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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大义觉迷录 雍正上谕二份 一　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难道还可以再用华夷、中外来分别议论吗？上谕：自古帝王拥有天下，无不因为能够爱护保全万民，恩泽遍及四海，承受上天的眷顾和授命，协调亿万民众的欢心，因此才能统一天下，使福泽流传后世。大凡养育百姓的道理，只有有德的人才可以做天下的君主。这就是天下如同一家、万物如同一体，是自古至今万世不变的常理，并不是普通的物类聚合、群体划分以及乡曲疆域的私见浅识所能妄加区别的。《尚书》说：“皇天没有私亲，只辅佐有德之人。”大概德行足以统治天下，上天就赐予他保佑，使他成为天下的君主，从未听说上天不是因德行而感应信任，却只根据他是哪里人来辅佐他的道理。又说：“安抚我，就奉他为君；虐待我，就视他为仇。”这是民心归附或背离的真实情状，从未听说亿万百姓归心于人，会不论德行而只选择地域。又说：“顺应上天的昌盛，违逆上天的灭亡。”只有有德的人才能顺应上天；上天所赞助的人，难道还会因为他是哪里人而有所区别吗？我国从东方起基业，历代圣祖相承，保卫万邦，深受上天保佑，德教广泛施行，恩泽远播，使百姓脱离困苦而安居乐业，使中外之人都尊敬亲近我国朝，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我国朝既然仰承天命，成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对于所抚恤、安定、爱护、养育的人，怎么能因为华夷而有不同看待？中外臣民既然共同奉我国朝为君主，那么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更不可以因为华夷而存有不同的心意。以天道衡量，以人理验证，从海角日出之乡到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民众，无不知天下大一统在我国朝。人人都是我国朝的子民和臣下，没有人敢违背这一意志。然而逆贼吕留良凶恶顽固、悖逆邪恶，喜好作乱、乐于制造祸患，扰乱人伦，私自撰写著述，妄称：“德祐以后，天地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亘古未有的事，如今又出现了。”他的逆党严鸿逵等又相互附和，猖狂到了极点，余波波及曾静，彼此用荒诞怪异的话煽动，肆意诋毁，甚至说：“八十多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这些逆贼看来，不过是认为本朝以满洲人为君，进入中国成为天下之主，妄自产生此疆彼界的私见，于是故意编造讥讽诋毁的话罢了。他们不知道，本朝是满洲人，正如中国人有籍贯一样。舜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这难道曾经损害他们的圣德吗？《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扰乱华夏，不懂君臣的大义，所以宣告他们的罪行并加以惩治，并不是因为他们属于戎狄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若只要是戎狄便排斥，那么孔子周游列国时，就不应到楚国接受楚昭王的聘请；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孔子删定经书时，也不应把秦国的誓言编列在《周书》之后。自古所谓华夷之说，是在晋、宋、六朝偏安时期形成的。当时彼此土地相近、德行相当，谁也不能胜过谁，因此北方人诋毁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指斥北方人为索虏。当时的人不致力于修德行仁，只从事口舌上的互相讥讽，已经是极其卑劣浅陋的见解。如今逆贼等人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时代，妄自区分中外，错误地产生愤恨暴戾，难道不是违逆天意、悖逆事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异类吗？况且从天地气数来说，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百姓遭受涂炭，边疆不得安宁，那时的天地，难道不能说是闭塞昏暗吗？本朝定都立国以来，扫除群寇，天下安定，政治教化兴修，文明日益昌盛，万民安居乐业，中外安宁和乐，黄童白叟一生都没有见过战争。如今天地清明安宁，百姓都沾受恩泽，超过明代之处，三尺高的孩童也都看得明白，难道还可以说是昏暗吗？天地以仁爱为本心，以覆盖承载万物而不偏私为尺度。因此，德行在内地和近处，大一统就归于内地和近处；德行在外地和远方，大一统就归于外地和远方。孔子说：“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承受天命。”自有帝王以来，衡量事理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如今逆贼等人凭着冥顽狂妄、放肆无忌的心思，不论上天的取舍、政治的得失，不论百姓万物的安危、疆域的大小，只把琐碎的乡曲之见当作偏私，把狭小的地域界限当作愤恨嫉妒，公然指斥，以实现他们昧弃人伦、毁灭人纪的逆反意图。至于发出极其狂妄的叫嚣，竟敢把天地说成昏暗，难道光明赫赫、明察一切的皇皇上天，反而还不如这些逆贼的见识吗？况且逆贼吕留良等把夷狄比作禽兽，却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没有德行的人，才眷顾并授命我这个外夷人成为内地的君主。按照逆贼等人的说法，中国人都还不如禽兽了。那又哪里还有时间把中国视为内、把夷狄视为外呢？这是在骂自己，还是在骂别人？自古中国一统的时代，疆域不能广远，境内有不向往教化的人，便斥称为夷狄。比如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猃狁，就是今天湖南、湖北、山西一带的地方。如今还能把这些地方看作夷狄吗？至于汉、唐、宋全盛时期，北狄、西戎世代成为边疆祸患，从来不能使其臣服并取得其土地，所以才有此疆彼界的分别。自我国朝进入中原、君临天下以来，连蒙古最边远的各部落也都归入版图，这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远，是中国臣民的大幸，怎么还能再讲华夷、中外之分呢！自古做君上的道理，应当把百姓看作赤子；做臣下的道理，应当把君主奉若父母。作为子女的人，即使父母对自己不慈爱，尚且不可以因此憎恨、怨尤、违逆，何况我国朝作为君主，确实尽到了把百姓当作子女、如父母般抚养的道理，竭尽诚意寻求保全民众的心意。逆贼却还忍心肆意诋毁，那么做君主的，究竟还要怎样做才可以呢？从前康熙年间，各地奸徒暗中发动叛乱，动不动就以朱三太子的名义行事，像一念和尚、朱一贵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近来又有山东人张玉，假称姓朱，冒充明朝后裔，遇到星士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他便以此希望煽动迷惑愚民；现已被步军统领衙门捕获审问。自古以来，异姓前后相继承统，前朝宗室改为臣服后代王朝的很多。否则，他们便隐姓埋名，藏身草野，从来没有像本朝奸民这样大量假称朱姓、摇惑人心的。如果这样蔓延不止，那么中国君主的子孙遇到继承帝统的君主，必定会被杀到一个不剩才罢休，这难道不是奸民逼迫造成的吗？

译何况明朝继承元朝而拥有天下，明太祖也是元朝的子民。若从纲常伦理来说，难道能逃脱篡夺窃取的罪名吗？至于我国朝对于明朝，不过是邻国关系。况且明朝的天下丧失在流贼手中，当时边患纷起，倭寇骚动，有名目的流贼多得数不清。各村邑的无赖之徒也乘机抢劫杀人；那些违法的将领、武官和士兵，又借征讨剿灭之名肆意扰害，杀害良民来邀功，把他们充作捕获的贼人数目。中国百姓死亡过半，就连四川人也竟然落到几乎没有遗民的地步。当时偶然幸存的人，往往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康熙四十至五十年间，还有亲眼见过当时情形的父老，流着眼泪讲述那些事。而且他们无不庆幸我国朝统一各方、削平群寇，把四海内外的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安置到安乐的生活中。我国朝对中国的功德实在太大、太深厚了！至于优厚礼待明代的典礼，史书多得无法尽述。明朝藩王的后代，确实是明朝子孙的，朝廷还格外施恩，封为侯爵；这也是前代从未有过的宽大典制。然而心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就假称朱姓，把它作为图谋叛乱的媒介。吕留良一类人又借明代说事，肆意宣扬分别华夷的邪说，希望实现叛逆的志向。这些人不只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是明代的仇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五十年〕 如果中国人轻视外国人入承大统的君主，其危害不过是妄自诋毁讥讽、煽惑一两个匪类罢了，原本并不会损害是非公理和伦常大义。假如外国君主入承大统后，不把中国人当作赤子，那么中国人还能把性命托付给谁呢？况且安抚百姓，百姓就奉其为君；虐待百姓，百姓就视其为仇，这是人情。若已经安抚百姓，却仍不把他当作君主，那就不是顺天合理的人情了。假使做君主的把不合人情的事加在臣民身上，做臣民的难道能忍受吗？君主尚且不可以把不合人情的事加在下属身上，难道臣下反而可以用这种事对待君主吗？孔子说：“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不非难它的大夫。”何况是这个国家的君主呢！他又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春秋时期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它的大夫尚且不可非难；我国朝奉天承运，形成大一统的太平盛世，难道君主还可以任意诽谤议论吗？况且圣人在诸夏之地，尚且说夷狄也是有君主的，何况作为我国朝的人，亲身受到教化恩泽，享受德政、服从教化，怎么可以发表无父无君的言论呢？韩愈说过：“中国如果变成夷狄，就把它当作夷狄；夷狄如果变成中国，就把它当作中国。”历代以来，例如元朝混一天下，享国百年，疆域极其广大，其政治规模有很多可称道的德政，但后世称述它的人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撰写文章歌颂，记载当时的美好功业，都灿然完备地载入史册；后人却故意使用贬低的言辞，一概说没有人物值得记载、没有功业值得记录。这只是怀有私心、见识卑鄙的人不愿把美名归给外来君主，想要贬低并湮没它罢了。他们不知道，文章著述之所以能够取信于当今、流传后世，并在书册中留下劝诫，就应当平心持正地议论。对于外国入承大统的君主，其善恶尤其应当秉持公正加以记载，大小事情都不遗漏。这样可以使中国的君主看到后，认为外国的君主尚且如此明智仁爱，自己必定会产生奋发自励之心；也可以使外国的君主看到是非不被歪曲，知道正直之道常存，必定更加勇于行善，深深戒惧作恶。这种文艺对于治理之道的补益，哪里能估量呢？如果故意贬低湮没，略去他的善行而不流传，捏造他的恶行而妄加记载，就会使中国的君主认为自己生在中国，天然可以享有美名，不必修德行仁来达到盛治；也会使外国入承大统的君主认为即使日夜励精图治、勤勉求治，最终也没有希望得到史籍褒扬，于是行善之心因此懈怠。这样，内地百姓的苦难就没有止境了。这对人心和世道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何况逆贼吕留良等，不仅对我国朝的善政善教、大经大法一概置之不谈，反而凭空虚构、无根据地妄加议论，把毫无事实的言论作为惑乱世人、诬害百姓的工具。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有说成没有，把没有说成有。他们这种荒诞虚妄、夸张造作、欺骗人们听闻的行为，实在是千古罪人，正是所谓“可怜却不畏死，凡是百姓没有不憎恨的”，是不等教化就应诛杀的人，并不只是得罪我国朝而已。这些险恶奸邪的人心怀作乱之意，妄想侥幸于万一。他们从未通观古今大势；凡是最先倡乱的人，无不身遭斧钺之诛，遗臭万年。天下国家如此巩固，哪里是乌合之众、鼠窃之徒能够轻易用言语动摇的？即使在国运衰微之时，遍考史册，最先作乱的人也从没有一个能够成就大事。例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以及元末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然一时猖獗，最终很快都化为灰烬。唐、宋中叶时那些草野盗窃之徒，接踵而起，也同样归于灭亡。总之，这些奸民不懂君臣的大义，不知天命的眷顾，只是自取诛戮，成为万古罪人罢了。

译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同于禽兽，是因为具备这种伦常之理。所以五伦称为人伦，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就不能称为人。君臣关系居五伦之首，天下有不承认君主的人，还可以称为人吗？人却怀有无君之心，还不能说是禽兽吗？尽守人伦就称为人，灭绝天理就称为禽兽，不能因为华夷不同而区分人和禽兽。况且上天授命某人为君，他却怀有违逆天命的意图，哪里有不遭受上天诛罚的呢？朕想到，守持常性、喜好德行，是天下人共同的心性；天下亿万臣民都具备天良，自然都有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念头，不必再为他们剖析宣示。但天下险恶邪僻、昏乱悖逆的小人，如吕留良等，心怀叛逆的，普天之下不能说只有这几个贼人。因此特颁此旨加以训谕；平日稍有这种心思的人，都应当仰问上天、反省内心，各自发掘天良，详细地思考这件事。朕之所以详尽剖析说明，并不是喜欢争辩。古代人心淳朴，所以尧舜时代君臣应答的言辞十分简略。到了殷、周时代，人心渐渐不如从前，因此《殷盘》《周诰》用来告诫臣民的话，反复周详，真挚恳切，才能去除他们的蒙蔽固执，使他们觉醒开悟；这是古今时势不得不如此的缘故。我常见阴险小人被大义驳倒、理屈词穷时，便借用圣人的话，巧妙地进行诋毁，说：“所以厌恶那些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他们不知道，孔子说子路善辩，是因子路说“何必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学习”这句话而发。大概用无理的论调，却想强行胜过别人，就称作佞，所谓用口才应付、压倒别人。若遇到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违逆天理、背弃正道、惑乱世人、诬害百姓的贼人，向他们说明天经地义、纲常伦理的大道，使那些愚昧无知、平日被邪说沉溺的人豁然醒悟，不至于遭天谴、触犯国法，这是为世道人心着想，怎么可以称作佞呢？天下后世自有公论。现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的言论以及朕的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到天下各府、州、县以及偏远乡村，使读书士子和乡曲百姓都知道，并命令各地在学宫中各收藏一册，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都能阅览知悉。倘若有人没有见过此书、没有听闻朕旨，后来被朕随时查出，一定将该省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谕告。二　朕究竟是不是谋害父亲、逼迫母亲、杀害兄长、屠杀弟弟、贪图钱财、嗜好杀戮、酗酒、好色、诛杀忠臣、喜欢阿谀奉承、奸邪谄佞的皇帝？上谕：朕承蒙上天眷顾保佑，接受圣祖仁皇帝托付的重任，君临天下。自登极以来，朕日夜勤勉，努力寻求治理之道，虽然不敢与古代圣明君主相比，但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无论醒着还是睡着，从来没有一刻不迫切；每一件事都竭尽心力，周详办理。朕诚心抚育百姓，如同保护婴儿，不惜劳累自身来安定天下百姓，不惜耗尽心力来安慰百姓的愿望，只希望人人都能安居乐业而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朕日夜忧劳，顾不上睡觉吃饭，以为天下人或许能够知道朕的心意，体念朕的劳苦，谅解朕的艰辛，各自安定生业，共同敦行实际，人心逐渐归于善良，风俗都归于淳厚；朕即使极其劳苦，这颗心也可以得到很大安慰。哪里料到有逆贼曾静，派他的徒弟张熙投书给总督岳钟琪，劝他谋反，肆意编造诬谤朕本人的言辞，对我国朝更说尽了悖逆之话。朝廷大臣看到这些话，都气愤痛心，有与之不共戴天的仇恨。像这样完全没有根据的事情，朕在梦中也不会出现这种幻境，实在如同狗吠狼嚎，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后来朕又想到，逆贼所说的事情，朕如果内心有一丝一毫的惭愧歉疚，就应当回护隐忍，暗中把这件事压下去；如今他们把全无影踪声响的妄谈加在朕身上，朕的心可以对上天、对皇考，也可以向天下亿万臣民公开证明。逆贼之所以敢于肆意诬谤，必定还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动摇众人的心意、迷惑众人的听闻；如果不针对他们所说的话，公开、明确地宣示传播，岂不是会让魑魅魍魉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狂妄横行吗？逆贼的书信给朕加上谋害父亲的罪名，说朕幼年承蒙皇考慈爱教诲，四十多年一直以修养志行、承欢父亲为务，至诚至敬，屡次蒙皇考恩赐谕示。在诸兄弟中，皇考唯独说朕诚实孝顺，这是朕的兄弟以及大小臣工共同知道的。朕在藩邸时，仰仗皇考的福佑，安享富贵尊荣，循理守分，不与任何人结交，不参与任何事情，除问安、侍奉饮食之外，毫无沽名钓誉、妄图非分的心思。这也是朕的兄弟以及大小臣工共同知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替他到南郊祭祀。当时皇考圣体不适，静养在畅春园，朕请求侍奉左右，皇考说南郊大典应当在斋所虔诚斋戒，朕便遵旨到斋所斋戒。到了十三日，皇考在斋所召见朕。在朕到畅春园之前，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原文缺字】、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谕示说：“皇四子人品尊贵厚重，很像朕，必定能够继承大统。”并命令他继承朕登上皇帝之位。当时只有恒亲王允祺奉冬至之命前往孝东陵行礼，不在京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原文缺字】、贝子允▯，都在寝宫外恭敬等候。等朕驰赴宫中，向皇考问安，皇考告诉朕病情日益加重，朕含泪劝慰。当天夜里戌时，皇考驾崩，朕悲痛号哭，实在不想活下去。隆科多于是宣述皇考遗诏，朕听后震惊悲恸，倒伏在地。诚亲王等向朕叩头，劝朕节制悲哀。朕这才勉强起身处理大事。

译这是当日的情形，朕的诸位兄弟、宫人内侍以及在内廷任职的大小臣工共同知道、共同看见。像阿其那、塞思黑等朕的兄弟，早已蓄谋不轨，希望取得储位，在皇考传授大统之际，如果不是亲自承受皇考将大业遗命交给朕的诏旨，他们怎么肯一声不发、低头臣服在朕面前？逆贼却突然给朕加上谋害父亲的罪名，这是朕在梦中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的事。又如逆贼的书信给朕加上逼迫母亲的罪名。恭敬地想，母后圣性仁厚慈祥，宫中上下老幼都深知这一点。朕承受母后的养育深恩，四十年来竭尽孝养，深得母后慈爱欢心；母后说朕确实能够诚心孝奉。宫中各位母妃都赞美母后有这样孝顺的儿子，纷纷向母后道贺，这些都是如今宫中人所共同知道的。皇考驾崩那天，母后悲痛至深，决意殉死，不饮水、不进食。朕叩头痛哭，上奏说：“皇考把大事托付给年幼的臣，如今圣母如果执意如此，臣还有什么可以仰赖，将来又凭什么面对天下臣民？臣也只能用自己的身体跟随您而去。”朕再三悲哀恳求，母后才勉强进食饮水。从此以后，每天夜里五更，朕必定亲自前往昭仁殿，详细询问内监，得知母后安稳入睡后，朕才回到守丧的苫次。朕登极以后，凡是处理朝政，每天都必定上奏母后。母后谕示不愿参与政事。朕奏说：“臣一向不熟悉政务，如今之所以奏闻，是因为如果办理不合适，可以仰望得到您的训诲；如果办理确实恰当，也可以仰慰您的慈怀，并不是要让您参与政事。”后来朕每次奏报事情，母后总是高兴，说皇考托付的人选得对，没有白白生养你，勉励你不要懈怠。母后一向患有痰疾，又因皇考的大事悲恸不能释怀，在癸卯年五月，旧病一齐发作。朕侍奉汤药，希望她痊愈，没想到病势竟发展到危重。朕一向有畏惧暑热的疾病，加上悲痛捶胸顿足，多次昏厥；几个月之内连续遭逢两次大事，五脏六腑都受到摧伤，几乎不能支持，这些都是宫廷中人共同知道的。朕在皇考、母后去世的大事期间，一直穿素服、斋戒居丧，三十三个月如同一天；除了祭祀大典和处理政事以外，所居住的地方不过五间屋子，不听音乐，不事游览，确实完全遵行三年谅阴之礼。这也是内外臣工共同知道的。至于朕对宫中现有的各位母妃，无不尽到礼敬奉养之责；如今各位母妃也非常感念朕对她们的待遇。母后生养了朕，朕对母后的孺慕之情难道会有一刻稍稍懈怠吗？何况朕以天下的财力奉养父母，难道还会在慈亲面前缺少甘美的饮食而有所吝惜吗？逆贼给朕加上逼迫母亲的罪名，这更是朕在梦中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的事。又如逆贼的书信给朕加上杀害兄长的罪名。当时大阿哥残暴放肆，暗中进行镇魇之术，希望夺取储位；二阿哥昏乱而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着想，将二人拘禁。这时曾有朱笔谕旨说：“朕如果不幸去世，这两个人绝对不能留。”这是召集诸王大臣后特意下达的谕旨，现存于宗人府。朕即位时念及手足之情，内心实在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人心怀叵测，结党援引，往往借故生事，煽惑人心，朕原想逐渐教化引导这些人，消除妄念，安静守法，那么将来二阿哥也可以解除禁锢，优厚地给予俸禄赏赐，做朕超越世俗的兄弟，这是朕一向的心愿。因此这些年来，朕时时派人送去衣服、食物之类，却都不让人称为御赐，因为不想让他行君臣之礼。二阿哥常常问：“这些是皇上所赐吗？我应当谢恩领受。”内侍遵照朕的旨意，始终不说出东西的来源。到了雍正二年冬天，二阿哥患病，朕命看守咸安宫的大臣等从太医院挑选几位良医，听任二阿哥自行选择。二阿哥一向懂得医理，便亲自同医生商定方药。等到病势逐渐加重，朕派大臣前去探视，二阿哥感念朕的深恩，流泪致谢说：“我本是有罪之人，能够终其天年，都是皇上保全我的恩德。”又对他的儿子弘皙说：“我蒙受皇上深恩，此生不能仰报，你应当竭尽心力，以继承我未完成的志愿。” 等到二阿哥病情更加危重，朕命令准备仪仗侍卫，把他移到五龙亭。他看见黄舆，感激朕的恩德，举手加额，口中诵念佛号。以上这些事情，咸安宫的一百多名宫人、内监都亲眼看见。二阿哥病故后，追封为亲王，所有礼仪都加以优厚办理，朕还亲自前往哭奠，以表达悲痛。丧葬费用从国库拨支，全部办得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并封他的两个儿子为王公爵位，优厚地赐予财物。如今逆贼给朕加上杀害兄长的罪名，这是朕在梦中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的事。又如逆贼给朕加上屠杀弟弟的罪名。当时阿其那因二阿哥获罪被废黜，却妄图非分之位，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原文缺字】、允【原文缺字】结成死党。阿其那阴险诡诈，实为罪魁；塞思黑狡猾奸顽，也与他相等。允【原文缺字】狂妄悖逆而糊涂，允【原文缺字】卑鄙污浊、庸碌邪恶，都受到阿其那笼络，于是关系胶结而不能解散。他们结交匪类，蛊惑人心，使那些行险图幸的人都乐意被他们利用，私下相互推戴，竟忘记君臣大义，以至皇考忧愤震怒，圣体时常不安。皇考严厉责备阿其那时，曾有“父子之情已经断绝”的谕旨。

译其他激愤的话，凡是做臣子的人都不忍听闻。朕因为君父年高、忧思郁结，想尽办法替他们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这类事情不胜枚举。皇考驾崩那天，朕正在悲痛之中，塞思黑突然来到朕面前，张开两腿傲慢地对坐，毫无礼貌；他的用意极其叵测。如果不是朕镇定克制、隐忍不发，必定会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他们的罪恶全部宽宥，时时加以教训，希望他们改悔从前的过错，又特别施恩，把阿其那封为亲王，命他辅政，给予重用。因为他们平日原本都以阿其那为依归，如果阿其那真有悔改之心，那么那些小人自然会解散。哪里料到阿其那逆反之意坚定，因为平日的重大愿望没有实现，怨恨更加深重；而且他自知从前所作所为以及获罪于皇考的事情，绝无可赦之理，于是以狠毒残忍之心肆意桀骜不驯，扰乱国政，颠倒纲纪，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诅咒朕本人以及宗庙社稷。这是朝廷大臣共同看见的，人人无不气愤得指甲掐入掌中。从前朕派塞思黑前往西大同，本来是想离散他的党羽，不让他们聚在一处，希望他或许能够改过自新。哪里知道他坚持作恶而不悔改，悖逆作乱一如往常；他在外面写信给允【原文缺字】，公然说有“机会已经失去，后悔也来不及”等话。又同他的儿子巧妙编造格式，另造字样，把京中的消息传递出去，缝在骡夫的衣袜里，诡计阴谋比敌国的奸细还厉害。有个奸民令狐士仪投书给他，满是反叛的话，他却替令狐士仪藏匿。其他违法之处很多，数也数不清。允【原文缺字】天性狂妄愚蠢，和阿其那尤其亲密，听从他的指使。从前因阿其那谋夺东宫的案件，皇考想治阿其那的罪，允【原文缺字】和塞思黑在皇考面前袒护、强辩，以至触怒圣颜，皇考想亲手杀死允【原文缺字】。这时恒亲王允祺抱住皇考劝阻，事情才停止。皇考年高，知道他愚蠢悖逆的性情，留在京城一定会胡作妄为、引发争端，后来因西部边疆用兵，特意派他前去效力，以便疏远他。他在军前贪婪、淫乱放纵，恶行种种。朕即位后下旨把他召回，他在朕面前放肆傲慢，违犯礼法、逾越本分，朕全都曲加宽宥，仍命他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把书信投入他的院中，编造大逆不道的话，称允【原文缺字】为皇帝，称塞思黑的母亲为太后。允【原文缺字】看见书信后，把其中大逆不道的话剪裁下来藏匿，还对所管辖的总兵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可以酌情了结。”仅凭这些，他悖逆作乱的心何曾改悔？允【原文缺字】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为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城，所以命令把他送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关。他到了张家口外，借口生病不肯前行，私自进行禳祷，并在祭告文书上连续写“雍正新君”等字样，含有怨恨、轻慢、亵渎之意，被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奏参劾。朕全都曲加宽宥，只是想到如果听任他闲散在外，必定不能安静守法，所以把他禁锢起来，以此保全他。他在禁锢处竟敢进行镇魇之事，被跟随他的太监告发，经审讯后证据确凿。允【原文缺字】也低头承认，不能再辩解一句。从前诸王大臣列举阿其那四十款大罪、塞思黑二十八款大罪、允【原文缺字】十四款大罪，又特别参劾允【原文缺字】镇魇之罪，恳请将他们立即依法处死，以彰明国法。朕再三犹豫，实在不忍，暂时把阿其那拘禁起来，并下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等他们回奏后再作决定。仍命几名太监供给他的差使，让他所需的一切饮食都听凭索取。没想到此时阿其那便遭到冥冥中的诛罚；塞思黑从西宁移送到保定，交给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也遭到冥冥中的诛罚。皇考是至圣至慈的君父，却对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如此切齿痛心，那么他们不忠不孝的罪行，怎么还可能逃脱上天的惩罚呢？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公平无私；诸兄弟的才干和现实表现都不如朕，他们对待朕都恭敬尽礼，没有一句争执，也没有一件猜疑嫌隙，满洲臣工以及诸王门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如今朕登上帝位，心中实在没有丝毫芥蒂，更没有报怨泄愤的举动。但朕继承列祖和皇考的基业，肩负的责任极重；对于关系宗庙社稷的大计、成为人心世道深忧的事情，如果朕稍稍避讳个人嫌疑，存有小小的不忍之见，那就是朕获罪于列祖皇考太大了。古人能够以大义灭亲，周公就是因此诛杀管叔、蔡叔的。假使这两人不死，将来未必不能明正典刑。但这两人的死确实是冥冥中的诛罚，众人共同知道、共同看见；朕还没有亲自加以诛杀。至于朕秉公执法、铲除恶人奸徒，本来不忌讳诛杀这两人；如果朕对此有所忌讳，那么几年之内，暗中赐给他们鸩毒，或派人加以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使他们丧命，又何必征询内外诸臣、等众人意见一致，而朕仍然迟疑不决，使他们能够保全首领而死呢？至于允【原文缺字】、允【原文缺字】将来会得到怎样的结局，就看他们本人如何自取，朕也不能预先决定。而目前这两个人还都活着。朕的兄弟很多，在阿其那等人结党之时，对于天性聪明、稍有胆识的人，他们千方百计笼络，使其加入匪党；对于愚懦无能的人，则恐吓诱骗，使其依附他们的声势。因此诸兄弟多被迷惑而不觉悟，陷入他们的手段之中。即使朕即位以后，心怀异志的人仍不在少数，朕都置之不问。朕一向的心愿，本来是教化引导这些顽固的人，使他们共同归于善道，让朝廷之上共同守住君臣大义，宫廷之内还能保有朕与兄弟的亲情；这样朕就没有遗憾了，岂不是最大的愿望？无奈他们恶行累累，获罪于上天和皇考，以至于自取冥冥中的诛罚，不能实现朕最初的心愿。这是朕最大的不幸，天下臣民应当共同体谅朕为国家、为百姓着想的苦心。如今逆贼却给朕加上屠杀弟弟的罪名，朕既不为之辩解，也不接受这种诬陷。

译至于逆贼书信说朕贪图钱财，朕承受皇考六十多年太平的基业，富有四海，国库充盈，所以多年来屡次大量施恩，使四海百姓无不平均沾受恩惠。比如各省拖欠的旧有钱粮，免除的接近一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的浮粮，每年减免额定赋税六十多万两。地方偶尔发生旱灾水灾，一听到消息便立即下谕旨，动用国库、派遣官员，多方赈济抚恤；灾情勘察报告之后，或者按灾情比例减免，或者格外全部豁免。今年又下谕旨，把受灾地区的减免比例提高到六成、七成。至于南北黄河、运河的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垦种植稻田，以及各省营建工程、筹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花费的数百万两银子，全都从内库拨支，丝毫不因此扰累百姓。按照额定征收的赋税，内库钱粮减免、支用到如此之多，毫不吝惜，却说朕贪图钱财，有这样的道理吗？只是从前贪官污吏侵蚀国家、祸害百姓，即使置于重典，也不足以完全抵偿他们的罪过。但不加教化就杀人，朕内心有所不忍，所以曲加宽宥，使他们免于死罪，已经是浩荡的恩典；如果又任凭他们靠贪婪横取的钱财来肥厚自身和家产、荫益子孙，那么国法还存在吗，人心又如何得到警戒？况且犯法之人本来就有籍没家产的法例，所以朕将贪得最多、酷虐最甚的官员按照法例抄没家产，以彰明法典、惩治贪污，并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侵吞私取的财物不能归入己有，贪取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不敢再走旧路，努力做廉洁的官吏；这就是朕安定百姓、整顿吏治的心意。如今竟遭到贪财的诽谤，难道朕不吝惜数千万、上亿两国库钱财，反而贪图这些微少的赃物吗？至于属员造成钱粮亏空，有责令上司分担赔偿的，是因为上司对于属吏存在共同侵吞的弊病，也有徇私包庇、隐瞒罪行的风气；如果不重重责成上司承担责任，上司就不肯尽到察治属吏的职责，侵盗的恶习也无法停止。因此设立这种惩罚创制的法律，用来警戒他们。等将来上官都能考察属吏、下属官员都知道奉公守法，朕自然有办法处置。如果因为这些措施就诽谤朕贪财，这不过是井蛙般的见识，哪里懂得政治的大道理？至于逆贼书信说朕嗜好杀戮，朕的本性最为慈爱，不但不肯妄自处罚一个人，即使行走之间，对草木蝼蚁也不肯踩踏伤害。自即位以来，朕无时无刻不把慎用刑罚、审慎断狱放在心上。各省的爰书（狱案文书）以及法司定拟的判决，朕都反复阅读，再三审察。每逢重罪案件，只要发现一线可以保全性命的理由，朕就感到欣慰；如果有稍可疑惑之处，必定同大臣们反复推究、讲论，务求公平允当。六年以来，秋审中有四次停止执行死刑；对于朝廷议定暂缓执行的案件，朕又下旨，查明其中情节和罪行稍轻的，准其施行宽免释放。至于判处正法以及勾决处死的犯人，都是犯下大逆大恶之罪的人，万万没有法律可以宽赦的。天地运行的规律，是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肃杀；尧舜治理天下，也以辅佐教化、彰明刑法为政。朕治理天下，原本并不肯因为妇人般的仁慈而放松国家法度。但对于罪行有疑问的，宁可从轻处罚，朕对此慎重了又慎重，只怕一时疏忽，使人受到哪怕丝毫的冤屈。不要说重刑，即使笞刑、杖刑，朕也不肯施加给无罪之人。朕每天都诚恳告诫法司以及各省官吏等，把敬慎体恤、审判公平作为首要事务。如今逆贼却说朕喜欢杀人，这同朕的存心和施政相违背，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逆贼的书信又说朕酗酒。酒醴的设置，圣贤也没有废除。古人说尧能饮千钟酒，舜能饮百钟，《论语》说孔子饮酒没有定量，可见饮酒本来并不损害圣德，没有必要讳言。但朕不饮酒，是出于天性，并不是勉强做到的。然而前前年，提督路振扬进京陛见。有一天，他忽然上奏说：“臣在京城很久了，每天进宫朝见，仰望皇上的容颜，完全不像饮酒的人。为什么臣在外任职时，却听到传闻说皇上饮酒呢？” 朕因路振扬的奏报，才知道外面有这种浮言，不禁为之一笑。如今逆贼诬谤朕酗酒，就是这一类说法。逆贼的书信又说朕好色。朕在藩邸时，就已经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便不好女色。即位以后，宫人也很少。朕常自称天下人不好色的，没有谁能像朕这样。所谓远离女色，朕确实有把握这样说，各位亲王、大臣和近侍等也都共同知道。如今竟诬谤朕好色，却不知道朕所喜欢的是什么女色、所宠幸的是什么人？逆贼既然制造流言，难道没有耳目吗，竟这样信口讥评？逆贼的书信又说朕疑忌他人、诛杀忠臣。朕待人处事，没有一件不是开诚布公，没有一处不是推心置腹；胸中有什么想说的话，必定全部说出才痛快，从来没有猜疑欺诈、无端不信之事。朕对待大臣，确实把他们视为心腹和股肱，与朕联结为一体，每天都以至诚训诲群臣。如今各位臣下也都明白朕心中相互感通、彼此信服的意思。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是朕诛戮的人。年羹尧受皇考和朕的深厚恩典，却忍心背弃，心怀不轨，几乎想要叛逆。他贪婪残酷、狂妄放纵的罪行，经大臣等参奏共有九十二条，按照国家法律应当处以极刑。但朕仍念及他在西藏、青海的功劳，从宽只令他自尽；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没有受到处分，他被发遣远方的儿子，如今也已经蒙恩赦回了。

译鄂伦岱、阿灵阿确实是奸党中的首领。他们的意图，竟把废立东宫的权力，看得仿佛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阿其那的恶行败露时，皇考审问他的太监，太监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相济的情形一一供出，承蒙皇考宽宥，没有加以诛灭。但他们不但不感恩悔过，反而毫无畏惧，关系更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傲慢，故意触怒皇考。当圣躬年高休养时，竟因这件事愤懑怨恨，臣僚们无不咬牙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已受到冥冥中的惩罚。他的儿子阿尔松阿仿效父亲的行为，变得更加狡猾。朕仍念他是功臣外戚之后，希望他洗心革面，以弥补过去的过错，特意加以任用，并命他管理刑部事务。但他的叛逆之心没有改变，过去的阴谋又重新萌发，颠倒是非，扰乱法律。有一天审理刑名案件时，他把双方当事人用三木分别夹住一只脚，听到的人都感到惊骇诧异。他又同鄂伦岱一起在乾清门，把朕降下的谕旨扔在地上。他其他狂妄悖逆、胡作乱为的事情，更是无法全部说尽。朕仍不忍心诛杀他，特命将他发往奉天居住，使他在那里解散党羽，还可以委曲保全他的性命。哪里料到二人到那里后完全没有悔悟之意，只怀着怨恨不满之心；而在京城的邪党仍然结成一团，牢固得不可破除。朕反复思量，这样的滔天大恶，按照天理和国家法典，绝对不能赦免，于是才将二人正法。至于苏努，是老奸巨猾的大害虫，罪恶滔天，实为逆党的首恶。隆科多则欺骗皇上、蒙蔽君主，罪状确凿明显。二人都已受到冥冥中的惩罚，没有等到公开处死。逆贼书信中所谓朕疑忌而诛杀忠臣，朕仔细想来，除了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没有诛杀忠良大臣。难道逆贼竟把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人当作忠良吗？天下自有公论。逆贼的书信又说朕喜欢听谀词、任用奸佞。朕在藩邸四十多年，对人情事理熟悉周知，早已洞察谗谄、当面奉承的真伪，也厌恶鄙薄这种卑污行径，并不是未经阅历、年幼冲昧的君主。因此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的文章，朕都摒弃不用。不过臣工的表文、官员的履历，沿袭旧日格式，写些颂圣的句子，凑成篇章，朕看一遍就过去了，不再留意。朕每天都训谕大小臣工，要直言朕自身的过失，详细陈述政事的差错，以忠诚正直为先，以迎合奉承为戒。因此内外臣僚都不敢用浮夸颂祷的词句写入奏言，恐怕被朕轻视。如今逆贼所谓朕喜欢听谀词、任用奸佞，能不能举出一个人、一件事来证明呢？以上这些条目，实际上全是毫无根据、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逆贼灭绝常理和善良本性，肆意诋毁朕，必定是有人同国家结有深仇积恨，捏造这些话来迷惑、扰乱众听。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人的奸党，被朕惩办拘禁，不能任意作恶，便把怨恨藏在心中；或者是贪官污吏、匪类恶徒，怨恨朕执法无私，所以编造大逆不道的话来发泄私愤。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结党作恶、图谋夺取储位，对皇考一直怀有忤逆背叛之心；对二阿哥则极力施行扰乱、陷害的手段。因此，他们嫉妒同胞，排挤贤良：加入他们党羽的，就引为心腹；疏远他们党羽的，就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己盗取廉洁的名声，却让塞思黑、允、允贪污赋税、犯法乱取不义之财，供他们买通关系、沽名钓誉使用。况且允在外出兵时，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多次派人私下送给阿其那，任凭他挥霍。先前允的儿子供认了此事，阿其那也亲自承认，毫不隐讳。又如阿其那天性残忍，每天沉醉酒中。朕严厉训诫他时，他仍不知道改过。他的护军九十六，因为直言触怒他，立即被杖毙；长史胡什吞，也因直言获罪，被严刑拷打后推入水中，几乎丧命。允也一向嗜酒，常同阿其那沉溺酒色、轻视生命。允又纵情女色、公开淫乱，毫不知检束；他身负统兵重任，尚且索取青海台吉的女儿以及许多蒙古女子，任意淫荡，军前的人谁不知道？如今逆贼书信中的毁谤，都是朕平时训诫他们的事情。他们心中本已负罪，又对朕怀恨，所以就拿这些事作为讥讪诽谤的由头，这正是鬼蜮伎俩。况且他们的奴隶、太监，平日帮助他们作恶的，大多被发遣到黔、粤等烟瘴之地，所以就在经过的地方散布流言。逆贼曾静等人又一向怀有不臣之心，一听到传闻，便借来作为蛊惑人心的工具。过去因为储位尚未确定，奸邪之徒共同产生觊觎之心；所以皇考去世以后，远方的人都认为将要出现祸乱的开端，暗中窥伺。等到朕继承大统，继承先志、完成先业，数年以来幸而没有施政失误。天人相应，上下相互信服，凶恶不轨的人不能乘隙窥探、伺机行动；他们的逆谋又十分急迫，自知没有得逞的希望，于是铤而走险，甘愿犯下灭族的大罪，只想拼命制造这种使人疑惑、转移耳目的举动罢了。却不知道这实际上对朕没有任何损害。逆贼书信又说：“明君失德，中原沉沦，夷狄乘虚进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话。

