再次被冰冻阻断。”这十万漕军，都有父母、兄弟、妻子和儿女。他们常年辛勤劳作，难道唯独不思念自己的家吗？可是他们之所以冒着霜雪向南归来，随即又冲过风浪向北前进，断绝顾念家庭的心思，来承担公家的劳役，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期限和防备在前面，鞭打督促在后面，国家储粮极其重要，冰冻阻塞又十分艰难，所以他们割舍恩爱，抛弃私情，奉行功令，准备承受劳苦疲惫而不推辞。漕河水路有四千多里，即使水道十分疏通便利，仍然担心有时决口、有时浅涩，或遇风、或遇雨，不能按期把粮食运到京城大仓。何况又加上千艘船只拦阻拥塞、万人劳役喧闹拥挤，难道不会发生滞碍吗？这六七省的运粮士卒，难道是私下忧虑过度、无端计较吗？此前颁布分派封船的防令时，所有漕运官员和役夫无不喜形于色，这是军士忠于国家的共同愿望。现在迟迟不确定开行日期，所有漕运官员和役夫又无不相对忧惧，这是军士内心担忧受阻的真实情绪。陛下为什么要搁置这项必不可不办的典章，违背天下人的共同愿望，而不体恤军士内心的实情呢？藩国世袭爵位，是荣耀中没有超过它的；广泛分封藩王以作为国家屏障，是典章中最重大的。朝廷的举动，不同于士庶，应当依循礼制，以大义决断，顺合人情。可是陛下作为刚明英果的君主，却抱有这样优柔忍让、迟疑不决的心，徇顾小慈而耽误大典，凭什么向臣民昭示，并使其光耀流传于史册呢？臣身在漕运事务中，就漕运之事进言，谨写此奏牍上报。恳请早日确定吉期，臣也因此能够迅速发运军粮，使国家得到充实。早日发送运粮船只回空，七省军士就会歌颂圣明的君主、祝愿皇上万寿无疆，欢呼声也将如雷鸣般震动四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题为《铨臣蔑视法令，擅自专权而贪恋职位，修饰私怨，谨按职责纠察，以整肃朝政，并请求敕令停止推举三位大臣，等待论定，以保存台纲的奏疏》。

译臣以为，皇上登极四十多年，对于言官的进谏和纠正，虽然很少采纳，但每当言官触犯皇上时，往往多加宽容。唯独那些触犯权贵、忤逆巨奸的人，很快就遭受败斥，最终终身禁锢。忠臣义士对此早已扼腕叹息。臣谨按察吏部尚书赵焕，平生亏损、丧失大节，难以一一说尽。如今他占据要害地位，结交权宦而招纳党羽，排逐总宪而倾害善良，借故诛除异己，凶险狠毒。近来按惯例推举孙振基等三位臣子，都是因为厌恶他们与自己意见不同，想在一时之间把他们全部铲除。这三位臣子并不是品行有污点、违反官场常规、触犯清议而获罪于皇上，只是因为议论有异，平日上书陈言，言辞多与赵焕相冲突。赵焕害怕最终对自己不利，急忙修饰私怨，预先加以剪除，以侥幸长期窃据铨选大权。按惯例推举一事，有明白严整的法令，命令科道和都察院共同秉公拟议，原本是慎重处理的意思；赵焕却独自任意改易是非，毫无顾忌。这样一来，赵焕的权力竟比皇上还尊贵了；而他却悻悻然以职责权限相争。至于吏部侍郎方从哲，不经过法定推举，直接越级进入，这在古今都是罕见之事。职责权限被废弃，也是铨部的耻辱。可是没有听说他敢争执半句话，为什么对大臣如此畏缩，对小臣却如此狠毒呢？鲍应鳌从废籍、谪籍中被起用，清廉坚贞、端正谨慎，与恶人截然不同，理应遭到赵焕的忌恨。赵焕说不应当把他由祠部改调铨部，这个说法似乎还有道理；可是科道推举正额和余额，自有以往的成例，他却任意转移，巧用奸猾手段，为什么对贤者如此苛求，对自己亲近的人却如此通融呢？世上如果有张居正，还可以焚毁奏疏、出卖兄长；如果不是严嵩、严世蕃父子那样的人，又何妨献媚纳宠、固结恩宠？有科臣周永春、亓诗教为他出谋划策，还有司属李养正、郭士望替他布置罗网，什么攻击不能取胜，什么谋算不能周全？他们都估量皇上对待大臣有礼，不会轻易呵斥谴责，于是敢于蔑视明文法令，玩弄威权，排斥异议来巩固自己的爵位。议论本来就有两方面，如果人人一味相同，确实不是国家的福气。对皇上来说，应当容许臣下把话全部说尽，以此权衡是非；对群臣来说，谁又愿意因为朝廷上的争论而自行伤害和气？赵焕不能扩大公心来执掌权衡，涣散小团体而侍奉皇上，反而挑起彼此争斗，想一网打尽，借言路分歧来营造多重退路。即使他自恃羽翼丰满、经得起弹劾，恐怕公论久后终会澄清，豪杰也会接连涌现；到那时即使有善于谋划三策的人，也无法再替赵焕谋得一筹。按例调转职位，哪里值得使三位臣子受辱？只是台纲从此废弛，权奸从此横行罢了。如果长此以往，就会使言官低头丧气，全部屈服进入权臣门下，使太平朝廷蒙羞，也被青史讥刺。臣身为台臣，难道能坐视台纲分裂，默不发一言，只求保全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吗？恳请皇上敕令九院、九卿、科道共同议论。如果赵焕培植党羽、擅自专权，扫灭台规，违背法令而报复私怨，就应立即赐令三位臣子仍然列入朝班，以挫败奸谋、整肃宪纪。如果臣所奏不实，就把臣和三位臣子一同罢免，以向赵焕谢罪。臣即使抱膝退居山林，也仍有余荣。题为《漕运所属地区灾情严重，请求迅速确定折征方案，以便办理新漕的奏疏》。臣奉命巡察漕运，幸亏借皇上如天的福佑，加上大小臣工在下面协力救济，漕粮已经全部征收完毕，得以免于冰冻阻塞。然而臣今年办理的漕运，是民间去年所产的米；只是因为去年稍有丰收，有司征收得早，所以漕卒转运也早。若是明年的漕运，就是征收今年的米。这虽然属于新漕，难道臣现在就能预先办理吗？可是臣亲眼看到江南漕运所属地区，如南直隶、江西、湖广等地，淫雨成灾，洪水滔天。当地抚按官的奏报都说，这是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灾情。户部已经陆续题覆，大致不外乎缓征欠赋、留下钱粮赈济、改为折色征收三项。除了带征钱粮、留存税收以备赈济以及苎布折色等事，不属于臣的职责，不敢一概涉及之外，漕运成例是在十月开始征收，提前分派征收单，十二月兑粮完毕后开行。如今十月底了，户部所覆各省全部或半数改折的数目，尚未立即得到皇上批准；负责分派的不敢分派，负责征收的不敢征收。京城距离皇门万里，百姓伸长脖子盼望恩泽，只见勘报灾情的奏疏上呈，便纷纷以为可以折征、蠲免，竟然没有完成漕粮征收的打算。况且受灾地区田野没有青草，家中空空如也，有的只得凭技艺到四方谋生，有的靠砍柴捕鱼在山泽间度日，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怎么办，怎么能带着钱财到别的地方贩运本色米，像往年江西等地那样用牛车供应呢？新米通常每石价格三钱，如今听说已经上涨到六钱以上；再加上副米和脚耗，合计计算，官米和民米平均每石要花八九钱还有余。改折与否的利害和数目，不用拿筹码计算也自然明白。眼下应立即紧急颁布恩令，命户部迅速发檄文传示各地。如今已经超过漕运成例两个月了，如果再拖延，那么漕粮折征、本色征收的数额无法确定，京城、通州和边地的数额也都无法确定；各受灾地区的漕司没有依据来分派征收单，府县没有依据来征收税额，岂不是折征、本色两方面都耽误，军需受到严重贻误，而明年的转运必然要比今年新漕更加费力困窘吗？恳请敕令户部，先把原奏中受灾地区漕粮、南粮各自改折的比例，立即派人传檄告知，以便分派征收；其余关于蠲免赈济的广大恩典，再等待皇上逐步施行。国家的财政大计幸甚，天下百姓也幸甚。题为《政权旁落，近臣蒙蔽圣明，请求皇上总揽乾纲以开创新的盛治的奏疏》。臣仰思皇上即位以来，英明果断，一道号令，全部由皇上裁决，自以为没有太阿倒持、魁罡失驭的弊病。实际上皇上静养不理政务已经很久，亲自处理政务的机会越来越少，各种政务逐渐流于下移，却没有察觉。蒙蔽圣明的奸邪在下位行事，而坏名声却归于君主，这是最令人痛心的。臣不敢烦琐援引，谨把近来二三件令群臣忧心焦虑、议论不已的时事陈述如下。近来贤能的县令李嗣善被释放，人人都额手称庆，欢声震动大地。至于满朝荐等救活万人的性命，功劳还在李嗣善之上；而梁永等杀害万人的性命，罪过又超过冯进朝。释放罪犯的仁恩已经施行，然而满朝荐等却仍不能同狱吏一样得到释放吗？这是因为冯进朝被纳入宽政范围，获得赦免死罪，所以李嗣善也得以同样宽宥，而满朝荐等人却独自被关在枷锁之中。对宦官的罪行不交付法庭审理，所以皇上的恩诏虽已下达，却中途搁置。因此三位臣子长期被三木刑具拘禁，大概是皇上的左右近侍把他们幽禁起来的。然而禁锢良臣的名声，却由皇上承担了。旧制中驸马的身份和体制极为尊贵，如今驸马冉兴让因受辱而逃走，已经受到显著惩罚。可是妇官、宦官负有罪责，却没有听说受到重罚；公主不能保护自己的丈夫，天子不能庇护自己的女儿。

译宦官近侍卖弄奸邪，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因此冉兴让所受的冤屈无法昭雪，大概是皇上的左右近侍阻塞压制了他。然而侮辱外戚重臣的名声，却由皇上承担了。如今把四海的积蓄，再加上矿税搜刮所得，仅仅用于修建三殿和箭楼。早已违背龙颜出现的期限，多年不能报告竣工。难道是土木材料不足以供修筑，丁夫工匠不足以供驱使吗？实在是因为大工程没有完工，墨吏、胥吏从中贪取，宦官从中征税，又有些人侥幸想免去查验而从中取利，于是另立一种忌讳邪说，用沉默来制造恐惧、拖延工程。这样使工程不能早日完工、形成壮丽景观，也是皇上的左右近侍因此得利。然而废弃朝廷常规的名声，却由皇上承担了。放弃那些批逆龙鳞的臣子而不治罪，触犯权贵的人则终身禁锢。臣私下揣度，皇上原本并没有成心这样做，只是臣子刚直鲠直的性情，多被奸宦所憎恨。朝廷中一两个小人想向权臣门下献效，又从旁挑拨滋事，因此才有诋毁伪学的奏牍、诬陷议论时政者的名单，以及大察中所谓林下党人的条款。他们又担心台省官员因此激愤，揭明事实并非如此，便先设置“依傍”等名目来震慑他们。甚至制造流言说：“考选时某人推举某人，想任科道就任科道，想任道员就任道员。” 他们不但把这些流言散布在道路之间，还明白告诉君父，使人忧惧。臣子害怕谗毁和讥刺，不敢公开申辩昭雪，而愿意扶持正人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任凭他们摧残践踏，没有人敢过问，之后便觉得称心如意。他们又广泛挑起怨恨，凡是一切不合舆论评议的人，都把祸端归咎于民间，说：“这是某个林下之人构陷害成的。”例如汤宾尹一事尚未揭发时，徐兆魁就预先上疏说：“东林之所以逆势打击汤宾尹，其行迹已经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中显露出来，难以一一列举。”因此怨毒越发高涨，忌恨和愤怒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愿意扶持正直者的人既少，忌恨愤怒的人又多，即使大小臣工中那些虚心旁观的人，也逐渐受到迷惑，甚至责怪贤臣不肯收敛锋芒、低头自保，反而要孤立地发泄愤懑。于是正直的势力逐渐孤立，又有奸人暗中与宫禁相通，安排诽谤之辞加以阻止，使被废黜的臣子不能获得召还，大概是皇上的左右近侍从中挫折阻遏，使他沉沦。然而禁锢忠良的名声，却由皇上承担了。这几件事，实在都是极不美好的，属于衰乱末世苟且行事的弊政，不应当出现在太平盛世。皇上在清静的夜晚思考，必定不愿背负这样的名声；可是如今这些事都冒然推行，明白地让臣民知道，流传在史册上，天下后世将把皇上看成怎样的君主呢？然而这实在不是皇上的本心，而是左右近侍从中构陷争斗：有时在皇上酣饮享乐之余，存心蒙蔽圣明，使皇上无法明察；有时在皇上闲暇之际，无意间反复进言挑拨，使先入之见经过岁月浸染，皇上落入他们的手段之中而不自觉，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了。恳请皇上立即醒悟，重新收揽乾纲，释放满朝荐等人出狱，对杨应吉、梁盈女重新加以刑罚处治，给大型工程限定期限、立即报告完工；对于科举选拔中的英才，逐一检查原奏章，把长期淹滞的人才全部选拔出来，安排到各个职位。这不过是片刻之间转变一个念头，就能使衰世的弊政转化为熙朝的盛事；天下后世称颂英明仁义的君主，必定都归功于皇上。臣只是一片质朴忠心，忘却禁忌，补写奏牍陈述意见，仰望皇上明察。臣不胜惶恐，至为等待命令。题为《税监剥削百姓、强压价格、残害生命的奏疏》。福建税监高寀平素行事贪婪残暴，比其他宦官更甚。历年来海商所经营的一切贵重、美丽、奇巧珍品，百中有百都落入高寀手中，甚至未必有一件进贡给朝廷。臣生长在当地，亲耳听闻、亲眼见到这些事，已经很久了。他的贪欲像深谷一样永远填不满，暴虐的声名也早已显著。没想到他更加肆意张狂，大肆像狼一样吞噬，剥削平民，搜尽他们的脂膏骨髓。皇上取用各行业的物料，即使一草一木，也无不按数给予价钱；可是高寀砍削楼船，船只首尾相接，竖起百尺高的帷幕和桅樯，把雕饰做到极尽华丽。凡是所取物料，一概想白白占有。那些经营买卖的商人，手里能有多少资本，却让他们一旦之间全部化为乌有，谁能甘心？他们相继前来控告索取，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高寀为什么还要挑选强悍之徒逞威，陈列锋利兵器相向，挥刀杀死二十多人，又放火延烧二十多家？第二天，他披坚执锐，统率骁骑，趁守卫偶然撤离，径自在辕门前动用武力。抚臣袁一骥节制一方，高寀不能实现竭泽而渔的贪欲，早已怀恨愤怒，便按剑要挟副使李思诚，佥事吕纯如则冒险出面替他解围。高寀又留下来强迫他们订立盟约。皇上试想，从来最贪、最狠、最毒的税监，如高淮、梁永、陈奉、孙朝、杨荣之流，曾有像高寀这样杀人放火、劫持节钺、强行扣留地方长官的大逆不道行为吗？皇上贪恋钱利，不肯完全撤除矿税，才酿成今日的局面。臣读到抚按官弹劾揭发的奏疏，想到乡人的见闻，不觉怒发冲冠，继而痛哭。近来邢洪把兵器运入禁地，卢受借拟票之机狐假虎威，都漫不经心地不加处分。如今高寀又被告发了。应当立即实行两观之诛，以洗雪三山百姓的愤恨，不能只撤回墩台锁钥就算了事。臣听说福建省人情汹汹，无不想擒获高寀而后快。幸赖巡方及在任诸臣安抚整治，才幸而没有发生变乱。臣担心堤防一旦决口，洪水必定滔天；积压的火一旦爆发，必定燎原。万一兵戈从身边突然兴起，沿海因此动荡，倭夷乘机产生异心，那时高寀粉身碎骨也不值得惋惜，可皇上难道是在替国家社稷作长远打算吗？高寀说：“多进奉一些孝顺之物，就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高寀凭借多年搜刮所得，带着百万财物藏蓄，拿出珍玩、绮罗、歌舞、角觝以及享用作乐剩下的钱财，来结交左右近侍的欢心，并希望因此获得宽政。假如最终让他的奸谋得逞，就是皇上不惜太阿之重，却只用这些钱财交换它。把这种事情昭示臣民、记载史册，损害皇上的美名，难道会轻微吗？题为《当前政务最为紧急，请求迅速批准任用，以舒缓舆情的奏疏》。

