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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何博士备论

何去非撰写。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生活在宋神宗、宋徽宗年间。他喜爱研读古代兵法，元丰五年（1082年）因“对策”中擅长论述军事而获得官职，被授予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历任武学博士、徐州教授、富阳（今浙江富阳）县令、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通判、庐州（今安徽合肥市）通判等职，去世时享年七十三岁。他的文章雄健明快、气势凌厉，如风发泉涌，深得当时大诗人、翰林学士苏轼的赏识，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年）向朝廷奏荐他，加授“承奉郎”。元祐五年又因何去非所撰写的《备论》奏进朝廷，推荐他担任馆阁职务，但未获批准。何去非参加过《武经七书》的校定工作，他的军事著作除《何博士备论》外，还有《司马法讲义三卷》、《三略讲义三卷》，可惜后两种如今已失传。

《何博士备论》简称《备论》，成书于北宋元祐年间，南宋《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宋史·艺文志》等书目均有著录。关于本书的卷数，各种版本和各家书目著录有所不同，成书较早的《遂初堂书目》未著录卷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四卷，而《明辨斋丛书》、《子书百家》、《百子全书》则作二卷，《四库全书》、《指海》、《浦城遗书》、《长恩书室丛书》、《半亩园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和明抄本又作一卷。关于篇数，苏轼的荐状称有二十八篇，现存各种版本均为二十六篇，佚失两篇。有的版本在目录中虽然著为二十七篇，多出了“邓禹”一篇，但实际没有内容，如台湾版《中国兵学大系》影印本，“邓禹”下注说：“缺，谨按，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有此一篇，系从陈君子准处所录，附注其目于此。”今存二十六篇的篇目是：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李陵、霍去病、刘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仲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苻坚上、苻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

六国论

秦国具备了兼并天下的形势，天下于是到了必然可以被兼并的地步；六国有能够抵御秦国的势力，而秦国于是到了不可抵御的地步，这难道是秦国善于消灭六国吗？祸根在于六国的君主，自己攻打那些可以亲近的国家，而记住那些可以仇恨的国家罢了。秦国作为一个国家是统一的，而关东的国家却有六个。计算秦国的土地，占六国的五分之一；比较秦国的兵力，占六国的十分之一。凭借五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一的兵力，却常常独擅雄强来控制天下的命运，是因为它占据着形势便利的地方，向下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把六国的胸背踩在脚下罢了。假使六国的君主知道社稷真正的祸患在于秦国，而互相竭诚缔结盟约，合力排斥秦国，那么即使秦国确实善于攻战，又怎么能鞭笞六国，使它们并排着头向西侍奉秦国呢？更何况能够一个个地消灭它们呢？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考虑这些，凡是他们早起晚退所谋划的，都是他们自相残杀的计谋。这就是秦国得以坐收其弊并最终擒获他们的原因。

大概六国的形势，没有比合纵更有利的，没有比连横更有害的。合纵结成则安定，连横结成则危险，这是必然的趋势。当初苏秦促成合纵时，秦国人不敢窥伺函谷关十五年。后来张仪促成连横，山东诸侯每年遭受秦国的祸害，每天割地来求得侍奉秦国的欢心，最终到了土地耗尽而国家成为废墟的地步。六国固然曾经获得合纵的利益，然而最终败于连横的危害，祸根在于自己攻打那些可以亲近的国家，而忘记那些可以仇恨的国家罢了。所谓攻打可以亲近的国家、忘记可以仇恨的国家，是指秦国逐渐蚕食六国而兼并消灭它们，那么关东诸侯都是同宗的国家，理应感情亲近、势力联合来谋划抵抗秦国。然而，齐、楚自恃强大，有兼并燕、赵、韩、魏的志向而缓和秦国的祸患；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怀疑厌恶齐、楚的心思而胁迫秦国的威势。因此连横的人得以利用这一点，散败合纵的盟约，秦国用气势恐吓而用势力胁迫他们，所以人人震惊迫惧，争相贿赂秦国，唯恐自己落后于人。竟然不知道齐、楚虽然强大，不足以让秦国畏惧，而秦国非常忌惮的，唯独是韩、魏。韩、魏，实在是诸侯的西面屏障，势力能限制秦国而使其不能向东。秦国如果有办法越过它们，我们得以控制其后背，这是秦国所忌惮的。假使齐、楚、燕、赵审察社稷真正的祸患在于秦国，而知道韩、魏是保护我们的屏障，托付国家重任而亲近它们，坚守合纵盟约，合力一心，以仇恨如虎狼般的秦国。假使秦国一旦向六国出兵，那么六国的军队全部联合跟随，那么秦国的军队不敢轻易越过函谷关，而山东就安定了！

有人说：韩、魏，是秦国的接壤之地。秦国的军队进攻韩、魏，在百里之内作战；进攻其他四国，在千里之外作战

译之外。韩、魏招致秦军，近在一天之内；而他们等待诸侯的救援，却在三个月之后。秦军攻打韩、魏，一旦撤退休兵，那么齐、楚、燕、赵四国在边境警戒的人还来不及知晓。现在仅仅拿着空头的盟约去驱使韩、魏，那么秦国人必定会迅速进攻并竭力摧毁他们。这是让三国迅速遭受灾祸，而齐、楚、燕、赵反而陷入唇亡齿寒的忧虑，这不是最好的计策。唉！齐、楚、燕、赵的百姓，背着干粮扛着兵器来应对秦国敌人的，没有一年空过，然而终究不能在一日之内解除秦国的祸患。四国如果真能每年轮流派遣各国的一支军队，任命一名偏将统领，以联合戍守韩、魏并辅助他们的声势，那么六国的军队就会每天聚集在韩、魏的郊外，仰视关隘而窥伺秦国。秦国如果真是勇猛的，即使每天羞辱并挑衅他们，也必定不会轻易出兵，从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苏秦、张仪，虽然他们的权术产生于揣摩和辩说的技巧，人们都轻视他们，然而他们策划谋略的出发点，都足以成为诸侯利害成败的关键。大概苏秦没能最终被六国信任，而张仪的志向独自在秦国得以施行。这就是六国被秦国兼并的原因。

译唉！假如关东的诸侯国分裂为六国，这难道是上天为了最终帮助秦国吗？假使关东的土地合而为一，与秦人在韩、魏的郊野决一死战，那么胜负的形势大概还难以预料。假使齐国能凭借它的资源进而吞并燕、赵，楚国能凭借它的资源进而吞并韩、魏，那么三足鼎立的局势就可以形成。因为治国的诸侯有六个，所以秦人得以离间他们的欢好、破坏他们的交好，最终一个个将他们夷灭。可悲啊！

秦论

用兵，有进攻有防守，善于用兵的人一定知道进攻和防守所适宜的情况。所以用来进攻就能攻克，用来防守就能稳固。应当进攻却防守，应当防守却进攻，都是导致失败的道路。当天下诸侯拱手相让、侍奉强大的秦国时，秦人出兵攻打诸侯，大概是要夺取他们。谋划进攻以夺取别人国家的，叫做兼敌之师。等到天下人捋起袖子相继反叛秦国的混乱时，秦人集结士兵以抵御诸侯，大概是要保全自己。谋划抵御以保全自己军队的，叫做救败之师。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这是用兵的常规态势。

秦人占据崤山、函谷关的险阻以俯瞰山东，自从秦穆公以来常常称雄诸侯，最终至于兼并天下而称王，难道是他们的君主世代贤明吗？也是因为得到了地势便利的居所的缘故。秦二世时的动乱，天下人共同起事灭亡秦国，不到三年秦朝就化为废墟。因为秦二世的无道，秦朝也足以灭亡。然而，假使秦二世知道舍弃背叛的山东地区，严整军队据守关隘作为自救的计策，即使以无道的方式行事，山西千里之地还是可以保全几年的。不知道考虑这一点，竟然出动全国的军队交给章邯、李由等人，越过关隘千里去搏杀敌寇，而做出往日堂堂兼敌之师的样子，也太违背常理了。当陈胜首先起事，天下豪杰争着向西诛杀秦人时。大概振臂一呼，披甲的士兵就有百万，举起旗帜一号召，攻下的城池就有数十座。而且大都是山林中崛起的平民，他们存亡胜败的关键取决于一战，他们的锋芒极其锐利。而章邯等人不知道固守以消耗敌军，竟然率领孤军、放弃大的险要，渡过漳水越过洛水，左冲右突，去迎击四面合围的锋芒，最终导致失败。而沛公的军队，扬起衣袖就控制了函谷关。虽然秦二世的动乱足以颠覆宗庙，天下的形势足以夷灭秦朝，但秦朝的灭亡竟然如此急迫，是用兵的罪过。秦朝役使百姓从事天下事务的日子很久了。而百姓遭受秦二世的毒害还不深，他们勇于为公家战斗、乐于保卫君主的风气习俗还在。而章邯用兵，用来进攻则不足，用来防守则有余。周文曾经率领百万军队驻扎在城下，章邯三次攻击三次击退他，最终杀了周文。假使他不随即放纵军队去搏杀敌人，而是坐在关隘固守作为救败之师，关东的土地虽然已经分裂，但整个秦朝还没有崩溃。

有人说：七国反叛汉朝时，议论的人归罪于吴、楚，认为他们不知道堵住成皋的关口，而汉将一天之内过成皋的有数十批，于是导致败亡。现在豪杰反叛秦朝，却归罪于秦二世越过关隘转战，为什么呢？唉！只谈论用兵的人，不讨论逆顺的情势和利害的形势，那么用兵也就疏漏了。秦朝有灭亡的形势，而天下众人也锐于灭亡秦朝，所以豪杰的兴起是顺应民心，关东不再为秦朝役使了。汉朝没有可叛乱的祸端，而天下百姓没有背叛汉朝的志向，那么七国的兴起就不符合民心，天下都为汉朝役使。因为关东不为秦朝役使，那么秦二世怎么能在那块土地上迅速与那里的百姓作战；因为天下正为汉朝役使，那么汉朝怎么能不奔赴那块土地迅速诛杀那里的君主。这就是作战和防守之所以采用不同策略的原因。从前贾谊、司马迁都说：假使子婴有平庸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水平的辅佐，那么山西之地可以保全。而被后世讥讽为最终有失言。那两位先生，本来不是不懂事机的人，也是惋惜秦朝有可以保全的形势罢了。虽然如此，他们只知道秦朝有可以保全的形势，而不知道到了子婴时秦朝的事已经完了，即使有姜太公这样的辅佐，又能把秦朝怎么样呢？

楚汉论

统治天下的人，他的资本有三种：有凭借德行得到的，有凭借武力兼并的，有凭借智谋夺取的。凭借德行得到的，夏商周三代就是这样；凭借武力兼并的，秦人就是这样；凭借智谋夺取的，刘汉就是这样。大概凭借武力不如凭借智谋取胜，凭借智谋不如凭借德行周全。

至于项羽争夺天下，他所凭借的是什么资本呢？德行不是项羽所能谈论的，他在智谋、武力这两种资本上又都丧失了。而后世的议论却说：项羽也是不幸遇到汉高祖这样的对手而于是失去了天下。唉！即使没有汉高帝，项羽对于天下也本来就要失去。汉王对于智谋大概是不精通的，因为他能得到真智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他称王的原因；项羽对于武力曾经很强，因为他不知道真力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那项羽以百战百胜的气势压倒一时，亲手席卷天下以称王于豪杰而宰制他们，自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抗。看他所赖以作为资本的，大概有类似武力的样子了。虽然如此，他所谓的武力，对内依靠自身的勇猛，叱咤震怒足以威慑平民；对外依靠军队的强劲，搏斗决战足以吞并敌人罢了。至于阻挡山河，占据地势便利，俯首向东俯瞰，临制天下，保全王业的稳固，遗留后世的强盛，所谓真力，他本来

译没有人了解他。因此他轻视关中地区的险要地势，焚烧屠杀以逞其暴虐，最终将天下拱手让给两三个投降的俘虏，反而眷恋那小小的故楚之地并以此为荣耀。他回到故乡时说：“富贵而不回到故乡，就像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走，谁能知道呢？”这不过是见识浅陋的男子的度量，哪里值得向有志于天下的人称道呢！后来列举项羽罪状的人，都说：夺取汉王的关中，辜负天下的信义，这是他灭亡的原因。唉！如果项氏没有称王的野心，只是夺取汉王的关中，那么说他在小小的信义上犯了罪是可以的。如果他有意称王而夺取关中，这是符合计谋的。只是他只知道夺取而不知道如何保有，这才是他灭亡的原因。

译古代那些开创基业、建立国家的君主，如果做了这样的事，难道罪过还少吗？韩信还没有解除垓下之战的铠甲，高祖就夺走了他的兵权，没过多久又夺走了他的齐地。然而有智慧的人不非议他，讲道义的人不怪罪他，是因为以天下为重，而辜负个人的恩情为轻。因此不顾念意气用事的微小恩惠，而保全社稷的大计。汉高祖凭借自己掌握的智谋权术，本来不足以平定天下并称王。然而天下最终归附于他，大概是因为他能采纳别人的智慧并且任用他们而不怀疑。能够借助别人的智慧并且任用他们而不怀疑，那么天下的智慧都成为他的凭借，这就是所谓的真正有智慧的人。再加上他所具备的，是帝王的胸襟，所以在他西迁时就说：“我也想要向东去，怎么能郁郁不乐地长久住在这里呢？”这他与项羽不同。虽然如此，假如没有有智谋权术的人来主持谋划，那么天下的事情也就失去了。当他进入函谷关时，封存了秦朝的府库，退军驻扎在霸上。他的谋划很委婉。于是被荒谬的议论所惊惧，一旦拒绝接纳东方的军队以抵挡他们聚集的锋芒，几乎不免遭受项羽的暴虐。假如顺势谦卑而骄纵项羽，应当能够从容拱手作揖以博得项王的欢心，高枕无忧地在关中称王，安抚他的部众，慢慢做以后的打算，那么天下就不难平定了。幸好又获得了汉中的迁徙，依靠思念归乡的士兵，兼并三秦平定齐、赵，收服韩信、英布，与项王亲自较量了好几年，才勉强得到天下。假使项羽占据函谷关称王，驱赶军队向东出击，让韩信、彭越、田横、黥布这些人分割疆土交错分布，来削弱他的势力，那么关东的土地还能全部兼并吗？确实啊！帝王兴起，本来有所谓的驱除障碍的人。

晁错论

古代，主持国家大事的臣子有四种：在祸患没有征兆时就杜绝它，在祸患没有形成时就消除它，这是贤臣；祸患结成而排除它使之安定，危难确立而平定它使之太平，这是功臣；国家安定了却把它置于危险之中，世道治平了却把它搅乱，这不是愚臣就是奸臣。大概奸臣缺少的是忠诚，愚臣缺少的是智慧。忠诚和智慧不足却主持国家大事，这是祸患的根源。