译我朝发祥之初，上天使圣人从长白山兴起；积累德行和功业，到太祖高皇帝时，天赐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和建国规模宏大深远。因此统一各国，远近都归顺归诚，开创了帝王基业。到了太宗文皇帝继位登基，德望更加隆盛，完全拥有三韩之地，安抚蒙古，成为各国共同拥戴的君主。本朝对于明朝，就报仇雪恨的道义而言，是敌国；就交往礼仪而言，是友好国家。本朝应当取得天下，比起成汤放逐桀、周武王讨伐纣王，更加名正言顺，何况本朝并不是从明朝手中夺取天下。崇祯皇帝以身殉国，明朝国运已经终结；李自成在北京僭越伪号，中原涂炭，百姓都希望得到真正的君主，为他们铲除残暴、除去虐政。太宗文皇帝不忍百姓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命将出师，以平定祸乱。军队所到之处，流贼望风逃窜。李自成被追兵杀死，余党也解散了。世祖章皇帝驾临京师，安抚京畿地区，亿万百姓都获得了重新生存的幸运，崇祯皇帝也才得以按礼安葬。这就是本朝为明朝报仇雪耻，对明朝大有恩德之处。因此当时明朝的臣民、通达事理的人和有才智的士人，都安心诚服，没有不输诚归化的。如今的臣民如果确实是先世受过明朝高爵厚禄、没有忘记明朝恩德的人，就更应当感戴本朝替明朝复仇的深厚恩德，不应再有别的说法。何况从甲申年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你们从祖父到自己，一直踏着大清的土地、吃着大清的粮食，怎么还忍心产生叛逆之心，倡导狂妄悖逆的言论呢？逆贼书信说：“夷狄是不同的种类，应当像禽兽一样辱骂。”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差别其实很小，关键在于存心。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是偏居深山旷野的夷狄、番人、苗人，不懂纲常，不知礼法，愚钝冷漠，或许可以说他们同禽兽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如今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尊敬君主、亲近上级，谨慎遵守法度，没有盗贼兴起，很少发生命案，也没有奸伪盗诈的习气，具有安乐宁静的风尚，怎么能把他们看作禽兽呢？至于本朝，自从在关外创业以来，怀着仁义之心，施行仁义之政，即使古代贤君明主，也很少有能同我朝相比的。况且本朝进入中国已经八十多年，施行治道、传播教化，礼乐昌明，政事和文学盛盛，灿然完备，难道还可以说是异类禽兽吗？孔子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华夏没有君主。”这就是说，夷狄只要有君主，就是圣贤一流；华夏即使没有君主，也同禽兽一类。难道这在于土地的内外吗？《尚书》说：“上天对人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本朝取得天下，并不只是依靠武力。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之初，甲兵仅有十三人，后来联合九姓之师，击败明朝四路军队。到世祖章皇帝进入京师时，军队也不过十万人。凭十万人就能使十五省的天下臣服，难道只是人力所能强行做到的吗？实在是道德使人感服，上天加以眷顾，民心普遍归附，这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归向。因此大军一到京师，明朝的臣民都为我朝效力奔走。当时统领士卒的，就是明朝的将领；身披坚甲、手执锐器作战的，就是明朝的士兵。这些人都是顺应天命、顺合时势、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就统一太平事业的人。他们的姓名也都载入史册，功勋刻在鼎彝之上，难道不应称为贤人吗？难道能把他们看作禽兽吗？吴三桂反叛时，地方督抚、提督、镇守官，以至县令、武官，攻城破敌、转运军饷粮食的，大半也是汉人；而且许多人亲临战阵捐躯、守土殉节，国史记载不胜枚举，清清楚楚、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在军中效力、辅助建立荡平功勋的人，也实在不少。难道不应称他们为忠臣义士吗？难道能把他们看作禽兽吗？比如岳钟琪，世代承受国家恩典，忠诚、正义而勇敢，收复西藏，平定青海，多次上奏陈述切实情况，一片赤心奉事君主，难道不是国家的栋梁、朝廷的柱石吗？像逆贼曾静这样的人，才是汉人中的禽兽。能够懂得尊君亲上的大义，明白上下尊卑的确定名分，才称得上是人；如果丧失天赋的常理、断绝人的纲纪，就称为禽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况且“夷狄”这个名称，本朝并不忌讳。孟子说：“舜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 这是根据他们出生的地方来说的，就像今天人的籍贯一样。何况满洲人都以被列在汉人之中为耻，准噶尔称满洲人为“蛮子”，满洲人听到后无不愤怒怨恨，而逆贼却把“夷狄”当作讥刺人的话，真是一个醉生梦死的禽兽。本朝定都以来，世祖在位十八年，奠定帝业、开创基业；圣祖在位六十一年，施行深厚仁德、广布恩泽。朕即位以后，早晚忧劳，没有片刻不把民间百姓放在心上。因此上天眷顾保佑，雨水按时而下，奸邪不兴，天下享有太平之福。从前汉、唐、宋最太平的时候，也不过承平二三十年，从未有像今天这样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百姓从幼年到白头，都没有见过战争，父母、妻子、家庭能够完整团聚，这难道不是朝廷政治清明、各项政务都兴盛所造成的吗？况且汉、唐、宋、明各代，疆域并不广大，西北各处都是强敌，边境警报时常传来，烽火不断。中原百姓耗尽财赋，疲于奔命，也处于危险和困苦之中。如今本朝疆域广大，内外都臣服，所以在日月照耀之下，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无不拍手称庆，歌颂太平。逆贼却说天地反复、黑暗无光，这又是像狗、猫头鹰、鸱鸮一类禽兽的吠叫，是禽兽中最邪恶的叫声。也许逆贼的先世是明朝的功臣外戚，所以对明朝依恋不舍吧？如今昌平各陵寝，禁止砍柴采樵，设置守陵户看守，每年派官员前往致祭。圣祖多次南巡，每次都亲自拜谒孝陵并祭奠，这实在是自古以来未有的盛典。朕又继承圣祖遗志，封明朝后裔为侯爵，允许他们祭祀明代陵寝，即使夏、商、周安置前代亡国之后代的做法，也没有超过这个恩典。如果逆贼果真心中思念前明，就更应当感动得发自肺腑，在梦中醒着都只崇敬本朝，却还说什么“把中国放在内、把夷狄放在外”吗？这就是逆贼。这样的人不仅在本朝是汉人中的禽兽，即使在明代也同样是禽兽；而且他的意思不只是把本朝比作禽兽，他看待明代也不过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禽兽罢了。

译逆贼又说：“五六年内寒暑更替，五谷收成很少，常常下雨、常常……，荆州、襄阳、岳州、常德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时常听到旱灾水灾，山崩河竭，天地昏暗。”天时造成的水旱灾害，关系到气数，不可能保证完全没有，所能依靠的是人力救济补救。像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并没有损害他们作为帝王贤圣的名声。但朕自继位以来，依赖天地和祖宗的福佑，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五谷丰收，农民安居乐业。各省之内即使偶有几个州县旱涝不均，也立即拨动国库银两赈济，使百姓获得安全。湖广只有去年江水泛滥，损伤禾稼，朕就特别拨发帑金，修筑堤防抵御洪水，这是天下臣民共同知道的事实。幸而六年之内，各省收成较差的地方不过几个州县罢了。假如遇到大水大旱，不知道逆贼又会说出什么幸灾乐祸的话来。如今天下凡是有知识的人，以及草木昆虫，都生活在承受高天、脚踏厚地的天地之间，逆贼却说“地暗天昏”，这是因为逆贼内心昏暗，已经陷入鬼道，本来就不知道天地为何物。至于他说：“孔庙已经毁坏，朱子祠又遭火灾。” 孔庙没有防备而遭火灾，唐、宋两代都有这种事。明朝弘治年间，灾情尤其严重。弘治皇帝难道不是明朝的贤君吗？如果把这种事说成是君主没有德行造成的，那么将来的叛逆之徒一定会借此煽动人心，甚至纵火焚毁各府、州、县的文庙。逆贼既然自称是东鲁的腐儒，说自己依附于圣人的故乡，怎么忍心说出这种话呢？至于朱子祠被焚，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件事。但朱子祠遍布天下，偶尔有一处遭火灾，就要牵涉君主的德行，那么各位儒者的祠宇无穷无尽，难道能保证一处也不遭火灾吗？逆贼还说：“五星聚会，黄河变清；这是阴气尽而阳气生、乱到极点便转为治理的时机。” 如果果真到了天下大乱的极点，出现这些吉祥征兆，还可以勉强附会他的说法。如今天下的吏治虽不敢说已经尽善尽美，但已经是大法严明、小廉遍行；百姓的生活虽不敢说完全安定，但衣食已经大体充足。四方没有战事，百姓安康快乐，户口繁盛，田野日益开垦，正是万国安宁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是“乱到极点”呢？况且，究竟什么人正在吃草木，什么地方堆积尸体，逆贼能确切指出来吗？他昧着良心、丧失理性，始终不肯抬头仰望苍天。上天之所以恩宠眷顾本朝，历代从没有像这样深厚，而且表现得这样明显。朕即位初年，孝陵长满蓍草；康熙六年秋，景陵宝城山上生出灵芝；还有双枝五穗的嘉禾、九穗长达一尺的瑞谷，五星聚集在奎宿、璧宿之间，黄河在六省境内变清，骈生的果实、连理的树株所显示的应兆，祥云、甘露等祥瑞，朕虽然不主动称说这些祥符，但自古史册所艳称而很少见到的祥瑞，没有不齐备出现的。而逆贼书信却说：“山崩河竭。” 请问这几年来，哪座山崩塌了，哪条河流干涸了，能指出一两处吗？灾异之事，古代帝王从来不讳言。因为这本是上天显示征象，用来警戒人的。遇到灾异而能够恐惧戒惧、修身反省，就可以把灾祸转化为福祉；遇到吉祥征兆却奢侈放纵、骄傲自满，就一定会使福转为灾。朕对这个道理看得非常清楚，信得非常坚定，所以每逢上天降福、显示祥瑞，日夜之间更加乾惕戒慎。并且告诫内外臣工共同深切敬畏谨慎，如同涉水过冰、临深渊一般。相关谕旨已经下达几十次，朕难道敢欺骗上天，说这种违背内心的话吗？几十年来，凡是同我朝作对的人，无不触犯天谴，立即灭亡。比如内地的三藩，外部藩部的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尔一逞跳梁，就化为灰烬。又如微末的丑类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都自行落入法网，仿佛有鬼神在驱使他们。如今逆贼曾静又自行暴露罪行。假如逆贼只是闭门写作，放纵自己的狂悖言论，却不让张熙把书信投给岳钟琪，那么他的滔天大逆不道之罪，有谁去查察？岂不是几乎隐没而逃脱法网了吗？可是天地不容他，使他自行败露，朕实在感到庆幸。从前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稗官野史中诬谤君主的书很多。例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等书，都讥讽诽谤朝廷，甚至诬蔑宫廷，当时没有被发现，以至于流传到今天，迷惑人们的视听。如今凶恶顽劣的匪类，只要存有悖逆之心，就一定会曲折暴露，自取罪责，片刻也不能拖延，这难道不是上天厚待我朝的明显征验吗？逆贼又说：“从崇祯甲申年直到今天，以及从德祐到洪武之间，前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各种制度都荒废崩坏，万物都消亡隐没，没有值得谈论的当世功业，也没有值得记述的当代人物。”本朝怎么可以同元朝相提并论呢？元朝自世祖奠定统治以后，后世君主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政受制于宫闱，外政委托给宰执，纲纪废弛。后来各位皇帝有的想创制立法，但上天不给他们足够的寿命，所以元朝结束以前，没有出现大有作为的君主。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以来，圣明君主相继承继。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敬、节俭，勤于政务、爱护百姓，掌握君权，总揽万机；他的文治武功超过三代，国运绵长，古往今来从未有过。朕承继宏大的基业，以敬天法祖为本心，用人施政没有一件不出于至诚。六年以来，早晚警惕勤勉的心情，确实始终如一。朕虽然德行浅薄，仍努力效法祖宗，不敢稍有懈怠，这难道是元朝的政治可以相比的吗？况且元朝一代的制度建置以及忠孝节义的人物，也多得史书写不完。《元史》难道不是明朝洪武年间编纂的吗？其中称太祖说：“深沉而有大谋略，用兵如神。”称世祖说：“气度宏大，知人善任，信用儒术，建立常法、陈明纲纪。”明朝对元朝皇帝的赞美已经如此，怎么还能说“没有值得谈论的当世功业”呢？而且《元史》除帝王专传之外，儒学、循良、忠义、孝友等传记也列举了很多人物。怎么还能说“没有值得记述的当代人物”呢？《元史》是明太祖主持修纂的，逆贼竟这样说，就是厚诬明太祖。这样的人还说要替明朝复仇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上天眷顾帝王的德行，使其得到保佑安定；朕只要兢兢业业、早晚努力建立并承受天命，就会承蒙上天嘉佑，历代长享太平，成为统辖内外、合为一家的君主。难道一两个禽兽的吠叫，就能迷惑人心、混淆公论吗？人生在天地之间，最重要的没有超过人伦常理。君臣关系是五伦之首，比父子关系还重要。天下没有不知道有父母亲人的人，也就没有不知道有君主的人。何况朕俯视万民，确实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朕深夜扪心自问，相信自己绝没有遭受这种诽谤的道理。那么逆贼这样肆意毁谤，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编造流言、捏造诬词，即使把它加在身份相同的人身上，尚且有应得的罪；如今竟公然把这种罪名加给君主，有这样的道理吗？怎么忍心这样做呢？朕想，人所共同具有的良知，上天下下、亿万臣民无不怀有尊君亲上的心，只有逆贼独自禀受乖戾之气，把自己越出天地覆盖承载的范围，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实在可恨又可悲。逆贼所诋毁的，都是连禽兽也不会做的事，却忍心把它们加到朕身上。朕实在没有料到，在朕的百姓之中竟有这种天良尽丧的人。天下所有臣民一定不会受他丝毫迷惑；但天地之间既然发生了这样荒诞怪异的事情，天下人的心情就不能按常理推测，或许在千百亿万人中，仍有一两个不懂道理的人，听到流言后产生些微影响和疑惑。因此特意把逆贼的书信公布于外，并把宫廷事情的大概公开说明，使众人知道。如果朕稍有无法自我面对之处，却还发布这样的告示，又有什么脸面面对内外臣工和天下百姓？难道是要借此欺骗上天、欺骗世人，还是欺骗自己？朕看见逆贼的书信，内心坦然，并不愤怒；而且正可以借他悖逆的话加以明白晓谕，使朕多年以来寝食不安、为国家和百姓忧劳警惕的苦心，能够昭示于天下后世，这也是朕不幸之中的大幸。特此谕告。奉旨审问曾静的供词，共十三条。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和民心共同归附的结果，也是道义上理所当然的。问曾静：谕旨问你，你写给岳钟琪的信中说“道义所在，百姓没有不服从的；民心所归依的地方，上天从来不会违背。自古帝王能够成就大功、建立大业，与天地相参，为万世所取法，难道会有私心成见夹杂在胸中”等话，是什么意思？我朝积累德行和功业，到太祖高皇帝时神武盖世，统一各国，成就开创之功；太宗文皇帝弘扬继承帝统的事业；世祖章皇帝建立帝位、安定治道，抚临内外。这正是顺应天命、服从民心、成就大功、建立大业、与天地相参而为万世所取法的最高道理。你生在本朝，却不知道列祖是天命、民心所归向的对象，反而说“道义所在，百姓没有不服从；民心所归，上天从来不会违背”，究竟指的是什么？曾静供称：弥天重犯说这些话，是泛泛而论自古帝王兴起以及帝王在位，都属于顺应天命、得到民心。天命顺应、民心归附，于是兴起并居于帝位，这就是道义上理所当然的事。弥天重犯生长在楚地边远的山谷中，本乡本邑以及附近一带，没有通达事理的名士在朝廷任职，而居住地又离城市最远，所以盛朝的功绩无法听闻。直到去年到省城，从省城一路到帝都，见闻逐渐广泛，才知道东海一带有真龙兴起，列祖列圣世代相承，不只是汉、唐、宋、明所能相比，甚至直追三代成周的盛况。天地精华之气日益流布、日益开化；上古时代混沌蒙昧，人文尚未兴起，积累发展到成周，才达到太和融洽、文明大盛。然而上天厚重地降生圣人以开创治世，在周代也只有文王、武王二位圣人最为突出，哪里比得上本朝一代接一代，日益久远、日益宏大，越久越光明？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业；太宗文皇帝继承帝统，弘扬大业，统一各国；世祖章皇帝建立帝位、安定治道，抚临内外；圣祖仁皇帝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四海；直到我皇上，天资聪明，恢弘祖先功业，已经达到礼制明备、乐教完美、天下太平、黄河清澈的极盛境界。这正是天命和民心所归，是道义上理所当然的事情；与天地相参、为万世所取法，也是天运和文明达到隆盛的盛会。从前弥天重犯确实陷于无知，并不是存心要怎样做，以至于把自己排除在圣明时代之外。二、华夷之间、人和禽兽之间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问曾静：谕旨问你，你书中说“上天生成人和万物，道理本一而分际各异；中原得到正气，阴阳合德的就是人；四方边塞之地偏险邪僻的，就是夷狄；夷狄再往下就是禽兽”等话。所谓禽兽之名，大概是因为他们居住在荒远之地，语言文字同中原不相通，所以称为夷狄，并不是生在中国的才是人、生在外地的就不能成为人。人与禽兽同处天地之间，共同禀受阴阳之气；禀得灵秀之气的成为人，禀得偏异之气的成为禽兽。因此人心能够知晓仁义，而禽兽没有伦理。难道要凭土地在内在外来区分人和禽兽吗？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中国是阴阳和合之地，只应生出人这一类，就不应再有禽兽与人共同生长其中。为什么整个中国到处都是人与禽兽杂居，而禽兽的族类还比人类更多？况且即使在人类中，也还生出了你这样的叛逆狂悖、丧失天良、断绝人理、连禽兽都不如的东西，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曾静供称：上天生成人和万物，道理本一而分际各异；其中的区别，确实在于所禀之理有偏正，完全不在于居住地的内外。弥天重犯读书少、见识浅，对义理看得不透，错误地认为应当按土地远近区分华夷，起初根本不知道应当按人的善恶区分华夷。今天恭敬地读到皇上的谕旨，说“如果像你所说，中国只应生人一类，不应再有禽兽与人共同生长其中”，道理更加精确充实，义理更加显明，即使没有知觉的顽石，也应当因此灵动起来。

译何况本朝兴起以来，列圣相承，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局面；万国安宁，是历代少见的景象。而且开拓疆域广阔，声教传播到四方。自从有人民以来，到今天达到了最盛的程度。又有圣祖皇帝承受上天深厚的眷顾，享年之长，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何况还有许多善政善教，治理天地四方，为万世开创宏大基业，为百王建立伟大法度，所谓考察三王而没有错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询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百世之后等待圣人也不会迷惑的道理，正是在今天亲眼见到了。所以圣祖皇帝宾天的诏书传到后，即使深山穷谷之中，也没有不奔走悲号、如同父母去世一般的；即使弥天重犯这样冥顽无知的人，当时也曾废止饮食，痛哭流涕，穿着丧服居于深山，完全按照丧制守丧。然而当时的一切都出于内心来不及觉察的真实情感，是感情自然流露、不能自已，并不是有意作出来的。如果不是圣德隆厚、皇恩浩大，怎么能使百姓达到这种地步？今天圣祖皇帝在天之灵，也许仍然洞察此事。只是因为过去看到《春秋》中有华夷之辨，错误地理解了经文旨意，所以说出了荒诞狂悖的话；实际上直到今天才明白经文所说的道理。只是因为楚国不尊奉周王，所以《春秋》才斥退它；而本朝的兴起，同经文所指的情形有天壤之别。弥天重犯想到，天地之内没有气息不能流通，也没有道理不能到达，所以华夷之辨本来不能按土地来说；即使按土地来说，也没有固定界限。天地精华之气日益扩散、日益远播，而且循环变化没有常规。如今阴阳精华全部聚集于东方大地，华夏诸地的精气已经消磨殆尽、空虚无余，这是事实，也是实理。况且“夷狄”本来是用来评论人的：善良而能完整具备人的五性，没有亏欠的，是人；五性混浊杂乱、不忠不信的，才是夷狄。孟子既称大舜、周文王是东西夷所生，又斥责杨朱、墨翟无父无君，说他们是禽兽，难道中国没有夷狄，偏远荒服之地就没有圣人吗？到了有明一代，它并不是鲁、卫、齐、晋那样的旧日中原诸国；而本朝的兴起，直接超过成周的道路，这更不用说了。弥天重犯见识浅陋、阅历不足，又把这些无知的流言混杂在心中，所以说出这种妄言，悔罪也来不及了。弥天重犯记得，之前两次亲自供认：前一次供词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认为天地精华之气越发开展、越发远播，循环无常，不受土地限制；后一次供词指出，有明一代并非鲁、卫、齐、晋的旧制，而本朝的兴起直接超过成周的道路。如今看来，更觉得确信无疑，悔罪也来不及了。这说明弥天重犯从前虽然同禽兽一样，如今承蒙皇上的教化点醒，幸而转入了人的行列。三、清朝统治八十年之后，难道造成了大地塌陷、上天荒芜，神灵哭泣、鬼怪号叫吗？问曾静：谕旨问你，你书中说“聪明睿智，仁德能够养育万物，义能够匡正万事，礼能够宣扬万种教化，智慧能够明察万类，诚信能够使万邦信服，因此天下人都能尊敬亲近他。大概自从前明君主丧失德行、臣下失守职责，中原沉沦，夷狄乘虚窃据神器，天地反复，大地塌陷、上天荒芜；八十多年间，天运衰败，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等话。自古以来，上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我朝太祖、太宗、世祖，圣明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深厚的仁德恩泽深入百姓骨髓肌肤。这正是所谓聪明睿智、以仁德养育万物、以义匡正万事、以礼宣扬万种教化、以智慧明察万类、以诚信使万邦信服的人。上天和人心共同归附，盛大地彰显伟大德行。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无不尊敬亲近，正是列祖至高的德行使人感服、奉为天道，达到了古往今来的极盛。因此上天保佑、反复降命并厚待我朝，也是古往今来最为隆盛的。若说天地反复、大地塌陷、上天荒芜，那么我朝八十多年以来享受太平之福，凡是叛逆之徒稍有奸邪萌动，便立即灭亡，这难道是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却全都无可奈何，而人力竟然能够胜过上天吗？这已经不只是敢于评论、诬蔑、稍加诋毁我朝，而是敢于诬蔑诋毁上天了。曾静，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曾静供称：弥天重犯所说的，必定是指聪明睿智而又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的完整德行，这是说尊贵的天子之位。如今看来，列祖列圣的聪明睿智以及仁义礼智信施行于四海内外，确实都被共同信服为圣神的极致。我皇上登极以来，圣德神功承继列祖，尤其没有丝毫不合民心之处。只是弥天重犯受到谣言蛊惑，于是头顶着天却不知道天有多高，脚踏着地却不知道地有多厚，日常出入作息，竟忘了帝王之力从何而来，因此酿成大恶，陷入乱党之中。直到去年冬天，听到钦差大人宣扬圣德广大、涵养化育天地，又恭敬诵读皇上谆谆告诫的圣谕，知道圣德光照四方，才觉得心神豁然开朗，彻底醒悟从前的错误。然而耳朵虽然听到圣德，内心虽然服从圣教，眼睛实际上却亲自看见了有道盛世的景象。昨天承蒙押解进京，从湖南到湖北，抵达河南；又由河南来到直隶京城。一路所经过的都邑、省郡，从乡野到市镇，所见的人和地方，不知有几万几千。然而只见百姓安康、物产丰饶，风景祥和；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显得气象古朴庄重、性情习俗淳厚，政治教化美善清明，天下太和之气融洽流行，人人都油然共同庆贺这是太平有道的时代。若不是皇上聪明睿智，以仁德养育万物，以义理匡正万事，以礼教宣明万般教化，以智慧洞察万类，以诚信使万邦信服，休养百姓、抚育民众，励精图治而不知疲倦，这些都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若非如此，百姓为什么会这样爱戴，吉祥的征兆为什么会这样齐备显著，上天的眷顾为什么会这样深厚隆盛？到了这里，我更加觉得自己从前错误的罪过大得弥天，无地自容，只有每天痛哭悔恨罢了。至于所谓“中原陆沉”等话，全都是因为错误地听信谣言、错误地解释经义，像得了一个病根，便一路错到底。如今即使万死万剐，也是罪有应得，又哪里还能稍微开口辩解呢？四、社会上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罪于君王呢？

译问曾静：旨意问你，你书中说“田地全被富户收去，富人一天比一天富，穷人一天比一天穷”等话。自古以来贫富不均，就是事物的常态。凡是人能够勤劳节俭、节省开支，积累资财而成家立业，那么穷人也可以变富；如果游荡懒惰、奢侈浪费，耗尽资财而败坏家业，那么富人也会变穷。富户兼并、收购田产，实在是由于贫民自己陷入困窘，才把产业卖给富户。如今你说田地被富户收去，那么究竟是雍正元年以后，富人才开始收购百姓的田地吗？还是康熙年间富人就已经收购百姓的田地了？又究竟是在本朝以前，无论明、宋，还是汉、唐，民间都贫富均等吗？还是自古以来民间就有富人收购百姓田地？你把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全都归罪于君上，有什么根据和道理呢？曾静供述：这是太平日子久了，民间财富辗转积累，逐渐形成的弊病，本来就是自然发展的趋势，与君上无关。这也是汉、唐以来一贯存在的弊病，并非始于本朝。不过，本朝历代圣君相继，承平日久，古往今来很少能比得上。自皇上登极以来，德行隆盛，百姓受到教化，社会风气清明，弊病消除，民间没有丝毫烦扰；唯独田产这一项，富户安于拥有余财，贫民常常苦于不足，弊病辗转流传，田地将大多被富户收去。在这种时候，似乎正需要圣君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于是我妄自认为百姓所仰望君上的，就是调剂有余和不足，削减多的来补益少的。圣人既然成就了治理天下的事业，就不应忍心任凭物情自行流转。这是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鄙陋粗浅的见解，是不通世务的愚蠢言论，哪里知道贫穷是因游荡懒惰而造成，富裕是因勤劳节俭而取得呢？这种贫富不齐的情形，自从上天降生百姓以来就已经如此，原本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大概上天生育万物本来就不整齐，是因为五气混杂交错，不能完全一致；人的愚昧和聪明、灵巧和笨拙，才智资质各不相同，也是造化自然形成的，即使上天也没有办法。人的贫富，要看他的作为和经营；而他的作为和经营，又要看才力的灵巧或愚拙、明智或昏昧，这就是自然的道理和趋势。何况天道赏善罚恶，幽深久远，难以测度；那些穷困的人，怎么知道不是上天使他们遭受厄运呢？那些富足亨通的人，又怎么知道不是上天在帮助他们呢？皇上以抚育百姓为心，把天下人都置于恩泽滋润之中，哪里愿意看到他们有这种情形。承蒙圣谕开导点化，我更加明白了。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是否到处都在呼号怨恨？问曾静：旨意问你，你书中说“到处呼号怨恨，切盼同归于尽”等话。这些呼号怨恨的究竟是什么人？确实在什么地方？究竟遭受了什么虐待？究竟有什么愿望，竟至于盼望同归于尽？你必须一一据实供述。曾静供述：这样呼号的，是洞庭湖边偶然遭受水灾、无法安居乐业的百姓。人生有疾病痛苦、饥寒劳苦，忍受不住时，往往呼天喊地、呼叫父母，这是感情无法自我控制。百姓享受太平富足的日子已久，平时习惯丰衣足食，偶然遭受水灾，便觉得苦得无法生活，曾经不如其他郡县那样共同歌唱丰年。皇上的百姓，皇上一定会从国库拨款赈济；留下的人虽然蒙受恩惠，但那些流离转徙的人，赈济有时不能远及周遍，逃往外地的人中间偶有呼号的。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不能广泛查阅、远处考察，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无论寒暑，人们偶有怨言，又怎么会损伤天地的广大呢？何况蒙受恩惠的时间已久，尚未普遍得到救济的人只是暂时少数不能安业者；以湖南计算，不过百分之一，以天下计算，恐怕还不到亿万分之一吧。这些道理，我直到今天才明白。六、像岳钟琪这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向匪类效忠吗？问曾静：旨意问你，你书中说“戴着皇祖的仇恨来奉他为君，并且在他面前守死尽节”，又说“低头屈节，向匪类尽忠”等话。曾静把岳钟琪的远祖武穆王岳飞称作皇祖，就是把岳钟琪奉为君主，做他的臣子。并且曾静口出狂言，自认为掌握了《春秋》的大义。他的逆书中说：“臣子选择君主，本来就像女子选择丈夫；做臣子的侍奉的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会失去名节，如同女子已经嫁人却又改嫁。”又说：“曾静又臣事岳钟琪，所以是失身再嫁。”假如岳钟琪按照曾静的说法背叛本朝，那么岳钟琪就是不能守死尽节、反而改嫁的人了。曾静把岳钟琪臣事本朝说成屈节而向匪类尽忠，那么曾静愿意奉岳钟琪为君，岂不是匪类中的匪类吗？况且逆书中把岳钟琪说成岳飞之后，称颂他的功德；可是到了钦差审问时，又极力称颂本朝的恩泽功业。我不知道曾静心里究竟还想臣事岳钟琪，还是愿意臣事本朝？如果愿意臣事本朝，那么曾静不也是向匪类屈节吗？假如岳钟琪被曾静蛊惑，那么不知道曾静此时究竟认为岳钟琪是正确的人，还是把他看作匪类。可以逐一审问，让他逐条供明。曾静供述：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本来心中没有别的企图，只因为错误听信谣言、错误解释经义，所以一切关于大义大分际的认识都混淆了。加上见闻狭隘，不知道本朝世代德行隆盛、取得正统名分的正当性，也不知道本朝深厚仁慈的恩泽长久而且周遍，所以才给岳钟琪上书。种种悖谬，实在悔恨也来不及了。臣子选择君主，本来像女子跟从丈夫；如今岳钟琪具备文武全才，生逢圣明神圣的时代，又侍奉圣明神圣的君主，正如皋陶、夔侍奉尧舜，伊尹、周公侍奉商汤、周武王，不只是像贞正女子跟从贤德丈夫而已。本来绝没有可以背叛的道理，也绝没有可能背叛的心思。然而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因为误听流言，竟冒昧上书，不但自己昏昧了君臣之间的大义，还劝人不忠。我即使卑微如蜂蚁，尚且应知道君臣之义；即使毒如蛇虎，尚且不忘报恩，而我徒具人的面目，实在还不如匪类。到了去年冬天承蒙钦差大人审问，传达宣示圣上的德行，我才知道自古以来盛世的帝王没有谁能与皇上相比；而且大人详细告知本朝开国兴起的功德，件件都仁至义尽，取得正统完全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归附的结果。本朝当初来抚定万国时，明愍帝已经为国难殉身，李自成又猖狂作乱，使中原遭受涂炭，祸害超过水火；世祖章皇帝不劳烦一兵，不损失一箭，天下却感恩拥戴，像赤子依靠父母一样纷纷归顺。与汤武当年曾是夏、殷的诸侯，临事时仍不能避免兵戈相比，本朝更是名正言顺，神武而不嗜杀。

译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听到这些道理，才如同坠入深渊一般痛哭追悔，即使万死也来不及了。后来又蒙大人仰遵皇上高厚深恩，一路安抚爱惜我押解到京。我从长沙抵达京师，沿途所见全都是圣明时代的盛景，耳中所听无不是圣上的德行和仁声；而且我亲身受到的破格恩典也有很多，一到京师便被释放出监狱，安排住进宽敞的房屋，供给饮食，赏赐衣服。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生长在偏远山乡，不知道圣天子忧虑百姓疾苦、曲意体谅百姓困难、怜悯百姓隐情，竟然连极恶的重囚、万死不可赦的人也能施恩到这种地步。我虽然像草木一样无知、顽石一样没有灵性，也应该彻底受到感化。所以当初岳钟琪幸而愤怒斥责我，使他免于成为叛贼的名义；万一他误信我的话而听从，不但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会成为万世叛贼的罪魁，岳钟琪也免不了成为万世叛贼中的大恶人。岳钟琪坚守正道，当然更加显明他是圣明时代的良臣；而我到了今天，还有什么别的大义可以拿来辩解呢？只恨谣言害人，使我陷入大恶而无法解脱；但仍幸而到了今天，还能接到圣上的诘问，因而醒悟并重新做人。即使不敢指望苟且免死、侥幸生还而成为圣明时代的百姓，但能够听闻大义并知道从前的错误，即使做圣明时代的鬼，我也心甘情愿。至于奉岳钟琪为君、自己做他的臣子，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起初根本没有这样的心思；我称他的远祖为皇祖，是因为看到《礼经》中说，自诸侯以下，大都可以有皇考、皇伯父之类的称号，所以妄想采用三代以前的称呼罢了。当时只是替旁人进献意见，并没有立即献身归顺。总之，大义既然错了，罪过已经极其严重，一路都错了，还有什么正确之处可说呢？我只有千万次叩首，感激皇上隆盛的恩典和伟大的德行；我自己悲伤地想做圣明时代的百姓，却已经不可能了。至于臣事本朝，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当然之事，我什么时候又把自己归附于匪类了呢？七、明朝灭亡在李自成之后，清兵确实是明朝臣子请来除掉贼寇、治理乱局的，是把亿万生灵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仁义之师啊！问曾静：旨意问你，你书中说“对明朝灭亡怀有遗恨”等话。前明亡国，是亡在流寇李自成手中，与我朝毫无关系。自从有明朝末年，政治教化不修，纲常法纪废弛；对内盗贼纷纷兴起，李自成等扰乱残虐，攻陷京师；对外边境警报不断，各处蒙古外藩都是强劲敌人。这些势力蹂躏中原、消耗明朝元气，并不只是本朝造成的。况且自我太祖创业以来，根本没有夺取明朝天下的心思。太宗皇帝曾经率兵入关，巡视攻取土地，直到山东临清；又周览京城，在南苑纵情打猎，过了几天才回去。明朝当时连一支箭也不能射中我军。那时如果想取得明朝天下，岂不是易如反掌？这是因为我朝祖宗列圣只希望停止战争、安定百姓，解除仇恨、消除怨愤。多次想与明朝和好，但明朝君臣总是置之不理。等到李自成已经攻陷北京，明愍帝殉国而死，明朝国运已经断绝，帝位已经转移，这才请求我朝出兵，前来除掉贼寇、平定乱局。太宗皇帝命将出师，军队抵达山海关，一战就取得胜利。李自成的二十万军队望风逃窜，我军席卷而前、长驱直入，因此世祖皇帝君临万邦，扫清群寇，把亿万臣民从水火之中救出，也替明朝报仇雪耻。这说明我朝对前明有深厚恩德，显然明白，足以昭示万世。我朝取得天下，比汤王、武王以征伐诛讨取得天下更加名正言顺，明朝灭亡又有什么可遗恨的呢？李自成横行中原，所到之处残破不堪；明朝耗费百万军饷，却不能稍微抵挡他的锋芒。贼兵一到城下，便长驱直入，李自成伸手就取得了明朝天下。这清楚说明，明朝的兵力远远不如流寇。当李自成攻陷京师后，气势正盛，精锐部队的锋芒从未受到挫折，又增加了明朝叛臣和投降士卒来助长势力。而我朝兵威刚一到达，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只经过山海关一战，流贼便吓得魂飞魄散，奔逃溃败。由此说来，我朝的兵力和声势，与明朝相比何止相差天壤！假如我朝想取得明朝天下，早就取得了，哪里还用等到流贼把它摧残之后呢？只是我朝以仁义为本，不肯取代明朝而据有其国。本朝如此光明正大，而你如今怀有叛逆之心；如果你处在明朝，就是流寇李自成。你却以明朝灭亡为借口说自己遗恨，难道从不反躬自问吗？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曾静供述：这件事的根源，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从前完全不知道。因为很早就失去父亲，独自住在偏僻贫困的山乡，已经有三十多年左右。附近不但没有史册可以借来阅读考察，乡亲邻里也没有通晓世事、阅历老成的人讲述传闻；我只知道本朝取代明朝而拥有天下，却根本不知道明朝的天下早已丧失在流寇手里。直到去年冬天听到大人的话，又得以恭敬阅读圣谕，才知道本朝完全是凭仁义兴起，直可凌驾千古、无可匹敌，其宏大功业和伟大功绩都正在当世。不仅明朝君臣感念本朝的恩德、拥戴本朝的力量，就是当时的草木也无不蒙受恩德和恩惠。明朝末年，上下怠惰，政治教化完全败坏而无人整治，纲纪颓败崩坏而无人修整；对内任由宦官把持国政，对外听凭诸藩剥削民力，荒淫放纵，无礼无学，于是导致百姓无法生活，纷纷投奔贼党，四处起兵为敌。外地官兵望风而溃，所以贼军得以长驱直入，直抵京师。在这个时候，百姓流离困苦，遭受残杀劫掠，实在不亚于水火之灾已经迫在眉睫。

