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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策
苏洵
审势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视天下之所宜尚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尚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
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尚者，而愚犹有感也。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亵而下不以为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亵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将欲饮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诸侯无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势，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骎骎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挞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系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着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
译几策
苏洵
审势
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确定所崇尚的原则。所崇尚的原则一旦确定，直到万千年也不改变，使百姓的耳目专注于这一原则，而子孙有所遵循，就容易治理。所以三代圣人的后世，延续时间远的，达到七八百年。这难道仅仅是因为百姓不忘记他们的功绩，才达到这样的地步吗？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子孙得到了祖宗的法度作为依据，可以长久保持。夏朝崇尚忠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礼乐，观察天下适宜崇尚什么就坚持它，以此开始，以此结束。不早上崇尚礼乐而晚上崇尚质朴，导致自我溃乱。所以圣人出现，必定先确定一代所崇尚的原则。周朝的时候，有周公制定礼乐，于是天下就崇尚礼乐。后世有贾谊劝说汉文帝，也想先确定制度，但他的主张没有被采用。现在天下幸好正处在安定太平之中，子孙万世，帝王的计策，不能不在此时预先确定。然而万世帝王的计策，通常先确定所崇尚的原则，使他们的子孙可以安坐而守住旧制。至于政治出现弊端，然后改变小的节度，但其大体终究不可更改。所以享受国运长远，而百姓不轻率简慢。
现在考察朝廷和民间，以观察国家所崇尚的，而我还有感慨。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有强有弱，圣人审察形势而用权变来应对。形势强了，强到极点而不止就会折断；形势弱了，弱到极点而不止就会屈服。圣人权衡，使强不至于折断、弱不至于屈服的，是威严与恩惠。强到极点的，威严耗尽而不能振作；弱到极点的，恩惠轻贱而下面的人不认为是恩德。所以处于弱势时利用威严，而处于强势时利用恩惠。凭借强势的威严来施行恩惠，那么恩惠就尊贵；凭借弱势的恩惠来培养威严，那么威严发动而天下震恐。所以威严与恩惠，是用来裁节天下强弱形势的。然而不了解强弱形势的人，有杀人的威严而下面的人不恐惧，有救人的恩惠而下面的人不欢喜。为什么呢？威严耗尽而恩惠轻贱的缘故。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必定先审察知道天下的形势，然后才可以谈论使用威严与恩惠。不先审察知道形势，而只说我能使用威严、我能使用恩惠的，是末节。所以有强势而增加威严，弱势而增加恩惠，以至于折断与屈服的，是可悲的。譬如一个人的身体，想要饮用药石来保养生命，必定先审察观察他的性质是阴，还是性质是阳，而投以药石。药石属阳而投给阴，药石属阴而投给阳。所以阴不至于枯竭，而阳不至于亢盛。如果不能先审察观察自己是阴，还是自己是阳，而用阴攻阴，用阳攻阳，那么阴的人固然死于阴，而阳的人固然死于阳，不可挽救。所以善于保养身体的人，先审察阴阳；而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先审察强弱来谋划。
从前周朝拥有天下，诸侯势力太大。当它兴盛时，大的诸侯已有五百里的土地，而京城附近反而不超过千里，它的形势是弱的。秦朝拥有天下，分散为郡县，聚集于京师，守令没有大的权力，伸缩进退，无不在我的掌控中，它的形势是强的。然而当周成王、康王在位时，诸侯无论大小，没有不臣服伏地的，弱的形势没有表现在外面。等到他们的后世失德，而诸侯像禽兽一样奔逃，各自固守他们的国家来互相侵夺，而上面的人终究不醒悟，仅仅守着姑息之道，而希望他们能制服强国。这叫以弱政来助长弱势，所以周朝的天下终于败亡于弱。秦朝自孝公起，它的形势本来就已经一天天趋向强大，等到他们的子孙已经统一天下，而也不醒悟，专门任用法制来斩断鞭打平民。这叫以强政来助长强势，所以秦朝的天下终于败亡于强。周朝拘泥于恩惠而不知道权变，秦朝勇于威严而不知道根本，两者都是不审察天下的形势。
