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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 汉 崔寔
严可均曰：《隋志》法家《正论》五卷，汉大尚书崔寔撰。《旧唐志》：《政论》五卷。《意林》亦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书引见或作《政论》，或作《正论》，又作《本论》，止是一书。寔字子真，一名台，字符始。涿郡安平人。高祖篆，祖骃，父瑗，范史皆有传。寔好典籍，桓帝初为郎。后拜议郎，与边韶、延笃著作东观。出为五原太守，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杂定《五经》。拜辽东太守。母卒归葬。服竟，召拜尚书。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免归。建宁中卒。实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指切时要，言辩而确。范史论曰「实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鼌错之徒不能过也。」其书成于守辽东后，故有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云云。本传系于桓帝初除为郎时，未得其实。其本北宋时已佚失，故《崇文总目》不著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亦无之。《通志略》载有六卷，虚列书名，不足据。今从《羣书治要》写出七篇，本传及《通典》各写出一篇，凡九篇。略以《意林》次第之，刺取各书引见，校补讹脱，定着一卷。其畸零短段三十事不能成篇者，载于卷末。《治要》专取精实，而腴语美词，芟除净尽。然于当时积弊，已胪列无遗。治乱兴亡，古今一轨。本传引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赵帐茄砸病
按严氏《全后汉文》辑录崔寔《政论》甚备，然亦间有缺误。如“秦兼天下，罢侯置县”一条，已见《治要》，而据《北堂书钞》另立之。至于校勘未谨处，亦偶有之。尤因未覩宋本《御览》，故其考或有未精。今据善本而董理之，其与严氏异者，为免繁琐，不复出校。——胡不归识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类聚》卷五十二作「以」）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类聚》有「之」）所以不理（《后汉纪》卷二十一、《类聚》作「治」）者，常由人主（《类聚》作「常疾世主」）承平（《类聚》有「之」字）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常由」下，《后汉纪》作「其患在世承平，政渐衰而不改，俗渐弊而不悟」），习乱安危，怢（《后汉纪》作「忽」，《羣书治要》卷四十五作「逸」）不自覩。或荒耽（《后汉纪》作「耽荒」）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后汉纪》、《意林》作「臣」），括囊守禄（《后汉纪》作「怀宠苟免」）；或疎远之臣（《后汉纪》作「士」），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此二句《后汉纪》作「是以纪网弛而不振，智士损而不用」）。悲夫！（《后汉书崔寔传》）
且守文之君，继陵迟之绪，譬诸乘弊车矣。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折则接之，缓则契之，补琢换易，可复为新。（《意林》作「夫君政陵迟，如乘敝车。若能求巧工，使葺理之，折则按之，缓则揳之，可复新矣」）新新不已，用之无穷。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无可奈何矣。若武丁之获傅说，宣王之得申甫，是则其巧工也。今朝廷以圣哲之姿，龙飞天衢，大臣辅政，将成断金。诚宜有以满天下望，称兆民之心。年谷丰稔，风俗未乂（严可均曰：「此二语上下疑有删节。」）。夫风俗者，国之脉诊\（《御览》卷三百七十五作「胗」）也。年谷如其肌肤，肌肤虽和而脉诊（「年谷」下十三字，据《御览》补）不和，诚\未足为休（《御览》作「亦未为休也」）。《书》曰「虽休勿休」，况不休而可休乎？（《羣书治要》）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后汉纪》无作「五十」二字，「岁」作「年」）。政令垢翫（《后汉纪》作「刓渎」），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后汉纪》作「人民伪巧」），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后汉纪》作「功」）矣。且济时拯（《治要》作「救」）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治要》作「厝」）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且济」以下，《后汉纪》作「救世之术，岂必尧舜而治哉！期于纽絶拯挠，去其烦惑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后汉纪》作「是以受命之君，创制改物」），步骤之差，各有云设（《治要》作「施」）。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治要》作「背所急」）而慕所闻也。（《崔寔传》）
译严可均说：《隋书·经籍志》法家类有《正论》五卷，是汉代大尚书崔寔所撰。《旧唐书·经籍志》记载为《政论》五卷。《意林》也记载为五卷。《新唐书·艺文志》则记载为六卷。各书引用时，有的作《政论》，有的作《正论》，又有的作《本论》，其实只是同一本书。崔寔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他是涿郡安平人。高祖父崔篆，祖父崔骃，父亲崔瑗，在《后汉书》中都有传记。崔寔喜好典籍，汉桓帝初年担任郎官。后来被任命为议郎，与边韶、延笃在东观从事著作工作。外放担任五原太守，后被征召任命为议郎，又与各位儒学博士共同校定《五经》。被任命为辽东太守。母亲去世，他回家安葬。服丧期满，被征召任命为尚书。因为当时世道动荡混乱，他称病不处理政务，被免职回家。在建宁年间去世。崔寔通晓政治体制，行政才能有余，论述当时便利事务数十条，切中时弊要害，言辞辩驳而确凿。《后汉书》评论说：“崔寔的《政论》，论述当时治乱的道理，即使是晁错之类的人也不能超过他。”这本书成于他担任辽东太守之后，所以有“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等说法。本传将其系于桓帝初年除为郎官之时，未能符合实际情况。其原本在北宋时已经散佚，所以《崇文总目》没有著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也没有记载。《通志略》记载有六卷，只是虚列书名，不足以依据。现在从《群书治要》中辑出七篇，从本传及《通典》中各辑出一篇，共九篇。大致按照《意林》的顺序排列，摘取各书引用的内容，校勘补正讹误脱漏，定为一卷。那些零散短小、不能成篇的三十条，附在卷末。《治要》专门选取精要实在的内容，而丰美华丽的辞藻，都被删削干净。然而对于当时的积弊，已经罗列无遗。治乱兴亡，古今遵循同一规律。本传引用仲长统的话说：“凡是作为君主，应当抄写一通放在座位旁边。”赵帐茄砸病
按：严氏《全后汉文》辑录崔寔《政论》非常完备，但偶尔也有缺失错误。比如“秦兼天下，罢侯置县”这一条，已经见于《治要》，却根据《北堂书钞》另立一条。至于校勘不严谨的地方，也偶尔存在。尤其因为没有看到宋本《太平御览》，所以他的考据有时不够精当。现在依据善本加以整理，与严氏不同的地方，为了避免繁琐，不再列出校勘记。——胡不归识
自从尧、舜称帝，汤、武称王，都依赖明智的辅佐，博学的臣子。所以皋陶陈述谋略，唐、虞因此兴盛，伊尹、箕子作训诫，殷、周因此隆盛。等到继承大统的君主，想要建立中兴功业的，何尝不是依赖贤哲的谋略呢！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常常是因为君主承平日久，风俗逐渐败坏而不觉悟，政治逐渐衰败而不改正，习惯混乱而不知安危，自己不能察觉。有的沉溺于嗜好欲望，不忧虑国家大事；有的耳朵被规劝教诲所遮蔽，厌恶真实而忽视虚假；有的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道听从谁；有的受信任的臣子，缄口不言以保住俸禄；有的疏远的臣子，言论因地位低贱而被废弃。因此王纲在上层松弛，智士在下层抑郁。可悲啊！
