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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隅意见 （明）乔世宁 撰
自注疏成，而汉注废矣；自大全成，而宋注又废矣。故类书者僻方初学之便，无闳览慎思之益也。
今字学不讲，点画失据，朝廷诰制独用中书字体，古法帖遂尽弃不行。《洪武正韵》又止用于章奏，而生徒未尝遵守，学官无所驳正，甚非所以广同文之化也。故字学宜以唐《石经》与《正韵》为法，而诗赋家亦宜以正韵与唐礼部韵并行也。
古人制作，事事精于后人，惟历法则后日益精详。
内六卿分职守令，则六卿之责皆萃焉。外三司分职守令，则三司之责皆萃焉。故非才识不可以漫授，非久任不可以责成。今既不择人又不久任，故日益贪肆无忌，百姓日嗷嗷难堪矣。
古者大行有大谥，小行有小谥，盖当实示训且劝惩在也。今制官非翰林者不得谥，文则已不得其情矣。又必待其子弟乞请而后得之，则又非所以示公也。惟当令礼部以大臣，宜得者即疏请，下部院核实，与九卿翰林博议，然后断自圣裁而赐之。其子弟不敢乞请，不当与而乞请者亦必不行，庶几昭天下之大公，而激劝臣节者不小矣。
古者《尔雅》列诸小学，益识名物便训诂，自童于始也。《释名广雅》、《尔雅翼》、《独断古今注》诸书，皆《尔雅》之绪余也。今士习草略登仕太易，五尺童子即记诵陈言，以幸一旦之遇，而古今名物无一识者。此习俗之大患，士所以鲜经世之学也。
洪武时，用税户人才，始严震直、沈玠之类，即汉赀郎之意也，与近时入粟买官者殊矣。
今天下民贫极矣。窃观民所由贫者，五水旱一也，遇盗贼起者二也，赋役日繁重三也，吏贪暴四也，风俗侈五也。水旱者，天也；盗贼者，不可豫谋者也。赋役亦有必不可已者。救时急务，惟惩贪禁侈而已。俗侈起于京师，吏贪始于上官。今戚里仿大内，大家仿戚里，众庶仿大家，习以成风，传式海内。故京师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于藩臬，又至于卿寺，皆递相贿赂，以求迁补。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谚曰：“得诏书但挂壁。”其此之谓哉！
考《会典》所载屯粮，当天下赋税十之三四。以今事势观之，则可行于腹里卫所，而极边卫所未能尽举也。盖虏势日益猖獗矣。战士不解甲而卧，即有田安得耕？且牛种器具何给也？即能尽给之，乘间而耕，亦不过充虏马一夕之秣耳。故极边屯田未可尽举也。
司马光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盖尽归权臣之家矣。此韩非所谓中饱者也。中饱者必病痞塞，谓上下不通也。
往年边士戕主帅，其渐不可长也。始见于甘州，再见于大同，顷南亦又见告矣。苏州、山西者逆事已着，幸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义法纪治天下，若是者尚有名义法纪邪？故当事者日益难处，养奸则国纪大削，伸法则事变立起。于是苟且姑息之习多，励精明作之政难矣。
近时，上官鲜综核之法，下吏多苟简之政，议者谓官不久任是矣。然未究其本也，何也？久任之法，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远。今自卿寺以上，阅官如传舍，阙一官必补一官，循其资品以递相迁补。若是则久任，法安可行乎？故曰：“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远。”
