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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南窗记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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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1–7 段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二

南窓记谈「小说家▯一【杂事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南窓记谈》一卷,不着撰人名氏,多纪北宋盛时事。淳熈中,▯甫作《瓮牖间评》,已引其书,则作于孝宗以前。而中有叶梦得问章惇济一条,又有近傅崧卿给事餽冰云云。梦得为绍圣四年进士,髙宗时终于知福州。崧卿为政和五年进士,髙宗时终于中书舍人、给事中。则是书当在南北宋间也。中载叶景修述延祐戊午开元宫立虞集碑一条,乃元仁宗五年事,殊不可解。检核别本,此条独低二格书之,乃知上一条记蔡寛夫在金陵凿地丈余得灶灰及朱漆匕箸事,元人读是书者,因记王眉叟掘地丈余得花台鱼池事,批于其旁,故称与此事相同云云。此事即指蔡寛夫事也。曹溶所蔵之本,因▯写者不究文义,一槩録作正文,故致是讹异耳。其书凡二十三条,▯甫所引衞大夫一条,此本不载,盖已非完书。然所记多名臣言行及订正典故,颇足以资考证。惟▯州女子登仙一条,厐籍见天书一条,颇涉语怪。然籍见天书一事,《曲洧旧闻》已载之,盖宋人説部之通例,固无庸深诘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南窓记谈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有所蔽,未有不为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视为何等人?是岂逢君之欲,托贱役以自售者哉?史称天寳中,明皇有逸志,数迎幸广温泉,为华清宫。环宫所置百官区署,以琯资机算,时方为给事中,诏总经度骊山,疏剔岩数,为天子游观。此等事,在当时,韦坚、王珙、杨慎矜之徒,乃当慎任之。琯顾安而为不耻,考其平素,未必不出于本心,殆适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方徽宗朝,有建言请毁艮岳,以其地还民。方议其请,内出图本,宣示宰执。吴相元中观至其间佳处,失声称善。上顾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时失言,出于无心,于义固未有所伤。然使在天寳间,不知果能不为房琯耶?

蔡寛夫侍郎在金陵凿地为池,既至寻丈之下,便得一灶,甚大,相连如设数釜者。灶间有灰,又有朱漆匕箸,其旁皆甓甃,初不甚损,莫测其故也。后见诸郡兵火之余,瓦砾堆积不能尽去,因葺以为基址者甚多。金陵盖故都,自昔兵乱多矣,瓦砾之积不知几何?则寻丈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也。

叶景修曰:「近延祐戊午年,王眉叟真人于清湖开元宫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桩打入地,然后于上立石。及木桩入地丈余,不复可打。匠人堀示之下,有地面及花台、鱼池,则与此事相同也。」

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藁,其不轻易如此。今集中所见,乃明白平易,若未尝经意者,而自然尔雅,非常所及。东坡大抵相▯,初不过为文采尔。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效之。方古文未行时,虽小柬亦用四六。世传宋景文公刀笔集,虽平文亦务竒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传崧卿给事以冰饷同舍,其柬辞云:「蓬莱道山,羣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以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也。」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渊源,亦有自也。

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士皆习书,有晋、宋余风。今有得唐人遗迹,虽不知名,亦往往可观。宋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亦少,亦势使之然也。欧阳文集载与石公操推官书,亦尝见其二石刻,书字之怪,讥其欲为异以自髙。公操即守道,今徂徕集中犹见其答书,大畧皆谰辞自解,至谓书乃六艺之一,虽善如钟、王、虞、栁,不过一艺而已,吾之所学,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道也。欧公复之曰:周、孔六艺有六书之学,其防画曲直皆有其説,今以其直者为斜,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巾而坐,然后食

译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第十二。

《南窓记谈》提要:臣等谨按,《南窓记谈》一卷,作者姓名不详,书中多记载北宋盛世之事。淳熙年间,〇甫撰写《瓮牖间评》,已经引用了此书,说明它成书于宋孝宗之前。而书中有一条记载叶梦得询问章惇济的事,又有提到傅崧卿任给事中馈赠冰块等事。叶梦得是绍圣四年进士,宋高宗时任知福州去世。傅崧卿是政和五年进士,宋高宗时任中书舍人、给事中去世。因此这本书应当成书于北宋与南宋之间。书中记载了叶景修讲述延祐戊午年开元宫树立虞集碑的一条内容,那是元仁宗五年的事,实在令人不解。核查其他版本,这一条单独低两格书写,才知道上一条记载蔡寛夫在金陵挖地一丈多,得到灶灰及朱漆匕箸的事,元朝人读这本书时,因为记得王眉叟挖地一丈多得到花台鱼池的事,批注在旁边,所以称此事与那件事相同。这里指的就是蔡寛夫的事。曹溶收藏的版本,因为抄写者不探究文义,一概录作正文,所以导致了这种讹误。全书共二十三条,〇甫所引用的卫大夫一条,这个版本没有记载,大概已经不是完整的书了。然而书中记载的多是名臣的言行以及订正典故,很足以作为考证的资材。只有〇州女子登仙一条,庞籍见天书一条,颇为涉及怪异。但庞籍见天书一事,《曲洧旧闻》已经记载,大概是宋代小说类书籍的通例,本来无需深究。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南窓记谈