况且守成之君，继承衰败的基业，好比乘坐破旧的车子。应当寻求巧匠，让他修理整治，折断的就接合，松动的就楔紧，修补雕琢更换，可以恢复如新。不断更新，使用就没有穷尽。如果就不加修理，因而乘坐它，就会摧折破裂，也就无可奈何了。像武丁得到傅说，宣王得到申伯、甫侯，这就是那巧匠。现在朝廷凭着圣哲的姿质，龙飞于天位，大臣辅佐政事，将要成就断金般的同心。确实应该有办法来满足天下的期望，称颂兆民的心愿。年成丰收，风俗尚未安定。风俗，是国家的脉诊。年成好比肌肤，肌肤虽然调和而脉诊不和，确实不足以称为美好。《尚书》说“虽然美好也不要自满”，何况不美好而可以自满呢？
自从汉朝兴起以来，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受到玩忽亵渎，上下懈怠，风俗凋敝，百姓巧诈虚伪，百姓喧哗不安，都再次思念中兴的救急了。况且济时救世的方法，难道一定要效法尧舜然后才能治理吗？期望在于修补破裂损坏，支撑倾斜不正，根据形势裁割，关键是将这世道安置在安宁的领域罢了。所以圣人掌握权柄，顺应时势制定制度，步骤的差别，各有安排。不强迫人做不能做的事，不背离急切的需要而去羡慕所听闻的。
昔孝武皇帝策书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此二十二字据《治要》补）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治要》作「民」），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后汉纪》作「匡时补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甫侯正刑（此二句《后汉纪》作「昔盘庚迁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拘文牵古（「俗人」前《治要》有「然疾」二字。严可均曰：「疑有误。本传及《艺文类聚》五十二无此二字。」），不达权（《类聚》作「推」）制，奇伟（《治要》作「玮」）所闻，简忽所见（「俗人」下《后汉纪》作「俗人守古，不逹权变，苟执所闻，忽略所见」），策不见珍，计不见信。夫人旣不知善之为善，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策不」下二十七字据《治要》补），乌可（此二字《后汉纪》、《类聚》作「焉可」、《治要》作「恶足」）与论国家之大事哉！（《崔寔传》）
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听者，或下羣臣令集议之，虽有可采，輙见掎夺。（本传作「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后汉纪》作「故言事者，颇合圣听，于今湏有可采，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闇于时权，安习所见，殆不知乐成，况可与虑始乎？（本传作「不知乐成，况可虑始」）心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嫉（本传作「妒」）能，耻善策不从己出，则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屏（本传作「摈」）弃。虽稷、契复存，由（本传作「犹」）将困焉。斯实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吊屈子以舒愤者也（此二句本传作「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其顽士」以下《后汉纪》作「其顽士则闇于时权，其逹者则寡于胜负，斯贾谊所以见悲于上世也。虽使稷、契，犹不能行其志，而况下斯者乎」）。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况其余哉！（《羣书治要》）
且世主莫不愿得尼、轲之伦以为辅佐，卒然获之，未必珍也。（《意林》作「世主莫不愿得尼、轲以辅佐，及得之，未必珍也」）自非题牓其面曰「鲁孔丘」、「邹孟轲」，殆必不见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于上矣。当时皆见薄贱，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劳辱勤瘁，为竖子所议笑，其故获也。夫淳淑（《意林》作「一」）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徼名。耻乡原之誉，绝（「绝」字从《意林》补）比周之党。必待题其面曰「鲁仲尼」、「邹子舆」不可得也。（「必待」下十六字从《意林》补。按《全后汉文》作「邹孟轲」，《史记孟子列传》：「孟轲，驺人也。」正义：「轲字子舆，为齐卿。邹，兖州县。」此当以「子舆」是，盖与「仲尼」皆字也。）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别异量之士，而适足受谮润之愬。前君旣失之于古，后君又蹈之于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于当时，而见思于后人（《意林》作「无不见思于后日」）。以往揆来，亦何容易！向使贤不肖相去如泰山之与蚁垤，策谋得失相觉如日月之与萤火，虽顽嚚之人，犹能察焉。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牦，而祸福差以千里，故圣君明主，其犹愼之。（《羣书治要》）
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意林》）
量力度德，春秋之义。（此二句《后汉纪》作「《春秋》之义，量力而举，度德而行」）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着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今既」以下，《后汉纪》作「今已不能用三代之法，故宜以覇道而理之。重赏罚，明法术，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寛之则乱，其理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类聚》作「原」），故严刑峻法，破奸轨（《类聚》作「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类聚》作「谧」）如。嘉瑞并集。屡获丰年（此八字从《类聚》补），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筭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类聚》作「果」），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治国之道，得失之理，于斯可以鉴矣！（本传作「政道得失，于斯可监」，此从《类聚》改补。）。昔孔子作《春秋》，襃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类聚》脱「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类聚》作「初」），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崔寔传》）
译从前孝武皇帝在策书中说：“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走的道路各异，但建立德政的宗旨是一致的。”大概孔子回答叶公时强调招抚远方的人，回答哀公时强调治理百姓，回答景公时强调节制礼乐，并非他们的观点不同，而是所急迫处理的政务各有侧重。因此，承受天命的新君，每每创立新的制度；中兴之主，也匡正时代的缺失。从前盘庚哀怜殷民，迁都来改变民风；周穆王有缺失，甫侯矫正刑法。世俗之人拘泥于文字，牵强附会古制，不通权变，以所听到的为奇特，忽视所看到的，所以良策不被珍视，计谋不被信任。人们既然不知道善是善，又将不知道不善是不善，怎么可以和他们讨论国家的大事呢！
所以每当有进言之事颇合圣上耳目的，有时就下达给群臣让他们集体议论，即使有可采纳之处，也往往遭到掣肘和攻讦。为什么呢？那些愚钝之士不明时势权变，安于习见，尚且不知道乐于看到成功，何况能和他们谋划开始呢？他们心意闪烁错乱，不知所云，就只说遵循旧章罢了。那些通达的人有时矜持名声、嫉妒才能，以善策不是出于自己为耻，于是舞弄笔墨、奋起言辞，来驳倒其义理。少数不胜多数，于是被摒弃。即使稷、契复生，也将受困于此。这实在是贾谊被绛侯、灌婴排挤，屈原作《吊屈原赋》以抒发愤懑的原因啊。凭借文帝的英明，贾谊的贤能，绛侯、灌婴的忠诚，尚且有此祸患，何况其他人呢！何况其他人呢！