国初盐法主于纾边急，非必尽笼天下之利也。其始商人输米不多，获利甚大，故商贾得厚利，九边恃缓急，祖宗大计也。自余盐之议行，而盐法坏矣。顷者，余盐之外，名目复有四五，而盐法益大坏矣。盖行盐之地犹故也，食盐之人又犹故也。而盐出者日益多，盐安得不贱？贱则不售，不售则商人失利。故虽有边急，商人不乐中纳，此盖法意失而缓急不可恃矣。苏氏谓事有千百之患，以目前小有利而为之者此也。往者论盐法之弊，率谓豪势者占中卖窝。今遇召纳之时，应命者常不及数，求卖窝者而不可得矣。边事尚何赖邪？
蕃人以茶为命，中国以茶易马，非徒资
译丘隅意见 （明）乔世宁 撰
自从《注疏》编成，汉代的注疏就被废弃了；自从《大全》编成，宋代的注疏又被废弃了。所以，类书只是偏僻一方初学者求便的工具，并没有广博阅览、谨慎思考的益处。
如今文字之学不被重视，笔画失去了依据，朝廷的诰命诏制只使用中书省的字体，古代的法帖于是全部被抛弃而不施行。《洪武正韵》又只用于章奏之中，而学生们未曾遵守，学官也没有人驳斥纠正，这非常不利于推广统一文字的文化教化。所以，文字之学应当以唐代的《石经》和《正韵》为法则，而写诗赋的人也应该以《正韵》和唐代礼部的韵书并行使用。
古人制作的事物，样样都比后人精细，只有历法，后人才日益精详。
内廷六卿分掌职守命令，那么六卿的责任就都汇聚在这里了。外廷三司分掌职守命令，那么三司的责任就都汇聚在这里了。所以，不是有才能见识的人不可以随意授予官职，不是长期任职不可以要求完成责任。如今既不挑选人才又不让长期任职，所以日益贪婪肆无忌惮，百姓日益哀怨难以忍受。
古代德行大的有大谥号，德行小的有小谥号，大概是因为应当真实地显示训导，并且奖惩在于此。现在的制度，官员不是翰林院出身就不能得到谥号，这样在文辞上就已经不能得其真情了。又一定要等待其子弟请求后才能得到，这就不是用来显示公正的方法了。只应当让礼部对于大臣，认为应当得到谥号的就立即上疏请求，下发部院核实，与九卿和翰林院广泛议论，然后由圣上裁决赐予。那些子弟不敢请求，不应当给予而请求的也一定不批准，差不多就能昭示天下的大公，而激励劝勉臣子节操的作用就不小了。
古代《尔雅》列在小学之中，是因为认识名物便于训诂，从孩童开始就学习。《释名》《广雅》、《尔雅翼》、《独断》《古今注》等书，都是《尔雅》的余绪。如今士人习气草率，做官太容易，五尺高的童子就记诵陈旧的言辞，以侥幸求得一时的际遇，而古今名物没有一样认识的。这是习俗的大患，士人之所以很少有经世致用的学问，就是因此。
洪武年间，任用纳税户中的人才，起初像严震直、沈玠这类人，就是汉代赀郎的意思，与近来纳粟买官的人完全不同。
如今天下百姓贫困到了极点。我私下观察百姓贫困的原因，一是水旱灾害，二是遇到盗贼兴起，三是赋役日益繁重，四是官吏贪婪暴虐，五是风俗奢侈。水旱灾害，是天灾；盗贼兴起，是不可预先谋划的。赋役也有不得不征收的。挽救时局的紧急事务，只有惩治贪婪、禁止奢侈罢了。奢侈的风俗兴起于京城，官吏的贪婪开始于上级官员。如今皇亲国戚模仿皇宫，大户人家模仿皇亲国戚，普通百姓模仿大户人家，习以为常形成风气，传遍海内。所以京城不禁止而想要禁止四方，法令没有能够实行的。从守令以上直到藩臬，又直到卿寺，都互相贿赂，以求升迁补缺。所以不禁止上级官员而禁止下级小臣，法令没有能够实行的。所以谚语说：“得到诏书只挂在墙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考察《会典》所载的屯田粮赋，应当占天下赋税的十分之三四。以现在的事势来看，那么在内地卫所可以实行，而极边卫所不能全部推行。因为敌虏的势力日益猖獗了。战士不解甲而睡，即使有田地怎么能够耕种？况且牛种器具从哪里供给呢？即使能全部供给，趁间隙耕种，也不过只够敌虏战马一夜的饲料罢了。所以极边屯田不能全部推行。
