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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光绪十四年十月

奏为当前国势危急紧迫，祖宗陵寝发生奇异变故，恳请皇帝下诏罪己，及时谋划治理国家，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鉴察。

臣听说进言有超越职权之禁令，这是为了确定名分等级；宫门有传达言论的典章，这是为了采纳民间意见。确定名分以安定臣下的心，采纳言论以通达天下的气息。臣侥幸承受天恩，蒙受荫庇之典，进入国子监读书，虽然身份疏远卑贱，但自祖父以来世代蒙受国家恩惠，内心私情，常怀报答之心。私下看见当今外国交相逼迫，自从琉球灭亡、安南丧失、缅甸覆灭，羽翼被全部剪除，祸患将波及腹心之地。近来日本图谋高丽，在东面窥伺吉林；英国开启藏卫通道，在西面窥伺四川、云南；俄国在北面修筑铁路，逼近盛京；法国在南面煽动乱民，以夺取云南、广东；教民、会党遍布江楚河陇之间，将在内部作乱。臣来到京师，看见军队软弱、财政穷困，节操颓废、风俗败坏，纲纪散乱，人心苟且懒惰，上面大兴土木，下面习于宴饮游乐，安逸欢乐，好像庆祝太平盛世。近来黄河决口久久不堵塞，兖州、豫州百姓流离失所、愁苦不堪，沿江淮一带，多地遭受旱灾，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起树木百余棵，甚至地震山崩，都是前所未有的大灾。

而尤其令人惊骇痛心的，是奉天大水，山洪涌出、河流泛滥，淹没州县十余处；甚至冲及永陵山谷，山崖崩塌、地面裂开，十八座山形势完全改变，如今上海新报馆绘图募捐赈灾，传遍各省。臣伏想永陵是我朝发祥之地，山岸河谷发生变故，震动非常，以为皇太后、皇上听到这奇异变故，必定惊恐震悼，告诫勉励群臣，痛哭立誓，却伏处下位，没听说有恐惧自责、求言恤民的特别诏书；亲近重臣，卿贰台谏，蒙受国家厚恩，也没听说有直言极谏、痛哭进告的奏章。内而侍臣，外而藩僚，没听说一句话，下而部寺司员，也没听说一句话。上下内外，都知道天时人事，危乱将至，却畏惧忌讳，闭口结舌，坐视不敢发声，这就是臣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恳切痛哭的原因。

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说：“近来条奏，多属细务，没见到规劝切中朕身的；朕日理万机，难道没有不合天意、不顺人心的事吗？实在是因为众臣畏惧忌讳，不敢进谏罢了。朕虽然不德，对于古代帝王纳言容直，常怀欣慕，朕身如果有过失，众臣必须直谏无隐，言语过于愚直，也不谴责，钦此。”这真是开国圣人省身求言的最高准则。

伏惟皇太后、皇上聪听常训，乐闻正直之言，臣私下仰慕汉、宋时大学生刘陶、陈亮有上书之义；近代咸丰、同治年间，监生周同毂、贡生黎庶昌递折言事，蒙受列圣嘉纳，所以敢不避斧钺之诛，披沥血诚，忘却僭越，为我皇太后、皇上陈述。

私下认为国事紧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没有像今天这样可忧的。方今天下内外安然，上下和乐，臣独自以为忧危，必定被认为不是狂就是愚。人有大疠恶疾不足为患，只怕视若无病，而百脉俱败，病中骨髓，这是扁鹊、秦缓望而大惧的。自古为国患的，内则权臣女谒，外则强藩大盗而已。如今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阉寺之弄柄，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这是宋、明承平时所没有的。臣独自汲汲私忧什么呢？实在是因为自古立国，没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安然保全的。

近来洋人智学兴起，器艺奇特，地利开辟，日新月异。如今海外略地已尽，合而伺我，真是非常之变局。日本虽小，但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俄国修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国得到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了，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焉。

法国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万象诸小国，及猓苗诸种，法人日煽之，比闻诸夷合尊法神父为总统焉。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亦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万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之？

译敌对国家并立，没有哪一天不训练军队、充实军备，以防备敌人到来。近来德法之间的争端，十三日关系破裂，十七日德国便率领二十四万大军渡过礼吴河，逼近法国边境了。军事行动迅速到了这种地步，而我们的军队平时不训练，武器平时不准备，等到紧急时才慢慢购买招募来应对，即使让廉颇、韩信担任将领，难道会有侥幸获胜的可能吗？又因为美国人驱逐我们的华工，英国所属的澳大利亚随之效仿，将来南洋各岛纷纷仿效，我国出洋谋生的民众有千百万之众，中国长期因洋货输入而财富外流，稍微借此机会弥补这一漏洞，如果不加以保护，他们回国后将无业可就，必定沦为盗贼，金田起义那样的事变，将会再次发生了。

译从前甲申年间的事，法国仅凭一两只船队惊扰我国海疆，我国沿海设防，内外震动，皇太后、皇上日夜忧虑操劳，召问各位大臣，却毫无对策，于是彷徨无措地招募士兵、购买火炮，耗费数以千万计，而安南却坐视失守了。况且那时还有左宗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冯子材、曾国荃、岑毓英、刘锦棠、王德榜等人，都是熟知军事的宿将，部署在边疆之外，其余偏将副将也多是有百战经验的，然而军威不振，人心畏怯竟到了如此地步。如今那些两三位宿将重臣渐渐都凋零去世，其余旧将都已年老，几年后大概都会死尽，即使是曾经带兵打仗的偏将副将也很少了，而强邻在外部四面逼近，教民在内部蓄谋作乱，一旦有变故，靠什么来支撑？我们既然极度衰弱，那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日本等国也狡猾地想要趁机起事，累卵之危，难道还有超过这个的吗？这就是臣日夜担忧恐惧的原因。

私下观察内外的人心，都沉溺于嬉戏偷懒，苟且安于旦夕，上下拱手旁观，游宴从容，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一件能办成的。有心的人叹息却无计可施，无耻的人贪图利益借此营私，大厦将倾却处在堂上以为安全，积火将燃却卧在柴薪上以为快乐，这就是所谓安于危险而利于灾难的人。好比那患痿病的人，躺着不能起来，身手麻木，举动不协调。不只是痿病，又感染了风痰；百窍迷塞，内部溃败外部侵入，朝不保夕，这就是臣所说的百脉败溃，病入骨髓，远远望见就大为忧虑的原因。如今军队水陆都不训练，财政公私都枯竭，官员不选拔人才而上层甚至卖官，学校不教育士人而下层担忧没有学问，这几件事，人们都为此担忧痛恨，却没有把它当作最大的忧患。

古代圣王的治理，在理财方面极其精妙。《周礼》说：“三种农业产生九种谷物，园圃培育草木，虞衡制作山泽的材料，薮牧养育繁殖鸟兽，又有草人、稻人改良土壤适宜种植。”《礼记》说得好：“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饮食有节制，做事合时宜，乐于做事鼓励功效，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管子说：“慎重对待百姓在于举荐贤才，慎重对待财富在于致力于土地。”有了土地就有财富，而用政事来经纬它。地利既然开辟，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予才能任用贤能，难道有因为中国地方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多，而担忧贫困衰弱的吗？所以臣都不把这些当作最大的忧患。臣所最担忧的，是担心皇太后、皇上没有想要治理国家的心罢了。

恳请皇太后、皇上敬天勤民，效法祖宗，任用老臣，圣德之美超越古今，臣怎敢认为没有想要治理国家的心呢？私下看见与强敌议和之后，侥幸无事，朝廷安逸，言路闭塞，纲纪日益败坏。近来奇灾异变，大示警厉，天心之爱极深了，没听说有休惕修省之事，向上报答天心。又古代灾异时策免三公，枢臣实际掌握国家大权，也没有战兢之意，没听说上疏引罪，请求自免谢罪，如此懈怠。而只看见万寿山、昆明湖土木工程不停，冒着严寒清晨出发，驰驱游乐，电灯、火车奇技淫巧，输入大内罢了。天下将认为皇太后、皇上违背天变而不畏惧，积蓄大乱而不知道，忘记祖宗艰难重大的托付，国家神器之重了。天命无常，而百姓穷困难以保全，栋梁折断屋椽损坏，谁能幸免，这就是臣早晚担忧恐惧，不敢畏惧而自我隐藏的原因。

恳请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的日子，不算短了，所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洗雪历代圣君的仇耻，巩固万年的基业，应当有所作为。然而事情没有寸效，而且疆土日蹙，危乱将至为什么呢？认为所任用的人不对吗？以皇太后、皇上的英明，怎敢认为全是不对的人；认为所走的道路不对吗？以皇太后、皇上的圣明，怎敢认为全是不对的道路；而竟然导致这样，莫非皇太后、皇上志向不坚定，没有想要治理国家的心所以吗？如今天下所担忧的，说军队水陆不训练，财政公私枯竭，官员不选拔人才而上层甚至卖官，学校不教育士人而下层都没有学问。臣虽然痛恨这些，都不认为是大患，唯独担心皇太后、皇上没有想要治理国家的心罢了。那些诸苑及三山，以及圆明园行宫，都是历代圣君经营的，自从被英夷烧毁，础折瓦飞，化为砾石，不知皇帝亲临，目睹残破，圣心感动，有勃然奋怒，思报大仇的吗？如果有这样，臣希望皇帝每天亲临。然而也没听说有兴发耸动的政事。天下就认为皇太后、皇上没有想要治理国家的心。以皇太后聪明神武，临政二十年，用人如不及，从善如流水，当同治初年，励精图治，起用翁心存、李棠阶处理内务，用曾国藩、左宗棠治理军事，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韩超都由道员提拔为巡抚，刘蓉甚至以诸生超授抚藩，开诚心，布大度，孜孜求治，用能芟夷大盗而至中兴。臣每次伏读穆宗毅皇帝圣训，未尝不感极起舞而至于流涕。

又光绪八九年，用人行政，赫然有兴作之意，臣私下认为皇太后、皇上有光明圣德，可以与尧、舜相比

译治理国家；之所以感到倦怠而想休息，难道不是因为励精图治的时间已经很久，而达到大治却看不到期限吗？臣认为，同治初年，大乱刚刚平定，上下恭敬和睦，朝廷内外都期望得到治理，这好比大病初愈，通过进补来恢复强健，这是中国谋求治理的第一个机会。然而圣意虽然勤勉，却不足以振奋衰弱之国势，这是因为没有变法的原因。

译光绪八、九年，朝廷赫然谋求治理，士大夫风气大为改变，好比久病之人稍有好转，若不更加医药调理，不能立刻痊愈，这是中兴的第二个机会。不幸法军入侵，于是再次受挫。难道没有进谗言、隐藏真相的人在左右之间挑拨，认为臣下能言善辩的人不切合实用吗？人各有能有所不能，通晓治理的人未必懂得军事。天下人才众多，不能因一人败事而怀疑天下所有人才。难道圣意认为曾经谋求治理，但辅佐的大臣无人，因而逐渐懈怠吗？我认为中间遭遇事变，所以不能施展抱负，是因为不慎重选择左右近臣的缘故。假如皇太后、皇上居安思危、警惕戒惧，震动人心，赫然愿意治理，只要像同治、光绪初年那样，根本确立了末节自然理顺，纲纪举起了目次自然张开，风一吹草就倒下，臣下动容，治理的效果，必定随着圣心的深厚浅薄、长久短暂而相应。臣想说的有三点，即改变旧法、通达下情、慎重选择左右近臣而已。

法律都是祖宗的旧制，敢轻易说改变的人，不是愚昧就是狂妄。然而今天下法律弊端极深了。六部是万务汇集的地方，尚书侍郎众多却没有明确的责任归属，司员繁杂却不分派委任，每天到堂，拱手站立画押同意，文书堆积数尺高，足以隐藏身体，有薪炭几斤的微小事务，银钱分厘的琐碎事情，需要遍行各部，尚书侍郎既不是专官，又多兼任差事，未能查看事务缘由，劳苦已经非常严重，何况想要整顿呢？所以即使贤能智慧的人，也都束手无策，认为周公做今天的冢宰，孔子做今天的司寇，也无可奈何，法律弊端到了这种地步，谋求治理能成功吗？

州县是百姓依赖治理的地方，军事、刑罚、赋税、教化、养育合责于一人，一个盗贼逃脱、一个案件误判、一笔钱款使用不当就被议论了，责任如此沉重，而又选拔极其轻率，用万余两银子来买卖实缺官职。俸禄极其微薄，用数百两银子来要求廉洁自养。下面既没有周代虞、衡、牧、稻那样的官员，又没有汉代三老、啬夫那样的教化，却要求他们教养我们的百姓，怎么可能做到呢？因此外省奉行文书，都欺骗掩饰以免罪；京城朝廷委任胥吏，往往借例行事作奸犯科。其他如吏部选拔贤才，仍用抽签除授；武举选拔将帅，却测试弓石；翰林储备公卿，还讲究诗字；其他违背法律本意，而迂腐于治理之道，错乱混杂，难以一一列举。所以皇太后、皇上虽然有求治之心，却没有致治的效果。

现在谈论治理的人，都知道其弊端，但认为祖宗的法律，没有人敢说要改变，难道不是真诚恭顺吗？然而没有深思国家治败的原因。现在的法律条例，虽然说是继承历代圣主的旧制，实际上都是六朝、唐、宋、元、明的弊政。我先帝拥有天下，不使用满洲的法律典章，而采纳前明的遗留制度，不过是顺应习俗而已，那么世祖章皇帝已经改变了太祖、太宗的法律了。治理国家有法律，就像治病有药方一样，病情变化药方也变化。如果病情已经变化却仍用旧方，可以加重疾病。时局已经变化却仍用旧法，可以危害国家。董仲舒说：“为政不和，解开重新张挂，才可以治理。”《吕览》说：“治国没有法律就混乱，守着不变就悖乱。”《易经》说：“穷尽就变化，变化就通达。”假如现在世祖章皇帝平定燕京后，仍用八贝勒的旧法，分领天下，那么我们清朝怎么能统一安定至今日呢？所以当今世主张守旧法的人，不仅不通晓古今的治理方法，也失去了历代圣主治世的本意。

现在的时局，前朝所有的，就应当保留；如果知道是前朝所没有的，就应当用新法来治理。治理太平盛世，与治理敌国并立的世道本来不同。从前汉臣魏相专主张奉行旧例，宋臣李沆说凡是人士上奏利害，一概不行，这适宜于太平盛世。如果孙叔敖改革纲纪，管仲制定国法，苏绰建立法律，这适宜于敌国并立的世道。现在只要改变六朝、唐、宋、元、明的弊政，而采纳周、汉的法律本意，就深得历代圣主的治理之术了。皇太后、皇上知道旧法的危害，就知道变法的好处，于是斟酌古今的适宜，探求事理的真实，变通尽利，裁制适中，如果愿意采纳听闻，那么农夫耕种而君子吃饭，臣愚愿意在后面尽言。尤其希望妙选仁贤，以及深通治理之术的人，与他们讨论治理之道，讲求变法的适宜而依次施行，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纲纪已经振作，十年之内，富强可以达到，到二十年，长久施行教化成功，以恢复属地而雪洗仇耻就不难了。

日本崎岖小岛，近来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兴，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侧目而不敢窥伺，何况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历代圣主所缔造，人心之固，加上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怎么会衰弱不振呢？臣认为变法则治理可以立刻期待。今天下不是不稍变旧法，洋差、商局、学堂的设置，开矿公司的事务，电线、机器、轮船、铁舰的使用，不见其利，反而用来掩盖奸邪。西方实行而富强，中国实行而奸蠹，为什么呢？上面体统太尊而下面情况不达的缘故。君主尊贵是适宜的，然而自

译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员、知府、知县，乃至下至百姓，如同门堂有十重，层层隔绝；又像佛塔有百级，级级难通。地位尊贵的长官容易被蒙蔽，容易被蒙蔽就会滋生奸邪，所以办理政务不核实真相，反而以粉饰太平为能事；百姓的疾苦不能上达天听，反而以压制百姓为治理之道。以至于奸邪之徒像蛀虫一样丛生，那么即使是好的法令和美好的意图，反而会造成巨大的祸害，还不如不改变为好。

译如今上下阻隔闭塞到了极点。好比患了咽喉病，饮食无法下咽疏导，气血不能向上通达，那么身体性命就危险了，知道它的危害而反过来应对，在于疏通罢了。古代君臣有坐着讨论政事的礼仪，《大学》赞美周文王说“与国人交往”，《诗经》说：“呦呦鹿鸣，吃着野外的艾蒿，我有尊贵的宾客，击鼓弹瑟吹笙。”说的是恳切真诚发自内心并合乎礼仪，群臣就像尊贵的宾客，所以群臣竭尽忠心，下情既然亲近，没有不能上达的，那么奸邪消减弊端收敛，即使想不治理好国家，怎么可能做到呢？疏通的方法，在于收敛威严尊贵的态度，去除殿堂台阶造成的隔阂，让臣下每个人都能当面尽言，天下每个人都能向皇上贡献才能。周朝有土训、诵训的官职，掌管讲述地图、地下的灾害、地方志、地方的灾害，汉朝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专门主管言论议论：现在如果增设训议的官职，征召安置天下的老成贤达，来抒发下情，那么皇太后、皇上高坐在法宫之中，却能洞察万里之外的情况，什么奸邪不被照见，什么法令不能建立呢？凭借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应当疏通下情已经很久了。然而现在仍然壅塞滞碍的原因，莫非左右都是宦官宫妾，堵塞了聪明，而没有学士大夫参与讨论治国吗？即使有这样的人，也都是谄媚阿谀之人，而不是刚直亮节之士吗？如果不是这样，凭借圣德如此茂盛，为什么没能日益光明呢？

古代师傅用来传授德义，史官用来记录言行，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纠正过失谬误，匡正其非分之想，所以培养深厚而根基严密就像这样。因此君主的德行容易成就。到了汉朝制度，君臣仍然亲近，袁盎、汲黯入内宫私下进见，而唾壶、虎子、执戟都由妙选的良士担任，如东方朔、孔光、扬雄担任这些职务，还保留着古义。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自裁决政务，正值青春鼎盛，应当谨慎防范声色之欲；圣德日益更新，应当谨慎选择亲近习近之人。所谓谨慎，就是辨别忠奸罢了。伊尹说：“有言论违背心意，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道理；有言论顺从意志，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非道。”所以迎合脸色顺从心意的是佞臣，纠正过失责备困难的是忠臣；迎合皇上大兴土木声色的是佞臣，匡正君主以端正自身修行的是忠臣；欺骗皇上说太平无事的是佞臣，告知皇上灾祸危险令人担忧的是忠臣。《尚书》称“不要任用侧媚之人，只有吉士才行”。孔子称去除谗言轻视货利，用来修身。恳请皇太后、皇上仔细辨别，去除谗邪亲近忠良，妙选魁梧端方通晓古今的人士，每天侍奉左右，同时参与内廷宴饮以资助启发开导，那么德行不期望修养而自然修养了。皇上端正自身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士人的节操自然振奋，风俗自然美好，其余的事还值得做什么呢！

臣私下思考祖宗辛苦经营，休养生息，拥有这天下，置于安危之际，就在今天了。现在不修筑金城汤池般的防御，却修筑丹雘装饰的宫殿，不游历勋华那样的盛世，却游荡在园林池沼之内，臣私下为皇太后、皇上惋惜。所以听从臣的话，趁现在紧急谋划，还来得及治理，使朝廷更加尊贵，宗社更加稳固，美好的德行神妙的功业，传扬给后代。否则恐怕几年后，四夷逼迫于外，乱民作乱于内，那时才想要治理，难道能等待我十年教训吗？恐怕来不及了。现在皇太后、皇上如果不为自己打算，难道不为天下打算吗？如果不为天下打算，难道不为列祖、列宗打算吗？即使侥幸天命眷顾，仅仅能够图存，假使敌人割占我尺土寸地，皇太后、皇上怎么面对列祖、列宗呢？《易经》说：“亡啊亡啊，系于苞桑。”《孟子》说：“盘乐怠敖，是自求祸。”恳请皇太后、皇上念及列圣托付之重，报答天心警示之勤，不忘庚子之变，震惊哀悼祖陵之灾，特别下达明诏，引咎罪己，誓戒群下，恐惧修省，求言图治，那么宗庙幸运，天下幸运。臣草野愚贱，不识忌讳，竭尽愚诚，冒犯宸严，不胜战栗惶悚之至。恳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谨慎考察。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上清帝第二书（上今上皇帝书） 清 康有为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

私下听说与日本议和，有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偿兵饷二万万两，以及通商苏杭，听任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除厘税等条款，此外还有缴械、献俘、迁民的说法。阅读《上海新报》，天下震动。听说举国廷争，都人惶骇。又听说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这确实是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得到这样。然而伏在下风数日，换约期迫近了，还没有听说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

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而推究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为京

译军队是重要的，边疆省份是次要的；割让土地，则京城能够保全，不割让，则京城会震动，所以如果从权宜之计出发，就忍心割弃土地。又因为各方意见纷杂，虽然极力排斥和谈，但保全大局终究没有把握，不如隐忍求和，还能苟延旦夕。又认为和谈成功后，可以十几年没有战事，就像庚申年（1860年）以后那样。左右亲近的权贵，议论大抵如此。所以满朝大臣的言论，虽然恳切却不被采纳；议和官员的主张，虽然屈辱却容易推行，这就是甘愿割地、弃民而不顾的原因。

译我私下认为，抛弃台湾百姓的事虽小，但导致天下民心离散的事却很大；割让土地的事虽小，但导致国家灭亡的事却很大；国家社稷的安危，就取决于这一举动。我们举人如同栋梁折断、屋瓦毁坏，共同承受倾覆压迫，因此不敢回避斧钺诛杀之刑，冒着僭越冒犯之罪，统筹全局，向皇上陈述。

为什么说抛弃台湾百姓就是离散天下民心呢？天下百姓认为我们尊奉朝廷，而朝廷既然可以抛弃台湾百姓，也就可能抛弃我们。一旦有事，就会依次割让抛弃，最终难以保证还能做大清的子民。民心首先背离，将会出现土崩瓦解的祸患。《春秋》记载“梁亡”，梁国其实并未灭亡，是说它自弃其民，等同于灭亡。所以说抛弃台湾百姓的事虽小，离散天下民心的事却很大。日本对于台湾，未发一箭，只是大声恫吓，全岛就已经割让。各国因为中国容易欺骗，法国将觊觎云南、广西，英国将觊觎西藏、广东，俄国将觊觎新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葡萄牙、荷兰都狡猾地企图开启祸端。有一个不答应，都像日本那样，京城必定震惊；如果都答应他们的要求，那就是自食其肉，手足腹心，顷刻间就会耗尽，仅存元首，怎能生存？况且行省都已耗尽，还拿什么作为京城呢？所以说割让土地的事虽小，亡国的事却很大。这个道理极浅显，孩童愚人都能知道，而那些老成的议和臣子，却说割地可以保全京城，这是敢于欺骗皇上、愚弄天下的人，这是中国痛哭流涕、日本暗中高兴、各国窃笑的事情。

各国知道我们专门以保全京城为事，都将表面上恐吓京城，而暗中窥视边疆省份，他们来的速度一定很快。日本所为，天天扬言攻打都城，而最终没有一炮震动大沽，是因为深得我国实情。恐怕各国迅速以日本为榜样，是我们用割地来鼓舞他们前来。皇上试着召见主张割地议和的大臣，用这个质问他们，估计各位大臣一定不敢保证其他夷人不会来，京城不会震动，那么现在议和割地、抛弃百姓是为了什么呢？皇上也可以幡然醒悟，独自决断了。有人以为庚申年和议之后，才有甲申年的战事，二十年间可以谋求自强，现在虽然割弃，慢慢图谋补救。这又是敢于用美好的言辞欺骗皇上、出卖天下的人。

治理天下靠的是形势，可以静守而不可以轻动，就像箭在弦上，马在围栏里，决堤之水，高山之石，稍有发动，就无法禁止压制。当它无事时，互相注视不敢发难；当它更变时，腐朽的树桩都能成为祸患。从前辛巳年以前，我们的属国安然无恙，自从日本灭掉琉球，我们不敢过问，于是法国夺取越南，英国灭掉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被半吞并，不过三四年间，我们的属国就全没了。甲午年以前，我们内地安然无恙，现在东边及台湾一割，法国觊觎云南、广西，英国觊觎云南、广东及西藏，俄国觊觎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定接踵而来，难道肯慢慢以礼让治国吗？况且数十个国家在后面追逐呢？譬如大病之后，元气已经虚弱，外邪容易侵入，变症百出，怎能与同治年间，我国国势尚盛，外夷窥伺情形未定的情况相比呢？况且民心已经涣散，溃散的勇丁无处归附，外患内乱，祸患就在旦夕之间。而想要苟且借和约，求得眼前安宁，灭亡的日子不远了，现在才刚刚开始。病症脉象都已显现，不需要卢医扁鹊，这就是我们举人日夜忧惧，不怕僭越，而谋划大计的原因。

主张战争的人，固然能团结民心，全力筹划大局，可以谋求生存；主张议和的人，解散民心，鼓舞夷人之心，更加速灭亡。以皇上的圣明，反复讲辩，谁利谁害，谁得谁失，必定应当独自决断，幡然改变计策。我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处制定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的策略；远处制定可富可强，而断绝敌国外患到来的策略。恳请皇上下诏鼓舞天下的士气，迁都安定天下的根本，练兵增强天下的势力，变法成就天下的治理罢了。

什么叫鼓舞天下的士气呢？天下作为器物，比喻就像容器一样，使用新的而抛弃旧的，毛病才不存在。水积存就会淤塞，流动就不腐败；门关闭必定损坏，转动就不生虫；炮烧则晶莹，久置则生锈；身体运动则强健，久卧则委顿虚弱。况且天下这个大器物，每天磨砺洗刷，还怕尘垢；放置而不用，就会坏废放失；每天趋向弊端罢了。现在中国人民都怀有忠义之心，并非不可用。而将吏贪婪懦弱，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变溃逃，以至于辱国请和，难道不是皇上没有用来鼓舞他们的士气吗？是有四万万百姓，而不善于使用他们。

我私下想到世祖章皇帝亲手平定天下，是开创的圣人，而顺治十八年中，责备自己的诏书屡次下达。穆宗毅皇帝亲手平定艰难，是中兴的盛功，而同治元、二年，开罪己之诏极其深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奋发，然后知道列圣创定之功的来源。《传》说：“禹、汤责备自己，兴起就迅速。”唐臣陆贽说：“用言语感人，所感动的已经浅薄，言语尚且不好，人谁肯怀念？”现在日本内犯，震动我们的盛京，办事不力，丧师失地，几乎惊动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作为人的子孙，难道没有震动内心的人吗？然而到现在已经一年，没听说有罪己之诏，责备自己

译这是枢密大臣辅佐教导不力的罪过，因此天下人会对皇上抱有期望。

译恳请皇上近期效法历代圣君，远期效法大禹、商汤，适时颁布明诏，责备自身、归罪于己，痛切深切，激励天下，共同洗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后流泪愤发，骄横将领与懦弱士卒读后感到羞愧难安，士气振奋，慷慨赴死。人人怀着愤怒之心，如同报私仇一般。然后皇上利用这股刚兴起的气势，奔走驰驱，可使将士赴汤蹈火，哪里会有闻风溃散的人呢？这是历代圣君善于使用民众所取得的成效，所以责备自身的诏书应当颁布。

