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清奏疏选汇》●《清奏疏选汇》目录 一 《秘密陈述进剿机宜疏》（顺治七年）陈锦 《谨陈攻守六项要务疏》（顺治十一年）季开生 《秘密陈述闽浙防患事宜疏》（顺治十一年）王永吉 《分镇海口疏》（顺治十一年）林德馨 《周密筹划封疆防务疏》（顺治十一年）陈棐 《直陈海寇酿成祸患的根源疏》（顺治十二年）龚鼎孳 《敬陈东南战守便利措施疏》（顺治十六年）王于玉 《敬陈管见三事疏》（顺治十六年）王启祚 《请革除弊害以谋求社会安定的七条疏》（顺治十六年）蔡行馨 《秘密陈述安定海疆第一策》（顺治十七年）王命岳 《秘密陈述安定海疆第二策》（顺治十七年）王命岳 《秘密陈述安定海疆第三策》（顺治十七年）王命岳 《筹划长远之计以谋求根本疏》（顺治十七年）季振宜 二 《分条陈述福建省利弊得失疏》（康熙十三年）范承谟 《蜡丸疏》（康熙十四年）李光地 三 《进呈台湾番檨疏》（康熙五十八年）吕犹龙 四 《请解除台湾遏米禁令疏》（雍正四年）高其倬 《酌情疏通福建省四郡积谷疏》（雍正七年）史贻直 《陈述台湾事务疏》（乾隆十年）高山 《请制定巡洋会哨办法以加强海防疏》（乾隆十五年）喀尔吉善 《请准许台湾百姓搬运家眷并严禁偷渡疏》（乾隆二十五年）吴士功 《议论台湾屯丁疏》（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 五 《拨调船只、派员运送解交台湾、澎湖军饷疏》（道光二年）徐炘 《请动用款项修造战船疏》（道光二年）徐炘 《福建省摊派捐款各项请删请留疏》（道光二年）徐炘 《提取解送台湾府所属嘉庆二十二年钱粮银数疏》（道光二年）徐炘 六 《委员前往淡水厅查拿犯人和证据片》（道光二十年）黄爵滋 《审明同知龙大惇专门信任丁役而造成舞弊疏》（道光二十年）黄爵滋 七 《扼要筹划边防，应该制定长远规划摺》（光绪三年）张佩纶 《遵旨查明署理台湾镇杨在元难以指望其得力摺》（光绪十年）张佩纶 八 《敬陈福建内部三件事情疏》（光绪八年）宗室宝廷 九 《紧急请求拨发军饷援助台湾摺》（代）王仁堪 《统筹台湾防务，敬陈管见摺》（代）王仁堪 《请下谕给台湾士绅片》（代）王仁堪 《请派员带领勇兵前往援助台湾摺》（光绪十年）丁宝桢 《秘密陈述渡海赴台应办事宜片》（光绪十年）丁宝桢 《请秘密派遣重臣渡台主持调度摺》（光绪十年）邓承修 《纠弹参劾福建藩司沈葆靖片》（光绪十一年）邓承修 ●一 《秘密陈述进剿机宜疏》（顺治七年） 《谨陈攻守六项要务疏》（顺治十一年） 《秘密陈述闽浙防患事宜疏》（顺治十一年） 《分镇海口疏》（顺治十一年） 《周密筹划封疆防务疏》（顺治十一年） 《直陈海寇酿成祸患的根源疏》（顺治十二年） 《敬陈东南战守便利措施疏》（顺治十六年） 《敬陈管见三事疏》（顺治十六年） 《请革除弊害以谋求社会安定的七条疏》（顺治十六年） 《秘密陈述安定海疆第一策》（顺治十七年） 《秘密陈述安定海疆第二策》（顺治十七年） 《秘密陈述安定海疆第三策》（顺治十七年） 《筹划长远之计以谋求根本疏》（顺治十七年） 《秘密陈述进剿机宜疏》（顺治七年）陈锦 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陈锦谨奏：为秘密陈述进剿舟山的机宜，恭请圣上明察并秘密下令执行，以便擒获长期积聚的巨寇，使久受困扰的地方获得安宁。臣私下认为，两浙是财赋之地，自纳入朝廷版图以来，至今已有五年。即使山魈、泽魅等不时偷偷作乱，也都不难逐步扫除。唯独舟山一带，上连闽、广，下接苏、松，一向被逆贼黄斌卿、张名振等盘踞；此后伪鲁王以及一切叛逆全都聚集在那里，声势越来越大。战船遮蔽海面，联结成队、分泊各处；沿海地方不时遭到焚烧劫掠。只是因为贼巢处在巨浪洪涛之中，不是陆路可以奔袭围剿的；而且我方战舰没有备齐，水师兵力也不多，所以养患成痈直到今天，已经难以收拾。不过，这不只是海上的祸患。因为各路叛逆勾连很广，以拥戴伪鲁王为名，所以各山据险自守，无不听从他的指使。水贼登岸，山贼就为他们接应；山贼遭到围剿，便逃入海中躲避兵锋。等官兵撤回，贼人又重新进入山中。此外，这也不只是浙江一省的祸患。因为周寉芝、阮进等大逆都属于闽人，所以粤、闽各路叛逆无不互相联通，苏、松一带屡次遭到登岸侵犯；这又成了数省的重大祸害。臣侥幸承担两省重任，而且身受我国豢养之恩；臣每天都在思考荡平他们的办法，希望稍微报答圣恩。无奈近年来闽地海寇气焰嚣张，臣每天忙于奔走围剿，到冬天才能返回浙江。又因为船只没有备齐、炮火没有配全，所以一面严令催促宁波、台州制造战舰，一面查察舟山的情形并斟酌进剿路线，多方咨询访问，竭尽力量筹划；费了半年多的力气，船只才报告完工。等到查明海上情况，伪鲁王现在正在舟山；自从黄斌卿伏法后，伪富平伯张名振便拥戴他，在舟山内部驻扎。跟随并辅佐他的，有伪兵部尚书张肯堂、伪总督军门李长祥、伪兵部朱永佑。那些把船队联结起来、分驻各个要口的，有伪平西侯王朝先、伪荡湖伯阮进、伪平一伯周寉芝、伪定波伯周瑞、伪安洋军门刘世勳、伪靖西军门黄大振、伪骁雄军门刘金等。至于所谓总兵、院道，多得无法计算。各路叛逆虽然拥护一个伪鲁王来虚张声势，但彼此心志不一，互相猜忌。如果我军出其不意，扬帆直捣，他们的斗志必不统一，必然溃散。我军一半截断其水师，另一半迅速登岸；相距一、二里，就是舟山所城；擒获首领、扫荡贼巢，确实是可以做到的。何况舟山各澳的百姓遭受各路叛逆摧残已久，痛苦难以言说；王师所到，没有人不兴起“等待后援”的颂歌。因此衡量各种形势，臣有力量承担荡平围剿的任务。

译不过，水路用兵与陆路不同，海上用兵尤其不是容易的事。陆路用兵，可以根据地方距离远近，约定各军会合围剿；如果从海上出兵，必须等待风向顺逆，又要依靠潮汛早晚。有时定关风势顺利，但台州、温州风势不顺，台、温战舰一步也不能前进；有时定关一潮即可到达，但苏州、松江必须经过四、五潮才能到达，那么苏、松两地军队何时抵达就更无法计算了。这样一来，道路本有远近，消息又一时难以沟通。这不但江南、浙江两省的军队很难约定日期会剿，就是宁波、台州、温州一省所属各地也不能同时出兵。臣多方研究筹划，现在准备合力给敌人以重创。进军路线务必从定关出发；那里与舟山隔海只有一百多里，等到顺风，半天即可到达。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虽然不能保证海面上的群贼全部擒获，但臣可以保证荡平他们据险固守的巢穴。然而要实行这一重大进剿，还有三项要务：第一要有人担当，第二要严守秘密，第三要预先确定防守的兵将。因为舟山悬在大洋之中，每当商议围剿时，不是说海寇善于水战，就是说贼船很多。不是说刚刚夺得丹山，却隔着水海，难以防守；就是说海上用兵十分危险。如果这样，难道将要任凭各路叛逆聚众焚烧劫掠而没有止境吗！正因为旁观议论纷纷，所以负责此事的人只是装点纸上空谈，没有人敢于担当；而那些极力主张荡平围剿的人，也只借招抚来敷衍了事。他们完全不知道各路叛逆自恃占据险要，谁肯接受招抚！臣常见招抚使臣严我公多次写信招降，他们的回信无非是谩骂、悖逆的言语！这不但不能招使他们向化，反而损害我国威严，实在不是良策。臣深受皇恩，不自量才力微薄，如今坚决主张议定围剿。至于所需兵丁，只须从臣的标营以及提督、总兵等标营中酌情挑选，再加上定关的水陆官兵，足够使用，实在不必兵力太多。即使兵多，也没有足够船只，同样不必预先限定兵数。臣将亲自督率围剿，随机应变；一力担当，自然能够成功：这是第一项要务。舟山距定关只有一水之隔，沿海奸民中有许多是贼人的耳目，我军一举一动，他们马上就会知道；如今王朝先等大小贼船都驻扎在桐焦、南田等处，如果机密不严，让贼人知道有荡平围剿的行动，他们必定大量勾结闽寇，层层防备、处处堵截，反而使叛贼从各方面阻挡我军，怎么能够渡海成功！所以一切调兵围剿的事务，以及挑选水手、船只的事宜，臣都亲自秘密办理，丝毫不敢预先让道、镇等官员知道；只等接到密旨的那天，臣再当面会同固山、巡抚、提督诸臣秘密商议机宜，突然长驱进剿，使贼人来不及防备，希望能够成功。如果需要调苏州、松江水师到崇明、漴阙之间以壮大声援，或者应当命令宁波、温州水师在海门、蒲门等处合力截断贼人的逃路，都等到临近行动时秘密、紧密办理：这是第二项要务。至于荡平围剿以后，盘踞舟山的各路叛逆自然不难全部擒获；但分泊在海上的巨魁，不能保证没有逃脱的。因此即使取得舟山，留下军队防守仍是最重要的措施。按臣的愚见，舟山既已攻取，钱塘水师似乎可以考虑撤去一营；立即把钱塘水师的一营改设在舟山，再调拨定关水师一营，两营都驾船驻守那里。另设陆兵一千人，用来加强水陆防守。选派副将一员，作为总领。这个副将必须是我国旧人，才可以把重任交给他。仍命定关总兵拨派水陆官兵驻扎金荡山——那里正是定关到舟山的中间位置，用来作为援应。即使有残余叛贼，也不敢窥伺内地；浙江省的门户就可以保证无虞了：这是第三项要务。以上都是臣日夜筹划、确实研究出的机宜。臣正在撰写奏疏准备秘密上奏，恭请密旨责成，以便在新春风平浪静之日，或者乘月夜潮汐，或者驾着顺风船只，一战成功，解除皇上南顾的忧虑。恰好本年八月十六日，臣收到兵部咨文，内容是钦奉皇上传谕：“该部题奏：据看，舟山自张名振占据以来，长期没有归顺；伪鲁王现在何处？如今应当出兵征讨。所需兵马若干、船只若干，从某一海口到舟山路程若干，都应秘密命该督详细斟酌后迅速报告。”皇帝当面降旨：“是。钦此。”臣恭敬遵照这份秘密咨文。由此可见，我皇上的睿智谋略以及枢臣的宏大谋划，早已考虑到了这一点。臣不胜欢喜踊跃，更加发誓尽力担当。臣谨将进剿的军事机宜秘密具疏上奏，伏乞皇上明察，秘密命兵部酌情议定。或者指示方略，或者秘密谕令臣专门负责进剿之事；苏州、松江水师如果应当调往崇明、漴阙以壮声援，也听凭臣临时酌情调遣。臣得以竭尽智慧和力量，遵旨奉行；这样或许可以消除长期积累的祸患，使地方获得安宁。《谨陈攻守六项要务疏》（顺治十一年）季开生 礼科给事中臣季开生谨奏：水贼大肆猖獗，臣谨陈攻守六项要务，以辅助歼灭围剿之事。臣的家乡在江南泰兴，地处江海之滨；对于水贼的情形，臣颇为熟悉，所以斗胆详细陈述。臣近来看到邸报，得知松江屡有海上警报，正深为局势逼近、祸患压身而忧虑。昨天收到家信，说有数百多艘贼船在今年正月初三日转泊江北，上岸抢掠，惨状难以言说。臣的家乡以及相近的通州、海门等处，各城官民现在都在昼夜严加守卫。臣私下认为，这些贼人不除，大江南北的淮、扬、常、镇、苏、松六郡能够保证坚固防守吗？如今督、抚以消灭贼人为己任，请求制造巨舰；贼人到来就出海迎战，贼人逃走便循迹追剿，务必彻底消灭：这确实是上策。然而奏报往返、工程兴办，都难以按日计算；巨舰一天没有造好，贼患一天就不能平息。沿江百姓不是耕作来缴纳赋税，就是烧煮来供应盐课；贼人一天不退，百姓一天不得安宁。所以就目前的办法说，有一法是以防守作为作战，有一法是分散部署以进行围剿。以守为战的要点有三项：一是远距离侦察，二是扼守险要，三是准备器械。江海警报频繁，是因为在重要地方设置总镇，在要地设置副将、参将，在交通冲要和事务繁杂处排列守备、把总，这些是正兵；又有游击将军率领游兵四处应援，这些是奇兵。茫茫大海中，在岛屿上登高眺望，视野可以达到千里；如果不时时出哨侦望，贼人有没有、多少，怎么能看得清楚？

译何况贼船一定乘风而行，可以根据风向判断它驶向哪里，根据潮汐判断它进退何方：这就是侦察的作用。贼船很大，不能停靠岸边，一定要寻找港口航道；估量能够进入的港道，就派重兵把守，其余地方分兵防守巡逻。贼人还没有登陆，就拒止他们；即使已经登陆，也必然会分散抢掠，陆兵在他们返回时拦截，游兵焚烧他们的船只，贼人自然一条船也不能返回：这就是扼守要害的效果。短兵器只能用于接近交战，如果水陆相隔，就全靠弓箭。要毁坏他们的船只，必须使用炮石；要焚烧他们的船篷和桅杆，必须使用火器：这就是器械应当备足。三项都具备而贼人仍不能被击破，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以分散部署进行围剿的要点也有三项：一是严格实行海禁，二是杜绝接济，三是秘密侦察查缉。贼人在海上，获利之处在于劫掠；如果没有抢到东西，自然不能长久停留。只是商人、船户出海经营贩运，一旦被贼人捕获，船只就成了贼船，人也成了贼人，贼船和贼人都会因此增加；那么海禁怎么能不严格呢？海上不能耕种，贼人有货物却没有粮食，终究难以聚集生存；只是奸民贪图利益，运米与贼人交易，贼人于是得到粮食，这就是把粮食资助给贼人；那么接济怎么能不杜绝，查问侦察怎么能不严密呢？能够这样做，而贼人仍能在海上安枕无忧、在江乡挥舞兵器，是不会有的。只是如今时局太平，军队玩忽职守，事情拖久了禁令松弛，侦察不出里门，守防人员多有虚额，兵器铠甲全都朽坏迟钝；商民公然出海，贼人的密探甚至进入内地，贼势怎么会不炽盛、怎么会不聚集呢！因此，恢复废弛的事务、振作衰颓的政务，这六项确实是今天的要务。不仅江南、江北应当立即实行，凡是闽、浙沿海各地，也都应当仿照办理。伏乞皇上下令督、抚、提、镇查验器械、整顿队伍，审察今天的险要之处，重新迁移、增加和补充防务，严禁出海和接济贼人；贼势一定会衰退停止。等到巨舰造成，江南、江北秘密会合进剿，那么贼人进来没有东西可抢，退去也没有归宿，难道不能一举全部歼灭吗！《秘密陈述闽浙防患事宜疏》（顺治十一年）王永吉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永吉谨奏：闽、浙的隐患最大，臣秘密陈述自己的浅见，恭请圣上裁决，以防止后患。臣接连阅读邸报，看到同安侯郑芝龙《缴报封抚书信等事》一疏，其中有这样的话：“臣读到家书，遗憾逆儿不能顺承圣意；既然把闽、粤视为自己的责任，还想希望朝廷委任他保全浙海。”皇帝降旨说：“看了你的奏疏，知道了。该部知道。钦此。”臣不知道郑成功家书中说的是什么事，但就郑芝龙奏疏详细思考，闽、浙、粤东各地都有督、抚、镇、将固守封疆，广东有藩王正在征剿，浙江有大军镇守，文武官吏各有明确职责；郑成功如果是真心接受招抚，就应当解除武装、放下兵器，遵守法度，努力图谋报效，地方军马和军事机宜都听凭督、抚调度，怎么能擅自把闽、粤视为自己的责任，又怎么能希望朝廷委任他保全浙海！他气势骄傲、志向高强，心气雄豪、胆量很大；要挟之意十分明显。表面上虽然像是归顺，实际上却怀有二心。根据臣的判断，将来成为东南大患的，必定是郑成功。从前他漂泊海岛，立足未稳；如今却得以盘踞在漳、泉、惠、潮之间，用我们的土地养育他的百姓，用我们的钱粮训练他的精锐，已经凭借名义形成了气候。将来他以索取饷粮、扰害地方为由逼迫官吏，目无法纪，势力一天比一天强，气焰一天比一天骄横，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稍有不合心意，就乘机制造事端，借口挑动激发，突然施行叛逆阴谋，这是必然的道理、必然到来的趋势。臣私下担心督、抚平日失于防备，仓促之间怎么能够制胜！万一发生意外变故，他从水陆两路同时进攻，不但福建会分裂崩溃，广东、浙江、江南也会遭受切肤之祸。古语说：“接受投降，就像接受敌人一样。”本来固然应当推心置腹地对待投降者，但尤其应当厉兵秣马以应对变化。何况郑成功悖逆、骄横、强悍，情形已经十分明显，没有什么可疑惑的；要杜绝后患，必须赶紧预先防备。如果臣所说不算错误，伏望皇上秘密谕令浙江、福建督臣刘清泰会同抚臣佟国器同心协力，制造武器、训练军队。沿海水师的船只，应责成抚臣萧起元、周国佐切实修整、切实训练，千万不能因为郑成功已经接受招抚就心生懈怠；更不能显出惊慌，泄露消息，以免郑成功揣测猜疑、心怀畏惧，反复不安！务必审察时机、观察变化，驾驭得当，使自己控制别人而不受制于人；这样或许东南安定，天下也会一同安定。事情关系到极大的利害，臣不敢隐瞒；臣据实秘密陈述，仰请圣上明察！《分镇海口疏》（顺治十一年）林德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林德馨谨奏：为分派镇守大臣控制海口，调移快船训练水师，疏浚济西北的咽喉要地，巩固东南半壁江山之事。臣私下考察，国家的财赋大多取给于江、广、吴、越；朝廷和民间的命脉，尤其与京口、镇江、瓜洲、仪征的交通相连。近来海上的游荡亡魂竟敢蹂躏内地，既然如此出没而无所顾忌，难免惊扰、阻碍商人和百姓。总的说来，是因为海口的险要之地没有控制扼守的良策，任凭海上祸患出没而无人制止。如今的办法，紧急讨论调移镇守机构固然正确；但设置防务，更是不可缺少的。科道臣子已经接连上章陈奏，目前正在由有关部门议论。不过，关于装备战舰、建立统帅营门，臣想到一个浅见，恭敬地为皇上陈述。查考明朝末年的旧例，江宁称为留都，设置文武官员主持操练江防。文官从九卿、督抚中选任，武官则从公侯、世袭勋贵中选取；置备兵马、船只，用来讨伐军中实际存在的敌情，防备不可测的变故，确实是因为对此事十分重视。我朝定都以后，为节省各省官府的费用，议定撤除安抚机构，于是把操江之职移到上游，以为可以享受太平；海防也就逐渐松弛而不再讲求，终于导致蠢动的叛逆突然兴起，肆意猖狂。虽然经历了一些小规模挫败，却并未立即恢复安宁；那么修整战舰、整饬军队，周密筹划怎么能容许片刻迟缓呢！然而防守围剿的指挥权，必须交给有雄才大略的老将。若从旗下人中选任，恐怕不熟悉水战；再议定兼摄，又恐怕鞭长莫及。臣看到江宁设置有提督武臣二员，统辖满、汉官兵。像阿克善、管效忠这样的人，平日就在江岸饮马，在水边横握长矛；论大将人选，没有谁能超过他们。而且他们标下的兵丁多熟悉水性。与其让他们驻扎省城、喂养训练军队等待命令，不如分派他们镇守海口，以防不测！况且所用的是现成兵力，不必招募；各地本来就是汛地，也不能说这是越权插手。再下令操江官员驻节镇江，商议确定军事机宜，协同调度。至于船只的需要，臣又查得江宁的马快船，向来用于进贡时令鲜物以及进献、解送织造等事务；