司马光说：“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府就在百姓。”如今上面不在官府，下面不在百姓，大概都归于权臣的家了。这就是韩非所说的中饱私囊。中饱私囊必定导致痞塞，说的是上下不通。
往年边疆士兵杀害主帅，这种趋势不可助长。起初在甘州出现，再次在大同出现，最近南方也又报告了。苏州、山西的叛逆之事已经显露，幸好没有在公堂上流血罢了。朝廷用名义法纪治理天下，像这样还有名义法纪吗？所以当事者日益难以处理，纵容奸邪则国家法纪大大削弱，伸张法则事变立刻兴起。于是苟且姑息的风气多，励精图治的政治难了。
近来，上级官员很少有综合考核的方法，下级官吏多实行苟且简略的政治，议论者说官员不长期任职是对的。然而没有探究其根本，为什么呢？长期任职的方法，在于上级而不在于下级，在于近处而不在于远处。如今从卿寺以上，更换官员如同传舍，缺一个官必补一个官，按照资历品级依次迁补。像这样，长期任职的法令怎么能够实行呢？所以说：“在于上级而不在于下级，在于近处而不在于远处。”
建国初期盐法的主旨在于缓解边疆的急迫，并非一定要垄断天下的利益。起初商人输送的米粮不多，获利很大，所以商贾得到厚利，九边依赖其缓急，这是祖宗的大计。自从余盐的议论实行，盐法就败坏了。近来，余盐之外，名目又有四五种，而盐法更加败坏了。大概行盐的地方还是原来的，食盐的人还是原来的。而产出的盐日益增多，盐怎么能不便宜？便宜了就不畅销，不畅销商人就失利。所以即使有边疆急迫，商人不乐意纳粮换盐，这是因为法度本意丧失而缓急不可依赖了。苏氏说事情有千百种祸患，因为眼前小利而做这件事的，就是这个。过去议论盐法的弊端，都说豪强势力占据中纳卖窝。如今遇到召纳的时候，应命的人常常达不到数额，想求卖窝的人却找不到了。边疆事务还依靠什么呢？
蕃人把茶当作生命，中国用茶交换马匹，不仅仅是资助
战用，且以制其死命也。国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发马，所以尊朝廷体统最善也。乃后蕃族日有变易，金牌之制难据矣。于是有轮年招易之规。招易者即互市之遗意也，此于体统已失矣。顾自正德后废给银之令，行抽分之法。于是官商皆得易马，而善马尽易于商茶矣。夫抽分法偶因官帑，一时之匮暂为权宜之处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译作战使用，并且用来控制他们的生死命脉。国家初建时设立金牌制度，名叫差发马，这是为了尊崇朝廷体统，最为妥善。后来蕃族日益发生变化，金牌制度难以依据执行了。于是有了按年轮流招易的规定。招易就是互市的遗留意旨，这在体统上已经有所丧失了。然而自正德年间以后，废除了发放银两的命令，实行了抽分的办法。于是官员和商人得以交换马匹，而好马全都换给了商人的茶叶。那抽分法不过是偶然因为官府库银暂时匮乏，作为权宜之计罢了。竟然至今沿袭而不加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晁错谓中国之长技五，匈奴之长技三。今虏则兼中国之长技矣。昔不知攻城，今能攻城矣；昔不习步战，今能步战矣；昔不用银币，今其俗贵银币矣；昔遇人无生还者，今见少壮者即掠之去矣；昔不知文儒，今喜文儒信用矣。此其志安可量也？