译太宗皇帝在东海兴起，政治得到治理，教化得到修明，仁德的声誉和名望遍及海内外，并没有萌生一丝夺取天下的心思。太宗曾率兵入关，在南苑纵情打猎，希望替明朝解除仇怨，停止战争而安定百姓；可是明朝君臣竟然置之不理，于是太宗整军东归。当时如果有一丝谋取天下的私心，取得明朝天下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又何必等到贼军攻陷京城、明愍帝为国难殉身、明朝国运断绝、帝位转移之后，等明朝请求除寇安乱，才出兵命将呢？仅这一行动，比武王在孟津阅兵、希望纣王改过悔悟更加光明正大，内外都无可遗憾。何况入关一战就取得胜利，李自成二十万流寇军队吓得魂飞魄散，溃散奔逃，天下因此被扫荡廓清；当时天下百姓就像走出深渊、看见父母一样。世祖皇帝于是施行政令、推行仁政，抚临天下，把亿万生灵的苦难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天下感恩拥戴的，不只是明朝君臣因雪耻复仇而感激得铭心刻骨、无法报答；更是因为拯救亿万生灵，使他们免于死亡而获得生存，这种大德简直与天地同流。这样看来，成汤、武王虽然凭仁义兴起，但在君臣关系上仍不能完全没有遗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愧之德，武庚也不免以殷人的身份反叛。哪里像本朝这样，天下是从流贼手中取得的，名正言顺，明朝臣子和汉人都深切感激，乐意效力至死呢？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从前因为无知，任凭臆想而狂妄悖逆，妄自引用《春秋》来误导自己，所以说出“对明朝灭亡的遗恨”等话。如今明白了，痛悔流泪，几乎不想活下去；而且蒙受皇上高厚恩典，更加无地自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难道可以用乱臣贼子的心思来解释吗？问曾静：旨意问你，你书中说“《春秋》的大义，没有经过前代儒者讲解研讨；有明三百年，没有一个人深刻了解其中的道理。幸而得到东海夫子吕留良主持、维护和支撑”等话。孔子编成《春秋》，原本是为了阐明君臣父子的大伦，扶植纲常，辨明确定名分。所以说：“孔子编成《春秋》，乱臣贼子就会感到恐惧。” 如今曾静却用乱臣贼子的心思，借托《春秋》来立说，与孔子的经文截然相反，难怪明朝三百年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不要说元、明两代的人，就是汉、唐、宋以来的儒者，也没有人能够解释。只有逆贼吕留良天性凶悖，蛮横无所顾忌，和曾静同样具有乱贼的本性、同样持有乱贼的见解，所以解释大略相同。曾静作恶叛逆、犯下大罪，放肆诋毁朕躬，已经是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罕见的；而吕留良张狂吠叫，获罪于圣祖皇帝，罪过万死也不能赎清，难怪曾静会对他心悦诚服、倾倒崇拜，把他的见解当作千古卓绝的认识。可以问曾静：吕留良所说的《春秋》大义，怎样才能向天下昭然大白？吕留良究竟是天下第一义士，还是天下第一叛逆之人？让他据实供述。曾静供述：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偏居山谷，离城很远，四周邻里没有读书的士子，也没有良师益友可以请教求正。因为到州城参加考试，才看到吕留良评选本朝程墨以及大小题、房书等文章的评语。见他论说题意，根本依据经传注疏，文章法度规矩又胜过前代大家，于是我依据自己的偏僻性情，盲目信服他，妄自认为这个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一切言论议论都应当以他为宗旨。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为人行事究竟怎样。中国有评论管仲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的地方，别人都认为这是仁，只是因为他没有动用战车；而吕留良评说的大意，却独自认为仁在于尊奉周王、排斥夷狄。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便由此类推，认为整部《春秋》也只是在尊周攘夷，却不知道《论语》中所说的“攘”只指楚国而言，是说楚国僭越称王、衣着左衽、不懂君臣大伦、不学习礼乐文教；《春秋》所排斥的，也只是吴、楚僭越称王，并不是因为它们地处偏远才排斥它们。如果按照地域来论，那么陈良就不能算豪杰，周子也不能承继道统；按照《春秋》的义理来衡量，难道也要排斥他们吗？况且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这种说法记载在《孟子》中，更是十分明确。由此看来，当时吕留良固然悖谬到了极点，而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却相信并尊奉他，错误更是相差千里。不过，吕留良的议论，我所见到的只有这些；他其他的文字著作，我并没有看过。直到雍正五年，有个学生张熙到浙江买书，从吕家得到吕留良题写的《如此江山图》和《钱墓松歌》诗。当时我听说后，不禁惊异，不敢相信是真的；随后又听到一再流传的谣言，受到层层迷惑扰乱，于是怀疑那些话是真的，并且妄自悔恨自己没能早日听闻所谓的大义。如今奉旨获准观看吕留良家中收藏的旧作：日记编纂本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其中不但错误解释《春秋》，罪过与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相同，而且竟然还有讥讽诋毁圣祖皇帝的地方。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四海；连我这个生长在偏僻山乡的人都知道感戴敬佩，何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于胶痒，享受本朝俸禄、践履本朝土地，也已经有几十年，怎么竟会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从前不知道，便借用《春秋》的义理来立说；虽然出自吕氏，但认为宗旨实际发源于孔子，所以不得不相信。今天经过解释，才知道孔子并不是这样说的；又深知本朝取得正统完全正当，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归附的结果，历代圣君相承，没有一个不是道德隆盛、德行完备。吕留良所说的这些话，如今看来，确实表明他凶悖成性、蛮横无忌、张狂吠叫，得罪圣祖皇帝，万死也不能赎清，实在是盛朝叛逆的罪魁。而我这个山野鄙陋、无知无识的人，坐失当身应守的大义，盲目信从并附和他，万死也不足以抵偿罪过。如今虽然深深痛恨自己的无知和误信，也切齿痛恨吕氏言论害人，但都已经后悔莫及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吕留良的言论流传世间已久，像我这样被他蛊惑的人，想来不会少。如今幸而由于我的罪行败露，使真相大白，这难道不是历代圣君德行隆盛、皇天坚定保佑本朝的结果吗？这哪里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呢？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如今虽然陷入法网，却因此使天下人共同知道我的叛逆，不再被他的言论迷惑，我即使死了也心甘情愿。九、对一个臣民来说，究竟什么是关乎荣辱、生死而不可改变的大义？

译问曾静：旨意问你，你书中说“可以把它看作荣耀，也可以把它看作耻辱；可以求生，也可以求死，但这个大义一定不能失掉”等话。如今钦差审问时，曾静亲自书写的供词完全改变了态度，哀求怜悯，极力称颂。曾静将这看作荣耀，还是看作耻辱？又不知道曾静此时愿意求生，还是愿意求死？你所坚持的大义在哪里？让他据实供述。曾静供述：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从前说荣辱生死的大义绝不能丧失，只是因为错误解释《春秋》、错误听信谣言罢了。其实我原本是皇上的赤子，并不是先世有功勋爵位、对明朝难以忘怀，也不是一向怀有背叛君上、不奉朝廷的心。如今查明并被捕，只是因为受到谣言蛊惑、错误解释经义，才狂悖到这种地步。即使在去年狂悖之念蒙蔽心灵的时候，扪心自问也没有别的企图，全都是从知识和见闻方面发生了错误。到了今天，明白经义与那些事毫不相干，也知道所传谣言都是虚妄诋毁。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只是蝼蚁般的小民，实在心悦诚服；到了今天，只有痛哭流泪，悔恨自己没有守住本身应守的大义，后悔自己不能成为顺从君上的百姓。我哀求怜悯，正是我今天本身应有的正义；只是恐怕自己求情的诚意不够，不能赎补眼前的罪过，即使蒙受皇恩浩荡，按我自己的估计，在法律上也没有生还的可能。至于称颂皇上的德行功业，也是我作为臣民的本分，是理所当然的；只是不能再像前日那样因为无知而妄自诋毁。现在我所担心的，是自己见识浅薄、学问鄙陋，不能仰测皇上的龙德中正、完备无缺，因而称颂得不够周全，这会使我死也不能闭眼。君主的尊贵与上天相同，亲近与父亲相同；百姓称颂上天，儿子赞颂父亲，怎么能算过错呢？何况五伦都是从上天赋予人间的，即使昆虫草木也各有其伦，而君臣这一伦尤其是五伦之首。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从前错误听信流言、错误解释经义，所以使自己陷入禽兽般的境地；自己责怪自己，虽活着也如同死去。如今既然明白本朝的兴起极不寻常，又亲身受到圣上深厚高大的恩德，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时即使死了也如同获得新生，即使受辱也是荣耀。十、那些狂妄放肆、毁谤皇帝的谣言和传闻，究竟是从哪里传来的？问曾静：旨意问你，你书中说“生在今天，遭逢这样的时代，却无意于当世的利禄来玷污自己”等话。曾静如果无意于当世利禄，就应该早早做一个高尚之士，为什么还要参加考试、入学，身列青衿，直到考试只列第五等，之后才愤懑地困居一隅，放肆狂放？还能够说自己无意于利禄吗？你的书中又说“和一两个志同道合的人，闭门住在空山，养鸡种瓜”等话。看你的书，见闻很多，援引根据很广；如果你闭门居住在空山之中，那些蜚语讹言是怎么传入耳中的？可见与你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不止一两个。让你据实供出：如果供出是谁传说的，那么你就是误听传闻，罪过还有可能得到宽恕；不能因为自己犯下大逆之罪，就拼着一死含糊过去，甘愿替众人隐瞒。皇上的恩旨命你据实供出，你必须把书中所说的哪些话从什么人那里得到、哪些话从什么地方传来，逐一据实供述。曾静供述：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书中千错万错，没有一个字是确实的；总是因为错误听信谣言、误解经义，所以酿成大恶，到了今天已经无法解脱。如今圣上的德行光明纯洁，没有丝毫瑕疵，皇恩又浩荡得无法用言语形容。以我这样大的罪行和重罪，皇上尚且如此优容宽待，把我另行安置在幽静闲适、清旷宽敞的地方，还命令有关衙门供给饮食、赏赐衣服，这确实是千古未有的奇异恩典，是尧舜也没有施行过的特殊恩惠。仅凭这一件事，我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此时此刻，如果我确实知道造谣的首犯，正想寝食不忘地剥食他的皮肉，又怎么敢包庇其他奸邪之人，来辜负皇恩呢？所以当日在长沙，大人再三审问，我不敢说，是因为心里确实不知道最初造谣的人是谁。而传话的人，确实是一个忠厚守法的人，不但不肯造谣，也不肯胡乱传话。并且我自己估计罪大过深，料想必定不能活命；虽然蒙大人屡次宣示皇上智慧谋虑神奇、聪明出于天性，事情应当怎样依法判定，不是一般人的情理所能推测的，但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的死生，确实不是事先能够断定的。按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自己的估计，万难相信自己能够侥幸不死；与其临死时又牵连别人，不如自己一死，心里还稍微安稳一些。如今感激皇恩这样高厚，又奉旨接受询问，我想自己一死算不了什么，即使死了，也一定要把自己的心事说明白。赤子冒犯父母，即使正处在父母盛怒之下，也要上前哭诉，把事情说明白，何况今天圣旨明确宣示，又允许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直说出那个人呢？从我自己的本分考虑，确实应该供出人来。于是想到水流毕竟有源头，或许可以顺流寻找源头；我记得有两个人偶然传过这些话：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立忠。他曾说，听说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奏议论皇上多条罪状，其中最大的就是如此如此。另一个是永兴县十八都的医生，姓陈，字象侯。他也说，自己在一户人家行医时，听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先生，姓陈，字帝锡，口头传说有一篇奏章，劝谏皇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上这篇奏章的臣子姓岳，名钟琪。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听到两个人的话相互符合，便渐渐怀疑这是真事。其实最初造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陈帝锡，还是陈帝锡上面另有传话给他的人。况且我从未见过陈帝锡，不知道他的相貌如何，甚至“帝锡”二字是不是这两个字也不知道，问何立忠便可知晓。听说这个人会看风水，前两年曾在安仁县建造学官；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或许知道他的名字。其实如今仰望皇上，皇上如同天地一样，怎么可以毁谤呢？天上的经纬即使被云遮隔，对天有什么损伤？反而因为云层遮隔，更显出天空的高远；大地即使被挖掘穿凿，对大地有什么损害？反而因为穿凿，更显出大地的厚重。如今皇上的作为如同日月运行在天上，即使湖山相隔万里，也没有人看不见、听不到。幸而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如今也像盲人重新获得视力一样，又看见天地日月了。十一、所谓“山崩川竭”的传言，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译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湖南供称“山崩川竭，是听说泰山崩塌影响四十里；至于河川并没有枯竭，只是下笔不谨慎，写文章时造成了诬蔑”等话。这种泰山崩塌影响四十里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你把传闻写进书里，已经极其悖逆，何况“川竭”这件事根本没有传闻，你却把它类推连带写上。还有，这“山崩川竭”究竟是怎样严重的事情，难道可以任凭笔头随意播弄吗？你只用“不谨慎”两个字这种轻率戏弄的话来掩饰罪过，怎么可以呢？但你所听到的事情必定有来源，必须据实供出。曾静供述：“山崩”的说法虽然确有传闻，但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今天即使万死，也想不起具体是谁说的。“川竭”这一错误，我今天确实该死。平常说话，尚且要谨慎地说平常之言；一旦涉及不实，不但在道理上说不通，心里也不能没有惭愧，而且当面还会受到别人严厉斥责。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轻易带过？何况我以庶人小民的卑贱身份，上议国家政事，即使有真实根据，也免不了越位冒犯、干预政事的罪过，何况所说本已荒诞虚妄，虚假之中又加虚假。仅这一项罪过，就足以让我粉身碎骨也无法偿还。可是我先前的供词还只用‘下笔不谨慎’来搪塞过去，说明我已经身陷罪中，却竟不知道罪过的大小轻重。今天醒悟过来，即使万死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祥瑞征兆，究竟因为什么缘故出现？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写的逆书《知新录》中说：“从大事来看，五星聚集、黄河澄清，我处在这样的时机，怎么会死呢？上天如果不想开启太平之治，那就算了；上天如果想开启太平之治，我正好遇到这个机会，毕竟也算其中一人。要在吴楚东南一隅寻找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自古以来，治乱兴亡的规律，必定是上面有桀、纣这样的君主，下面有使一代人遭受涂炭的灾祸，才能称为大乱。曾静把我朝看作夷狄、匪类，但必须是做君主的确实昏庸失德，纲纪法度一切废弛，才是坏到了极点的时候。如今海内承平，万民乐业；从朝廷政事来说，虽然不敢说已经是天下大治的时代，但只要还有人心、能辨识事理的人，绝不可能诬称这是乱到了极点、正值大治之时。况且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没有像曾静这样禽兽不如的人，竟以“五星聚，黄河清”为“除了我还有谁”。他又说“正当这个机会”，所谓机会，究竟指什么？据实供述。曾静供述：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说了许多该死该剐的话，今天反复反省，发现也有一个根本病因。大概是因为从小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一章时，谈到井田制度，我心里觉得痛快，私下暗想，认为今天就应该实行。于是我多次去问别人，却没有一个人说今天能够实行。我听到别人说不能实行，心里很不痛快。后来看到吕留良对这一章的文章和评语，竟以为井田制可以实行，还说治理天下必须实行井田、封建；恢复井田和封建以后，才可以希望达到太平治理。我于是觉得非常合意，从此深信吕留良的话，并且执着于这个死板的办法，牢牢记在心里。因此轻视汉、唐、宋、明的治理，认为远远不如三代；妄自认为井田制不恢复、贫富不均，其他关于治理的说法都不是最高的道理，于是竟不自量力，胆敢以自己的经世济民抱负自许，认为超过常人。我一听到“五星聚，黄河清”，便猜疑这一定是文明开始的机会；既然遇到文明兴起、天下开治的机会，就一定要实行井田，恢复三代制度。想要实行井田、恢复三代制度，按我自己估计，即使竭尽驽钝之才，也足以充当一时的犬马之劳，因此便说出“除了我还有谁”这样的话。所谓“正当这个机会”，也只是希望上面的人任用我，所以才说要在吴楚东南一隅寻找人才，并不是说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遇到机会后，另有独特见解。只是因为听到谣言、见闻错误，便深深怀疑皇上的圣德不纯，所以狂妄悖逆而采取了这样的行动。等到昨天从湖南一路抵达京师，经过数千里地方，无不家家给足、人人富足；四海内外无不受到教化，风俗美善，道德兴盛，政治教化得到修治和推行；详细明备的程度，比三代的井田、学校还因时制宜有所损益，已经精益求精，正是礼制明备、乐教完备的极盛状态，是上天开启文明盛世的表现。在这样道德隆盛、功业成就、治理显著的时候，我皇上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治理，不肯有一时一刻稍微懈怠。我恭敬阅读谕旨，皇上还说：‘不敢说已经是天下大治的时代。’德行如此隆盛，内心如此圣明，却仍不自称圣明，竟达到这种地步。这正是天下无人不感动信服、祥瑞不断显现的原因。“五星聚，黄河清”，正是因为皇上的道德纯全，超越千古；本朝政治教化美善清明，超过三代的盛世，是大圣人兴起并在位时所应有的征兆。况且井田的疆界，自秦以来已经废弃两千多年，封土、沟洫、沟渠都无从考察。如今承平日久，平原旷地各自形成旧有产业；按照事理和形势判断，旧迹必定无法实行。况且天下人才兴盛，不知道有几千几万贤良之士，他们有的深通治国之体，有的精通治国之法，任用也任用不尽；而我这个罪大弥天的重犯生长在山野，愚昧无知，禽兽不如，竟然说“除了我还有谁”。我不自量力竟到了这种地步，狂妄的罪过万死也难以逃脱。十三、被曾静奉为老师的吕留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写的逆书《知新录》中说“近世晚村夫子的学问充足，本领足以济世，大有作为”等话；又说“生不逢时，在今天似乎正好遇到机会”等话。这个吕留良自称他的先世是前明的仪宾，忘不了旧国；却在本朝应试成为诸生，又借天盖楼选刻时文，把本朝制科中名人的墨卷文稿刻板出版以谋利，因而获得了不可估量的财富。他其实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无赖、卑污狂悖的叛逆之人，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人。如今你竟奉他为师，奉其学说为法，心悦诚服地认为他如同孔子、孟子再生。你所说吕留良的学问和本领，是从哪里看出来的？你所说吕留良“大有作为”，又是从哪里知道的？这说明你一定曾经和吕留良会面，亲自接受他的指授，所以信奉敬畏到这种地步。况且你说“今天正好遇到机会”，又该怎样解释？可以从实供述。

译曾静供称：圣人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又说：“不了解别人，就无法辨别是非邪正。”我这个罪大恶极的重犯今天之所以狂悖，一错到底，根本原因是自己偏居山谷，眼界狭小，见闻浅陋，胸襟鄙俗，错误地看待了人。这些话全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见识，不能探究别人的真实情况，于是妄自认为他值得心悦诚服地奉为老师；不只是把他当作老师，而且把他看成一世的豪杰。其实当时哪里知道他的品行有很大的不好之处？不过是在语言文字上，觉得与自己的偏执性情相投合，于是不知不觉地非常喜欢他；喜欢得深了，便不知不觉地深信他。当时所谓他的学问本领，我妄自认为是说理明白、文章精深；说他大有作为，是希望他得到任用，可以实行井田制，恢复三代制度。从前我荒谬地相信他就是这样的人。今天承蒙圣上的恩典开导点化，才开始明白他的行事为人处处都不对。不只是他本人在大义上背谬而已。这样回想起来，从前听信他的话，哪里只是像陈相喜爱许行那样？如今痛悔也来不及了。至于说我曾亲自承受他的指点传授，确实没有这回事。他生在浙江，我这个罪大恶极的重犯生在湖南，靠近广东边界，相隔有数千里；而且我生于康熙十八年，吕留良死于康熙二十一年，我当时只有四岁，确实从未同他见过面。至于“恰逢其会”等话，是因为我心里原先就有一段轻视后世的想法，又错误理解了《春秋》的意思，加上耳中听到“元年匪类”的说法，恰好又遇到永兴县那两年大雨，连续几个月不停，于是便认为世道有不好的地方。这完全是山野偏僻之处无知的见识。直到旧年被逮捕押送到长沙，今年又从长沙来到京城，看到年成丰收、时令和顺、教化施行、风俗美善，天下太平而治理有道，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是如此，才知道圣人在位，政教修明，礼乐完备，实在是盛美超过千古。从前满腹的疑团，才得以彻底洗清、落实明白。而吕留良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为天地所不能容的罪行，我这个重犯也完全明白了。奉圣旨审讯曾静的口供二十四条。一、曾静等人到各处活动、纠集叛逆之人的缘由究竟是什么？问曾静：圣旨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敬卿、景叔向西行去，似乎也不是小事。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联珠，日月合璧。我们这些人在七月初就有这次行动。天上的这个征兆如果不应验也就罢了；如果应验此事，必定会落到我们这些人手里。即使不能由我亲手成功，也必定会由我家眷属敬卿、景叔之手完成。”敬卿就是张熙，所谓景叔又是什么人？根据你前次口供说：“心中原本没有确切见解，只是听到讹传妄言，平白产生疑惑，因此派门徒上书。”如今根据书中所说，这年七月就已经有了这次行动。可见你在雍正三年就已经让张熙等人到各处活动，纠集叛逆之人，到雍正六年才向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日自以为可以应合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祥瑞，又说此事必定落到我们这些人手里，这就是长期蓄谋，处心积虑想要叛逆。你把雍正三年七月以后派张熙等人在什么地方活动、纠集了什么人，以及所谓家眷，共有多少人，都供出来。景叔姓甚名谁，他又在哪里行止居住？逐一据实供述。” 曾静供称：所谓向西行去，是雍正三年的事，当时另有别的意图。因为我居住的地方极其偏僻，在山谷之中，左右方圆十多里全是耕田的农户和山民，没有一个可以交往的读书识字之人。我父亲在世时，曾经有迁居的打算，却没有实现。后来又因为人口增多、田地昂贵，家境单薄贫寒，无法搬迁。之后我的学生张熙、廖易来我门下往来，但他们也无法安顿住宿。张熙、廖易家境同样贫寒，因听说有人去了四川，传言四川田地便宜，便同他们商量，想去四川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作为搬家定居、耕种生活的计划；而且同张熙、廖易一起去，也可以实现他们读书的愿望。于是便筹备前往四川，七月二十五日起身。乘船到长沙上岸后，便到长沙城中走了一趟。我这个重犯从来没有出过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没想到到了长沙，竟然看见一张告示，上面有“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当时非常高兴，以为太平美好的时代即将到来，想着最终一定会恢复井田制和封建制度；既然恢复井田、封建，最终一定会任用人才。等到那时任用人才，我这一类人的行藏就不可预知了。既然有了井田制，到处都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着家属去四川呢？于是去四川的打算便消退了，准备转身回来。当时一点其他的志向也没有，只是心里盘算着要到京城上书献策。之所以再三犹豫，是因为“匪类”那篇话一直压在心中，使我狐疑不定，于是转身到长沙岳麓山看了一次。从那里沿着湘潭一路回来，没有遇到其他人物，也没有说过一句异端的话，到九月初三日回到家中。只是回来后过了两年，看到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连发生水灾，米价、谷价都很高，百姓生活艰难，逃荒避水的人很多，于是又怀疑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征兆，担心它另有应验；再加上传闻越来越多，都同先前“匪类”的说法相互印证，于是才说出那些狂悖的话。这些话是在雍正五年冬天说的，是追忆雍正三年的事情；前后两个时期，前面的志向与后来所见完全不相符合。其实我并没有到别处去，也没有见过任何人。所谓“西游”，只是因去四川而取“西蜀”之名。景叔就是如今在案件中被押解到案的廖易。所谓“眷属”，指的就是张熙、廖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除此之外没有别人。总之，我这个罪大恶极的重犯当时狂妄举动的内心想法，一丝一毫、点点滴滴，全都记载在《知几录》《知新录》中。这两本书虽然有两个名称，实际上都不是精心立意撰写的书，也不是刻意修饰的话。《知新录》是仿照张横渠先生“心中有所开明，就随即札记下来”的说法，按照每天所知道、所见到的事情，不论精粗、是非，都写在上面，以便自己翻阅。考察其中所学所得的得失和议论，原本没有斟酌，文法也没有修饰，本来就是随意写下的口语。《知几录》不过是写下告诫张熙的话，明白地告诉他，担心被身边的人听见，也考虑到他未必记得，所以写在纸上；写得多了，便取了一个名称。这是暗中递给他看的话。如今两本书都已经搜获，进呈给皇上御览了。我这个重犯当年的事情还藏在哪里呢？何况皇上圣明出于天性，明察睿智所照之处，丝毫都暴露无遗，根本无法掩饰。而且我这个重犯一路上感戴皇恩如此深厚，自己估量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到今天又怎么忍心隐瞒呢？二、大清国中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增多，怎么能说这是文人日趋下流、无耻奔竞呢？问曾静：圣旨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永兴县参加县试的童生有二千四五百人，参加道试的有二千人，哪里是如今文风极盛？大概是因为风俗一天天堕落，无耻的人多了，所以奔走竞争成了习惯。”自古以来，人才众多正是国家培养教育功效的证明。因此《兔》诗说教化推行、风俗美善、贤才众多，从未听说过人文日益兴盛反而是风俗日趋下流。况且士人求取功名、追求进取，有志于观光求仕，也是他们本分应当做的事。如今曾静却说这是无耻奔竞。请问曾静，既然认为参加考试是无耻之事，那么自己就不该参加考试，为什么从前又名列青衿？参加考试多年，直到考试列入劣等，才不再出来应试。曾静自己说说看，你是有羞耻、安分守静的人，还是无耻奔竞的人？命他自行评定品行。曾静供称：这种狂悖的话，根本的错误在于轻视参加科举的士子，所以颠倒悖谬，竟到了这种地步。当年的意思，是说国家隆重尊崇师儒，培养人才，开设科举，把它作为士子获得荣誉、晋身仕途的阶梯，这是极其重大的典制。读书人都应当体察朝廷的用意，也必须把这看作最尊贵的道路；一定要敦厚践行、砥砺节操，有廉耻之心，通晓经义，明白文理，然后从这条路参加考试、求取进身，才不辜负朝廷选拔人才的本意。如果文理完全不通，经义完全不懂，品行一点也不修养，却每天只把参加科举考试当作荣耀，岂不是把最重要、最尊贵的道路反而变成争夺名利的场所吗？我因此狂悖，才说出这种话。哪里知道我出生之初参加考试的人少，是因为明末战乱之后，百姓流离困苦，不能安定地从事生产和读书造成的。后来承蒙世祖章皇帝休养生息，圣祖仁皇帝至高的德泽广泛施行，仁德逐渐浸润、义理逐渐熏陶，所以本朝盛世人才兴起，与前明大不相同，正是这个缘故。我当年为什么没有明白呢？至于我这个重犯自己反省，从前没有见过光明，狂妄而丧失理智，看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到了今天受到圣人教化，洗净从前的荒谬妄想，回头想想以前的所知所行，简直同禽兽没有区别，比狗猪还不如，还有什么人的行为值得谈论？只有羞愧至死而无地自容罢了。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他本人和这部书究竟是什么情况？问曾静：圣旨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刘先生所著《格物集》，他的侄子光斗经过宁远县任所时，带来了一个稿本。”这个刘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叫什么名字？他的侄子光斗如今在哪里？他所著的《格物集》究竟是什么样的书？曾静供称：刘先生就是如今本案中被押解到案的刘之珩；他的侄子刘光斗住在湖南岳州府安乡县。《格物集》是刘之珩所著，专门讲物理，并没有说其他内容，书也不多。刘之珩原任永兴县教谕时，我作为生员曾经拜见过他。后来雍正元年刘之珩因父亲去世服丧，于是回到岳州府安乡县居丧。服丧期满重新起用后，改补为永州府宁远县教谕。他有个侄子刘光斗，从安乡县到宁远县学署探望伯父刘之珩，途中经过永兴县。我见他带着《格物集》，所以把这件事写在《知新录》中。先前在长沙时，这部《格物集》已经被钦差大人从刘之珩家搜获并进呈了。四、如果皇帝只应当由孔子、孟子、程颐、朱熹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问曾静：圣旨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皇帝理应由我们儒学中的儒者来做，不应由世俗道路上的英雄来做。周朝末年局势发生变化，在位的皇帝大多不懂学问，全是世俗道路上的英雄，更有甚者是老奸巨猾之徒，就是俗话所说的‘光棍’。若论正当居于帝位，春秋时的皇帝应该由孔子做，战国时应该由孟子做，秦以后应该由程朱做，明末应该由吕先生做，如今都被豪强占据了。我们儒者最会做皇帝，世俗道路上的英雄哪里懂得怎样做皇帝。”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大圣大贤，是因为他们明白人伦、建立教化，端正万世人心，阐明千古大义。哪里有孔子、孟子想做皇帝的道理？孔子说：“侍奉君主要完全合乎礼。”又说：“臣子侍奉君主要尽忠。”还说：“君主要像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看《乡党》一篇，孔子在君主和父亲面前，恭敬畏惧、谨慎小心到了极点。孟子说：“想做臣子，就要尽到臣子的道义。”又说：“齐国人没有谁像我这样敬重齐王。”假使孔子、孟子当时能够获得职位、推行自己的道，所做的也只是尽到臣子和人子的常道，哪里有身为平民儒生却想自己做皇帝的道理！

译如果按照曾静的说法，把乱臣贼子篡夺君位、使国家无君的事情强加到孔子、孟子身上，这是什么用心？污蔑圣贤，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况且自汉、唐以来，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后妃历代都不缺少。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平定祸乱，有的亲自使天下达到太平，都是天命归附之人，功德显著。如今竟把他们一概称为“光棍”！何况曾静时时切齿痛恨明朝灭亡，却说周朝末年局势变化以后，皇帝都是“光棍”，那么明太祖也在“光棍”之列。曾静不只是本朝的叛臣贼子，也是明朝的叛臣贼子。况且曾静也知道“光棍”应当获什么罪，如今把开创基业的君主全都诋毁为“光棍”，那么当时辅佐他们建立功业的名臣，也都应当按照“作为光棍同党”的法律治罪了。从春秋到明朝，几千年间，曾静所说理应做皇帝的，只有孔子、孟子、程颐、朱熹、吕留良五个人。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这种狂妄怪诞、丧失理智的说法。可问曾静，你究竟是怎么说出这些话的？曾静供称：这些狂妄怪诞的话，本来是说做君主的人终究应当聪明睿智、学问盖世。正如前面供述所说，聪明睿智，仁德能够养育万物，义理能够端正万事，礼能够宣扬万种教化，智慧能够明察万类，诚信能够使万邦信服，这样天下人才尊敬他、亲近他，奉他为君主。大概上天降生百姓，是让他做君主、做老师。君，是从职位上说；师，是从道德上说。一定要道德达到天下最高的境界，然后职位才能处于天下最尊贵的位置。实际上，君和师原本可以由同一个人担任；在君主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的人担任老师。因此二帝三王时代，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君主，都是道德极其深厚、学问极其精湛，天下都明白没有人能超过他们，所以才成为君主。春秋、战国局势变动之时，孔子、孟子拥有完备的道德，却没有被世人任用；上面的周天子又没有听说有道德高过孔、孟的人。按照唐虞三代极盛时期的例子推论，似乎春秋时代的大君主应当具备孔子的道德，才足以担当；战国时代的大君主应当具备孟子的仁义，才足以担当；宋末时代的大君主应当具备程朱的理学，才足以担当。当时的意思，并不是说孔子、孟子一定要出来做君主，也不是说程颐、朱熹有意治理百姓，而是说君临天下的人，必须具有孔子、孟子的道德仁义，以及程颐、朱熹精详的理学。因为说到最尊敬君主，没有超过孔子、孟子的；说到最尊崇君主，没有超过程颐、朱熹的。孔子侍奉君主完全合乎礼，见于《乡党》一篇，这是后世臣子很少能做到的；而且不只是尊敬而已，他推行侍奉君主的诚心，没有一处不到极致。他任委吏时，使牛羊肥壮成长；任乘田时，使会计账目准确。凡是做官的职责，他都做到十分周全，不肯有一点苟且，都是因为他认为君主的命令极其重大，所以不敢荒废职守。由孔子来看，孟子、程颐、朱熹也可以类推。他所说的“会做”，是说学问修养达到极致，成就自己就能够成就万物。《大学》讲明明德，必然涉及使民更新；《中庸》讲达到中和，必然达到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因为人的天性和本分中的功用完整了，自然会贯通到这里。所以说禹、稷、颜子如果处在彼此的位置上，所作所为都会一样。禹是君主，稷是宰相，颜子只是住在陋巷的平民，怎么能做君主、宰相所做的事？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修身可以齐家，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没有一章不谈治理天下的事情。我这个罪大恶极的重犯所说的这条狂妄怪诞的话，是说能够做大君主的，本来不是其他什么人都能做，而应当是聪明睿智、学问道德精深的人；这正是因为认为君位极其尊贵重大，不能轻易担任。伏望圣上如今统治天下，统一六合，天赋神明、睿智卓绝；天性如此，安然如此，从容进入圣人的境界。道德的精微无不经历过，学问的精深无不透彻领会，达到中和，才能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这样岂不是只有圣人而且精通学问，才有资格尊居天下之上，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相合于千古吗？至于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平定祸乱，有的亲自使天下达到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却未免不足；所以他们施行政治、建立功业时，未必完全合乎天理之正，也不能保证没有一丝一毫人欲的私心。只是天下再没有才能德行超过他们的人，所以人们能够拥立他们为君。我这个重犯所说的狂怪之论，本来是把历代各位祖先同英雄相比，而把“光棍”指魏、晋篡夺帝位的君主。所说“周朝末年局势变动，在位者大多不懂学问，全是世俗道路上的英雄”，就是这个意思。这三句话原本是指汉、唐、宋、金、元各位开国祖先说的。所说“更有甚者是老奸巨猾之徒，就是俗话所说的光棍”，这两句才是指魏、晋那些篡夺者。只是言辞不能充分表达本意，因而混在一起说，显得含混不清。“光棍”两个字也是楚地的俗语，我偏居山野、见识浅薄，妄自引用它来比拟当时的人，立论的大意本来就是这样。其实这表现出一种狂妄粗率、蛮横无忌的罪过，实在难以容忍。何况其中所举的吕留良，更是无知到了极点：不但不认识本朝历代圣主的德行与尧、舜、禹、汤没有差别，竟然把狂悖叛逆的吕留良同孔子、孟子相比。从前我仿佛处在云雾之中，如今得到圣谕开导点化，不只是像见到光明、重见天日，而且自己也觉得即使把我寸寸磔裂，也不足以抵偿我的罪过。五、你曾静真的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所说的那种大人物吗？问曾静：圣旨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敬卿、景叔在语言文字中对我的推崇超过了限度，把我看成极其伟大的人物，心心念念盼望世道变化、朝代更替，想让我乘着时运兴起，恢复三代制度。”又说：“仰观三代，天聪明，乾卦九五，圣人的尊位没有人可以担当。这类话按名分来说，我本来不敢承当；只是他们也不是一时急躁轻率、信口说大话、抬高老师，确实是他们心中所看到的，实实在在就是如此。”敬卿、景叔这种丧心病狂的语言文字，哪里是人所能承当的？你又说“不是抬高老师的大话，而是确实如此看见”，这就是你自己承认可以担当极其伟大的人物了。“天聪明，乾位九五”，这些话都是你能够承认并担当的吗？而且你究竟要怎样乘时运而兴起，必须把你敢于担当这些大话的真实意思，逐一据实供述出来。

译曾静供称：张熙、廖易疯狂丧失理智，竟用这种话来推尊我这个罪大恶极的重犯，这同我这个重犯盲目无知、把吕留良推尊为千古人宗有什么不同？虽然言语轻重略有差别，实际上都是同样无知、同样狂妄。按照法律，非但即使处以万剐也不应辞罪；即使问自己的良心，也会羞愧至死、无地自容。只是当时这段话说得不清楚，大意是说人的知识有浅有深、有大有小，浅薄的不能一下子变深厚，狭小的不能强行扩充为广大。人按照自己所见，以为大小浅深就只是那样；如同青蛙住在井底，所见只有井底这一小块地方，根本不知道井外还有土地，于是妄自认为天下的土地全都在这里，哪里知道天地之间有多少广阔的大地、山岳、湖海，无穷无尽地存在？但如果没有走过、亲眼见过，怎么能够真正相信呢？山野偏僻之人的无知，与此有什么不同？我这个重犯从前被谣言迷惑，也是因为一生五十年，从未见过满洲，从未见过京师、省城，也未曾亲眼亲耳知道皇上的道德政教竟然如此经天纬地，所以容易被谣言迷惑。直到旧年被逮捕押到长沙，见到大人，由此心中便开始怀疑吕留良的话有所不当。后来又从长沙来到京城，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同心中所听传闻相比，简直如同白天和黑夜相反。到了京城，又亲身受到皇恩如此深厚，内心陶醉于圣德如此深切，于是恍然大悟，才知道从前的狂悖言论罪该万死、万剐难逃，也深信皇上的道德隆盛，直可凌驾千古，无人敢与之相比。当时我这个重犯写这条话，本意是说知识有大小浅深，必须亲眼见到才会相信；所以最后说，敬卿、景叔将来亲眼见到之后，一定不会再说这种狂悖的话。至于所谓“乘时运而兴起”，也是说如同姜太公遇到周文王、伊尹受到商汤聘用一样。这就是张熙、廖易疯狂丧心的意思；总而言之，他们的话都归结到这一点。皇上圣明出于天性，胸怀如天地般宽容，我万万叩首，只希望皇上哀怜、怜悯、体恤我无知的罪过，此外还有什么话能够辩解呢？六、把华夏与夷狄的区别看得高于君臣之间的伦理，这种说法讲得通吗？问曾静：圣旨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怎么能把人类之间君臣的道义，移到人与夷狄的大分别上使用？管仲忘记君主的仇恨，孔子为什么宽恕他，反而称许他有仁德？大概是因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夏与夷狄之间是人与非人的界限，是天下第一重要的道理，所以圣人称许管仲的功劳。” 又说“人与夷狄之间没有君臣之分”等话。君臣之伦是五伦之首，绝不可能自身缺少这一伦，却还可以算作人。曾静当时说人与夷狄之间没有君臣之分，却不知道从前把什么人当作君主；而到了今天，你究竟还是甘心低头，把君臣之义移到夷狄的分别上来使用吗？还是始终认为人与夷狄之间没有君臣之分？据实供述。曾静供称：这些悖逆狂妄的话，都是雍正五年冬和雍正六年春写下的。实在是因为看到吕留良论述孔子称许管仲仁德的地方，有“华夷之分远大于君臣之伦”的说法，于是推论到了这个地步。其实我平日根本没有这种说法。哪里知道华夷之分，圣人本来不是从地域上来论说的？如果从地域来论，那么舜生于诸冯，是东夷之人；周文王生于岐周，是西夷之人；这样一来全都说不通了。难道能说大舜和文王不是人吗？况且难道他们还不是圣人吗？何况从舜、文王以下，不知道还有多少行为足以为人师表、道德高传百世的人，如周敦颐、张载、陈良等，都生在四方偏远之地，这些人不是还可以一个个明确指出来吗？我这个重犯当年中了吕留良毒害太深，所以没有察觉他的错误，狂悖发论到了这种地步。到了今天亲身受到皇上盛大德化，又知道本朝取得正统，全靠仁义，天命与人心共同归附，完全合乎天理。而且我皇上的道德隆盛，是亘古以来从未见过的，即使偏居东海、北海边隅，凡是声名所到之处，人们仍然尊敬他、亲近他，没有一颗心不服从。何况我这个重犯生在中原，亲身受到安抚保护的恩德，如今又是皇上的赤子呢？所以我这个重犯今天甘心低头服从，如同七十弟子服从孔子一样：一是因为本朝取得天下的正统地位，是自古以来少有的；二是因为皇上的道德如此伟大，是百姓从未有过的心悦诚服。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感情，也是天地间最大的正义。即使我这个重犯只是草木般无知，到这里也应当欣然向荣，何况是有血气的人，怎么敢不尊敬亲近皇上呢？七、清朝取得天下，究竟是盗窃上天所授的帝位的强盗，还是驱逐流寇、奉天顺人的正主？问曾静：圣旨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夷狄盗窃上天所授的帝位，玷污华夏，就像强盗抢走我家的财产，又把我这个主人赶到外面，占据我的家。如今家人在外面得到消息，就可以把他追赶出去。”明朝天下是亡在流贼李自成手中，李自成才是抢走家财、赶出明朝主人的强盗。我朝驱逐流寇，顺应天命和人心而取得天下，正是捕治强盗、彰明刑罚、整饬法令的天官。你们这些自称家人的人，既不能追赶李自成、索回家财，却在强盗花费家财之后，反过来指责捕治强盗、彰明刑罚的天官，命令他们赔偿，这合理吗？而且按照曾静的说法推论，元朝的主人被明朝赶走，元人就应当向明朝索取家财；宋朝的主人又被元朝赶走，宋人也应当向元朝索取家财。依此类推，从唐朝以前直到晋、汉，都是如此。自古以来有过像曾静这样违背天理的说法吗？请曾静自己仔细想想这段议论，究竟是什么道理？

