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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御制题明版《东观余论》

米芾已被驳斥，王著、黄伯思排斥米芾【见黄伯思序论】，历来争论不休，纷扰如千年之下议论，千年之上几件事是真实的，几件事是虚妄的？正是明言在心正，古书垂范示今，书法重在摹写淳化阁帖，加以评订也。觉斯（董其昌）不相信我。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东观余论》杂家类二【杂考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东观余论》二卷，宋黄伯思撰。伯思字长睿，号霄宾，又自号云林子，昭武人。政和年间官至秘书郎。伯思去世时年仅四十，而学问渊博通达。李纲为其墓作志，称其经史百家之书，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又好古文奇字，钟鼎彝器款式体制，悉能通晓，辨正所著有《法帖刊误》二卷，《古器说》四百二十六篇。绍兴丁卯年，其子黄防汇集其所著论辨题跋合而刊之，总名曰《东观余论》。然黄防称共十卷，今本仅二卷，或是后来抄写所合并，所载古器亦不足四百二十六条，则疑黄防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较之务求繁富，不辨美恶，徒夸祖父之长，而适暴所短者，其见识特别高超。又《书录解题》载伯思《博古图说》十一卷，凡诸器五百二十七，印章四十五，无《古器说》之名，又称后来修《博古图》多采用之，疑为官书既行之后，其名适同，亦黄防改题之以避尊也。其书颇讥欧阳修不精考核，而楼钥跋中乃引书中《史籀书》一条，《异苑》一条，《王献之璇题》一条，《勿勿》一条，《甘蔗帖》一条，纠其疏漏。盖考证之学本无尽藏，递行掎摭不能免也。要其精审胜《集古录》多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卷

《东观余论》卷上宋黄伯思撰《法帖刊误叙》

淳化年间，内府既广泛访求古遗迹，时翰林侍书王著受诏整理诸帖。王著虽号称工于草书，然初不深究书学，又昧于古今，故秘阁法帖十卷中，美玉与杂石混杂，论次乖讹，世人多凭耳闻，遂久莫辩。故礼部郎米芾元章，笔翰妙绝，在荐绅间，在淮南幕府日，尝跋帖尾作数百语，颇有条理，但概举其目，疏略甚多，故诸部中或伪迹甚著而不觉者，若李怀琳所作卫夫人书，逸少《阔别稍久帖》之类；有虽审其伪而讥评未当者，若知伯英、大令诸草帖为唐人书，而不知乃书晋人帖语之类；有讥评虽当，主名昭然而不能辩者，若以田畴字为非李斯书，而不知乃李阳冰明州碑中字之类；有误著其主名者，若以晋人章草诸葛亮传中语，遂以为亮书之类，是也。其余舛误尚多，书家责能书者备，故仆于元章慨然。古语有之：“善书不鉴，善鉴不书。”仆自幼观古帖至多，虽豪墨积习未至，而心悟神解，时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误》，凡论真伪皆有据依，使钟王复生，不易此评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后有高识赏予知言。大观戊子岁六月七日，西都府院东斋序。

法帖刊误上

第一帝王书

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谓之草，犹古隶之生今正书，故章草当在草书先。然本无章名，因汉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书，章帝称之，故后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为章帝书，误矣。然此书亦前代作，但录书者集成千字中语耳。米芾径以此辩之，未中其病。米云晋武书，当是孝武，非也。仆案省启帖与后谯王帖，虽在疑录，似非一家书。续帖中炎报帖颇与此笔法同，炎，晋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后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还”，古者谓使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真诰》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见告”，《谢宣城传》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隐居帖》云“明旦信还，仍过取反”。凡言信者，皆谓使人也。近世犹有此语，故虞永兴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书馈物为信，故谓之书信，而谓前人之语亦然，不复知魏晋以还所谓信者，乃使之别名耳”。

阿史病转差。帖云：“晋宣帝亦未然。”

安军破堈，数朝三草书，笔势纠绕，若一其伪不疑。仆昔时尝观世传七贤书，末有白字，皆连名作跋，七人所作，了无小异。虽当时笔法传授或同

译然而人的书法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容一样，不应该如此毫无差别，因此我怀疑它是伪作。当时有见识的长者，有的认为不是这样。后来看到窦臮写的《书赋》，才知道《七贤帖》果然是李怀琳的伪作。这三幅帝王草书，也是这类情况。

译米芾说：“‘梁高’应当是‘齐高’，这是错误的。”此帖末尾说：“萧衍，正是梁武帝的名字。梁武帝庙号为高祖，这本书错误地把‘祖’写成了‘帝’。”

宋明帝的帖子说：“告知休祐、休范两家内人，知道休祐是晋平王，休范是桂阳王。”《宋史》将休祐写作休祐，大概是册籍文书传抄时的错误，应当以“祐”字为正确。

《吊江叔帖》，不是唐太宗所书。查考唐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去世，就是此帖所说的江叔。高宗多以国号称呼各位叔父，如“滕叔不须赐”，指的是滕王元婴；同样以元祥为江叔，这正出自高宗之手。叔父江王元祥才艺蕴藉，多才多艺，帖子也是高宗书中说，“聊以示蔼”，指的是鲁王灵夔的儿子范阳王蔼。灵夔也是高宗的叔父，史书称他笃志好学，擅长草书。此帖所说的“叔父才艺蕴藉，慈爱深厚善于教诲，蔼自幼奉行庭训，早擅临池之工”，就是因此。此后又有《答进枇杷》和《移营五桥南》两帖，都是高宗所书。这几段都错误地归入了唐太宗的帖子中。

陈文帝对陈宣帝说：“我给孩子取名为伯，你应当取名为叔。”此处□陈永阳王伯智的书帖错误地记录在长沙王叔怀之后。又根据《陈书》，长沙王只有叔坚而没有叔怀，他的兄弟也没有这个名字。看帖子末尾写名字的地方，怀疑是叔慎。叔慎，是陈岳阳王。大概是摹写传抄时的变异。

第二 汉魏吴晋人书

唐太宗《右军传赞》说：“张芝临池的妙迹，已无余踪。当时，广泛搜求古帖，全部拿出，御府所藏，其丰富无与伦比，尚且没有张芝的书迹，后世岂能再得到？”不仅唐代如此，晋代见到的人也很少。所以庾翼给王羲之的信中说：“从前得到张芝章草十纸，过江时丢失，常叹息妙迹永远断绝。”这卷章草《芝白》一帖，稍近古意，也怀疑是先贤摹仿之作。前面《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芾说都是张旭所书，确实如此。但帖中有说：“数次前往虎丘，祖希时常见面。”祖希，是张旭的字。张旭与王献之同时，虎丘在江东，应当是张旭所书，只是借用了二王的帖辞罢了。

崔子玉书说：“屡次附信告知，以解除忧虑。”这是唐人的书法，字体也不是汉代的。

尚书《宣示》钟繇真迹原本在王丞相王导家中，王导过江时藏在衣带中，传给王羲之。王羲之传给王修。王修死后，他的母亲将王修平日所珍视的物品一并放入棺中，真迹于是断绝。这个本子，是王羲之所临摹的。

《白骑遂帖》是王献之所临摹，唐开元年间在滑台人家，与王羲之临摹的《宣示帖》一起收藏，所以错误地记录在钟繇部。《长风帖》是王羲之早年的书法，尚未改变钟繇的体势，所以也错误地放置在此。长风范母子等语，二王的帖子中多有，米芾说是齐梁人的书法，这是错误的。

皇象《文武帖》大概是抄写汉代东观校书郎中高彪送幽州督军御史第五永的箴言。结字也很古朴。史书原本说“吕尚七十”，这里说“师尚七十”；史书原本说“明其果毅”，这里说“昭其果毅”。大概是作史者避晋朝讳，应当以此为正确。五将三门下，应当说“地有九变，丘陵山川；人有计策，六奇五间”，总括这三件事：谋划则咨询，不要说自己已经能行，务必在于求贤。淮阴侯的勇武，广野君是尊重的。不要说时局险恶就不端正自身，不要说无人就不认识自己的真心。忘记富贵，福禄才能存在。歪曲正道依附迎合，以后就没有可看的。先公的高节，永远超越可遵循。佩戴收藏这戒律，以激励终身。当时蔡邕等人一起赋诗送第五永，只有高彪作此箴。蔡邕等人非常赞美，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全章见《后汉书》，这段遗漏了。皇象的书法人间极少，只有建业有吴时的《天发神谶碑》，似篆似隶，字势雄伟，相传是皇象所书。张怀瓘评其“沉着痛快”，真正得其笔势。皇象后面的章草一表，大概是唐人伪作。其体势正与世传曹植书《鹞雀赋》相同，都不是真迹。至于孙皓上晋武帝的表，也是章草书，字画高古，与此有区别了。王献之《此年帖》本是唐人所收藏，与二钟、虞、松三帖为一□珉帖末说“辅国司马君笔势婉雅”，与此有区别了。此帖也没有后五字。

谢安后面一帖，传摹远真，米芾认为是伪作，大概是因为“惶恐再拜”，当时很少用，但用于尊老或许有之。陶华阳《真诰》中有帖子说：“许□惶恐再拜”，正是晋代的体例。

王世将二十四帖与第一防数朝等伪帖字势无异，只有后两表极古，确实能传达钟氏笔意，而王羲之也学习它。表中有说“顿乏勿勿”，按《颜氏家训》说：“世间书信多称勿勿，相承如此，不知其由来，或有妄言，这是忽忽的残缺罢了。”《说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大概是为了催促民事。”匆忙者称勿勿，我认为颜氏以《说文》证明此字为长，而今世流俗又妄自在勿勿字中斜加一点，读为悤字，更加失真了。按《祭义》说：“勿勿诸其欲其飨之也。”注：“勿勿犹勉勉也，诚恳爱慕的样子。”杜牧诗：“浮生长勿勿”，是知勿勿出于《祭义》，唐

译人们在诗歌中使用它，不仅仅是用于书信之中罢了。

译第三 晋宋齐人书

庾亮的信中写道：“奉上告知书信的箱子，先前是为媞子做的案几。”江淮之间称母亲为“媞”，这里说“媞子”，不知是指哪位亲戚。【《尔雅》说：“媞，媞安也。”】

庾翼的信帖中称故吏从事中郎。按：庾翼曾担任陶侃太尉府的从事中郎，这应当是写给陶侃的启奏。

杜预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帖中说：“路途遥远，书信问候，又简略地得以到来。”况且这不是当时尺牍中的用语，或许是江左人的书信？不仅仅是亲友信帖的伪作。亲友信帖末尾说：“多次附上书信来安慰我的心”，这也是近世的流俗语。

晋代刘超为人谨慎严密，自认为书法类似元帝，不敢与外人通信，这信帖不应尚存流传。又字体气势与元帝大不相同，其伪作非常明显。谢庄始终在宋朝做官，而题署为晋代，是大错。王著叙述王坦之的书法，将其列在王羲之诸子之间，意思是因为名字都从“之”，殊不知王坦之乃是王述的儿子，出自太原王氏，并非琅邪王氏。不通晓古事怎能到这种地步【川本删去此七字】意非字下有不字】

刘瓌之乃是东晋时擅长八分书的人，王献之既然不肯书写太极殿的匾额，谢安石于是让刘瓌之用八分书题写。如今这草书信帖并非真迹，与王廙二十四日的信帖没有区别。王氏凝之、操之、徽之、涣之四个儿子的书法都是真帖，王羲之七个儿子中，这四人与王献之的书法都流传下来，只有凝之、肃之的遗迹未见。其余都得到家传法度而体势各不相同。这是善于学习王羲之书法的人，如同颜延之对宋文帝谈论他的几个儿子，自认为竣得到我的笔法，测得到我的文采，防得到我的义理，跃得到我的酒量。书法也是如此。我如今用来比拟王氏诸子，那么王羲之的书法，凝之得到他的韵味，操之得到他的体势，徽之得到他的气势，涣之得到他的面貌，献之得到他的本源。然而王献之的书法特别知名，能与王羲之并驾齐驱的，大概是因为能根本于父亲的书法，所遵循的大意缘故。真书行书则效法钟繇，草书圣手则师从张芝。这两家的法度，是王羲之所自出，从而效仿他们，所以特别高于其他王氏子弟。如同鲁堂诸子，由子贡、子夏、子游都以儒家著称，最终得到其真传的，只有子渊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的信帖，原本有七纸。晋王平南将军王廙，每每珍视玩赏它。遭遇永嘉之乱，于是折叠四叠缝在衣服中以渡过长江。唐代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到它，折叠的痕迹尚存。如今所录仅有一纸，摹写传抄失真，不再有原来的意象。

纪瞻的信帖中有云：“贫家没有什么用来表达心意，所谓物微意全。”看这话，不必见到笔迹，可以判定其为伪作。山涛的《启事》与李怀琳所撰《七贤书》中，山涛的书法自相矛盾，但这《启事》文字是对的，而书法不对。《七贤帖》中的笔语，都是妄言。

这卷伪帖很多，如庾翼后面的一帖，与沈嘉、王循、司马攸、刘穆之、王劭、王廞、张翼、陆云、羊欣、卞壸、谢发以及前面的杜预一帖，还有刘超、刘瓌之、纪瞻、山涛等人的信帖，都是一体伪作。

孔琳之的信帖，有“恨恨脚，中转剧，近明散未觉益”十二个字偏小，大概是行侧注字，摹帖的人妄自加入行文中，应当依据原本为好。王僧防两封启奏都很好，结字与拟《王琰乞江郢所统郡启》相同，书声信不虚得。

第四 梁陈唐人书

齐豫章王嶷的孙子确，儿子范之，儿子在梁朝任司徒右长史，这里说征南将军，不知依据什么，恐怕是梁邵陵王纶的儿子确吧。他书写《孝经》一章，也是近世伪体，不是江左书法。阮研的信帖也是如此。

萧子云有章草，史孝山《出师颂》一章，非常古雅，与此卷正书《列子》相差甚远。纸中王蒙，笔下徐偃，确实是确切的论断。

陈逵，是晋西中郎将。这里说陈朝陈逵，书写错误了。

褚河南潭府信帖末尾说：“舅舅遂良报告薛八侍中，前外舅张知常认为河南被贬潭州时没有姓薛的担任侍中。”我曾经考证过，确实如此。按：褚遂良在高宗永徽六年被贬为潭州都督，此前上至神尧时担任侍中的，有裴矩、齐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杨师道、刘洎、张行成、高季辅、宇文节、韩瑗，共十一人，没有姓薛的。到仪凤年间，薛元超才开始做宰相，既在遂良之后，又不担任侍中，当时在外镇守，没有兼任此官的。及至观察字体气势，也是模仿褚遂良作妩媚姿态，其伪作必然无疑。后家侄至一帖，乃是真褚河南得意之作，翩翩有逸敬体。以前帖相比，如同蓬蒿倚靠瑶林。

《山河帖》乃是褚河南所书《枯树赋》中抄出而已。这是庾子山所作，而褚遂良书写之后，褚遂良叙述“四字”，后人妄自添加。

虞永兴《大运帖》、欧阳率更《比年帖》都是集二公碑中字而成。

柳少师与弟信帖末尾说：“诚悬呈人多疑之。以颜籀注《汉书·丞相衡传》云：‘字以表德，岂人所自称’。柳不当称字。然而曾观王羲之《敬谢帖》自云：‘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卢循与远书自云：‘范阳卢子先叩头’。则古人称字大概也有这种情况。陆柬之信帖说：‘近得

译告知以作安慰，上下平安无事，只是没有得到吴兴的近况消息。悬心得到药物，书信散佚，气势耿耿，这确实与唐人的语言风格不同。这应当是临摹晋宋人的法帖，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模仿他们的语言写成这样的。

译薄绍之，在宋朝时担任丹阳尹，他的书法与羊欣齐名，当时号称“羊、薄”。将此卷归为唐人作品，错误极大。

第五杂帖

从仓颉到程邈的书法，都是伪托的史籀书流传下来的，这是歧途。如今这本书说扬州裴易德的字，完全不具备三代书法的体势，与其文辞都是唐人的笔法。李斯的书法，米芾说不知是谁写的，我考察其文辞说：“田畴耕耨，为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为邹鲁。”这其实是李阳冰篆书、王密所撰写的明州刺史河东裴公德碣中的字。那碑文大致说：“惊逋复田畴，辟教以耕耨，故为政可期月而致宽之，则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为邹鲁，使父子长防，各得其宜。”此帖是摹写“田畴”等十八个字作为李斯书法，与碑中的篆书没有细微差别，而米芾说不知是谁写的，大概是没有见过此碑罢了。

程邈在秦朝云阳狱中创造隶书，就是现在汉碑中的字。有了这种隶书之后，才产生现在的正书，不应该说程邈已经创造了正书。

宋儋，是唐明皇时期的人。学习钟繇书法，但写得歪斜不正，完全失去了大势。王著收录此书法，不知道这是唐代人的意思，因为他是古人，所以与李斯、程邈并列，错误到了这个地步。宋儋有《嵩山圭禅师》等碑传于世，字也不怎么工整。卫夫人帖，大概是唐初李怀琳所作，事情见于窦臮《述书赋》。如续帖中的嵇康《绝交书》，世传的七贤帖，都是李怀琳的伪迹。这与师帖尤其疏远谬误。考察梁朝萧子云回答武帝敕令说：“臣过去不能拔擢赏识，随当时所贵重的，模仿王献之，经历多年。二十六岁著晋史，到二王列传，想作论草隶法，言不尽意，于是不能完成。十多年后才见到敕令论书一卷，商略笔状，洞彻字体，开始改变王献之，完全效法钟繇，到现在，自觉功夫进步。”此伪帖说：“只是卫夫人随世所学，模仿钟繇，于是经历多年。二十岁著诗论草隶，又说笔势洞精，字体遒媚，都是窃取萧子云启文中的话，想稍作修改，于是失去了句读。”现在世上有高见识的人，难道没有吗？为什么不醒悟这一点？又卫夫人是晋朝李距的妻子，李充的母亲，名铄，字茂猗。既然与师书，自然应当著名，不只是称夫族及姓。以几件事考察，其伪无疑。又前人论此帖，以其“敕”字从力，“馆”从舍，认为是伪作，没有击中要害。大概自二王以来，讹字很多，陈为阵，策为策，都是二王辈自己制作的，不能据此定真伪。

隋诏书中“敬”字缺其波，大概是淳化年间摹写此书时特意省去，避讳而已。有人指此目为伪帖，不对。梁武帝书评，是命令袁昂写的，他的答启说：“奉敕派遣臣评古今书，臣愚短，岂敢擅自衡量江海？但天恩委托臣斟酌是非，谨品字法如前。”此说梁武评书错了。袁昂不以书名，而评裁诸家，曲尽笔势。然而论者以其评张芝书说：“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则欲仙而已。”至于比喻薄绍之书，却说：“如仙人啸树，则真仙也。”为比拟失伦，这也是一个毛病。写此者，字法局促，天然太少，怀疑不是智果书。智果号称得右军骨，借誉浮夸，其实也不至于这样。

何氏书若云何人耳？有人认为是何姓，不对。米芾以二帖为欧阳率更书，确实如此。

敬祖鄱阳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复出现罢了。敬祖，是王导的儿子，武冈侯协。与大令不同时，恐怕不是他的书法。

孤不度德量力，与亮白。董卓以来二帖，都是诸葛传中与昭烈问答语。有一段自孙权据有江东以下，与此文相接，误置于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书，虽然字画大小微异，而笔势若一大，是全写亮传首语。此文虽出亮言，也是史家润色的。又中说亮曰，也是史家所记。米芾于是说亮书差千里了。我说此帖当是逸少书，大概与此公章草、豹奴帖笔法同。

移屋有意，适闲旷二帖，真羊中散书，与唐薛邕家所蓄《笔精帖》字势同，与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类，彼《六日帖》乃伪也，《笔精帖》真羊公得意书，或以为逸少，则过矣。

法帖刊误下

第六王会稽书上

自适得书至慰驰疏【或作竦】耳，中间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书，其余都是近世不工书者伪作罢了。不仅笔法，没有晋韵。又宅上静眠过此如命等，乃是今流俗语，不待观笔迹，已可辨别。

酸感至比加【一作和】下，及宰相并噉豆。会伏想会等亦伪作，大概以逸少别帖垂三十年。比加下，会等语厕其间。有人说宰相安和帖，乃郗愔书。谓宰相者，简文作相王时也。殷生者，殷浩也。然而此或是书郗愔帖语罢了，而结字实近世人伪作。愔书自与逸少早年抗衡，而此帖了无晋韵，其非审矣。

鲤鱼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〇语在第五章，夫

译人及蔡家二帖也是后人临摹仿造的。贾曾《送张说赴朔方序》中说：“备官而行，成旅比从。”下面说：“有诏具寮，爰开祖宴，且申后命，宠以蕃锡。”这个帖子里有这段文字，但从“行”字上面、“祖”字下面都缺失了。而写草书大多不连贯，应当是收集王羲之书写此序的残片罢了。前辈认为这是张说送贾至的文章，这是不对的。米芾也认为从“自是月下”开始是伪作，却不知道从“行成”以下就已经是伪作了，大概是因为这个帖失去了首尾，而米芾未曾考证贾曾的文章。分别稍久，思念与时间增长。帖末说：“遇信悤遽，万不一陈。”字迹既非常恶劣，而笔意语言竟然如此，不是王羲之的书迹无疑。我昨天得到《一日一起帖》，米芾认为是张旭所书，但米芾论书多认为草字稍大的就不是二王书法，一概这样去寻求，道理恐怕未尽妥当。

译追防帖，米芾认为这是王献之写的，其实不对。字的笔势圆转，既不是王献之的体势，而且中间说：“我老了，余愿未尽，只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查考王献之寿命四十三岁，起初没有后代，这与事实不符。又《法书要录》中王羲之的帖里有这句话，所以应该在这卷里。

二十日，以下两帖结体虽然疏朗，词句笔法都有王氏的风气，大概是唐人纵笔临摹放写，不是摹本。

不得临川问帖，也不是王羲之写的。庾子嵩不是同时代的人。朱处仁帖在《十七帖》之间，其中有说：“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意思是过去得到他的书信而派使者，竟然没有取回回信。而世俗于是误读为“往得其书信”，却不知道“信”是使者的意思。从连下的语句看，不像现在所说的书信。第一篇《晋武帖》中已经详细辩驳过了。

第七 王会稽书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说蔡公的是蔡谟，仁祖的是谢尚。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天，桓公打败姚襄到达洛阳，所以这里说久当至洛。这时将要派谢尚镇守司州，因为生病停止，所以这里说得到仁祖二十六日询问病情更加严重。与陶谷家所藏王羲之破羌帖中所写的事正相同。那帖说：“知道虞帅说桓公已到洛阳，就摧毁破羌贼，贼重视性命，想必擒获他。王略刚开始到达旧都，使人悲慨深切。”这位公威略确实显著，自然应当求之于古，真可以作战，使人叹息。知道仁祖稍有好转，这安慰可言。刚收到范生的信，如他的话没有不同，所以必须后问为定。现在以书示君，我曾经题跋说：“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在伊水打败姚襄，于是到达洛阳。当时将要派谢尚镇守，适逢生病不能去。所说桓公摧毁破羌贼及仁祖稍有好转，正当时事。”这时王羲之离开会稽内史已经一年多，正隐居山水间，适宜不再以世务经怀。而这封信却感叹宣武的威略，悲叹旧都刚开始平定，忧国嗟时，志向犹不息。可惜他一愤远引，使才略约束，不显于世，只有区区遗翰被后人珍视。览之深为兴叹。此帖草法极工，可惜不载法帖间，所以附见此条。

与足下意政同，政应当作正。大概王羲之祖父尚书郎，名正，所以王氏作书“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其他“正”字都以“政”代替，后人相承效仿，是不对的。

自初月二日至前，从洛帖皆伪，如初月有云，羲之呈耳，愿知心素，致使如然也。愿足下莫见责，乃俗人伪作，弟恐是著书，观其所补，永禅师千字格韵与此正同。十月七日帖，米芾认为集成，我说昨天见君帖亦然，大概两帖字意皆不相属，而十月帖颇取十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达，以副此志，远想慨然等帖中语，厕其间，如云足下尚停数日，得告承长平未佳，足下大小佳也，知比得丹阳书，热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后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过夏知有患者，早乘凉行，皆非当时人语，承足下还来一帖，不论可见其伪。

荀侯帖说：“安好音信，明公还得归洛也。”词句笔法都像《初月帖》【刘次庄解释说：“安好音信，那可遇得归洛也”】

深以自慰，晚复毒热两帖，唐太宗所临者，王羲之《白耳帖》不论，可见其伪。

仆近脩小园子，殊佳帖米，以为子敬书。我说处动静以下，才是子敬笔。前两行乃唐人书，字势帖语与后迥殊。

第八 王会稽书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书殊恶，末云因缘不多，亦近代所为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胜。中说“淡闷干呕”，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湿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干”，不对。据此，当亦非今人所作。

阔转久帖末说：“卒未近缘，如何？非晋士语，阮公故尔。一帖非逸少书。”