汉儒所言即可行，所学即可用。贤良文学时与诸大夫廷论可否，计匈奴则绌，丞相议盐铁则绌大。夫盖学出专门，人有定见也，此岂唐宋士所有哉？国朝士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其英华者即唐之溺于词章矣。其好名者即宋之袭谈性命矣，然实效则不逮汉儒远矣。
汉开河西五郡号曰断匈奴右肩，国家河西五郡如汉时，而京东又有朵颜三卫，则虏之左右肩俱断矣。此以形势制御之策也。自俺答之横也，西并海西诸虏，又西破洮岷诸蕃，而虏全一右肩矣。东收山后诸贼，又东结朵颜，则又全一左肩矣。故虏益盛，边陲日益多事，盖其势然也。
谋国者皆曰：“倭寇东南，虏患西北。”然此外虞易计也。今导倭者漳人也，导虏者边人也，吾不能自有其民，使其叛而导倭导虏焉。是则大可虑者矣。今内地盗贼在在有之，若迫于饥寒聚，而苟一日之生者犹不难处也。顾今号为白莲、玄狐、黄羊，教者皆挟妖术以诱惑愚民如往时。干州曹县者不可畏邪？今其徒日益延蔓，百姓不敢告，有司不敢发，是隐忧深，祸不知何所极也。
边事之坏极矣，其大者有五功，罪不实一也，赏罚不信二也，刍粮不得实惠三也，按伏修边冒破四也，文移牵制失事几五也。而功罪不实为大，功罪不实则迹涉欺罔，而士萌幸心，豪杰解体矣。
国初重兵聚京师，天下有事，外兵不能制者则出京军讨之，谓之天兵。顷者，虏一犯京师辄多调边兵入卫，恐边兵之轻京师也。即不得已则调山西、辽东者入援可也，又不得已则调及延绥。若宁夏则已远，况甘肃远在万里者乎？不然暂以边兵入卫，而亦暂出团营兵分戍诸边，即一二年而营兵与边兵同矣。今营兵多而不练，虚费无益，顾令边兵轻京师，岂国家之利哉？
选贡法所以及时用才也。三途并用，法所以激劝吏治也。自学校士多，于是岁贡者多衰老之人。自进士科重，于是科贡者无自信之志，豪杰所为孤愤而太息也。余以为先选贡而后可以行三途，积十余年而后可以见成效。论治安者无逾于此矣。
今天下田粮诡寄欺隐之弊日甚矣。富者或坐享无税之田，而贫者多空输无田之税。富者税少则差轻，故益富；贫者税多则差重，故益贫。此不均之弊也。欲救今日之弊，使贫民实受其惠，其惟均地均粮乎？
宁夏隔黄河策应亦难，榆林经沙漠输▯免不易。河西又孤悬万里之外，虏数扼其吭而困之。遂至商旅不行，城门昼闭，此可不为寒心哉！十年以来，三边徭赋驿传率并加于西凤汉中三郡。三郡之民日益困瘁，流离无复生人之乐矣。
自边粮纳价而边仓虚，自盐粮有包揽而虚出多守，臣所以忧困乏而难接济者此也。白渠不引泾水，故水利不多；不开三门津月河，故舟楫不通，关中所以忧岁荒而难生计者此也。
大宁者，膏沃阨塞要地也，故设一都司守之。自都司移于保定也，而大宁故地尽弃之朵颜，朵颜虽内属而阴持两端。往岁虏自喜峰口潮河川诸处直犯京师，其经由皆从朵颜三卫地，实朵颜人导之也，此真肘腋之患也。而真、保定又有散处达官达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皆不可不深虑而预防也。
今进士科太重矣。欲矫其弊，即不得行三途并用法。则莫若减进士名数，至于极少，或增而至于极多，少则一科不过三、四十人或百人而止。夫进士少，则内外诸官不免用科贡之土，即使抚按所举与部院所陟，尽进士也。而科贡之举而陟者，亦参半焉。何也？科贡人多故也。况进士者又未必尽举陟乎？多则一科五六百人或至七八百人。夫进士多，则内外诸官大率皆进士之科得之者易，而视之者轻矣。用之者多，而不才者亦