士大夫的关键在于,不可有所偏好。一旦有所遮蔽,没有不造成危害的。房琯平生自视为何等人?这难道是迎合君主的欲望,借低贱的差役来自我推销的人吗?史书记载天宝年间,唐玄宗有逸乐之志,多次迎幸广温泉,修建华清宫。环绕宫殿所设置的百官机构,因为房琯有资财和机算之才,当时他正任给事中,诏令他总管骊山的经费调度,疏通剔凿岩石,供天子游观。这类事情,在当时,韦坚、王珙、杨慎矜之流,才应当谨慎地承担。房琯反而安然去做且不以为耻,考察他平素的为人,未必不是出于本心,大概是正好符合他的喜好罢了,能不谨慎吗?正值徽宗朝,有人建议拆毁艮岳,将土地归还百姓。正当商议这个请求时,宫内拿出图纸,宣示给宰相和执政大臣。吴元中相公看到其中佳处,失声称赞。皇上回头笑着说:“你也喜欢这个吗?”吴元中一时失言,出于无心,在道义上固然没有伤害。但假如在天宝年间,不知他果真能不做房琯那样的人吗?

蔡寛夫侍郎在金陵挖地做池,刚挖到一丈多深,就发现一个大灶,相连如同设置了几个锅。灶间有灰烬,又有朱漆的匕箸,旁边都用砖砌着,起初并不怎么损坏,莫测其故。后来看到各郡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全部清除,因此用来修补作为地基的很多。金陵大概是旧都,自古以来兵乱很多,瓦砾的堆积不知有多少?那么在一丈多深的地方,怎么知道不是昔日的平地呢。

叶景修说:“最近延祐戊午年,王眉叟真人在清湖开元宫殿前树立虞伯生所撰写的碑,先用木桩打入地下,然后在上面立石。等到木桩入地一丈多,不能再打。工匠挖开下面,有地面以及花台、鱼池,就与这件事相同了。”

欧阳文忠公即使写一二十字的小信,也一定要起草,他如此不轻率。现在集中所见的,都是明白平易,好像未曾经意,而自然尔雅,非常人所能达到。苏东坡大体相似,起初不过是为了文采罢了。到了黄鲁直才开始专门收集古人的才语来叙事,即使在仓促之间也必定追求工整,于是以此成名。士大夫纷纷效仿。正当古文尚未流行时,即使小信也用四六体。世传宋景文公的刀笔集,即使是平文也务求奇特险怪,甚至有时作三字韵语。近来传闻傅崧卿给事用冰馈赠同僚,他的信辞说:“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以冰雪,是谓附益。”读者都不理解,有人说:“这是灵棋。”满座大笑,而不知道它的渊源,也是有来历的。

唐朝以身、言、书、判设立科目,所以士人都习练书法,有晋、宋的余风。现在得到唐人的遗迹,即使不知道名字,也往往可观。宋朝这个科目废除,书法于是无用于世,不是自好的人不习练,所以擅长的人也少,也是形势使然。欧阳文忠公集里记载与石公操推官的信,也曾见过他的两块石刻,书法怪异,讥讽他想要奇异以自高。石公操即石守道,现在徂徕集中还能见到他的回信,大体都是诘辞自我辩解,甚至说书法是六艺之一,即使善于钟、王、虞、柳,也不过是一艺而已,我所学的是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于书法。欧阳公回复他说:周、孔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笔画曲直都有说法,现在把直的写成斜的,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只是奉行周、孔之道,这很不可取。譬如在案上摆设饮食,在头上戴帽子,端正巾带而坐,然后进食

者,此世人之常尔▯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饭实酒巵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诚中其病。守道字画世不复见,既尝被之金石,必非率尔而为者。即答书之辞观之,其强项不为服下,义又设为髙论,以文过拒人之态,犹可想见也。