蒸湿帖，米芾说：王献之代父书，不对。大概结字殊不同，词也异晋体。

修龄是王胡之，重熙是郗昙，安西是庾翼。其中说：“一昨得安西六日书，无他，无所知说，故不复付送。”让都督表，亦复常言耳。查考庾翼镇守荆州，因为石虎衰暴，屡次上表请求北伐。康帝及朝士都派使者譬止，孙绰等人也致书谏之，那么王羲之所见的表，大概也是论北伐事。庾翼此举，朝论不以为然，所以王羲之以为常言。及闻其迁襄阳，乃说：“稚恭遂进镇东西齐举，想克定有期也。”则始虽同群议，而终以为当，犹赵充国之计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后十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无足怪也。然庾翼有志无年，徒奋十倍之气，而蔑一统之功

译这是有志之士所感叹惋惜的。王羲之所书的《进镇帖》，唐代张彦远在《书录》中有记载，如今听说在王仲脩家中。《月半帖》虽然用的是晋人的语言，但字迹并不相合，大概是后人抄写二王尺牍中的语句罢了。

译此郡帖米，说是与王述的书信，这是不对的。王羲之与王述正有嫌隙，而王述身为所属郡的长官，既然检察苛刻急迫，主管官员疲于应付考核，正是补救过错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在书信中自己彰显自己的拖欠滞留呢？此帖是官本传摹的，失真严重，比如把“就劳”写成“能”，把“劳小却”写成“小都”，都违背了草书的法则。

适欲遣书帖，不是王羲之的书迹。

王羲之《十七帖》原本，唐代贞观年间御府中书张彦远说：“这是王羲之草书中显赫著名的帖。”我认为当时书卷首帖有“十七”日的字样，所以诸帖总称为“十七”，并非指帖的数量。原本有二十七条，现在官刻法帖中有十五条，防备置于王羲之书三卷中，又续法帖中有五条，而《卭竹杖》、《丝布衣》、《汉讲堂》、《诸葛颙》、《天防膏》、《四果种》、《虞安吉》七条没有记载，应当是亡佚了，而世间有完整卷本者，传摹特别精良，不是这个能比的。此卷有帖说：“周益州送此卭竹杖，卿尊长或需，今送。”我查考《十七帖》有说：“去年夏天您送来卭竹杖，都到了，士人中多有尊老者，都随即分发，让您知道您远道惠赠的深情。”从前帖来看，就知道此帖大概是写给周益州的。自古以来相传，《十七帖》是王羲之写给蜀太守的，未必完全如此，然而其中询问蜀地事务的很多，这也应该都是写给周益州的信。只是“来禽”一帖，则有人认为可能是写给桓温的。本朝僧人邦者有寄给李昌武翰林诗说：“来禽简寄桓宣武，不知何据。”查考此帖有说：“现在我在田里，只以此为事，您送来这些果子是大恩惠。”王羲之看待桓公地位悬殊隔绝，写信不当如此。然而当时殷浩、王子猷等人还轻慢侮辱桓公，他也能容忍，王羲之写信如同交友，大概不足为怪。温庭筠诗说：“画图惊畏兽，书帖得来禽。”此帖被珍视，不是一代的事了。

第九王大令书上

此卷，王大令（王献之）部伪作最少，相过无复日，借使没有献之的风韵，自可欣赏。

《鹅还慰姊意帖》，鹅，是王氏子姓的小字罢了，如同袁、羊、顾、虎之类，有人因此认为这鹅就是王羲之所爱的鹅，非常可笑。《二十九日帖》说：“昨天竟然没有奉候，遗憾很深。”这是近世人的语言，不是王献之的书迹。《静息帖》说：“赖消息，内外极生冷。”“内外”二字本是行旁注释，所以字稍小，而愚昧的人摹写填入行中，不对。应当依照原本为好。诸帖中此例很多，如《十七帖》中“远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转剧”等字，原本都是侧注，后人摹写入行，虽然失去格式体例，但对于文理没有妨害。至于读《兰亭序》的人，因为不知道“老之将至”旁一个“僧”字是王羲之作“曾”字的误写，假使摹写入行中，就妨害文理了。查考古《兰亭序》本二十八行，到第十四行间特别宽阔的，大概是接纸处，而不与“知”字恰好在此行的末尾。梁舍人徐僧权在其旁署名，当时称为押缝，梁御府中法书大多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失了“权”字，近世人殊不知这是“云僧”者“曾”的误写，因而读为“曾”，不知道“老之将至”不是这样。又查考《晋史》王羲之本传及《书录》第十卷都记载此序，只说“不知老之将至”，而没有“曾”字，更加可以纠正。于是知道善于摹帖的人，不问其污损磨灭、注释缺漏、横斜细大，一律放开其原本而不稍异，才不失真。现在法帖多妄自更改，以至于把注字入行，大小既殊，体不缀属，后人不晓，从而效仿，一行之中，洪纤顿异，号称子母体，如第五卷近世伪作释智果书是也。每一观看，使人深慨。

《静息帖》说：“礜石深是可疑事。”兄长喜好患病，辄发痈。防者，寒食散之类。散中大概用礜石，是性极热有毒，所以说深可疑啊。刘表在荆州，与王粲登障山，见一冈不生百草。王粲说：“这必是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热蒸出外，所以草木焦灭。”凿开坟墓，果然墓中礜石满茔。又现在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谓之温洛。下面也有礜石，现在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也不冰。又鹳伏卵以助暖气，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饵服。王献之的话实在如此，聊附于此。

《授衣帖》，历代所传，自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当云：“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因絫耳。”比者忉怛，当不可言，当不可言。献之死罪。法帖无此四十三字，义其间多有燥笔及鱼食处，而官帖不复依本，其失多矣。

《奉对帖》说：“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反至此？”当是与郗家帖也。查考王献之病笃，请道士上章，法应首过。王献之说：“不忆余事，惟省与郗家离防。”王献之前室，郗昙女也。郗氏自太尉鉴后，为江左名族，其姓读

译就像细葛布上的刺绣一样，而世人把俗体字“郗”写成“郄”，因而读作“却诜”的“却”，这是错误的。却诜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却縠，郗鉴是汉代御史大夫郗虑的后代，姓氏原本就不同，读音也截然不同，后世因为俗体字的混淆，“郗”“却”两个姓氏便不再加以分辨，这也是近代研究氏族和文字训诂的学问不被重视的缘故。陆鲁望博古通今，他的诗中有：“一叚清香染郄郎”，这也是误读。现在借由郗氏法帖，顺便提及此事，以纠正世俗的谬误。

译梁中书郎虞龢上表说：“王羲之任会稽内史，王献之任吴兴太守，所以三吴之地，特别留存了许多遗迹，这又是他们晚年笔力遒劲、风格优美的时期。现在这个卷子里，也时常有吴兴时期的帖子。然而大令（王献之）的帖子流传于世，优秀的还很多，像《乞假表》、《庾公帖》、《周姉帖》、《洛神赋》、刘氏所藏的十二字帖等，官府的帖子里都遗漏了。我近来用韵语题写河南王氏所藏的王献之帖子说：‘您家大令的书法满纸都是，笔势翩翩，趣味多显妩媚。虽然有人说它拖沓像少年人，难道会拘挛得像饿死的人吗？会稽七子中五位知名，这位先生的风骨气概尤其超群。太极殿的匾额尚且重新书写（指不书写太极殿的匾额），一时凛凛彰显英气。半幅精妙的作品，众人争求，几幅新的绢帛，世上尤其珍贵。当时亲自遇见已经很难，何况又流传至今将近千年。龙珠回归水浦，宝剑归还渡口。这帖子您收藏真是得其所，才展开尺许，眼睛就增添了明亮。鸾鸟踮脚，鸿雁惊飞，想要飞逝。硬黄纸响亮的拓本，如果传给我完整的碧色摹本，愿意垂范于世。’姑且以此记录大令书法的事迹，随意附在这里。”

〇《度时来》一帖，米芾认为是无名氏所作。我认为这确实是晋人的话语，只是笔势疏缓，多有脱落罢了。说是大令的书法则不对。文中说仁祖想请他担任军司，查考谢安在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去世，当时四十三岁。上推谢尚在穆帝升平元年去世，当时献之才十三岁。请任军司又在升平之前，大令那时才十多岁，怎么能已经作书议论时事？大概是穆帝时别人的书信后来附上的。〇《度何来迟》，也是这类情况。

《薄泠》、《益部》两帖，米芾认为是欧阳询（率更）的书法，确实如此。但米芾误将“益部”二字看作“益郎”，大概下面接着《耆旧传》的字，这帖子大概是借用了陈寿所著的《益部耆旧传》。

《咏史诗》中“郁郁涧底松”等几句，是集合大令书法而成的。

《一月二十九日黄门帖》，也是王氏的书法，但不是大令写的。

第十卷 王大令书法下

《吾当托桓江州助汝》帖，米芾认为是张旭（长史）的书法，虽然未必一定如此，但肯定不是大令的书法。查考这帖子不至于太差，只是放纵近俗，没有晋代的清雅韵味，确实不是大令的书法。只是不知道，这也是抄写右军（王羲之）帖子的词句罢了。张彦远《右军帖录》中有这句话，这卷子丢失了一半，上面略说：“你决意要下来，上方大枋，想你不过数枋足人方足（张录说：‘人力应当大致足够’），如果不这样，可以告诉我，我当托付桓江州帮助你。”

《续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结字的规矩，确实应当合乎法度。大概王氏子弟临摹王羲之的书法，比这好得远了。

《疾不退至》、《分张帖》诸大草字，话语类似江表人，〇《度何来》，也像是王羲之的话语，那些字都是张旭、怀素（藏真）这类人伪造的，或者是自己书写二王帖子的话语罢了。与第二卷《知汝殊愁》及怀素长史部中的诸帖出自同一人之手。豹奴是桓嗣，王氏的外甥，所以二王的帖子中时常提到他，像说“豹奴晚归家”之类。然而这豹奴只有一封书信帖子，也是后人仿照的。《极热敬惟府君帖》说：“来时几次得以问候，希望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烦闷。”又说：“心里很无聊，您有好药等等，非常管事吗？”又《服油帖》说：“不至于极其艰辛。”都接近世俗言语，字势也不至于好，不是王氏的帖子很明显【帖子说：“心里很无聊，您有好药，必定时常给府中多少，非常管事吗”】

七月二日，献之白：这七个字，是别人伪造的。下面章草说：“孙权据有江东，以历三世”，也是《蜀志》中的话语。与第五卷章草不可争锋。话语相连接，字虽然大小不同，却是同一人写的。话语已见于本章。这段“世”字缺中间一画，大概是唐人临摹时去掉的，为了避讳，就像现在集法帖时“殷敬”二字多省略其波画一样。只是“东连吴防”与“用武之国”相连，“武”二字章草体稍微混乱，摹写的人错误地互相放置了。

复而悲积 宋齐人书法

防等帖 王氏书法也不是大令

《鹅群帖》，前辈说这墨帖是大令的真迹，我看这书法确实不错，但怒张狂劲，没有晋代诸位贤人的韵味。而前辈却说，这帖子的笔势险远，像从空中数丈外掷下，恐怕是真迹，这不是我敢断定的。又这帖子的词句说：“崇虚刘道士鹅群并复归也，献之等须向彼谢之。”也不是当时尺牍的体例，大概因为大令的父亲王羲之曾经书写《道德经》换鹅，而山阴昙〇村道士把一群鹅赠送给他，所以用这件事附会作成这帖子罢了。查考崇虚馆是宋明帝泰始四年建立的，子敬是晋代人，相距大约五十多年，怎么能已经称呼它？其伪造无疑。又查考魏收《释老志》：“太和十五年，诏令在桑干之阴建立道家寺宇，名叫崇虚寺。”距离晋代更远了。我先前所校量诸书，岂敢自认为完全正确？不要说是臆断目论，大概书法虽然是小道，也是六艺之一，能掌握它已经艰难，知道它也不容易。然而天下的道理应当为天下的士人言说，真正的赏识难以遇到，难道只是论书如此吗？

长睿近来在洛阳做官，因此得以与他交往。曾经阅览我家所藏的内府帖子，并且用米老的跋尾来辨别。可惜他疏略，于是著成此书。议论精确，都有证据，使真伪了然，确实是前人所未有的。

译到达这里。这本书的撰写，实际上是由我发起的。我曾经作诗题写在我家大令的法帖上，见于第九章说：“政和甲午年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晋玉题写在开封尹防的东斋【川本无】

译我在天禄阁任职，得以观赏秘阁中收藏的古迹石刻，这些石刻所依据的底本都是真迹，真伪容易识别，大概一目了然，其中伪作占十分之九，此后我才明白黄伯思撰写此书，赏识的人少而抨击的人多，是有原因的。书中考证引用典籍，则清清楚楚。至于他洞察真伪，品评高下，在水墨之间，毫厘之差便谬以千里，如果不是书法行家，心里明白其中的意趣，是不容易不被迷惑的。我因此陈述我在天禄阁所见到的情况，让世人知道他的论断批评如此严厉，都不是妄言。政和五年三月中旬，襄陵许翰崧老跋【川本无】

米元章跋秘阁法帖

唐太宗搜购王羲之的书法，让魏征、褚遂良鉴定真伪。我太宗搜购古今书法，而让王著辨别精粗，定为法帖，这十卷就是。其中一手伪帖，大半严重，把千字文当作汉章帝，把张旭当作王献之，把俗人学习智永的当作王羲之。像其中把王献之及王真、智永当作王羲之的，还不至于失去名帖的地位。我曾经在检校太师李玮府第，观看侍中王贻永所收藏的晋帖一卷，内有武帝王戎、谢安、陆云等人的书法，有的像篆籀体，有的飞动，王著都舍弃不录，只选取郗愔两行收入十卷中，使人慨叹。又在刘孝孙处见到柳公权所收藏的王献之送梨帖的跋文，然而在太宗卷中辨别出来，却把王羲之一帖连在后面，而说“又一帖不知是否为王羲之”，柳公权是唐代名家，尚且如此，何况王著呢？现在长安李氏所收藏的王羲之帖，贞观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王羲之真迹，其余可想而知。只是不知道徐璹【徐浩之子，能辨别书法】所访求的如何罢了。我抱病闲居，修养眼睛，欣赏文艺，思考而有所得，粗略区分真伪，因此在每卷末尾作跋，以赠给好事的同好。百年之后，必定有击节赞赏我的人。我没有富贵，只愿独自喜好古人的笔札。每次洗一次砚台，展开一卷字帖，不知道疾雷在旁，而滋味可以忘记。曾经想到陶潜愿意做主书令史，这是很高的志趣。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怕死后变成蠹书鱼，在金题玉躞之间，游荡而不受害。元祐三年，维扬倦游阁，襄阳漫士米芾元章书第一。

汉章帝，晋元帝，晋武帝，齐高帝，梁武帝，梁高祖，简文帝，以上七帖，都是一人手写伪帖。晋武帝应当是孝武帝，梁高祖应当是齐高帝。

第二

张芝后一帖是真的，前五帖都是张旭、崔子玉、钟繇、长风、齐梁人书，皇象后臣象言同章帝【一手伪帖】王廙二十四帖同上，谢安前一帖是真的，后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杜预亲故帖，王循，司马，王劭，刘瓌之，刘穆之，王廞，张翼，陆云，山涛，卞壸，谢发，羊欣。

以上都与汉章帝一手伪帖相同

第四

阮研、萧确【都与章帝相同】虞世南临《乐毅论》者，俗人伪帖，其余都是真的欧阳询近年也是俗人伪作。

第五

李斯书【未知何人书】程邈【与章帝一手】蔡琰同上。何氏二帖【欧阳询】敬祖、鄱阳二并子敬。孤不度徳、亮白二并诸葛书。懐素同程邈。既移屋，足下并羊欣，末有欣白字。

第六

适得书，知欲差凉。比奉对，兄灵伏想防宰相安和。又不能疾不退，夫人想大小知足下连不快【智永】小佳，是月也。吾昨得【张旭】追防【子敬】疾患，二十余日可耳【刘释文余作仆】定登【刘释文作定听】

以上不注明出处的都是伪作

第七

初月二日，足下时事，吾怪足下。前从洛，十月七日【集成】当力。承足下【子敬】荀侯。足下家，极知仆近修小园。

以上不注明出处的都是伪作

第八

此蒸湿【子敬代父】月半同上，尊夫人【伪】适欲遣书【智果】

第九

相过终无复日，〇度时徃来，前告先以陈，慕容【并无名人伪帖】薄泠，益郎【并欧书】

第十

吾当托桓江州，消息疾不退，省前书，近与铁石，知铁石，〇度何来迟？忽动【大唐左卫长史张旭书】承冠军，故尔复面，悲积还此，得西问，海监诸舍【并未详何人书】献之白，不审疾，鄱阳归【右并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苏大简子耆谓之。与王述书，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眞迹，自苏氏归吾家，记与刘无言论书。

刘宪御史焘无言来，予与论书。刘因言：政和初，人于陜西发地得木竹简一瓮，皆汉世讨羌戎驰檄文书，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书，然断续不缀属，惟邓隲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尔【见前篇】今宗室仲忽及梁师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简上摹得者。予因言：见汉魏间人章表亦多用章草书，今犹有存者，如司马孚、孙皓表奏，世或传之，疑所谓章草上章用

译这（章草）并非因为汉章帝喜好它，才被称为章草。大概这种书体虽然是草书，却带有波磔笔画，就像正书中有分书和隶书一样，既不像狂草那样放纵难辨，又便于快速书写，所以汉人适宜用它来写檄文。刘说：《续帖》中李怀琳所写的《绝交书》，有很多古字，像□□□□□□□□□等字，应当是有师承来源，并非李怀琳自己能够写出来的。我说：张彦远说，过去嵇康亲自书写了几纸《绝交书》，有人用王羲之的几幅帖来交换，嵇康爱惜而不肯给，那么嵇康的书法，在唐代还有留存，怀疑李怀琳曾经见过，所以加以仿效，决不是他自己能写出来的。大概李怀琳曾经伪造过卫夫人和《七贤帖》，但远不及这一幅好，所以窦臮说：于是有了李怀琳，他的笔迹疏朗雄壮，借用他人的姓名，做出自己的风格，由此可知《绝交书》确实是有所仿效的。那卷末尾题着王羲之书，大概是误题。现在世上有萧子云的章草书《出师颂》，非常古雅，与萧子云的其他书法完全不同，怀疑也是仿效汉人的书法。大概东汉人喜欢写分书、隶书和章草，其他书体传世很少。我说：《淳化阁帖》中南唐人的伪作很多，如伪造的山涛、崔子玉、谢发、卞壸等，都是同一人书写古人帖语，第三卷最多。现在秘阁还有几匣尚存，都是澄心堂纸，上面清楚题着“仿书”，不把它当作摹本或真迹，而当时的侍书王著编辑时完全不明白，特意取名收录，所以与真迹混淆，却有很多好帖没有收录，实在可惜。我在《法帖正误》中论述得很详细。刘说：邓隲的简书记载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东汉纪年这一年七月又有丙寅，恐怕史书有误。简书是当时的文字，又有月朔不应有差错的说法。又说：欧阳询被世人称为率更，传记也记载他死于率更任上，而有一块八分书碑，上面刻着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史书未曾记载。我说：这类例子很多。如《唐史·王方庆传》说：“自王褒到王方庆五代封石泉县，而现在《宝章集》中王方庆的官衔说是琅琊县开国子，那么是王方庆曾经封琅琊，后来改封石泉，也是史书有误。”至于世间的称谓，则不固定，如杨凝式最终官至太子太傅，而现在人只称他为杨少师之类。刘说：“杨凝式的书法胜过珊瑚树，有一幅帖在洛阳一间僧房中，写在书防上，就是俗话说的书襻。”我说：“洛阳文潞公家里有杨凝书的诗帖十一纸，字体与珊瑚帖相似。现在洛阳也有石刻本，但不能全部收录。”杨凝式多在僧寺墙壁上写字，而流传在纸绢上的很少，现在墙壁上的字也少了。洛阳只有广爱寺西禅院两壁，胜果院一壁，天宫寺一壁而已，因为甲子年大水，损失很多。刘说：“瀛州有邢峦碑很完整，金陵有唐高正臣书写的本，埋没在园圃中，他的父亲高宜翁让人挖出来树立，现在容易得到，其字画很有虞世南、褚遂良的法度。”又说：“《续帖》中《春朝微雨》一帖是陆柬之写的。”我说：“法帖中有陆柬之一帖，却是晋人的话语，恐怕是陆柬之临摹学习的。”我又说：“裴行俭以书法知名，而世人很少传颂。曾经见过一帖，写兵法，字非常怪异放纵，恐怕不是真迹。”刘说：“曾经见过裴行俭所写的《千字文》，也很工整。”又说：“《宝章集》题字的小字是钟绍京写的。”我说：“钟绍京的碑现在还有存世的，大概是师法薛稷。”我又说：“焦山《鹤铭》俗传是王羲之书，不对。一小书中记载是陶隐居所书，这可能接近事实。然而这座山上有唐代王瓒的一首诗刻，字画完全类似此铭，不知道是王瓒所书，还是王瓒学习铭中的字而写此诗。”刘说：“曾经亲自到那里观看，怀疑就是王瓒所书。”下面说：“皇山樵人逸少书，不是王逸少。大概唐代有此人，也号逸少罢了。”又说：“制作钟鼎文必须用竹笔书写才好。”我说：“不对，现在钟鼎字如季子鼎、伯戋盫的字都是两头纤细，如果用竹笔怎么能这样。”刘又说：“不久前拜见苏子容丞相，未出闲时看见传唐人一书中说：‘太宗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只有名字不得用草书，后人于是把草写名字称为花押，韦陟五朵云就是如此。’这本书偶然忘了名字，有朝士施结，喜欢收集古今人的押字，不远千里去求取，收藏很多，分类编成书了。曾经想为他作序，偶然忘了此事出处，于是没用。我说：魏晋以来，书法到梁代，御府收藏的，都是在首尾纸缝间由朱异、唐怀充、沈炽文、姚怀珍等题名，所以有的称为押缝，有的称为押尾，只是说书名罢了。后人的花押，是用草书记录自己的名字，所以称为押字，或者称为草字，大概是沿袭这个习惯。唐人及本朝初年的前辈，与人书信，有时只用押字，与用名字没有区别。上表章，也有时如此。近世于是把押字用于檄文移文，有时不写自己的名字，而另外制作形模，这是不对的。

译米芾在礼部时所作的法帖题跋一卷，真迹藏于西洛王晋玉家中。经历靖康之乱后，已经散失亡佚了。先父学士所刊行的《法帖刊误》在世间广泛流行，广泛访求米氏的题跋，藏书家们都没有见到。偶然检查旧书，忽然发现先父亲手抄写的米氏题跋，得到它非常欢喜。其中草书间有难以理解的地方，便取《法帖》逐卷中的语句来解释这篇文章，于是成为完整的书卷。于是命笔吏抄录，附在《刊误》之后。绍兴癸亥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阳黄防记。

记石经与今文不同

临摹汉石经与今文不同的地方非常多，现在略作记录：《尚书》“女母翕侮成人”【今本作“女无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本作“保后胥戚”】；“女永劝忧”【今本作“汝诞劝忧”】；“女有近则在乃心”【今本“近”作“戕”】；“女比犹念以相从”【今本作“汝分猷”】；“各翕中”【今本作“各设中”】；“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今本作“尔谓朕曷震动”】；“天既付命”【今本“付”作“孚”】；“曰陈其五行”【今本作“汨陈”】；“严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惧”【今本“亮”作“度”，“以”作“治”】；“怀保小人惠于矜寡”【今本“人”作“民”，“于”作“鲜”】；“母兄曰”【今本作“无皇曰”】；“则兄自敬徳”【今本“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本作“徽言”】；“是罔显哉厥世”【今本“哉”作“在”】；“文王之鲜光”【今本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本作“达殷作大命”】。《论语》“意与之与”【今本“意”作“抑”】；“孝于惟孝”【今本“于”作“乎”】；“朝闻道夕死可也”【今本“也”作“矣”】；“是鲁孔丘与曰是是知津矣”【今本作“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扰不辍子路以告子怃然”【今本作“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置其杖而耘”【今本“置”作“植”】；“其斯以乎”【今本作“其斯而已矣”】；“譬诸宫墙”【今本“诸”作“之”】；“贾诸贾之哉”【今本“贾”作“沽”】。又《论语》每篇各计算其章数，最后说总共二十篇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记录各家不同的传闻之语，例如说“在于萧墙之内”，大概毛氏、包氏、周氏对于今本《论语》没有“盖”字，毛氏书写此石刻在洛阳，原本在洛宫前的御史台中，年代久远毁坏散失，洛阳好事的人时常得到一些，如同千里马的一根毛、虬龙的一片甲，如今张焘龙学家有十版最多，张氏女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洛阳所拥有的只有这些，我都得到了它们的拓本，《论语》末尾题写诏书与博士臣左立【刘本没有“立”字】，郎中臣书，上臣下皆〇，应当是著书者的姓名，有人说这就是蔡邕所书，姓名既已亡失无法辨别，只有刻工陈兴的姓名很完整，多么幸运啊，又有一版《公羊传》不知是谁所得，末尾说谿典谏议大夫臣马日防、臣赵防、议郎臣刘〇、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杂【“杂”字未详】，下谿上〇，谿上当是“堂”，指堂谿典。这大概是鸿都门一字石经，然而经文各自不同手书写，不一定都是蔡邕所书。三字者不见真刻，唯独这一字者是当时所刻，字画高古精善，非常值得珍视。开元年间曾将拓本藏在御府，用“开元”二字小印印之，与法书、名画一同收藏。大概唐代以前未收录前代石刻，唯独这个被收录，其珍贵如此【“立”字、“杂”字，查考石经古本都有】