从前，晁错曾经对汉朝忠诚，但他的智慧不足以担当天下的大权，因此轻易引发了七国的祸难，而他本人先因为一个人的言论而被杀。能不说是愚笨吗？那个晁错，是研习申不害、韩非学说的，锐气十足而少恩义，喜欢谋划而喜好功绩的臣子。自从孝景帝居住东宫时，晁错就用人主的权术向他进言，本来就因此受到宠信了。等到他即位，就把天下交给他听任处置。他凭借君主把天下交给他听任处置，想要实现他所说的权术的效果。因此轻易行动而不怀疑，决断发动而不顾后果，最终导致君主忧虑国家危殆，几乎造成刘氏的大变局。而后世的士人，有的还了解他，只有扬雄却说他愚笨。扬雄认为晁错愚笨，不是因为他智慧不足以保全自身而认为他愚笨，也是因为他不能杜绝七国尚未爆发的祸患而故意促使他们作乱。东方诸侯的势力确实强大。强大而骄傲，骄傲而反叛，这是常理。然而，约束他们使他们不骄傲，驾驭他们使他们不反叛，难道本来就没有办法吗？而晁错的策略说：“削减封地、不削减封地，都会反叛。削减封地，那么反叛快而祸患小；不削减封地，那么反叛慢而祸患大。”这是晁错的权术没有其他，只是促使他们快速反叛罢了。晁错所说的祸患小，是因为我们早上削减他们的土地，而晚上就能得到他们的百姓的缘故。哪有几十年安抚的百姓，一旦就不为他们效力的呢？吴王所发动的五十万军队，都是他削减郡县的百姓。联合七国百万军队向西图谋危害关中，却说祸患小，真是愚笨啊。

七国的王，只有吴王少时曾经历军旅，是老奸巨猾。其他六位王都是骄傲幼稚的人，没有高才绝艺、挟持智谋权术，足以成就大业的人。他们的谋划又不是事先缔结而长期合谋的。现在一旦徘徊观望互相示意而起兵，都是吴王逼迫他们，想要一并作为东方帝王的资本罢了。在孝文帝时期，吴王不朝见发端于死子的间隙，而反叛的端倪已经显露了。贾谊本来曾经为此痛哭流涕了。然而孝文帝一概包容隐匿，不追究他的奸恶，而用恩惠礼遇牵制他。因此直到孝文帝时期三十多年，而吴王没有其他变故。吴王在孝景帝三年反叛，而他称王吴地已经四十三年了。牙齿头发本来已经衰老，而以前的勇决之气以及骄悍之情、窥探觊觎的奸心，都已经消解了。现在一旦奋起倾尽全国向西，计策不顾后路，吴王难道是不得已吗？有晁错在后面鞭策催促他起来罢了。从前高帝封吴王三郡，而且面向南方安抚他的国家四十多年。晁错任职办事，一旦削减他的两郡。楚、赵、诸齐，都因为暗藏微小的恶行而剥夺了他们封国的一半。他们本来知道土地尽失而性命随之，因此出于计策的无奈而做一决死战。假使景帝沿袭孝文帝的宽厚而恩礼更加优厚，而晁错采用主父偃的策略，让诸侯都得以用他们的封地分封子弟，来削弱他们的势力，那么吴王又何必白发苍苍起兵，希望得到非分之想，而楚、赵、诸齐不安于南面称王的快乐而甘愿做吴王的奴役呢？

吴王是反叛的俘虏，本来是天人所共同抛弃的，没有不到达败灭的。然而也幸好他不精通兵法，假使他真的精通兵法，那么关东就不是汉朝所有，而晁错的罪过可胜诛杀吗？当吴王起兵时，他向老将谋划，就说“必须先夺取梁国”；他向新将谋划，就说“必须先占据洛阳”。这两个策略，都

译这是取胜的计策。然而吴王对如何运用计策昏昧不明，所以败亡随之而来。那些主张必须先攻取梁国的人说，梁王是景帝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封国大而强盛，北边靠着泰山，西边与高阳接壤。现在如果放弃梁国不攻取，军队就直接向西进发，那么汉军就会冲击我们的胸膛，梁军就会捣击我们的咽喉，不用交战就能被擒获了。这是老将们以先攻取梁国为功劳的主张，是保全大局的计策，也就是所谓的“以正兵相合”。洛阳凭借山河的险固，扼守西进军队的要冲，积聚着武库的兵器，储备着敖仓的粮食。现在如果不迅速占据洛阳，而是缓慢行进、停留攻城，那么汉军骑兵就会长驱直入梁、楚的郊野来逼迫我们，失败就可以立刻预见了。这是新将们以先占据洛阳为功劳的主张，是出奇制胜的计策，也就是所谓的“以奇兵取胜”。这两种计策，都是取胜的计策。即使是叛国的贼寇没有依靠，这也是兵家的必然规律。幸好当时没有能够两策并举、同时施行来教导吴王。因此吴王采用了攻梁的计策，而没有采用据洛的计策，这就是他迅速失败的原因。所谓两策并举、同时施行，就是精锐部队卷起铠甲直奔洛阳，重兵快速进攻以覆灭梁都，虽然不能进入函谷关，但崤山以东的地区就全部平定了。知道攻取梁国而不知道攻取洛阳，那么汉军就能向东进发；知道占据洛阳而不知道攻取梁国，那么梁军就能跟在后面追击。假如精锐部队占据洛阳，重兵进攻梁国，洛阳已经占据，那么汉军就不能立即向东进发。汉军不向东进发，就必然全力攻取梁国，梁国被攻取，崤山以东就平定了。幸好他们没有采取这种策略，而是屯聚兵力而不分散，用来压迫梁国的营垒。梁国还没有来得及攻下，周亚夫等人已经驰入荥阳并在昌邑扎营了。求战不能得，想撤走又不行，彷徨无措，坐以待毙。所以说：幸好他们不是懂军事的人。假如吴王同时采用这两种计策，又借给田禄伯一支偏师带领他们奔赴武关，周亚夫的军队长驱直入，到达阳城的北面，即使叛乱平定不晚，但祸患确实已经很大了。唉！谁说晁错不是真正的愚者呢！

译汉武帝论

用兵有必须使用的时候，即使是虞舜、太王那样不喜好战争的人，也一定会发动战争；有不必使用的时候，即使是蚩尤、秦始皇那样不满足的人，也应当收敛军队。古代的君主，有忘记战备而厌恶用兵的，其弊端是天下人都能欺凌他，所以他的形势因软弱而困窘，无法振作；有喜好战争而穷兵黩武的，其弊端是天下人都能趁虚而入，所以他的形势因强横而困窘，不知道屈从。那么，对于人的国家来说，用兵有因使用而危亡的，也有因不使用而危险的。

西汉兴起，历经五位君主到了汉武帝。自从高帝以平民身份起事，诛灭强秦，击败暴楚，随后平定叛乱，征讨不服，直到他去世，天下伏尸流血长达二十多年。吕后、惠帝、文帝，趁着天下初定，让百姓休养生息，深深秉持柔顺仁厚、坚定不移的德行。对于用兵，他们本来就忌讳谈论并厌恶使用，这可以说是懂得天下的形势了。景帝对于汉朝来说，大概是威严可以抗衡、兵力可以显露的时候。然而，他即位不久，突然被七国之变所惊扰。所以他的志气受到创伤和警戒，也姑且安于天下无事，来不及为天下的形势做长远考虑。然而汉朝的形势，也因此逐渐趋向衰弱了。汉武帝凭借雄才大略，继承了三代涵养培育的恩泽，知道天下的形势将要衰弱而不振，正是应当用威严强大来补救、用武节来抗衡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内部没有奸邪叛变的臣子，外部没有强逼的国家，世代成为汉朝祸患的只有匈奴罢了。

匈奴自从楚汉兴起时，趁着秦朝混乱，再次践踏河南之地，他们的势力开始强大。高帝曾经率领三十万大军被困在白登之围，士兵七天没有粮食，解围后回去，没有想法报复，于是开始商议和亲。吕后受到匈奴书信侮辱，临朝时震怒，最终用委婉顺从的言辞和礼节来抚慰匈奴桀骜不驯的情绪。所有这些，都是想要让百姓卸下重担，姑且搁置外部事务而不计较。文帝即位，用来顺从取悦、赠送财物的很多，甚至修饰派遣宗室女子去巩固他们的欢好。大概送亲的车队还没有返回，匈奴已经大举深入，侦察骑兵到达了甘泉、雍梁。后来时亲时绝，因为寇患逼近，在霸上、棘门、细柳驻扎重兵来保卫京城。凭借文帝的宽厚仁德、沉着镇定，整衣奋起，亲自驾车驱驰了两次，甚至到了停饭拍腿思念廉颇、李牧良将才能的地步。景帝时期，用来取悦奉承的情意和赠送供给的数量又更加多了。然而他们侵扰的暴行，纷乱不止。由此看来，汉朝对于匈奴，如果不深刻惩戒并大力治理，那么它作为后患，哪里能防备得尽呢？因此汉武帝激发他英武特出的气概，选拔训练骑兵，选择任命将帅，先发制人并大力诛讨。大概军队出征十年，斩杀砍杀殆尽，名王贵人被俘获数以百计，单于捧着头穷逃到漠北，于是收复两河之地并设立郡县隶属汉朝。洗刷了四代遭受的侵辱，给后代留下了安宁强大。到了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时期，单于叩头臣服顺从，按期朝见听从命令，位次比内诸侯。虽然说是劳师费财，但功业影响深远。假使没有汉武帝，那么汉朝世代遭受边患，那些戍守服役、转运粮饷给朝廷带来的忧虑累赘，可以预先估计吗？太严重了！浅薄的人议论，不知道探求天下的形势、强弱所应当做的，却轻率地说：“文帝、景帝是慈俭爱民，而武帝滥用兵师和祈祷祭祀。”甚至把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并诋毁他，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假使汉武帝不沉溺于文成、五利奸邪之徒而加重耗费天下，攘除敌人的战争在卫青、霍去病死后停止，而不穷尽李广利（贰师将军）的兵力，那么他的功业可以和周宣王比肩了。

李广论

先王的政令，不追求顺从个人的私情，而追求符合天下的正义。正义的确立，在国家表现为法制，在军队表现为纪律。治理国家而放松法制的会灭亡，管理军队而废除纪律的会失败。法制不是人情所安适的，但我一定要驱使人们去遵守，这是为了统一万民；纪律不是士兵内心所乐意的，但我一定要督促他们去遵循，这是为了严肃三军。从前，李广担任将军，他的材能气概超绝，汉朝的边将没有超过他的，自从汉朝军队攻打匈奴，李广没有不担任这项任务的。大概他在郡中统领军队四十多年，以将军身份出塞的年份接连不断，大小战役七十多次。遇到汉武帝厚赏功臣，自从卫青、霍去病出征以来，战胜敌人而封侯的有数百人，李广的官吏士兵封侯的也有好几批，而李广每次遇到战败被废黜获罪，没有尺寸之功来获取封爵，最终因为违犯军纪自杀来承担幕府的责罚。当时和后世的人，没有不共同惋惜他的材能，而深深哀叹他命运不济的。我私下曾经探究，凭借李广的能力却最终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他治军不使用纪律，这就是他的功勋爵赏都不被给予，而又接着导致死亡的原因。

士兵有死于将军恩德的情况，有死于将军命令的情况。知道为恩德而死而不知道为命令而死，常常导致骄横；知道为命令而死而不知道为恩德而死，常常导致怨恨。善于带兵的人，使士兵既愿意为我的恩德而死，又愿意为我的命令而死，可以百战百胜。虽然如此，为恩德而死是私情，为命令而死是职责。士兵没有用来施展私情，而用来履行职分的，可以作战；没有用来履行职分，而用来施展私情的，不可以作战。大概私情在于士兵，而职分在于将领。在于士兵的难以依赖，在于将领的可以确信，所以如此。

译部队的编制与阵型、驻营与宿营，以及昼夜的警戒森严、符节名册的管理约束，这些都是所谓的军队纪律。即使是统领百人的小官，也不可以一天就废弃并放松对严明约束的申令。所以，用来防守时整齐而不违犯，用来作战时严肃而服从命令。如今李广治理军队，希望每个人都能自己求得安逸和利益。至于部队的编制、宿营、警戒、管理约束等一切方面都松弛忽略，以便满足私利而专门施恩，所谓的军队纪律，从来没有使用过。所以当时人们称赞他宽厚舒缓不苛刻，士兵们都喜爱他，而程不识却说：“士兵虽然安逸，乐于为他效死，但敌人突然侵犯时，无法禁止。”这就是他的恩惠不能转化为法令，而功业难以必然成功的原因。士兵确实乐于为他效死了，然而他们的纪律不戒备，这也是招致失败的原因。所以说：对士兵厚待却不能指挥，就像骄纵的儿子一样，是不能任用的。

译从前，司马穰苴突然从平民百姓中被提拔来统帅齐军，他在庄贾那里申明了一次军令，全军将士没有不奋勇争先、为他赴战的，于是便一举摧毁了燕国和晋国的军队。彭越兴起于百人聚集的盗贼团伙，他所率领的都是平日里的平辈之人，一旦发布号令，斩杀了迟到的人，众人都不敢抬头看他，于是凭借这支军队起兵成为侯王，最终辅佐高祖平定统一天下。这两个人，难道又是所谓一向安抚训练军队的将领吗？因为他们掌握了治军的纪律，能够使全军将士必定为军令而死罢了。李广不在这方面寻求，反而听从妄人的言论，因为斩杀已经投降的人而深深自责悔恨，认为灾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也太粗疏了。

李陵论

善于统帅将领的人，不把将领送给敌人；善于做将领的人，不把自身送给敌人。君主把将领送给敌人，而将领不推辞，这是控制将领；将领把自身送给敌人，而君主不禁止，这是听从君主。所以听从君主却没有决断，控制将领却没有权变，这两者的过失是相等的。

汉武帝召见李陵，想让他为贰师将军运送辎重，但李陵厌恶隶属于他人，自认为所率领的都是荆楚地区的勇士、奇才、剑客，愿意独自率领一队人马，凭借五千步兵深入单于的王庭，而不使用骑兵。所谓骑兵，是匈奴的胜兵和长技。在广阔的沼泽和平原上，奔驰冲击践踏，出没于千里之间，不是中国步兵所能抵挡的。凭借匈奴的强大，骑兵的众多，处于安逸等待的状态，作为制敌的主方。而我们却想用五千士兵，披甲背粮，徒步深入，驱使疲惫的士兵，作为赴敌的客方。这是李陵轻率地把自己送给敌人了。而汉武帝不禁止他，反而认为他很壮烈，听任他出发。上面没有统帅，旁边没有援军，让他耗尽数十日的力量，跋涉数千里的土地，与敌人角斗而希望成功。李陵确实勇敢，虽然他的失败足以昭示天下。最终因为众寡不敌，自身成为降虏，辱国败家，被天下人嘲笑，这是汉武帝把李陵送给了敌人。所以说：这两者的过失是相等的。兵法说：“小股军队如果坚持硬拼，就会被大股军队擒获。”李陵率领五千士兵，孤军独出，抵挡单于十万军队，转战万里，怎么能不被擒获呢？因此古代善于作战的人没有侥幸的胜利而有恒定的功效。计算必胜然后才作战，这是胜利不能靠侥幸得到；估量有功然后才行动，这是功效可以经常期待。秦国将领要攻取楚国，问将领李信说：“估计需要多少兵力才够？”李信说：“二十万足够了。”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很赞赏李信而认为王翦胆怯，于是率领二十万大军，由李信率领出发，大败其军队而返回。秦王非常愤怒，亲自驾车去请王翦，王翦说：“一定要用我，但非六十万军队不可。”秦王说：“恭敬地接受命令。”王翦于是率领军队，最终攻破楚国并灭掉了它。冒顿单于侮辱吕后，汉朝君臣在朝廷上商议，想斩杀匈奴使者，于是举兵攻打匈奴。樊哙请求说：“希望得到十万军队，在匈奴中纵横驰骋。”季布说：“樊哙可以斩首。从前高祖凭借四十万军队被困在平城，樊哙怎么敢想用十万军队在匈奴中纵横驰骋呢？”吕后大为醒悟，于是停止了这项决议。假使王翦顺从秦王把将领送给敌人而不推辞，吕后听从樊哙把自身送给敌人而不禁止，那么两位将领的灾祸岂止是后悔得了的？