译近来时政中最紧急而又最不合人情、迟迟不能使人快意的，没有比李瑾任科印、凌汉翀任仓差这两件事更严重的了。朝廷设置众多官员，分别掌管文书凭证，是为了让他们出任后施展才干；等待考选的人则入朝任职，以舒展报国之志。如今一方面都察院长官长期缺任，另一方面又束缚了即将出任者的脚步，阻碍了任用人才的心意。至于考察储备台臣、派任仓场差使，难道只是为了供应皇帝的玉食、充实仓库吗？七省的利弊、三军的命脉，都系于此。如今任期已满的人疲于积累的劳苦，被注定派差的人又拖延接受职事。这两个官职，论其本身的品秩和地位，并没有升高等级、获得优厚待遇的荣耀；但关系到皇上任用人才、管理财政的事务，却极其重大。这两位臣子即使尚未获准任用，仍然是琐闼、柏台中的重要官员；可是废弃皇上的纪纲法度，已经太多了。群臣也已经说得口干舌燥，连篇累牍地上奏陈告，可是皇上的听闻之处更加高远，始终听不到。追究原因而不得，众人都责望阁臣；阁臣不能解决，众人便都把罪过归给宦官。李瑾不是曾经核查工料、杜绝中官侵吞牟利吗？凌汉翀不是曾经执持法尺、撼动宦官的嚣张气焰吗？这对陛下谋划是忠诚，对陛下的左右近侍却是忤逆。几个掌权的貂珰，都是同心同德的狐兔，窥伺情况已经十分熟悉，宦官近侍因此构成奸谋，使奏牍也许还没有送到皇上阅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批准任用的诏令却忽然拖过半年；否则，历来那些接奉恩命、履行职务的人，皇上从来没有最终吝惜不给，为什么偏偏吝惜这一个七品官职呢？天下还有谁能够替皇上解释呢？大概皇上虽然天资英明，但与士大夫隔绝已经很久；九重宫门深邃高远，其中只有这些人早晚亲近皇上，皇上一定有时暗中受到他们的欺骗蒙蔽而来不及察觉。这个端倪一旦开启，逐渐就会发展到扫除异己、私自玩弄官爵权力，唐宋宦官之害，很快就会在今天重现。臣等不胜私下的忧虑和过度担心，于是共同上奏请求，只希望圣明稍稍垂听。臣等不胜激切，至为等待命令。题为《四川地方物资和刀具已经耗尽，藩国提出请求，应当裁减，恳请体恤民间疾苦、收回明文法令的奏疏》。臣听说，天子不谈有无，诸侯不谈多少。难道他们完全忘了有无多少吗？实在是不敢搜括公家的赋税来作为私蓄，而是想把富足储藏在百姓那里。因此善于做君主的人，总是从俭朴方面制定法令，以此昭示子孙和臣民的准则；君主善于爱护子女，也一定用礼义来规范他们，用经制来约束他们，教他们轻视财货而尊崇谦让，远离逐利而崇尚廉洁，以免损害美好的名声。臣接到邸报，看见福王上了一道奏本，援引成例，恳请赐给盐井茶银。奉行圣旨说：“查照潞王的成例办理，令该部知道。”钦此。臣私下感叹，福藩不善于为自己谋划，陛下也不善于爱护自己的儿子。陛下把天下看作一家，没有只保全自己的儿子而不保全百姓的道理。福藩所做的，是为了邀取恩宠而计较微小钱财，已经不遗余力地攫取利益了，难道还要觊觎四川的盐井吗？请试想今日四川是什么情形：播州土司之乱留下的亡魂，还在春闺梦中出现；建昌戍地的鲜血，又染上瘴气弥漫的荒草；水西的伏兵，时常露出跋扈的形势；众多像野猪一样的乱兵闯入竹笠之地，常常怀有逃入墓穴的打算。四川本来就是一个疲弱的地区，上天还没有厌弃灾祸。如今又搜刮利益来帮助灾害，恐怕不可以吧？近来皇太后遗诏下达，承蒙陛下推广孝思，把恩惠施加于四海。当时几位曾经任职四川的老臣，竭力陈述盐课造成的负担，因此恩诏规定：盐井有盐课而没有盐井的地方，命抚按官议定免除。四川百姓正伸长脖子盼望恩泽，难道可以突然堵塞皇上的恩德吗？山陵和深谷尚且不断迁移、没有定势，盐水经过一段时间，盈亏会发生变化，又经过一段时间，咸淡也会发生变化；除非永远从不会枯竭的源头疏浚取用。盐井败坏而盐课仍然存在，灶户赔纳不起，相继弃业逃亡。赋税定额尚且不能足额征收，于是层层摊派赔补到州县，以满足京城和边地的需要。当地官员从抚按以下，没有不在捉襟见肘中盘算、在借箸筹谋中用尽办法的。潞府的成例一向被称为难以支撑，福藩的财富没有理由再增加。先前请求开设盐厂，如今又请求盐课。这样长久下去，欲望还要到什么限度？是要从原定税额中扣除，还是要在原定税额之外增加？扣除它，军国供饷的需要每年都有固定数额，不可以亏缩；增加它，巴蜀已经疲敝之后再加倍计算、增加钱数，也一定无法输纳应付。何况陛下的圣子神孙正兴盛繁衍，今天拿潞藩作为成例，他日必定有人拿福藩作为成例。陛下又将一概同样赐给他们吗？还是区别对待而吝惜不给呢？如果区别对待，那么他们同属皇室宗藩，不能厚此薄彼；如果一概同样对待，那么把国家正额供赋全部搜括，也未必足以供养宗室。臣私下认为，福藩的谋划，就是在谋划这次请求。对于增加财货是有利的，对于道德大义却是过失。陛下沾沾自喜地施行这种爱护，对于私人感情是牵累，对于法制却是违背。素来俭约的家庭，常常还有余裕；兼并聚敛的家庭，却每天担心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奢侈和节俭所造成的结果不同。估计福藩的收入，不能说不丰厚了。把喜爱善行作为快乐，就能保有美好名声；把节制吝惜作为珍宝，就永远不会贫乏。陛下为什么不以义裁断此事，以俭朴教导福藩，使他知道国家有一定的赋税，分封藩王没有滥行乞求的规矩？办事一定要取法古代制度来节制私情，不必以收回成命为难。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福藩所沐浴的皇上慈爱，反而会加倍超过赏赐的恩惠。这对皇室子孙和天下百姓的利益，不也广大吗？臣还有一个请求：一人制定的法度，就是天下的准则。凉薄贪婪的弊害，必然会得到相应的报应。陛下近年来致力于聚敛财物、广泛搜求，藩王仿效陛下，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希望皇上下达明确的制度，遵循淳朴的原则，爱惜民力，节省国用，一切支取征讨都予以削减。奇珍异宝，不拿来装饰；高大的宫室、雕饰的屋脊，不拿来崇尚；地方物产和曲意进献，不拿来取悦。放宽山林川泽的禁令，实行散财发粮的仁政；减损以货利为私的念头，实行把珠玉投弃、视璧玉如土石的胸怀。这样一来，很快就会看到风声一旦倡导，臣民便纷纷跟随。天子不谈有无，诸侯王敢于谈论多少，这种事从来没有过。这就是亲自实行所产生的效果，也是以身作则的道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俯首采纳臣的意见，彻底改过重新开始，那么四海内外都会仰慕圣明。在青宫中培育德行的太子，将经常看到节省费用的规矩，从而消除贪欲和贿赂的萌芽；何况作为藩屏列于各地的藩王，哪里还敢听从小人的谋划，放纵无休止的请求呢？臣把这些微薄的意见上陈，不胜屏息等待治罪。题为《铨部的职责在于了解人才，考评官员重在核实的奏疏》。

译张光房等五人，吏部在文书清单中写得很详细，却给他们置下了圈点批语；在北方官员名额中准备齐全，却使南方名额空缺。轻率地罢去奉诏进谏的言官，空悬急需补充的风宪职位。臣已经具疏纠察驳正，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使获救的人更加用力、忌恨的人更加深重。吏部最终抱定成见，装饰法令并且结党而出。群臣所说的爱护他们，实际上是在害他们，确实不是虚话。然而众议虽然如此纷乱，人品自然有一定的评价。官职品秩不应成为区分这五个人生平的依据，天下人将以对他们的处置来判断吏部做得对不对。即使台臣刘光复也说：“五位臣子尚未见到明确迹象，众论过于揣测。”近来太宰郑继之的奏疏说：“不愿意有这张名单，仿佛有意让自己虚受其名。”摘出濮中玉的考语，册中有“暗中行事受阻，颇有怨声”的记载。这两句话评论吏治，以清廉端正、通达明白为最高标准；昏暗阻塞而导致怨声，确实是有司的弊病。濮中玉既然负有这样的弊病，为什么计典考核不把他黜退？巡方官没有把他的劣迹列入白简，往年咨询访察也没有把他排除在外，多年来吏部没有察觉，却让他得以和考选言官一同列名吗？难道是他善于粉饰、聪明地弥补掩盖，才有今天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就确实是不肖之人。或者他清廉正直，只是似乎不合缺额，长期坚持操守、近于任人怨恨，日久之后才会得到定论吗？如果是这样，就不能说他不是贤者。吏部以甄别叙用、区分品流和评议官员才能为职责。不肖之人拿石似玉的碔砆混充美玉，就应当和天下人共同弃绝，谁能曲意包庇他呢？从前吏部也应当追究没有察觉的罪责；如果贤者因为诬蔑之言而受到损害，就应当立即为他洗雪，以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似乎不能删截上下全文，只摘出一两个字面，便把各地抚按司道连篇累牍、称赞其清正真实的考语全部置之不理。总之，贤者的人品并不只有一种：有纯粹美善而没有瑕疵的，有看似有瑕疵而实际美善的。不能察明他们真实的区别，又不追究毁谤摘取的缘故，难道可以轻率地评量天下士人，却自称有知人之明吗？吏部只有覆核举劾、降调、斥黜等奏疏，才可以列成单独条款上报皇上。如今即使想改动该部曹的任用，难道应当轻易听信妄加褒贬之人的言论吗？这一举动，臣认为在本应辨别去留的时候苛求，已经不是爱惜人才的意思；在本不应辨别去留的时候苛求，更不是保全善类的用心。郑继之如果不是贤者，那就罢了；如果他是贤者，必定会因为这次任职而受到非议。自辛亥年以来，韩敬在科场中被查发的奇异事情接连出现，朝廷中纷纷扰扰、事故不断，彼此攻击，流言和弹劾名单不断传到长安；有的把一件事夸张成一百件，有的凭空捏造，把虚无之事构成重大实情。重的遭到扑灭，轻的也蒙受弹劾拘系，大小臣工，难以一一列举。若让这种情形发展到极点而不停息，世道人心究竟要到哪里才算尽头？恳请陛下迅速下令任用新近考选的诸位臣子，以扩大言路的益处。仍请把张光房等人的事情迅速裁断，拟定授职，以结束目前的局面。世道人心幸甚。题为《摘陈漕河最紧要事务，以补益国家财政的奏疏》。漕运的弊病应当赶紧清除，没有比陋规和惯例更严重的了。向下传递，则武官吸取军士，军士又吸取百姓；向上传递，则军士供奉武官，武官供奉各衙门的差役和各种使费。这些弊病实在多得连竹子做的简册也写不完。总之，臣力量能够制止的，臣就设法禁止；臣力量不能制止的，就依靠在事诸臣共同禁止。臣不敢把多余的话写在纸上来烦扰圣上阅览，只是事情中有两项最为紧急、必须仰赖皇上亲自下令叮嘱的，谨摘取其中关键向皇上陈述：一是治理船只，二是治理水道。没有船就没有漕运，没有金钱就没有船。清江船厂积欠缺额的漕船已经不止一千艘。查淮安府册籍所载，南京工部每年应解送漕库银一万八千多两，暂且不论更久远的，只按十年计算，也已经欠下七万多两了。这笔银两是从芜湖关船料中取得的；假如是本关拖欠工部，而工部拖欠漕运，尚且可以这样说。臣询问清江厂，索取查验芜关记录，发现每年征收解送都如数完成。如今漕运库银已经极其困窘，在其他款项上尚且应该酌量有余补济不足，何况本项银两，怎么能容许拖欠？应当把历年挂欠的银两发解，用来补造过去缺额的船只；即使不能全部补足缺额，也可以筹足七百艘的材料费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应当同舟共济，估计工部一定不会像秦越人那样漠不相关。至于督办造船的官员，可以专门责成清江厂完成工程，也可以仿照苏、松、常、镇的成例，分别交给道府负责，以求办成，听凭总漕另行议定并请皇上裁夺。这就是治理船只的办法。北帮兑粮的船大约有一千多只，这些船不经过闸门，五六个月就可以办完。若从南帮来说，漕运成规不是规定十二月经过淮河吗？淮河距泇河三百里，大约二十天可以到达。如今泇河必须到三月疏浚完毕后才开闸。经过闸门的约有八千艘船，一天竭尽力量也只能让重载运输船通过六批。漕运积压必定要一百四五十天才能完成，已经历时五个月了。首帮三月入闸，尾帮必定七月入闸。泇河到坝也需要一百多天，首帮六七月抵达坝处，尾帮必定要到九十月。这样依次相乘，是必然的趋势。难道还没有风雨中停泊的耽搁吗？难道还没有漂失、打捞、停滞、搁置的耽搁吗？一条船受阻，整帮船都会停滞；一帮船受阻，各帮船都会停滞。何况白河剥船缺额很多，稍稍延误，转眼便进入冬季，几十万石粮食被冻结，也很容易发生。如今应当严令二月开通泇河。泇河冬季挑挖疏浚，大约一百天可以完成。过去曾招募邳、睢、桃、宿、滕、峄等州县的里甲民夫前往泇河开挖，近的相距几十里，远的相距二三百里，往返劳作。