汉简辨

近年关右人挖地得到古瓮，其中有东汉时的竹简很多，往往散乱不可考证，唯独永初二年讨伐羌人的符文字尚完整，都是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其文辞说：“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车骑将军莫府文书，上郡属国都中二千石守【此五字古本〇】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按范晔《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夏先零种羌反叛，派遣车骑将军邓隲、征西校尉任尚讨伐，二年正月邓隲在冀西被羌人打败，七月戊辰诏书中有“羌貊反叛，夙夜克己”的话，那年十月庚寅任尚与羌人在平襄作战，十一月辛酉拜邓隲为大将军，召还，那么此简所说的车骑将军就是邓隲，所讨伐的反叛羌人就是先零。然而以纪所书写的日月及汉简参考，简说六月丁未朔，那么二十日正是丙寅，而戊辰乃是这个月的二十二日。六月末既有戊辰，那么七月不应再有，而安帝纪那年又有戊辰的诏书，大概是纪误了。又根据安帝纪那年七月之后接着书写闰月，闰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也应当再有辛丑，那么那年闰月应当在七月。据汉简六月丁未朔，那么后一百二十日得到两个丁未，所以简又说十月丁未，正相符合。而据纪在七月闰，那么丁未应当在九月了，又与简不相符合，也是纪误了。又纪书写永初元年夏羌反叛，派遣邓隲讨伐，二年冬才召还，而邓隲本传却说永初元年夏羌反叛，于是诏令邓隲率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部兵击之，西屯汉阳，冬召邓隲班师。据纪讨伐羌人在元年夏，召邓隲在二年冬，汉简也有二年之文，正与纪相合，而传却说元年召还班师，也是误了。简书很明白，是当时的文字，又日月首尾相应，不像史书那样先后差谬，应当以简所书写的为正。嘻，千载之下，幸好此简偶然保存，得以考正范史所书写的错误，所以君子贵在博学而多识。

铜戈辩

右边舟形的戈，其铭文说

译这是戈。它的材质是铜。查考《周礼·考工记》中冶氏制作戈的规制，有内，有胡，有援。郑玄说：戈，就是现在的句孑防。有人叫它鸡鸣，有人叫它拥颈。内，是指胡以内连接戈柄的部分。援，是直的刃。现在详细考察这件戈的形制，两旁有刃，横向放置而末端尖锐，像剑锋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援。援的下方像磬一样弯曲，略微磨损而逐渐变直，像牛颈下垂，这就是所谓的胡。胡的旁边有可以连接戈柄的痕迹，这就是所谓的内。援的形状端正横向，而郑玄认为它是直的刃，礼图跟随这种说法描绘它，像矛槊一样，这是错误的。大概戈属于兵器，可以钩挂可以啄击，而不是用来刺的，所以是横向而不是纵向。因此冶氏的职守又说：如果胡太直就不能刺入，如果胡太曲就不能砍断。郑玄也说：倨，是指胡略微直而倾斜多，用来啄击人就不能刺入；句，是指胡弯曲多，用来啄击人伤口就不能切断。既然称为啄，就像鸟喙一样，不允许它的刃尖向上而直。现在观察夏商青铜器上的铭文，有制作人形手持戈的，背负戈的，他们的戈都横向像斧钺，而尖锐像鸟喙，又胡下垂戈柄正直，与这件戈的形制相同，这最可以证明。它的铭文说：舟，大概是人名。查考陶景《刀剑录》，夏孔甲的剑，铭文一个字叫甲。现在内府所藏的公非之鼎，它的名字叫非；公孙虿之鼎，它的铭文说虿。文字也都只有一个，知道舟也是人名。它的字形象形，比其他铭文更加古拙质朴，大概是夏商时期的器物。兵器大多使用锋利的铁，而这件戈却是铜做的。又现在的人得到古代的刀剑矛防矢镞之类，大多都是铜的。查考《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收缴天下的兵器，聚集在咸阳，熔化它们制成钟鐻和十二个金人，每个重千石。应劭注说：古代用铜做兵器。又查考《春秋左传》僖公十六年，郑伯朝见楚王，楚王赐给他金，后来后悔了，与他盟誓说：不要用来铸造兵器，于是用来铸造了三口钟。杜预注说：古代用铜做兵器。五种金属都叫金，然而秦的金人和古钟都用铜，那么秦所熔化的兵器与楚盟郑不要铸兵的金都是铜，可以知道了。应劭、杜预的说法确实如此。又查考《山海经》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山上有很多赤铜。郭璞传曰：这座山出产名铜，颜色赤红如火，用它制作刀，切玉像割泥一样。周穆王时西戎进献它。尸子所说的昆吾之剑就是它。《越绝书》说：赤堇之山，劈开而产出锡；若邪之谷，干涸而产出铜；欧冶子用它制作纯钧【越王勾践的宝剑】之剑，近来汲县得到一把剑，长三尺五寸，就是现在称为干将的，也【缺五字】都不是铁。明确古代普遍用锡混合铜制作兵器。又查考《刀剑录》：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自铸造铜剑一把，上面的文字说“定光”。那么古代兵器用铜，大概没有疑问了。况且铜作为物质非常精纯，不因干燥潮湿寒冷炎热改变它的节操，不因风雨暴露改变它的形状，坚定而有常，像士君子的品行。所以古人推崇它，又何况形状规范，工匠冶炼巧妙，火候得当，剥脱磨砺它的锋利，以至于可以切割玉石。即使楚铁剑的锋利，也没有能超过它的。只是三代金工冶炼液体的方法失传了，现在的人不能做到。那么古代兵器用铜，而后世不再制作，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李贺有《金铜仙人辞汉歌》】

译鹞雀赋辨

近来传闻长安有人得到曹植真迹《鹞雀赋》，等到拿到张芸叟侍郎所刻的版本观看，才知道是近代的伪作。考察草书的法则也如同真书、行书一样，衍生变化逐渐增多，所以后代的草字有唐代以前所没有的，比如“于”字、“必”字之类。魏晋六朝人写这些草字只像行书的“扵”、“必”【这样写】，到隋唐以来才开始省简为“□□”【这样写】，所以前辈说“于”字、“必”字没有草书是对的。现在伪作《鹞雀赋》三个字都如同唐代人的草书法度，这是第一处荒谬。又赋的开头既然写了赋的标题，又冠以“曰”字，这大概是妄人从类书中抄录子建的这篇赋，所以妄自去掉【“去”字未详何本以“妄”为“志”】“曰”字，其粗陋如此。现在《艺文类聚》也有这篇赋，这是第二处荒谬。末尾有武攸暨的题字，却写成如今市井之人所作的俗体古篆，还说“以永其〇”，这是近代人的语汇，唐代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是第三处荒谬。又数印章说，唐代的印章竟然与如今市肆所制作的印篆形模字画没有差别，以及末尾有“静华”二字，是摹仿法帖中王献之字里的“静”、“动”及“华”、“新妇”字，这是第四处荒谬。其末尾又有曹植画像，神气非常俗气，衣冠笔势也像是如今画院画工所作，前人作画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五处荒谬。既然制作伪帖，又画他的像，而伪章题署非常多，急切地怕别人不相信，其粗陋到这种地步却不醒悟，认为笔法在二王之上，使人惊骇赞叹。由此可知，难的不是书法，难的是懂得鉴赏的人。这与俗传石本王维所画四时山水上有王维、薛邕等印章属于同一类，大概也是如今浅薄俗人所为，看见它令人产生鄙吝之心，而士大夫有时收藏，甚至张挂在墙壁上，这是可叹的。

古瓦辨

欧阳公《砚谱》说：“相州真正的古瓦朽烂腐朽不能使用，世俗只是崇尚它的名字罢了。现在的人用澄泥做成古瓦的形状，埋在土中，时间久了再研磨使用。然而近来有长安百姓进献秦武公羽阳宫瓦十余枚，像如今人的筒瓦一样，首端有‘羽阳千岁万岁’字样。那瓦如同如今旧瓦，完全不朽烂腐朽。它比起相州瓦，更加古老了。由此可知相州古瓦未必朽烂腐朽，大概是传闻的错误罢了。”

王敬武书辨

太医丞乐君珍收藏唐人一帖，题写“委曲付师范”，题跋的人因为后面有“彭城私记”，认为是刘禹锡的书迹。因为中间说“大驾归定”，认为是德宗从兴元返回时的事情，都不对。我考察这是唐平卢节度使王敬武与其子师范的书信。纸背有王珙的署衔非常详细，上面说“谨谨上相公”，下面说“从侄保义军节度陕虢观察等使珙状”，封在这上面。王珙与王敬武通信，王敬武就利用他的纸写家问寄给师范罢了。“大驾归定”大概是僖宗从凤翔返回时的事情。考察中和元年，王铎担任都统征讨黄巢，任命王敬武为平卢节度使，三年晋升王敬武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而光启三年，王重盈进入河中，留下他的儿子王珙统领陕虢节度事务。光启在中和之后，所以这王珙称呼王敬武作相公，自题保义节度衔。王敬武写此帖后一年，龙纪元年去世，师范才开始担任留后。我以此考证，这帖不是刘禹锡的书迹非常明显。又刘禹锡自认为出自中山，常标榜其郡望，而这印章却是彭城，更加知道不对。乐君珍拿给我看，姑且为之辨明。

汝州新刻诸帖辨

近来在洛阳，听说汝州新刻各种法帖，称为汝刻，这名字已经不够典雅了。心想它汇集选择必定精良，等到看见它，却大大不然。杂乱选取法帖、续帖中所有的时候记载的，又玉石混杂排列，不能辨别。这还没有什么妨害。至于它汇集古帖及碑文中的字，凑成伪帖，并且用一帖省略其文，另外编造帖语，以及强行命名的非常多。稍微懂书法的人就可以辨别。比如把王羲之帖《春秋》辄为患，不得北军问远近、清和等语，乃摘取北军、远近、春秋等字集为一帖，强行说是王衍的书迹。把续帖中诸县故佳字，强行命名为王桢的书迹。取汝州东汉州辅碑中数字，强行命名为蔡中郎的书迹。取卫州魏孝文帝吊比干文中数行，强行命名为崔浩的书迹。如北齐碑便目为温子升，后魏碑便目为沈法防。像这样的非常多。况且如吊比干文，魏孝文帝所作，而崔浩的死在太武帝时，却目为崔浩所书，其不考究古事如此。至于张华帖内混杂宝章集中王慈的字，薛稷帖中混杂法帖内王献之的字，都是集成之字，意思完全不相关。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阙文】，像这样的不可一一记载。幸好世上尚多古帖，极有未流传的，自然可以刻其全篇，何必区区作伪，以误导后学，只是留给懂行的人嗤笑罢了。汝州既用十余块石刻之，而越州又传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实在可叹。相信懂得真迹的人少，何足怪呢【王桢的字公干，王徽的儿子，避庙讳旧改为王柾之】

二馆辨

《汉书·郊祀志》说：“武帝因为公孙卿的话，仙人喜欢住在高楼，于是令长安建造飞廉、桂馆，甘泉建造益寿、延寿馆，让公孙卿持节设具而〇神人。”颜师古说：“益寿、延寿二馆也。”我考察太史公记载作“益延

译“寿观”，而近年在雍州、耀州一带，耕田的农夫曾挖到古瓦，瓦首刻有“益延寿”三个字，瓦的长度和直径约一尺，字体奇古，正是当时这座观的瓦当。又查《括地志》记载：“延寿观在雍州云阳县西北八十一里，通天台以西八十步，正是如今耀州的境地。”那么应当以《史记》的记载为准，只是这座观名叫“益延寿”三个字罢了。颜师古说“益寿、延寿两座馆”是不对的，“馆”应当依据《史记》改为“观”，“观”和“馆”在古代常常通用。在唐代以前，六朝时期凡是现在的道观都称为某馆，到了唐代才确定称为观。古人用字有沿袭通用的情况，比如“鹄”与“鹤”、“旌”与“旍”之类，都无法追溯其起源。看汉武帝寻求神仙，如此勤勉，最终却没有遇到真仙；而东晋的杨君、周君却不出家门，亲自接引灵仙，最终都成仙离去。由此可知，得道虽然借助于修习，但关键在于命中注定。

译弡仲簠辨

刘原父用隶书抄录弡仲簠的铭文。铭文说：弡仲制作了宝簠，精选金属，打磨锋利，铸造精良，其色赤黄，其纹华美，用来盛放各种祭祀用的米，用来宴飨大正。音王设置防具，召来饲养弡仲，享受无尽的福泽，务必恭敬地享用这些器具。〇【与“饱”同音，意为饱足】弡仲长寿。所谓镳鑪，就是《广雅》中记载的，这两个字是赵生解释的，我也赞同。然而赵生起初不知道《广雅》中有这个词，等到看了之后，更加确信无疑。弡音其勿反，〇侧角反，意为早取谷物。防徒兮反，飤音祀。弡字刘原父误释为张字，于是认为这是张仲的器物，欧阳修接着写了数百字的文章，大概弄错了。古器中又有弡伯防，难道弡仲是弡伯的弟弟吗？

古器辨

鼎类有七件：甲鼎、乙鼎，不是鼎，而是甗。大概是甑一类的器物。丙鼎中有人形，大概是古代的“孙”字。丁鼎、戊鼎中的文字在两目之间，不是鼻子，而是“父”字。耳上的两目是古代的“瞿”字，大概这个人叫瞿父。己敦，是古代盛放黍稷的器物，是《仪礼》所说的全敦，不是鼎。庚，这是汉人的香炉，不是鼎。钟类有四件，其中三件是钟，最后标号为丁的那件柄稍长，应该是钲。尊爵类有四件：甲是卣中的尊，中间有人形，也是古代的“孙”字。乙是爵，铭文说祖甲。丙是爵，丁是爵。镜类有两件：甲的铭文说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彩，月夜流明，龙盘五瓀，鸾舞双精，传闻仁寿始验，销兵文体，这是唐代的镜子，其体制也不很古老。乙的铭文说：青羊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安人民【有一字不明】外夷殄灭，天下得一，雨旸节五资【上有二字不明】长保二亲【下有一字不明】共三十字，其中有三个字不明。这是汉代的镜子，比前一面镜子好得多【乙的铭文难以理解，考证《博古图》，汉代有青盖镜铭文“青羊作”，青盖又宜子孙镜铭文“五资作五谷熟”】

永建石章辨与滕子济

您展示永建石章，我珍视感激。这一年龙集辛未，所以书上说太岁在未。我有它，恐怕与君子拥有它的意思相同，不因为它的灵魂无知而忘记它，还希望它快点回来【旧本有“不”字，从川本删去】所以说“我有它，来归”，上一个字在隶书中疑似是“疾”字，意思是说你还没审察是否确实如此。

杜子美诗笔次序辨

董君《新序》称杜甫为淑妃皇父写的碑文在开元二十三年，是最早的作品。我查考这一年杜甫才二十四岁，应当是少作。然而查考碑文，妃子去世和安葬都在开元二十年，但这篇碑文是她的儿子女婿郑潜耀让杜甫写的，未必是在这一年。碑末说：杜甫忝列郑庄的宾客，游历窦主的园林，以白头之年的嵇康、阮籍，岂能独自步于崔瑗、蔡邕之后？野老何知，斯文见托？如果是葬年所作，怎能序中称白头嵇阮与野老何知呢？又其铭文中说：日居月诸，丘垄荆棘，列树拱矣，丰碑缺然。那么立碑大概是在安葬后六年，不是杜甫二十四岁当开元二十三年皇父安葬时所作。大概董君不考证立碑的年份，只考证安葬的年份，所以弄错了。董君《新序》称永泰元年严武移镇山南，崔旰作乱，杜甫避乱秦川，安定后返回成都，随即浮江东想去吴楚。查考严武死在成都，所以有《哭严仆射》诗，那么严武未曾移镇山南。又有《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应当在严武再次任成都尹之前，不是在崔旰作乱之后。这两件事错误。又至于在鄜州迎接家人后收复京城，扈从返回长安，董君在归鄜州后便说移任华州，漏掉了还京一节。王原叔编集杜甫诗，古诗中杜甫与章梓州诗及游惠义寺等，都是严武初任成都尹之前。律诗则在初任之后，二者必有一误。根据王序，严武归朝，杜甫浮泛左蜀往来不止一次，律诗所序是正确的。古诗《田父美严中丞》一篇次序错误了。原叔认为召补京兆功曹不赴任，想去荆楚，在严公初任之前是不对的。大概律诗寄巴州注云：当时杜甫除任功曹在东川，在严武初任之后，所以弄错了。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观杜集二序因而纠正之。

论飞白法

观看唐〇度十体书，因而想到张怀瓘说：“飞白完全使用隶法，大概是八分的轻体。”现在世人写这种书体，却完全使用草法，正好与古代背道而驰了。又鲍照的飞白，用豪笔才能成字，或轻或重。大概有的轻若〇发，有的重若云山，浓淡交错才能成字。如果不使用豪笔书写，就不能这样。现在看十体中“飞龙”二字作飞白书，正是用豪笔写的，与散隶颇为相近，但增加了缥缈萦举之势，又完全使用楷法。洛阳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纪，以及牛口纪功碑首，唐太宗的飞白也如此写，都有豪笔挥洒浓淡之势。而近世相承的飞白，都用相思木制成片板，像漆刷一样，用来书写完全不用豪笔，所以写字没有浓淡纤壮的变化，不符合古法。当蔡邕在鸿都门下看见工人用白垩帚写字，回家后创造了飞白之书，并不是直接用白垩帚，大概是用笔效仿而已。现在的人便认为所用的木笔就是白垩

译说“帚”字，是错误的。又说“飞而不白”，又说“白而不飞”，大概是取其像丝发一样的部分称为“白”，其气势飞扬举起称为“飞”。而民间俗传的不实之语，又说蔡中郎看见白帛在空中飞舞，因此造了这个字，把“白”当作“帛”，这更是毫无根据的。

译论临摹二法

世人大多不明白临与摹的区别。所谓“临”，是指将纸放在古帖旁边，观察其笔势形态而进行仿学，如同面临深渊的“临”，所以称为临。所谓“摹”，是指用薄纸覆盖在古帖上，顺着笔画的粗细大小进行拓写，如同描画的“摹”，所以称为摹。又有用厚纸覆盖在帖上，对着明亮的窗光来摹写的，又叫做响拓。临与摹，两者截然不同，不可混淆。

论“吊”字

小宋《太一宫诗》写道：“瑞木千防竦，仙图几吊开。”注释说：“《真诰》称一卷为一吊，殊不知《真诰》所说的‘防’，就是‘卷’字，大概是‘卷’的省文。《真诰》的读音也是如此，并非‘吊’字。”碧虚子陈景元依据《真诰》，认为这个字就是“篇”字，大概也是错误的。

论黄陵碑二女

黄陵碑引用《山海经》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怀疑二女是舜的后妃，不应当降身于小水，成为那里的夫人，因此认为二女是天帝的女儿。韩愈于是认为郭璞有失，殊不知《山海经》凡是说到“帝”的，都是指天帝，如所说的“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以及“帝之二女”，都是指天帝。至于说到“帝俊”、“帝颛”，则是各自兼称其名号，不仅仅称为帝。韩愈关于二女的论述，最为详确。根据《列仙传》中的“江婓二女”与《九歌》中称“湘夫人”为“帝子”的说法，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韩愈对此提出质疑，是不对的。我前在道山，与翁养源讨论此事，也认为韩愈说得对。翁养源在《江湘图志》的论述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大概与我的看法相合。

论书八篇示苏显道

章草只有汉、魏、西晋人写得最妙。到了王羲之改变索靖的笔法，稍显华丽取胜。世间流传的《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都是王羲之的书迹。萧景乔的《出师颂》虽然不及魏晋人，但高古尚存遗风。从其书迹中可以看出，远远超过了正隶。隋代智永又改变了这种笔法，到了唐代极少有人这样做。近世于是悄然无声，无人知晓。大概是远离古法太久，精妙的指诀没有传承，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吗？然而世间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世俗之人未能识别罢了。

二

张怀瓘论书法，将王献之的草书排在第八，在世将、茂、宏等人之下，意思是认为他拘泥于法度，缺少放纵洒脱。我认为草书的狂怪，乃是书法中的下品，因陋就浅，只足以遮蔽拙劣之人的眼睛罢了。至于王羲之草书的佳处，大概与放纵心意者契合精妙，难道可以用不逾越规矩来评判吗？像张怀瓘这样的人，以形貌模式来求字，不可以告诉他天下之马的道理。

三

古人运笔，侧掠、努趯，都有固定的规范。如同法度礼乐，片刻不可背离。等到探求精微、洞悉奥妙时，则出没飞动，神防意得。然而所谓的固定规范，起初并没有丢失。现在世人写一个波画，还不知道如何落笔，只是规规矩矩地强行效仿古人，即使写成了，也如同刻印的字一样呆板。

四

篆书笔法的败坏，始于李阳冰；草书笔法的弊端，始于张旭；八分书的俗气，始于韩择木。这些人的书法，并非不精巧，但缺失了古人的渊源教化，俗士跻身于书家行列，为害最深。篆书的方正稳重，草书的颠放，八分书的纤丽，学习便可达到，但天然的气势却丧失了。他们观看钟鼎文，识别汉代诸碑，以及王羲之、索靖的遗迹，难道不会有所减损吗？这只能对懂行的人说。

五

流俗之人谈论书法，都主张悬腕并将手指聚拢在笔管顶端，写真书、草书必须用这种方法才好。我认为不然，王羲之的书法有真书一行、草书三行的说法，这是用来形容执笔时手指距离笔根远近的。现在笔长不过五寸，即使写草书，也必在其三行之内，而真书、行书则更近。现在不分正草，一定要将手指聚在笔管顶端，这是妄论。现在观察晋、宋及唐代画图中执笔的人，从未像这样，可以破除世俗的鄙陋之说。

六

凡是书法，横画难，竖画易，方正，在这两者之间，不领悟书法意趣而书写，横画不斜，则显得浑浊。这种体势只有钟繇、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王真才懂得。宋、齐、梁人似乎懂得，陈、隋至唐，都不接近这种境界。

七

陶隐居收集《杨许三仙君真迹论》，其中写道：“杨君书法最工，不今不古，能细能大。大体虽然祖述效法郗氏笔法，笔力规矩兼具二王之长。掾书乃是学习杨君，而字体劲利，特别擅长写经画符，与杨君相似。郁勃峰势，大概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张旭的章草才能出众，而正书古拙。陶隐居从前见过张道恩善于辨别书法，赞叹他的神识。现在看到三君的真迹，一字一画，都望影悬了，自思非智慧技艺所能及，特别借上天之鉴，令有所显悟罢了。三君的书迹如今不再留存，只有唐代窦臮《述书赋》记载杨真人行书带名六行。观察陶隐居的论述，想见其清致。可惜，如今也不传了。陶隐居的书法自奇，世间流传的画版帖及焦山下《瘗鹤铭》，都是他的遗迹。现在的人很少能辨别。唉！精妙的见识遥远了，古人的知音日益稀少，哪里能得到陶隐居、张道恩这类人来与之论书呢？

八

王羲之的七个儿子，凝、操、徽、涣、献，五个人的书迹都流传下来，只有韶、肃二子未见。其余的都继承了家法，而体势各不相同。这是善于学习王羲之书法的人，如同颜延年对宋文帝所说，自谓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译得臣讲究道义，跃便为得臣斟酒。书法的道理也与此相同。

论书六条

译唐代人不再书写章草。近来有济州和洪州的人强行学习这种书体。正如梁武帝评价羊欣书法时所说，他们的位置安排不当，举止显得拘谨羞涩，终究不像真正的俗人那样自然。他们未曾了解古人用笔的奥妙，看到这些人写字，便随大流称赞他们写得好，都说钟繇、索靖又复生了。

二

一般来说，写横画难，写竖画易，方正的笔画介于两者之间。不理解书法意趣的人，强行写横画，如果不斜就会显得浑浊。蜀地有一个人，就是这样。这种书体只有钟繇、索靖穷尽了古人的妙处，宋、齐时期的人近似于他们，梁、陈、隋直到唐代，终究不能接近这种境界。

三

后魏、北齐人的书法，在洛阳故城有很多遗迹，虽然稍微接近古法，但终究摆脱不了粗犷豪放的气息。文物从永嘉之乱后从北方流向南方，所以精妙的书法都在江东。

四

洛阳人喜爱杨凝式少师的书法，确实值得传颂珍视。但是自从唐代中期以来，汉晋的书法技法没有流传下来，像杨凝式这类人所继承的传统也不深远。王献之父子笔法，似乎不是这样的。洛阳人得到杨凝式的真迹，夸耀炫耀，认为它是稀世珍宝。这就像说“你确实是齐国人”一样（意指其见识浅薄）。

五

我居住在清虚空明之处，你处在红尘俗世之中。仙人拿着玉尺，衡量你有多少才华？玉尺无法量尽，你的才华没有止境。这是上清宝典中李太白的诗。

六

近代的书法家中，只有章申公能够传达笔意，虽然精巧程度不及唐代，但笔势超群，意境超过了褚遂良和薛稷。近来襄阳号称懂得古法，但只能写行书和正草，特别不工整。喜欢观看古帖而议论疏阔，喜好临摹古帖而笔画失真。世人说他的拓本与真迹相同，但比起李建中、周越等人，稍微强一点罢了。