译晁错曾说中原有五项长处，匈奴有三项长处。如今匈奴却兼有了中原的长处了。过去匈奴不懂攻城，现在能攻城了；过去不擅长步兵作战，现在能步兵作战了；过去不使用银钱，现在风俗以银钱为贵了；过去遇到人没有活着的回来，现在见到年轻力壮的人就掠夺带走；过去不懂文儒，现在喜欢并信任文儒了。这他们的志向哪里可以估量呢？
汉代儒生所说的就可以实行，所学的就可以应用。贤良文学在朝廷上与各位大夫辩论是非，谋划对付匈奴的策略时显得不足，丞相讨论盐铁政策时更是大加贬低。这是因为学问出自专门之学，人有固定的见解，这难道是唐宋士人所具备的吗？本朝士人所学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学的，那些才华出众的人就像唐代沉溺于辞章的人一样。那些喜好名声的人就像宋代袭取谈论性命之学的人一样，然而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及汉代儒生了。
汉代开辟河西五郡，号称切断匈奴的右臂，国家河西五郡如同汉代时一样，而京东又有朵颜三卫，那么匈奴的左右臂就都断绝了。这是凭借形势控制他们的策略。自从俺答横行以来，向西兼并海西各部，又向西攻破洮岷各番，匈奴就完整了右臂。向东收编山后各贼，又向东结交朵颜，就又完整了左臂。所以匈奴更加强盛，边境日益多事，大概是形势使然。
谋划国事的人都说：“倭寇在东南，虏患在西北。”然而这些外患容易计算。现在引导倭寇的是漳地人，引导虏患的是边地人，我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百姓，让他们背叛并引导倭寇和虏患。这才是大可忧虑的。现在内地盗贼到处都有，如果迫于饥寒聚集，只求苟活一天的人，还不难处置。但如今号称白莲、玄狐、黄羊的教派，都挟持妖术来诱惑愚民，就像从前一样。干州曹县的人难道不可怕吗？现在他们的徒众日益蔓延，百姓不敢告发，官吏不敢揭发，这是隐忧深重，祸患不知会达到什么地步。
边境事务败坏到了极点，大的弊病有五项：功劳罪过不实是第一，赏罚不守信是第二，草料粮食得不到实惠是第三，巡视防守修筑边墙虚报冒领是第四，公文往来牵制错失事机是第五。而功劳罪过不实是最大的，功劳罪过不实就涉及欺骗蒙蔽，士人产生侥幸心理，豪杰就解体了。
建国初期重兵聚集在京城，天下有事，外地军队不能制伏的就派出京军讨伐，称为天兵。近来，虏患一旦侵犯京城就多次调遣边兵入卫，恐怕边兵轻视京城。即使不得已，调遣山西、辽东的军队入援也可以，再不得已，调遣延绥的军队。如果宁夏已经太远，何况甘肃远在万里之外呢？否则暂时让边兵入卫，也暂时派出团营兵分驻各边，一两年后营兵和边兵就一样了。现在营兵多而不训练，虚耗费用没有益处，却让边兵轻视京城，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
选贡法是为了及时任用人才。三条途径并用，是为了激励劝勉吏治。自从学校士人多，于是岁贡的多是衰老之人。自从进士科重要，于是科贡的人没有自信之志，豪杰为此孤愤而叹息。我认为先选贡然后才可以实行三途并用，积累十余年然后才可以见到成效。论治安没有超过这一点的了。
现在天下田粮诡寄欺隐的弊病日益严重了。富人有时坐享无税的田地，而穷人却空输无田的税。富人税少所以差役轻，因此更加富有；穷人税多所以差役重，因此更加贫穷。这是不均的弊病。想要挽救今日的弊病，使贫民实际得到好处，只有均地均粮吗？