译路程既耽误时日，客夫又无处住宿，害怕远役如同赴汤蹈火，于是争相拿出重金贴补夫头并贿赂督工官。贪墨的官员大多用贿赂脱身，虚报人数，实际使用的还不到五分之一；民间又称困疲不堪，各处都怨声载道。臣查得在泇河出力挽运的贫民，脚趾相错、人数极多。臣已行文淮、徐、兖、东、济宁三道防议：泇河原定夫役，东直两地共一千三百余名，后来泇工议定，就额定夫役由沿河土著居民分头募用，不得凭信夫头远赴各州县，以致骚扰里甲。这样各属既可以消解民间积累的困苦，又可以救活泇河的贫苦夫役，同时免除往返之苦和住宿之难，督工官也容易稽查。此议已经所属各道呈报详议，已有成案。但疏浚稍有迟延，漕运便会误事；应当每年限定在十一月上旬开工，正月限定完工，二月务必使河道通畅以便漕运，并报请巡漕御史督促船只驶入泇河。逾期者分别议处惩罚，这样才可使人心肃然、各船早日到达，漕运规制也可以恢复。这是治理水道的办法。以上两项建议并不奇特，却切合实用，伏乞皇上下敕工部立即议覆，咨行南京工部，从节慎库所贮芜闸运料银中查解给漕司转发，限定补造积欠的船数；关于挑濬泇河工程，咨行总理河臣，分别委派官员严加督促，务必依照现定期限开通，正月下旬报告完工，以有助于水路运输。这样或许能早日完工，国家财计和百姓生计都将有所依赖。题为《河道淤塞溃决应当防备，河工疏浚筑堤应当整饬事疏》。臣观察黄河徐州、邳州一带，北有狼矢沟横亘，南有三山口环绕。若在北面决口，洪水便灌入磨脐沟以及周柳等湖，泛滥冲入泇河直河，漕运道路就会受阻。万历三十九年狼矢决坝，就是这种情形。若在南面决口，洪水便冲向符离，浸灌徐州、宿州、灵璧、睢宁之间，河流陆地都连成洪涛，平原低地一望皆水；严重时涨水漫到归仁，即使不很严重，决口斜分正道，水退后泇河水流直泻，难以在猫儿窝直口等处蓄积，必然导致水浅流涩，漕运道路也会阻滞。万历四十年三山决口，就是这种情形。臣放眼远望，忧虑至极，私下寻求善后防备的办法，谨为皇上陈述。臣听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会开决河道使水流有所导向。凡黄河水在旁边溢出、冲塌的地方，必然冲刷得越来越深，而原来的河道必然突然生出淤积；自从有河患以来，从未改变过这个规律。如今三山只堵住了决口，而正道的淤土尚未疏浚，上游宣泄不畅，势必侵蚀两旁新筑的堤坝。土质脆弱，本来就不能抵挡；徐州、灵璧地势又低洼，正是水流趋向之处，怎么能不再次严重溃决呢？据淮徐道右防议袁应泰勘察报告，韩坝只须挑开旧河道的淤土，不超过三里，同时筑埽台以抵挡水势、借水冲刷，工程用力不多，限定日期即可完成。因此，疏浚淤积以疏通下游，是最紧要的第一件事，应立即办理。远缕格三道堤坝共同护卫、阻挡归仁，如今三堤逐渐变得低薄，大概是因为先前河臣曹时聘办理苏庄、太行工程时，耗费百万，把徐、邳、睢、宿、桃、清各处的河银全部调去供曹、单、萧、砀使用，致使南面一带的土堤多年缺乏修缮，逐渐毁坏坍塌，正是日积月累造成今天的局面。倘若遇到伏秋季节的猛烈洪流，长河巨浪造成的祸患将十分严重，难道可以这样松懈拖延，给后世留下万一的祸患吗？因此，修缮远缕格以保卫归仁，应当立即办理。捧沙塞住水流，是民谚所讥讽的做法。黄河多浮沙而少坚实老土，如今夫役害怕拣取胶泥，往往图方便用沙土混杂筑堤，一时虽能逐渐加高，遇到水流便又被冲刷掉。应当选择、辨认油泥，由河官先立标记，然后挑取使用，不得贪图省事而混用松散沙土。查得前些年总河臣曾制造铁锥，把锥尖制成团圈，在工程报完时巡行插取底土出来检验，分别奖功罚罪，这个办法很好。因此，辨别土质以巩固堤根，应当严加整饬。调集成千上万的丁夫奔命，置办物料使市场倾资；若没有廉洁能干的河员在其中统筹调度，不仅会造成虚报冒领、欺骗蒙蔽，使公私都困乏，还会导致催逼呼喊严厉、摊派贴补频繁兴起，众人怨恨叹息，流离失所者遍布道路，有时灾害甚至超过洪水本身。今后如有官员空缺，应当在滨河州县中选择仁厚、廉洁、明敏、能干的人，由总河、防抚按咨报揭送吏部，充任候选。三年内，若能事先预防，临事又能成功救济，并能安抚穷民、不致使其怨恨叹息，就优先给予特别擢升；若怠慢玩忽而误事，克扣侵吞、渔利自肥，轻则斥退，重则逮捕审问。这样奖惩激励实行后，人们就会受到鼓舞。因此，挑选贤能充任河员，也应立即办理。苏轼说过：“水官从治河工程中得利，就像边臣喜欢听到边地有事一样。”臣访察沿河的胥吏，他们把徭役看作谋利之业：河堤小决便小利，大决便大利。大概是因为工程额数多而繁杂，可以任意包揽冒领；每次封堵决口，外表看似修缮完好，内部却松脆不坚，从未竭尽力量夯筑以求牢固，只侥幸盼望早晚发生灾患，好借机营求工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正是他们自谋生计的办法。千仞高堤，往往从蚂蚁洞穴溃决，正是容易出力补救的时候却不加料理；等到水势汹涌、陆地沉没、良田变成泥沼、房屋被冲走，才开始议动大工程，搜尽国库银两来填补浩大费用，却始终不能取得像背柴救火那样的实际成效，只留下无可奈何的叹歌，实在令人痛心。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误事的处罚不严，事先的防备又不预作。应将各处工程的督办地点按河段限定姓名，登记在册案中；三年内，若上游没有涨水而堤坝无故自行决口，罪无赦免。过去每逢伏秋季节，曾命各夫常住铺舍，白天鸣锣巡查，夜间击梆传筹；一处出现破绽，立即传集众夫共同修葺治理。此外，险要地段原本各置有厂场，贮存桩木、柳枝、柴草、绳索、苘麻等材料，以备紧急需要。应当重申严禁旧制，责令徭夫时时把各处单薄、裂隙的情况上报，预先加以封培；仍应酌量动用每年修缮银购买材料，贮存在厂场。一旦告急，管河头目便传集众夫，用裹头之法填筑；若将要决口却疏于预先报告，或者已经报告决口而物料未能全部集中、铺夫未能齐到，罪无赦免。这样严惩误事，杜绝奸诈玩忽；预先积储物资，以防仓促，应当认真讲求。概括而言，治河的防备不外乎疏浚和筑堤。古人划定疆界、区分郊甸，不与水争地，估量水势必然趋向而加以疏导，所以疏浚容易。如今田地、房屋、城郭星罗棋布，几乎没有多余土地，就像

译徐州、邳州之间北面控制泇河、直河，南面俯临归仁，中间只剩一条通行急流的水道，难道还另有可以引水的沟壑来施行疏决工程吗？过去黄堌曾议定留下水口，结果祸患波及整条河道；后来黄家坝又议定分流黄河四十余万，最终仍填塞了巨大的沟壑。以往事来验证，疏浚的情形实在难以简单说明。臣所请求的恢复旧河道，不过是就本河稍有决口、堆积淤土之处挑除淤泥罢了。这种防备没有奇特之处，却确实关系利害。所依靠的全在于牢固地脚、加厚堤防，用堤坝约束水势，使水流不向旁边泛溢。臣又观察徐州、邳州的堤形高耸，而民房的湍流与堤面几乎相平，等于用墙来挡水，稍有冲破，便会伤害无数房屋。经过数月，积水仍未干涸。从前欧阳修说过，汴河堤岸与居民房屋的檐宇一样高，竭力请求把疏淘和增筑同时进行。如今徐州、邳州的情形，与这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连年兴办工程，募役、输送物料，一年到头不得安宁，那么这些残存百姓既苦于水患，又苦于治水；在劳民之时，还应当寓有安置、集聚、抚恤、安抚的深意，实在不可不赶紧筹划。伏乞皇上阅览臣的奏疏，在河务上采纳臣这点微薄意见，或许能略有补益，百姓也将长久蒙受其利。《周忠愍奏疏》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周忠愍奏疏》卷下 明代周起元撰写 抚治吴地奏疏 奏为旧病日益加重，皇上的恩德难以报答，乞求恩准放归，以延续残年，也不耽误地方事务的奏疏。臣承受皇上的任用，担负抚绥地方的重任。臣虽如劣马不能施展长途奔驰之能，仍愿像铅刀一样勉强贡献一己之力。如果不是确实身体有病，臣怎么敢借病请求归休？臣有犬马之疾，症状是便血、呕吐、气逆；当年在柳州救荒时感染瘴气，一度病危，后来转移到潞河，又因军务劳役，终年困顿操劳，精神气力更加损耗。自从奔波南北直到担任现在的官职，已有八年，须发如丝，蒲柳之姿将近衰败，案牍事务又纷繁劳顿，旧病突然加重。去年冬天和今年夏天，臣曾两次上疏请求致仕。皇上没有立即斥退臣，反而谕令臣安心供职，又谕令臣尽职建功；正值灾荒，又谕令臣便宜施行以拯救百姓。臣屡次承蒙皇上反复叮咛，更仰见皇上对待臣下有恩有礼，厚重隆盛，臣岂敢爱惜自身而忘记报答？只是自从臣遭遇地方水灾以来，凡是荒政中应当实行的措施，臣并非没有与有关官员逐项讲求；然而想替皇上普施如天之德，却不能无米而炊；想替司农分担仰面向屋、无计可施的忧虑，又不忍实行剜肉补疮的苛政。这两种念头反复犹豫，使思虑困顿，吃饭难以下咽，睡觉也不得安稳。臣才智不明，在这里尤其显露；臣的病势不断加重，也正因此而转增了。自古以来，荒乱总是相互因循而来；黄巢、王仙芝的叛乱，都是因饥荒而兴起。如今数月之间，仰仗皇上的威灵，虽然暂时保得安定，但依水而居的百姓已经几乎全部迁徙离散，江湖绿林的警报又时常有突然发生的危险。必须有一位宏谋硕望的人才足以胜任，而臣却以衰病之身，长期处在不适当的位置；想要亲临事务，病势便加深，想要调养疾病，事务便荒废。难道只是平素尸位素餐、窃居官位，有愧于脸面而已吗？臣恐怕因养病而反复酿成废弛，给封疆地方留下的拖累实在不少。臣私下见如今卿寺之中贤才很多，人才济济。伏望皇上念及臣屡次上疏，准许臣归休。只要从中简拔一人任用，便可使贤者不至于因长期等待而叹息，臣也可以免遭尸位素餐、担负职位的讥讽。题为《织造旧例应当遵循，滥行需索应当节制，仰望圣明俯念时局困窘，稍稍宽减物力事疏》。臣查得江南有袍段，有每年常造，有改造；这三项工程，都是江南出产，却又用来耗尽江南。皇上即位之初，备办五种礼服以彰明尊贵，平均九种礼制供用以完备制度，谁能说这样不可以？臣难道敢沿袭腐儒的见解，夸谈洗衣烧裘的往事，来减损山龙黼黻服饰的盛大景观吗？只是朝廷每有举动，也常有奢侈而无节度的地方，应当从源头裁减滥费；外间奉行时，也常有借公事营私利的情形，应当堵塞其中的弊端。皇上当然不能因为服饰一项，就忘记恩施天下、使天下有衣穿的仁德；臣又怎敢不效法补缀帝王衮服的微薄忠心，反而自取鹈鹕贪得无厌的讥讽呢？近来织监李实弹劾本不该弹劾的有司，还想把不应归属他的事务纳入礼制，突然改变历年规例，创出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他究竟是为了掌管衣服而忠于职守，还是为了装满腰包而便利自己谋利？天下人都知道，料想皇上必能洞察。除按臣已经交相上疏弹劾驳斥外，臣如今上考旧制，下察舆情，列举利弊数端，都是不损害上供而有益于贫民的办法，望皇上留意选择施行。第一，额定数量应当斟酌。臣查考神宗四年所派袍段，只有五万八千七百六十六匹，后来又随例蠲免二千四百匹。皇上即位时原先派定九万五千八百四十四匹，奉明文减去三分之一，仍有六万三千八百九十六匹。如今边境遭受侵削，多年兴师，公私都已困乏，与神宗时丰亨豫大的景象十分不同。既然应当更加崇尚俭约，反而比旧数多出五千一百余匹，这难道是不明白盈亏增减的数目吗？应当照万历四年先例，再斟酌减免。第二，解送数量应当核实。查得从前织造派额多而实际解送少，臣访察得知，监书和府中胥吏往往事先串通，挪动库中贮银，等到解运时，匹数多有短少。时间一久，工匠受累，抚按不得已只好共同上疏请求蠲免。即使蠲免了，银两也已经先行支出，丝毫没有节省，机户也并未受惠。如今苏州、松江的库藏已经空虚，一旦有军务兴起的需要，便只能束手仰屋，正是由此弊端造成。是否可以每次运输时都开具实造多少匹、实际发给多少银的清单？第三，价料应当节省。查得袍段匹数原本没有正额派定，如今只就苏州、松江两府而言，也只是由四司料银支用。然而两府料银春秋两运共四万四千余两，十八运合计应达三十九万六千两。这还只是苏州、松江四成的数目，浙江六成尚未计算在内。浙江、南直隶合计起来，以百余万两计算，也太过奢侈了。每年额供虽属于正额赋税，但贫民难以全部缴足，往往只能缴到七八成。臣不敢不严行催督，共同谋求急公，但对于料银，即使终年鞭打责罚也不能全部缴清的，应当蠲免一两成，以使困敝者得到休养。如果一定要分厘不差地取足，百姓怎能承受？总的说来，段匹原来的估价高出当时市价数倍；织监如果稍微存有救济百姓的心意，必不会借口价格不足而不肯留下余地，把费用全部取自民间。第四，船只不应增加。臣查得神宗四十四年，苏州、松江每年运输两次。如今织监又要在苏松增加两只船，不仅水手、船头的工食银两终究难以加派，一路夫役和廪给的费用，几乎要占袍价的一半。实际上，一次运输的袍段有两三只船就足够了。如今每船不过寥寥几杠，都是地方上逐利之徒揽货进京，沿途可以免税；计算所免的税额，又足以抵得袍价的米数。应当照旧额装运；如果要加派以增添船只，臣不敢同意。第五，苏州、松江的只逊应当免除。查得只逊旧额派给应天等数府，苏州、松江既然织造袍段，从来没有再派只逊，因为龙章礼服最为重要，有了这种织造，其他便不应再造；这样既是为了减轻物力，也是为了尊崇盛大典礼。