我们宋朝的制度，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牵制联结，总合于上面。虽然他们的地方在万里之外，方圆数千里，拥有百万军队，而天子在殿阶间一呼，三尺高的孩童骑马传送捧着诏书，召他们回到京师，他们就解下印信奔走，唯恐不及。这样的形势，是秦朝所倚仗的强势。形势强了，然而天下的弊病，常在于弱。唉！有像秦朝那样可以强大的形势，而反而陷入弱势的，为什么呢？习惯于恩惠而怯于威严，恩惠太盛而威严不能胜过。他们之所以习惯于恩惠而恩惠太盛，是因为赏赐频繁而加于无功之人；怯于威严而威严不能胜过，是因为刑罚松弛而军队不振作。由于赏赐、刑罚和军队不得其道，所以有弱的实质表现在外面。什么叫弱的实质？说官吏旷废懒惰，职事废弃不举，而败坏官职的惩罚不严厉；多次赎罪多次赦免，不问有罪之人，而常刑的禁令不能实行；冗兵骄狂，倚仗力量侥幸得赏，而维持姑息的恩惠不敢节制；将帅覆没军队，匹马不返，而败军的责罚不加重；羌胡强盛，凌压中国，而索取金银丝帛、增加币帛的耻辱不感到愤怒。像这类情况，是大弱的实质。久而不治理，那么又将有比这更大的，而逐渐微弱逐渐消亡，突然溃败，以至于不可挽救的乘虚而入了。然而我认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这叫以弱政败坏强势。现在一车薪火的燃烧，是众人所忌惮而不敢侵犯的；把它投入河中，那么有什么热力能发挥呢？所以背负强秦的形势，而溺于弱周的弊病，而天下不知道它强的原因就在这里。
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借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然而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
译虽然如此，政令的衰弱，并不像权势衰弱那样难以治理。假如像弱小的周朝那样的权势，一定要改变它的诸侯，然后才能强大。天下的诸侯，本来就不容易改变，这又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至于政令的衰弱，只要使用威权就可以了，可以早上改正晚上就安定。齐国，是古代的强国，而威王又是齐国的贤明君主。当他即位时，把政事委托给他人而不亲自治理，诸侯纷纷入侵，人们不知道他的国家是强国。一旦他发怒，诛杀了万户人家，封赏即墨大夫，召来烹杀阿地大夫以及常常称赞阿地大夫的人，然后发兵攻打赵、魏、卫。赵、魏、卫全都逃跑请求讲和，齐国人人震惊恐惧，不敢掩饰过错，这确实是因为他知道政令的衰弱，而能运用威权来补救这种衰弱。何况现在凭借天子的尊贵，借助郡县的权势，话语出口四方就响应，用来施展威权的资本本来就已经完备。而且拥有天下的人只怕不去做，哪有想做却做不到的？现在如果真能专心于运用威权，统一赏罚，统一号令，统一举动，没有不全部出于威权的。严格运用刑法而不赦免有罪之人，大力推行果断而不被众人的是非所牵制。运用不可预测的刑罚，运用不可预测的奖赏，让天下人看待它如同风雨雷电，突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道从哪里发起，而无法逃避。朝廷这样做了，然后平民更加致力于谨慎检点，而奸民和狡猾的官吏也常常恐惧刑法会落到自己身上而收敛手脚，不敢轻易犯法。这就叫做政令强大。政令强大了，实行几年，天下的权势就可以恢复强大。所以我说道：“乘着衰弱的恩惠来培养威权，那么威权一发作天下就会震惊战栗。”然而以当今的形势，追求所谓万世做帝王，而其大体终究不能改变的是，就在于上面的威权罢了。
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尚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耶？”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旦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之德固无以异纣，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书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皆不说以刑法，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审敌
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本既固矣，盍释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释其末可也，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古者夷狄之势，大弱则臣，小弱则遁；大盛则侵，小盛则掠。吾兵良而食足，将贤而士勇，则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忧可也。今之蛮夷，姑无望其臣与遁，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骄恣，为日久矣，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曩者，幸吾有西羌之变，出不逊语以撼中国。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慊然未满其欲，视中国如外府，然而其势又将不止数十百万也。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