译这,是世俗之人常有的毛病啊。如果把脚伸进帽子里,把衣服反穿,坐在案几上,用吃饭的器具盛酒来喝,却说:“我实行的是尧、舜、周、孔的道理”,可以吗?不可以吗?这话确实切中了他们的弊病。守道所写的字画世间已不再见到,既然曾经刻在金石之上,必定不是草率随意写成的。从回信中的言辞来看,他刚强不屈、不肯低头的态度,以及故意发表高论来掩饰过错、拒绝他人的神态,还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叶石林问徐惇济曰:“自翁坡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而世争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尝有是否?”答曰:“非狮子吼寺乎?”叶公笑曰:“是也。盖吴兴城南射村有寺号狮子吼,本钱氏赐名,宋因之。石林公既为《春秋》书,其别有四:解释音义曰传,订证事实曰考,掊击三传曰谳,其编排凡例曰例。”又问曰:“吾之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济曰:“已尝有之。”石林曰:“何也?”曰:“吴程秉,逮事郑▯,著书三万余言,曰《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得无近是乎?”石林大喜。

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他色绐之,辄能辨其是非。世以为异,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晋苻坚从兄子朗,国破归晋,司马道子为设盛馔,极江右精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少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常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黑白之处。人或不信,乃记而试之,无毫厘差。咸以为知味,与韩相白鸽事同此。非有法可传,盖独得于心,故能黙契如此。

丈人本父友之称,不必妇翁也。汉《匈奴传》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称之,杜甫《上韦左丞诗》:“丈人试静听”,又有“丈人屋上乌而不闻”。杜公为韦之壻也,如此甚多。栁子厚记先友韩退之一也,至与之书乃称“退之十八丈友”,而字之者以其齿相近。乎近来不问辈行齿,泛相称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时。至于侪▯相狎,则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于轻侮。

为帅守而踵父祖尝所居,自昔以为盛事。李文饶献替记称:「开成二年,自浙西观察使授淮南节度。本朝二百余年,未尝有自润州迁扬州者。况两地皆是旧封,倍懐荣感。盖其父吉甫亦尝领▯润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有之,多见于谢上表啓。绍圣中,欧阳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旧治也。谢宰执啓云:「惟近辅之名,▯实先人之旧治。髙城不改,自疑华表之归。老吏几希,尚守朱门之旧。追懐今昔,倍剧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防稽,其父思之旧治也。谢表云:「惟昔先臣再临东越,岂期暮齿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犹有奉尝之旧。恬侯家法,自怜孝谨之衰。敢不慰问耆老,览观谣俗,无忘遗爱之厚,永念教忠之余。」皆谓是也。

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兖州,有▯妇为其里人,以伪劵诬讨田产,诉于官,凡十余,皆不得直。及文定公未去郡,而傅龙图求初中甲科,以廷尉评事知仙源县。初至官,▯妇又讼于县,求逮所讼与书劵者,騐其书迹不▯,因穷治,尽得奸状。里人既伏辜,而归其田产与▯妇焉。一郡惊为神明。李公闻之,叹曰:“吾为政于此,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罪其▯妇,吾甚愧之。”乃以束帛谢罪于妇,而盛荐傅公于朝。议者谓傅公发擿奸伏,固过人矣,而文定公之不讳其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难也。

凡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并谓之使相。唐制皆佥勅,五代以来不预政事,勅尾存其衔而不佥,但注“使”字。汉初有假左相曹参之徒尝为之,皆以将军有功,无以复赏,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来使相之比也。汉殇帝延平元年,帝以邓隲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起于此。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盖亦姑使其仪秩得视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然晋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文官,骠骑、车骑将尉军与四征、四镇及诸大将军开府者皆为武官。宋、齐以后循之不改。唐初以为文散阶,虽三公、三师亦必冠以此号。李涪着《刋误》,尝非之。宋因唐无所革,元丰官制既罢,同平章事遂以节度使加开府为使相,正合创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存之,然无生为之者,惟以为赠官。

特进起于西汉,凡诸侯功优,朝廷敬异,乃赐之位。特进位在三公下,故曰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

译叶石林问徐惇济说:“自从东坡先生将书房命名为‘思无邪斋’,将厅堂命名为‘德有邻堂’,世人便争相用三个字来命名厅堂屋宇,您知道在此之前是否已有先例吗?”徐惇济回答说:“难道不是‘狮子吼寺’吗?”叶石林笑着说:“是的。原来吴兴城南射村有一座寺庙名叫狮子吼寺,本是钱氏所赐之名,宋朝沿袭下来。石林公既然撰写了《春秋》一书,其体例分为四种:解释音义的叫‘传’,订正考证事实的叫‘考’,驳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叫‘谳’,编排凡例的叫‘例’。”又问说:“我取这些名字,是前代古人所没有的。”徐惇济说:“以前也曾有过。”石林问:“是什么?”徐惇济说:“吴地的程秉,侍奉郑玄,著书三万多字,名为《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难道不接近这种情况吗?”石林听后非常高兴。