译曾静供称：大义看错了，于是全都错到底。人的身体由心主宰，心所依系的是认识；认识上一旦错了，凡是说话做事都会违背天理，因而发展到无法穷究、无法辩解的地步。这些地方总是因为错误地把本朝当作夷狄，却不知道圣人的出生本来不分东西。又完全不知道明末的战乱，百姓所受李自成残杀的祸害超过水深火热。本朝兴起义师来除掉寇乱，功劳同天地一样；到今天才知道，本朝不仅不同于汉、唐凭智谋武力取得天下，而且直超过商、周以仁德兴起，只是仍然免不了征伐诛讨。况且历代圣主相继而来，这是自有百姓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大局面。我这个重犯怎么竟至于欺骗上天、背叛父亲，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如今看来，本朝当日即使确实攻取明朝、取代明朝拥有天下，也是有德者兴起、无德者灭亡，是天理的当然。何况有明当年原本同本朝是友好之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来安抚治理中国，也不是凭智谋武力制服中国、迫使中国服从，而是以仁义感动中国，百姓争相用筐篚迎接，心悦诚服。如今我这个重犯误听他人言语，反而指称本朝是盗窃，那么明朝取代元朝、元朝取代宋朝、宋朝取代周朝，以及更早的唐、汉，还有周取代商、商变革夏，就没有一件不是盗窃，也没有一件不应索回家财了。这种违背天理的悖逆言论，我自己今天也解释不出来，哪里只是有一处说不通而已？今天仔细思考这段议论，确实是无知。我的无知，总是因为不知道本朝兴起的缘故，不知道历代圣主功德的隆盛，只是受到他人言语的蛊惑，才狂悖到了如此地步。如今后悔叹息也来不及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八、究竟是中华以外四面都是夷狄，还是天下本为一家、万物同出一源？问曾静：圣旨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夷狄盗窃上天所授的帝位，玷污华夏，就像强盗抢走我家的财产，又把我这个主人赶到外面，占据我的家。如今家人在外面得到消息，就可以把他追赶出去。”明朝天下是亡在流贼李自成手中，李自成才是抢走家财、赶出明朝主人的强盗。我朝驱逐流寇，顺应天命和人心而取得天下，正是捕治强盗、彰明刑罚、整饬法令的天官。你们这些自称家人的人，既不能追赶李自成、索回家财，却在强盗花费家财之后，反过来指责捕治强盗、彰明刑罚的天官，命令他们赔偿，这合理吗？而且按照曾静的说法推论，元朝的主人被明朝赶走，元人就应当向明朝索取家财；宋朝的主人又被元朝赶走，宋人也应当向元朝索取家财。依此类推，从唐朝以前直到晋、汉，都是如此。自古以来有过像曾静这样违背天理的说法吗？请曾静自己仔细想想这段议论，究竟是什么道理？曾静供称：大义看错了，于是全都错到底。人的身体由心主宰，心所依系的是认识；认识上一旦错了，凡是说话做事都会违背天理，因而发展到无法穷究、无法辩解的地步。这些地方总是因为错误地把本朝当作夷狄，却不知道圣人的出生本来不分东西。又完全不知道明末的战乱，百姓所受李自成残杀的祸害超过水深火热。本朝兴起义师来除掉寇乱，功劳同天地一样；到今天才知道，本朝不仅不同于汉、唐凭智谋武力取得天下，而且直超过商、周以仁德兴起，只是仍然免不了征伐诛讨。况且历代圣主相继而来，这是自有百姓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大局面。我这个重犯怎么竟至于欺骗上天、背叛父亲，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如今看来，本朝当日即使确实攻取明朝、取代明朝拥有天下，也是有德者兴起、无德者灭亡，是天理的当然。何况有明当年原本同本朝是友好之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来安抚治理中国，也不是凭智谋武力制服中国、迫使中国服从，而是以仁义感动中国，百姓争相用筐篚迎接，心悦诚服。如今我这个重犯误听他人言语，反而指称本朝是盗窃，那么明朝取代元朝、元朝取代宋朝、宋朝取代周朝，以及更早的唐、汉，还有周取代商、商变革夏，就没有一件不是盗窃，也没有一件不应索回家财了。这种违背天理的悖逆言论，我自己今天也解释不出来，哪里只是有一处说不通而已？今天仔细思考这段议论，确实是无知。我的无知，总是因为不知道本朝兴起的缘故，不知道历代圣主功德的隆盛，只是受到他人言语的蛊惑，才狂悖到了如此地步。如今后悔叹息也来不及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难道没有国君吗？臣民难道连禽兽都不如吗？问曾静：圣旨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君臣之义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哪里有没有君主的国家？孟子说：‘没有父亲、没有君主，这就是禽兽。’禽兽也有君长，蜜蜂尚且像有依从关系一样。如今八十多年没有君主，不得不走遍天下，寻找一个聪明睿智的人出来主持大局。”

译《传》中说：“君主，就是上天；上天可以逃避吗？” 曾静既然知道君臣之义一天也不能没有，那么本朝统治天下已经八十多年，曾静的祖父、父亲都是大清的子民；曾静年纪不过四十多岁，即使他蓄谋叛乱、怀有无君之念，也不过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以前，他祖父、父亲心中究竟有君主，还是没有君主？你说“八十多年没有君主”，就是把你祖父、父亲也加上没有君主的罪名了。孟子所谓“没有父亲、没有君主就是禽兽”，是说不知道有父亲、有君主。曾静如今吃着大清的粮食、踏着大清的土地，却说没有君主，还加罪于祖父、父亲，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没有父亲、没有君主的禽兽。你又说禽兽也有君长，却说“八十多年没有君主”，这样又连禽兽都不如了。况且孟子所谓“无君”，是指不知道有君主；曾静却把它解释成没有君主，这不是更加诬蔑圣贤的话吗？曾静又说“不怕利害艰苦，也要走遍天下寻找一个聪明睿智的君主”，你怎样走遍天下？可曾找到一个人吗？曾静到了今天，仍然要另行寻找一个聪明睿智的人做君主吗？还是已经停止了这种走遍天下寻找君主的念头？还是说，你心中把夷狄、禽兽、元凶大恶之人感戴奉为君主？命他据实供述。曾静供称：所谓“无君”的说法，实在不是“弥天重犯”本人的本意。因为吕留良《钱墓松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当时听到这种说法，仿佛坠入深谷。诗句虽然是针对元朝说的，但所举的例子未尝不能通用于本朝。起初我只是疑惑，后来想到，“弥天重犯”世代承受国恩，祖父和父亲都曾列名于胶庠，而自己也已经食清朝的俸禄、践履清朝的土地五十年了，怎么能说长久以来没有君主，因而不算生活在人间呢？反复思考，却无法解释其中的缘故。后来又认为，吕留良是天下士人的宗师，他的学问流传海内，他的话终究有所根据。“弥天重犯”偏居山谷，有什么见识，怎么会懂得这样的道理？加上耳边反复听到各种谣言，于是妄自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君臣关系是五伦之首；如今既然看不出有君主，怎么能够安然自立呢？于是鲁莽地下定决心，不辞辛劳，不计利害，想要走遍天下，找出一个聪明睿智、能够充分发挥本性的人来做君主。所以才狂妄悖逆，受到激发而发动了这件事。并不是当时心中另藏着什么坏念头，甘愿策划这种谋反叛逆之事来使自己走上死路。其实，这次行动原本是妄以为关系到自身的大义，原本是错误听信了别人的话，不知道本朝承受正统的正确性，也不知道皇上的道德是多么崇高；但所见一旦错误，便处处都错了。既然自身犯下大逆之罪，成了禽兽，又诬陷祖父、父亲犯有“无君”之罪，也诬蔑圣贤立言的本意。种种悖谬，全是因为我出身山野、鄙陋无知、见解错误造成的。哪里知道本朝圣德神功高悬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同样广大，而皇上的道德隆盛，更是古今从未有过的。“弥天重犯”从前妄想寻找一个聪明睿智、能够充分发挥本性、作为自己君主的人，当时即使极度奢望，也梦想不到会达到这样的境地，更梦想不到当今世上会有这样圣明的君主。如今恭逢盛会，得以接近圣天子的光辉，正与当年我鲁莽地想遍历天下、不辞辛劳、不怕利害、诚心寻找君主的最初念头相合，实在值得庆幸。而且这完全出乎意料，到这里确实高兴得倒在地上；这不只是我一身一家之幸，实在是天下苍生的大幸，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怎么能不竭尽尊敬、亲爱和拥戴的诚意呢？至于我从前自身的错误见解，那是万死之罪，只有痛哭、自责、自悔罢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十、科举制度难道仅仅是宣讲名利、卑污苟贱而不知羞耻的办法吗？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科举词章的习气，比阳明之学的祸害更大、更广。阳明之教虽然足以危害道，却还借助道理而来；科举的习气公然讲求名利，卑污苟贱而不知羞耻，简直把道理一笔勾销，使人类完全灭绝。”朝廷用人之所以设立科举，是因为科举中取用的人所学习的都是四书五经，诵习并遵循圣贤之道，讲求圣贤的义理。人能够读书明理，他的学问造诣和内在根底，都能在科举文章中表现出来。因此朝廷设立科举，是希望多得到读书明理的人，供国家任用。如今曾静说科举的祸害竟达到把道理一笔勾销、使人类完全灭绝，这是什么话？况且如果不设科举，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阐明圣人的道理呢？人的贤愚本来各不相同，科举中有卑污苟贱的人，也是世间本来就有的现象。关键在于朝廷辨别这类卑贱之人，不予任用，并不是要先废除科举制度，才能禁止人的卑污苟贱。何况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另行开辟用人途径，比如乡举里选、征辟聘荐，或者改考诗赋、策论，讲求名利的人也一定会在其他途径中做卑污苟贱的事情。曾静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禁止人们讲求名利？着令他根据自己的见解供述上来。曾静供称：朝廷设立科举，以四书五经取士，是因为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在四书五经中已经完备；希望人从童年起就熟习这些经典，讲明其中的道理，通晓义理之后再发为文章。朝廷便通过考察文章中义理的浅深、得失，选取其中优秀者予以升用。这种立法的本意，原本极其完美善良，没有丝毫可以非议的地方。但下面的人真正能够体察并贯彻朝廷本意的很少，蒙昧无知的人很多。因此积久之后，不免忘记根本而只从事末节，以为朝廷取士只是取文章，只要文章写得尖新警策，就可以符合有司的选拔标准，起初根本不知道文章之上原本还有一层应当学习、讲求的义理。于是妄称文章可以靠投机取巧来学成，便设立便于应试的办法，制定学习课程，每天只以讲习文章为事。他们讲文章，也只是盘算着临场摹写、填补拼凑、抄袭截取以及卖弄文笔；至于圣贤的道理和自身应当实行的品行，便全部搁置不问。况且人身上既有血气，经营名声、谋求利益，本来就是常情。何况乡间无知的人很多，能有几个人知道朝廷立法的本意原是要人通晓经书、明白义理，以备国家任用呢？

译他们只认为科场的设置，是让活人取得名声、谋取利禄的途径。因此家中一有子弟，没有不让他读书的；问为什么读书，就说只是为了取得科名、获得俸禄利益罢了。从年幼时起，这种横在胸中的庸俗鄙陋见识便逐渐滋长，年龄越大，名利之心越深，于是专心从事文章。等到文章中式、被选取之后，更加经营名声、谋求利益，完全没有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竭力图求报效的心。这是“弥天重犯”身处偏僻山野、无知而不通世务，妄自依据愚蠢见解，才说出“把道理一笔勾销”的话。其实到了今天看来，完全不是这样。科举业中何曾没有人才？许多奇功伟业，大半都是从事科举业的人建立的。况且皇上天生聪明睿智，没有什么事理不精通，没有什么弊端不彻底洞察。正如圣谕所说，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另开用人途径，讲求名利的人也必定会在其他途径中做卑污苟贱之事。这些都是洞察人情、深知世务、智慧足以考察万般变化，才能看得到的道理。由此看来，大体总要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什么办法没有弊端？只有得到合适的人来实行，弊端才可以避免。如今养士的办法，平日总要在教官的选任上得到合适的人。教官的品级虽然不高，但所任职掌的事情非常重大，必须选择明白道理、品行修养的人，专门让他们教育子弟。要用圣贤中正的道理，以及孝悌忠信的行为，集中讲习，专心致志，反复耐心地教导；如果有人品行不修，就允许立即责罚惩戒。这样教育三年完成后，教官再编具学生德行和文章优劣的册籍，申报详送学政；学政核查考核实际情况，评定高下，并根据教育效果来验证教官是否真诚、是否明达。这就是教官平日劝导学生实行德行，而不只是教文章；学政在一时考察文章，同时兼察品行。文章和品行都具备，真正的人才才会出现，长期积累的弊病或许可以减少。近来我恭读圣谕，才知道本朝用人原本不专靠科举这一条途径。科举之外，还有选拔孝廉、优生、实学人才等办法；有这些办法，或许足以尽量搜罗天下人才，充裕国家任用。即使是选举，也要有合适的选举之人，才能没有弊端。若临近考试时，学政只凭教官的推荐选举，而教官不是合适的人，只选取平日同自己有感情往来、酒食交际的人来推荐，却使闭门守正的士人始终不能被发现，恐怕也没有什么补益。所以在今天国家取士用人的时候，本来已经超越千古；但若想使制度长久实行、教化成功，似乎应当参考程明道所议宋朝熙宁年间的取士办法，斟酌其得失加以实行，才会更加完善。“弥天重犯”出身偏僻山野、鄙陋无知，不能与常人相比；感戴皇恩深重，反复思量无从报答。既然承接旨意询问，怎敢不剖开内心直实供述！

译十一、你曾静为什么尊敬并心悦诚服于一个在市井江湖中钻营打点的吕留良呢？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程子、朱子、吕子，就像如今人做官一样。程子是世袭荫补出身，朱子是从科举正途出来，吕子则是从市井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你平日推崇尊奉吕留良，对他的学说心悦诚服，为什么又说他是市井江湖中钻营的人呢？况且即使做官，也没有市井江湖之人靠钻营打点便能得到官职的道理；何况成为圣贤，难道也能靠钻营打点得到吗？既然吕留良是一个钻营打点的人，那么从前曾静对他的尊敬和心悦诚服为什么会达到这种程度？如今曾静究竟仍然尊敬这个钻营打点的吕留良，还是怨恨这个钻营打点的吕留良？务必把心中真实的话供述上来。曾静供称：所谓把吕留良说成是从市井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人，是一个比喻。当时我认为，程明道先生天资纯和，道德精粹完美，浑然没有一点棱角，令人无法摹仿；好像做官的人中，他是靠荫补世袭做官的，生下来就享有这种条件，别人学不来。朱子天资不算很高，先天资质也不很完美，但他从持敬、致知入手，循序渐进地实行功夫，由下学一直达到上达，今天他的成法都还存在，别人可以学习而达到；就像做官的人从科举正途而来，是靠辛苦读书考取的，人人都可以学习。至于吕留良，从他流传下来的文章看，他年轻时本不是按正途求学的人，下学的功夫也没有真正做起，只是东抄西取，什么事情都要插手；到了中年，只以批评文章为事。由于批评文章，才得以窥见程朱学说的奥秘。所以当时说他是从市井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意思是说，他本来没有治理政事、教化百姓的学问，只是擅长办理闲杂事务，办事有功，朝廷怜悯他的劳苦，也就给他安排一个办理闲杂事务的职位作为样子。这虽然是我当时妄自推崇他的话，但实际上内心的天理已经显现出对他极不满意。可惜当时没有人指出他的过失，而且我也没有看过他的遗稿残篇中有许多大逆不道的话，所以最终被他迷惑陷害。这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的见识浅陋，不能看破他；当时许多求学之人和文士又都把他当作文坛宗师，一同仰慕他。所以我这个山野无知之人被他错误引导，竟到了这种地步。今天如果不是恭逢皇上圣德与天相合，洞悉我获罪的原因，怜悯我因无知而陷罪，那么“弥天重犯”即使被磔裂尸体、碎骨灭门，也都是吕留良逆恶凶毒所造成的祸害。今天假如吕留良还活着，“弥天重犯”一定要吃他的肉、睡他的皮，哪里只是怨恨而已！这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实话，天日在上明鉴，怎么敢欺骗隐瞒呢？十二、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的国情吗？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封建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大道，也是抵御戎狄的大法。”三代以前，封建制度原本并不是圣人认为完美的良法善意、万世没有弊端，才加以实行的。古代疆域尚未开发，声教还未通达，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把本国百姓当作子民。有圣人首先出世，万民纷纷归向教化；即使不想实行封建，封建的形势也已经形成。因此圣人便顺着各地的情势实行封建，在各处广建亲属和贤能之国，使它们交错分布其中。这就是三代以前的制度，也是封建之所以公正的原因。后世战争接连不断，礼乐征伐的权力下移到诸侯、大夫手中，乱臣贼子越来越多，到了战国七雄互相吞并，百姓的祸患达到极点。形势即使想实行封建，封建的局面也必定不能长久。因此秦人乘着便利、顺应形势，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封建变为郡县，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从此以后，郡县便成为固定制度。距离三代已经两千多年，哪里还有重新实行封建的道理？如果想恢复封建，那么三代以来帝王的后裔、诸侯的遗胄都已经湮没无闻，无法再考知；后世的功臣中，又有谁可以享受封土呢？后世同姓的贵亲中，又有谁能够保卫万民？即使划分疆界，设置成万国，又到哪里去找到合适的人来实行封建呢？再以塞外蒙古来说，从前各蒙古部落各自为政，也彼此征战；到了元太祖时期，才统一起来。经过明朝二百多年，我太祖皇帝凭借神武奋起，远近归诚，又重新统一起来。我朝疆域广大，中外如同一家，这是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格局，实在是天时人事逐渐积累造成的。至于说封建可以抵御戎狄，更是完全说不通的论调。曾静偏居东南，距离边塞很远，妄想西北、中州各自防守，可以充当屏障，为东南各地求得暂时喘息、苟且偷安的办法。却不知道前明时期，西北各边的蒙古都曾是强劲敌人，明朝还要用天下全部力量防备抵御，敌军所到之处仍遭蹂躏；何况封建诸国土地不过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怎么能够支撑门户，阻止戎马南下放牧呢？西北、中州各地一旦分裂残破，无法自存，东南的人即使想安睡，又怎么能够做到？这种说法实在愚陋无知，迂腐妄诞到了极点。至于叛逆之徒动辄以封建为说，大概是自知奸恶险毒，不能容于本国，便以为实行封建后，如果这个国家不能容身，就可以立即逃往别的国家；却不知道像曾静这类狂怪悖乱的人，是天地都不能容的，即使逃到海外又有什么用呢？可以问曾静，他所说封建的好处是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曾静这样叛逆，天下可有能够容纳他的国家吗？着令他一一供述上来。

译曾静供称：弥天重犯生在穷乡僻壤，胸襟极其狭窄，眼界极其短浅。过去狂妄无知，只凭模糊的传闻和影影绰绰的印象，鲁莽而自信，以为自己看到了管中所见的那一点天地。到了今天受到圣化教化，回头反省过去五十年说话做事，不仅像这样关系国家的大计完全不合事理，就连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也看不出有丝毫正确之处。因此，前五十年已经全部抹去，不算是做人了。感念皇恩浩荡，破格宽宥，做人应当从今天开始。前面的行为不算人的行为，前面的话也不算人的话。只是旨意问到了当初立言的本意，我不敢不把真实情形说明。弥天重犯所说“封建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大道，也是抵御戎狄的大法”，只是看到天下广大，一个人的耳目所能达到、心思所能顾及的范围有限，即使海角之远，也一定有遥远隔绝而无法到达的地方。而上天所生的人才，有圣人，有贤人；贤人中又有大贤和小贤，大都各有治理百姓的责任。用圣人统摄贤人，用大贤统摄小贤，交错分布居住，事务虽由众多贤人分掌，政令实际上仍由一人颁布；这就是古代王者实行封建制度的原因。而且其中礼乐征伐之事，虽然出自天子，但安抚百姓的任务、治理百姓的责任，却长期归属于各国诸侯的首领，不像郡县制那样这里调走、那里调来，彼此可以推卸责任，而且任职时间不长，看待百姓往往浮泛而不亲近。即使有人极力为百姓着想、制定法制，政令也会随着官员更替而变化，新旧交替，实际上不免有早晨张罗、晚上废弛的感叹。所以我妄自认为郡县不如封建好。其实当时哪里曾经穷究根源、彻底考察结果，知道自己的看法错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直到今天恭敬读到旨意，才知道古代圣人实行封建，是因为当时疆域没有开发，声教没有通达，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把本国百姓当作子民，封建的形势已经形成；圣人不过是顺着各地情况、依循既成形势来实行封建，起初并不是认为它是完美的良法善意、万事没有弊端，才实行它。后世礼乐征伐的权力下移到诸侯大夫手中，战争接连不断，到了战国互相吞并，封建的形势必定不能长久。秦人之所以乘机顺势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正是因为封建变为郡县乃形势所迫、不得不然。何况今天想恢复封建，实在也没有那么多功臣旧臣和同姓贵亲可以保卫万民、享受封土，又到哪里去找合适的人来实行封建呢？而且封建变为郡县，是长期逐渐积累形成的；如今既然已经实行郡县制，哪里还有重新实行封建的道理？我朝疆域之广大、中外如同一家的盛况，是亘古未有的，实在是因为百年之内圣德神功也亘古未有。因此上天和人民都归附，成就大一统、无外无间的盛盛局面；所以今天不能实行封建，是道理如此、形势如此、天命如此、人民归从如此。至于弥天重犯所说封建可以抵御戎狄，那是当日愚陋无知的论调，确实如圣上所鉴察的那样，就是妄想西北、中州各自防守，作为屏障，为东南各地谋求暂时喘息、苟且偷安的办法。哪里知道西北各边的蒙古都是强敌，明朝当年还要动用天下全部力量防备抵御，敌军所到之处仍遭蹂躏；何况封建之地小、兵力少，哪里能够支撑门户，阻止战马南下放牧？弥天重犯到了这里，才像从梦中刚刚醒来，深深惭愧从前的妄论，实在愚陋无知。而且感佩、折服于我皇上聪明超绝，神明睿智，无微不察；天下这样广大，还有什么道理不能洞彻？古今相隔这样久远，还有什么义理不能精通？学问和精神、卓越的见识都远远超越，即使极尽帝尧的钦明、大舜的睿哲，也不过如此。弥天重犯从前狂妄怪诞、悖逆作乱，虽蒙圣朝宽宥，暂时免于寸磔处死，但自己知道罪大弥天，已经没有脸面立于世上，早已为天地所不容，哪里还有什么地方、什么国家可以藏身？之所以不敢自行走上死路，只是怕凭蝼蚁般的性命辜负天地浩荡的大恩，想留下残余的气息，图谋以万分之一报答无边无际的大德罢了。十三、边地民族全都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就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中国人中那些诡谲反复、无耻无状的人，他们的行为习惯本来就像夷狄。只是恶也是人的恶，天经地义终究不会被完全扫灭。若是夷狄，他们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中国人既然有行为习惯像夷狄的人，那么夷狄之人难道就没有行为像圣人的人吗？你说中国人即使作恶，终究还有天经地义，不至于被完全扫灭；如今你这样悖逆，君臣上下之义荡然无存，而且自身遭受重罪，有衰老的母亲却全不顾念；犯下灭族之诛，家门中没有一个活口也不顾惜，祸及子孙，害及朋友，这还能说是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的伦理吗？曾静把天经地义完全扫灭，成了连禽兽都不如的人，难道还会有什么顾虑吗？着曾静回心细想，据实供述。曾静供称：我这些狂妄悖逆的话，总是因为平生从未到外面走动过，也从未接触过一个外境之人，只是独自坐在山谷中，凭空想象中原与华夷之间的区别大概就是这样，于是不知不觉狂妄悖逆，把这些话写在纸上。直到去年到了长沙，今年奉命解送来京，沿途所见政教美盛、万物各得其所；又恭敬阅读圣谕等书，篇篇都阐明天地之理，句句都义理精确通透，不觉惊魂夺魄。这才知道天地广大，只有一个道理、一个元气，无处不到。而近代的精英全都聚集在本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今天才真正相信。东海圣人的心性和道理果然与尧舜相同。至于中国的人物，早已沦落到不堪询问的地步。像弥天重犯这样生在圣明时代的人，竟不知道上面有圣明君主，却听信谣言和悖逆之说，大肆诋毁；即使圣人的气量与天地相同，能够包容各种丑恶的怨尤而不计较，但我本人实在已经陷入极恶大罪而无法解脱。不仅我自身陷罪，君臣上下的伦常也荡然无存；家中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却不能顾念；犯下灭族之诛，家门中没有一个活口，也不知道怜恤。

译如果不是皇上具有上承天地、珍爱生命的仁德，开创百姓前所未有的生路，把弥天重犯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宽宥释放，在这样的炎热天气里，他们必定会被禁闭而死在狱中，我却无从顾及这一点。弥天重犯即使万死万剐、粉身碎骨，也难以偿还自身所犯的极重罪行；同样即使万死万剐、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前所未有的巨大恩德。回心细想，到这里才确实明白，我已经把天经地义彻底扫灭，简直连禽兽都不如了。还算有人性吗？还能够说自己有顾虑吗？还存在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的伦理吗？万死万剐，也没有什么罪名可以推辞了。十四、对于夷狄侵入并统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杀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同谋求大业吗？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夷狄侵凌中国，是圣人必定要诛杀而不宽宥的；只有杀，只有砍，还有什么话可以宽解呢？”曾静今天大力称颂功德、极口赞扬，可以问你究竟还是要杀、要砍，还是可以宽解？据实供述。曾静供称：今天仔细查点，弥天重犯自身狂妄悖逆的举动和言语，以及该死该剐的罪过，全都是被吕留良的说法陷害的。像这种“万剐也不足以遮蔽其罪”的话，原本不是从弥天重犯内心说出的，实在是因为吕留良批评《射不主皮》一文时说过：“弓箭的锋利可以威慑天下，圣人为什么要制造这种不祥之物？大概是有用途的。”我从这句话推演出那种说法，便信以为真，才说出这样的话。总之，弥天重犯见识浅薄狭小，学力不足，受吕留良著作言语的蛊惑最深。所以到了今天，自身受到他的祸害也最大。如今默默盘算，凡是旨意摘出并询问的话，都是弥天重犯当初错误相信吕留良言论造成的。弥天重犯自己也无法解释，怎么会误信到这种极端地步。到了今天，亲眼见到圣天子道德隆盛完备、与天合一，学问高深、亘古未有；即使把他尊如上天、亲如父亲，也仍不足以满足爱戴的诚意，怎么还敢在心中萌发“万剐也不足以遮蔽其罪”这样的念头？怎么忍心在心中萌发这样的念头？此时此刻，只有叩头叩到流血，哀切恳求皇上始终怜悯我这个山野无知、误受蛊惑的人罢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够和孔子相提并论吗？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启蒙书讲述道统，只应当叙述到吕子为止。”曾静把孔子同吕留良相比，对他推崇、诵习、效法，心悦诚服到了极点，这究竟是什么见解？曾静究竟只是因为吕留良的著述文章而信服他，还是另有原因？如今你又极力痛斥吕留良的奸逆大罪，这与前面叙述道统的意思完全不同。究竟是真心痛斥吕留良的大逆，还是假装怨恨，实际上始终仍然心悦诚服、推崇尊奉他？据实供述。曾静供称：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服吕留良，实在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我身处山野、性情偏僻，见闻不足。读书时只心服三代的治理体制和治国方法，认为那是尽善尽美的。于是认为三代君主的德行广大，是体合上天；三代施政的根本，是一切为了百姓。各种政治措施，都是推究上天的本心，为百姓筹划安排。至于大的教化和养育措施，则有井田、学校制度；然而世间儒者多认为这些制度不能恢复，只有吕留良的著述文章认为可以恢复，与我的偏僻性情相合，于是不知不觉对他心悦诚服，推尊他直接承接孔孟道统，原因就在这里，实在没有别的缘故。从前推尊吕留良，本来是被他的著述文辞蛊惑所致。今天我明目张胆、极力痛斥吕留良，实在是因为看到了他的遗稿残篇中有大逆不道的话，甚至到了良心丧尽、天理全无的地步，竟然忍心讥诋圣祖。凡是皇上的赤子，见到这些话，哪里有不切齿痛恨的道理？这又是弥天重犯今天自身所认的大义，出于天理，根源在于至情，本来就应当如此；到了今天，难道还会有一点假装怨恨的心吗？按照弥天重犯今天所认的大义，本来就应当这样；但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皇上的圣德、圣治、圣度如此亘古未有，即使从前看见吕留良的残稿遗篇，也未必会这样极力痛斥。但是，如果没有看到他讥诋圣祖皇帝的地方，也不会痛斥得如此厉害。这里引出的都是弥天重犯从心肝中说出的实话，没有一个字欺骗隐瞒。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企图图谋不轨呢？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著逆书《知新录》中说：“湘湾陈梅鼎，见识和气节是乡人中罕见的。我是他的侄女婿，一天我到他家，他出来迎接我，我的岳父出来相见，于是大声指着我说：‘这是诗礼大家、方正君子。’又说：‘我老三一生所做的事，只有选择女婿这一件事，眼力高过天下人。’又说：‘贤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他平生又极其鄙薄当今，多次感叹先朝的衣冠文物，最喜欢茶陵陈元章，认为他是大丈夫、奇男子。”据此看来，曾静平日以济世自命，心怀异谋、企图图谋不轨，已经很久了。可以问曾静：你的叔岳陈梅鼎和岳父是什么样的人？茶陵陈元章又是什么样的人？这三个人如今在哪里？供述上来。至于所谓衣冠文物的话，更是荒谬至极。衣冠制度自古以来随地域而有不同，随时代而有不同，不能强行要求相同；也不过是各自采用穿惯了、穿着方便的服饰罢了。这同人的贤能或不肖、政治的得失完全没有关系。从前听说无知妄悖之徒轻率诋毁本朝衣冠，说什么“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这种说法极其鄙陋。

译就帽子来说，周代有雀弁、鹿弁，汉、唐有獬豸冠、貂蝉冠之类；就衣服来说，《尚书》说：“山、龙、华虫作绘。”汉、唐以来，又有羽衣、鹤氅，以及雉头裘、狮蛮带之类，数不胜数。它们都取禽兽的名称和形状，用来增添服饰的光彩，难道自古以来穿戴这些衣冠的人就都是禽兽吗？至于治理天下的道理，只在于政治教化修明，纲纪制度完备。历来帝王全盛之时，君主贤明、臣下良善，朝廷内外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不论是哪一代的衣冠，都足以成就文明之治。若不是这样，那么夏桀、商纣时代的衣冠，也和大禹、商汤时代的衣冠一样。难道只因为衣冠相似，就可以使文明不衰、礼乐不废、不至于发生动乱吗？元代统一天下之初，衣冠尚未改变，仍然穿蒙古旧服，但政治清明，天下安定；后来改用中国衣冠，政治却不修明，终于导致祸乱覆败。这就可以看出，衣冠同礼乐文明、天下治乱没有关系。再如明朝末年，衣冠仍然是明朝的衣冠，但君臣失德，纲纪废弛，盗寇蜂起，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区区衣冠制度，对世间的礼乐文明又有什么作用？难道能够挽救明代的覆亡吗？我世祖皇帝统一华夏，平定祸乱，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圣祖皇帝承受天命出而治理天下，长期施行德政，教化成功，海内太平，恩泽遍及万物。凡是我朝仁爱养育百姓、秉持正义、宏伟谋略和善政，有哪一件比不上古代？哪里容得有人因为我朝的衣冠而妄加议论！我朝起于东土，庄严承受天命，本来就穿着我朝的衣冠而来，成为万国臣民的君主。也就是说，上天的大命汇聚于我朝祖宗的功业德行，也降下天意明鉴于我朝衣冠，认为它可以表率中原、规范万方。衣冠既然是上天垂示天意的所在，那么世代相传，哪里容许擅自改变？况且曾静不过是一个身处山野、穷困偏僻、冥顽无知的人，尚且因为妄逆的见解而心中思念故明衣冠；何况我朝承袭祖宗的宏大基业，奉行列圣的既成制度，历代相承已经一百多年，哪里有舍弃自己而跟从别人、降低尊贵而趋就卑下、改变衣冠的道理？又如今天外藩各国的衣冠制度大多不同，我朝接受他们的职贡，也不必强行改变他们的衣冠。何况我朝一统天下的盛况，抚有万邦，衣冠制度怎么可以轻率议论？着令一并问曾静：你多次感叹先朝衣冠文物，究竟是什么意见？曾静供称：陈梅鼎是安仁县的百姓，于康熙五十二年老死。“弥天重犯”的岳父名叫国衡，是陈梅鼎的弟弟，也是百姓，于康熙四十六年病死。他的儿子贫困不能自立，于康熙五十七年搬到四川去了。陈梅鼎的儿子如今不知道还在不在。陈元章是茶陵州人，不知道是士人还是百姓，离开那里已经四十多年了。陈梅鼎是弥天重犯的岳伯；弥天重犯十七岁娶了他的侄女、陈国衡的女儿，十八岁到他家时，陈梅鼎说过这些话。弥天重犯之所以记下这些话，也是因为看到吕留良诗中“稚子诧衣冠”的句子，所以把这件事记在这里。这些话都是雍正五年丁未年，因为张熙到浙江，传来吕留良的诗，我看见诗序中有这件事。其实当年同陈梅鼎说话时，并没有别的用意。陈梅鼎本是农家乡人，没有读书求学，哪里懂得别的说法！他称赞弥天重犯是“诗礼大家、方正君子”，是因为看见弥天重犯在他家中比普通孩子稳重厚道、敦厚诚实，不轻浮放荡罢了。他称许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是因为认为弥天重犯心地慈爱，气量能够容纳别人。弥天重犯原来同一个兄嫂共同居住；后来兄嫂夫妻不和，哥哥把嫂子改嫁到陈梅鼎家附近。陈梅鼎同这个妇人谈话时，妇人称说弥天重犯平日待她很好，所以陈梅鼎说弥天重犯有宰相的气量。妇人又说，弥天重犯曾多次劝哥哥不要休弃妻子。陈梅鼎听到这些话，所以说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至于陈梅鼎多次感叹先朝衣冠文物，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大概是穿过先朝衣冠，所以感叹它好。至于喜欢陈元章、认为他是大丈夫和奇男子，弥天重犯并不知道陈元章的真实情况，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两地相隔五百多里。当时只听说茶陵州有个陈元章，因为得罪州官，州官要捉拿惩治他，他便聚集众人围城，几乎酿成变乱，随即被捕处死。陈梅鼎称许他，大概是喜欢他身为平民却不受官长控制的缘故。这是陈梅鼎反常、异俗、狂怪的说法。弥天重犯看见吕留良先前的诗句，所以记得这件事。至于所谓衣冠文物的说法，弥天重犯凭什么见识和定见，能够剖析判断其中道理而丝毫不改变地说出这种话？这只是听信了那些庸俗儒生的鄙陋议论，没有考察其中道理，便妄自说出了这种话。如今恭敬读到旨意，内容广大精深，惊天动地，这才知道本朝衣冠制度本来就是随地域而各有适宜、随时代而各有制度，完全以道理为归依，起初并无意故意标新立异，也未曾强求彼此相同。这正是所谓上合天时、下因水土而没有私心。由此便知道，本朝一切礼乐刑政、经天纬地的制度，没有一样不是顺应天时、因循地理、依照事物本性来安排的，当然足以超过历代帝王、超越千古。“弥天重犯”听到这个道理，不仅自身高兴至极，疑惑如冰消雾散，而且暗自庆幸这一说法一出，竟足以打破千古以来愚昧鄙陋的疑团。于是想到，从前许多误听谣言的地方，都是因为心中愚昧暗昧，不能窥见义理深意和道理奥妙所造成的。当时如果有高明之人指示眼前微妙义理和精深意义所在，我内心没有不欢喜诚服的。如今关于衣冠的说法，从前未尝不因听信他人之言而心中怀疑；现在得到旨意如此光明盛大的指示，即使木石也会动心点头，弥天重犯到了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至于说到衣冠文物方面的问题，像弥天重犯这样的人，哪里有什么见识和确定的见解，能够剖析判断其中的道理而丝毫不改变，竟然提出这种说法呢？这不过是听信了那些庸俗儒生的浅陋议论，没有考察其中的道理，于是妄自提出了这种说法。如今恭敬地读到皇上的旨意，内容广大而精深，真是惊天动地，这才知道本朝衣冠的制度，原本就是随着各地情况不同而采取相宜的办法，随着时代变化而制定不同的制度，一切都以合乎道为归依，起初从未有意标新立异，也从未强求各地完全相同。这正是所谓对上遵循天时，对下因袭水土，行事没有私心啊。由此看来，就知道本朝一切礼乐、刑罚、政令以及经天纬地的制度，没有一项不是顺应天时、因循地利，依据事物本身的情况来处置事物的，理应胜过历代帝王，超越千古。弥天重犯能够听到这个道理，不仅自身高兴到了极点、畅快到了极点，如同冰雪消融、云雾散开，而且私下庆幸这种说法一经提出，竟然足以打破千百年来愚昧浅陋的疑团。于是想到，从前有许多地方误听谣言，都是因为内心愚昧昏暗，不能窥见其中义理深意所造成的。当时如果有高明的人加以指示，说明精妙道理和精微意义所在，那么心中没有不感到喜悦并诚心信服的。如今关于衣冠的说法，从前未尝不是因为听信他人的话而心生疑惑；现在得到这样光明盛大的旨意指示，即使是木石也会动心点头，弥天重犯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叩头，叩头，千万次叩头！应当把这段议论记在心里，口头传告给当世之人，以解除浅陋儒生的疑惑。若有幸蒙受皇上恩典而得到宽宥，受到德教的感化，希望经过几年，自己的学问能够有所寸进，再用文字传给万世，作为历代帝王制定政事的准则罢了。