皇上既然赫然责备自身，那么凡是辅佐不力、酿成溃烂毒疮，蒙蔽迷惑圣上视听、主张议和而辱国的枢要大臣，作战不力、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失军队和土地的将帅，以及擅自许诺割地、辱国通敌的使臣，调度用人不当、守御没有准备的边疆官吏，有的公开执行刑法，以震慑他们的胆量，有的轻轻剥夺官职，以抵偿他们的罪过，向天下宣告，揭露他们的罪状。其余占据职位、对时局艰难毫无补益的高级官员，都让他们自行陈述，不要阻碍贤才的道路。这样朝廷才能肃然整饬，天下人才能出气，欢欣颂扬圣明的君主，愿意报效国耻，所以明确刑罚的诏书应当颁布。

大奸臣既被罢黜，典章刑罚既已公正，然后设立奖赏功劳的标准，进行破格提拔。

将帅如宋庆、依克唐阿，边疆官吏如张之洞、李秉衡，在谅山有旧功的冯子材，都有天下的声望，应当有所表彰。有的在内掌握枢机大权，有的在外镇守重要疆域，以此来鼓舞天下。遵循资历等级，可以得到平庸谨慎的人，不能得到杰出的人才；任用年老的人，可以维持常规，不能用来挽救变局。不敢说远的事，请拿近事来说。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韩超都以道员提拔为巡抚，阎敬铭则由按察使提拔为山东巡抚，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身份赏赐三品卿衔，督办军务，刘蓉甚至以秀才身份提拔为四川布政使，过了一个月就授任陕西巡抚，因此能够各自施展才能，成功辅佐中兴。像汉武帝任用人才，明太祖任用官吏，都采用破格提拔，不可预测的刑罚威严，因此能够驱使人才，成功建立功业。恭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多次诏令举荐天下的人才，下至山林隐士，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佐贰杂职，都引见提拔任用，这确实是圣主鼓舞天下的盛大心意。如今变局非常紧急，天下并非缺乏人才，却没有听说明诏有求才的举措，似乎不是应对非常变局的方法。有非常的事件变局，就有非常的人才来应对，同治中兴的大臣，大多出身草野。宋代臣子苏轼说：“有智谋名声和勇武功劳的人，必须有方法养育他们。”恳请诏令九卿、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员、督抚、两司，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不论是否已经做官，引见提拔任用，根据才能器量使用。过去汉高祖对待樊哙，每次获胜就增加他的爵位；对待韩信，一见就拜为大将。凡是有高才的人，破格提拔。天下的士人，既怀着国耻，又感激知遇之恩，必定都竭尽死力，来报答皇上，所以求才的诏书应当颁布。

君主驾驭天下的手段，是爵位赏赐和刑罚。赏罚不实行，就无法振作士气；赏罚颠倒，就必然导致民心离散。现在听说日本要求我们释放丧师的将领，这是想要分散众志而激起民变。如果三道诏书既已颁布，赏罚得当，士气都能伸张，天下人必定跳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的急难，这就是所谓下诏鼓舞天下士气的意思。

什么叫确定天下的根本呢？自古都城都凭借险阻。如果不是周公那样的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城，所以娄敬拉车，汉高祖迁移车驾，宋代汴梁没有险阻，导致敌人长驱直入，徽宗、钦宗的耻辱，不仅仅是失德造成的。如今旅顺已经失守，威海已经毁坏，险阻没有了，京师孤立。近从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从山海关、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以进入，没有防守的计策。这次议和即使成功，而各夷人窥伺，都可以扬帆到达天津、大沽。《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护国家。”险阻既然失去了，国家怎么可以守护呢？所以今天的大计，一定在于迁都。

请以前事来说。我朝在道光年间，天下全盛，林则徐督广东，邓廷桢督福建，接连击败英国首领朴鼎查、额尔金的军队。而移师天津，就开放五口，并且赔偿两千万了。后来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都是开始作战最终议和，借京师作为要挟，各口更加开放，巨额款项屡次赔偿。等到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甚至去热河巡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至今万寿山营建虽然崭新，余烬还在。因此洋人掉臂进入都城，知道我们的虚实。这件事不远，都是各位大臣亲眼所见，前车之鉴容易借鉴。寻找五十年来，我们大臣掌权以及清流进言的人，不深思始终，高谈战事。等到震动天津、大沽，宫廷惊惶害怕，就必定说作战没有把握，输款求和。于是占据职位无耻之流屡次借议和来容身。朝廷虽然深知主战的正义，一定不听从；也明知议和的错误，俯顺他们的请求。因为实际祸患已经到来，不再是空话所能抵挡的。所以外夷屡次借以胁迫控制的，都是因为我们的京师靠近海的原因。他们虽然是小小的丑类，无所不求；我们虽然大胜，最终

译必定请求议和，也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了。当权者既不早点谋划自强，又不预先制定迁都的计划，外敌的祸端已经开启，却空谈虚论，互相鼓吹开战，等到稍微遭受挫败，便惊慌失措、畏缩不前，只要侥幸求得和平，甚至割让根本之地、抛弃千万百姓也愿意去做，他们的愚蠢和失策也太严重了。

译拿当今的事例来说，我之所以忍痛割让土地、抛弃百姓，是为了保卫京城，使皇帝安稳。暂且不论将来外敌接踵而至，京城终究无法保全，皇帝终究必然受惊，就是拿区区十里见方的城池，去交换千里疆土和十亿民众，也绝非上策。以未来的局势推测，各夷狄知道我们专门保卫京城，都会借端挑起事端，表面上攻打京城以索取边疆省份，我们必将割让沿边十余省，来保全京城，这是抛弃天下万里疆土、数万万百姓，去换取区区一座都城啊。

君王拥有京城是为了治理天下，哪有割让天下来保全京城，并把它当作最好的计策呢！考察近五十年来前后的事情，我们的求和割地，都是因为京城和沿海的缘故，事实容易查证，道理容易明白。过去如果能自强，即使不迁都，还可以立国；如今即使想自强，但外敌接连而来，时间不容等待。所以不迁都，智者无法施展谋略，勇者无法竭尽力量，必将坐困于胁迫割地，直到国家灭亡才停止。因为一座都城而亡国，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所以今天还说不要迁都的人，不是极度愚蠢疯癫，就是甘心出卖国家。大臣们既不能事先预见而导致辱国，又不能事后补救，必定导致丧邦。皇上圣明，试着诘问难倒这些大臣，他们应当无言以对，或者让群臣集议，也应当赞同，然后由皇上独自决断，定下迁都的计议，来安定宗庙、保全疆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有人说我能去，敌人也能去，我们迁都躲避，敌人深入争夺，自古以来迁都的谋划，都成了偏安一隅的计策，这就是明朝于谦极力争辩，以及庚申年停止迁都议论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古今形势不同，今昔局势各异，外夷政令由议院决定，爱惜民命，用兵非常谨慎，不敢深入内地，与古代不同，如今日本用兵的情况已可概见。我们即使迁都，也可以奋力作战，虽然沿边糜烂，但朝廷根基稳固，不被震慑，就没有被胁迫控制的可能，主张求和的人无处容身，主张作战的人得以激发士气。难道鉴于五十年的事情，还认为这是孤注一掷吗！难道不害怕徽宗、钦宗受辱的悲剧吗？

有人说国君有为社稷死节的道义，这尤其是不通晓经义的错误言论。所谓国君，是指诸侯，他们从天子那里接受社稷，应当死守，就像现在地方官员有保卫城池的责任一样。至于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都可以建都立社，何必拘泥于一座城池呢！明朝崇祯皇帝既被迂腐儒生所误，明朝社稷遂已倾覆，难道可以再次用这个错误误导我们的国家吗！况且一个朝代有多个都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商朝七次迁都，周朝营建三个城邑，汉朝有两个京城，唐朝有两都，等到明太祖定都金陵，永乐帝才迁都燕蓟，让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都沿袭旧制，挑选官员扈从行在，宗庙社稷官署，随时增修，永远分为两京，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至于建都的地方，向北到热河、辽沈，则更逼近强敌；向南到汴梁、金陵，则不能控制天险；入蜀则太深远；都晋则太近。土地肥沃，地势险固，没有比关中更好的了。近来虽然水利未开，漕运难以到达，但京城既已建立，百货自然汇聚，如果借助机器督促散兵，又何愁水利不开通呢？

京城从辽、金开始建立，在元、明时期扩大，到现在一千年，精华已经耗尽。近年西山崩塌，连年大水，城墙倒塌，民间房屋，倾坏无数。更严重的是太和正门、祈年殿无故发生火灾，怀疑那里的地气应当已经泄尽。君王顺应天命，革故鼎新，应当应合天命，认为应当舍弃燕蓟的旧京，以长安为行在。然而人们乐于守旧，难于变动，盘庚迁都到殷，确实论述烦琐，写了“三诰”，魏文帝迁都洛阳，世臣还有违抗的言论。

大概因为世臣大家，辎重繁多，迁徙不易，听任他们改变旧习，或许可以避免阻挠，如果不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不容易打破寻常的议论。魏文帝南征，永乐帝北伐，都借巡幸停留而建立都城。皇上既然讲明了利害，远可防备诸夷联合，近可抵御日本的胁迫，果断决定才能成功，赶紧效法汉高祖，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幸陕西，皇帝西行，万人欢庆。正值讲和之时，民心稍安，选择声望重的亲藩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行，挑选百官扈从，用重兵拥卫，必定不用担心小人起心。日本人虽然想用轻兵袭击，几天就能到达天津、塘沽，而我们大军云集京城，还可以一战，他们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的险阻呢？然后扼守函谷、潼关，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建，激励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用两亿的费用改充军饷，表示即使百战百败，沿海糜烂，也绝不求和。日本既然失去胁迫的手段，即使攻破旧京，也不足轻重，必定不会来攻，都城可以保全。或者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也能成功。即使不成功，也可以言战了。所以说迁都可以安定天下根本，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叫加强天下的势力呢？凡是两物相交，必有外患，野兽有爪牙自卫，人有甲胄遮蔽，列国并立，军队，就是国家的甲胄。过去战国时期，魏国有武卒，齐国有轻骑，秦国有武士。楚庄王投袂

译鞋子到了，剑也到了，当天就讨伐宋国。大概是因为各国都在竞相奔走，没有一天不训练军队、充实军备，国家才能得以立足。如今环绕地球有五十多个国家，而西方各国争强斗胜，都实行全民皆兵，大国练兵多达一百多万。选拔士兵时，先由医生检查他们的身体强弱，然后进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兵作战、测量、绘图。他们的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夜讲求研究，确实有明确的规范标准。操练如同真实作战，平时如同面对敌人，这就是他们能够傲视海内的原因。日本追随其后，于是前来欺侮我们。而我们仍然固守大一统的旧制度来应对，不训练军队、不备战备，以至于出现了割地求和的事情。如今战祸未息，来不及精细训练，但只要将领与士兵彼此了解，共同经历甘苦，器械精良锋利，能够壮大士兵的胆气，也足以自用；选拔将领、购买器械，仍然可以组成军队。

译用兵的关键，在于运用士气。老将富贵已足，无所企求，有的沉溺声色导致精气衰竭，暮气沉沉，万不能战。即使他们效忠，也不过是一死而已，只会导致军队覆没、国家蒙羞，无法挽救。近来杨芳在粤城军纪败坏，鲍超在西蜀骄横跋扈，如果让他们再像当年行军时那样跳身坐在炮眼上，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这正是赵惠王对廉颇产生疑虑、光武帝不使用马援的原因。拜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也认为老将气衰不可任用，这真是圣人的深远谋略。只有年轻力壮者，以及渴望奖赏的低级士卒，才敢冒万死以求一生。所以选将的原则，贵在新鲜而不贵在陈旧，任用低微者而不任用高贵者。况且外敌的战备日新月异，老将多倚仗过去的功劳，不懂得改变策略，因此导致无功。现在请求重新训练重兵，以应对敌人的变化。京城是国家的根本，至关重要，必须有忠诚勇敢、富有谋略、谦下爱民的地方大员，如李秉衡之类的人，专门督管京畿地区的军队，授予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力，让他们秘密选拔十位将才，不拘泥于资历，每人训练十营，日夜操练，用忠义激励他们，用国耻激发他们，挑选精锐强悍者，优厚他们的粮饷，作为先锋。这样就有了李克用的义儿、李成梁的家丁那样的可靠力量，无论缓急都可倚仗，得到这五万人，京城就可以守住。如果再发现有将才，可以继续训练。前线的宋庆、魏光焘、李光久，老将中的冯子材，都是一时的人望，可以咨询他们推荐将才，授予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力，全部使用先锋部队，用仇恨耻辱激励他们。沿边疆的臣子，也应该选拔振作有为的人，不应该使用衰老且只凭资历的旧人，各自选拔将才，各自训练精兵万人。并命令绅士各自组织团练，遇到警报紧迫时，实行坚壁清野，并请求皇帝命令群臣，外至地方守令，传谕绅士，凡是有忠义沉稳、慷慨激昂且懂军事的人，不拘泥于资历，全部让他们推荐，引见提拔任用，或者交由内外军队差遣。各县民间，都有魁梧任气、忠义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推荐一人，十人中能得一才，人才就不可胜用，必定有足以应对国家急难的千城之选。这就是选将。

《管子》说：“器械不精良，就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外敌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月异。枪方面，德国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国有沙士钵枪，英国有亨利马梯尼枪，美国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国有俾尔达奴枪，而近来英国的黎姆斯枪最为精良。炮方面，除了克虏伯炮、嘉立炮外，近来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敌戎衣、测量炮子表，精巧的制作日新月异。日本效仿西方，也能自制新武器，叫做苗也理枪。而我们中国未能创制，只购买旧式武器，经办委员不懂制造，对坚固、轻便、射程远、准确、快速一无所知，有的用旧枪改装成毛瑟枪，贪图其价格便宜，结果不可使用，其中虚报冒领的更不必说。听说近来所购买的，多是暹罗的废枪，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买。查同治十三年，德国攻打法国，每分钟枪响十余次。光绪三年，俄国攻打土耳其，枪响三十余次。到了日本侵犯我国，枪响六十余次。我军溃败，虽然将士不力，也是因为器械不精良，所以胆气不壮，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不悬挂重赏，以激励新式武器的制造，不足以取胜。现在来不及制造，应该选拔精通制造且操守廉洁的人，专门购买英国黎姆斯枪十数万支，以供给前线，并广泛购买毒烟空气炮、御敌戎衣，这样器械精良锋利，有恃无恐，这就是购械。

又我国南洋诸岛民众四百万，虽然长期经商异域，都尊奉本朝。因为丧师割地被外敌嘲笑，他们的愤怒超过内地民众，这些人富有，拥有巨额财富的数以千计，通晓外情，都想回归中国，团结成一军，以洗雪国耻。只是距离京城万里，没有道路自行沟通。如果派遣殷实商人，秘密命令他们办理，派遣公正忠诚、有智略且通晓商情的大臣统领他们，或者防守京城，或者攻击前线，并命令他们联络外国，协助攻打日本，或许有奇功。所谓练兵以强固天下根本的，就是这个。

然而以上所陈述的，都是权宜应敌的谋略，不是立国自强的策略。伏念本朝法度，沿袭明朝制度，已经几百年了。事物久了就会废弃，器物久了就会损坏，法令久了就会产生弊端。官制方面冗员散漫数以万计，甚至卖官鬻爵到监司级别，教育没有根本，选拔没有标准，所以营私舞弊、互相贿赂，欺瞒掩饰成为风气，而缺少忠信之吏。学校方面只教授词章诗赋，很少人能讲求圣人之道，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所以空疏愚陋，谬种流传，而缺少才智之人。军队方面绿营老弱，而招募的勇丁都是乌合之众。农业方面地利未开，而工商没有制造之业。其他各种积弊，难以一一列举。而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众日益穷困，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使没有外患，精华已经枯竭，将有其他变故。当今面对数十国的觊觎，正值四千年未有之变局，盛夏已至，却不脱去厚重的皮衣，病症已变，却还用旧方，没有不中暑而死而病情危重的。

我认为现在的治理，应当以开创的气势治理天下，不应当以守成的气势治理天下；应当以列国并立的

译用治理统一天下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是不恰当的。因为开创基业就要革新各项制度，守成时期则应遵循旧有的规章。各国并立时，就要争雄角智；天下统一、垂衣而治时，就可以拱手无为。如果只说遵循旧章，而外部形势逼迫，必然导致无法守成；如果只说无为而各国相互争斗，必然导致四分五裂。《易经》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董仲舒说：“施政如果不协调，严重时就要彻底改革，这才可以称为治理。”如果说祖宗的法度不可改变，那么我世祖章皇帝又何尝没有改变太宗文皇帝的法度呢？如果仍然沿用八贝勒的旧法来治理，那么我大清怎么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呢？不改变法度而割让祖宗的疆土，最终导致灭亡，与改变法度而光大宗庙的威灵，使国家大大强盛，哪样轻哪样重，哪样得哪样失，一定能够分辨清楚。

译我不揣狂愚，私下为皇上筹划自强的策略，谋求万世的安定，如果不改变旧有的法度，就无法治理好国家。变法的方法，以富国为首要。户部每年的收入有七千万两银子，平常年份也已经感到贫困，国家财政空虚，搜刮无方，甚至卖官鬻爵、征税赌博，也忍辱为之，然而所得却寥寥无几。况且遇到旱涝河灾，以及购置船炮的巨大开支，都无法承担。听说日本索要两亿两赔款，这相当于让我国臣民上下三年不吃不喝才能支付。如果借外债，加上利息和扣折，一百年也无法还清，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与其用两亿两赔偿日本，不如用两亿两对外加强战备，对内改革法度呢！

富国的方法有六种：一是钞票法，二是铁路，三是机器轮船，四是开矿，五是铸银，六是邮政。

现在国家极度贫困，急需筹集巨额款项，而能够聚集全国财力，收取全国利益的，没有比得上钞票法的。现在天下的银号申报资本，都将现银存放在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造钞票，从一两到一百两，根据数量多少，都给予现银的数额，并增加一半，允许用于缴纳赋税和发放俸禄军饷。对于大额钞票，户部都资助其资本；对于亏损的，户部都代为分摊赔偿，帮助其流通，彰显国家的信用。大商人乐于借助国家力量，富户不担心倒闭亏损。以十八行省计算，可以获得亿万资金。既然有了官办银行，上下通达，如果有铁路、船厂等大型工程，可以代为筹措；军务、赈灾等急需，可以立即办理。国家借款，不需要高利息和中间人侵吞；外国汇款，不需要关票作抵押。公款寄存，可以获得利息；钞票通行，可以扩大商务。现在各省都有银票钱票，但伪造手段繁多，利益不归公家，何不改为官府发行，迅速就能使国家富裕呢？这是钞票法应当推行的第一点。

能够将万里之遥缩短为咫尺之近，将十天半月缩短为昼夜之间，便于运送军队，便于运送器械，便于赈济荒灾，便于漕运，便于百官往来聚集，便于士人沟通学问，便于商人运输货物，便于百姓谋生，便于统一语言，统一风俗。有这些便利，不耗费国库而还能获得数千万收入的，没有比得上铁路的。铁路的利益，天下人都知道。山海关以外，早已开始修筑，现在正值战事，其效果已经显现，之所以没有在直隶各省推行，是因为费用巨大难以筹措。如果全部交给民间，出资者发给执照，听任他们分段修筑，官府选派通晓铁路工程的人，划定行省郡县的官路，明确章程，为他们弹压保护，凡是军务、运兵、运械、赈荒，都归官府使用，根据道路远近、人数多少，收取执照费用。我国民众集资力量自然能够承担，不让外国人收取我国的利权。天下铁路的执照费用，西方人计算，认为可以获得七千万，而且可以移民到边塞，使荒地开辟为肥沃土地，商货流通到境外，使贫困街巷变为富裕人家。俄国人在珲春的铁路即将建成，边患更加紧迫，仅仅为了防边就应当急迫修筑，何况还能获得巨额款项呢？而且可以裁撤漕运，节省千万开支；废除驿站，节省三百万款项。这是铁路应当推行的第二点。

机器厂可以振兴实业，小轮船可以便利交通。现在各省都严厉禁止，导致我们的技艺不能日益更新，制作不能日益丰富，机器不能日益精良，使用的器物兵器，大多粗劣败坏，只是让洋货流行，却禁止我国民众制造，这是自取国家衰败。官府设立的工厂，大多偷工减料，敷衍欺饰，难以指望达到精良，那么我们的军械怎么会有起色。德国的克虏伯，英国的黎姆斯，闻名海内外，对国家大有用处，都是民营工厂。应当放任民间经营，并加以保护。凡是开设机器厂的，出资领取执照，听任他们创造，轮船的利益，与铁路相同，官府、民间、商贾，共同收取利益，也应当放任民间经营，出资领取执照，听任他们拖带行驶，可以获得巨额款项。这是机器轮船应当推行的第三点。

《周礼》中有“矿人”，汉代有铁官，开矿的法度已经很久了。美国人因开采金银矿而财富冠绝四海，英国人因开采煤铁矿而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财富都增加了十倍。而地下蕴藏财富，中国最为丰富，如云南的铜、锡，山西、贵州的煤、铁，湖广、江西的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的铅，四川的铜、铅、煤、铁，其中最著名的，自古封闭禁止，留待今日。现在国家财政日益窘迫，即使极度节俭，怎么能解决这艰难局面呢？家里有重宝，却仰屋嗟叹贫困，没有策略，太严重了。山西的煤、铁尤其丰富，星罗棋布，有一百三十多万方里，矿脉平坦，品质也是上等，德国人认为冠绝五洲，地球使用千年也不尽。此外外蒙古，阿尔泰山就是金山，绵延数千里，金矿最著名，矿脉也平坦，有整块数斤重的，俄国人已经查验绘图。至于云南、广东的矿，更是被英、法所窥伺，我们如果不开采，他人就会入室取宝。现在云南已经专门设立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也设立官局，都取得了成效。而没有获得大利的，都是因为矿学没有开启，采办的人选不当。矿学以比利时最为精通，从山色、石纹、草木、矿脉、矿石颜色，都有专门书籍。应当开设矿学，专门聘请比利时人教授，并且进行踏勘。购买机器以节省人工，修筑铁路以节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没有定额税，选拔人才督办而没有滥竽充数的人，那么我国的金、银、煤

译铁矿的富藏，足以装备整个地球。因此，开采矿务是第四件应当做的事。

译钱币分为三种，用来互通有无，这种制度最为古老。自从澳门开埠通商，外国银元流入中国，逐渐遍布内地，甚至到达京城。看它的纪年，是耶稣的年份，而不是我国的纪元，这叫做没有正统的纪年。考察它的弊端，每年运入的银元大约数百万，进口不纳税，其中八成掺有铅，却用来兑换我国足色的银两，市价波动在七钱二分至八钱之间，各种损耗极多，这叫做巨大的漏洞。名实俱失，我国政策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我国的元宝和散银，形状难以握持携带，分量又没有定准，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等各种名目，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等不同标准，轻重难以确定，亏耗日益增多。而外国银元重量有定准，形状圆滑易于握持，符合人们使用的便利，其容易流通，是理所当然的。查考西方各国都使用本国的银钱，如俄国用卢布，德国用马克，奥地利用福禄林，英国用喜林，不允许外国银钱通用。我国应当自己铸造银钱，以收回利权。现在广东已经开设铸银局，只是担心经费不足，未能扩大规模以铸造大银元。金银质地柔软，只使用九成纯银。查考美国铸造银元，每刻钟可以铸成大银元一千二百枚，而每枚银元的利润，拿出三分作为制造费用，还有剩余，利润也很丰厚。请求命令户部，预先筹措巨额款项，并命令各省都开设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都照广东铸造的标准，增加铸造大银元。由督抚选拔廉洁官吏精明地专门管理此局，提高他们的薪水，严格刑罚，督抚按时抽查，户部用化学方法核验。将来矿产资源丰富后，增加铸造金钱，禁止洋元，改铸银两，法令严明而百姓信任，可以堵塞漏洞，而保存正统纪年了。这是铸造银元应当实行的第五条理由。

我国官方公文往来，谕旨奏折，都由塘汛驿站传递，而军务紧急时，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置官员数百人，供养驿夫数万人，每年耗费国库银三百万两，而民间书信不得过问。资费沉重，况且远距离寄送艰难，消息时断时续，非常不便！查考英国有邮政局寄送公私文书，境内信件费用二十钱，马车急递，随时送达不失，百姓都感到便利，而每年收入一千六百余万。我国人口四万万，书信更多，如果设立邮政局由官府统领，递送私人书信，发给凭证，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容易通达，见闻容易广博，进而坐收千余万的款项，退而可以节省三百万的驿站费用，对上有利于国家，对下有利于百姓。这是邮政应当实行的第六条理由。

实行上述六条，国家就不必担心贫困了。然而百姓匮乏，国家也无法致富。

中国人口，从道光年间就已经有四万万，如今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不止这个数目。而工商业不兴盛，生计困窘，有的人流散到其他国家，成为奴隶，有的人啸聚山林草泽，祸害乡里，虽然没有外患，内忧已经非常迫切。国家以百姓为根本，不考虑养育他们，这是自己拔除根本。

养育百姓的方法：一是致力于农业，二是鼓励工业，三是优待商业，四是救济穷人。

天下万物都出自农业，我们皇上亲自耕种，皇后亲自养蚕，督促劝勉到了极点。但是管理农业的官员没有设立，土壤化学的学问没有进步。北方苦于水利没有开发，物产不多；南方苦于人口日益繁多，土地有限。遇到水旱灾害不时发生，百姓流离失所，死在沟壑，尤其令人哀痛，急切应当思考良法来拯救他们。外国讲求种植和畜牧，城市村落，都有农学会，考察土质，辨别物产适宜。加入学会后，从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畜牧，都比较优劣，表彰优异者，田地样品各类，农机具各式，农妇农夫人人都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沃土壤，电气可以加速生长，沸水可以温暖地脉，玻璃罩可以抵御寒气，收割庄稼则一人可以兼做数百人的工作，播种则一天可以三百亩。选择一粒良种，可以收获一万八百粒，一千粒可以供人吃一年，两亩地可以养活一家人。贫瘠的土地可以变为肥沃的土地，小种子变为大种子，一年一熟可以变为一年数熟。我国地大物博，只是研究得不够，应当命令使者选择他们的农书，遍布城镇，设立农会，用农官督促。农民力量薄弱，国家帮助他们。比较则弃劣从优，鼓励则用新去旧，农业自然兴盛。如果丝、茶是中国独有的优势，依靠它获得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国、日本都讲求蚕桑，印度、锡兰的茶叶与我们竞争，夺取我们的利益，导致我国损失达千余万。而我国养蚕方法不善，种茶范围不广，再不讲求，中国的利源就堵塞了。应当设立丝茶局，开设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行到各省。其余东南地区种植棉花甘蔗，西北地区讲求畜牧。棉花用来纺织，甘蔗用来制糖，牛毛的绒毛，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可以撒网捕鱼。种树的利益，俄国在西伯利亚每年收入数百万，捕鱼的计划，美国沿海可以获得千余万。现在林木的运输，罐头的鱼，在中国销售很多，应当有办法抵制它们。又美国养蜂，西方人认为能尽其利，收入等于旧金山的金矿，应当有办法鼓励它。这是致力于农业应当实行的第一条理由。