韩玉汝丞相喜好美食,每次吃饭必定极尽精致奢侈。他生性喜欢吃鸽子,一定要白色的才吃,如果拿其他颜色的鸽子欺骗他,他总能辨别出真伪。世人认为这很奇异,然而这件事古人本来就有过。晋朝苻坚的堂兄之子苻朗,国家灭亡后归顺晋朝,司马道子为他摆设丰盛的宴席,极尽江东地区的精美菜肴。吃完后问他说:“关中的食物怎么样?”苻朗回答说:“都好,只是盐味稍微有点生涩罢了。”后来询问厨师,果然和他说的相符。有人杀鸡给他吃,苻朗说:“这只鸡平时栖息时常有一半身体露在外面。”检查后都验证无误。又吃鹅肉,他知道鹅肉黑白相间的部位。有人不相信,于是记下他的话来试验,没有丝毫差错。大家都认为他懂味道,这与韩丞相辨别白鸽的事相同。这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传授,而是独自心得,所以能如此默契。

“丈人”本是父亲朋友的称呼,不一定是岳父。汉代《匈奴传》说:“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唐人尤其喜欢这样称呼,杜甫《上韦左丞诗》中说:“丈人试静听”,又有“丈人屋上乌而不闻”。杜甫是韦左丞的女婿,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柳子厚纪念先友韩退之,等到给他写信时却称“退之十八丈友”,而称呼他字的人是因为他们年龄相近。近来不问辈分年龄,泛泛地互相称呼必定叫“丈”,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至于同辈人互相亲近,又在前面加上姓氏,叫某丈、某丈,反而接近于轻侮。

作为州郡长官而追随父祖曾经任职的地方,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盛事。李文饶在《献替记》中说:“开成二年,我从浙西观察使升任淮南节度使。本朝二百多年来,不曾有从润州调任扬州的。况且两地都是我的旧封地,倍感荣耀感激。大概因为我的父亲李吉甫也曾统领过润州。”本朝如此,近来也有这种情况,多见于谢恩的表章。绍圣年间,欧阳叔弼(棐)任蔡州知州,那是他父亲欧阳文忠公曾经治理过的地方。他在给宰相的谢恩信中写道:“近辅的名声,实在是先父的旧治之地。高城没有改变,我怀疑自己像是华表归来。老吏几乎没有了,还守着朱门的旧迹。追怀今昔,悲喜交加。”靖康年间,翟公巽从翰林院出任会稽知州,那是他父亲翟思曾经治理过的地方。他在谢恩表中写道:“从前先臣再次来到东越,岂料晚年竟追随先贤的脚步。朱邑世代祭祀,还有奉祀的旧例。恬侯的家法,自怜孝谨之心衰退。怎敢不慰问老人,观察风俗,不忘遗爱之厚,永远怀念教忠之余。”说的都是这种情况。

李文定公以原宰相的身份任兖州知州,有一位寡妇是他的同乡,用假契约诬告争夺田产,向官府诉讼了十多次,都没有得到公正。等到文定公还未离任时,傅龙图考中进士甲科,以廷尉评事的身份任仙源县知县。刚到任,那位寡妇又在县里诉讼,要求逮捕被告和书写契约的人,查验字迹不符,于是彻底查究,全部查清了奸诈的情况。同乡人既已伏罪,就把田产归还给寡妇。全郡的人都惊叹如神明。李公听说后,感叹说:“我在这里执政,不能使冤枉的人得到公正,反而要惩罚那位寡妇,我非常惭愧。”于是用束帛向寡妇谢罪,并在朝廷大力推荐傅公。议论的人说傅公揭发隐藏奸恶,固然超过常人,而文定公不隐瞒自己的过失,不掩盖别人的善行,更是人们难以做到的。

凡是节度使兼任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的,都称为使相。唐代制度都签署敕令,五代以来不参与政事,敕令末尾保留其官衔而不签署,只注一个“使”字。汉初有假左相曹参等人曾经担任过,都是因为将军有功,没有别的可以赏赐,所以假借宰相的名号,而不能居其位,这也是唐代以来使相的类比。汉殇帝延平元年,皇帝任命邓隲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的名号从此开始。魏国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的名号从此开始。大概只是姑且让他的仪制俸禄得以比照三公罢了,这也是假丞相的名号。然而晋代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的是文官,骠骑、车骑将军与四征、四镇及诸大将军开府的都是武官。宋、齐以后沿袭不变。唐代初期将其作为文散阶,即使是三公、三师也必须冠以此号。李涪著《刊误》,曾经非议这一点。宋代沿袭唐代没有改革,元丰官制废除后,同平章事于是以节度使加开府为使相,正符合创制名号的本意,而文臣寄禄官也保留此名,然而没有活着的人担任,只作为赠官。