况且世间君主没有不愿意得到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作为辅佐的，但忽然得到了，未必就珍视。除非在他们的脸上题榜写着“鲁孔丘”、“邹孟轲”，恐怕必定不会被敬重信任。怎么证明是这样呢？这两个人善行已经存在于世了。当时都被轻视贱待，而不能被任用，困顿窘迫、被削职放逐，等待放逐而不被召回，劳累屈辱、勤勉憔悴，被小人议论嘲笑，这就是他们的遭遇。那些淳朴善良之士，本来就不弯曲正道来迎合时俗，不诡诈行事来求取名声。以乡原的誉为耻，断绝结党营私的朋党。必定要等到题榜他们的脸说“鲁仲尼”、“邹子舆”才肯任用，这是不可能的。而世间凡庸的君主，明智不能辨别非凡的人才，却正好接受谗言的诬陷。前代的君主已经在古代失策，后代的君主又在当今蹈袭。因此，命世之才，常常被当时压抑，而被后人思念。以过去推测未来，又哪里容易呢！假使贤与不肖相差像泰山与蚁穴，策谋得失相差像日月与萤火，即使愚钝之人，也能察觉。常患贤与佞难辨，是非颠倒纷乱，起初相差如毫毛，而祸福相差千里，所以圣君明主，对此尚且谨慎。
图谋王业不成，其弊端，还足以称霸；图谋霸业不成，其弊端，将会怎样？
衡量力量、估量德行，是《春秋》的大义。现在既然不能纯粹效法八代，所以适宜参用霸政，就应当用重赏深罚来驾驭，用明确的法术来检束。如果不是上德之人，严加约束就治理得好，宽纵就混乱。怎么证明是这样呢？近来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所以严刑峻法，破了奸宄的胆，海内清肃，天下安宁。祥瑞汇集，屡获丰年，向祖庙进献功勋，享有中宗的庙号。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多行宽政，终于导致衰败，威权开始丧失，于是成为汉室祸基之主。治国之道，得失之理，在这里可以鉴戒了！从前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赞美晋文公，赞叹管仲的功绩。难道不美文、武之道吗？实在是通达权变、挽救弊端的道理啊。所以圣人能随着时代推移而变化，而俗士苦于不知变通，以为结绳的简约，可以重新治理乱秦的绪业，《干戚》的舞蹈，足以解除平城之围。
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后汉纪》作「致攻」）。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此二句《后汉纪》作「故德教者，治世之粱肉；刑法者，救乱之药石也」）。夫以德教（《后汉纪》无「教」）除残，是以（《后汉纪》作「犹」）梁肉理（《后汉纪》作「治」）疾也；（此下《后汉纪》有「欲望疗除，其可得乎」八字）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戹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驭委」以下《后汉纪》作「御安辔马而忌其衔，四牡横驰，皇路险倾，必将钳勒鞭挞以救奔败，岂暇鸣銮，从容平路哉」，《全后汉文》据此于「清节奏」下补「从容平路」四字）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巿。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类聚》有「太」字）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崔寔传》）
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下川之赴壑。不厚为之制度，则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顷者法度颇不稽古，而旧号网漏吞舟。故庸夫设藻梲之饰，匹竖享方丈之馔。今者下僭其上，尊卑无别。如使鸡鹜蛇颈龟身，五色纷丽，亦可贵于鳯乎？（「如使」下十八字从《御览》卷九百一十九补）礼坏而莫救，法堕而不恒。斯盖有识之士，所为于邑而增叹者也。律令虽有舆服制度，然断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贾人之列，户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吿，乃时势驱之使然。此则天下之患一也。（《羣书治要》）
且世奢服僭，则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矣。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意林》作「利」）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文（《意林》作「绣」）。躬耕者少，末作者众。生土虽皆垦乂，故地功不致，苟无力穑，焉得有年？财鬰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圄实。一榖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顚。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斯则天下之患二也。（《羣书治要》）
法度旣堕，舆服无限，婢妾皆戴瑱楴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乃送终之家，亦无法度（《御览》卷五百五十六作「亦大无度」）。至用软梓黄膓，多藏宝货，享牛作倡，高坟大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耻不相逮。念亲将终，无以奉遣，乃约其供养，豫修亡殁之备（此二句《御览》卷五百五十六作「乃约其供养衣服，豫修已没之制」）。（严可均曰：「有脱文。」）老亲之饥寒，以事淫法（严可均曰：「疑作汰。」）之华称。竭家尽业，甘心而不恨。穷阨旣迫，起（本作「迫」，据《御览》卷五百五十六改）为盗贼，拘执陷罪，为世大戮。痛乎此（本作「化」，据《御览》卷五百五十六改）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之贡（《类聚》卷八十六作「实」），尧舜所不甞（《类聚》、《御览》卷九百七十三作「常」）御；山龙华虫，帝王不以为亵服。今之臣妾，皆余黄甘而厌文绣者，盖以万数矣。其余称此，不可胜记。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今豪民之坟，已千坊矣。欲民不匮，诚\亦难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风，内忧穷竭。故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俗之坏败，乃至于斯。此天下之患三也。（《羣书治要》）
译熊攀鸟伸，虽然是延年益寿的方法，却不合治疗伤寒的道理；呼吸吐纳，虽然是长寿养生的途径，却不是接续断骨的膏药。治理国家的法则，类似于调理身体，太平时期就致力于养生，疾病时期就进行攻治。刑罚，是治理乱世药石；德教，是兴盛太平的粱肉。用德教来消除残暴，就像用粱肉来治疗疾病；用刑罚来治理太平，就像用药石来供养身体。当今承受着百代积弊，正值困厄运数之时。自几代以来，政令多施恩惠宽贷，驾车者松懈了缰绳，马匹吐出了嚼子，四匹公马横冲直撞，皇家的道路危险倾斜。正应当收紧缰绳、勒住车辕来挽救危局，哪里有空闲去鸣响和鸾、清静节奏呢？从前高祖命令萧何制定九章律，有夷灭三族的法令，有黥刑、劓刑、斩趾、断舌、枭首，所以称为具五刑。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应受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应斩左趾的改为笞五百，应斩右趾的改为弃市。应斩右趾的已经丧命，受笞杖的往往也致死，虽然有减轻刑罚的名义，实际上却是杀人。在这个时候，百姓都希望能恢复肉刑。到了景帝元年，才下诏说：“加笞杖与重罪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无法做人。”于是制定法律，减少笞数、减轻杖责。从此以后，受笞杖的人得以保全性命。由此说来，文帝实际上是加重了刑罚，并非减轻它；是用严刑达到太平，并非用宽缓达到太平。如果一定要实行你的言论，应当从根本上大力整顿，让君主效法五帝、取法三王。荡除亡秦的陋习，遵循先圣的风范，抛弃苟且保全的政令，踏循考察古道的踪迹，恢复五等爵位，建立井田制度。然后选拔稷、契作为辅佐，伊尹、吕尚作为助手，音乐奏响而凤凰来仪，敲击石磬而百兽起舞。如果不这样，那么只会增加累赘罢了。