《周礼》中的“考工”，《中庸》中的“劝工”。诸葛亮治理蜀地，工械技巧，物究

译这是极致的表现；管仲治理齐国，使三种女工技艺盛行，衣被天下。木牛流马的构造、指南车的发明，都是富国强兵的成效。我曾考察欧洲迅速强大的原因，自嘉庆十二年英国人开始制造轮船，道光十二年就侵犯我国广州，于是开辟各洲属地四万里。自道光二十五年后铁路创制成功，俄国人于光绪二年在黑海、里海修建铁路，开辟基洼、河尔霸等国六千里，其余如电线、显微镜、电话、留声机、轻气球、电灯、农务机器，虽然是小小的技艺和奇异的器具，但都与民生国计相关。至于铁甲舰、炮械的精良，更是拥有国家的人所不能缺少的。前大学士曾国藩亲手平定大难，考察得知西方人自强的原因，倡议开设机器局。近来各直省逐渐增设，但只守旧式，绝无精思，创制新法，这是因为国家未曾教导他们。应当命令各州县都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书籍，选拔通晓测算的学童，分门别类学习，进入制造厂实习数年。考工院多了，图纸器具逐渐广泛，见闻日益开拓，制造日益精良。凡有新制的绘图和说明，呈报给官府，检验其有用，发给执照，表彰功牌，允许其专利。工人为了自身的名声，必定殚精竭虑，以求新制。枪炮的锋利，器用的精良，必定有能应国家之用的。那克虏伯炮、毛瑟枪，是万国所必需的，都是民间制造的。查美国每年发给新器功牌一万三千余张，英国三千余张，法国千余张，德国八百张，奥地利六百张，意大利四百张，比利时、荷兰、瑞士都二百余张，俄国仅百余张，所以美国的富强，冠绝五洲，劝工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是劝工应当实行的第二条。

译凡是统一安定的时代，一定要以农业立国，这样才能安定民心；而在兼并争夺的时代，一定要以商业立国，这样才能与敌国争夺利益，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会陷入困顿衰败。所以管仲凭借轻重之术使齐国强大，马希范凭借工商业使湖南立足。况且古代灭掉别国靠的是武力，人们都知道；如今灭掉别国靠的是商业，人们却都忽视了。用武力灭人，国家灭亡但百姓尚存；用商业灭人，百姓消亡而国家随之覆灭。中国遭受灭亡的危险，大概就在于此。如今外国鸦片消耗我国的财富，每年达三千三百万两，这是人们都痛恨的，哪里知道洋纱、洋布每年消耗我国财富达五千三百万两。除了洋布之外，使用的物品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毛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箧、瓷器、牙刷、牙粉、肥皂、火油，食物如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水、丸粉、洋干果、洋水果，以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家户户都有，人们大多喜好，甚至新疆、西藏也都流通销售，消耗我国财富以万万计。而我们自己的丝绸、茶叶品质下降，不敌鸦片，其余如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料、绸缎、瓷器、杂货等，价值不到三千万两，仅相当于洋布价值的一半。而且我们的货物在内地要缴纳厘捐，出口要缴纳重税，他们却没有这些。我们物产虽然丰富，但每年支出以万万计，合计五十年，已经消耗了万兆，我们的商人怎能不穷困！如今日本甚至想要通商到达苏州、杭州、重庆、梧州，又增加了二万万两的赔款。我们百姓的精华已经枯竭，膏血都已耗尽，坐着等待死亡，弱者转死在沟壑，强者流落成为盗贼，即使没有外患，也必然有不可言说的祸患。似乎应该特别设立通商院，派遣廉洁且擅长理财的大臣来经营此事。如今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由商务大臣统领，上下通气，共同商议办理，或许可以振兴。商学是什么？地球各国贸易的条理繁多，商人愚昧浅陋，不能全面了解，应该翻译外国商学的书籍，选拔人员学习，遍布直省教授，知识才能开启，然后可以获取外国的利益。商会是什么？一个人的见识不周全，不如集合众人的议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如集合公众的股金；所以有大会、大公司。国家辅助他们，力量容易雄厚，商务才能远达四大洲。明朝时葡萄牙通商澳门，荷兰占领南洋，英国人在乾隆时夺取印度，道光时侵犯广州，不是他们政府的力量，而是他们公司的权力。因为民力已经聚合，又有国家辅助，不仅可以富强，而且可以开拓疆土，商会所关系到的，也不少了。比较厂是什么？泰西的赛会，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广见闻，启发心思，辨别优劣。凡是物品有比较，优劣就容易看清，那么劣质的就滞销，而优质的必然流行，他们的货物在中土流行，良由此法。如今我们也应该设立这样的厂，于是广泛纺织以对抗洋布，制造用品以对抗洋货。上海造纸，关东卷烟，景德镇制瓷，苏州、杭州织造，北方开辟葡萄园酿酒，山东制作野蚕茧成丝，江北改良土棉纺纱，南方扩大蔗园制糖，都与洋货比较，精妙华彩，务必超过它们。又让我们的领事探知他们的喜好，投合他们的欲望，更新制度，并且夺取他们的利益，对抗他们的货物罢了。然后免除厘金的危害以安慰民心，减少出口的税收以扩大商务。此外开发金、银、煤、铁的利益，足以争夺五洲；制造台舰枪炮的精良，可以横行四海。所以优待商人应该实行这三条。

我们人口众多，铁路尚未开通，运输货物困难。就拿北口的皮货，京师的煤，天津的货物来说，生产货物的人四百，而运输货物的人六百，生产的人少，消耗的人多。其余穷困无业，游散无赖，到处都是。

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弃死在道路上，每天都有。公卿士大夫，车声隆隆，车马相接却不闻不问，各直省也是这样。这些都是皇上的子民，皇上不忍心让匹夫失所，但深居九重，清道才出，不知道罢了。如果亲眼看到他们呼号无诉，脓疡卧道，怎能忍心目睹！以一人养活天下，势所不能，应该设法收恤他们。收恤的方法：一是移民垦荒。西北各省，土地空旷人口稀少，东三省、蒙古、新疆更加疏旷，人迹既少，地利也就更加无法开发，早谋迁徙，可以开辟利源，可以充实边防，不只是养活贫民而已。移民有三种：一是罪遣，如今俄国将希利尼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而西北利部得以开发；二是认耕，英国的喀拿大、新疆般鸟各岛，美国的密士失必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都是这样；三是贸迁，荷兰南洋诸岛，都是商人留下的。英国自从移民之后，开拓的土地超过本国七十倍，人口更加繁盛，哪有苦于人口众多而抛弃他们的。如今我们百姓穷困，游散最多，为美国人做佣奴，然而尚且不

译许，况且因为被驱逐，澳洲、南洋各岛纷纷效仿，成百上千倍的失业百姓前来归附，如何安置？如果不尽早谋划，他们有的会成为盗贼，有的会成为间谍，局面将不可收拾。如今铁路尚未建成，迁移百姓尚且不易，如果铁路建成后，专门派遣大臣负责此事，给予他们谋生的途径，让他们拥有安居乐业的土地，百姓乐于生存，边境富足充实，一举多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第二是教育工。《周礼》中有里布来惩罚不从事生产的人，有圜土来警戒游手好闲、懒惰怠惰的人。游民无赖，小的作奸犯科，大的成为盗贼。应当命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拔善堂的绅士董事来管理。凡是无业的游民，都进入其中，根据他们的能力，教授技艺。绅士董事将他们生产的物品出售以供给他们的食物，从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经费，限制和禁止出入，都有相应的等级规定。

译如果有大型工程或劳役，就按照军法部署，让百姓充当劳役。如果劳役者能够改过自新，取得保证书后就可以释放，如果再次犯罪则不予赦免。那些犯有小过错的人，都归入此类，根据罪行的轻重，来确定服役的年限。那些并非老弱残疾的乞丐，都收容到外院，让他们像劳役者一样工作。贫穷的百姓得以有饭吃，善良的百姓依赖此而安定，仁政的实施，似乎难以比这更紧迫了。第三项是救济穷人。鳏夫、寡妇、孤儿、老人，以及疲惫、衰老、残疾、盲人、聋人、哑巴、断肢者和侏儒，这些无助的百姓，是先王最怜悯的，都常年供给他们食物。应当命令各州、县、市、镇、村落，都设立各种院舍，全部用来收养这些人，都让主管官员会同善堂，劝募巨额资金，妥善地经营管理这件事。

经营管理如果有效，穷苦百姓会感到高兴，联名请求奖赏，允许按照军功的功劳进行奖励，那么就不会有一个人失去依靠，这对于皇上的仁德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民心稳固团结，国家局势就像苞桑一样稳固了。所以救济穷人应当实行第四项。

然而，富裕却不加以教化，不是行善的正道；愚昧却不学习，无法增长才干。关键在于教化百姓。学校的设立和科举的科目，先王的制度非常兴盛。但是，汉、魏时期凭借经学选拔孝廉，唐、宋时期凭借词赋重视进士，明朝凭借八股文取士，我朝沿袭这一制度，诵读效法朱熹，阐明义理，也可以说是制度良好、用意美善了。然而，法令禁止使用后世的书籍，那么空虚浅薄就会成为习俗；科举选拔都限定名额，那么高才之士大多在考场中衰老。况且，考中的人就能进入翰林院并迅速升任公卿，就在朝夕之间；落榜的人即使年老资深也听不到征聘的消息，最终老死在草野之中。题目难，所以很多人困于拼凑割裂的题型，知道写作技巧却忘记了义理；名额窄，所以很多人老是在科举中奔波，追求富贵而荒废了学业。标准定得极高，束缚得极严。甚至鉴于明末的教训，因噎废食，上级以讲学为禁令，下级以道学为笑柄，所以承担大道的儒者很少，有才智的人士不多，以至于贪图利益不知羞耻，败坏成风俗，等到国家遇到紧急危难时，却没有可用的人才。制度弊端到了这种地步，也不得不稍微变革了。至于普通百姓识字的人本来就少，有的省份没有礼法书籍，有的县没有启蒙学校，这种不教化的情况，太严重了。

天下百姓多而士人少，普通百姓不学习，那么农、工、商、贾就没有才干。生产物品制造器具，利用资源丰厚民生，既然不能精通；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劝善改过，也难以治理，这不符合覆盖养育众生的本意。所以教育要普及到士人，也要普及到百姓，要阐明道理，要增长智慧。能够教化百姓，那么士人就会更加美好；能够增长智慧，那么道理就会更加明白。现在地球已经开辟，铁路四通八达，外敌交相侵犯，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那么各国所学，都应当讲求。宋朝臣子姚燮说：“我们所做的，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我们却独自不知道，怎么能不被他们控制呢？”曾经考察西方之所以富强，不在于炮械军队，而在于探究事理、鼓励学习。他们从七八岁起人人都入学，有不学习的就责罚其父母，所以乡村私塾很多。各国中读书识字的人，一百人中大约有七十人。他们的学校经费，美国甚至达到八千万。他们的大学生，英国甚至有一万余人。他们每年出版的书籍，美国甚至有一万余种。他们的郡县，各自都有藏书，英国甚至有一百余万册。所以开启百姓智慧的方法也很广泛。而我们中国这个文物昌盛的国家，读书识字的人仅占百分之一二十，学校经费比军饷少几十倍，士人中能通晓古今、了解中外的人，郡县中甚至可能没有。

有才智的百姓多则国家强盛，有才智的士人少则国家衰弱。土耳其拥有天下第一的陆军却被削弱，印度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却被灭亡，这就是明显的效验。所以当今的教育，应当先开启智慧。武科举的弓、刀、步、石等科目已经非常无用了。《王制》说：“臂力强劲，决定射箭驾车，在乡里不与士人同列。”这是武则天时期的错误制度，怎么可以继续沿用呢？同治元年，前任总督沈葆桢请求废除武科举，近年词臣潘衍桐请求开设艺学。现在宣布将武科举改为艺学，命令各省、州、县普遍开设艺学书院。凡是天文、地矿、医学法律、光学重学、化学电学、机器、军事装备、驾驶等，分别设立学堂，而测量、绘图、语言、文字也都学习。

选拔十五岁以上的学童进入学堂学习，仍然专攻一经，作为根本；聘请老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官员，会同书院老师，用经义题目一篇和专门学业来考试，通过一半就算中选，不限定名额，可以推荐到省学，称为秀才，相当于诸生。五年没有成就的退出学校。省学的书籍器具更多，见闻更广，学政督抚会同书院老师，每年考试他们的专门学业，增加经义一篇、史论一篇、掌故考查一篇、策问一篇，通过一半就算中选，不限定名额，贡送到京师，称为举人。五年没有成就的退出学校。京师广泛聘请各科教习，图书器具尤其丰富，每年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考试，方法与省学相同，不限定名次，通过一半就算中选，称为进士。三年没有成就的退出学校。那些进士可以回去担任艺学州、县的总教习，那些举人可以担任分教习，都听任人们聘用。那些诸生可以回去教乡里的私塾以及担任各厂的职员。文科童试，就以经古场为正场，自占经义解释一篇、专门学业一篇。第二场考试《四书》文一篇、中外策问一篇、诗一首，也及格就录取，不限定名额。每场考试，人数不得超过三百人。增设学政，每道一人，可以从容

译已经尽力了。在乡试和会试中，第一场考《四书》义理一道、《五经》解说一道、诗一道，任凭考生发挥才力，不限制格式法度，允许自由引用，只要求阐明义理，尊崇孔子；第二场考掌故、策论五道；第三场考外国事务五道，及格者即可录取，不限取士名额。殿试策问，不讲究书法工整，只选取直言极谏、对策切中要害的人进入翰林院。文科与艺科愿意互相兼报的，听其自便。那些有著作出版、阐发新义且确实有用的人，都进入翰林院，进士授予检讨，举人授予庶吉士，诸生授予待诏。这样，天下士人的才智就会大大开发，奔走相告、振奋鼓舞，等待皇上的任用。其余州、县、乡、镇，都设立藏书机构，以拓宽见闻。如果能够充分筹措经费，广泛劝募捐资，如今乡村都设立学校，平民百姓的孩童，人人都能入学，通晓训诂名物，学习绘图算法，了解中外地理、古今史事，那么人才就都能胜任使用了。

译《周礼》中的“诵方”、“训方”，都是考察四方百姓的恶行；《诗经》中的《国风》、《小雅》，是为了了解民俗的真实情况。近来开设报馆，名叫新闻，政治与风俗都记录其中，文学也兼存其中，小的方面可以观察物价，琐碎的方面可以看见地方风俗。清正的舆论时常存在，等同于乡校的作用，见闻日益开阔，可以通晓时务。外国的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学问，用来作为新报的内容，尤其足以开拓人的心思，激发人的聪明才智，这与铁路的开通，确实相互表里呼应，应当允许百姓开设报馆，并加以奖励，以利于政治教化。

然而近日风俗人心败坏，更应讲求挽救的方法。大概风俗败坏，是因为没有教化。士人不勉励廉耻，欺诈巧滑的风气就形成了；大臣借口畏缩谨慎，苟且废弛的弊端就产生了。而“六经”是有用的书籍，孔子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很少有人承担宣扬的责任，于是外国的邪教，得以兴起并煽惑我国百姓。各省之间，拜堂的教堂像棋子一样密布，而我们每个县仅有一座孔子庙，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现在应当紧急设立道学一科，其中有讲学的大儒，阐发孔子大道的，不论资历，一并加以征召礼聘，酌情授予国子监的官职，或作为学政的人选。那些愿意进入道学科的举人，可以担任州、县的教官。那些愿意进入道学科的诸生，作为讲学生，都分配到乡村，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并且命令各善堂资助。并命令乡村的淫祠，全部改为孔子庙，各善堂、会馆都命令只祭祀孔子，希望以此来教化愚民，扶持圣教而堵塞异端。道学科中有高才硕学，想要把孔子之道传到外国的人，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的官衔，资助经费，命令所在国的使臣领事保护，给予凭照，让他们资财游历。如果在外国建立了学堂，聚集学生千人，确有显著成效，授予世袭爵位。其余的人都向学政投递文书，以通晓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标准，都给予前述的待遇。如果南洋一带，我国百姓数百万，长久隔绝于圣化，只被异教诱惑，将要沦为异俗，都应当每个岛屿派设教官，建立孔子庙，多带领讲学生分别进行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夷之地，用华夏文明教化蛮夷，关键在于这一举措。而且借传教为名进行游历，可以探听夷情，可以宣扬国威，使人们无不尊敬亲近，这更是大义了。

教养之事，都由国家政治决定。而现在官制太冗杂，俸禄太微薄，对外则使才没有培养，对内则民情不能上达，如果不加以变通，就没有教养的根本了。天下的治理，必定从乡村开始。而现在知县的选拔既不选择有威望的人，任职又兼管六曹事务，下面只有巡检、典史一两个人，都出自杂流，怎能胜任牧民之职？上面则是藩臬、道府，徒增冗员，与吏治有什么关系？至于京官，除了枢垣、台谏以外，都是闲散人员。各部除了掌印主稿以外，徒然耗费俸禄。堂官每个衙门有数个，而兼差反而更多。文书每天堆积数尺，而例案繁琐。至于鬻卖官职达到监司级别，吏治败坏滥极！现在请求首先停止捐纳，然后改革官制，依据汉代太守统领令长的制度，唐代节度使兼观察使的条例，每道设一名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由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中有才望的人充任。知县升为四品，由给事中、御史、编修、检讨、郎中及道府中爱民的人授任。巡抚之下，增设参议、参军、支判，所有道、府、同知、通判改授这些官职。知县之下，分设公曹、决曹、贼曹、金曹，由州、县进士分补这些缺额。其余各种吏员都听任诸生考试充任，逐渐提拔曹长，选拔为郎官。上面的总督，都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之地，作为重镇。使吏胥的积弊，转化为士人；三老这样的乡官，都由百姓推举。整顿疏通，才可以治理国家。京官方面，太常、光禄、鸿胪可以统归礼部，大理寺可以并入刑部，太仆寺可以并入兵部，通政司可以并入察院，其余额外冗官，都可以裁汰，各营一职，不得兼官。章京统领天下事务，应当分给各曹，翰林作为近侍之臣，应当轮班顾问。部吏都听任举人、贡生学习，以升任郎曹；通政司准许百官奏事，以开通言路。多余的枝节既已去除，仕途非常清明，用那些冗杂耗费的经费，增加这些俸禄。让高官有费用支付车马仆从，然后才可以期望他们任事；让小吏有费用供养父母养育子女，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守廉。如果采用魏、隋的制度，给予世禄之田，既体恤群臣，大概会有很多廉吏。

内部弊端既已消除，外交就应当讲求。春秋时子羽能知道四国的作为，汉武帝下诏，寻求通晓绝域使命的人，苏武不辱使命，富弼能争辩。列国交争，责任重大。而现在使才没有培养，不熟悉外务，严重辱没国体，被夷人嘲笑。现在应当设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中明敏有才干的人，入馆学习，翰林、部曹愿意入馆的听任。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都让他们学习。学成后或作为游历，或充当随员，出任领事，提拔为公使，大概能通晓外务，可以折冲御侮。考察俄国、日本的强大，是由于派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

译又派遣优秀出众的年轻子弟前往那里读书。不久，彼得大帝即位，甚至亲自改扮成工人，亲手学习他们的技艺，回国后变革政令，因此能够迅速强大起来。

译我亲藩世爵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启发圣上智慧的人，如果不走出都城，很少能求学问道，不仅不通晓外国的情形，甚至也不了解各省的情况。一旦执掌政事，怎能对国家有所补益？大臣们固守旧法，习惯于因循守旧。即使是有利国家、方便百姓的措施，也极力阻挠，停止议论，一误再误，国家日益衰败。应当选派他们游历三年，研究各种学问，回国后能够著书立说，才开始授予政事。其余分别派遣品级官员，激励士人和百姓，出洋学习，或者资助游历，并颁发凭证执照，能够写出新著作的，都给予优厚奖励，回国后授予教习职务，或许能开创新学。这样对上可以辅佐圣上的智慧，对下可以开启风气。

中国的大病，首先在于壅塞，气机郁结会生病，咽喉堵塞会致死。想要进补药，应当先除去噎塞的病，使血脉通畅，身体自然强壮。现在天下的事情都是徒有形式而没有实效，官吏都是奸诈而营私舞弊。上面有恩德意旨而不能宣达，下面有呼号求救而无法上达。同样的兴办事业，并列为最好的法度，外国实行而取得成效，中国实行反而更加弊病，这都是上下隔绝、民情不通所导致的。以一省千里之地，只有督抚一两个人仅能通晓章奏；以百官士庶之众多，只有中枢要员三五人每天能见到天子。然而堂廉迥隔，大臣畏惧谨慎而不敢尽言；州县专治一城，小民冤屈压抑而没有途径呼吁。所以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与小臣又相互隔绝，如同百级浮屠，层层难通；如同千间广厦，重重隔绝。天下万物繁多，疆域千里广阔，假使督抚中枢都是大贤，但这几个人，心思耳目所及，必定有未周全之处，才力精神的运用，必定有不及之处，以此来筹划四海，安排百务，已经狭隘不宽广了。何况知人之明，自古就难，唐帝失之于共工和兜，诸葛亮失之于马谡，任用偶有失误，一切就会背离正道，而想依靠他们来扶危定倾，经营八方，岂不难吗？天下人民四万万，士人亿万，情伪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把耳目寄托于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又畏懦保禄，不敢竭尽忠诚，甚至蔽贤壅塞圣聪，皇上虽然想通晓中外的情形，通达小民的困境，也没有途径。名义上虽然尊贵，实际上却孤立在上，于是导致有割地弃民的举动。皇上又何必乐于这种独尊呢？

先王治理天下，与百姓共同治理，《洪范》中的重大疑难大事，咨询庶民以达到大同。《孟子》称举贤、杀人，都要等待国人都认为可以。盘庚则命令众人到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往。《尚书》中的四目四聪，都通过开门来实现。《周礼》中的咨询谋划、咨询迁徙，都集合大众。曾经推究先王的意思，不仅仅是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在是因为通忧共患，结合民志。过去汉朝有征辟有道之士的制度，宋朝有给事中封驳诏书的条例。恳请特别下诏颁行海内，命令士民公举博古通今，通晓中外，明晓政体，方正直言的人士，大约每十万户，举荐一人，不论已做官还是未做官，都可以入选，沿用汉朝制度，名叫议郎。皇上开设武英殿，广泛收藏图书，让他们轮班入值，以备顾问。并准许他们随时请求对答，上驳诏书，下传民词。凡是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都让他们在太和门会议，三占从二，下达各部执行。所有人员，每年更换一次，如果民心推服，留任者领班。定为制度，宣示天下。对上扩大皇上的圣聪，可以坐在一室而知四海；对下合天下之心志，可以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此来筹饷，什么饷筹不到？以此来练兵，什么兵练不成？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没有比这更强的了！然后使用府兵之法，而百姓都懂军事，讲求铁舰的精妙，而海可以作战。以此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洗国耻，炫耀我国威棱。

过去德国宰相俾斯麦，曾经认为中国之大冠绝四洲，将来恐怕成为欧洲的祸患，想与各国瓜分。后来因为中国因循不足畏，议论于是中止。现在如果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力图自强，这真是日本的大患，俾斯麦的深忌，而欧洲各国所暗忧的。以此来西击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于含垢忍耻，割地请款于小夷呢？趁现在做，还可以亡羊补牢。如果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那么诸夷环伺，间不容发，延迟一个月，事变必定到来。后来想后悔而改作，大势已坏，不可收拾，虽然有圣人，也无法善后了。

而且天下是大器，难成而易毁；兆民是大众，难静而易动。所以先王敬畏用朽索驭马，忧虑天命无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楚庄王立国，没有一天不训练军队，忧虑祸患随时到来，警戒恐惧不可懈怠；诸葛亮辅佐蜀汉，

译兵器器械的制造达到了极致，用兵征战却不加节制，屡次炫耀武力。这全都是君臣上下，振奋精神、磨砺意志，才能得以自立。稍有因循守旧，就会像怀帝、愍帝那样蒙受耻辱，徽宗、钦宗被俘虏一样。近日土耳其作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大国，不改变旧法，于是被六大国割去土地、废黜君主而掌控其政权。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岛夷狄罢了，能够改变旧法，竟敢灭掉我们的琉球，侵犯我们的大国。前车的覆辙，可以作为鉴戒。

译自古以来，非同寻常的大事，必定要等待大有作为的君主。自强是天道运行的刚健特性，意志刚强是伟大君主的德行。《洪范》将柔弱视为六种灾祸之一，大《易》将顺从视为阴柔的德行。

《诗经》说：“上天正震怒，不要做阿谀逢迎的人。”解说者认为，夸毗，是指身体柔弱、阿谀逢迎的人。我恭敬地认为，皇上英明神武，继承祖业顺应天命，历来借鉴覆灭的教训，独自振奋纲纪，不被左右之言动摇，不被流俗之说迷惑，破除旧习，革新大政，宗庙将会非常幸运！天下将会非常幸运！

在没有事变的平时，即使是功勋旧臣的话也不能听进去；在有变故的非常时期，即使是平民百姓的话或许也可以采纳。举人等出身草野、地处偏远，怎么敢妄自陈述国家大计，自取罪责，只是我们同处一个国家，深深担忧大家一同沉溺。就像父亲得了重病，庶出的儿子懂得医术，虽然不能亲自尝药，也想要把验证过的药方抄录进献。《公羊传》的道理，臣子和庶子是一样的。

因此敢竭尽我的愚见，希望皇上采纳选择，不胜冒昧惶恐之至。恭敬地希望代为奏呈皇上圣明鉴察，谨此呈上。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

具呈进士康有为，为了国家安危的大计，恳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化士人治理军队，寻求人才而谨慎选择左右近臣，疏通下情而谋求自强，以洗雪国耻，而保卫疆土，呈请代奏事：

私下认为，近来朝鲜的争端，日本人内侵，导致割地赔款，这是圣朝二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耻辱，是天下臣民愤恨痛心的事情。然而辱国之事尚小，各国都因此产生觊觎之心，那么被瓜分的祸患就大了；割地之事尚小，边境百姓都无法自保，那么国家瓦解的祸患就大了。国家的危险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然而殷商的忧患所以能开启圣德，外患反而能振兴邦国，是安是危，仍然要看皇上的处置罢了。皇上承受祖宗托付的重任，以孝道治理天下，之所以俯顺和议，难道不是想隐忍一时的耻辱，再图日后的自强吗？天下臣民，都知道皇上的苦衷，也知道皇上必定会改变策略。

私下认为，经历这次创深痛巨的灾祸，必定应当制定卧薪尝胆的谋略，朝廷内外，震动奋发。齐桓公不忘在莒国的困厄，勾践不忘会稽山的耻辱，或许能激励人心以祈求天命。如今和议达成将近一个月了，进士从礼部官员处来，私下看见上下安适自得，苟且庆幸无事，用文书粉饰，又庆祝太平。又听到权贵近臣的议论，认为和议达成后，可以十几年没有祸患，保持禄位，从容如旧。私下猜想各位大臣必定没有以忧虑危局的大计、自强的策略，每天启发圣心的人。不然，为什么将近一个月以来，没有听到非常之诏令震惊天下？这是进士所听闻而忧虑恐惧，日夜无处安放的。