古者匈奴之强，不过冒顿，当暴秦刻剥，刘、项战夺之后，中国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践中原，如决大河溃蚁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则？中原之强，固百倍于匈奴，虽积衰新造，而犹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际，中原无君，石晋苟一时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资其强大。孺子继立，大臣外叛，匈奴扫境来寇，兵不血刃而京师不守，天下被其祸。匈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以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举来寇，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遂与之盟以和。夫人之情胜则狃，狃则败，败则惩，惩则胜。匈奴狃石晋之胜，而有景德之败；惩景德之败，而愚未知其所胜，甚可惧也。
虽然，数十年之间，能以无大变者，何也？匈奴之谋必曰：“我百战而胜人，人虽屈而我亦劳。驰一介入中国，以形凌之，以势邀之，岁得金钱数十百万。如此数十岁，我益数百千万，而中国损数百千万。吾日以富，而中国日以贫，然后足以有为也。”天生北狄，谓之犬戎。投骨于地，狺然有争者，犬之常也。今则不然，边境之上，岂无可乘之衅？使之来寇，大足以夺一郡，小亦足以杀掠数千人，而彼不以动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远谋。古人有言曰：“为虺弗摧，为蛇奈何？”匈奴之势，日长炎炎，今以柔而养之，以冀其卒无大变，其亦惑矣。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当今中国虽万万无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匈奴之力虽足以犯边，然今十数年间，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何也？非畏吾
译有人说：“当今的形势，确实没有比崇尚威权更便利的了。然而谁又能知道万世之间政令不变，就一定必须依靠威权呢？”我回答说：“威权，是君主所依赖以确立君位的东西。一旦没有威权，就等于没有君主。如果政令久行而弊端丛生，改变一些次要的节度，并辅以恩惠，使其不至于像秦朝那样极端，是可以的；如果全部抛弃威权，那就过分了。”有人又说：“王者，依靠德政而不依靠刑罚。”依靠刑罚，是霸者的作为，不应当谈论。这又是不懂道理的人。商汤、周武王都是王者，齐桓公、晋文公都是霸者。周武王趁着商纣王的暴虐，将百姓从炮烙、斩断手足的酷刑中解救出来，如果他又多杀人、多施刑来治理国家，那么民心就会背离。所以他的治理完全出于礼义。商汤则不然。夏桀的德行固然与商纣王没有区别，但他的刑罚不像商纣王那样极其暴虐，而天下的百姓受其风气影响，淫逸懒惰而不遵守法度。《尚书》说：“民众都懈怠而不顺从。”再加上诸侯中的昆吾氏首先作乱，于是诛杀那些强横、懒惰、不法的人，以平定纷乱。所以《礼记》说：“商人‘先施刑罚而后行赏赐’。”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也并非都依靠刑罚。齐桓公任用管仲，管仲的书喜欢谈论刑罚，所以齐桓公的治理常常依靠刑罚。晋文公是长者，他的辅佐大臣狐偃、赵衰、先轸、魏绛都不喜欢刑法，他的治理也从未以刑罚为根本，却也被称为霸者。如果说商汤不是王者而晋文公不是霸者，可以吗？所以使用刑罚不一定是霸者，使用德政也不一定是王者，各自观察形势适合使用什么罢了。那么现在的形势，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刑罚？使用刑罚为什么就不叫王道呢？那些人不先审察天下的形势，却想要应对天下的事务，太难了！
审察敌情
中原是内部，四方夷狄是外部。忧患在内部的，是根本；忧患在外部的，是枝节。天下如果没有内部忧患，必然会有外部恐惧。根本已经稳固了，何不放下枝节来让百姓休养生息呢？回答说：不行。古代夷狄的忧患在外部，现在夷狄的忧患在内部。放下枝节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当今夷狄的忧患是枝节。古代夷狄的形势，大大衰弱就臣服，稍微衰弱就逃避；大大强盛就入侵，稍微强盛就掠夺。我们的军队精良而粮食充足，将领贤能而士兵勇敢，那么祸患就不会波及中原，像这样说是外部忧患是可以的。现在的蛮夷，姑且不要指望他们臣服或逃避，只求他们的志向停留在侵掠上都不可能。北方胡人骄横放纵，为时已久了，每年勒索金银丝绸以数十万计算。从前，幸亏我们有西羌的变故，他们说不敬的话来动摇中原。天子不忍心让边境百姓再次困于刀箭之下，所以胡人日益骄横，而贿赂日益增加，到现在总共达数十百万。但他们仍然不满足，把中原当作外库，然而他们的势头又将不止数十百万。贿赂越多，赋税征收不得不加重；赋税加重，百姓不得不遭受残害。所以虽然名义上是让百姓休息，但实际上是爱惜他们的死而残害他们的生。名义上是外部忧患，但实际上忧患在内部。外部忧患不能消除，圣人尚且以此为耻；内部忧患却不为此谋划，我不知道天下为什么能长久安定而没有变故。