译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还能在本朝实行得通吗？问曾静：朕的旨意问道，你此前供词中有“国家选取士人的方法，应当参考采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年间选士之法，斟酌其增损而实行，才算更加完善”的话。查考程子关于熙宁年间选士的奏札说：“应当先以礼征召近侍中的贤能儒者，再按类别推及百执事、方岳以及州县官吏，尽心推求访察；有志向笃定、勤奋好学，才能优良、品行端正的人，都把姓名上报，命令州县官员敦促礼送。”朕在雍正元年，就已经颁发过举荐贤良方正的恩诏。近年以来，又下令各省州县访求孝友端方、才干足以办事而文章也可观的人，每年各举荐一人的谕旨。又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必选取经学明通、品行端正之人的谕旨。又有命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各举荐一人的谕旨。又有命令中外诸臣，在京官至主事以上、在外官至知县以上，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或举贡生员，或举山林隐逸，送交吏部引见的谕旨。这些都是程子所议的内容，朕已经全部实行了。无奈举荐贤良方正时，各省举荐的人寥寥无几。只有福建巡抚黄国材举荐彭鹏的两个孙子，都是年幼无知、学识浅陋，不能任用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至于浙江巡抚李馥所举荐的贤良方正，竟是一个罪恶累累的恶霸，他通过攀附关系谋得荐举，后来被地方大官查出并检举参奏，贪赃舞弊的事情一桩接一桩，罪状狼藉。由此看来，贤良方正的举荐，难道可以完全相信吗？从三代到汉代，采用乡里举荐、地方选拔的办法。后来，刺史和郡守获得专擅征召的权力；九品中正官掌握评定人物的权柄。任用人的权力不在君上而在下级，形势上已经不能再实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通过文章技艺的科目选取士人。因为言语是内心的表现，人的文章先由积累学问、深入钻研而形成，还可以从中略知其人的内在修养。如果专门选取品行，就必然有人伪装修饰来欺骗世人、窃取名声。况且人的心术最难窥见，常常见到那些委曲谨慎、自命清高的人，一旦改弦更张，就可以无恶不作。因此，《汉书》史臣评论说：“直言敢行、操守高尚而沉沦隐没的人，仕进之路既然广开，便出现窃取名声、伪装服饰的人，逐渐流于争逐名利，权贵之家请托拜访之事日益兴盛。”由此可知，前代以德行选人的办法，已经不足以作为考察铨选人才的准则，哪里比得上科场文章多少还有些凭据呢！宋臣郑樵说：“科举这条道路，虽然不是古人选取德行之士的办法，但还可以由此得到有才能的人。”这话确实可信，也足以作为证明。况且朕任用人的方法，并没有局限在科举这一条路上，而是从多方面考察选拔人才，每天勤勉不懈，希望得到贤能之才，作为治理政事、临民任事的人员。朕用心十分辛苦，而事情也十分艰难。这是朝廷群臣共同知道的，哪里是程子的单一奏议所能完全表达朕求取人才的用意呢？至于程子所说，选取才能明达之士，让他们向成德之士学习；学业最精通的任太学教师，次等的分往天下各地任教，由州郡到县，依次任用。三年一次举行宾兴之礼，优异者由县升州郡，由州郡升太学，按此递升；较差者也按此递降。想以此教化成就天下，这种说法迂远而难以实行，所以在熙宁年间就已经不能落实为实际功用，何况几百年以后呢！况且如今的选拔，就是古代贡士的办法；而朕这些年来任用人才的方法，也可以说已经详尽周全了。曾静认为应当参考采用熙宁年间选士的方法。试问曾静，熙宁选士之法果真有实际成效吗？如今应当怎样斟酌增损，才算完善？可以详细、完整地供述上来。曾静供称：弥天重罪犯本是山野愚民，从前胡乱发出狂妄言论，固然是井底之蛙的见识，完全不合事理；但也是因为过去不知道我皇上顺应时势、制定政事、治理天下的政策和谋略，其中的增损变化既详细又周全，不仅不是今人的谋虑所能企及的，也不是古代圣贤的筹划所能完备的。直到今天，才知道皇上的神妙教化广大运行，无处不到。生在天地之间，只能顺应天地的变化罢了，又哪里知道天地的高深厚重呢！连天地的高深厚重都不知道，又哪里知道天地广大、造化为何如此呢！何况正处在这种极恶重罪的关头，虽然多次蒙受皇上如同上天一般的仁慈，体恤怜惜无知之人，施给百姓前所未有的特别恩典，宽免重典；然而弥天重罪犯自己悔恨、惭愧，惶恐战栗，时时刻刻都不能放下心来，哪里只是感恩戴德、感激皇恩浩荡而已！又哪里敢在治理国家的大计中，妄自陈述像蚂蚁一样微小的见解呢！没想到我皇上日夜谋求治理，勤勤恳恳为民，既没有片刻懈怠，也没有一处遗漏；如今又颁下明确旨意，竟然询问此前供述的选士方法应当怎样斟酌增损才算完善，并允许弥天重罪犯详细再行供述。自古以来，要论君主德行的完备、君道的尽善，都以尧舜为最高境界。然而孔子称舜为大智之人，就在于他不自以为是，而能从众人那里取得意见；孔子说“舜喜欢询问，又善于考察浅近的言语”，他所询问、考察世事，也只说是浅近的言语罢了，没听说还考察过深陷囹圄的重罪犯、那些不足挂齿之人的言论。何况弥天重罪犯这样身处山野、偏僻困穷、冥顽无知的人，更远远不如呢！由此可见，我皇上虚心纳谏达到了极点，运用中道又精妙纯熟，比当年的大舜更进了一层，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是宽免弥天重罪犯的重典、施给百姓前所未有的特别恩典；就是今天允许弥天重罪犯再次供述，也属于百姓从未有过的大德。这样看来，我皇上不只是明君、圣君，继承古代圣贤的事业而已，简直是承接天命、树立万世君统，建立百王共同遵循的大法，使天下处于天运重新开启、重新创造的时代。弥天重罪犯虽然自知愚蠢顽劣，本来没有什么可供陈奏的言论，但正逢百姓从未有过的盛大时会，哪里敢不竭尽一线微薄的聪明，根据此前供述中尚未详细说明的地方直陈出来，以此勉强符合我皇上喜欢询问、善于考察、勤于求取意见而不知疲倦的至意？因此想到前次供述所谓程子选士之法，当时自己无知，妄自认为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都是凡事抢先一步的办法。

译例如想要禁止百姓做盗贼，不应只在盗贼行为发生后加以禁止，而要推究他们成为盗贼的根源：有的是因饥饿而起意，有的是因寒冷而生念；应当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从事农桑而不失业，衣食充足、饥寒得解，那么盗贼自然会停止。又如想使士人学习善行，也不应只在行为本身上下功夫引导，而要先使他们通晓道德、明白义理；道德通晓了，义理明白了，人就会自然乐于行善，即使强迫他作恶，他也不会去做。由此推论，任何事情都要抢先从根本上着手，即使细到日常生活、百工末技、农事园艺和医药等小事，也必须从根本做起，才能妥当，何况治理天下这样的大事呢！所以当时我妄自认为，要选取士人，必须先从教导士人做起；教导士人又必须以明白义理、通晓道德为要务。然而要教士人明白义理、通晓道德，必须先选取义理明达、道德通晓的教官，才可以胜任其职。这就是弥天重罪犯前次供述中妄称应当参考采用程子所议熙宁选士之法的大意：首先要使教导士人的方法得当，而教士方法是否得当，取决于教官；因此还要先选得合适的人担任教官。如今恭敬拜读旨意，才知道本朝选取士人的制度，除科举之外，还有举荐贤良方正的恩诏；有命令各省州县访求孝友端方、才干足以办事而文章也可观者，每年各举荐一人的谕旨；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必选取经学明通、品行端正之人的谕旨；有命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者各举荐一人的谕旨；有命令中外诸臣，在京官至主事以上、在外官至知县以上，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或举贡生员，或举山林隐逸，送交有关部门引见的谕旨。啊，真令人敬畏！这是多么盛大啊！这些不仅是当年程子所议熙宁选士的单一办法所不能涵盖的，而且是自古以来盛世王朝选取士人的制度也不能完全具备的。弥天重罪犯想到这里，因为感念我皇上忧虑百姓、谋求治理的苦心，以及顺应天意求取贤才的深切用意，不觉流下眼泪，过了很久不能说话。自古以来，哪里有像我皇上这样为我们这些赤子百姓抚慰安置、谋划安排的君主呢！况且鉴于前代以德行选人不足以作为铨衡人才的准则，又考察出科举文章的成就还必须由积累学问、深入钻研而来，尤其把各种弊病、隐情都洞察无遗，件件清楚明白，像列举自家珍宝一样，黑白分明。由此想到我皇上用心何等恳切、何等周全，而且实在十分辛劳。像这样广泛地开设选士途径，求得人才的心意又这样坚定，本应当贤才汇聚、多士济济。然而天下举荐的人才，间或有很多不能符合我皇上的深切愿望，固然是人才难得，但恐怕也是下级有司把其他政务看得紧要，认为举荐人才稍微缓一些吧！哪里知道我皇上治理天下，以得到人才为第一要务；尧把得不到舜作为自己的忧患，舜把得不到禹、皋陶作为自己的忧患。自古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全都取决于君上是否得到人才；即使是微小的县邑长官，也必须把得到人才放在首位。所以子游担任武城宰时，圣人不问别的事，首先就问他是否得到了人才。这确实是因为人才对于政治、教化和风俗的关系极其重大。因此，谕旨光明盛大，广泛开辟仕进道路，不拘一格任用贤能，正是因为得到人才是治理天下必不可少的政务。如今荐举很少，或者举荐而不实，恐怕是有司把它看作寻常事务，而各省督抚也很少把这件事当作要务，因而没有责成所属有司，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假使督抚以及有司办事人员知道治理政事必须以得到人才为先，恭敬体察皇上的心意，认真履行职责，在外地从早到晚不敢闲暇，尽心推求访察，哪里还担心得不到人才呢！自然会从千人中选出百人，再从百人中选出士人，可以仰承符合我皇上每天勤勉不懈、希望得到贤才以供治理政事、安抚百姓之用的德意。至于程子所说，选取才能明达之士，让他们向成德之士学习；学业最精通的任太学教师，次等的分往天下各地任教，由州郡到县，依次任用；三年举行宾兴之礼，并以此作为黜陟标准，想以此教化成就天下，这种说法迂远而难以实行。如今得到圣明旨意加以剖析，反复看来，确实迂远难行。不过本朝选取士人的办法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缺，没有可以再增加的了；只是养育培养士人的制度，稍微还有不完备之处。弥天重罪犯因想到古代贡士必须以乡里为根本，而地方风俗又恰好同人才养成相互关联。曾经见到蓝田吕氏乡约，经过朱子斟酌增删，其中纲领十分切实，条目十分严密，联络、督促、率领的方法更加精详完备，对于道德教化和移风易俗关系极大而且深远。纲领有四条：一是德业相互劝勉；二是过失相互规诫；三是礼俗相互交往；四是患难相互救助。每条纲领下面又分类列出具体条目，条目所记载的内容，参照古制并斟酌今情，更加完善。乡里选择一位年长而有德望的人担任都约正，再选年长有德者担任副约正；还要从子弟中选择端方正直、通晓道义而又能写文章的人担任直月。直月每年由十二人担任，轮流掌管乡约事务。设立三本簿籍：愿意加入乡约的人，登记在一本簿上；有善行的，登记在一本簿上；有过失的，登记在一本簿上。近处每月聚会一次，远处则每季聚会一次。选择四通八达的地方设立约所。直月在会期前轮流查察同约之人的善行和过行。到了乡约聚会之日，行礼、读完乡约后，约正和同约之人依次就座；饮酒三巡，直月把约中的善行和过失报告给约正。约正当众询问实际情况，若没有异议，便登记在簿籍上。对于善行，约正率领同约之人予以奖励；对于过失，约正率领同约之人加以规诫；同时把记录善行和过失的两本簿籍传给在座众人观看反省。然后允许各人到约所质疑问事，讲论辨析道理，规划家计，以及讨论文章、练习射箭，直到吃完干肉才退席。其中纲领展开、条目列举，以及仪式文辞和礼数规定，都极其精密。弥天重罪犯妄自认为，如今在科举选士制度中，似乎应当采用这部乡约的全文，恳请我皇上以天聪圣裁，参酌时宜，斟酌增损，颁行天下。敕令督抚责成委派有司，每县根据地方大小、远近，多设约所。不论士、农、工、商，凡居住在当地的人，都允许加入乡约。每次读约聚会，先将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和我皇上的《圣谕广训》宣读完毕，然后取这部乡约的纲领和细目，依照其中仪节，逐项读过，再讲解一遍。或者将历代祖先的圣德神功以及前后颁布的政令，凡是有关风俗和民事的，也都责令有司行文到乡约中宣示。

译百姓大多不知道君上的德教，是因为住在乡里的日子多，到县城的日子少；有的人又不通晓文字义理，不能领会君上的心意。如今各乡设有乡约，每月聚会一次，有约正、直月等人讲解明白，百姓心中自然不会再有疑团，都能知道君上的心意；并且善行有簿籍记录，过失也有簿籍记录，百姓自然知道什么应当劝勉、什么应当惩戒，也就乐于行善。将来有司荐举人才时，也一定先查察这两本簿籍；必须是有善行而没有过失，或者有过失但能够改正的人，然后才以文章技艺考验；文章技艺可观之后，才得到荐举。这样，不仅荐举以乡里为根本，善恶也没有丝毫差错，可以杜绝欺骗蒙蔽、借清名托请的弊端；而且人情和文教周密，乡里和睦融洽，教化明白而礼乐兴盛，道德趋同而风俗统一，人人相互勉励行善。将来科甲中的举子，都是从乡约中历练出来的，难道不更加值得称道吗？乡约本来是朝廷已经颁行的制度，只是联络没有方法，约束没有制度，彼此的善恶行为无法彰明，朋友相互规劝的道义不能实行，平日的情谊也无法联系，往来督促率领又无人负责。甚至山州偏远县份，只在城里实行而不在乡里实行；只向官员讲解而不能普遍传达给百姓。不仅善恶无人查察、劝勉和告诫，就连宣讲也多不能按期举行；官员固然把它视为寻常事务，百姓听讲也时断时续，有时来、有时不来。何况居住在乡里的人多，住在城市的人少，乡民距离遥远，无人督促带领；即使有宣讲，又怎么听得到呢？就像弥天重罪犯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很远，县里举行讲约、读法之事，我一生也没有遇到过一次。至于颁布的《圣谕广训》以及我皇上斟酌选士的方法，从前不仅没有亲眼见过，甚至连耳朵也没有听说过。直到最近，恭敬拜读皇上的圣谕，其中有《圣谕广训序文》，拿去询问别人，才知道那是什么。从前我只知道圣祖皇帝的《上谕十六条》罢了。何况乡里人中完全不通文字义理的，又怎么能够知道这些呢？像这样的办法也简便易行，只是必须责令有司真心实意地实行。若能在天下之大、各县之中都这样实行，每县各处都这样宣讲、践行，使道德一致、礼制整齐，那么治理成效哪里会有尽头呢！况且这种规制一旦在各县各乡建立起来，凡是朝廷有善政善教，都可以按照这种仪节向民间普遍宣示。不仅没有上面推行而下面不效法的忧患，而且君民成为一体，彼此的消息和情意竟可以完全相通了。弥天重罪犯本是山野冥顽之人，原本不知道是非可否，但就自己的管见想到这些，不敢不尽情直实供述。恭请圣明将这部乡约全文取来，详细阅览其规制，裁决是否可行，便是我的幸运。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说“雍正钱，使人穷半年”，究竟怀着什么用心？问曾静：旨意问你，你所著的逆书《知新录》中说：“就拿铸钱这件事来看，从癸卯年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还是铸钱不顺利。勉强铸成的钱，模模糊糊、不清不楚，民间没有人肯接受。民间谣言说：‘雍正钱，使人穷半年。’如果身上有一枚雍正钱，就把它扔进沟壑”等话。制钱是民间每天都必需的东西，必须轻重适当、流通没有弊病，才对百姓生活有益。钱上的文字笔画清楚不清楚，都关系到铜铅用量的多少，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从前圣祖皇帝在位时铸造的制钱，用铜六成、铅四成搭配，虽然钱上的文字笔画清楚，但铜多于铅，于是有奸民销毁制钱、改铸器皿，因此钱价一天比一天高。康熙四十五、四十六年间，每一两白银只能兑换七八百文钱。朕在藩邸时，深知其中弊病，因此命令钱局用铅、铜各半来铸钱，使奸民没有销毁制钱的利益。又严格禁止黄铜器皿，这才使钱价逐渐平稳。如今一两白银可以兑换一千文制钱，小民都从中得到好处。雍正钱上的文字笔画虽然不算十分精工，但只有铜铅各半，才能禁止销毁制钱，从而使制钱得以流通、便利百姓，并不是朕吝惜铜料而多加铅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五六年〕 况且铸钱是由钱模制成的，最初的样钱称为祖钱，轮廓均匀厚重，文字笔画完整。由祖钱套铸出来的称为母钱，就比祖钱逊色。再由母钱套铸出来的，才称为铸钱，也就是现在民间日常使用的官钱。它比祖钱更加不如。因为即使在同一块铸钱板中所铸的两枝钱，下沉的必定较重，处在中间的重量适中，处在上面的必定较轻，文字笔画也因此不可能完全一样、完美无缺。这是历来铸钱都如此，并不是只有今天的雍正钱如此。曾静竟不懂铸钱的法则，听信狂妄之说，于是肆意讥讽议论，任意蛊惑、诅咒，这与昏睡梦中的胡言乱语有什么不同呢！至于说把雍正钱扔进沟壑，更是可笑。民间所有的钱，必定是用银两兑换而来的，哪里会有人把用银子换来的东西扔进沟壑呢！至于做买卖的人，在收钱时必定仔细查看钱上的文字，然后才进行交易；如果把雍正钱视为不祥之物，谁肯收它呢？况且既然把货物卖掉，人即使再愚蠢，谁肯用银子和货物换来的钱，轻易扔进沟壑呢！如今直省内外，果真是不肯使用雍正钱吗？即使是曾静家，贫穷到了极点，但钱袋箱笼中也必定藏有制钱，然后才能用来换米买柴，为什么不把它扔掉呢？江南一带因为雍正钱还少，在雍正元年、二年间，甚至有人拿十枚旧钱换一枚雍正钱，把它当作珍宝玩赏。人们看重雍正钱为什么又到了这种程度？难道从前湖南人的民情与江南完全不同吗？至于铸成的钱还不能普遍流通，这是事情发展的常理，明白而容易看出。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康熙钱尚且还有流通不到的地方。又如广东高、雷、廉等府，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宋代旧钱，元、明两代的钱也还没有流通到那里。自雍正元年以来，才不过七年，所铸的钱想要遍及天下甚至荒僻之处，难道有这种道理吗！曾静听到的谣言，究竟是谁传说的？曾静是否亲眼见过把钱扔进沟壑的人？那个人叫什么姓名？确实在什么地方？可以据实供述上来。

译曾静供称：这类狂妄悖逆的话，弥天重罪犯当时无知，听别人这样说，便没有追究其中的事理，信以为真，随手写在纸上。其实到今天看来，无论是别人说的还是自己说的，都应该杀、应该剐，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只是因为弥天重罪犯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很远，没有交易买卖；即使偶尔有买卖，也是用稻谷，不仅不用钱，甚至很少使用银子。穷苦百姓没有可以拿来换钱的东西，也没有地方交易得到银子，所使用的只有谷物。只有富户积存的稻谷多，才拿谷物卖得银子使用。至于钱，无论康熙钱还是雍正钱，都没有使用。皇上登极之初，即雍正元年、二年、三年，雍正钱还没有流通遍及楚地。弥天重罪犯当时常常想求得一枚雍正钱看看，认为这是新天子的通宝，便拿这件事询问别人；有人偶尔从城市来，于是就妄传说雍正钱铸造不成。后来又过了一年，我心里实在想找一枚雍正钱看看却得不到，便又随意向人打听，于是谣言变成了：如今新皇帝因为铸钱不成，杀了许多铸钱工匠。弥天重罪犯本来不肯相信这话，但无奈乡野愚民不懂铸钱法则，往往这样说。后来弥天重罪犯偶然得到一两枚雍正钱，仔细查看钱上的文字笔画，果然不十分清楚。起初我怀疑是铸钱模具新制成，恐怕是刚开始铸造，所以不够精工；后来再看，仍然是这样。那时雍正钱很少，到了街市上使用人们熟悉的康熙钱，又看到雍正钱的文字笔画不完美，不知从哪里便编造出了这条谣言。无知百姓听到后，在乡里到处传说；弥天重罪犯心里逐渐受到谣言和悖论的毒害，又因为不懂铸钱法则，无法解释钱上文字笔画不清楚的原因，于是不加察考便信以为真。直到雍正六年春天，狂悖之心将要萌发，竟把这件事当成了验证。其实直到今天恭敬拜读我皇上的旨意，才知道钱上文字笔画是否清楚，原来取决于铜铅用量的多少。康熙钱文字笔画清楚，是因为铜六成、铅四成，铜多于铅；雍正钱文字笔画不十分精工，是因为铅铜各半。铜多于铅，就会导致奸民销毁制钱、改铸器皿，使钱价一天比一天高；铅铜各半，奸民便没有销毁制钱的利益，制钱也就能够流通、便利百姓。仔细想到这里，全是我皇上一片爱民的苦心和经天纬地的学问，只有这样才能辨明事物的道理，察知民间积弊，直接从源头加以整治，这哪里是寻常人的智慧和谋虑所能窥见万一的！况且钱有祖钱、母钱、铸钱，即使在同一块铸钱板中，所铸的两枝钱，下沉的必定较重，处在中间的重量适中，处在上面的必定较轻，文字笔画也因此不能完全一样、完美无缺。百姓不知道其中原因，竟因为钱上文字笔画不十分精工，便由此妄生议论。弥天重罪犯不懂铸钱法则，又妄自听信并附和这些说法，纵然死一万次、剐一万次，又怎么推辞罪责呢！但想到百姓虽然顽愚，天性也难以完全泯灭，没有人不知道爱戴君主和亲人的。他们之所以狂悖到这种地步，实在是因为心中无知，不知道圣天子的德意；之所以不知道圣天子的德意，又是因为宣传还没有遍及。就像我皇上禁止取用黄铜这件事，弥天重罪犯以前也听到过许多说法。山野无知之人不明白取铜、禁铜的原因，甚至有人说我皇上想把中国的铜全部取走，运到满洲地方熔铸成宫殿。弥天重罪犯虽然心知这是谬传，却也没有话可以解答。由于离县城很远，没有看到衙门张贴的告示究竟怎样说明；在外面只听到取铜、禁铜的命令，其中并没有说明这样做的原因。百姓无知，怎么能不妄加猜测议论呢！猜测从一两个人口中说出，传话的人便把它传进千百人的耳朵里。直到今天恭敬拜读圣谕，才知道禁铜是为了防止奸民销毁制钱、改铸器皿，导致钱价日益上涨；禁止取用黄铜，就不会有人毁坏制钱，钱价也可以逐渐平稳，百姓能够从中获利。这些都是我皇上多少深厚仁慈、惠泽百姓的善政，却因为偏远百姓心中无知，而被糊里糊涂地错过了。这正是弥天重罪犯前次供述乡约时所说的：朝廷颁布的政令，凡是关系风俗教化和百姓事务的，都必须在乡约中宣示，正是针对这类事情。至于说把钱扔进沟壑，从前没有深入追究其中的道理，便误听为确有此事。如今得到明确旨意，反复推究考察，又在心中思索，不仅确信没有这样的道理，而且天地之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这种荒诞妄说怎么竟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呢！总而言之，愚昧百姓大多因为无知而说出悖谬的话，实际上并不是存心放肆妄言。况且毁谤讥议出自无知小民之口，本来损害不了圣天子的明德；而皇上登极初年的毁谤，尤其是因为圣德神功远大非凡。大凡有非同寻常的君主，必定有非同寻常、不是常人所能知晓的谋略。众人看见后没有不惊异的，不知道的人没有不疑惑的，惊异与疑惑交织在一起，毁谤便由此产生。因此，帝尧继承帝喾之后，从唐侯登上帝位，开始三年便有毁谤，过了三年赞颂兴起，再过三年毁谤和赞颂全都消失，才达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境界。何况我皇上潜居藩邸之时，韬光养晦，无所求取、无所贪欲，只是尽到自己本分所应尽的事情，从未在人间稍稍显露声名。皇上的德性中正深厚，不仅天下人不能了解，朝廷群臣也不能识见。只有我圣祖皇帝没有放纵自己的聪明，凭父子亲情，以圣人的智慧认识圣人，早已知道我皇上天资尊贵厚重，内涵深厚美盛，足以聪明睿智、临御天下。但圣祖皇帝也只是把这些存于心中，不肯向众人宣扬。直到圣躬不适，把南郊大礼委托给我皇上办理，才知道我皇上的圣德神谋早已深得圣祖皇帝的契合和了解。所以在我皇上登极之初，一切政治措施都经天纬地，天下人没有谁能够仰测其中高深厚重的原因；再加上阿其那、塞思黑等人长期蓄谋奸计，把流言散布到山角海边，于是无知百姓误听之后产生疑惑、兴起毁谤。

译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事理和形势必然发展到的结果。像这些谈论钱币的话，也是雍正二年、三年的事情；到了雍正五年、六年，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这样说了。如今如果追问传说者的姓名，那只是深入乡野的愚民听人这样说，便跟着学舌这样说，原本是不明不知、随声附和，今天怎么记得是哪一个人说的，又怎么指出哪一个人的姓名呢？弥天重罪犯固然冥顽无知，但还稍微认得一两个字、略通一点义理，尚且免不了以讹传讹、传播妄言、接续妄说；按他的罪过，确实该杀该剐。其实即使今天把弥天重罪犯杀掉、剐掉，把全身剁成碎片，也抵偿不了他许多罪过；何况那些愚昧众人，比弥天重罪犯还更加无知呢！我皇上的德量如同上天，明察睿智如同太阳，今天弥天重罪犯实在是万死万剐、罪责不容推卸。至于其他传说者，都在皇上的覆盖、包容和养育之内，只恳求皇上怜悯、体恤他们，念及小民因无知而陷入罪过罢了，怎么能妄自牵扯别人呢！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地为国家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却有你这样猖狂悖逆的人？奉上谕：据山西巡抚石麟奏称：“山西省绅士百姓愿意把军需所用的骆驼套具、苫毡、绳索三万副，由当地自行准备车骡运输，送到归化城交收。臣等遵照旨意，命地方官按价付钱雇人运输；而各属士民拉车赶骡，争先装载，发给脚价时，他们感激得流泪，叩头称谢，不肯领取。为国家急公效力，是古来罕见的事”等语。着令将这份奏折交给杭奕禄发给曾静观看，并审问曾静：湖南、山西同在天地之下，为什么山西百姓踊跃为公、忠诚爱戴，确实能够把朕看作君父；而湖南百姓却有像曾静等这样猖狂悖逆、肆意作恶扰乱的人，甚至把朕视作仇敌？这是朕所不能理解的。着令审问并取得曾静的口供，整理具奏。曾静供称：弥天重罪犯禀性愚蠢顽固，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圣人在上，恩深德厚，感化到了极点，即使木石也知道倾心归向、起舞响应。因此几个月以来，受到皇恩感化之深，白天面对他人，虽然没有言语可以表达，但在梦中神思恍惚时，一说到皇恩圣德，便惊惶哭泣；几次流泪痛哭直到惊醒，醒后仍不能自行停止。由此知道人所秉受的常性和良知，原本并没有完全断绝，只是从前偶然被外来的诱惑和浮言迷惑扰乱，不知道圣德高深的万分之一所导致，并不是本性与别人不同。如今承蒙恩旨，因山西巡抚所奏，奉旨动用正项钱粮，制造骆驼绳套等物以备军需。巡抚大臣遵旨，动用银两发给全省；全省士民都说我皇上日夜勤劳、爱护养育百姓，简直像对待自己的赤子一样。没有办法报答，情愿各自准备骡车，从当地运输，希望效犬马之劳；他们感激流泪，叩头称谢，不肯领取脚价，并将这些情况具折奏报。命弥天重罪犯阅看。弥天重罪犯因此想到，君臣这一伦常关系最为重大；名分上虽有尊卑区别，感情实际上同父子亲情一样，根源出自天命自然，无物不有、无时不在，贯通古今、遍及四海而从未有不同。百姓乖戾，不肯供奉顺从君上，固然是百姓没有良善本性；但也有一半是因为上位者不把百姓当作子女，或者虽把百姓当作子女而德惠偶尔没有充分施及百姓，或者恩惠已经施及百姓而有司不能宣扬君上的心意，以致百姓有时不能把君主当作君父；即使尊戴君主，也常常不能达到至诚赤忠、完全尽到做赤子臣民的本分。假如君主果真把百姓当作子女，想到百姓挨饿便替他们谋求饱食，想到百姓受寒便替他们谋求温暖，把君民视为一体，时时刻刻都不忘百姓，那么君民便成为一体，百姓自然不敢只顾自身，不敢把财物据为私有，也不敢吝惜自己的力气；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肯逃避。然而这种道理虽然存在，自古以来却没有见过这样的实际事情；不仅汉、唐、宋、明如文景、贞观、熙宁这些极盛时期没有，即使三代最隆盛的时代，也很少见到。只有周文王上承十五代先王的积累，下开八百年的太平，天下太和融洽，至德深仁深入人心，见于经书的，才有“庶民子来”这样的事情。否则，即使凭尧舜的德行，也很难达到这种圣神功化的极致。如今我皇上像父母慈爱子女一样施惠于天下百姓，时时刻刻都把爱护、养育、抚慰、安置百姓放在心上，至德深仁无处不深入、无处不到。因此天地和气聚集，年年丰收，民心爱戴，百姓从头到脚都愿意捐献出来，希望踊跃争先报效皇上万分之一的恩德，这种情形将遍及天下而无不如此。何况山西省靠近京都，感受皇恩、受到教化，尤其最早也最亲近呢！只是湖南相隔遥远，民间习俗又一向浇薄，加上奸党因犯罪被发遣到广西，往来于交通要道，散布流言，路人相传，致使圣德的声誉郁结未能充分传到那里。不过如今云开日明，心情爽快欢欣，民间舆情想来已经与往日大不相同，必定会异常爱戴皇上。况且我皇上治理教化的成效已经接近刑罚废置、天下道德整齐礼制兴盛的境界，仍时时挂念远方，已经派遣使者到湖南考察风俗、整顿教化。如今又蒙恩旨，命弥天重罪犯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任用。弥天重罪犯虽然愚陋不堪，但几个月以来受到我皇上的德教，耳闻目睹京都风光，也粗略知道圣教的万分之一。即使不能在观风整俗使面前有所帮助补益，但凭自己所感受的皇上恩德、所承受的皇上恩典，也愿尽心竭力，用正直的道理如实向人讲说，希望能够稍微赎回重罪的一点点。只是想到自己是犯罪的蝼蚁，自知不足以取得他人信任。所依靠的只有我皇上的大德至诚；既然能够感召天地和气，屡屡取得成效，就一定能够使恩德信义遍及猪鱼等一切生灵，四方受到感动而顺从皇上的意愿接受治理。这样自然会家喻户晓，人人都想到尊君敬上，民情一定不会比山西爱戴皇上的盛况逊色。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恶行、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够不加审查，就把父母痛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译奉皇帝旨意审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折，供称：“君臣的关系，感情如同父子，天下四海从来没有不同；湖南民风浮薄，奸党犯罪后发配到广西，在往来通行的大道上散布流言，致使圣上的德行和声望受到湮没，不能充分传扬。”古人有“扶助我便奉他为君主，虐待我便视他为仇敌”这样的话。朕对天下人一视同仁，湖南、山西的百姓，朕本来都像抚育儿子一样抚恤他们。山西民俗淳厚善良，能够感召天地和气，连年丰收，并不需要朕特别施加恩泽。湖南民俗浮薄强悍，乖张暴戾之气上干天谴，所以逐渐发生灾乱，屡屡报告荒歉。朕多次施行恩惠，像对待子女一样惠爱、安抚他们，所做的还不止一端，难道还不能说是“扶助我”吗！朕推想山西百姓之所以积极办事、奋力成事，大概是因为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深厚仁慈的恩泽，已经深入骨髓、浸润肌肤，所以一遇国家公事，便竭诚效力，踊跃争先，情意如此真挚。试问湖南百姓，难道独独没有受到圣祖六十多年的恩泽吗？即使据曾静以前的供词，圣祖皇帝去世时，他也曾哭泣尽哀，服丧拜祭。既然他深深感念圣祖的恩德，难道反而不想到朕吗？人对于亲戚朋友，平素关系亲密深厚的，有时听说他们的子孙犯了过失，就一定设法替他们掩饰；有时听说他们的子孙受到诽谤议论，就一定尽力替他们辩白。何况君臣之间呢！他对于朕，绝没有忍心排斥朕的道理；何况只凭毫无根据的流言，不察明真假，便肆意诬蔑，敢于做悖逆之事，这还可以说是有人心吗！他既然知道君臣的关系感情如同父子，如今有人诬说曾静的父亲盗取名声，捏造曾静的母亲有淫乱行为，曾静听到后，难道忍心不替他们辨明吗？难道忍心不察看这些话的真假吗？还是根本不问真假，就立即把他的父母丑诋辱骂，还著书立说加以传播吗！他声称往来的奸党散布流言，自己受到煽动迷惑。那些奸党被发配后往来的地方，不只湖南一省；山西地方难道没有这种逆党散布的流言吗？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被他们摇动煽惑。唯独湖南像曾静这样的奸民，一听到奸徒的虚妄言语，就生出叛逆之心，难道不是他们的本性与众不同吗！而且“扶助我便奉他为君主，虐待我便视他为仇敌”这句话，也不是正当的论说。君臣、父子都是人类的大伦，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儿子也不能不顺从父母；即使君主不抚恤他的百姓，百姓也不能不拥戴君主。所谓“扶助我便奉他为君主，虐待我便视他为仇敌”，君主用这句话自我警戒还可以；如果是良民，必定不忍怀有这种心思，只有奸民才会借这句话为自己辩解。然而人即使非常不善，也绝不会把抚恤说成虐待；朕对湖广已经确实尽到了抚民之道，却没想到曾静等人仍然把朕视作仇敌。至于曾静受到华夷之辨的蛊惑，这大概是因为过去历代君主不能使中外统一，自己制造了此疆彼界的观念。朕读《洪武宝训》，看到明太祖时时把防备百姓、防备边疆放在心上。明太祖原本是因为元末奸民起事，担心有人沿袭他们的旧法，所以急切防范百姓中的奸邪；又因为他的威势和德行不足以安抚、统治蒙古民众，所以小心戒备边患。然而整个明代屡屡受到蒙古侵扰，耗费了数万万百姓的民脂民膏，使中国因此疲敝。而灭亡明朝的，正是流民李自成。自古圣人感化人的方法，只有一个“诚”字；如果存有笼络、防范的成见，就不是诚。我用不诚实的态度对待人，人也会用不诚实来回应我，这是一定的情理。因此明代君主先有猜疑百姓的心，不能把君民视为一体，又怎么能得到百姓心悦诚服的效果呢！他们先有畏惧蒙古的意念，不能把蒙古视为一家，又怎么能形成中外一统的格局呢！当时虽然也有蒙古人进入中国，但都是闲散而不足计数的人罢了。如果因此就说蒙古人臣服于中国，那么当时也有中国人进入蒙古，难道也可以说中国曾经臣服于蒙古吗？至于我朝兴起于东海，本来就不是蒙古人。假如明代君主果真能够用至诚之道统御天下，使我朝真心归服，那么我朝进入中国并取代明朝，也仍然摆脱不了篡夺之名。可是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逐渐昌盛强大；明代自万历、天启以后逐渐衰微灭亡。明代早已不是我朝的敌手，它是自己把天下丢给了流民；上天眷顾我朝，使我朝成为中国的君主。世祖君临天下，圣祖使太平之治不断兴盛、恩泽屡次普及，统一了蒙古和中国的盛大局面，连东南极边的番彝各部也都归入版图。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的疆域，到今天才得到开拓扩展。凡是天下百姓都应当庆幸，哪里还有什么中外、华夷之分可以谈呢！曾静有什么辩解？把实情逐一供说出来。钦此。曾静供称：罪大滔天的重犯我身处山野、无知无识，对于人事没有一件真正通晓；自从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等待死罪罢了，还有什么话可以分辩呢？如今承受深厚高大的恩典，又降下谕旨来询问。反复仔细阅读，字字句句都是古代圣贤从未阐发过的道理，义理深奥精博，已经达到最深最极之处。像我这样罪大滔天的重犯，实在没有一句话能够分辩、解释而求得免罪，只能自己反省当初狂妄举动的念头，处处都是因为不知道圣德高深，错误地执信了别人的话而产生的。想到人的五伦，虽然有与人相合、与天相合的区别，其实都本源于天，并由人的本性具备，所以圣人称它为天下共同的正道。正因为称为共同的正道，所以贯通古今、遍及四海而没有不同。五伦之中，又只有君臣、父子最为重要。君臣关系虽由义产生，是人与人相合；父子关系虽由仁产生，是天然相合。其实君臣之伦远大于父子之亲。因为父亲对于儿子，他的尊贵只在儿子一人之上；君主却是天下万物共同的大父母，他的尊贵与上天相配，居于万物之上，所以五伦以君臣为首。至于处理这种关系，君臣双方各有理所当然、各自尽职的道理，本来并不是互相有所期待。

译君主的职责，是把自己看作承受天命的人，所以对于一切寒暑变化和怨声叹息都不屑于计较；做臣子、做百姓的，自己生命的生死全由君主命令，不敢因为个人怨恨而产生怨怼、叛逆之心。虽然圣人说过：“君主按照礼来役使臣子，臣子用忠心来侍奉君主。”两边分开来说，其实并不是互相有所期待。臣子忠于君主，是天命自然如此，并不是因为君主按照礼来役使臣子，臣子才可以用忠心事君，所以朱子注释说：“这两件事都是理所当然，只是各自愿意尽到自己的本分罢了。”仔细体会“理所当然”这四个字，就能看出臣子忠君原本出于天命，并不是为了报答君主的恩惠。君主给臣子恩惠，臣子固然应当忠君；即使君主不给臣子恩惠，臣子也同样应当忠君。正如皇上谕旨所说：“父亲即使不慈爱儿子，儿子也不能不顺从父母；君主即使不抚恤百姓，百姓也不能不拥戴君主。”臣子忠君，是天命所规定的当然原则，是本性自然如此，哪里能计算君主恩惠的轻重呢！请看文王遭逢纣王昏乱，仍不改变谨慎恭敬、恭顺服事的节操，圣人称赞他具有最高的德行。曾子作《大学》传，解释“止于至善”一章时，引用文王作为榜样，认为这是止于善的最高境界，说：“做人臣的，应止于敬。”而不提汤王、武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谕旨说“扶助我便奉他为君主，虐待我便视他为仇敌”不是正当的论说，正符合文王、孔子、曾子的旨意。因为“扶助我便奉他为君主，虐待我便视他为仇敌”，是武王将要讨伐纣王、誓师时所说的权宜之辞。汤王、武王的行为，本来不是圣人愿意做的，只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追究到底仍然符合义理罢了。那绝不是他们所乐意做的事，也不能作为天下后世效法的准则。所以必须有汤王、武王那样最高的德行和深厚的仁慈，又遇到桀、纣那样昏乱失德的君主；即使是汤、武遇到桀、纣，也还要观察天命、验证民心，才可以实行。然而在圣人心中，终究是不满意的，终究免不了以此为惭愧，哪里是后世王莽、曹操等人所能借口的呢！圣人处在这种情势下，只是因为常道走到这里已经断绝，按道理和形势不得不改变，所以根据时势和处境加以裁断，不得已而成为古今通行的义理，以延续天理罢了。因此，这种道理不是大圣人不能运用。正因为如此，圣人才说“不可轻易把权变之道传给人”，把这个道理悬置在天地之间，不敢轻易许给任何人。如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加以剖析说明，推演出这个道理，同时使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听到前所未闻的道理，这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因此回想我皇上像爱护子女一样惠爱天下百姓，遍及六合都是如此；所以安抚我等百姓，本来不分山西、湖广。只是山西民风淳厚善良，湖广民俗浮薄强悍，皇上几次劳烦圣心，多次施降皇恩，来尽到“扶助我”的道理。如今圣德谦逊而光明，圣教真诚笃实，深厚仁慈的恩泽，却把美德归于圣祖。在这里可以看出，湖南百姓不但沐浴我皇上的深恩，应当想到忠诚顺服、侍奉君上；即使推想圣祖的最高德行，也无不应当竭尽诚心、尽到本分来竭尽忠诚。何况百姓做人应当守身正义，处在君主覆盖保护之下，既吃着君主赐予的食物、踏着君主的土地，君主即使不抚恤百姓，百姓也不能不仰望拥戴君主呢！想到这里，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偿还凌迟万剐的罪过，还有什么话可以解脱呢！况且我既然知道感念圣祖的深恩，服丧尽哀，难道独独不会把圣祖的大德推及我皇上，从而想到忠、孝、顺从吗？如今皇上明白诘问到这一点，即使木石也应当动心，何况我这身上带有血气的人，岂有不肝肠寸断、流泪痛哭的吗！所痛恨的，只是因为我自居山野，我皇上登极初年，伟大的恩德还没有普遍施及，我便先听信了奸邪之言；这些话一再传来，于是逐步产生了疑心。正因为心中存有雍正元年流传的诽谤，所以后来听到的谣言才能进入耳中。而奸党造谣诽谤的主要内容，都是把圣祖皇帝当作仇人、敌人。以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当时对君父之伦的看重，又痛切地感受圣祖皇帝四十多年的抚恤安抚之恩，格外看重这一道理，不知不觉深入骨髓，只想着向圣祖报效，想做圣祖皇帝的忠民义士；按照义理，本来应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赴死，因此妄自萌生了悖逆念头，甘愿遭受灭族之诛也不推辞罢了。即使说我是受了吕留良悖逆言论的迷惑，在当时也还只是第二、第三层的原因。逆书虽然有那些说法，但也是因为看重君父之伦，所以用这些话来劝说岳钟琪。其实更多是因为感念圣祖皇帝深厚的恩德而产生念头，所以圣祖去世时，我服丧尽哀，完全出于至性。当时悲痛思念，竟然到了不堪面对别人的地步，常常暗中流泪、擦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本来无意让人知道，因为我认为忠孝是读书人的本分，是每个人自己应尽的道理，哪里敢希望别人知道呢！一旦产生让人知道的念头，就成了虚伪，还能算忠孝吗！以前的供词之所以说到这里，只是因为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犯下如此大罪，内心的真实情由不容易明白，所以借此作为证据罢了。其实当时满腔赤诚真挚的心意还没有说出来。因此，当时并不是我完全死心塌地，只是诬陷之言的毒害大多切中圣祖皇帝。哪里想到我皇上具有大孝大德，与圣祖皇帝同德同体，而且更加光大呢！假如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因为毫无根据的流言，不察真假，竟任凭自己肆意诬蔑；按照君臣之义、感情如同父子之亲来衡量，那个人如果诬说我父亲盗取名声，捏造我母亲有淫乱行为，我在感情上一定不能安然，必定要查察并为他们辩护、掩护；可是对于诬蔑我皇上的话，却立即相信为事实，漠然不加查察，这与父子之情相比较，差距实在太远，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确实无从逃脱万死之罪。但我当初狂妄举动、轻率行动，把那些话误信为事实，也是因为圣祖皇帝的恩德深入人心，百姓无不希望圣子圣孙继承他的统绪。当时我心里所期望的是：处在今天，即使皇上偶尔有德行不及圣祖之处，民间也一定会替皇上掩护，不忍宣扬。