过去打开各海口，攻破京城，失去琉球，争夺越南，屡次遭受败绩了。各位大臣苟且安于眼前，不预先筹划变通的策略，于是到了今天的地步。然而以前的失败，不过是赔偿金币，失去属国罢了，即使再次苟且安处，也能延续早晚，现在则割及内地，逐渐剪除心腹，形势紧迫危急。治理天下靠的是形势，可以静守而不可轻动，像箭在箭袋，马在围栏，当它无事时，互相看着不敢发动；当它更变时，朽木都能成为祸患。以前壬午年以前，我们的属国安然无恙，自从日本灭掉琉球，我们不敢过问，于是法国夺取越南，英国灭掉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被半割，不过三四年间，我们的属国就全没了。甲午年以前，我们的内地安然无恙，现在台湾一割，三面都接壤强邻，狡诈者想开启争端，难道能用礼让治国吗？何况数十个国家在后面追逐呢？好比大病之后，元气已经虚弱，外邪容易侵入，变症百出，哪里能与同治年间，我国国势尚盛，外夷窥伺的情形未定相比呢？况且民心已经离散，溃散的勇兵没有归宿，外患内乱，祸患在旦夕之间，而想要苟且凭借和款求得眼前的安宁，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了。

近来各位大臣纷纷多有告老还乡的。进士刚考中进士时，又有什么心思呢？然而恭敬地参加殿试，就有“与海内贤能共同发誓自强”的制策，恭敬地参加朝考，就有“变则通、通则久”的御题，伏读感激，发愤流涕。私下认为皇上有自强的宏大心愿，变法的精微意旨，而恳切求言，真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可以与他一起实现中兴之治的。有幸亲身遭遇，怎么能辜负圣明而限于篇幅，未尽所怀。因此敢不避斧钺之诛，竭尽我的愚见，以符合我皇上求言的心意。农夫耕种而君子吃饭，希望我皇上宽恕我的罪过而垂察。

凭着中国二万里的土地，四万万的人口，比起日本，超过十倍，却被小夷轻慢侮辱，侵削如同杀羊绑猪，坐受剥割，耻辱已经很严重了，道理也难以解释。皇上试着召集大小臣工，深深诘问其中的缘故，反复辩论难解，必定能得知其中的原因。如果知道我们的病在哪里，那么治病的方子，必定能得到了。以前武王任用太公，桓公任用管仲，先主任用诸葛亮，太宗任用李靖，讲求治乱得失的缘故，问答辩难都达数万言，皇上与各位大臣讲求自强之法，有这种事吗？各位大臣有通晓古今，通达中外，能应对明问，像太公、管仲、诸葛亮那样的人吗？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策略没有实行，为什么会被小夷侮辱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

译松懈安逸，躺在柴火之上，怎么能在四方蛮族交相侵犯的时代立足呢？

译中国两千年以来以法治天下，如今国家贫弱，以至于危迫，大概是法律弊端造成的。祖宗的法度治理天下数百年了，难道敢说是法度不可行吗？因为本朝的法度，都是沿袭明朝的制度。事物久了就会废弃，器物久了就会损坏，法律久了就会产生弊端。官制方面，冗员散官数以万计，教化没有根本，选拔没有标准，所以营私舞弊、互相贿赂，欺骗粉饰成为风气，因而缺少忠诚守信的官吏。学校方面，只教诗词文章，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所以空疏愚昧，谬误相传，因而缺少有才智的人。军队方面，绿营兵老弱不堪，而招募的勇丁都是乌合之众。农业方面，土地潜力未开发，而工商业没有制造产业。京官方面，除了中枢机构和谏官之外，都是闲散人员；各部方面，除了掌印和主稿官员之外，只是白白耗费俸禄；堂官方面，每部署理三四任，而兼任差事反而很多，却没有一个官员能办实事。文书方面，每天堆积数尺，而条例案例烦琐，于是没有一件事能推行。督责方面，藩司、臬司、道员、府官都成了摆设；亲民方面，典史、巡检都成了杂职。至于卖官鬻爵到了监司级别，官场状况就不堪问了。其他各种积弊，难以一一列举。只有文书往来，与事实有何关系。外国的奇技淫巧，乘虚而入流行开来，百姓日益贫困，乞丐遍地，盗贼满山，即使没有外患，国家的精华已经枯竭，法律弊端到了这种地步，将发生其他变故。面对数十个国家的觊觎，正值四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盛夏已到，却不脱去厚重的皮衣；病症已变，却仍用旧方，没有不中暑而死且病情加重的。

我私下认为，现在的治国之道，应当以开创的气势来治理天下，不应当以守成的气势来治理天下；应当以列国并立的气势来治理天下，不应当以一统垂裳的气势来治理天下。因为开创就会更新各项制度，守成就会遵循旧章。列国并立，就会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就会拱手无为。说遵循旧章而外部形势紧迫，必然导致无法守成；说无为而各国交争，必然导致四分五裂。《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董仲舒说：“为政不调和，严重时就要更张，这才叫治理。”如果说祖宗的法度不可改变，那么我们世祖章皇帝何尝没有改变太宗文皇帝的法度呢？如果仍然用八贝勒的旧法来治理，那么我们圣清怎么能长久安定治理呢？不改变法度而割让祖宗的疆土，逐渐导致危局，与改变法度而光大宗庙的威灵，可以大大富强，哪个重哪个轻，哪个得哪个失，一定能辨别清楚的人。

我不揣狂愚，私下为皇上筹划自强之策，计算万世之安，不改变通旧法，就无法治理。变法的方法，以富国为先。户部每年收入七千万，常年也担心贫困，财政大臣仰屋兴叹，搜刮无术，卖官鬻爵、征税赌博，也忍辱为之，而所得无几。然而遇到旱涝河灾，船炮巨款，都不能筹集，加上日本索赔二万万，这让我们臣民上下，三年不吃，才能支付，如果借洋债，加上利息，扣除折耗，百年也还不清。如果不大加讲求，就是坐等自毙。

富国的方法有六种：一是钞法，二是铁路，三是机器轮舟，四是开矿，五是铸银，六是邮政。

现在极度贫困之余，急需筹集巨款，而能聚集全国财力，收取全国利益，没有比钞法更好的了。命令天下银号申报资本，都将现银存入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造钞票，从一到百，根据多少，都给予现银数额，并增加一半，允许用于缴纳赋税和俸禄军饷。大额钞票户部都资助资本，亏损的户部都代为摊偿，帮助其流通，彰显大信。大商人乐于借助国力，富户不担心倒闭亏损。以十八行省计算，可以获得万万。既然有了官办银行，上下相通，如果有船厂、铁路大工程，可以代为筹划，军务、赈务急需，可以立即办理。国家借款，不需要重息中饱私囊，外国汇款，不需要借关票作抵押。公款寄存，可以有利息收入，钞票通行，可以扩大商务。现在各省都有银票钱票，而伪造手段万种，利益不归公，不如由官府来做，迅速可以富国。这是钞法宜行的第一点。

能将万里缩为咫尺，将昼夜合为片刻，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官聚集，便于士人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百姓谋生，有这些便利，不耗费国库而更能得到数千万的，没有比铁路更好的了。铁路的利益，天下皆知。山海关外，早已兴筑，如今运兵，其效果已见；没有在直省推行的，是因为费用巨大难以筹集。如果全部交给民间，出资给牌照，听任其分段修筑，官府选派通晓铁路工程的人，划定行省郡县的官路，明确章程，为其弹压保护，凡是军务、运兵、运械、赈荒，都归官府使用，根据道路远近，人数多少，收取牌照费。我们百姓集资，力量自然能举，不让外国人收取我们的利权。天下铁路牌照费，西方人计算，认为可以得到七千万，而且可以移民出边塞，而荒地开辟为肥沃土地，商货溢出境外，而穷苦百姓化作富民。俄国珲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了防边也应当急筑，何况能得到巨款呢？于是裁撤漕运，而节省

译满足巨大的需求，废除驿站铺递，从而节省出三百万的款项。这是铁路应当推行的第二个理由。

译机器厂可以振兴实业，小轮船可以便利交通。如今各省都严加禁止，导致我们的技艺不能日益更新，制造不能日益丰富，器械不能日益精良，民用器具和兵器大多粗劣败坏，只是让洋货流行，却禁止百姓制造，这是自己削弱国家。官府设立的工厂，大多偷工减料，敷衍了事，难以期望达到精良，那么我们的军备怎么会有起色？德国的克虏伯，英国的黎姆斯，闻名天下，对国家大有用处，都是民营工厂。应当允许百姓经营，并加以保护。凡是开设机器厂的，缴纳费用领取执照，听任其创造。轮船的好处，与铁路相同，官府、百姓、商贾共同获取利益，也应当允许百姓经营，缴纳费用领取执照，听任其拖带行驶，可以获得巨额款项。这是机器和轮船应当推行的第三点。

《周礼》中记载的“人”，汉代设有铁官，开采矿藏的方法由来已久。美国人因开采金银矿而财富冠绝四海，英国人因开采煤铁矿而雄视五洲，其他国家开采矿藏，财富都增加了十倍。而蕴藏在地下的财富，中国最为丰富。如云南的铜、锡，山西、贵州的煤、铁，湖广、江西的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的铅，四川的铜、铅、煤、铁，这些最显著的矿藏，自古封闭禁止，留待今日开发。当今国家财政日益窘迫，即使极度节俭，怎能解决这艰难局面？家中拥有巨额财富，却仰屋叹息贫困，没有对策，情况严重极了！山西的煤、铁尤其丰富，星罗棋布，有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矿脉平坦开阔，品质也是上等，德国人认为它居五洲之首，地球使用千年也不会枯竭。又外蒙古的阿尔泰山即金山，绵延数千里，金矿产量最盛，矿脉也平坦开阔，有整块重达数斤的金子，俄国人已经查验并绘制了地图。至于云南、广东的矿藏，更是被英、法两国窥伺。如果我们不开发，他人就会入室掠夺。现在云南已经专门设立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也设立了官办矿局，都取得了成效，而没有获得巨大利益的原因，在于矿学没有研究，采办人员不恰当。矿学以比利时最为精通，从山色、石纹、草木、矿脉、矿石颜色，都有专门书籍。应当开设矿学，专门聘请比利时人来教导，并且进行实地勘察。购买机器以节省人力，修筑铁路以节省转运，税率定为二十取一且没有定额税，选拔人才督办而不滥任私人，那么我们的金、银、煤、铁的财富，可以冠绝地球。这是矿务应当开发的第四点。

钱币分为三种以互通有无，其制度最为古老。自从澳门通商以来，洋银流入中国，逐渐遍布内地，甚至到达京师。看它的纪年，是耶稣的年份，而不是我们的纪元，这叫做没有正统纪年。考察其弊端，每年运入约数百万两，进口没有关税，八成夹带铅，却兑换我们足色的银子，市价涨落在一钱七分到二钱之间，有时甚至涨到八钱，多方面造成损耗，这叫做巨大的漏洞。名实都不相符，我们政治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我们的元宝和银锭，形体难以握持携带，分量没有一定标准，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的不同，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的区别，轻重难以确定，亏耗越来越多。而洋银重量有定数，形状圆润容易握持，符合人情便利，其容易流通是必然的。查考西方各国都使用本国的银钱，如俄国用卢布，法国用法郎，德国奥地利用福禄林，英国用先令，外国银钱不允许通用。我们应当自己铸造银钱，以收回利权。现在广东已经开设铸银局，只是担心经费不足，未能扩充，以铸造大银元。金银质地柔软，只用九成。查美国铸造银元，每刻可以铸成大银元一千二百枚，而每枚银元的利润，三分用于制造费用，还有剩余，利润也很丰厚。请命令户部，预先筹措巨额款项，并命令各省都开设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都照广东铸造，增加大银元。由督抚选拔精明廉洁的官吏专门负责此事，提高他们的薪水，严格刑罚，督抚按时抽查，户部用化学方法核验。将来矿务兴盛，增加铸造铜钱，禁止洋银流通，改铸银两，法令严明而百姓信服，可以挽回漏洞，而保存正统纪年。这是铸造银钱应当推行的第五点。

我朝公文往来，谕旨奏折，都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紧急时，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置官吏数百人，供养差役数万人，每年耗费国库三百万两，而民间书信不得过问。费用沉重，仍然寄送艰难，消息沉浮不定，非常不便！查英国有邮政局寄送公私文书，境内信件费用二十文，马车急递，应时无失，百姓都感到便利，而年收入一千六百余万。我们中国人口四万万，书信更多，如果设立邮政局由官府统领，递送私人书信，发给凭证，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容易通达，见闻容易广博，进而坐收千余万款项，退可节省三百万两的驿站费用，对上有利于国家，对下便利百姓。这是邮政应当推行的第六点。

推行这六项，国家就不必担心贫困了。然而百姓匮乏，国家就无法致富。中国人口，自道光时期已达四万万，如今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这个数目。而工商业不兴盛，生计困窘，有的散居他国为人奴隶，有的啸聚山林，危害乡邑，即使没有外患，内忧已经紧迫。国家以百姓为根本，不考虑养育他们，这是自己拔除根本。

译养育百姓的方法：第一是致力于农业，第二是鼓励手工业，第三是优待商人，第四是体恤穷人。

译天下的各种物品都来源于农业，我们皇上亲自耕种，皇后亲自养蚕，督促劝勉已经做到了极致。然而管理农田的官员尚未设立，改良土壤的学问也没有进步。北方苦于水利没有开发，物产不多；南方则担忧人口日益繁多，而土地有限。遇到水旱灾害不时发生，百姓流离失所，饿死沟壑，尤其令人哀痛，应当急切地思考良法来拯救他们。外国讲求种植和畜牧，城市乡村都有农学会，考察土质，辨别适宜种植的作物。入会的人，无论是百谷、花木、果蔬，还是牛羊等牲畜，都比较它们的优劣，表彰那些特别优秀的。各类田地、各式农机，农家男女都可以讲求研究。鸟粪可以用来施肥培土，电车可以加速作物生长，沸水可以温暖地脉，玻璃罩可以抵御寒气，收割庄稼时一人可以抵得上数百人的工作量，播种时一天可以种三百亩。精选种子，一粒可以收获一万零八百粒，一千粒可以供人吃一年，两亩地可以养活一家人。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的土地，小作物变为大作物，一年一熟可以变为一年多熟。我国地大物博，只是研究得不够深入，应当命令使者翻译外国的农书，在城镇普遍设立农会，并派遣农官进行督导。农民力量薄弱，国家给予帮助。通过比较，人们就会舍弃粗劣的而选择优良的；通过鼓励，人们就会采用新的而抛弃旧的，农业自然就会兴盛。至于丝、茶是我国独自擅长并依赖的大利源，但近年来意大利、法国、日本都讲求蚕桑，印度、锡兰的茶叶与我们抗衡，夺取了我国的利益，导致我国利润衰减至一千多万。而我国养蚕技术不够完善，种茶范围不够广泛，再不讲求研究，中国的利源就要枯竭了。应当设立丝茶局，开设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行到各省。其余如东南地区种植甘蔗、棉花，西北地区讲求畜牧。棉花用于纺织，甘蔗用于制糖，牛毛（羊毛）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可以撒网捕鱼。种树的利益，俄国在西伯利亚每年收入数百万；渔业的计划，美国沿海可以获得一千多万。如今木材的运输、罐头的鱼类，在中国销售非常兴盛，应当有办法来抵制它们。另外美国养蜂，西方人认为能尽其利，收入相当于旧金山的金矿，应当有办法来鼓励提倡。这是务农应当推行的第一点。

《周官》中有“考工”，《中庸》中有“劝工”。诸葛亮治理蜀地，器械技巧，事物都达到了极致；管仲治理齐国，三种女工，衣物覆盖了天下。木牛流马的制造，指南车的发明，都是富强的成效。曾经考察欧洲迅速强大的原因，自从嘉庆十二年英国人开始制造轮船，到道光十二年就侵犯我国广州，于是开辟了四万里的属地。自从道光二十五年后铁路创制成功，俄国人在光绪二年于黑海、里海修筑铁路，开辟了基洼、阿尔霸等国六千里的土地。至于其余的电线、显微镜、电话、传声筒、留声机、轻气球、电灯、农务机器，虽然是小的技艺和奇特的器具，但都与民生国计相关。至于铁舰、炮械的精良，更是拥有国家的人所不能缺少的。前大学士曾国藩亲手平定大难，考察得知西方人自强的原因，倡议开设机器局。近来各直省逐渐增设，但只守着旧式，绝无精心思考，创制新式，大概是因为国家没有教导他们。应当命令各州县都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的书，选拔通晓测算的学童，分门别类学习，进入制造厂实习数年。考工院多了，图纸器物逐渐广泛，见闻日益开阔，制造日益精良。凡是有新式图纸和说明的，呈交给有关部门，检验其有用，发给执照，表彰功牌，允许其专利。工人为了自身的名声，必定会殚精竭虑，以求新制。枪炮的锋利，器用的精良，必定有能应国家之用的。那克虏伯炮、毛瑟枪，为万国所需，都是民间制造的。查美国每年发给新器功牌一万三千多，英国三千多，法国一千多，德国八百，奥地利六百，意大利四百，比利时、荷兰、瑞士都二百多，俄国仅一百多，所以美国的财富冠绝五洲。劝工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是劝工应当推行的第二点。

凡是统一的时代，必定以农业立国，可以安定民心；兼并争夺的时代，必定以商业立国，可以匹敌敌人的利益，改变这种做法就会困顿疲敝了。所以管仲凭借轻重之术使齐国强大，马希范凭借工商立湖南。况且古代灭国靠的是军队，人们都知道；如今灭国靠的是商业，人们都忽视了。用军队灭人，国家灭亡但百姓还存在；用商业灭人，百姓灭亡而国家随之灭亡。中国遭受灭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如今外国鸦片消耗我国，每年有三千三百万，这是人们都痛恨的，哪里知道洋纱、洋布每年消耗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使用的物品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手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箧、瓷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物如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盐、洋糖、药水、丸粉、洋干果、洋水果，以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玩好淫巧的器具，家家户户都有，人们大多喜欢它们，乃至新疆、西藏也

译（白银）都流失了，耗费我国以万万计。而我们自从丝、茶质量下降，不敌鸦片，其余像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材、绸缎、瓷器、杂货等，价值不到三千万，仅相当于洋布的一半。而我们国内有厘捐，出口有重税，他们都没有。我国物产虽然丰富，但每年支出达万万，合计五十年计算，已经耗费万兆，我们的商人怎能不穷困？如今日本甚至想要通商到苏、杭，又增加了二万万的债款。我国民的精华已经枯竭，膏血都已耗尽，坐着等待死亡，弱者辗转死于沟壑，强者流落成为盗贼，即使没有外患，也必然有不可言说的祸患。似乎应该特别设立通商院，派遣廉洁且擅长理财的大臣来主持此事。命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并由商务大臣统领，上下通气，共同商议办理，或许可以振兴。

什么是商学？地球各国贸易条理繁多，商人愚昧浅陋，不能全面了解，应当翻译外国商学的书籍，选拔人员学习，普遍教导各直省，知识才能开启，然后可以获取外国的利益。什么是商会？一个人的见识不周全，不如集合众人的意见；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如集合公众的股份；所以有大会、大公司，国家予以资助，力量容易雄厚，商务才能远达四大洲。明朝时葡萄牙通商澳门，荷兰占领南洋，英国人在乾隆时夺取印度，道光时侵犯广州，不是他们政府的力量，而是他们公司的权力。因为民力已经结合，又有国家资助，不仅可以富国，而且可以开拓疆土，商会所关系到的，也不小啊。

什么是比较厂？西方各国的赛会，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广见闻、启发思维、辨别优劣。凡是物品经过比较，优劣容易显现，那么劣质的就滞销，而优质的必然畅销。他们的货物在中国流行，正是由于这种方法。现在我们也应该设立这种厂，于是广泛纺织以对抗洋布，制造日用品以对抗洋货。上海造纸，关东卷烟，景德镇制瓷，苏、杭织造，北方开辟葡萄园酿酒，山东制作野蚕茧成丝，江北改良土棉纺纱，南方扩大蔗园制糖，都与洋货比较，精妙华丽，务必超过它们。又让我们的领事探知他们的喜好，迎合他们的欲望，更新制度，并且夺取他们的利益，不仅仅是对抗他们的货物而已。

然后免除厘金的危害，以安抚民心，减少出口的税收，以扩大商务，此外开发金、银、煤、铁的利益，足以冠绝五洲，制造舰船枪炮的精良，足以横行四海。所以优待商人应当实行第三点。

译我朝人口繁衍，铁路尚未开通，货物运输困难。即使以北口的皮毛、京师的煤炭、天津的货物为例，从事生产的人有四百，而从事运输的人有六百，生产的人少，消耗的人多。其余穷困无业、游荡无赖之人，到处都有。京师是四方瞻仰的地方，却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之人，无人收容抚恤，弃尸道路，每天都有。公卿士大夫，车马喧嚣，接连不断却不闻不问，各省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是皇上的子民，皇上不忍心让百姓流离失所，只是深居九重宫阙，清道后才出行，所以不知道罢了。如果亲眼看到他们呼号无门、脓疮卧地，怎能忍心目睹呢？靠一人来养活天下，势所不能，应当设法收容抚恤他们。

抚恤的方法：第一是移民垦荒。西北各省，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东三省、蒙古、新疆更加荒疏辽阔，人迹既少，地利也就无法开发，及早谋划迁徙，可以开辟利源，可以充实边防，不仅仅是养活贫民而已。移民有三种方式：一是罪遣，如今俄国人将希利尼党人迁徙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因此得以开发；二是认耕，英国的加拿大、新西兰各岛，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都是如此；三是贸迁，荷兰在南洋诸岛的移民，都是商人留下的。英国自移民之后，开拓的土地超过本国七十倍，人口更加繁盛，哪有因人口繁多而抛弃他们的道理。现在我国百姓穷困，游散之人最多，即使去做美国人的佣奴，尚且不被允许，反而被驱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仿此举，数百万失业百姓归来，如何安置？如果不早作图谋，他们或成为间谍，或成为盗贼，将不可收拾。现在铁路未成，迁徙百姓不易，如果铁路建成后，专门派遣大臣负责此事，给予他们谋生的道路，共有安乐之地的保障，百姓乐于生存，边境丰实，一举多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第二是教工。《周礼》中有里布来惩罚不从事耕作的人，有圜土来警示游手好闲懒惰的人。游民无赖，小的作奸犯科，大的成为盗贼。应当命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拔善堂绅董管理。无业游民，都进入其中，选择他们所能做的，教给他们技艺。绅董用他们的劳动所得供给他们食物，抽取十分之一作为经费，限制出入，都有规定。对于大型工程和大役，用军法部署，让他们充当役作。能够改过自新的，取得保释才免除，再犯不赦。那些犯小过的人，都附入其中，根据轻重，决定服役的期限。那些不是老弱残疾的乞丐，都收容在外院，工作同上。穷民得到食物，良民依赖安宁，仁政的实施，似乎难以延缓。

第三是养穷。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断肢侏儒，这些无助的百姓，先王最加怜悯，都有固定的供养。应当命令各州县市镇聚落，都设立各种院舍，全部收容抚养，都让官府会同善堂，劝筹巨款，妥善管理其事。管理有效，穷民乐在其中，联名请求奖赏，允许按照军功劳绩奖励，那么就没有一个百姓失所，这对于皇上的仁德难道不是小小的补益吗？民心固结，国势系于苞桑（稳固）了。所以抚恤穷困应当实行这四点。

然而富有而不教化，不是善治之道；愚昧而不学习，无法广增才识。关键在于教化百姓。学校的设立，选举的科目，先王的法度很兴盛。但是汉、魏以经法举孝廉，唐、宋以词赋重视进士，明朝以八股取士，我朝沿袭它，诵读朱子之法，讲明义理，可以说是法度良好、意旨美善了。但是法令禁止使用后世书籍，那么空疏就可以成为习俗。选举都限制名额，那么高才之士多在科场中老去。况且考中则进入翰林院而很快成为公卿，在朝夕之间；落榜则德高望重的人不被征聘，终老于草野。题目难，所以少时困于搭截题，知道作法而忘记义理；名额窄，所以老时被科第驱逐，追求富贵而废弃学业。标准定得极高，束缚得极窄。甚至鉴于明末的情况，因噎废食，上面禁止讲学，下面嘲笑道学，所以承担大道的儒者既少，才智之士不多，乃至嗜利无耻，败坏风俗，而国家在紧急时刻没有可用之才。法度弊病到这种地步，也不得不稍作改变了。至于小民识字已经很少，有的省份没有礼律书籍，有的县没有启蒙学校，这种不教化的情况，太严重了。

天下百姓多而士人少，小民不学习，那么农工商贾就没有才能。生产物品制造器具，利用厚生，既不能精通；教化百姓形成风俗，迁善改过，也难以治理，这不是覆盖养育众生的本意。所以教化有及于士人的，有及于百姓的，有阐明道理的，有广增智慧的。能教化百姓，那么士人更加美好；能广增智慧，那么道理更加明白。现在地球已经开辟，铁路四通八达，外侮交侵，闭关自守不可能，那么万国所学，都应当讲求。宋朝臣子姚燮说：“我们所做的，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我们却听不到；怎么能不被他们所侮辱呢？”曾经考察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究事理、劝勉学习。他们从七八岁起人人都入学，有不学习的责罚其父母，所以乡塾很多。各国读书识字的人，一百人中大约有七十人。其学校经费，美国甚至达到八千万。其太学生徒，英国甚至达到一万多人。其每年著书，美国甚至达到一万多种。其所属郡县，各有藏书，英国甚至达到百余万册。所以启发

译民众中的智者也是广泛的。然而我们中国作为礼乐文明的国度，读书识字的人仅占百分之一二十，私塾的经费比军饷少了几十倍，士人中能够通晓古今、了解中外的人，有的郡县竟然没有。

译有才智的百姓多，国家就强盛；有才智的百姓少，国家就衰弱。土耳其拥有天下第一的陆军却遭受削弱，印度崇尚道家无为却走向灭亡，这就是明显的效验。所以今天的教育，应当首先开启民智。武科考试中的弓、刀、步、石等项目，已经非常没有用处了。《王制》中说：“那些四肢瘦弱、射箭驾车不合格的人，在乡里中不与士人同列。”这是武则天时期的错误制度，怎么可以继续沿用呢？同治元年，前任总督沈葆祯请求废除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求开设艺学。现在应当把武科改为艺科，命令各直省、州、县普遍开设艺学书院。凡是天文、地理、矿冶、医学、法律、光学、力学、化学、电学、机器、军事装备、驾驶等，分别设立学堂，而测量、绘图、语言、文字等都加以学习。选拔十五岁以上的学童进入学堂学习，仍然专攻一经，作为根本；聘请老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官员会同书院老师，用经义题目一篇和专门学业进行考试，通过一半科目就算中选，不限名额，可以推荐到省学，与诸生同等对待。五年学不成的，退学。省学的书籍器物更加丰富，见闻更加广博，学政督抚会同书院老师，每年考试他们的专门学业，增加经义一篇、史论一篇、考查掌故一道策问，通过一半科目就算中选，不限名额，贡入京师，称为举人。五年学不成的，退学。这些学生到了京师，广泛聘请各科教习，图书器物尤其丰盛，每年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进行考试，方法与省学相同，不限名额，通过一半就算中选，称为进士。三年学不成的，退学。那些进士可以回去担任州、县艺学的总教习，那些举人可以担任分教习，并听任他人聘用。那些诸生可以回去教授乡学塾，并充任各作厂的人员。乡试、会试，放纵他们的才力，不限格式法度，听任他们引用，只要在讲明义理，尊崇孔孟。三场考试应当增加询问四方外族掌故以及天文、地理的内容，及格者中选，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书法工整，只取直言极谏，条对剀切者进入翰林院，文科、艺科愿意互相报考的听便。那些有创作一书，发明新义，切实有用的人，酌情授予官职。这样天下的士人才智大开，奔走鼓舞，等待皇上的任用。其余州、县、乡、镇，都设立藏书处，以广见闻，如果能够厚筹经费，广泛劝募，让乡村都设立学塾，小民童子，人人都能入学，通晓训诂名物，学习绘图算法，认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那么人才就不可胜用了。