特进起源于西汉,凡是诸侯功劳优异,朝廷敬重奇异,就赐给他这个职位。特进位在三公之下,所以叫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的身份统领城门

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后汉邓禹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是特引见之称,无官秩定礼。魏晋以后皆有之。唐以为文散阶,元丰官制以为寄禄官,亚开府。

译兵,设置幕府,得以像将军那样举荐官吏。东汉邓禹以列侯身份回到府第,特进奉朝请,这是特别引见的称呼,没有固定的官秩和礼仪。魏晋以后都有这种制度。唐代将其作为文散阶,元丰官制将其作为寄禄官,地位仅次于开府。

汉武帝元朔三年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未解。其赦天下,「内长文」之语,了不可解。张晏曰:「长文,长文德也。」师古曰:「诏言有文德者,即亲内而崇长之,所以见仁爱之道,见谓显示也。」顔氏之説虽比张晏为详,然终不能服人意。许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旧乃以内为而文为,史传写之误,容或有此,而其义通矣。」近见一士人言:「前辈校正本乃以内为而长为肆,文为赦,而肆赦所以见爱于其下,文尤为贯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据否?」欧公云:「读书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傅防之,最为解经者之敝。」此言盖讥郑氏也。近世学者多或不免如此。

吕文穆参政余庆与其弟正惠丞相皆晋兵部侍郎琦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继居显位,而家无余财,居无别业,平日赐俸多以赈施中外,随手而尽,故也。家人尝诉日用乏絶,正惠公也,过得三日,则更营三日生计,如是足矣。

秦汉以来,方士言神仙,莫不白日上升,后世小説所载,往往而是,然人未尝有目见之者,难以必其有无。惟韩文公诗叙谢自然事曰:「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如聆笙箫韵,来自防防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气明灭,五色光属聨,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据此等语,则其自防学仙而致轻举,众所共见者,昭然不诬。近吴兴陈汤求大夫提举江西茶盐回,言数年前▯州一村民女子,自防乐静黙,常独居一室中,然初无他异,至年十八九,一旦其家闻空中笙箫之声,女子已在室中阖戸而坐,须防彩云四合,蓊郁其舍,家人与观者皆莫敢前,经半日方散,开戸视之,已不见女子,久之犹闻笙箫之声在半空,其事与谢自然相▯。

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事见《洛阳伽蓝记》,非也。按《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每宴享,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所饮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或为裁减,或赐茶荈以当酒。如此言,则三国时已知饮茶,但未能如后世之盛耳。逮唐中世,▯利遂与煑酒相抗,迄今国计赖此为多。唐人所饮不过草茶,但以旗枪为贵,多取之阳羡,犹未有所谓腊茶者。今建州嵗造日新嵗异,其品之精絶者,一饼直四十千,盖一时所尚,故豪贵竞市,以相夸也。

吕申公为颍州通判,欧公为守,素不以文靖为然。及与其子为寮,见其学识已改观矣。时刘原甫、王深甫皆寓居都下,四人日相从讲学,为事情好欵密。一日分题赋诗,申公《瘿木壶》其辞曰:「天地产众材,匠者谓之智。梁桷与楹杙,小大无有弃。方者以矩度,圆者中规制。嗟尔木之瘿,何以肉有赘?生成拥肿姿,赋象难取▯。隠括所不施,钩绳为尔废。大匠睨而往,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工,而终不朽器?刳剔虚其中,朱漆为之伪。▯浆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牺象非不珍,金罍岂不贵?幸因左右容,反见谓竒。异人之于才性,夫直逺于是。性虽有不善,在教之操砺。材无不可用,在上所错置。错陋就其长,皆得为良士。执一以废百,众工何由备?是惟圣人心,絶通天下志。」欧公称赏,以为有宰相器。

钱塘关注,字子东,家世为文雅称,喜为诗,有唐人之风。尝赋《松声》一篇,云:「梦破松声枕上闻,睡魔夜半战吟魂。初疑秋雨连江岸,乍觉寒潮上海门。招引好风来古寺,追随月色下前村。晩行欲问声来处,郁郁苍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遗事,公幼时见天门开,中有公姓名。弟旭乗间问之,公曰:“要待死后,墓志写上,吾不知。”此言虽云拒之,亦可见其实有是事矣。厐庄敏公帅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庙,斋居中夜,恍惚间见天象成文,云:“厐某后十年作相当,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驻视久之方灭。公因作诗记之云:“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愿以寛章辅至