译如今听到的流言是这样，而且还认为这些话出自京城往来道路上的人，并不是民间首先传起的，于是妄自怀疑圣祖皇帝既然不是有仇于人的人，而今天听到的事情又如此，必定另有原因。何况天子本来是四海共同的君主，人们只有爱戴、歌颂、赞扬，谁会甘愿做坏人而肯造谣讥诽呢！因此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当时一方面是因为从未经历世路的险恶，不懂得人情中竟有这种变化欺诈；二方面是因为从未到过京师，不知道奸党竟如此阴险狠毒；三方面是因为圣德高深，而湖山相隔万里，不能突然听闻。这三件事我都不了解，因而使诬陷和流言得以扰乱我的听闻。何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等奸党在民间流传的言论，本来就不止一处一种。除了发配广西的，还有改换姓名、隐匿行迹、借游学为名的人；他们诋毁诬蔑圣德的话，多是通过谈论文章、议论学问而传入。山野中的微贱之人，怎么能窥知其中底细？因此不知不觉就被摇动、迷惑、煽动了。奸党被发配后，经过的省、郡很多，不只湖南一省；山西地方难道没有这种逆党的流言吗？只是不能迷惑人们的听闻，唯独湖南奸民一听到虚妄言语，就生出叛逆之心。奸人有意造谣，往往乘人对事实空虚而避开真实，因为虚假的话容易被我说进去，真实的事实却容易识破。所以他们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播，是因为山西、河南等省距离京城近，往来的人多，皇上最高的德行和声望人人都熟悉，百姓心中有真实依据、有主见。唯独湖南距离京城远，往来的人少，皇上最高的德行和声望还没有普遍传达，山野中知道的人少，心里空虚而容易受迷惑。这不是山西和湖南的百姓本性完全不同，实在是因为所处的地方不同。至于谕旨把华夷之辨追溯到过去历代君主不能统一中外，自己制造此疆彼界的观念；又说明太祖因为元末奸民起事，担心有人沿袭他们的旧法，所以急切防范百姓中的奸邪；因为他的威德不足以安抚统治蒙古民众，所以小心防备边患；既然先有猜疑百姓的心，不能把百姓视为一体，又怎么能取得百姓心悦诚服的效果？先有畏惧、戒备蒙古的念头，不能把蒙古视为一家，又怎么能形成中外一统的制度？皇上的话真是伟大啊！既与天地同为一体，又与天地共同发挥作用。天是多么深厚肃穆，而我皇上与它相配，没有显出不足；我皇上承当天命，而上天使其德性完整，也没有显出有余。何况皇上看透汉、唐、宋、明许多英明君主隐秘曲折的作用，简直如同看小儿游戏。不只是德量像天一样广大，公正之心达到极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达到极处。这种境界，是自古帝王很少达到的；这种议论，也是古代圣人从未阐发的。若不是我皇上亲身经历达到这种境界，怎么能辨析到如此极致，怎么能包容到如此广大，怎么能阐发到如此精微细密呢！何况又把感化人的道理总归于一个“诚”字，更充分显露了天体的伟大。因为只有上天最为真诚，正由于它最为真诚，所以覆盖包容万物而没有边界，一经感应便能相通。因此《中庸》谈“诚”，必定把它推究到上天；正因为诚能够合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与天没有不同。正是因此，我皇上统一蒙古、中国，成就自古未有的一统盛业，凡上天覆盖包容的地方都归入版图，凡属于百姓生计的，都应当庆幸，哪里还有华夷、中外的区别呢！道理达到最高处，施行达到极致，即使尧、舜再生，也不能再加一句赞语。而我皇上不但规模宏大深远，开创天下盛大的局面；而且道德广大，树立万世共同遵循的规范。君主不能修养自身、与上天相配，却强行区分中外华夷，到这里真是羞惭得无地自容了。何况那些欺骗世人、窃取名声，假借、盗用圣人言语的残余话头来混淆正统理学的人，难道不是严重违逆上天吗！到此更加确信我朝名分道义正当、德业隆盛，确实达到百姓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境界。真是盛大美好啊！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甘愿走上灭族的死罪之路而谋反呢？奉皇帝旨意审问曾静：你供称：“我身居山谷，皇上登极初年，伟大的恩德还没有普遍施及，便先听信了奸邪之言，于是一步步产生疑心；后来听到的谣传，都是把圣祖皇帝当作仇敌、敌人的事情。因为亲身受到圣祖皇帝四十多年的抚恤安抚之恩，想做忠民义士，所以妄自萌生悖逆念头，甘愿遭受灭族之诛。”自雍正元年以来，你听到逆党散布的讹传，说朕失德的事情已经传遍你的耳朵；阿其那贤能孝顺的名声，以及圣祖皇帝想把皇位传给允的事情，也传入你耳中。你既然感念圣祖皇帝的恩德，就把朕当成与你君父为敌的人；既然朕不能继承大统，那么你也应当劝说世受国恩的岳钟琪仰承先帝的意志，辅佐阿其那、允等继承先帝的基业。为什么竟然把叛逆之事煽动岳钟琪去做？何况你的逆书中分别华夷，直接把圣祖皇帝指为夷狄，你怎么还能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的抚恤安抚之恩，想做忠民义士呢？把实情供出来。曾静供称：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所作的狂妄悖逆之举，按罪论处，到处都是死罪，本来没有一线生机。若不是有大圣人在上，德量如同上天，精明如同太阳，怀着大公无私的胸襟，虚心体察，使我顽固悖逆的隐情全部暴露，即使把我碎尸、磨骨，也不足以偿还我自身所犯的重大罪过，还有什么话可以疏解呢！如今承受皇恩谕旨审问。以前供称自己受到圣祖皇帝四十余年的抚恤安抚之恩，想做忠民义士，那么就应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帝意志，辅佐阿其那、允等继承先帝基业，为什么竟然把叛逆之事煽动岳钟琪？何况逆书中分别华夷，直接把圣祖皇帝指为夷狄，怎么还能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的抚恤安抚之恩，想做忠民义士？如今追问到这里，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惶恐战栗，即使死一万次也无法逃罪！不但没有话可以仰答皇上的明察，即使自己追问自己，也已经没有话能够说通了。如今亲眼看到皇上德行的高深，达到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境界；感受皇恩浩荡，深入骨髓并融洽周遍。这正是我心悦诚服、痛悔当年狂妄悖逆举动的原因；我对阿其那、塞思黑、允等奸党造谣诽谤的人，痛恨到永远。

译然而如果不是我皇上德量如同上天、明察如同太阳，也只能杀掉我罢了，也只能把我凌迟罢了。如今承旨回答询问，我仿佛从肝中滴出每一个字、每一滴泪，实在没有半句话、一个字可以仰答皇上的明察；理屈辞穷，自知即使万死万剐也不能偿罪，只有惶恐战栗罢了。二十二、山西屡次出现吉祥征兆，湖南连年发生水灾，这些说明什么？奉皇帝旨意审问曾静：先前山西绅士百姓运送军前所需的骆驼鞍屉，自备车辆和骡马，不肯领取价钱，踊跃办理公事，争先恐后，朕已经把山西百姓的情形告诉你了。如今不到十天，山西保德州等地便出现庆云呈献的祥瑞。巡抚、学政、布政使三处的奏报已经送来，特意把奏折发给你看。朕从来不谈祥瑞，但天人相感的道理，确实比影子和回声还迅速。山西百姓怀有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心，所以连年丰收；如今又蒙上天特别赐予吉祥，以显示福佑万民的征象。由此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遭水灾，实在是因为民风浮薄，又有你和张熙等人心怀悖逆，致使乖戾之气上干天和。这个道理显明无疑。但朕德行浅薄，不能教化引导湖南百姓，也不能推辞自己的过失。你从今以后更应猛然醒悟，知道上天是不可欺骗的。你现在还要怨恨诽谤朕一人吗？曾静供称：自古所说圣王励精图治，虽然不谈祥瑞，但到了治理安定、功业成就之时，祥瑞自然会相应出现；一定要等祥瑞相应出现之后，才称得上治理安定、功业成就。这是《中庸》把学问的最高功效、圣人的神明事业，必定归结到“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上去的原因，确实是因为大君以自身与上天相配，他的精神运转与上天相通。君主的心能够与天心融通无间，并且完全符合，那么和气就会招致祥瑞，自然出现云彩、太阳光辉灿烂，文彩绚丽；并且河水清澈、海面安宁，万物顺利生长，百种福气一齐聚集。如果君主的心稍有一点与天心不相符合，那么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灾异，一切都反过来。这是大体上确定不变的道理。但其中也不能完全一概而论，还略有分别。因为有时君主尽到了自己的道，而臣民不能仰体君主的心意；这又是把君主视作上天、把君心视作天心，臣民的心不能仰体君心，就与天心相违，所以也会招致灾异。这就是天下各地吉祥与灾异不能完全相同的原因。恭敬地想，我皇上能够体察天心，能够符合天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及天下。其成效达到四海内外，物产丰足、百姓安康，人人歌颂教养之乐，受到礼乐陶冶，共同承受皇上的大化。只有圣上的心与天心合一，君主的德行与天德没有间隔，所以天和显现彩色，地灵降下祥瑞，大的如五星聚会、黄河变清，嘉谷、蓍草等祥瑞百种相继出现。我皇上使天人感应相合，成就自古未有的治理功业，以【原文疑误：此处文字严重乱码，无法确译】？至于最近山西省庆云捧日，外面环绕三重光环，光彩四射、文彩缤纷；而湖南数年歉收，旱灾水灾接连发生，灾异间或出现，这其中的道理又有什么不同呢？实在是因为山西省民心淳厚，知恩感戴，民心能够仰体君心；一切输诚奉公的事情，无不踊跃争先。所以在办理驼屉的事情时，上天降下祥瑞，以应合人心顺从。湖南虽然同样处在皇上的覆盖保护之下，但民俗浮薄，不能仰体我皇上的心意，皇上施恩却不把它当作恩，被受恩德却竟忘记恩德。加上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等人狂妄悖逆、丧失良心，不但不知道我皇上的大德与上天相合，竟还不能安分从业、顺从教化。这样，湖南百姓的心大多与我皇上的圣心相违。既然违背上天，所以厉气招致灾异，灾害才独独屡见于湖南。但这个道理有显有微，若不是我皇上精通性命之本源，平素能够默契于天，又能够与天合一，哪里能知道得这样深呢！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如今读了所报告的各种祥瑞奏折，并从我皇上询问的谕旨中观察其中道理，不但相信我皇上的最高德行毫无瑕疵，确实已经与上天合为一体。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恨不得插上翅膀飞遍各地，传播这些事实，忙于破除诬陷、消灭诽谤，哪里还有再被诬谤迷惑的道理！而且我又深深痛悔当年狂妄悖逆的举动，确实是得罪了上天；没想到今天承受上天一样广大君德的皇上，能够追究我获罪的原因，宽恕我到如此极大的程度。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从教化、乐于行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熟，这正是天人感应明显彰著的表现啊！奉皇帝旨意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虚伪，风俗浮薄，而督抚大臣又不能宣扬朕的威势和德行，教化引导愚民，以致风雨失时，灾害屡次发生。云贵总督鄂尔泰确实能够体察朕的心意，教养百姓；百姓民风淳厚，又能服从教化、乐于行善，因此感召天地和气。云南连续多年大丰收，贵州今年全省丰收，所产的嘉谷，一株多穗，穗子繁多，谷粒硕大，是历来从未见过的。现在把贵州巡抚张广泗的奏本，以及进献的嘉谷图样发给你看。天人感应的道理如此明显，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曾静供称：天人感应的道理，比影子和回声还迅速，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已经供说过了，不敢再重复。如今看贵州巡抚进献的祥瑞图，共有四十六种。稻谷、粟米的穗数很多，有一茎两穗直到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每穗有四五百粒到七百粒之多；粟米有的每穗长一尺八九寸到二尺多。这不只是我平生亲眼未见，实在是自古以来耳朵都未曾听闻。一定是贵州百姓受到圣人教化，改头换面、洗心革面，竭诚归向教化，和乐、富利，形成一团忠诚顺服、太平和谐之气；向上应合我皇上励精图治的苦心，对我皇上的大德无不沐浴，对最高教化无不通晓，遵循道德、整齐礼法的教化无不顺应。因此与云南、山西等省一样，都有尊敬君主、亲爱君上的诚心，向上感召天和；所以有时上天垂下天锦显示祥瑞，有时大地显出灵异呈现瑞兆。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唯独湖南虽然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处皇上覆盖保护之下，同受天地生成养育之恩，多年以来却屡见灾异，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因为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奸党诋毁诬蔑圣德，造谣惑乱，而湖南百姓无知轻信，妄以为我皇上的德行果真如奸人诽谤所说，各自心怀不平，怨恨叹息、议论上天，反而把数年的灾害说成是皇上德行有亏所致。

译哪里知道我皇上具有亘古未有的最高德行和深厚仁慈，却被湮没在偏远鄙陋之地，所以天上震怒，屡次显示灾异，来责备湖南百姓。湖南百姓却不知道反省，反而听信奸党的诽谤而怨恨君上，因此怨恨越深，灾害越严重。湖南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出现祥瑞，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其实相同，都是上天共同眷顾我皇上大德的结果。贵州、山西、云南等省出现祥瑞，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百姓能够仰体我皇上的大德，各自尽到忠顺的本分，安居乐业、顺从教化；皇上的至德畅达四方而没有阻隔，所以和气融通而能招致祥瑞。湖南多灾，是因为湖南百姓不能仰体我皇上的大德，胸中存有悖逆念头，不肯安业乐化；皇上的至德被湖山阻隔而多有郁结，所以乖戾之气闭塞而能招致灾害。所谓同样是上天眷顾我皇上的大德，实在是因为我皇上的大德亘古未有，所以既有这样的感应，也有那样的异象。如今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看到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人以及他们平日豢养的匪类所供述的诽谤议论，恰好与湖南百姓所听到的没有不同，由此可见奸党对上误害国家，对下残害百姓，蓄意狠毒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我皇上仁慈孝顺、诚敬达到极致，上能细察于天，平素又得到祖先认可，能够感通天地、默默得到助佑，哪里能使各个奸党全部败露，使罪恶行迹暴露得如此明显！而我皇上的大德反而因此更加光明显赫，光耀中天。所谓“孔仲尼如同日月，人即使想自行断绝与日月的关系，对日月又有什么损伤呢！”这个道理到了今天更加得到验证。我到此确实相信我皇上的德行超越古今，与上天、与圣祖皇帝合为一体，虽说是一而二、二而一，却没有丝毫彼此之分；所以才能被圣祖深深爱护，被上天眷顾，而天理如此响应，报应验证也如此明显。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究竟是礼乐制度遭逢厄运的灾异，还是文明光华昌盛的祥瑞？奉皇帝旨意审问曾静：你从前的逆书中说：“如今正值斯文遭逢厄运，所以孔庙被焚毁。”现在据督修孔庙工程的通政使留保奏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时，正是在孔庙大成殿上大梁的前二日，庆云出现在曲阜县。形状像灵芝花和彩凤，五色绚丽，正南、东、西三面环拱着太阳，面向朝阳，时间越久越加绚烂。众人都亲眼看见，无不称庆。”现将留保所奏的折子和庆云图发给你看，这究竟是斯文遭逢厄运的灾异，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你现在又怎么说？曾静供称：道存在于天下，本来没有地方不存在，也没有人不具备；只是一般百姓受到禀赋气质的拘束、物欲谷利的蒙蔽，所以有道却不能合乎道而行，具备道却不能真正看见自己所具备的道。因此，具有聪明睿智资质、禀性清明、义理明白，能够生而知之、安然实行的人，千万人中也难见一个，甚至数千年也难遇一个。然而一旦出现这样的人，上天必定命他做亿万百姓的君主和老师，这就是所谓“赋予聪明，使他成为天下君主；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又说：“上天降生百姓，为他们立君，为他们立师。”所以君与师本来属于同一道，并没有分歧。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时代只有君主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师”的名号，大概是因为君主的职责本来兼有老师的职责。到了春秋战国，二帝三王的道统衰歇，当时有孔子这样生知安行的圣人，却困厄在下位；当时仁义之风衰微，功利习气兴盛。一时那些追求功名的人认为，治理天下另有一套权谋术数之学。于是众人把孔子单独指为师道，而谈论君主德行的人，看到这一点便与那一点分开。孔子所说的仁义道德，往往被搁置而无人讲论。历经汉、唐直到明朝，两千多年，孔子的道统晦暗阻塞，没有人能够真正阐明并实行。孔子的道统既不明白也不能实行，又怎么能希望有虞、夏、商、周那样的治理成效呢！只有我朝圣祖皇帝得到尧、舜、孔子的心传，所以六十多年间，深厚仁慈的恩泽遍及四海内外，已经可以与虞、夏、商、周相媲美。我皇上具有上天赋予的聪明和生知安行的资质，又加上早年潜邸四十余年研习深味道理的功夫，对于尧、舜、孔子的道，结合圣祖家学的精髓，早已集其大成。不但与尧、舜、孔子的心传没有二致，而且在圣祖一切政治成就的基础上更加光大。这就是天人感应，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不可信验的原因。因为有亘古未有的道德，自然能成就亘古未有的治功；有亘古未有的治功，才能具备古来未曾具备的吉祥征兆，这是贯通一致而不可改变的道理。如今山东孔庙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庆云五彩环绕太阳，光华融洽地显现在曲阜县，这大概是因为孔子的圣德完整地凝聚为一团天理，孔子的心就是天心。如今圣心与孔子之心合一，也就是与天心合一。祥瑞出现在曲阜，恰逢修建圣庙之时，是上天嘉许圣心与孔子之心合一的地方；与泛泛出现在云贵、山西等省相比，这份庆幸更大，皇上盛德与孔子相合、感通上天的程度也更加极致。这正是一个前所未有、文明光华极其昌盛的时代，是百姓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境遇。我这个罪大滔天的重犯从前无知，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所以受流言摇惑，竟说出这种万剐之罪，后悔也来不及了。如今既然身为有生命的人，承受教化，处在天高地厚的恩德之中，亲自验证而知道得比别人更深，相信得比别人更坚定，到此只有尊敬、亲近、爱戴皇上，传播称颂皇上自古未有的文明光华、圣德神功罢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曾静供词五条 一、皇上继承帝位以来，是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还是四时失调、五谷收成很少？

译问曾静：你书中说：“五六年以内，四时寒暑失去次序，五谷耕种收成很少，经常下雨、经常干旱；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吴、楚、蜀、粤各地不断听到旱灾水灾。”皇上继承帝位以来，阴阳调和顺畅，风雨按时而适宜，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各省之中偶尔有几个州县旱涝不均，朝廷便拨发国库钱粮赈济，百姓都获得保全安定。如今你所说的四时失序、五谷收成少，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地？你说吴、楚、蜀、粤到处旱涝，确实见到了什么事实？至于荆、襄、岳、常等地，有你这样狂妄悖逆、作乱的人潜伏藏匿其中，秉受幽暗险恶、乖张暴戾之气，以扰乱天道常规为心愿，以抛弃人伦为志向，自然会使江水泛滥上涨，向一方百姓显示警戒。灾祸的到来，实在是由你一人造成的。你知道吗？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曾静供称：这是罪大恶极、罪名弥天的重犯，偏居山谷，正如坐在井里议论天一样，不知道天地之间竟有这样广大；只偶然见到一处发生旱涝，便以为旱涝是常事，却不知道四时调和、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不旱不涝的地方，遍地都是。当时正是因为没有掌握事情的真实情况，根本原因在于见识狭小、不通晓世事。况且当时确实不知道皇上深居九重，却把民间疾苦看得如同赤子一样，一遇偶然的旱涝灾害，立即动用国帑赈济灾民，并且免除他们的赋税供给。罪名弥天的重犯今日才知道圣恩深厚，即使尧、舜也不过如此；所以自己愚昧顽钝、无知无识的罪过，实在甘愿承受。一个百姓狂妄悖逆，就足以招致灾祸；这道理，不是精通天人关系的人不能明白。罪名弥天的重犯听到这些话，顿时像从大梦中刚刚醒来一样，即使早晨听到真理、晚上死去，也确实感到幸运。二、雍正皇帝究竟是励精图治、爱护抚养百姓，还是像谣言所说的那样虐待百姓？问曾静：你在书中说过“抚养我就是君主，虐待我就是仇敌”等话。皇上日夜勤勉，努力求得治理国家，对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没有一刻不放在心上，对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周详完备。多年以来屡次大施恩泽，天下海内的百姓没有不普遍受到恩惠的。对旧日拖欠的钱粮，免除的将近千万；江浙等地的浮粮，每年减免六十多万；至于赈济抚恤、蠲免和豁免等事项，数额更是很多。南北黄河、运河的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垦稻田、考察官吏、安定百姓、平息盗贼、铲除奸邪，所有这些实心实意的政务，皇上从早到晚忙碌不休。他之所以抚养天下百姓，确实是真诚地求得养育他们，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抚养百姓的用心已经到了极致。海内外没有不深深感戴君主的。如今你不认为这是抚养，反而认为是虐待；不认为皇上是君主，反而认为是仇敌。你究竟是什么心肠？而且，所谓虐待百姓，具体是指什么事？你把亲眼所见的实情说出来。曾静供称：皇上的至高德行和深厚仁慈，遍及天下海内外；他对待百姓的用心，可以说是亘古以来很少有能相比的。罪名弥天的重犯住在远方，不通晓世事，也不知道皇上恩德的广大深厚，只看见太平日子久了，人口越来越多；远方百姓中，富人田地很多，而贫民有的甚至没有田地。皇上多年以来大施恩泽，免除旧欠、减免浮粮，动辄计算到几百万人，扶助养育百姓并不是没有做到极致；但是只有田产的人，充分享受了这些恩惠，而没有田产的人，大多因感到雨露分配不均而心怀遗憾。直到去年到了省城、今年来到京城，才知道皇上有许多爱护养育百姓的善政，有许多扶助安抚、筹划经营的措施；皇上端坐深宫，却忧虑勤劳、警惕自持，没有一件事不周到，没有一处细微之处不到，而且无时无刻不把天下百姓放在心上。功德明明白白地呈现在眼前，传颂之声轰然充满耳边。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贤德的君主用心施惠于民，被称为元后，被歌颂为父母，记载在史册中，流传于经典里；拿今天与古代相比，实在少有听闻。因此今天海内外的人共同深深感戴君主。像罪名弥天的重犯这样疯狂诋毁、这样冒犯皇上，皇上仍有许多钦恤，许多宽仁，恩惠频频施加，使我惭愧悔恨；这种感受，简直不亚于天地般深重。这样看来，天下如此广大，四海九州如此辽阔，没有一丝一毫、没有一物不在皇上的涵养化育之中，那就更不用说了。罪名弥天的重犯先前之所以不认为皇上是在抚养百姓，反而认为是在虐待百姓，总是因为被谣言蒙蔽隔绝，于是使皇帝的德行难以被人知晓；享受皇上力量所带来的一切的人忘记了这种力量，就像王道与天同在，受到它教化的人反而不知道自己正受到教化一样。三、皇上调拨粮食，究竟是为了平抑物价，还是为了倒卖粮食、从中做生意？问曾静：根据你在湖南的供词，你说过“皇帝派人从四川贩米到江南苏州发卖”，又说过“在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话。卖米这件事，是外省督抚上奏请求的：江浙一带人口多、米价贵，请求动用国帑，在产米省份收购粮食，运输到江浙平价出售，以救济百姓的粮食需求。这是古人调运粮食的办法；而且运到的米石，都是减价卖给百姓，连正项钱粮还会有所亏折。怎么能说这是贩卖米粮、争夺小民的利益呢？至于水银的事，是因为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亏空库帑，无法如数交还。署理巡抚石礼哈上奏说，金世扬曾动用国帑收贮水银，可以变卖折价来补足公款。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命令在广东发卖，这是为了保全金世扬的身家性命，实在是皇上宽大仁厚的特别恩典。你怎么能说这是争夺百姓的利益呢？不过这两件事都有各自的原因，你是在哪里听来的？必须把传说此事的人供出来。曾静供称：罪名弥天的重犯当时对这些事情都不了解，不知道皇上神奇的作为和高妙的筹划。从四川贩米到江南苏州发卖的事，是那些往来搬家到四川的百姓回来后传说的；在广东发卖水银，是因为经过广东前往永兴县时听到的。罪名弥天的重犯是永兴县人，虽然住处离县城有一百几十里，但乡间常有人往来县城，所以传出了这种说法，并不是从远方人那里听来的。哪里知道卖米是把此处的粮食调到彼处，调剂盈缺、救济不足，是圣人调节成就、辅佐天地的作为；平粜和减价出售，更是对所有百姓一视同仁、使万物各得其所的筹划。至于变卖水银以补足公款，则是体恤群臣，使他们不触犯法律而事情又能办成，也可以看出天地包容弘大的气量：让事物依靠各自的条件发挥作用，却不伤害其中的道理。这些都是帝王筹划权衡的事情，小民不知道皇上的苦心，于是妄加传说，说成卖米、卖水银。罪名弥天的重犯当时不知道皇上考虑得深远高明，便错误地相信这是争夺百姓利益，却不知道这正是最大限度地便利百姓。诬蔑皇上的罪过，怎么逃得掉！

译四、雍正皇帝究竟是具有好生之德，还是把人命视同草芥、滥杀无辜？问曾静：你在湖南的供词中说过“极其喜欢杀人，京城人人恐惧”等话。皇上如同上天一样具有好生之德，自即位以来，凡是怜悯体恤民命的案件，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仅从今年四月十一日以后，现有督抚和刑部拟定的案件，就包括云南黑夜杀害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殴打伤害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不知情的奸妇刘氏一案；安庆误伤兄长郭国正致死一案；浙江误伤妻子曹道生致死一案；山西父亲替儿子自首的劫盗查声闻一案。凡有一线生机的，都命九卿详细审议，从宽减等。又如逃跑、放纵窃盗赵玉等一案，私自铸造钱币的张仙等一案，有的因为愚民不知道新定条例，有的因为情节罪责稍轻，全都从宽处理。至于共同殴打庶母的曹某一案，因为情节和罪责还不算最重，不忍心处以极刑，命令确实查明后再议定。朝廷大臣所议定的，如捕役治罪条例、以符咒作奸条例，也都因为还没有议定并通行晓谕，便给他们遵守奉行的期限，命刑部另行详细议定。这几天之内已经定谳的案件都在这里，你可以逐件拿去仔细查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难道曾静还没有到来以前，皇上就预先知道你会来，特意为此详细审理刑案，以显示宽大恩典吗？这些纷纷传说所谓“极其喜欢杀人”，究竟确有谁被冤杀？究竟在何年何月何日滥杀过一个人？又是谁传播的？你必须一一据实说来。曾静供称：罪名弥天的重犯起初因为不懂人情世故，错误地听信谣言，疯狂悖逆，因而陷入极其严重的罪行。从事情败露到长沙，直到现在已经大半年了；我旁听市井中对皇上的颂扬，亲眼看到了当世的美善，才知道圣德深沉广大，光辉遍及四方，本来没有丝毫瑕疵，早已为天下人共同敬仰。来到京城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痛悔流泪，惶恐惭愧、战栗不安，不仅没有脸面见人，而且无处容身；再加上皇恩屡次降临，更觉得所受恩典越重，自己的罪过也越深。古今以来，哪里有这样的圣明天子，抚慰安定天下，甚至施恩于像禽兽都不如的重罪犯呢？又蒙皇上降旨询问，本月十一日，大人奉承旨意，恭敬捧出皇上批给九卿关于民间重大案件和国家法典条例的批示。罪名弥天的重犯跪伏在台阶前，恭敬诵读，感激佩服，不觉惊慌恐惧、汗流浃背。虽然不能仰测皇上深远的思虑，但那种体察上天、爱惜生命的德行，以及焦虑操劳、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都充分显现在御批之中，实在足以使人感动流泪、无穷无尽。比如云南上奏的黑夜杀人案，把主谋、起意杀人的罪责归到八十二岁的老妇人何氏身上，拟判斩刑；又把她的儿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作为同谋并有帮助行为，拟判绞刑。大概妇人的丈夫已经去世，按义理应当听从儿子；何汪为什么不劝阻母亲，反而轻率地听从八十多岁的老母去杀人？而且开头是他动手将人打伤，何汪已有明确供词，似乎很难再牵连别人拟罪抵命；至于在黑夜抱草焚烧尸体，更不是八十多岁的妇人所能做到的。如今判何氏斩刑，又判三个儿子绞刑，似乎伤害的人命太多了。又如广东殴打服叔致伤一案，这是因为争夺祭田，县里判给银子和田地，但双方都没有交割清楚；谢日习又不应当拿着棍子到谢伯逵门前辱骂。至于平日行为越分、无礼，强悍殴打尊长而致死的人，毕竟与此不同。又如江西不知情的奸妇一案，通奸在前，谋杀在后，这两件事并不相干。光离开居所已经多年，刘氏夫妻之间的关系并未断绝，而且还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她怎么肯抛弃丈夫而跟随奸夫呢？法律所说的“奸夫自行杀死其丈夫，奸妇即使不知情，也判绞刑并监候”这一条，是针对通奸之时的情形而言，并不是像刘氏这样已经分居多年、此时根本没有萌发奸情。以上三案，都是皇上洞察隐微、照察民间隐情，所以不肯依照原拟判决，而命九卿议奏。又如江西误伤兄长致死一案，郭国正、郭国宾兄弟关系一向和睦，素来没有嫌隙，只因催收丁钱这样的小事不合心意而产生怨恨。先是郭国宾用酒壶投掷郭国正但没有打中，郭国正拾起原来的酒壶反击郭国宾，以致他死亡；起初并没有蓄意杀兄，也不是持凶器上前连续殴打致死，所以改判为斩刑监候。又如曹道生的妻子汪氏不守妇道，丈夫向她要茶，她不给；丈夫责备她，她也不接受，反而捡起石头还击，并用头撞丈夫。曹道生气愤之下，拿柴片连续殴打，导致她死亡。这是汪氏自己失去了三纲大义，并不是她本来没有过错、而曹道生有意要杀她，按律应拟绞刑。皇上从宽处理，只令枷责完结；这不但使夫妇之间的义理得到端正，也更显出皇上钦恤民命的恩典不断加重。又如查声闻虽是盗贼首领，但并非本来就想行劫，而是误听李瞎子的话，意在焚毁契券，以图重新占有财产。这是愚昧百姓无知，情理上有可原之处，所以他的父亲一代为首出面自首，皇上怜悯之心深切，便有意准许按照原例从宽免死。这些都是留有一线生机，皇上不忍把他们置于死地。又如赵玉、田群、刘五因犯盗罪被监禁后逃跑、纵容逃跑，按条例本应加倍治罪。皇上考虑到他们本来只是行窃的愚人，未必知道逃跑会加倍治罪的条例，所以仍按原来拟定的罪名处理；并且命刑部通知天下衙门，把新例张贴在监门处，使犯罪囚徒一入监就知道。又如私自铸造钱币，按律应斩立决。张仙等人私铸钱币，皇上明察出张仙原以制造、贩卖铜器为业，因为禁止黄铜器皿，才把存下的铜私自铸成钱币；他的罪行与公开经营私铸的人有所不同，命改判斩刑监候，秋后处决。这不仅是对百姓性命的钦恤已经达到极致，也区分百姓犯法在公私情形上的细微差别，所谓像抽茧剥丝、辨析牛毛那样精细，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译又如曹某与人共同殴打庶母，按律拟判凌迟，似乎也应当治罪。皇上的御批却说：当孙氏挑唆曹霍柽共同殴打狄氏时，曹某起初并不在旁，是孙氏派婢女小春把他叫来；曹某听从父母的命令，帮助殴打狄氏，而狄氏到第九天才死亡，所以曹某虽然实施了殴打，原本并没有致人死亡的意图。曹某着改判斩刑监候，秋后处决。原来案卷中有“孙氏派婢女小春去叫曹某”一句，皇上就从这一句话推究原委、曲加体谅，恰好符合实情，恰好切合案情。我皇上的神明洞察，细微之处无不照见，竟然精细到了这种程度。又如周元伯与周见南比邻而居，因为舂米争用碓而互相辱骂，周见南于是被周元伯殴打致伤。刑部议定应斩立决，皇上下旨交九卿议奏，不忍立即照议办理。由此看来，皇上抚育天下百姓，完全凭借道义，并没有一点拘泥于法律条文的痕迹。道义没有固定形式，会随时随地变化运用；若不是大圣人的思虑精微、聪明天纵，就不能这样运用。法律虽然出自道义，但一旦落到法律条文上，就容易拘泥执滞，不能灵活变通。所以先儒说，三代用道治理天下，后世用法律把持天下。后世的贤君，如汉文帝、汉景帝，算得上贤明；但文帝、景帝得到黄老之术后，完全依靠法令，所以黄老之治虽称为清静，后来却流于残酷刻薄。比如犯了死罪的人，依法就用死刑抵偿，根本不肯在案情中用心推究、曲加体谅其导致犯罪和死亡的原因；天下的事情一来，统统用现成的法律和惯例裁断，所以才能做到清静无为。哪里像皇上仁心真挚深切，把全部精神都用在百姓身上，早起晚睡、废寝忘食，极其操劳勤勉；其中有多少斟酌裁制、权衡时宜、恰当处置的大用，卓然与尧、舜、禹、汤归于一致。又如御批所说的捕役治罪条例、符咒作奸条例，都必须向天下通行晓谕，并给人遵守奉行的期限。凡是改定的法律条文，都宽限期限，务必让家家户户都知道；这样之后仍有不遵教令的人，再加以严惩，才不算冤枉。如今法司重新制定律例，却不给出遵行期限，那么无知的人因为不知道而冒昧触犯重罪，这就叫不先教导便杀人，内心难道忍得下吗？读到这里，便觉得皇上对百姓隐患的深切关怀，比文王视民如伤还要更加深切、更加笃厚，唯恐百姓因为无知而自行陷入法网，这就是上天之心。皇上居于深宫，心体浑然与上天相同；上天的元气流行，贯通四时，所以即使到了秋天肃杀之时，其中也从未没有春天生发的契机。皇上施用刑罚时，也有许多宽仁慈惠的苦心贯穿其中。因此，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许多善政善教，用来改变百姓的恶行，使他们转向善良；万一偶然陷入刑法，皇上体恤、宽宥他们，也没有一处不做到极致。仅从今年四月十一日以后这几天略举的几件事来看，无不体现出‘深厚真挚的仁德’。何况在这以前，不知道还有几万几千件；皇上筹划裁制、神妙运用而不合常情、常人无法知道的事情，又不知有几万几千件。由此看来，皇上好生的德行广泛施及天下海内外，确实难以数计。况且皇上在勤劳治理百姓的同时，敬畏上天的心意也没有一时懈怠、一时疏忽。比如御批衍圣公孔传铎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奏贺瑞芝本章，哪怕一个字用得不妥、一个义理不恰当，也都不予接受，绝不肯把臣工颂扬的话轻轻放过。皇上颁布的圣谕说：‘我侍奉上天，也如同臣子侍奉君主一样。臣子看待君主，认为君主处在九重之尊；而人君看待上天，彼此尊卑相隔的程度，又不只是九重而已。假如属员歌颂上官，称上官为“上天所崇奉”，或者称“福气与君主相齐”，作为上官的人能够安心接受而不战栗吗？如今把“效灵齐天”等话写入奏章，其背理亵慢神明，与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仔细体会这段话，皇上虽然德行崇高、内心谦逊而自我修饰，但其中所说的道理正大、义理正确，精当、真实、透彻，达到自古圣明君主很少达到的境界，自然应当永远成为万世遵循的准则。况且皇上敬德到了极致，心思细密到了极点，一个字的讹误或脱落，都能被皇上的睿智洞察。比如李凤翥贺本中把‘赉’字误写成‘赍’字；总督示其倬题参蔡国骏的本章中，案卷有‘勒索官兵饷银二三两’一句，却脱落了‘两’字；这些文字经过多少衙门核对，多少大臣用心审阅，仍然没有发现，到如今全都被皇上摘出并指出。自古帝王每天要处理万般政务，大多听任内阁分掌办理；即使阅读臣工的奏章，也只看贴黄，贴黄尚且担心不能周全，哪里还有时间顾及案呈！何况案呈已经经过许多官员查阅，仍然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皇上却能知道吗？仅从这一点，不但可以看出皇上留心国政到了极其周密的程度，抚育百姓极其辛劳困苦，也可以看出圣学中以敬为主的纯粹境界。所谓敬，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苟且，没有一件事轻率忽略，精神集中到极点，心思细密到极点，没有什么不精细，没有什么不详尽而已。所以帝尧被称为圣人，把敬慎修德放在首位；孔圣人修养自己，以持守敬意为根本；《中庸》把学问修养归结到极致，也说‘以笃厚恭敬的态度修身，天下就会太平’。如今皇上细密周详到了这种程度，正所谓‘先圣后圣，准则相同、符契相合’。罪名弥天的重犯只是山野间庸陋鄙俗的人，毫无知识，哪里能够仰测天地之广大！但今天蒙皇上下旨询问，我只根据亲眼所见，竟然能够像这样心悦诚服。实际上，皇上经纬天下的大用、参赞天地的宏大谋略，罪名弥天的重犯是什么人、是什么东西，怎么可能知道？何况从前偏居深山，完全没有见过天日，即使有些意见，也只是蝼蚁测量苍天，哪里能够测知皇上的高深？所以谣言一传入耳中，便当成真实。如今承蒙大人捧出奏章，里面说马廷锡讹传：皇上因为钦天监启奏紫微星落在福建地方，特意派大人前往福建，把凡是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掉。现在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以作证。假如罪名弥天的重犯当日听到这话，一定会当成事实写进书里。无知的小民大多都这样，何况罪名弥天的重犯还处在深山穷谷之中，是无知小民中的最无知者！直到今天，一路上听到的情况如此，亲眼看到的情况如此，亲身受到皇恩如此，今天又亲眼看见皇上对百姓的用心如此、为治理政务焦虑操劳如此，才真正相信皇上的德行如同天地，光明如同日月。