《周官》中的“诵方”、“训方”，都是考察四方邪恶之事，《诗经》中的《国风》、《小雅》，想要了解民俗实情。近来开设报馆，名叫新闻，政治风俗完备记载，文学兼有叙述，小的可以观察物价，琐碎的可以看见地方风俗。清议时常存在，等同于乡校；见闻日益开阔，可以通晓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作为新报，尤其足以开拓心思，发扬聪明，与铁路开通，实在相互表里，应当允许百姓开设，并加以奖励，以利于政教。

然而近日人心败坏，更应当寻求挽回的方法。大概风俗弊坏，是由于没有教化。士人不勉励廉耻，欺诈巧滑的风气形成；大臣托辞畏惧谨慎，苟且废弛的弊端产生。而“六经”是有用的书，孔孟是经世之学，很少有人承担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以兴起煽动诱惑我国百姓。直省之间，拜堂如棋局般密布，而我们每县仅有孔子一座庙，岂不可痛哉！

现在应当紧急设立道学一科，那些讲学的大儒，发明孔子之道的人，不论资格，一并加以征召礼遇，酌情授予国子监的官职，或作为学政的备选。那些举人愿意进入道学科的人，可以担任州、县教官。那些诸生愿意进入道学科的人，作为讲学生，都分配到乡村，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并且让各善堂资助。并命令乡村淫祠，全部改为孔子庙，那些各善堂、会馆，都命令只祭祀孔子，以教化愚民，扶持圣教而堵塞异端。道学科中有高才硕学，想要把孔子之道传到外国的人，明诏奖励，酌情给予国子监、翰林院官衔，资助经费，命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给予凭照，让他们资游历。如果在外国建立学堂，聚集学生千人，确有明效，给予世爵。其余都投递文书给学政，以通晓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全部给予前述待遇。如果南洋一带，我国百姓数百万，长久隔绝圣化，只是被异教诱惑，将要沦为左衽，都应当每岛设立教官，建立孔子庙，多带领讲学生，分别进行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并且借传道为游历，可以探听夷情，可以宣扬国声，无不尊亲，尤为大义了。

士才既然多了，那么使才就应当讲求。春秋时子羽能知道四国的作为，汉武帝下诏，寻求通晓绝域之使，苏武不辱使命，富弼能争辩。列国交争，他们的责任重大。而现在使才没有培养，不熟悉外务，严重辱没国体，被夷人嘲笑。现在应当设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中明敏辩才的人入馆学习，那些翰

译林部官员愿意入学的，准许进入。各国的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条约章程，都命令他们学习。学成之后，有的去游历，有的充任随员，外派担任领事，提拔担任公使，大概就能通晓外交事务，可以应对交涉。考察俄国、日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派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派遣优秀子弟到那里读书。俄国君主彼得，甚至改扮成工人，亲自学习他们的技艺，回国后变革政治，所以能够迅速强大。我国的亲藩世袭爵位的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是启发圣上智慧的人，却不出都城，很少能学问，不仅不通晓外国的情况，而且连直隶各省的情况都不知道。一旦执政，怎么能有补益？大臣固守旧法，习惯于因循守旧。应当选拔他们游历三年，研究各种学问，回国后能著书立说，才授予政事。其余分别派遣官员，激励士人百姓，出洋学习，或者资助游历，一并发给凭证执照，能著写新书的，都给予优厚奖励，回国后授予教习职务，大概能开创新学，那么对上可以辅佐圣上智慧，对下可以开启风气了。

译内部治理既已推行，那么军事防备就应当修治。然而近来谈论治国的人，没有不知道谈论船只、器械和军队士兵的。但是士兵没有一个能训练有素的，船只器械没有一个能使用的，这是因为只有末节而没有根本的缘故。从前战国时期，魏国有苍头军，齐国有武骑，秦国有百金死士，楚国能挥袖征伐宋国。近代德国与法国的战争，十三日发生冲突，十七日就调动军队二十四万，渡过莱茵河逼近法国边境。大概各国并争，没有一天不训练军队、整备军需，警惕恐惧不敢懈怠，国家才能立足。

如今各夷族相互窥伺，辽东、台湾发生变故，治兵的方法，更加与古代不同。自从德国实行内政，寄寓军令而战胜法国，民众全部成为士兵，各国畏惧它，没有不变更的。俄国军队三百多万，德国、奥地利也有一百多万。选拔士兵先用医生查看其强弱，然后进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射、测量绘画，他们的阵法营垒、船只器械枪炮、海岛港口、波涛沙线，日夜讲求，确实有标准。操练如同真战，平时如同临敌，他们之所以能在海上争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效仿西方，敢来侮辱我们，我们仍然用大一统的旧观念看待它，不训练军队防备，八旗三十多万，绿营六十多万，都是老弱没有可用的。同治中兴之际，才靠招募勇兵成功。如今招募勇兵三十多万，不是克扣虚报名册，就是乞丐充数。《论语》所说的用没有教化的百姓去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缺论将在说礼乐而敦诗书。如今外国将才，都从学堂出来，天文、地图、阵法、方略考核授予，即使是王子，也先编入偏裨，考核选拔有功，然后提拔任用，而我们许多将领大多有不识字的。他们对于中外的情势，天文地理，更加茫然，即使能勇敢，也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世变了。《管子》说：“器械不精良，就把士兵送给敌人。”外夷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月异。枪则有德国的得来斯枪、毛瑟枪，法国的格拉枪、克洛拔尺枪、沙士钵枪，英国的亨利马梯尼枪，美国的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国的俾尔达奴枪，奥地利的韦恩得枪，意大利的韦脱里枪，近来英国的黎姆斯枪尤为精良。炮自克鹿卜、嘉立嘎尔、提约尔、哪登飞尔、孟替尼炮之外，近来还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暗炮台，其余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弹戎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月异。日本也能自制新器，叫苗也理枪。而我们中国不能自制，都必须从远夷购买。兵衅一旦开启，都守局外，按例不出售。即使以重价诱购，而弹子一旦用完，枪也废弃，怎么立国呢？即使承平时期购办，委员不懂制造，对于坚、轻、远、准、速无所知晓，或者用旧枪改充毛瑟，贪图其价廉，却不可用，其中饱私囊的更不用说了。查同治十三年，德国攻打法国，每分钟枪响十余次。光绪三年，俄国攻打土耳其，枪响三十二余次。到日本来犯，枪响六十余次。二十年间，后来居上，精进加倍。那么我们军队溃败，虽然将士不力，也因为器械不精良，所以胆气不壮，有以致之。至于海军不增加，全部被敌人虏获，更无可言说。以智利、马达加斯加，东南小夷，铁舰还有三十多艘，而我们却不如他们，怎么能不被别人擒获呢？

如今经过这次坏败，都应当变革。变革的方法：一是淘汰冗兵而合并营勇，二是兴起民兵而建立团练，三是训练旗兵而振奋满、蒙，四是招募新制以精良器械，五是广设学堂以训练将才，六是厚待海军以威震海外。

如今绿营六十万，士兵既然都是老弱，可以全部淘汰。淘汰的方法，有缓有急：缺额不补，合并饷银供养精兵，这叫缓汰；先尽裁革，另行招募训练，这叫立汰。缓汰没有弊端，但迫不及待；立汰顾虑患难，但壁垒一新。然而如今营兵饷薄，兼营其他行业，从事农工，不懂军事，全部裁汰，决不会生变。其营勇也一律淘汰，去弱留强。营兵淘汰的，就可以报营候选。请派廉洁明察、功勋声望像冯子材、宋庆、魏光焘这样的人，分赴各省，淘汰弁兵，带着医生，拣选健锐精敏，年龄二十到三十的人入营，教他们识字、地图、枪法、阵法、口号，炮兵、马兵、步兵各分其事，轻骑、铁骑、精骑各致其长，明攻守，习转运，厚其饷糈，必须五金才足以赡养身家；其有死伤，加恩抚恤并抚养其孤子，训练三年才允许娶妻，五年之后，退充民兵，日月精操，一年大阅，药码备带，动若临敌，那么举国皆为勇士，召募也为精兵了。其制造器械，建造炮台，造筑铁路桥梁，料理兵食，医治疾病，都妙选人才，专司其事。每直省都选万人，练成一军，禁止其克扣虚冒，并从重杀戮，沿边加倍，辅以铁路，那么指臂之使，呼应灵通，兵威已振了。这叫淘汰冗兵而合并营勇。

三代仁政，寓兵于农；唐代盛强

译这是府兵制的力量。近来发生太平天国叛乱之祸，各省的团练，都能保卫家乡，以报答国家。如今全球数十个国家，都实行全民皆兵，我们在这个时代，也应当恢复古制。请命令各行政区域每二十个成年男子中抽取一人，除去官员和读书人之外，从十八岁到四十岁，都登记入册，编为团兵，每五年从中选拔一部分作为战兵，其余的留在团练中。有战事时就调遣出征，没有战事时就回家耕作。在农闲之时，跟随军营进行训练，由地方绅士统领，配备军械，每月操练三次，年终举行大规模检阅，拉弓射箭命中靶心的，奖赏功牌。中国户籍人口四万万，其中可以选出二千万有勇有谋、知守规矩的民兵，退可以防守，进可以作战，声威之盛，冠绝四大洲，这就叫做兴起民兵并建立团练。

译我朝开国，凭借满蒙八旗军队平定天下，如今内部从京城军营到各省驻防，外部从内外蒙古各盟，都穿着华美、饮食奢侈，并且已经疲惫困顿，白白耗费俸禄，这无助于巩固根本、磨砺爪牙，这是第一点。应当派遣严厉明察的大臣，淘汰选拔八旗兵员，确定饷银数额，与绿营兵勇一样进行训练，作为京城卫戍部队。我朝索伦骑兵，尤其建有奇功，应当命令东三省训练精锐骑兵、铁骑各三万人，辅以铁路，日夜训练，这样就可以雄视边疆了。那些蒙古各盟，也派遣懂军事的大臣，像依克唐阿那样的人，会同各盟的王公、贝勒、贝子、台吉，讲求兵器装备和骑兵战术，严格训练，或者调入直隶各省军营，观摩学习，必定能涌现出像策凌、僧格林沁那样的人才，出来效忠勤勉。这不仅使兴安岭万里边防有了防卫依靠，内部二十行省也振奋了声威，这就是所谓训练旗兵以振奋满蒙。

我们的兵器陈旧迟钝，都是因为由官办工厂制造，而不招募民间工匠的缘故。如果已经设立工艺学堂，招募人员制造机器，就放手让民间去做。再设立重赏，有能制造新式兵器的人，根据其用途的大小、制造的精良程度，除了给予银钱、石料、价格、银币外，还授予匾额，使他们在家乡感到荣耀，那么天下的巧匠，都会竭尽心思智慧，来满足国家的需求了。考虑到来不及做事，先选拔出国学徒，进入各国工厂学习研究，回来教导我国百姓。中国百姓心思灵敏，树立高标准，必定会有精良的器械，层出不穷，足以与西方人竞争。这就是所谓招募新式制造以精良器械。

我们的将才不足，应当命令各县都设立武备学堂，选拔士人学习，包括大文、地理、布阵、绘图、测量、算法等，选拔其中优秀者，才授予军官职位。那些近支王公中年富力强、英明豪迈的，都应当让他们进入学堂学习，以备担任统帅。其余旧日军官，不通文义韬略的，除了功勋威望大臣及剿灭悍敌的劲将外，都予以淘汰。规模既已改变，精神焕然一新，既然没有轻视武备的弊端，自然能收到干城之将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广设学堂以锻炼将才。

如果富强逐渐见效，应当重新整顿海军。轮船的制造，近来因为铁甲过重，行驶难以快速，多使用蚊子船和快碰船，船小而质地轻，灵活且行驶速度快，快船则头部装有巨刃，专门撞击敌船，蚊子船则侧面护卫铁甲，可以突破险境。其费用十余万两银子，办理很容易，辅以鱼雷，依托炮台，无事时出海巡视各洋，以保卫商旅，有事时回守海疆，以壮大声援。南北洋及福建、广东分为三支，每支铁舰三艘、快船六艘，此后我们若能自制，逐年增置。测量海况的方法，命令学生在兵船上测量考订，凡是岛屿口岸、礁石沙土，水路风向，都绘图立说，存放在海军衙门，互相参证考订，如果有疑问，派船仔细测量，沙礁变迁，随时注明，都印发售卖，听任人士考求。那些学生研究既已精通，就留任为驾驶员，大概这样海道才能精熟，驾驶才不会出错。水营对于海军，就像城垒对于陆军一样重要。况且暴风大雾，进退更难，船坞陆台，接济必须完备，都应当亲自探查精审，否则一旦投入战火就会失败。至于海战的阵法，驾驶的将才，尤其应当鼓励研究，预先储备待用，上等的作为将领偏裨，下等的作为兵丁匠役。近来邓世昌捐躯报国，如果加以激励劝勉，难道还担心缺乏人才吗？这就是所谓厚待海军以威慑海外。

中国地大物博，如果水陆并练，那么饮马南洋，秣兵欧土都绰绰有余，还怕什么日本呢？然而所有这些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的策略，所以审慎开端、致力施行的，就在于求取人才而破格提拔，慎重选择左右近臣而扩大选拔范围，通达下情而合力同心，这三点而已。

如果循规蹈矩、守旧苟且、偷安度日，奉行文书，按资历晋升，确实不需要人才。如果想要成就非常之功，就必定要有破格提拔。从前汉武帝修明废弛、举荐遗落，东征西讨，文吏如朱买臣、严助、主父偃，将帅如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都是从平民甚至奴仆中提拔，只凭才能驾驭，所以能感激奋发、图立功业。明太祖施行不可预测的刑罚威严，使用破格的赏赐提拔，一句话契合就授予卿贰高官，一件事失败就加以诛杀夷灭，所以能奋不顾身追求功名，辅佐成就开国大业。不敢说远的，请拿近事来证明。当同治初年，沈葆祯、李鸿章、韩超都以道员破格提拔为巡抚，阎敬铭则由代理泉司破格提拔为山东巡抚，左宗棠则以举人赏赐三品卿衔，督办军务，刘蓉甚至以诸生提拔为四川藩司，过一个月就授陕西巡抚，因此能各展才力，克佐中兴。伏读世宗宪皇帝圣训，屡次下诏书，令荐举山林隐逸之士，下至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县丞、巡检，都破格提拔任用。所以治理成效冠绝前古，这是大圣人的用人良法。大概遵循资历的，可以得到平庸谨慎的人，不可以得到异才；任用老成持重者的，可以守常，不可以应变。汉高祖对于樊哙，攻克城池才增加爵级；对于韩信，一见就授予大将。同治中兴诸臣，多出身草野，这是明显的效验。大概用人者，用的是人的气概而已。凡任事的臣子，必定怀抱热血，所以能图立功名。如果高谈

译那些外表看似谨慎厚道的人，热血一定稀少，才能一定平庸。纵然能够保全自身、少犯过错，也已经暗中破坏了法纪纲常。何况在当今时势艰难之际，为什么要任用这种平庸的臣子呢？

译从前李沆说不要任用喜欢惹事的年轻人，这是太平盛世时的言论，用在今天，就像药不对症，反而有害。苏轼说能够任用有智谋功名和勇武功劳的人，那么治理国家就在于君主如何驱策驾驭他们，不要让他们冷却，就像牧人对待羊群一样，看着鞭子所指的方向，随着心意所注重的地方，稍微加重或减轻，羊群都会奔走趋赴，驰骋效力至死。大商人囤积奇货，尚且能让整个市场的人为之奔走，何况君主掌握着赏罚的大权，激励天下的士人，有什么求取不到的？有什么事做不成的？难道在紧急关头，就没有可用的人才吗？古代是天下，今天也是天下，神州大地灵气聚集，士人百姓数以万计，大多怀有忠义之心，并没有缺乏人才，这都是皇上抚育并拥有的。如今东边战事兴起，发愤忘身、为国效力的人很少，固然有臣下不忠的原因，难道皇上激励提拔的方法没有做到位吗？

天下的官员和士人，怀才效忠的很多，皇上深知并牢记在心的有几人？破格提拔的有几人？议论咨询的有几人？日夜访求的有几人？前代有梦中得到人才的，有狩猎时得到人才的，有询问得到人才的，有写在屏风上依次任用的。皇上深居宫廷，用人求士，本来不是疏远卑贱的人所能知道的，然而没听说有进贤退不肖的大举措，仍然是遵循资历，录用科举出身的人，否则，就是大臣推荐他们的私人罢了。我私下认为皇上还没有讲求到这一点。按常规晋升的人，富贵是理所当然的，感激之情一定少；特别提拔的人，知遇之恩出于格外，报答的诚意一定深。周亚夫郁郁寡欢，不是辅佐幼主的臣子；霍光陪乘，有跋扈的意图。孟子说齐王没有亲信之臣，所谓亲信之臣，是因为君主有特别的知遇，所以臣下有非常的报答，那么亲信之臣的道义，本来就是孟子特意确立来告诫后世君王的。从前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驾驭士兵，尚且能让他们赴汤蹈火，成就功名，皇上拥有天下的士人百姓却不善于使用，来辅佐圣明的治理并宣扬天威，反而在小夷面前遭受大辱，所以说皇上激励提拔的方法没有做到位。

《诗经》说：“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君主不依赖人天生的忠义，而依赖有道造就并招致他们。豫让在范氏是贰臣，在智氏是忠臣；韩信在项羽那里是庸臣，在汉高祖那里是才臣；封德彝在隋朝是候臣，在唐朝是良臣，所以关键在于造就罢了。现在如果发愤自强，兴举各种废弛的事业，没有才能的不任用，如果仍然用资历来治理天下，就像用参苓治疗奇病，一定达不到目的。希望皇上垂意广泛寻求，日夜访求，某某有才，某某未被任用，记载说尽知天下的名士，尽知他们的数量，尽知他们的所在，全部让他们引见，询问时事，破除常规，破格提拔，或者让翰林各曹轮班顾问，或者见到下级小官，温和地询问，或者让九卿、翰詹、科道、督抚、司道推荐，专门寻求民间隐士，禁止推荐显贵官员，天下的士人一定会踊跃奋发，希望报答知遇之恩，一定有豪杰俊才出来挽救艰难，所谓求人才而破格提拔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天下虽然大，人才虽然多，君主每天见到的，只是左右的臣子罢了。《尚书》说：“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用来早晚辅佐君主。”又说：“只有吉士，不要用奸邪的人，用来勉励辅佐我的国家。”大概凭借启发开导，广见闻，即使是圣明的君主，没有不依靠左右帮助的。如果有奸邪的人夹杂在旁边，那么就像汤灶遮蔽贤人，堵塞言路，营私结党，弄权作威，祸患不堪言说。那些正直的人吉士，匡正君主忧念国家，引进贤士，开阔言路，他们的益处又岂能言说呢！

现在的左右诸臣，皇上每天见到的，他们是正直的人还是奸邪的人，皇上自己辨别罢了。伊尹说：“有言论违背心意，一定要求之于道。”孟子说：“要求君主做难事，叫做忠。”刘向说：“魁垒骨鲠，忧国如家，议论通古今，感叹动人心。”而《大学》唯独称赞《秦誓》中的一个臣子。人的贤圣，内心喜欢他，能保全子孙百姓；人有技能，嫉妒厌恶他，不能保全子孙百姓。喜欢贤圣还是嫉妒有技能，皇上也自己辨别罢了。《周礼》有“土训”、“诵训”、“匡人”、“撢人”的官职，都诵读四方的故事来广耳目。汉代郎官，像东方朔、扬雄，在阶下执戟，袁盎入内移动席位，孔光拿着唾壶、虎子，都精选名儒担任。程子说每天亲近学士大夫就治理得好。现在翰林上百人，郎曹上千人，都是人才聚集的地方，淹滞冗散，如果用周、汉的制度，或者增加南书房的员额，或者调入侍卫，对于辅佐圣德而广圣聪，一定有裨益。所谓慎重左右而扩大选择的，就是这个意思。

人才得到，左右贤良，而下情不达，百弊不止。中国的大病，首先在壅塞，气郁生病，咽塞致死，想要进补剂，应该除去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才强。现在天下的事都是形式而没有实际，官吏都奸诈而营私。上面有德意而不宣扬，下面有呼号而莫能传达。同样的兴作，同为良法，外夷实行而致

译效仿（西方制度），在中国推行却弊端更甚的，都是上下隔绝、民情不通所导致的。一省千里之地，只有督抚一两个人能够上通章奏；百官众士人数众多，却只有中枢要员三五人能日日面圣。然而，朝廷与地方距离遥远，大臣因畏惧谨慎而不敢尽情进言；州县官员独掌一城，小民遭受冤屈却无处申诉。所以君主与臣下隔绝，官员与百姓隔绝，大臣与小臣又相互隔绝，就像百级佛塔，层层难以通达；又像千间广厦，重重阻隔。天下的事务繁杂，疆域辽阔千里，假如督抚、中枢要员都是大贤之人，但这几个人心思耳目所及，必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才力精神所及，必定有达不到之处，靠他们来治理四海、处置各项政务，已经显得狭隘而不宽广了。何况识人之明，自古以来就难以做到，唐尧误信共工和兜，诸葛亮误用马谡，任用一旦失误，一切就会偏离正道，却想依靠他们来挽救危局、安定天下，经营四方，难道不难吗？天下百姓有四万万，士人多达亿万，情况真假混杂，才智非常广阔，皇上仅仅把耳目寄托在几个人身上，而这几个人，有的因畏惧谨慎不敢竭尽忠诚，有的甚至遮蔽贤才，阻塞圣明的听闻，皇上虽然想要通晓内外情况，了解百姓的隐情，却没有途径。名义上虽然尊贵，实际上却是孤立在上，于是导致了割地弃民的行为。皇上又何必乐于这种孤高的尊贵呢？

译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没有不与百姓共同承担的。《洪范》中关于重大疑难和大事，咨询普通百姓以达到大同。《孟子》说举荐贤才、诛杀罪人，要等待国人认为都可以才行。盘庚则命令众人来到朝廷，周文王则与国人交往。《尚书》中提到的“四目四聪”，都源于敞开宫门；《周礼》中咨询谋略、咨询迁都，都汇聚大众的意见。我曾推想古代圣王的用意，不仅仅是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在是为了共同担忧祸患，凝聚百姓的意志。从前汉代有征召辟举有道之士的制度，宋代有给事中封还驳正诏书的条例。恳请特别下诏颁行全国，让士人百姓公开推举那些博通古今、贯通中外、明白政治体制、品行方正直言敢谏的人士，大致按府、县划分，约十万户推举一人，不论是否已经做官，都可以入选，沿用汉代制度，命名为议郎。皇上开设武英殿，广泛悬挂图书，让他们轮流值班，以备顾问。并允许他们随时请求面圣，向上驳正诏书，向下传达百姓的意见。凡是内外兴办改革的大政、筹措军饷的事宜，都让他们会议讨论，三人中两人同意就执行，交有关部门施行。所有人员，每年更换一次，如果民心信服，留下的人担任领班，定为常例，向天下宣布。向上能广开皇上的圣明智慧，可以坐在一室之中而洞察四海；向下能合天下人的心志，可以同忧同乐而忘记公私之分。皇上推行这一经义，实行这一旷世大典，天下人奔走鼓舞，有才能的人竭尽全力，富有的人拿出钱财，共同赞助国家富强，君民一体，情谊相互信任，中国如同一家人，休戚与共。用这种方式筹措军饷，有什么军饷筹措不到？用这种方式训练军队，有什么军队训练不好？将四万万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天下就没有比这更强大的了！这就是所谓疏通下情而合力的人。

推行这几条措施，用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洗雪国耻，显扬我国的威严。从前德国宰相俾斯麦打败法国后，说地球各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势的，恐怕成为欧洲的祸患，想联合各国瓜分中国，既然知道我国孱弱不振，于是放弃不管。中国拥有两万里土地，四万万人口，二十六万种物产，二帝三王四千年的忠义，这是历代圣君所培养的，是地球各国所没有的。如果修明政治以求自强，即使用来向西讨伐欧洲，向南收复海岛也绰绰有余，难道不是西方大国所畏惧的吗？又怎么会有割地、求和于小夷的事情呢？现在去做，还来得及补救；如果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良机，那么外患内忧，迫在眉睫，拖延几个月，事变就会到来，后来想后悔并改变做法，大势已去，不可收拾，即使有圣人，也无法善后了。所以国家安危，决定于今天。

凡是我上面陈述的，能否实行，仍在于皇上自强的一颗心、敬畏的一个念头而已。天下是巨大的器物，难成而易毁；亿万百姓是大众，难静而易动。所以古代圣王怀着用腐朽的缰绳驾驭烈马的恐惧，忧虑天命无常，一天比一天谨慎，如同走在深渊薄冰之上，振奋磨砺，仅能自立。近来土耳其是回教大国，陆军冠绝天下，不改变旧法，于是被六大国割地、废黜君主，而操纵其政权。属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都分裂土地自立为王。俄国、日本能变法，于是取得东方威势。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可以作为近代的借鉴。

自古以来，非常之事，必须等待大有作为的君主。自强是天道的刚健，意志刚强是大君的德行。《洪范》以柔弱为六种灾祸，大《易》以顺从为阴德。《诗经》说：“天正在成就事业，不要做柔弱之人。”解说者认为柔弱之人足以作为警戒。皇上如果历览覆辙，深畏天命，思念祖宗的托付，忧虑国家的衰败，早晚震动，念念不忘，早朝晚退，讲求自强，某项弊端未举，某项弊端未除，某项人才未用，某项法令未善，邦交未固，国本未坚，按日程功，义在必办，必定能赫然发愤，不能自己。恳请皇上远览《诗》、《易》的警戒，近鉴俄国、土耳其的兴衰，独揽乾纲，破除旧习，不要被左右之言动摇，不要被流俗之说迷惑。做事必有利弊，权衡轻重；听言必有是非，考察迂阔切合，决断出于圣心，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在无事的时候，即使是功勋旧臣的话也不能听进去；在有事的世道，即使是草野之人的话也可能被采纳。进士出身草野，疏远偏僻，怎敢妄陈大计，变乱旧章。只是向上感念圣主广泛求贤，向下惧怕一家之人一同沉溺，好比父亲患重病，庶子懂得医术，虽然不能亲自尝药，也想将验方抄录进献。《公羊传》之义，臣子一例。所以敢忘记自己的僭越，竭尽愚昧，希望皇上采择。不胜冒昧惶恐之至，伏请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第四书