译近来不知因为什么，又派苏州、松江制造只逊二千副？这岂止是工匠不能承受，也深深违背了典制。第六，浙江、南直隶的道路运输应当斟酌。查得每年核算的段匹，按祖制原本属于有司办理。万历三十年，盐监鲁保揽取权力、贪图利益，把这项事务包揽收取，监督各匠，受到怨骂。后来抚按官说这样不便，于是仍归有司办理。如今织监又上奏夺回监中，有司从此当然省了一番劳苦；但由有司办理，各府可以就近验收、解送，由织监办理，则每一领都要验收，每一批都要解送。从南直隶应天等各府到杭州，往返路远的跋涉千余里，近的也不下数百里，往返奔波使百姓受害。既然如此，织监难道也要沿袭鲁保过去的旧办法，皇上难道不能效法神祖使事情回归正轨吗？第七，羡余应当积存。查得万历年间，每匹扣除羡余银四钱解送进京，后来已经承蒙恩诏免除。拖欠的既然免于追究，库中已有的就应当贮存；若一概花销，既没有用在百姓身上，也没有用在官府公事上，只是白白填饱奸胥的肚子罢了。应当把前项羡余清查出来并贮存，以备缓急之用，这也是节省费用、充裕军饷的一种办法。以上七项，不过是陈述已经实行的成例，剔除将来的弊端，都是事理明白。这些办法容易看见，也切实可行。臣不敢厚望皇上过分节省，只求不要大量耗费公帑；也不是故意与织监发生龃龉，只求不要严重违拂民情。至于借假防弹劾来窃取、玩弄威福，借议定礼制来显露肆意横行的作风，这是江南数十年来从未见过的中使行径，众人都为此不平，而织监自己也后悔其荒谬妄为，不必等臣把话说完。伏乞皇上下敕有关部门覆议，立即赐予采纳施行。天启三年四月初八日具题，奉圣旨：织造一事已有多次明文，内外官员应当同心协力调剂，不要因争执而耽误事务。该部知道。题为“只逊派增太滥，地方贫困难以承受”，伏乞圣明查照旧额，特别准许减派，以彰显节俭，杜绝浮估。为此具疏。据工部咨文开列：锦衣卫上题称，只逊和驾衣不够，移文咨送前来，详细开列大红、青、绿三色只逊纻丝一万一千五百副，大红、青、绿三色通袖膝襕九千五百副，新添大红、青、绿三色改机防六千五百副。应天等府听由南京供应机房织造内监兼管督造，浙江、苏州、松江二府听由苏杭织造内监兼管督造等情由。文书到达臣处后，臣随即行文应天府以及苏州、常州、徽州、宁国四道，查核料价；随后各属回复说，这次所派只逊数量是过去的数倍，又新添改机防五千副，地方已经疲困到了极点，哪里还能承办额外织造等情由，各份禀文一并呈送到臣处。臣私下考虑，銮驾出入的卤簿仪仗，自有固定员数；皇帝初登宝位，服饰仪容焕然一新，旗尉的驾衣确实不可缺少。然而从来没有增加到三万多副的，增加从今天开始；从来没有创制织造机防的，创制也从今天开始。不核实实际使用数量，不遵循祖宗沿袭的制度，滥行派织，侵蚀国计、困害百姓，使国库因此空竭，奸诈的机户也借此自肥。唉！如今东南的财力，正是衣襟和肘部都已暴露、困窘不堪的时候；如今东南的百姓，正是只剩皮包骨头的日子。正额赋税尚且要考虑节省，非经常性的额数，怎么可以任意征收？如果这些数额是工部题定的，工部就应当竭力请求改正；如果出自皇上的裁定，望皇上赶紧加以转圜。臣等固然不敢请求全部罢免，以致削弱典礼所需；也不敢因循浮估，以满足小人的欲望。伏乞皇上下敕有关部门，将原数特别减去三分之二，仍把神宗时保存而未用尽的旧物检出使用。圣明之主尚且想着穿洗过的旧衣，难道旗尉会抛弃旧服吗？并乞查照臣前疏所说混派苏州、松江的事项，一概停止免除，以恢复旧制。所谓节省一分，地方就得到一分利益，绝不应当用仪仗侍从的服饰困扰衣食无着的百姓，用无止境的需求耗尽公私财藏。皇上上念体恤百姓，下求充裕国计，必不会认为臣的话荒谬。天启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具题，奉圣旨：工部知道。题为“匠役自有定籍，局匠自有定制，应当听凭有司核实，难以凭织监的烦琐陈请，以慎重明文、统一政体、安定人心事疏”。臣从邸报中看到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的一本奏疏，内容是所属匠户违背明文、抗拒织造等事，臣还没有看到完整奏疏。此前臣曾收到该监的手本，说工部所派数目比过去增加数倍，必须编定、拘集匠役来协同织造。近来又看到松江府官员审查万程等人，详细说明他们是百姓而非匠户，报告给该监，希望该监不要听信小人的妄言，以免造成民间骚动。没想到他竟然拿万程等匠役的事情上达圣听，臣不能不对此有所陈说，谨将事情始末为皇上陈述。本府知府张宗衡接到织造命令，知道织造出自朝廷，所以设置监、府来统筹完成，并据此考核段匹的优劣精粗。至于一切堂长、钱粮事务，则属于各地方有司的职责。旧例是编派匠役时，由织监发牌给有关府县，再转行局官查明后申报，这个做法由来已久。实在是因为织监出自内廷，自称天子近臣，无法了解民间的实际情况，不愿为琐碎事务烦扰皇上，同时也借此表达防微杜渐的意思罢了。如今本监竟相信小甲陶孙和张密，张贴榜单、定名拘捕，难道真是不了解典章，妄想越俎代庖，超出本来职分吗？还是有意先逞强行事，故意作出这种非分举动来试探呢？

译本监轻信流言，垂涎富户；有关府县驳斥也不听，本府坚持也不能使其停止，势必不把松江殷实人家全部指为匠户便不罢休，其危害真是说不尽。况且浙江、南直隶相距很远，怎么知道某人是真正的殷实户？又怎么知道殷实人家就是真正的匠户？唉，正因为把他们当作殷实户，才会把不是匠户的人当作匠户，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内情。事情呈到臣处后，臣严厉批示，禁止私下报送人员，正准备移文给该监，照旧规由府县审查、编报、顶补，不许奸人借机传播扰乱。忽然看见李实妄自陈奏，捧诵明文，要求把人交抚按官逮捕送来，臣不胜惊骇。臣谨会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潘士良查得，织造的价格，民间出一分，官府却要出五分；然而其中剩余的利益并不归于工匠，只有最狡猾的匠户才能与猫鼠同眠，稍微笨拙的便不足以填饱豺狼的欲壑。于是有告发顶补的，有逃避顶补的，而在编报审查之间，又成了小人的一处谋利渊薮。旧例是由局官报送，府佐审查，根据户籍酌定去留；稍有不公，众匠可以喧哗，巡按、道员可以追问，所以法令统一而人心安定。从来没有让一个小小的甲长随意报送官民姓名给织监，便直接点名提拿的事情。抚按官处理事务，无论大小，都必须批示给道、府，听凭他们斟酌妥当后才准许施行。如今松江府同知孙应昆遵照该监牌文，逐名详细审查：谁是百姓而不应混入匠户，谁是贫困而不能承担徭役，都已经分别查清；他还再次申明职守不可转移，小甲所作的报告不可听信。这虽然违拂了织监的意愿，实际上却是忠诚的劝告。从来没有像该监这样，因轻微诉说而触怒，听信狐假虎威的小人，欺凌奉法办事的府佐。如今如果还不醒悟，迅速改正先前的错误，反而把小甲的琐碎言辞搅扰九重圣听，以卑琐的蚁役烦劳光明赫奕的天语；把织监的牌文当作皇帝诏令，把有司视作水火不容之敌，在暗中埋设钩距，张开遮天的罗网；借皇帝诏令来显示徙木立信的威势，枉费万乘之尊，只为实现弹雀般的谋算。这样的明文一旦颁布，吴地的富裕百姓人人自危，而那些凭借织监牌文私下报送的人却人人都能满足欲望。怨恨聚集到李实身上，也给皇上留下不好的名声。臣等是替皇上的明文爱惜名誉啊！李实得到明文容易，臣等得到明文却难。臣等难道不知道吗？然而臣终究不敢弯曲三尺法令来收敛一方百姓的怨毒，也不敢结党作欺骗蒙蔽之事而耽误陛下。近来又看到青浦县招报奸棍顾松。顾松先年把田地卖给朱春，因为索要贴银没有成功，便暗中嘱托牌文所指挥的张永成，诬称朱春是匠户沈阿仝的后代，致使其被列入名单。这还只是就一县一人而言，其他人还不止这些。如今人心动荡不安，监中差役横行，我恐怕家家户户都会惊慌，事情发展到极端便会生出变乱，那危害哪里说得尽！伏乞皇上立即明断，收回成命，敕令工部覆议：编报堂长应当遵照旧例，由府县详报，不许小甲、牌文随从借机制造骗局，任意把人说成匠户或百姓。请容臣等所属官员秉公审查、分别编报，这样奸棍就不能肆意施行恐吓诈骗的诡计，民间也可以消除无穷的隐忧。天启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具题，奉圣旨：这几个奸诈的匠户万程等，仍遵照先前明文，严加拘拿，解送织监服役，不得曲意庇护，以致耽误上供。该部知道。题为“料银滥取难以依从，府佐被诬并非有罪，仰乞圣明酌定数额以节省每年支出，并洞察虚妄言词以杜绝蒙蔽圣听事疏”。臣在邸报中看到织监李实的一本奏疏，奉圣旨说：“苏州、松江的料银丝毫不给发，同知杨姜贪污受贿已经败露，抗拒明文而冒犯罪名，企图掩饰，本应派官逮捕治罪，姑且命抚按官严查贪赃私弊，限期提审具奏，钦此。”袍段的价银取给于料银，而苏州、松江每年征收的料银不过四万余两，额定编派只有这些。往年的织造孙隆和近来的吕贵，都从未超过编定数额。如今织监李实错误地虚张额数，一味苛索，倚信牌文随从，百般侵吞冒领，其中有四点绝对不能听从，请允许臣逐一说明。臣查工部咨文，这次袍段派额为九万五千余匹，蒙恩减去三分之一，仍有六万三千余匹。臣又查得神宗即位初年只派五万余匹，后来仍有蠲免，因此臣等曾共同上疏恳请皇上遵循祖宗成宪，以宽苏物力，工部也曾再三具疏请求。李实反而说皇上原先派定十五万匹，用来欺骗堂长、匠户。臣遍查文书，并没有任何派定十五万匹的文书；无非是派得越多，取利越多，所以故意虚张数目。这是第一点绝对不能听从的理由。臣又据实情查得，最初估价以百万两计算，众人都说虚报冒领到了极点。如果果真由一位奉公的内臣来主管，其中可以节省五六十万两，然而对李实不能抱此希望。即使按百万两估价计算，浙江占六成，南直隶占四成；浙江若得六十万两，苏州、松江也只应得四十万两。把四十万两分为十八次运输，每年两次应得四万余两，苏州、松江解送的数量已经足够。如今织监两次运输造册移文给臣，却索取苏州、松江九万二千两，而且还要把三次运输续解的银两并入两次运输的数额。这样累计计算，十八次运输将向苏州、松江索取九十万两，连同浙江的价银也全部输送进去。臣当时如果不讲明，今后十五次运输必将沿袭成为定例，臣因一时因循而给苏州、松江留下无穷拖累，臣的罪过就更大了。这是第二点绝对不能听从的理由。织造监局各类差役都请求通融挪借银两，臣想到如今搜刮已经到了尽头，库藏像洗过一样空，苏州郡正是财赋出产之地，却连千金储备都没有，还能从哪里挪借？从京边军饷中挪借吗？从金花银中挪借吗？从辽饷中挪借吗？每一项款目都有定额，早晨入库，晚上就发出批文支取，尚且苦于不足；有司因数额未足而时时受到明文责罚，又怎么能够全部停止其他项目的紧急征收，概括充作织局无节制的苛索呢？这是第三点绝对不能听从的理由。段匹颜色之中，大红与浅色、金闪与暗花，所需料价相差悬殊。

译工部派定原本有固定数额，大体上红闪色只占十分之二三。每次运输的数目原本没有明文规定，历来旧案清楚可考；如今李实却多留下浅色、暗花，在苏州府把大红、金闪等颜色开列为数倍。如果把后几次运输中价格昂贵的颜色全部拿来满足一时之需，无非是假借织造之名，红闪越多，需要染色的就越多罢了。第二次运输苏州已经超额供给，第三次运输苏州只应补交段匹三百五十匹，堂长、匠户交来的段匹却不接收，竟想借此操纵局面来挑衅激怒，公然施展辣手，这是第四点绝对不能听从的理由。这项差事，臣愚钝而微薄的一个念头，是为地方百姓已经耗尽的元气感到怜惜，为织监堵塞没有止境的贪取漏洞，因此深深违拂了他的心意。臣与府同知杨姜并无不同，只是因为织监怨恨杨姜不肯破例执行所谓属礼，把他当作有关部门的倡导者。天启二年，织监曾因私情妄自发下明文，如今又巧加陷害；不只公开诬陷杨姜抗拒明文，还暗中使他蒙受贪赃罪名。近来一两个牌文随从曾散布流言，说只要中伤一位同知，属礼的规定便可确定，库银也可以任意取用。臣原以为小人的流言不足相信，没想到李实的谋划果然出于此，而皇上又被错误言辞蒙蔽了。如今全郡士民看见本官闭门惶恐、哭泣挽留，而各属荐绅、将士无不称赞杨姜，愿意借憎恨李实之机反过来仇视有司；然而触怒百姓，百姓也必将仇恨李实。想到这里，难道不令人寒心吗？何况还暗中干预纠劾的大权，把抚按官置于何地？这不只是向下违拂舆情，也关系到上面的国家体统，确实如科臣所抄录明文中所说。至于袍服以外的每年常造、改造、只逊，都是有司的事务。自从陈增因包揽而获祸，刘、吕两位织监都未曾越权过问。没想到该监又把自己当作无底深渊。不要说削减财物没有满足的时候，而且每一领都要解送、验收、发放，既从北方运到南方，又从南方运回北方，迂回千余里，转运必然误期。臣看蓟、辽、宣、大、延绥等镇的边赏，不过派一名能干的佐领官到苏杭平价购买，价格很低，几十天也就办完。如果一定要把它并归织监，使李实得到厚利，那当然可以；如果是为公家打算，臣却看不出这样能办成事情，反而会增加祸害。总的说来，袍服所需银两，臣希望照常从条编四司料银之内支取，而李实却一定要超出条编四司料银之外额外索取。徽州、宁国等府每年改造以及协济所需料银，机户只愿就近领取、就近织造，但李实听信织监中的奸徒，强令他们到杭州往返，给附近的奸徒钻营获利。差役四处出动，大肆骚扰，镇江匠役又接连前来告状。臣替皇上守护江南一方，所忧虑的是关系安危的紧急变化，而李实所看重的只有钱财多寡。臣替皇上经理财用，所谋划的是斟酌盈亏、以有余补不足，而李实所急切经营的却总是榨取民脂民膏的阴谋。李实自身像贪财的扑满，臣的言语像浇在石上的水，即使想与他同心协力，形势上也不可能。并不是臣敢于故意制造异同。伏乞皇上俯念苏州府料银已经全部起解，原本没有拖欠；松江、镇江、徽州等府每年的改造银与杨姜无关，特赐宽宥，以彰显圣德。仍请严谕李实，在额定数目之内节制收取料价，段匹不得虚张数目，红闪色不得把一时所需料价一并索取，不得多扣入己，不得凭牌文随从任意拨置而与有司互相扞格，不得设置缓急的关卡并制造虚妄言辞、进谗诬陷。这样地方就会得到李实使之安静办事的恩惠，臣等也可以与他同心协力完成上供。天启三年闰十月初五日具题，奉圣旨：袍段积压不能赶前完成，都是因为料价耽误；杨姜贪污放纵，早已显著，借端掩饰罪过；抚按官也不顾官员的考评，便偏听偏信地发下明文。仍遵照明文秉公查处，限期回奏；如果再次像从前一样曲意庇护、不予提审究治，定当派官逮捕治罪。该部知道。题为：仰恳天恩，宽宥受牵累的属吏，以扩大圣上的宽宏气度；罢免不称职的微臣，以确定官员的考评。为此具疏。臣因织造一事奏报钱粮款额，并为府佐杨姜无罪而被诬一事辩明，所说每一字都是实录，不敢粉饰。皇上偏听偏信地发下明文，伏蒙圣旨说：“袍段积压不能赶前完成，都是因为料价耽误。杨姜贪污放纵，早已显著，借端掩饰罪过。抚按官也不顾官员的考评，便偏听偏信地发下明文。仍遵照明文，秉公查处，限期回奏；如果再次像从前一样曲意庇护、不予提审究治，定当派官逮捕治罪。该部知道。钦此。”除已发文要求提审查办外，臣恭敬体会皇上的话，如果说杨姜确实贪污放纵，借织造之事掩饰罪过，而臣又庇护贪污放纵之人，荒废纠劾职责来纵容奸人，那么臣蒙受皇恩被擢升为一方长吏，负有纠劾责任，假如属官果真有一两件违法之事，怎么敢喋喋不休地颠倒黑白，不顾自身而像翅膀一样遮蔽他，使他的毒害流布一方？这是不忠的大义所绝不允许臣做的。自从再次奉到严厉明文，臣思考不明白其中缘故，还担心本官从前曾受到持斧使者的弹劾，几十次荐举或许只是虚名，于是又再三访查，寻求他的恶行，最终一无所获，反而听到许多贤能的名声。各州县官员都替他愤慨，出面揭发申诉；士民也各自具呈揭奏，逐条列举他的政绩来报告。后来询问他被诬陷的原因，不过是说：他性情刚强，不善于讨好求容，比如与李实争论应当照各监旧规办理，不肯倡导执行所谓属礼罢了。如今本官敬畏天威，约束自身等待治罪，多次呈文请求臣等据实说明纠劾轻重，一切听凭皇上裁断。这固然是臣子敬畏皇上的一片心意，情真意切，言辞恳切；然而臣终究不敢抹杀公论来欺骗圣明，更不忍隐瞒本心来束缚属吏。杨姜不过是一个小吏，呵斥他、责罚他，有什么值得惋惜？臣唯独惋惜的是，从此贤人和奸人混淆，纪纲从此颠倒。凡是请求没有得到满足的人，都可以挟带私怨，使他人遭受不可预测的灾祸，这实在不是清明之世应当看到的事情。伏望皇上开启日月般的明察，扩大天地般的度量：起初怀疑他抗拒违犯而责罚他，后来察知他别无他事而释放他，那么天下臣工都会歌颂圣心虚明、圣恩广大。宽宥一个杨姜，外任官员便人人感奋；李实也可以与人情相安，不至于酿成怨毒而蒙受不好的名声。周威王诛责每天来称誉阿谀之人的阿大夫，却封赏每天来诋毁即墨大夫的人，正是用来堵塞谗言。光武帝在上东门赐给阻止车驾通行者，等候后又贬黜奉诏守中东门的人，这些都是用来整饬官吏的办法。