译如今都奉旨减免节省，现有六十多只船停泊在江边。而且船只都完整，桅杆、篷帆和器具无不齐备；即使一切船夫的工食，也都可以不必再费周折；又都是提督所属兵丁所熟悉的船，计算起来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只要颁下一道诏令，澄清整顿立刻就能见效。因此臣还要请示：狼山、圌山设置防务，本来是为了堵御江口；如今贼寇离去不知去向，贼寇来犯又毫无防备，使用这些纨绔子弟，只是徒然损害国威。应当立即分设镇守，由督臣从亲信的标下兵员以及有智谋、勇力、技能的官员中选用，具题补充；趁潮出汛，划分地段分头防守，并以明确的赏罚标准约束他们，这样谁不会受到激励而谋求功名呢！这样一来，如果还有海寇闯入，臣就不相信了。《纳缪封疆疏》（顺治十一年），陈棐 山西道监察御史臣陈棐谨奏：为边疆防务所关重大，请求敕令巡抚大臣小心筹划预防，以便在事情发生后仍能收到补救之效。臣查阅邸报，看见江宁巡抚周国佐有一篇《微臣剿贼拮抿疏》，其中自述办理剿贼的捷功，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巡抚此前上报大战并夺取贼寇巢穴，正奉到圣旨核查真伪；所以他的功劳大小、有无，臣不能凭空猜测。不过，掌有节钺的封疆大臣肩负重任，本来就应当智谋深沉、勇毅镇定；没有事情时也要像有事情一样，事情过去后也要像事情正在发生时一样，竭尽忠心弥补过失，在道义上不推辞艰难；这才是竭尽心力报效君主的职责。张名振不过是一个在海上亡命的贼徒，竟敢悬军深入，登上金山，窥伺龙潭，不能说不远；从正月到五月，不能说不久。如今一旦吃饱喝足想要扬帆离去，恐怕还包藏祸心；巡抚如果在此追想过去的事情，竭力防护，那么张名振这样的贼寇，怎么能再猖獗行动呢！可是看巡抚疏中说：‘大海放眼望去，茫茫没有边际；贼寇忽东忽西，没有固定方向。若因此责成我们吴地，就等于说吴地被寇可以归咎于浙江，也可以归咎于福建。’臣私下叹息，巡抚不只是想推卸过去的责任，还想松脱将来的负担；还能够指望谁呢！大海没有边际、战斗无法施展，只是在外洋才是这样。靠近内海的地方，潮汐不定，浅沙会使船只搁浅；贼寇在那里无法发挥进攻之力，我们也无法凭借地势防守。他们进入的道路，必定经过海口；而海口有数处，所以分设汛地和防务，以便专门明确责任。贼寇从福建的海口进入，就责成福建的封疆重臣；从浙江的海口进入，就责成浙江的封疆重臣。如今贼寇实际是从苏州、松江的海口进入，门户失守，毒害流布内地；巡抚亲自肩负守护苏、松的长城重任，却不承担责任，罪过将归于谁！过去的事情固然已经来不及挽回；但今后贼寇入侵，始终没有可以归罪的地方，那么担任封疆大臣的人，难道一次错误之后还容许再错一次吗？如今张名振的全军像鸟兽一样四散，而他们贪婪窥伺的目光，不能靠近却始终不离。道路一旦熟悉，计谋就会产生；被胁从的人多，耳目也多。万一他们接踵而来，巡抚一定会说：‘大海茫茫，我早已在事前说过了。’这样封疆防务还依靠什么呢！伏乞皇上严厉敕令该巡抚，在尚未发生祸患时预先筹划防备；使咽喉要地不至于受到扰乱，使天下处于磐石般安定的状态。东南幸甚！天下幸甚！《直陈海寇酿祸之根疏》（顺治十二年），龚鼎孳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龚鼎孳谨奏：为直截了当地揭发海寇酿成祸患的根源，秘密请求皇上裁断。海贼郑成功辜负皇上招抚招徕的深厚恩典，刚接受招抚便又叛变；如今还攻破漳州、泉州等郡，声势猖獗，举起螳螂的手臂来抗拒王师。幸亏上天的讨伐声势大张，他早晚自然会被擒获处死。但酿成祸患的人不追究，军中的赏罚就不会有效；酿成祸患的根源不除，内外的消息就不会断绝。臣不顾避嫌和招怨，冒昧为皇上秘密陈述此事。浙江、福建总督刘清泰，剿抚都无能为力，一点办法也没有。当固山金励进攻包围海澄时，形势已经是必定可以攻克；刘清泰却不能审察时机和事宜，不能同心协力将其扑灭，以致贼众又肆意狂妄逞强，祸患形成燎原之势：这是他的第一项贻误。等到看见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以患病为由请求离任；虽然蒙受皇恩得到批准，但新任总督尚未到任，本来应当仍驻守衢州，控制险要。可是他却收拾行装调转车马，早早越过杭州以西。近来查阅他的本章，其中办理军政的文书，与平时没有不同；可知他并不是不能起身的病。借口休息卸担，实际上只留下忧患给君父：这是他的第二项贻误。这就是臣所说的酿成祸患的人，皇上应当立即赐予处分，以此整饬并激励军中的人。同安侯郑芝龙，蒙受朝廷特别优厚的豢养待遇，这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起初还说可以借他的榜样，劝导他归顺。如今已经十年了，他的桀骜惊悖反而更加严重。郑芝龙的仆从等人往来不断，家中书信频繁通达。他既不能训诫儿子、使其改过自新，又不肯约束自身、等待治罪；出入宫殿，秘密接近皇帝居处。儿子在海边用兵，父亲却在都城安枕高卧，路人都知道这不行。皇上即使顾念他投诚的功劳，不忍立即依法处置；但对他一切日常起居和行动，怎么能不加倍防范限制！倘若用兵之际，虚实被他窥知，封疆的忧患就近在肘腋。这就是臣所说的酿成祸患的根源，皇上应当早加留意，以肃清内外。《敬陈东南战守便宜疏》（顺治十六年），王于玉 翰林院庶吉士臣王于玉谨奏：为逆贼已有可以消灭的形势，事情和时机没有理由坐失；谨陈东南战守的有利办法，仰求皇上明察。臣不过是出身草野的书生，承蒙皇上特别恩典，拔擢安置在史馆。受到陶冶、温养和培育，已经过了两年；皇恩高厚如天覆地载，臣即使从头到脚也无法报答。只是想到臣的职务不是言官，不能陈述意见来略尽微薄之力；但凡有所知而不说，也不是臣的职责所应当尽到的。臣岂敢顾忌越俎代庖的罪过，现将所知逐一全部陈述。臣伏见皇上天威屡次震动四方，神武奋发扬威；即使是西南的偏远异域、幽深山崖、绝壁险峰以及竹林栈道荒莽之地，也无不被廓清安抚。可是区区福建贼寇郑成功，纠集乌合之众，在水滨抢掠粮食！推算他的伎俩，本应早晚可以剿灭；但他十多年长久逃避天诛，像猫头鹰张翅一样嚣张而毫无顾忌。近来又把巢穴迁到舟岛，窥伺浙江、江苏两地；沿江沿海，横行劫掠。他至今没有被斩首示众，臣认为是因为水上和陆上的形势不同，进攻和防守的时机也不同。贼寇所倚仗的长处，不过是熟悉深海，习惯潮汐；船舰高大，只便于冲撞破坏和停泊罢了。

译贼寇没有被消灭，是由于水军不精；水军不精，又是由于战船没有准备。如今议论的人大都说，贼寇适合在海上作战，官军适合在陆地作战，只能列阵防守，不可以出兵进攻。即使近年办理了船只，船只大小和数量，也难以同贼寇抗衡。所以贼寇乘虚而入，扬帆便可满足地掠夺离去；官军追逐贼寇、追击逃敌，面对大海只能深深叹息。这个小丑所以能够狂妄惊扰，原因就在这里。臣认为，若用天下全部力量来整治水军，哪支军队不能精强；若用天下全部力量来营造战舰，哪种战舰不能造成！只在于皇上独自掌握裁断。皇上如果确实不吝惜金钱、不计较年岁来谋划消灭这些贼寇，那么最紧迫的是整治战舰，其次是训练水军。请从江淮以南、福建广东以北，凡是海道上的要害之处，敕令有关督抚大臣迅速制造战舰，精心训练水师。贼船高大，不是鸟船、水艍就不足以抵挡它的锋芒；但若乘隙出奇兵，也可以辅助护卫大船。能够轻快航行于浅水的船，北洋以沙唬最为优良，南洋以〔原文疑为船名，字样不清〕最为优良。应当命令督抚传檄征取福建工匠，按照鸟船、水艍等式样共同聚集工匠制造；并通行各监司、镇将，凡各场、各沙中土生土长的编户百姓，只要熟悉风向、习惯水上作业，都广泛招募。臣估计，修造舟舰、抽调招募水师，不到半年，旌旗和船队都可以整备；在最险要、最易受冲击的地方——如狼山、福山、定海等海口，使用大船一百五十艘、次等船三百艘，水师五六千人、西北战兵三四千人来抵御。其次如吴淞、温州、台州等海口，也使用大船一百艘、次等船二百艘，舟师三四千人、西北战兵二三千人来抵御。福建、广东照此办理。贼寇如果分队来侵犯，我们就在一处集中兵力，在门户前迎战；贼寇如果联合船队大举进犯，我们就集合几个地区的兵力合力截击：自然不会再出现深入内地、登岸长驱直入的横行之势。而且如果狼山、福山、吴淞设有重镇，贼寇就不敢沿长江上溯，图谋永安而进攻金山、焦山，也不敢越过崇明图谋通州、泰州。定海设有重镇，贼寇的全队就不敢经过楚门侵犯黄华，贼寇的零散部队更加不敢沿象山劫掠奉化。贼寇既然在浙江陷入困窘，又听说福建、广东有增兵造船的举动；厦门空虚，势必回头顾及自己的巢穴。我们于是就在惠州、潮州集结兵力，截断他们进入广东的道路；坚守福州，防绝他们进入浙江的兵力。福建全境的军队严密设置烽火台，修完整固堡寨，以杜绝他们沿边境进入劫掠的图谋；江浙的军队在舟山显示兵力，加强温州、台州的驻防，以消除他们奔逃突袭的祸患。贼寇既然粮食军需接济不上，士卒将领就不会溃散离心；油料、铁料没有来源，船舰自然会腐坏。这时命令大将统率平定藩篱、岭表地区的军队，会同苏利、吴六奇的部队从南面进攻；命令一员大将统率福建全省军队，会同黄梧等人从北面进攻。贼寇势力既然穷困，内部核心必定发生变乱；不出两个期限，如果还不能得到郑成功的首级，臣甘愿接受重罚，以纠正妄言之罪。这全在皇上独自掌握裁断。何况郑逆本是依附于富贵人家的轻薄妄人，贼众即使超过数万人，战兵也不过一万人；从前只是认为我们害怕水战，所以才敢狂妄逞强，如今如果听说朝廷决意进攻，自然会胆落。又加上他们连年溃败——比如海澄归降、闽安被攻破，核心将领已经离心，党羽也逐渐凋零。即使只有一两个叛将是他们的死党，而骁勇精锐的士卒算起来也不过几百人，这又有什么值得介意的！把握时机将其扑灭，正在今日。倘若把它当作小小的忧患而玩忽，因循守御，贼寇如果派一支军队堵塞江口，那么崇明七十二沙、通州泰州三十六场，都会成为他们的奸细巢穴；如果派一支军队牵制定海关，那么浙江、江苏两地的郡县和四个地区的卫所，都会成为他们掠夺粮食的地方。贼寇无处不进攻，我们无处不防守；进攻者总是安逸，防守者总是劳苦；进攻者总是使人惊惧，防守者总有疏漏，臣恐怕财政富庶地区从此将纷纷多事。议论的人动辄说制造船只、招募士兵，费用动辄百万；贼寇不能立即消灭，军饷已经难以支撑。臣认为，如今天下正处于富盛时期，只要节省开支、清理弊端，几百万金钱应当也容易筹得。如今不及时办理剿贼，却只顾惜军饷无处支出；那么贼寇今日掠夺一个村镇，明日攻破一座城堡，他们焚烧劫掠造成的创伤，难道不也是百姓的膏血、朝廷的积储吗？日积月累，又哪里只是几千万、上亿呢！而且皇上怜悯百姓艰难，像天地覆载万物一样一视同仁；云贵的穷苦百姓，尚且不吝惜国库钱财，命令官员前往赈济；而东南百姓承担斗、箕、纺织等劳作，正供又特别多，难道忍心看他们天天遭受兵刃侵害，连家庭都不能保全吗！臣认为皇上必定有极其不忍心的地方。又有人说，贼寇水军用船如同骑马一样熟练，我们临时招募水军，恐怕难以应敌。臣认为水军的技艺，主要在于驾船；至于拉满弓弩、发射火炮，我们还有西北战兵来弥补他们的不足。何况沿海盐碱地的百姓不同于内地人，他们飞快撑篙、掌舵，跳船登桅的技能，强劲敏捷非同寻常；兼且出没大洋，是他们平素的本领。一旦下令招募，哪里只是几万人。何况从来防守汛地的士兵本来就有定额，新旧兵员兼用，就可以破浪乘风。近些年来，江浙士兵两次平定舟山，都已经斩杀贼首、擒获敌人；还有什么可疑虑的，竟不肯在水战上尽力呢！总而言之，船舰准备好了，水军就可以凭借它扬威；水军精锐了，陆地就可以借此作为坚固屏障：能战能守，胜利的形势掌握在我们手中。区区小贼，正如锅里的鱼、笼中的野兽，进退都已困窘；怎么能让他们苟延残喘，放纵他们的凶锋，而使廓清安靖之日遥遥无期呢！至于战船的装备样式、海港事务的缓急、沿边卫所防守的办法、筹措军饷和招募士兵的权宜措施，有的应当责成督抚，有的应当责成监司，有的应当责成镇将；根据臣管窥所得，各有详细清楚的规划，臣不敢仓促烦扰圣听。只是因为逆贼猖獗，臣民共同愤怒；朴实诚挚之心在内心激发，所以触景抒发感情。臣自知狂妄浅陋、举止失当，惶恐战栗地等待命令。《敬陈管见三事疏》（顺治十六年），王启祚 户科给事中臣王启祚谨奏：为恭敬地陈述管见，以辅助太平大业。臣不过是乡野间一个腐朽无用的人，承蒙皇恩特别选任为科员，尚未有丝毫功效。愿意抒发微薄的忠心，只希望四海安定，共同沐浴清平之治；国家富裕、百姓丰足，各自安享利益：恭逢像尧、舜一样的君主，亲眼看到尧、舜一样的教化。谨列三件事情，为我皇上陈述。

译第一，海上的要务。皇上的威势和德泽广泛施及，整个四海都归于统治；天下一统的盛况，没有超过此时的。但只有海寇郑逆，虽如锅底游鱼，不久就会被杀；然而尚未授首，仍如卧榻之侧有人鼾睡，必须等到把他的首级悬挂在藁街、用它来涂饰战鼓之后，才可以稍稍舒展皇上顾念东南的忧心。关于海上的方略，朝廷诸臣或在外的督抚已经详细说过了。然而臣还有管见，可以实际施行。郑逆虽然生存在海上、盘踞于波涛之中，但势必不能不在陆地聚集粮食。臣认为应当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除高山峻岭、无法攀登通行的地方外，凡平原旷野，都多修筑坚固厚实的墙垣，使道路迂回曲折；根据地势大小，间隔修筑城堡，可以储藏粮食、驻扎营寨，士兵可以守望，也可以设下埋伏。土地属于百姓产业的，命令百姓自行修筑，免除他们的徭役和粮税；如果是空闲荒旷之地，就督促守汛兵丁修筑。使贼寇来了无处掠夺，离去又不能顺利返回：这是使其坐困的一条办法。而且沿海百姓以捕鱼为生；近海沿岸设置禁令后，他们谋生的机会很少。应当招募他们，使他们为我所用；不可舍弃他们，使他们另寻去处。因为这些人生长在海上，把踏波涛当作走平地一样。郑逆的长处，都是沿海居民所擅长的。得到一个这样的人，可以抵得上水上、陆地士兵一百人；得到一百人，可以抵得上旱地士兵一万人。而且他们的房屋、祖坟、家庭、妻子和兄弟一向遭郑逆骚扰劫掠，郑逆就是他们的仇人；他们借助我们来报自己的仇，哪有不为我们效死尽力的呢！应当从这些人中挑选强壮者，在水营试用；能够充任水师的，不妨按照马兵的粮饷数额发给他们。这样用熟悉波涛的人擒拿在海上漂泊的贼寇，是很容易的事；这是驱逐并歼灭郑逆的又一条办法。不过还有尤其重要的一点：臣听说沿海防守、剿贼的区域，各地都有汛地和界限；汛地划分清楚，防守剿捕就能专责办理，但界限明确，也可能造成彼此互相推诿。依臣愚见，应当比照五省经略的事务，在旧有官员中选择一名平素享有疆场重望的人，加授经略职衔，提督军务，驻扎江南地方；北面控制山东以及天津，南面控制福建、浙江沿海地区，专门管理海上擒剿事务，一切钱粮、刑名和民政事务不必干预。事情平定后撤回，按照功劳升迁赏赐：这样海上的情形、进剿的办法，就能上下呼应灵活，像手指和手臂一样互相配合。这样立即就能彻底平定，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如今国家的大事，只有这一件。只要有希望成功，就应当设置官员，另行设置衙署，另行增添军牢和衙役；皇上也不会吝惜这些。何况江南废藩、废勋府的土地都足以驻扎，衙门不必重新设置，在事务上非常省便，而对成功又有帮助；只希望皇上尽快看准并施行。第一，清理民地与灶地的经界。皇上怜悯国家财政和百姓艰难，准许臣与同官王命岳在疏中请求，特派两名御史前往山东、河南两省，清理核实荒田、熟田，以期对上不使国家受困、对下不使百姓受困；这真是朝廷内外共同庆幸、臣民一同欢悦的举措。然而王命岳只知道臣的家乡有荒地、熟地的区别，却不知道臣的家乡还有灶地、民地的区别；只知道应当查明荒地不可混入熟地、熟地不可混入荒地，却不知道也应当查明民地不可混入灶地、灶地不可混入民地。臣的家乡属于古代青州的海滨广大滩地，是缴纳盐税、煮盐的区域。灶户在海滨原本各有划定的灶地，每亩只缴纳银六、七厘不等；民地则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即使是下下地也要缴纳银三分有余。灶地、民地的税负轻重不同，本来有固定的条例。自明末以来，典籍散失、经界不正，于是本来是一块地，在官府方面由运司征收灶粮，在州县有司方面又征收民粮，甚至运司替灶民与州县争，州县替百姓与运司争：这就成了一块地缴纳两份粮税，从而使百姓受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但实际上，运司征收灶粮时，灶户却把自己的地假称民地；州县征收民粮时，民户又把自己的地假称灶地而逃避征收：奸民一粒粮也不缴，于是又使国家受困。使百姓受困不可以，使国家受困也不可以。伏乞敕令巡抚、巡按，专门委派本省道员和运使，在产盐地区共同督率有关州县，详细核查典籍，询问当地父老；运司不得以盐地考核成效为由同州县争夺民地，有司也不得以民地考核成效为由同运司争夺灶地。审查出哪些是灶地，就确定为灶地，不得混入民地；哪些是民地，就确定为民地，不得逃窜混入灶地；由巡抚、巡按详细明确地题报。再次请求各省凡有产盐的地方，也命令该省巡抚、巡按按照山东的例子委派官员查核，这样灶地、民地才能各自清楚。民地不缴纳灶地的轻税，国家用度就不会困乏；灶地不征收民地的重赋，百姓用度也不会匮乏。第一，清理钱法的弊病。皇上准许户部疏请，制定银七、钱三的法令，刊刻在大粮由单上；使上级能够施行于下级，下级也能够施行于上级，上下通行，完全没有阻碍：本来应当使钱更加贵重、银更加便宜，百姓日用逐渐宽裕，国家储备逐渐丰足。可是近来银价没有更加便宜，钱价没有更加贵重，钱法也没有见到疏通，这是因为银七钱三的法令本来很好，但有司没有实行，因为这样对有司不方便。既然没有戥头折算，就没有额外收入可以进入私囊；拿来储入私囊，携取不方便；拿来奉敬上官，馈送交纳也困难。所以在由单上按例分派，收取时却不用钱而用银；名义上是每派银一两、钱一千文，实际履行一千文仍然收银一两，同没有分派钱一样。更有精于巧立法令的人，私自设置几张收钱桌，每一文钱必定要收银二厘，然后才兑换发给；如果不是官桌发出的钱就不收。这样缴纳一千文钱，要用四千文钱去兑换，比起直接用银反而多了一倍甚至两倍；哪里比不上不分派钱更好呢！银七钱三的法令到了这种地步，不是几乎穷困无路了吗？这是想要疏通反而造成阻塞，因此钱一天比一天贬值、银一天比一天贵重；想使财源流通无碍，也就不可能了。依臣愚见，除银七的数额照常设置柜子收贮外，钱三的数额另设一个柜子、另派一名差役，专门负责收钱。凡是收钱后仍收银，或者收钱时多方作弊取巧的，巡抚、巡按官应立即指名参劾有司，按照赃额治罪；收钱的差役，罪重的处死，罪轻的流放或徒刑。如果巡抚、巡按隐瞒不报，允许台垣衙门另行查有确实证据、指明事实加以纠参，按徇私纵容之罪惩治巡抚、巡按；这样有司就会知道警戒，钱法也就可以疏通了。

译伏乞敕令户部议覆！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统请皇上明察施行。《请除弊害以图治安七条疏》（顺治十六年），蔡行馨 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臣蔡行馨谨奏：为遵奉谕旨陈述意见，仰求皇上明察，以消除弊害、谋求安治。臣私下是浙江东部的浅陋书生，恭敬地沐浴皇恩，授任海防同知；任职以来，已经历三年。臣敬畏地跟随各位臣工之后，凡是开创经营的事务，无不恭敬尽力、鞠躬尽瘁，谋求以万分之一报答皇恩。然而宫门离臣很远，臣的言语又很微薄；遇到百姓疾苦，常以不能竭尽力量救援为遗憾。如今臣代替朝觐的官员来京，恭逢皇上谕旨，允许大小朝觐臣工直陈地方利弊；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是微臣绘图陈策、请求圣命的时候。臣在漳州就说漳州的事，在海防方面就说海防的事。漳州和海防的情形，臣已经反复思考熟悉，见闻也确实；如果知道却不说，对上辜负朝廷，对下辜负残余百姓，又何必担任这个官职呢！倘蒙皇上不认为臣的话错误，拯救百姓于水火；正所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又何愁海防不能使百姓安定，漳州百姓不能立即登上春台、享受太平呢！全部七条议论，谨为我皇上陈述。第一，应当禁止弁兵到寨堡下寨扰民。援剿、投诚的各路兵马云集在漳州城，他们所需的米谷、炭铁、麻草等物，本来是军中必需品；但凡借军需之名、暗中谋求私利的人也不少。臣常见弁兵拿着私票进入寨堡，或者没有银钱便强行购买，寨堡长害怕军威而不敢不答应；有的只拿半价，寨堡长也不敢接受，只好凑齐货物再退还银钱。他们抬轿带马，兵丁跟随差役，所造成的酒食费用，更不计其数。并且当地的刁民恶棍勾引汛兵，借机挟私报仇，捏造捕风捉影的罪名，便擅自把人捆入营中，施加刑罚恐吓欺凌。还有人背负冤屈前来申诉，却遭到拒绝拘传，或者被把持审案的官员；有司受到他们凌辱，人犯被他们抢走藏匿。类似事情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从今以后，惟愿皇上严令主客营将，只许他们整治兵马、剿御贼寇；凡是民间事务，全部听凭有司处理。所有购买货物，都必须按照时价准备银钱交给府，府交给县，县交给寨堡长；寨堡长置办货物后缴给县，县缴给府，府再交给营将亲自收取。在府、县不过是动一笔的劳作，却可以使兵民不再有相互扰害的祸患。凡有弁员或兵卒拿私票进入寨堡，听凭百姓共同擒拿，解送公衙会审定罪；这样才可以使皇恩遍及海边，不让一个人得不到恩泽。第一，援剿军队应当分散驻扎。朝廷设置军队，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和城池，不是设置城池、百姓来保卫军队。如今中左与海澄、漳浦、云霄、诏安等地都一帆可达，所以我军急需像星罗棋布一样分布在海岸，早晚枕戈以等待贼寇冲击；从未有安然睡在府县城内，等塘报送到以后才出兵应对的道理。何况相距遥远，军队出发时贼寇已经装满财物，军队到达时贼寇已经登船；更有因会议而拖延，贼寇已经深入内地劫掠一空。甚至有百姓携儿抱女，哭着望向城池求生，畏惧避战的士兵反而紧闭城门不肯接纳。贼寇常常焚烧劫掠到城下，我军却不敢轻易派出一名骑兵；为什么呢？从今以后，除满洲大兵及投诚各军暂时应当划定界限驻扎城中，以便居中调度接应外，不应为了方便而让军民混杂居住。中、左、右三路援剿军队，如龙溪的石美城，还可以修整，驻扎重兵来扼守贼船最先冲击的地方；如海澄、漳浦一带，其中铜山、陆鳌、元钟、南澳，仍只是隔着一处水面〔原文“犹三（？）有”有疑误〕。至于游宫、方田的东南，以及镇海卫、佛潭侨、旧镇、杜〔字样不清〕等处，都属于陆路，是我军马力所能到达的地方。为什么要弃置不顾呢？何况镇海城如今还有百姓，难道不应该分派一名总兵镇守这个要害吗？至于云霄，是漳浦、诏安两县的咽喉。查云霄这个镇，不过有当地土著的几百名步兵，怎么能抵挡蜂拥而来的海贼！万一有事，咽喉几乎就会断绝。如今沿海一带，查明有旧城寨可以驻兵的地方，应当赶紧由三路总戎根据地势分设镇守；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员，有的每百里设一座大营，有的每五十里设一座小营；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员，也各自分守一处汛地，以便专门负责。远近相互联络，形势如同长蛇；攻击尾部，首部就响应，攻击首部，尾部就响应，攻击中部，首尾都会响应，使贼寇不敢登岸窥伺内地。这就是所谓在门户处抵御贼寇，而不是等贼寇进入腹地才抵御。军队既然撤出城营、驻扎沿海，城中捕捉民夫、强行购买的事情就会减少，郡县不必担心城防不牢固，流民也不必忧虑不能安定聚居。第一，水师的旧制度应当整饬。从来设置水师来防御外侮，又设置海防机构，也就如同设置监军一样。查旧制，海防衙门原有钦赐关防一颗，春秋两季奉海道详报并接受抚院委派巡查汛地：凡营兵的劳弱、虚实，粮米有无和冒领滥支，弁员考核成绩的优劣，烽墩、城郭的坚固破损及修复情况，都可以核查后上报上司，随时整顿。如今关防尚未颁发，水师刚刚建立，旧制度全都废弃，已经无人过问。如今的办法，不如全部按照旧制办理。凡属海务水师，都应当同海防官员上下呼应、互相配合；调度兵卒分守水口要害，严禁接济贼寇；军中恶棍不得徇私纵放。至于沿海一带，常有人倚仗权势和声焰，故意设立墟场，排列如鱼鳞；只知道抽税肥私，不顾通海和违逆禁令。有时遇到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米谷、麻筏、柴油等物无不齐集；无论是否有发给许可，都混迹于贸易之中，扬帆离去。这是接济贼寇最严重的情况，可是有司不敢追问，官兵也不敢动手。从今以后，凡是靠近海边、船只可以通行的墟场——无论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处，都应一体防范查拿。凡擅自开设墟场的，立即处以重典，不予赦免。这样，接济减少，海寇的咽喉自然断绝。所以责成水师严密缉查接济，是困死海贼的紧要办法。