人的常情，没有不喜爱富贵荣华、华美服饰、耀眼装饰、芬芳美味的人，白天想着它，晚上梦见它。只专注于此，没有片刻不在心中。就像急流归向低处，下川奔赴深谷。如果不为此制定厚实的制度，那么百姓都会穿侯王的衣服、吃侯王的饭食，僭越至尊，超越天定的制度。因此先王治理天下，一定明确法度来闭塞百姓的欲望，修筑堤防来抵御水患。法度废弛而百姓散乱，堤防毁坏而洪水泛滥。近来法度大多不考察古道，而旧称法网疏漏得能吞下大船。所以平庸之人设置藻绘的装饰，平民百姓享用方丈的盛宴。如今下面僭越上面，尊卑没有区别。如果让鸡鸭拥有蛇的颈项、龟的身体，五色纷杂华丽，难道也比凤凰更珍贵吗？礼制败坏而无人挽救，法度废弛而不能恒久。这大概是有识之士，为之叹息而更加感慨的原因。律令中虽然有车舆服饰的制度，但是断绝它不从源头入手，禁止它又不严密。如今让集市售卖奢侈的器物，商人贩卖僭越的服饰，百工制作淫逸的器具，百姓见到可欲之物，不能不购买。商人的行列，户户都蹈行逾越奢侈了。所以王政一旦倾覆，普天之下没有不奢侈僭越的，并非挨家挨户告知，而是时势驱使他们这样。这就是天下的祸患之一。
况且世风奢侈、服饰僭越，那么无用的器物就贵重，根本的农业就低贱了。农桑勤劳而利益微薄，工商安逸而收入丰厚，所以农夫放下农具去雕刻，织女放下织机去刺绣。亲自耕种的人少，从事末业的人多。土地虽然都开垦整治，但土地的功效不能达到极致，如果无力从事农业，哪里能有丰收？财富郁积而不尽数产出，百姓穷困匮乏而成为奸盗，因此粮仓空虚而监狱充实。一种谷物不丰收，就饥饿流亡而死；上下都穷困，无法互相救济。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谷物为生命。生命耗尽则根本拔除，根本拔除则本源颠覆。这是国家最毒害的忧患，令人热心担忧。这就是天下的祸患之二。
法度既然废弛，车舆服饰没有限制，婢妾都戴着瑱楴的装饰，穿着织有花纹的衣服。乃至送终治丧的家庭，也没有法度。甚至使用软梓黄柏，多藏宝货，宰牛作乐，高坟大墓。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而世俗之人认为他们能干，都说他们是孝子。天下人仰慕，以赶不上为耻。想到亲人将死，没有东西来奉送，于是缩减对生者的供养，预先修办死后的准备。老亲的饥寒，用来从事淫逸法度的华丽称誉。耗尽家业，甘心而不怨恨。穷困既已紧迫，于是成为盗贼，被拘捕定罪，遭受世间的大戮。痛心啊，这种习俗用刑罚陷害愚民！况且橘柚的进贡，尧舜不曾经常食用；山龙华虫，帝王不把它当作常服。如今的臣妾，都剩余黄甘而厌弃文绣的，大概数以万计了。其余类推，不可胜记。古时候埋葬而不堆坟，文王、武王的陵墓，与平地齐平。如今豪民的坟墓，已经占据千坊了。想让百姓不穷困，确实也很难了。因此天意忧惧，人心焦急，外面沉溺于奢侈之风，里面忧虑穷困竭尽。所以在位的人就触犯王法来聚敛，愚民就冒着罪戮来逞强。风俗的败坏，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天下的祸患之三。
承三患之弊，继荒顿之緖，而徒欲修旧修故而无匡改，虽唐、虞复存，无益于治乱也。昔圣王远虑深思，患民情之难防，忧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夫善堙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奸者必绝其萌。昔子产相郑，殊尊卑，异章服，而国用治。岂大汉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与不耳。（《羣书治要》）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仲尼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苟解面前，不顾先哲。作使百工及从民市，輙设计加以诱来之，器成之后更不与直。老弱冻饿，痛号道路，守阙吿哀，终不见省，历年累岁乃纔给之。又云逋直，请十与三。此逋直岂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责，反复灭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气，旣尔复平弊败之物与之，至有车舆、故谒者冠，卖之则莫取，服之则不可。其余杂物，略皆此辈。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遯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故曰：「上为下效，然后谓之敎。」（《意林》作「上行下效，期谓之敎」）上下相效殆如此，将何以防之？罚则不恕，不罚则不治，是以风移于诈，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为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于典藏之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顚仆也。《礼》讥聚敛之臣，《诗》曰「贪人败类」，盖伤之也。（《羣书治要》）
陈兵策于安平之世，犹合未病者服药。（《意林》）
《传》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旧时永平建初之际，去战攻未久，朝廷留意于武备，财用优饶，主者躬亲，故官兵常牢劲精利（《御览》卷三百三十九作「兵器精利」，卷三百四十八作「官兵劲利」），有（本作「谢」，从《御览》卷三百三十九、卷三百四十八改）蔡大仆之弩、及龙亭九年之劔，至今擅名天下。顷主者旣不勅愼，而诏书又误，进入之宾（严可均曰：「宾字疑。」），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焠酰中（《御览》卷三百五十六作「铁焠醘中」），令脆易治（「治」原作「冶」，据《御览》改）。铠（「铠」字原脱，据《御览》补）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四字原脱，据《御览》补）。刀牟（严可均曰：「疑当作矛。」）悉钝，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汉所以能制胡者，徒擅（《御览》作「襦」）铠弩之利也。今（「今」字据《御览》补）铠则不坚，弩则不劲，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钝甲耎，不可依怙，虽孟贲、卞庄，由有犹豫。推此论之，以小况大，使三军器械皆可依阻，则胆强势盛，各有赴敌不旋之虑。若皆弊败，不足任用，亦竞奋皆不避水火矣。三军皆奋，则何敌不克！诚宜复申明巧工旧令，除进入之课，复故财用，虽颇为吏工所中，尚胜于自中也。苟以牢利任用为故，无问其它。《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今虽刻名之而赏罚不能，又数有赦赎，主者轻翫，无所惩畏。夫兵革国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罚，敢有巧诈輙行之辈，罪勿以赦赎除，则吏敬其职，工愼其业矣。（《羣书治要》）
昔圣王之治天下，咸建诸侯以临其民。国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罢侯置县，于是君臣始有不亲之舋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长视事，至十余年，居位或长子孙。永久则相习，上下无所窜情。加以心坚意专，安官乐职，图虑久长，而无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严可均曰：「《北堂书钞》未改本七十八作养。」），亦竭忠（严可均曰：「《北堂书钞》作诚。」）尽节，而无壹切之计。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乐。苟有康乐之心充于中，则和气应于外，是以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自顷以来，政敎稍改，重刑阙于大臣，而密罔刻于下职。鼎辅不思在宽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竞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诋，以中伤贞良。长吏或实淸廉，心平行洁，内省不疚，不肯媚灶，曲礼不行于所属，私敬无废于府（严可均曰：「有脱误。」），州郡侧目，以为负折，乃选巧文猾吏，向壁作条，诬覆阖门，摄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则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产之臣，然西门豹治邺一年，民欲杀之。子产相郑，初亦见诅，三载之后，德化乃洽。今长吏下车百日，无他异观，则州郡[目辟]睨，待以恶意。满岁寂漠，便见驱逐。正使豹、产复在，方见怨诅，应时奔驰，何缘得成易歌之勋，垂不朽之名者哉！犹冯唐评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汉世所谓良吏，黄侯召父之治郡，视事皆且十年，然后功业乃着。且以仲尼之圣，由曰三年有成，况凡庸之士，而责以造次之効哉！（《羣书治要》）