古代匈奴的强大，不过冒顿单于时期，当时正值暴秦苛刻剥削，刘邦、项羽战争争夺之后，中原元气大伤。以现在推测，他们应该顺势进入践踏中原，就像决开黄河冲毁蚂蚁巢穴一样；然而最终不能越过他们的疆界，占有我们尺寸之地。为什么呢？中原的强大，本来百倍于匈奴，虽然积弱新造，但仍然足以制约他们。五代时期，中原没有君主，石敬瑭贪图一时的利益，以儿子的礼节侍奉匈奴，割让幽、燕之地，来资助他们的强大。幼主继位，大臣在外叛变，匈奴扫荡边境来侵犯，军队没有流血而京师不能守卫，天下遭受其祸。匈奴从此开始有轻视中原之心，认为可以夺取了。等到我们宋朝景德年间，大举来侵犯，真宗皇帝一战击退他们，于是与他们结盟讲和。人的常情是胜利就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就失败，失败就警惕，警惕就胜利。匈奴因石晋的胜利而习以为常，从而有了景德的失败；因景德的失败而警惕，而我不知道他们将在哪里胜利，非常可怕。
虽然如此，几十年之间，能够没有大变故，为什么呢？匈奴的计谋必定说：“我百战而胜人，人虽然屈服但我也很劳累。派遣一个使者进入中原，以形势凌驾他们，以势利勒索他们，每年得到金钱数十百万。像这样几十年，我增加数百千万，而中原损失数百千万。我日益富有，而中原日益贫困，然后才足以有所作为。”上天生成北方狄人，称之为犬戎。把骨头扔在地上，汪汪争抢，是狗的常态。现在却不是这样，边境之上，难道没有可乘之机吗？让他们来侵犯，大足以夺取一个郡，小也足以杀掠数千人，而他们不因此动心，这是他们的志向不小。将要积蓄他们的锐气而窥探我们的空隙，以实现他们的大欲望，所以不忍心因为小利而败坏他们的远谋。古人有话说：“小蛇不摧毁，变成大蛇怎么办？”匈奴的势头，日益增长炽盛，现在用柔顺来供养他们，希望最终没有大变故，这也太糊涂了。况且现在中原之所以竭尽百姓的力量，来供奉他们的欲望，而仍然恐惧害怕有一件事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并不是说中原的力量不足以支撑他们的愤怒。然而以我推测，当今中原虽然万万没有像石晋那样可乘的形势，匈奴的力量虽然足以侵犯边境，然而在这十几年间，我们可以必定没有侵犯边境的忧患。为什么呢？不是害怕我们
也，其志不止犯边也。其志不止犯边，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以失吾之厚赂也。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后固也。“鸷鸟将击，心匿其形。”昔者，冒顿欲攻汉，汉使至，辄匿其壮士健马。故《兵法》曰：“辞卑者进也，辞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张形势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战明矣。阖庐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践之入吴也因齐、晋。匈奴诚欲与吾战耶，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则之变，岭南有智高之乱，此亦可乘之势矣。然终以不动，则其志之不欲战又明矣。吁！彼不欲战而我遂不与战，则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所不能。于敌反是。”今无乃与此异乎？
译况且，他们的志向不仅仅在于侵犯边境。他们的志向不仅仅在于侵犯边境，而力量又不足以实现他们想做的事，那么他们心里只怕我们一旦断绝友好关系，从而失去我们丰厚的贿赂。然而他们骄傲不肯稍微屈服，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的意思是：通过招诱我们，然后才能巩固他们的地位。“猛禽将要攻击时，会隐藏它的形体。”从前，冒顿想要攻打汉朝，汉朝使者到来，他就隐藏他的壮士和健马。所以《兵法》说：“言辞卑下的是要进攻，言辞强硬的是要退却。”现在匈奴的君臣，没有不摆出气势来夸耀我们的，这明显表明他们的志向是不想作战。阖庐攻入楚国是依靠唐、蔡两国，句践攻入吴国是依靠齐、晋两国。匈奴如果真的想和我们作战，过去陕西有元昊的叛乱，河朔有王则的变乱，岭南有智高的动乱，这些都是可以乘虚而入的形势。然而他们最终没有行动，那么他们不想作战的志向又很明显了。唉！他们不想作战而我们竟然也不与他们作战，那么他们就已经得逞了。《兵法》说：“利用敌人想做的，施行敌人能做的，废弃敌人不能做的。对敌人则相反。”现在难道不与此相反吗？