译第一，蠹役积累的弊病应当清除。自从两省协济司下发军饷以后，大兵的军需粮草，乃至换班兵马所需的夫役，势必要从楼寨堡中取得；百姓因此分为上、中、下三等来派役，按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如今查漳州府，凡楼寨堡中绅衿、衙役、百姓混杂居住，其间县官不能亲自到那里查核，全凭吏胥编派上报。有的把上等改作中等，把中等改作下等，还可以说是让百姓得到便利。更有私下收受贿赂，把下等改作中等，把中等改作上等，还巧立名目，把上等改作上上等；竟使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有的拆屋来完成官差，有的抛弃寨堡私自逃走，更有收了钱却隐瞒寨堡不报的。又有乡绅、豪强蠹虫安坐不动，不敢向他们派差，使流民散户独自承受苦难；以致徭役不均，人民逃亡迁徙。而且这些人一旦把官票拿到手，便抬轿带仆，巧立名目进行多方勒索；有时把一份差派成十份，有时折算钱物归入私囊，仍捏造百姓拖欠而吞没大量财物，真正的无名费用反而多于正供。从今以后，惟愿皇上重申敕令，督抚大臣严密核查正印官员，通行发布禁令：凡居住在楼寨堡中的人，按照户数计算丁役，按照田地计算粮额的多少。还要查明某户务农、某户经商，以区别本业和末业的轻重，编造固定册籍。或者仍按照编审条例造册上报上司备案，不得任意改动迁移。无论乡绅还是豪强蠹虫，都必须同百姓一样承担差役。若有吏书收受贿赂、徇私舞弊，允许寨中居民指名告发首报，按照违抗圣旨的罪名治罪。有司如果私下徇顾情面、不尽力为百姓清除减免负担，罪责也同样；这样残余百姓的微弱生计才会稍稍恢复，蠹役的弊病才可以清除。第一，福建寺院的荒田应当上报清理。寺僧所有的田地，唯独福建最多；合全省计算，不下数万亩。自从兵荒之后，寺僧和佃户大多死亡，偶尔只剩一两个管理的人；这是僧人离去而田地还在，田地荒芜而粮税仍然存在。臣常见县官催征赋税，拖拽捆绑、鞭打扑责，而粮税仍旧拖欠如故。查明代末年曾有诏旨：把田地六成充作军饷，四成作为焚修费用；曾下发抚院通行备案，却中途搁置。如今如果仍仿照前议，准许寺僧保留四成作为焚修费用。先从本户荒地中申报约六成作为标准，另行编造册籍，招募有能力的人开垦。第一年免除种粮，以抵补牛具和种子的费用；第二年缴纳若干石谷作为官租，用来充作军饷，一如租种学田的例子。把田地发给帖照，使其永远拥有经营权，以供养人口。若有投诚士兵愿意开垦荒田，也按照前面的办法发给帖照，令其永远归农；仍然编入附近寺田所属的甲册中，责令该里长收租交官，并且要核查收支，不许妄作非为。这样实行日久，投诚士兵的羽翼逐渐离散，贫困僧人的积累负担逐渐减轻，境内荒田逐渐变成熟田，军队粮饷逐渐增加，两省协济的军饷也可以逐渐减少；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似乎可以赶紧施行并大力推行。至于民田荒芜的也有数以万计，而沿海的漳州、泉州尤其多；为什么呢？百姓不是日渐死亡，就是逃到海上还没有回来。应当赶紧审察形势，逐一清查，就近把荒田交给守海的援兵，按照人口分配田亩，使他们自行供养；仍然由各队长官总核考察，实行劝勉和奖赏。这样既没有袖手旁观、坐吃军粮的士兵，也可以减轻粮饷运输困难的苦处。正好向贼寇显示我们且战、且守、且耕，有如岳飞军队那样难以撼动，有如戚继光将领那样实行屯田；士兵有坚定的意志，百姓没有二心。至于如何斟酌得失、增减调整，督抚院司诸臣自然有根据时势制定适宜办法、互相调剂配合的措施，这不是臣敢预先拟定的。第一，军防中的闲置衙署应当合并。两个厅都没有掌管钱粮的事务，那么两名官员都是闲散冷落的官。既然没有军队可以清查管理，就不必专门设置官员；即使有海防忧患，一名官员也可以兼任。臣在顺治十二年随定远将军世子督师到漳州，当时兵马云集，放眼望去都是荒烟。像筑城、开路、运粮、备船、查禁接济、招抚流亡等事项，在开创时期头绪繁多，需要有人办理；如今已经三年，眼看逐渐成效。只要不是庸才，就不难兼任。计算下来，减少一名官员的冗费，对军需也算小有补益。何况福州、兴化、泉州也逼近海边，而军防只归一个厅管辖，那么邻府的成例也可以仿行。第一，卫所弁员征收粮税应当归并管理。从来不爱惜百姓的武官，怎么能在催征赋税时施行安抚养民之政！一旦征收屯粮，那些不肖之人竟同小甲、卫差相互勾结作奸，表里分肥；历年因此而不清楚的，也有这种情况。稍有才能的人，任意施加鞭扑，竭力苛刻搜求；不顾百姓生命难以承受，只是放纵恶吏进行搜刮。这样的做法沿袭已久，百姓苦于无处申诉。倘若能够归并有司管理，军民都会称便。但县官本来已经承担钱粮事务，恐怕事务繁杂而难以清理；不如归并到清军的闲厅，由它专门负责。卫守备、千总等官员，可以裁撤的就裁撤；不能裁撤的，仍合并附属于城守协、镇标之下听差，督管汛地的官员和兵士即可。以上七条，都是地方实际存在的情况。臣的见闻既然确实，不敢阻塞而不上达圣听。伏乞皇上明察施行！《密陈靖海一策》（顺治十七年），王命岳 兵科左给事中加一级臣王命岳谨奏：为秘密陈述平定海疆的第一条策略，在于审察敌我长短的形势，明确部署的方法。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使用我方的长处，来攻击敌方的短处；一定不会使用我方的短处，去迎合敌方的长处。那么如今办理海防，只在谨慎避免冒险浪战，详细谋划部署的方法罢了。从前部署不合适，兵将都习惯安处城郭，高居宽敞房屋；要害没有驻镇，海上没有水师。所制造的战船都在内地，一旦兴兵，四面急呼，各港战舰往往要耗费时间招集携带，兵马在陆地行走数日才能到达海岸；我方的情况已经暴露，贼寇的防备已经完成。我方疲劳，贼寇安逸；我方对海况生疏，贼寇对海况熟悉；难怪始终不能取得擒获贼寇的功绩。如今的部署，臣请求借助筹策来谋划。

译从漳州海澄县一带出港驶向厦门，必定要经过海门山。过去贼船停泊在山外，我军船停泊在山内——当地称为大涂尾。因为岸上没有军队护卫船只，加上大涂尾不便久驻，只好退入镇城。镇城距离厦门很远，贼兵这才解下铠甲，高枕而卧。臣考察海门山与厦门相对，海门山左边有个地方叫青浦，青浦左边就是镇海卫；卫中有城，是逆贼上岸往来的重要渡口。这是漳州最重要的门户，地势险要可以据守；过去却弃置不守，臣实在不知是什么缘故！依臣愚见，应设置一名大将，率领数千士兵据守，并分派一营驻扎在青浦。青浦发炮，海门山外的贼船就不敢停泊；贼船逃走而我军船只在那里停泊，那么青浦的陆军可以保护海门的水师，海门的水师又可以渡过镇江，支援青浦的陆军：这样一来，海澄这一路，贼兵没有一天不需要防备。从泉州同安县一带出港驶向厦门，篙屿、鼎尾、排头、高浦、石浔、■〈氵丙〉州、刘五店一带绵延三四十里，都与厦门相对；不需要大船，即使小船也能到达嵩屿，前任巡抚张学圣经过厦门时就是从这里走的。嵩屿行数里到鼎尾——鼎尾有港；从鼎尾再行数里到排头；排头十里到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到石浔；石浔十多里到■〈氵丙〉州——贼在这里筑城以牵制我军；从■〈氵丙〉州十里到刘五店。这几个地方，没有一处不能渡海到厦门。而高浦处在中间，居民聚集，又有坚固的城池；却弃置不驻兵，反而让贼兵在■〈氵丙〉州岸边逍遥自在，臣又不知是什么缘故！依臣愚见，应设置一名大将、数千士兵，镇守高浦城，那么■〈氵丙〉州的形势就会危急。又在排头、鼎尾等处分别驻扎一、二个大营，并把水师船只停泊在营下；这样岸上的陆军可以保护岸下的水师，岸下的水师又可以运送岸上的陆军：如此一来，同安这一路，贼兵没有一天不需要防备。分派兵将驻守镇海卫、高浦城等处，是靖南王的职责；分派海门水师，是海澄公的职责；分派高浦、鼎尾各处水师，是副将施琅的职责。靖南王的军队都是北方人，臣认为不宜轻率地让他们在大海中试战；至于水师使用本地士兵，则正好可以与贼兵较量各自的长处。况且黄梧与贼势不两立，施琅又与贼有杀父之仇，都足以独当一面，合力捣毁贼巢。只是恐怕二人的兵力太少，应当用漳州、泉州水师的兵将来辅助他们。这样部署完毕后，我军多次告诫将士，装作按照约定日期即将渡海，以使贼兵疲惫，却最终又不渡海；如此反复十多次，贼兵的意志就会松懈，防备也会松弛。然后观察天时，集中兵力，出其不意，约束部队一齐进攻；一鼓作气消灭他们，不过是早晨一阵工夫。至于居于要地而驾驭轻兵，则有靖南王镇守省城；居中策应，则有提督马得功的兵马长期驻扎泉州，兵力和民情也相互适宜。兴化、漳州各有守城部队，都足以自保城池。其余洪口，仍按旧制分汛驻防：这样就是我军安逸而贼军劳苦，我军有余暇而贼军忙乱，这是万全之策。这也是王者统御军队的节制之道：根据时机行动，扼住这些群贼的脖颈，控制他们的命运，就像从锅里捞鱼、把鱼脑腌制起来一样容易。秘密陈述平定海疆的第二条策略（顺治十七年）王命岳 兵科左给事中加一级臣王命岳谨慎上奏：为秘密陈述靖海第二本奏疏，内容在于了解敌人的接济路线和接济物资，赶紧断绝他们不可缺少的供应。如今严禁接济的人都说，禁运米谷，贼兵就不能吃饱过夜；禁运油麻、钉铁，贼船就会破败而无法修理，似乎有些道理。米谷、油麻、钉铁，确实不能不禁。但臣愚见，即使当天宣布严厉禁令，不让小船渡海，贼兵也未曾因而陷入物资穷困。臣考察兴化、泉州、漳州三郡的米粮，原本就不足以供养三郡百姓，常常要依靠高州运来的米船接济。自从海寇兴风作浪，高州的米运不来，人人都计算着饭量吃，实在没有多余粮食可以资助海上贼兵。偶尔有一两只小船装米冒险渡海，或许是岛上百姓的亲戚彼此买米；但数量不多，贼兵也不依靠这些。贼兵的米粮，远处从高州取得，十天可以运到厦门；近处从潮州揭阳取得，一昼夜可以运到厦门。高州米价比福建便宜数倍，揭阳米价比福建便宜一倍；在粤东，因为隔着省份，禁令本来就比较疏松，米粮会源源不断运来，贼兵又何必依靠福建的米谷呢！油麻、钉铁的价格，日本比福建便宜一倍，贼兵都从日本贩买。即使海边百姓偶尔接济，数量也不多，贼兵实际上也不依靠这些。所以臣说：“即使当天宣布严厉禁令，不让小船渡海，贼兵也未曾因而陷入物资穷困。” 臣探知贼兵真正不可缺少、平时都从海滨一带取得的，只有火柴、松木和楸木这两类物资。岛上多风，草木不能生长；砍柴、烧火的用具，必须依靠内地。而海船一定要用松木、楸木烧灼船底；超过三个月不烧灼，船就会被蛀虫蛀食，稍受炮击便会碎裂。因此，禁运楸木、禁运柴薪虽然是平常措施，却正击中要害，不能不留意。臣考察镇海卫左边有井尾港——赤〔疑为“曰”〕南河溪子，清浦里面有方田港；这两个港口，是漳州地方接济柴薪、楸木的地方。鼎尾港，则是同安地方接济柴薪、楸木的地方。海滨绵延数百余里，只有这三处应当防守。因为有港口的地方，可以溯港进入山中，也可以从港口通向大海；山中出产树木，小船夜间航行，接济十分方便。近日督臣上疏，深以这几处有人接济为忧，确实不是没有根据。倘蒙皇上俯察并采纳臣的意见，在镇海卫设置一名大将，监视厦门；又在青浦分设巡游营，严格盘查，那么海澄的山木就不能运出海了。再设置一营堵住井尾港的入口，严格盘查，那么漳浦的山木就不能运出海了。高浦城设置一名大将，监视厦门；又在鼎尾分设巡游营，严格盘查，那么同安的山木就不能运出海了。连同米谷、油麻、钉铁，也估计没有什么能够越过这些关口飞渡出去。其余兴化、福州沿海地方，只要有港道通向山中，都责成汛兵严格盘查，令行禁止，一寸木材也不许运下山。几个月之内，贼兵必定会拆房烧火。房屋烧尽、柴火断绝，内部一定会发生变乱。楸木断绝，船只腐朽，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沉没。

译至于粤东与福建接壤的地方，更希望皇上秘密命令有关督、抚，严禁高州、渴阳两地从海上买米，断绝贼兵的粮饷通道。粤东海滨凡有港口通向山中的地方，也都应驻扎军队，阻止柴薪、楸木运下海。柴薪和米粮都断绝，船只又立即破败，岛上的人抛弃铠甲、扬帆归降，就可以按日计算等待了。至于海滨有港口的山林，按理应当封禁；只许居民零星采柴烧火，不许成片贩卖整座山的木材。严格巡查缉捕，如有囤积柴薪、楸木达到一船之多的，治罪：这又是从源头断绝接济，不可不认真办理。秘密陈述平定海疆的第三条策略（顺治十七年）王命岳 兵科左给事中加一级臣王命岳谨慎上奏：为秘密陈述靖海第三本奏疏，内容在于收拢难民之心，以击破贼兵的谣言，并使用反间计来离间贼兵内部。臣考察厦门虽然属于海岛，原来是贼兵征收赋税的地方。明朝末年人口实在很多。自从我朝开疆入闽以来，福建的士民，朴实的务农，优秀的出仕；唯独厦门一带被贼兵占据，岛上士民不见天日已经十七年。贼兵的暴政，比老虎还凶暴；百姓想逃出贼穴，就像躲避沸水烈火。无奈船只很少，又被家眷拖累；他们踮起脚跟向内地张望，呼号哭泣，盼望王师到来，简直如同盼望云霓。近来听说郑逆故意散布谣言，说大军渡海后，海上的百姓男子会被杀、女子会被掳，必定一个后代也不留下。他的用意不过是想坚定岛民的心，使他们不至于发生内乱、互相残杀。臣愚见，应当发布仁德的诏令，破除这些谣言。请敕令藩王、督、抚、将帅：捣毁贼巢之日，凡手持武器抵抗的，一律杀无赦；其余井市居民全都视为难民，男子不杀，女子不俘，并大力宣示皇上的诏谕，使偏远幽暗之处也全部听闻：这既是显示王者的度量，也是收拢岛上民心的一项重要举措。此外，郑逆部下的伪将都是南方人，脆弱而难以任用。近来收降了叛将马信、李必、王茂等人，号称北镇；又有浙江的贼寇张煌言、虞允升、阮美、杨嘉瑞等，是丹山余孽；杨复葵、罗蕴章、业有成等，是张名振留下的余党。他们骑马挽弓，和我们的技艺相同；贼兵确实依靠他们作为精锐部队。然而南镇富裕，北镇贫困，彼此猜忌，容易产生嫌隙。只是因为他们曾奉到敕谕，说“马信、李必等人的罪与郑逆相同，都属于不赦之条”，他们自知投降也没有活路，所以死心塌地地投向贼兵；所谓“困兽犹斗”，何况是人呢！臣愚见，应敕令浙江、福建两处总督招募能说服叛将及其他贼众归降的人，许诺给以官爵；让他们到海上宣示皇上的意思：如果能够擒获逆贼来赎罪，不但免除罪责，还要加封爵位、给予赏赐。这样北方将领杀掉郑逆，我们的大事就成功了；这难道不是用兵的神妙机密策略吗！但此事尤其应当谨慎保密，一旦泄露，我们的计划就不能实行，贼党之心反而更加坚定，也就没有反戈归首的一天了。筹划长远以谋求根本的奏疏（顺治十七年）季振宜 浙江道监察御史臣季振宜谨慎上奏：如今府库已经耗尽，战争正兴起；伏望皇上独运神谋，以巩固国家根本。如今财赋最丰厚的地方在东南，而如今财赋也在东南耗竭——云南军饷以千万计，福建、浙江军饷以百万计。云南刚刚归服，皇上已经把它交给平西王，命其便宜行事。论平西王藩下的兵力本来很强，满洲、绿旗兵丁又屯驻数万人。满洲兵丁轮番往来，不仅云南困乏；他们从北到南经过数省，供应夫役、船只、米粮、草豆，花费不可计算，导致数省都困乏。臣认为云南应当先守御、后征剿，守御专门交给平西王一藩；而该省满兵抽调十分之四、五驻扎湖南，根据时机接应。满洲披甲之士都是皇上富庶强盛的子弟，却让他们在深山险岭、幽暗瘴疠之间疲惫不堪，难道不可惜吗！况且湖广襄阳一带山岭绵延，连接秦、蜀；听说那里还有明末遗贼数十万人盘踞，山路曲折险狭，难以控制。满兵驻扎湖南，一方面可以援助云南，另一方面可以与湖广形成犄角，地势形势很值得依靠。至于郑逆的残余势力，是福建、浙江、江南三省的祸患。这三省是全国财赋大半的来源。如今大军进入福建，捣毁他的巢穴。他的巢穴当然不只是厦门、舟山等地，船只本身就是他的巢穴。福建、浙江造船，暂且不说给百姓造成的负担；而我们的兵马本来擅长陆战，即使让他们乘风破浪、不顾万死向前冲锋，性命也完全寄托在撑篙的船夫和水手手中。臣听说郑逆的奸细遍布福建、浙江腹地。倘若他们表面上响应招募，诱使我军进入圈套，风浪翻腾，弓箭刀枪都无法施展；郑逆再把我军引到别处，那么以逸待劳、使我军疲惫，尚且可以说得过去；倘若他们竟敢触犯天威，悍然行动，那实在令人寒心！臣认为福建、浙江、江南也应当先守御、后征剿。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杭州、嘉兴，江南的崇明、江阴、通州、镇江，共十三处，可以分别任用总督、巡抚、提督、总兵、都统、章京，每处专驻一名官员，各配精兵四五千人，其中骑兵占七八成，配备红衣炮数十门，并充足储备火药，永远作为重镇。三省兵力总共不过五六万人，彼此犬牙交错、相互牵制，消息也能互通；断绝贼兵上岸的道路，他们就无从掠夺，灭亡可以立刻等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枚〕 其余闲散兵员，如果是满洲兵，就调回各旗；如果是绿旗兵，以前本来就有虚报冒领的情况，只把现有兵员中的精锐抽出，分配到各镇。这样一来，军事要领已经掌握，军饷也逐渐可以宽裕。臣的意见如果可以采纳，伏望秘密敕令兵部、户部从长计议，精简核定兵员和粮食，以谋求长远。但福建巡抚徐永桢、浙江总督赵国祚，一个或许完全没有胆略，一个或许年老疲弱、难以振作，正如赵国的赵魏老虽优异，却不能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说的就是这两位。又浙江新任巡抚史记功出身生员，逢人便谈旧时腐烂的时文，而军旅之事并不熟悉。福建、浙江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又是什么地方？怎么能任用这样的庸懦之人！如果不早选贤能官员代替他们，就会贻误边疆大事，造成的祸害绝非小事。

译东南的情形如此；然而东南是天下的末端，西北是天下的首端。山东、河南以及京师的辅翼要地，连年遭受水旱灾害，盗贼实在很多。北直隶八府，强悍的贼人公然横行，白天进入城中肆意抢掠；县官只求保住印信无恙，仓库却已经一空，还甘愿赔补以苟且保全功名，并隐瞒不上报。抚、道、郡、县上下都混乱不清。细小的水流不堵住，终将汇成江河。明末流寇起初也不过三五人结群，后来就猖獗到难以控制，明朝也因此灭亡。前代的教训并不遥远，伏望皇上秘密敕令兵部：宁可过分作长远考虑，也不要让局势发展到难以解决。臣还有更担忧的事：听说陕西洮、岷一带，蒙古人侵入的将近十多万人，已经持续多年；近来甚至有人在那里耕种。秦地百姓强悍狡黠，倘因贸易中的小事发生争端结仇，战马扬起尘土，后果实在有不忍言说的。何况关门没有坚固到连草都能结成防线；从西宁直到宣、大等处，长城绵延数千里，都已经坍塌殆尽；而且兵士单薄弱小，防卫空虚。虽然国家内外已经统一，疆界本来应当分明；怎么能听任蒙古人出入而不加盘查！只希望皇上内心秘密筹划消除祸患的办法，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加以防范，未下雨前做好准备，并且不要让各位大臣知道此事。因为事情不保密就会失败，臣私下认为这是皇上应当特别重视的。●二 分条陈述福建省利弊的奏疏（康熙十三年） 蜡丸奏疏（康熙十四年） 分条陈述福建省利弊的奏疏（康熙十三年）范承谟 臣私下认为，古今的时势，有常态就必然有变化；人臣谋划国事，有常规也必然有权宜。如今滇南告急，变乱突然发生，凡是关系疆场的事情，只要有斟酌权宜、能够适应时局变化的办法，就不能一概拘泥于援引经义的说法，以致对事变疏忽、对尚未发生的祸患漠视。臣姑且就福建省目前的情形，为皇上陈述如下。福建人的生计，不是耕种就是捕鱼。自从迁界以来，百姓的田地荒废了二万余顷，所减少的正供约有二十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益短缺，国家费用不足。沿海的房屋田地变成盐碱地，老弱妇女儿童辗转死于沟壑、逃亡四方的，不计其数；剩下的百姓没有产业可以安身，也没有生计可以谋求，颠沛流离，已经到了极点！近来人心惶惶，米价日益上涨；如果不安置他们，倘若饥寒逼迫而产生盗心，就很难保证他们一直都是良民了！皇上停止海界禁令，正是使万民重新获得生计的时机；但福建仍以台寨作为界限，虽说扩大界限、开垦周边土地，实际上还不到十分之一。况且台寨距离海边还远，与其弃置为盗贼聚集之地，哪如恢复为百姓的产业！如果担心有人输送物资越过禁令，那么这些迁民从前漂泊流离、忍饥受死尚且不肯为非作歹，如今若给他们固定产业，绝没有舍弃生计而自取死亡的道理！即使钉、麻、油、铁、丝绸、布帛等物，也都是奸商巨贾、豪强土棍等有势力者才能办理，穷民没有这样的资本，又怎么会接济呢！如果担心地点逼近沿海，难免遭受海寇船只侵掠；海贼能够登岸的地方不过几处，其余都是海潮涌入的小港，潮水时涨时退，不能停泊。如果设置防兵堵住要害，贼寇也就没有空隙可乘。设置水师本来就是为了控制险要海疆，从来没有弃守门户、反而防守内地腹心的道理！如今正是多事之时，海上逆贼不能不有所窥伺；伏望皇上准许臣考察地势，应该沿用旧制的就照旧防备，应该迁移的就上奏请求迁移，务必使将领不能偷安。这样既能巩固门户，又可以让迁民开垦土地、恢复产业，不必担心粮食资助贼寇，也不必担心有人越境接济！军队守卫百姓，百姓不至于失去生计：这是抵御外患、安定内地的重要措施。自古以来，使国家富裕、军队强盛的办法，没有比鱼盐之利更有效的。福建自从禁海以来，财利来源已经堵塞，所以军队贫困、百姓困苦。眼下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催征虽然频繁，输送赋税却仍然迟缓；士兵缺少领取粮食的供给，只能伸长脖子等待协助。各省处处增兵，到处索取军饷，哪里能及时得到朝廷的接济呢？如今只有请求按照木筏捕鱼的事例，允许渔户沿海捕捞；每十张筏编为一甲，实行稽■〈大上旦下〉和连坐的办法。遇到开放港口时，只许随身携带干粮，不许多带米谷等物；命令就近将领率领防兵巡哨，督促押送渔筏早晨出发、傍晚返回，仍按编甲次序停泊在内港，集中在一处，以便稽查。所捕的鱼，抽取十分之一，充作国家赋税。这项钱粮，或用于接济军饷，或借给迁民；如有盈余，或储存起来用于修理船只：一举而数种好处都具备了。事情如果可以实行，臣就立即根据时机办理；如果不能实行，也绝不会给边疆留下祸患。军饷充裕，国家费用自然充足；荒田得到开垦，流离百姓可以得到安定；催征赋税放缓，人心也会共同安定。蜡丸奏疏（康熙十四年）李光地 臣李光地谨慎上奏：为秘密陈述应对时机和机宜的事情。自从两个贼人结党作乱以来，臣逃入山谷之中；贼人再三派人邀请臣前去。臣至死坚决拒绝，幸而直到现在 还没有玷污清白的节操而使朝廷蒙羞。然而臣的行踪处境危险，还不知道这个身在草野的孤臣能否有幸保全性命，再次仰见天日！臣如虫蚁般微小的性命，不值得一提，也不敢自私珍惜；只是关系到一方安危和大局，臣才敢冒万死、踏入不可测的灾祸，希望皇上能够听到，唯愿皇上明察。臣认为八闽疆域狭小，粮税稀薄；如今自从两个贼人蹂躏以来，战争没有停止，百姓被敲骨吸髓，已经极其困敝，而贼人的势力也穷困了。此时官军确实应当以迅速进攻为主，不能放弃这一方；如果旷日持久，恐怕粤东、江西必然又会发生其他变乱。然而所谓迅速进攻的办法，也不能不审慎。如今耿逆正在仙霞关竭力作战，郑贼也在漳州、潮州交界处拼死作战，只有与赣州接壤的汀州一路防备极其空疏；耿逆设置的守军不过千百名疲弱士卒。臣私下听说，北方来的大军都在贼兵多的地方竭力鏖战，却不知道出奇兵捣击敌人的空虚之处，这是用兵策略的失误。依臣愚见，仙霞连接浙江衢州等处，杉关连接江西广信等处，漳州、潮州连接惠州、广州等处；这三路只要由当地按编制设置的军队坚壁深藏、虚张声势，自然足以控制和牵制敌人。至于汀州、赣州一路，应趁贼兵防备疏漏，选精兵一万多人或七八千人，假装是要进入广东的军队，取道赣州，随后转向汀州边界。赣州到汀州，只需七八天；而汀州到福州、泉州城，往来不超过一个多月不能到达。