译执法刚正不阿的人，近于严厉放纵，却能够修明职守；软弱圆熟、善于狐媚的人，近于谨慎，却常有贪污受贿的非议。这是吏治贤能与否的大概情形，臣又愿皇上仔细思考、详加察看。只是臣极其庸劣，却错误地担任抚绥之职，实在不足以打动圣听，言语也不足以取得信任。臣一疏再疏，挽回圣意却没有办法，便是辜负君恩、尸位素餐多年；官员考评尚无确实证据，却屡次烦劳皇上严厉督责，便是辜负官职；臣不能顺从织监来满足他的欲望，却小心翼翼地讲明料价，导致他诬奏的纠葛难以断清，便是辜负属吏。如此看来，不称任使而应当议罢的官员，没有比臣更合适的了。臣被罢免之后，属吏究竟贪廉，自然会有一桩真正公正的案件，也不至于因为怀疑臣而转过来怀疑台臣曲意庇护。臣被罢免之后，考察官吏、安抚百姓，自然会有贤能的抚臣，也不至于因为近在耳目所见的遗误，反而在深宫之中得到错误判断。伏乞皇上先将臣罢斥，然后再覆查本官贪赃的事迹是否确有证据，查勘清楚后回奏；这样便会水落石出、阳光照见、冰雪消融。即使臣朴实忠诚的一片心意不能在任时得到理解，也希望在离任之后终能明白。只是织造一事，在泰昌年间已经全部撤回，李实钻营获得这个差事，因此又重新派遣。如果肯按照两府原定的料银额数编派，按各次运输发给银两，不另创前所未有的规例，以免给江南官民带来骚扰，那么我们这些奉命出使的天使，哪里会不愿同心协力，反而故意制造枝节、彼此抵牾，弄成水火不容的局面呢？如今战事已迫近郊外，江南安定，边事才可以支撑，京都才可以守卫；江南不安，即使有谋臣猛士，也不可能饿着肚子替皇上办理战守之事，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在这样的时局下，怎么能让一个织造使臣破坏成例，冒险动用钱粮，骚动各郡，蹂躏百姓，激发意外的变故呢？还希望皇上和执政大臣共同斟酌，以社稷为重。先臣端毅王恕巡抚江南时，上奏停止织造；文忠杨廷和任阁臣时，也没有起草织造敕令，这难道不都是盛事吗？臣感激迫切至极，唯有等待命令。天启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具题。奉圣旨：杨姜这厮违抗圣旨，擅自减少袍服，导致耽误上供，实在非常不敬。本应派官员逮捕治罪，念在巡抚大臣极力请求，姑且革去职务，降为平民，发回原籍当差，永不叙用。误期运送的袍段以及每年改造的段匹料价，由当地掌印官赶快筹办，解送织造监，限期催促织补，以供解送使用；以后再有违误迟慢，定当从重治罪，绝不宽饶。着令周起元安心供职；此事礼部知道。奏为“微臣蒙受皇恩而心有惭愧，属吏受到重罚实在可怜，谨因监臣奏疏存在欺罔，再次申明料银定额的原委，以及不减少旧制本来就应当遵守的道理”事疏。臣认为苏州、松江两郡的料银定额是有规定的，没有另外筹措钱银的办法，来满足织造监贪得无厌的要求。李实因此向同知杨姜肆意逞凶。臣愿意辞职一次，以表明这位同知没有其他罪过；皇上不但没有责罚、驱逐臣，反而命臣安心供职。又想到臣极力请求免除逮捕杨同知的处罚，而皇上只将他革职为民，这不仅是臣承受了皇上宽厚容忍的仁德，即使杨姜也深深感激皇上宽缓处置的恩德。然而杨姜原本并没有擅自减少的事情，却因此获罪禁锢，臣虽然厚着脸皮任职，内心实在十分不安。近来又见李实搜罗材料、逞强辩解，言辞尖刻而闪避责任，用词傲慢侮辱，贪求无厌，都是由于宵小之徒从中指使、挑拨、操弄；臣未能明白彻底地辨清情况，因而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争端。袍段分作四十万件，分十八次运输，按次发给银两，原定编额只有这个数目；即使是李实的奏疏，也不敢说苏州、松江的料银定额超过这个数，事情和道理都很清楚，不必再喋喋申说。杨姜奉行法令、急于办好公事，并没有擅自减少。过去汉文帝穿黑色粗绢衣、穿革鞋，使天下达到富裕；宋仁宗因陕西用兵，实行三司议定的办法，节省宫中服饰器用。假如杨姜果真能够替皇上节省不必要的耗费，按照中兴之主的标准来要求皇上，那么本来就是最恭敬君主的人，难道不是卓越的贤吏吗？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减少，皇上听信李实的话，以擅自减少、不敬之罪归罪于杨姜；这是天下人共同怜悯的事，也是臣深感不安的事，更是皇上应当从中周旋、照察其冤屈的地方。李实来到苏州、杭州，一味经营牟利，而且手段狠辣；他讲究属吏拜见上司的礼数，罚扣官府的俸禄，打开秘密访察的门路，拘捕百姓充作工匠，使他们极为苦痛。又有两件违背成法、破坏旧章的事，就是每年改造和袍船。李实当初承办袍服差事时，并没有具疏上奏，难道是想仿照孙隆的做法吗？试问孙隆是否曾在苏州、松江袍服之外，侵管镇江、徽州、宁国、广德等府州的岁改事务？这些地方过去从没有宦官活动的踪迹，如今突然增加一个中官，使其间受到骚扰，不仅往来差役络绎不绝，驿递也怨声载道，万一奸民因此制造事端，实在恐怕会发生不可测的祸患。臣所忧虑的，不只是替有关部门保存多年形成的规制，更是深深担心地方发生意外。近来他在数郡中攫取的钱财，已经收取数万银两，却从未听说有一丝一毫解送京城供国家使用；这样对公家没有好处，却对地方有害，不加考虑也很明白。这是第一件绝不可纷纷更改的事。再说袍船每年八只，神宗已经裁定作为定例，刘、吕两监实行此例也很久了。如今忽然增加建造两只船，每年都要加派修造费用，每个驿站都要设置役夫和廪给费用；李实不过得到船头奸猾之徒的一些微小利益，却不顾有关部门加派造成的骚扰，不体恤万里挽运拖曳的艰苦，不考虑漏过关卡闸口而损失的成千上万税收。这是第二件绝不可纷纷更改的事。大凡掌管织造的官员，多半劝皇上奢侈，少有劝皇上节俭的；臣哪里敢以盛德之事来要求李实，只希望他照旧例实行，不要格外制造耗费，就已经足够了。仇士良说，巩固宠幸的办法，必须使君主扩大声色享受，然后我们这些人才能得志。吕强每件事都直言进谏，竭力要求首先裁减一切虚浮冒领的费用；李实把自己看作与这两个人相比，究竟属于哪一种呢？那么所谓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伏乞皇上严厉谕令李实，关于每年改造和袍船的事情，只准照旧办理，不要听信小人挑拨，任意更改；这将是江南的大幸，也是皇上最英明、最果断的决定。杨姜虽然已经飘然远引，甘愿做圣明时代的隐逸之民，但还应体察他没有擅自减少的罪过，曲加宽宥、从轻处理。这样臣的意见得以采纳，地方承蒙恩泽，即使再加重剥夺臣三次官职，臣也仍觉得荣耀有余。天启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题。奉圣旨：杨姜耽误袍段，控制运船，而且一向贪婪横暴，已经从轻处置。巡抚官是一方的表率，职责专在考察官吏，怎么能毫无区别地一味包庇呢？如果再烦琐陈奏，杨姜定当逮捕审问。袍船每年制造段匹之事，已有多次圣谕，着令照旧办理。此事礼部知道。

译文震孟说：“宦官的势力正盛，机巧的人把闭口不言当作懂得时机，卑劣的人用阿谀依附来推卸祸患；这样一来，公道从哪里彰明，良心从哪里挽回？周公不躲避权贵宠臣，一次又一次上疏，终于使逮捕改为削职；即便如此，他还为杨姜辩明没有擅自减少的事实，指出李实有擅自增加之罪，句句恳切直截，是非清清楚楚，您真是铁汉啊！” 奏为《赶快兴修水利，以便蓄水和泄水，救济年荒，充裕国用》事疏。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郡，疆域不过五百里，每年输送租粮二百多万石，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水利更重要的，而水利工程中最大的，没有比吴淞江、白茒江、刘河三条河更重要的。大概苏州、松江、常州以及嘉兴、湖州等数郡周围的湖泽，都汇聚到这里，作为宣泄水流入海的通道。近来刘河一线还仅能通水吐纳，而吴淞江与白茒江两条水道却淤积成了平地。前代多次疏浚，都有史志可以查考。本朝永乐二年，尚书夏原吉来疏浚；正统六年，工部侍郎周忱疏浚；隆庆四年，都御史海瑞疏浚。到如今已有五十多年，一直没有兴工，以致吴淞江从澳塘直到新泾口，以及东西芦浦三坝等处六七十里，都淤塞不通；白茒江的梅林塘、墩镇泾等处，也都长久填塞。前后提出建议的大臣，都曾请求疏浚；本地乡绅也常常叩阍请求开浚，却总因费用浩大而中止。三吴千百万百姓的命脉，都在盼望这项工程，而皇上没有下令治水，地方不敢擅自兴办大役。近年稍有水灾，低田就被淹没，直隶、浙江数郡都受到祸患。像长洲、吴江、常熟、昆山、嘉兴、上青、无锡等县之间，荒田有数万顷；每逢漕粮和白粮兑运时，有关官府只能把负担摊派给高乡补缴。然而高乡赋役本来就重，也不甘心替低区白白赔纳，因此有关官府常因考成不达而降罚，小民受到鞭打、催逼、呼喊追索，最终也不能缴足定额。今年大水突然暴涨，漫延千里，这是水造成的灾害；雨后积水停蓄，十多天也不消退，这是水利不修造成的灾害。如果今天仍因循不治，那么东南水患将一天比一天严重，国家赋税和百姓生计都会受到拖累。臣查考都御史海瑞开浚吴淞江时，用银七万多两；前任巡按薛贞曾委官估计，数目也相差不远。至于白茒江，知县宋贤竭力请求疏浚，大约工程费用五万两就够。合计两江工程费用，以十二万两计算。查万历三十六年，除应天六府赈济银不计外，苏州、松江等府实际蒙发赈银五万两。如今时局困窘，皇上不能多发内帑，但赈灾又不可缺少；或许可以就用这五万赈银，再增加一二万两，发给开河工程。臣传檄各乡饥民全部前往服役，按丈量确定工程，按人数发给粮食，按天数支付工钱；所救活的人一定不可计量，而水利也能兴修起来。以后即使有连绵大雨，也不至于伤害庄稼。过去宋臣范仲淹镇守临安，遇到灾年便转而大兴工程，招募饥民，使他们赴役并在那里就食，靠此保全性命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如今臣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取法这个意思；还缺五万两，容臣在所属地区再搜集拖欠的导河银和赃赎银，再查照过去的公牍，或酌量实行募捐派捐，以奏报工程成效。至于疏浚的方法，只在于寻找原来的河道：浅的挖深，窄的拓宽，应当设闸的设闸，应当筑堰的筑堰，应当用石的用石。豪民有在淤地旁边开垦成业的，只要不严重妨碍河心，宁可稍微缩小河面而保存其产业，以水道能够畅通为止；但不许一两个奸猾之徒占据淤塞之地作为私产，嘱咐堪舆家散布所谓风水的说法，暗中进行阻挠。查上海地方，弘治年间开浚后，钱福成为状元；嘉靖年间开浚后，徐阶入阁为相；水道如此通畅，文运也如此显赫。如今假如竟因不可信的堪舆之说而留下数郡水害，即使确实有小小妨碍，也应当选择有利的一面、顾全大局，何况原本与风水气运无关，只是有人想借此阻挠、占地开垦呢？过去成祖命尚书夏原吉出治水患，派官员携带《水利集》赐给夏原吉；成祖对此事重视到这种程度，所以奉行者都竭尽心力，终于取得成功。如今皇上如果肯留意这项工程，乞请在工部司属中选任一名精明干练的官员来主管此事，以表明圣意的决断，才不会成为站在道路旁边空谈、却不实际修筑的人。至于分任府佐等官员，就可以从所属地区选用。天启四年六月【缺】日具题。奉圣旨：工部知道。奏为《地震再次警告，人事值得忧虑，恳请圣明赶快修明实际政务，以求消除灾变》事疏。臣听说，坤道以安静为主，发生震动实在违背常态。春天本是阳气发生的时候，阳气潜伏而不能上升，便与阴气相搏击，所以发生地震并有声响。就松江一地而言，除沪渎、淀湖以外，四面水荡无边，向东连接各番以及苏州、常州等郡，是作为屏障的地方。如今四天之内地震两次，灾变不会无故发生，民情惊恐，都是臣等供职无状所造成的。除痛切地加强自我反省，以及告诫文武诸臣，立志谨慎戒惧，共同谋求消除灾变之外，臣等虽然不懂天象，但对于人事确实有深切的隐忧。考察象占，有说：“地震则百姓骚扰。”江南赋税最重，还要承担所谓随土地所产而供给的义务，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可是近年来军队往来不断，加派钱粮、催逼追呼，织造需求，辽东粮米的带运，使民间骚扰渐渐形成萧条景象，这是臣等最为忧虑的。占辞又说：“地震，年成不丰。”京仓和边仓储粮亿万，都取给于江南；在这里预防水涝，最急迫的只有水利。然而疏浚、筑堤的政务，已经几年没有兴办，都是因为近来搜括得太尽，有关官府无从筹措工程费用。万一水患流行，造成昏昧困顿，灾愆降临而超过日月运行的正常轨道，那么匮乏的祸害难道只由一个郡、一个县承受吗？这是臣最为忧虑的。占辞又说：“地震，下面有谋乱。”去年奸人马文元制造妖言来煽惑愚民，又有逃亡盗贼周忠聚集党徒，暗中进行不可测的活动，已经由巡按大臣以及道、府官员相机扑灭；然而草野之间仍有潜伏的武装和凶器，并不容易使他们归顺教化，这又是臣最为忧虑的。以上都是从江南方面看尚未发生的祸患征兆，但实际上都关系到朝政的缺失。伏乞圣明留意反省，俯念军国和宫府的需要无一不取资于江南，必须江南安定而后京师才能安定。请皇上慨然发布仁德之言，下达明诏，清除烦扰、革除苛细，使百姓休养生息；这样就会把万民的欢呼声作为天下清平安宁的支柱，难道仅仅是使祥桑一朝枯萎、荧惑星退后三舍而已吗？臣等看到这样的灾异，不敢不仰承天听，因而表达这番恳切忠心。天启三年四月初十日具题。奉圣旨：礼部知道。