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夺一郡，杀掠数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动其心，则我勿赂而已。勿赂，而彼以为辞，则对曰：“尔何功于吾？岁欲吾赂，吾有战而已，赂不可得也。”虽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计也。”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而无赂之为利，顺势不可耳。愚以为不然。当今夷狄之势，如汉七国之势。昔者，汉高祖急于灭项籍，故举数千里之地以王诸将。项籍死，天下定，而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当是时，非刘氏而王者八国。高祖惧其且为变，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绾皆诛死，而吴、楚、齐、赵之强反无以制。当是时，诸侯王虽名为臣，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师，罪至章也，势至逼也。然当时之人，犹且倘佯容与，若不足虑，月不图岁，朝不计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无大变，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谋臣曰晁错，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天下皆曰诸侯必且反，错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吾惧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错愚。吁！七国之祸，期于不免。与其发于远而祸大，不若发于近而祸小。以小祸易大祸，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当然。而其所以不与错者，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祸，与知其势将有远祸，而度己不及见，谓可以寄之后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而，错为一身之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而用一身之谋哉！今日匈奴之强不减于七国，而天下之人又用当时之议，因循维持以至于今，方且以为无事。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勿赂则变疾而祸小，赂之则变迟而祸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乐其迟也，不若乐其小。天下之势，如坐弊船之中，骎骎乎将入于深渊。不及其尚浅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圣人除患于未萌，然后能转而为福。今也不幸养之以至此，而近忧小患又惮而不决，则是远忧大患终不可去也。赤壁之战，惟周瑜、吕蒙知其胜；伐吴之役，惟羊怙、张华以为是。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错所以为愚也。
虽然，错之谋犹有遗憾。何者？错知七国必反，而不为备反之计。山东变起，而关内骚动。今者匈奴之祸，又不若七国之难制。七国反，中原半为敌国；匈奴叛，中国以全制其后。此又易为谋也。然则谋之奈何？曰：“匈奴之计不过三：一曰声，二曰形，三曰实。”匈奴谓中国怯久矣，以吾为终不敢与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赂以养其力。今也遽绝之，彼必曰战而胜，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华人怯，吾可以先声胁之，彼将复赂我。于是宣言于远近：我将以某日围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谓之声。命边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闻其声。声既不能动，则彼之计将出于形。除道翦棘，多为疑兵以临吾城，如此谓之形。深沟固垒，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见其形。形又不能动，则技止此矣，将遂练兵秣马以出于实。实而与之战，破之易耳。彼之计必先出于声与形，而后出于实者。出于声与形，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出于实，不得已而与我战，以幸一时之胜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气先者，世之所谓善斗者也。虽然，蓄全力以待之，则未始不胜。彼叫呼者，声也；跳踉者，形也。无以待之，则声与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不然，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是以不能胜也。韩许公节度宣武军，李师古忌公严整，使来告曰：“吾将假道伐滑。”公曰：“兵来不除道也。”师古诈穷，迁延以遁。愚故曰：“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则技止此矣。”与之战，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新立，意其必易与。邻国之难，霸王之资也。且天与不取，将受其弊。贾谊曰：“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