译这两个贼人听到消息时，大军早已进入福建。这就是所谓避开敌人坚实之处、攻击其空虚之处，行动迅疾得让敌人来不及掩耳。此时贼兵正把全部兵力调到外部抵抗，内地的府、州、县都十分空虚；各地残存百姓盼望大军到来，正如久旱盼望及时雨。如果从汀州的小路横贯其中，三路贼军就会不战自溃。漳州守臣黄芳度正环城坚守，等待大军，这不能不赶快救援。汀州、漳州两地相距大致相连，接应尤其方便。臣请求皇上秘密迅速颁发诏旨，命总兵官侦察敌军虚实，随机取得成效。仍然担心小路崎岖难行，更应让乡兵走在大军前面，步兵又走在骑兵前面，这样才可以万全，必定能够取胜。臣如今虽然已经像被樊笼困住的鸟、落入汤中的鸡一样，但向着太阳的葵藿之心仍希望见到光明，尚且抱有万分之一的幸望。倘若其中有可以采纳的，伏望皇上明察施行。臣身处患难之中，奏对失去体统，还望圣明照察谅解！●三 进呈台湾番檨的奏疏（康熙五十八年） 进呈台湾番檨的奏疏（康熙五十八年）吕犹龙 福建巡抚奴才吕犹龙上奏：为奏报此事。福建有一种番檨，产于台湾，每年四月中旬成熟。奴才在四月二十八日买到新鲜的，味道甘甜，略微带酸。用蜜浸泡和用盐浸泡的，都比不上原来的滋味；切成条晒干的，还稍微保留原味。奴才亲自检查后，装入小瓶，恭敬呈给皇上御览。但新鲜番檨不像经过加工的东西可以保存长久；奴才仔细教导家人小心保护，把运到的全部数量都进献，所以在奏折中不敢预先填写数目。又，武夷山茶，当地人都以岩顶的新芽为最好；奴才亲自检查芽茶，谨慎装贮，一并恭呈皇上御览。至于各府米价，与前次奏报相同；雨水更加调和均匀，山地、海边各处都安静无事。一并奏报皇上。（朱批）知道了。番檨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想看看。现在已经看过了，是没有用的东西，以后不必再进献。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具呈。●四 请求解除台湾遏制米粮禁令的奏疏（雍正四年） 酌情疏通福建四府积谷的奏疏（雍正七年） 陈述台湾事务的奏疏（乾隆十年） 请求制定巡洋会哨办法以加强海防的奏疏（乾隆十五年） 请求准许台湾百姓搬运家眷并严禁偷渡的奏疏（乾隆二十五年） 议论台湾屯丁的奏疏（乾隆五十三年） 请求解除台湾遏制米粮禁令的奏疏（雍正四年）高其倬 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其倬谨慎上奏：为请求解除台湾遏制米粮的禁令，以接济泉州、漳州百姓的粮食。臣私下查得，福建泉州、漳州二府，过去一向依靠台湾米粮来接济民食。自从朱一贵作乱后，巡台御史担心米粮运出会接济海上盗贼，又担心听任百姓搬运会导致台湾米价上涨，或许引发事端，于是下令禁止米粮过海。泉州、漳州百姓有米没米，都不予顾念。却不知道台湾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出产的米，一年丰收就足以供应四五年使用。百姓用力耕田，本来是为了自己食用，也是希望卖出换钱。一旦全面禁止，囤积的米就会废弃无用；这既不利于台湾，也不利于泉州、漳州。实际上泉州、漳州百姓势必不得不买，台湾百姓也势必不能不卖。查禁即使很严，也不过徒然产生官吏差役索贿、私下放行的弊端。臣认为，遏制米粮的禁令应当酌情筹划，变通办理。臣查得，开放台湾米粮运输有四项好处：第一，泉州、漳州二府的百姓有粮食可以依靠，不会苦于缺粮。第二，台湾百姓既不再苦于米粮积压无用，又能得到出售的收益，就会更加努力开田。第三，可以免除泉州、漳州和台湾百姓因米粮进出而受到卡勒、索取的困扰。第四，泉州、漳州百姓既有米吃，自然不会再搬运购买福州的米。福州百姓也可以稍微免除粮食缺少的忧虑。臣谨将应当开放禁令的具体事项缮写成奏折，请求皇上裁示。至于开放米禁有两点需要防范，也不能不详细考虑。第一，担心泉州、漳州百姓任意搬运购买，可能导致台湾米价昂贵。查台湾一年丰收，足以供应四五年的粮食。以后应在冬季收成时详细确查：如果台湾丰收，就开放米禁；如果年成歉薄，就禁止贩买。即使年景稍丰而一时偶然出现米价上涨，臣也会随时查禁，绝不敢疏忽而滋生事端。第二，担心买米的船只接济海上盗贼。查海洋中因劫取米粮而成为盗贼的很多，因买米而成为盗贼的实在很少。福建历来各位大臣对此都过分谨慎，臣也不敢不对此详细防范。以后泉州、漳州百姓到台湾买米，都要在本地申报要去台湾购买多少米、运到某地贩卖，并取得联保，详细报送臣等衙门；同时飞檄台湾以及米粮出售所在地的府、县，两地共同查验。如果船只没有按时到达，就视为私自贩卖，必须严惩联保，查出本船人员，依法从重处理。这样查验防范，自然不会接济海上盗贼。酌情疏通福建四府积谷的奏疏（雍正七年）史贻直 署理福建总督印务、吏部左侍郎臣史贻直谨慎上奏：为恭敬陈述酌情疏通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的积谷，以免霉坏损耗、充实仓储。臣自从署理总督事务以来，没有一刻不把仓储和百姓粮食放在心上。臣查福建全省地势，是东南最低洼的地区。延州、建宁、邵武、汀州四府以及福宁一州处在上游，在全省相对较高；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则地势最低，每年湿热蒸腾，仓谷容易霉坏，以前原有“存七粜三”的规定。只是福建沿海地区，只有台湾府以及延、建、邵、汀四府、福宁一州都是产米之乡；福州、兴化二府产米不多，泉州、漳州二府产米更少。因此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以及所属各厅县，把仓谷卖出很容易，买粮补回却最困难。而定例规定：凡是前任官员折价存库的粮谷，又不许新任官员接收。办理交代和看守仓库的官员害怕沿袭拖延，不敢轻易提出变卖。臣私下担心积存年久，仓谷必然有很多红腐霉朽；如果不及早设法筹办，将来即使参劾看守官员并追究赔偿，对仓储终究也没有好处。臣谨慎详细筹划，想到一个变通办法。查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的仓库以及所属厅县各仓，共计额定储谷九十五万五千五百余石。

译每年按例应从台湾碾运五万石米到泉州、漳州平价出售，又应碾运一万二千余石兵丁、家眷用米，还应碾运二万一千余石厦门提标、金门镇标的兵米，合计应运米八万三千余石。如果命台湾停止碾米，按照“一米二谷”的折算，竟可将十六万六千余石谷运到厦门，命令福、兴、泉、漳四府及所属各厅县按照积谷多少，分派运送到各仓；再把府、厅、县各仓中现存的旧谷，按数碾成米，用于平价出售以及碾运兵丁、家眷、厦门提标、金门镇标兵丁所需。这样出陈谷换新谷，陆续转换，卖出多少就补进多少，既可免除旧谷积存日久霉朽的忧患，仓储也不会出现长期空缺而不补的弊端。轮转六年之内，就可以全部换成新谷储存。以后年年照此更换，实在是长久可行的办法。至于台湾把米改运谷后，运费自然会加倍增加；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以及各厅县从厦门运米入仓，也少不了运费等支出。臣又从长远筹划，查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及所属的谷物，虽按时价酌情减价平粜，但台湾米价便宜、内地米价昂贵，除去偿还台湾米价之外，其中还有盈余。就把这些盈余作为增加运费的费用，足以供应各项开支。谨将以上各项一并上奏，伏望皇上明察！陈述台湾事务的奏疏（乾隆十年）高山 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高山谨慎上奏：为据实秘密陈述台湾府百姓、番民当前应办和应禁的事务，恭请皇上降下圣训。臣忝任巡行宣抚之职，承蒙皇上钦命清查台湾地方武职官庄一事，除另行缮写奏折回复外，关于当地边海情形以及番民的重要事务，臣经过留心查勘、斟酌筹划，其中还有需要变通的地方。谨列出若干条，为皇上恭敬陈述。一、应当永远禁止百姓开垦番地。查台湾府所属四县汉民、番民杂居，而番民又有生番、熟番的不同。熟番与汉民交往，不懂耕种，常租赁民田作佃户，出资租地开垦；于是有贪图利益的奸民越界侵占，导致争讼不断。生番则在深山中营造居所，以采集、捕猎为业，而且性情喜好杀戮；一旦汉民进入界内抽藤、吊鹿，或私自开垦界外荒地，就立即惨杀。近年以来，报上来的案件有几十起，甚至有一案杀掉十多人并割下头颅，一处地方先后死亡四十人的情况，至今凶手竟无一人捕获。虽然凶番野性难以驯服，但确实也是汉奸违反禁令所导致的。如今台湾百姓日益增多，各番仍有余地，例如烧羹寮、东方木、楠仔仙等处；议论此事的人认为，番地闲置无用，不如任由百姓租佃开垦，作为生聚的资本。臣私下认为绝对不能这样做。实在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只能姑且作为边界藩篱，依靠它作为东南屏障；本来不是要把内地游手好闲的百姓驱赶过去，让他们到那里谋生。治理这个地方的官员，只应当使它安静安全，原本不必打算开垦荒草、开辟田亩。况且用番民有限的土地来满足汉民无止境的欲望，得到一尺一寸就每天开垦、不断侵占，不仅番民会与百姓争地，还会使百姓彼此相争；不仅台湾当地百姓相争，还会使内地百姓天天与台湾百姓争夺。起初以百姓作为熟番的佃户，后来熟番土地多被百姓争相占据；等熟番土地开垦完毕，势必逐渐进入生番地界，而百姓就会大量遭到杀害。况且利益所在，谁不趋附！一旦下令开垦，台湾百姓都会争相谋求租佃耕种。海外百姓正争夺不休，内地百姓听到风声也接踵而来，偷渡并图谋占有，哪里会有尽头！怎么能够全部供给他们呢！这样开垦所得的利益不多，而争夺竞争造成的祸害却很大。何况利益还要等到以后才能得到，祸害恐怕就在眼前；尚未得到利益，先受到祸害，这难道是使番民安定和睦的办法吗！即使把番地全部登记征税，也无补于国家经费；何况无穷的争端由此产生，因此百姓开垦番地对于国家计画和百姓生计都不是上策。不如永远禁止，命令当地官员详细查勘各社番地；除已经报垦的土地外，其余未开垦的荒地，无论多少、现在由哪一番社掌管，都应听任该番将来逐步自行耕种。总之，不许佃民再出资租佃开垦，以杜绝争端。虞、芮两国最终互相谦让、使争议平息，尚且可以把田地让作闲田；如今番民开垦耕种以外剩下的土地，又有什么不能保留为禁地的呢！倘有奸民违反禁令私自开垦，或地方官与其串通包庇，查出后分别议处治罪；这样边疆因争讼而发生残杀的祸端，或许就能永远平息。一、番民土地的界限应当照旧划清。查台湾府西面临海，东面逼近高山，从山到海不过数十里；从南到北，绵延二千余里。高山以内都是生番居住之地；界外的平埔地，是熟番和汉民零星分散居住的地方。从前已经划定地界，立石、开沟；时间久了界址丧失，甚至有人拔掉界石、填平界沟，迁移改动，企图越界私自开垦，从而给生番杀人的机会。臣认为，生番聚居内山，熟番错杂居住在各社，汉民分散居住在各庄，本来就应划清界限，各自管理各自的土地；不许混杂出入，彼此寻衅。臣趁清查庄产的机会，顺路进行勘验。发现从前所立的界限没有山河作为阻隔，容易变得无据可凭；但时间虽久，界限相沿未曾纷纷改易。因此应命地方官选派佐杂官员，与各番土目当面共同指出现在管理的分界处，再立界表，划清界限；使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隔在中间。划清界限以后，汉民不许深入山脚，生番不许擅自走出平埔地；这样双方隐迹，断绝往来，自然不会发生争端滋事。

译一、应当为熟番社设置土司。查考番人性情不驯，难以和汉民一样用官法弹压；生番凭借山谷险阻，更不是官府法令所能制服的。臣愚以为，用官府治理番人，不如用番人治理番人。熟番虽然和汉民感情相通，但终究不如生番与熟番同族相合；要治理生番，自然应当利用其同类加以节制。现在查明，台湾各社虽已有土目这一名目，但都是各番私自推立的首领，并不是按制度正式设置，原本也没有明确的职责要求；因此生番残杀案件很多，难以责令他们查究。臣请求今后台湾各地社目，援照四川、广东苗疆土司的先例，命地方官在各社土目中选择老成诚实、才能干练的人数名，呈报督、抚及巡台御史秉公验看，会同上奏请旨，授予土司职衔，酌量给予顶戴；命他们分管各社番众，统辖生番。凡有番、黎之间争夺、残杀等事，立即移令土司分别惩治并协同查办。设置以后，如果确实能使番众相安，三年没有过失，由地方官详细报告并具题，酌情加以奖赏，以示鼓励。如果有勾结汉奸、制造事端、扰害百姓的，革职，另行选举。这样一来，番目可以获得章服的荣誉，凶顽之徒也有了弹压的力量，生番就会稍微知道有所顾忌了。一、应当稽查生番隘口的出入。查台湾各属险要关隘和要害地区，大大小小共有数十处。如凤山县管辖的龟文、牛栏、巴扬、槟榔等处，台湾县的米琅、南仔等处，诸罗县的芋匏、重溪、阿里、武峦、枋仔、台斗、梅仔、竹脚等处，彰化县的头重、北头、大婆、黄竹等处，淡防厅所属的麻署、南日、嘉志等处，都是生番出没的地方，过去没有塘汛巡防；南路营的昆鹿、万丹、淡水、武洛等汛，城守营的罗汉门、大目降，北路协的斗六门、南投、北胜、柳树、猫雾、吞霄等汛，又不足以稽查各处隘口，距离遥远，控制困难，以致生番从隘口出来，潜伏草莽中行凶，屡屡使人受害。现在如果想沿山口、隘口普遍设置汛防，也属于难以实行的事。臣认为，各社既然设置土司分辖番地，那么凡是生番要隘中尚未设置营汛的地方，秋冬期间便可命土司在各自管辖的地界内轮流抽调番众，就近巡查，以弥补汛防力量的不足；不许汉奸把违禁货物偷偷带入内山，私自和生番交易，也不许生番擅自出隘作祟逞凶。如果有违反者，立即严加逮捕；番人则命土司自行惩治，百姓则送交所属官员审究定罪。这样边地就能安宁，各处关隘也会戒备严密了。一、民人与番人之间的贸易，应当酌定日期。查生番住在偏僻深山中，所需货物全都依靠汉民供应，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他们所有的鹿皮、藤木，都用来交换盐、布、茶、烟等物，势难完全禁止。但一年之中如果不规定日期，出入往来便没有固定时限，既难免汉奸煽惑欺骗，也容易引起凶番争夺，酿成事端。臣请求今后每年举行一次。等到十月秋收以后，地方官提前通知土司：在熟番居住地中选择适中的地方设置集市，酌定月份和日期，通知番民、通事等各自携带货物，按期到达，公平议价，互相交易。并酌派委员、弁员，会同土司带领社目、兵役等人在场监督防范；总共不得超过十天，期满各自回到所属地界，不许停留潜伏。这样居民和番众以有换无，双方都会感到便利了。一、眷属渡台，应当先行稽查。定例规定：内地居民渡台，应当到地方官那里呈请发给路照，不许私自偷渡。至于台湾百姓搬运眷属，禁止得尤其严格。近来阅读邸抄，看到巡台御史臣六十七、熊学鹏等上奏说，福建民间有些人在台湾居住多年，而家中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儿女没有依靠，想来台湾就近奉养；也有祖父母、父母、丈夫在台湾，子孙、妻室想来侍奉，因为受成例限制而不能前往，实在值得怜悯！现在他们奏请，准许这些人向内地原籍地方官说明情况，查取邻里甘结，发给路照赴台；仍移文台湾籍贯所在地的厅员确实查明：如果有假冒、捏造情节，就解送回内地，并和出具甘结的邻里一并治罪等语。这确实是御史等仰体皇上的仁慈，酌情变通旧例的一项善举。但臣想到台湾与内地隔着重洋，风涛危险，哪里可以轻易尝试！这些持照渡台的眷属，如果有祖父母、父母、丈夫及子女前来认领，那么贫困艰难的百姓便可以享受天伦团聚。万一所指的人并不是嫡亲家属，而是通过控词欺骗奏报，企图到那里借端寻衅，导致发生事端；或者亲属确实已经去世，或因年代久远流落他方，无法寻觅。这时如果立即解送回去，往返重洋，关系到身家性命；如果竟然留在台湾，又会流落异乡，无人依傍：本来是怜悯孤苦之人，想让他们团聚，反而使他们无处安身。臣愚以为，与其渡台以后再解送回去，哪里比得上查明之后再渡台！应当请求今后如有台湾百姓的眷属呈请发给路照渡台，并且邻里已经出具保结的，无论老幼妇女，都命原籍地方官根据呈文，先行移文台湾籍贯所在地的厅员，查明其嫡亲家属是否确有其人，是否现在愿意认领。等台湾厅员查明并移文回复到达后，再决定是否发给路照。这样，需要发给路照的人既不至于往返徒劳，也可以避免借端假冒的弊病。对不便发给路照的人，就可以命令留在原地加以阻止，免得发生解送回去途中遭遇不测的危险，也免得使邻里受到牵连治罪。虽然这样移文往来会使日期稍有延误，但关系性命的大事，不妨周详谨慎；这也算是便利百姓、务加体恤的一项办法。以上六条，是臣到台湾以后所见所闻，广泛采纳众议，并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的办法。其中有的事项，除奉督、抚谕令查办而向督、抚禀报答复外，其余关系到边海内地百姓、防微杜渐和善后事宜的办法，臣因此斗胆秘密陈奏。《请定巡洋会哨之法以重海防疏》（乾隆十五年）喀尔吉善 闽浙总督臣喀尔吉善谨奏：为请求制定巡洋会哨的办法，以考察勤惰，来加强海防一事。

译臣私下考虑，福建、浙江两省的海面绵延数千里，北面抵达江苏海面，南面连接广东海面、台湾、澎湖；向西南直达外番陀，正对东洋各岛。海面险远，岛屿礁屿错杂，外洋商船和内地商船、渔船在浩瀚海洋中往来不绝，汛防守护力量无法全部顾及；只有依靠巡游船师实际进行哨巡，才能使奸邪之徒无法窥伺，商人才能获得安宁。而巡游船师是否真正进行哨巡，更要依靠总巡大员亲自督察，丝毫不懈怠，才能对海面确实有益。臣蒙圣恩简拔，担任闽浙封疆大臣，时时把安定海洋作为急务。每当水师镇将轮值巡洋时，臣都严厉切实地嘱咐，务必令其往来海面，搜查缉捕岛屿；又不时派出备弁巡查南北两洋，考察核验勤惰。现在臣详细察看两省巡洋官兵往来海面的情形，仔细核查他们跟踪会哨的实际情况，因此知道从前制定的法规还不周密；亟须酌情增加能够真正收到实效的规定，谨向皇上陈述如下。查巡洋定例：每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底止，镇臣按照题定范围统辖海面的总巡，各营按照题定界址分巡，仍然和上下相邻界面的总巡、分巡官兵指定岛屿会哨。总巡会哨这一办法，不仅能够联络声援，实际上也可以考核勤惰。现在查明，镇臣虽然负有总巡的责任，却没有规定巡洋期限和会哨日期；虽然划定了界址，也没有制定查验章程。如今各镇臣并非不出洋巡查，但出巡日期有时稀疏、有时密集，巡历海面有时近、有时远，始终没有一定的标准。更有因办理营务，不能长时间巡历外洋，出巡不久便上报回船的。至于浙江省定海、温州、黄岩三镇，因为兼管水陆，巡期难以遍历，题定不时亲自出洋，更没有一定期限。总巡大员出洋督察的日子少，分巡将备、千把等官懈怠偷安，势必难免；即使按期呈报出洋哨巡，也可能停泊在近岛海湾，或寄碇于深澳之中，究竟是否在海面上来回巡游，完全无法考核。至于交界会哨，只凭一纸报告；实际在什么地方会哨，也没有办法查验。海上盗匪窥伺，巡逻稍有疏漏，便乘机抢劫，危害商人，这实在不是慎重海防的办法。臣查明，镇臣总巡海面，近的不过数百里，远的也不超过千里。从二月出巡到九月撤巡，计算起来有八个月之久，时间很长；应当请求规定每两个月和相邻界面的总巡官兵会哨一次。到了应当会哨的月份，上汛先巡北洋、后巡南洋，下汛则先巡南洋、后巡北洋。比如浙江定海镇先巡北洋，在大羊山与江南崇明镇会哨；然后前往南洋，在石浦巷与黄岩镇会哨。黄岩镇先巡南洋，在沙角山与温州镇会哨；然后前往北洋，在石浦巷与定海镇会哨。温州镇先巡北洋，在沙角山与黄岩镇会哨；然后前往南洋，在南关与福建海坛镇会哨。海坛镇先巡南洋，在门扇后洋与金门镇会哨；然后前往北洋，在南关与温州镇会哨。金门镇先巡北洋，在门扇后洋与海坛镇会哨；然后前往南洋，在将军澳与南澳镇会哨。这样相互衔接，轮流先后进行，上下两镇的会哨日期就不会发生差错，也可以免除守候耽误的责任。督臣在各镇应当会哨的月份，先派标下员弁带着令箭直接前往会哨岛屿等候，必须等两镇会齐后，取得加盖印信的会哨报告，作为查验凭据。仍命各镇将经过海面的各营、分巡防汛兵船逐一查点，分别考核勤惰，据实开报督臣查核，并予以惩办参处。分巡营员的会哨地界更加近便，上下海面不过数百里；应当请求规定每月会哨两次，也依照总巡会哨的办法，上巡先北后南，下巡先南后北，定期在分界岛屿会哨。会哨时，先命总巡镇臣派船和差弁带着令箭到会哨地点等候，必须等两处汛防兵船到齐，取得加盖钤记的押结通报。如有违期误期不到，揭报参究。这样确定期限，切实督促巡查，不仅巡洋将弁偷安规避的情况可以稽察，即使镇臣没有切实督巡、没有按期会哨，一经查出，也按规避巡洋论罪参处；既符合总巡的成例，又能收到会哨的实际效果，对于安定海洋的办法，似乎不无小小补益。至于福建省台湾、澎湖的水师与内地隔着重洋，按照旧例由副将总巡，游击、守备分巡；应当仍然依照旧例执行。臣因为此事关系海防重务，和福建水师提督臣张天骏、浙江提督臣谭行义反复商议，意见相同。谨缮写奏折具奏，恭请皇上圣明裁察，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再者，闽浙两省镇臣总巡既然请求规定会哨日期，那么江南、广东两省海面与闽浙交界之处，也应当划定统一办法议定遵行。《请准台民搬眷并严偷渡疏》（乾隆二十五年）吴士功 福建巡抚臣吴士功谨奏：为请求扩大准许台湾百姓搬运眷属的恩例，并制定有关官员失察偷渡的处分，以安定百姓生活、使海疆安宁，恭请皇上圣明裁察。臣私下认为，我朝恩德威望远播，海内海外都共同沐浴皇恩。像台湾府所属一厅、四县归入版图将近百年，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以及当今皇上世世代代施恩涵养，那里早已成为乐土。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是福建、广东两省滨海州县的百姓；过去都在春季前往耕种，秋收以后返回原籍。后来海禁逐渐严格，一旦返回就不能再去。那些产业在台湾的人，既不能放弃田地，又不能搬迁眷属；如果另娶番女，恐怕会滋生扰乱。此前升任广东巡抚的臣鄂尔达上奏：凡是妻子在内地的人，准许其申明情况、领取路照，搬迁眷属进入台湾，编入保甲作为良民；人人有家庭牵累，谋生心切，自然无暇为非；再命有关官员善加抚育教导，他们便会知道感恩，奋发自强，安居乐业。随后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已有案卷。后来乾隆四年，前任督臣郝玉麟认为，流寓百姓的眷属都已经搬取，即使有因事故迟延的，也没有多少，请求规定乾隆五年停止发给路照。到了乾隆九年，巡视台湾给事中六十七等又上奏：内地百姓有的听说台湾的亲人年老体衰，想前来侍奉；有的因为内地孤独无依，想来台湾投靠就食。