李广、李陵都是山西地区的英杰将领，材能勇武善于作战，能得到士兵拼死效力。然而轻率暴烈容易轻视敌人，可以托付他人，难以独当一面。世上的君主如果能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使他们振奋激励气节，像雷霆般击打、像猛禽般搏击，那么前面没有坚固的敌人，而功业可以期待。汉武帝都违背了他们的任用之道，这两个人最终倾覆而不能成功，自身受辱名声败坏，难道不值得惋惜吗！

大将军卫青大举攻击匈奴时，让李广担任前将军。卫青让李广改出东道，道路稍微迂回遥远，缺乏水草。李广向皇上请求说：“我的部队是前将军，命令我出东道，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如今一旦得当单于的机会，我愿意居前，先死于单于。”而卫青暗中接受皇上的旨意，因为李广命运不好，不让他抵挡单于，恐怕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李广于是出东道，最终因为失期而自杀。凭借李广的材能勇武，能跟随大将军全军出发，他的胜气已经加倍了。又获得居前抵挡单于的机会，这他的志向得以施展，应该有所效命，不再有平日的不顺。为什么偏偏排斥他，让他走弯路另出，最终死于忧郁，而天下人都深深哀悼他？至于李陵，又听任他把自身送给敌人而抛弃给匈奴，侥幸于或许能胜。等到他失败的消息传来，只是伸长脖子侧耳倾听希望他战死而已，没有其他后悔惋惜。唉！汉武帝对于李氏不能说不辜负。大概任用李广失之于难，而任用李陵失之于易，他们所以丧失的原因是一样的。贾复，是中兴的名将。光武帝因为他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让他单独率领军队远征，常常亲自跟随他，所以贾复最终凭借功勋名声善终。大概壮勇轻敌的人可以亲自跟随，而单独率领军队远征是深深忌讳的。看贾复作为将领，与李陵、李广没有不同。而光武帝不让他单独率领军队远征，常常亲自跟随他，这是明白了解贾复，而得到了驾驭他的方法，所以最终收到了成效而保全了他的身体。不然，那么贾复也

译死于敌手了。唉，像世祖那样用人的人，太少了！

译论霍去病

上天所赋予的，不可勉强且极其高深的，是才能；天性所接受的，不可习得且极其明察的，是智慧。因为天下没有可以勉强得来的才能、可以习得的智慧，所以凡是才能、智慧远远超过常人的，都是上天私下赋予他们的。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神妙的，天下的能力没有比作战更巧妙的。因为用兵神妙，所以温良恭顺、诚信厚道的盛德君子有时也无法知晓；因为作战巧妙，所以凶恶欺诈、不拘常理的小人常常能独自办到。由此看来，凡是才能智慧高明而在用兵妙用上自得的人，都是上天所资助的。

从前，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时，那些世代为将的宿将们在边塞交战。而卫青出身于卑贱的奴仆，霍去病崛起于骄纵的少年，转战万里，所向无敌，声威功业震动天下，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无法超过他们。这两人的能力，难道是出于平素的习练吗？也是上天所资助的。因此汉武帝想教霍去病学习孙武、吴起的兵书，霍去病却说：“只看方略如何罢了，不追求学习古代的兵法。”确实啊，用兵是不可以靠固定法则来传授的。从前的人没有说过这话，而霍去病把它说出来了。这足以知道他是通晓用兵的。

如果说用兵可以不依赖固定法则，那么人就可以不学习吗？大概用兵未曾不出于法则，而法则未曾能穷尽用兵。因为用兵必然出于法则，所以人不可以不学习。然而法则所能传授的，只是粗浅的部分。因为法则不能穷尽用兵，所以人不可以专门固守。大概法则无法传授的，是精妙的部分。法则有固定的论断，而用兵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天之内，一次交战之间，分离结合、取舍选择，变化无穷，稍微移动脚跟、眨一下眼睛，用兵的形势就改变了。固守一定之书，来应对无穷无尽的敌人，那么胜负的规律就违背了。因此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不把法则当作固守的东西，而把法则当作运用的工具。常常能依据法则而产生新的法则，以及脱离法则而契合法则。顺向地从古人那里寻求，而逆向地在今天施行；向上从他人那里吸取，而向下在自己身上变化。别人因此死亡，而我因此生存；别人因此失败，而我因此胜利。看起来好像笨拙，最终却精妙；观察起来好像愚昧，恰好却是智慧。运用奇谋契合变化，已经胜利了却不告诉别人，那么别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这就是霍去病不追求深入学习，而只看方略如何的原因。所谓“归师勿追”，曹操因此打败了张绣，皇甫嵩违背了这一点而击败了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因此缓和了对先零的进攻，唐太宗违背了这一点而收降了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因此杀了庞涓，赵奢违背了这一点而击败了秦军，贾诩违背了这一点而击败了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因此不攻击吴军的精锐，光武帝违背了这一点而击败了寻、邑，石勒违背了这一点而击败了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因此覆灭了楚军，曹操运用了这一点，抵抗袁绍而斩杀了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因此丧失了燕军，秦君运用了这一点，让白起为将而击败了赵括。薛公为黥布谋划三条计策，知道他一定会放弃上、中策而采用下策。贾诩为张绣谋划，用精兵追击撤退的军队而失败，用失败的军队攻击胜利的士卒而胜利。宋武帝先预料到谯纵会出其不意，然后攻击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李光弼暂时出营驻扎，忽然归来，就收降了安思明的两名将领。所有这些，都不是法则所能胶着固定而书本所能教导的。然而，善于用兵的人运用它们，巧妙到了这种地步。这果然不在于继承其残余而专门固守。赵括能够详细阅读父亲的书，而蔺相如说他只能阅读而不知道契合变化。所以他在谈论用兵时，即使父亲赵奢也无法难倒他，然而赵奢不认为他有才能，而预先知道他一定会使赵军失败，是因为书本对赵括没有益处。而在我心中精妙的部分，不仅不是书本所能传授的，也不是我的心能在未战之日预先确定的。

从前把用兵写成书的，没有比得上孙武的。孙武可以教导人的地方完备了，他所不能教导的，即使孙武也无法预先说，而只靠人自己去寻求。所以他说：“兵家的胜利，不可以预先传授。”又说：“奇正的变化，不可穷尽。”又说：“人们都知道我所战胜的形势，却不知道我之所以制胜的形势。所以我的胜利不重复，而应对形势无穷无尽。”善于学习孙武的人，依据这些而自己去寻求，这就是所谓的方略。霍去病不追求深入学习，也在于此罢了。唉！拿着孙武、吴起的遗言，来衡量别人的空谈，追求符合他们所教导的，而不追求他们所不能教导的，却因此称他们为善于用兵的，也太荒谬了。

论刘伯升

古代的豪杰，遭遇天下的变乱，慷慨奋起，都有拯救百姓、拨乱反正的志向。他们的兵力威势，也足以成就功业。然而，一旦肝脑涂地在庸夫、孩童之手，竟然没有丝毫醒悟，被天下人嘲笑，为什么呢？倚仗气势而轻视别人，夸耀众多而忽视祸患，最终突然爆发于心意所不及的地方，所以如此。

从前，王莽篡夺汉朝时，刘氏宗族被诛杀、废除、禁锢，救死尚且来不及，侥幸存活的人，都是懦弱无能、习惯于谄媚苟且偷生的。只有刘伯升愤然有复兴断绝宗统的志向，收集结交轻侠之士，起兵诛杀王莽，即使是王莽也深深忌惮他。当他起兵时，只有舂陵子弟八千人，于是诱合新市、平林数千人的军队

译借助这股势力，光武的军队也在宛县起兵响应，因此斩杀了甄阜、梁邱赐，击败了严尤、陈茂的军队。不到几个月，部众达到十万，声势大振。于是豪杰们共同商议拥立汉室宗亲，以顺应民心，他们的本意原本在于刘伯升。但新市、平林的将领畏惧刘伯升的威严明智，并且喜欢刘更始的懦弱松弛，于是定下计策拥立刘更始，刘伯争辩反对却未能成功。不久，刘伯升攻克宛县，光武大败王寻、王邑的百万大军。更始君臣越发感到不安，于是杀害了刘伯升。唉！刘伯升的志向本来很大，而他死的时候，连愚昧的人都能预知，刘伯升却不明白。新市、平林的将帅，本来就是群盗。当初我们起兵借用了他们的兵力，后来接连击退强敌并拥有十万部众，功劳在于我们。人们因为我们的功劳，想要尊崇拥立我们。新市、平林不乐意，推举并依附于平庸软弱的刘更始，那么三军的权力就不在刘伯升手中，而在新市、平林手中了。权力分散给他人，又固执地争辩，更始被拥立后，刘伯升随即被杀是理所当然的。从前，吕后想要封吕氏诸人为王，去询问丞相王陵和陈平。王陵极力争辩，陈平却表示同意。王陵的争辩，本想安定汉朝而挫败吕氏，不知道陈平的同意，才是真正安定汉朝而挫败吕氏的方法。刘伯升拒绝拥立更始，就像王陵的争辩，并不能保全自己。虽然如此，刘伯升心里本来没有忘记新市、平林以及刘更始。可惜他面对时机却不知道发动，反而被别人发动，这就是他死到临头也不醒悟的原因。

译宋义向军中下令说：“勇猛如虎，狠毒如羊，贪婪如狼，强力而不服从指挥的，就斩首。”他的本意本来就在针对项羽。项羽知道他的意图是针对自己，因此先发制人将他诛杀。假使项羽不先发制人，那么项羽也将会被诛杀。刘伯升因为新市、平林两股势力依附自己，所以对他们施恩德而不忍心背叛他们吗？这哪里比得上蜀汉先主对待刘璋、李密对待翟让的做法呢？刘璋献出整个蜀地依靠先主，先主于是夺取了蜀地，作为鼎足三分的资本。人们不指责他背叛刘璋，反而赞同他抓住了夺取蜀地的时机。李密起初臣服于翟让，翟让自认为才能不及李密，便推举他做首领。不久，稍微有一些离间的话，李密就诛杀了翟让，他的权力于是统一，军队因此大振。假使刘伯升乘着攻克宛城的威势，又借着世祖（光武帝）大破王寻、王邑的形势，整顿军队誓师，去诛杀新市、平林那些骄横的将领，并废黜更始帝，那么中兴的大业就不属于世祖了。

唉！刘伯升的不忍心，也不过是妇人的仁慈罢了。古代那些谋求成就大业的人，常常因为不忍心辜负别人而最终被别人辜负，这是因为双方互相窥伺的时机，其间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世祖接连出兵决战的能力不如刘伯升，但深远的谋略和计策却远远超过他。大概刘伯升类似项羽，而世祖类似高祖，这就是能够平定天下、复兴大业的原因。起初刘伯升被杀，世祖急忙前往更始帝处，谦退地引咎自责，深深地自我责备谢罪，并不表现出悲伤。因此更始帝信任并任用他，最终得以摧毁王郎、平定河北，他的资本就成就了。于是慢慢地确立自己的位号，便率领军队向西进攻更始帝而平定长安。假使他当时就表现出对刘伯升祸事的愤懑不平，那么他也将会一并被诛杀罢了。

汉光武帝论

军队不一定人数众多，但愿意效命的人就能取胜；士兵不一定个个勇敢，但愿意赴死的人就能获胜。古代有人因为人多而失败，有人因为人少而胜利，王寻、王邑凭借百万大军却败给只有三千人的光武帝，曹操凭借八十万大军却败给只有三万人的周瑜，苻坚凭借百万大军却败给只有八千人的谢玄，都是这样的例子。率领百万大军面对几千人的军队，这本来是必胜的军队。然而有时却会失败，是因为骄傲自满，认为必胜而轻敌导致失败。率领几千士兵抵挡百万大军，这本来是必败的道路。然而有时却能胜利，是因为激发出必败处境下的斗志，从而以死相拼获得胜利。兵力众多在敌人一方，这是明智将领所贪图（希望敌人犯此错误）的，却是愚蠢将领所恐惧的。兵力寡少在我方，这是愚蠢将领所担忧的，却是明智将领所安心的。众多固然令人恐惧，但我却贪图它，是依仗我有办法颠覆敌人的骄傲。寡少固然令人危险，但我却安心，是依仗我有办法激发士兵的斗志。率领几千士兵抵抗强大的敌人，让每个人都拼死效命，而忘记自己是几千人的弱势，这是容易做到的。率领百万大军面对弱小的敌人，让每个人都效命，而忘记自己是百万人的强势，这是难以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弱势就会想着振奋，而强势就容易松懈。弱势而振奋，振奋的是士气；强势而松懈，松懈的是常情。对于士气容易乘势而上，对于常情则难以统率。趁着容易乘势而上的士气去激励它，所以有人少而胜利的；顺着难以统率的常情去驱使它，所以有人多而失败的。因此古代善于评论将领的人，必定知道将领所能胜任的兵力多少。如果不是将领所能胜任的，即使人多也是累赘。韩信认为高祖所能统领的将领，不过十万罢了；而他自认为，即使再多也能办理得好。因此古代善于带兵的人，他使用百万大军就像役使一个人一样，编制既定，名号既整，节制素来严明，威赏素来显赫，有方法运用他们的锋芒罢了。赵括一次就动用赵国四十万军队，束手就擒被坑杀在长平，这是败于人多。王翦一定要动用秦国六十万军队然后才能在楚国取胜，这是办于人多。汉高祖曾经一次大规模用兵，胁迫五个诸侯的军队，合计六十万，去攻打楚国。而项羽却凭借三万精锐，起来覆灭了他们，濉水因此断流。这是将领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也是韩信所担忧的。曹操对于用兵，巧妙诡诈，变化无穷，离合出没，应对无尽，他一生用兵，没有不以少敌众的。最终在赤壁之战中丧失军队，成就了刘备、周瑜的名声，是因为骄傲于荆州的胜利，依仗水陆兵力的众多，而败于松懈。