论虞世南的《千字文》

听说曾家收藏的虞世南法帖，我没有见过。但前人写《千字文》，像智永等人写的如果不端正，就是用草书写的，没有用行书写的。世间有欧阳率更的行书《千字文》一卷，那是集他的字而成的。不知道这个虞世南的版本如何，必须等到日后见到才能辨别真假。然而世人收藏虞世南的行书帖，如《汝南公主墓志》、《积时帖》、《斋防帖》等（此处可能有缺文）。

论张旭的书法

起初观看张旭所写的《千字文》，看到“母”、“图”、“隶”、“防”等字，怪异飘逸得过分，好事的人因为张旭喜欢狂草，所以效仿他的笔迹。等到反复慢慢观看，看到“雁门”、“云亭”、“愚防”、“瞻仰”等字，以及后面题写的月日，则雄健隐逸、昂扬舒展，笔画如枯木枝节般交错，如丝缕般连绵，千变万化，虽然左右驰骋，但不离开规矩之内，就像放风筝的人在空中翱翔，随风上下，但线常在手；又像击剑的人剑光交错，迅疾如神，但剑不离身。定睛观看，如同龙凤飞腾。然后才知道这真是张旭的书法，不虚得这个名声。世人观看的人，不知道他好的地方在这里，只是看到他的怪异奇特，从而效仿他，失去了他的旨意。古代的圣人，放纵心意但不逾越规矩，随意行动但遵循大道，也是这样。曾经观看《庄子》一书，他自认为荒诞无稽而没有边际，但观看他论述度数形名的地方，大儒宗师也有所不及，他的道之所以无为而无不为，就在于此。唉！观看张旭的书法只崇尚其怪异，而不知道他符合规矩；阅读《庄子》知道他的放旷，而不知道他符合法度，都不是这两位先生的知音。

齐景公用旌旗招唤虞人的说法

《周礼》说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又道路用旌节，就是这种旌。顾恺之画苏武所执的旌，上面圆形如幢，下面又有几层，红羽蓬松的样子，像夜合花，就是《周礼》所说的析羽。现在卤簿中的节，也大致类似。它的头部也是圆形，相距尺余，有几层圆板，用牦牛毛缀连，也蓬松的样子，大概是析羽的遗法。然而汉代的节只是旌节的制度罢了，至于龙节、虎节、玉节之类，乃是后世虎符一类的东西。只要可以合符的，都称为节，不一定都像旌幢一样。所以汉人所持的节都（缺字）合符的制度。现在看顾恺之画的节首下面悬挂一物，像书卷，怀疑这可以用来合符。现在卤簿的节没有这个。

秦昭和钟铭的说法

这口钟大概是庆历年间，翰林清臣守卫长安时所得，献给大乐署考证，音律中大吕。胡恢题说：“世家说，秦侯到穆公十三世，而中间出了子遇被杀，难道不能列入世数吗？”欧阳文忠题说：“根据《史记》年表，从秦仲到康公为十二公，这口钟则是共公时作的。根据本纪，从襄公到桓公为十二公，这口钟则是景公时作的。”我查阅本纪：“周孝王命令非子说：‘从前柏翳为舜主管牲畜，牲畜繁殖多，所以有土地，赐姓嬴。现在他的后代也为我繁殖马匹，我分土地给他作为附庸，封邑在秦，让他继续嬴氏的祭祀，号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靖（史记作竫）公不立，宁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以铭文所说的“十二公”考证，如果从非子开始作为附庸，那么到成公为十二公；如果从秦仲开始作为周大夫，襄公开始作为诸侯，那么如欧阳所说，到康公以桓公为十二公。然而根据铭文说：“不显朕皇祖，奄有下国，十有二公。”

译说皇祖拥有天下，大概是指开始拥有土地的君主，那么应当以非子为开端，虽然说是附庸，但也算是国家，何况有周王赐命分封土地的文字，怎能不称为“拥有天下”呢？从非子到成公共十二代，那么这口钟是为成公所作无疑了。又所谓“十二公”，大概是从始祖以下到现在称为公的人数，而欧阳修认为十二公是先公，并说作钟的是第十三代，这也是不对的。查考铭文开头称“秦公说”，就知道当时在位的君主本来就叫公，春秋时期各国都是这样，不必说是先公才称为公。

译商着尊说

查这两件器物都是在皇祐年间获得的。当时阮逸、胡瑗等人议论，认为这种器物有颈无足，依据有颈的特点可以命名为壶尊，依据着地无足的特点可以命名为着尊。当时阮逸与胡瑗未能确定其确切的名称。现在考察，凡是称为尊的器物，未曾没有颈的，那么颈不足以作为区分尊名的依据，而足的有无才可以作为区别。这件器物既然没有足，自然可以称为着尊，不必因为它有颈而怀疑它是壶尊。鼎中没有足的称为着鼎，道理也是如此。《礼记·明堂位》记载商代的尊称为着。现在观察内府的古器中，有周代的着尊，纹饰华丽精巧，颈部呈现夔龙盘曲的姿态，腹部有云雷回旋的形状，而足都着地，大概是在商代礼制的基础上加以文饰罢了。现在这两件尊，形制古朴，完全没有虫兽镂刻，只在腹部装饰兽形，用双耳夹住肩部，比周代的器物更为质朴，正是商代的着尊。腹部的兽首好像长了翅膀飞翔的样子。观察古代的宝器，有做成蚩尤形象的，都是飞兽并加上肉翅。古人把这种形象刻在彝器上，是用来警示贪婪暴虐的。这件尊的装饰，大概是蚩尤的形象。

商素敦说

查古代留存至今的敦，如周代的宰辟父敦、防季敦、牧敦、戠敦、虢姜敦等，大都有款识，记载时事和征伐，比其他器物详细。大抵都是周代的器物。这件敦内部没有款识，外部没有纹饰，质地古朴而不华丽，怀疑像是商代的器物。又各种有铭文的敦，往往都是宗庙重器。这件既然没有铭文，难道不是燕飨所用的吗？与周代大方鼎的意义相同吧？它的形制是两个蜼首，吞吐着双耳，下面有两个珥承托着，就像蜼的尾巴一样。大概像宗彝的章纹，以智慧为义。传文说：“了解别人的人是智慧的。”智慧足以明察俊才之心并了解他们，所以能得到忠臣和嘉客来燕飨，然后能竭尽心意而成全礼制。那么燕飨用的敦，装饰以蜼，其用意或许就在这里。

商山觚圜觚说

查礼制规定，爵容量一升，觚容量二升。这三件觚的容量，应该比爵多。山觚的颈部，装饰有四座山形，下面是觚棱，圆觚只是觚形而已。古人所说的“破觚为圆”，所以有的有棱有的没有，具备这两种情况，不仅仅有棱的才称为觚。这件器物用于酬酢，所以颈足之间可以握持也可以拱手。大概臣子拜见君主，酢酒时跪着接受，端正地饮用，仰头后将觚放在地上，再拜。与圭和勿日相配合使用【从“自”到“用”，川本删去上面七个字】所以它作为拱手握持的形制，腰间有孔，像交叉的样子。大概奉持的时候，穿入丝带以防坠落丢失，与圭必须配璧的意义相同。也在宴饮之间，象征君臣的志向，通达而没有沉湎的过失。三件觚制作合乎法度，而很少纹饰，大概是商代的器物。

周貍首豆说

查古代宝器中有豆，往往大同小异。如姬寏母豆，则镂刻山云纹；疑生豆则承以四只拱螭足。豆的形制有防，可以仰视祖癸豆的形象，它的足没有趺。这件豆的足很类似祖癸豆，虽然冶炼铸造不精细，但模矩质朴，大概是商代制作的。它侧面的兽面像貍首，查《射义》记载诸侯以貍首为节拍，《貍首》这首诗已经失传，其意义不可知。然而从名称来推求其意义，大概取所田猎之物为名。貍是小的野兽，说小兽则大兽可知。所以国君在田猎时射箭，将所获禽兽之一做成干豆，大概以祭祀之事为先。这件豆装饰以貍首，意义或许出于此，是庙享的器物吧？

周史伯硕父鼎说

右边这两件器物形制款识完全相同，而文字磨损残缺，将两鼎参读并互相辨析，能识别的有四十三字，看不见的只有五字罢了。查史伯，是周宣王的臣子，硕父是他的字。郑桓公担任周司徒，向史伯询问王室的情况，史伯详细地以各国以及晋、楚兴起的原因回答，《春秋》外传是这样记载的。而《汉书·古今人表》在厉王、宣王时都记载了史伯，怀疑不是两个人，大概是衍文罢了。这两件鼎的铭文记载史伯硕父作鼎的原因，说“我的先父厘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代器物的拓文有说“史颖作朕皇考厘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识字画大致相同，就知道颖，大概是硕父的名。三件鼎的文字互相印证。考察经传，周有史佚，卫有史防，晋有史赵，大抵以官为氏，所以硕父的名和字都冠以史。称为“伯”的，大概是五十岁所加，如同伯阳父、仲山父之类。又幽王的臣子有虢石父，而晋有伯石，与硕父也相近。然而虢石父是虢公，未曾担任史官；而晋的伯石是杨食我，不是天子任命的卿，不能在鼎上称伐。由此知道史伯硕父不是这两个人。古文“周”与“舟”同，史伯是周臣，所以称他的王母为“周母”，如同周的姜、任、大姒号称“周室三母”，也是以国著称。根据这铭文考察，“厘仲”是史伯的先父；而“周母”是他的王母。现在先提“厘仲”后提“周母”，那么“厘仲”实际上是王父，下面说“王母”，那么上面是王父可知，所以只称“皇考”。铭文开头说：“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那么在十日刚柔上似乎不相类。然而三代鼎彝铭刻像这样的

译周举鼎说【铭文仅一字】

查考□字是古文的“举”字。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上有此字的很多，比如爵上有“己举”，卣上有“丁举”之类就是。《礼记》记载晋国的杜蒉洗爵、觯来规劝晋平公，当时的人因此称他为杜举。大概爵、觯这类器物可以举起，是用于献酬的礼器，所以有时用“举”来指代它们。现在这个鼎也刻有“举”字，但只有一个字，又不是可以举起用于献酬的器物，那么这个所谓的“举”就是人名了，与杜举、己举不同。根据史籍考证，宋国的僖公名叫举，楚国有一位大夫叫伍举，下蔡有一位史官叫举，燕国有一位叫唐举，虽然都是周朝人，但史举地位低微担任监门，唐举出身卑微担任相者，又都是周末时期的人，而这个鼎并非晚周的器物。现在检验它的铭文，如果不是宋僖公举，那就是伍举了。僖公是微子的后代，与周朝始终共存，伍举是楚庄王、共王的大夫，是楚国著名的贤臣，理应他们的制作流传久远而不失传。然而按照诸侯言说当时、计算功绩，大夫称述征伐作为铭文的法则，而这个鼎只著名字而不记载功绩，也就像公非的鼎只刻“非”字，公孙虿的鼎只刻“虿”字，也都只有一个字罢了。

周宋公鼎说【铭文六字】

有盖，铭文六个字。查考此鼎铭文说“宋公防之餗鼎”，防，就是宋景公。根据《史记》年表考证，名叫头曼；根据《汉书》古今人表考证，名叫兜栾。唯独汲冢出土的《师春》记载宋国的世系说“景公防是昭公的儿子”，与此铭文相符，应当以“防”为正。然而头曼、兜栾读音相近混淆，《汉书》稍微接近一些，只是不知依据什么说是兜栾。或许景公起初有两个名字，后来只用一个，就像汉昭帝起初名叫弗陵，后来只称弗一样。此鼎与宋君夫人的餗釪鼎字画字体相同，而釪鼎的盖文雕刻繁复华丽，此鼎则朴素无华，难道当时是用这个来区别君主与夫人的器物吗？根据文字考证，它们是同一时期的器物。至于周防女及□防，也是人名，只是字画意象比餗鼎更古老，那么□防与防女的器物怀疑不是景公制作的，大概在此之前另外有一个叫防的人【微小的铭文标识作□与防相同，意为玅】

周方鼎说

查考古代宝物中鼎的方形器很多，根据它们的铭文考证，鲁公文王方鼎称为尊彛，单子方鼎称为从彛，王伯方鼎称为宝齍，只有陀员庚申方鼎称为鼎。那么这些器物制度大体相似，因为可以尊崇作为法则，叫尊彛；因为陪衬而非正器，所以叫从彛；因为有时用于盛放斋戒用的黍稷，如同九嫔赞送玉齍，所以叫宝齍。其实都是鼎。所以郑国公孙侨辨析黄熊之梦，晋平公赐给他莒国的两个方鼎，也只称为鼎。现在这两件器物制度与其他方鼎相同，大概是周朝的器物，所以称为周方鼎。它很大，几乎可以容纳整头牺牲牛；它的纹饰，淳厚美好而不甚华丽；其中间，略无铭文刻划，大概用于君王的宴饮罢了。与铭刻祖先功绩作为祭祀器物，铭刻制作时间作为养老器物，是不同的。其他器物没有铭文刻划的，大概属于这类。此鼎腹部四周都装饰有乳钉，数量比其他器物多，大概也是推己及人以致养的意义。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以及万民，先王宴饮以厚待群臣，以仁爱款待贵宾，也是养育他们。《易经》鼎卦的彖辞说：“圣人烹煮食物以享祭上帝，而大量烹煮以养育圣贤。”此鼎形状特别大且乳钉极多，大概是大亨以养圣贤的意思，能不认为是宴饮器物吗？鼎的四个足都衔着羊体，所谓羊鼎。又“养”字从羊，庠也，美也，也是如此，都有致养充实的意义。此器装饰以羊，意思也寓含于此。鼎的口沿纹饰，合起来是饕餮，以彰显贪暴的警戒；分开则是应龙，以显示居于上位润泽万物的功绩。凡是有翅膀的龙叫应龙，此器的龙就是这样。至于足中间空直通到底而无阻碍，是为了澄清肉汤的渣滓浑浊，兼取其容易煮熟。夏商周三代制造器物，蕴含的道理详细，适应用途周全。所以说：“百工的事情，都是圣人的创造。”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呢？

周宝龢钟说

右边两钟铭文都说：“走制作我皇祖文考的宝龢钟，走万年，子子孙孙永远宝用享祭。”查考尔疋唐虞时期说“载夏”，说“嵗”，商朝说“祀”，周朝说“年”，根据此铭文考证，祝祷说“万年”，大概是周朝的器物。“走”的名字在经传中没有见到，大概是古人自称，如同孤、寡、不谷、臣、仆、愚、鄙，都是谦损之辞。所以司马迁自称说“太史公牛马走”，班固自称说“走【《汉书》作仆，《文选》作走】也不能胜任跻身于那行列”，解说者认为以如同现在自称下走之类。此器所谓的“走”就是这样，那么“走”的称号并非始于汉朝，大概也很早了。此铭文上言“走”，下言“朕”，与《左传》所谓“吾祖也，我知之”意思相同。它说“皇祖文考”，查考《左传》卫庄公的祷告说：“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这里所谓的“皇祖文考”，也如同卫侯所说的“皇祖文王”。“走”，是周朝的宗室，也是文王的后代，所以称文王为“皇祖”。昔日武王伐商以建立周朝，曾经称文王为

译“文考”，等到他的子孙距离文王已经很远了，仍然称“考”，大概是推溯本源而言。至于赓的“文考”，尊师艅的“文考”，彛戠的“文考”，都只称“文考”而不称“皇祖”，它们大概都是周初的器物吧？这与这口钟不同。这口钟在钟体与钟鼓之间装饰着双凤，侧面刻有一个字，也呈凤鸟形状，如同周乌钟的形制。从前周朝兴起时，鸑鷟在岐山鸣叫，大概是在周文王时期，而君奭曾说：“我却听不到鸣鸟的声音。”孔子也期盼凤鸟到来，都对文王怀有追思。鸑鷟，是凤鸟一类。这两口钟上的装饰，莫非就是鸑鷟吗？所谓“作宝龢钟”，按照《国语》中泠州鸠论钟的话说：“大钟昭示，小钟鸣响，这是和谐的道理。和谐平和就能长久，长久稳固就能纯粹，纯粹明朗就能终结，终结后再次制作音乐，是用来成就政事的。”所以秦国的铭勲钟命名为“昭和钟”，而这口钟命名为“宝龢钟”，意思大概就像这样：文王以温和美好、恭顺的德行，修治和谐夏朝，后人在礼乐声容方面，都效法他的德行，所以在清庙举行礼仪时称为“肃雝”，制作钟乐时称为“宝龢”。和谐平和就能长久，能够成就其政事，适宜子子孙孙珍视使用以永远传承。

译周云雷钟说

查考此钟的形制与各种云雷钟相同，只是在鼓部的侧面另外装饰了一云一雷，这就像周凤钟、乌钟在鼓部侧面特意刻画一凤一乌来代替铭文款识一样，由此可知这钟大概是周代的器物。雷动而风行，用来鼓动万物；云聚而雨落，用来滋润万物。先王制作音乐以崇尚德行，感动人心从而使天下和平。鼓动并滋润万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云雷的形象不仅识别于鼎彝之上，在饮食之间设立义理，而且制作音乐的意旨大概也寄托在这里面。

周罍周洗说

查考冠礼设置洗的位置正对着东荣，水在洗的东边；燕礼设置洗在阼阶的东南，对着东边的屋檐。罍水在东边，解说的人认为水器无论尊卑都用金罍。这个罍与尊罍的罍名称相同但用途不同。行礼的开始，务必在于自我洁净，所以以罍洗为先。洗在文字上从“先”字，就是这个原因。罍洗设置在东南，而雷鼓对应春夏，罍在文字上从“雷”字，就是这个原因。古代制作罍，既然用金属，洗当然也如此。这个罍和洗，它们的形制都是金属的。洗的装饰用鱼，以清洁为义；罍的装饰用云雷，以润泽为义。这两件器物，形制淳朴精妙，意象高古，不是周人不能制作。又因为它们出土于同一地点，获得于同一时间，用罍承接洗，吻合如同符契。而秘阁的旧籍，把洗称为瓫，把罍称为缶，起初不知道它们是这些器物。臣等因为受诏检校而考证辨别，皇上圣明的心洞察其然，命令有关部门取用它们的制度，以作为新制作礼器的一种。于是知道这些器物从周代到现在，历经千余年，隐藏不现，等待圣人制作而后显现。唉，难道不是很好的吗？难道不是很好的吗？

周一柱爵说【素爵附】

查考古代的爵都设置两根柱子，用来反坫，则相互承接而安稳。这两件爵的形制都是一根柱子，倒扣就会倾斜倒下，难道是因为一次饮酒而不知道节制，就有倾覆的危险，用来作为常饮酒的警戒吗？这也就像欹器因为满了而倾覆，警戒自满的意义一样。四件器物都没有铭文款识，其中一件腹部篆文隐起为饕餮云雷的形象，文字镂刻深明，大概是周人所作。另一件比前一件稍简，也是同时期的。后两件柱爵朴素没有纹饰，但也是周器，只是不是燕享所用的罢了。

周云雷斝说

查考礼制，夏代用琖，商代用斝，周代用爵。三件器物的名称虽然不同，其实都是爵。因为它的三足像戈，所以叫琖；因为它的两足纹饰为禾稼，所以叫斝；因为它的形状像飞翔的雀鸟，所以叫爵。形状像雀鸟的，取意如同雀鸟在春夏聚集，仁爱且有礼。柱子用禾稼纹饰的，取意饮用以养阳而资助于尊者以上之。足部像戈的，用来显示饮酒的警戒伤害，这就是下等。斝的形制与爵相同，只是大多没有喙尾，这是小异。它们的意义则是一样的。这件斝的腹部柱子都装饰云雷，柱子略作禾稼，腹部杂以饕餮。饕餮这种生物，吃人未尽，还咬自己的躯体，又它的眼睛在腋下。《山经》所说的狍鸮，所以多用来装饰器物的腋腹，象征它的本形，显示作为饮食的警戒。而杜预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以这件器物来看，那么这形象不仅是为了财与食的警戒，也用来警戒常饮酒。后一件器物纹饰稍简，但都是周器。周代具备三代礼制，所以兼用商代的爵。

周螭足豆说

查考这件豆的器体中间素色没有纹饰，与姬寏母豆没有不同，但器物的足部篆文为盘螭，这也是周器。它的盖子可以覆盖也可以仰放，可以用来进食。古代的簠簋鼎敦的盖子也是如此。它的名字叫防。《特牲馈食礼》说：“佐食启防却于豆南。”这是说佐食者取下防盖放置，以等待尸进入而进食。《公食大夫礼》说：“宾卒食防饭。”这是说从敦中取饭仰放防盖而吃，放置剩余的食物以待吃剩饭。豆虽然用来盛菹醢，进食时也仰放防盖取食，不仅在于义理上安稳，大概也适于使用。

周素盫汉小盫说

查考《说文》说：“盫，覆盖也。”大概是盛滫饭的器物，加上盖子以密封，它的盖子可以取下以分食，像鼎敦的防一样。观察晚周的器物，有卭仲孙伯戋的馈盫，与这两件盫形制大致相同，但那些有盖子纹饰繁缛，这件没有盖子而又没有纹饰，也是周代物品。后一件小盫，虽然有纹饰但没有古韵，大概是汉代所制作。

宋防钟说

右边宋防钟六件，它的铭文款识说：“宋公成之防钟。”崇宁三年甲申年在南都的崇福院防贡之内府获得。考证它的文字，则是宋钟；推究它的出处，则是宋地。圣诏有说：“在受命之邦获得英防的器物。”就是这钟。这时皇帝制作大晟乐，就取用作为钟的法度。谨查考乐纬叶图证说：“帝颛的乐叫六茎。”宋均注说：“能为五行之道立根茎。”防就是古文的茎。帝颛之后历经帝喾、唐、虞、夏、商以及周，六茎的制度其传承可以说很远了。然而周代具备六代的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都存在，唯独五英六防没有。只有宋是商的后代，所以宋公还得到它的传承。成，是平公的名字。宋自微子启二十六世到平公，他的名字开始见于鲁昭公十年。春秋记载说：“宋公成。”与这

译钟铭契合。它立于周简王十年乙酉年，距离皇朝崇宁三年甲申年，共一千六百八十年。而防钟出土于受命之邦，恰逢圣上顺应先帝遗志，推崇贤能，制作兴盛之际。大晟乐既已制成，神人和谐，治世之音浩大充盈，上达天际，下及大地，难道仅仅是为五行之道确立根基吗？况且茎钟虽然由宋公铸造，但实际上是帝颛顼的乐器。如今大地不吝惜其宝物，适时而出，大概是为了彰显圣上盛大的德行与功绩，自五帝、夏、商以来，无人能与之相比。又如今世所获得的古钟，以周代的最多，它们的形制大多上面设有衡甬，旁边附着旋虫，有的内部实心而侧面垂挂，有的向上贯通而中间贯穿，大抵都是摇晃不稳。只有防钟，以双螭蹲踞作为平纽，大晟乐的钟确实以此为准则。所以它悬挂时端正，敲击时和谐，没有摇晃不稳的弊病。这就是它的制作之所以超越夏、商、周三代的原因，如果不是五帝的乐器，怎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译汉金錞说

查考《周礼》，鼓人用金錞来调和鼓声，解说者认为它的形状圆如碓头，上大下小。现在这件器物的规制如此，另一个名字叫淳于。《南史》称齐朝始兴王萧鉴任益州刺史时，有人进献淳于，高三尺六寸六分，周长三尺四寸，圆如竹筒，颜色如漆，很薄。上面有铜马，用绳子系着马，离地一尺多。往里面灌水，又在下面用容器盛水，用芒茎对着中心跪着注入淳于，声音就像雷声，清亮的响声持续很久。古代用它来节制音乐。现在这件器物上面有蹲伏的兽，可以系上绳子，与《南史》的说法相同。只是錞头巨大而圆，下面逐渐变小，不像竹筒那样。等到把它撞击地面，声音从上面发出，回旋撞击在錞头，气势磅礴不散，声音宏大，也像雷声一样，清亮的响声持续很久，不一定需要注水，也不需要用芒茎振动。这件器物原本有六个，长短依次排列，其中三个已归入内府，制作尤其精巧，都是周朝的器物。现在这三件器物，其中一件有汉代钱币的文字，大概是汉代的器物。周代金錞上系的兽头低垂、尾巴卷曲，是蜼的样子。蜼是智慧的兽，在方位属北、阴阳相辨的时候最聪明。王安石认为錞于文字从金从孰，说阴与阳调和而熟，所以叫“和”。从鼓的意义来考察，调和则可否相互补救，辨别而调和，调和而成熟，阴阳在北边相辨的时候就是这样，适合调和鼓声的器物装饰以智慧之物，就是这件器物。秘阁旧籍目录把它列为钟，起初不知道它是錞。臣等接受诏令分类辨别器物，查考经典而相符合，希望能作为采择的一项参考。

汉螭文瓿说

查考《说文解字》：瓿，是甂。口大且低，用来盛食物。这件器物就是这样。刘歆戏弄扬雄有“覆瓿”的话，虽然是出于善意的玩笑，但当时覆盖这种器物必定用巾幂之类的东西，是因为没有盖子。现在这件器物只能用来盛放和取出东西而没有盖子，又装饰纤巧，颇缺乏古意，正是汉代的器物。