译但无奈条例明令禁止，于是甘愿犯偷渡之罪。不法客头和奸诈船夫把船开到外洋，遇到荒岛时，便谎称已经到达台湾，催促客人上岸。荒岛上人烟断绝，只能坐在那里饿死；不久海潮漫上沙洲，众人的性命全都葬身鱼腹。由于难以申请路照，竟导致丧命的事情。臣请求仍然准许搬迁眷属！经有关部门议定，命督、抚确实查明后定议。前任督臣马尔泰等会同议定后具题，都同意所奏。乾隆十二年五月，督臣喀尔吉善因为前次奏议没有确定年限，恐怕滋生混乱弊端，请求规定一年以后不准再发路照。从那时停止以来，至今已经十多年。凡是要渡台的百姓，都被禁止往来，不能搬迁眷属。现在汉民已经超过数十万，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仍居住在内地的，正有不少。过去单身渡台的人，如今已经开垦田园，足以维持生活；过去年幼无知的人，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置有田产。如果抛弃台湾产业返回内地，就会失去谋生道路；如果置父母、妻子儿女于不顾，也不合人情。因此他们思念父母、眷恋妻子儿女，希望家庭团聚的隐情，实在无法自我抑制；以至于在迫不得已时不择手段，甘受奸诈船夫愚弄，冒险偷渡，种种弊端一齐发生。臣查阅乾隆十七年，原任台湾县知县鲁鼎梅编修的《台湾县志》，其中记载说：‘内地贫苦百姓在台湾谋生的有数十万人，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生活没有钱财，急于前往台湾投靠奉养，却受到例禁限制。众人行贿船承，冒充水手和民人，用小渔船夜间驶出海口，私自登上大船；抵达台湾后，又有渔船乘夜接应，这叫作“灌水”。如果被汛口察觉，奸诈船夫依律审问发遣，固然刑罚足以惩治他的罪行；但那些被杖打后逐回原籍的百姓，房屋抛弃，器物也已全部丧失。更有客头勾结熟悉水路的积年盗匪，用潮湿漏水的破船装载数百人，把人挤进船舱；封钉舱盖，不让人上下。乘黑夜出洋，偶然遇到风涛，全部葬身鱼腹。将要靠岸时，船夫怕被人察觉，遇到沙洲就把人赶骗下船，这叫作“放生”。沙洲陡断，距离岸边还很远；人一落到深处，全身便陷入泥淖，这叫作“种芋”。有时正赶上海潮上涨，便随潮漂流淹死，这叫作“饵鱼”。贫苦百姓迫于饥寒，不顾冒险，彼此相继陷入这些陷阱；说起来令人痛心！’臣想到，愚民受害、奸诈船夫肆意作恶，这些记载确凿可信；而且这和乾隆九年巡台给事中六十七等原来的奏折不约而同。鲁鼎梅知县亲自到过台湾，所见所闻自然确实；把这些记载在县志中，考订并非虚妄。臣一年以来留心查访，确实是事实。但最终没有人因陷溺而告发，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汪洋大海、人迹罕至的地方；被害者已经葬身海中，幸免者又因为自己触犯禁令，不敢控诉。所以偷渡禁令虽然严厉，偷渡者却仍然接连不断。臣和督臣都先后命令查拿，有的偷渡未成功便被捕获，有的出港遇风后返回。计算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四年十月止，一年之中，共查获偷渡百姓二十五案，老幼男女九百九十人；其中溺死三十四人，其余都审讯查明后分别递解回原籍。已经被发现的尚且如此，那些私自渡台后在海上遇害的人，恐怕不知有多少！臣想到，内地和台湾的百姓，都是朝廷的赤子。过去在台湾做盗匪的，都是单身一人的无赖。安分守法的良民，既然已经报垦立业，又有父母、妻子儿女的牵挂，还有奉养上辈、抚育下辈的辛劳，自然必定爱惜身家，各自想着保全家庭团聚；这正是从前督、抚各位大臣屡次请求发给路照、搬迁眷属的原因。等到奉准执行搬迁眷属渡台以后，也没有发生眷属在台湾滋事生乱的事情。因为百姓少有本地根基，便会有离开的想法；人有了家庭，也都会谋求长久安定的办法。如今却因为良民搬迁眷属，反而和奸民偷渡一同禁止，导致居住台湾的人被羁留在异乡，常常怀有牵挂内地的忧虑；登记在内地户籍的人遥望天涯，也不免独自哭泣！因此，内地那些老幼男女、孤苦无依的人，迫切想去台湾投靠奉养，竟至于铤而走险，在波涛中丧命；这不是仰体皇上像上天覆护万物、一视同仁的仁德。臣蒙受皇恩深重，身负守护海疆的职责。臣看到圣主爱护养育百姓，唯恐有一个人不能得到适当安置；为百姓谋求安全、筹划长久安宁，细微之处也无不周到，何况这些渡台的良民，更是皇上心中所深切关注的。臣既然深知台湾百姓搬迁眷属是不得已之事，又知道奸诈船夫组织偷渡会造成无穷祸害，实在有不得不在圣主面前直陈的事情。合应恳请敕命定议：今后除内地单身无业的百姓以及在台湾并没有嫡亲家属的一切男女，仍遵照旧例不许渡台，违犯者立即查拿、递解回籍外；凡在台湾有产业的良民，如果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儿媳、孙辈男女及同胞兄弟在内地，准许先到台湾所属管辖的厅县报明，将本籍住处以及眷属姓名、年龄编成清册，移文内地原籍查对相符；回复到达后，准许向所属道府报明，由道府发给路照，各自返回原籍搬接眷属渡台。居住内地、想渡台探亲并相互依靠、实现团聚的人，则先由内地所属州县报明造册，移文台湾确实查明，回复到达后，再由督、抚发给路照渡台。仍责成厦门、海防两同知以及守汛武员：凡遇渡台眷属出入，都必须验明人员和路照相符，才准放行；否则，就将所属官员查明参奏，交有关部门议处。汛口文武官员失察、徇私隐瞒的，也一并分别处分。至于单身无业、没有亲属可以依靠的百姓，以及客头、船户包揽偷渡的，仍依照旧例严禁查拿。再遇百姓违禁偷渡，虽然是奸徒引诱造成的，也有各所属地方官平时教化、引导和稽查不力的原因。今后在海口查获无照偷渡男女并解回原籍的，能否按照人数多少，酌情议处原籍州县，永远作为定例？这样，良民可以依照申请路照的规定办理，不敢侥幸冒险，也免受奸诈船夫的祸害；地方官考虑到失察会影响考核成绩，自然必定勤于教化。既能使禁令得以执行，区别奸民和良民，又能使法令完善、用意仁厚、防范严明。看来对于台湾的海防和民生都有益处；而皇上浩荡深厚的仁德遍及中外，也将和大海包容广大、光明盛大的德性一样长久无疆了。《议台湾屯丁疏》（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

译协办大学士、闽浙总督臣福康安，福州将军臣魁伦，福建巡抚臣徐嗣曾谨奏：为招募、补充熟番屯丁，酌情议定章程，恭请皇上圣明裁察。臣等私下查考，台湾熟番归化向来已久。逆匪滋事时，各社番勇跟随官军作战杀贼，很能出力。奉皇上谕旨，命臣等尽心筹划酌定，将这些熟番充补额定兵员，实在是安抚整合番民、捍卫边疆最好的办法。臣等因而提出，成建制的兵员仍请按照旧制轮换防守，另行挑选招募熟番为屯丁，酌情拨给靠近山地、尚未开垦的埔地，用来供给他们生活养赡；此前已经附奏折上奏过，案卷在此。现在把应当厘定的章程，仿照屯练的办法，逐条陈述如下。一、屯丁人数应按番社酌情挑选，命他们就近防守。查全郡熟番共有九十三社，台湾县所属番民从数百户到数十户不等，约可挑选壮健兵丁四千名，分为十二屯——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作为额定名额，不必另设屯所，就命他们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盗贼。户口较少的番社，可以数社合并为一屯，或者编入附近的大社；这样番民不至于远离乡土，考验、调派时也容易集合。至于各屯之间相距的地方，道路里程难以完全均等。台湾县所属番社不过几处，不能多设置屯丁；但台湾县地界本来狭小，郡城又设置有重兵，足以弹压。只是南、北两路靠山的险要地方很多，淡水一厅尤其辽阔。原来拨用熟番在隘口搭棚防守，称为隘丁，人数零散，不能发挥力量。应当根据地势情况，按照番社多少分别设置屯，与各处营汛官兵相互声援；这样稽查巡防自然可以更加严密。一、各屯番丁应设置屯弁，以便管理管辖。四川屯练兵丁，额定设置屯土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一百多人。现在台湾番屯的弁目不必像这样多，只应仿照其例酌量设置。查各社原有能够胜任通事的民人，管理一社事务，代为缴纳社饷；但这些通事多年服役，是地方官签派的，本来不是番人的同类，不便用作弁目。应在番社头目中选择那些曾经作战出力、又一向为番社信服的人，例如岸里社潘明慈一类，选拔补用。在南、北两路额定设置屯千总二员，统领番众；屯把总四员，分别管理各屯；大小各屯每处设置屯外委一员。花名图册交由理番同知稽核，仍将各屯事务交给北路协副将、南路营参将就近管理。这些番人一向熟悉技艺，不是招募的新兵可比；应请求依照四川屯练的先例，不必归营操演点验。屯丁、屯弁的选拔、补充等事务，统归台湾镇总兵、台湾道管辖，详细报告督、抚，发给札付，报部存案。管理六年以后，如果管理统率得当，曾经建立功劳，由镇、道核实后详细报告督、抚，提升一个等级并赏给职衔，以示鼓励。如果所管辖范围内有制造事端、荒废产业的人，或者有苦累番众等弊端，立即移文革职并审究处理。遇到职位因事故空缺，仍然选择番社中愿意服从、众人悦服的人，详细报告后选拔补充。一、屯丁、屯弁不必筹给月饷，应酌情拨给靠近山地的埔地，用来供给生活。台湾东部边界内山原来有很多荒地；乾隆十五年和二十三年曾分次勘定界址，奏请禁止百姓越界开垦，准许熟番等打猎、耕种，以维持生计。无奈流民聚集日益增多，越过界线租佃耕种，逐渐形成成熟产业，以致争夺滋事，控告案件很多。此前富勒浑曾奏明，专门委派镇、道确实勘丈；还没有详细报告，就遇到逆匪滋事。现在臣等调取卷宗核查，共丈量出已经开垦的埔地一万一千二百甲；都应查明是民垦还是番垦，分别办理征粮入科。此外，还有未开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又有乾隆四十八、五十一等年漳州、泉州械斗及互相控告、结社案件中，抄没翁云宽、杨光勳等人、收归官府的埔地三千三百八十余甲。合计被抄没的未垦地以及收归官府的荒废埔地八千八百余甲，都属于界外、逼近内山的地方。任其荒废，土地利益实在可惜；而愚民追逐利益如同飞奔，也难保没有越境私自开垦的弊端。应请求把新设置的屯丁四千名，每名拨给埔地二甲；千总每员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命他们自行耕种；责成地方官勘定界址，造册绘图，通报立案，以备查核。屯丁有缺额时，就挑选他的子弟补充，承受田亩。如果有人私自典卖，依照法律治罪，追缴赔偿契约价钱并充公，土地仍归番社。再查台湾各社，按照旧例缴纳社饷；所耕种田亩的租赋，蒙皇恩一概免征。所有拨给的埔地，应依照番田的先例免其纳赋，以表示体恤；不必另行筹给月饷。一、清查已经开垦的埔地，以确定界址。查台湾东面依傍山地，地方宽广；从前因为淡水、彰化两处开垦日益增加，另行划定界址，设置土牛，禁止奸民越界占垦，以免滋生事端。后来因为人口繁衍日多，百姓私自向生番、熟番租地耕种，价格稍低的叫作租贌，价格稍高的叫作典卖。熟番归化日久，逐渐熟悉耕作，只是产业已经典卖给民人，没有办法赎回。因此各处番地，不仅嘉义以南多有越界侵占，即使淡水等处后来划定土牛的界线，也成为虚设。臣福康安追剿贼匪时走遍全郡，所经过的靠山地方，田地一望无际，村落彼此相连，大多在舆图所定界线之外；从前设置的土牛，已经找不到一点遗址。过去设置时不过是堆筑土堆，草率敷衍，本来就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如果不把埔地彻底清查厘定，事情过去以后，界址必然仍然混乱。臣等尽心筹划，除未开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余甲拨给新招募的屯丁外，已经开垦的一万一千余甲，也应分别办理。查台湾征粮则例，都是仰赖皇上优待体恤海外民番。

译皇恩格外施行：对民田只薄征租赋，对番人产业则一概免于纳粮入科。现在查明，民人租贌的土地不多，原来是民人为佃户、番人为业主；自然应当和番社田亩一样，一体免于纳粮入科。至于已经卖断给民人的土地，既然不再是番人产业，就应命民户一体申报纳粮入科。只是民人买番地以后，所花开垦成本本来很多，又有每年抽取番租的规定；如果再征收实物，民力未免困窘。应依照同安县下沙的科则，按甲计亩征收银两，免其缴纳粮食；仍然出示晓谕番社，使他们知道租额并未亏损，以便长久维持生计。民人有了明确的纳赋文书，便可以世代守住产业，也可以永远杜绝争端。至于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琅峤等处，和生番接壤，私自开垦的田亩很多。这些偷越界线的民人，本来应当驱逐惩治。只是想到开垦以来，和生番长期相安无事，并没有发生事故；一旦驱逐，肥沃土地必然荒废，流民又无处归宿。应请求依照新制定的民人购买番地的条例，一概纳粮入科，免予查究。现在正值农忙，不便纷纷实地勘查；应命当地民番将租贌、典卖的地亩先行呈报。等到收割完毕、粮食入场后，臣徐嗣曾专门委派大员前往抽查，分别办理，移文有关部门存案。此次清查以后，就以已经开垦的地方作为界线，牢固竖立界石，写上大字并深深刻入，使人一眼就能看清；仍交给巡视台湾的将军、督、抚、提督以及地方官等不时周历巡查，凡有越界私自开垦的，立即从重治罪。一、屯丁平时使用的器械，应命他们自行制造，并报官查验。查番民打猎捕鹿所使用的镖枪、鸟枪、竹箭，器械各不相同，但都很锋利。比如岸里社番人擅长使用鸟枪，跟随官兵作战杀贼，最为贼匪所畏惧。各种器械都可以不必由官府配给。但现在严禁民间私藏军器，屯兵使用的枪、箭也应由官府点验，以备稽查。所有新设置的屯丁四千名，不必依照绿营的规定，限定多少鸟枪兵、多少弓箭兵，只以各番人惯用的器械为准，呈报总兵逐一加盖火印、编号备查。每年由总兵巡查以后，点验一次；如果没有火印记号，就依照民人私藏军械的条例，一律治罪。一、屯丁的徭役应酌情优免，以体恤番人的力量。查台湾各社熟番质朴守法，最值得怜悯。从前文武员弁出差巡察时，无不调拨番兵背运行李。其余如地方兴修建筑、递送公文等，也都由社番服役。他们劳苦奉公的程度，比台湾民人不止多出数倍。现在既然挑选补充为屯丁，各自在要隘地方分屯防守；遇到搜捕盗贼等事，又必须听候征调。所有各种徭役，应请求免除他们承担。没有补充为屯丁的番民，也只许命令他们递送公文，不得因私事役使。如果地方文武官员以及理番同知不加体恤，有苛刻派役、扰累番民的事情，命镇、道切实访查，严厉参奏究办。以上各条，谨就臣等见识所及，尽心筹划议定，不知是否恰当？恭请皇上圣明裁察施行！●五 《拨船派员运解台澎饷项疏》（道光二年） 《请动项修造战船疏》（道光二年） 《闽省摊捐各款请删请留疏》（道光二年） 《提解台湾府属嘉庆二十二年钱粮银数疏》（道光二年） 《拨船派员运解台澎饷项疏》（道光二年）徐炘 闽浙总督臣庆保、护理福建巡抚布政使臣徐炘跪奏：为应当发放本年台湾、澎湖的饷项，分装在兵船上，派委员督促押运，按照惯例具奏，恭请皇上圣明裁察。臣等接到署理藩司吴篪的详细报告说：‘道光二年，台湾各营应领取俸饷、马干、养廉等银二十二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两有余。其中台湾府查照历年办理成案，详细请求从台湾各厅县应解钱粮等款项中划抵银三万二千四十一两有余；又将台湾文武员弁、兵丁应扣、应追的各项款项，合并补入司库要款，由司酌情扣除银四万二千五百四十二两有余，实际支发银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一两有余。又澎湖二营应领取俸饷等银三万五千四百一十二两有余，其中澎湖通判查照历年办理成案，详细请求划抵银一千五百三十六两有余，由司酌情扣除要款银七千二百七十二两有余，实际支发银二万六千六百三两有余。又应发还台湾府库垫付班兵饷银等项，共银四万一百五十九两有余。以上合计，应发银二十一万八千余两，暗中调拨兵船八号，分别装载运送交付。所需防船军火以及弁兵口粮，就从额定派往海上缉捕盗匪的弁兵人数中挑选携带并支给。’据此详细请示前来，臣等谨具奏。臣等查明，台湾、澎湖远隔重洋，兵饷关系紧要；历年都酌情拨派兵船装运，并派水师大员督促押解。本年仍应照此办理。除移文水师提督挑选坚固兵船八号，配足军火炮械，拨赴厦门均匀装载；专门委派铜山营参将孙得发督促押领饷银，并委派护送员弁小心押运，分别运到台湾、澎湖交收外，谨依惯例恭写奏折具奏，恭请皇上圣明裁察！谨奏。道光二年闰三月十二日发出；五月初七日，闽浙总督在浙江海宁州船上接到朱批：‘知道了。钦此。’ 《请动项修造战船疏》（道光二年）徐炘 闽浙总督臣庆保、护理福建巡抚布政使臣徐炘跪奏：为福州、泉州、台湾三厂修造战船所需动支的银两数目，按例上奏禀闻一事。

译查修造战船所需银两，超过五百两的，按例应当奏明办理。现据署理福建布政使事、督粮道吴篪详细禀称：“烽火营‘庆’字四号船一只，已到应当小修的期限；又‘庆’字一号船一只，已到应当拆造的期限。经盐法道王楚堂檄令署理福州府瑞龄勘验复核，查明这两只船都已损坏，不能驾驶，应分别修造。由该道按例估价，扣除酌情折算旧料的银一百三十八两有余，实际应发正价银二百四十六两八钱有余，应发津贴及另加银四百四十八两二钱有余。又金门镇右营‘汤’字三号船一只，已到应当拆造的期限；水师提标右营‘万’字三号、四号船两只，已到应当大修的期限；又‘万’字八号船一只，已到应当小修的期限。经兴泉永道倪琇檄令厦防同知升宝勘验复核，查明这些船都已损坏，不能驾驶，应分别修造。由该道按例估价，扣除酌情折算旧料的银二百七十七两六钱有余，实际应发正价银六百五十五两七钱有余，应发津贴及另加银一千九十六两有余。” 又台湾协中营‘善’字二号、左营‘善’字五号和六号、右营‘善’字七号和九号共五只船，已到应当大修的期限；又艋舺营‘知’字十四号船一只，已到应当小修的期限。经台湾道胡承珙檄令摄理台防同知盖方泌勘验复核，查明这些船都已损坏，不能驾驶，应分别修理。由该道按例估价，‘善’字二号等五只船扣除酌情折算旧料的银二百五十四两有余，实际应发正价银二百六十八两五钱有余，应发津贴及另加运费银五百二十三两二钱有余；均请从司库道光元年地丁存公各款中分别动支。台湾营大修五只船应发另加津贴、运费银四百六十一两九钱有余，准在台湾所属耗羡银中动支交付。”以上各情，现已详细请准具奏。臣等查明，各船应拆、应修的期限已经到期，既然据委员勘验，损坏情况属实，就急需分别修造。所估的例价、津贴和运费银两，应准予动支发给；并命令按期限加紧办理，以便配合缉捕。除分别另行拟疏具题外，谨合具奏，恭请皇上圣明鉴察！谨奏。道光二年闰三月十六日拜发，四月二十日恭敬递上；五月二十二日接到朱批：‘另有旨。钦此。’ 道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庆保等奏请动支款项修造战船一折。福建福州、泉州、台湾三厂的战船中，现有损坏而不能驾驶的船只；据该督等查明，都已到按例应修造的期限，急需分别修造。准照所请，除酌情扣除旧料折价银两外，所有估计需要的例价、津贴、运费等银两，均准在司库道光元年地丁存公各款中按数支给。台湾营大修五只船应发另加津贴、运费银四百六十一两有余，即准在台湾所属耗羡银中动支。该督等务必分别命令所属官员按限加紧办理，以便配合缉捕。工程完竣后，核实报销。该部知道。钦此。’ 闽省摊捐各款请删请留疏（道光二年）徐炘 闽浙总督臣庆保、护理福建巡抚布政使臣徐炘跪奏：为查明福建省摊派捐款的各项款目，酌情拟定请求删减和请求保留的款项，恭敬上折复奏，仰请圣明鉴察一事。案据户部咨文称，奉上谕：‘英和等奏请为各省捐摊流弊定出限制一折。各省地方公务应当动支正项、借项办理的，原准在正项及耗羡项内动支；如有不足，也准在存留杂项充公银两内酌情增加津贴。但近来州县摊派捐款，按缺分派，从数百两到数千两不等；并且逐年增加，哪里才是尽头！扣除养廉银后仍然不够，又命令州县解缴，使各地竭力勉强供应，往往侵占公款而损害百姓生计。现经户部查明，各省捐摊款目中，曾经奏明并报部的，大多是办理军需的省份，全省扣除养廉银不过一成、二成、三成为止。其余省份并没有捐摊案件的依据，为什么纷纷派累，各处多有？着令通谕各直省督、抚：今后应使用的款项，务必命令按例支销。如果按例支用确实不足，确实应按缺扣除养廉银的，各省都要将应扣成数奏明请旨。扣除过的银数，仍于年终汇总奏报一次，以便考核并显示限制。过去浮多而不清楚的扣款，一律删除；不得表面奉行、暗中违抗，继续滋生弊端。钦此。’ 由此可见圣主体恤臣工，考虑周详，使臣工们的俸禄收入足以养活自身和家属，又有足够的款项来维持廉洁，实在令人敬佩、感激和心悦诚服！臣等查核福建省每年扣除养廉银的款项，数目相当可观。臣等尽心斟酌核算，谨将应删、应留的各项款目分别详细陈述如下。一、摊扣核减军需银两，请求裁革。查福建省摊派捐款补充养廉银，只有军需一项负担最重。因为乾隆五十二年剿办台湾逆匪林爽文、乾隆六十年剿办逆匪陈周全、嘉庆十年剿办逆匪蔡牵，以上三案共动用军饷九百九十多万两。奉户部驳回核减，并按例核删银二百四十多万两，在各官养廉银中按二成扣缴。自乾隆五十八年起，除免除、追缴完毕以及因事故出现的各员空缺外，计算已经捐扣银四十一万多两；尚未捐扣银一百七十九万多两。每年全省司道以下、州县以上官员应支养廉银十一万多两，共应捐扣银二万多两，必须等八十多年才能缴清。这样对国库的补充并不多，却使各官办公常常陷于困窘。而且支用发生在几十年前，分摊赔补却在几十年以后；事情不是这些人经手，人员也不是同一案件中的，与恩诏条款中应予豁免的情形相符。因此恳请圣恩，准予删免。