当王寻、王邑率领百万大军压向昆阳时，他们看孤城内外的人都像是砧板上的肉一样。然而光武帝集结几千士兵，用必死的誓言申明军令，用求生的斗志激励他们，身先士卒与他们搏斗，那么他们反过来看王寻、王邑的军队也都像是砧板上的肉，因此取得了胜利。虽然如此，这场战役，人们认为这是光武帝的才能，却不知道他之所以有才能的原因。只有各位将领观察他生平见到小敌人就胆怯，见到大敌人就勇敢，都私下感到奇怪。却不知道光武帝这种勇、怯，正是所谓的才能，而且都是为了求胜。对小敌人胆怯，是他的真情；对大敌人勇敢，是他的权术。敌人小而胆怯，胆怯而警戒，警戒而勉励，这是取胜之道。敌人大而勇敢，勇敢而决断，决断而振奋，也是取胜之道。对弱小的敌人展示真情，因此不轻易取胜；对强大的敌人使用权术，因此不畏惧取胜。光武帝不仅能够以少胜多，而且到了人多时更能办理得好。唉！光武帝对于夺取天下，又何尝不是出于真情与权术呢？只是人们无法测度罢了。起初刘伯升结交宾客喜爱士人，谋划诛杀王莽以复兴刘氏，而世祖却独自从事农业，辛勤耕作

译罢了。所以伯升将他比作汉高祖的兄长刘仲，人们也认为他谨慎忠厚，没想到他还有别的作为。等到他组织宾客，身穿红色衣服、头戴高冠在宛县起兵时，那种勇猛果决的气概甚至超过了伯升。光武帝心中对王莽的意图，难道是一天之内形成的吗？然而在王莽的时代，如果做出像伯升那样的举动，本来就是危险的。因此，光武帝独自从事农业，表现得谨慎忠厚，这是他的权谋之术；突然起兵，身穿红色衣服、头戴高冠，这才是他的真实情感。所以伯升首先起事，而光武帝最终成就了大业。唉！像世祖这样的英雄，是难以企及的。

译魏论上

从前，东汉王朝衰微，豪杰并起争夺天下，人们各自凭借所争夺的资本。大概二袁凭借权势，吕布凭借勇力，而曹操凭借智谋，刘备、孙权各自兼有智勇却都不完备。凭借权势兴兵的人，权势倾覆就会溃败；凭借勇力作战的人，勇力耗尽就会被擒获。只有能够用智谋来应对，才能常常保全强盛而制约这两者的弊端。因此袁氏、吕布都失败了，而曹操收服了他们，刘备、孙权仅仅在狭小的一隅之地得以自保。

当二袁兴起时，凭借家族世袭的资历来震撼天下。袁绍率领四州的军队，向南逼近官渡；袁术占据南阳，骚扰江淮，于是窃取皇帝尊号；吕布骁勇善战，转战无前，争夺兖州。在这个时候，天下人观察曹操，怀疑他再也无法振作。而人们争相归附并乐于奔赴的，只有袁氏和吕布。而曹操独自凭借智谋兴起并应对他们，率领万余人的军队，向北击败袁绍而定下燕、冀；联合三县的民众，向东擒获吕布而收复济、兖；将袁术逼至淮河以东，彷徨无依，最终奔逃而死。而曹操智谋的施展，常常显得绰绰有余，并不稍显困顿。那些所谓凭借权势和勇力的人，一旦溃败，都支撑不住。此后天下人才信服曹操是无敌的，而认为袁氏、吕布不值得依赖。至于那些倚仗权势和力量，以及各自兼有智勇却不完备的人，也都深知曹操唯独凭借智谋强大而不容易被战胜，所以常常内心畏惧而共同逼迫他。只有曹操自恃智谋足以鞭笞天下并使之服役，所以常常轻视敌人，认为不值得忧虑。在他东征刘备时，袁绍想要尾随袭击；在官渡对峙时，孙权想要偷袭；在北征乌桓时，刘备想要乘虚而入。这三场战役都是招致兵祸、引诱敌人，以及窥伺间隙所引发的时机。然而曹操安然自若，不为此深深忧虑而改变计策，也是过于自负智谋、轻视敌人，因此多次身处危险而侥幸脱险。虽然如此，在情势上不得不兴兵的情况，大概刘备是必须征讨的，袁绍是必须抵御的，而且又近在徐州和官渡。假使敌人谋划攻击我，我也将有办法应对，不至于颠沛流离。至于乌桓之战，则是他轻视敌人、招致祸患，而侥幸免于灾祸败亡的，此时确实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袁绍虽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也是一时的豪杰，横跨黄河以北，囊括四州的土地，向南争夺天下，一旦摧败，最终因忧虑而死。他的两个儿子懦弱无能，曹操折鞭驱赶他们，向北逃往乌桓，苟延残喘，虽然没有被诛杀，也可以知道他们无能为力了。在这个时候，中原尚未安定，幽州、冀州刚刚归附，而孙权、刘备在后窥伺，只是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发动罢了。而曹操正穷尽兵力，远赴塞北，从事于对三郡乌桓这场不紧急的战役，侥幸于一决胜负。唉，可以说是极其危险了！假使刘表稍微懂得事机，而刘备的计谋得逞，率领荆州的军队，卷起铠甲乘虚袭击许都的空虚，那么魏国的根本就被拔除了。曹操虽然返回，但黄河以南就不再是魏国所有了。那么曹操屡次这样做而不再顾忌，是倚仗他的智谋足以预先制约别人而轻视他们。官渡、徐州的战役，在情势上不得不应对，即使轻视他们也可以。现在率领军队万里远征，后面都是仇敌，而前面面对强敌，而且非常轻视他们而不顾，也太失计了。刘备没能举兵，是上天用来保佑魏国啊。

唉！人唯独智谋是难以具备的。如果获得了这难以具备的智谋，加以审慎处理并谨慎使用，就没有什么不成功的。现在却倚仗它来轻视别人，那他与没有智谋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曹操之所以屡次陷入祸患而侥幸免难，实在是上天保全他罢了。后人不要效法曹操，而认为天下是可以轻视的。

魏论下

谈论兵法没有比得上孙武的，用兵没有比得上韩信、曹操的。孙武虽然把兵法写成书，但在他自己运用时并不显著。韩信没有自己写书，曹操虽然写了但没有流传到后世。然而传记称这两人的学问都出自孙武，因此能够神妙地运用而不穷尽。我私下曾经探究，孙武的十三篇，是天下学习兵法的人所共同诵读的。假使他们都知道如何使用，那么天下谁不能成为韩信、曹操呢？因为韩信、曹操在后世没有继承者，所以凡是得到孙武的书伏案诵读的人，未必都能胜任战争。孙武的书，韩信、曹操的战术都在其中。假使孙武的书不流传，那么这两人的用兵本来也不会违背孙武所想要表达的。至于他们根据事情设置奇谋，运用而不穷尽，即使是孙武的话也不能完全说尽。驱赶市井平民和未经训练的士兵置于死地，只有韩信才能斩杀陈馀；遏制撤退的军队并与之决死战，只有像曹操这样的人才能攻克张绣。这就是孙武寄托其妙处的地方，本来有待于韩信、曹操这类人。诡诈众谋以求胜利，而没有人能知道；胜利后又用诡诈的话告诉别人，人们也从而相信而不怀疑。这是韩信、曹操无穷的变化欺诈不仅用于敌人，也用于自己的军队。

大概军队所依赖的是将领，将领所依赖的是士气。凭借屡战屡胜的将领，持必胜的士气来面对三军，那么三军的士气稳定而心情安定，即使有大敌，也常常能吞并并战胜他们。韩信以数万人的军队，抵挡赵国的二十万人，不是弱小的敌人，却命令副将传令吃饭说：“打败赵

译然后一起吃饭。”韩信预料赵军必定失败是可以的，但说一定要打败赵军之后才吃饭，这难道可以预先确定吗？假如确实有办法打败赵军，即使边吃饭边作战，也不算失去赵军必败的战机。然而韩信这样做，是因为用极少的兵力抵挡极多的敌军，这是危险的处境。所以展示必胜的气势，以及极其从容的情态，是用来安定士兵的心绪并激发他们作战的勇气。曹操征讨关中时，马超、韩遂纠集起来抵抗曹操的，都是凶悍的贼寇。每当贼军一部到来，曹操就有高兴的神色。贼军被击败后，众将领询问原因，曹操回答说：“关中地域辽阔，如果贼军各自占据险要之地，征讨他们不花一两年时间不能平定。现在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可以一举消灭他们，因此我高兴。”袁绍在延津追击曹操，曹操让人登上营垒观察，报告说：“大约有五六百骑兵。”过了一会儿，又报告说骑兵越来越多，步兵多得数不清。曹操说：“不要再报告了。”于是命令解开马鞍放开马匹等待。过了一会儿，发动军队攻击，于是大败袁绍，斩杀了他的两名将领。敌人众多而感到恐惧，这是人之常情。凭借曹操的勇敢，却表现出恐惧的样子，那么他的部下就会震惊，所以用虚假的高兴、虚假的安定来展示给他们。众人依赖曹操的高兴与安定，那么畏惧之心就不会产生，勇气也会自然加倍，这就是战胜敌人的原因。所以用兵的奥妙，不仅在于欺骗敌人，还在于蒙蔽自己士兵的耳目。

译从前开创基业、建立国家的君主，大概没有比汉高祖更盛大的了。考察他平日的智谋和勇武，实际上赶不上张良、陈平、韩信、彭越这些辅佐之臣。然而他崛起后，不过几年时间就诛灭了秦朝、推翻了楚国，于是吞并天下而称王。曹操凭借机智警敏，挟持汉天子以号令天下，他行军作战、决断机变，当时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然而他最终老死于军中，不能平定东吴和蜀汉，这是什么原因呢？议论的人认为他执法严酷残忍，将领们的计谋有超过自己的，都用法律来压制他们，所以旧怨没有一个人能幸免，这就是他不能成功的原因。唉！曹操残忍刻薄、缺少恩义，必定报复极小的怨恨，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至于谋士策士，他收揽任用，本来也没有遗漏，不曾深深辜负他们。他曾经自诩有帝王的志向和事业，期望以此欺骗迷惑后世。然而考察他的才能，也不过与韩信等同。而他遭遇天下的变局，与刘邦、项羽之际没有什么不同。刘备、孙权都是人中之豪杰，顺应时势乘变而起，占据一方，而曹操的将领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至于鞭笞中原，奠定大业，都是曹操亲自做到的。然而他年老期迫，这就是他的功业与汉朝不同的地方。

司马仲达论

从前的君臣，在天下动荡不安的日子相互选择、相遇，君主没有不希望臣子有才能的，臣子没有不希望君主英明的。臣子既然有才能，而君主常常非常猜忌；君主既然英明，而臣子常常非常畏惧，这是什么原因呢？君主并非厌恶臣子而猜忌他，而是猜忌他的权谋智略足以对自己产生二心；臣子并非背离君主而畏惧他，而是畏惧他的刚强残忍足以不容纳自己。这就是猜忌和畏惧产生的原因。虽然如此，君主本来有所不猜忌的，因为他得到了不值得猜忌的臣子；臣子本来有所不畏惧的，因为他得到了不值得畏惧的君主。从前蜀先主与诸葛孔明，苻坚与王猛就是这样。

至于曹操与司马仲达，猜忌畏惧的情势不得不产生了。不是司马仲达不足以引起曹操的猜忌，不是曹操不足以引起司马仲达的畏惧。天下的士人，不响应曹操命令的很多，而司马仲达一开始就不出仕，曹操将要逮捕治罪他了。司马仲达不出仕，本来怀疑曹操不能容纳自己；曹操想要治罪，本来怀疑司马仲达不为自己所用。这在开始时相互期待，本来就没有尽到君臣的诚意，那么猜忌和畏惧怎么会不产生呢？虽然如此，司马仲达处理得当，最终到了曹操没有非常猜忌，司马仲达没有非常畏惧的地步，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人中之豪杰，从而成就夺取魏国基业的原因。人之中挟持权术、运用谋略像荀彧这样的很少了，荀彧本来是曹操的策士，被他当作占卜吉凶的蓍草和龟甲一样倚重。曹操想要转移汉朝的国运，在刚萌发于心时，司马仲达启发他，正中他的欲望；在已经显露于迹象时，荀彧阻止他，使他的心情沮丧。后来，荀彧出于直言，却不能挽救被杀的命运；司马仲达最终成为他的心腹，于是消除了他的畏惧。当曹操鞭笞天下，谋求集成大业时，将领军队四处出击，没有一天放下铠甲。而司马仲达唯独凭借自己的身份从容处理政务罢了，不曾一次请求统领军队，即使曹操也不认为他有能力而想让他带兵。等到曹操去世，他才统领军队，出奇应变，迅速如神，没有不消灭敌人的，即使是曹操也有所不及。魏文帝本来已经没有猜忌，司马仲达本来已经没有畏惧，天下开始非常畏惧他，就像曹操没有去世时一样。由此看来，司马仲达用权术谋略来保全自己，是可以窥见的。为什么诸葛孔明想要用他的至诚大义之心，多次出兵寻求与他决一死战以决定魏、蜀的存亡呢？

司马仲达、诸葛孔明都是所谓的人杰。渭南之战，人们都惋惜诸葛亮的死，认为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在此一举决出胜负。诸葛亮的客军利于速战，司马仲达持重不应对以消耗他的军队，而寻求乘他的疲弊。诸葛亮送给他妇女的头巾，想激怒他应战。司马仲达上表请求决战，魏君于是派遣辛毗持节节制他。诸葛亮认为司马仲达无意于战，他向君主请求，只是向众人显示武威罢了。唉！说司马仲达请求决战是为了向众人显示武威，或许有这种可能；说他有始终的畏惧，而无意于决一死战，也不是事实。虽然如此，假使辛毗不到，那么司马仲达本来就不会作战。司马仲达所追求的，只是战胜敌人罢了。现在因为一次侮辱，不等待可以作战的时机，就愤然轻率地动用军队作为愤怒之师，哪里配得上是司马仲达呢？晋朝的朱伺号称善于作战，有人问他，朱伺说：“别人不能忍耐，而我能忍耐，因此战胜他们。”难道司马仲达没有朱伺那样的气量吗？考察他诛杀曹爽的原因，足以看出他能忍耐而等待时机。所以他策论诸葛亮说：“诸葛亮志向远大而看不到时机，多谋而少决断，好兵而无权变，即使率领十万士兵，也已经落入我的圈套，打败他是必然的。”这是司马仲达的志向。诸葛亮刚出兵时，司马仲达对将领们说：“诸葛亮如果是勇者，应当从武功出兵，依山向东；如果向西上五丈原，那么各军就没事了。”从前曹操攻打邺城，袁尚率兵救援，将领们都认为归师不要阻挡，应当避开他。曹操说：“袁尚从大道来就避开他，如果沿着西山走就成俘虏了。”袁尚果然沿着西山走，一战擒获了他。卢循反攻建邺，宋武帝策论他说：“贼军如果从新亭直上，就应当避开他；如果回泊蔡州，就成俘虏了。”卢循果然泊船蔡州，一战使他逃走。诸葛亮趋向五丈原，与袁尚沿着西山走、卢循泊船蔡州是一样的。

译大概是因为锐气已经丧失，自然会畏惧而躲避他人，不足以成为别人所畏惧躲避的对象。这三位君主，因此容易被吞并。诸葛亮常年出兵，他的军队不过数万，不因为战败而回师，就因饥饿而退兵。如今千里运粮，供给十万大军，坐着求战，已经一百天了。司马懿率领秦、雍的精锐部队，以不迎战来使对方军队疲敝，难道是徒劳的吗！他是想求得一次全胜。然而，诸葛亮已经去世，蜀军撤退，而司马懿不穷追不舍，大概是不料诸葛亮已死，他的士兵还饱食而军队没有变故，蜀道险阻容易设伏，怀疑他是假装撤退来引诱我。假使诸葛亮不死，而在相持中疲敝，那么司马懿的志向就实现了。有人说司马懿的权谋诡诈，不足以抵挡诸葛亮的节制，这是迂腐懦弱固守常理的言论，不值得对通晓机变的人说。