译承受着三种祸患的弊端，继承着荒废困顿的遗绪，却只想沿袭旧制而不加以匡正改革，即使唐尧、虞舜再生，对治理乱世也无益处。从前圣明的君王深谋远虑，担心民情难以防范，忧虑奢侈淫逸危害政事，于是堵塞祸乱的源头以断绝其末流，加深刑罚而加重惩罚。善于堵塞河流的人必定会堵住源头，善于防范奸邪的人必定会断绝其萌芽。从前子产辅佐郑国，区分尊卑，使服饰有等级差别，国家因此得到治理。难道大汉的英明君主，还不如小国的陪臣吗？关键在于是否实行罢了。
《易经》说：“言行，是君子感动天地的凭借。”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怎么能立身处世。”如今官吏对待百姓，很多违背情理，只求解决眼前问题，不顾先哲的教诲。派遣百工以及随从百姓到市场采购，往往设计引诱他们前来，器物制成后却不给工钱。老弱之人受冻挨饿，在道路上痛哭哀号，守候宫门呼告哀求，最终也不被省察，过了多年才勉强支付。又说拖欠工钱，请求十成给三成。这拖欠工钱难道是物主的罪过吗？官吏不自我责备，反而反复侵吞。冤屈压抑的痛苦，足以感动和气，既然这样，又把破旧败坏的东西给他们，甚至有车舆、废弃的谒者冠，卖给别人没人要，自己穿戴又不合适。其余杂物，大致都是这类。因此百姓受到创伤而恐惧，都把官府当作忌讳，像老鼠一样逃窜，没有人肯应征入伍。于是抓捕他们，用威势胁迫，心里如果不乐意，那么器械就会流落市井，白白耗费财物，不能胜任事务。所以说：“上级做下级效仿，然后才叫作教化。”上下相互效仿大概就是这样，将用什么来防范呢？惩罚则不宽恕，不惩罚则不能治理，因此风气移向欺诈，习俗易于欺骗，诉讼繁多，百姓喜好残忍虚伪。这样执政，看不到它的好处。这都是因为掌管典籍的官吏，不明白治国的根本，只顾割断小腿来肥壮头部，不知道小腿虚弱，头部也将跌倒。《礼记》讥讽聚敛财物的臣子，《诗经》说“贪婪的人败坏同类”，大概是对此感到伤痛啊。
在太平盛世陈说用兵的策略，就像让没病的人吃药。
《传》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他的工具锋利。”从前永平、建初年间，距离战争攻伐不久，朝廷留意于武备，财力充裕，主管者亲自过问，所以官兵的兵器坚固锋利，有蔡大仆的弩、以及龙亭九年的剑，至今在天下享有盛名。近来主管者既不谨慎，诏书又有误，进献的宾客，贪婪的官吏竞相削减财用，狡猾的工匠又偷工减料，甚至用麻线包裹弓弩，用米粥混合漆，烧铠甲的铁淬在醋中，使其脆而易加工。铠甲的孔洞又狭小，不足以容纳身体。刀矛全都钝劣，所以边疆敢于战斗的勇士，都自己制作私人的兵器，不肯使用官府的器械。大凡汉朝之所以能制服胡人，只是凭借铠甲和弩的锋利。如今铠甲不坚固，弩不强劲，永远失去了所依赖的东西。况且士兵的身体，如果兵器钝劣、铠甲柔软，不可依靠，即使是孟贲、卞庄那样的勇士，也会有犹豫。由此推论，以小况大，如果三军的器械都可以依靠，那么胆量强大气势旺盛，各自有赴敌不旋踵的考虑。如果都破旧败坏，不足以任用，也竞相奋勇不避水火。三军都奋勇，那么什么敌人不能攻克！确实应该重新申明巧匠的旧令，废除进献的课税，恢复原来的财用，即使稍微被官吏工匠所中伤，也胜过自己中伤自己。如果以坚固锋利、堪用为故，不问其他。《月令》说：“在器物上刻上工匠的名字，以核查他们的诚意。功效有不当的，必定执行刑罚，以穷究其情实。”如今虽然刻上名字但赏罚不能执行，又多次有赦免赎罪，主管者轻视玩忽，无所惩戒畏惧。兵器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应该特别留意，加重法律惩罚，敢于巧诈欺诈的人，罪行不要用赦免赎罪来免除，那么官吏就会敬重其职，工匠就会谨慎其业。
从前圣王治理天下，都建立诸侯来统治百姓。国家有固定的君主，君主有确定的臣子，上下相安，政令如同一家。秦国兼并天下，废除诸侯设置县制，于是君臣开始有不亲近的嫌隙了。我汉文帝、汉景帝担心这样，所以命令长吏任职，长达十余年，居位有的甚至传至子孙。长久则相互熟悉，上下无所隐瞒真情。加上心意坚定专一，安心于官职乐于职责，图谋考虑长远，而没有苟且的政事。官吏百姓供奉，也竭尽忠诚节操，而没有一时的计谋。所以能够君臣和睦，百姓康乐。如果有康乐之心充实于内，那么和气就应验于外，因此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自从近来以来，政教稍微改变，对大臣宽纵刑罚，而对下级官吏严密苛刻。辅政大臣不思宽厚的德行，牧守官吏追逐私利，各自竞相揭发微小短处，吹毛求疵，重案深责，以中伤忠良。长吏有的确实清廉，心地平和行为高洁，内省没有愧疚，不肯谄媚权贵，曲意逢迎的礼节不行于下属，私下的敬意不废于官府，州郡侧目，认为他们负气折节，于是挑选巧言令色的猾吏，凭空捏造条例，诬陷覆盖全家，逮捕妻子儿女，人情耻于让妻子儿女被逮捕，那么不逼迫自己也会离去。况且人主没有不想得到西门豹、子产那样的臣子，然而西门豹治理邺县一年，百姓想杀他。子产辅佐郑国，起初也被诅咒，三年之后，德化才融洽。如今长吏上任百日，没有其他异常表现，那么州郡侧目，以恶意对待。满一年寂静无声，便被驱逐。即使西门豹、子产再生，正被怨恨诅咒，应当时奔驰，怎么能成就《易歌》那样的功勋，留下不朽的名声呢！就像冯唐评论汉文帝不能用李牧一样。近代汉朝所谓的良吏，黄霸、召父治理郡县，任职都将近十年，然后功业才显著。况且以孔子的圣明，还说三年有成，何况平庸之士，而要求他们立刻见效呢！
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横暴酷烈之失。而世俗归称，谓之辨治。故绌已复进，弃已复用，横迁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本操虽异，驱出一揆。故朝廷不获温良之用，兆民不获寛惠之德。则百姓之命委于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归于上。夫民善之则畜，恶之则雠，雠满天下，可不惧哉！是以有国有家者，甚畏其民，旣畏其怨，又畏其罚。故养之如伤病，爱之如赤子，兢兢业业，惧以终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堕先王之轨也。今朝廷虽屡下恩泽之诏，垂恤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养民之道。劳思而无功，华繁而实寡。必欲求利民之术，则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长吏，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羣书治要》）
昔唐、虞之制，三载考绩，三考绌陟，所以表善而简恶，尽臣力也。汉法亦三年壹察治状，举孝廉尤异。宣帝时王成为胶东相，黄覇为颕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赐金，封关内侯，以次入为公卿，然后政化大行，勋垂竹帛。皆先帝旧法，所宜因循。及中兴后，上官象为并州刺史，祭彤为辽东太守，视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建初中，南阳阴意以诏除郎，为绕阳令，视事二十三年，迁寿阳令又十八年（「建初」以下廿九字从《北堂书钞》卷七十八县令门补）。近日所见，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数二千石，云扰波转，溃溃纷纷，吏民疑惑，不知所谓。及公卿尚书，亦复如此。且台阁之职，尤宜简习。帝时（严可均曰：「帝上有脱字。」）尚书，但厚加赏赐，希得外补，是以机事周密，莫有漏泄。昔舜命九官，自受终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闻复有改易也。圣人行之于古以致时雍，文、宣拟式亦至隆平，若不克从，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羣书治要》）