汉象形壶说

查考壶的形状像瓜。壶的壶，就是《诗经》所说的“八月断壶”，大概是瓜壶。上古的时候，挖洼为尊而捧饮，用草束为槌而击土鼓，因壶的形状而制作壶。后世礼仪繁复，有的用陶制，有的用铜铸，都取象于它。然而形状大致相近，不一定整体像真物。现在这件壶形状像真壶一样，大概是汉代取象太巧，所以如此。

汉小方壶说

查考燕礼中，司宫在东楹西边放置两个方壶。现在这件壶形制极小，不适合放在台阶楹柱旁。铜薄而不精，不是三代以前的齐国品级吗？与武安侯的钫相似，大概是汉代的器物。钫就是方壶的别名，海上的山也叫方壶，其形象如此。古代制作器物，必定具备方和圆。壶有方壶，就像鼎有方鼎，大概是具备乾坤的象征，辨别君臣的道义。所以解说者认为燕礼中的方壶是为卿大夫设置的，以臣道正直方刚的意义，大概是地道，也是臣道。举一件器物可以兼有这些意义，适合用于燕礼。

汉漏壶说

查考汉代器物有丞相府漏壶与此形制相同，上面有盖子，盖子上有方孔，用来进出箭；下面有流管，像渴乌一样，用来节制水流。这里也有盖子，其余形制都相同。然而那件器物长九寸而已，而这件却是它的五倍长。大概是孔壶为漏，浮箭为刻，水循环有升降，那么器物的进出有大小。看现在的漏壶，制大小长短依次如台阶一样，那么漏壶，应该不止一种。

东观余论卷上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东观余论>

钦定四库全书

东观余论卷下 宋黄伯思撰 跋《西岳华山庙碑》后

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说：“所谓集灵，其他书都不见，只在这块碑上看到。”我查考《汉书·地理志》说：“太华山在华阳县南，有祠集灵宫。”汉武帝兴起，又桓谭《仙赋叙》说：“华山下有集灵宫。”汉武帝想要招集仙人，所以殿名叫“存仙”，门名叫“望仙”。两本书所载详细如此，那么集灵宫不只在这块碑上见到。文忠公博古了，还时常有错误遗漏，后学可以忽视吗？黄某记。

跋四皓碑后

四皓的名号开始见于《法言》及《汉书》王贡传序，相承读作：园公，曰绮里季，曰夏黄公，曰甪里先生。前贤没有不同意见，所以王黄州元之在汝州有诗说：“未必颈如樗里子也，应头似夏黄公。”而毕文简公曾经讥评他，认为不应说夏黄公。大概杜甫诗说：“黄绮终辞汉”，称为黄绮，那么四皓的名号应该叫园公，曰绮里季，夏曰黄公，曰甪里先生。我起初也这样认为。大概王羲之有尚想黄绮帖，陶渊明诗也说“黄绮之南山”，又说“且当从黄绮”，都可以作为证据。然而近年商于的农夫得到汉代石刻几种，有说“圏公神坐，绮里季神坐，甪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都是汉人隶书。其名号不应有误，那么与文简公的说法不同。应当以石刻为准，宜从旧目，那么前人所谓黄绮的，只是各取一字来称呼两人，不一定都是他们的首字。又园公石刻为圏公，大概二字音文相近，或册牍传

译书写之差，也应当以“圏”为正确。查考颜师古《匡谬正俗》中有“圏”姓的记载，《陈留风俗传》自序中说：“圏公之后。”圏公曾任秦朝博士，避乱隐居于南山，汉高祖征聘他，他不就任；惠帝即位后，任命圏公为司徒。用这本书来验证，“圏”姓就更加清楚了。现在还有姓圏的人，姓氏书籍多认为圏姓是园公的后代，这又可以作为证明。黄某题

译跋《干禄字碑》后

欧阳修说：杨汉公认为这本书因为工匠把它作为谋生的职业，所以拓印多而损坏快，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颜鲁公的笔法是世人的楷模，而且字书辨正错谬，尤其被学者所凭借，所以当时在世上广泛流传，因此拓印才多呢？难道仅仅是工匠为了谋生吗？这个论点很好，但说杨汉公的拓本大多失真则不对。现在看这本书，精微隐逸、刚劲柔美，完全得到颜鲁公的真意，杨汉公自认为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确实如此。然而欧阳修又说：“《干禄字碑》的注，持重舒缓和畅而不局促，我把它改为持重而不局促，舒缓和畅而内含劲气，这才完全体现了颜鲁公的笔意。”崇宁壬午年九月十二日夜，试用姑苏仲璋的笔。我得到这块碑几乎三年，共在卷后题写了三次，而字的态势各不相同，虽然似乎稍有进步，但仍然像孩童的形体骨骼，岁月不同，变化各异，不如老成的风格那样成熟。还应当努力学习以追随古人。

跋《逸少破羌帖》后

《破羌帖》现在在米芾淮阳家里。崇宁癸未年春天，米芾在京城，用十五万钱得到了它。后面有开元印记以及陶谷等人的题字。我曾经批注说：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天，桓温在伊水击败姚襄，于是到达洛阳。当时打算让谢尚镇守那里，恰逢谢尚生病不能去。这帖所叙述的桓公摧毁羌贼以及欣喜仁祖稍有好转，正符合当时的事。也是这时，王羲之离开会稽内史的职位已经一年多，正在山水间隐居，适宜不再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但这封信却赞叹桓温的威略，悲叹旧都刚开始平定，忧国嗟叹时局，志向仍然不息。大概他素来就是这样的心性。可惜他因愤懑而远远引退，使得才华谋略被约束，不能显耀于世。只有少量的遗墨被后人珍视，阅览它深深为之兴叹。

跋《黄庭经》后

《黄庭经》世间有几个版本，都残缺不全，唯独这个版本字画完整保存，是庆历年间摹刻的，然而气象还在，不能因为年代近而轻视它。

跋《陈孝义寺碑》后

徐陵的文章并不佳，但颇有佛教经典的故事。又徐峤之的书法有法度，所以粗略地记录它。

跋《兰亭传》后【川本无】

甲申年八月十一日夜，因为临摹《兰亭序》，阅读《法书要录》，看到这篇记文词繁琐，戏作删减润色。但笔力疲倦不能写好，应当等待他日，另外书写。长睿题。

跋《白傅书》后

白居易的书法不闻名于世，然而下笔都符合规矩，有时有佳趣。由此知道唐代士人书法兴盛如此。乙酉年闰月八日书。

跋《文防图》后

《文防图》，世间传说是阎立本画的。然而图中有奚官捧着笏囊的人，我起初怀疑它。认为唐史记载张九龄体弱，有蕴藉的故事，公卿都插笏于带，然后骑马，张九龄独自让人拿着，于是设置笏囊，从张九龄开始。阎立本去世，距离张九龄做宰相共六十年，不应当这幅画已经画了笏囊。然而我查《梁职仪》说：“八坐尚书用紫色包裹手版。”《通志》说：“令录仆射尚书手版用紫色皮包裹。”梁朝中期以来，只有八坐执笏的用紫色囊包裹。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曾经引用这个，认为不始于陈希烈，那么笏囊从萧梁以来就有，不只是从张九龄开始。阎立本画笏囊大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崇宁乙酉年三月十二日，手摹这幅图，因此在卷末书写。黄某长孺父记。

跋《李邯郸撰御书阁记》后【川本无】

崇宁丙戌年元旦，黄某在兴仁府外祖父任职的地方，太师第登上阁楼，恭敬观看美成的《龙章》，于是阅览这块碑，喜爱其文辞雄健华美，于是亲自抄录它。

跋《崇宁所书真诰册》后

《真诰》所载杨、许三公往返的书信，言语存在而痕迹遗失，深可嗟叹感慨，所以姑且书写它，特别惭愧词翰不伦。然而我的书法格调本出自魏晋，懂的人观看它，也可以寻求古人的笔意。丙戌年三月二十日书。陶贞白云按：三位君子的手迹，杨君书法最工整，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致虽然祖述效法郗鉴的法度，笔力规矩，都赶上二王。掾书乃是学习杨君，而字体劲利，偏善于写经画符，与杨君相似。郁勃锋势，几乎不是人力所能达到。长史章草能够，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所以不写经。隐居看见张道恩，善于辨别法书，赞叹其神识。现在看三位君子的痕迹，一字一画，便望影悬了，自思不是智艺所能达到，特上天假借这个镜子，让有所显悟罢了【此段见《真诰》第十卷去十七字】

跋《真诰》书秦汉闲事后【此跋三十五字乃《真诰》全文】

右边这前十条，都是杨君所抄录潘安仁《关中记》的话。用白笺纸行书，极好，应当是随意抄录其中的事。

跋《秘阁续法帖》后

崇宁丙戌年夏天，调任官职到上都，寄居城南昭化坊李表伯家，旅食无事，于是借信安刘丈赐本自己摹写共十卷，用桐纸六十张，共两个多月才完成。晴窗几案，寂无尘虑，从容填郭纤毫不错。只是这本书当时的次序，间或有错误。等到第十一卷，文辞浅陋书法恶劣，姑且因其旧貌，不删除罢了。只有这一卷逸少诸子书中，却有〇白一帖，书法既非常恶劣，言语尤其浅俗，错杂在诸王之间，特别不伦。

译所以十卷中只删去了这一帖罢了。然而第四卷中得到了四月三日的问帖，还可以删去。长睿父书

译跋杜正献公草书后

高适五十岁才开始作诗，却能与李白、杜甫并驾齐驱。杜正献公晚年才开始学习草书，笔势飘逸洒脱，于是逼近魏晋的风范。谁说秉烛夜游、临老学书就赶不上呢？唉！公在朝任职时，忠诚的谋略和光明的节操显扬于朝廷；他退隐后，正直的心志和刚劲的气概寄托于笔墨之中。所以观看这幅书法的人，可以从中了解公的为人。

跋刘次庄戏鱼堂记后摹本

刘御史的字写得最精妙，他的小楷源头大概出自王献之、褚遂良，却能兼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虽然字体原本柔媚软弱，行书和草书稍显逊色，但在当今世上寻求这样的作品也并不多见。这卷所收录的《戏鱼堂记》最好，后面的几次刻本都不如它。石苍舒的字虽然有骨气，但失之于粗俗，与刘御史相比相差甚远。

防滑州崇寿寺杜师雄留题后

我因为漕运公文的差遣，在东郡的事务结束后，在洛阳的旅舍观看墙壁上的题字，因此得知宗将军的碑在胙城，深深慰藉了我的怀念之情。明天经过时应当观看它。大观丁亥年六月初十日，胙城代理县令李颜送来黄将军的碑，那是黄景云父亲罗刹的碑，是虞世南担任秦王府学士时撰写的，并不是他书写的。

跋钟虞二帖后摹本

唐太宗评论钟繇的字说：“字体古朴而不时尚，字形修长而超过法度。”现在看世上流传的王羲之临摹钟繇的《尚书》《宣示》以及《破关羽帖》和这表中的字，都扁宽，完全没有修长的字体。难道是唐太宗误把宽广当作修长吗？窦臮《述书赋》说：“小钟带名行的书，一纸六行；虞松草书，具姓名，一纸十一行。”这卷钟繇、虞松两帖，正与此相同，应当是窦臮所见到的。虞松，就是所谓名望高洁的人。又见到叔茂，体裁简约，肌骨丰美，如同虚空凝聚，云水泛连白鹭一般。王献之一帖尤其可爱，清丽婉雅，将逼近王献之，快步超越骅骝之前，并非虚言。大观元年十月五日，长睿书写。

跋仁智图后

右侧《列女图》从密康公的母亲到赵将赵括的母亲，共十五幅图。考证刘向的《列女传》，这是画《仁智》一卷的画像。所题写的颂词就是《列女传》所载的。王回《列女传》序说：“有人曾在江南人家见过《母仪》《贤明》四卷，其画为古代服饰，而各题其颂，像侧与此正同。”我查考《列女传》的目录，七卷古画都有画像，世上所流传的只有《母仪》《贤明》《仁智》三图而已。现在江南二图也已亡佚，唯独这《仁智》一卷还在，更加适宜珍贵记录，所以亲手摹写。大观元年季冬望日【王回《列女传》序说吕缙等各言尝见《母仪》云云】

跋东府所书《急就章》后【川本无】

绍圣年间，赤奋若春，三月在东府，草书《急就章》。计算书写这倐，十二年间，其中可引发感慨的事情很多啊。大观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长睿题。

跋韦鶠十马图后

韦鶠十马图后，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题字，真是佳作。杜甫有韦偃画马诗，偃当作鶠，大概是传抄之误。《宣和画谱》名画记，唐志都作鶠云。大观戊子年三月初一，黄某书写【李伯时曾写《宣和画谱》名画记】

防晋人帖后

此帖字虽然可爱，但不像晋人风格，言语恐怕是伪托，应当是虞世南所书。自晩以下四帖，也不是王羲之的语言，应当是后人集其书为之。戊子年三月二十三夜观。

跋破〇跋尾防后川【本无】

这是去年写的，现在看觉得稍有进步，何时能一跃直接进入古人的境界呢？执笔增添感慨。大观戊子年七月二十八夜，东斋书写。

跋所书眞诰数纸后【川本无】

数日夜旦考校殊无闲功。今日已竟，灯前观《陶华阳眞诰》，戏书此数条。吾于书字，比今人差知古意。非于汉、魏、晋诸人书中游心者，不爱。大观戊子八月十九日夜，论秀堂书。

跋摹本王逸少尚书帖后【川本无】

右王逸少尚书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黵二，灭一，注五，缺七字。大观戊子嵗八月二十六日癸卯，洛阳官廨装，云林子书。

跋世説第三卷后【川本无】

大观己丑嵗，八月十日夜，于洛北应天寺挍此卷。时迎奉三圣御容，同舍宿者：留守判官刘亨道，府推官张东美，河南丞王质夫。长睿书。

跋汉小黄门谯君碑后

此碑称敏之先，谯赣能精微天意，传道与京君明，即汉书称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字赣者也。而碑乃云谯，其氏姓不同如此，岂声文相近，承传之譌欤？抑作碑者妄引以为谯君之先欤？然二汉相距非甚远，为金石刻不应舛午。是知册牍所传，其失多矣。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杜预谓焦今谯县也。据此説，则焦谯亦通音也。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隶书知名，目是碑为蔡中郎书，未知何据。

译自认为学习这种书法，风格清劲而有古意，与梁孟皇的运笔方式正好相反。我认为汉代的隶书书法到魏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必说梁蔡的笔势本来就是这样。这块碑的意象古雅，胜过《樊敏碑》、《蔡邕碑》和《长石二碑》。即使不是蔡中郎所书，也足以作为师法的典范。大观三年八月癸未日，西都掾廨装裱长睿书写。

译跋《世说新语》后【川本无】

“世说”这个名称始于刘向，在他所著的六十七篇书中已有此篇目。那本书如今已失传。宋代临川孝王因此辑录汉末至东晋名士的佳言妙语，也称之为《世说》。梁朝豫州刑狱参军刘峻为之作注，分为十卷，对于书中采摭错乱矛盾之处，大多加以考证，与裴启的《语林》相近，都属于清谈的范畴。该书原题应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用王敦谈论澡豆的事，来证明陆玩的事是虚假的，也说“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却称为《新语》，不知是谁改名的。大概近世所传的版本，在大观己丑年七月七日，我从宗博张府美那里借来观看两个月，于是校勘了自己收藏的版本。这个本子出自宋宣献家，比起世间流传的版本要详细完备得多，只是经过多次传抄，颇有脱漏错误罢了。己丑年中秋节，借张府美的本子校勘完毕。庚寅年五月二十九日，又用宗正赵士明发的本子校勘完毕。八月晦日，又用西都监大内内省供奉李义夫的本子校勘第十卷。

跋《百家诗选》后

王公所编选的，大概是就宋氏所收藏的集子来编纂的，恰好有一百多家，并不是说唐代人的诗都在这部书里。其中李白、杜甫、韩愈的诗可取的很多，所以另外编为《四家诗》。而杨氏说这三部诗不与此集，妄自揣测以为有细微的防范，多么浅陋啊！

跋《章草急就补亡》后

自从秦朝统一文字，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高作《爰历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学篇》。到文园令司马相如作《凡将篇》，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都是文字学习的宝库，想要识字的人不可不知道。可惜啊，《凡将篇》以上的书不能再见到，只有《急就篇》留存下来，这是因为过去的贤人多喜欢书写它的缘故。它的文字虽然出自小学家，但也是西汉文气尚未衰微之时，辞藻雅致驯良，所以颜师古欣赏其清丽靡艳。颜师古注释此书，曾得到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人的版本，详尽地加以考核。现在世间所传的，只有张芝、索靖两家为真迹，都是章草书体。而张芝的本子只有“凤爵”、“鸿鹄”等几行，到索靖所书的才有三分之二，缺失的部分从“母綦”以下，才七百五十字。这个本子就是这样，大概是唐人摹写而没有填补的，神韵笔势，古风宛然。我于是亲手拓印一通，陶弘景称之为填郭书，近世称之为双钩书，大概是为了知道笔径的来源吧。我既已亲手拓印，又在旁边补上了缺失的字，最终借此来备忘。大观己丑年十月初一，黄某书。

跋右军《甘防帖》后摹本

此帖中说“甘防十丈”，起初不明白，于是想到曹植的诗说：“都防虽甘，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怕是像“若木千章，竹万个”之类，防字似竹，在文中通假。此帖以此，俗体从草，不对。

跋右军《论诸葛昬书》后摹本

此卷有《论诸葛昬书》，查考晋朝谢石曾请求与诸葛恢的幼女结婚，诸葛恢不答应，等到诸葛恢死后，才结成婚姻。当时王右军去谢家看新妇，还有诸葛恢的遗风，威仪端庄详和，容貌服饰光鲜整齐。王右军感叹说：“我在世时，嫁女儿才得到这样罢了。”起初不知道这与王羲之有什么关系，却如此赞叹欣赏。等到观看此帖，才说两族旧日对等，所以想要结为援手。诸葛家如果因为家贫，自然应当供给婚姻之事。又说想要迅速知道决定，才知道右军是为了这件事，观看谢家新妇才发出这样的感叹。己丑年十一月十九日夜，长睿书。

跋《蜀道图》摹本

顾长康喜爱嵇叔夜的诗，因此为他作图，而“垂纶长川，目送归鸿”等语，更加鲜明地留在人们耳目中，绘画的兴致不可遏制竟至于此。此画说山势、山色、林谷明净和蔼，都有超逸的情趣。没有曾经经历蜀道并知晓杜甫诗意的人，不容易达到这个境界。大观四年二月日书。

跋《辋川图》后

世间流传的此图原本多物象细密，而笔势迟钝柔弱。现在所传的则赋象简练深远，而运笔劲健峻拔。大概王维遗迹中不失其真迹的，应当出自李卫公家定本吧。大观四年三月初一，会稽黄某书。

跋《景福草书卷》后

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为干宁。此书是这月所作，却还使用旧年号，应当是诏令还未传到燕地。此卷作草书，合乎规范，还有遗法。然而僧人的书法多有蔬食之气，古今都一样。大观四年四月十一日，长睿书。

跋《大涤翁论书帖》后

章申公的书法，晚年更加精妙，一以魏晋诸贤为准则。这是他的楷书，非常类似王羲之所临摹的钟繇书法，尚书宣示意象高古，不可以用近世的标准来比拟。而论述依据端正确切，评论裁断详尽透彻，不是深谙书法的人不能识别。然而此卷论述薄绍之的气质，比较羊欣以下的人，乃是申公自论，前面的都是《法书要录》中的话，申公戏写罢了。

跋苏显道求章草卷后【川本无】

苏显道用这张纸求我写章草《急就篇》，既然为他写了，并写了《出师颂》等三篇，以及纸尾论书数条，以填满此卷。字势笔迹虽然愧对前人，然而不知道魏晋以前书法的人，希望不要给他们看。大

译大观四年六月庚寅日，黄某长睿书写。

题写在藏真书法之后

译藏真写这卷书特别精妙，其中“授”、“裳”、“像”、“爽”等字杂糅了章草的笔法，更加令人喜爱。大观四年季夏九日。

跋《吉日图》后

顾长康画的《列女图》中，有蘧伯玉的车形，其笔势与这幅画中的田车几乎没有细微差别。而且画中那三车【一作军】的士人，正纵马驰骋打猎，而神态气韵安闲从容，如同符合礼仪规范。如果不是顾恺之、陆探微的遗作，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博陵（指陆探微）的笔法缜密细巧，而这幅画简练古朴。裴公认为它与阎立本的作品没有区别，为什么呢？大观四年十月五日，闽人黄某观看。

跋章草《仙真诗》后

章草的笔法已经失传很久了。我在千年之后以钟繇、索靖、王羲之、萧子云为师友，或许能期望稍微模仿他们的风格。徐君请求我书写《仙真诗》，我想写的词句旨意，都高超玄妙，超然于世俗之外，不应当用世俗的书法来书写。于是便用章草来写。从《灵山造太霞》往下，共十二篇。大观四年十月六日。

跋石晋熊皦诗后

刘禹锡说：“八音与政治相通，文章随时代高低起伏。”古人赞同这个观点。五代时期道统衰微，文风当然如此，执笔写文章的士人大多粗俗浅陋，杂乱无章。其中能够远离世俗而不忘记君主，志向在于忧国忧民，文章虽然肤浅近俗，而忠诚之心可取，像熊皦这样的人大概很少了。我读他的《上国音书》绝句二十篇，以及《晋末感兴》等诗，为之悲伤。苏君又拿出当时的集稿给我看，虽然不脱去那日子的风范，但也时有佳句，自然可以流传后世无疑。大观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闽人黄某长睿观看。

跋苏氏篆书后

汉代甄丰考订校正古文字，其中一种是古文，即鲁国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书；另一种是奇字，即与古文不同的字。古文高雅质朴而难以迅速掌握，像三代鼎彝上的遗篆就是这样；奇字怪异巧丽而差异工整，像汉代刘棻向扬雄所学的，以及近世夏竦《四声韵》所载的就是这样。今人往往不能辨别，于是把奇字全都当作古文。武功君（指苏舜钦）在篆法上很精通，一定能辨别。我遗憾不能与他见面，只是观看他的遗迹，使人感慨万千。

跋苏氏书法后

我从小喜欢篆法，起初得到泰山秦刻石和朝那石章，学习之后又得到岐山坛山字和三代彝器文字，认识加深后又学习它们，仰慕它们的高古，只以它们为师，而汉魏碑额印章也时常观看，低于这些的未曾过问。现在看苏君的书法，虽然取法李阳冰，但端庄劲健、方正含蓄，实在值得珍视传承，确实如此！不容易因为崇尚古法而忽视今人。

跋苏氏遗迹后

洛阳是汉魏晋唐的旧都，士族后裔大多没有断绝，然而园林宅第辗转迁徙，或许不是原来的样子。只有五代时苏禹圭的后人，保全了故居，巍然尚存，而子孙蝉联，以才德闻名的人，娓娓道来没有衰落。现在苏显道又能收集汇总先世的遗迹，宝藏在家中，时常出示给士大夫，以求彰显累世的美德风范，尚不至于亡失。大观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书写。

跋《海陵志》后

《海陵志》在沈括家中，沈庆历中在金陵，有人用方石镇肉，查看上面有字刻，就是这卷志。后来被人借去不还，于是不知所在。这卷本现在世上特别难得。然而海陵是齐朝的事，而沈括说是宋朝，海陵王不对。又说谢朓撰写并书写，而志中只说谢朓立。然而谢朓自以草隶闻名当时，后人评价他“飞华满目，残霞照人”。这卷志结字高雅，必定是谢朓所书。沈括记载这篇文章在他的书中，也有小差异。如“温文着性”，石本说“性嗣德方衰”；石本说“方褰晚夜何长”；石本说“晓夜”，应当以石本为是。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黄某长睿父书写。

跋《昌谷别集》后

右边李贺逸诗共五十二首。查唐代李公藩曾编缀李贺歌诗并为之作序，未完成期间，得知李贺有一个外兄与李贺有笔墨旧交，召见，托付他搜采散失的作品。那人答应，并且请求说：“我全记得李贺的篇咏，但涂改处很多，希望能得到您所编的稿子看看，当为之订正。”李公高兴，一并交给他。多年没有踪迹，再次召来责问，那人却说：“我与李贺是中表亲，自幼一起生活，恨他倨傲轻忽，常想报复他。现在有幸得到您所藏的，连同旧有的，全部投入厕所中了。”李公大怒，喝斥他出去。叹息感慨良久，所以李贺的篇章流传的很少。现在世上流行杜牧所序的李贺歌诗篇，才四卷而已。这集所载，难道不是李藩所藏的一二篇吗？政和元年三月十五日，黄某长睿父从赵来叔借来在河南右军官舍传抄。

跋温公《新壶格》《七国戏》二书后

《新壶格》《七国戏》二数【此一字更考】都传自温公之孙樟文叔家。图本乃是温公手书，颇有涂改处。大概是初稿定时本。政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黄某长睿父书写。

跋《九咏》后

洛阳王晋玉喜好文章、喜爱古物，鉴赏裁断特别高明。我自从写了这篇文章，首先送给他一通。虽然子渊的《九怀》，无法远远追随灵均（屈原）的逸步，然而休文（沈约）的《郊居》，欣喜遇到王筠的真赏。