译邓艾论

事物的道理，可以通过情理来通达，却不能拘泥于表面的迹象。用情理去通达，就能适应变化，符合圣人赞许的权变；拘泥于迹象，就无法因地制宜，陷入圣人厌恶的固执。因此，天下事功的成功，常常出于权变；而其失败，常常在于固执。认为别人做的是对的而追求效仿，不知道所效仿的做法，在当今却是错误的；认为别人做的是错的而追求纠正，不知道所纠正的做法，在当今却是正确的。这都是不寻求用当今的情理去通达，而拘泥于过去的迹象，所以那些效仿和纠正的做法，恰恰足以成为灾祸悔恨的资本。

从前卫青攻打匈奴，他的副将苏建全军覆没，按军法应当斩首。卫青因为不敢在境外擅自诛杀，将苏建囚禁后送交朝廷。人们都称赞卫青不擅权，符合为臣和为帅的顺道。皇甫嵩在梁州讨伐贼寇，董卓作为副将，贼寇平定后，皇帝下诏让董卓把军队交给皇甫嵩，董卓不接受诏令，带着军队旁窥伺机。人们都劝皇甫嵩诛杀董卓，皇甫嵩不想在境外擅自诛杀，就把情况上报。董卓因此遂行凶逆，最终导致无法控制。皇甫嵩放过董卓，不是出于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卫青不杀苏建，获得了恭厚的美誉，于是拘泥于迹象而追求效仿。不知道放过董卓的做法，在当今就是纵容寇贼。邓艾讨伐蜀汉，出于万死不顾一生的计谋，冒着危险决一死战，最终俘虏了刘禅，可以说是有功了。然而他心胸气度粗疏，认为军门之外的重任，应当掌握威权和赏赐。于是大规模擅自封官授职，甚至想要擅自封刘禅为王，留在西部不派遣他回京。即使司马昭用顺从的道理晓谕他，他仍然不听。因此钟会得以介入其中，以至于被杀而不觉悟。邓艾的专断，不是出于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皇甫嵩常常求全责备而失之于董卓，所以遭受后悔，于是拘泥于迹象而追求纠正。不知道纠正皇甫嵩的做法，在当今就是招致灾祸。这都是不寻求用当今的情理去通达，而专门拘泥于过去的迹象。这就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灾祸悔恨会聚集的原因。

看邓艾作为将领，急于追求智谋的名声而锐于勇武的功劳，喜欢激进而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忘记顾全后患。邓艾常常凭借这些战胜敌人，而最终灾祸结于其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起初钟会率领十万精锐军队趋向剑阁。姜维率领受挫的军队，疲于奔命，虽然能够抵抗扼守，但最终不是强劲的敌人。邓艾作为主帅，不致力于用完整的策略牵制他们，却独自率领一万士兵，从阴平小路趋向江油，去袭击刘禅。大概是出其不意，而行走于无人之境七百余里，开凿山险，修造桥阁，岩谷峻峭绝险，士兵都攀缘崖壁树木，投落而下。又加上粮运不继，邓艾甚至用毡子把自己裹起来，转运而下。唉！可以说是危险了。士兵都殊死决战，仅仅打败了诸葛瞻的军队，而刘禅惊惧紧迫，立即束手就擒。假如刘禅独自忍耐几天不投降，等待援军集结，那么邓艾就是拿肉去喂饿虎了。邓艾一旦失败，那么钟会十万军队，可以一声传呼就溃散了。邓艾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做侥幸之举，这是求生救急的计策，不是所谓趁乱侮亡的军队，也不是大将自任的常理。这次战役，没有邓艾无法迅速取胜，而他的胜利有侥幸的成分。假如不幸而至于溃败，也是邓艾导致的。奇道之兵，将要在外围掩袭，必定有在内应和听从的人，然后才可以期待胜利而功业会合。唐代李〇进入蔡州以擒获吴元济，是因为有李〇作为向导的缘故。假如没有应和听从的主人，那么李〇又怎么能冒着危险而侥幸成功呢？西汉中兴的名将，没有比得上赵充国的，史书称他沉着勇敢有大略。看他用兵，只期望克敌而已，每次以保全军队确保胜利为策略，不曾苟且争胜于一战。所以他驻军没有显赫歼灭的成效，最终在股掌之上战胜敌人。安边定寇，都出自他的谋划，而独自收取成功的功勋，其他将领没有参与，几乎达到了所谓无智名勇功的善境。由此看来，邓艾之所以不能免于祸患，也是他的操术导致的必然结果！

吴论

古代的豪杰，有功业的大志，他们的才力虽然足以有所成就，但没有谋士策士集合奇智来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不失去事机的会合，那么往往功败业去而成为徒劳发端的人都是这样的。

从前东汉董卓之变，豪杰相互观望而在中原起事的，像袁术、曹操、刘备、吕布，都凭借奸雄的资质，寻求因时乘变以成就所欲。只有孙坚激于忠勇，从区区的小郡奋起，奋起诛杀董卓，即使董卓也独自忌惮而避开他。可惜啊！三次失去大机而功业不就，最终因为轻敌而殒身，因为没有谋士策士来启发他智虑所不及的缘故。起初孙坚率领义从之士起于长沙，北至南阳，众已数万。南阳太守不及时调给物资，孙坚指责他稽停义师，按军律而诛杀他，人大震服。南阳民籍且数百万，兵强食阜，而孙坚不趁机占据它以治军整卒，命令一偏将西趋武关以震三辅，身扼成皋而定巩、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顺讨逆，以济其志，却反而弃去。而袁术得以起而收于羁旅之中，以为己资，遂以骄肆。这是孙坚的第一次失误。董卓的强盛，天下畏之。袁绍、曹公相与歃血而起者凡十一

译孙坚等人，都占据着州郡，兵力合起来有数万人，然而没有谁敢首先发兵去攻打董卓，只有曹操和他的偏将遭遇，于是战败退却。而孙坚独自率领他的军队向董卓进发，在阳人交战，大败董卓的军队，擒获了他的精锐将领。董卓深深震惊畏惧，于是派遣亲信到孙坚那里求和结亲，凡是让那些子弟中胜任刺史、郡守的人，都上表任用他们。假使孙坚表面答应和亲而暗中观察，挑选他的宗亲和亲属中只要能胜任军事的人，都列名推荐给他们，让他们各自占据土地掌握军队以壮大声势，慢慢从四方起兵来逼迫董卓，那么他夺取董卓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孙坚不知道这样做，反而愤怒侮辱董卓的使者，发誓一定要诛杀董卓，使得董卓愤恨恐惧，于是残暴地污染洛阳，劫持天子，向西引入函谷关以躲避孙坚的锋芒而穷尽其毒辣。这是孙坚的第二个过失。军队因正义而行动的，其势力足以独立，那么怎么会依附别人？如果因为不能独立而有所依附，一定要依附那些道德信义足以成为天下人归往的人，然后才跟随他。袁术只是凭借世家的资历来役使天下，他骄横豪奢而不威武，不是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主人。孙坚已经驱逐董卓并收复了残破的洛阳，不能凭借山河的坚固，利用形势的便利，来观察天下的变化。反而退兵到鲁阳听任袁术的役使，为他辗转作战去攻打黄祖，最终在襄阳、汉水之间丧命，与士兵没有区别。这是孙坚的第三个过失。做一件事而跟着出现三个过失，那么他的功业就违背了正道。孙策壮年威武，谋略超过他的父亲，又有周瑜、鲁肃这类人来辅佐他兴起。可惜孙坚不善于打基础，使得孙策不能在中原奋发以争夺天下。然而孙策一举便收复江东，作为鼎足三分的资本，假使他不死，应当成为魏国的大患。孙策不能在中原兴起，不是他的智力和能力不够，大概是袁绍已经占据河北，曹操已经收复河南，没有空隙可以投奔的缘故。凭借刘备在关塞间辗转作战，直到头发白了，也没有获得中原一块土地来安顿他的脚。而孙策却能凭借一千多疲惫的士兵渡江转战，不到几年就席卷江东，这比刘备强得远了。孙权的勇敢决断进取，比不上他的父亲和兄长，然而审察时机观察变化，持守保全江东，在孙权身上是有的。

译三国对峙的形势，虽然号称鼎足三分，但其雌雄、强弱本来就有定数：魏国虽然不能最终兼并天下，但终究不失为雄强的一方；吴、蜀虽然能各自占据一国，但难免处于雌弱的地位。孙权正因为懂得这一点，所以对内加强安抚，对外加强防备而已。当时有时出兵动众，以显示军威、警戒敌人，但向北不超过合肥，向西不超过襄阳，未曾大规模轻率出兵，以求在魏国身上侥幸取胜。而魏国施加于我们的压力，也曾有办法抵御，未曾陷入困顿挫败，因此直到孙权去世，江东都得以安定。由此看来，孙权的谋略，比诸葛亮在蜀国的用兵更为审慎。

蜀论

有人说：刘备争夺天下，不依靠中原地区而向西进入巴蜀，这就是他占据的不是合适的地方，最终导致衰败不振的原因吗？回答说：确实如此。刘备不仅仅是舍弃中原而趋向巴蜀，也是因为在中原争夺不可得，然后才舍弃中原向西进入的。刘备向西进入，是因为智谋穷尽、力量疲惫，大概是在晚年才做出的选择，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当豪杰并起之时，刘备已经在中原与他们周旋了。起初得到徐州却被吕布夺取，中间得到豫州却被曹操夺取，晚年得到荆州却被孙权夺取。刘备想要复兴刘氏的大业，他的志向未曾有一天忘记中原。然而最终没有地方可以暂时安身，舍弃中原向西进入，是因为有曹操、孙权的军队夹击他。刘备失去豫州后向南依附刘表，在穷困潦倒之际才开始得到诸葛亮，而诸葛亮开始引导他夺取荆州、益州作为自己的资本。诸葛亮难道认为中原不足以起事，而凭借小小的荆、益一隅就能有所作为吗？也是因为魏国控制中原，吴国独占江东，天下不属于吴、魏的地方，只有荆、益而已，况且刘备如果不夺取这些地方，就没有归宿，所以如此。因此，一次击败曹操就顺势收取荆州，接着驱逐刘璋就顺势夺取益州，这是诸葛亮的谋略。虽然如此，诸葛亮对于这两个州，知道怎么夺取，却不知怎么使用。以至于最终丢失荆州，劳役蜀地百姓，功业也因此未能成就，确实是有原因的。荆州的土地，处于吴蜀之间，是两国必然争夺的地方。从形势来说，吴国夺取荆州，是近便且顺理成章；蜀国争夺荆州，则是遥远且艰难。蜀国不能保有荆州，就像魏国不能保有汉中一样。因此先主早上刚得到益州，孙权晚上就来索要荆州。孙权索要荆州，不是因为刘备得到蜀国后就对荆州无事可做，也是因为从蜀国争夺荆州，不如吴国那样顺理成章。所以直接索要，是为了显示我有能力收回它。刘备一次不听从，孙权就已经夺取了三个郡，刘备无法争夺，只好将荆州平分给他。以分裂不完整的荆州，又有孙权在后窥伺，镇守安抚则安定，稍有动作就危险。诸葛亮不察觉这一点，却倚仗关羽的勇猛，让他率领军队向北侵犯魏国的襄阳。所以孙权趁机从后面袭击，杀死关羽并完全夺取了荆州。这是诸葛亮在使用荆州上的失误。此后刘备所有的，只有岷山、益州罢了。虽然如此，地势偏僻坚固，魏国不敢轻易用兵，鼎足三分的形势于是形成。假使刘备不向西进入，而只是在中原徘徊，那么也不知道最终会停在哪里了。刘备死后，将全国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有建立功业的志向，却没有成功的气量；有团结众人的仁德，却没有使用众人的智慧。所以常常多次调动军队急于立功，功业每每不能成就而军队已经疲惫。这是诸葛亮在使用蜀国力量上的失误。

蜀国作为国家，地势险僻坚固，不是图谋天下者必然争夺的地方。然而也未曾不忌惮它的行动，因为它有窥探天下变化的能力，可以出来乘虚而入。虽然如此，蜀国与魏国，其大小强弱的形势，大概是可以看出来的。曹操虽然死了，但魏国没有变故，又有司马懿控制军队。诸葛亮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趁着刘备去世，深深地自我抑制示弱，使魏国产生骄傲懈怠之心，使其对我们没有戒心。训练军队储备粮食，等待魏国一旦有变故，凭借黄河、渭河的上游，带着干粮卷起铠甲，起来乘虚而入，那么没有不称心如意的。却凭借小小的新建立的蜀国，倡导仁义之师，强迫天下人思念汉朝，一天天向北进军，以求吞并魏国复兴刘氏。所以常常千里运粮以求一日的战斗，不是战败而还，就是因饥饿而退。这是急于有功，而忘记了衡量气量来等待时机。善于用兵的人，攻击敌人必须应对的地方，打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从而取胜，都出于奇谋。诸葛亮连年出兵，而魏国人每次从容不迫地不应战以消耗他的军队，最终导致徒劳而归。不因为自己弱小而面对强大，未曾出于可以取胜的奇谋。蜀军每次出兵，魏延常常请求一万士兵走其他道路作为奇兵，诸葛亮每次都拒绝，魏延因此深感愤恨。诸葛亮出兵六次，曾经一次使用了奇谋。声称从斜谷出兵于是攻打祁山，以出乎魏人的意料，一天之内就降服了三个郡，关中地区大为震动，最终因为失去纪律而自损军队。奇谋在军事中不可废弃就像这样，而诸葛亮却不致力于此。这是急于调动军队而没有智慧来使用他们。唉！不是商汤、周武王的军队却厌恶出奇制胜，最终导致军队丧败的，可以屡次发生吗？虽然如此，诸葛亮不能说他不贤明。总之，狡诈多变没有定法，来抵挡司马懿则不是对手。范蠡对勾践说：“用兵打仗的事，文种不如我；镇抚国家，亲近百姓，我不如文种。”范蠡自知自己的长处，也不强求

译因为（他们）在各自的短处上有所欠缺，所以能够成就功业。诸葛亮在蜀汉，承担的是大夫文种的职责。如今把文种和范蠡的事迹集于一身，同时承担两种不同的职责，这就是他不能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的原因。