昔明王之统黎元，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则恕己而足之。因民有乐生之性，故分禄以頥其士，制庐井以养其萌。然后上下交足，厥心乃静。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后可敎以礼义，威以刑罚；苟其不足，慈亲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捡其臣乎！故古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羣臣之所为，而其奉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爱也，妻子者性所亲也，所爱所亲方将冻餧，虽冒刄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羣书治要》）
夫事有不疑，势有不然。盖此之类，虽时有素富骨淸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故其为士者，习推让之风，耻言十五之计，而葵去织之义形矣。故三代之赋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诸侯之大夫耳，禄足赡五百，斯非优衍之故耶！（《羣书治要》）
昔在暴秦，反道违圣，厚自封宠，而虏遇臣下。汉兴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请举一隅，以率其余：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蒭，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余财足给马，岂能供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升酒之费乎？况复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则违定省，不致妻子则继嗣绝。迎之不足相赡，自非夷、齐，孰能饿死。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姧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诏曰：「吏不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俭隘，又不上逮古赋禄，虽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赒其匮。使足代耕自供，以绝其内顾忿姧之心，然后重其受取之罚。则吏内足于财，外惮严刑，人怀羔羊之洁，民无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无禄，诗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乱，不与吏除：三亡之失，异世同术。我无所鉴，夏后及商，覆车之轨，宜以为戒。（《羣书治要》）
译因此，那些最终得以完成的政绩，必定伴随着横暴酷烈的过失。而世俗却归誉称颂，称之为明察善治。所以官员被罢黜后又复职，被弃用后又重新任用，越级提拔，不按常规次序。因此，残忍凶狠之人便施展其毒辣手段，仁德贤良之士也迫于世俗而施行暴虐，虽然本性操守不同，但被驱使的结果却是一样的。所以朝廷得不到温良官员的效用，百姓得不到宽厚恩惠的德政。于是百姓的性命委弃在酷吏手中，百姓的怨恨归咎于君主。百姓喜爱他就像饲养牲畜，厌恶他就像仇敌，仇敌充满天下，怎能不令人恐惧呢！因此，拥有国家和大夫封地的人，非常畏惧他们的百姓，既畏惧百姓的怨恨，又畏惧百姓的惩罚。所以养育百姓如同对待伤病之人，爱护百姓如同对待初生婴儿，小心谨慎，始终恐惧，唯恐失去群臣的和睦，从而毁弃先王的法度。如今朝廷虽然屡次下达恩泽的诏令，垂示体恤百姓的言辞，但法令制度，却严重违背了养育百姓的道理。劳心费思却没有功效，形式繁复而实际内容很少。如果一定要寻求有利于百姓的方法，就应当彻底改变法令，有措施来安定巩固地方长官，宽恕他们的小罪，忽略轻微的过错，只考察大的方面，施恩于下属罢了。
从前唐尧、虞舜的制度，每三年考核政绩，考核三次后决定升降，以此来表彰善行而简省恶行，使臣下尽忠竭力。汉朝的法律也是每三年考察一次治理状况，举荐孝廉中特别优秀的人。汉宣帝时，王成担任胶东相，黄霸担任颍川太守，都在任将近十年。只是增加俸秩、赏赐金帛，封为关内侯，按次序入朝担任公卿，然后政治教化大行其道，功勋垂于史册。这都是先帝的旧法，应当沿袭。等到东汉中兴之后，上官象担任并州刺史，祭彤担任辽东太守，在任各十八年，都增加俸秩至中二千石。建初年间，南阳人阴意凭借诏书任命为郎官，担任绕阳令，在任二十三年，升任寿阳令又十八年。近日所见，有时在一个任期内，郡守更换多次二千石高官，如云扰波转，混乱纷纷，官吏百姓疑惑，不知所谓。至于公卿尚书，也是如此。况且台阁的职务，尤其应当简练熟习。汉明帝时的尚书，只是厚加赏赐，很少外放补任，因此机密事务周密，没有泄露。从前舜任命九官，自从在文祖那里接受任命，直到去世，五十年间，没听说再有改换。圣人在古代实行这些以达到天下和乐，汉文帝、汉宣帝效法也达到了太平盛世，如果不能遵从，就是羞于效仿唐尧虞舜而耻于遵循先帝的做法。
从前圣明的君主统治百姓，大概是满足他们的欲望并为之制定节度。凡是人情所共同喜好的，就推己及人而使其满足。因为百姓有乐于生存的本性，所以分配俸禄来供养士人，制定田宅制度来养育百姓。然后上下都富足，他们的心才安定。人没有食物就不能活，衣食充足然后才可以教导他们礼义，用刑罚威慑他们；如果衣食不足，慈爱的父母都不能养活子女，何况君主能约束臣下呢！所以古书记载说：“仓库充实就懂得礼节，衣食充足就懂得荣辱。”现在那些被委派分享威权、驾驭百姓、审理诉讼、管理府库的人，都是群臣所担任的，而他们的俸禄非常微薄，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父母是人性所爱的，妻子儿女是人性所亲近的，所爱所亲近的人正将受冻挨饿，即使冒着刀锋去求利，尚且不回避，何况能让他们面对钱财驾驭众人呢！这就是所谓的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想要他们不侵吞，也几乎不可能了。
事情有不容置疑的，形势有并非这样的。这类情况，虽然有时有本来富有且骨气清高的人，但未能达到百分之一，不能作为天下的普遍准则。圣王知道情况如此，所以加重俸禄以防备他们的贪欲，使他们从俸禄中取得足用，不与百姓争利。所以那些做士人的人，习尚推让的风气，以谈论十五税一的计策为耻，而葵去织（指不从事生产）的道义就显现了。所以三代时的赋税足以代替他们的耕作。所以晏平仲，不过是诸侯的大夫罢了，俸禄足以赡养五百人，这不是优厚宽裕的缘故吗！
从前在暴秦，违背正道和圣道，厚待自己以封赏宠幸，而像对待俘虏一样对待臣下。汉朝兴起沿袭旧制，没有改变这种制度。那些百里之地的长官，担负着诸侯的责任，却吃着看门人的俸禄。请举一个例子，以推及其他：一个月的俸禄，得到粟米二十斛，钱二千。长官虽然想要崇尚节约，还应当有一个随从，假设没有奴仆，还得雇佣门客。门客的工钱一个月一千，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两人吃粟米六斛，剩下的钱才够供给马匹，怎么能供给冬夏衣被、四季祭祀、宾客酒食的費用呢？何况还要迎接父母、接来妻子儿女呢！不迎接父母就违背了定省之礼，不接来妻子儿女就断绝了后代。接来却不足以赡养，除非是伯夷、叔齐那样的人，谁能饿死呢。于是就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诈产生了！孝宣皇帝哀怜这种情况，于是下诏说：“官吏不公平，那么治道就衰微。现在小官吏都勤于职守，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渔百姓，很难啊！增加百石以下官吏俸禄的十分之五。”然而仍然俭省狭隘，又没有赶上古代的赋禄，虽然不能全部遵循，应当稍微增加，以救济他们的匮乏。使他们足以代替耕作自给自足，以断绝他们内顾忿恨奸诈之心，然后加重他们受贿的惩罚。那么官吏内部富足于钱财，外部畏惧严刑，人人怀有羔羊般的廉洁，百姓就没有被侵枉的习性了。从前周朝衰微时，大夫没有俸禄，诗人讽刺他们；暴秦的政治，开始建立微薄的俸禄；王莽新朝的动乱，不给官吏除授俸禄：这三个灭亡的过失，不同时代却采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如果不引以为鉴，夏朝和商朝，覆车的轨迹，应当作为警戒。