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八日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作为权宜妥善料理后事，讲究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请代奏事：

窃职前月不自量狂愚，妄陈大计，自认僭越，干犯重诛，待罪一个月，惊慌战栗，蒙陛下包容，不责其僭妄之罪，难道不是广纳刍荛之听，树立鞀铎之鹄，以开启言路而广纳伶俐之人吗？职

译对于上呼吸道感染见解高明的大臣所说的话，以及下面对国家政局纷乱不堪的愤慨之情，前次上书只谈了应变的方法，没有阐发根本要点以及处理先后缓急的适宜原则，因此我冒犯斧钺之威，再次竭尽愚诚，向陛下陈述。

译我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审察和处理“势”与“理”。“势”本来没有强弱之分，只有比较大小之后才能区分；“理”难以判定美丑善恶，随着时间长短的变化而改变含义。从前孔子作《春秋》以阐明三统之说，又作《易经》以论述权变之道，曲直长短、子丑方位相反相成都能行得通，进退动静依靠权变才能长久，因此效法后世的文王而成为圣人的老师。如果不穷究经书的义理而斟酌古今，考察形势的变化而沟通中外，那就是按图索骥的愚蠢，而不是开辟乾坤的治理之道。如今通商口岸已经开放，各国环绕逼迫，既然已经形成彼此对立的局面，就像两军对峙，如果不了解对方的军法兵谋，就无法用兵应对敌人。面对小敌而不知其情，就会震惊而慌乱；面对大敌而不知其情，就会轻敌而导致失败：这是绝对的道理。

欧美各国对我的逼迫，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局。过去四夷的交好或侵扰，只是用强兵欺凌罢了，没有治理方法和学术文化的事情；如今欧美各国用治理方法相互竞争，用智识学问相互超越，这确实是自古以来的夷狄所没有的。我曾考察欧美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一在于千年来各国并立，如果政治不振作，灭亡就会随之而来，所以上下都振奋精神，日夜警惕，尊重贤才而崇尚功绩，爱护百姓而亲近下属，他们的君主宰相对于每一个士人百姓，都想着任用，所以爱护培养的心思多，而防范制约的心思少；他们的士人百姓对于君主和国家，都能亲近，所以有情感必定沟通，有才能必定任用；他们国民的精神和舆论，都关注邻国，有良法新制，必定效仿追随并争胜，有外交内政的动向，必定设法分散并侦察。大概因为事事都有相互忌惮畏惧的心理，所以不时有相互牵制胜过对方的意图，因此立法施政，不断革新，才能勉强维持。

二在于设立科目以激励智识学问。欧美在宋元时期，深受教皇的愚弄，屡次被回教国家打败，贫穷衰弱到了极点。英国人培根在明朝永乐年间创立新学说，认为智慧越开凿越显现，物质越积累越繁华，主张启发创新而不主张模仿旧制，主张适应当今而不主张固守古代，请求在国家设立科目加以鼓励。那些士人著有新书，提出自古未有的学说，赏赐以清贵的官职和高第；那些工匠制造出新器物，发明自古未有的技巧，给予丰厚的赏赐和功牌，都允许他们享有专利，放宽年限；那些开辟新土地，为人迹所未至，承担重大工程，为百姓所依赖受益的人，赐予世袭爵位。于是国人积极努力，各竭心力，争求新法，以获取繁荣。各国跟随其后，数十年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万里之地，开采金山极为富有，每年获得白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了。麦哲伦环绕大地，知道地球如球体，而效仿荷兰、葡萄牙大举收取南洋一群岛屿，占据台湾并占领澳门了。哥白尼发现地球绕日运行，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带着技艺来游历；他们进贡有浑天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进了中国的历法。到了近世，新法更加兴盛。道光初年，开始创造轮船，而十二年英国人侵犯我的广州，并且遍收四海为属地，开拓土地四万里了。道光末年，开始有电线、铁路，美国铁路如织网丝，五里十里，纵横交错，而财富冠绝天下。俄国人修筑铁路，开拓土地万里。近来英国获得印度、缅甸，俄国获得西伯利亚至珲春，法国获得越南，都修筑铁路以逼迫我的边疆。合计十余国人物所观摩，君主宰相所激励，师友所讲究，事情无论大小，都追求新颖便利。近来凭借船械横行四海，所以凭借微小的技艺粗陋的器物，而成为天下政教的大事，人们都惊叹洋人景象的强盛，制造的奇异，而推究其来源，都是由设立爵位赏赐以劝勉智识学问造成的。

三在于设立议院以沟通下情。筹集军饷是最难的事情，百姓信任上级，那么巨额款项可以筹集。钱粮没有固定的规制，费用出自公家，则每年分摊。人们来自四面八方，所以痛苦无不上传；政令都出自一堂，所以恩德意旨无不下达；事情都基于众人的议论，所以权奸无法容其私心；行动都暴露在众人的听闻之下，所以中饱私囊无法容其弊端。有这三者，所以众人并举，乃至茂盛。然而孟子说：“国家空闲，明确政令刑罚，尊重贤才任用能人，大国必定畏惧。”《易经》称：“开物成务，引导百姓，制作器物以利于天下。”《洪范》称：“大同逢吉，决断听从卿士、庶人。”《孟子》称：“进贤退不肖，取决于国人医生。”那么他们实际上恰好符合经义的精要，并非能创造新的治理方法。

中国自古一统，周围都是小夷狄，所以对外没有争雄竞长的心理，只是对下有防乱除患的意思。到了明朝，治理方法尤其严密。用八股文取士，用年资升官，务必困住智名勇功之士，不能尽其所学；一个职位有数人，一人兼任数职，务必实行分权掣肘之法，不能尽其才能。

译道路极度阻塞，分散开来就容易治理；上下极度隔绝，尊崇权威就容易树立威严。本朝沿用明代的文官制度，所以数百年来，权臣和重镇，没有听说发生其他变故。全国虽然广大，都恭顺地奉行法律，而法网相当宽松，政令平易近人且赋税极轻，百姓无知无识，乐于行善嬉戏生活，这种治理成效是古代所没有的。如果地球未被开辟，欧美人没有到来，即使此后千年沿袭这种稳定局面也是可以的。无奈大地忽然贯通，强敌四面逼近，士人只懂诗文而不通晓中外情况，所以闭塞视听而才能不足以任用，官员只求安稳谨慎而害怕谈论兴办事业，所以苟且敷衍点缀而事情不能兴起。百姓众多而利源不开，就会贫困沦为盗贼；官员众多而事权不统一，就会冗杂而不知羞耻。至于上下隔绝，所以各种弊端一起产生；一统相安，所以不识敌情。只在内防范祸患，未曾在外争强。以闭塞关口的习俗，忽然面对竞争的时代。粗布适合夏季，雨雪忽然到来，不能不穿上厚重的皮衣；车马适合陆地行走，大河横在面前，不能不寻找舟船。外部的感受既然不同，内部的防备也随之改变，所以《周易》重视时势的意义，《管子》重视观察邻国。《管子》说：“国家的生存，邻国有关系；国家的灭亡，邻国有关系。……举措不当，这就是邻敌因此得志的原因。……天下都治理得好，自己独自混乱，国家就不再是自己的国家；诸侯都联合，自己独自孤立，国家就不再是自己的国家。……强大而不作为的又会变小，……众人而不理会的又会变少。”大概各国并争，如同孤军转战在长围之中，如果精力、方略、兵器、兵马稍有不及，失败立刻显现。大一统的朝代，如同一个人躺在小房间里，只要谨慎门窗，驱除蚊虫，虽然稍微安心，也可以无事。现在的情形略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并争，不再是汉、唐、宋、明那样的专一统制，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引用旧法来治理末世，这是拿着旧方子来医治变化的病症，药既不对症，病必然更加危险。近半百年来研究国是的人，既然诊断病情不真实，所以谈论战争或和平，也是用药不当，否则就是坚持不用药，坐等衰亡，导致割地赔款，病情日益危重，到了伤寒存里、病人厥阴的地步。过去患有浮肿痿痹，还显得庞大，现在却枯干瘦弱，渐渐没有精气。如果不辨析病证，完全更换旧方，危急之人，哪能再受误导？只要审察病情的轻重常变不同，那么用药的君臣佐使也不同，所以现在审察开端致力之初，尤其以辨析国是为先。

译我私下听闻圣上的心意所关注垂询的，以及群臣所议论的，都想要变法自强，这可以用文虻说报信的形式来汇报了。过去说现在应当以开创的精神来治理国家，不适宜用保持成就的方式治理国家；应当以各国并争的心态治理国家，不适宜用一统无为的方式治理国家。确实因为积习已经很深，时局大大不同，如果不彻底抛弃旧习，重新建立根基，就无法涤除旧弊，展现维新的景象。如果只是缝补漏洞，掩盖缺失，那么千疮百孔，顾此失彼，牵连一起失败，必定毫无功效。

大屋毁于短柱，金堤溃于蚁穴，何况想要粉饰粪墙，雕刻朽木，而当风雨交加之时，哪有不被颠覆的呢？改日不知道填补的错误，或许归罪于变革的谬误。近来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海军堂洋操、船坞，而根基不净，百事皆非。所以有海军却不懂驾驶，有使馆却没有储备使才，有海军堂洋操却没有精兵，有制造局船坞却没有新式器械，有总署却不通晓外国掌故，有商局却不能与外国竞争。至于其中的徇私丛弊，更不必说。所以白白耗费巨款，无法挽救危败，反而成为攻击者的借口，以证明更张无补罢了。

我私下推测现在朝廷议论变法，积习文虻难忘，仍然是补漏缝缺的策略，不是重新建立根基的规划，风雨既至，最终必定倾覆。国策有几许，岂可频频失误呢？我伏愿陛下召问群臣，阐明国策，反复辨难，显露事势，确知旧习应当尽弃，补漏无法成功。大体既立，然后办法不失误；群情著定，然后人心不惊。前后缓急，才可以慢慢图谋，摧陷廓清，才可以使力。如果真能涤除积习，另立堂基，我私下为陛下谋划，三年则规模已经形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古壤，雪洗仇耻，南收海岛以迫波斯、印度，北收西伯利以临回部、强俄，以此来鞭挞四夷，治理地球而有余矣。

因为不更化则危亡之急如此，能更化则强大昌盛之效如彼，说这难道不容易吗？请以土耳其、日本来说。

土耳其是伊斯兰教大国，襟带两洲，地广五千里，非洲二十余国都是它的属藩，陆军天下第一，海军世界第三，因为不更化的缘故，两次受辱于俄国，它的属地布加利牙、罗马尼亚、门的内哥、塞尔维亚都叛离而自主。于是俄国割去它的黑海，波斯割去它的科托，奥地利割去它的波森利牙、赫次戈、维也纳，英国割去它的毛鲁塌，希腊割去它的白海。六大国废黜它的君主而掌控它的政事，为它开设议院，修筑铁路，于是土耳其不成国了。其他保守的国家，扫荡已经尽，只剩下我国及波斯、暹罗罢了。以缅甸之大，我国屡次用兵而不能得到的，英国人十天就攻取了，它的得失可以鉴戒了。日本区区三岛，土地人民不能超过中国的十分之一。近来它的皇帝睦仁与宰相三条实美改革政令，国家日益茂盛，于是能灭我国琉球，割我国辽台。

以土耳其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本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难道不是明效大验吗？何况神州地方二万里之大，人民四千万之多，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富，加上先圣义理入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厚，下知忠义而无异心，上有全部权力而无掣肘，这是地球各国之所无，而欧美诸国之所羡慕的。以陛下的英明，居于莫强之势，有独断专行之权，不想自强文虻则罢了，如果陛下真欲自强，那么孔子所说的欲仁仁至，孟子所说的王犹反掌，大概只有神州之势是这样。然而数千年的旧说，容易为之所牵；数世纪的积习，容易为之所滞。非常之原，百姓所惧，吐下之方，庸医不投。如果不是有雷霆轰隆之气，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所以不是天下之至强，不能扫除一也。后有猛虎，则怯夫可以跳涧溪；室遭大火，则吝夫不复惜什器。只有知之极明者，行之自极勇。然而不是天下之至明，不能洞见也。陛下真有发强坚毅之心，真知灼见之学，扫除更张，再立堂构，自有不能已者。所以愿陛下先阐明之，则余事不足为也。如果犹更化不尽力，必定是阐明未至，以

认为故习可安，不必更张太过，这是虽有起死之方，无救庸医之误矣。

我私下观察今天经此创巨痛深之后，未闻卧薪尝胆之谋，有兵事则惊慌纷纷，既议和则因循对付；陛下有自硬要求治之心，而未闻求文虻言求才之事；上下隔断，未闻纡尊降贵以通下情；泄沓偷安，未闻震荡激励以易风尚；巨细土下，朱闻昼

译夜间汇聚共同策划商议自强的举措。权臣宰相，又询问账册文书、期限考核、交往应酬、口腹之欲等琐碎事务。割让土地的决定迟迟不下，借贷资金未能获得，仇耻已经忘记，愤慨之心已经消解，超过这个程度就更可以知道了。麻木不仁，沉醉酣睡，刺它不知疼痛，用药不能进入，确实是扁鹊看了也会望而却步的情形。如果说要等到辽东和台湾的事宜完毕才商议改变策略，那么今天割让土地的做法，都是由过去懈怠散漫造成的，不急于谋求内部治理而等待命令他人。天下非常广大，事务每天产生，撤军既已困难，教案随即兴起，土司问题尚未解决，回民叛乱相继发生，哪一天才是容易施政的时候呢？当今追求治理，即使像救火追亡那样紧迫，还担心来不及，却佩戴玉饰、发出珂声，在倒塌的房屋和危险的墙壁下优雅地行走，难道合适吗？庸医含糊其辞，完全可以灭口；庸人因循守旧，完全可以误国。所以敢断言朝廷商议变法，积习难以忘记，风雨既然已经到来，最终必然倾覆坠落的，就是这个原因。

译斟酌缝补，难道不是很好的办法吗？但我之所以坚持认为，如果不彻底整顿革新，终究没有益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用一两件事来说明：比如文虻今天最大的祸患，是贫穷和衰弱。救济贫穷没有比开矿、制造、互市更好的办法了，救济衰弱没有比练兵、选将、购买器械更好的办法了，这是人们都知道的。然而科举制度不改变，积弊依然如故，谁肯舍弃荣耀而趋向卑贱呢？著书、制造器物、兴办工业、勘探地理的荣耀之路不打开，那么智慧学问就不会产生。所以想要开矿，却没有通晓矿学的人；招募制造，却没有创立新式制度的器物；讲求互市，却没有互市学问的专业人才；有什么想做的，只能拱手等待外夷。因此有地下的宝藏却不能开采，有人工的巧技却不能使用，凭借这些来求富，怎么能够实现呢？

乡村私塾的儿童学习读史、识字、测算、画图、天体、地理、光电、化重、声汽的学校不设立，那么基础就不牢固。驱赶老迈乞讨的人当兵，却希望他们识字、画图、测表、燃炮，一定做不到，那么士兵就不如别人。选拔悍夫猛士当将领，却希望他们读史、知兵、测天、绘地，一定做不到，那么将领就不如别人。购买外夷的设备开设官厂来制造船炮枪支，却希望它们有新颖巧妙的制作，一定做不到，那么船炮枪支就不如别人。所以凡是有战争发生，必定失败从而动摇国家，有士兵却不能使用，有器械却不能依赖文虻，凭借这些来求强，怎么能够实现呢？假如知道开矿、制造、互市、练兵、选将、购买器械不能骤然求得，于是稍微改革科举，用荣耀之路来鼓励著书、制造器物、勘探地理、兴办工业的人，大量增加学校，让乡村私塾普遍学习读史、识字、测算、画图、天体、地理、光电、化重、声汽的学问，也可以说是权宜之计了。

然而各国凡是讲求一门学问，必定集合众人的力量来完成它，固然是群策群力、观摩切磋，也是因为购买书籍器物，动辄花费巨万，不是众人合力就无法举成。所以考察天体就有天体学会，凡是谈论天体的人都聚集在那里，建造观测台，购买浑天仪，美人贺旦购买天体镜花费七十万金，这难道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吗？考察地理就有地理学会，凡是谈论地理的人都聚集在那里。英国阿侯担任亚洲地理会会长，凑钱派人游历我们亚洲，从东土耳其、波斯、回部、西伯利部以及我国蒙古、西藏，丈量画图，穷尽幽深险阻。我们云南的详细地图，英国人在道光二十五年已经绘制了；西藏的详细地图，光绪二年已经绘制了。我们蒙古、漠河金矿的山脉，前年俄国人已经绘制了详细地图送到天津文虻市。其他如法国人派流王探查滇越之地，随即吞并越南；派特耳忒游历暹罗考察湄江源头，随即割占暹罗湄江东岸。近来俄国、英国强行进入漠河、青海、四川、西藏测绘的人数不胜数，既然屡次在疆臣的奏报中看到，认为是大患，哪里知道都是他们地理学会中的人做的，并不是国家派遣的。只是国家为他们提供掩护，于是成就了开拓万里疆土的特殊功绩。其他谈论矿学有矿学会，谈论农学有农学会，谈论商学有商学会，谈论历史学有历史学会。

如今教案接连出现，全国为此苦恼，也都是他们教会所派的人，并不是出于国家命令，不过是为他们提供掩护罢了。而教民侦察敌情，就大大依赖他们的力量。所以欧美势力强大，都是借助民间学会的缘故，大概当局的精力有限，不能事事研究精深，民间学会则专门讲究，所以能事事开拓新境。入会的人，从后妃、皇太子、封王的人、权臣都参与其中。先前俄国皇后亲自加入医学会，近来日本皇后加入救国会，都是降低尊位而讲求末业，如同中国皇帝亲自耕种、皇后亲自养蚕的意义，用来资以鼓舞文虻勉励，所以举国风气跟随。学业的精进，制造的新奇，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

孔子说：“百工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在学校里达到他们的道。”又说：“以文章结交朋友。”孔子培养弟子三千，孟子后车数十辆，唐代国子监学生万人，宋代朱子、陆九渊讲学数千人，明代徐阶讲学，参加的有八千人，都是治理教化极盛，绝无流弊。到了汉代、明代的末年，主持清议，这虽然对权奸不利，却是国家的大利。明代末年的贰臣，入仕清朝，害怕被人议论，所以严格禁止。现在不是当时，怎么可以沿袭他们的错误呢？然而上面不倡导，下面不敢做，学会如果不开放，那么学问也就不能成就。然而学会虽然开放了，但学问到了幽深精微的地步，事情到了繁重复杂的程度，谁来考核授予？谁来兴起举荐？乡里细微的事情，必定要责成县令。而县令上面有层层叠叠的督抚、司道、本府来管辖，那么节制非常严格；下面只有杂流的典史、巡检、胥吏差役来辅助，那么辅助治理的人没有。职位极轻，捐纳战功也可以得到；待遇极贱，抱道怀德的人不愿担任。甚至冗员多达千数，盼望差事像盼望过年一样，廉耻衰败丧失，才识庸俗鄙陋。凭借这些却希望他们普遍开设新学，鼓舞人物，大力劝勉农文虻工，兴启利源，

译怎么可以患上呢？

译所以周朝以百里之地封侯，直通皇帝；汉朝由郡守统领县令，下至平民百姓。层级既然少，宣导治理就比较容易。近来日本改制，让县直接隶属于国主，而被封王的人出任县令，所以下情没有不能上达的，政令没有不能推行的。我国疆域广阔，县令太多，纵然不能像日本那样直接隶属于国家，也应当像汉朝那样由巡抚统领，提高他们的官阶品秩，任用亲信大臣，上面裁减藩臬、道府等多余的官员，下面增加六曹、三老等乡级官吏，每月选拔不过几人，选拔何必劳烦签部，清流向上，便于自我珍重，奏报直达，才能推行新政。如果明知官员冗杂却不能改革，这就是虽有良法却无法自行实施。剩下文书繁密应当删减，卿寺冗闲应当裁汰，堂官人数应当合并，兼任差使应当专一，吏胥应当容易任用士人，百官应当终身专职，务必使空文尽去，才能颁布实政。如果还沿用明朝拖沓的方法，必然导致政事丛杂琐碎的忧患。然而一朝之间全部改革官制，我深知朝廷议论是不能做到的。

然而命令改易众官，遍设学校，文治昌盛了，但上下不沟通，积弊不消除，毒害在根本，终究难以自强。现在的县令，品秩很低，号称亲近百姓，但书吏成千上万，在内阻隔；山野数百里，在外隔绝。平民百姓有冤屈，呼号无法上达，书吏差役讹诈勒索，官府威严严肃，长跪问讯，刑狱残酷，甚至有性命沉冤，卖子等待质押，而经年不审问的。至于督抚尊贵，离百姓更远，百县之地，事务更繁杂，积弊如山，痛苦如海，既然已经漫无省察，怎么能通过奏折反映呢？况且一省一人，一月几份奏折，闭塞得很厉害，怎么治理呢？枢臣位重事繁，又避嫌谢客，陛下深居九重，堂远廉高，除了外面的枢臣、里面的宦官外，没有谁能亲近，何况能群策群力呢？小臣引见，只能望见清光；大僚召见，只问几句。天威严肃在上，匍匐跪拜在下，屏息战栗，心颜震动，怎么能得到人才而尽知下情呢？每日办公，召见枢臣，限定几刻钟，都必须决断，伏跪屏息，恭敬等候脸色，没听说反复辩难，很少穷尽一日集思广益。天下很大，事务很细微，呈上虽然圣明，难道没有遗漏吗？而限时言事，跪拜陈辞，虽有才贤，也不能用尽。当此时变，怎么能

宏济艰难呢！

用无益的虚文，使人不能尽其才，很不是办法。古代三公坐而论道，自在安坐，讲究治国之道，所以能从容不迫，成就上治。行动以知识为根本，高以下为基础。不讲论则有行动而蒙昧，不安坐则有高而无下。盲目行动必跌倒，过高则危险，尊严既甚，隐讳就多。上面虽然有好言的诚意，臣下善于迎合心意，乐于作承平颂圣之词，畏惧言说危败乱贼之事，所以人才隔断而不举荐，积弊日深而不揭露。至于神州松弛的原因，外夷强大的缘故，不是不深知，实不敢言。昔日民众昌奉命出使日本，有所条陈，只请求被封王的人出去游历，总署不敢代递，其他关于陛下之事，都知道而不说，说了而不达，达了而不行动，行动了而不行。陛下虽然天资聪慧，都被壅塞，想坐在一室而知四海，比较中外而求自强，其道无由。皇帝之所以尊贵的，是威棱远震，四夷宾服，德泽文治流溢，国内又安，上播祖宗之灵，下庇百姓之命，大德成功，传于后世，才可尊贵。如果只隔断才贤，威临臣下，以不见不动为尊，以隐讳壅塞为乐，那么近则有土地不守、百姓不保的祸患，远则有徽钦蒙受风尘、二世崩溃的灾祸。人情安于所习，蔽于所见，而祸败一来，悔无可及。我从前说陛下尊贵是尊贵了，实则孤立在上，陛下和睦快乐这独尊？良为此也。

使内示尊于奴隶，而外受辱于强邻，与内交泰于臣民，而传扬威于四海，孰得孰失，用不着陛下之明，无不能辨之者。天地交则泰，天地不交则否，自然之理也。历观自古建国之君，皆与民相亲，挽辂可以移驾，止辇可以受言，所以成一代之治也。自古危败之君，并与其臣相隔断，隋炀之畏闻响马，万历之久不视朝，所乃至鼎祚之倾也。伏读太宗文皇帝圣训，谓明主自恃如天，臣下隔断，是乃至败。我文治国上下相亲，因此能强。呜呼！明室之所以亡，我朝之所以兴者，尽在此矣。

孟子说：“如耻之，莫如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大概文王的

译圣明，与国人交往。《鹿鸣》是周文王的诗。用笙簧等乐器和饮食来款待宾客，所以能够成就大治，美好的风气流传至今。太宗文皇帝，是我朝的文王。我私下希望陛下效法他，放下尊贵身份，与臣下平易近人、亲近和睦，而以明朝末年君主过于尊贵疏远为戒。天地交泰，万物萌动，基础已经净化，基业自主，在众人中千百度寻找，公司昭示并举，自强就可以实现了。陛下如果深刻观察时势变化，稍微降低尊严，职想要说的有五点：

译第一，下诏征求言论。破除阻塞蒙蔽，废除隐瞒忌讳，允许全国议论政事的人到午门递交奏折，让御史大夫轮流值班监督接收，称为“写信处”，如同汉代公车的例子，都不必经由尚书省官员呈报，也不得以违背阻碍为由阻挠，永远作为定例。如果言论有可采纳之处，用温和的圣旨褒奖嘉许，或者下令召见应对，和颜悦色地询问，或许能开启门户、明目张胆，洞察万里之外的情况。

第二，开门集合商议。命令全国郡县每十万户推举一人，凡是遇到政事，陛下亲自登门，让他们集会，以多数意见为准，当即颁布施行，各省、府、州、县都命令开设，并允许接受条陈，以通达下情。

第三，开辟馆舍参谋。请陛下大开便殿，广泛陈列图书，每天处理政务之余，用一个小时亲自安坐，参谋的人员，轮流二十人分班侍值。陛下翻阅图书，随时咨询询问，探访中外的情势、古今的适宜、经义的精微、民间的疾苦、吏治的弊端、地方的情况。或者和颜悦色赐予座位，或者分发茶果食物，让他们尽情所知，没有忌讳回避。对上启发圣明的智慧，扩大未曾听闻的知识；对下观察人才，激励他们未学到的东西。让全国人才都在身边，宰县奉命出使都由特别简拔，询问他们的方略，责成他们成功；允许他们议论政事，严格奖惩；那么人们都会积极奋发，仰报知遇之恩，治理天下就可以运之掌上。那参谋的人员，一是从翰林选取，文学侍从，人才较多，闲散日益严重，应当让他们轮流值班；二是从荐举选取，采用世宗宪皇帝的方法，让权臣翰詹科道，下至州县，各自荐举人才，凡是有技艺才能的，都可以荐举，贵在搜罗草野之士，禁止荐举显赫官员，或者分十科，使没有遗漏的贤才，虽然可能有滥竽充数者，但必有异才，应当命令他们轮流值班，那些不符合圣意的，随时罢去，那些悖谬的，惩罚荐举人；三是从写信选取，那些条陈可采纳、召见应对符合圣意的，与荐举人同等对待，待诏也让他们轮流值班；四是公推，众议的人员，郡县分别推举，各自熟悉情况，自然多有通才，也让他们轮流值班。

第四，设立报馆通达圣聪。《周官》中的“训方”、“诵方”，掌管诵读地方的恶行、地方的志书，希望周知全国，意思美好方法优良，应当命令直隶省重要郡县各自开设报社，州、县、乡、镇也命令陆续开设，每月每日进呈，并准备数十份副本发给各衙门公开阅览。虽然乡校或许有非议，日夜辛劳少有闲暇，但民间疾苦都能通达，官员恶行都知道。神州百弊，都由于蒙蔽隔绝，解除蒙蔽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外国新报，能谈论国政，今天的重要事务，在于了解敌情，通使各国著名的佳报都应当购买。其中最著名而有效的，莫过于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命令总署派人每天翻译其政治文章，以备御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一同发出，使百官都通悉敌情，陛下可以周知四海。