译陆机论

动员全国百姓并将军队交给将领，凭借疏远的身分去统率别人的军队，在君臣交接权力的时候，都是充满危机的。善于任用将领的君主，不会轻易地把军队托付给别人；善于做将领的臣子，也不会轻易地接受这种重托。君主一定有办法深深赢得臣子的信任从而让他带兵，臣子也一定有办法深深赢得君主的信任从而为他带兵，所以军事事业可以建立，战功可以获取，君臣都能获得美好的名声于天下。古代有人这样做的，孙武对于吴王阖闾，田穰苴对于齐景公，周亚夫对于汉文帝就是如此。当初孙武用兵法去求见吴王时，吴王用妇女来试验他。孙武就顺着吴王用来试验我的方法，探究他的内心并加以揣测，他的意图已经在两位姬妾的头上了。两位姬妾，是吴王非常宠爱的人。孙武本来知道深宫中的妇女只安于吴王的宠爱，哪里曾知道战鼓的约束，以及将军严厉的号令呢？然而一定要斩首而不赦免，并不是对两位姬妾有怨恨，而是借她们的首级来试探吴王的诚心，看他信任我是否坚定。吴王果然不吝惜两位姬妾的死，而知道孙武善于用兵，于是最终让他带兵。孙武也知道自己被任用的基础牢固，因而安心为他带兵。所以能够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向北威慑齐国和晋国，而吴国因此称霸。齐景公让田穰苴做将军，在授予斧钺之初，田穰苴请求宠臣庄贾来监军。田穰苴难道真的因为自己地位低微、权力轻小，而依赖庄贾吗？他的意图本来就在诛杀庄贾上了。庄贾虽然稍微违背了约定的时间，按理可以因情有可原而免罪。然而最终没有免除他的死刑，并不是对庄贾残忍，而是暂借他的死来试探齐君的诚心，并揣测君主任用我的态度是否坚定。景公果然认为他贤能，而任用他不加怀疑。所以能够大败燕国和晋国的军队，并收回被侵占的土地。汉文帝严格部署三位将军驻守边防，亲自慰劳军队。到了细柳营的周亚夫，即使是天子的诏令，也屈服于将军的号令。在这个时候，细柳营的士兵只知道周亚夫的威严，而不知道汉文帝的尊贵。难道周亚夫在这里违背君臣的名分，做出这种不可侵犯的行为吗？也是用来试探孝文帝的诚心，以揣测他对待我是否达到极致。汉文帝果然推崇他的才能，托付给景帝，认为可以承担重任，而周亚夫也对外面的军务自行专断。所以七国叛乱时，他总领军队，于是能够坚决拒绝救援梁国的诏令，而平定关东的变乱。世上见识浅薄的人，只看到这三个人有顺从众人以树立威严的方法，却不知道他们的策略微妙，不仅仅在于顺从众人以树立威严而已。至于君臣之所以能够相互契合的开端，牢固地结同心，不可以离间败坏，而凭借功勋名声保全自身，都是出于这个缘故。

太严重了！陆机不讲求做将领的策略啊。陆机以亡国流亡者的身份投靠大国，在策略上没有依靠，在气节上没有修养，只是夸耀才华、傲视他人，触怒众人。司马颖骄横放肆不像君主，发动违背顺理的军队，哪里值得托付自身呢？陆机身为怨恨仇敌聚集的地方，一旦身先士卒，都督军队，而军队多达数十万，自汉魏以来，出师的盛况，未曾有过。他既然失去了被任用的正当性，而陆机内心没有策略去试探君主任用我的心意，外面没有权谋去成就君主托付我的事务，反而飘飘然自比管仲、乐毅。临阵之初，孟超以偏将的身份违抗他的命令，而他羞辱孟超如同对待仆役俘虏，陆机不认为该杀而赦免了他。用这样的方式带兵，用这样的方式作战，即使率领百万军队，谁能挽救他的失败呢？所以鹿苑溃败，死者堆积如山，众人的诋毁随之而来，最终导致他被杀，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才华不足以胜任所托付的重任，智慧不足以回报所知晓的恩情，一旦迈步举足，跌倒就随之而来。于是把灾祸归咎于三代以前的将领，难道不荒谬吗？有人说：陆机虽然是世袭将领但却是儒生，军事的事情，不是他平素擅长的，于是丧失了军队。这和王衍、房〇之类的人都因为招致失败。唉！因为儒生而带兵以至于丧失军队的，是因为才华不足以胜任将领的缘故。如果说儒生果然不可以带兵，带兵果然不可以用儒生，这是不对的。才华所在的地方，不厌恶他是儒生。假使儒生懂得带兵，那么世袭将领有所不能窥探的。至于像陆机这样的人，恰好只足以杀了他的身体而已，哪里值得称道呢？

晋论上

国家权力的重大，有自己归附而后接受的，有凭借武力夺取而后得到的。自己归附而后接受的，是三代以上是如此；凭借武力夺取而后得到的，是秦汉以下是如此。归附我而后接受，与我夺取而后得到，本来就有区别了。而他们夺取的方法，又有非常不同的地方！那么享有天下的人，也要观察他们夺取的方法如何罢了。

魏国夺取汉朝，不同于汉朝夺取秦朝的方法；晋国夺取魏国，不同于魏国夺取汉朝的方法。魏国向晋国展示夺取汉朝的痕迹，晋国沿袭魏国夺取魏国的权柄。这是晋国夺取魏国，是魏国开启的。晋国将要沿着痕迹夺取魏国，因此急切地寻求掌握魏国的权柄。魏国只看到权柄离开我而在晋国，就像过去离开汉朝而在魏国一样。因此安于自己所夺取的地位，而把天下输送给晋国，于是自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晋国在得到魏国的痕迹上，没有不同于魏国得到汉朝的地方。而在夺取魏国的方法上，最为没有名分，大概类似于王莽窃取汉朝吧。虽然如此，晋室的祸患，也是魏国遗留下来的。唉！难道这也是天意吗？

从前秦朝无道，天下的百姓唯恐秦朝不灭亡，因此豪杰们一起起来诛杀秦朝。秦

译汉朝灭亡而汉朝得到它，这是汉朝对秦国没有什么亏欠的。东汉自从董卓作乱以来，天下人痛心于他祸害汉朝之深，相继建议歃血起兵诛杀董卓的人，都是以为汉朝着想。董卓被诛杀后，曹操和袁绍、袁术才开始连兵互相吞噬，争夺天下而谋求取代汉朝。曹操先得到挟持汉帝以号令天下的策略，最终汉朝不是自己灭亡而是被曹操夺取，这是魏朝对汉朝有所亏欠的。汉朝的灭亡，不是天下人灭亡了它，而是曹操夺取了它。虽然如此，如果没有曹操，汉朝的天下也不得不灭亡，因为有两个袁氏企图窃取它。曹操从两个袁氏企图窃取中收回天下，这是汉朝曾经失去天下，而曹操收回它，那么魏朝还算是有名分的。所以说：魏朝夺取汉朝，不同于汉朝夺取秦国。至于晋朝，就不是这样了。自从司马仲达已经在曹操的时代隐藏祸心奸谋，曹操曾经醒悟但没有自己决断，把它传给了曹丕。而曹丕昏庸软弱，加上完全庇护并倚任他。所以他在曹操死后，才稍微显露出建立窃取权柄功劳的迹象，于是收回权柄而私自控制。所谓窃取权柄的功劳，大概是东面平定辽东而夺取孟达，南面击败王凌而内部诛杀曹爽罢了。并没有保存已经灭亡的汉朝、延续已经断绝的汉朝那样的大功，像魏朝对汉朝那样。大概知道魏朝夺取汉朝，其道由此而来。因此急切地寻求效仿它的踪迹，而窃取收回权柄，经过四代而固执地保持它。直到有一天在太平无事之间夺取魏朝，而天下人也无可奈何地安于这种局面，这是最没有名分的，而有类似王莽窃取汉朝的情况。等到晋朝宗室内叛，烽烟在外兴起，以至于衰败而不可胜叹的，也是魏朝有遗留下来的原因。魏朝断绝了公族的恩惠，虽然号称加封侯王，却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供奉。晋人取而代之，矫正它没有枝叶庇护的弊端，于是大力繁殖宗室，假借他们制兵专国的权力。一旦八王在内互相屠杀，以至于祸患结聚不可胜解，而群盗乘机而起，关右、秦川是帝王的宅地。魏武帝大量迁徙西北的民众而交错居住，以抵御蜀寇。以至于近在肘腋之间，不可胜救，从而造成永嘉之祸。由此看来，那么凡是晋室的大变，都是魏朝有遗留下来的原因。唉！难道也是天意吗？

译晋论下

天下的祸患，不担心它有可见的迹象而在近期爆发，而担心它没有可窥测的形状而在迟后爆发。有迹象可以看见，即使非常愚笨怯懦的人，也一定会加以警戒防备。而在近期爆发的祸患，其毒害通常较浅；没有形状可以窥测，即使非常智慧勇敢的人，也会疏忽于防范。而在迟后爆发的祸患，其毒害通常很深。

从前五胡乱晋的祸患，它的兴起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探究其根基并积累起来，乃在于数百年的漫长迟缓。国家历经三代，而经历的君主有几十位。在平常的日子里，看不见它有可窥测的形状，因此一旦爆发就没有人能支撑得住。这并非没有形状，大概是因为祸患的形状常常隐藏在福中，福的形状常常隐藏在祸中。人们只看见它是今日的祸福罢了，不根据它所隐藏的情况去预先窥测。因此在其未爆发时，都看不见它明显的形状。这就是祸患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的原因。先王时代，侯、甸、要、荒各地的诸侯，各自按照他们的职分来进贡。所以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四方国家的君主站在四门之外，使他们能够参与完备物品、盛大礼仪的观礼，而暗中寄托羁縻控制、不让他们放纵的意义，非常深远。后世的君主，庆幸他们衰败疲敝而喜悦他们归顺服从，于是将他们内迁并亲近他们。这件事始于汉宣帝，逐渐在光武帝时发展，而在魏武帝时盛行。有的使他们国家空虚而撤除边境关塞的警戒，有的征用他们的兵力来抵御寇敌。既然消除了他们的侮辱又役使他们的劳力，可以说是君主最大的欲望，国家盛大的福分了。不知道积累久了，大祸所潜伏的地方，一旦汹涌如决堤的洪水，没有人能遏制。晋朝不幸而正赶上这种情况，因为它在平常日子里看不见祸患明显的形状的缘故。从前汉宣帝乘着汉武帝击退匈奴的威势，让五个单于内部争斗，开始接纳呼韩邪单于的朝见。汉元帝时请求撤除边境防备，依靠侯应的计策，认为：“自从汉武帝将匈奴驱赶到大漠以北，夺取了他们的阴山，匈奴失去了遮蔽隐藏的地方，每次经过阴山，没有不哭诉他们丧亡的。现在撤除边塞防备，就是向他们显示大利。”汉元帝虽然回复致谢，从此北方人也渐渐向南顾盼，汉朝也非常喜悦他们的到来而不拒绝他们。光武帝趁着匈奴日逐王的到来，于是建立南庭来安抚接纳他们。逐渐让他们内居在西河美稷，而他们的各部族于是屯守在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这七个郡。而河西的土地，全部被他们占有。加上迁徙叛乱的羌人，交错安置在三辅地区。魏武帝又大举迁徙武都的氐人来充实关畿地区，用来抵御蜀寇。而匈奴五部，都居住在汾晋地区而近在肘腋之间。在晋朝兴起时，大抵中原有一半是敌国。刘元海是匈奴人，而居住在晋阳；石勒是羯族人，而居住在上党；姚氏是羌族人，而居住在扶风；苻氏是氐族人，而居住在临渭；慕容氏是鲜卑族人，而居住在昌黎。种族日益繁衍，他们的居住饮食都趋向华美；而他们逞凶暴贪婪悍勇、好斗喜乱的心志神态，却也没有什么时候改变。所以刘元海一倡导，并州、雍州的民众乘时四起，自从长淮以北，不再有晋朝的领土，而成为战国局面几乎两百年。这就是所说的在迟后爆发而毒害深的情况。虽然如此，他们内迁而听任役使，也是迫于制服他们的威势。而他们的心情未曾不怀念故土而想返回，本来非常怨恨中原羁留拘束并轻贱侮辱他们。所以刘猛发愤而在晋朝反叛，事情虽然没有成功，而刘氏各部族未曾有一天忘记这件事。自从魏朝往上，其间并非没有明智的君主，足以察究细微的渐变，为子孙后世考虑。然而都安于他们内附，或者乐于使用他们的劳力，只担心他们不能聚集而收编役使。虽然有失去祸患形状的情况，都不为此深思远虑，根据它所潜伏的地方去消除厌弃它。从晋朝往下，自从武帝平定吴会，遍抚天下，本来不需要依靠夷狄的帮助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有能探究它所潜伏的祸患而预先制约的人，趁着他们怀念返回的心情，加上恩惠情意来引导他们的行动，为他们假借建立名号并供给资财，让他们各自率领种族回到旧土，他们将乐于轻快地离去而惟恐落后。然后严厉斥退关塞，使截然有内外的界限，后来即使有警报，也不会发展到肘腋之间，而遭受不可言说的祸患了。虽然如此，如果不是明智英武果断的君主为子孙后世考虑，就不能决断有所作为来挽救未爆发的深祸。那晋武帝自从平定吴会，正以奢侈的欲望显露于天下，他能有顾及这些的吗？虽然郭钦上疏抗争，江统著论，他们的言论反复切中要害，都安然不省察，正抱着老虎熟睡罢了。唉！治理天下的人，不要倚仗它是平日的福分，而忽视所隐藏的祸患啊！

苻坚论上

战争凭借正义兴起，而凭借智慧取胜；作战凭借顺理结合，而凭借奇谋获胜。苻坚进行这场战役，对照正义顺理则违犯，考察奇谋智慧则困顿。在他所兴起的方面违背常理有三点，在他所使用的方面玩忽职守有两点，这就是他败亡而不能挽救的原因。所谓在他所兴起的方面违背常理有三点：不惩戒魏人两次出兵退败的教训，而想在天命未改的晋朝实现他的欲望，这是第一点；逞显他桀骜愚钝的雄心，想袭取正统而干犯授予的天命，这是第二点；沉溺于鲜卑人在中间离间我的祸患，而忘记他们是社稷的仇敌，这是第三点。这三点都违背常理了，而又在他所使用的方面玩忽职守有两点：势力重大不分兵而趋向一条道路，首尾互相失去联系，没有其他奇变，这是第一点；骄纵他的强盛足以必胜，抛弃大军，轻视敌人轻率进兵，这是第二点。这是兵家的

译这是深为忌讳的。吴王胁迫七国百万大军向西进发，不采纳田禄伯的建议，而是集中全力攻打梁地，以至于失败，是因为他厌恶兵权被分散。安禄山率领范阳数十万大军向南进发，不采纳何千牛的计策，而是合并兵力缓慢行进，最终未能成功，是因为他吝惜军势被分散。即使是苟延残喘的反叛贼寇，败亡随之而来，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用兵的根本规律。赵括谈论兵法很精通，即使他的父亲赵奢也无法驳倒他，然而赵奢唯独担心他会打败赵军，是因为赵括把用兵说得过于容易。王邑以不能活捉敌人为耻，只是匆匆经过昆阳，最终大败，是因为他把用兵看得过于容易。厌恶兵权被分散，就不把军队交给别人；不把军队交给别人，就是自己怀疑自己。吝惜军势被分散，就不把军队借给别人；不把军队借给别人，就是自己孤立自己。把用兵说得容易的人，有所不能统帅，而统帅必定失败；把用兵看得容易的人，有所不能作战，而作战必定溃败。大概兵力众多却厌恶分散，就和兵力稀少一样；兵力强大却轻视敌人，就和兵力弱小一样。拥有众多强大的名声，却处于稀少弱小的实际境地，这样的将领都可以被颠覆并擒获。