译奏为《宫中失火以示警戒，恳请明主警惕以消除灾害》事疏。臣私下认为，严密禁地忽然遭遇火灾，固然可以说是人事疏忽，但阴阳失调、离火成为灾异，实在是神明在暗中告诫。春秋记载两观失火，记载桓公、僖公宫殿失火，凡是记载灾害十二次，无不是因为天人感应的缘故，不可忽略而不记下，是为了给后世留下警戒。金陵是王业开始建立的地方，祥瑞之气苍郁深厚，是上天所集中眷顾之地。上帝的眷顾正隆盛，各路神灵一定会呵护防卫，为什么会有今天的灾害呢？臣说：这是天意。留都建置宫殿，实在是高皇帝的英灵所凭依之处；即使像丰、镐那样择地迁都，也应当享受祭祀香火、安居受飨，为什么会有今天的灾害呢？臣又说：这是高皇帝的意思。臣读史书，见高皇帝讲解《洪范》关于吉凶征兆的道理，告谕群臣说：天道幽微深远，难以知晓；人事之间的感应却容易看见。天与人本是一理，感应如同回声。箕子以此告诫武王，如今应当体会这个意思，上下共同修治自己，这才是感动上天的根本。这样说，实在是彻底阐明了箕子《洪范》之学的深刻道理；但没有想到，火灾示警竟发生在皇祖创建的宫殿中。臣于是以祖训中彼此警戒的道理进言。臣任职江南，受命办事几个月以来，地方百姓家中的积藏已经耗尽，但拿着公文催逼追征不能不急；民间纺织所得的丝缕几乎空竭，但超过定额的摊派又不能不催缴。并不是每天不整治军务，但海上常常听说盐盗出没；并不是每天不清理钱粮，但仓库中时时有奸猾胥吏侵蚀蛀食。吏治看似有许多循良之人，但值得写入弹劾章疏的人未必已经全部清除；民风看似逐渐文雅，但喜欢逞强争讼的人却难以一下子改变。这些都是臣深切自责，并且与所属官员共同努力、警惕反省过失的地方。至于时局常有潜在忧患，时政之间也有许多缺失：战马放牧于郊外，已有燎原之势；军队久戍边地，有不能停止战事的忧虑；对百姓施行剿除和搜刮，积累了深重的怨恨；燕雀停在厅堂之中，存在把火藏在柴下的危险；威权和恩福脱离君主掌握，呈现出蒙蔽圣明的征象。这些都是上天之心所显示的，也是仁慈的高皇帝英灵所告诫的；我皇上应当下达罪己诏，并命令大小臣工寻求直言，彼此修治，务必遵循旧有法章来施政治理，把纯粹的德行通达于上天。这样天下安定，辅佐大臣所在的根本之地自然安宁；祖宗英灵安宁，上帝的心意自然顺遂。奏为地震屡次示警，人事大有可忧，恳请圣明赶快修明实际政务，慨然赐下德音，以挽回天变、巩固根本事疏。臣所辖松江，去年春天已经出现地震的异常，如今这一次震动绵延数百里，摇动了数郡；而且有时一天之内竟震动两三次。地震时瓦片、木材发出声响，甚至有城墙倾圮、房屋倒塌的。考察史书说：“阳气被阴气填塞，不能上升，就会发生地震。”姑且不论占验之说，难道会有阴气压制阳气，而阴阳二气不相干犯、五行运行不失常、灾害不发生、人与万物不乖戾的道理吗？臣恭敬地看到奏报说京师发生地震，奉圣旨：今年各处灾异以及京师地震，朕深深怀有警戒和忧惧。边疆多事，着令内外臣工尽心供职，务必修明安定国家、抵御外患的实际政务，不要从事虚浮文饰。臣等亲身遭逢这次灾异，都是供职无状所致。除痛切加强自我反省，并告诫文武将吏，立志谨慎戒惧，共同谋求消除灾变之外，臣私下认为，江南是祖宗陵寝所在之地，也是国家数百万财赋的出产区域；这个地方的安危，是天下治乱的征候。如今天时人事有非常值得忧虑的地方。江南一向不是崇尚风流、看重儒雅吗？近来却喜欢谈论兵事和乱事。臣恭敬看到皇上锐意求治，臣等正认为这是中兴的征象；可是旁门左道的妖言，以及狂妄放纵、不得志的人，看到边事仍然紧急、征派没有限度，便说这是末世的征象，是偏袒一方、奋起举着白梃作乱的时候了。他们相互传递、彼此愚弄迷惑，于是渐渐酿成叛逆的苗头；虽然已经分别被捕，但余党难道会全部消灭吗？臣即使把条文教令与刀锯刑罚同时施行，他们仍未必立即回心向道，这不能不说是人心发生了变化。又在去年七八月间，忽然发生旱灾，已经发黄的稻穗转而只结成半实的谷穗，棉花则有一半没有结成棉桃，而每年征收的布帛丝缕都打算转卖到中州。各条河道处处干涸，即使孟河、太湖之间，素来水势浩大、波涛汹涌，也干枯涩滞到不能行船。货物、柴薪一时暴涨，父老都认为是百年未见的异常。臣对于年成灾害不敢转报，以免启发小民观望；对于水涸造成的欠税，也不敢轻率上报，以免把不祥灾异传播到朝廷内外。然而，这不能不说是天时发生了变化。有这两种变故而地震又随之发生，臣等还担心它会在将来招致灾祸。地震后不到十天，浙江长兴就遭遇大盗造成的惨变，这也是征兆的应验；臣等又担心祸患并未随着已经发生的事情完全消除。过去汉宣帝听说地震，便下诏征求直言，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又借贷给贫民，灾变于是也逐渐消除。伏乞皇上征求敢于极力进言、直谏的臣子，举荐隐居山林而忠诚正直的人，赶快讲求能够尽到人事的方法，以挽回灾变的征兆。又希望皇上俯察江南已经虚耗到了极点，百姓耗尽土地上的出产，竭尽家中的收入，来供奉官府的敲诈吸取；长久这样下去，必然逐渐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眼下边塞尚未安定，军需催征时时呼喊；即使不能下令减免租税、借贷救济贫民，也应当赶快广施恩德，把一切烦琐苛细的征求全部下令停止。命令郡县官吏，务必在催征钱粮之中体现安抚养育百姓的仁心。臣等凡是关于民间疾苦而具疏请求皇上裁决的事情，祈请一一准许施行；这样民间就没有怨恨诽谤之声，奸徒也不敢产生越轨作乱的想法。根本安定而仁德之气调和，祖宗陵寝安稳，天地间的灾变自然消除。天启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具题。奉圣旨：礼部知道。奏为“灾荒造成的旧欠难以缴清，地方应予调停，应该赶快恳请酌量题请豁免，以使百姓困苦得到缓解，以收拢人心”事疏。

译臣听说长洲是姑苏的重要县邑，有富庶的名声，实际上却处于凋敝疲困的状况。因为田地多属于下等低田，赋税却都是上等重额，不必等到水神阳侯肆虐，百姓就已经有被水淹成鱼鳖的忧患；即使暑雨稍微频繁，水势略有上涨，也会像洪波白浪一样，禾稼全都交给水神。因此，做长洲县令十分艰难，却很容易受罚。知县叶成章任内万历四十七、四十八两年，都因水区受灾，议定把漕粮五万、三万改由熟区代为缴纳，而把折银摊派给荒区认缴，以表示体恤。可是粮食缴清了，折银却欠下了，于是不得不接受部里的查问。如今国用正很紧张，掌管财赋的人常常发出仰面对着屋梁叹息的感慨；赋税定额有规定，地方长官哪里敢不按土地所产来供给。只是长洲向来号称水乡，比各县田地低洼的特别多。像荻溪、席墟、青丘等低乡，共有十八个水区，即使丰收年也没有一半成熟，稍有水涝便遭受大荒。知县叶成章到任以来，接连遭遇万历四十七、四十八两年的连绵淫雨，低田全成大水面，漕粮也难以输送。当时本应具疏请求减免，但县境并非全部歉收，按惯例不敢请求。本官不得已提出调剂办法，请求让高乡代替灾区缴纳粮食，让灾区代替高乡缴纳折银。无奈灾民困苦疲敝，高乡的本色粮既然已经代为输纳，低乡的折色银却终于拖欠下来。不是每天花费刑罚敲打，却没有肉可以再剜；不是每天严厉追问呼喊，却没有人户可以催征，以致京仓、边仓所得的分数不足，连累本官此前已经受到降罚。这种情况与其他县份达不到分数的情形不同。如今户部公文来询问臣，要求复查；臣随即命道、府官员查勘，并依据查勘情况造送灾区详细册籍，与最初的详报相同。假如不是真正的灾荒，那么全县的高乡谁肯替灾区摊纳漕粮、白粮两项？如果本县官员没有亲眼看到当时的艰难，法令和力量都已经穷尽，又怎么会甘愿自己接受降罚，始终不敢向顽民追责拖欠呢？臣近来又发檄文，命令逐亩踏勘、绘制图册；道、府所报并不是虚报冒领。臣私下看到先帝遗诏有“加派一年、酌量免除带征一年”的条例。如今该县加派已经三年，那么四十八年以前的积欠，正应当属于豁免的年份，因此相应具题，请求俯准。本官愿意扣除俸禄来豁免旧欠，命令督促征收当年的钱粮，务必按数缴清解送。再考察知县叶成章治理长洲的情况：治理这个艰难的首县，他振作精神、用心教化治理，以清静政务寄寓神明，以安抚百姓兼顾催征钱粮，革除一切耗羡，操守清白，丝毫不沾染。大概这是既勤劳又廉洁的官吏。臣不敢因为多年的旧欠，而使先帝遗诏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信用；也不敢因为本应豁免的积欠，而使奉行法令、考核政绩的官员最终受到降罚。因此臣尽情陈述实情，仰求宽缓的政令。伏乞敕令户部查议后复奏，将万历四十七、四十八两年的灾区钱粮豁免。知县叶成章立即恢复俸禄，并考核任满；如何广施皇恩、鼓励吏治，就在这一举措了。天启三年五月十一日具题。奉圣旨：户部知道。奏为恭敬报告地方发生异常水灾事疏。臣所辖江南，地势低洼，向来称为水乡；外临大海，承受西来群山汇聚的水流，内部遍布湖荡，地势浅而漫延，容易干涸，也容易涨水；容易干旱，也容易发生水涝。去年秋天七八月间旱情严重，秋收大为减产，臣当时认为灾情还不算严重，不敢具疏请求，以免启发纳粮百姓观望。那些农夫忍受饥饿，穿着蓑衣，借贷度日，忍受筋骨劳苦，竭力耕作南亩，实在是希望风调雨顺、年成丰收，下可以资助日常生活，上可以输纳国家赋税罢了。哪里料到今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等府，从三月下旬到五月下旬，淫雨连绵，倾盆而下，昼夜没有片刻停歇；堤岸溃裂，江湖泛滥，百川倒流，水势浩瀚无边，高地低地全都被淹，祈祷也不应验；城墙倒塌，房屋漂没，甚至臣的官署也被淹倒，只能在倒塌的屋舍墙垣中围着兵士住宿。乡里小民抽泣叹息的声音，和屋檐流水声相互传到一起，惨状实在不忍听闻。又据各属来报，已经抽穗的麦子全都变成腐菜，麦粒不能食用；饥民把它炒来充饥，往往呕吐反胃而伤身。麦秆也都是从水中捞出来的，朽腐得不能烧火做饭；插下的秧苗还没有出土的，已经断绝根芽；刚出土的，全被泥淖卷倒。放眼望去，原来耕作的田地顿时变成船夫划桨的大水泽。至于嘉定、太仓等种植棉花的地方，本来适宜干燥而不适宜潮湿，棉花根株、芽蘖全都随水冲走，更不用再问了。父老相传，万历三十六年曾经遭遇过这样的灾害，但那时两季麦子已经收获，又是在多次丰收之后，没有兴兵和加派的苦难，国库有积存的钱，百姓有过去储藏的粮食，公私两方面还能够勉强支撑；然而当时仍然盗抢四起，耗费很多防御和赈救力量，才得以安定。如今的灾害比万历三十六年更加严重，而且加派接连不断，粮仓已经空竭，又接连遭遇凶年歉收；譬如一个病人，身体只剩躯壳，精血几乎耗尽，又加上家中没有储藏，连饭也吃不饱，怎么还指望他有所好转呢？在这种时候，户部为国用不足而对着屋梁叹息，遗憾没有筹措钱银的办法来供给边防战士；作为臣子，正准备东挪西借，共同救济公家的急难。假如百姓不是愁苦到了极点，哪里敢故意编造呻吟之词来欺骗圣听？只是地方确实遭受了灾祸，报告灾情本是臣的职责，臣的奏疏只恨不能详尽曲折地描写。没有灾害却虚张声势上报，是危害国家，臣绝不敢做；有灾害却隐瞒不报，是危害百姓，臣尤其不敢做。近日漕运大臣来督促储备粮饷，驻在镇江，亲眼看到百姓颠沛困顿的状况，没有不痛心皱眉、忧色显露的。臣供职无状，痛切地自我警戒。除了一方面自我警戒外，又发檄文命道、府官员竭诚斋戒，祈祷，同时疏通商业、扩大粮食销售，积储粮食、购买米粮；一切救灾政务，所属道、府官员想来都不敢松懈从事。又命各州县长官亲自到郊外，冒雨巡行，慰劳百姓，逐户安抚；水可以疏导的，就开渠泄水；堤可以修筑的，就捧土填筑。对于房屋漂走、炉灶沉没、颠沛困苦而无处申诉的人，酌量发给仓粮赈济；但总的说来，也只不过是在万分危急中补救了一二分而已。臣正抱病请求离职，却遭逢这场灾难；看到这样的凄惨苦楚，臣的病更加深重，即使竭尽微薄力量支撑，也终究没有什么帮助。若非皇上大施怜悯，破格减免并赈济，怎么能拯救数郡濒临危亡的百姓，使他们重新安居呢？奏为“水患连续数月不退，臣所抚辖地区无处不灾，穷民没有食物、没有住所，万分恳求圣上慈悲，赶快勘察、赶快赈济、赶快蠲免、赶快改折”事疏。