第五，开府辟士。宰相的职责，在于进用贤才。汉代三公，都有曹掾，精心辟召英贤，作为辅佐，所以汉代的公府，得到的人才最多。现在的枢臣，却畏惧谨慎回避。人与全国的人才贤者不接触，怎么能承担拨乱反正的任务呢！应当恢复汉代制度，让开府掌握政权，略设官级，听任他们辟士，督抚、县令，都仿照此制。那些有政绩的，一同升任公卿，或许宰相府多才，可以辅助谋议。然后分遣亲近王公权臣游历，以资熟练；罢去官员随从阍役繁重，以示亲民；免除酷刑、长跪，以体恤民间艰难；厚俸禄养廉，以劝勉官吏知耻。这样，就顺应全国的人心，激发全国的民心，集合全国的智作为智，取用全国的人才作为才，全国臣民，欣喜起舞，奔走动容，乐于做事劝勉功业，尊君亲上，然后兴举新法，谋划众里寻他千百度公司，昭明融洽，全国一家。没有细微的弊端而不除去，没有细微的利益而不兴举，只有陛下意欲所为，无不同心同德了。

陛下如果批示不得志，决然颁布施行，那么致力前后的成功期效，都可以为陛下依次陈述。先引咎罪己，以收全国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全国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参谋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几道诏书一下，全国雷动，盼望承平，外国变色，敛手受约了。三个月以内，怀才抱艺之士云集都中，强国救时之策并伏阙下，陛下与二三权臣全神贯注，延引讲问。撮取群言之要，依次推行；择取群士之英，随器拔用。赏擢不次，以鼓舞斗志；淘汰庸冗，以澄清官场。于是简省随从，厚奉禄，增幕府政权，革官制，政皆疏通；立道学，开艺科，创译书，遣游学，教亦具举。征议郎则便于筹饷，而借民行钞皆可图；荣智学则各竭心力，而巧制精工可日出。然后铁路与邮政并举，开矿与铸钱兼行，农学与商学俱开，使才

译与将领之才一同储备，都在一年之内，可以大规模地建立宏伟的规划。中原地区海禁早已开放，有很多精通技艺学问的人被分派为教官，各自奔赴显贵的仕途。等到三年，铁路的大段工程有了结果，矿产的勘探有了头绪，藏书楼普遍设立，报社普遍开办，留学归国的人很多，新制度纷纷出台，各种学问完备，人才并起，门路大开，常识普及，无人居住的地方逐渐开垦，工厂学堂逐渐增多，游手好闲的人逐渐减少，乞讨的人逐渐稀少。私塾里的孩童都认识文字、懂得算术，农民工匠有新式巧思的方法。纺织制造，逐渐可以获取内地的利益；商业航运，逐渐可以驰骋海外。然后练兵选将，测量海洋、制造器械，就可以按顺序推行了。再等十年，各种学问如树林般茂密，成才的人如麻般众多，铁路纵横交错、矿产丰富，公司兴起而风尚形成，制造极其精良，创造极其众多，农业精细新颖，商货四通八达，土地没有剩余的利润，人民有富余的财物，枪炮船械都精巧，训练驾驶都精通，富国教民既已推行，军备也修治好了。

译欧洲十六国，合计人口仅两千万，我国却是其两倍。凭借两千万人的军队，加上数百艘铁甲战舰，在海上炫耀武力，谁能抵挡？所有这些成就，可以预定日期来计算成效。然而如今，安排亲信近臣，大多凭借资历获得高位，多把维持现状视为良策。有的人年事已高，精力衰退，害怕谈论改革，多事阻挠，必定说天恩应当严正，官制难以改变，征求言论、招揽人才，只会增加投机钻营之人，开设议院集体商议，会损害君主的权力。贤人贵在向下施恩，上天适宜与下交感，无用的官吏应当革除，掣肘权力的文官不合时宜，既然已经说过，至于通过诗赋考试超常提拔，通过书法规范授予馆职，同为投机钻营，又何必选取呢？况且提供意见、推荐人才的人，必定多有调和关系的能力。在遗留重大困难的时候，贵在采取非常之举。我圣祖仁皇帝开设博学鸿词科，恰逢云南动乱之时。由此可知贤人的宏大谋略，本来就不是普通人所能认识的，难道能因为一两个滥竽充数的人而阻碍非常之举的盛大开展吗？

至于集会商议的人，仍然由皇上裁断，无非是通达耳目，群策群力，稍微传达下情，以便筹集军饷。臣下的权力，本来不属于此。这样使得皇上的德行得以宣扬，哪里会有损害皇权的问题呢？如果说陛下政务繁忙，日夜勤奋，信件既多，报纸益多，既耗费参谋的时间，哪有拆阅的空闲？哪里知道信件虽多，纲要先见，那些无关政要的，派人阅览，那些指出必要事项的，就在参谋的地方，可以集合众人讨论，如果有空闲，任何时候阅报，只要能够备皇上阅览，就已经可以教化寂静，官吏不怀奸诈，人们都自我勉励了。如果拘泥于世俗说法，不能扫除，那么发动变革无人，各种弊端丛集，稍微改变一两项，终究难以弥补，而百姓日益贫困，军队日益削弱，士人日益愚昧，国家日益缩小。强敌在外围逼，会匪在内扩张，五年之间，江、浙、闽、广、滇、桂恐怕不能保全，十年以内，皖、楚、辽、藏、蒙、回也担心变故发生，二十年后，松弛的情况不敢想象。这还是说平常的情况，如果崩溃的祸患，那么朝夕之间就可以导致。殷商的鉴戒不远，就在前朝明朝。得失的效果如此，陛下究竟选择哪一条呢？

第五书

工部主事康有为呈报，因为外部祸患危急，瓜分将至，急宜及时发愤，革除旧弊图谋新政，以稍微保存国运，呈请代奏事。

自从马江战败后，法国人占据越南，职在此时暗中担忧时事，妄自陈述意见，揭露俄国日本的阴谋，指出朝鲜的祸患，认为如果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不久东征大辱，于是有割让台湾、赔偿款项之事，于是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图谋保卫疆土，妄自认为现在做，还可以亡羊补牢。如果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时机，那么外患内讧，间不容发，拖延一个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致。后来想要悔改，不可收拾，虽然有善人，也无能为力。危言狂论，冒犯刑诛，承蒙皇上天地般的度量，俯身采纳刍荛之议，下达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陈述言论，阻隔未能送达。随即告归，离开国家两年，侧目盼望新政，而懈怠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近来果然有德国人强占胶州之事，索要条款，外廷虽不得其详。职从海上来，阅读外国报纸，有革除李秉衡，索要山东铁路、矿务，传闻章高元及知县，已被所掳。德国人修造炮台、兵房，进据即墨，并听说德国国王胞弟亲自统兵而来。俄国日本囤买我国大米各七百万。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都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扣动扳机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职诚不料昔日忧危之论，仓促间竟在眼前应验，更不料满朝缄默之风，沉痼更深于昔日。瓜分豆剖，渐露端倪，恐惧惶惑，不知死所。因此敢万里渡海，再次前往朝廷，竭尽愚诚，惟皇上亲自垂览而采择。

自从东征受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日视我为半开化之国者，今视我同非洲黑奴，昔日憎我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聋瞽蠢冥。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书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践，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诸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战舰之数，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持。号于众曰：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文其言曰

译德国保护其传教士和商人，那么它对山东地利的觊觎之心便可想而知。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德国胶州湾事件，认为德国处置中国事务，极其得当。这情形好比地雷四处埋伏，导火索相互连通，一处点燃，四面响应。胶州湾事件不过是德国借用的借口，德国才是挑起事端的开端。

译两亿亩肥沃的土地，四亿优秀善良的百姓，各国贪婪地盯着，垂涎已久。把财物随意收藏就是教人偷盗，把宝物陈列在交通要道，主人屡次遭受抢掠却高枕不醒，守卫者袖手旁观，如同得了疯病，唾手可得，俯身即拾。像蚂蚁被膻味吸引一样，闻风而至。失去的鹿大家共同追逐，拍手欢呼。起初是壮年男子动了贪念，后来老人小孩也分得一杯羹。各国都来，都想割一块肉，以前安南战事之后，过了十年才发生甲午战争，割让台湾之后，两年就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其间东三省和龙州的铁路，云南广东的矿权，土司和野人山的边疆危机尚且不计算在内。从此以后，各国赴机更加急切，蓄势更加紧张，事变来临，一天比一天紧迫。教堂遍布各地，没有一刻不能挑起事端。矿产遍布各地，没有一处不能提出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没有止境，而且铁路拱手让人，南北咽喉已经断绝，边疆大臣被斥逐，用人之大权也丧失了。渐渐如果像埃及那样由外国人掌管财政，像土耳其那样由外国人把持国政，中枢和总理衙门，他们都可以派遣自己的国人，公卿督抚，他们将要控制我们的生死。鞭打亲贵，奴役重臣。囚禁士大夫，践踏百姓。再严重就像土耳其那样幽禁废黜国君，像高丽那样祸及君主皇后。更严重就像安南那样全部夺取土地人民，只保留空名，像波兰那样被宰割均分，从而失去全部国土。马达加斯加因挑水起衅而亡国，安南因争道致命而社稷倾覆，蚁穴溃堤，祸患不在于大。我担心从此以后，皇上和各位大臣，即使想苟且偷安片刻，歌舞湖山也不可能了。而且恐怕皇上和各位大臣想做个长安的平民百姓也不可能了。

往后几年，中等智力以下的人，逆料而知，必定无法解脱。然而其他事情，我还可以预先说。如果遭遇非常之辱，那么不仅停笔不忍写下来，而且泣血不能出口，身处小朝廷而求活命，是胡铨所羞耻的，等待京城被焚毁而忧惧惶恐，是董遇所鄙夷的。这就是我半夜流泪，仰天痛哭，而不能停止言论的原因。

如果说皇上没有发愤图强之心，各位大臣没有忧国之意，坐以待毙，难道不应该吗？然而我看皇上发愤图强之心，昭如日月，机密重臣，以及六部九卿的贤士大夫，忧国的诚意，面容憔悴脸色黝黑，也显扬于人前。可是天天说自强，却一天比一天弱，天天想防乱，却一天比一天乱，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南辕北辙，永远没有停下的时候，缘木求鱼，决没有得鱼的日子，我请直言其弊病，并粗略举出治病的方子。《仲虺之诰》说：兼并弱小的，攻打愚昧的，夺取动乱的，侮辱灭亡的。我们自己居于弱小愚昧，怎么能禁止别人兼并攻打。我们一天天走向动乱灭亡，怎么能怨恨别人夺取侮辱？不知道病在哪里，却杂投药方，不知道变症，却还守着旧方。病情加重危笃是必然的，我请借用仲虺的话来说明，

欧洲大国，年收入数千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舰数百艘，新技艺新器物每年出产数千，新法新书每年出产数万，农、工、商、兵，士人都专门学习，妇女儿童，人人都识字。而我们年收入七千万，赔款却达两万万，这是财力弱。练兵、铁舰一无所有，这是兵力弱。没有新技艺、新器物的出产，这是技艺弱。士兵不识字，士人不懂军事，商人无学问，农民无技术，这是民智弱。人们互相苟安，士人没有侠义之气，这是民心弱，用来抵挡东西方十几个新崛起的强邻，必然不能禁止他们兼并，这是势所必然。这仲虺所说的兼并弱小的道理令人畏惧。

大地八万里，中国占其一。列国五十多个，中国居其一，地球的交通自明末开始，铁路的兴盛自嘉庆道光年间，都是百年前后的新事，是四千年未有之变局。列国竞相进取，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所以管子说：国家的存亡，邻国有关系。众人治理而自己独自混乱，国家就不是自己的国家了，众人联合而自己独自孤立，国家就不是自己的国家了。近来听说朝廷大臣，拘泥于承平时期台阁的习气，沿袭簿书期会的常规，还以尊王攘夷，施之于敌国，拘泥条文牵制惯例，来应付外人，屡次成为笑料，被人抓住把柄，好比在严寒中穿单衣，在渡河时驾高车，招致侮辱和责难，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咸丰同治年间，已经因为愚昧不知变通而屡次受挫了，中法、中日战争，又因为愚昧不知变通而有今日了。皇上堂陛尊崇，既与臣民隔绝，恭亲王以藩邸身份议政，也与士大夫不亲近，我们有四万万人民，而执政行权，能通达上意的，不过公卿台谏督抚百人而已。其余百官万数，无法上达，等于没有。而公卿台谏督抚，都是循资格而升迁，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又因贵倨未近通人讲求。至于西政新书，多出近年，各位大臣大多是咸同旧学，当时未有，年老精衰，政事丛杂，无暇更新考求，或者竟不知万国情状。他们蔽于耳目，拘泥于旧说，以同自证，以习自安，所以贤者的心思智虑，无非是一统的旧说，愚者骄倨自喜，实在便利其尸位素餐的私图。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傲然不信。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瞢然不察。语新

译对于能够兴办利事的法令，就睁大眼睛加以诘问和责难；谈到变革政令可以自强，就捂住耳朵逃避躲开。老练的官吏玩弄文字，援引历朝的既定成法，人们惊恐地听从的，大概十个人中有六七个人；迂腐的儒生拘泥于科举程式，夸耀正统学说的正确言论，人们惊惧地顺从的，又是十个人中有八九个人。

译没有一件事能探究其根本，没有一种方法能穷尽其中的利弊。即使聋从昧，国家都失去了眼睛，而各国游历的人，传教的人，观察我的地形优势，测算我的虚实，谈论财政比度支司更详细，谈论物产比商局的册子更精确，谈论内政或许比朝报更深入，陈述民间疾苦或许比奏章更切中要害。拿这些来互相质问，动不动就感到窘迫屈服，郑昭宋聋，一个用来避免祸患，一个用来招致祸患。况且各国竞相追求聪明，而我却安然自处，安于愚昧。想要以此避免祸患，不是很难吗？这样还希望彻底扫除旧弊，大力推行新政，必定无法实现，积重难返，确实有其原因，夜里行走没有蜡烛，瞎马临近池塘，今天的巨大祸患，没有比愚昧更大的了。所以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确定，士气不昌盛，外交不亲近，内政不举，所听到的日益孤立，有援助也难以依赖。它的弊病都在于此，因此招致攻击，这就是仲虺所说的攻击愚昧的说法令人恐惧。

自从台湾事件之后，天下都知道朝廷不可依赖。人们没有坚定的意志，奸邪之人产生异心，陈胜在田埂上停止耕作，石勒在东门倚靠长啸，到处都有，边境地区尤其众多，伏莽遍布山泽，教民遍布腹地。今年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兰、那地、泗城、电白已经发生告急的情况了。匪徒以教民为仇敌，教民以匪徒为借口，各自结党营私，发作等待时机，加上贿赂横行，在上层暴乱，胥役官差，在下层扰乱，乱机遍布，即使没有强敌逼迫，揭竿斩木，也已经可以担忧危险了。况且盗匪作乱之后，那些西方人还将借口兴师，为我平定动乱。国初平定流贼而定都京城，俄国人驱逐回匪而占据伊犁，兵家形势，中外相同。覆车之辙，可以作为殷鉴。这就是仲虺所说的夺取混乱者可惧。

有因一次割裂而灭亡的，各国对非洲就是这样。有因多次割裂而灭亡的，俄、德、奥对波兰就是这样。有完全夺取其政权而一旦灭亡的，法国对安南就是这样。有遍布掠夺其海陆形胜之地，而逐渐灭亡的，英国对印度就是这样。欧洲几个强国，暗中掌握成算，纵横寰宇，以取各国殷鉴具存，覆车可验，当此主忧臣辱之日，职亦何忍为伤心刺耳之谈。顾见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欢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强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亦且迥殊于甲午。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惨凄，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夫至于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为欧洲之奴隶，听其犬羊之?缚，哀莫大于心死，病莫重于痹痨，欲陨之叶，不假于疾风，将萎之华，不劳于触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

然而中原敢于不畏分割，不惮死亡者，虽出于昧，亦由误于有恃焉。夫欲托庇强邻，藉为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则犄角成势，彼乃辅车，若我为附枝，则卧榻之侧，岂容鼾睡。齐王建终伤松柏，李后主终坐牵机。且泰西兵事，决胜乃战，一旦败绩，国可破灭。俄、德力均，岂肯为我用兵或败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难恃者也。

如以泰西分割亚洲，连难互忌，气势甚缓，突厥频割大藩，尚延残喘，波斯尽去权利，犹存旧封，中国幅员广袤，从容分割，缓缓支持，可历年所，执政之人，皆已耆老，冀幸一身可免，听其贻祸将来。然突厥之回教，专笃悍强，西人所畏，吾则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国主，纡尊游历西国尽遍，吾虽亲王宰相，闭户而潜修，分局早定，民心已变，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国新报之张皇，亚洲旧国，近数年间，岁有剪灭，近且殆尽，何不取鉴之？祸起旦夕，华命尽丧，而谓可延年载，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盗铃，至愚自欺之术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窃宝，屋烬身焚，同归于尽而已。故职窃谓诸臣即不为忠君爱国计，亦当自为身谋也。皇上远观晋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庙，孝事皇太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

近来诸臣懈怠，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治，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不豫修于平时，一旦临警，张皇而求请，岂能弥缝，徒增赔割而已。故胶警之来，不在今日之难于对付，而在向者之不发愤自强也。势弱至此，岂复能进而折冲，惟有急于

译退下来编织渔网，职责所在不敢躲避斧钺之刑，屡次有所陈述，今天也不敢说为了自我保全，只是说为了谋求生存罢了。也不敢说为了谋求生存，即便只是偏安一隅的谋划，也必须尽早确定方针罢了。

译深切的忧虑能够开启圣明，外部的祸患能够振兴国家，我怀着极大的愿望，恳请皇上趁着胶州湾危机的变故，颁布发愤图强的诏书，首先通过自我责备来激励人心，其次通过阐明耻辱来激发士气。聚集各类人才咨询询问以扩大圣明的听闻，寻求天下人的上书以通达下情。明确国家的根本方针，与天下人重新开始，从此将国家大事交给国会商议执行，降低尊贵的身份，接见臣民，彻底革除旧俗，一心致力于革新，大规模招揽天下的才俊，商议筹款和变法的方法，采纳各国的法律条例，确定宪法中公私的界限，全面考核天下官吏的贤能与否，那些疲弱年老没有才能的人，都让他们保留官衔退休，分别派遣亲王、大臣以及才俊出洋，那些没有游历过外国的人，不得担任官职处理政务，统计土地和人力，以筹划每年的预算，考察各国的得失，以求进步和改良。废除旧的条例，以适应时势，大量借入洋款，以推行各项政务。如果诏书一下，天下震动，士气振奋，海内仰望，然后打破资历限制以激励人才，提高俸禄以培养廉洁和羞耻心，停止捐纳制度，裁汰冗员，明确专职，以端正官制。改革科举，扩充学校，翻译西方书籍以培养人才，悬挂清高的官阶和功名牌匾，以奖励掌握新技艺和新器械的人，创立农政和商学，作为增加财富和使百姓富裕的根本。修改地方的新法，推行保护百姓的仁政，比如卫生济贫，清洁监狱，免除酷刑，修缮道路，设立巡捕，整顿市场，铸造钞票，创办邮船，迁移贫民，开设矿学，保障民生险，加重烟草税，废除厘金，以铁路作为交通，以兵船作为保护，像这样那么各项政务都能推行，民心就会拥戴。

但是天下人心离散，当时应当有恩惠来安抚，以团结他们的情感，志士的志气微弱，应当激励他们变得强健豪侠，以壮大他们的气势。然后全面改革民兵，让每省有三万人，并加以训练，大量购买铁甲舰，沿海必须有几十艘，并练习海战。诏令每天下达，百事革新，诚意恳切，明旨严厉，估计所有新政的诏书，即使还没有推行，德国人听说后，就应当退却。但是各国军事机器已经启动，会议已经纷繁，应当紧急派遣才望素来厚重、善于辩论的文臣，分别游历各国，结交他们的议员，自己开设新的报馆，商议保持太平的局面，散布议论，震动英国和日本，我认为用这种方法对付，或许可以延缓战争。然后雷厉风行，大力推行新政，三个月政体大致建立，一年规模成就，海内回首，外国震惊了。

皇上发奋成为英雄，励精图治，对于中国有什么难的呢。议论的人说病入膏肓，即使是和缓、扁鹊也不能救，火燃到眉毛睫毛，即使焦头烂额也不能成功。天运到了这里，无可挽回，况且普鲁士变法而法国禁止，俾斯麦先建立内政而后确立，美国制造铁炮，而英国禁止。华盛顿依托荒岛而后成功，近来英国有禁止向我出售机器的说法，俄国、法国想要夺取我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练兵的权力，虽然想要变法，担心他们掣肘，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少康凭借一成一旅而光复旧业，华盛顿没有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国。何况中国有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呢。只看皇上的志愿如何罢了，如果皇上赫然发愤，虽然不能立刻由弱变强，但仓促之间可以图谋在灭亡中生存。虽然不能因为失败而成功，但片刻之间可以转乱为治。我还有三条策略等待皇上决择。

如今在列强竞争之中，谋求保全自存的策略，除了变法外别无他图。这是谈论经济的人异口同声说的，也是老于交涉的劳臣百思不得其解的，但是革故鼎新，事情有缓急。因时审势，道理具备刚柔，那些散见的条目，当世的人能说。我前年已经条陈了，现在不敢泛泛列举，请说重要的，

第一条策略说：采纳法国、俄国、日本的方法来确立国家方针，希望皇上以俄国大彼得的心作为心法，以日本明治的政治作为政法而已。从前彼得被欧洲排斥，易装游历法国，变革政治而于是称霸大地，日本被俄国、美国逼迫，步武泰西，改弦更张而雄视东方。这两个国家，他们开始遭受削弱与我相同，后来达到强盛与我不同，日本地势靠近我，政俗与我相同，成效最快，条理尤其详细，取而用之，尤其容易着手。听说皇上垂意外交，披阅西学，使臣游记，泰西著作，都经过御览，不废弃草野之人的意见。如果西方人所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尤其得要，而且对于俄国、日本两位君主的事情，颇有发明，皇上如果采纳远方之人的意见，效法这两个国家，诚令译署进献此书，一年多披阅，我还有日本变政的次第，如果承蒙采纳，应当写进呈，皇上劳精厉意在上面讲解，枢密、译署诸大臣各授一册在下面讲解。权衡在握，施行自然容易，起衰振靡，警醒启发耳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外者，风声所播，海内震惊。我可以保证外人改视易听，一定不敢做无厌的求索。因为遇到昏昧的人他们胆大，见到明察的人则气怯，而且担心我地大人众，一旦自强，那么报复更烈，不是皇上洞悉敌情，无以在宴饮间折冲御侮，然而不是皇上采纳法国、俄国、日本的方法，也不能成为天下的雄主。

译他的第二条策略说：广泛聚集各类人才来谋划变革政事，六部九卿及各司百官中，自有才德兼备的贤人，都可以咨询请教。如果是内政中的极垣（指中枢机构），外交中的译署，掌管财政的户部，掌管司法的刑部，以及负责议论的台谏和翰林，尤其重要且事务繁重。应当精心选拔这些部门的主官和副职，每天召见，虚心诚恳地征求意见，哪些应当革除，哪些应当沿袭，哪些应当先做，哪些应当后做。谋议确定之后，按次序施行，一年三个月，成效必定显现。

译他的第三策说：听任边疆大臣各自变法。直隶各省以朝廷为腹心，朝廷以行省为手足。同治以前，督抚权力重大，外人尚且有忌惮我们之心；近年督抚权力减轻，外人轻视我们更加严重。朝廷如果立志推行变革，应当普遍命令各省督抚，根据本省情况，或通力合作，或专注专精，采用新法，实行实政，目前不妨略有差异。三年之内可以大体统一，放宽条文法规，严格督促勉励，坚守旧法不知变通者予以斥退，习于旧俗不能改变者予以罢免，要以三年为期，使各省都有数千名按新法训练的士兵，数万两按新法征收的税款，几处制造局，几处五金矿，增设若干所学校，修通若干条道路，粗略制定课程，作为条例规范。这样就能百废俱兴，万象更新，消除隐患建立威信，必定有所补益。我世宗宪皇帝重视督抚，因而政事举办公兵强盛。我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倚重督抚，因而中兴取得功绩，重内轻外的说法，科举陈旧的言论，不是救治时弊的正确言论。

这三策，能实行上策，就可以强大；能实行中策，还可以勉强维持；仅实行下策，不至于完全灭亡，请皇上选择实行，宗庙社稷存亡的关键，在于今天。皇上是否发愤图强，在于此时，如果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都不实行，那么领土日益割裂，手足都被束缚，腹心已经受损，想要偏安一隅，也无计可施。如同圈栏里的羊猪，随时被宰割，一旦肢解，也是理所当然。我上为君国，下为身家，苦心忧思，忧虑不能避免，明知自己疏远，岂敢冒犯越职，但栋梁折断屋椽毁坏，共同承受倾覆压迫，心中认为危急，急迫时怎能选择。如果皇上稍微采纳我的言论，发愤维新，或许可以图谋生存，宗庙社稷幸运，天下幸运。我虽然因狂妄言论获罪，即使死的那一天，也像活着的一年一样。否则灭吴之祸立刻显现，分裂晋国之事随即到来，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煤山前事重演。瞻望宫阙，忧思愤懑充满，泪尽血竭，不再有其他言语，冒犯圣听，不胜战栗惶恐之至，恳请代为奏报皇上圣鉴，谨呈。

第六书

推荐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具奏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患危迫，分割荐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请代奏事：自从马江战败后，汉人占据越南，我在此时，隐忧时事，妄自条陈，揭露日本的阴谋，指出朝鲜的隐患。认为如果不及时变法，几年之后，不能立国。不久东洋战事大辱。于是有割让台湾、赔偿款项之事。于是，外邦蔑视，海内离心。我忧愤迫切，谬陈大计，请求及时变法，图谋保卫疆土。妄言趁现在做，还可以亡羊补牢，如果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那么外患内讧，早晚瓦解，后来想要悔改，不可收拾，即使有善人，也无能为力。危言狂论，冒犯刑诛。承蒙皇上天地般的度量，俯身采纳刍荛之言，下达边疆大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的治理。我实在感激圣明，继续有陈论，阻隔未能送达，随即告归。

离开国家两年，侧望新政，而懈怠如故，土室抚膺，闭门泣血。近来果然有德国人占据胶州之事，邀索条款。和议刚定，而英俄乘机邀索，应接不暇，山东又有命案，德国使节翻然改变，教堂遍地，处处可以挑起争端，各国接踵而至，如何能忍受。我听说胶州变故，从海上来，听说万国报馆，议论沸腾，都以分割中国为言，海内震惶，乱民蠢动。近来元旦日食，天象告变，警戒非常，瓜分豆剖，大露机牙，栋梁折断屋椽毁坏，共同承受倾覆压迫。因此敢万里浮海，再次前往朝廷，思竭愚诚，冀望裨益万一。承蒙大臣延询善后变法大计，因此敢冒昧陈露，以备皇上采择。我私下考察大地百年来，守旧诸国，削灭殆尽。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利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此皆泰西取国之胜算，守旧被灭之覆辙，近事彰彰者也。当此主忧臣辱之日，我也何忍为伤心刺目之谈。然而自从东洋战事受辱后，泰西以野蛮鄙我，以黑奴侮我，所以所派公使，都调自非洲，没有一员调自欧洲者。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