译况且匈奴的力量既然不足以实现其最大的欲望，而夺取一个郡、杀害掠夺数千人的利益，他们又不放在心上，那么我们只要不贿赂他们就行了。如果不贿赂，他们以此作为借口，就回答说：“你们对我有什么功劳？每年想要我的贿赂，我只有战争这一条路，贿赂是得不到的。”虽然如此，天下人一定会说：“这是愚人的计策。”天下谁不知道贿赂的危害和不贿赂的利益，只是顺从时势不可行罢了。我认为不是这样。当今夷狄的形势，如同汉朝七国的形势。从前，汉高祖急于消灭项羽，所以拿出数千里土地封给各位将领为王。项羽死后，天下平定，而各位将领的封地因此就无法削减。当时，不是刘氏而称王的有八个国家。高祖害怕他们将要作乱，所以大封吴、楚、齐、赵等同姓诸侯国来制约他们。不久，韩信、彭越、英布、韩王信都被诛杀而死，而吴、楚、齐、赵的强盛反而无法制约。当时，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但实际上没有谁没有称帝的野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附和，于是擅自封爵，赦免死罪，乘坐黄屋车，刺客公然行动，匕首在京城交错，罪行已经彰明，形势已经紧迫。然而当时的人，仍然游移犹豫，好像不值得忧虑，不按月规划年，不按早规划晚，循循善诱地安抚，温和地吹嘘，侥幸没有发生大变，直到孝景帝时期，有谋臣叫晁错，才开始提议削减诸侯土地以削弱他们的权力。天下人都说诸侯一定会反叛，晁错说：“本来就会反叛，削减也反叛，不削减也反叛。削减则反叛快而祸患小，不削减则反叛慢而祸患大。我担心他们不及现在反叛。”天下人都说晁错愚蠢。唉！七国的祸患，注定不可避免。与其在远处爆发而祸患大，不如在近处爆发而祸患小。用小祸患换取大祸患，即使是三尺孩童都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不赞同晁错的人，他们要么不知道形势将会有远祸，要么知道形势将会有远祸，但估计自己来不及看到，认为可以寄托给后人，以苟且保全自身。然而，晁错为一身谋划则是愚蠢，而为天下谋划则是智慧。君主又怎么能舍弃天下的谋划，而采用一身的谋划呢！今天匈奴的强盛不亚于七国，而天下人又采用当时的议论，因循维持以至于今天，正认为没有事。而我以为天下的大计，不如不贿赂。不贿赂则变故快而祸患小，贿赂则变故慢而祸患大。害怕快，不如害怕大；喜欢慢，不如喜欢小。天下的形势，如同坐在破船之中，渐渐将要陷入深渊。不及水尚浅时离开它，而寻求自生的方法，却以弄湿脚为借口，这本来就是覆没溺亡的道路。圣人在祸患未萌发时除去它，然后能转化为福。现在不幸养育祸患到这种地步，而近忧小患又畏惧而不敢决断，那么远忧大患终究无法除去。赤壁之战，只有周瑜、吕蒙知道能胜；伐吴之役，只有羊祜、张华认为是可行的。那么宏远深切的谋划，本来就不能符合庸人的心意。这就是晁错被认为愚蠢的原因。
虽然如此，晁错的谋划还有遗憾。为什么呢？晁错知道七国必然反叛，却没有做防备反叛的计策。山东变乱兴起，而关内骚动。现在匈奴的祸患，又不像七国那样难以制约。七国反叛，中原一半成为敌国；匈奴叛乱，中国以整体力量制约其后背。这又容易谋划。那么谋划怎么做呢？回答说：“匈奴的计策不过三种：一是声威，二是形势，三是实力。”匈奴认为中国怯懦很久了，认为我们终究不敢与他们对抗。而且他们心中常常想要巩固以前的友好关系，而得到丰厚的贿赂来养精蓄锐。现在突然断绝，他们一定说打仗取胜，不如坐着得到贿赂有利。中国人怯懦，我们可以先用声威胁迫他们，他们将会再次贿赂我们。于是向远近宣告：我将在某日包围某地，在某日攻打某地，这样叫做声威。命令边郡休整士兵，收起旗鼓，寂静好像没听到他们的声威。声威既然不能动摇我们，那么他们的计策将出于形势。修路除草，多设疑兵逼近我们的城池，这样叫做形势。深挖沟壑加固壁垒，清除田野以等待，寂静好像没看到他们的形势。形势又不能动摇我们，那么他们的本领就到此为止了，将于是练兵喂马以出于实力。以实力与我们交战，打败他们很容易。他们的计策一定先出于声威与形势，而后出于实力。出于声威与形势，是期望我们恐惧而以重赂请求和解；出于实力，是不得已而与我们交战，以侥幸一时的胜利。勇猛可以施加于怯懦者，不可以施加于智者。现在那些叫喊跳跃以气势领先的人，世上所谓善于斗殴的人。虽然如此，积蓄全力等待他们，则未尝不能胜利。那些叫喊的人，是声威；跳跃的人，是形势。没有准备应对他们，那么声威与形势也足以趁人猝不及防；不然，只是白白浪费精力于无用之地，所以不能胜利。韩愈任宣武军节度使，李师古忌恨韩愈严整，派人来告知说：“我将借道讨伐滑州。”韩愈说：“军队来不会修路。”李师古计穷，拖延时间后逃走。所以我曾说：“他们的计策出于声威与形势而不能动摇我们，那么本领就到此为止了。”与他们交战，打败他们很容易。方今天下匈奴的君主有内难，新即位，估计一定容易对付。邻国的祸患，是霸王的资本。而且上天给予不取，将承受其弊端。贾谊说：“大国之王，年幼弱小未壮，汉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以病而赐罢。当是之时而欲为安，虽尧舜不能。”呜呼！是七国之势也。
译所设置的太傅和相国，正掌握着实权。几年之后，他们大多成年，血气方刚，汉朝的太傅和相国却因病而被赐令罢免。在这个时候想要求得安定，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做到。”唉！这就是七国的形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