译汉武帝元朔三年下诏说:“刑罚是用来防止奸邪的,亲近并推崇有文德的人,是用来显示仁爱的。”因为百姓尚未完全受到教化的感化,我乐于与士大夫们每天更新他们的事业,恭敬而不懈怠。于是赦免天下。“内长文”这句话,完全无法理解。张晏说:“长文,就是推崇文德。”颜师古说:“诏书说对于有文德的人,就亲近并推崇他们,这是用来显示仁爱之道,‘见’是显示的意思。”颜氏的说法虽然比张晏详细,但最终不能让人信服。许少伊右丞说:“往年江南旧本把‘内’当作‘而’,把‘文’当作‘为’,史书传抄错误,或许确实如此,这样意思就通顺了。”最近听一位读书人说:“前辈校正的本子把‘内’当作‘而’,把‘长’当作‘肆’,把‘文’当作‘赦’,而‘肆赦’(施行赦免)是用来显示对下属的仁爱,‘文’字尤其贯穿全句,只是改动字太多,不知道是否真有依据?”欧阳修说:“读书遇到不通顺的地方,就改动原文来附会解释,这是解释经书的人最大的弊病。”这话大概是讥讽郑玄的。近世的学者大多难免如此。

吕文穆公吕余庆与他的弟弟正惠公吕端,都是晋朝兵部侍郎吕琦的儿子。从五代到宋朝,直到宋真宗至道年间,父子兄弟相继担任显要职位,但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居住没有别业,平日朝廷赏赐的俸禄大多用来赈济施舍给朝廷内外,随手就花完了,所以如此。家人曾经抱怨日常用度匮乏断绝,吕端说:“能过得去三天,就再筹划三天的生计,这样也就足够了。”

自秦汉以来,方士谈论神仙,没有不说白日升天的,后世小说所记载的,往往如此,然而人们未曾亲眼见过,难以断定其有无。只有韩愈的诗序中叙述谢自然的事说:“一天坐在空室中,云雾在中间升起,好像听到笙箫的韵律,来自遥远的天空,白日变得幽暗,萧萧风声寒冷,屋檐梁柱间气息明灭,五色光芒连接,观看的人只是惊骇,徘徊不敢上前,片刻后自己轻盈升起,飘散像风中的烟。”根据这些话,那么他自从学习仙道而达到轻举飞升,众人共同看见,显然不是虚假的。最近吴兴人陈汤求大夫提举江西茶盐回来,说几年前〇州一个村民女子,自从喜好安静沉默,常独自住在一间屋子里,然而起初没有其他异常,到了十八九岁,一天她家听到空中笙箫的声音,女子已经在室中关着门坐着,片刻后彩云四面合拢,浓密地笼罩她的屋子,家人和观看的人都不敢上前,过了半天才散去,开门看时,已经不见女子,很久还能听到笙箫的声音在半空中,这件事与谢自然的事相〇。

饮茶,有人说始于梁天监年间,事见《洛阳伽蓝记》,不对。查考《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每次宴饮,没有不是整天的,在座的人不论能否喝酒,饮酒都以七升为限,虽然不一定全喝下去,都要灌完取尽。韦曜所喝不过二升,起初礼遇不同,有时替他裁减,有时赐茶荈来代替酒。照这样说,那么三国时已经知道饮茶,只是不能像后世那样兴盛罢了。等到唐朝中期,〇利便与煮酒相当,直到如今国家财政多依赖这个。唐朝人所饮不过是草茶,只以旗枪为贵,多取之于阳羡,还没有所谓腊茶的。现在建州每年制造,日新月异,其中品质精绝的,一饼值四十千,大概是一时风尚,所以豪贵竞相购买,用来互相夸耀。

吕申公任颍州通判,欧阳修任太守,向来不认为吕公有什么了不起。等到与他的儿子同僚,看见他的学识已经改观了。当时刘原甫、王深甫都寓居京城,四人每天在一起讲学,交情深厚亲密。一天分题赋诗,吕申公《瘿木壶》的词说:“天地产生各种材料,工匠称之为智慧。梁柱与楹杙,大小没有废弃的。方形的用矩尺度量,圆形的符合规制。唉,你这树木的瘿瘤,为什么像肉有赘疣?生成臃肿的姿态,赋予形象难以取〇。隐括所不能施加,钩绳为你废弃。大匠斜眼看过去,恻然却有意。谁不是造化的功绩,而最终不成器物?剖开剔除其中空虚,朱漆为之伪装。〇浆挹取酒醴,施用只取其利。牺象不是不珍贵,金罍难道不贵重?幸而因左右宽容,反被称作奇异。异人对于才性,简直远远超过这个。本性虽然有不善的,在于教化的操持磨砺。材料没有不可用的,在于在上者如何安置。纠正陋习就其长处,都能成为良士。执一以废百,众工如何完备?这是圣人的心,绝通天下之志。”欧阳修称赞欣赏,认为他有宰相的器量。