十年前我们幸而无事，是因为各国正分割非洲，现在分地已毕，无地可图，所以聚谋以分割中国为事。剖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这尚是虚声，请言实迹：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何以惜兵力不用？战舰之数，何以竞厚兵而相持？譬如地

译雷管四处埋伏，导火索纵横交错，一处点火，四面同时响应，胶警事件不过是其借口，德国才是其始作俑者。

译两亿万亩肥沃的土地，四亿万优秀善良的百姓，各国贪婪地盯着，垂涎已久，随意收藏财物等于教人偷盗，将其置于交通要道。唾手可得，俯身即拾，如同蚂蚁被膻味吸引，闻风而至，如同众人追逐失鹿，拍手欢呼。起初是壮年男子，动了贪念，随后老弱妇孺，也分得一杯羹，各国都来，都想得到一块肉。从前安南战事之后，十年才有甲午东事，割让台湾之后，两年便有胶州湾事件，其间东三省、龙州的铁路，云南广东的矿产，土司野山的边疆，尚且不计在内。从此以后，各国趁势而入更加急切，积蓄势力更加紧密，事变到来，一天比一天紧迫，渐渐如同埃及被控制财政，如同土耳其被掌控国政。中枢机构、总理衙门，他们都可以派遣本国人员，公卿督抚，他们将要控制我们的生死。鞭打亲贵，奴役重臣，囚禁士大夫，践踏百姓。再严重些就会像土耳其那样被幽禁废黜，像高丽那样祸及宫廷；再严重些就会像安南那样被尽取土地人民，只保留空名；又像波兰那样被宰割均分，国土尽失；马达加斯加因挑水起衅而亡国，安南因争道致命而社稷倾覆。蚁穴能溃堤坝，祸患不在于大。

我担心从此以后，皇上与各位大臣即使想苟且偷安片刻也做不到了。往后几年，中等智慧以下的人，逆料可知，必定无法解脱。然而其他事情我还可以事先陈述。如果发生非常屈辱的变故，那么不仅会放下笔不忍心写进文章，而且会泣血悲痛而不能出口。身处小朝廷而求活命，是胡锉所羞耻的；等到京城被焚毁才忧虑惶恐，是董遇所鄙夷的。这就是我半夜流泪，仰天痛哭而不能不言说的原因啊。凭借两亿万亩的土地，四亿万的百姓，皇上安抚并使用他们，何求不得，谁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呢？然而我观察皇上，忧愤之心，昭如日月，机密重臣，以及六部九卿的贤士大夫，忧国的诚意，面容消瘦神色凝重，也显著于人前。然而天天说自强，却一天比一天弱，天天想防乱，却一天比一天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确定。所谓国家大政方针，就像行船有舵，罗盘有针，方向确定了，然后行驶前进，即使到达目的地有时迟缓，不能迅速登上彼岸，那是因为风雾阻隔，或者责怪船工勤勉与否；如果罗盘的子午未定，舵的东西游移，即使船工加力，风帆顺遂，却遥遥无期，怅然不知去向。甚至要去楚国却向北走，马跑得越快反而越远。

当今正值大地忽然互通，万国竞争之时，完全不同于汉唐宋明一统的旧貌，各国治理方法、文学、技艺、制造、财富、武备的兴盛，完全不同于匈奴、突厥愚昧粗犷的风气。从土地来说，英俄超过我数倍；从新政来说，自从英国人培根变法以来，至今五百年，政治技艺日新月异，而我们今天才开始采用，其巧拙与彼相比，有一与五百之比；从财富来说，英国人平均计算，每人有两万七千镑，而我们百姓鸠形鹄面，不到十金，现在一镑价值银十一圆，即英国人每人有三十万元，我们贫富与彼相比，有一与三万之比。英、美赋税皆达七十万万，而我们仅有七千万，从兵力来说，泰西强国都有数百万军队，铁舰上百艘，而我们没有一支强兵，没有一艘铁舰，就不在比较之列。这固然是中国四千年来未有的变局，也是祖宗二百年来未曾遇到的。

以我们闭关的习俗，忽然面对竞争之时，细葛布适合夏日，雨雪到来，不能不换穿厚裘；车马适合陆行，大河横在面前，不能不换用舟楫。外部感受既已不同，内部防备也随之改变。所以《易经》贵在时义，《管子》贵在观察邻国，水涨堤高，专看比较。如果拿着旧方子医治变症，药不对症，病情必然更加危急。所以当今要想图存，除了变法之外，更没有其他诀窍。这固然是万国谋求自强者，殊途同归；也是中外谈论经济者，异口同声，臣民盼望，有不可不变之心；外国逼迫，有不能不变之势。那么当今的国家大政方针，没有比彻底革除旧习，变法维新更合适的了。自从同治、光绪以来，总理衙门、使馆、同文馆、招商局、制造局、税务司、船政厂、电线、铁路的设立，都采用新政，不是祖宗的旧法了。皇上与各位大臣，审时度势，图谋自强，也深知法律不能不变。只是根本没有改变，大制没有革新，稍微袭取皮毛，没有更换骨髓。好比大厦朽坏，岌岌可危，却粉饰补漏，糊裱丹青，想以此支撑，狂风暴雨到来，求不倒塌，怎么可能呢？所以外侮一来，绝无可恃。凭借万里大国，将命运委于他人，一个使节狂言，举国震慑，听任其割地，这真是自古绝无之事。哪有安抚万里大国，而无计至此地步的呢？然而到了这一步，是因为国家大政方针未决，变法未尽，午针摇荡，操舵游移。加上风雾昏暗，波涛大作，船虽然大，必定覆没无疑。病症既然变化，应当用新方；岁步既然更改，应当革除旧历。《易经》贵在观察会通，以施行典礼。《论语》说：孝无改

译父亲去世的丧期，不超过三年；那么到第四年，可以改嫁，毫无疑问。

译况且如今的制度，并非祖宗留下的法度，不过是秦汉时期自私的手段，以及元明以来辗转沿袭的弊端罢了，哪里还有夏商周三代道德的美好呢？那些高声主张坚守祖宗成法的人，不过是把自己当作胥吏的套牢工具、讨好他人的凭借罢了，哪里还有祖宗的一丝心意呢？《大学》说：日日更新，又日新，天命在于革新。伊尹说：用新的去除旧的，弊病就不会存在。所以新的就和谐，旧的就乖违；新的就灵活，旧的就僵化；新的就疏通，旧的就阻滞；新的就宽大，旧的就刻薄。自古以来，开国的法度没有不新的，所以新是生机；亡国的法度没有不旧的，所以旧是死机。更新就像乳虎吃牛，守旧就像驱赶鸟雀进入丛林。世祖章皇帝入关后，立即大幅改变太祖、太宗八贝勒、八旗的法度，以此来革新垂治。近代俄国与日本、暹罗，变革政治以求革新，于是得以开拓疆土、自强自立。印度、土耳其、埃及，坚守旧制不改变，于是导致割地灭亡。坚守祖宗的成法，却不能保住祖宗的土地；稍微改变法度，却能保住土地，哪一个是得，哪一个是失？拘泥于中国的体制，却不能保住中国的百姓；稍微改变体制，却能保住百姓，哪一个是轻，哪一个是重？新旧变革与坚守的效果如此，皇上究竟选择哪一条呢？然而皇上虽然赫然发愤，想要变革以求生存，我私下担忧数千年的旧学说，容易牵制人心；数百年的积习，容易阻碍行动。非常规的源头，百姓所恐惧的；吐下猛药，庸医害怕投用。没有雷霆霹雳的气势，不能成就创造天地的功业；不是天下最强大的人，不能扫除障碍。后面有猛虎，懦夫也可以跳过涧溪；家中遭遇大火，吝啬的人也不再爱惜器物。只有认识极其明白的人，行动极其勇敢，然而不是天下最明智的人，不能洞察真相。恳请皇上召见询问群臣，审察衡量时势，反复辩论质疑，决定国家大计，确切知道旧习应当全部抛弃，修补漏洞没有成功，另立根基，涤除旧弊。凭借地方二万万平方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繁，加上先圣义理，深入人心，祖宗德泽，厚待百姓，这是地球各国所没有的，也是各国所羡慕至极的。凭借皇上的英明，处于最强大的形势，如果发愤更始，变法一新。《孟子》说：王道就像反手一样容易，即使治理地球又有什么难的呢，只有中国是这样。现在虽然稍微迟了些，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虽然不能立刻由弱转强，但在仓促间可以谋求在灭亡中生存；虽然不能因失败而成功，但在片刻间可以转乱为治，这取决于皇上志向力量的深浅，变法速度的快慢，以此决定收效的大小罢了。然而空谈变法，条理万千，随便列举一类都没有功效，这是当世之士大致能说的，我也曾经上陈过。只是推行本末、先后次序、章程细节的繁杂，刚柔宽猛的运用，从哪里下手才没有疑惑，从哪里取法才没有弊端。如同作画写字，必须有好的范本，模仿尤其贵在见到墨迹，临写才不至于走样，才容易揣摩。我私下为皇上上下古今、纵横中外思考，尧舜三代的道在于爱民，皇上必定已经熟读讲习了。

我恳请皇上经常诵读《孟子》，而深知其意。勾践、燕昭王的行动在于雪耻，皇上应当已经习闻了，我恳请皇上熟读《国语》、《国策》而铭记于心。至于近代的墨迹可以模仿，绝佳的画谱可以临摹的，我在地球新兴的国家中找到两个：一是俄国，二是日本。我恳请皇上，以俄国大彼得的心作为心法，以日本明治的政治作为治谱罢了。昔日彼得被欧洲排斥，易装游历法国，向船匠学习，变革政治于是称霸大地，日本被俄国、美国打败，步武泰西，乃至易服改制而雄视东方。这两个国家，起初遭受削弱与我相同，后来达到强盛与我不同。日本地势靠近我，政俗与我相同，成效最快，条理尤其详细，取而用之，尤其容易着手。我翻译编纂多年，写成《日本变政考》一书，专门阐明日本改政的次第。又有《彼得变政记》，刚才说缮写，如果承蒙采纳，应当进呈。至于西人所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对于俄、日两国君主的事迹，颇有阐发，皇上如果俯采远方之人，效法这两个国家，确实命令译署一并进呈此书，闲暇时披阅。皇上劳精垂意在上面讲习，枢密、翻译等大臣各授一册，在下面讲习，权衡在握，施行自然不同，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出乎意料之外的。风声所播，海内震慑，我可以保证外人改视易听，必定不敢提出无厌的要求。大概遇到昏昧的人，其胆量豪壮；见到英明的人，则气势怯懦，况且顾虑我国地大人众，一旦自强，则报复更烈。不是皇上洞悉敌情，无以在宴饮间折冲御敌，然而不是皇上采法俄、日，也不能成为天下的雄主。考察日本维新之初，凡有三件事：

一是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纳天下的舆论，取用万国的良法：

二是在宫中开设制度局，征召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三是设立待诏所，允许天下人上书

译皇上在朝会上召见他们，如果符合皇上的心意，就让他们隶属制度局，这确实是变法的纲领，着手办理的条理，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恰当的了。

译恳请皇上采纳并施行这些建议，借日食之警示，震动内心以修德，除旧布新；选择吉日在太庙向百官、众僚宣誓；或亲临乾清门，颁布诏书申诫，向天下宣布，以开启维新更始之局。使上下一心，彻底革除旧弊，采纳天下的舆论，汲取各国的良法，使方向既定，四海归心。然后仿照南书房、会典馆的先例，在内廷特设制度局，精选天下通才十余人担任修撰，委派王公大臣担任总裁，体制平等，以便商榷，每日在内廷值班，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中定夺，对旧制新政，斟酌其适宜之处。某项政令宜改，某项事宜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在午门设立待诏所，派御史负责接收，允许天下人上书，都传达下发给制度局商议，以通达天下之情，尽用天下之才，或召见，称旨者提拔任用，或纳入制度局参议。将来经济特科录用的人才，仿效唐代制度，开设集贤、延英馆以接待他们，选拔其中的佼佼者，选入制度局，其他条陈涉及新政的，都发给制度局商议施行。因为六部是行政官员，掌管遵守成例而不负责提出议论，然而推行新政，没有成例可援引。军机处是出纳喉舌，也不是讨论治国大道的地方，跪对片刻，怎能深入讨论。总理衙门困于外交，且多兼差，文书期会，刻不容缓。变法事体重大，哪有无需专设议论之官而能行的道理呢？周公思兼三王，仰思待旦；《中庸》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如今有办事之官，而无议论之官，好比有手足，而无心思，又让鼻口兼耳目之职，不学问思辨，而徒为笃行。夜行无烛，瞎马临池，理应丛脞。若开局讨论，专设一官，然后百度维新，可得精详。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

一、法律局。考察各国法律、公法，作为交涉平等的计策；或酌定新律，施行于通商口岸，以加入万国公法之会。

二、税计局。掌管参用各国的税则，确定全国的税赋，户口之籍，关税之法，米禄之制，统计之法，兴业之事，公债之例，讼纸之制。

三、学校局。掌管在京师、各直省即书院、佛寺改为学堂，分设格致、教术、政治、医律、农矿、制造、掌故、各国语言文字诸科，区别大小公私，并立师范、女学而广泛鼓励。其有新书、新艺、新器者，给予奖励。

四、农商局。掌管一切种植之法，土地之宜，垦殖之事，赛珍之会，比较之厂。考察土产，计算物价，确定币权，建立商律，鼓励商学。

五、工务局。掌管一切制造之厂，机器之业，土木之事。

六、矿政局。掌管天下的一切矿产。开设矿学，确定矿则。凡开矿者隶属于此。

七、铁路局。掌管天下开铁路之事。

八、邮政局。掌管修筑天下道路，及递信、电报之事。

九、造币局。掌管铸造金银铜三品，建立银行，造纸币，调节其轻重。

十、游历局。掌管派人游学外国，一法一艺，宜得其详。其有愿游学者报官备案。

十一、社会局。泰西政艺精新，不在于官，而在于会，因为官人少而会人多，官事多而会事暇。故皆有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字会、津法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宜劝令人民立会讲求，将会例、人名，报局考察。

十二、武备局。掌管编练民兵、购买铁舰、讲习洋操、学习驾驶、讲习海战。十二局设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其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仅收税、断狱，与民无关。故上有恩义而不宣；民有疾苦而莫告。千里之地，仅督抚一人能达于上，而层级十重隔于下，且督抚官尊，久累资格，故多衰吒，畏闻兴作。若督抚非入，下虽有才，无能为治，骤言尽革，其事既难。

日本国主之下，小民之上，仅一县令，虽亲王亦充之，故权尊而亲民亲政乃达。汉制：百郡以一守领令数十；宋制；以京官知州县，皆可为法。昔曾国藩变兵为勇，以收平贼之效。今莫若变官为差，直省道员，凡六七十，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照主考、学政及洋差体制，不拘官阶，随带京衔，准其专折奏事，听其辟举参赞随员，授以权任。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

译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等政务，都由督办统一监督。每个县设立一个民政局，由督办派遣人员，会同地方绅士，共同商议新政，用厘金收入作为经费；如果有道、府级别的职位空缺，都让他们去管理。三个月后考核其规划规模，一年后考核其治理成效；学校建了几所，路修了几里，工厂建了几家，都有统计报表上报给制度局、十二局和军机处。治理成效显著的，提升官阶并增加俸禄。所有新政人员，都从制度局、集贤院、待诏所，以及内外保荐的人才中选拔任用，大致相同。南书房的差使不限官阶，允许聘请幕僚，专门在于得到人才，共同推行新政。内外上下，首尾呼应，灵通便捷，如同血管注于心房，神经遍布全身，既简易又广大，共同推动革新。然后打破资历限制，厚待俸禄，以任用人才；停止捐纳制度，裁减冗员，以澄清仕途；振兴亲王、重臣的游历，以广博学识。还担心变法之初，所需款项繁多，日本人用纸币来推行。真银只有二千万，而流通价值达二亿五千万，这是得到了《管子》中轻重之术的精髓。我们如果大改法度，上下亲附，变法就可以推行；否则就大量借洋款数万万，派遣熟悉美国情况的人，去借商款，酌情以铁路、矿产作为抵押，应当必定能借到。限定三年期限，各省铁路全部建成，学堂全部建立，学会全部开办。工匠有新式器械，商人有新式学问，土地有剩余利益，百姓有剩余财富，等到十年之后，治理的功绩显著，足以洗雪仇耻并威慑四方蛮夷就不难了。如果被别人的言论所迷惑，不为全局谋划，徘徊迟疑，苟且度日，旧弊未除，变法不全，那么责难的言论就会天天听到，国土就会一天天被割让，手脚既被捆绑，心腹也受威胁，即使想偏安一隅，也无计可施了。时机啊，时机啊，岂能再误。宗庙社稷存亡的关键，在于今天；皇上谋求生存与否，在于此时。我职位卑微疏远，岂敢妄陈大计，扰乱典章，实在是因为上为君国，下为身家，心中认为危急，急迫之中怎能选择，因此敢冒昧越职，竭尽我的愚见。恳请皇上稍微采纳我的言论，刚健果断，发愤维新，或许可以谋求生存，宗庙社稷有幸，天下有幸。我冒犯圣听，不胜战栗惶恐之至。恳请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译康有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呈请代奏折（上清帝第七书）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呈报人：工部主事康有为，因译纂《俄彼得变政记》一书已成，书中可考证俄国由弱变强的原因，特呈请皇上代为上奏。

私下认为，近来强邻四面逼迫，国势危急窘迫，皇上忧虑辛劳，关注时局变化，急切筹划自强之道，衡量形势、审视时势，必定有所效法。是要固守祖宗的旧法吗？那么世界忽然互通，数十个强国环绕逼迫，这都是祖宗未曾遇到的情况，一定不能拿着旧方子来医治变化的病症。是要就近采纳汉、唐、宋、明的法度吗？那么接壤的邻国，文化极其兴盛，完全不同于匈奴、突厥、契丹那种粗野的风气，这也是汉、唐、宋、明未曾有的情况。是要向上效法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吗？道德虽然纯粹完备，但时势稍有不同，恐怕有一二处迂腐空阔，而远离实际情况的地方。

臣私下考察，地球上富裕安乐没有比得上美国的，但民主制度与中国不同；强盛没有比得上英国、德国的，但君民共主的制度，仍然与中国稍有差异。只有俄国，其君权最尊贵，体制崇高严整，与中国相同。它起初被瑞典削弱，被西方各国鄙视，也与中国相同。然而凭借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迅速，没有比得上俄国前君主大彼得的了。所以中国变法没有比得上效法俄国的，凭借君权变法，没有比得上采纳彼得做法的。职前所言，最近的榜样，是可以临摹的。职搜集采录彼得变法的事迹，苦于中国群书都没有翻译出来，无从考证其大概。职翻阅考察西方书籍，得到彼得的传记，就将其翻译出来，旁搜各种记载，稍加增补使其更详细。于是彼得的事迹，大致可见其本末了。

考察彼得能够开拓万里疆土，在世界上创建霸业，难道有其他原因吗！不过是降低尊贵的身份，游历各国学习罢了。因为想要变法自强的缘故，而向他国学习，不仅降低尊贵的身份，而且不惜改变服饰做仆隶，屈辱身体做工匠。凡是强敌的长处，必定通晓并模仿；凡是各国的良法，必定采择并变革实行。这就是他神武独断，打破一切格式，操纵自如，举动非常，以此来发扬神智，极大地改变国家风俗。他的举动是千古英明君主所没有的，所以他开创的事业于是成为世界万国的雄霸。

《易经》说：“天行健。”又说：“武人为于大君。”《尚书》说：“赐给君王勇智。”《诗经》说：“武王桓拨。”彼得大力自行运用，乾坤广阔，刚强勇武，勇智上天赐予，适宜他远抚长驾，创业垂统，声威赫然。从前勾践做吴王夫差的前驱而灭吴；晋文公游历十九年，了解民情真伪，而创建霸业；殷高宗武丁早年在外劳作，亲近小人而成为宗庙之主；舜耕种、制陶、捕鱼而成为圣帝。大概虚骄尊大，是灾祸的媒介；卑飞敛翼，是攻击的开端。君主不担心体制不够尊贵，而担心太尊贵；天下不担心治安没有策略，而担心不采纳，这就是危败接踵而来的原因。从前缅甸势弱将亡，觐见英国使臣，英国使臣不跪拜，尚且需要用黄布做帷帐，遮住其下半身；安南国权已被削弱，而下级官员尚且不得见其君主，连递送条陈都不行。观察缅甸、安南灭亡的原因，考察俄国称霸的原因，以皇上的圣明，鉴观得失，究竟选择哪一种呢？

现在明知法度败坏不能不变，而最终不能变的，大都是被体制所拘束，与天下贤士不相接触，不能大变。威权，是实质；体制，是虚名。皇上自强之后，鞭笞四方夷狄，大地内外，全部臣服，想要尊崇体制，何求而不得？如果土地听任别人割据，边疆大臣被人驱逐，铁路听任别人修筑，矿产听任别人搜求，至于自己修筑铁路、自己借款、自己通商都做不到，俯首听命，任凭敌人所为，不再有自主之权，也没有保国之术，即使我们对待藩属如朝鲜、越南，尚未限制到这种地步。既然完全不同于祖宗一统的旧制，而且并非西方平等的国家，如果仍用旧时的体制，以为尊崇，这是甘愿蹈越南、缅甸的覆辙，而违背勾践、武丁、帝舜的良图，私下认为皇上不会采纳。

曾经考察中国败弱的原因，百弊丛积，都是由体制尊贵隔绝的缘故，自知县号称亲民，而吏役成千上百人，在内盘踞隔绝，山野数百里，在外辽远隔绝，小民有冤屈，呼号无法上达，累次上报而知府，则千里剖符的寄托，又累次上报而司道，则百城屏藩的责任，然而上级没有得到具折以上达，下级必须经过县才到达百姓。至于督抚的尊贵，离百姓更远，百县之地，事务更繁杂。积弊如山，疾苦如海，既然已经漫无省识，怎能发之奏章？一省一人，一月数折，隔绝闭塞甚矣，何能为治？京师百官千万，并非没有人才，而只有九卿台谏，才能上达，所以直省民数虽然四万万，而达官仅数十，其余都隔绝，是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俱弃之。枢臣位尊体重，礼绝百官，卿贰大臣，不易得见。至于与群僚，更加隔绝，东阁不开，咨询谋划无人，自塞耳目，自障聪明。所以有利病而不知，有贤才而不识。

译只有抬高自身地位，显得高不可攀，即使与外国君主相比，这种尊贵隔绝的程度也超过了他们。《诗经》说：“看那南山，岩石高耸险峻。”这是讽刺尊贵隔绝的。从前周公吐哺握发，以礼贤下士，推想当时的士人，哪里有人能达到周公的万分之一呢？然而周公却如此谦卑地对待他们。如今舍弃周公的法则，却想要扭转乾坤，怎么能做到呢？

译皇上居于九重深宫，殿堂高远，除了外面的枢机大臣和里面的宦官，其他人无法亲近，更何况能议论政事？小臣引见，只能远远瞻仰圣颜；大僚召见，也不过问几句。天威严肃在上，臣子跪拜在下，屏住呼吸战战兢兢，内心和面色都受到震撼，怎么能得到人才并尽知下情呢？每天天未亮就办事召见枢机大臣，限定几个时辰，都必须决断完毕，伏地跪拜屏息，听候脸色，未曾听说反复辩论，很少能整天集思广益。天下很大，事变细微，皇上虽然圣明，难道没有缺失？但限时言事，跪拜陈词，即使有才能贤德的人，也不能竭尽所能。值此变局之时，怎么能宏大救济艰难呢？尊严既已极盛，忌讳就随之增多，皇上虽然有好言的诚意，臣下善于迎合心意，乐于作太平颂圣之词，畏惧谈论危败乱贼之事，所以人才被隔绝而不被举荐，积弊日益加深而不被揭发。至于中国败坏的原因，外夷强盛的缘故，不是不深知，实在是不敢言说。昔日黎庶昌出使日本，有所条陈，只是请求亲王出游，不能上达。其他关切皇上的事情，都知道却不说，说了却上达不了，上达了却不动心，动心了却不实行。皇上虽然天性聪明，但深居法宫，一切都被壅塞。既未曾遍阅万国，以比较政俗的得失，也未遍见中国，而熟知小民的困穷。所见只有宫妾宦官，所遇都是拙劣旧物，谄媚之言每日接触耳目，局促之感每日困顿心灵，外国宫室、桥梁、道路、器艺、军械的奇异新丽，谁又能知道呢？所以想坐在一室而知晓四海，比较中外而求自强，其道无由。就像浮屠十级，每级都难相通；广厦千间，重重阻隔。譬如咽喉上隔，胸膈下滞，血脉不通，病危立至，这是必然的。

天子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威势远震，四夷宾服，德泽流溢，海内安定。上承祖宗之灵，下庇生民之命，盛德成功，传于后世，这才算尊贵。如果只是隔绝才贤，威临臣下，以不见不动为尊贵，以忌讳壅塞为快乐，那么近则有土地不守的祸患，远则有二世瓦解的灾难。至于大臣依托体制，尊崇君主如天帝，难道是为了敬上吗？一是为了实行引体自尊的本分，二是为了便利蒙蔽欺罔的私欲！文王与国人交往，帝舜视臣下如邻里，难道以尊贵如天神为可贵吗？人情安于所习，蔽于未见，而祸败一来，后悔莫及。我从前说皇上尊贵是尊贵了，但实际上独立于上，皇上何乐此独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天地相交则通泰，不相交则否塞，这是自然之理。纵观自古开国之君，都与臣民相亲，挽辂可以移驾，止辇可以受言，所以能成就一代之治。自古危败之君，都与臣下隔绝：隋炀帝畏惧听闻盗贼，万历皇帝长期不视朝，所以导致国运倾覆。伏读太宗文皇帝圣训，说明主自视如天，臣下隔绝，是以致败。我国上下相亲，所以能强。唉！明朝之所以灭亡，我朝之所以兴盛，全在于此。拘泥于虚文的体制，就不能保全实有的威权，对内显示尊贵于奴隶，对外受辱于强邻，哪里比得上纡尊降贵，对内与臣民通泰，对外扬威于四海，孰得孰失，皇上又何必选择呢？外侮紧迫了，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如今即使想变法，恐怕外人掣肘，何况能从容等待我十年教训呢？所以不像彼得那样举动奇绝，就不能迅速成功，如雷轰电掣。皇上天赐勇智，鉴考古今，深观时变，遍察万国，远念帝舜、武丁、勾践、太宗文皇帝的图迹，下鉴亡明、缅甸的覆辙。伏愿皇上在闲暇时垂鉴此书，日置左右，彼得的举动，日存圣意，摩积激动，震越于中，必有赫然发愤，不能自已者。不必全摹彼得，而神武举动，绝出寻常。雷霆震声，皎日照耀，一鸣惊人，万物昭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易听，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窥测者。以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举而陶冶之，岂可限量哉？谨将《俄彼得变政记》进呈，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