译一、钱局加价购买红铜的费用，请求列入正项开支。查福建省采办云南铜来铸钱，因为云南矿山年久、矿源枯竭，所产铜的成色低，只达到八成，经前任总督臣玉德等奏明，增加购买二成，以便配合铸造。按额定铜四十二万斤计算，应加购二成铜八万四千斤；所需耗铜、水脚等费用，由福建省从捐扣养廉银中办理。自奏准加购以来，历次办理四次，共应捐扣养廉银六万一千多两。现在只捐银一万五千多两，尚未捐银四万五千多两，至今垫付款项长期悬置，仍然有名无实。臣等想，加购铜斤用于铸钱，本来就是国家的正常开支。现奉谕旨：应使用的款项，务必按例支销。前项尚未捐扣的银两，请求列入正项开支。今后照此办理，不必再行摊扣。一、缉捕盗匪所垫用的银两，请求用生息存款拨付抵补。查福建省从前海面不安宁，所需经费很多；嘉庆六年间曾详细规定：凡按例不准报销的款项，先行垫用以救济紧急需要，事后仍从各官养廉银中均摊捐补。到了嘉庆十四年，虽然设置关税生息银两，作为缉捕盗匪按例不准报销的费用，但每年收入除按年动用外，余款不多，势必不能把历年例外垫付款项全部补回。因此沿袭旧例，仍按养廉银均摊。现在海面逐渐肃清，关税生息款中积存余银四万七千多两，已经不便再令各官摊补。查历年例外垫用的缉匪款尚未归还四万二千多两，请从生息款项中如数拨清，不必再行摊派。一、按年例应捐及临时摊派捐款的各项，仍请求照旧章办理。查福建省一向有应解交内阁的饭银三百两，由督、抚、藩司捐解。全省共同捐出的款项，如提塘报资、刊刻条例及誊黄的工料费、资助贫困官员的津贴、运铜及运送颜料的盘费、增设塘站夫的工食、增加驿递各夫的工食津贴、囚犯粮食药资、增设禁卒工食、解运丘折船价等，每年共应捐银一万九千多两。其中有的自雍正年间详细议定，有的自乾隆年间开始捐缴，都属于事务所必需，几十年来捐解情况没有改变，确实难以裁减，仍请照旧摊捐。此外，部颁则例各书应缴的工价、添造战船不足的例价，以及本省修理镇海楼、琉球馆的工料费、摊捐无着、京借养廉等项，本来不是每年固定的开支，年度也没有定额；一向是临时摊捐，先垫款支发，事后归还补足。从前清理司库时，曾经奏报、咨文留有案据。现在尚有未捐银四万三千多两，都是有关归补司库的款项，仍应按照旧章捐补，以便清理垫付款项。以上各条，臣等从整体上筹划计算，反复审慎商议，应该删减的，是为了避免办公陷于困窘；应该保留的，都是势难削减的款项。谨查明后恭敬上折复奏，恭请皇上圣明鉴察！谨奏。道光二年闰三月二十六日拜发，四月二十五日恭敬递上；五月二十七日接到朱批：‘另有旨。钦此。’ 道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旨：‘着交户部查核具奏。钦此。’ 提解台湾府属嘉庆二十二年钱粮银数疏（道光二年）徐炘 护理福建巡抚布政使臣徐炘跪奏：为提解台湾府所属嘉庆二十二年的上忙、下忙钱粮银数，恭敬上折具奏，仰请圣明鉴察一事。州县征收钱粮一事，户部曾奏明规定：自嘉庆二十一年起，除按例准予留用支出的款项和百姓实际欠缴的款项外，所有征收存留的银两，按例都应全部提解；上忙限五月底、下忙限十二月底截清，解交藩司，造册送交户部，并专门上折具奏。福建省内地九府二州所属的提解银数，都已经按限奏报、咨文说明；至于台湾远隔重洋，已留案说明，等催促册报到达后再核办。现已催促各厅、县先后造册送来，经署理藩司吴篪核明后详细禀报，请求具奏。臣查台湾府所属的钱粮，一向就近解交府库，再由府库解交藩司，划拨兑付兵饷。该府所属淡水、澎湖二厅及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嘉庆二十二年额征人丁、饷税、钱粮中，额定编留交银一万六百三两有余，应解府银三千四百四十五两有余。据报上忙征收完银四千二百六十一两有余，扣除留支各款银三千五百三十六两有余，实际应解府银七百二十四两有余；下忙征收完银六千二百四十二两有余，扣除留支各款银五千五百二十四两有余；另据淡水厅册报，垫付给铺司兵工食银一百三十七两有余，已命令催促彰化县按数解还，实际应解府银五百八十一两有余。又额定耗羡中坐支各款银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六两有余，应解府银三千一十四两有余。据报上忙征收完银二千八十三两有余，扣除坐支银一千六百五十九两有余，实际应解府银四百二十三两有余；下忙征收完银八千八十三两有余，扣除坐支银六千八百八十八两有余，应解府银一千一百九十五两有余。以上正项、耗羡钱粮，都已经按数提解到府库，并汇入台湾嘉庆二十二年分奏销案中造册申报。又上忙征收完现年税契、当税、官庄银六千六百五十四两有余，带征完历年当税、官庄银七千八百九十五两有余；下忙征收完现年税契、当税、官庄银二万四千五百一十一两有余，带征完历年当税、官庄银八千四百九两有余，也已经划扣解交司库。现据按各款编造的清册，详细送来供臣复核，查核无误。除命令今后各年接续查造提解银数并咨报户部外，臣谨会同闽浙总督臣庆保恭敬上折具奏，恭请皇上圣明鉴察！谨奏。道光二年四月十三日拜发，五月二十四日恭敬递上；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六 委员前往淡水厅查拿犯证片（道光二年四月初六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审明同知龙大惇专信丁役舞弊疏（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 委员前往淡水厅查拿犯证片（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六日）黄爵滋

译又，臣等于四月初四日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文书，因三月十六日奉旨有如下事由。查淡水厅属于台湾管辖，远隔重洋；臣等立即遵旨派委员前往查拿犯人和证人，调取卷宗，并秘密查访各项劣迹，等他们一同到达内地后，仔细会同审理。惠安县及罗溪县丞的两起案件，可以就近先行查办。只是署理惠安县知县陈偕灿与臣黄爵滋是同县人，住在同一城中，又是同年考入学的；虽能秉公查讯，不敢推诿，但毕竟是熟识之人，不便会同审理。合并声明，恭请圣明鉴察！谨奏。审明同知龙大惇专信丁役舞弊疏（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黄爵滋 奏为审明被参职官所涉各款，以及书吏借端恐吓诈骗等情，分别拟定罪名，请求圣明鉴察一事。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四日，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文书：三月十六日钦奉谕旨，福建署理淡水厅同知龙大惇为人庸劣，专门听信差役和衙门蠹役舞弊等各项情节，交由臣等会同查办。查淡水同知属于台湾管辖，远隔重洋；如果只用公文调查，实在恐怕拖延时日。而且龙大惇现在已经卸任，尚未渡海回内地；如果让他知道自己被参劾，必然会设法掩饰弥补，因此应当专门派员前往提解，才能体现慎重而迅速办理的意思。当即挑选委派拣发知府金崇，于四月初十日渡海赴台，务必严密拿获胡海等犯，按照所列各款秘密查访、调取卷宗，并就近审讯取得重要证人的确实供词，以凭据核办。后来六月初七日，接到该府金崇的禀报，已将龙大惇以及书吏胡海（即胡阿五）、门丁杨三（即杨厚之）、差役陈和、民人蔡辉，连同查起的各册卷宗和讯取的供结，一并解送来案。臣等随即督率司员、道员、府员详细查阅案卷，逐项核问：原奏称署理淡水同知龙大惇专门信任差役，凡差役能够查知富人犯罪并禀报的，都发给功单，上面写着‘办公出力，合行给单’；奸民想要控告富户，必须先买通差役，把功单粘在状纸上，才无不准许受理，名为‘招告符’一款。经审讯，该员供称：自己是江西举人、大挑知县，分发来福建，补授长乐知县。道光十八年调任署理台湾淡水厅同知。该厅差役一向疲惫懒散，所以设立‘功过’簿，遇到缉捕勤勉有功、催征出力的，另发一纸功单；凭功单赏给银钱，以示奖励。民间词讼，无论贫富、事实虚实，都应查办，哪有必须把功单粘在呈状上才批准的道理？如果说是想向富民索取钱财，也不难秘密命令差役查报，暗中给予奖赏，又何必设置这种功单，反而招致舆论非议？查阅该厅卷内递交的各份呈词，均未粘有功单。并且据委员金崇查访，情况与该员供词相同。又原奏称淡水厅书役原来设置六班两总，该同知增设皂、快两班；又增设副皂总、副快总、总皂、总快、木料总、铁匠总六总，共十四班，每班十人、八人一款。查阅该厅历任的卯簿，所设差役名目共八班、四总，没有增减。又把各卯簿逐一详细核对，都相互符合。该员到任后接收前任娄云彩移交的卯册，也只是照旧点名听差，并没有增加名目。所谓木料总、铁匠总，经审讯查明是台湾道修理战船所用的差役，该厅卯簿中没有这两项名目。又将各卯簿逐一细查，均相符合。原奏又称，该员下乡时动辄派一二百人随行，致使房屋空虚。计算近两年来盗匪遍地，如新庄街、沪尾街、摆接庄、鸡笼头、三貂等处，竟有白天攻入民家、拦路抢劫数十次，该署同知却完全不予查办；职员何对家被抢劫，控告很久，至今没有捕获一名犯人一款。经审讯，该员供称：淡水地方民情浮动，抗拒官府、拒捕之事常有；地方官遇到下乡督捕重犯，不得不多带差役，会同营兵缉拿。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职员何对禀报遭盗匪抢劫，曾率领民壮、差役并会同营兵，带兵约一百多人前往督捕，捕获首犯八名。又民人谢允店中被盗匪临时强抢，拒捕并伤害事主；又经会同营兵捕获首犯三人，均已先后解送省城审办。以上两案都发生在新庄街，因为案情重大，所以会同营兵前往；所有差役的一切口粮，都由他们自行供给。至于平常查办案件，都采取轻装简从的方式，并没有多带人役造成扰累。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夜间，发生郭田被劫一案，直到初七日才报案，随即会同营兵勘验并通报。当月十四日他就卸任，因此移交后任继续查缉。如果另有抢劫案件，完全可以详细报告并移文追缉，他决不肯为了逃避疏于防范的责任而甘愿隐瞒、招受重谴等语。查据署理臬司常大淳复核称：何对一案共犯十二人，已经该员龙大惇捕获首犯杨艳等八名；谢允一案中临时抢劫、拒捕的三人，也据该员捕获首犯陈带等二名，另捕获余犯一名，均已按例拟判斩首示众、发遣，具奏在案。只有郭田被劫一案，尚未捕获犯人。此外，没有另行详细报告的抢劫案件。原奏又称，他信任粮总胡海，胡海多方舞弊，他都听从。道光十八年间到各乡强行派买，即使肩挑贩卖的百姓，也必须逐一摊派。

译当时米价每石值银六角，该同知却每石索取银一圆二角，共摊派得五六万圆，都由胡海经手一款。查阅该员买谷号簿，共计五千六百四十八石。但查据署理藩司常恒昌复核称，该员按例应买谷四千七百八十七石有余，计算多买谷八百六十石有余，难以保证没有强行摊派的情形。对此严加诘问，该员供称：道光十八年奉文购买补足前任十六年垫放的兵米，折合谷四千七百八十七石有余，每石按例价六钱，领取藩司例价银二千八百七十二两有余；照旧章张榜招买，居民中有谷之家愿意承买的，每谷一石发给例价纹银六钱。当时谷价每石值银六角，民众乐于售卖，并没有强迫。又因为十九年正月无米可收，军粮关系重大，不得不预先筹备；于是自行垫发纹银五百一十六两有余，除按发价购买四千七百多石外，又附带购买谷八百六十石有余，全部储存在仓中，以备交付发放，并没有强行摊派、压低价格等情形。至于采买谷石一事，由粮书林成、陈昆承办；胡海是承办税契的书吏，并不经管粮务。而且仓谷例价有固定规定，众人都知道。台湾民情喜欢打官司，如果真有强派五六万圆的弊情，怎么会没有一两个人上控？只求详细查明。只是垫银带买八百多石而没有具文详细报告，确实属于疏忽等语。又据该府金崇就近传讯卖谷的姜秀銮等人以及挑担贩卖的贫民洪老等十多人，众人都说确实没有强行摊派、压低价格的事情，取得切结后送案；核对买谷簿中所载每石发给例价六钱，也都相符。原奏又称索取百姓送匾，匾额上的字都是他自己发出的：艋舺街总理吴喜送一匾，题为‘化行俗美’；三重浦董事林立送一匾，题为‘秋水长天’一款。委员金崇查传吴喜时，吴喜已经外出，便传讯匾上列名的族人、监生吴钟锦。据其供称：吴喜与吴成德发生诉讼，经该员公平判决，吴喜心生感激，制作并送来‘化行俗美’匾额。又讯问林立，据其供称：因被邵翁氏诬告，经该员审明，制作‘秋水长天’匾额作为酬谢。这两块匾都悬挂在艋舺旧仓公馆，该员并未禁止，情况属实。又原奏称，艋舺旧有仓廒行馆，距离竹堑城一百二十里，该署同知把书差、门丁、幕友分派出去，一半留在竹堑，一半留在艋舺，两处都可以收呈，形成一官两署。门丁杨三（即杨厚之）被派在艋舺收呈，与差役陈和结党作奸，招摇诈骗，无所不为，并且包庇土娼小香、陈巧娘，让她们住在行馆中一款。经审讯，该员供称：艋舺地方距离竹堑衙署一百多里，乡民进城缴纳钱粮，跋涉十分困难。历任官员都在农闲时前往催收，就近清理词讼。他只是沿袭旧章，带同门丁杨三等前往征收。当地居民的控告呈状就在当地投递，官府出票传讯，审理后判结，以减少往返拖累。回到衙署后，仍在衙署接收呈词。而且递呈的人无不愿意面见官员陈诉，只怕书差内外隔绝，哪里会明知官员不在当地还愿意递呈？至于行馆房屋不多，杨三不可能在馆内包娼奸宿；但他与税差陈和在外住宿嫖娼，确实是疏于察觉。审讯杨三、陈和，两人都承认与小香、陈巧娘奸宿。并据杨三供称：用钱买小香为妾，确有其事；但绝没有奉派在艋舺收呈以及串通舞弊等情形。这就是龙大惇被参各款的实际情况。又查阅片奏，其中称淡水厅衙蠹胡海（又名胡阿五，原先充任艋舺县丞的弓役），卯册上登记为胡江，因伪造印票勒索民钱，被前任县丞责罚革退、枷号四个月，由街民邓为祥代为领出；道光十年改名胡海，进入淡水厅卯册充任书吏一款。委员金崇禀称：查阅艋舺县丞衙门卯册，其中没有胡江，也就是胡阿五的名字，也没有犯罪受枷责罚的案据。审问胡海，他坚持供称：自己籍贯隶属广东，道光九年来福建，十年渡海到台湾，就在淡水厅充任书吏，从未在艋舺县丞衙门当过弓役，也没有犯罪、被责革、改名等事。查阅该厅卯册，也与其供词相符。原奏又称，胡海曾跟随竹堑营游击到中坜地方办案，借官府名义诈骗夫役费银二百圆，被街民胡金源、谢国贤拦住轿子禀报，游击将赃银追还一款。查讯得知，胡海在道光十年三月间，因厅属中坜地方有乡民聚众将要械斗，经前任同知李嗣业派令，跟随竹堑营前任游击灵德前往弹压；胡海私下向乡民谢国贤等人恐吓，称要禀报官府治罪，如果愿意交出统筹夫役的费用二三百元，才可以保全无事。谢国贤等人害怕获罪，共同凑得洋银一百圆交给胡海收受。随后谢国贤等向游击灵德喊冤禀报，游击立即向胡海追出原银，交还给谢国贤等领取，确实没有另外索诈更多赃银。委员金崇又传讯谢国贤，供词完全相同。原奏又称，胡海看中了社番萧阿东年轻的儿媳宋氏，混诬其子萧乌番窝藏盗匪，命令差役捉拿关押；萧阿东略知其意，便把宋氏送给他作妾，其子才得以脱身一款。委员金崇传讯萧阿东，据其供称：他的女儿萧维正于道光八年嫁给广东嘉应州人宋干柏的女儿为妻；十一年萧维正病故，他就把宋氏送还娘家。到十三年，经媒人余钟氏与宋干柏及他本人商议，把宋氏改嫁给胡海作妾，他收受身价银六十圆，有媒妁婚书为凭；并不是因为他的儿子犯罪而被胡海逼迫送出。又传讯宋氏，供词没有异议；查验呈出的婚书，也都相互吻合。原奏又称，差役蔡贵被胡海指使殴打致死，经民人蔡辉多次上控，却无可奈何一款。审讯胡海，据其供称：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七日，乡民周陈宝在盐菜瓮地方淹死，差役蔡贵前往查询，向乡民索取钱财。

译当地乡民林添生不肯答应，蔡贵强行索取，双方发生殴打。林添生的妻子林邹氏上前劝阻，被蔡贵用力砍伤；林添生将蔡贵打伤，第二天蔡贵死亡。他在十二日已经请假，前往鹿港会算公账；十八日回署销假，有请假、销假单禀可以凭据。鹿港距离盐菜瓮约二百多里，林添生殴死蔡贵又是临时起衅，他并不在场，不可能指使。经诘问，蔡辉供称：他的堂兄蔡贵与林添生斗殴时，他并不在场；因为听说胡海与林添生的族人林阿朋交好往来，怀疑是胡海主使殴打，便到厅衙具状告发。后来经过传集证人审问，他的疑心已经消除，因此没有继续控告，也没有到道、府控告。查阅原卷，该厅已经审明林添生殴死蔡贵的确实情形，并将供词解送到府，和其供词相符。原奏又称，胡海前后被控的案件多得不可计数，如[原文“卫天（？）”]周振邦、监生张瑞华、铁匠首谢德裕、民人李显龙、金四和、张维明、蓝珍、王云、生员张继升，都曾分别到该厅及道、府呈控，而官府完全不予查办一款。查阅各卷，周振邦是呈送其子周启■〈氵凤〉搬去的契卷，并牵连控告胡海主使唆使。后来周振邦自己递交悔过呈文，请求息讼；审讯胡海，查明并无主使唆使，便按例结案。张瑞华是与吴和争控田业，牵连控告胡海诬陷；经前任同知李嗣业审明，胡海没有舞弊情事，取得双方甘愿结案的结状，判令按契约管理田业，结案。李显龙是与李同春等因开垦土地互相控告，牵连控告胡海舞弊；经前任娄云审明与胡海无关，判令划定界限、平均分配，取得双方甘结结案。后来李同春又翻案控告，历经各厅勘验审讯，尚未结案。渡夫金四和、快役蔡亮捕获萧宝被抢一案的犯人蔡宋等五人，经前任玉庚审明，蔡宋等都是盗窃犯，并不是本案真正的抢劫犯，分别予以枷号、杖责。金四和到道衙具控胡海受贿并包庇放脱，经该道批令厅衙查明，胡海没有受贿纵放的情事，已详细复核在案。张维明是与胞侄张复益在本道互相控告产业，牵连控告胡海拦截供词、混杂禀报，批令府衙提讯。经张姓亲族调解，命张维明与张复益和解销案，双方随后又反悔翻供，提讯尚未结案。蓝珍是呈告曾林氏嫌贫爱富、悔婚，牵连控告胡海包庇案件舞弊，经前任李嗣业审讯，查明是曾法主指使。并据蓝珍供认自己听从指使而诬告，取得结状后责罚释放；蓝珍又翻案控告，提讯尚未结案。王云（即王元云）是在府、道衙门呈控陈源淡等霸占埔业，牵连控告胡海索诈；经道、府批令提取契约，尚未审讯结案。张继升是与高玉峰到府衙争控田界，牵连控告胡海索取钱财，移交厅衙审讯复核；经前任李嗣业审明，胡海没有逐案索取钱财的舞弊情事。后来双方都愿意和解息讼，移文府衙销案。又提审胡海，逐案诘问，他坚持供称确实是被人牵连控告，实际没有舞弊、索取钱财等情形，历次审讯均有案可查。至于铁匠首谢德裕，他一向不认识胡海，也没有呈控过他；委员金崇逐一加以查访，情况没有不同。查起各卷，确实没有谢德裕控告胡海的案据。这就是书吏胡海借端恐吓诈骗以及屡次被牵连控告的实际情形。臣等认为，龙大惇如果真的洁身奉公、没有营私枉法，怎么会被人参劾！胡海充任淡水厅书吏多年，如果没有串通舞弊等别的情形，又怎么会屡次被牵连控告！臣等又分别审讯核查。龙大惇坚持供称：自己署理该厅只有一年多，被参各款已经查取差役卯册、买谷号簿以及案卷供结，并逐一核问；如果确实枉法营私，他也无法消除罪证。衙门书吏各有专责，胡海是点充的税书，也不能干预其他事务。他被控的案件多发生在前任厅官任内，大半已经拟结；委员已经访查，检阅案卷并呈报核验，并不是完全没有查办。审问胡海，他供称：确实因为从前在中坜地方恐吓诈骗乡民，却没有受到治罪，仍能回衙门当差，因而招致舆论非议，屡次被牵连控告。如果另有唆使官员舞弊等情形，现在到案的蔡辉就是曾经控告他的人，怎么肯替他隐瞒而不能指出一两件？再询问蔡辉，据其供称：没有听说胡海另有索诈舞弊，不敢胡乱指认。又严讯杨三、陈和，两人供认只是住宿嫖娼，确实没有结党作奸的其他情形；屡次诘问，供词始终没有改变，案件没有隐瞒，应当立即拟定结案。查条例规定：蠹役恐吓、索诈贫民，计赃十两的，发往近边充军；军民相奸的，奸夫、奸妇各枷号一个月、杖一百等。此案书吏胡海，经审讯查明没有犯罪受责革、改名后重新充役、诬告盗窃、强迫娶妻、主使殴打致死、强行摊派采买等情事。只是他借案件之机私下向乡民谢国贤等恐吓诈骗洋银一百圆，虽然该游击已经将原赃全部追还给他们，但恐吓诈骗已经成立，赃银也已经到手，不能因为已经追还就稍稍宽减；应立即按蠹役诈取赃银的条例拟罪。查洋银一百圆折合纹银六十两。胡海（即胡阿五）应革除差役，按蠹役诈赃十两以上发近边充军的条例，拟发近边充军，并按例刺字。至于周振邦等牵控他的案件，都是户婚、田土等细故，除已经审结的以外，其余也没有重大的情节；即使胡海确有舞弊情事，罪名也不能再加重。如果再命令他渡海回台湾、逐案对质审讯，恐怕反而会让他达到拖延、牵累案件的目的；应将罪犯胡海立即定地发配。李显龙等尚未结案的案件，应命令当地官员迅速审结，以免长期拖累。