钱塘关注,字子东,家世以文雅著称,喜欢写诗,有唐朝人的风格。曾经赋《松声》一篇,说:“梦破松声枕上闻,睡魔夜半战吟魂。初疑秋雨连江岸,乍觉寒潮上海门。招引好风来古寺,追随月色下前村。晩行欲问声来处,郁郁苍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遗事,公小时候看见天门打开,其中有他的姓名。弟弟吕旭趁空闲问他,公说:“要等死后,墓志铭写上,我不知道。”这话虽然说是拒绝回答,也可以看出确实有这件事了。庞庄敏公任延安主帅时,因为冬至奉祀家庙,斋居中夜,恍惚间看见天象形成文字,说:“庞某后十年作相当,以仁佐天下”,共十三字。注视很久才消失。公因此作诗记录说:“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愿以寛章辅至

平。”手椷之题云《诚斋密记》。其诗藏其曽孙益孺处。用小粉笺字札极草草。按实録,自庆厯元年初分陜西四路,公与韩忠献、范文正、王圣源三公俱为帅。至皇祐三年登庸,适十年。夫天道逺矣,而告人谆谆如此,理固有之,不可尽诘。

译平。”亲手封缄并在上面题写《诚斋密记》。他的诗作收藏在他的曾孙益孺那里。用小粉笺纸书写,字迹极其潦草。查考实录,自庆历元年最初划分陕西四路起,他与韩忠献、范文正、王圣源三位公卿都担任主帅。到皇祐三年他被提拔重用,正好十年。天道虽然深远,但这样谆谆告诫世人,其中自有其道理,不能完全追究明白。

彭资器尚书汝砺、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阳人,其父并为郡吏,而二公少相从学。彭公既魁天下,闻报之日,太守即谕其父使罢役,且以己所乗马及导从,并命郡吏送还家乡里,以为荣。其役相与言曰:「彭孔目之子既以为状元矣,熊孔目之子当如何?」次举,伯通亦擢上第。时前守已替去,后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还家。自是一郡歆艳,家学益众。

仁宗朝,京东有剧贼,执濮州通判并渊,纵掠。时蔡子正尚为小官,建言宜如汉髙元,不以刼质开奸路,急捕击之。朝廷从其言,贼党遂壊散。自是以才能显。其后江西、广东、福建路盗贼稍起,至百千为羣,公然被铠甲,拥旗鼓,肆为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复言,请严勅所属,共除民患。时执政者记其前言,因就付以其事,遂除江西提防刑狱。子正至部,首下令,民有器甲者与期限,俾首纳,原其罪。于是竞自归纳,前后得六万余,择其精者给巡捕吏兵,贼气已夺。先是,羣盗常恃众,恃兵仗,以贩鱼为名,挟盐以卖。子正复令贩盐鱼者,赍盐不及二十斤,众不至五人,不持兵,皆为良民,吏无得问。自是人情大安,盗自消弭。子正迄为名帅。

傅献简公事仁英两朝,居言路,榻前论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议,未尝少有茍容姑息之言。退而与人道之,亦未尝少有矜骄自负之色。及出为郡,循循然遵奉诏条惟谨。所亲或问之曰:「公以直节闻天下,今虽为郡,谓当有所纵舍以自表见,奈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别于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职,牧守行守土之职,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闻者叹伏。司马温公尝与邵康节论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难能也,吾以钦之畏焉。」康节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亦为难矣。」世以为知言。

魏郑公言:「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有置至公而事迹若上下共由?兹路▯之兴丧,未可知也。」余尝爱此言,最切于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考其实,未有不出于私其身者也。宋盛时,士大夫立朝论事,往往信道任诚,粲然如骨肉之相与,识者以为美谈。予闻故老道一二亊云:「太宗平晋之初,以并州交城县地势险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铁之饶,建以为大通监,领交城、绵上二邑。大中祥符中,复废为县。吕献可尝宰交城,以为宜复为监,即利害奏闻,而自请就为知监,任兴复之事。且言:『臣于审官院差除,已是合入通判资序。若朝廷允从所请,即于臣无侥幸。』」