译从前在长沙，蒙三位大人多次宣讲圣德，心里虽然也相信佩服，但仍未摆脱过去深重的旧日迷惑；直到今天才拨开云雾看见青天，像日月明亮地照在心头一样，从此对皇上的了解更加明白，见识也更加真切。只是遗憾自己身陷法网，不能立即回到故乡，去宣扬皇上如天地般广覆的大德、如日月般明哲精明的圣智、如父母般洪大慈爱和养育之恩，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经过的市井城邑，共同传颂皇上的神圣明智和文治武功，共同庆祝有道的天子，共同歌唱太平盛世。还想使山边海角的人共同痛恨、厌恶那些制造谣言、散布诽谤的奸人，只遗憾不能共同吃他们的肉、睡他们的皮；如果这样死去不能闭眼，实在是因为深深痛苦于无法报答皇上万分之一的恩德。五、雍正皇帝究竟是霸占嫂嫂纳为妃子，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住在别宫？问曾静：你在湖南的供词中有‘把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话。当时密亲王的妃子，在康熙五十七年已经病故。其余宫人等，密亲王去世以后，皇上考虑到理郡王难以供养这么多人，或者至少会有人无所依归，而这些人又与密亲王关系很深，所以特意降下谕旨，命令把理郡王的生母分别安置处理，并传旨询问众人：如果有人仍愿意居住在宫中，就全部按照圣祖皇帝的老妃居守寿宫的先例办理。当时宫人中有愿意留居宫中的，皇上命令她们另居别宫，并给以丰厚的廪给来供养她们。这是皇上加恩于密亲王宫人的盛大德行，是宫中众人和朝廷大臣共同知道的事。如今你的这些话从哪里来的？又将密亲王说成三爷，话虽然是讹传，但一定有胡乱传说的人，你可以据实供出。曾静供称：关于收纳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间，在往来的路上有人传说的。当时在衡州路上押解一名犯官经过，那人这样说。罪名弥天的重犯听到后没有查察，妄自以为既然是犯官说出的，终究就是事实。其实直到今天，也完全想不起究竟是谁传说的，更不知道是什么犯官；查一查朝中那年那时有哪些犯官经过衡州，就可以知道。直到去年到了长沙，听到当地舆论，才知道皇上清心寡欲、励精图治，极其勤勉劳苦；若不是纯粹遵循天理、没有一丝人欲，哪里能这样精明地治理国家、这样焦劳地为百姓操心！后来又听钦差大人宣讲圣德没有瑕疵，又拜读圣谕，发现前后都无可遗憾，恰好与在长沙听到的舆论相符合。罪名弥天的重犯到了这里，更加相信从前听到的传闻完全没有根据；何况皇上加恩于宫人，厚赐供养，正是圣明君主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施行政令、推行仁政，必定从亲近亲属开始的意思，谣言却竟传成收纳宫妃，难道不令人极其痛恨遗憾吗！以上十多条供词，并不是罪名弥天的重犯害怕死亡、侥幸求生，故意这样说；实在是因为被押出山谷以后，见闻逐渐增多，亲眼看见皇上的道德政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激拥戴、奋发振作，自惭不能做圣明时代的良民，所以痛惜遗憾到了这种地步。其实在自己供述、自己吐露的地方，其中有很多是理屈词穷、义理失据、气势馁弱的内容，所以语言没有条理，说不成完整的话；而且我是山野愚夫，从来不知道拜奏陈述言辞的格式，文体上难免有乖谬错误。自从来到京城以来，又因为惭愧悔恨深切入心，感动流泪、耗损精神，四肢疲惫得无法整顿起身，惶恐战栗，手指颤抖，落笔连字形笔画都写不成；谨此千万次叩首，仰请皇上明鉴。雍正上谕 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形成鲜明对照。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朕把从前批给岳钟琪的奏折偶然查出几件，发给曾静观看。朕与岳钟琪之间，是君臣同德同心。岳钟琪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在是自古以来大臣中少有的；朕以至诚对待臣下，恩宠眷顾大臣，对他的倚重任用也极其优厚尊崇。确实是上下相互信任、君明臣良的盛事。况且朕批给岳钟琪的奏折很多，这些不过是其中百分之一；奏折中加恩岳钟琪的地方，也不过是百分之一。曾静竟想上书劝他谋反，难道不是醉生梦死、冥顽无知的人吗？这是天道不能容忍他，所以让他自己败露。查曾静的逆书中有这样的说法：听说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都没有获准，岳钟琪因此深感危险疑惧，便上书等等。曾静平日夷狄之见横亘在胸中，又听到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不知不觉使逆反之心更加炽烈，于是做出这种轻率妄为的举动。但这种传闻必定有来源，着令曾静确实供出。曾静犯了这样的大罪，如今尚且蒙朕宽宥；那么传播浮言的人，只要能够悔改，也一定从宽赦免。何况传说者未必就是造谣者；如果根据曾静供出的人再追查造谣的起因，这件事就可以得到结案。着令杭奕禄、海兰向曾静详细宣示。钦此。曾静、张熙供词二条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究竟是怎样成为罪名弥天的重犯的？曾静供称：我幼年接受父亲教诲读书，粗略知道朝廷栽培造就人才的用意，不肯虚度岁月、白白度过一生。平常有志于圣贤所说的《大学》之道，希望勉强自己亲身实行，以符合朝廷的期望。无奈身处偏僻山谷，名人文士的足迹到不了这里，而慈父又早早去世，家里贫困、力量单薄，势不能出外远游，向有道之人求正。直到中年，得知吕留良为文人所推崇，而他的议论也有几处偶然与我的本心相合，于是不知不觉喜欢上他，妄自引用来帮助修身。其中有评论《论语》中孔子问管仲的两章，认为这是在评论圣贤出仕或退处、气节义理的大问题；又有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等话。于是我妄听他的说法，以为士人立身处世，必须先从出仕或退处开始。我起初不知道本朝列圣相承，礼乐文明的盛况极其完备，是千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与《论语》当时所指的情形，何止相差天地悬隔。因为先把这篇文章错误地看在心里，恰逢雍正四、五两年，湖广、广东等处的百姓搬家到四川，往来之间有人从罪名弥天的重犯门前经过，传说西边有一位岳公，非常爱护百姓，深得民心，西边人最愿意服从他。

译那些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官职。到了雍正五年冬天，罪名弥天的重犯先前供出的何立忠传说：陕西有一个总督，极其尽忠爱民；当今皇帝常常怀疑他，担心他的权力太重，多次召他进京，想削夺他的兵权、杀掉他。那个总督害怕了，皇上几次召见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着不肯进京，反而更加怀疑。后来因为这个总督原是朝中大臣朱轼保举的人，皇上便派大臣朱轼亲自到陕西召他。那个总督不得已，和朱轼一起进京陛见，上奏说皇上用人不应怀疑、怀疑的人就不应任用等话。皇上听到后，也就轻轻带过；又见他亲自来了，先前的疑虑稍稍解除，于是再次派他回陕西去。那个总督不肯回去，说必须有人为他担保才肯走。皇上问朱轼，朱轼不肯担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担保；皇上于是亲自为他担保，让他回去了。刚出京城四天，又有一位大臣上奏说，那个总督与大臣朱轼内外暗中结党互相援引；从皇上多次召他进京，而他却不肯进京来看，就可以知道他眼中没有君命。可是朱轼到了他的任所，他又不再怀疑，反而欣然进京，由此可知他与朱轼是心腹关系。如今他回陕西任职，朱轼原本是保举他的人，按理应当为他担保，却又不肯担保；这是朱轼为自己脱身的办法，因为他明知那个总督将来一定会改变心志，所以不替他担保，以便日后皇上责备时自己可以推脱。于是皇上后悔也来不及了，先前的疑心更加坚定，便派一个姓吴、名荆山的朝官去追赶那个总督；那个总督不肯回头，朝官吴荆山就在路上自刎了。于是这个总督到了任所，立即上奏，说皇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对之处。这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压低声音、私下告诉罪名弥天的重犯的话。何立忠当时也记不得那个总督的姓名，他也只是听说有这件事。罪名弥天的重犯听到后，以为那个上奏的总督必定确实知道宫中的事情，所以才敢这样直言。后来又听罪名弥天的重犯先前供出的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一份奏章，其中上奏的臣子姓岳名钟琪。罪名弥天的重犯到这时才知道，先前传说非常爱护百姓的岳公，就是岳钟琪；岳钟琪就是何立忠所传说的那个陕西总督。其实当时是我疯狂悖逆，因为先把吕留良关于华夷之分的错误言论紧紧记在心里，又听到何立忠、陈象侯所传，以及陈帝锡所说有这样一份奏章，恰逢雍正四、五两年收成不好，于是轻率地做出了这种举动。谁知道后来每件事都与听到的传闻像寒暑、昼夜一样完全相反，而我自己只是犯下了一个极其严重、罪大恶极的罪过。直到今天罪名弥天的重犯拜读皇上朱批岳钟琪奏折，才知道皇上以至诚对待臣下，根本没有一点猜疑异心；皇上的大德感动人心，对岳钟琪的恩宠礼遇也都达到了极致。岳钟琪仰体圣心、献身报国，也没有一点避嫌的痕迹；他的赤胆忠心和一片敬事之意，到这里也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仅以张熙一事来说，他论说道义精确恰当到极点，丝毫不能改易；而且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却自然使人愿意在他面前献出忠诚、倾吐内心。这不是遇事戒惧、善于谋划并取得成功的人不能达到的境界，何况他又聪明睿智，更有神武而不滥杀的德行呢！这就是所谓君主圣明、臣子贤能，君主如人的头、臣子如人的股肱，同称为一体；上下相互信任，同德同心，亲切程度不亚于父亲看待儿子、儿子侍奉父亲。由此还可以看出皇上识别人材的明察、任用人材的恰当、委任人的专一以及信任人的真诚；皇上的内心深沉而虚静明澈，处理事情中正公平，亘古以来少有可比。天下贤良才俊、怀抱道义、积蓄德行的儒者，怎么能不共同聚集在朝廷，乐意为皇上效力，各自贡献力量、献出自身呢？罪名弥天的重犯想到这里，回头思考从前把悖逆之举拿去向岳钟琪提出建议，实在是醉生梦死、冥顽无知，还有什么可说的！但当时虽然罪名弥天的重犯罪大恶极、天道不能容忍，所以事情自行败露到这个地步；其实罪名弥天的重犯这次举动，是没有人明白安排却自行做出，感觉像背后有个人催促、驱使我一样。这不是今天才敢这样说，当时《知几录》中也略微说到这个意思，难以逃过皇上圣明的洞察。只是我不明白：罪名弥天的重犯反省自己，本人虽然像禽兽一样，其实平日并没有丝毫过恶、得罪上天；而且从祖父以来，世代积善，常说三代行善的人家，我的祖父可以说是十代积善的人家。不知为什么流传到罪名弥天的重犯这一代，竟犯下诛灭全族、分裂尸体的重罪。事情败露、奉命捉拿的时候，罪名弥天的重犯听到消息，料想自己固然免不了寸磔万剐，还会给家门带来祸患，忧愤填满内心，决意自尽。当时想要投火就投火、投水就投水，只求赶快死去，以免家人受到牵连，然而竟然不能死去，那时也无法解释其中缘故。直到今天想来，假如罪名弥天的重犯当时立即死去，不但皇上无法洞察我犯罪的原因，而且皇上深居九重，又怎么能够知道外面有那么多奸邪之徒造谣诽谤、悖逆义理、兴起讥刺呢？事情发展到今天，凭罪名弥天的重犯这样的罪行，尚且蒙受皇恩如此宽大的赦宥；如今皇上又传旨释放罪名弥天的重犯的老母和幼子，并且怜悯我们这些人因炎热暑气而受到伤害，命令医生调治，唯恐我们得不到妥善照料。

译然而，如果罪名弥天的重犯犯下的是百姓中从未有过的大罪，也就无法显出皇上对百姓从未有过的大德。由此看来，罪名弥天的重犯无缘无故而做出当年的狂悖举动，想死却死不成，如今又得以蒙受宽宥之典，都是因为皇上的道德崇高、恩德盛大。从天理来说，不应当妄自诋毁皇上；以本朝名分正当、言辞顺理来衡量，也不可轻率议论。因此上天深厚地保佑本朝，默默使罪名弥天的重犯这个山野无知之人，冒昧向皇上同德同心的大臣上书，以彰显皇上如天的大德遍及山边海角，表明本朝统绪正当，长存于天地之间。不然，远在湖山万里之外，奸党流传的诽谤，怎么会被知道？穷乡僻壤陋儒心中的吕留良逆说，怎么会得到辩明？这难道不全是上天在这里主持、默默推动的吗！至于传言的人，罪名弥天的重犯犯了这样的罪，尚且蒙皇上宽赦；传播浮言的人只要能够悔改，也一定从宽赦免。何况传言者未必就是造谣者，皇上光明显赫的谕旨早已体恤到隐情，罪名弥天的重犯还有什么顾虑？怎么敢隐瞒，又怎么忍心隐瞒，以此辜负皇上高如天、厚如地的恩典呢！除了前面供出的情况以外，确实再没有其他人向我传说过这些事。二、我张熙长期居住在偏僻荒远的乡村，怎么会误入歧途，跟随老师谋反呢？张熙供称：重犯愚昧浅陋，生长在山边，像井里的青蛙一样。但身处光天化日、教化昌明的时代，自幼便颇知读书从学是大事，却竟不知道读书会有错误、从师学习会有偏差，其危害竟达到如此地步。只是因为重犯家世贫寒卑微，在科举和文化方面寂寂无闻；又住在偏僻的穷乡，没有机会见到贤士大夫来端正自己的志趣、启发自己的蒙昧。到二十五岁那年，才看见郴州永兴县生员曾静所作的文章，被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里暗自羡慕，于是想背着书箱到他的门下求学。重犯当时只知道专心求学，并不知道所谓世间事务；那时犯师曾静也闭门谢客，甘愿安于贫穷寂寞，只是每天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以及近世文章、道德来教导。后来因为乡里贫困、没有书可读，前一年承蒙犯师曾静吩咐，让重犯去各省购买寻求《四书五经大全》以及朱子的《语类》《文集》，虽相隔河山险阻。于是到了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然看见他家有一本诗稿。重犯一向听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作批语，能够依据经义和章句集注来讲道理，是近世的名儒。因此马上认为他的诗一定很高明，便请求取回。犯师曾静看见其中的《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起初感到奇怪，接着产生怀疑，后来又信以为真。他认为吕留良生长在江浙大地，他的议论文章被天下人奉为宗主，难道还会有错吗？又因为一向不知道本朝得天下的正统远远超过商、周的盛德，所以华夷之见横亘在心中；再加上不知道当今皇帝的龙德贤明超过尧舜，居住在万里云山之外的偏僻地方，根本无从得知。犯师曾静起初因错误理解华夷之分，又误听谣言而受到蛊惑；既然误听谣言受到蛊惑，便大大昧于君臣的大伦。因此在去年戊申年秋天，犯师忽然写信，命令重犯上陕西总督岳钟琪处。重犯无知，又是弟子，便误听师命，贸然前往。到那里投递书信后，岳公起初严厉审问。重犯因为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诉姓名和居住地”的命令，加上当时无知的见解，误信师说，仍固执地认为这件事关系到天经地义的所在，舍弃生命也可以成就义理，所以宁可受三木等重刑，直到晕厥也不改变。岳钟琪知道重犯至死也不肯供出实情，无法使他改变，随即放下夹刑，称赞重犯是好汉子，并且安慰、感谢他，以宾客之礼相待。对于逆书中所说的事理，岳钟琪无不大力称赞，认为都是真实的；又告诉重犯，他家也有《屈温山集》，其中议论没有一处不与逆书相合。后来见重犯坚决不说出犯师姓名，便呼天为誓以表示相信他，又说自己所处的危险，甚至流泪来表示诚意；并且在备办书信和礼仪时，告诉重犯一定要聘请曾静来辅佐自己。还命侄子整理行装，准备与重犯同行，又让长安县李知县扮成亲信家的王大爷，时时陪伴重犯。所有安排都极其机密，完全不露痕迹。由于重犯当时固执地相信老师，即使死也不肯动摇，最终反而使重犯的真实情况全部暴露出来，然后写成奏折上报朝廷。现在看来，这件事固然是上天深深爱护皇上，所以暗中默默使这次叛逆行动在重犯手中败露；但如果不是岳钟琪智虑周密、准备充分，重犯的冥顽无知只知道拼死来保全对犯师曾静的义气和信义，那么逆情也不会轻易显露。所有这些，都是岳钟琪的忠诚赤心贯通日月、精诚感动上天的结果；他施展平素所积蓄的经世济民和宏大谋略，为国家铲除奸凶，所以顽钝之人不能逃过他的鉴察，奸邪之徒自然供出实情。然而岳钟琪尽心报国，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实在是由于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得当，虚心公正地回应臣下，以至诚使人感服所造成的。重犯从前完全不懂其中缘故，直到今天蒙受皇上深厚广大之恩，深受德化，又看见皇上发出的旨意中批示岳钟琪奏折的数十道批答，重犯跪着读了整整一天，才仰望看见皇上只是用至诚和恩宠厚待大臣，礼遇隆重到了极点，恩意周密得如同父亲看待儿子，实在是亘古未有；而岳钟琪以赤诚忠心图报皇恩，不避嫌疑和怨恨，只知有国家，不知有自身，也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同样是自古名臣中罕见的。这样回想起来，重犯先前妄自接受犯师的命令，冒昧上书，实在是醉生梦死、冥顽无知到了极点。想到这些，更觉得惭愧得无地自容，痛恨追悔也来不及了，怎敢不把隐情曲折剖析清楚，吐露实情、认罪服罪，哀求皇上稍加怜恤呢！重犯背逆的心肠和罪行，实在全都在这里了。至于那些传播传闻浮言的人，都在犯师曾静的供词中，重犯确实没有另外听见或知道什么。如果重犯稍微听到过一些传闻，如今正深深沐浴皇上千古未有的特殊恩典，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皇上，哪里还敢昧着良心和道理，替别人隐瞒罪过，以辜负我皇上天高地厚的恩德呢！曾静供词第二条 一、皇上并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只是为了尽心尽孝，使自己的内心安宁罢了。

译曾静供称：经书说：“先王有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用来使天下归顺。”又说：“慎重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远代的祖先，民众的德行就会归于厚重。”因此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其最大根本必定在于孝。实在是因为孝是百行的源头、万种教化产生的地方，也就是所谓“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这就像树木有根、水流有源，必须根深茂盛才有希望枝叶繁茂，源头深远才可以水流长久；一定要亲爱亲族而没有亏缺，然后德行才足以施仁于百姓；仁爱百姓的德量充足以后，功业才足以惠及万物。这种德教施加于百姓，使欢乐和利益普遍遍及四方，都是由一个“孝”字造成的，也就是《论语》所说的：“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然而道理虽然确定不变，真正亲身实行的人却很少。至于服三年丧，虽说“从天子到平民，父母之丧无论贵贱都一样”，但新君处在统理万机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仁孝诚敬达到极点，实在很难实行。这不只是三代以下罕见，即使从三代以上的圣明君主和贤德皇后逐一算起，也没有听说明确有几人做到。古人称赞大孝，首先推重虞帝；但那时上古社会混沌朴拙，风气尚未开化，礼制也不完备，三年丧制没有记载，详情无法知道。接着算到武王被称为达孝，《中庸》大略记述了他的礼制。其中丧葬制度、春秋修治祖庙、继承先志并完成先王事业的功绩，以及追尊先王的礼仪、祭祀上帝的仪式，可以说是千古以来礼制盛大而完备的典范。然而当时武王也不能独自完成这些美善完备的事业，许多大事都借助周公的力量，由周公亲手制定。其余只有商高宗，史书记载他居谅阴三年，所以最终被推为商朝中兴的贤圣之首。但在当时，孔门的高弟子也怀疑这种做法势必难以实行，后世儒者的注疏又多认为谅阴之制只是心丧，未必真的居住在倚庐、穿着丧服。后世以日代月来缩短丧期，虽说始于汉文帝，但战国时滕文公想实行三年之丧，曾向孟子询问，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宗国鲁国的先君没有实行过，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过。”可见短丧制度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已经被视为寻常之事了，哪里只是从汉代才开始呢！即使是在诸侯中一向被称为奉行礼制的国家，也不能实行，何况是没有儿子的君主呢！从此以后，历代帝王本来就没有能够实行的；即使向来有一两个爱好礼制的君主、仁孝的君主，也有想实行却因形势不能实行的，有勉强实行却不能坚持到底的；有的只是遵循这个名义，却不能完全做到实际内容；若要求真正做到礼尽制尽，出于至情，发自本心，表里无间，始终如一，那么绝对没有这样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皇上至孝至仁、至诚至敬，超过万古以来的帝王。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以后，又接着孝恭仁皇后去世，前后共经历三十五个月，悲哀达到极点，对亲人的感伤思慕长久而更加深厚。触及时令便产生悲伤，触及往事便增加哀痛，看到有关事物、听到有关声音，就追思不已，长久思念，没有一刻能放下。每天早晚共同祭奠，初一、十五举行殷祭，哀痛迫切。到扶送梓宫、瞻拜山陵时，悲惨痛苦、号哭呼喊，众人一时都感动流泪，不忍仰视。即使听政临朝、总理万机之时，偶然有所触动，也常常抽泣流泪，哀情发作，无法自我控制。群臣每天侍奉左右，仰望天颜，无不忍声哽咽。因诸王大臣援引古典，再三上奏请求，皇上才在祭祀天地宗庙的大祀中恭敬举行典礼。皇上虽勉强听从请求，仍在养心殿斋居、穿素服，以尽思念哀痛之诚，三年居谅阴，谨慎遵守古制。于是圣德谦让，不肯把这些归于自己，多次下谕旨说，感情不能自己禁止，内心也不能自觉控制，哪里还顾得上是否符合古制呢！细看这些旨意，正好体现了制礼的本意，完全符合礼制的精微之处；不是精通性命之理的深奥道理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而且在圣祖仁皇帝服制期满时，将近孝恭仁皇后大祥的时候，群臣上奏请求停止哀服、改穿吉服，我皇上谕示说：“臣民本来各有不同，朕对于生身母亲，怎么会有两样看待！朕并不是有意遵循古制，只是实行内心感到安适的事情罢了。”后来诸王大臣多次上疏恳切劝慰，皇上的明旨也一次次颁下，反复晓谕，却始终不准许他们的请求。仍然穿着素服斋居，触及外物便产生悲伤，感念孝恭仁皇后，又追思圣祖仁皇帝，对父母的依恋思慕交相叠加，历时越久越深。丧服本来按期满一年而除，服三年是加重礼制；古人制定礼仪节次，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少，实在是因为时间长久以后，子女的孝思会有所衰竭。至于前一场丧服尚未除去又遭遇后一场丧事，三年之外还要加服，服丧日数更加延长，如果不是仁孝诚敬达到极点，怎么能长久坚持而不懈怠！何况兼服两位母后的丧服，三年始终如一日，更是极少见的事情。这不论古代帝王从未有过，即使史书所记士大夫中奉行礼制的家庭、笃实践行礼法的人，也没有听说有像这样尽哀尽礼、从开始到最后都不逾越的。况且古代帝王遇到丧事，多有荒废政务的牵累；一旦处理政务，又难免有忘记哀痛的过失。而我皇上在斋居、长久思慕之中，孝思所及，没有一件事不把圣祖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因此敬天法祖，以大孝至诚，夙兴夜寐，勤于探求民间疾苦，褒扬清正、抑制贪浊，整顿官员，免除数百万正额赋税的输纳，开创亿万年无疆的安乐利益；推行继承先志、完成先业的孝思，施行有关存亡兴废的盛大典礼；事事暗合天心，念念都与圣祖相感相通。哪里只是徽号的议定能够合乎万世人心，配享上天的典礼足以成为历代帝王隆盛典礼之冠呢！还有早晚的瞻拜、初一十五的祭享、守护陵寝时的致敬、在宗庙寝宫中虔诚告祭，没有一时一刻不是思念、哀痛和恭敬，没有一件事不是把礼数和诚意尽到罢了。这就是至诚至孝能够感通天地的原因。圣祖仁皇帝举行袷祭时，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仿佛祥瑞悬挂在苍天；等到孝恭仁皇后大祥的时候，一茎九穗的嘉禾又在郊外呈现祥瑞。若不是仁孝诚敬达到极点、与上天毫无隔阂，怎么能够达到这样！这哪里是三代以下的贤君所能比拟万分之一的！再往上说，即使极尽虞帝的大孝、武王的达孝，他们孝行的精密详尽，也没有听说超过这里的。

译弥天重犯从前偏居山谷，被谣言迷惑扰乱，哪里知道圣德的万分之一！如今伏读《大礼记注》，不但相信从前听到的说法是诽谤，自己如同坠入深谷；而且相信我皇上至孝纯仁，是亘古以来圣帝明王都未曾达到的。因此几天以来，不觉痛心裂肝，时时流泪沾湿衣襟。一方面感动于圣德的纯正真诚，想设法把这些道理宣传到穷乡僻壤以及海边远地，也传到故乡乡里；另一方面悲痛年老的母亲衰弱孤独，自己又远离她，希望能够实现心愿、重新亲见母亲的音容，把圣天子如此深厚的大恩大德详细告诉她，使她在暮年能够欢喜地闭眼。像弥天重犯这样冥顽无知到了极点的人，如今听闻并看见圣主至仁至孝、至诚至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尚且能够感动自己的天良、触发自己的天性，哭得衣襟湿透，不觉既欣喜又悲戚，产生使民德归厚的愿望。何况天下人听到这些，哪里会有不大大显现变乱转为祥和的美好结果、全都进入家家安乐而可受封的境域呢！二、雍正皇帝勤于政务、爱护百姓，与天理浑然一体，神明般的功业和伟大的德行实在顶天立地。曾静供称：弥天重犯读书少而浅，怎么会懂得天地的高深厚重？何况我出身山野鄙陋之地，罪过弥天。一旦亲近圣天子的光辉，忽然看见其广大精深，便胆战心惊、心神震裂，更觉得张不开口。只是圣德的神妙教化能够感通变化，效果非常迅速。因此弥天重犯过去虽然冥顽无知，和禽兽没有区别，如今得受教化，幸而重新成为人。凭这点心智，我仍然只有蚂蚁般的见识、蚊虫般的眼光，只稍稍窥见高深道理的万分之一。我私下听说，上天以爱护生灵为德，而在爱生之中又有无穷的因时制宜、最为恰当而不可改变的法则。上天不能亲自运量裁制来完成这些作用，便把这一切交给聪明睿智、能够尽其本性、合乎天德的人去实行。因此君主之心就是上天之心，君主之德就是上天之德。凡是上天想做的，君主便体察天心去做；上天想施行的，君主便体察天德去施行。君主从未把一丝一毫自己的私意掺杂其中，只是仰承天命而已。所以大君称为天子，是说他善于继承、善于述行，与上天并不是两个本体，而是同一气息贯通，如同儿子承接父亲一样。但上天隐微而难以看见，其本体的流露只有“理”。所以先儒说：“天就是理。” 君主施行政令、刑罚、德教和礼制，浑然出于一体，由天理运量、发动，显露在天地之间，这才称得上是践行天性、合乎天德的肖子，也才是大君自身应尽的职分。由此考察历代帝王，虽然各代都不乏英伟贤智之君，但要寻找能够按照天理之公来运量裁制，而没有一丝一毫人欲私心、真正得到上天之子资格的人，历数千年也十分罕见。如今伏读圣谕，才知道我皇上浑然以一理应对万事，无不普遍而恰当地应接；施行在政令刑罚上的、体现于德教礼制上的，没有一处不是认识得极其精微，没有一件不是处理得极其恰当。神明般的教化无不施行，裁制变化无不尽善，推行流通无不通达，圣德神功充塞天地。而归根究底，都是根据事物本身来处理事物，从未稍微存有一丝成见，掺杂在虚明而应物的天理之中。只看见皇上时时替百姓设想，处处体察天意来确定方向，所以无论何事何时，都把圣祖皇帝放在心上。圣祖皇帝是上天特别爱护的肖子，圣祖皇帝之心就是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就是天德，既是一又是二，既是二又是一；怀念圣祖皇帝，就是体察天地。何况皇上敬天达到了极点，至诚恳切发自天性，而警戒自励、乾乾惕厉的迫切心情，更是一刻也不曾放在心上。所以天人彼此诚信相感，呼吸相通，感应的道理不但表现得最深、最切，而且屡次试验屡次应验，迅速得如同声音和回声、影子和形体一样。自此以来，皇上以敬天之念勤劳于百姓，在深宫中筹划治理天地的大政、运用神明而无固定方略的谋略，没有一时一刻不以爱护养育天下苍生为念，一定要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才安心。因此忧劳警惕，不能安处；凡是可以使百姓安定获利、可以除去百姓痛苦的事情，无不想到，想到的无不施行，施行的无不落实。知道百姓的艰难在于食物，所以免租减赋的典章没有一年不颁布；赈济灾害、救助患难的恩泽没有一处不遍及。偶然听说某处发生旱灾水灾，便怜悯忧虑之情形于面色，不仅减少膳食，甚至有时不进饮食，竭尽精诚为百姓祈祷，多做能够做到的人事，以感动天心。往往祈雨便下雨，祈求晴天便转晴。又因为食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农业是食物的根本，每年亲自耕种藉田，以重视农事。对于勤劳俭朴的老农，也每年选举并授予品秩，以此荣耀其本人。想到严明刑罚原本是为了辅助教化，而群体的德行最终期望归于爱护生命。法律虽然已有确定条文，但本心宽厚仁慈，只要稍有一线生机，便根据事情推原情由，时时产生怜悯之心。实在是因为百姓的性命最为重要，宁可在仁爱上有所过分，也不要在义理上有所过分。知道考察官吏是为了安定百姓，惩治贪官又能兼顾培养廉洁；日夜忧劳勤勉，无非是为了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思考长久安定、长期太平的办法，所以在隐微之处、疑似之间，都辨析得精细周详，丝毫不差。比如皇上谕示“公”“私”二字，关系十分重大，不可不加辨别。至于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情况，更不可不时时警戒。又如讨论因循苟且、一味求取他人欢心的人，称赞他的人很多，就像阿大夫每天都得到赞誉一样；杜绝私情、不肯取悦众人的人，诽谤议论他的人很多，就像即墨大夫每天都遭到毁谤一样。又如辨明在乡里横行霸道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果断强干，揽权的人也未必真是揽权；这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地方，连帝尧也认为难以判断，而今皇上都剖析裁决得明白清楚，像丝线穿过扣眼一样准确，丝毫不混淆。因此皇上施行赏罚、任用或舍弃人才，无论到哪里都能达到最公正的程度，正是因为皇上深沉的心胸虚明无私，权衡尺度精确明察。

译皇上的深心像止水一样平静，又像明镜一样清澈，万物经过它面前，美丑自然全部显露，不能掩饰。原本不是因为镜子和水留恋眼前的事物，才得以照见；如果稍微带着一丝自己的意见去照察事物，那么镜子和水虚明的本体反而会被这种意见遮蔽，便看不见事物了。必须完全合乎天理之公，而不夹杂一丝人欲之私，才有这种境界。因此凡是任用人才、管理财政、养老恤幼、尊崇师道、教训士人，以及治理文事、奋发武功，皇上都开创了千古未有的盛典，实际上达到了千古未有的至善。况且所颁诏令和训诫，反复叮咛，规划安排详尽周密。对内从大臣群僚，对外到军民老幼，都务必要使天下人共同进入安乐获利的境域，共享太平之福。其中旨意周到恳切，道理纯熟、义理精微，一言一字都可以同《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等典谟一起长存天地而不朽。这不只是仁爱天下的心、安定天下的学问、超越天下的才识，亘古以来的圣君贤后也没有谁能与之相比；而且从早到晚，一天之内万件政务，件件亲自阅览，字字亲自批示。所有新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天都必须逐一引见，反复告诫他们要爱护百姓、扶助安抚百姓；事情来到、事务发生，随到随办，不留下一丝一毫不周全、不严密、不精细、不恰当的遗憾。直到二更、三更，皇上才得以阅览批示各省督抚的奏折，竟然不用一人代笔，可见其焦心劳苦到了这种程度。这种耗尽天下精神的勤劳，也超过了古来励精图治的至圣至明君主。皇上仍不以圣人自居，常常以“做君主很难”为忧虑，又以自己比不上圣祖的圣德神功为忧愁。因此德行合于天地，至诚能够感动万物。几年来，各种祥瑞一齐出现，万般福气纷纷降临，而且路不拾遗，和乐之气蔚然形成周代太平盛世、唐虞熙和隆盛的景象，这是千古以来再次出现的盛况。弥天重犯身犯寸磔的刑法，自己只痛恨生在圣人当世，却竟然不能成为圣人治下的百姓，只希望死后做圣世的鬼。哪里料到圣德同于上天，给了百姓前所未有的特殊恩典：不仅越过禁锢之处而获居屋舍，又供给食物、赏赐衣服；如今蒙受恩旨，又再次解开锁具。皇上的德恩已经广大到了难以形容。弥天重犯捶地呼号，痛心裂髓，此时即使把我置于极刑，也是王法和人情所当然的；死了也知道感念恩德，甘心闭目。何况我只是蝼蚁般的百姓，面对皇恩无边，哪里敢说报答？只愿插上翅膀飞遍天下，凡是人力能够到达、脚步能够走到的地方，逢人逢地都宣扬圣德如天之广大，不分内外，申明本朝得天下的正统，直追商、周；彻底洗刷从前谣言的诽谤，使人人都知道吕留良是圣世的逆贼，共同歌颂太平盛世，共同祝愿有道天子万寿无疆，以此赎补我本人万死而蒙赦的罪过，这就是我的幸事。深情郁结胸中，重义深入骨髓，一字一泣。谨此供词。内阁、九卿奏称：曾静等即使只是一步失足而铸成千古遗恨，也应当株连九族，投入牢狱，由刑部等衙门奏请遵照圣旨重新加以审问。皇上谕示：“曾静一案，先前命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详细审讯。据曾静逐条回答的供词，都是悔过感恩的话。这种奸险之徒，言语可能虚诈伪饰，或许是害怕诛杀，所以勉强说出这些认罪之词；也可能是他自知罪大恶极，惭愧羞耻、悔恨痛苦，确实出于本心。着大学士、九卿詹事、翰林、科道官，将先前审问的各条问题逐一再次审讯，确实取得口供后具奏。钦此。” 臣等将杭奕禄等遵旨审讯曾静所得的口供逐条重新审问，据曾静供称，与先前的口供全都相符；他低头认罪，甘愿接受上刑。又供称：“弥天重犯所犯的罪案，今天蒙大人逐条审问，自己知道即使死一万次、剐一万次，也无法解脱罪责！我所痛恨的，实在是因为住在深山穷谷，愚昧无知，所以吕留良的叛逆言论和邪僻议论得以迷惑我的心。正因为心中有吕留良的悖逆议论，所以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党羽匪类，以及被发遣到广西的人所散布的奸谋流言，才得以迷惑我的听闻。又正因为心中听信了阿其那等人的流言，吕留良的邪说悖论反而更加能够牢固我的意志。二者相互乘势，彼此成为祸害，终于酿成亘古未有的极恶大罪，而自己还不知道。直到后来确实看见我皇上的至德如天，以及我朝得天下的正统直超过商、周，才知道从前的错误荒谬；自己悔恨、惭愧，自责也来不及了。“我皇上的大德，弥天重犯从去年到现在，已经饱受了一整年。不仅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天下深厚仁慈的恩泽是自古未有，即使弥天重犯如蝼蚁般微贱，冒犯九五之尊，死一万次也不足以遮蔽罪过，但亲身承受皇恩之后，仍蒙皇上容留，苟延残生直到今天。即使拿尧舜相比，也没有见过如此超格的特殊恩典，哪里是汉高祖的宽厚、唐太宗的英明所能比拟万分之一的！何况我朝得天下的正统和治理教化的盛大，并不是一句泛泛的‘远迈商周’就能够说尽的。我国朝兴起，并非从中原起兵，而是从满洲兴起，由满洲进入中国；两地相距二千多里，但德化的盛大却达到中原，直到海内海外无不倾心爱戴。于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归附，使天下一统的王朝自然形成，不劳而得，并不是汤、武居于中原、逐渐施行教化，然后百姓乐意归附才取得天下的情况所能相比。它的规模更加宏大深远，所以是亘古以来无人能及的。