译臣在五月间，因为滔天大水漫延数郡，豆类、麦子、蔬菜连茎带叶一起沉没，棉花、禾苗被洪水浸泡而全部腐烂，桑田变成大海，郊野到处都是号哭之声，已经具疏报告。臣想皇上应当体察，听到后必然因怜悯而动心。臣还认为三吴虽然土地不适合种植两季作物，但六月还可以播种乌秧；只要各地官员亲自到各乡慰劳百姓，督促他们给溃决的堤岸捧土装筐修筑，疏通堵塞的沟渠，命富户捐资借贷，命贫苦佃户尽力用水车排水，估计稍高的地区或许还能补插秧苗，获得一点收成。没想到自臣上疏以后，又经过一个月，如今将进入秋季，晴朗之后水势反而更加上涨；加上吴淞江、白泖江五十多年没有开通入海，原来的河道已经淤塞，而浙江苕水、霅水各支流与江海水势翻腾，逆流涌入，苏州、松江、常州等数郡地势如同坐在锅底，无法宣泄。如今船只往来不沿河道，常常可以看到帆船在田地之间鼓帆划桨，以此寻找通行路径。臣派人前去查验，地势浅的地方水能没过头顶，深的地方水深数丈；即使地势最高处，也要撩起衣裳涉水。补插晚稻已经完全没有希望，而且村落房屋全像水中的亭台楼阁，长久成为鱼虾的住处；敲门询问，里面寂静无人，四散逃往各地的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甚至有人枕藉死在水边，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大体上没有哪个郡不遭灾，没有哪个县不遭灾：有的地方河流奔腾、山谷沸涌，人和牲畜拥塞着顺溪而下；有的地方城墙倒塌、房屋漂流，男女只得栖身树上；有的地方官署淹没在汪洋之中；有的地方圩堤水坝泄出澎湃洪波；有的地方用船筏在城郭中打捞人；有的地方百姓拄杖托钵，沿路呻吟求食。这些景象，看见的人流泪，听见的人鼻酸。父老都说，这次灾害比万历三十六年严重数倍。因为万历三十六年高乡没有严重被淹，而如今高乡、低乡一并被淹；万历三十六年水一涨就退，而如今接连十多天不退；万历三十六年蔬菜、麦子已经收获，而如今饥荒接连而来；万历三十六年积蓄还很充足，而如今十家中有九家空空；万历三十六年地方安宁，而如今人心想要作乱。臣说到人心想要作乱，本来有不敢说的，也有不得不说的。皇上正把江南看作治理天下、维持安定的根本，却在旦夕之间决定祸患，似乎会认为臣以危急言辞来求取浩荡恩典。因此臣不敢说。然而像蛇、豕一样的恶徒没有一天不包藏祸心；倡导作乱的人未必自己饥饿，却可以用无家可归、无食可吃的百姓诱使他们举行砍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行动，他们很容易进行号召。因此臣又不得不说。唉！把土地上一切出产都搜刮干净，也不足以供养这么多张嘴了。而邻近地区又没有粮食可以请求购买。农具已经典卖，牛犊也已经卖掉。事情开始于抢夺，最终发展到动用武器。这难道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忧虑吗？《周礼》所说的十二项荒政，最后以除去盗贼为收束，明确说明荒年必然会导致动乱。荒年就必然有乱，因此平息动乱没有比救济荒年更好的办法；救济荒年又没有比先使百姓有足够食物更重要的。使百姓有足够食物，首先在于赈济和蠲免、改折。如今东西方向都有人跋扈作乱，军队疲惫多年，军饷耗费不可计算。皇上与阁部诸臣把军国最紧急、最匮乏的需求，都等待江南来接济。而臣想要以江南最危险、最困苦的状况，向皇上祈求恩泽，看起来似乎只看到局部而忘了全局。臣正是从全局考虑，所以更加重视这一局部。今天臣所希望皇上做的，也不过是大施一年恩惠，蠲免、改折并予以赈济，救活这些穿蓑衣、持耰锄的小民，使他们年年都成为替国家急公好义、踊跃输纳的百姓。万一荒年导致动乱，发生不可测的变故，如臣先前所预料的那样，到那时即使大量耗费军需，也未必就能收拾。一年不征收，难道能用数年时间来补征吗？这就是臣所说顾全大局却更加重视这一局部的原因。又有人说：“改折米粮，利益在有田之家，不在贫民。”却不知道粮食本来出自富人的储藏，最后进入贫民的腹中。江南丰收年尚且需要依靠外地客米，歉收年就更加难以支撑。如果不先下令改折，那么富裕人家有积粮，一定会说：“这是我留下来糊口的。”富商有囤粮，一定会说：“这是准备慢慢出售来供应上用的。”这样一来，米粮一天比一天少，价格一天比一天贵，百姓即使拿着钱也没有地方可买。近来听说松江米价每升十二钱，和京师一样昂贵；而奸徒在所属地区喧闹，甚至强行打开粮仓的仓窖，强抢贩夫的米粮。不是没有悬挂重典来威慑他们，只是恐怕单靠法令不足以制止动乱。七八月以后的景象，恐怕还不止如此。若对灾情严重的县份，赶快准许蠲免耗羡、改折米粮，那么民间稍有储藏，以及商人囤积的米粮，都会拿出来卖给贫民。虽然米价高昂，不能强行压低，但有贵米可以出售，在其中救活的人，也不知有几千万百姓。这是在宽待富裕人家，而实际救活的是贫苦百姓。大概列祖都深知江南赋税所输送的特别多，江南安危关系极其重大，因此每逢灾荒年份，便特别广施浩荡恩典。确实是因为所豁免的数目小，而保全的事情大。今年臣抚辖地区的漕粮、白粮正额及耗羡米二百五十多万石，都要挽运送到太仓。如果查核储积、总计可以支撑若干时日，就应当对所有受灾县份准许议行漕粮、白粮及耗羡的蠲免。至于改折和赈济，乞请照过去的成例，特意派官员携带赈粮前往。还希望留存浒墅关税收一年，以及税契的惯例，把赃赎银、鱼课银用于赈济。确实因为灾情严重、百姓饥饿、事势紧迫，才不得不提出这种似乎不合时宜的请求。如今皇上仁慈出于天性，又眷念建都之地；在任诸臣忧恤当前艰难，首先谋划根本之计，皇上必定会大施恩德，以慰藉百姓的盼望。天启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具题。奉圣旨：江南水灾已经有奏报，着令作速勘察并奏请蠲免、赈济；至于眼前拯救灾民的紧要事项，来不及奏请的，可以便宜行事。奏为《水灾半年仍未消退，小民艰难缺食值得怜悯，乞请按照勘察报告，特别普施弘大仁恩》事疏。

译臣所辖苏州、松江等郡，自四月遭受水灾直到现在，九月严霜已经降下，正应是河流湖泽收缩水势的时候；可是茫茫大水仅仅退了一尺，各地低洼地区的田园仍在水中，各乡农夫的房舍仍在水中，市面上的蔬菜、米谷全都昂贵，这是饥荒和歉收同时告急了。此时已经应该种麦，但放眼望去水面无边，圩岸全都裂开，明年春天的麦子、黍子又要耽误了。臣在病痛之中，承蒙上天恩典勉强留任供职，又奉皇上谕令可以便宜救荒；臣仰体皇上的仁圣之心，皇上虽然深居九重，心意却已经周遍江左。百姓听到这些天语，没有不变色相告的，都忍着将死之苦等待救济；臣哪里敢不努力带病办事，以副皇上关怀百姓的心意。只是救荒本来没有什么奇特办法，臣才智浅薄，也不能在通常做法之外另想出什么秘方，不过是疏通商路、劝导商人出售粮食，使粮食在民间自行流通；不强行压低价格，不禁止出售粮食以聚集商人；禁止抢夺，禁止强迫借粮以安定富民；劝导富户施舍借贷，开放仓廪以安抚贫困孤独者；下则依靠有关官府出力，上则等待朝廷命令罢了。当地土地上的出产既不足以供养本地百姓，又怎么能另外筹措延续性命的粮食，来完成漕粮、白粮的输纳呢？即使改征折色，折色银也已经属于赔纳的部分，这样每石米不过是沾受皇上二三钱的恩惠罢了。如果还吝惜不准折色，百姓立即就会逃亡迁徙，危乱转眼之间就要发生了。所谓官买，是司农出于替百姓和国家军务筹虑，极其辛苦而且极其忠诚；有关官司难道还吝惜竭尽力量替百姓承担劳苦吗？然而，少量或许还能办理，数量一多实在难以实行；况且这是要同商人争购、同饥民争粮，只会使米价更加上涨，而祸害仍在官府，负担仍在百姓。臣不清楚太仓每月需要军粮多少，今年全部漕粮能够运完多少，无灾地区能够运完多少，估计可以供给多少时间的军粮，余下的才可以折色。用实物输纳的部分供养军队，用折色银充作军饷，太仓就不会受到损害。可以把因守冻而停泊的船只作为议折的依据，以明年秋冬开兑为期限，这样漕运旧规可以恢复，冰冻融解后运来的米也能抵达河湾。臣从前曾因漕运事务获罪待罪，颇听说国家每年征收的数额超过支出；推想祖宗朝最初制定征派的本意，也考虑到各地水旱灾害，所以把数额放宽，以便遇到折色时使用。不折色时，数年之中或许可以多余一年的粮食；折色时，也足以供给一年的支放。只是现在新增的耗费很多，因此司农才有仰面望屋、无以为计的忧虑。如今臣再次冒昧陈奏，确实是不通晓时务；然而为了消除危乱、保全根本，不能不提出这个办法。臣日日伏地祈求皇上怜悯重灾地区的灾民，敕令户部重新议处。请按照巡按臣所勘察奏疏中的条款，逐一采纳施行；地方百姓幸甚，臣也愚昧地感到万幸。题为《乞〔▯：字形不明〕分别改折以救危急以便征输事疏》。日前，巡按臣张文熙将勘察奏疏具报，承蒙皇上准许受灾十分的地方全部改折。四郡之中，吴江、昆山、青浦三县受灾十分的，都沾受皇上如天一般的仁德，简直如同把沟中的人救活、使白骨重新长肉；只是关于酌情议定蠲免和抚恤，尚未统一确定，百姓正低声相互盼望着户部大臣〔▯：字形不明〕覆。至于长洲、常熟、无锡三县，虽然报称受灾九分七八厘，但臣在八九月间详细核查三县，都是靠近湖泊、久被巨水浸淹的地方，秋收完全落空；佃户没有可以缴纳的粮食，业主也没有粮食入仓，即使折色银两也都是赔给小民的，百姓的饮食全靠购买客米以及贩来的米、豆、麦；乡村农民中贫困的人，有一半要靠寻找、拾取蔬菜来充饥。这三县实在应当与吴江、昆山、青浦等地同样看待，也一同沾受十分受灾地区的恩惠，不可因为一两厘的差别而区别过于悬殊，使他们产生偏处一隅、独受不平的悲哀。太仓、宜兴、江阴、吴县、金坛、武进、华亭、上海、嘉定、丹徒、丹阳等地，受灾九分以上、八分以上的，也请求按照原勘察奏疏，区别灾情多少、等级高下，迅速赐予裁决，并命臣所属有司遵照征纳。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重灾地区的百姓保全性命，早日办理折色银以供输纳；另一方面可以使次重灾区明确确定应折的分数，早日办理本色粮以供兑运。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百姓，没有比这更好的防范了。否则一天拖过一天，那些实在不能不折色的地方，施恩已经错过时机，就像饥饿的人盼望食物却只能空自流口水；那些可以酌量折色的地方，日子久了也会逐渐耗费，不难把官府储粮耗尽，只求换得一顿饱饭。这样，即使责令有司每天把灾民带来施以杖刑，以帮助完成征丝织物的急务，也只会使众人的心离散，而军粮输纳也会随之被侵蚀损耗，这是两方面都耽误了。臣的罪责就更加严重了，这其中的利害实在非常明白。臣管辖东西十府一州，商羊降灾，虽然没有一地不被水涝，但靠山的地方水涨两三天就消退，消退以后还可以补种晚稻、晚禾，取得微薄收成，所以都不敢请求折色。如今所说的折色，都是洪水经过整个秋季仍不退去，连一根茎秆也没有能够长到田里的地方。不过东部各郡的灾情分为三等，本来就不敢一概希望全部折色；西部各府灾情最重，仅溧阳、望江、高淳三县报称受灾八九分的也不过十县，而臣所属州县应当缴纳本色粮的仍然很多。臣是顾念国家匮乏，若不是真正到了饥荒的程度，便不敢替百姓向国家求恩；两位巡按臣的奏疏都在，想来也不能逃过户部的查访。百姓既然产不出米，还要赔纳漕运银两；即使不能全部缴足米粮，也可以用银两协同搭运，在聚少成多之间，〔知计臣：文意疑有脱误〕。臣为小民呕心沥血地筹划，毫不遗余力。臣私下认为，四年的米粮目前正运抵京仓、通州两仓，明年轻灾地区也不曾停止运输。如果确实让全折地区在秋收后及早输纳，待冰冻融解以后，似乎可以希望得到接济。臣把胸中的真情全部陈述出来，难道会不顾念太仓的匮乏吗？然而事势到了这个地步，臣不能不倾吐实情，哀切恳求。陆防曾说：‘只要不失去民心，还忧虑没有财物吗？’臣如今替江南的人心筹划，正是比替财用筹划更为根本。有能作战的士卒，更不能没有从事耕桑的百姓。没有从事耕桑的百姓，那么羌夷为何还要接连来到疆场？万一战鼓忽然响起，农具之间的百姓变成抵御巡逻官吏的力量，难道还能安然自处吗？又将拿什么来替吃不饱的战士筹谋呢？题为《遵照部疏再陈均平之议以安荒民以〔▯：字形不明〕漕运事疏》。