跋秘阁第三防法帖后

这卷伪帖过半，自庾翼后一帖【首云已向季春】等十七家，都是一人所书而韵味俗气、笔力软弱，滥竽充数于诸名迹之间。起初我观看它，只知道它是伪作，而没有审察它从哪里来。等到我在秘阁任职，因为汇编

译编次秘阁【川本作御府】的图籍时，发现一个书函中，全是这一手写的帖，每卷题写着“仿书第若干”。这一卷中的伪帖以及其他各卷中所有的伪帖，都在这里了。其余法帖中没有记载的还很多，都用澄心堂纸书写，大概是南唐人随意选取古人的词语自己书写罢了。文章是真迹而字迹是假的，所以这个人自己称之为“仿书”，大概只是抄录其文辞而已，并非临摹。建国初年编次法帖时，像王著等人没有明白其中的错误，所以只采纳其名称，混杂在真帖之间记载，真是令人感叹啊！现在将这一卷中的一手伪帖列于左边。

译庾翼后一帖，沈嘉，杜预后一帖，亲故王循、刘超，司马攸，刘瓌，刘穆之，王劭，纪瞻、王廞，张翼，陆云，山涛，卞壸。

以上十五家以及庾翼、杜预后一帖，都是同一人伪造的书法作品。

庾亮，庾翼前一帖，杜预前一帖，谢璠、伯王徽之，凝之，操之，涣之，索靖，王坦之、谢庄，王〇，王恬，王昙首，孔琳之，王僧防。以上十四家以及庾翼、杜预前一帖，都是真迹，其余全是同一人伪造的。

题写在旧题《破羌帖》之后【川本无此标题】

我题写这帖字，忽然间已经过了七个寒暑，时光仿佛借来一般，正如屈伸手臂的片刻罢了。政和辛卯年，三月十五日，长睿父。

题写在张天觉书法之后【张丞相书法附后，川本无此标题】

天气炎热就依附，寒冷就离去，喜欢早晨而厌恶傍晚，世俗之人都是这样。当丞相被贬谪到汉东时，能互通书信、接待殷勤的，只有颍川先师一位士人罢了。由此可知任安那如中流砥柱般的忠心，不仅仅在汉代被称颂。政和元年七夕，闽人黄某长睿父在洛阳观看。

张丞相书法【川本无此标题】

我两次任职江右，如今被贬官到汉东，只有您两次寄信来。臧洪说：“仁义难道有恒常不变的吗？践行它的人就是君子，这难道是虚言吗！”十一月十七日，商英禀告先师足下。

题写在《洛阳九咏》《瞻上清》之后

右边《瞻上清》一首，是我《洛阳九咏》中的一篇。因为这卷书帙中有《五君桮柈》的文章，所以写在帙的右侧。想要考证桮柈的由来，观看这篇就可以知道了。政和元年八月初一，黄某书写。

题写在法帖王羲之书后

玉局翁说：“希白摹写的字，自有江左的风味，所以长沙法帖比淳化年间待诏所摹写的更为优胜。世俗之人不知道，争相购买秘阁本，这是错误的。这卷王羲之的作品尤其精妙。我说这话固然应当，也有不恰当的地方。希白摹写的字真像骑着生马，来不及施加缰绳，有时会有骤跌，但不妨碍其精妙之处。只是拓印字迹应当像陶渊明摹写杨、许书法那样，才算是好的。”这本是我幼年学习时戏作写在其后的，政和元年九月夜晚书写。

题写在唐人书写《兰亭诗》之后

魏正始年间，致力于谈论玄理胜负，等到晋朝南渡长江，尤其崇尚佛理，所以郭景纯开始将道家之言融入其中并加以韵律，孙兴公、许〇度转而相互推崇，又加上三世之辞，而诗骚的体式就穷尽了。如今山阴修禊的诸位贤人，诗体正是如此，然而都寄托着萧散深远的情致，超脱尘世之外，使人怀想深远。近来看到晋人一帖说：“三日诗文既佳，兴趣高。”阅览后增加了许多怀想，年少时作诗各有用心，正是指这些诗。当时与会的有四十一人，如今存世的只有二十六人罢了。这卷虽然是唐人书写，但自然不凡，也可以珍视收录。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日，在右军樾堂观看。

题写在王大令《授衣帖》之后

右边摹本王大令献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权、陈惠辨押尾，大概是梁代御府的法书。笔势宏大奔放，实在是子敬书法中的杰作。政和二年夏四月，在洛阳官舍装裱。

题写在《宝箧经》之后【这是王晋玉所收藏的书，共五轴，请求我写跋尾】

这部经书的结字特别类似褚河南。河南书法盛行于贞观、永徽年间，所以即使是经生也都仰慕仿效。阎令署家令衔，而不署太子，应当是东宫的经书。

题写在《华严经》之后

唐史记载武后创造了十二个字，这卷书中又有“证圣”等字，当时造字不仅仅只有十二个而已。卷后初校、再校都署名秘书郎桓彦范，大概桓王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本传也没有记载。

题写在张长史帖之后

贺八清鉴，是风流千古的人物。沉吟这句话，恍惚间仿佛季真就在眼前。长史这帖字，不仅仅草圣之妙值得欣赏。

题写在摹王羲之帖之后

世人摹写书法，多做出自己的姿态。这卷拓印右军诸帖，以及拓印欧阳询等人的跋字，如同人的面目不同，而翩翩各有佳趣，深可珍爱。冬初一帖，是虞永兴写的。西上口等，不是晋人的语言。

题写在怀素书法之后

水从银汉落，山绕画屏新。这是李太白的诗，怀素书写它，可谓双宝。谢康乐不能独占前人的美名了。

题写在钱氏书法之后

我家在吴中，常听老人说：钱氏拥有国家时，赋税厚重役使繁多，百姓无法生存。如今所营造的佛寺，高大的柱子和穹顶，绵延于山林沟壑之间。其他所兴建的，都与此相称。如果不能长久保持这样呢？武肃王在唐乾宁二年乙卯年，兼任东西浙。到我朝太平兴国二年戊寅年，献地传位给四将，共八十四年。自五代以来，偏安据守的雄主，长久拥有国家的，没有比吴越更久的了。难道不是长久借用伯术，敬畏道义尊崇王权，以能永世长存吗？如今观看所下的两封信，每每自我贬抑，实在值得嘉许。

题写在《玉溪集》之后【川本无此标题】

政和壬辰年四月，从河南王晋玉借来东平吕氏本，篇目颇不伦次，因此为之整理次序。二十九日乙卯，在西都右军巡官舍的樾堂装裱。当晚，防风暑气特别清凉。长睿父书写。

题写在《元和姓纂》之后【川本无此标题】

这是富郑公家的书。甲子年，洛阳大水，公第的书大概

译万卷书，大多漂没散失。市井之人有时得到便卖掉。镇海节度的印章尚且还在，这些书还散失了几卷，因为是郑公的旧物，姑且收集起来收藏。政和二年夏五月，初一，云林子书写。

译跋《十七帖》后

右边是王逸少的《十七帖》，乃是唐代以前的石刻本。如今世间有两种：一种在卷尾有“敕”字以及褚遂良解释“如意”并校定的，人家或许能得到；另一种就是这本。洛阳李邯郸家所收藏的旧本，与这本颇为相近。其余世间流传的其他版本，大概是南唐后主李煜得到唐代贺知章临写的本子，刻石放置在澄心堂的；而本朝侍书王著又将其刻石，笔势特别疏浅拙劣。还有一个版本，也像是南唐刻的，只是次序颠倒错乱，文章是《十七帖》却错误地标题为《十八帖》，摹刻也瘦弱失真。唯独“敕”字本和这本防本，是唐代以前所刻，右军的笔法完全保留，世间极难得到，实在可喜。查考张彦远《法书要录》与我所著《法帖刊误》论述此帖的始末，颇为完备，如今一并列在左边。政和二年五月初一，黄某书写。

《十七帖》长一丈二尺，是贞观年间内府的本子。总共一百零七行，九百四十三字。这是逸少草书中显赫著名的法帖。唐太宗购买二王的书法，大王（王羲之）的草书有三千纸，大抵以一丈二尺为一卷，选取笔迹按类别相从，缀连成卷，用“贞观”两字的印章盖印。褚遂良监督装裱，大多用紫檀木做轴头，白檀木做轴身，紫色罗缎做书衣，织成的带子。开元皇帝又用“开元”两字的印章盖印，卷尾列出当时大臣的名字。此帖号称“十七帖”，是因为卷首有十七个字，所以以此命名。大凡二王的书法，后人也有取帖中一句稍有不同的话，标为帖名的，大抵多取卷首及帖首的两三个字。右边见于张彦远《法书要录》。

跋《辋川图》后

辋川二十处景致，胜景冠绝秦雍之地。王维既然居住于此，画下此景，又与裴迪为此作诗。他的画与诗，后来得到李德裕父子书写题跋。善与美兼备，无以复加，适宜被后人宝爱玩赏、摹写流传，永远垂范不朽。然而此地如今遗址仅存，园池湖岸，大多变成了农田，没有高士追随这种超逸的情怀，令人感慨向往。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阳黄某在河南官舍一同观看。

跋《陶渊明集》后【川本无】

政和二年，岁次壬辰，六月十四日，己亥，在洛阳大福先寺校勘完毕。当时京西漕使张集仙晋父，受命总管六路转运。这天启程，我与僚属送他到白马，因而游览福先寺。黄某长睿父记录。

跋汉冀州刺史王纯碑后【川本无】

这块碑，是刘河清沔元中赠送给我的，还是他祖父龙阁所收藏的本子。只有两通，这是其中一通。说是政和元年十一月，在河南右军官舍装裱。黄某长睿父，于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书写。

跋汉太尉刘文饶碑后

汉太尉刘文饶碑，由两位故吏李谦等人立；由一位门生商苞等人立。一块在今西都上东门外官道的北面，洛阳尉射圃中。近世好事者建亭覆盖它，称此亭为宝刻。大概因为这块碑是蔡中郎所书，所以这样命名。两块碑的背面各有题名。唐代湖城公刘爽修碑的记文，也保存在那里。我在洛阳做官五年，每次经过上东，必定在碑下徘徊，想象文饶的高风亮节，玩味中郎的妙楷。这与欧阳信本观看索靖书碑，坐卧不能离开，有什么两样呢。于是命工匠捶拓两块碑及背面的文字，装裱为三卷而时常观看。政和二年七月初一，黄某长睿父书写。

跋《元和姓纂》后【川本无】

政和二年九月初一，在河南致政首，有镇海军节度使印盖，是富韩公家的旧本。会稽黄某书写。

跋《何水曹集》后

隋《经籍志》、唐《艺文志》、《逊集》都是八卷，晋天福本只有诗两卷，如今世间流传的本子就是如此。唯独春明宋氏有旧本八卷，特别完整，因而借来传抄。然而杜甫曾引用“昏鸦接翅归，金粟裹搔头”等语，而此集没有，应当还有散佚的。集中如“团团月隐洲，轻燕逐风花，远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游鱼上急濑，薄云岩际宿”等语，杜甫都采为己用，只是稍有不同罢了。所以说：“能诗何水曹，信非虚赏。”古人论诗只喜爱“逊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为佳，殊不知逊秀丽的诗句像这样的特别多。如《九日侍宴》诗云：“疏树翻高叶，寒流聚细纹，日斜迢递宇，风起嵯峨云。”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疏竹，还度五洲云，萧散烟霞晚，凄清江汉秋。”答庾郎云：“蛱蝶萦空戏，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长桥。”赠崔录事云：“河流绕岸清，川平看鸟远，送行云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庾子山等人有所不及，其警策之语尚多。如《早梅》云：“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铜爵妓》云：“曲中相顾起，日暮松柏声。”诗句特别雄健古朴。而颜黄门说他“每病辛苦饶贫寒气”，岂不是贬低太过吗？阴铿风格流丽，与孝穆、子山不相上下，雄健乃是沈、宋近体诗的雏形。政

译和二年九月十二日，在河南右军的官舍中校对黄某的书。

译跋王易简《玉仙传》后

东晋杨羲精思于句容，梦见登上蓬莱山峦，与洛京广休等五位仙人相遇。他游历观赏奇山耸立、清流洗涤，谈论道家学说，大抵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如今看《玉仙传》后所写的“坐玉溪，酌云腴”两个梦境，与杨君的事相隔不同时代。符应如此，也真是奇异啊。唉！玉虚太漠的游历，您还是努力吧。政和二年十一月九日，武阳黄某书写。新安周颍、宜兴蒋宁祖这天在道山南荣观看。

跋《谷梁传》后【川本无】

柳子厚说：“谷梁子的文风非常峻洁。”又说：“参看谷梁氏的文章以激励自己的气势。”确实如此啊！政和二年十一月七日，黄长睿书写。

跋三萧碑后

这楷书法自钟繇之后，只有江左诸贤颇为得其精髓，所以萧殿中书写此碑古雅可喜。然而下至隋唐，其法遂失传，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薛稷都不能企及。这可以与识者谈论。政和癸巳年四月二十七日，黄某长睿父书写。

跋顾诫奢书吕肃公碑后

少陵送顾八分文学诗说：“中郎石经之后，八分书大概已显憔悴。顾侯运用炉锤，笔力破尽余地。恰在开元年间，韩蔡同赑屃。玄宗妙赏其书，因此数子至此。”诗大概是指顾诫奢。观看他的遗迹，才知道子美没有虚夸。碑首倒置，也自奇古，不只是八分书值得欣赏。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黄某长睿。

跋杨少师诗后

少师此诗，原题于西都长寿寺华严院东壁。我近年在洛阳做官，因阅览宋次道《三川官下记》得知此事，急忙前往观看。墨迹石本，都不复存在。院僧说：“三十年前，有士人寓居此院数年，等到迁居他郡，壁与石也看不见了。”难道不是好事者背负着它跑了吗？如今忽然得到此本，非常欣喜。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黄某书写。

跋《黄庭经》后

《黄庭经》世间有数本，有的响搨，有的刊刻，都是正书。大概六朝及唐人辗转摹仿，所以不同。此本临学特别工整，字势源自欧阳率更，自然合作，非常美好。感叹世人传《黄庭》真帖为逸少所书，我曾考证，不是这样。查陶隐居《真诰翼真检论上清真经始末》说：晋哀帝兴宁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长史【真诰作舍人】杨君，让他用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许君及子上计掾掾，交给儿子黄民，黄民传给孔默，后被王兴先窃写。刚渡浙江，遇风飘沦【以真诰校】惟有《黄庭》一篇得以保存，大概就是此经。我查甲子年，逸少于晋穆帝升平五年去世，那年岁在辛酉，后二年即哀帝兴宁二年，才开始降《黄庭》于世，怎么能让逸少预先书写呢？又查梁虞龢论书表说：山阴昙𡋙村养鹅道士对羲之说：“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已备好，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两章，便合群以奉。”于是羲之便停半天写完，携鹅去。而晋书本传也记载道士说：“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起初未曾说写《黄庭》。以二书考证，则《黄庭》非逸少书无疑。然而陶隐居与梁武帝启云：“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告誓等，不审犹有存否。”大概此启在著《真诰》前，故未考证耳。至唐张怀瓘作《书估》云：“乐毅、黄庭但得几篇，即为国宝。”遂误以为逸少书。李太白承之作诗：“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苟欲随之耳，初未尝考之。而韩退之只说：“数纸尚可博白鹅，而不云黄庭。”难道不是觉得其谬吗？然而今此帖始见于梁代，大概晋兴宁以后，或宋齐人书也。我顷在洛，见承直郎李鹏举家畜此帖一本，乃唐褚令摹单郭未填，笔势精善，乃钱思公家本，号玉轴黄庭，中有五行为周越摹换之，今归御府矣。世所传本无出其右。今题此本，聊尔论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黄某题，傅墨卿同观。

跋孔耽碑后

此碑在亳州永城县官署中。我先前见滕同舍说，其目复于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巳年十月十九日，余国器圣求自永城寄至，词笔皆古雅。因此用章草书其文一通，以便览观。是夜鼓二于清平坊第书，长睿父记。

跋袁仙夫帖后【川本无】

袁液仙，夫贵戚子，姓而好学，趣尚不凡，近殊可喜，意其必大，而年未三十，不幸死矣，深可嗟惜。予在洛与之同僚，投分素深，睹其遗迹，不觉潸然。政和三年十月十九夜，长睿书。

跋师春书后

杜预记汲冢书有云：“别一本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人

译名也。」我最近在馆中求得《师春》一书，观看之后发现它与杜预的说法完全不同。杜预说：“《师春》是专门汇集《左传》中卜筮事件的，而这本书却记载了各国世系以及三十八位国君时岁星所在的位置，并兼录律吕、谥法等，最后才记载《易经》象变卦的内容。”而且它并不专门记载《左传》中的卜筮繇辞，由此可知它不是杜预所见的《师春》。然而杜预记载汲冢其他书籍中有《易阴阳说》，没有彖辞和系辞，又有《纪年》记载夏、商、周三代以及晋、魏之事，怀疑现在的《师春》大概是后人杂抄汲冢书中《纪年》等篇章而成的。但是杜预说《纪年》起自夏、商，而这本书从唐尧、虞舜以下都予以收录。杜预说《纪年》只记载三代王事，没有各国别史，而这本书却有各国别史。杜预说《纪年》特别记载晋国从殇叔开始，接着是文侯、昭侯，而这本书记载晋国世系从唐叔开始，不仅仅始于殇叔，那么这三点又与《纪年》不同。等到观看书中关于岁星的内容，有“征南洞晓阴阳”这样的话，才知道这本书也是西晋人编纂的，未必全部出自汲冢。然而其中多记载古代事迹，可供考证，固然不可废弃。政和癸巳年十一月初一，借睢阳滕子济的本子，由会稽黄某长睿父抄写。

译跋高彦休《阙史》后

政和三年秋天，我在东都清平坊传抄了这本书，序言中说：“甲辰年编次成书，大概是唐僖宗中和四年。但书中已有书写僖宗庙号的地方，或许是后人追改的。高彦休叙事颇有可观之处，只是过分修饰，很有徐铣溪、虬户的文体（唐代徐彦伯写文章多变易求新，把凤阁写成鶠阁，把龙门写成虬户，把金谷写成铣溪等等，后进者效仿他，称为涩体，语见《朝野佥载》），这是他的累赘之处。”次年三月七日，我再次阅读了一遍，黄某书写。

跋何璧书后

这本书字字符合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法度，何璧不知是什么人，草书的技法竟然如此工整。然而他所书写的《月仪》等帖，文辞太浅显俗陋，大概是唐中叶以后的人所作。观看的人取其书法，略去其文辞就可以了。政和四年四月十五日，黄某长睿父题写。

跋叚太常语録后【川本无】

这本是庐陵官下的记录，上篇也是叚太常所作，政和四年四月，用秘阁本校对，长睿书写。

题集逸少书《圣教序》后

《书苑》说：唐太宗皇帝撰写《圣教序》，当时都城各寺庙推举弘福寺，怀仁集右军（王羲之）行书刻石，多年才完成。逸少的真迹，都汇集其中。现在看碑中的字，与右军遗留的帖中所有的，细微之处都极其相似。《书苑》的说法，确实可信。然而近世翰林侍书之类的人，多学习此碑，学而不能达到境界，毫无高雅韵味，因此自称为“院体”。从唐代吴通微兄弟开始就有这个称呼，所以现在士大夫玩赏此碑的人很少。然而学不到家的人，自然是庸俗罢了。碑中的字未曾庸俗。不深谙书法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个。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黄某长睿父题写。

跋滕子济所藏唐人出游图

宋之问，王维，李白，高适，史白，岑参。

晋代深谙绘画的人，得意而忘象，其形象布局有不能用常规方法观看的。顾恺之、陆探微、王微、吴道子的遗迹，有时就像这样。如雪与芭蕉同景，桃李与芙蓉并秀。或者手比脸大，或者车比门宽。让俗工斜眼看，难免随变安于拙劣的眼光。所以九方皋相马，略去毛色，取其骏马。只有真正的鉴赏者独自知道。这幅画描绘唐人出游的情景，根据名字题写，或许有不同时的人，而并驾齐驱，互相交谈。难道也是世上得意忘象的人吗？求画者主名不可知，肯定不是俗手所作。政和甲午年四月二十四日在道山东序观看。

跋王大令帖后

张怀瓘说：“子敬草书，先师法父亲而后法张芝。我认为献之行草也是这样，法度虽然出于逸少，而笔气飘飘，已经进入元常（钟繇）的领域了。所以他自认为与尊父应当不同，别人哪里能知道，这不是夸大的言辞。看此帖放纵超逸如此，而唐太宗皇帝却视其为拘挛饿隶，岂不是大大贬低了？”政和甲午年八月三日夜，云林子黄某观看。

跋张闳道草书后

王简穆以书法闻名，齐代窦臮说其密致丰富，神高气全。现在遗迹可见的，有刘伯宠、谢宪、王琰三帖，尚存流传。他论书的一篇，全部记载在本传中。意思当时必定是自己书写的，可惜啊，现在亡失了。张闳道游心翰墨，追摹其书，非常可喜。我看见前辈效仿钟王书法，自从羊薄以来，大多规规矩矩，虽然精细但不放纵。到张融自认为：“不恨自己没有二王法度，乃恨二王没有我的法度。”才知道一艺之至，也应当能够自立。融的话不为过。现在看闳道真草，也矫然自成一家风范，适宜诸贤叹赏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黄某观看。

跋四皓碑后

《三辅旧事》说：汉高帝为四皓在其隐居处立碑，这神座及祚几，难道也是当时所立的吗？政和五年，乙未年，正月十五夜，再次书写同观者，次明弟。

跋细字《华严经》后

东汉师宜官善于书法，大的直径一丈，一字细则能方寸千言。书写此经的人，也用尺纸作七万字，大概得到了宜官的法度。晋卫巨山论书说：“其大直径一寻，细不容发，迫近观察，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我对此经也是这样说的。政和五年二月甲寅，云林子黄长睿父书写。

跋陶华阳书后

陶隐居书法本来入流。他在华阳，得到杨、许三真君真迹最多，而学习之。所以萧远澹雅，如同他的为人。现在金陵有许长史旧馆坛碑，最先一行乃是隐居书写。又世间有画版帖四十三字，与碑字笔势相同。现在看其为杨琼瑶作奏章草稿，与前二书虽然真行不同，但并非异手所作。袁昂论书，以隐居如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现在审视其疏比钟、王，为未成就，然神韵闲旷，哪里可以用峭快看待。只有窦臮说其高爽自然，逸轨奋举，颇近实云。政和乙未年二月二十二日，黄某长睿观看。

跋盘线图后

右盘线图，唐王叡叙述而传之，以为唐诸王之遗迹。然而我顷于

译在吴中，见到刘季孙景文家收藏有这幅画，画的一角有古题写道：“宋武帝东征刘毅时，路过庐山，隐士宗炳献上一幅画，画中有一百件事物，皇帝赐给他犀牛角柄的麈尾。”这与这一版本大同小异。画中保存下来的物象，也有五十多种，构思简练古朴，笔势仿佛出自一人之手，由此可知这幅画不是唐代画家所能画出的，王叡认为这是唐代诸王所画，是错误的。政和五年春天，在东都清平坊，亲手摹写了一份，黄某长睿父题记。

译跋赵韩王书后

萧相国镇守关中，采纳鲍生的建议，派遣子孙兄弟中能够胜任兵役的人全部前往军营，汉王对此非常高兴。当时楚汉两军在京城和索亭之间对峙，高祖正身处险境，对萧何存有疑虑，所以欣喜于他的这一举动。至于我的太祖、太宗则不是这样，圣明的胸襟广阔，任用贤才而不怀疑，辅佐创业的臣子大多能始终享有功名和宠禄。而忠献王梁楹奠定了国家的基业，是国家的宗臣，在雍熙年间四方早已平定。在太平时期安抚近藩，哪里还会被怀疑，而通过派遣妻子儿女来取信以自明呢？他派遣夫人前往京城朝贺诞节，大概是忠顺的至诚体现在礼仪上，并非因为地位高而多惧才这样做。至于他在家书中指出的规矩（川本作“规矩”）审慎细致，字画严谨，又可以看出王对细微事物都能如此勤勉。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黄某恭敬书写。

跋江南藏真书后【唐慤通叟所宝求予题跋】

不久前见到江南后主用错金书题写藏真书的《千字文》，说：“戴叔伦诗云：‘诡形怪状，翻合宜’。这话确实不错！”现在见到藏真书的自叙，竟然有戴叔伦的全章，这卷真迹，难道也是江南集贤院收藏的书吗？

跋龙眠九歌图后

《楚辞》中的《九歌》共有十一篇，其中九位神灵，梁昭明太子选取了六章，收录在《文选》中，所以这幅图中的贝阙珠宫、乘鼋逐鱼等景象，也可以描绘在画布上，后人若能补全，应当能尽显屈原的清雅意趣。

跋刘向列仙传后

司马相如说：“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列仙的名称，应当始于此处。传说这本书是刘向所作。但《汉书》中刘向所序的六十七篇著作，只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而没有这本书。而且叙述事迹并加赞语，不像刘向的文风，恐怕不是他的手笔。然而记事详细而语言简练，辞意明朗润泽，怀疑是东汉时期的文章。