宁夏隔着黄河策应也困难，榆林经过沙漠运输难免不易。河西又孤悬在万里之外，虏患多次扼住它的咽喉来困迫它。以至于商旅不通，城门白天关闭，这能不让人寒心吗！十年来，三边的徭役赋税驿传大多加在西凤汉中三郡。三郡的百姓日益困顿憔悴，流离失所不再有生活的乐趣了。
自从边粮纳价而边仓空虚，自从盐粮有包揽而虚出多守，臣之所以担忧困乏而难以接济的就是这个原因。白渠不引泾水，所以水利不多；不开三门津月河，所以舟楫不通，关中之所以担忧岁荒而难以生计的就是这个原因。
大宁是肥沃险要之地，所以设一个都司守卫它。自从都司移到保定，大宁故地全部丢弃给朵颜，朵颜虽然内属却暗中持两端。往年虏患从喜峰口潮河川各处直犯京城，所经过的都是朵颜三卫地，实际上是朵颜人引导的，这真是肘腋之患。而真定、保定又有散居的达官达舍，不是我们族类，他们的心一定不同，都不可不深虑而预防。
现在进士科太重了。想要矫正它的弊病，就不能实行三途并用法。那么不如减少进士名额，直到极少，或者增加直到极多，少的话一科不过三四十人或百人而止。进士少，那么内外各官不免用科贡的士，即使抚按所举荐与部院所升迁的，全是进士。而科贡所举荐而升迁的，也占一半。为什么呢？因为科贡人多。况且进士又未必全被举荐升迁吗？多的话一科五六百人甚至七八百人。进士多，那么内外各官大率都是进士得到的容易，而看待他们轻了。使用的人多，而不才的人也被
不少矣。即使抚按所举与部院所陟，亦尽进士也。而进士之劾而黜者，亦参半焉。何也？进士人多故也。况科贡者又未必尽劾尽黜乎？如是则虽不行三途法，亦自无偏重之患，资格之弊，而举劾黜陟无不公，士风吏治无不兴矣。
译已经不少了。即使巡抚、按察使所举荐的与六部、都察院所提拔的，也全都是进士。而被弹劾罢黜的进士，也占了一半。为什么呢？是因为进士人数众多啊。况且科举和岁贡出身的人，又未必都被弹劾罢黜呢？像这样的话，那么即使不实行三途法，也自然没有偏重某一方的祸患、资历制度的弊端，而举荐、弹劾、罢黜、升降无不公正，士人风气与官吏治理无不兴盛了。
今天下法多废格，拟议失伦，非其智弗逮也。大率是非违于利害，事几蔽于嫌疑，执守夺于权势，出入乘于喜愠，深文起于矜名，厚诬失于偏听。有一于此，法无弗敝矣。
律可以兼六经，六经不可以兼律。盖律者六经之权也，故曰：“《春秋》者经中之律，律者法中之经，皆圣人精意之所在也。”
今边议十九，及于长城必曰：“干沟涧未尽城。”又曰：“青沙岘不可城。”然虏一大举即决墙，夷堑长驱而入，不必干沟与青沙岘也。故筑城乘障者，为传警清野之赖耳，非万全决胜之策也。
译如今天下的法令大多被废弃搁置，定罪量刑失去常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的智慧达不到。大体上是因为是非判断违背了利害关系，事情的关键被嫌疑所遮蔽，坚守原则被权势所剥夺，判决出入受喜怒情绪的影响，苛刻的法律条文出于炫耀名声，严重的诬陷源于偏听偏信。只要存在其中一种情况，法令就没有不败坏的。
律法可以涵盖六经，六经却不能涵盖律法。因为律法是六经的权变应用，所以说：“《春秋》是经书中的律法，律法是法律中的经典，都是圣人精微意旨的所在。”
如今关于边防的议论有十分之九，谈到长城必定说：“干沟涧还没有完全筑城。”又说：“青沙岘不可以筑城。”然而敌人一旦大举进攻就会决开墙垣，夷平壕沟长驱直入，并不一定非要经过干沟涧和青沙岘。所以修筑城墙、依托险阻，只是作为传递警报、清除野外物资的依靠罢了，并不是万无一失、决定胜负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