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里闾,莫之或废。有武臣杨应诚独曰:“客至设汤,是饮人之药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渍橙果木▯之▯为汤饮。客或者効之。予谓不然,盖客坐既久,恐其语多伤气,故其欲去则饮之以汤。前人之意,必出于此,不足为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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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彭资器尚书汝砺、熊伯通舍人,本来都是鄱阳人,他们的父亲都担任郡吏,两位公年轻时一起跟随老师求学。彭公考中状元后,听到捷报的那天,太守就告知他的父亲让他免除差役,并且把自己乘坐的马匹以及随从仪仗,命令郡吏护送他回到家乡,以此作为荣耀。那些差役相互议论说:“彭孔目的儿子既然已经做了状元,熊孔目的儿子会怎样呢?”下一科考试,熊伯通也考中了上等名次。当时前任太守已经离任,继任的太守完全依照前任的先例,将熊伯通的父亲送回家乡。从此全郡羡慕艳羡,重视家学的人越来越多。

仁宗朝时,京东地区有凶悍的盗贼,劫持了濮州通判并渊,放纵劫掠。当时蔡子正还担任小官,进言认为应当像汉高祖对待陈豨那样,不因被劫持的人质而开启奸邪之路,应立即抓捕攻击他们。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贼党于是溃散。从此他凭借才能显达。后来江西、广东、福建路盗贼稍有兴起,多达成百上千结为团伙,公然穿着铠甲,拥有旗鼓,肆意抢劫,官吏无法禁止。蔡子正再次进言,请求严厉命令所属部门,共同消除百姓的祸患。当时执政者记得他之前的言论,于是就把这件事交给他处理,于是任命他为江西提点刑狱。蔡子正到达任所,首先下令,百姓拥有兵器铠甲的,规定期限,让他们自首缴纳,宽恕他们的罪过。于是人们争相自首缴纳,前后得到六万多件,挑选其中精良的供给巡捕的吏卒,盗贼的气势已经被挫败。在此之前,群盗常常依仗人多,依仗兵器,以贩卖鱼为名,夹带私盐来卖。蔡子正又下令贩卖盐鱼的人,携带盐不超过二十斤,人数不超过五人,不携带兵器,都视为良民,官吏不得盘问。从此人心大安,盗贼自然消弭。蔡子正最终成为有名的将领。

傅献简公侍奉仁宗、英宗两朝,担任谏官,在御榻前议论政事,是非分明,正色直言,未曾有丝毫苟且宽容姑息的话。退朝后与人谈论这些事,也未曾有丝毫矜持骄傲自负的神色。等到出任地方长官,恭顺谨慎地遵奉诏令条文。亲近的人有人问他:“您以刚直的节操闻名天下,现在虽然担任郡守,认为应当有所宽纵舍弃来表现自己,为什么低头奉法如此?凭什么把自己区别于常人呢?”傅公说:“不是这样,君子安于自己的职位而行事。谏官履行议论政事的职责,地方长官履行守护疆土的职责,承担这个职位,这就是古人用来安守本分而明确职守的原因。”听到的人赞叹信服。司马温公曾经和邵康节议论近代人物说:“清、直、勇,这三样是人们难以做到的,我因此钦佩畏惧他们。”邵康节说:“钦之清廉而不炫耀,刚直而不偏激,勇敢而不恼怒,也很难得了。”世人认为这是知人之言。

魏郑公说:“君臣同心,这就叫做一体。哪里有置至公于不顾而事迹好像上下共同遵循的?这条路的兴衰,还不可知。”我曾经喜爱这句话,最切合治国之道。那些讲究事体形迹的,本来是为了显示公然,考察其实质,没有不是出于私心的。宋朝兴盛时,士大夫在朝廷议论政事,往往信道任诚,鲜明地像骨肉亲人一样相处,有见识的人认为是美谈。我听说故老讲述一两件事说:“太宗平定晋地之初,因为并州交城县地势险阻,可以控制扼守山外,而且有金铁的富饶,建立为大同监,管辖交城、绵上两个县邑。大中祥符年间,又废除改为县。吕献可曾经担任交城知县,认为应当恢复为监,就把利害关系上奏朝廷,并且自己请求担任知监,承担兴复的事务。并且说:‘我在审官院的差遣中,已经是符合通判资历的序列。如果朝廷准许我的请求,对我就没有侥幸之利。’”

客人到来就备茶,想要离开就备汤。不知道起源于何时,然而上自官府,下至乡里,没有人废弃这个习俗。有个武臣杨应诚独自说:“客人到来备汤,这是给人喝药,不对。”所以他家每次有客人到来,大多用蜜渍橙果木〇之〇作为汤饮。客人有的效仿他。我认为不对,大概客人坐久了,恐怕他说话多伤气,所以他要离开就给他喝汤。前人的心意,一定出于此,不值得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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