大赦之造，乃圣王受命而兴，讨乱除残，诛其鲸鲵，赦其臣民渐染化者耳。及战国之时，犯罪者輙亡奔邻国，遂赦之，以诱还其逋逃之民。汉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废旧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际，亦六七年乃壹赦。亡命之子（「亡」、「之」二字本脱，据《御览》卷六百五十二补），皆老于草野，穷困惩艾，比之（《御览》作「皆至」）于死。顷间以来，岁且（《御览》作「旦」）壹赦。百姓忸忕，轻为姧非。每迫春节，徼幸之会，犯恶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谚曰：「一岁再赦，奴儿喑恶（《御览》卷六百五十二作「哑」，卷四百九十六作「噫唶」）。」况不轨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为常，俗初期望之，过期不至，亡命蓄积，羣辈屯聚，为朝廷忧。如是则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奸，奸以趣赦，转相驱踧，两不得息。虽日赦之，乱甫繁（《御览》作「捕击」，疑误）耳！由坐飮多发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归亦无终矣。又践祚改元际，未甞不赦。每其令曰：「荡涤旧恶，将与士大夫更始。」是裒己薄先，且违无改之义，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莞子有云：赦者，奔马之委辔；不赦者，痤疽之砭石。及匡衡、吴汉，将相之隽，而皆建言不当数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旷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谕使知永不复赦，则羣下震栗，莫轻犯罪。纵不能然，宜十岁以上，乃时壹赦。（《羣书治要》）
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通典》但有「昔圣人」三字，从《御览》卷八百二十一补），分口耕（《御览》无「耕」）耦地，各相副适，使人饥饱不偏（《通典》作「变」，从《御览》改），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无所企慕。始暴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纲纪，而乃尊奬并兼之人。乌氏以牧竖致财，宠比诸侯；寡妇清以攻丹殖业，礼以国宾。于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巨亿之赀，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踦岖[山换足]，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故古有移人通财，以赡蒸黎。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故人之为言瞑也，谓瞑瞑无所知。犹羣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硗卤，则零丁耗减。是以景帝六年，下诏郡国，令人得去硗狭，就宽肥。至武帝，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后加徙猾吏于关内。今宜复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通典》卷一）
战国海内十二分，魏州有史起引漳水灌邺，民以兴歌。蜀郡李氷凿离堆通二江，益部至今頼之。秦开郑国，汉作白渠，而关中号为陆海。（《御览》卷七十五）
武帝以赵过（《御览》卷八百二十三作「随遇」，卷八百二十二作「宣帝使蔡登校民耕」）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御览》卷八百二十二作「宣帝使蔡登校民耕」。严可均曰：「疑非两人，今合并为一事。」）。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頼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廽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两牛六人，一日纔种二十五畒，其悬絶如此。（《齐民要术》卷一、《御览》卷八百二十三）
宣帝使蔡登校民耕，相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种挽搂，皆取备焉。一日种顷也。
夏扈趣耕锄。（《事类夏赋》注引。原注：即窃脂，亦呼获谷。）
译大赦的设立，本是圣王受命兴起，讨伐叛乱、清除残暴，诛杀那些如鲸鲵般凶恶的人，而赦免那些被其教化渐染的臣民罢了。到了战国时期，犯罪的人往往逃亡到邻国，于是通过赦免来诱使那些逃亡在外的百姓返回。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遵循而不逾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才实行赦免，只是表示不废除旧有的章程而已。近来永平、建初年间，也是六七年才赦免一次。那些亡命之徒，都老死在荒野草泽之中，穷困潦倒而受到惩戒，几乎等同于死亡。近来以来，几乎每年都要赦免一次。百姓因此变得轻慢，轻易地做奸邪之事。每当临近春节，抱有侥幸心理的时候，作恶的人尤其多。就在前年的一年之中，大小赦免竟有四次。谚语说：“一年两次赦免，奴仆就会变得凶恶。”何况那些不守法度的百姓，谁不肆意妄为！于是把赦免当作常事，百姓起初期望赦免，过期不来，亡命之徒就积蓄起来，成群结队地聚集，成为朝廷的忧患。像这样就会发生劫掠，不得不赦免，赦免促使奸邪，奸邪促使赦免，互相驱迫，两方都无法停息。即使天天赦免，祸乱反而更加繁多罢了！这就像因为坐着喝酒而多发消渴病，水反而不能离开口，其结果也是没有终点的。又在登基改元的时候，没有不赦免的。每次诏令都说：“荡涤旧的罪恶，将要和士大夫重新开始。”这是贬低自己、轻视先王，而且违背了不改变法度的原则，不是用来彰明孝道、抑制邪恶的方法。从前莞子曾说：“赦免，就像奔马松开缰绳；不赦免，就像治疗疮疽的砭石。”等到匡衡、吴汉，作为将相中的俊杰，都建议不应当频繁赦免。现在如果想要尊崇先王的制度，应当宽宏大量地再次下达大赦令。借此明确晓谕让百姓知道永远不再赦免，那么群臣百姓就会震惊恐惧，不敢轻易犯罪。即使不能这样，也应当十年以上，才偶尔赦免一次。
从前，圣王设立井田制度，按人口分配耕地，各自相互匹配，使人的饥饱不偏颇，劳逸均匀。富人不足以僭越等级，穷人没有什么可羡慕的。起初暴秦毁坏法度，控制百姓的财产，既没有纲纪，反而尊崇奖赏兼并土地的人。乌氏以放牧积累财富，受到的宠爱堪比诸侯；寡妇清以开采丹砂积累产业，以国宾之礼相待。于是狡猾奸诈的人，就肆意妄为。上等人家积累巨额财富，占有的土地等同于封君的领地，用贿赂扰乱执政者，豢养剑客来威慑百姓。专断杀戮无辜，号称没有在市场上卖死人的儿子。生死的供奉，大多模仿君主。所以下等人家艰难困苦，无处立足，于是父子低头，像奴仆一样侍奉富人，亲自率领妻儿，为他们服役。所以富人凭借剩余而日益炽盛，穷人踩着短处而逐年困顿，世代为奴还不足以供给衣食，活着有终身的辛劳，死了有曝尸荒野的担忧，年成稍微不好，就流离失所于沟壑，卖妻卖子。那些让人伤心腐肠、失去人生乐趣的事情，大概说不完。所以古代有迁移人口、流通财物，来赡养百姓。现在青、徐、兖、冀等地，人口稠密土地狭小，不足以相互供给。而三辅左右以及凉、幽州，靠近内部的郡县，都土地广阔人口稀少，那里的田地适宜耕种，却全部没有开垦。小人的性情，安于故土不轻易迁移，宁可挨饿，也没有去乐土的想法。所以人们说“瞑”，是说瞑瞑无知。就像群羊聚集饲养，需要主人牧养处置，放在茂盛的草地里，就肥壮繁殖；放在贫瘠的盐碱地，就零落消耗。因此景帝六年，下诏给郡国，让人可以离开贫瘠狭小的地方，去宽阔肥沃的地方。到了武帝，于是迁徙关东的贫民到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共七十二万五千口。后来又迁徙狡猾的官吏到关内。现在应当再次遵循旧例，迁徙贫困不能自谋生计的人到宽阔的地方，这也是开垦荒地、救济百姓的方法。
战国时期海内分为十二部分，魏国有史起引漳水灌溉邺地，百姓因此兴起歌颂。蜀郡李冰凿开离堆疏通二江，益州至今依赖它。秦国开凿郑国渠，汉朝修建白渠，关中因此号称陆海。
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教导百姓耕种。他的方法，三张犁共用一头牛，一个人驾驭，下种和牵引耧车，都具备。一天种一顷，至今三辅地区还依赖它的利益。现在辽东的耕犁，辕长四尺，回转时互相妨碍，既用两头牛，两人牵引，一人耕种，一人下种，两人牵引耧车，总共用两头牛六个人，一天才种二十五亩，差距如此之大。
宣帝派蔡登校阅百姓耕种，考察三张犁共用一头牛，一个人驾驭，下种和牵引耧车，都具备。一天种一顷。
夏扈催促耕锄。（原注：即窃脂，也叫获谷。）