译东南地区所依赖以巩固自身、抗衡中原的，是因为有长淮和大江千里之险。然而吴国在前灭亡，陈国在后覆灭，是因为进攻的一方行动符合道义与顺势，所采用的策略充满智慧与奇谋。晋国攻取吴国时，兵力不过二十万，却分六路出击；隋朝攻取陈国时，兵力不过五十万，却分八路出击。正因为出击的路数多，那么敌方所面对的敌人就多，那千里江淮的险要，实际上就与我方共同分享了。如今苻坚所率领的兵力号称百万，战线前后绵延千里，作为前锋的只有二十五万，而且专门指向寿春。苻坚曾经自恃兵力强盛，说把马鞭投进长江，足以截断水流，于是亲自前往项城，抛弃大军，只带八千轻骑兵奔赴前线。因此晋人趁其大军尚未集结就急速攻击。等到他战败后，后到的士兵都死于践踏，哪里还有百万大军的威力呢？假如苻坚的军队分成十路，同时出发并到达，分别压迫敌境，轻骑兵和游兵驻守要害，将领各自应对敌人，士兵各自奋力作战，虽然主客态势不同，攻守形势各异，晋国确实善于抵御并击退我方两三分兵力，那么我方用来取胜的兵力大概也有六七分。虽然不足以灭亡晋国，但也能够带着胜利归来。唉！苻坚在各国君主中，确实是所谓铁石中的铮铮硬汉，然而到了这里却大错特错，更加让人相信兵力众多难以驾驭的道理。大抵兵力有众寡之分，态势有分合之别。以少敌众，态势应当集中；以众敌众，态势应当分散。黥布反攻楚国，楚国分为三军抵御，又在当地亲自作战，黥布大破其中一军，另外两军溃散。吴汉讨伐公孙述，率领两万士兵，亲自率领逼近成都；任命副将刘尚率领一万人，让他们分别驻扎在江南，相距二十里。公孙述分兵攻击他们，吴汉、刘尚都战败，这是兵力少却分散的祸患。然而懂得用兵妙处的人，即使兵力少也会分散使用，因为兵力必须出于奇谋，而奇谋常常在于分散的缘故。项羽的二十八名骑兵分成四队，会合时又变成三队，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兵力多、态势重而导致溃败的，没有不是因为没有分散的过错。

兵法说：“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就像率然蛇一样。率然，是常山的蛇。击打它的头，尾巴就来救援；击打它的尾巴，头就来救援；击打它的身体，头和尾巴都来救援。”这是说阵型的分散。既然阵型必须分散，那么凡是兵力的大势就可以知道了。大抵兵力多、态势重，分散的话所趋向的地方就广，足以出奇制胜，士兵各自奋力作战。不分散的话所应对的地方就单一，难以适应变化，敌人就会集中攻击主帅。将领让敌人集中攻击自己，而士兵不各自奋力作战，想要不战败，是不可能的。唉！人们常常乐于率领大众，如果只知道使用他们而不知道如何使用，即使到死也不醒悟的，难道只是苻坚吗？

苻坚论下

译荆州、扬州虽然地处天下的一角，但有长长的淮河和长江作为屏障，那里的风俗轻率勇猛强悍，好生事端、争战混乱。自从周朝衰微以来，成为吴、越、楚等僭越称王的强国，常常凭借他们的兵力为天下所役使。然而就其地势而言，并不是图谋天下的人首先必须争夺的地方。所以后世的豪杰，大多趁着中原地区的动乱，趁机占据那里。自从成为孙氏的吴国，后来又是晋、宋、齐、梁、陈相继兴起，虽然不能全部安抚两州的疆域，但都以帝王的称号自我满足，与北方抗衡而不居于下位。如果不是中原地区完全平定，而他们的国家政治失当，即使率领重兵压境，也很少能得逞。所以曹操凭借夺取荆州的声势，率领数十万大军被困在乌林。曹丕接着大规模出兵，却独自面对长江叹息而返回。苻坚凭借秦、雍地区百万大军的强大力量逼近淮水、淝水，一战就溃败了。只有当后世君主懦弱昏庸、骄横暴虐，上下离心背叛，而中原的君主作为讨伐罪人、安抚百姓的军队出征时，那么即使有江淮的险阻，也没有足以依仗的了。然而陈叔宝还认为周朝的军队虽然众多，曾经在五次进攻中退败，而不把它当作忧患。因此晋武帝俘获孙皓，隋文帝俘获陈叔宝，都容易得像拾取遗失的东西一样。而苻坚不吸取魏人不能渡江的教训，却想在天命未改的晋朝身上施展威风，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虽然如此，自古以来边疆地区的强国，没有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这就是姚弋仲之所以反复训诫他的子孙，让他们务必不要忘记归附晋朝的原因。而苻融反复告诫苻坚的，大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苻坚看不清自己的实力，常常以正统的历法没有覆盖四海为羞愧，而急于吞并东南。违背忠臣智者的言论，采纳奸佞侥幸的计谋，一举就大大损失了他的军队，仇敌趁机而入，于是灭亡了他的国家。这不仅失去了上天的辅助，也是他自己招致灭亡迅速的原因。

译起初，苻坚凭借豪壮的气概，在同伴中奋起，得到王猛这样的贤才，来辅助成就他的志向和事业。于是能够从三秦的强盛出发，平定并消灭燕、代，吞并梁、蜀以及九州的土地而控制其中七州，可以说是极盛了。然而东晋虽然微弱，但众多人才担任要职，君主没有失德。而苻坚却不考虑众人的谋划，他的朝臣和亲戚互相力争，却没能成功。只有慕容垂怀着亡国的仇恨，想借这场灾祸来中伤苻坚，寻求趁其衰败时复兴燕国的宗庙，于是极力赞成他出兵。苻坚非常高兴而不怀疑，认为只有慕容垂与自己意见相合。于是倾尽全国兵力大举进攻，却在一战中失败；返回还没到达国境，鲜卑和叛变的羌人共同起兵趁虚而入，苻坚自身被俘虏，于是国家灭亡。唉！这难道不说是昏庸悖乱吗？从前那些聪明人，大多能用灾祸中伤别人，使对方高兴地奔赴而不怀疑；而愚昧的人，常常安然投入灾祸，即使死了也不醒悟。汉光武帝正在安抚河北时，更始帝的将领谢躬，率领数万军队驻扎在邺城。光武帝忌惮他，于是用好话对他说：“我出兵攻打青犊必能取胜，而尤来在山阳的势力，势必溃逃。如果用您的威力去攻打他们，就能生擒他们。”谢躬认为这话很好，于是率领军队离开邺城去攻打尤来。光武帝随即命令吴汉袭取并夺取他的城池，谢躬战败返回邺城，吴汉便杀了他。孙策渡江时，庐江太守刘勋刚得到袁术的部众而对孙策怀有二心，孙策深深厌恶他。当时豫章、上缭的宗族百姓万家保卫在江东，孙策对刘勋说：“上缭，是我的心病，然而我想夺取它但道路不便，凭借您的威势临阵，没有不成功的。”刘勋相信了他就出兵。孙策于是率领轻锐部队袭取并攻克庐江，全部降服了刘勋的部众。这正是慕容垂用来削弱秦国，从而在燕国灭亡后复兴其宗庙的原因。与人结为仇敌，却接受他的甜言蜜语而听从他的驱使，没有不落入他圈套的。兵法说：“智者的思虑，必须兼顾利害。”传文说：“成败的关键，在于善于察言观色。”苻坚对于慕容垂的话，只考虑它带来的利益，而不考虑它带来的危害。一旦在无法察言观色上失去时机，于是导致丧败。人在思虑和察言观色方面，可以忽视吗？唉！凭借苻坚晚年昏庸悖乱且刚愎自用，即使王景略还在，也一定不会听从他的意见，也无法挽救秦国的灭亡了。

宋武帝论

天下的事情，每天到来而没有穷尽。而我用来应对它们，无不合乎道理，在于善于运用时机。何况争夺天下的利益，处于两军交战之际，不能把握时机来决断，那么事情也就随之失去了。大概时机这种东西，不可以等待，也不能用技巧求得。突然相遇，迅速而细微；等到它离去，快得不容眨眼。在时机之前行动，对于时机来说是盲目奔赴；在时机之后发动，对于时机来说是失去响应。因此，将天下的事情统御于一人而权力不转移，控制天下的变化于无穷而智慧不困顿。时机有等待百年而不到的，有停留一天而多次到来的。等待百年而没有可乘之机，那么我未曾因迟缓而寻求先发制人；停留一天而时机多次到来，那么我未曾因厌烦而懈怠于必须响应。唉！人如果能懂得这些，然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大业了。

从前越王勾践在会稽被围困受辱，等到他返回国家，刻苦自励，焦思苦想，抚慰百姓，寻求报复吴国的方法。大概过了七年，百姓请求奋起攻打吴国，他的臣子逢同、大夫文种、范蠡等人阻止他，认为没有看到可乘之机来发动。于是收敛形迹隐藏踪迹来窥伺吴国的空隙，共十八年。一旦吴王倾尽全国兵力，北上参加黄池之会，于是越国一举击败吴国，再举灭亡吴国。西晋自从永嘉之乱，群雄四起而分割中原。元帝逃难南渡，收集小小的江东地区以延续宗庙祭祀。而群雄互相攻杀，骤然兴起又迅速灭亡，长达百年之久。到了苻坚，兼并掠夺殆尽，于是倾尽全国兵力大举图谋江南，于是遭遇淝水百万大败。返回还没到达国都，慕容氏亡燕的后裔并起趁虚而入，慕容垂收复陕东而冲击扰乱关右。苻丕被困在邺城，请求我们的粮草援助。不久慕容垂因为幽冀地区的百姓因饥荒死尽，他的党羽溃散叛变，退守中山。苻坚、苻冲相持，他们的势力都疲惫不堪。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千年一遇的时机。晋朝人如果能乘着燕、秦互相疲惫的余势，凭借淝水战胜敌人的气势，挑选军队选择将领而命令两军：一军向北收复邺城以攻取燕代，一军向西趋向咸阳以平定关陇。占据旧都的坚固，恢复七庙的倾颓，镇抚士民，以消灭残余的党羽，那么武帝的功业一朝可以恢复，而大耻得以洗刷了。晋朝人面对时机而不知道发动，反而出兵运送粮食去安慰已经到来的敌人，而一尺土地也没得到，军队却遭受失败。这是谢安因为胆怯而失去时机啊。

宋武帝凭借英武特出的姿质，捋起袖子而起兵，在旧楚之地平定灵宝，在荆豫之地平定刘毅，在二齐之地消灭南燕，在庸蜀之地攻克谯纵，在交广之地消灭卢循，向西擒获姚泓而灭亡后秦，大概举事没有遗漏的策略而天下畏惧信服了。北方的寇敌，只剩下关东的拓跋氏，陇北的赫连氏罢了。当他进入关中时，魏人虽然强大，不敢向南指向或向西回顾来议论他的后路。而秦地百姓非常高兴，认为百年的愤恨耻辱一朝去除，互相流泪哭泣挽留他，因为他是汉室的后裔，于是用长安十陵、咸阳宫室来打动他的情感。假使武帝趁着三秦百姓悦服归附，整顿军队搜罗骑兵而留下来安抚他们，开通江淮的漕运，

译调运巴蜀的粮食，征发荆、豫两州的军队，出动青、齐两州的甲兵，去攻取赵、魏之地，在中原地区展开行动，那么天下的局势，就可以不费力气而统一了。然而他坐席还未坐暖，就把千里之广的秦国故地，托付给襁褓中的婴儿，率领军队匆忙返回，不再有任何顾虑，这大大违背了秦地百姓的期望。大概他刚一迈步，赫连勃勃就紧随其后收复了关中，就像从怀里掏东西一样容易。这是宋武帝因为志向卑微而错失良机的表现。考察宋武帝的内心，并不是认为秦、雍之地应当抛弃，也不是认为赵、魏之地值得畏惧。但他急于离去而不顾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历经艰难百战，所有用来奠定宋朝基业的因素，都在于江东地区。往日南燕之战时，卢循乘虚南下，几乎使建业失守。如今他迅速返回，是害怕别人议论他的后方，从而做出像卢循那样的举动。这就是他轻易抛弃关中而不顾的原因。况且他出身于渔夫樵夫那样的平民微末，历经坎坷转战以经营江东，总共三十年。如今的西征军队，只是想要成就灭亡东晋的资本，而他的志向和思虑所在，也只是取代东晋罢了，没有闲暇为帝王万世基业做长远考虑。假如司马氏最终不能重见中原的安定，而众多敌人最终成为不被讨伐的仇敌，这是因为两次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唉！成就大业的人，最忌讳的是志向卑微而错失良机，宋武帝这两点都具备了。

译杨素论

作战必定胜利、攻城必定夺取，这是优秀将领的本领。优秀将领所凭借的，也不过是智谋和勇敢罢了。只有智谋而没有勇敢，遇到勇敢的人就会受挫；只有勇敢而没有智谋，遇到有智谋的人就会失败。智谋足以驾驭勇敢，勇敢足以辅助智谋，然后作战必定胜利，攻城必定夺取，天下谁还能抵挡他呢！

从前杨素对于隋朝，可以说是一代名将了。而贺若弼评价他，说他只是猛将罢了，不是所谓的谋将。太严重了！贺若弼过于自负而轻易议论别人。隋朝自从平定陈朝之后，杨素已经是统帅了。他攻克敌人斩杀将领，攻取的策略很多。既然俘虏了陈朝君主，而江湖海岱一带群盗蜂起，大的有几万人，小的有几千人，而杨素独掌军外的大权，转战万里，穷尽越岭海，没有不消灭的。不久突厥侵犯边塞，宗室起兵，而国家危在旦夕。杨素接受兵权专征，他所摧毁攻陷的敌人不可胜数，于是平定边患，清除内乱。然而杨素的军队未曾遭受小败，隋朝功臣中没有能与他比肩的，他的功业也极其显赫了。而贺若弼仍然不把杨素当作谋将看待，只说是猛将罢了。称他为猛将，而不承认他有谋略，这大概就是说只有勇敢而没有智谋的人了。考察杨素的功业如此，如果他的智谋不足，那么所有用来决断战机取得胜利的方法，是谁的谋略呢？自从隋文帝平定天下，所谓名将的，只有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和杨素罢了。韩擒虎、贺若弼自平定陈朝之后，没有立下丝毫的功劳，只有史万岁跟随杨素征讨，以骁勇著称。而贺若弼却以大将自居，而认为这三个人都不能尽其才，也可见他不知自量，而致力于用他的私言动摇君主了。