译这些全都是弥天重犯从去年一路走来，亲身受到我皇上的德化，亲眼看见太平熙和的景象，赞颂皇恩、歌唱功德，听到处处都是欢声，不觉倾心归服到这种地步。因此我从前的狂妄悖逆，是由于无知；后来对皇上的爱戴，是由于亲有所见。前后虽然不同，实际上都发自本心。这当然不是为了苟且求生而巧言辩说，也不是旁人替我指点开导后才有这些话，实在是字字句句都从一片良心中发出。况且弥天重犯从头到尾仔细思考，实在是由于历代祖先和圣帝的功德在天地之间极其伟大，我皇上的圣明仁慈超过古今、达到极致。因此上天暗中使弥天重犯传播违背道义的言论，暴露奸党诽谤毁谤的行为，让圣德显现在深山穷谷，使名义昭明于千秋万世；这样天下之大、万世之远，人人都归服，处处都倾心。“所以弥天重犯到了今天，感念恩德、受到教化之后，愿意接受极刑，以求内心安宁；也使天下万世共同知道我皇上至德深仁，深入百姓骨髓，即使是无知悖逆的人，也尚且深受教化、改过自新，自愿伏罪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弥天重犯到今天，只有仰求各位大人转奏，请速速把弥天重犯依法处刑罢了，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以上这些话。臣等查察认为，曾静狂妄叛逆、凶狠狡诈，罪大恶极，妄自相信逆贼吕留良的悖逆言论和奸党流言，胆大放肆地作出凶逆之举，竟敢诋毁本朝、诬蔑君上，编造叛逆书信。从湖南到陕西，劝诱封疆大臣起兵反叛，企图在太平盛世制造叛乱。核查他的罪情，法律上没有可以宽免的道理。况且曾静只是一个山野小民，承受天地恩养五十多年，忽然谋划叛逆之事，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中也没有与他相比的。臣等审讯时无不咬牙切齿、痛恨愤怒，都愿意把他剥皮食肉；即使寸磔、族诛，也不足以遮蔽他的罪过。查律例规定，谋反大逆之罪，只要共同谋划，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正犯的祖父、父亲、儿子、孙子、兄弟，以及伯父、叔父、兄弟的儿子，男子十六岁以上，不论是笃疾还是废疾，一律斩首；男子十五岁以下，以及正犯的母亲、女儿、妻、妾、姊妹、儿子的妻妾，发给功臣之家为奴；正犯的财产没收入官；如果女儿已经许嫁且婚约确定，就归还给她的丈夫；正犯过继给别人的子孙，以及正犯已经聘娶但尚未成婚者，都不追究连坐，等等。曾静应当按照此律凌迟处死。行文湖南巡抚，查明曾静的祖父、父亲、儿子、孙子、兄弟以及伯父、叔父、兄弟的儿子中男子十六岁以上者，依律全部斩首立刻执行；男子十五岁以下，以及母亲、女儿、妻、妾、姊妹、儿子的妻妾，解送刑部，依律发给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后没收入官。伏乞皇上准许臣等请求，将曾静立即依法处刑，以彰明国法、快慰人心。至于张熙与曾静共同谋划叛逆，听从曾静指使，前往陕西投递叛逆书信，企图制造叛乱，也应按照‘共同谋划者一律凌迟处死’的法律，凌迟处死。为此，臣等联名谨慎上奏，请皇上降旨裁定。雍正皇帝上谕 一、我雍正皇帝是把遗诏中的“十”字改成“于”字，来谋取皇位的吗？奉上谕：自古以来，凶狠顽劣之徒心怀叛逆，言语涉及诋毁诬蔑的，史书所记不可胜数。然而像今天曾静这件事这样荒诞离奇、张扬虚幻的，实在是古来未曾见过的，是人心共同愤怒、国法绝不能宽容的事情。但朕反复思考，如果他诽谤之语中有一件事情属实，朕自身有一丝一毫不可面对良心之处，那么不但曾静应当怀有不臣之心，天下臣民也应共同怀有离心背叛的意图；如果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虚假的，与朕本人毫无关系，那不过像在荒山穷谷之中偶然听到狗叫和鸟鸣罢了，又怎么能称为诽谤呢！去年这件事刚发生时，朕心中就坦然自若，实在没有丝毫仇恨愤怒的意思，反而笑着阅看。这一点左右大臣都深深知道。后来命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拿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件开导，用天良来触动他、除去他的迷惑。他一开始便豁然醒悟，悔过感恩。他亲笔写下的口供不下数万字，全都出于良心的显露，深深痛恨从前误听浮言，竟妄自萌生悖逆之念，甘愿走向诛灭全族的刑罚。他关于华夷、中外的分别之见，是被吕留良不臣的邪说蒙蔽、禁锢并沉溺其中；而那些诽谤朕本人的话，则是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逆党奸徒编造谣言、散布传播，使他误以为真实所造成的。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朕留心体察，并命内外大臣在各处追查根究；如今本案中撰写邪书、制造谤言的首恶都已败露，证据确凿，也已经完全查明事情并非始于曾静。这样看来，曾静误听流言，尚有可以原谅的情由，而不一定是绝对不可宽免的罪行。据曾静供称，他在湖南听人传说：先帝想把大统传给允缇，圣躬不豫时，下旨召允缇进京，但这道旨意被隆科多隐瞒；先帝去世那天，允缇没有到达，隆科多于是传旨拥立当今皇帝。其他诬蔑诽谤的话，大多是从由京城发遣到广西的罪犯口中听来的。又据曾静供出，传播这些传言的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等人，昨天已从湖南解送进京。朕命杭奕禄等审问：这些诬谤的话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陈帝锡等供称：途中遇到四个人，看举止似乎是旗人，他们在驿亭休息时，确实说过这些话。他们的行装衣履像远行客人，有人跟随挑担行李，自称从京师王府出来，前往广东办理公事。查近年来从京城发遣到广西的罪犯，多是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的太监等匪类；这些人听从其主子的指使，到处捏造谣言，肆意传播。

译现据广西巡抚金奏报，有几名制造叛逆言语的凶犯陆续解送到案。审问耿精忠的孙子耿六格，据他供称：他先前被发遣到三姓地方时，在八宝家中听见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的女人谈论说：“圣祖皇帝原本把天下传给十四阿哥允缇，皇上把‘十’字改成了‘于’字。”又说：“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怎么回事，圣祖皇帝就驾崩了，皇上便登上皇位，随即把允缇调回并囚禁起来。太后想见允缇，皇上大怒，太后撞在铁柱上死了。皇上又把和妃以及其他妃嫔都留在宫中。”又据达色供称，阿其那的太监马起云曾对他说：“皇上命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这样用心！’皇上不理会，跑了出来。太后非常愤怒，就撞死了。塞思黑的母亲也自行上吊死了。”又据佐领华赉供称，他在三姓地方任协领时，曾听太监关格说，皇上怨恨母亲，陷害兄弟，等等。八宝是允缇任管都统时所驱使的鹰犬，因苏克济家财被抄没抢夺一案，圣祖皇帝特意将他发遣，是个罪大恶极的犯人；何玉柱是塞思黑的心腹；太监关格是允缇亲自给他的太监；马起云是阿其那的太监；其他如允缇的太监马守柱、允缇的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也都是平日听受阿其那等人的叛逆言论，完全听从他们的指使。因此他们肆意编造诬陷，到处传播流言，想要动摇人心、发泄私怨。昨天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逐一查出并奏报：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人，经过各处时一路喊冤，逢人便诽谤。押解他们的兵役、住宿的店家等，都共同听见了这些话。他们每逢村店、城市，便高声招呼说：‘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受了冤屈，要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向别人传说。’又说：‘你们只管治我们的罪，难道还能封住我们的嘴吗！’这些话，等等。可见这些鬼鬼祟祟的伎俩毫无其他作用，只是蓄意谋划，以散布恶言作为煽动的办法，希望万一能够侥幸成功罢了。允缇平日一向被圣祖皇考轻视鄙薄，从未有过一句嘉奖他的话。圣祖皇考曾经对太后闲谈说过：‘你的这个小儿子，即使让他和你的大儿子一起充当护卫、听候差遣，他也不愿意。’这件事宫中太后身边的人都知道，圣祖皇考鄙视允缇到了这种程度。可是逆党却说圣祖皇帝想把大位传给允缇，难道就不想想皇考年事已高，哪里有把准备继承大位的人派在边远数千里之外的道理！即使天下最愚蠢的人，也知道绝无此事。只是因为西部边疆用兵，圣祖皇考想让皇子凭一个虚名坐镇，知道允缇在京城毫无用处，何况他性情愚昧强悍，平日又不安静，实际上是借此把他驱逐到远方。朕自幼受到皇考的钟爱和器重，地位在各位兄弟之上，宫中谁不知道！等到传位给朕的遗诏颁出时，正是各位兄弟在御榻前亲自听受并承认的。因此各位兄弟都低头称臣、服从于朕面前，不敢有异议。如今却说皇考原想把皇位传给允缇，是隆科多更改遗诏才传位给朕，这既是尊崇允缇而羞辱朕本人，也是羞辱皇考的遗旨，哪里有不遭上天和皇考诛罚的道理！朕刚即位时，召允来京。那时朕流着眼泪对身边的侍臣和大臣说：“正值皇考去世这一重大变故，允不能在京城，我怎么会不幸到这个地步！应该下旨宣召他，使他能够来京，以尽一个儿子和臣子的心意。”这确实是朕的本意，并不是因为防备猜疑而召他来。以允的庸碌、低劣、狂妄和愚昧来看，他没有才能和见识，威势不足以服众，德行也不足以感动人；何况陕西地方还有总督年羹尧等人在那里镇压控制，允所统率的不过几千名士兵，而且全都是世代承受国恩的满洲人，他们的父母妻子又都在京城，难道肯听从允的指使，跟随他做叛逆的事吗？那些说朕是为了防备允才召他来京的人，都是奸党故意抬高允的声望而制造的说法。等允将要到京时，他先给礼部发文，询问觐见朕时的仪节，满朝上下没有不感到惊异的。等他到京见朕后，举止乖张，言辞和语气傲慢，狂妄悖逆的情状多得无法尽述，朕都隐忍宽容了。朕曾请求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说：“我只知道皇帝是我的亲生儿子，允不过和众位阿哥一样罢了，并没有和我格外亲近的地方。”太后没有答应。朕又请示：“可以让允和他的兄弟们一起进来觐见吗？” 太后这才下令召见允。各位兄弟和允一同进见时，皇太后并没有特别对允说一句话，这是现在诸王、阿哥们共同知道的事实。后来允在朕面前肆意咆哮，做出种种不法之事，太后听说后，特地下慈旨命朕严厉责备允，并加以严厉训诫，这也是宫中人都知道的事。允到陵寝去时，距离太后去世只有三四个月，却说太后想见允而不能见，这是什么说法？况且何玉柱等人说，太后因为听说允被囚禁而去世；马起又对他的妹夫达色说，太后因为听说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去世。同样是捏造的话，彼此却这样参差不一。况且塞思黑前往西大同是在雍正元年二月，朕曾把不得已的情形详细奏报太后，太后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才遣送他去，并不是没有请示慈旨、太后不知道允的事情。即使允奉命前往守陵，也曾奏报太后，是太后欣喜赞许后遣送他去的，同样不是太后不知道允的事情。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去世时，允来到京城，朕下旨封他为郡王，并严加教导，希望他反省改正以前的过错，接受朕的恩眷。后来他仍回到陵寝所在地居住。在这期间，阿其那在京城，塞思黑在陕西，他们悖逆作乱的迹象日益明显。可见他们的叛逆之心必定无法改变，邪党也一定不会解散。到了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把信投到允的府院中，劝他谋反，朕这才把允召回京城拘禁。因此，允被拘禁是在太后去世三年以后，如今却说太后因为允被囚禁而去世，捏造错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译马起又说，塞思黑的母亲是自己上吊死的。如今宜妃母妃，朕遵照皇考的遗旨，命恒亲王在他的府中奉养她；而逆贼等人却把她说成是当年自缢而死，这真是鬼魅般的荒诞妄谈。康熙四十七年以前，圣祖皇考身体不适，朕和诸位医官、诚亲王等昼夜检查照料医药，阿其那却对此置若罔闻。等圣祖身体大安，朕和他相互庆贺，阿其那却皱着眉对朕说：“眼下怎么能说不好呢？即使现在这样，将来的事又怎么办？”阿其那残忍不孝的心思，不知不觉就从口中说了出来。朕曾把他的过错当众宣扬，使他受到羞辱，他对此深感羞愧怨恨。如今他竟拿六十年来进献汤药的事来给朕加上恶名，可以说是丧尽天理的报复，难怪会遭到神明的诛罚。至于所谓和妃母妃的话，更是怪异得令人无法揣测。皇考的宫人，朕从未和其中任何一人见过面，何况是各位母妃呢！这七年来，如果说有当年皇考宫中的人，即使只是女子，有一人曾在朕身边，朕实在无颜面对上天和天下百姓而君临天下。曾静还供称，他在湖南时听说，皇上命浙江实行捐纳制度，想用所得白银六百万两修建西湖作为巡游享乐之地。当时我被这些话迷惑，如今才知道全是奸党捏造的、毫无根据的谣言，什么话都编得出来。西湖原有的行宫，都是过去地方官修建的，朕尚且命令全部改作佛寺；奸党却说朕想征收捐纳银两，修建西湖作为游幸之地，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三姓地方又有人散布谣言，说皇上在芦沟桥修建官房，收取来往客商的饭钱。因为参加科举来京的士子在桥上接受行李查检，不免遭受风雨露宿之苦，朕因此特意拨发国库银两，修建房舍，让他们住宿休息。朕还命管理税务的人到店里查验应试凭证，凭证合格便立即放行。这样既使士子们有地方落脚，又可以防止奸商冒充应试者而逃漏税款。这是朕的仁政，是各省举子感恩颂德的事情；奸党却说朕想收取商人的饭钱，编造这种诬谤的话，实在可笑，也实在可怪。阿其那、允缇纵情饮酒、毫无顾忌，却反过来给朕加上酗酒的罪名。阿其那等人蓄意阴险，存有倾覆国家的念头，怀着与皇考为仇的心思，却把这些罪名一一加到朕身上。这都是因为阿其那等人平日谋逆未能得逞，长期蓄养匪类。他们散布谣言，分门立户，各自收买党羽，想迷惑人们的耳目，使平素蓄积的叛逆念头煽动起来，然后从中得到快意，连祖宗的社稷也顾不得了。给朕加上凶暴恶名，他们的罪还算轻；难道他们就不念圣祖皇考六十多年丰功伟绩，却作出这样的结论吗？这难道是为人子弟所能忍心做的吗！阿其那、塞思黑等人的罪，实在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清。他们的奸谋如此之多，如今已经败露的就数不胜数；其他听任他们驱使的匪类邪党，哪里只是几百几千人！他们编造的种种诬谤之言，已经流传到极远的边塞，那么天下之内、乡里的愚人，被他们迷惑的难道只有曾静几个人吗？就像三姓的协领华赉，身在当地，负有稽查责任，却把自己所见所闻全都隐瞒起来，不向上报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朕身处九重宫禁之中，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又从哪里查究？又凭什么剖析说明，使天下臣民都明白呢？如今承蒙上天和皇考在冥冥中的保佑，使神明驱使曾静自行到总督岳钟琪面前投案自首，让编造书信、散布诽谤的奸人一一暴露，朕这才得知这些人的残忍情状，能够公开揭露他们平日的心思和行径，遍告荒远偏僻地区的百姓，使他们丝毫不被流言迷惑。也由此可以看出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心肠惨毒，不忠不孝，是上天和祖宗所不能容、国法所难以宽赦的。天下后世也可以体谅朕不得已的苦衷。这是朕不幸中的大幸，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仅凭这一点，曾静也不能说毫无功劳，他的死罪可以宽免。自古以来，奸邪凶恶之徒编造妖言，想诬陷百姓、迷惑众人，从来没有断绝过。比如从前的妖言说：“皇帝从三江口出现，嘉湖会成为战场。”这句话已经流传三十多年了。又如广西张淑荣等人说，钦天监奏报紫微星落在福建，如今朝廷下旨派人到福建，把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的男子全部杀掉。又有山东人张玉，假称自己姓朱，是前明后裔，遇到星士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这类荒诞虚妄、关系到社会人心的话，地方大臣和官员往往只想省事，把它们看作疯话，姑且暂时掩盖，却没有想到它们迷惑人心的危害。时间一久，传播的人越来越多，最终便无法追查其来源，反而使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这都是庸碌无能、把国家利害置之度外的地方大臣姑息养患所造成的危害。又如乡村私塾中教导儿童启蒙的人，本来没有什么知识，又贫困无聊、心中郁闷，往往编造粗俗怪诞的歌谣，教给乡村儿童传唱。不知情的人便误以为这是童谣，互相传唱流布。这些都是奸民想煽动人心、扰乱国法的行为。地方大臣和有关官员却把它看作寻常小事，不加以查察和惩治，以防止祸患逐渐扩展，这可以吗？前年，有人捏造说侍郎舒楞额秘密上奏八旗领取米粮的事情，想借此动摇旗人的人心。舒楞额听说后，据实上奏。朕当即下旨追查，很快就查到了造谣的人，并加以惩罚。凡是流言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如果地方大臣肯尽心追查，必定能够找到根源，使奸邪之徒不至于漏网，也使庸愚无知的人不至于受到牵连，这对于安定人心、端正世道，确实意义重大。如今因曾静的事情，查出了最先制造诽谤的首恶，是因为此案发现得还早，容易追查，所以能够层层推究而找到根源。况且朕宽免曾静，并不是为了矫饰情态、博取好名声。《虞书》说：“过错即使很大也可以宽赦，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要加刑。”

译曾静的过错虽然很大，但确实有可以原谅的情由。比如我皇考常常训诫子弟和臣下说：“凡人谁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就是自我更新、趋向善良的机会，所以人以能改过为可贵。真正能够改过的人，无论所犯大小，都不应当治罪。”朕恭敬地遵奉圣训，每天都希望天下人改过。过错大而能改，胜过过错小而不改；曾静可以说是知道改过的人。朕赦免曾静，正是想让天下臣民知道，朕对于能够改过的人，没有什么罪是不能赦免的，使大家相互勉励，走上自我更新的道路。况且朕治理天下，不因个人喜爱而赏一个人，也不因个人愤怒而罚一个人。曾静狂妄悖逆的话，只是诽谤朕本人，并没有实际叛乱的行为，也没有同谋的党羽。那些跳梁悖命的人，如果能够约束自己归顺，畏惧罪责而投诚，尚且可以得到赦免，难道曾静唯独不能免死吗！而且曾静前后所作的供词，都是他亲笔写成的，并不是被强迫逼写，也不是有人暗中授意，实在是因为良知受到感动，所以悔改之心急切而诚恳，充分表现在纸笔之间。这些正是可以原谅他的情由，并不是因为他的供词中有谄媚颂扬的话，朕才想宽免他的罪。如果今天因为喜欢他的谄媚而曲意宽免，那么从前就应当因为恼怒他的诬谤而立即杀掉他了。何况曾静今天颂扬的话，与从前诬谤的话相比，轻重相差何止千百倍？按他的情由和罪责来论，哪里能够相互抵消！如果有人说朕是喜欢曾静的谄媚才免他的罪，那就和曾静从前的狂吠谣言没有区别了。不过朕也不追究这种议论。除去那些制造、散布流言的逆党另行审明依法处决外，现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把他们的逆书、前后审讯盘问的话以及供词，全部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同知晓。湖南省地方各级官员平日既不能宣扬国家的恩德，传播朕的训谕，教化百姓，使他们完全消除邪念，以致出现这样愚昧狂乱的人，实在有亏负父母官和治理百姓的责任，这是深感惭愧耻辱的。今后如果有人因为羞愤怨恨，暗中加害曾静、张熙，朕一定按抵偿的罪名追究。曾静等人是朕执持诏旨赦免的人，如果他们的乡里人因为他们给故乡带来羞耻而嫉恨、暗中伤害他们，也同样要治罪。即使是朕的子孙将来，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朕本人而追究杀戮他们。曾静的事情，与吕留良等人不同。吕留良的罪，是皇考当时不知道、因而没有赦免的罪，所以朕今天可以公开明确地判定他的罪行。如果曾经有皇考赦免他的诏旨，朕也一定会遵照诏旨曲意宽免他的罪过。特此谕令。二、朕的这些兄弟既不能用德行感化，不能用道理说服，不能用亲情打动，也不能用恩惠笼络；他们悖逆妄乱的念头，确实是百折不回。又奉上谕：“自古以来，善恶的报应一点也不会差错。凡是罪大恶极的人，即使一时得到宽免，没有被杀掉，但他们辗转反复地作恶，最终仍会自己投入法网，好像有某种力量驱使他们这样做。就如阿其那、塞思黑、允、允以及允门下那些同恶相济的人，暗中蓄谋，私下怀有叛逆意图，实在是国家的巨贼，给宗庙社稷留下隐患。朕既然洞察了他们的奸谋，本来应当把他们依法处置，以斩断祸根。只是朕一时不忍，想到古人‘歼灭首恶，胁从者不治’的意思，施行宽大的典例，把他们发遣到边远地方，保全他们的性命，希望这些人稍有一点人心，或许能够感发天良，悔改从前的罪恶。哪里料到这些违逆天意、造作罪孽的人不可教化，狠毒残忍的本性反而更加猖狂，冒犯天地，也触怒皇考。天道通过曲折婉转的方式，借曾静等人的手，使奸党匪类的罪状一一暴露，不让他们漏网。天道昭彰到了这种地步，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加倍警惕吗！”

译朕刚即位时，召集各位兄弟到养心殿，向他们倾诉肺腑之言，痛哭着劝告说：“朕承受皇考托付的重任，在诸位皇子中，皇考把帝位传给了朕。这和前代继承帝统的君主不同：前代往往按先后顺序确定继承人，父子之间各自形成一套是非；也不像禹、汤之后出现桀、纣，天下不能因为他们子孙不善，就掩盖禹、汤的功德。对于朕和皇考来说，是非得失实际上是一体的。朕本人做得好，就是皇考的托付正确；朕本人做得不好，就是皇考的托付错误。皇考六十多年积累的圣德神功，超越千古，朕绝不敢苟且懈怠、自暴自弃，使天下后世共同议论皇考托付失误，从而掩盖六十多年的崇高功德。朕的这片心，上天和皇考实在都在鉴察。” 我们兄弟都承受皇考生养、抚育和顾念几十年的深厚恩德，应当体察皇考的心意，并且想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道理，各自竭尽忠诚，协助辅佐朕。朕不能做到的，要辅佐帮助；朕有错误的，要规劝进谏；即使朕有过失，也应当体谅并替朕隐讳。大家同心协力匡正辅弼，让朕能够得到一个‘是’字，使朕成为一代贤明的君主，以成就皇考的正确托付，这就是诸位兄弟报答皇考无穷大恩的方式。这样反复恳切的劝告，阿其那、塞思黑等却置若罔闻，悖逆妄乱的念头百折不回。他们不能用德行感化，不能用道理说服，不能用亲情打动，也不能用恩惠笼络。阿其那刚被封为亲王时，就对人说出怨恨激愤的话，还对朝廷大臣说：‘皇上今天施加恩惠，怎么知道不是暗藏着明天杀戮的意思！他眼下施恩，都是不能相信的。’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咒骂诅咒朕本人，其他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朕刚即位时，塞思黑对身边的人说：‘没想到事情竟然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活着还不如死了。’这些话是他的太监王应隆亲口供出的。” 等命令他居住西宁时，他便用大量金钱收买人心，以致奸民令狐士仪等人暗中投递书信，劝他谋反。又如允依傍景陵居住时，仍有奸民蔡怀玺把信投到他的院中，称他为皇帝，而他竟把信藏匿起来。可见他们的叛逆之心绝不会改变，他们的逆党也绝不会解散。朕日夜筹划思考，却始终没有能够妥善处理、既制服这些顽梗之徒又安定宗庙社稷的好办法。万不得已，只好分别拘禁阿其那、塞思黑、允；没想到阿其那、塞思黑相继都遭受了冥冥中的诛罚。朕办理这件事，始终默默禀告天地，恭敬面对皇考，反复思考、审慎处理，衡量事情轻重，把它作为关系宗庙社稷和国家的大计，采取了把自身置之度外的做法；朕的这片心可以对得起上天和皇考。至于众人的褒贬以及后世的是非，朕不去顾问。从前储位尚未确定时，朕的六七个兄弟各自怀有觊觎之心，彼此残害，各自培植私党，企图侥幸得位。于是大奸大恶的人乘机结党，拉拢朝臣，收罗小人，内外相互勾连，形成牢不可破的局面。他们公然把建储一事当作掌握权力的手段，认为权势唾手可得，不能让它超出自己的控制。这些事情关系到宗庙社稷和国家的大患，朕亲眼见过，也深深了解；如果苟且姑息，不加惩罚以警戒，那么凶恶之徒竟会把悖逆当成寻常之事，给后世子孙带来的祸害将无法言说。况且古人说：‘抚慰我，我就奉他为君；虐待我，我就把他当仇敌。’君民、上下之间有天尊地卑的道理，尚且要讲施恩与报怨，哪里能因为臣下属于宗亲，就公然作乱、犯上作逆，只因是皇室亲属，便可以放纵恶行、助长奸谋，而不顾宗庙社稷的大计吗？所以从处在下位的人来说，就是‘抚慰我，我就奉他为君；虐待我，我就把他当仇敌’。从处在上位的人来说，就是‘忠于我，就是臣子；背叛我，就是敌人’。这是确定不移的情理，也是千古共同的道义。况且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君主反而较轻。’既然把君主和社稷相比，君主尚且轻于社稷，那么兄弟宗亲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只追求敦睦九族的虚名，却不考虑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大患，岂不是混淆根本与枝末、颠倒轻重吗？现在不必援引遥远的古事，只以我朝和明代的近事来说：我朝太祖、太宗刚毅明断，预先洞察事机，不因私情而姑息，因此建立了大一统的制度，给世世代代子孙留下太平的福泽。明朝建文帝优柔寡断，不懂大义，不识极端变故，一心想保全骨肉，结果酿成永乐之祸，最终国家危亡、自身丧命，成为祖宗的罪人。永乐帝虽然侥幸成功，使祖宗的天下没有落入他人之手，但面对臣民时，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传到后世，能免于讥讽议论吗？况且扰乱天下、毒害百姓，宗庙社稷的危险、臣民的灾难，从来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又如明朝宸濠之乱，也是由于姑息养成的，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鉴戒。总之，君主不幸遇到这类事情，如果看得真实、了解得确切，就应当权衡利害轻重，果断决策，不要存有小不忍之心，也不要顾虑自身的毁誉，以免把祸患遗留无穷。假如看得不真实、了解得不确切，却冒昧行事，或者其中还夹杂着怨恨和诬陷，那就会成为天地祖宗的罪人，也不能逃脱谴责。朕对于阿其那等人结党谋逆的情形，了解得真实确切；他们明显背叛的行迹，也是大庭广众共同看见、听见的。当时诸王、大臣等多次联名陈奏，请求立即将阿其那、塞思黑等依法处死。朕召他们入内当面见过，流着眼泪再次严厉谕告说：‘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都是圣祖皇帝的儿子，是朕的亲弟弟，是骨肉手足。你们都是承受圣祖皇帝和朕深恩的人，如今奏请这样处理，如果其中稍有情节和罪责不相符合的地方，就是使朕陷于不义；如果稍有口是心非、隐瞒内情的地方，就是对不起上天和皇考，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

译他们难道能逃脱上天的谴责吗！当时诸王、大臣异口同声，都认为阿其那、塞思黑等悖逆的情节和罪责确实绝不能宽宥。朕又逐一询问，每个人都说所陈奏的事情确实出于公心。朕还下旨询问各省督抚、提镇等人，他们的奏报也都一致。只是还有几处情况尚未奏报上来，所以朕没有立即下旨处置，仍想详细斟酌后再作决定。没想到这两个人相继死亡，朕尚未把他们公开依法处死。这是京城亿万臣民共同知道的事情，不需要朕再行晓谕。如果天下人一定要以朕杀死这两个人来指责朕，那么按照他们的罪行情状和朝廷法律来说，朕也不回避杀死他们这件事。因为有这样一番惩罚和警戒，可以使天下后世那些不肖的宗亲知道大义不可违背、国法不可侥幸逃脱，遵循道理、安守本分，以接受国家的宠荣；这样所起到的保全骨肉宗亲的作用，是很大、很多的。这正是遵循古代帝王‘用刑罚来辅助教化’的意思，实际上完全体现了敦睦九族、端正根本的道理。看看今天阿其那、塞思黑已经死了，他们的逆党匪类仍不肯罢休，还在搬弄唇舌，到处捏造散布谣言，希望迷惑天下百姓的听闻，作为挑起事端、进行报复的借口。如果不是上天和皇考暗中保佑，使这些事情暴露，那么流传到天下后世，假如留下真假难辨的疑点，不但朕要承受无法申辩的讥议，可惜皇考六十多年功盖天地的功勋，以及上天六十多年赐福降祥的恩眷，也都会付诸流水。朕又庆幸自己抚躬自省，确实没有丝毫可以指摘的过失，因而理直气壮，借曾静这一案件，得以公开坦然地向四海内外亿万臣民剖析并畅谈此事。否则朕将要开口时就会支支吾吾，怎么能免得了瞻前顾后、回护遮掩，又有什么脸面去面对朝廷大臣和身边近侍呢！朕承蒙皇考俯察朕的真诚，在众位兄弟中，唯独许评价朕有‘诚孝’二字。朕时时自我反省，不仅在任用人员、处理政务以及日常起居出入之间，事事效法君父，即使在隐微之处，偶然生出一个念头，也一定要想一想这个念头是否符合君父的心意，确认符合后才敢保留在心中，否则就一定排除掉。朕虽不敢说自己完全尽到了孝道，但一生爱慕、诚敬的心，确实可以面对天地神明。因此仰承上天、皇考的鉴察，得到保护提携，每每显现出明白的征兆；在揭发奸人、查出隐情之处，实在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朕只有举手加额，感激崇敬，铭刻于心，更加勤勉努力罢了。朕因为匪类捏造流言，所以把前后事情明白剖析，连续下达十多道谕旨，用来昭示臣民。如果朕的话有一个字是虚构捏造的，也就和那些人的居心一样，必定会遭到上天惩罚。特此谕令。三、朕所谓‘屠杀弟弟’，正是为了不辜负皇考托付的重任，顾全宗庙社稷的安危。又奉上谕：从前曾静的逆书中诬谤朕本人的各条说法，离奇荒唐，即使在梦中也不会有这样荒诞怪异的情景；其中给朕加上‘屠杀弟弟’的名声，朕不作辩解，也不接受这种指控，前面的谕旨已经叙述了大概。但朕的苦衷，还有没有详细剖析说明的地方。当时阿其那阴险狡猾，实在是逆党的首领；塞思黑、允、允都听从他的指挥，愿意为他拼死效力，完全不顾人伦大义。他的举动深不可测。如果阿其那果真肯反省过错、悔改，改头换面、改过自新，那么其他人一定没有不仿效悔改的。朕因此让塞思黑等分别居住，而把阿其那留在京城，就是为了施加深厚恩惠、优厚待遇，希望他受到感动、醒悟，能做到的都做到了极点。朕还推心置腹、诚恳迫切地劝告他，甚至说到流泪，所差的只有下跪恳求了。哪里知道他悖逆不臣的念头百折不回。此前诸王、大臣等参奏的几十条恶行，都是满朝共同看见、听见的实事。拘禁以后，他不但不知道畏惧，反而欢快地增加饮食，横行放肆的姿态多得无法列举。这难道还有悔改的日子吗？塞思黑居住在西宁，种种逆行，丝毫没有畏惧之心。等命令他来保定时，他哪里只是没有警戒之意，竟一路谈笑自如。押送他的人员向他讲述朕即位以来办理的政务，他笑着说：‘他一向很伶俐。’完全没有臣子和弟弟应有的道理，他悖逆的念头反而更加炽烈，又怎么能指望他悔改呢！允被拘禁已经四年多，到现在仍像过去一样强悍傲慢。允在拘禁的地方还进行镇魇之术，被他的太监告发。朕派大臣询问原因以及他从前结党等事情，他说：‘我如果说出来，只怕会杀了我；如果皇上免除我从前的重罪，我就把一切如实供出。’派去的大臣说：‘皇上原来已有旨意，你如果如实供出，丝毫不隐瞒，一定宽免你的罪。’于是他把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人结党作奸、暗中谋划的秘密，以及朕即位后他们怀有的叛逆议论，一一供认出来，并且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施行镇魇之术。因此诸王、大臣立即请求依法处死他，朕仍然宽免了允。看起来他近来似乎稍有惭愧之意。至于阿其那、塞思黑过去的恶行，明显昭著、被朕知道的，不计其数；他们处心积虑、如鬼魅般的行踪，还有许多是朕不知道的。他们自己以为朕必定全都知道，料想没有侥幸免罪的道理，所以残毒的念头日益加深，狂乱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准备拼死一搏来拖累朕，叛逆的意志坚定不移。像这样万万不能姑息宽容的罪行，朕尚且没有忍心立即依法处置他们，仍命令拘禁，等天下督抚、大臣的公奏到齐后再行酌定。没想到十天之内，两个人相继都遭到冥冥中的诛罚，实在是奇异之事。当时朕流着眼泪对全朝大臣说：‘朕原本想做一个十全十美的好君主，以报答君父的恩德。如今出了这两个人的事情，即使勉力做到十分的善政，也已经减去一半了。这是朕所遭遇的不幸，难道不是朕父子前世因缘和宿世劫难造成的冤孽吗！’

译总之，这些存心与国家、君父为敌的人，暗中结交死党，秘密蓄谋；只要国家没有陷入动乱危亡，他们的心就不会停止。朕既然洞察了他们的叛逆情状，如果不预先防备，等到他们谋划成功、事情办成后再应对，朕的力量就无法战胜他们；到那时即使身死也会落得无名，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不但辜负皇考托付的重任，宗庙社稷的安危也无法保证，天下百姓都将遭受涂炭之灾。幸亏朕每件事都能预先洞察，他们的伎俩完全无从施展，只能竭力制造恶毒言论，作为煽动和报复的计策。从今天的事情来看，虽然几个首恶被诛杀，但他们的同党、胁从，甚至极其卑微低贱的人，仍然藏着叛逆之心，传播大逆不道的话。由此看来，朕留心防范、及早安排处理，难道不是上天和皇考暗中启发朕的心智，使宗庙社稷和百姓享受太平之福吗！自古以来，仇敌之人编造诽谤议论来发泄愤怒的，往往有之。朕从前不忍把逆党全部依法处死，发遣到边远地方时，也料想这些奸邪匪类必定会说怨恨的话，原以为大概没有人会相信。没想到他们诬蔑诋毁，竟荒诞怪异到了这种地步，也没有料到曾静、张熙等人竟把它当成真的，并因此产生背叛之心。幸好四海之外，亿万百姓承受皇考圣祖六十多年深厚仁德和恩泽，深入骨髓肌肤，丝毫不被匪类的流言动摇，这哪里是人力所能做到的！那么皇考留给朕的恩德，难道只有像天高地厚那样深广吗！今天不但洗清了朕无法申辩的冤屈，也使皇考安定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功德更加彰明。朕含泪写下这些话，再次昭示臣民，天下也可以由此知道朕的心意。和硕怡亲王等上题，认为这些罪恶滔天、难以宽赦，天下共同的仇恨十分强烈，恳请皇上果断裁决，公开依法处死，以彰明国家法典，使人心痛快。臣等恭敬拜读上谕，宽免曾静，仰见皇上度量宏大、包容宽厚，如天空没有不能覆盖的东西，如大地没有不能承载的东西。即使是恶兽毒蛇、魑魅魍魉，也不忍用雷霆手段消灭，而希望它们改头换面、回心转意。从尧、舜、禹、汤直到今天，从未听说有这样宽大的典例。但臣等恭敬思考，我朝开创基业、建立统绪以来，列祖列圣相继承传；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丰功伟绩光耀日月星辰，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宇宙。皇上继承帝位、建立统治，具有大孝大德，至圣至诚，日夜勤劳治理百姓，以仁德养育、以义理端正天下。亲自实行节俭，使财富积藏于民间；广施恩惠，使贫寒百姓普遍得到好处。减免赋税、赈济灾民动辄达到亿万之数，教化养育遍及偏远荒僻之地。几年来年年丰收，民心和乐，吉祥接连而来，风俗富足淳厚。凡是有牙齿、有头发的人，没有不沐浴皇上的恩德、歌颂皇帝的功德；即使山角海边、偏僻穷乡，也都顺从并感恩，心悦诚服。却有曾静这样的人，性情与常人不同，散布幻妄之说，被逆贼吕留良反书中的悖逆言论迷惑，又把从阿其那、塞思黑门下奸徒匪类那里听来的毫无根据的流言到处传播。他竟敢编集流言，抄写诽谤书，让他的党徒张熙从湖南远赴陕西，投递到总督岳钟琪的衙门。虽然没有实际发动叛乱，却一向蓄有叛乱之心。因此罪恶已经满盈，神明驱使他自行败露，使他接受国法惩处，以消除异端邪说，端正天下人心。多年以来，中外臣民听到他的狂吠，都怀着与他不共戴天的愤恨，恨不得吃他的肉、睡他的皮。如今皇上施行如天一般广大的仁德，怜悯他起初是由于误听误信，如今已经悔悟，情由确有可以原谅之处，特意加以宽免。臣等恭敬拜读圣谕，皇上以改过来期望天下人，认为过错大而能改胜于过错小而不改，若确实能够改过，就没有不能赦免的罪。又想到那些跳梁悖命的人，畏惧罪责而投诚，尚且可以得到赦免。皇上的话多么伟大！宽仁好生的德行，超过千古帝王。但曾静已经养成枭獍般的本性，暗中谋划不轨，诬谤悖逆，罪恶滔天。按律例所载的十恶，谋反、叛逆以及大不敬，都不是通常赦令所能宽免的。因此曾静的罪属于十恶，不在三宥之列。张熙与曾静共同谋划不轨，前往陕西投递逆书，企图制造叛乱，也难以宽免。仰请皇上俯允臣等所请，下令法司按照法律处决曾静、张熙，碎尸悬首；查明他们的亲属和逆党，全部诛除；以彰明朝廷法纪，慰藉臣民的共同愤怒。臣等恳切激烈至极，谨此上题请旨。奉旨：宽免曾静等人的这一案件，是诸王、大臣、官员等不能置一词赞同的事情；天下后世无论认为是对还是错，都由朕一人承担，与臣工无关。但朕已经反复详细慎重地考虑过，所下的谕旨都已经说明清楚，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行上奏。如果各省督抚、提镇因为朕宽免曾静而再次上奏请求改变处理，命通政司将奏本退回。雍正上谕。吕留良究竟怎样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以至于落得戮尸、枭首的下场？上谕：我朝开创并统治天下，是上天赐予、人民归附，列位圣主相承继统，中外臣民都景仰归顺。到了我圣祖仁皇帝承受天命、登上帝位，福泽庇护亿万百姓，文治武功、施恩布德，超过历代帝王，亘古以来罕有。这使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的人都心悦诚服。即使深山穷谷中的平民、儿童，以及一切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哪里料到逆贼吕留良凶悍暴戾、顽固残忍，喜欢动乱、乐于祸患，自称是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念旧国，心怀愤懑，诋毁讥刺本朝。仪宾的后代在皇亲关系中本来就十分疏远卑贱，有什么值得相提并论的！况且他出生在明朝末年，流寇攻陷北京时，吕留良还只是个小孩。本朝平定天下以后，他亲自受到本朝教化和恩泽，才得以读书成才；顺治年间参加考试，成为诸生。后来多次参加岁试、科试，凭着浮薄的才学，却常常名列高等，窃取虚名，在乡里夸耀荣耀。可见吕留良与明朝根本没有什么切身利害关系，他内心哪里曾有过什么高尚节操！康熙六年，他因考试不顺，狂妄地发表大言，放弃秀才身份，突然追念明朝，深深怨恨本朝。后来被推荐参加博学宏词科，他又诡称自己宁死不仕；

译如果以山林隐逸的名义被荐举，就剃发做了和尚。按他经历的年月计算，吕留良作为本朝的诸生已经有十多年了，却在这时才突然改变想法，忽然自称是明朝遗民。自古以来，像这样悖逆、反复无常的人，有如此荒诞无耻、可笑可鄙的吗？从此以后，他撰写邪书，建立叛逆之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他不过是靠卖文章、卖书来谋求声名和利益，却竟敢对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辱骂诅咒，把毫无根据的事情凭空编造出来。他所写的诗文以及日记之类，有的刻板印刷流传，有的秘密珍藏，都是世人耳目从未见过、意想从未想到的东西。朕翻阅之后，不胜惊骇震悼。他那些悖逆狂妄、凶狠攻击的言辞，不仅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而且凡是做臣子的，都是不忍看在眼里、不忍说出口、不忍写在纸笔上的。现在姑且从其中列举几条，略为向朝廷内外的诸臣宣示，希望天下后世共同知道其【原文“其张，感愤”疑有讹脱】的荒唐、愤懑，以及如狗吠狼嗥般的暴戾。自从有人类以来，乱臣贼子中罪恶滔天、奸诈凶顽，假借名望冒充理学大儒的，从来没有像吕留良这样令人痛恨的人。曾静的两条供词 一、我是怎样受到吕留良思想的毒害，成为罪大恶极的重犯的？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雍正上谕 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学着他的样子狂妄叫嚣，辱骂诽谤朝廷，究竟是什么居心？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个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换骨成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