译门丁杨三、差役陈和分别与娼妓小香、陈巧娘奸宿，自应按例拟罪。陈和应革除差役；杨三、陈和、小香、陈巧娘都符合‘军民相奸，奸夫、奸妇各枷号一个月、杖一百’的条例，各枷号一个月、杖一百。杨三、陈和等枷号期满后，折抵责罚发落。杨三籍贯江苏吴县，应递解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小香、陈巧娘都命令传案，按例杖责、枷号，查明后传唤亲属领回。蔡辉呈告胡海主使殴打其兄致死，虽经审讯只是因怀疑而具控，一经该厅传讯，便据实供明，并非始终狡辩拒供；但究竟仍属不合，应按‘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署理淡水厅同知、长乐县知县龙大惇，经审讯没有信任胡海等人串通舞弊、增添差役、骚扰乡民以及派遣门丁、幕友收受呈状等情事。何对、谢允被盗两案，都已经捕获多名首犯，没有不合之处。只是另行发给差役功单，对乡民送来悬挂的匾额没有禁止，以及疏于察觉差役住宿嫖娼；又在奉文购买补足仓谷四千七百多石之外，竟因预备次年发放兵米，自行垫银带买八百多石，虽然是出于公事，终究没有事先详细报告：这些都属于错误，责任无法推卸。应请皇上降旨交由有关部议处。对于其中大量购买谷石的，不准补办领取价银，以示惩罚警戒；并责令该管道、府查明仓库钱粮是否有亏空短少，依照成例办理。对于因失察而使胡海受到吓诈的前任该管同知，应查取其职名，送交有关部议处。至于淡水同知衙门所设置的胥役班总，人数过多；应责令该道、府体察地方情形，酌情裁减革除，以防冒滥；并将匾额立即撤毁。除将全案供词咨送有关部外，所有臣等会同审讯并拟定处理意见的缘由，理应恭敬地缮写奏摺陈奏，恭请皇上圣明鉴察！谨奏。●七 扼要筹边宜规久远摺（光绪三年十月初二日） 遵查署台湾镇杨在元难期得力摺（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一日） 扼要筹边宜规久远摺（光绪三年十月初二日）张佩纶 奏报关于抓住要点筹划边防、应当规划长远之事；恭敬地缮写奏摺陈述，仰请圣明鉴察。臣私下认为，大军与灾年相互依存，外患又与内忧彼此相因。自古以来，善于谋划国家的人，每逢灾害，就一定先整顿边疆官吏，发给兵器，登城防守，增加修缮屯驻守备；这样做，是为了在变乱尚未形成时加以消弭，向敌人显示已有防备。如今泰西各国修订条约、订立盟约，彼此相安无事；似乎不必在饥荒接连发生之际还筹划边防。然而，西边俄国借伊犁之名而尚未归还，东边又占据珲春以等待可乘之机；台湾自日本惹事以后，洋人垂涎其中的利益所在，时时切望染指：难保他们不会乘我方空虚匮乏，攻击薄弱之处、钻空子。处置稍有不当，都足以酿成隐患、开启争端。朝廷眷顾远方，派遣将领出兵；顺应时势制定制度，规划已经极为精详。但臣仍忧虑过度，认为新疆应当赶紧储备人才，吉林应当赶紧巩固根本，台湾应当赶紧专责专办；谨向皇太后、皇上陈述这些意见。新疆军务自从简拔任用左宗棠以来，对上遵循朝廷谋略，对下发挥将领才略，天子之军所指之处，捷报不断传来，军事不久就可以平定。但在大头目被擒、名城相继收复以后，还要由招募迁徙改为屯田，再由屯田改设郡县，必定要竭尽几十年的心力来休养生息，然后才能长久安定。左宗棠统率各军，前路有金顺、英翰，后路有刘典、谭钟麟，偏将有张曜、刘锦棠等；李云麟、锡纶，有的身在军中，有的任职边疆，也都卓有当时声望：可谓群策群力、人才济济了。然而得到一百名战将，不如得到一名大将；得到一百名大将，不如得到一名儒将。凭浑瑊、马燧这样的才能，仍免不了被吐蕃欺骗；凭韩琦、范仲淹这样的才能，也不能经营谋划西夏。那些人一向都负有盛名，却仍不足以成就事业；由此也可知道将帅人才是多么难得。左宗棠年高而为重臣，精神智慧并未衰退；一定能够完成全部功业，平定西域。只是大军凯旋撤回以后，他已白发苍苍，年近七十；皇上优待劳苦功臣，未必还会把边务交给他负责。统筹全局，哪里肯让他长久置身边疆呢！彭玉麟约束别人极为严刻，唯独谈到驾驭西部人时，却屡次推重左宗棠威望深重。万一将来调任西北的节度权柄，成为东南的砥柱，那么善后治理新疆的人选，就不能不预先储备。应请皇上密谕左宗棠，命他把金顺等人的才识谋略如何、志向情趣如何，秉公逐一评议上报。等皇上从容加以考察审核，对于有大用可能的人，就应当逐步让他们经历艰难事务，培养他们的威望；使他们更加增长谋略和勇气，以备成为国家的干城。自从军事兴起以来，本朝破格任用人才，超过千古。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公忠体国，推举贤能、谦让职位，一时的名臣名将，有的起自民间，有的出于幕府；早晨还在朝廷接受荐举，晚上就执掌疆圉符节。杰出伟岸之士纷纷聚集、辅翼而来。没有几年便大告武功成就，正是因为得到了人才。粤地、捻军平定以后，湘军、淮军的精锐几乎已经全部派出。而左宗棠气概峻拔，壁立孤高，很少认可他人。又在大漠绝域用兵，军饷枯竭、土地寒冷，豪迈奇杰之士，请求从军的人很少；与在内地行军时相比，人才差距悬殊。臣见他的奏疏中说：“衰病残年，智慧思虑日益不足；正逢时局非常紧急，常常深为顾此失彼而忧虑。”臣每每读到这些话，无不感叹他的志向壮烈、精力劳瘁，并急切希望他储备人才以共同成事。如果蒙受皇上降旨命他举荐贤才，那么不只是同袍将佐可以列入荐章；即使其他省份有忠诚明达、出类拔萃、足以担当艰巨任务的人，也应广泛加以甄别选拔。左宗棠一定能够体察皇上慎重边防谋略、眷顾老成之臣的心意，访求英豪，作为任用人才的凭借，使西域各项事务都由合适的人办理。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像班超被召回后不用得当人才、反以任尚代替的事，也避免赵充国留兵屯田时被辛武贤阻挠。新疆从此大为安定，关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译不过当前的急务，应当注意西北，尤其应当注意东北。西北所储备的是将来的人才；东北则连今天可用的人才都没有。西北所储备的是参赞一类的人才；东北则连统帅人才都没有。关东处在根本重地，凭据着肩背要势；这里的防御险阻，是天地所造的险要地区。俄夷在吉林珲春边界外的地方——名叫海参崴——设置总督，驻扎军舰，暗中图谋挑起事端，已经不是一天了。只是因为土耳其有可乘之隙，俄夷正在那里竭力作战，所以凶焰稍有收敛；这正是我国整顿军备、巩固边防的时机。要巩固边防，先要整顿军队，而尤其不能先于整顿吏治。皇上重视吉林将军的职任，空缺悬置以等待合适的人。可是穆图善署理这一职位时受挫，古尼音布署理这一职位时又被撤职；这两人固然都不足以建立非凡功业，即使现任署理将军铭安，求治心情非常急切，却也没有掌握要领。旗兵分散驻扎在各屯，尚未能及时简选训练，却仓促责令他们限期捕盗；即使施以苛刻严厉的法律刑罚，也同样无济于事。况且听说他冬季就患痰喘，以极其畏寒的身体，处在极其严寒的地方，也恐怕会深居少出，耳目难以周遍。近来听说马贼四处出没，完全无所顾忌；金匪在三韩边界之外游荡，不受羁縻。臣私下认为，草莽盗匪不能清除，是因为屯兵没有训练；屯兵没有训练，是因为军饷供应不足；军饷供应不足，是因为奸民私自开垦土地而逃避科税。要通过增加土地科税来充裕军饷，如果不先就已经训练的军队厉兵秣马，酌情拨给确定数额的饷银，集中厚实兵力，就不足以树立威势、消除祸乱萌芽；如果没有廉明朴实能干的官吏尽心抚绥，并与将领互相配合，也不足以清理积弊，逐渐达到富强。吉林的情形与奉天略有不同，即使骤然不能增设郡县，似乎也应仿照奉天的新章程，把各厅改为满、汉官员共同任用，以期广泛收到任用得人的成效。一方面增加训练旗兵，使甲兵、西丹都成为精锐部队，那么马贼可以铲除，金匪则可以分别剿灭或招抚；另一方面清查丈量私自开垦的土地，使土地都纳入科税，年收入的赋税加上现正筹办的厘税，足以供给练军军饷而不必等待拨款接济，然后再从容布置；或者增设郡县，或者把旧日驻有巡检的地方改为厅、县。这样兵饷充足、修缮防备周密，就可以同奉天、黑龙江连成一气，外夷自然不敢窥伺。然而如果不先选择统帅，事权屡次更换，就会更加造成事务纷乱，恐怕会坐失时机。恭请皇上早日选拔一位文武兼备、通晓形势、坚忍耐劳的大臣，授予实任，给予便宜行事之权，供给确定的饷银，使他专心谋划，作为安定内部、抵御外敌、一劳永逸的根本计策。否则，马贼将成为地方祸害，金匪将成为外寇的助力，一旦蔓延如燎原之火，便来不及补救。行动迟速、措施张弛之间，关系到安危利害。这尤其是根本性的重大谋划，应当趁现在办理。至于台湾的野番可以使其归顺，生番可以使其逐渐熟化；应当早日加以安抚招来、开发拓展，以扩大朝廷的庇护。道光年间，闽浙督臣刘韵珂曾经上奏提出筹划台湾的建议，却被部议阻止；假使当时能够未雨绸缪，哪里会有日本滋事呢！近年因为开垦开发后山，奏准巡抚每半年驻台；今年又为抚臣丁日昌筹给经费，以表示体恤：皇上重视台湾，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做到了尽头。然而臣认为，巡抚每半年驻台，可以；今天立即实行这个议案，不可以。任用丁日昌办理台湾，可以；不让他专门办理台湾，不可以。地方处在创始时期，不仅建郡设堡、确定税区和田地，处处都需要谋划；即使人心风俗，也会随着政教而转变。必须有一位沉毅而能任事的大臣，从容坐镇，思虑深远，才能奠定长久宏大的事业。如今却让他终年奔波劳顿，在道路上疲于奔命、在风涛中往来，而且水涝雾瘴交加、文书事务纷繁，即使体格强壮的人，尚且担心不能胜任；何况是屡次称病重的人呢！即使治理民风安静的地方，尚且难以责成他取得成效；何况是刚刚开发、草木丛生的地方呢！丁日昌并不是不可任用的人才；听说他同乡人谈话时，也把开垦后山作为自己的责任，曾说过“鞠躬尽瘁”的话。如果想让他亲自兑现自己的话，就应当请旨让他专门驻在台湾。丁日昌遇事明察，大小事情都不遗漏，推测此人必定精力有余。然而他的禀赋体质极为虚弱，抚理福建时不生病，巡行台湾却生病；他的病为何恰好同台湾事务相遇呢！如果他果真爱惜自己的身体，势必连巡抚一职也辞去。总之，抚理福建是一件事，巡行台湾又是一件事；难道一定要仓促合并，使丁日昌兼顾不暇、进退两难吗！最初提出台湾议案的是沈葆桢，不久便调任总督；继任的是王凯泰，不久便因任期届满离职；再继任的是丁日昌，不久便回内地养病，而且回了原籍。至于在台湾任事的将领，死的死、撤的撤，忽而保举，忽而弹劾，纷纷不定，像下棋举棋不定一样。长期在台湾任职的，只有台湾道夏献纶一人。丁日昌多次奏报，总说台湾吏治昏暗得不见天日；该道到台湾任职多年，直到丁日昌巡视所属地区时，才详细参劾属吏来为自己辩解。他平日瞻徇情面、因循拖延的情形，由此已经大致可见；断然不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才干。吴赞诚暂时主管垦务，丁日昌在称病奏疏中很像是在举荐贤能来代替自己；但这位京卿温和雅正、谦逊退让，他平生所表现出的长处在于综合考核，短处在于应变，恐怕不足以承担这一重大委托。而且船政的责任应当专一，似乎不必强迫他兼顾经营，反而增加贻误。丁日昌如果能够尽力担任台湾事务，就应让他专门办理台湾事务，另行选任大员抚理福建。倘若该抚臣志气奋发而精神衰弱，恐怕勉强催促他上路后，虚弱的身体又加上瘴疠，或许竟会成为王凯泰的后继者，人才实在可惜！那还不如暂且允许他休养闲居，留下来以备任用。拟请旨将福建巡抚暂时仍专驻省会，另行选任聪明强健、果断干练、练达忠纯而淡泊荣利的大臣督办全台事务，使其长期任职。巡抚渡台的经费每月一千五百两，按半年计算，共得银九千两，就作为该大臣办公的费用。如果蒙准许，台湾学政也交由该大臣兼管，镇、道以下官员立即交该大臣统辖。至于巡抚每半年驻台的制度，等台湾事务大为安定后，再恢复部定章程；这样事务权力归于一处，不至于互相推卸而使官职空废。臣是新近进用而见识迂阔、疏浅的人，不知道长远谋划。区区这些愚见，实在不敢自量。愿意竭尽千虑而求一得，披肝沥胆地上陈，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训示施行！谨奏。遵查署台湾镇杨在元难期得力摺（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一日）张佩纶

译奏报镇守将领难以期待其称职，据实加以纠劾参奏；仰请圣明鉴察。臣私下承接军机大臣寄来的文书，于本年五月初一日奉到上谕：“杨在元署理台湾镇总兵之职，是否得力”等事，钦此。臣查得杨在元是湖南宁乡人；同治年间，曾以督标中军副将署理台湾镇总兵，后来因病告退离职。十一年九月，前督臣文煜、抚臣王凯泰以该总兵在台湾任职期间侵吞营饷、滥行委派营官、私自收取练兵贴费上奏参劾，奉到谕旨，责令他迅速前往福建听候勒令追缴查办等事，钦此。不久奏准革职，勒令追缴。又因供词狡猾推诿，奏准用刑审讯并监禁追缴。到光绪三年，经督、抚以杨在元承认滥委营缺、侵冒营饷，并将银两按数赔缴，奏报结案，均有案可查。又查杨在元的胞兄、浙江省宁海营参将杨在田，于上年三月服父丧，九月又服母丧；杨在元三代履历相同，并没有过继关系，按理应当服丧。然而他到福建的日期，起初并未申明此事。臣私下想来，该人本来就有簠簋不饬、操守不谨的罪名，难以援引服丧期间从军的成例；如今这个囚犯般的人又来担任镇守，重新来到台南，军民没有不唾骂的。臣尚未进入福建境内，就已经听到传闻；详细核对参劾案件和他兄弟的履历，证据确凿，不能说是虚妄。像这样贪婪荒谬、不成器的官员，台湾海疆如此紧要，难以姑息容忍。臣已秘密咨告督臣，请他在台湾就近遴选人员接任署理，并接管统率该署镇所部。理应缮写奏摺加以纠劾参奏，请旨将杨在元免去署理职务，立即革职，勒令回原籍守制，以整肃军纪并重视边疆重任。所有遵照圣旨查明镇守将领不能得力的缘由，臣据实覆奏；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谨奏。光绪十年六月初四日，奉到上谕：“张佩纶奏报‘镇守将领难以称职，据实纠劾参奏’一摺，据称福建台湾镇总兵杨在元，先在同治年间署任台湾镇时，曾因滥委营缺、侵冒营饷而革职勒令追缴；后来因银两按数赔缴而奏报结案。此次重新来到台南，军民无不愤怒辱骂。又查参将杨在田上年两次服丧，该员是他的胞弟，却没有申明服丧等语。台湾地方十分紧要，像这样贪婪荒谬、不成器的官员，怎么能够称职！杨在元着立即革职，勒令回籍。台湾镇总兵，着何璟遴选委派妥当人员署理。钦此。” ●八 敬陈闽中三事疏 敬陈闽中三事疏 宗室宝廷 奏报臣主持福建乡试时有所见闻，恭敬地陈述管见，仰请圣明鉴察。奴才奉命前往福建主持考试，考试结束后留心访察，颇有一些见闻。琐碎细节无暇深入议论；但其中关系大局的事情，奴才不敢避开嫌疑、远离怨恨，甘愿保持沉默以取悦众人而贻误国家；不揣冒昧，特为我皇太后、皇上恭敬陈述。臣私下认为，福建的大事有三项：一是海防，二是船政，三是关税。福建处在东南海边，东洋一旦有事，福建首先承受，而台湾尤其是冲要之地。五虎门海口本来是天然险要；近年洋船往来，已经熟悉这里的险要，五虎门便不足以依恃。奴才考试结束后曾到船政局看过，原想顺流前往海口，因为遇风而呕吐腹泻，未能到五虎门；沿途大略观察内河炮台，似乎都还没有达到严密程度。访闻台湾防务虽然经过刘璈整顿，渐渐有了头绪；但受地形限制、局势所迫，仍然难以完全称为周密妥当。日本包藏祸心，断然不能长久和平；若不趁现在赶紧筹划，一旦发生事故，后悔也来不及。要修整海防，全在于疆臣。闽抚张兆栋上任不久，难以看出他的长处和短处。总督何璟为人极其平和，文学也好，但才干稍有不足，而且过于宽厚，不能破除情面，在海疆的人事和地理情势方面似乎不太相宜；如果不调换，臣私下恐怕福建海防事务终究难以取得实际成效。这就是福建海防的实际情形。船政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其中的原委，奴才固然没有深入了解；但众人议论纷纷，多讥刺船政虚耗多而实际成效少。海防首先要务在船，中国如果能够真正用实力整顿船政，那么自己制造、自己使用，远胜于从外国购买。而且能够制造，还必须能够驾驶；如果最终仍然必须由外国人掌管驾驶，那么有船也和没有船没有区别。这里面的利弊，不是局外人能够了解的；外间浮泛的毁誉，也不能全部相信。这件事关系极大，必须及早整顿；似乎应当特命一位通晓军务、公正而不徇私情面的大员，认真查清究竟利弊如何？这样或许可以除去积弊、收到实效。如果再因循拖延而不加整顿，恐怕船政会一天比一天坏。这就是福建船政的实际情形。要修整海防，首先要筹措经费。福建一向以贫瘠困苦著称，实在难以筹划。只有福建海关税务如果能够认真整顿，或许多少可以补助军饷。福建海关近年固然不如从前，但也未必完全没有盈余。将军穆图善受恩深重，正当库款支绌之时，应当不敢有意欺骗掩饰；但积弊太深，查核不易，吏役百般蒙混，该将军也未能全部知晓。拟请责令该将军再次详细查核，究竟每年正额盈余以外还有多少盈余？务必彻底清查，不许吏役蒙混。如果查得确数，前次覆奏未能详尽，恭请皇上施恩格外免于追究；如果仍听任吏役蒙混、袒护前次奏报，日后另经查出，就从重惩处。张兆栋向来还不避嫌疑和怨恨，是否可以责令他会同查办，以求核实。福建海关事务繁多、费用很重，如果能够查出确数，每年可以增加收入多少；是否可以仰仗天恩，每征收一万两准许留下若干两作为办公费用，以免经费窘迫。这就是福建关税的实际情形。以上三件事，都是福建的大事，而且不只是关系福建一省，实际上关系天下大局。奴才身受厚恩，既然有所见闻，哪里敢顾虑越权之过，明知而不说。恭请俯赐采纳，实在万幸！本来打算到京复命那天上奏陈述，因为一路水浅风逆，加上天气寒冷、河流结冰，到处受阻，恐怕年内未必能够到京；像樵夫这样的微薄之言，急于进献，所以在清江缮写奏摺，借用漕运总督的印信递呈，特一并说明。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谨奏。●九 亟请饷援台湾摺（代） 通筹台防敬陈管见摺（代） 请谕台神片（代） 请派员带勇赴援台湾摺（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译密陈渡台机宜片（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请密派重臣渡台调度摺（光绪十年） 纠参福建藩司沈葆靖片（光绪十一年） 亟请饷援台湾摺（代）王仁堪 奏报基隆虽然取胜，沪尾仍然危急，紧急请求军饷援助以维持全局；恭敬地缮写奏摺，仰请圣明鉴察。臣近来听说基隆获胜，杀伤敌人很多，夺获枪械不计其数；天威得以伸张，福建的仇恨稍有报偿，禁不住拍手称庆！只是昨天收到厦门电报，得知敌船驻在基隆的有五艘，驻在沪尾的有八艘；自二十日进攻以后，敌人在沪尾一带修筑山垒，逼近淡水。援兵断绝、军饷空虚，早晚都令人忧虑等语。臣认为台湾一隅之地，是沿海七省的屏障；又兼有五金矿产、木材丰富而冠绝天下，外国人像虎一样窥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一次攻击不能取胜，他们势必把全部力量投入这里；绝不可能像福州之战那样，稍受挫败就放弃离去。刘铭传智勇深沉，确实可以独当一面；只是战事接连不断，将士难免损伤。如果再往来应援，奔波赴命就有疲乏之忧，盼望军饷又有饥饿溃散之虑。万一稍有疏忽，便会在我方已经困顿时放出猛兽，使即将成功的大功毁于一旦；一步失去先机，全局都会震动，实在可惜！拟请严令户部迅速拨给确定的军饷，兑换后交给外国商人运送到台北。军火或许会受到禁阻；至于转运银款，只要说明是商人兑换、商人收取，如果不指明是军饷，断然没有被阻拦劫掠的道理。军饷粮饷充足，军队士气自然倍增；法国人如果再次遭受败退挫折，推测就可以被纳入我方控制范围。可见今天军饷能否得到接济，不仅关系全台湾的存亡；负责财政的大臣们也一定会考虑到这一点，应当不至于吝惜眼前小利而贻误全局。至于敌船停在港内，援助台湾的军队虽然有严旨责令各省统筹筹划，臣断定一定不会有一省响应。为什么呢？地域门户之见在暗中起作用；又有各国轮船不肯承载的惯例，使他们可以借此为口实。结果不过以“鞭长莫及、自顾不暇”等话敷衍回复，对实际有什么帮助！臣想只有请皇上亲自裁决，谕令南、北洋大臣立即选拨有战斗力的快碰船、铁胁船各四五艘，集合后向前行进，乘敌空隙攻击；前进可以分散敌人攻取沪尾的心思，退却可以牵制他们窜扰各口的计划。法国人这两三个月来，声称要进犯广东、上海、大沽，说是征讨黑夷、运送越南兵、增加铁舰、调集气球，究竟都只是恐吓罢了。他们真正专注的地方，只有台湾。中国的兵轮始终只有十三艘；所谓陆军二千人，不过是被胁迫的奸民和溃散士兵罢了。假如马尾失败、敌舰刚刚离港之时，败船尚未修好、伤兵尚未恢复、被裹胁的人尚未聚集，南、北洋大臣果真能够公忠体国、协力同心，调船进剿，一鼓作气就可以聚歼敌人。可是他们却听任敌人从容修整准备一个多月，又造成了基隆失守！现在虽然基隆已经收复，沪尾仍然属于危险之地；即使侥幸保全无事，纵然敌人四处逃窜骚扰，也难保各口不再成为基隆失守的后续。即使敌人错失时机，一次已经很严重，难道还能再来一次吗？议论者鉴于马江战败，有人说我们的船确实不是敌船的对手。不知道这次战役是敌人先发动攻击，而我军还没有起锚；并且我军聚集在港内，敌人乘潮而进，所以他们掉转船头从容自如，我军各船都成了敌人的炮靶，并不是真的不能抵敌。如今如果派兵轮援助台湾，敌人聚集在港内，我军在海面上，敌人登岸就袭击，逃窜就追击；可以进也可以退，可以战也可以避，我方处处都有回旋余地，敌方处处都必须回头顾忌，正好同马江一战相反。怎么可以拘泥于因惩罚失败而害怕再次尝试、因怕烫羹而吹冷菜的看法，制定因噎废食的策略呢！总之，南、北洋大臣只要遵旨发船，不必直接迎击敌人，只采取牵制计划；海路险要不能让敌人专擅利用，他们自然不至于肆无忌惮地行动。如果仍然抗旨不发船，拥船自卫，以为侥幸无事；那么这十多艘敌船，胜了就登岸侵掠，败了就收拢船只休整。敌人聚集在一处，一处就危险；骚扰各个口岸，各口岸就会疲敝。他们能够自由操纵，我方反而防不胜防；谁得谁失，不必再作计较就已经可以判定。臣因此深切希望皇太后、皇上果断裁决施行，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动；全台湾幸甚！国家大局幸甚！谨慎缮写奏摺陈述，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谨奏。通筹台防敬陈管见摺（代）王仁堪 奏报统筹台湾防务，恭敬地陈述管见；恭敬缮写奏摺，仰请圣明鉴察。臣先前因有关会同议奏的事件，曾以公疏分条陈奏；十六日又因台湾防务紧要，专门缮写奏摺冒昧陈述，希望得到圣明洞察。现在臣又接到厦门转来的信件和近日听到的传闻，冒昧拟定三条意见，供皇上选择采纳。一、湘军、淮军应当相互调换。传闻左宗棠奏请由南洋拨船五艘、北洋拨船四艘，迎接杨岳斌新招募的八营兵勇赴台湾。现在杨岳斌所统率的各营能否限期前往援助，确实难以预料。只是想到自从发军、捻军平定以来，湘军、淮军各自树立一面旗帜。如今刘璈招募的湘勇不少于一万人，而从刘铭传的奏报情形看，除“铭武”一军外，其他部队都不足依靠。这不仅是湘军、淮军各自存有意见，也是因为他们一向不熟悉使用心腹亲信来协助指挥，实际上也确有难以调度驾驭之处。而且杨岳斌与刘铭传地位难分上下；杨岳斌不赴台湾，就无人统带；再次赴台湾，又会造成事权不一；彼此牵制，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过去只是担心南、北洋不拨船救援；现在既然有九艘船可以运送援军，那么与其运送来不及救急的湘军，不如把原来拨往援台、后来折回的淮勇二营，以及现驻江阴、由张景春带领的淮勇六营，装船运往台湾；再把杨岳斌招募的湘军八营依次由江轮运到江南，补充淮军的空缺。这样就能让湘军归曾国荃统领，淮军归刘铭传统领；稍作调动，不仅台湾援军能够迅速集中，也能各自收到廉颇归赵那样任用得当的成效。