译臣看见邸报，户部覆议苏州、松江等四郡水灾奏疏，其中说江南遭遇淫雨为灾，禾麦收成无望；灾情最重的按十分计算，稍轻的按九分以上计算，最轻的也按八分、七分计算。在各处都号称荒歉、家家财物耗尽的时候，谁不仰仗皇上施加浩荡洪恩，来恩惠这些困苦流离的遗民呢？然而想到百姓每一铢一分的收入，都是用来缴纳每年的正额。巡按臣列举条款陈述的办法中，其中传播利益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没有比改折漕粮更好的了。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所属州县，除嘉定、靖江外，共计一百一十万四百五十七石。其中折其三分之一，便应折三十六万六千八百一十九石。但除受灾十分的地方遵照规定全部改折外，其余地方听凭巡抚、巡按以及道、府官员公议折征，根据灾情轻重确定改折多少，不要使偏颇不均。改折数额议定后，每石折银六钱，灾情较轻的加五分，席板耗羡也包括在内。月粮脚价的费用，自然应当免于派征；相关事宜已经题请并奉有明确旨意。于是臣所属四郡中，吴江、昆山、青浦三个十分受灾的县，终于得以全部改折。这既是替三军谋求长久的饱食，也是替三农忧虑灾害，足以看出皇上以天意为心，必定要使草木都能顺遂生长。臣体察皇上的心意，以土地养育万物为德，不让军民偏偏承受土地贫瘠之苦。主持国政的臣下，简直把百姓的饥饿和溺水当作自身的苦难；他们所做的，是通达民间隐情、普遍施行皇上仁德，不知筹划了多少办法，其中使百姓保全性命的何止百万。臣哪里敢再冒昧陈奏？只是户部奏疏以折三分之一为说，四郡共准许折三十六万多石，而三个全灾县已经折去了二十七万多石，剩下的不过九万多石。那些受灾九分的百姓纷纷围住臣问道：‘户部有折三分之一的说法，如今它在哪里呢？’那些受灾九分以上、七八厘的百姓也纷纷围住臣问道：‘全灾地区可以折十分，为什么只差毫厘，待遇却悬殊如天壤？’这是计臣责备臣没有做到均平，而臣更加没有可以答复计臣的均平办法。呼号之声震动远近，臣以大义责备他们，说朝廷正逢军务兴起、财用匮乏，不能同往年京师粮仓尚有余积时相比；又不得已陈明刑杖，以此威慑他们，说不安静听从而喧哗的人一概不得赦免。大概臣发布檄文给有司晓谕百姓，没有一份文书不是严厉督促他们完成赋课的；然而从十月到现在，重灾地区的仓库里连一粒粮食也没有增加。他们没有可以缴纳的税粮，轻灾地区又担心百姓观望等待；臣日日夜夜忧惧不安，睡卧起居都不得安宁。察看人情，斟酌事势，如果不在九万石之外酌量增加数额，就一定无法安定众人的心志、鼓励他们输纳。臣查明受灾九分以上的州县，分为几个等级：长洲、常熟实在是灾情最重，原本就与吴江、昆山、青浦三县相等；无锡、吴县、宜兴、太仓、武进、江阴次之；华亭、上海、金坛等县又次之。臣不敢琐细烦扰圣览，已经逐一列举，具文呈给计臣，等待裁决。一面严格催促征收，以便赶赴起运。大体说来，户部把三个全灾县合并计算三分之一，臣所请求的是除去三个全灾县后再计算三分之一，所争的只是二十一万石。如果把白粮全部完纳的情况也算在内，所争的只有六万多石。查三十六年各地受灾时，多数请求全部折色；当年获准的折色又只征收一半，留下一半缓到丰年征收，这个成例明明白白地存在。百姓满心希望照此办理；如今臣不敢援引旧例请求更多，只是在三个全灾县之外，请求折三分之一，并把数额按灾情轻重分配。虽然还不足以满足灾民的期望，但姑且可以彰明朝廷的德意，使他们不再抱怨不均，也使臣等能够竭尽力量催促筹办，完成明年漕运的事务。如果说军需匮乏，本色粮必须足额征取，那么多出的数额，可以按照户部大臣郑三俊的建议，把原来应折的银子存入库中，等到来年丰收时，发给应折粮的县份，陆续通融运补；数目并不多，众人共同承担，自然也容易办成。自从辽东战事发生以来，派饷就应当征收，征米就应当缴纳；如果在凶荒饥饿、生死存亡的关头，救济百姓眼前的困苦，延续他们仅存的喘息，那么小民感念恩德、设法报答；时和年丰时，没有不愿意竭尽力量赶来办事的。臣伏见太仓已经告急匮乏，绝不敢宽纵、假借情面而放松催征；凡是士绅来拜访，臣都劝他们勉力赔纳，把应折的数额让给小民，而本地贤能好义的士大夫也并不少。只是那些无所申诉的穷苦百姓、农夫和菜佣，都是极其贫困窘迫的下户；在长期大雨不停、村落断绝、刚收获的粮仓空虚、江楚地区禁止粮食贱卖、市场上少有卖谷商贩、饥饿的军队已经空腹半年、野外很少看见炊烟的情况下，有司五月以来停止征收，公堂上到处是像鹄鸟般直立等候的人。即使让鲜血淋漓地流在刑杖上，也只能使乡里百姓伤心离散。因为施行仁政，输纳的风气自然会受到鼓舞；吝惜恩惠而一味使用刑具的威势也会穷尽。臣不敢把话说尽，但有些情形即使不说尽，也已经不言自明了：洪水泛滥上涨数月、陆地沉没的情形，前任巡按臣亲眼见过。客米没有运到，各郡百姓都在哀号，有司为储粮问题紧皱眉头；仓库已经全部空了。新任巡按臣进入境内后，已经完全知道这些情况。苏州、松江地处浙江下游，长洲、吴县、常州、昆山等县，就像处在锅底一样。即使是朝廷中负责议论政事的臣子，也全都清楚这些情况。县令俸禄丰厚的，难道没有想为百姓减轻负担的心吗？如果不是地方真正穷困窘迫，怎么会无缘无故缺少官员？臣为什么要违背人情，不准他依照赴辑瑞的旨意离任，反而让他留在此地相守？上面承受功令的督责，下面承受灾民的怨嗟！皇上试着查考这些俸禄丰厚的县官为何被留任，就会知道臣之所以再三向皇上控诉恳求，并不是粉饰之说。谨与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徐吉联名上请。除将臣酌定各县的折色数额咨报户部外，伏乞敕令户部，怜悯臣不得已而苦心筹划，再在此前折色数额之外，按照臣呈文中酌定的数额，立即重新议覆，咨告臣等遵照施行。这样既能救活数郡的遗民，又能消除轻灾地区百姓观望等待的心态。沟中瘠弱的百姓可以逐渐苏醒，而臣所管辖地区漕粮、白粮一百多万石的运输，也可以早日檄令有司催促完成。这是为民生着想，也就是为国家筹划。题为《布征勉盈分数劳吏应宥防罚事疏》。

译嘉定县土地贫瘠，本来只是粗布；把粗布作为积贮之物，可以缓征，也可以急征；在减轻徭役、薄收赋税之中，默默寄寓着调节缓急的意思，大概是考虑到这片沙地的艰苦，以及有司征收、运输的困难。三十五年间不知因为什么被载入考成，如今根据道、府官员重新酌定为三分蠲免、一本一折一的说法，再次申明此前的请求：蠲免的一分，是给乡里的恩惠；解除本色一分，是为了满足军需赏赐；解除折色一分，是为了实际救济；铺垫等费用也都照通常数额办理。这样做不只是为嘉定减缓布帛的征收，使有司减轻采买办理的负担，实在也是替内库谋划长久可行的办法。虽经前任都察院具疏，但实际转移仍在户部，所以臣今日亲眼看见艰难，才替这个地方的百姓请求生路。反复筹谋，希望找到公私两利、长久可行的办法：能否在三分之中暂缓一分，只征收二分本色？暂缓的不过三万多匹，军国所看作极微小的数目，对穷苦人家却是巨大的财富；没有人不会看见恩德而产生共同承担之心。所征的则计六万多匹，实际核算的数目，怎么会比空悬的虚名更差？没有人不会因为确有实数而勉力前往输纳。主持财政的人又何必吝惜这三万匹空悬的数额，而不以此来诱导百姓缴纳六万匹必然可以征得的数目呢？等到巡按臣士良的回文送到户部，他也说应当缓征一分，实际征收二分本色，以挽救将要灭绝的遗民。嘉定的百姓，也都是我皇上抚育爱护的赤子。如果说百姓顽劣，怎么会甘心接受比责而不顾惜自身？即使说官员怠惰玩忽，怎么会甘心接受惩罚而不辞避？臣以虚心察看，根据舆论判断，总是因为该县土地贫瘠、百姓贫穷，加上连年被加派严重困扰，搜刮已经深入骨髓，已经没有可以再筹划的办法了。岂只是皇上应当施予浩荡恩典，臣部也应当显示通融的办法。如果实在不能不征，那么请采用巡按臣缓征一分的建议，可以吗？正当国家财政事务繁重烦琐之时，却独独请求如此宽缓体恤；倘若拖欠仍像从前一样，朝廷的三尺法令本来就在那里，到时该县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个建议可以安定濒海地区喧嚣争竞的人心，可以宽裕已经困乏不堪的民力，可以彰显皇上省刑薄敛的深厚仁德；一项建议就具备三种美处。何况如果多年不解送，该县还会沿袭成为常例；如今特意暂缓三万匹的虚名，却可以收取六万多匹的实数，估计皇上听从臣的请求，或许不用等臣把话说完。臣私下观察，我神祖最称得上是综合核实的君主；数十年来，嘉定每年解送布匹，不过缴纳一两万匹，仅此而已。我皇上即位初年，天下正纷纷盼望恩泽，却每年解送三四万匹，仍然下达严厉旨意责令催征。于是户部大臣提出征二分、缓一分的请求。皇上督责臣，臣督责县官，县官又转而督责小民，不知要耗费多少鞭打刑罚才能得到这个数目。皇上也会因此恻然动念吗？假如这些布匹确实有实际用途，例如线梭布确实不可缺少，谁敢轻易议论改征折色？但试着拿一匹这样的布和一钱银子给军士，臣等明知他们会领取银钱而不会领取布匹。外地解送人员有脚价方面的利益，收入时又有铺垫方面的利益，耗费甚至加倍超过布匹本身的价值。本一折一的建议之所以被搁置而不能实行，臣等知道症结在他们一方而不在我们这一方。皇上尚未察觉的地方，臣也不敢全部说出，以免激起喧哗。伏乞敕令户部重新议覆，并上请将知县卓迈准许开俸、考满；还请求皇上俯念嘉定虽有布帛征收，原本却不是当地织机所产，仍依臣等原先请求，缓行‘本一折一’的说法。这样做不只是使一县歌颂皇上施衣被之仁，天下也都会称颂皇上明圣如天的德行。天启三年七月十四日具题，奉圣旨：布匹应当遵照历次旨意征收解送；能够使用本色的，不得轻易议论缓征、改折，以致耽误急需。准许查明卓迈的开俸事宜，该部知道。题为《钱粮防计久稽印信繇单不给谨具题责成监司郡邑以振积玩以厘宿▯事疏》。臣认为，钱粮方面设置防计，是为了汇总一州一县本色、折色以及徭役的数额，从而确定派征的等级。比较方面设置繇单，是为了分清各甲各户本色、折色以及徭役的数额，并限定缴纳期限。防计在秋季制定，繇单在初冬发下；每家一张单，每张单盖一方印。即使最愚钝的人也都知道应缴的数目，最奸猾的人也难以任意额外搜刮。这是天下通行的规章，是不可更易的良法。近年来，所属有司没有不把心力用在催征赋税上的，但对于防计、繇单这一环节，多半听凭总书拖延搁置；偶尔有贤能官员能够按时具文请求，府、道官员又往往以各县尚未齐备为由，把文书搁置在高阁。于是比较时往往使用胥役制作的文册，没有盖印的册籍和单据，本色、折色数额多少，小民无从知晓；只有县总书和一两个包揽事务的人暗中完全清楚，甚至有司也大多茫然不知。因此，长期奸猾的大蠹虫便可以上下其手；所增所减不过毫厘，造成的差错却已经达到千百之数；所飞洒转嫁的不过几户，造成的祸害却已经遍及整个县邑。臣在二月间接任职务，首先就此事向各道询问，才发现征收天启二年税粮、三年徭役里甲条编时，尚未发下派征单据。如今军国财赋大半仰赖三吴，公家的派额本来就重，奸猾胥吏的科敛更加横暴；从升、合、分、厘往上，凡是官府轻易拔取的一点，都是百姓痛苦如剜心的一分。在这里任职的官吏，只有把清理钱粮作为首要事务；百姓各家所依赖的事情，只有征收输纳之政影响最为广泛。这个地方如果不下力气，还有什么事情值得留心？由此可知他是劣吏，无须再问。如今已经开始征收天启三年的税粮、天启四年的徭役里甲了。臣担心如果申令告诫不严，积久的习惯就会沿袭下去，牢固得无法改变，因此不避烦扰喧聒，特意上题请求。伏乞敕令户部，转行臣的严厉告诫，命道、府互相督责，彻底破除积久的玩忽，赶紧把户部颁发的防计单款以及徭役里甲银数，在九月内将派征规则分类编造，通行详查核实，刊刻成册，盖印发给繇单；统一限于十月初一日颁布，务必使各家各户都能明白，禁止胥吏从中作奸。如果府县仍然包庇吏总，监司又曲意徇私，替所属郡县拖延搁置，纵容弊端派征、不遵守明定条例，准许臣随时纠察弹劾；还请求圣明查处施行。天启三年八月初八日具题，奉圣旨：该部立即覆议施行。〔附〕遗诗七首。送邹南皋先生还山三首。一走出青门，气色便焕然一新；全城都惆怅不舍，目送着车后扬起的尘土。往日直言犯颜，正是思念明主；如今在朝廷执掌法令，才显出大臣的风范。世路风波险恶，想来应当解下官印归隐；文江烟水迷蒙，正好垂钓江中。只是忧愁四海战乱正急，难以向东山那样终老此身。其二。

译当初在燕市传授学业，讲席刚刚开设；如今戴着獬豸冠，又看见你走出西台。自古以来声名太高就容易招来嫉妒，如今的时论却不看重真正的人才。天高路远，你离开禁廷，苍玉佩饰渐行渐远；月色明亮，你从匡阜归来，绛色驺骑随行。知道你早已是忘却机心的人，沙滩上的群鸥不要胡乱猜疑。其三。我平生本来以谈论轻裘肥马为耻，一旦身着一袭轻肥之服，便会在鹓鹭般的朝班中拂衣而去。天意终究要使我们的道义存续，君主的恩德也应当允许老臣归去。甘陵一带自有党人分部，南北尘世的是非，我已无心过问。此后到山中长期讲说道德，弹劾文章应当传不到山门岩扉。我因获罪被遣归乡，文文起先生另有诗作相赠，依照原韵作诗四首奉答。到了吴门，更加看清世路的艰难。世事的进退得失早已明白，每次吟诵《伐檀》，都觉得白白虚度岁月；转而只能对着寒柏询问枯荣。层层山林不禁风雨，幽禽来往；激荡的浪涛，终究不是一块小石所能抗争的。唯独本地百姓让我无法抛下，荒年里老人和孩子的安危最牵动我的心。其二。我发誓守住内心的盟约，不追逐风尘；倚着几案，看见兵戈也能使夕阳转动。天命运行没有边际，只能凭借历数来推知。君王的门难以叩开，只能体味其中的枢机。空话说乳虎横在道路上，任凭借山龙般的权势滋润、典当衣物。终究是寸心赤诚却惭愧不能贯通日月，哪里敢责怪云中天狗一时飞过。其三。尘世事务闲暇时，去拜谒大罗仙境；一年又一年，究竟能去几回？倔强的性情颇使人惊诧，英雄人物实在太少。不要因为坎坷困顿太多而徒生感慨。忧愁可以敞开衣襟排遣，唯有放声歌唱；除此之外没有洒泪，只有清歌。只希望圣明之世能够容纳山林隐士：您乐于住在简陋的柴门之中，我则披蓑衣而居。其四。江天浩瀚无边，景色悠远。想要前往追随您，却苦于无从成行。道义契合，只有您知晓我守持的小节；事情与时论相违，只能等待千秋之后评判。人文气脉唯有东南尚存，您的公众声望，难道竟能与闽海一带相提并论吗？我有如被休弃的妇人，羞惭而频频回首。就在萧萧烟雨中，驾一叶扁舟离去。《周忠愍奏疏》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