仆前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鴈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御览》卷八百二十六作「及」）纺以教民织。（《御览》卷二十七、又卷八百二十六）
昔人有慕让财之名，推田业与弟。俄而贫乏，反以威力就弟强贷。此不当也。（《意林》）
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士（《文选》卷四十二曹植《与杨德祖书》、卷四十七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注引崔寔《本论》。「士」字，《文选》注作「雄」）同类翕集而蚁附，计士嚬踧而胁从，党成于下，君孤于上。（《意林》）
马不素养，难以追远；士不素简，难以趋急。（《意林》）
叶公之好攘羊，虽可发奸，君子不贵也。（《意林》）
国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意林》、《御览》卷四百三）
无赏罚之君（《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六、《御览》卷七百一十四无「之君」二字），而欲世（「世」下《北堂书钞》、《御览》有「之」）治，犹不畜梳栉（《北堂书钞》、《御览》作「枇」）而求髪（「髪」下，《北堂书钞》、《御览》有「之」）治，不可得也。（《意林》）
术家曰：冬荣者，春必杀。（《意林》）
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毎诏书所欲禁絶，虽重恳恻，骂詈极笔，由复废舍，终无悛意。故里语曰：州郡记（《御览》卷十三作「州县符」），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永平中，诏禁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为伤害其枝叶。又诏令：雒阳帻工作帻，皆二尺五寸围。人头各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诏不可从也。（《意林》、《初学记》卷二十四壁部、《御览》卷十三、又卷四百九十六、又卷五百九十三）
洗濯民心，湔浣浮俗。（《意林》）
永宁诏曰：锺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文选》卷二十八鲍照《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论》）
诏书：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辅剧县令。（文选卷三十六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崔寔《政论》）
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属则三公之喉舌。天子当恭己南面于三公，三公亦委策掾属，以荅天子。（《北堂书钞》卷六十八掾部，《御览》卷二百九）
三府掾属，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长公卿。（《北堂书钞》卷六十八掾部）
旧制：万户以上置大县令。以表其能。（《北堂书钞》卷六十八县令部）
孝宣帝方外安静，单于稽颡来朝，百世不羁之虏也。（《文选》卷四十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注引崔寔《本论》）
秦割六国之君，劓杀其民。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丑。故百姓鸟惊兽骇，不知所归命。（《文选》卷五十五刘孝标《广绝交论》注引崔寔《正论》、《御览》卷三百六十七）
且观世人之相论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文选》卷四十七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注引崔寔《本论》）
及其出也，足以济世宁民也。（《文选》卷五十八王俭《褚渊碑文》、卷六十陆士衡《吊魏武帝文》注）
秋风厉而赏武臣。（《御览》卷二十五）
太昊之世，设九庖之官。（《御览》卷七十八）
搔癣之为悦，先笑而后愁。（《御览》卷三百九十一）
君以审令为明，臣以奉令为忠。故背制而行赏，谓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谓之作威。作威则人畏之，作福则人归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耶矣，执其柄，则人莫敢抗；失其柄，则还见害也。（《御览》卷六百三十八）
髙祖非九章之律，髙后深三族之罪，文帝去肉刑，景帝减加笞，由此言之，世有所更，何独拘前。（《御览》卷六百四十八）
珠玑玩饰匿若懐袖，丈绣蔽于帷帘。（《御览》卷七百）
师旷曰：人骨法犹木有曲直。曲者为轮，直者为舆。檀宜作辐，榆宜作毂。（《御览》卷九百五十二）
译我先前担任五原太守时，当地百姓不知纺织，冬天堆积草料，卧在其中。如果见到官吏，就用草缠绕身体，让人闻了心酸。我便卖出储备的物资，获得二十多万钱，前往雁门、广武迎接织工，让巧匠制作织机，并纺纱以教百姓纺织。
从前有人仰慕推让财产的声名，把田产让给弟弟。不久自己贫困匮乏，反而凭借威势向弟弟强行借贷。这是不恰当的。
张开弥天的罗网，来网罗海内的贤士，同类之人迅速聚集而像蚂蚁一样依附，算计士人皱缩眉头而被迫顺从，党羽在下形成，君主在上孤立。
马匹如果不平时饲养，就难以追赶远方；士人如果不平时选拔，就难以应对急务。
叶公喜好揭发偷羊之事，虽然可以揭发奸邪，但君子并不看重。
国家不信任道义，工匠不信任法度，灭亡是可以等待的。
没有赏罚的君主，却想要天下大治，就像不储备梳子却想要头发整齐，是做不到的。
术数家说：冬天开花的，春天必定枯死。
现在掌管州郡的人，自己违背诏书，放纵心意出入。每次诏书想要禁止断绝的，虽然恳切悲痛，骂得极其严厉，仍然废弃搁置，最终没有悔改之意。所以乡间谚语说：州郡的文书，像霹雳一样；得到诏书，只是挂在墙上。永平年间，诏令禁止吏卒把马拴在宫外的树上，因为会伤害枝叶。又下诏令：洛阳做头巾的工匠做的头巾，周长都是二尺五寸。人的头各有大小，不可能用同一尺寸。这个诏令是不可遵从的。
洗涤民心，洗刷浮华的风俗。
永宁诏书说：钟声响尽，洛阳城中不允许有行走的人。
诏书说：旧例三公征召以四科取士：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学识通达修养良好，经学达到博士水平；三是明晓法令，足以决断疑难，能够依据章句审问；四是刚毅多谋略，遇事不迷惑，才能胜任三辅地区事务繁重的县令。
况且三公是天子的股肱，掾属则是三公的喉舌。天子应当恭敬地居于南面依靠三公，三公也应当委任策略给掾属，来报答天子。
三府的掾属，有的任职几个月就担任州郡长官，有的任职几年就担任公卿。
旧制：万户以上设置大县令。用来表彰他们的才能。
汉宣帝时对外安定，匈奴单于叩头来朝，这是百年来不受约束的虏寇。
秦国割据六国的君主，割鼻杀害他们的百姓。于是穿赭色囚衣的人塞满道路，有鼻子的人显得丑陋。所以百姓像鸟惊兽骇，不知道向谁归命。
况且看世人互相议论，只是凭一面之交，就决定好坏的结论。
等到他们出仕，足以救济世道安定百姓。
秋风猛烈时奖赏武臣。
太昊的时代，设置了九庖的官职。
抓痒虽然带来愉悦，但先是笑而后是愁。
君主以审慎发布命令为明察，臣子以奉行命令为忠诚。所以违背制度而行赏，叫做作福；违背命令而行罪，叫做作威。作威则人们畏惧他，作福则人们归向他。那威福，是君主的神器！好比拿着莫耶剑，握着剑柄，则没有人敢抗拒；失去剑柄，就会反过来受害。
汉高祖不采用九章律，吕后深究三族之罪，文帝废除肉刑，景帝减少加笞的刑罚，由此说来，世事有所变更，为何唯独拘泥于前代。
珠玉玩物藏在怀中袖里，丈幅的刺绣遮蔽在帷帘之中。
师旷说：人的骨法就像木头的曲直。弯曲的做车轮，笔直的做车厢。檀木适合做辐条，榆木适合做车毂。
小民髪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严可均曰：「疑当作民不。」必可轻。奈何欲望致州厝乎！（《御览》卷九百七十六）
理世不真贤，犹治病无眞药，当用人参，反得萝菔根。（《御览》卷九百八十）按此条又见《潜夫论思贤》。
译百姓的头发像韭菜，剪了又长；头像鸡头，割了又鸣。官吏不一定值得畏惧，向来（严可均说：“怀疑应当作‘民不’”）是可以轻视的。怎么能希望达到安定州郡呢！（《御览》卷九百七十六）
治理太平盛世却没有真正的贤才，就像治病没有真正的良药，应当用人参，反而得到了萝卜根。（《御览》卷九百八十）按此条又见于《潜夫论·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