译一、客兵、土勇应当并重。臣收到厦门来信说：台北淮军不适应当地水土，因瘴气患病的有十分之五六。刘铭传认为自己的亲军太少，打算坚守等待救援。当地人怀疑他退缩怯战，群情汹汹而不平；官绅积累了疑虑，久而久之恐怕激成变乱等语。臣认为台湾人强悍的性格已经养成，遇到缓急可以使用；刘铭传到台湾任职不久，还没有完全了解当地人情风俗，所以不能就地取材、顺势引导。臣认为，与其上下互相猜疑愤怒，导致同室操戈；不如让客兵、土勇互相资助，把内部争斗转化为共同抵御外侮。土勇胜过客军的好处有五项：没有瘴气致病之患，这是第一项；熟悉山路小径的险要，这是第二项；伤亡后立即补充，不必承受转战奔波的艰难，这是第三项；各自保卫身家财产，作战必然尽力，这是第四项；游手好闲、没有职业的人全都编入军籍，敌人便无从诱骗胁迫，这是第五项。只是如果不授予他们重大权力，责成就不能专一，容易导致观望。查林维源本有三品卿衔，陈霞林是候补知府，是否可以破格录用，赐给虚衔，特别授予“团练大臣”的名义，并晓谕他们：“刘铭传孤军无援，还必须统筹全局。”这些士绅都是淡水籍人，食用当地物产、立足当地土地已经二百多年，按理应当同仇敌忾，以彰显义愤。凡是基隆地方被法国人侵占的地区，责令这些士绅督率乡团，同心协力共同筹划，竭力设法收复。至于所需军饷，就令这些士绅在当地筹捐；等事情平定后，准许他们列出清单移送，以便奖赏。皇上的恩语褒奖了他们，他们既有天良，一定能够毁家纾难。同时请寄谕刘铭传：务必设法联络他们，以巩固人心；不得专门依靠客军，以致形成孤立局面。一、保护法国商人应当有所限制。先前奉到谕旨，要求一体保护法国商人；我朝仁德如天，本来希望他们悔过而服从。可是几个月以来，他们越来越猖獗，要求越来越贪得无厌；负责此事的各位大臣，却从未议定将来如何收束。各国乐于讲和，是因为要通商；如果一面决战，一面又可以通商，那么外国人便有了不必求和的趋势。因此只要法国商人不停业，不仅即使战败也不必依赖他们；即使我军百战百胜，法国人收兵回国，不谈战争也不谈和平，他们只需年年谋划入侵，我方就会处处没有撤防之日。双方长期相持，对他们的商务几乎没有损害，而我国的军饷力量已经确实支撑不住。自古以来，劳师远征的好处在于速战；如今反而变成我方焦急、敌方从容，原因就在这里。现在法国人以条约要求我国，臣认为应当利用这个机会，责令总理大臣照会答复法国，晓谕他们：如果能够立即退出基隆，还可以从容商议条约，恢复友好；如果不能，就从发出照会之日起限定日期，将所有通商口岸一律同法国断绝贸易。并照会俄国使臣：不得借口保护法国商人；等到议定之后，再照旧通商。只要这项主张果真施行，法国商人估计一定会急于停止战争。因为外国的军费取自商人；战争没有得到利益，商人却先受到损害，谁肯放弃确定可得的利益，去供给无穷的军饷呢！而且各口停止贸易以后，即使基隆煤矿万一守不住，经营煤矿获利的商人，也未必就是各口停业所损失的商人；我国只要坚持下去，他们内部必然争吵。这是情理和形势必然如此。因此不停商务，我方即使取胜，祸害也无穷；能够停止商务，我方即使战败，形势也可以胁迫对方。两者利害相差如同云泥。有人说在中国的法国商人不多，恐怕不值得重视。不知道法国在中国有租界、码头，坐商虽然少，轮船运输获利却很多。看这次拟订的条约，一方面想购买法国的船只军械，另一方面想承办铁路工程，无不以商务作为转圜手段；这就是证明。而我国因为害怕法国，以威逼方式压迫招商局去美国；法国能够阻止我国的商贸，我国却还想保护法国的市场，哪有这样的道理？迫不得已而主张战争，是朝廷不得已的苦心；不顾国体而一意求和，其罪固然不可饶恕。但如果只知道主张战争而不思考制敌的办法，那么即使侥幸胜利一天，最终也没有跨海声讨法国的办法，将来又拿什么策略来收束局面呢？所以臣认为，闭关绝市的谋划，不可迟缓。臣为筹划防务、控制局势而提出这些意见，不知是否妥当，谨此陈述。请谕台神片（代）王仁堪 另外，台湾府的情形是，官员与士绅不和，士绅之间又彼此不和；外患正盛，内部争斗还未停止，这样如何抵御外侮！虽然听说曾多次责令刘铭传转告各位士绅，但那些居处偏远角落的人，恐怕不能普遍知晓朝廷的旨意。现在吴鸿源估计已经渡海到台湾，拟请寄谕该员，酌情选取公正士绅，详细传达朝廷的恩德意旨；务必让林维源、陈霞林共同解除过去的嫌隙，协同努力。遇到战守事务，尤其应当先同抚臣商议，不得阻挠推诿。这样或许能使万里之外的臣民，都如同亲耳听到皇上的话；忠诚愤激、感恩振奋，不用戒告便会彼此信服。谨附片一并奏报。请派员带勇赴援台湾摺（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二日）丁宝桢 奏报台湾军情紧要，巡抚孤军苦盼救援，确实应当设法前往援助；拟请筹备十营勇丁，限期由四川到湖北，雇用寻找轮船迅速驶往福建，再设法渡海到台湾，以维持大局。恭敬缮写奏摺快速陈奏，仰请圣明鉴察。臣私下认为，自从同法国夷人交战以来的所有战事，四川地处西部偏远，多数只是从传闻中得知；众说纷纭，未能确实掌握实际耗损。近来外间又哄传台湾军情十分紧急，法国人已经封堵海口。闽抚刘铭传以孤军竭力抵御，形势非常危急；向各省请求援助，却还没有得到响应等语。臣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怒激动得无法形容！

译臣查得台湾是中国腹心内地，又是福建精华聚集的地区，处在南部、东部咽喉，极其重要，势必不能不竭力争夺。刘铭传谋略勇气一向优秀，天性忠诚；臣同他共事多年，实在非常了解。如今他独自处在[原文“卮”字疑误]的危险之地，如果不予以援手，假使稍有挫跌，那么中国正当需要人才之时，弃置这样的人才，实在非常可惜，而且对国家体面也很有损害。想到这些，臣寝食不安。刘铭传向邻近各省求援，各省并非不想共同抒发公忠，只是至今没有响应，原来是因为此时海口被封堵，没有进取的道路，事情极其危险；所以不敢轻易冒险，反而造成丧师的损失。但事情和时机既然紧要，如果一定要谋求安全而害怕危险，就会畏首畏尾，天下也没有容易办理的事。臣心中愤懑急切，赶紧拟定办法援助，竭力顾全大局。虽明知这只是杯水车薪，远道冒险也难以真正济事；而且四川目前因为协助拨款过多，财赋力量恐怕也不足。但每逢听到事变消息，臣总为此内疚，万万不能漠然视之，于是同司、道等官员想尽各种办法筹划。正在商议之际，恰好收到鲍超的咨文，说他奏明招募旧部勇丁二十六营，四川拨出的五营不在其中；现在该营已经部署完毕，分编招募成军。川省五营，或命令其出征，或遣散，或立即调回，均由臣审慎酌定办理。臣查川省拨出的五营，是臣近年来亲自操练的，尚且可以使用；但其勇丁人数、口粮都已按减额办理，与鲍军相差很大。臣过去曾带过楚勇，深知湘、淮各统领募勇，必须由官弁和勇丁亲自一手招募，才能合用。鲍超历来统带楚军，前次拨出的五营，臣曾将此意见写信与他商议；请他或将五营勇丁按照该营现定人数、饷数办理，使之统一。这样一营的勇丁不至于有两种标准，心志能够一致，临敌时也可避免参差不齐。川省五营既已归该提督统带，如需将营勇撤散、另行招募，或另行补足为每营五百人，并需要更换旧日将弁，均由该提督酌定后奏明办理；这些事项臣已在前次各折中奏报并咨会备案。现在接到他的来咨，得知他奏请招募旧部二十六营，川勇不在其中，来咨说明由臣自行核办。臣想，该五营既已调出，应当立即命令他们随同前往云南，这是正当的办理办法；但据其来咨所说，五营的弁勇不是他的旧部，不熟悉该营营规，恐怕不合使用，这也确是实情。臣反复思考，似乎不如将其调回为妥。不过，这五营勇丁都是训练娴熟的部队，眼下川省力量十分窘迫，而夷疆极其辽阔，生番、熟番又杂居各处，彼此不能统率，常有出巢滋扰的事情；必须分兵布置扼守，才能顾及内地。原本打算将这五营撤回后，就命令他们分别驻扎在各夷人地区，稍微用以控制局势。后来想到此时台湾战事紧急，刘铭传盼望援军十分迫切；按目前大势看来，似乎应先处理最紧急的事情，才比较合宜。因此臣与司、道官员反复筹商，认为川勇拨出的五营既然鲍超称不在奏请的二十六营之内，便应咨请将其撤回；况且该军二十六营已经比谕准的一万人多出六千余人，连同云南省现在各营的兵力，已经十分雄厚。正值台湾急待援军之时，如果再大量招募勇丁，中国的饷力绝对来不及供应；拟立即以这五营，再由四川增补凑成五营，共计十营，选派两名能战而敢于死战的将领分头统带，先赴福建，再相机取道前往台湾，赶紧予以策应。这样对川省的兵事、饷事增加不多，而福建战事又稍得助力，似乎是一个好办法。司、道等官员的意见相同，臣拟立即查照办理。特意选调松潘镇总兵夏毓秀、记名提督候补副将吴奇忠担任统带，各自统领五营。如果得到俞允，这十营都是操练多年的部队，与寻常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完全不同，接到命令便可出发。臣在奉到谕旨后，就立即命领队前往，命他们由川江驶往湖北武昌，租雇轮船驶至上海；再由上海另租可靠轮船前往福建，相机渡海赴台，这样也较为迅速。只是到达福建之后，向台湾进发，必定处处都有战事；臣将秘密同该镇将领等详细筹划应变办法，命他们临时设法妥善办理，务求不论生死都不改变决心，总以能够抵达台湾为准，不准稍有畏缩。只要能够驶到台湾，有刘铭传得到这支援军相助，士气必定大增，足以竭力坚持长期作战，再慢慢谋划后续办法。这是臣内心最为急切地自我勉励之处。人做事情，言语容易而实行困难；臣向来不敢粉饰成空泛的说法，来欺骗自己和别人。然而形势所迫，有义务必须去做；臣也不愿遇到事情便退缩畏怯，以致辜负自己、辜负国家。至于这件事如果蒙准许，那么统兵的人已经有了，但该军远行渡海前去救援，粮饷、军火必须筹备充足；尤其应当有一两名忠诚勇敢、能够任事且素来有谋略的文员，替他们办理后方的军火、粮饷，才可以避免军队前进之后后勤断绝的忧虑。臣查四川藩司易佩绅，以忠诚自我约束，慷慨赴义，十分愿意前往；确实是得力而可靠的人。只是该员现在担任藩司，筹措粮饷尤其重要，恐怕难以分身；臣应当再切实选派素有谋略的官员，命其一同前进，绝不耽误军机。这次派往援助台湾的军队，凡一切所需物资，都由臣同该司、道官员不论怎样困难，自己设法竭力办理；不仅不敢烦劳皇上忧虑，也不敢连累其他人。以上关于听闻台湾战事紧急、筹划派遣兵勇前往援助的各种情形，都是出于臣的愚诚，绝没有强行粉饰。是否妥当，谨恭敬地写成奏折，通过驿站以六百里加急驰奏，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谨奏。密奏渡海赴台应变办法片（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二日）丁宝桢 再者，臣这次奏请援助台湾，明知事情艰难，不容易着手办理；但迫于义愤，内心如同火烧，不能自已。因此想到，天下最艰难的事情，有志向的人也能终于成功；如果都采取观望态度去处理，那么不但困难的事情不容易办成，容易的事情也会变得困难。臣因此不顾冒昧行事的讥讽，决意这样做。

译只是渡海赴台并不容易。臣私下考虑，如今同法国人交战，如果只凭力量抵抗，或许难以与之抗争；如果同时运用智谋取胜，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现在海口已经被封锁，渡海赴台并非难事，真正困难的是进入台湾港口；必须另行筹划调度。臣现在正同选派的统领等悉心商议到达福建以后渡台的办法，考虑仿效汉臣张良“明修暗渡”的计策：命令他们到上海后以高价租雇两三只坚固完好的轮船，装载勇丁前往福建；到福建后，再在福建沿海就近租觅民间渔船和小型贸易船两三百只，约定渡台时由轮船先行出发，表面说是赴台经商；暗中则另租民间小船，改装用来装载勇丁，每船装十人、八人或十多人不等，命各勇丁全部改装换衣，伪装成渔民和沿海贸易者的样子；即使是自己租雇的轮船，也不让它知道实情。并且先命令各小船分散停泊在沿海附近海面，有时捕鱼，有时卖货，往来不定；法国人一定有巡海船只，让它们对此看惯而不生疑。然后在早晚趁敌人没有防备时，不必几十只船结成一帮，只以三五只船作为一帮，都装作捕鱼、卖货的样子，暗中分散驶向台湾；一旦找到机会，立即加速航行。这样乘虚偷渡，法国人一时或许来不及察觉。即使察觉了，因为船小、人少，又全都分散航行，洋炮也容易躲避；即便被洋人击中，也最多只能打中一只、两只船，伤亡不会很多。听说台湾距离福建省，大洋路程不过六七百里；船小而载重轻，快速航行大约两三天可以到达。只要能设法驶到台湾，那么兵法所说的“虚虚实实”，只要稍有谋略，都可以随意施展。古人说：“忠信涉波涛”，又说：“真诚所至，金石为开。”这绝不是欺骗、粉饰后人的话。果真此次前往的各位统领、将领、勇丁能够同心一意，以忠诚出发，置生死于度外；再仰仗圣主的威势、福佑和庇护，或许可以希望取得有利时机和形势，这未尝不是竭尽人力的一种办法。至于臣选派的统领夏毓秀、吴奇忠二人，都有十多年战场经历，臣亲眼见过他们裹着伤口奋力作战，不躲避危险；极为可靠。应当等候奉旨准行之后，臣再郑重而秘密地嘱咐他们，命其相机办理，不得有丝毫疏忽草率，以免造成差错。臣这点愚昧的见解是否妥当？谨附片秘密陈奏，恭请圣明鉴察并训示！谨奏。请秘密派遣重臣渡海赴台调度奏折（光绪十年）邓承修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鸿胪寺卿臣邓承修跪奏：为听闻疆臣因病而使军队受阻，台湾防务危急，请求皇上降旨秘密派遣重臣迅速前往调度，以稳固军心、维系大局一事。臣私下认为，法国夷人侵犯台湾北部，警报接连传来，情况千变万化。八月中旬，忽然传来基隆获胜的消息，忽然又传来沪尾失守的消息；不久，忽然又传来基隆失守了。自从法国军舰封锁港口，台湾的消息便无法传出。即使听说有电报，也不过以军饷短缺、兵力单薄、疾病流行而无援为借口，白白消耗了数月粮食，却从未交战一次、杀伤一个敌人；臣心中对此暗自怀疑。于是广泛访问人们的说法，参照核验各处文报，都说基隆退兵时，我军实际上既没有战败，也没有交战。只是知府李彤恩与孙开华一同驻军沪尾，挟带旧日怨恨，编造说辞告急，煽动众人；刘铭传突然受到迷惑，仓促下令撤军；将士哭泣，百姓拦路挽留也来不及了。查看税务司的来禀，连西洋人也这样说，尚且令人愤懑；这当然不只是基隆厅一份禀报写得清清楚楚。我国军队在这一天退回，法军就在这一天占据海岸。到二十日，孙军大胜，敌将被斩首，沪尾的防守巩固了，台北的守备严密了，但基隆终究无法收复。刘铭传一向号称懂得兵法，偶有一着失误，兵家难道就没有吗？况且听说法军刚登岸时，不过一千人而已。该抚本应竭力设法补救，趁其营垒尚未筑固、尚未喘息安定之前，集中士兵轮番苦战，分兵骚扰他们，用多种办法使他们疲惫；敌我主客形势不同，兵力多寡也不同，他们又怎么能够长久占据那里而立于不败之地呢！听说该抚从基隆退兵后，知道是被李彤恩误导，惭愧悔恨却无法挽回，精神恍惚，举止言语突然改变常态，竟像是患了心病；福建人都知道这件事，却唯独不肯为朝廷说一句话。军队的进退，取决于主帅；整个台湾的命运，系于一个人。如今曹、章各将已经没有得到禀承指示，困守七堵，已经数月；朝廷如果不早作处置，台湾防务崩溃恐怕就在眼前。臣实在忧虑此事！臣愚昧地请求降密旨电令杨岳斌：无论行军抵达何处，都迅速渡海赴台察看；如果刘铭传的精神、见识和谋略足以巩固全台，就传旨责令他限期收复基隆，以赎前次过失。即以基隆的得失，来决定该抚的功罪。如果病情属实，那么应先解除他的兵权，谕令他静心休养，希望将来还能效力。另方面严令曹、章各军限期进攻，不得迟疑退缩，以免发生其他变故。再一方面按照基隆厅的禀报，确实查明李彤恩挟私报假、导致贻误战机的罪状；如果确实如此，立即就地正法，以整肃军心。至于梁纯夫禀报中所说李传相私下发电给刘铭传，称“基隆能够守住就守住，不必强行争夺”，以及法来格所说“刘爵帅先命令孙总镇退回沪尾，孙镇发誓至死不听从”这些话，虽然都是从传闻中得来，但关于贻误战机、丧失土地、调度失当等情形，无论虚实都应彻底追查。请求一并命令杨岳斌秘密查明，据实具奏。现在恒春、新竹、鹿港各个港口，到处都可以通行；还恳请谕令杨岳斌不必等候全军到齐，以免耽误时间。另行抄录基隆通判梁纯夫、淡水新关税务司法来格的两份禀报呈上御览，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核实并施行！谨奏。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纠举参劾福建藩司沈保靖片（光绪十一年）邓承修

译再者，臣先前查看邸报抄件，左宗棠等查办福建布政使沈保靖被参劾的款项，吏部仅议定罚俸九个月；京城中喧传此事，都惊诧地认为是怪事。臣查阅原奏，其他劣迹是否已经消除，尚且不得而知。只是折中所说：“听到警报之时，该藩司把家眷迁出衙署，至今众人的说法都完全一致；曾经询问各位督、抚大臣，他们也说难以保证他一定没有此事。该员自己说是他的弟弟带家眷回家，但当时人心惶惶，在形迹相似、容易引起怀疑的情况下，未能阻止，也有不合之处。请交吏部议处，以表示从轻惩罚。”这些话中所谓“众口一词”，就是众人的供词确凿；同城的督、抚也不敢保证他一定没有此事，这说明耳目众多，难以掩饰。仅凭这两项证据，该藩司听到警报便先把家眷迁走逃避，已经成为铁案了。不以这些为根据，却只把该藩司自己申辩的禀文作为依据，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可是负责覆奏的人已经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来试探朝廷，负责议覆的人便选择最轻的条款来替狡猾的官吏开脱；技巧倒是技巧了，但把国法置于何地！而且这次台湾防务保案中，该藩司又厚着脸皮滥受优先叙功的待遇。没有交战便带着家眷逃避，战事平息后却屡次加官晋级；功劳和罪过都分辨不清，朝廷还能够说自己有赏有罚吗！应当请求降旨，将已经查有确实证据、听到警报便迁移家眷先行逃避的藩司沈保靖立即革职，以整肃军纪并警戒后来者。至于查办、覆核和议覆此案的疆臣、部臣，未能据实定议，都属于有意徇私放纵；是否应交由吏部议处，听凭圣上裁决。谨附片纠举参劾，恭请皇上裁断施行！谨奏。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十日附片。十一日，奉上谕：“鸿胪寺卿邓承修奏称：‘福建布政使沈保靖被参劾在听到警报时把家眷迁出衙署’一款，疆臣、部臣未能据实定议等语。左宗棠等查办此案，所用说法涉及似是而非；吏部议覆沈保靖的处分，也属于从轻办理，均有不合。左宗棠、杨昌浚，均着交吏部议处；吏部承办此案的堂官、司官各员，着查取职名，交该衙门议处。并着吏部将该藩司应得的处分另行核议具奏。沈保靖，着立即开缺来京，听候吏部议处。钦此。’ 本月十七日，奉上谕：“吏部奏报‘遵旨改议处分’一折，前福建布政使沈保靖，着照吏部议定降三级调用。大学士左宗棠、闽浙总督杨昌浚，均着照吏部议定降一级留任，均不准抵销。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