杨素驾驭军队，严整而喜欢杀戮。每次作战必定寻找士兵的过失斩杀他们以号令全军，常常达到上百人。而先派几百人赴敌陷阵，不能成功而退却的全部斩杀。再进几百人，期望必定陷阵才停止。因此士兵都必死，前面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这是贺若弼之所以能称他为猛将的原因。唉！杨素并非对士兵残忍，他认为士兵必死才能决断生存，必生才能决断死亡。唐朝善于用兵的，没有比得上李靖的，他写的书说：“畏惧我的人不畏惧敌人，畏惧敌人的人不畏惧我。因此古代的名将，十个士兵中杀掉三个的，威震敌国；杀掉一个的，号令行于三军。”李靖难道认为士兵不值得爱惜吗？他认为杀掉一个而百人振奋，那么振奋的人可以期望胜利；放纵一个而百人懈怠，那么懈怠的人可以期望失败。振奋而战胜敌人，与懈怠而被敌人战胜，那么杀人的就是用来使人生存的，爱人的就是用来害人的。善于为将的人，能审察这一点，那么就不厌恶他暂时的残忍了。虽然如此，在杨素的方法上，有足以导致胜利的，不足以成为胜利的工巧之处。兵法说：“军队没有精选先锋叫做败北。”诗经说：“元戎十乘，以先启行。”那先行的，就是精选先锋的意思。越王勾践讨伐吴国，他的士兵有几万人，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谓的君子，就是精选先锋。杨素所派去陷阵的人，就是精选先锋的意思吧。然而至于有不成功而回来不免于被杀的人，怀疑他们不是特别精选、平时厚待的士兵。又曾经观察唐太宗的将领，未曾先让他们亲身搏战，必定以骁勇的骑兵、强劲的部队在其旁边经营，或者在高处俯瞰，常常好像无意于作战。他们的军队已经交战，他们的战斗都尽力而未决，突然率领他们振奋，士兵都殊死战斗，突击贯穿敌人的阵型而从背后杀出，凡是所接触到的没有不摧毁失败的。就像两个人相搏，才能相等而力量相当，正相持而未决，突然一个人从旁边起来帮助他，那么受助的人没有不胜利的。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假使杨素所用来作为先锋的人，都精选精良，而又衡量敌人的坚脆来派遣他们，必定足以陷敌，不至于不成功而回来又加以诛杀，而常常出于唐太宗的奇谋。那么像贺若弼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妄加议论呢？

唐论

占据天下的形势，必定有用来控制天下的权柄。权柄依靠形势而建立，形势依靠权柄而巩固。有这样的形势，而权柄不足以巩固它，那么形势日渐倾覆衰弱，而天下没有人能安定强盛。因此君主对于权柄，不可一天让它离开自己而分给别人。凡是离开自己的东西还可以收回，分出去的东西还可以保全。至于权柄，一旦离开就不能再收回，一旦分出去就不能再保全。而所占据的形势随之变化，能不慎重吗？

从前唐太宗，以神武的谋略起兵平定祸乱，以王道统治天下，威加四海了。然而所谓巩固天下的形势，留给子孙的，大概没有建立。于是借兵于府兵，置将于禁卫，占据关隘而临制天下。把兵放在府中，将领就没有在内专权的权力；把将领放在禁卫中，士兵就没有在外擅权的祸患。然而还认为不够，于是大肆诛杀侵犯侮辱的四夷：攻破突厥，夷平吐浑，平定高昌，消灭焉耆，都俘虏他们的国王，亲自驾临辽东而残破他们的国家。所有这些，不是为了穷兵黩武，都是为了建立权柄而巩固天下的形势。武则天以女主专制，挟持唐朝以号令天下图谋转移神器。天下的人无不屏息重足，听从她的制命。她得到天下的权柄而逆持它，尚且如此，何况顺守的人呢？

译唐明皇凭借英武果决的气概，起兵平定内乱，于是继承帝位，可以说是合乎道义的君主了。然而他因长期沉溺于太平安逸，府兵和卫戍的制度全部废弛败坏，将所有的权力都推让给边将。安禄山在幽蓟之地虎视眈眈，纵横控制千里疆域，而军中的官吏多达三千人。所以范阳之变一起，天下大为震动，只能驱赶市井百姓去抵挡叛军的锋芒。若不是肃宗号召忠义之士，驾驭豪强武将，他们奋不顾身，与之共同作战，那么长安和洛阳两京就无法恢复了。虽然他能重新振兴王室，然而他所依赖来收复天下的力量，都变成了藩镇。天下的权力已经分散到下面，不再完整了。到了代宗时期，仅仅平定了残余的盗匪，却将河朔地区割裂送给叛党，于是彼此互为表里，世代承袭而不加禁止。逐渐衰败到大历、贞元年间，两河的藩镇日益强横放肆。而当时的君主，畏缩压抑，常常像抱着老虎、含着耻辱，忙着讨好逢迎，只求早晚无事。而藩镇的侵犯更加严重，虽然在内设置了禁军，由宦官统领，然而也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故。所以泾原兵变发生时，神策六军，征召他们没有一个到来的，跟随皇帝逃往奉天的只有四百名士兵罢了。等到唐宪宗兴起，天下作为藩镇的有五十个，朝廷的赋税收入只限于东南八道而已。而宪宗却能振奋激励武略，决心不赦免，排斥众议而大力整治。于是擒获剑南的刘辟，捉拿浙西的李锜，捆绑昭义的卢从史，降服镇冀的王承宗，诛杀淄青五世承袭的李师道，平定淮西三世叛乱的吴元济，可以说是盛大的功业了。然而到了后世，更加不振作。在朝廷内部的权力由宦官掌握，在朝廷外部的权力由藩镇掌握，逐渐削弱、逐渐削减，最终导致灭亡。

译大概唐朝因为权力被夺取、势力倾覆而失去了天下。然而它的灭亡并不在于僖宗、昭宗的时代，而在于天宝年间。因为它丧失控制天下的权力的原因，实际上就在此时埋下了祸根。所以后来的君主像章武皇帝那样，仅仅能够自立，不被深深屈辱罢了。何况那些不像章武皇帝的人呢？唉！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如果不在意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而被人掌控，那么看看唐朝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郭崇韬论

人们说汉高祖凭借平民的卑微身份，招集号令豪杰，起兵平定祸乱，于是分割天下来封王。功臣将领韩信、彭越、英布，都拥有数十座城池，面向南称王，占据天下户籍的一半。等到他们脱下铠甲接受封地，创伤的血迹还未干，都互相看着被诛杀。这是因为高祖封赏超过制度，使他们陷入骄横叛逆，他对功臣不能没有辜负。光武帝率领义从之士，平定盗贼叛逆，收回神器。天下平定后，于是鉴戒高祖的过失，按功劳进行封赏，爵位只是通侯，大的不过几个县，而不让他们担任行政事务。因此元勋老将，都能保全自身。李靖是谈论军事的雄才，也认为光武掌握了驾驭将领的方法，比高祖强得多。唉！这些都是不深入探究高祖、光武帝事迹的人。天下的事情有必然的趋势，即使是圣明智慧的人也不能改变或避开。高皇凭借宽仁大度，役使天下的智力而成就大业。难道是所谓阴险暴虐残忍，而喜欢忌恨别人功劳的人吗？秦朝无道，天下高才捷足的人争相起兵搏斗，都有取代秦朝的心意。彭越、黥布都凭借杰出的人才和武力特别起事，没有轻易将自己归属他人。韩信凭借百战百胜的谋略，选择君主依附，也有大志向，所以平定齐国后自立为王。当汉王在彭城大败时，随何不能在淮南说好话，那么黥布就不会到来。等到被困在固陵，诸侯背弃约定不来会合，如果没有张良的谋划，那么彭越、韩信就不会服从。在这个时候，汉王如果不割让数千里土地，多次用来满足这三个人的欲望从而招致他们的军队，那么楚国就不会灭亡。汉王对待这三个人，好比养虎，吃饱了就不动，饿了就吃人。由此看来，封赏超过制度，难道是不得已的吗？是想在短时间内成就大业的原因啊。虽然如此，大业成就了，但这三个人的威胁，是天下人都感到寒心的。因为天下人都感到寒心，那么他们凭借这个还能归向哪里，而且高祖也能安心睡觉吗？所以疑似的祸端一发生，大祸就降临了。这种局势必然要等到夷灭之后才能安定。光武帝痛恨宗庙社稷的祸患，收编率领怀念汉朝的百姓奋起，凡是所攀附的多是南阳的老朋友，其中尤其杰出的是寇恂、邓禹几个人罢了。然而比较他们的才能谋略，只足以供光武帝指挥调遣，没有像韩信、彭越那样骄横难制，像韩信、彭越与高祖那样的情况。天下平定后，封给他们几千户，没有不志向满足的，只担心保持不住。作为光武帝，有什么空隙去诛杀他们呢？却说光武独自掌握了保全功臣的方法，高祖对功臣有不容忍的残忍，这是不探究两位君主所遇到的情况不同，以及势理有必然到达的结果。

后唐庄宗，继承武皇的遗业，假借大义、挟持世仇，与梁人百战而消灭他们，于是拥有了天下。可以说是艰难且劳苦了。然而有两个大臣：像韩信、彭越那样的是李嗣源；像寇恂、邓禹那样的是郭崇韬。李嗣源拥有不赏赐的功劳，挟持震慑君主的威势，掌握国家军队的权力，紧紧抓住不放。庄宗无法夺取，而渐渐忌恨他的威胁。郭崇韬常对国家有大功，忠诚而可以倚靠，是李嗣源所畏惧的人。庄宗如果能倚靠可以倚靠的人来制约可以忌恨的人，那么李嗣源虽然心怀不安，但有顾虑忌惮，不敢轻易发动。庄宗知道他所忌恨的，却不知道他所倚靠的，所以郭崇韬因为忠诚被疏远，谗言忌恨日益紧迫。让他谋求自救的计策，于是请求率领征讨蜀地的军队。庄宗把国内的军队交给他向西进军。郭崇韬虽然已经攻下蜀地，捷报刚上报，却因谗言而死。庄宗知道得到蜀地足以资助他的强盛，却不知道郭崇韬的死已经去除了李嗣源的畏惧。所以邺下的变故，李嗣源率领一支军队，向西奔赴洛阳，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他转移神器容易得像翻手掌一样。况且内部有权臣窥伺间隙，却使全国的军队忙于远征，本来已经大大失算了。而又去除了我所依靠和对方所畏惧的人，那么大祸的降临，怎么能挽救呢？即使得到一百个蜀地，也救不了他失国的命运。假如郭崇韬不死，率领全蜀的军队，凭借东归的士兵，拥戴继岌，传檄方镇，来讨伐君父的仇敌，即使李嗣源强大，又怎么抵御呢？大概李嗣源有韩信、彭越的威胁而没有遭受祸患，是因为庄宗没有高祖的谋略的缘故。郭崇韬有寇恂、邓禹的功业，而没有保全宗族，是因为庄宗没有光武的明察的缘故。唉！人臣的祸患，起于掌握权力，而加速祸患的权力，没有比控制军队更重的了。郭崇韬谋划逃避祸患保全自己，却正要求掌握军队，这与抱着柴草救火有什么不同呢？

五代论

唐朝因为衰败削弱，于是失去了天下，而真正的君主没有兴起，五代的君主于是互相争夺，早上获得晚上失去，合计他们的世代，不到几十年。自古有国家，成败得失，没有这样急迫的。然而我私下观察，没有不都有必然到达的道理的。

梁祖起于宛朐群盗的党羽，不久挟持听命于唐朝，鞭

译用鞭笞天下的手段来夺取政权，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时的奸雄。然而等到他晚年衰败时，黄河、汾水一带李氏的基业已经壮大，本来应当气势吞并而意志消灭他们。假使没有来得及祸及儿子，那么他的后代有足以与庄宗抗衡的吗？这就是后梁的灭亡不需要片刻就能到来。后唐武皇借着平定仇敌的忠义名义，从阴山起兵，转战千里，迅速占领了汾晋之地。等到他的儿子庄宗，凭借兵威霸业，于是铲除了后梁王室而称王天下，可以说是雄壮了。然而天下大致平定后，强横的大臣和骄纵的士兵竟然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一人倡乱就背叛了。来不及回头，天下就归属于明宗。至于末帝之所以失去天下，也和庄宗一样。凭着新建立尚未安定的基业，却有强横的大臣和骄纵的士兵乘其政治失误，他们能在天下自立吗？晋人挟持着震慑君主的威势，趁着祸乱兴起，尊奉契丹为君父，借他们的兵力来收取天下，容易得像翻转手掌。一旦继位的君主懦弱昏庸、残暴肆虐，而北方人倚仗功劳、依恃强权，耗尽天下资源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索取的欲望，于是背负着反叛之心。等到他们遭受祸患耻辱的情况，说不尽。看他们凭借这样的依托而起事，那么晋国怎么会在后来灭亡呢？汉高祖承继战乱践踏之后、百姓无法自主的局面，看到天下再没有英雄，慷慨地振袖而起，于是建立国号来响应。而天下的人无处归附，也都低头听命于汉。然而一旦脱下战袍，强横的大臣和世家大族已经不把幼主放在眼里了。所以汉高祖不能忍受愤怒，起而图谋他们，侥幸于一决胜负。而周人抗拒命令，最终无法抵御，以至于灭亡。周的太祖、世宗，都是所谓一时的英雄。而世宗英明特出的姿质，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的才能。然而寿命不长，幼主不足以承受上天的眷顾任命。而真人的德行功业日益隆盛，已经被天下人所归附拥戴，那么他的重负怎么能不放下呢？由此看来，从后梁到后周，他们的兴亡得失，世系传承如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都有必然到达的道理。

译我又曾深入探究，像唐代的庄宗和末帝，都凭借雄健勇武、果决无畏、转战冲锋无人能挡，摧毁平定强大的敌人，最终夺取天下而称王，并非那些懦弱昏庸、不成器的人。然而，明宗的军队在邺下发生叛变，晋祖的甲士在并门发动兵变。那两位君主，于是变得沮丧恐惧，像儿女一样悲伤流泪，垂着胡须拱手站立，等待死期，再也没有平日万分之一的气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强横的大臣和骄横的士兵控制着他们的命运。只有到了这种地步，才醒悟到自己身势孤弱，没有办法自救。

凭借功业取得天下的人，常常会有强横的大臣；凭借武力夺取天下的人，常常会有骄横的士兵。大臣并非本来就想强横，是倚仗功勋赏赐的积累而最终变得强横；士兵并非本来就想骄横，是倚仗征战劳苦的勤勉而最终变得骄横。所以古代那些拨乱反正、安定危局的主君，不担忧天下大业不能完成，而深深忧虑大臣或许会变得强横，战士或许会变得骄横。因此常常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整顿治理，使控制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天下既已统一，国家就安定强盛；即使把政权交给年幼体弱的继承人，变故也不会发生。那些以混乱接续混乱的人则不是这样：正当他们谋划天下即将统一的时候，每天催促将领立功，催促士兵作战。催促立功急切，那么凡是用来酬谢将领的，都不曾顾虑，他们或许会变得强横；催促作战迫切，那么凡是用来安抚士兵的，都不曾担忧，他们或许会变得骄横。因此天下大致平定后，强臣倚仗骄兵而傲慢轻视，骄兵挟制强臣而心存觊觎。一旦他们共同起事逼迫君主，反而审视自身，彷徨孤立，而大事将要败亡。那么即使有平日壮烈果决的气概，凭借这又能归向何处呢？这就是唐代庄宗、末帝失去天下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唉！急于谋取天下，而不考虑天下统一后的利害关系的人，最终也只会迅速灭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