跋索靖章草后

索将军的章草，下笔妙绝古今。七月二十六日的帖子、《月仪帖》、《急就篇》，这些都是著名的书法作品。春兰秋菊，虽然不同但都开花，花自有其美好的意趣。

跋王晋玉所藏韦翺马图后

张彦远说韦翺擅长画川原间的小马牛羊，现在晋玉所藏的画本都是雄健的马（“沛艾”二字见于《子虚赋》），我认为杜甫诗中咏韦翺“秃笔扫骅骝，骐驎出东壁”，即不只是擅长画小马而已。大概曹将军画马神采胜过形似，韩丞画马形似胜过神采，韦翺介于二者之间，只是笔法格调稍逊一筹。从前我在江东人家见过嘶鸣啃咬的两幅小马图，笔势迅疾也如此，这卷画是韦翺所作无疑。四月八日

跋王方庆押尾后

王方庆虽然出身琅邪王氏，但从王褒到王方庆四代封为石泉县男，现在宝章押尾却说是琅邪县男，不明白其含义，或许王方庆曾改封而史书失传了吗？长睿父书。

跋西京杂记后

这本书中的事迹都是刘歆所记录，葛稚川采集用来补充班固《汉书》的缺漏罢了。其中自称“余”的都是刘歆原本的话。其中有刘歆所记录的草木名称，而段柯古作《酉阳杂俎》却说葛稚川从尚林令虞渊那里得到朝臣所上的草木名称，这是错误的。大概段柯古误将刘歆自称“余”当作葛稚川了。又查考晋史，葛洪未曾到过长安，而晋朝官职只有华林令而没有尚林令，这绝非葛稚川所作是确定的。段柯古学识广博，当时很少有人能比，还如此错谬，长睿题。

跋步辇图后

右边是《晋明帝步辇图》，南齐谢赫所画，虽然经过传摹，意象高古，但所画的辇上设有一张几案，旁边施加双扛，完全没有辇的制度。我查考辇自汉代以来，开始作为君主的乘坐工具，魏晋时小出则驾驭它，过江后制度就亡失了。太元年间，谢安随意制造。等到攻破苻秦，获得京都旧辇，形制没有差错，当时的人佩服他记忆精详。那么明帝时辇没有制度，是适宜的。又东晋时袍服尚未盛行，而此图中侍臣穿着它，难道是当时五胡占据中原，江左已经沿袭其风俗吗？画首题云：“广顺癸丑季夏狂生摹”，曾经见到陶谷家王羲之帖后，有显德初年酒狂题字，与此正相同。广顺、显德相接，应当是此人，只是未能命名罢了。

跋绛帖子敬书后

告姜秀还二帖及得柰如告至晚或成伤，都是子敬的书作，广袤肥瘦后先不同，竟然如此，难道稚老结字本来就有差异吗？还是具备各家书法分别作体呢？长睿父观。

跋法书五帖后

同□松来，二妹三帖，是王氏的书作，蚊帱一帖，是梁陈间人的书作，损惠野禽一双一帖，是近世伪作，非常恶劣。

跋周阳侯家甗文后

这是西汉时的器物，在文潞公家中，字画细浅，难以椎拓。现在用拓书纸贴在器物铭文上，就地摹写，丝毫不失真。

跋王晋玉所藏桓宣武画像后

窦蒙《南齐画目》中有桓温像一轴，上品上，这轴画，后题云：“上品上正”，是此画。但顾长康是晋陵无锡人，这里说是谯国人，不知何意。袁倩、毛惠远是宋人，沈炽文、姚怀珍是梁人，当时秘府书画多由这几人题跋，但这轴画将袁、毛、姚的题跋放在唐代褚令之后，恐怕是误录。

跋陶征士集后

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而我用丹笔铅笔记笔记校勘，勤勤不放手，实在可笑。

跋真诰众灵教戒条后

这下方围诸条都与《佛

译与《四十二章经》相同，恐怕是后人附加增补的，并非杨羲、许翙所著的书。

在紫阳先生李含光碑文后作跋

译紫阳碑是张从申书写，李阳冰题额。欧阳修不喜欢张从申的书法，在《集古录》中多次提到。殊不知张从申是效法王献之的书法，颇有东晋的风尚。唐代懂得书法的人多，所以张从申被世人看重。今人却相反，欧阳修起初就不通晓书法的法度，那么张从申的墨迹被抛弃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跋定本古器图后【川本初】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山阳用张丈人家的本子校勘并补全所缺的部分，黄某长睿父书写。

跋汉旧仪等书后【川本无】

这部书的书套中，《汉旧仪》《典仪》《官仪》以及《诗谱》连同《刘邍父公食大夫义》直到《寓辩》，共十三篇。其中有先祖大门防稽公的手书，从增谏官以下十一篇，以及李外郎的一首诗，都是先父的手书。唉！子子孙孙，应当永远珍视阅读它。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某恭敬地题写。

跋唐人书后

这十几个字在秘阁唐代刻本《艺文类聚》内的一页末尾，大概是贞元年间的人题写的，因此摹拓下来。政和五年十一月甲午日。

跋〇弟所藏张从申愼律师碑后。

张从申的书法，其本源出自王献之的笔意，与李北海同属一类，所以在当时名声显赫。《书苑》说：“张从申结字缜密，近代以前未曾有过。”他的弟弟张从师、张从义、张从约都擅长书法，都继承了王羲之的风范法度，当时人称他们为“四龙”。《书赋》说：“张氏四龙，名〇海内。”其中有个最小的弟弟，功夫稍浅，对照王羲之的风范法度，下笔时便显露出来。季指的是张从申。又说：“张从申近代以前所无，遗憾的是见闻不多，除了王羲之之外一步也不窥探。”我看张从申虽然学习王羲之，但其本源出自王献之的笔意，与李北海同属一类，在当时名声显赫，确实不是虚得。但他所欠缺的是，抑〇低昂太过，而且真书不如行书。然而唐人而有晋韵，特别值得推崇。近世欧阳文忠公作《集古录》而特别不喜欢张从申的书法，因此这块碑被抛弃，而特意将其篆额置于篇首。至于他书写《王师干碑》，被秦玠所称道，所以姑且留存下来。确实啊，真正的鉴赏难以遇到【既然说张从申有三位弟弟，又说季指的是张从申，令人不解】

跋洛阳所得杜少陵诗后

政和二年夏天，在洛阳与法曹赵来叔因为检查校勘职事，一同出上阳门。在道路北边古精舍中避暑，在法堂墙壁间破旧的箱子里得到这部书。所收录的杜甫诗，与现在流行的刻本稍有不同。如“忍对江山丽”，刻本中的“对”字作“待”；“雅量涵高远”，刻本中的“涵”字作“极”。应当以此本为正确，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正想借它，寺僧便把它给了我，于是拿回家校勘所藏的版本，订正错误很多。只是偶然忘记了寺名罢了。六年二月十一日，在船中偶然翻阅旧书见到它，因此题写得到它的经过。所自云：“山阳还丹阳”。当晚宿在扬州城外，长睿父题写。

跋洛阳伽蓝记后【川本无】

大观二年三月二日，因为奉命巡视河隂县城堤，在北禅寺初次校勘一遍。四月七日，在东斋再次校勘完毕。政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丙戌，在〇州南门船中阅读一遍。大观戊子年，抄写此书时题字。俯仰之间八年过去了。长睿父书写

跋宗室爵竹画轴后

张彦远论画，认为上古时期意趣简淡而痕迹清淡，近代色彩绚烂而追求完备，所以以气韵生动为第一，经营位置为次。我曾考证他的话，认为绘画如同文章。谢康乐就像芙蓉出水，自然可爱；颜光禄就像铺锦列绣，雕饰满眼。自然与雕饰，大概不止是天壤之别。现在看唐代人的遗迹，薛稷以画羽毛闻名，然而格调高远而笔力柔弱；萧悦以画竹闻名，然而笔力刚劲而缺乏韵味。这两人的画，只是专门凝聚精神于一处，尚且不能得到全貌。何况梅花竹子集合羽毛并秀，笔端情趣闲适，韵味深远。像师纯公的这幅画，真可以推崇己意。如果把这种意趣移到文章中，那么谢客的言语天然，哪里值得多羡慕？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防稽黄某观看。

跋愼汉公所藏相鹤经后

查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相鹤经》都是一卷，现在完整的书已经散佚了。只有马惣《意林》以及李善注鲍照《舞鹤赋》抄录出大略。现在真靖陈尊师所书写的，就是这一本。而世俗误将其收录在已故相国舒王集中，而且多有错乱。现在这个本子既精善，又笔势婉雅，有防贤的风度气概，特别值得珍视。政和六年秋天，在山阳从愼汉公那里借来阅览，并观看汉公题写在后面的文字，行间茂密，刚劲古朴可喜。这部经大概是真靖近来遗赠给汉公的，当时汉公才八岁罢了。真靖已经称赞他喜欢学习钟繇、王羲之的遗法，以神童看待他，因此赠送这部书以结为忘年之交，难怪他的书法如此工整。汉公的学问品行在士林中很高，又博通道经壶史，多与方外之士交往，不只是他的书法值得欣赏罢了。九月十六日，云林子黄某长睿父书写。

跋玉笥山清虚馆碑后

清虚馆，是梁朝天监年间，京兆杜昙永在庐陵玉笥山建造的，用来隐居。而萧侍中子云景乔的裔孙律，任防州刺史，重新刻写这篇记，并书写在后面，引用玉笥山实录，认为景乔从岭南出使回来，登上这里

译景乔师从昙永而道业有成，上帝赐予他玉册，任命他为元洲长史，治理郁木福庭，全族八十二人都一同成仙离去。又在碑文中记载景乔的官职，说是黄门侍郎、太子司徒左长史。查考梁初年景乔从太子舍人调任丹阳郡丞，外放为临川内史，回朝后任散骑常侍、侍中、国子祭酒，又外放为东阳太守。太清元年再次担任侍中及国子祭酒。太清三年宫城失守，他逃往晋陵，饿死在显云寺的僧房中，享年六十三岁。这与《玉笥山录》所载不同，就像汉史记载淮南王刘安自杀成仙，史书称他全家升天一样。然而方外之事，本来不能用常理推测。景乔成仙离去的事，道家书籍记载得很明确。唐代也有人在此山遇见他，只是恐怕他饿死在晋陵，是道家所说的解化，如同托剑验火之类的情形。至于山录称他曾经出使岭南以及担任黄门侍郎、太子司徒长史，则是错误的。因为查考传记，景乔只担任过太子舍人、侍中、临川内史、东阳太守，从未担任过黄门侍郎及长史，也没有出使过岭南。然而我曾见过子云的启事，梁武帝称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云，而传记也没有记载他出任南徐州刺史，那么史家可能有错漏。但太子官属中本来没有长史一职，这才看出碑文题署的错误。景乔的文章虽然是六朝骈俪体，但自然清丽靡艳令人喜爱，终究不失为佳文。至于律所刻的玉笥上清宫碑题署为杜昙永撰，其文辞格调浅陋俗气，与景乔的作品不匹配，然而也不是当时的语言，大概是唐末五代人所作，假托杜君之名罢了。清虚碑只说杜君担任豫章王左常侍，而上清碑末尾题署天监十五年立，至于题署杜君的官职则说是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其不考究古制太过分了。像律这样的人，粗陋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惭愧他的祖先吗？唯独他能将景乔的文章刻在石头上，以及建立祠室，这是值得肯定的。又在碑后题署的词意凡俗浅近不合规范，我颇为删改，并将两碑文及《南史》景乔传一并置于右侧，使观看者有所考证。只是律重刻清虚碑的字迹很差，所以只录其文字罢了。古楼观的“观”，称为“观”，而道家居处都称为“馆”。像宋代的崇虚馆，梁代的朱阳馆（为陶隐居所置）之类，很多。到了近古才把“馆”称为“观”，大概也是取仙人楼居的意思。借此辨析此碑，姑且记于后。政和六年，岁在丙申，九月二十一日，云林子黄某长睿父书。

译跋叚柯古靖居寺碑后

叚柯古广泛博览古代典籍，著书立说卓越可喜。他曾经与张希复等人游历上都各寺，吟咏风雅之事，因为叚柯古通晓佛家经典，便请他独自征引典故，所引之事新颖贴切。如今看靖居寺碑，也是昼上人因为叚柯古广泛涉猎佛学三科，所以委托他撰写寺赞。文章稍嫌过于堆砌，但终究不凡，虽然奇涩程度不及樊绍述、绛州那么严重，但也句句艰涩难读。碑文作于大中年间，由左金吾长史颜稷书写，很有楷书法度。唐代中叶以后书法衰败之际，所以难得见到这样的作品。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黄某长睿父在楚地栖凤堂书写。

跋章草弥陀经后【川本无】

黄某适逢先父大资政特进忌辰，恭敬地亲手书写《佛说阿弥陀经》一卷，向上表达追思报答之情。伏愿凭借此尊经的妙力，超脱往生极乐净土，一切有情众生都共同实现此愿。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恭敬题记。

跋所书十七帖后【川本无】

王羲之的十七帖，是书法中的龙。张彦远认为这是王羲之草书中显赫著名的法帖，确实如此。我得到善本，每次都喜欢临摹学习。此卷虽然不足以追随高远的轨迹，但自有其精妙之处，信手偶书，来不及挑选纸张，尚且不愧对裴行俭的评价。黄长睿父题记，政和六年，岁在丙申，十月十八日，在山阳栖凤堂书写。

跋古文韵后

政和六年冬天，将夏竦的《四声集古韵》以及宗室赵克继所扩充的版本两书参校抄写，并增加三代钟鼎彝器的款识以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连同各种字书中符合古法的字一并增补，比旧本广泛得多，以备遗忘。写隶书字书的人多有错讹，也暂且收藏，以广博见闻。观看的人自行辨别吧。十一月丙申日，在山阳栖凤堂亲手抄写。十二月丙戌日，在广陵瓜步的船上记述。云林子书写。

跋黄庭内景经后

东晋兴宁二年，岁在甲子，上真司命紫虚元君南岳魏夫人降临丹阳句曲山，将上清诸真经传授给弟子琅琊王公府舍人杨君，让他用隶书写出以传给护军长史许君父子。魏夫人传授《青箓文》，所谓“起安启年”，经文才开始传给得道之人，应当修习玉文。《黄庭内景经》就是其中之一，也叫《琴心文》，又名《太帝金书》，又名《东华玉篇》。自从杨、许二人成仙离去后，经文大传于世，但年代久远，传抄多有错误，如把“尊”写成“前”，把“通”写成“遍”，把“胥”写成“骨”，把“飞”写成“绯”，此类例子很多。只有《华阳登真隐诀》所载，是杨、许旧本，可以依据。如今参校众本，而以《隐诀》校正，希望不至于失真。俗话说：“政和七年，岁在丁酉，正月丙辰，云林子黄某在丹阳东斋书写。”

跋杨少师书迹年谱后【川本无】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观赏杨凝式的各帖，姑且排列其年月先后，并记录其书迹所在，以备考证。武阳黄某书写。

跋钟繇贺捷表后

欧阳修《集古录》说世传钟繇《贺捷表》称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以此询问孙思恭，孙思恭认为闰十月是对的，但说根据《吴志》，孙权闰十月才征讨关羽，到十二月才抓获他，正月才传关羽首级到洛阳，那么钟繇怎么能在闰十月先贺捷呢？又再次题记说：建安二十四年冬天，曹操军队驻扎在靡陂，而曹仁等人在击败关羽后未曾出征，经历艰险冒犯寒冷之后，又古人笺启不写年份，这两件事可疑。如今查考《魏志》，这年十月，曹操从汉中返回，孙权上书请求讨伐关羽以效忠，曹操从洛阳南征关羽，未到，徐晃攻打关羽击败他，关羽逃跑，曹操军队驻扎靡陂，到正月才返回洛阳，孙权取首级到吴地。《魏志》称闰月，孙权征讨关羽，十二月抓获他。查《魏志》称十月，从洛阳南征关羽，到第二年正月才返回，正当严寒之际，所以说履险冒寒。曹操未到，而徐晃已攻打关羽击败他，关羽逃跑，那么此表所说征南将军与徐晃合力而关羽已被箭刃所伤者正是如此，那么此表与《魏志》所记载正相符合，不是伪作。大概此表特别祝贺闰月徐晃击败关羽，并非祝贺十二月孙权杀死关羽，因此产生怀疑。又查古人笺启多不用年份，至于表奏则与笺启不同，其称年份无疑。又《魏志》这年九月，相国钟繇被免职，故此表在闰十月只称东武亭侯罢了，都与史实相符。其中说南蕃者，蕃音皮，指南皮郡，东武、南皮所属，所以一并写上。今人读为藩镇之藩，错了。此表世传本有二字，虽然大小不同而其体势小有差异，大概是后人临摹的变化罢了。政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前【此篇与前小异，故两存之】

如今考据《魏志》这年十月，曹操从汉中返回洛阳，孙权上书请求讨伐关羽以效忠。闰月，曹操才南征，未到，徐晃攻打关羽，击败并使其逃跑。曹操军队驻扎靡陂，到正月才返回。而《孙权传》称关羽首级到洛阳，《吴志》称闰月孙权征讨关羽，十二月抓获

译这样。查考曹操于闰十月南征，正月返回洛阳，往返正值严寒时节，这正是钟繇表文中所谓“践险冐寒”的实情。曹操尚未到达，而在闰月中徐晃已击败关羽使其逃走，这正是钟繇表文中所谓“征南将军与徐晃并力，而羽已被□刃者”的实情。征南将军就是孙权，文中说“□刃者”，是指关羽被徐晃击败，虽然当时没有被立即杀死，但关羽已经受伤了。到了十二月，孙权才追上并擒获了他。大概徐晃击败关羽是在闰十月，孙权杀死关羽是在十二月。如今钟繇在闰十月向曹操上表，是祝贺当月击败关羽，而不是祝贺十二月击败关羽。那么这篇表文与史书记载完全吻合，并非伪作，非常明显。又查考古人书信多不写年份，至于表奏中写年份的也有，如刘琨上晋元帝表称“建兴元年”就是例子。王应麟说古人表文中不写年份，是他没有考证清楚吧？又《魏书》记载这一年九月，相国钟繇被免职，所以闰十月的表文中只称“东武亭侯”，都与史实相符。文中说“南蕃”，“蕃”音皮，是指南蕃郡。东武亭侯隶属于南蕃郡，所以一并提及。有人将“蕃”读作“蕃镇”的“蕃”，是错误的。

译在章草鸡林纸卷后题跋

政和丁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在丹阳城南的宅第中曝晒旧书，得到这一卷鸡林小纸。纸面已经被人用郑卫之辞写满了。我暗自珍视这远方的物品，但所写的内容并不称心。考虑到纸背还可以写字，于是我用索靖的字体书写了章草《急就章》一卷，收藏在家中。运笔和结字颇为契合，差不多像颜真卿在文书背面书写并装入囊中的旧事。纸共有十二张，总计二千一百五十字。武阳黄某长睿父书写。

在草书《洛神赋》后题跋

这篇《洛神赋》的草书，世间传说是王献之所书，然而其结体与王献之的风格完全不同，却颇像智永，怀疑是智永的遗迹。至于《洛神赋》的小楷，那无疑是王献之的书作了。世人因为王献之喜好书写这篇赋，所以凡是《洛神赋》的书法作品都归于王献之名下。就像东汉的各种碑刻，世俗多认为是蔡邕所书，难道全都是蔡邕的笔迹吗？应当用心眼去鉴赏，而不轻信传闻。传为佳话。政和七年六月六日，黄某长孺父书写。

在浔阳石本《头陀方》后题跋

《头陀方》世传为王羲之所书，如今绛州石帖中有此帖，在世间很著名。政和丁酉年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阳人陈孝友来拜访，说崇宁年间彭谏议君时任浔阳太守，派士兵在山间砍石，得到一块大石头，中间是空的，里面有小石头像碑版一样，看上面有刻文，就是这块碑。大石头未破裂时坚固完整没有缝隙，不明白为什么中间会有这块碑，非常奇异。陈孝友的父亲当时也在浔阳做官，得到了这个拓本，陈孝友因此把它送给我。看它比绛帖稍微放纵飘逸，结字互有优劣。总之这个拓本当在绛刻之前，只是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刻的。查考王羲之曾在江州任职，难道是晋代以后好事的人因而在石头上移写上去的吗？推测它埋没已久，泥土或许变成了石头，所以刻文藏在石头中间，情理上不足为怪。世人有的认为此帖是虞世南所书，恐怕不一定如此。或者是虞世南曾经临摹过此书，所以模仿其风格。如今世间所有的魏晋各种法帖中，往往有唐人临摹的，大小拘束放纵，结体不一，真正的鉴赏者自然能辨别。这个月九日，黄某在丹阳东斋书写。

在王子敬帖后题跋

袁昂评论王献之的书法，认为是河朔少年，充满愉悦和拖沓之感，这篇帖的结体正是这样，而《晋书》说他的字瘦得像隆冬的枯木，这不是确切的论断。此帖摹传非常逼真，与官帖所收录的有差别了。

在《楞严白伞盖》后题跋

政和丁酉年六月，在南徐州城南宅传延庆精舍，僧人祖一祝本亲自书写梵文。二十一日，在广陵的船中书写，黄某题写。

在北齐《勘书图》后题跋

我前些年曾见过这幅图的别本，虽然没有见到画者的署名，但特别观察其人物衣冠，华夷混杂，推测是后魏北齐之间的人所作。等到在洛阳见到王氏的本子，题写着《北齐勘书图》，又见到宋次道的书，才知道是杨子华画的。他所画的人如邢子才、魏收等人，难道不在其中吗？适宜其法度竟然如此。如今看这个本子，更加知道北方人物鲜明，那么知道杨子华的遗迹无疑。唐代阎立本称赞杨子华自从画人像以来，曲尽其妙，简练标举美感，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如今详细看他的遗迹，确实如此。只是其他本子还剩下两幅拓本，有开启卷轴靠在几案上仰观的人，有拿着卷轴拄着如意沉思的人，这几个人大概是当时画这幅画时，不只画了一通。李肇《资暇录》说茶托始于唐代崔寔，如今北齐画图中已经有了，那么知道未必始于唐代，也就像萧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始于张九龄的情况相同。观看的人应当审定。政和丁酉年八月五日，武阳黄某长孺父在楚州衮华堂观看。

在《案乐图》后题跋

周昉的绘画，起初以画道佛像及写真知名。所以画章敬寺壁图，赵纵像，画史称赞他。如今洛阳南宫有杨真人降真及琼楼仙人等画，大概妙绝一时。如今世间只流传他的仕女画而已，这是可叹的。此图尤其有思致，而设色浓淡得顾恺之、陆探微的旧法，所以可珍爱。

在《织锦回文图》后题跋

苏蕙织锦回文诗，所传旧了。所以少常沈公又传其画，由此若兰的才华更加显著。然而她的诗回旋书写，读者只懂外绕七言，至于其中方则漫不可考了。像沈公那样博学，也说辞句脱略，读不成文。殊不知此诗织成本五色相宣，因而区别三四五七言的不同。后人流传不再施采，所以迷其句读，不是辞句的脱略。政和初年，我在洛阳，在居士王晋玉处得到唐程士南效此诗，并申谌的解释，而后晓然此诗之初不舛脱，大概沈公未曾见此本。然而申谌所释但依士南的设色，其七言数火，其色反黄；四言数金，其色反绿，于五行为不类。推测苏氏诗图之色不这样。如今因冠诗于画，遂别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诗各随其行而为之色，观者见其色则诗之言数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释者，则赋采自从其旧，而并录于卷首云。国初钱惟治，尝有《宝子垂绶连环》之诗，亦锦文之遗范，而世罕传，故聊附卷左。

译用来资助书籍、隽永之言以及鲭鱼余味般的闲情雅趣。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绍兴人黄某字长孺的父亲在山阳衮华堂书写。

译跋钱镇州回文诗后

钱镇州的诗虽然还未摆脱五代时期的残余韵味，但回旋诵读，自然娓娓动听，值得观赏。题注者大多称其为“宝子”，不知是何物。据我考证，那是迦叶的香炉，上面有金华，金华内又有金台。如果把金台当作宝子，就知道宝子就是香炉了。这也可以作为这首诗的佐证。但圆得像重叠的规尺一样，难道是汉代丁缓被中香炉的形制吗？

跋张曲江集后

正直的言论仿佛就在耳边，高尚的风范令人敬仰。政和丁酉年十月初一，在楚地衮华堂观看。

跋陈碧虚所书相鹤经后

自从秦代将篆书改为佐书，到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当时的正隶体还保留着篆籀的意象。后来，魏国的钟繇（字元常）及胡昭（字士季），晋代的王昀（字世将）、王羲之（字逸少）、王献之（字子敬）创立小楷法度，都出于对汉隶的迁就。运笔结体既圆润劲健又淡雅，字形大多扁而不过分狭长。现在流传的，如钟繇的《力命表》《尚书宣示表》，王昀的《上晋元帝二表》，王羲之的《曹娥帖》，王献之的《洛神帖》，虽然经过摹拓，但古隶的典范依然存在。到了江左六朝时期，如谢朓（字宣城）、萧挹等人，虽然不以书法闻名，但世人见到他们的小楷，如齐海陵王王志、开善寺碑，仍有钟王遗风。到了陈隋之间，正书结字逐渐变方，唐初还是这样。唯独欧阳询（字率更）、虞世南（字永兴）将方形改为长形，以迎合姿媚，后人竞相效仿，远远不及这两人，而钟王楷法也就更加遥远了。隋代擅长书法的人很多，其中丁道护，不今不古，遒劲媚丽而有法度。现在看碧虚子陈君的小楷，深得丁道护的笔势，也可以说是有意于古了。查《隋经籍志》《唐艺文志》，《相鹤经》都是一卷，现在全书已散佚，只有马总《意林》及李善注鲍照《舞鹤赋》抄录了大概，现在这个本子是对的。而世俗误将其收录在王丞相集中，且多有错乱。现在这个本子虽然不全，但比起世间流传的其他本子最为精善，真可流传久远。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在山阳衮华堂观看，武阳黄长睿父书。

跋吴道子地狱变相图后

吴道子画这幅画，与现在寺庙所画的完全不同，完全没有刀山沸锅、牛头阿傍的形象，但变化之状阴森恐怖，使观看者腋下出汗、毛发耸立，不寒而栗，因此迁善远罪的人很多了。谁说绘画是末技呢？政和七年丁酉年十二月二日，武阳黄某长孺父书。一同观看的，有外弟鄱阳张熹子昭，建安翁招士修，当时寓居在楚地的衮华堂。

跋古文书武成篇后

刘邕父说：“这本书简册错乱，兼有散佚，现在校定如下。”我小子继承他的志向，因为《下武》之诰未结束，应当有“百工受命”的话，估计脱落了五六简。然后才有“乃偃武修文”的话。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后

我曾见过毕文将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来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花一种。先丞相文简公答王黄门寄密蒙花诗云：“多病眼昏书难读，烦君远寄密蒙花。愁无内史词兼笔，为写真方到海涯。”大概说的就是这个。然而我查现在各本都没有这一种，而《法书要录》十七帖也不记载这个，不知为何毕氏本有，但未曾见此帖，无从知道其真伪，暂且记在这里，以等待后来观看的人。

跋宝王论后

孔子说：“站着就看见它参列在前面，在车上就看见它倚靠在车衡上。”然后才行动。《汉书》说：“坐着就看见尧在墙上，吃饭就看见尧在羹里。”道不可片刻离开，就是这样。虽然如此，这只是世间之道罢了。《首楞严经》说：“如果众生忆佛念佛，见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我认为修念佛三昧也应当像参前倚衡，以及见尧的意义，行住坐卧都应忆念，何愁不见佛呢！这真是出世成道的关键。修此三昧的人，应当以安养为期。因为弥陀愿力，以接引众生为务，大光普照，摄取不舍。凡是存念的人，都能往生，其利益广大啊！岂止是见尧于墙于羹，只是虚想呢？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在符离境内的船上，因观看唐释飞锡《念佛宝王论》，因而想到我们孔夫子和汉史的话，与佛若合符契，于是记在这卷书上，希望时常观看以自我防范。凡是见闻的人，也请勉励！黄某长孺谨书。

跋施真人集后

右边是《唐施肩吾集》，其诗大约五百篇，有肩吾自序冠于篇首。而陈倩所序才六十二篇，大概未曾见过完书。现在合为一集，将杂笔三篇附在后面。肩吾隐居豫章西山，不知其终，江右人至今传以为仙。看他的三住铭论气神形之旨，很像真得道者的言语。与其诗格调韵味虽然看似浅近，但时有超越常人的语句，颇可观览。政和丁酉年十一月十二日，武阳黄某长孺父于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济所藏貘图后

查《山海经》图，南方山谷中有兽，叫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睡在其皮上，

译辟温；描绘它的形状，可以驱除邪祟。它嗜食铜铁，不吃其他东西。从前白居易曾制作小屏风置于头部前方，依据这个形象绘制并撰写赞文，收录在他的文集中。如今观看这幅画，仔细考察它的形状，与《山海图》和《乐天集》中所记载的相同，这难道不是白居易屏风画作的遗留范本吗？政和丁酉年十二月十日，武阳人黄某字长孺在子济的书斋中观看。

译在米元章摹写的《平章帖》后面题跋

右边是米襄阳芾摹写的王逸少《平章帖》，笔意翩翩，固然很好，但肆意挥洒拓放，完全不填满轮廓，不符合古法。古人拓写书法，想要像水月镜像那样清晰，所以应当填满轮廓，这才算是达到了标准。

在李西台书法后面题跋

李西台本来学习王献之的书法，却拘谨挛缩到这种地步，就像韩非学习黄老之学，李斯师从荀卿一样。然而仔细观看笔势，还保留着先贤的风范，固然很好。

在自己书写的诗轴后面题跋

张子昭弟弟非常擅长书法，因此拿这个卷轴请求我写各种书体，我姑且写下最近所作的几首诗歌，为他写了正、行、草、章四种字体。因为身体略有不适，写得特别拙劣，深深愧对王献之的杰作。然而笔势颇能传达魏晋的余韵，或许能真正欣赏的人，会击节赞叹说：“子昭又想要汉碑字和钟鼎古文两种，于是附在卷末，这大概是曲终奏雅的意思吧。”

在唐代建中告身后面题跋

这份告身，是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颁发的。其后详细列出了中书省的官员，所谓太尉兼中书令臣在使院的，是朱泚；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臣张使者的，是张镒；知制诰臣刘太宣，宣奉行的，是刘太真的弟弟。大概前一年，朱泚节度泾原，还镇凤翔，加授中书令，拜太尉，所以说在使院。然而建中三年四月，张镒已经罢相，出外镇守岐州，但仍带着平章事的头衔。又当时只有卢某在门下省，而中书省缺少真正的宰相，所以这一年八月，还具列张镒的官衔而注上“使”字。朱泚、张镒都在外地，中书官宣奉行的，只有刘太宣。因为张镒忠诚勤勉却被弃用，外臣奸邪却掌权，朱泚阴险狠毒却位居三公，德宗建中时期的政治状况，由此可以知道了。这份告身所保存的，只是一张小小的绢帛罢了，兴衰的痕迹，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后来阅览的人，难道不感慨万千吗？黄长睿观看。

在郭忠恕所摹《按乐图》后面题跋

开元《按乐图》，周昉画的是原本，大概是建国初年郭忠恕所摹写的，其中有个长胡须的人，乃是郭忠恕自己写的肖像，黄某书写。

在孔颖达碑后面题跋

孔祭酒的碑，世人传说是虞永兴所书，不对。孔冲远去世，是在虞伯施之后十年，难道不是当时学习虞永兴书法的人所书吗？然而笔势遒劲妩媚，也自可珍贵。

在《瘗鹤铭》后面题跋

朱方、鹤铭，是陶贞白所书，在焦山下的石头上，石头顽硬难以刻凿，而且被水侵蚀，所以字没有锋芒。如果用掘笔书写，不明真相的人跟着模仿，实在可笑。

在《瘗鹤铭》后面题跋【邵资政考次铭文，载在卷后】

右边是《瘗鹤铭》。资政邵公亢曾经在焦山下的残石上考证排次其文字，如下。那些无法知晓的缺字，所以大致可读。然而文章的开头结尾似乎大致可见，即使文章完整，也不过这一百多字罢了。而欧阳文忠《集古录》说好事者往往只能得到几个字，只有我得到的六百余字，独独为多了。大概是印刷书籍的人传抄错误，误将十当作百，当时得到的大概是六十多字，所以说比几个版本为多。此铭相传为王右军所书，所以苏舜钦子美诗说：“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新传瘗鹤铭。”文忠认为不像王羲之的法度，而像颜鲁公，又怀疑是顾况。说道号相同，又怀疑是王瓒。我现在审定文格字法，特别像陶某景。某景自称华阳隐居，现在说真逸的，难道是他的别号吗？又他著《真诰》，只说己卯岁，而不写年号，其他书也是这样。现在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也不写年号，这又可以证明。说壬辰的，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的，是十三年。查考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暂驻会稽，永嘉十一年才回到茅山，十四年乙未岁，他的弟子周子良去世，为他作传，即十一、十三年正在华阳。此铭后又有题“丹阳尉”“山阴宰”几个字，以及唐王瓒的诗，字画也颇像《瘗鹤铭》，但笔势稍弱，应当是效仿陶某景的书法，所以题在石侧。有人认为铭就是王瓒所书，这是错误的。王逸少在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出生，五十九岁，到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去世，那么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才三十二岁，到永和七年辛亥岁，四十九岁才离开会稽而闲居，那么不应该三十二岁就自称真逸。又未在朝廷做官以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此考证，此铭决非右军所书，确凿无疑。

在桓宣武传后面题跋

这是顾恺之画的温像，后人略去其传记，写在卷尾。我既然拓写了这幅画，来不及抄写这篇传记，姑且存在这里。

在《金楼子》后面题跋

梁元帝《金楼子》自称为绝笔之作，我很久想见它。等到观看他的书，只是搜集传记，完全没有个人见解的话。恐怕他所著的各种书都这样。以帝子的尊贵，不嗜好声色，而沉溺于文史，编纂叙述将近二百卷，勤奋博学到这种地步，自然可以赞赏仰慕。至于忿怒急躁忌妒前人，某伉俪的恶行，寻找阏伯的兵祸，以至于守株待敌，忘记自己的国家，深可叹息感慨。长睿父书

在逸少《升平帖》后面题跋

晋史称王逸少的书法，晚年才精妙。此帖是升平二年所书，难道他终了才三年，正是晚年的痕迹。所以结字比《乐毅》《告誓》等帖更加古朴，特别像钟元常，浑然有篆籀之意。非

译遇到真正懂得赏识的人，是不容易立刻被识别的。长睿的父亲题写

在陈文惠公记载乌君事迹的文章之后

译人的努力，比不上天力的功效，不如听任命运。这是古今共同知晓的道理。所以长寿者早逝，富足者困顿，命运在细微处运行，契合于显著处。那命运的滋生，那时机的防范，人在初生之时，本来就已经存在了。所谓天命，不大大地显示其征兆，不显著地表明其符验，渺茫昏暗，实在难以考察推究。这难道不是让人勉励德行、勤奋行事，争时建功，兢兢业业、警惕勉励，以自我克制吗？如果不这样，那么善行将会懈怠，恶行将会放肆，人事将会被搁置而不修治了。天对于人，意图大概就在于此。现在通过陈文〇公与乌君穷达的事来看，确实有时运命数啊。我私下认为仁宗皇帝治理天下四十二年，考察审慎地选拔辅相，大多得到贤才俊杰，以开启治世的功业，陈文〇公就是那样的人。追溯他从平民出身，位居三公，立志修身，积蓄德行、敦厚道义，大概不是依赖命运自然而然的。那么占卜者的话虽然可信，陈公行善也不懈怠。天意、人力、命运相互依存而运行，这就是他的遗风之所以能在后世被想见的原因。所以对待乌君的礼节，足以厚待朋友始终的契约；传抄乌君的书信，足以抑制时人诡诈浮躁的追求。论述这篇文章，那么淳厚深沉、雅致淡泊，可以听到他的话而知道他的德行；观察他的笔迹，那么端庄遒劲婉转，可以看到他的迹而推想他的心。我虽然没能亲眼见到陈公的容貌，亲耳听到陈公的声音，通过这样的论述，也可以知道陈公的志向了啊。于是写下这些文字。

跋杨夷甫提刑等帖后【川本无】

这册书信因为是亲友间互相告知，帖子纸张连接缀合，才只有十封信八个人罢了。恰好偶然寻究，而三个人已经成了鬼录中人。抚摸着卷轴感慨万分，说李富国、宗儒、范之彦、邦直、杨逹、夷甫杨最好事，这就是他们的书信。长水纸作为物品非常微小且容易得到，杨想要得到，再三说起，难道是向爱惜它的人索取吗？夷甫学问虽然未达到极致，但也喜好行事。优秀的子弟奉命出使巴夔，于是去世没有返回。看这书信已经成为陈迹了。

校正崇文总目十七条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崚

《山海经》侍中秀领校，秀就是刘歆。

丹元子《步天歌》这只是记录列星所在，以及它们的象数，使人容易识别罢了，不是占验之说。

黄庭经这特别只是梁丘子的注罢了

张万福，唐人，有传记。总目说：不详何代人。

步虚洞章总目说：不详何代人。脩静，东晋道士，隐居庐山。葛仙公序葛洪，这恐怕是葛〇。

元纲论，这之前已有所谓真纲论，这大概是为了避圣祖名讳。三茅君内传说：“唐李遵撰，遵不是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详何人。德山在朗州，大概宣鉴禅师是唐僖宗朝人，这里说不知何人，疏漏谬误如此。

破胡集后说：释氏兴起于西域，从汉末开始流传到中国，不是汉末。

《文选》按，李善注在五臣之前，这里说因为五臣而自为注，不对。

中书省试题咏诗，如果集中纯粹载录诗歌，就不能称为诗笔。《丹阳集》已在总集中见过，这里重复出现。

郦炎集应当在前

蔡融来朋都是唐人见丹阳集

质论李后主与徐〇书说：“为你在质论前作得一小序，子即此论也。”

论汉晋碑

与董彦远一同观看文翁学生题名，我对董说：“结体特别不像隶书。”董说集古录认为是文翁学生。我说：“曾经考证此碑，其郡望有说江阳、宁蜀、遂宁、晋原。以晋书志考证，江阳、蜀置此郡，宁蜀、遂宁、晋原都是宣武平蜀后设置的。”彦远击节称赞此言，认为辨正精详。又问我：“周公礼殿记说‘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知文君的名字。”我说：“华阳国志记载文参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为益州太守。记中的文君就是此人。甲午是光武建武十年。”说：“且如汉成皋令任碑说‘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汉桓纪，延熹八年桂阳太守任〇就是此人，所以他的字伯嗣。”我又说：“备员秘馆多年，御府降出太清楼奇书异传很丰富，令参校得失。”我喜欢观看未见过的书，同舍出省后，我曾晚归。董说：“异书不可不防备。”逌初任正字供职，不久就用平日所疑故事，因阅传记决疑者多。从此以后论议觉得进步，相信书不负人。所恨未曾获睹太清楼书。我又论集古录有疏脱处，如跋汉仓颉庙碑说：“此碑有莲勺左乡有秩、池阳左乡有秩、池阳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号。”我按前汉书张敞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后汉百官志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说：“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注引汉官仪载户五千则置有秩，风俗通说：“有秩则田间大夫，言其官裁有秩尔，盖乡吏之名号也。”又论水经与汉碑刻不同者多，如王纯碑道元注说“王纷碑”，又州辅碑道元注说“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说“袁梁”，又如属国都尉王君碑道元注说“蜀

译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彦远说：“恐怕忘记，于是全部记录下来。”

译论灵台碑

《集古录》认为《史记》《汉书·地理志》《水经》等书都没有记载尧母的葬地，我查考汉章帝纪的注引《征记》说，成阳县东南有尧母庆都的墓，墓上有祠庙。又查考《水经注》，现在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尧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位于城的西南，称为灵台。而这块碑文说尧母葬在这里，想要人们不知道名字叫灵台，用这两件事来证明，尧和尧母的葬地如此明白清楚。《集古录》又说，俗本大多写作城阳，唯独这块碑写作成阳，应当以碑文为准。我考证成阳与城阳本来不同，成阳县隶属于济阴郡，城阳则是汉齐悼惠王的儿子刘章所封的国名。帝尧碑文说庆都与赤龙交合生下伊尧，这件事神异不可测度。《集古录》又说，廷尉某人的姓名已经磨灭。我查考汉廷尉仲定碑说，（仲定）升任廷尉卿，托病请求回乡，修缮尧的灵台，黄屋三十多间，而灵台碑中有记载，济阴太守、成阳令各自派遣大掾辅助仲君，所以知道仲定无疑。大凡考证古代事迹，必须先熟读强记，遇事加以精审，决不会有疏漏。欧阳公编集古录，他的文章冠绝当世，后人岂能企及？但大体在于考校并非他的长处，这是可叹的【川本自“大凡”至“叹也”没有这五十四字】

论玉辂建太常用黄色

谨按《周礼·春官·巾车》，天子的五种车驾：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司常所掌九旗的名称和物象：画日月的叫常，画交龙的叫旂，画熊虎的叫旗，画鸟隼的叫旟，画龟蛇的叫旐。现在用五种车驾所建的旗帜来对应，太常、大旂已经明确了名称，考察其余的：大赤大概是旟，大白大概是旗，大麾大概是旐。怎么知道的呢？通过所装饰的物象辨别而知。龙位于东方，所以旂的颜色适宜青色；鸟隼位于南方，所以旟的颜色应当红色；熊虎位于西方，所以旗的颜色应当白色；龟蛇位于北方，所以旐的颜色应当黑色。从鸟隼、熊虎来看，就知道大赤、大白分别是旟与旗了。大概巾车有时称太常、大旂，是从旗的名称来说的；有时称大赤、大白，是从物象的颜色来说的，都是互相印证的。在玉路说常，金路说旂，那么象路为旐就可以知道了。在象路说大赤，革路说大白，那么玉路所建的常为黄色，金路所建的旂为青色，木路所建的旐为黑色，就可以知道了。而先儒却说大赤是通帛的旃，大白是用商朝的颜色，大麾不在九旗的数目之中，而认为九旗的帛都用绛色，全都不对。至于后世，玉路用青色装饰，金路用红色，革路用黄色，象路用白色，都没有经典依据，偏离得很远了。唯独木路用北方的黑色，偶然符合经旨罢了。然而日月为常，日月依附于天，天青色而地黄，那么太常的颜色是黄色，可以吗？回答说：日月所依附的是天，而所出来的是地。车，是天子用来承载的，车所建的旗帜是出于大地的象征，不也可以吗？又天子的衮冕，上衣黑色下裳浅红色，上衣黑色是天之色，而上衣的纹章有山，山依附于大地。现在在黑色的衣服上画山，也不妨害义理，那么在黄色的太常上装饰日月，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大概巾车各种车驾的次序，金、象、革、木依次排列，那么青、赤、白、黑四方之色各自按次序具备了。由此看来，那么太常的颜色，不是黄色又是什么呢？

挍定楚词序

《汉书·朱买臣传》说：严助推荐朱买臣，召见，讲解《春秋》，谈论《楚辞》，皇帝非常高兴。《王襃传》说：宣帝修习武帝的旧事，征召能作《楚辞》的人，有九江被公等人。《楚辞》虽然起源于楚国，但其名称大概始于汉代。然而屈原、宋玉的文章，与后世模仿者，都统称这个名称。而陈说认为只有屈原所著，才称为《离骚》；后人效仿并继承的，才叫《楚辞》，这是不对的。自从汉代以来，文坛宗师，仰慕他们的轨迹，铺陈华彩，竞相展示才秀，而能认识其体要的人也很少。大概屈原、宋玉等诸篇骚体，都书写楚语，作楚声，记载楚地，命名楚物，所以可以称为《楚辞》。像些、只、羌、谇、蹇、纷、侘傺等，是楚语；顿挫悲壮，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是楚声；沅江、湘江、澧水、修门、夏首等，是楚地；兰、茝、荃、药、蕙、若、苹、蘅等，是楚物。其他都大致如此，所以用楚来命名。自从汉代以来，距离古代不远，还保留先贤的风范；而近世文士，只是模仿其体裁，韵饰其语言，混杂燕粤之事，兼及夷夏，却也称为《楚辞》，失去了其宗旨。这本书既然古老，简册多次传抄，亥豕帝虎，错乱很多。近世晁监美叔独好此书，于是用春明宋氏、赵郡苏氏本参校，将其子伯以叔给予我。又用广平宋氏及唐本与太史公记等书校正，而我也用先唐旧本及西都留监博士杨建勋及洛阳诸人所藏，以及武林、吴郡刻本核对，才开始完善。文字有差异的，都两存其说。按这本书旧有十六篇，加上王逸的《九思》为十七篇，而我所见的旧本却有《〇防反骚》一篇，在《九叹》之后【此文

译也见于《楚辞章句》王逸序传】与九思共十八篇。而王逸的各篇序言都记载在书末，如同《古文尚书》、汉代《法言》以及《史记·自序》、《汉书·叙传》的体例，并列于卷尾，而不置于篇首。现在仿照这种体例收录它们。又《太史公·屈原列传》、班固《离骚传》序论叙述屈原的事迹最为详细，所以编排在王逸序言的右侧。陈说之的本子，因为刘勰《辨骚》在序言之前，议论世道不合伦常，所以梳理并纠正它。而《天问》这一章，辞藻严谨、义理深密，最为难以诵读。柳宗元在千年之后独自能作《天对》来回应它，深刻卓越奇异，剖析事理精当广博，而近世文人也难以立刻理解，所以分章辨析事理，把他所回答的内容分别附在《天问》之后，希望阅览的人能够清楚地知道柳子厚的文章不是故意写得艰深晦涩。从屈原传以下到陈说之的序言，又附上现在的序言，单独作为一卷，附在《十通》的末尾，并命名为“翼骚”。至于屈原行为的忠贞狷介，文章的正统与变化，事迹的得当与否，本来就是前代贤人所详细论述的，我就可以简略了。政和初年七月初一，武阳黄某长睿父作序。

译校定焦赣易林序

承议郎、代理秘书省校书郎臣黄某，在校勘书籍中，校定《焦延寿易林》定为十六篇。篇中有的字有误，把“快”写成“决”，把“羊”写成“年”，像这样的错误很多。校勘已定，又有的“喜”有时作“嘉”，“鹳”有时作“鹊”，意义可以并存，都一并保留以便抄写【川本没有这六个字，现在保留它】。焦延寿，字赣，梁地人，因为好学得到梁王的宠幸，梁王供给他资财费用，让他尽心学习。学成后，担任郡吏，经考察举荐补任小黄县令，因为预先察觉并守候，事先知道盗贼，盗贼未能发动，被举荐为政绩最优，应当升迁，吏民上书请求挽留，诏书允许增加他的俸禄，最终在小黄县去世。他的学说擅长灾变，传授给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他的方法是将每一卦变化为六十四卦作为林，总共三千八百四句。臣认为延寿的方法，凡是占卜得到某卦变为某卦，就观察所变之卦的林辞来占卜吉凶，或者卦爻没有发动，就只观察本卦的林辞，起初并没有区分四季时节。至于《汉书·京房传》所说的六十四卦轮流值日用事，大概是每一爻主管一日，六十卦对应三百六十日，剩下的四卦作为监司，这种方法只是以风雨寒温作为征兆来占卜灾变罢了。如果像京房封事中所说的“辛酉日太阳精明，丙戌日蒙气复起”之类，孟康注释得很详细，这自然是延寿占卜灾祥的一种方法，与易筮无关。后世不明真相的人没有领悟，竟然将两种方法合而为一，在值日的卦中寻求所占得的卦来考察人的吉凶，错误地托称为燕蓟之士的秘法，难道不是错得厉害吗？大概值日的方法，在二分二至之外的日子只有一爻用事，而《易林》的变卦则不止一爻。由此可知，《易林》自是《易林》，值日灾祥的方法自是值日，灾祥的方法虽然都本于《易》，同出于焦赣，但起初并没有统一其用途。又本朝有王佖，在雍熙二年春天遇到异人，为他占卜得到《观》卦变为《贲》卦，其林辞有“西去华山，游子为患”的话，这正是焦赣《易》中《观》卦变为《贲》卦的林辞。如果用值日的方法使用，《观》卦和《贲》卦不是白露时节的卦，不是春天所宜用的，不应当在《观》卦中寻求，然而其后事情应验得很明显，异人的占卜固然不应有误，由此可知值日的说法不能用于筮占，这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读者不可以不辨别。延寿所著虽然是卜筮之书，出自阴阳家流派，但当时在西汉中叶，距离三代不远，文辞淡雅，颇有可观之处，谨此录上。

校定师春书序

承议郎、代理秘书省校书郎臣黄某，在校勘书籍中，将《师春》五篇相互校勘，除去重复，定为三篇。篇中有的错误，把“梦”写成“瞢”，把“放”写成“依”，像这类错误很多，大多已校定，可以抄写。按：晋太康二年，汲郡百姓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到古竹书共七十五篇。晋征南将军杜预说，另外有一卷纯粹汇集《左氏传》卜筮之事，上下次序及其文义都与《左传》相同，名叫《师春》。《师春》似乎是抄集人名。现在看秘阁所藏的《师春》，竟然与杜预的说法完全不同。杜预说纯粹汇集卜筮之事，而此书却记载各国世系以及十二公岁星所在，并记载律吕谥法等，最后才记载《易》象变卦，又不是专门记载《左氏传》卜筮之事。由此知道这不是杜预所见的《师春》全书。然而杜预记载汲冢其他书中有《易阴阳说》而没有《彖》《系》，又有《纪年》记载三代及晋魏之事，怀疑现在的《师春》大概是后人杂抄《纪年》篇而成。然而杜预说《纪年》起自夏商周，而此书唐虞以来都记载；杜预说《纪年》都是三代王事，没有各国区别，而此书都有各国；杜预说《纪年》特别记载晋国起自殇叔，其次文侯、昭侯，而此书记载晋国世系从唐叔开始。这三点又与《纪年》不同。等到看它记载岁星之事，有杜征南洞晓阴阳的话，由此知道此书也是西晋人集录，未必完全出自汲冢。然而臣近来考辨秘阁古宝器，有宋公餗鼎，查考此书，餗乃是宋景公名，与鼎铭相符，而太史公记载及其他书都不同。由此知道此书尚多古事，可供考证，固然不可废弃。谨此录上。

东观余论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